我在一家公司做过几年顾问，那间办公室二十来个人，一台中央空调，夏天温度设在二十四度。
有一半人嫌热，另一半人披着外套。为这台空调，他们吵了三年。热的那一派说：二十四度明明还是热，你们不动脑子当然不热。冷的那一派说：二十四度已经很低了，是你们自己新陈代谢快。
后来行政部门买了六个温度计，办公室四角、门口、窗边各放一个。测了一周，事情清楚了：窗边那一片实测二十七度多，门口那一片二十一度出头。 同一间屋，差六度。
于是他们加装了一个导风板，热的那派挪了两个工位，事情就结了。
这件事我讲过很多次，因为它把这一章的全部意思都装在里面了。冷热之争不是被论证解决的，是被一件仪器解决的。 三年里双方讲的道理都对，都真诚，也都没用。真正让事情往前走的，是有人把"冷不冷"这件事，变成了一件可以取值的事。
这一章讲两位古人。他们撬的是两根极要紧的柱子，撬得也对。他们缺的，就是那六个温度计。
为什么撬柱三和柱五的人，下场比撬柱二的更难看？
第五章讲赫拉克利特，他被收编了——名字留下，说法停用。这一章的两位待遇更差：一位被打成了骂人的词，一位被当成了笑话。
我要问的是：这是他们运气不好，还是这两根柱子本身就特别难撬？
我的答案是后者，而且理由很具体。这两根柱子的共同点是：撬它们的人，撬完之后会当场被问一个他答不上的问题。 柱三问你"那你这句话算不算数"，柱五问你"那你倒是说个数"。答不上，这一撬就作废了。
而两千年后能答上这两个问题的，不是更厉害的哲学家，是温度计、是统计、是误差理论。这一章要立的就是这条线索。
普罗泰戈拉，阿布德拉人，大约生于公元前 490 年，活动于雅典。他是当时最有名、收费最高的智者之一。他的著作没有传下来，最著名的那句话由后人转引，大意是：人是万物的尺度。
从柏拉图《泰阿泰德篇》里转述的那一层意思看，他的主张相当具体：同一阵风，一个人觉得冷，另一个人觉得不冷，那么对前一个人来说它就是冷的，对后一个人来说它就不是。不存在一个"风本身到底冷不冷"的答案。
这是正面撬柱三。他说的不是"人可以随便想"，他说的是：一切判断都是从某个位置作出的，取消位置就取消了判断。
同一个意思今天有很多说法：视角、参照系、语境、立场。其中有些说法今天被当成常识，有些被当成毛病。
下场。 他的学说被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做了一个著名的反驳，大意是：如果一切意见都同样真，那么"普罗泰戈拉的学说是错的"这个意见也同样真，于是他的学说自己打败自己。这个论证今天称作自我反驳论证，两千四百年里一直是撬柱三的人要过的第一道关。
另有记载说他因为一部关于神的著作而被逐出雅典，著作被公开焚毁——这一条出自晚出的传记资料，传说，存疑。但更实在的一件事是词义：从那以后，"智者"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成了带贬义的称呼，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人替他们说话。
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接手了原子论。按原来的讲法，原子在虚空里笔直下落，速度相同，永远不会相遇——那样什么也不会发生。
他加了一条：原子在下落时，会在不确定的时间、不确定的地点，毫无原因地偏斜那么一丁点。 一偏，就会碰上，就会缠结，世界就从这一丁点里长出来。
这条主张在他的残存著作里说得很简略，完整的表述主要来自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约公元前 1 世纪）。卢克莱修讲得很清楚：偏斜没有原因，如果有原因，它就成了另一条决定的链条，什么也解决不了。
他为什么要加这一条？ 两个理由。一个是宇宙论上的：不偏就不碰，不碰就没有世界。另一个是伦理上的：如果一切都是原子按定律撞出来的，人就没有任何余地，所有关于该怎么活的讨论都成了空话。
这是正面撬柱五：往一台算得死死的机器里，硬塞进一撮松。
下场。 这条主张在古代就被大量嘲笑，理由很实在——你说它偏，偏多少？什么时候偏？既然没有原因，那就没有任何办法谈论它，它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这个质问在当时无法回答，在此后两千年也无法回答。
它被当成了一个笑话，一个为了给自由意志找地方而临时加上去的补丁。要到 1841 年，一位二十三岁的博士生把它重新捡起来做了学位论文，那个人叫马克思（第二十九章会再见到他）。
普罗泰戈拉。 土壤：厚。他看见的正是"判断总是在某个处境里作出的"这片底子。分刀：有，而且只有一刀——把"事情本身"和"对某人而言"切开。这一刀极硬。站住：几乎为零，因为他给不出"那怎么办"。回写：无。
伊壁鸠鲁。 土壤：有——虚空、下落、碰撞这一整套。分刀：这一刀非常特别，他切出的是"没有原因的那一下"。这在整部哲学史上都罕见：绝大多数人下刀是为了把事情说清，他下这一刀是为了在说清的链条上留一个不说清的地方。站住：零。因为一个没有原因、没有大小、没有时机的东西，无法被任何人接着用。回写：无。
摆完可以看出，两人缺的是同一样东西，而且缺得比赫拉克利特更彻底：赫拉克利特至少留下了可以被引用的格言，这两位留下的是可以被反问倒的主张。
这一节是本章的骨头。
普罗泰戈拉缺的是什么？
他说同一阵风对你冷、对我不冷。这句话是对的。但请注意，这句话里其实有两件事被搅在了一起：
第一件，测量条件不同。你站在窗边，我站在门口，实测就是差六度。这不是主观，这是两个不同的客观。
第二件，同一条件下的感受不同。同样二十四度，年轻人不冷，老人冷。这也不是幻觉，这是身体状况的差异，同样可测。
把这两件分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从一句会被反问倒的口号，变成了一条可以操作的规矩：任何一个读数，必须带着它的测量位置与测量对象一起报出来。
这恰恰是后来温度测量真正走的那条路。伽利略时代出现了测温的装置；1714 年前后华伦海特做出水银温度计并定了一套刻度；1742 年摄尔修斯定了另一套。有了刻度、有了统一的器具，"冷不冷"这件事就分成了两半：一半交给读数，一半交给"谁在哪儿感觉到的"。两半都留下了，都可核。
这就是判据。 判据不是站到中立的位置上去，判据是把"从哪个位置、用什么器具、在什么条件下"写清楚，让别人能复核，也能顶回来。
普罗泰戈拉输给柏拉图的那个自我反驳论证，如果手上有这套东西，其实是可以答的：我说"一切判断带着位置"，这句话本身也带着位置——它是从一个观察了很多争论的人那儿说出来的；它成不成立，看它管不管用，看它能不能被一个具体的例子推翻。答案不在逻辑里，在办法里。 而办法那时候还没造出来。
伊壁鸠鲁缺的是什么？
他缺的东西更明确：一个量。 偏多少、多久偏一次、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测出来。
这不是苛求古人。这恰恰是两千一百年后同一件事被接住的方式。麦克斯韦 1860 年给出分子速度的分布，玻尔兹曼 1872 年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讲成大量分子行为的统计结果（第十四章）。在那一套里，"散"不再是一句主张，它是一条可以画出来、可以算出来、可以拿去预言的曲线。
同一个意思，有量的时候叫科学，没量的时候叫笑话。这个分别不公平，但它是实情，而且它正是本书命题一要说的事。
要替反对他们的人说一句公道话。
古人嘲笑偏斜，不是因为他们顽固，是因为那条主张确实无法使用。 一个没有大小、没有条件、没有频率的东西，你既不能拿它算，也不能拿它验，甚至不能拿它跟别的说法比较。它在论证里唯一的作用，是堵住对手的嘴——你说一切都被决定了？我说有偏斜。对方问偏多少？答不上来。
一个只能用来堵嘴、不能用来做事的东西，被当成笑话是正常的。
对普罗泰戈拉的反驳同样不是耍赖。 柏拉图担心的事是真的：如果没有任何办法判断谁对谁错，那么最后说了算的就是嗓门、人数和权力。这个担心在两千四百年里被反复证实。二十世纪有过整整一代人拆掉各种"中立"的说法，拆得很成功，紧接着就有人用同一套话去论证"所以你们说的事实也只是你们的叙事"。
所以本书的立场要说死：撬柱三的人，有义务提供替代品。 撬完不给替代品，不是勇敢，是给权力开门。第三十一章要给的那三件东西，正是在还这笔债。
反驳一：普罗泰戈拉是收费教人打赢官司的，他关心的是辩论术，不是真理问题。把他当成认识论上的对手，是抬举。
这条反驳有史料基础：智者确实是职业教师，教的是演说与论辩，收费不低。
我让一步：他的动机里有实用的成分，不是纯粹的求真。
但我要说，这一条反过来正好帮我。他之所以看见"判断带着位置"，恰恰因为他天天在法庭和公民大会上干活。 在那种场合，同一件事被两个人讲出来就是两个样子，而且两个都言之成理。这不是书斋里的玄想，是他每天的工作经验。
这件事在本书里会反复出现：撬柱子的洞见，多数来自干活的人，不来自专门想这件事的人。 卷三卷四整整两卷讲的就是这个——非欧几何来自算了一辈子的人，熵来自造蒸汽机的那一行，标准件来自兵工厂。哲学史习惯把职业性的经验当成杂质，我这本书把它当成材料。
反驳二：伊壁鸠鲁的偏斜是为伦理服务的临时补丁，它不是一条物理主张，你用"有没有量"去要求它，是错位的。
这条反驳也对。卢克莱修讲得很清楚，偏斜是为了给"我们身上那点自主"找地方。
我让一步：它首先是一个伦理需要，其次才被说成物理事实。
但我要指出一件更要紧的事：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为需要而设的，所以它更该配一个量。 一个为了解决某件事而设的东西，最起码要说清楚它解决了多少。说"人有一点自主"，那么这一点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能看出来？如果一点也看不出来，那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这个追问不是刁难，它恰恰是这条主张后来终于被接住的方式。今天讨论人的自主余地，认真的做法是去问：在哪些条件下，人的选择对结果的影响大到可测？这已经不再是哲学思辨，是社会科学里可以做的事。同一条主张，从"堵嘴用"变成"能做事"，中间隔的就是一个量。
结算一句新话： 撬柱三与撬柱五之所以下场最惨，是因为这两根柱子都会当场要求撬它的人交出一件东西——一个判据、一个量。交不出，撬动就变成了自曝其短。而两千年里，交出这件东西的办法不在哲学里，在仪器和统计里。
普罗泰戈拉那一撬，被分成了三份。
第一份进了修辞学与法律：同一事实的两种讲法，这件事在法庭里从来不是丑闻，是制度的一部分——控辩双方各讲各的，由程序来收。法律行当很早就接受了"判断带着位置"，并且为它造了一套办法。
第二份进了测量科学：观测者效应、系统误差、校准、盲法。这些今天写在每一本实验手册里的东西，本质上都是在处理"判断带着位置"这件事。它们处理的办法不是取消位置，是把位置记下来。
第三份留在了哲学里，变成了"相对主义"这个词——一个大多数时候用来结束讨论、而不是开始讨论的词。三份里，这一份最没出息。
伊壁鸠鲁那一撬，等了两千一百年。
马克思 1841 年的博士论文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重点正是那条偏斜。他看中的不是物理，是那一撮"不被决定"的余地。
而在物理这一侧，"世界底子上是散的"这个想法，要到统计力学才获得公民权（第十四章）。这里必须谨慎：统计力学里的概率与偏斜不是一回事，把它们说成同一件事是不老实的。 我只主张一件较弱的事：直到有了处理"散"的数学工具，"世界底子上有一撮不确定"这种说法才从笑话变成可讨论的东西。
普罗泰戈拉那一撬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一个学说，是一个词。这个词今天的用法值得单说一节，因为它是本书说的"逐出"机制最成熟的工具。
这个词今天几乎只用来结束讨论，不用来开始讨论。
看一个典型的用法。有人说：这份评估表里的指标是某年某个部门定的，当时是为了应付一次检查。回应常常是："照你这么说，什么标准都没有意义了？"
请注意这句回应干了什么。它没有回答"这个指标是谁定的、为什么定"，它把对方的话换成了一个更极端的版本（什么标准都没意义），然后否定那个极端版本。这正是第五章拆过的收编四步里的第一步，只不过这里不需要走完四步——贴上一个词，就够了。
这个词的力量来自一个真实的恐惧：如果所有标准都有出身，那么最后说了算的就是权力。 这个恐惧我在第六节说过，是真的。
但正因为它是真的，这个词才特别好用，也特别危险。它把一个可以被查清的问题（这个指标是谁定的），变成了一个立场问题（你是不是相对主义者）。 一旦变成立场问题，就没有任何可核的东西了，双方开始比谁更正确。
本书的处理办法很简单，在第六章这个位置说一次，后面不再重复：凡是遇到这个词，把它拆成两问。
第一问：你是在说"这个标准有出身"，还是在说"这个标准不算数"？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前者是一个史实问题，可以查；后者是一个判断，需要理由。绝大多数争吵的双方，一个在说前者，一个在驳后者。
第二问：那么现在按什么办？ 指出出身的人有义务回答这一问。回答"暂时还按原来的，但把它是谁定的、什么条件下该重议写清楚"，是一个完全站得住的答案。回答不了，那批评就只是拆台。
两问一拆，这个词就没有地方站了。这不是修辞技巧，这是把一场立场之争换回成两件可办的事。
结算。 回到那台空调。
三年的争吵里，双方说的都是真话。真正结束争吵的，不是谁的道理更硬，是六个温度计——它把一件"你说冷我说不冷"的事，变成了一件"窗边二十七度、门口二十一度"的事。
注意，温度计没有取消位置，它让位置变得可报。 这正是本书主张的那种解决办法：不是找到一双不站位置的眼睛，而是把每双眼睛站在哪儿写清楚，让别人能复核，也能顶回来。
普罗泰戈拉和伊壁鸠鲁看见的东西都是真的。他们不幸生在没有温度计的年代，而他们自己造不出温度计。
第一个洞。 我在这一章里用温度计当模范，可温度计本身也有一段长长的出身：刻度怎么定、冰点沸点为什么被选作基准、不同国家的刻度怎么统一。这段历史我留到第十七章讲米制的时候一并处理。在这里我借用了它成熟之后的样子，而暂时没有交代它是怎么长成的——这是一次方便的借用，我把它记在账上。
第二个洞。 我说"撬柱三的人有义务提供替代品"。这条要求听起来公道，但它可能过于苛刻：一个人指出某样东西有毛病，是不是必须同时给出修好的办法，否则就不许指出？在工程上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不带方案的批评在项目里没用），在思想上未必。我暂时的想法是：指出可以不带方案，但要带判据——至少说清什么情况下算你说的毛病确实存在。这个折中我自己还不完全满意，留到卷七再碰。
（第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