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讲过外甥的「我们」是第二年八月从那一架里长出来的。这一章先问一个假设的问题：如果有人在那之前——比如第一年——就告诉他：你是打工的，你们打工的和老板天然对立，你的觉悟还不够，我来教你——会怎么样？
女儿的看法是：他会听不懂，因为碗和那一架都还没来；就算他点头，那个「我们」也不是他的，是教他的人的。他会变成一个替别人说「我们」的人。
这一章讲列宁。他做了两件事，方向相反：一件是真的换手——组织先动，不等条件成熟——他用行动证明了先动权会换手；另一件是把划线的人搬到了写回来的外面——觉悟从外面灌输，划线的人自己不受写回。补一根，塌一面。
一九〇二年，《怎么办？》：工人靠自己只能长出工联意识——要求加工资、缩工时；社会主义的意识要从外面灌输进去，由知识分子、由党带来。
一九〇九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物质是不依赖于感觉的客观实在，认识是反映——第六章、第十三章讲过的那两段。
一九一五年，《谈谈辩证法问题》：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第十九章讲过的那一句。
一九一七年，《国家与革命》：砸碎旧国家，建一个开始消亡的「半国家」；同年十月，夺权。一九二三年，《论我国革命》回答那些说俄国条件不够的人：为什么不能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前提，再在这个基础上追上别的国家？
先说他补的。
一九一七年那件事，按两个决不会是不该发生的：生产力没有发挥完，物质条件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他做了，而且一九二三年明说了：先夺权，再创造条件。用这本书的话说：这一轮，先动的不是路也不是土，是一个长出来的东西——党，一个组织——它先动了，然后用几十年逼路和土跟上。
这是换手。马克思写了六根箭头、恩格斯补了反作用，都是在纸上；列宁用一个国家做了一次实验：从长出来的东西起手，六条路里的另一条。而且他有理论：一九〇二年那本书说的就是，觉悟不会从条件里自动长出来，得有人先动。
不管这次换手的后果如何，作为「先动权会换手」的证据，它是马哲史上最硬的一件。舅舅要是读过列宁，就不会说「归根到底还是钱匣子」了——列宁的账本上，先动的是一个组织。
再说他塌的。
觉悟从外面灌输——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个「我们」不是从碗和那一架里长出来的，是由知道的人带来的。第七章讲的三个号位，最后长出来的那个「我们」，在列宁这里变成了第一个到场的：党先有了「我们」的定义，再把工人装进去。最后长出来的东西被搬到了最前面——第十七章讲的先在主体，在这里有了组织的形状。
这一步塌的是主体那一面：工人的「我们」不再是他们自己长的，是被代显的。而且它有一个连带的后果：带来觉悟的人，自己站在觉悟之外。谁能说党的觉悟不够？按定义没有人——觉悟的标准就是党。划线的人被搬到了线外，写回来的箭头到他那儿停住。第十七章、第二十二章讲的判官问题，从这里开始有了制度：先动的那个组织，不受它推动的东西写回。
一九〇九年的反映论帮了这一步的忙。认识是反映，反映有准有不准，准的是科学，不准的是虚假意识——谁的反映准？灌输觉悟的那个人。反映论给「从外面灌输」提供了认识论：外面的人反映得准，里面的人反映得不准。
还有一处塌，在国家那一头。
马克思一八七一年从公社学到的那样东西——普选产生的代表，随时可以罢免——是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它让「换人」有了路。列宁一九一七年的《国家与革命》引了公社，引了罢免，可十月以后建起来的那个「半国家」，罢免没有了，先动的组织不受罢免。公社的形式被引了，没有被用。第十七章讲三个词的时候说过，公民是两家都没长出来的那一样；列宁离它最近的一次——公社——擦肩而过。
合起来判：列宁补回了「长出来的东西可以先动」这根箭头，用一个国家做了证据；同时塌了主体那一面——「我们」由外面带来，划线的人搬出了回写，公社的罢免没有用上。
第一例是恩格斯：补反作用，塌换手。第二例是列宁：补换手，塌主体。两例一正一反，正好说明补一塌一不是一个方向的事：补哪根，塌哪面，各不一样，可总有一面塌。
「觉悟从外面灌输」落在这块土上，床是现成的：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孙中山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训政期由党做民的导师。列宁的党落在先知先觉这张床上，几乎不用翻译。第十四章讲鸦片论落在神道设教的床上，这里是同一张床的另一头：楼上的人负责觉悟，楼下的人等着被觉。
这块土上和它反着的话也有：教学相长——第十一章引过；还有更硬的一句，《论语》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觉悟不一定在先来的人那边。
一件事：如果有人在第一年就教外甥说「我们」。
他会说，可那个「我们」是教他的人的。第二年八月那一架以后他自己说出来的「我们」，才是他的。列宁补的是「有人可以先动」——这是真的，女儿也先动过；列宁塌的是「先动的人自己不受写回」——女儿先动以后，她自己被账本改了，她成了记账的人，这一条列宁的党没有。
换一句说法：列宁用一个国家证明了先动权会换手——组织可以先动；同时把「我们」搬到了最前面、把划线的人搬出了写回；补一根，塌一面，第二例。
能数的数：一九一七年以后，先动的那个组织被它推动的东西写回过几次——路线被下面改过几次，人被下面换过几次，走的是形式还是内部。这本书先写死：走形式的次数为零。若找出一次，先动的组织被它推动的对象经由形式换了人，「划线者搬出回写」这一章作废。
一句话：列宁做了马哲史上最硬的一次换手——组织先动，先夺权再创造条件；同时把最后长出来的「我们」搬成了第一个到场的，把划线者搬到了写回的外面，公社的罢免引了没用；补一塌一，第二例。
两个洞：一，「组织先动是换手」这个读法，也可以读成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不算马哲——本章取「他是马哲里的一家」这个读法，理由是他自己这么认；二，「走形式的次数为零」是先写死的，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记录本章没有翻。
核验状态：一九〇二年《怎么办？》关于灌输的段落、一九〇九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九一五年《谈谈辩证法问题》、一九一七年《国家与革命》关于公社与罢免的引述、一九二三年《论我国革命》，卷页见附录乙；《孟子·万章上》先知先觉句、孙中山训政说、《论语·子罕》后生可畏句为公开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