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一句「我可能错」,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82 号 · ISBN 979-8-90690-305-1 · 约 23 万字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办人。
他出生于中国湖南乡村,父亲是农民。1990 年考入湘潭大学,后在中国科学院获得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专业方向为有限元方法与网格生成(Voronoi、Delaunay、CVT)。此后先后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携家人定居新加坡。
从数学到哲学,他的转向来自同一个问题:一样东西的样子,究竟是被发现的,还是被生成的。在网格生成里,一个三角形的质量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测量,而是由一连串约束和相互作用生成出来的;把这个经验一路追问下去,就成了后来的 SDE 本体论。
他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2022)、321 智慧系统(2022—2024)、SIO 本体论(2024—2025)、SDE 本体论(2026 至今)。其间他曾公开判定自己早年的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并把这次自我推翻写成专著。这种“用自己的刀判自己”的做法,构成了他全部写作的底色。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哲学、教育、健康、语言、数学等领域的专著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普通人都能懂的”系列以 SDE 解构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本书是该系列之一。
你一定听人说过这句话:「你这个说法,不可证伪。」
也许是在一场饭桌上的争论里。有人拿出一套道理,什么事都解释得通:孩子考好了,是方法对;孩子考砸了,是坚持得不够。你心里不服,又说不出哪里不对。这时旁边有人慢悠悠补了一句:「那你说说,出现什么情况,就算你这套错了?说不出来,那它就不是知识,是信仰。」
一桌人安静了。
这把刀,是一个维也纳人磨出来的。他叫卡尔·波普尔,一九〇二年生在维也纳,一九九四年死在伦敦,活了九十二岁。二十世纪的哲学家里,进入普通人口头语最深的,大概就是他。很多人一页他的书也没读过,却天天在用他的刀。
他的一生不像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十几岁没读完中学,跑去大学旁听;当过木匠学徒,一辈子以自己做的家具为荣;在儿童辅导处给心理学家阿德勒打过下手;在维也纳的中学教过数学和物理。三十五岁那年,纳粹的阴影压过来,他带着妻子逃到了地球另一头的新西兰,在那里熬了九年,写出了一本让他出名的政治哲学书。战后去伦敦教书,被封了爵士。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生、经济学家都爱读他,把他当自己人;哲学系里的同行对他却常常冷淡。他脾气很坏,爱吵架,吵得最有名的一次,对面站着的是维特根斯坦,旁边壁炉里插着一根拨火棍。
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想弄明白,我们凭什么说自己知道一点东西。
这套「普通人都能懂」的书写到今天,他已经露过好几次侧脸,每一次都只是一个侧面。
在休谟卷里,他是那个「绕山」的人。休谟立起了归纳这座山:看见一千只白天鹅,也证明不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波普尔说,那就别爬了,科学本来就不靠归纳。他绕到了山的另一边。可是等到要用一个理论去修桥、开药的时候,归纳又从后门溜了回来。
在柏拉图卷里,他是原告。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把柏拉图推上被告席,说《理想国》是封闭社会的蓝图。那一卷说:在「判错权」这件事上,本系列和他站在一起;可他只看见了柏拉图的一只脚。
在黑格尔卷里,他是黑格尔最凶的批评者。那一卷说,在「否定」这件事上,两个人走在同一条路的两段:黑格尔发现否定是有方向的,波普尔坚持方向不是事先定好的。他拿掉了黑格尔焊在土上的那颗钉子。
在《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里,他有整整一章,题目是:科学不是被证明的,是还没被打倒的。那一章替他量了一遍,说他停在了三处:判错得站在土上,他没看见;猜想从哪里来,他交给了心理学;批评要有一片承得住批评的土,他没经营。
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讲一个哲学家,像当导游。站在他身边,替他把话说清楚:什么是证伪,为什么一只黑天鹅比一百万只白天鹅有用,为什么「怎么都对」的理论其实什么也没说。读者跟着他的逻辑走,走得明明白白。关于波普尔,这样讲得好的书,中文里已经有不少。
拆,是另一回事。拆像结构工程师爬进墙里,看哪根梁在承重,哪根是后加的装饰,哪根早就裂了、只是刷了一层漆。拆不是推倒,更不是骂。一个思想家越伟大,他的问题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才越值得看。
拿那只最有名的黑天鹅来说。讲,是讲清楚:一百万只白天鹅证明不了「天鹅都是白的」,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它,所以推翻比证明有力。这一层,本书第三编会讲足。拆,是再往墙里多看一眼:那只黑天鹅,是谁认出来的?一个从没见过天鹅的人,在河边看见一只黑色的大鸟,他不会说「天鹅不全是白的」,他只会说「那边有只黑鸟」。要认出这是一只天鹅,要先有人给天鹅定过样子,要有博物学家、有标本、有一群愿意认这个结果的同行。一只黑天鹅能推翻一句话,靠的是一整片土。他的刀很快,刀下面那块砧板,他很少看。
这本书拆他,只用一把尺子: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的,还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长出来、稳下来、又回头改写那片土的?前一种叫发现学,后一种叫发生学。这把尺子不判他对错,只找他在哪里开门,在哪里关门。
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却只给理论开死亡证明,不给它开出生证明。
先说这两张纸。
一个孩子生下来,医院开一张出生证明:几点几分,哪家医院,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多重,多长。一个人走了,医院开一张死亡证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一个人的一生,就夹在这两张纸中间。
波普尔给理论开死亡证明,开得比谁都认真。一个理论死于哪一次观察,死于哪一个预言落空,死因写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要求一个理论在活着的时候,就先把自己的死亡证明填好一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就算死了。」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今天的医生、工程师、做实验的人,都在用这一招。
可是理论的出生证明,他一张也不开。一个新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开头第二节就把话说死了:这件事,心理学家也许感兴趣,对知识的逻辑分析无关紧要;一个新想法,没有什么逻辑方法能把它生出来。
一个只开死亡证明、不开出生证明的医院,是一家奇怪的医院。孩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人记得他在哪片土里、经过哪段路长成了这个样子。
这两张纸,其实每个人的日子里都有。一份体检报告,一张考试卷,一次年终考核,是死亡证明的样子:这里错了,那里不行。一本孩子的成长相册,一份老手艺人的笔记,一段你自己学会一样本事的回忆,是出生证明的样子:它是从哪里来的,怎样一步一步长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要是只收死亡证明,会越来越怕犯错;要是只收出生证明,会越来越不肯被检验。两样都收,才是一份完整的档案。
判词前半句同样要紧: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他晚年说,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差一步:阿米巴犯了错,自己就死了;我们可以让理论替我们去死。这一句,本书要一字一字接过来。他看见了「长」,看见了一代又一代,只是把「生」那一半交了出去。
要给波普尔定位,可以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把梯子。这段历程走过四站。
第一站,三视角,是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此前 2015—2016 年回国推广、开讲,是酝酿期)。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看知识,本体仍是现成的人、事、物。这是发现学的知识论。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智慧=(存在,矛盾,视角),借尼采的视角论回答: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对比、变化、分布?走到尽头,他判定这条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他撞上了一个巨大的亏空:这份知识,到底归谁?
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把主体、互动、客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
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站内分两段:前一段三元组是结构、差异、纠缠;2026 年 5 月起只换一个词,结构改读为显露。
波普尔落在哪一站?落在第二站的尽头,第三站的门口。
第二站撞上的那道题,可以写成一个式子: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这个式子不假,亏空在于:知识里有主体的份,有客体的份,有互动的份,那它到底归谁?
对这道题,波普尔给过思想史上最干脆的一个回答:谁也不归。他晚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他说,知识一旦写成书、写成定理、写成理论,就住进了「世界三」。那是人造的,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脑子,有它自己的性质,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命运。
这个回答很漂亮。可是它用的办法,是在主体和客体之外再分出一个区,而不是拆掉那面墙。第三站做的是拆墙:主体、互动、客体本来就不是先在的三方,是同一个显露在不同号位上的显影。所以说波普尔站在门口:他把第二站的问题问到了最尖,自己在门外又盖了一间屋子。
这把梯子也可以用来看你自己。他的好几句话,站在不同的站上读,分量完全不同。「心是探照灯,不是桶」,站在第一站就能读懂:同一片风景,带着对比的眼光和带着变化的眼光,照出来的不一样。「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要走到第二站的尽头,撞上「知识归谁」那个亏空,才读得出它有多大胆。「世界三会回头改造世界一」,要走到第四站,懂了回写,才看得出他离发生学只差多么窄的一道缝。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这样读:读到某一句觉得平常,不妨过一阵子再读一遍,你可能已经换了一站。
波普尔活着的时候,想法是很贵的。一个像样的科学猜想,要一个人苦熬很多年,所以他可以说:想法怎么来的不重要,要紧的是怎么检验它。
今天,想法变便宜了。你问一个大模型,一秒钟它能给你一百个猜想,个个通顺,个个自信。这时候,他那两张证明同时变成了每个人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出生证明。这一百个猜想是从哪里来的?从什么样的语料里、经过什么样的路长出来的?这件事第一次不能再推给「心理学」,因为生出它们的不是一颗看不见的脑袋,是一台有来历的机器。
另一个问题是死亡证明。谁来签?机器不会说「在这里我算错」。说这句话的人要为错误付代价,谁付代价,谁才签得下这张纸。
还有一件更尴尬的事:大模型本身,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一台归纳机器。它从几万亿个字里总结规律,然后照着规律往下说。波普尔一生说科学不靠归纳,归纳却从大门走了回来,坐在每个人的手机里。
还有一层。他一辈子最警惕的,是一种「什么都能解释」的说法。今天,一台机器能把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头头是道,而且语气比任何人都笃定。他那把「什么情况下你算错」的刀,放在今天,比放在他那个时代更要紧:不是为了拿它去砍别人,是为了每天拿它问一问自己手机里那一段段通顺的回答。
这件事已经落到了每一个家庭的饭桌上。一个初中生交上来一篇作文,观点新鲜,句子漂亮。老师读完,心里犯嘀咕:这个观点是他自己长出来的,还是机器替他生的?过去,老师只要判「写得对不对、好不好」,那是死亡证明;现在,老师第一次不得不去问「它是从哪里来的」,那是出生证明。这个问题在波普尔的书里没有位置,在今天的教室里却躲不开。
中国读者读波普尔,有一个便利:他说的好几件事,我们的日常语言里早就有了影子。
「事后诸葛亮」「马后炮」,说的正是他最看不起的那种本事:事情发生了,再回头解释得头头是道。什么都能事后解释的人,事先什么也没说。
「吃一堑,长一智」,说的是一件他只说了一半的事:摔一跤,是一张死亡证明;长一智,是这张死亡证明上的死因,沉回了一个人的土里,长成了下一次的本事。他把前一半说得极好,后一半,这句老话替他说了。
「摸着石头过河」,说的几乎就是他那套「零敲碎打」的改法:一次只迈一步,脚下踩实了再迈下一步,踩空了能退回来。
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据说出自他的书,大意是:我可能错,你可能对,我们一起努力,也许能离真理近一点。这句话在中文世界被抄进过无数本子,挂在过不少办公室的墙上。
这些只作旁证,不能混为一谈。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路。「摸着石头过河」长在一片讲究经验和时势的土里,他的「零敲碎打」长在一片被乌托邦蓝图伤过的土里,两句话碰巧走到了同一个路口。本书不拿中国的老话去证明他对,也不拿他去给老话镀金,都用同一把尺子去量。
因为他问的问题,菜市场里的人也在问。
这个保健品,到底有没有用?这个补习班,值不值那个钱?这位专家说的,靠不靠谱?领导这套新办法,是真管用,还是赶上了好年景?
波普尔教给普通人的,是一句九个字的话:什么情况下,你算错?这句话值得抄在本子上。
这本书想再加一句: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前一句替你挡住骗局,后一句帮你长出自己的想法。只会问第一句的人,会变成一个挑剔的看客;两句都会问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思考者。
设想一个很普通的晚上。一位母亲刷到一条视频,说某种学习法三个月能让孩子成绩翻倍;她心动了,又拿不准。她要是只会问第一句,会追着那条视频问:出现什么情况,就算你错?问得很准,骗局大概挡住了;可她还是不知道,自己家的孩子到底该怎么办。她要是也会问第二句,就会回过头来看自己家:孩子是在哪一门、哪一章卡住的?他以前在什么时候学得最顺?那时候身边有谁、手上在做什么?前一问让她不上当,后一问让她找到了自己的路。这本书里,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这两问会一直陪着你。
拆他之前,要先把他的看见写足。书里每一处说他「关门」,前面都要先讲清他「开门」开在哪里。每一个判断之前,都要先把他的论证讲到读者能转述给别人听。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也要一处一处说清:在仪器精良、同行齐全、规矩成熟的地方,他的刀几乎一刀一个准。
还有一件事,对别的哲学家可以不提,对他非提不可。这套书有一条老规矩:每一卷的判词,都要写出「出现什么情况,这句判词就错了」。这条规矩,本来就是波普尔的遗产。用他的刀来拆他,他大概不会反对。本书判词的推翻条件有两条:
第一,如果在他的主要著作里,能找到他把「一个猜想是怎样长出来的」当作认识论的正题来研究,并且给出了一个能用的机制,那么判词的后半句就要收窄。本书第 22 章会专门去查,重点是他晚年那个「问题—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问题」的图式。
第二,如果他明确承认,一个理论经受住检验以后,挣到了某种正面的资格,而不只是「到现在还没被打倒」,那么「只开死亡证明」这几个字就说重了。第 15 章会专门去查。
查的结果,不管站得住还是站不住,都写进书里。判词下宽了,就公开收窄,写明收窄前后两句,不悄悄改。
后来查的结果,也照这个规矩写进了书里:第一条,判词站住了,判决二加了一句注;第二条,判词站住了,判决一的措辞公开收窄了一格。两处都登记在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读者可以自己去查,也可以接着往下查。
最后交代一句怎么写成的: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作者给出,文字在作者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写一本书,这本身就是一场人与工具的回写。写一本关于「想法从哪里来」的书,更没有理由把这件事藏起来。
这本书有十一编、五十四章。下面先把全书的骨头摆出来,你可以挑自己要走的路。
判词是一句话:
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却只给理论开死亡证明,不给它开出生证明。
展开是五条判决。每条都分两列:左边是他打开了什么,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是他又关上了什么,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两列合起来,回到那句判词。
| 判决 | 他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主场 |
|---|---|---|---|
| 一 · 只开死亡证明 | 知识不是一堆存货,是一场还没打完的淘汰 | 活下来的理论,只拿到一张关于过去的成绩单,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 | 第三编 |
| 二 · 发现的逻辑里没有发现 | 科学始于问题,问题来自落空的预期 | 猜想从哪里来,交给心理学和运气(注: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知识论之外也开过,只是不许它在知识论里作数) | 第四编 |
| 三 · 沼泽只剩「没有底」 | 知识没有岩床,判错要靠一群人接受 | 土被写成约定和一次决断,而且不会被楼改写 | 第五编 |
| 四 · 判错权搬进了制度,只搬进一块地 | 不问谁该统治,问怎样不流血地换人 | 批评只押在想法那一块地上,认了错不被踩死的那片土没人经营 | 第六编 |
| 五 · 人造的,却被说成是发现的 | 知识是人造的、会长的,还会回头改造世界 | 造出来以后,里面的东西被说成「等着被发现」;真理是云里的山顶 | 第七编 |
第一编讲他的一生,第二编讲他接手的那道题,这两编给五条判决准备证据,尤其是判决二:他自己的每个想法,都有清清楚楚的出生地。
第三到第七编是主场,一编对一条判决。每编最后一章是「SDE 解构」,把本编的看见和收回并排列出来,再附一张本编的判负卡。
第八编是总解构,五条判决在这里合拢,三根承重梁换成新梁。第九编讲他身后的人,第十编讲大模型来了以后怎样重读他,第十一编把他放回教育、健康、事业三件事里去用。结语逐条检查五条判决,站不站得住。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读每编最后一章(第 17、22、27、33、40 章),再读第 41 章和结语。全书的骨头就在这里。
为孩子来的:从导论进,读第 2 到第 4 章(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一年里撞上三件事),再读第 13、14 章,最后读第 52 章「错题本不是死亡证明」。
为身体来的:读第 14 章(怎么都对的说法),第 16 章(一次没看见,不是一只黑天鹅),第 38 章(骰子和整张桌子),然后读第 53 章。
为工作来的:读第 13 章(越可能错的话越值钱),第 31 章(先修漏水那间屋),然后读第 54 章。
引他的话,一律转述大意,后面括号标出处。《科学发现的逻辑》标节号,《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标章,《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标卷和章,自传《无尽的探索》标节或写明哪一节。凡带引号处,请理解为「大意如此」。拿不准的出处只写书名,不编页码。他生平的轶事,多半出自他自己的自传,一律注「据自传」;别人的说法和他不一样的,两说并存。
每章末有两行小账。第一行记:这一章里他开了门还是关了门,开的是形状、路、土、回写哪一扇。第二行记:这一处,死亡证明开了没有,出生证明补上没有。
每编末有一张判负卡,写明这一编的判断出现什么情况就算错。
凡是本书自己的解释,不是他的原话(比如把他的三个世界对上本书的三块地),在该章标「待验」。
本书用七个大白话词讲道理,导论里一个一个磨。另外加了一对词: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全书只用这一套词,从头到尾不换。
全书有一幅反复回来的画,是他自己画的。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30 节里说:科学不是建在坚硬的岩床上,它像一座立在木桩上的房子,木桩从上面打进沼泽,却没有打到任何天然的底;我们停下来不往深处打,不是因为碰到了硬地,只是因为觉得这些桩已经够结实,暂时撑得住这座房子。
这是二十世纪写知识写得最坦白的一段话,本书第五编要专门讲它。他看见了没有岩床,这是他比几乎所有前人都诚实的地方。可是这幅画也有三处画错了,正好对上本书要拆的三根梁:桩只会被判「撑不住」,不会被判「越撑越牢」;桩是从哪里砍来的,他不问;房子盖上去以后,沼泽会被一点一点压实,他没看见。
全书还有一把钥匙,就是那一问:这个想法的出生证明在哪里?每一章都拿它去开一次锁。有的锁开了,有的锁他自己焊死了。
本书引用本系列前几卷已经下过的判断,写「本系列某某卷讲过」,不重复论证,也不改判。《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里那一章已经说过他停在三处,本书把这三处分别放大成第四、第五、第六编。休谟卷说他「绕山」,本书在第三编接着量:绕过去以后,他在山那边挣到了什么,没挣到什么。柏拉图卷和黑格尔卷已经拆过他的两个被告,本书第六编只写他自己,不再替那两位辩护。
有一处和前卷相比说得更细:前卷说他的「世界三」几乎就是本系列所说的「想法那一块地」,本书认这一半,另指出后一半里有一个收回的动作(第 35 章)。这是往细里走,不是翻案。
先把工具磨利。这本书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外加一对证明。下面用一件人人见过的事,把它们全部用一遍。
小满七岁。那年夏天,爸爸给她买了一辆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
第一天,她跨上去,脚一蹬,车头就往一边拐,人往另一边倒。第二天好一点,能蹬两下再倒。爸爸在后面扶着车座,她骑,他跑。第五天,爸爸偷偷松了手,她骑出去十几米才发现,一回头,车一歪,又摔了。
到第十二天,她会骑了。膝盖上贴着三块创可贴,骑着车在小区里绕圈,像一只刚会飞的鸟。
这件事,你一定见过,多半也经历过。可是请想一想:「会骑」这件事,是从哪里来的?
有一种回答是:骑车的办法本来就在那里。人怎样保持平衡,力学里早就写好了,小满只是一点一点把它找到了。这是发现学的回答。它背后有三块地基:对象先在,那套正确的骑法在她学会之前就在;方法中立,摔了多少次、怎样摔的,不影响那套骑法本身;知识累积,每摔一次,离正确答案近一步,像往一个桶里装水。
另一种回答是:「会骑」是长出来的。在小满的身体、那辆车、小区的路面、爸爸那只手缠在一起的一片土里,经过十二天一先一后的摔和蹬,长出了一样以前没有的东西。这样东西长出来以后,又回头改了那片土。这是发生学的回答。
这本书用来拆波普尔的,就是第二种回答。它有七个词。
一锅粥。 第一天,小满跨上车的那一刻,什么都在:她的腿,她的眼睛,她的害怕,车把,轮子,地面的坡度。可是这些还没有分开,还没有谁跟谁配合。这就是一锅粥。请注意,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
路。 第一次倒向左边,第二次她本能地往右扳,结果倒向了右边;第三次扳得轻一点,多蹬了两下。这一串不同,有先有后,一次改着一次,慢慢收拢。这就是路。路不是一堆摆在桌上的不同,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不同,顺序不能乱:没有第一次往左倒,就没有第二次往右扳。
土。 那辆车的大小,小区路面的平整,爸爸跑在后面的那只手,她前一年玩了一整年的滑板车,她看哥哥骑车看了无数遍,还有她那天的心情。这些缠在一起,就是土。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一个孩子,在一段下坡的碎石路上学,和在平整的小区里学,长出来的不是同一种「会骑」。车太大,她够不着地,心里就怕;心里一怕,身子就僵;身子一僵,车就倒。土里的东西互相缠着,一起推。
正在成形。 第五天,爸爸松手,她骑出去十几米。那十几米,「会骑」已经冒了头,可是站不稳,一回头就倒。这就是正在成形。这是最有创造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次摔得太狠,她可能从此不肯再碰这辆车。
定型。 第十二天,她会骑了。这个「会」稳住了,能被认出来:大人一看就知道她会了;能传下去:明年她可以教弟弟。这就是定型。可是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形状。 那个稳住的「会骑」,就是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光谱。第一天几乎看不出来,第五天模模糊糊,第十二天清清楚楚。
回写。 最容易漏掉的是这一个。小满会骑以后,那片土变了。她的腿更有劲了,她不怕坡了,小区对她来说变大了,她开始央求去更远的公园。更要紧的是,她再也回不到不会骑的那个自己。你让一个会骑车的人假装不会,他做不到。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土里,让土变厚,变得不一样,这就是回写。回写不是「留个记录」,也不是「有点影响」。一个库房里东西越堆越多,库房却不反过来改生产线,那不是回写。回写是土被改了。
七个词,就是这些:一锅粥、路、土、正在成形、定型、形状、回写。本书尽量只用这七个词讲道理,不用别的术语。它们背后各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第一次用到时会在括号里说一下,之后就不再提。比如形状,正式的名字叫显露;路,叫差异序列;土,叫特征纠缠。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够了。
七个词之间是什么关系?可以画一张图纸: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
写成式子是三行:S=F(D,E),D=G(S,E),E=H(S,D)。S 是形状,D 是路,E 是土。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
放回小满身上看。「会骑」这个形状,是那十二天的摔和那片土一起长出来的,这是第一行。她每一次怎么扳车把,取决于她已经「会」了几分,也取决于车和路面,这是第二行。她会骑以后,腿、胆子、爸爸的手、小区的意义都变了,土被改了,这是第三行。
发动机是三拍。第一拍,路和土之间攒张力:她想往前,车偏要倒,这股别扭越攒越多。第二拍,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别扭攒够了,某一次她的身子自己找到了那个微妙的角度。第三拍,形状的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会了一点,下一次摔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新的张力又起。
三笔纪律要记住。第一,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没有车要倒这股劲,她学不会。第二,形状是结算点,不是起点:「会骑」在第十二天结算出来,不是第一天就在那里。第三,回写最容易漏:人人看见她学会了,很少有人注意到,她学会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还有一件事顺带一提。一件事里有三样东西都活着、互相顶撞,最容易长出真正的新东西;只有两样活着、第三样被焊死,就只能长出细分和分类;三样都焊死了,就只能推出推论。本书第二编讲波普尔是怎样被几股材料撞出来的,会用到这个区分。
土还可以再分一分。一个人的日子,大致长在三块地上。
第一块,是脑子里想的:概念、道理、规则、制度。爸爸头天晚上说的「眼睛看前面,别看脚」,就长在这块地上。
第二块,是手上碰的:身体、器具、地方、钱。那辆车,那段路,小满膝盖上的创可贴,都在这块地上。
第三块,是心里的「我、你、他」:记忆、身份、情绪、意志、关系。小满的害怕,她对爸爸那只手的信任,她不想在邻居小孩面前丢脸,都在这块地上。
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小满第一天就把「眼睛看前面」这句话背得滚瓜烂熟,想的那块地通了;可她的腿还没长出那股劲,碰的那块地没通;她一看见路边有人在看,身子就僵,心里那块地也没通。所以她照样摔。成年人管这个叫「明白了一堆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记住这三块地。波普尔一生最看重的是第一块,他把「批评」「反驳」「开放」都种在想法那块地上。这很了不起,也正是本书判决四要说的:判错只搬进了一块地。
现在请波普尔来看小满骑车。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看,这就是知识增长的样子。小满每一次跨上车,都是在提出一个猜想,「这样扳车把,我就不会倒」。每一次摔倒,都是这个猜想被驳倒了。她从错误里学习,下一次换一个猜想。没有摔跤,就没有学会。
他说得对,而且对得很深。在他之前,许多人以为学会一件事,是把正确的东西一点一点装进脑子里,像往桶里倒水。他坚决反对这幅画。他说,心不是一只桶,是一盏探照灯:人先带着一个预期往外照,照错了,再调。小满不是被动地装进骑车的知识,她是一次次主动地试。这一点,本书要完整地接过来。
可是用七个词再看一遍,他这幅画在三个地方停下了。这三个地方,正好是本书要拆的三根梁。
第一处。到了第十二天,小满骑得稳稳的。照波普尔的说法,这个「会骑」只是「到现在还没被驳倒」,它从之前那十二天里,挣不到任何正面的东西。可是谁都看得出来,她挣到了。十二天的摔和蹬,把她的身体和这辆车、这段路缠紧了,这个「会」有了资格。资格是在路上一步一步挣来的。这是第一根梁:只开死亡证明。
第二处。第一天她跨上车,第一次蹬出去,那个猜想是从哪里来的?照波普尔的说法,这不是知识论该管的事,是心理学的事。可是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猜想有出生证明。她看哥哥骑了无数遍,她玩了一整年滑板车,爸爸头天晚上跟她说「眼睛看前面,别看脚」。第一个猜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这是第二根梁:不开出生证明。
第三处。在波普尔的画里,有一个「正确的骑法」在那里等着,小满每排除一次错误,就离它近一点,像登一座山,山顶在云里。可是小满学会的,是她这个身子、这辆车、这段路上的「会骑」。明年换一辆大车,这个「会」要重新长一遍,而且会长成另一个样子。没有一个在云里等着她的山顶。倒是她长出的这个「会」,回头把她自己改了:这是回写。这是第三根梁:土只剩「没有底」,山顶却早就在那里。
先说一句公道话。他这幅画在什么时候几乎一点不差?在一个平整的小区里,一辆大小正合适的车,一位教过好几个孩子骑车的爸爸:这时候土已经很稳,路也有人走熟了,剩下的事,差不多就只是一次次试、一次次摔、一次次改。土越稳,路越熟,他的画就越准。本书后面会一再回到这一点:他的「猜想与反驳」,是发生在土极稳、手续极熟的条件下的一个极限情形。在那种条件下,只记摔跤,几乎就够了。
这三处停下,本书后面要一处一处去拆,每一处都先还他公道,再说他停在哪里。
七个词之外,本书再加一对词: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是说一个想法怎样被判了死刑:死于哪一次观察,死于哪一个预言落空,谁来判的,拿什么判的。这是波普尔最拿手的。
出生证明,是说一个想法怎样长出来:在哪片土里,沿着哪条路,第几次尝试的时候冒了头,那时候谁在场。这是波普尔不肯开的。
本书每一章都会问一次:这里,死亡证明开了没有?出生证明补上没有?问多了,你会发现自己看任何想法都多了一只眼睛。
读波普尔会遇到他自己的一套词。下面先给一张预览表,说一下每个词大致对上七个词里的哪一个,差在哪里。后面各章还会细讲。
| 他的词 | 大致对上 | 差在哪里 |
|---|---|---|
| 猜想 | 正在成形:形状刚冒头 | 他不问它从哪片土里冒出来 |
| 反驳 | 路上的一次撞墙 | 只记撞墙,不记路因此被改了 |
| 问题 | 路和土之间攒下的张力 | 他看见了,却不把它当成猜想的出生地 |
| 背景知识 | 土的一部分 | 被写成「暂时不怀疑的东西」,不是在推的东西 |
| 基础陈述 | 一群人在土里的接受 | 被写成「约定」和「决定」 |
| 确认 | 路走长了一截 | 他不许它算作挣到的资格 |
| 世界三 | 三块地里想法那一块,以及回写的一半 | 造出来之后的后果,被说成「等着被发现」(待验) |
| 逼真度 | 路的方向 | 方向被焊到了云里的山顶 |
| 倾向 | 土:整个处境 | 被说成世界本身的一种属性 |
第一个误会:证伪,就是证明一个说法是假的。不对。可证伪,说的是一个说法敢于说出「出现什么情况我就算错」,它留着一扇被驳倒的门。一个可证伪的说法完全可以是真的,而且可能一直是真的。「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城区有雷阵雨」是可证伪的,它到了明天很可能应验。
第二个误会:不可证伪的东西没有价值。也不对。他划的线,是「是不是科学」,不是「有没有价值」。他自己说过,许多形而上学的想法后来长成了科学,没有它们就没有后来的科学。一首诗、一段音乐、一个人的信仰,都不可证伪,他从没说过它们是废物。
第三个误会:他是维也纳学派的一员,是实证主义者。恰恰相反。维也纳学派说,一句话有没有意义,看它能不能被经验证实。他说这条线划错了:「证实」根本做不到,而且意义和科学是两回事。那些人读他、请他讨论,却一直没让他入伙,有人叫他这个学派的「官方反对派」。他晚年有点得意地说过,是他杀死了逻辑实证主义。
还有一个小误会,顺带清掉:「黑天鹅」不是他发明的。欧洲人很早就拿「白天鹅」做逻辑课上的例子,十七世纪末荷兰人在澳大利亚真见到了黑天鹅。他只是把这只鸟用得最好。
每章末两行小账,第一行记开门还是关门、哪一扇,第二行记两张证明。举个例子,要是给这一章记账,会是这样:
开门:路(心是探照灯,不是桶;从错误里学习)。关门:土(猜想的来处,被推出门外)。
死亡证明:开得明明白白;出生证明:本章在小满身上替他补了一张。
好,工具磨好了。下面我们从他出生的那座城、那个家讲起。一个一生说「想法从哪里来不重要」的人,他自己的想法,每一个都有来处。
带走的话学会骑车的人,不只是「还没摔倒」,他长出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回头把他改了。
这一编七章,讲波普尔的一生,从一九〇二年维也纳的一个家,讲到一九九四年伦敦郊外的一张书桌。
讲他的一生,不只是为了让你认识这个人。这一编是给判决二准备证据的。判决二说:他不肯给任何猜想开出生证明,说一个想法怎么冒出来的,是心理学的事,和知识的逻辑无关。可是你会看到,他自己的每一个大想法,都有清清楚楚的出生地:一间满是书的房子,一场示威里的枪声,一位心理学家随口的一句「我有一千次经验」,一次日食观测,一个木匠铺,一间教室,一台在新西兰敲了无数遍的打字机。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出生证明,大多是他自己开的。他七十多岁写了一本自传,叫《无尽的探索》,里面一个一个交代了他的想法是在哪一年、哪件事上长出来的。一个在书里不许猜想有来历的人,在自传里把自己每个猜想的来历都写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本编最后一章要写的反差。
前三章讲他长到十七岁:第 1 章是家,第 2 章是一九一九年的枪声,第 3 章是阿德勒的第一千零一例。第 4 章是同一年的日食。第 5 章是木匠铺、音乐和教室。第 6 章是新西兰。第 7 章是伦敦,并附全编的人生序列表。
这一编对应判决二,同时替判决四埋下第一颗种子:一个在十六岁就见过「为了必然的未来,眼下死几个人是值得的」的人,后来为什么要把判错权搬进制度里。
你家里有没有这样一样东西:小时候天天看见,从没当回事,长大以后才发现,它早把你塑成了某个样子?
也许是一架钢琴,也许是一墙旧书,也许只是饭桌上父亲的一句口头禅:「你凭什么这么说?」这样东西不教你什么,它只是一直在那里。可是一个孩子的许多想法,就是从这种一直在那里的东西里长出来的。
波普尔家里,这样东西是书。
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卡尔·波普尔生在维也纳。那是欧洲最热闹的城市之一:弗洛伊德在这里给病人看梦,马勒在这里指挥歌剧,街上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争论到深夜的人。那也是一座老帝国的首都,富丽的街道后面,是拥挤的工人区。
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读过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据说开的事务所不小。可这位律师最爱的不是案子,是书。据他儿子后来的回忆和传记作者的记载,家里的藏书有一万多册,客厅、书房、走廊,到处是书架。父亲读哲学,读古典,读当时的社会问题,自己也写点东西。
对一个小孩来说,这样的家是什么样子?不是有人按着他的头让他读书,是书就在那里,像空气。他伸手就能拿到一本,拿起来读不懂也没关系,放回去,过两年再拿。父亲和客人在客厅里说话,说的是哲学、政治、城里的新闻,孩子在一旁听着,听不全,但听得出大人们在争,在驳,在「你凭什么这么说」。
后来他一辈子最看重的一件事,叫批评。他说,知识不是靠证明往前走的,是靠一群人互相挑错往前走的。这句话,他写在书里,是一条逻辑上的主张;可在他的生活里,它先是一种空气,他从小就呼吸着。
家里还有音乐。母亲那一边是个音乐之家,母亲会弹琴,家里常有演奏。波普尔从小学琴,后来一度认真地想过以音乐为业,少年时跟一位作曲家的圈子有过往来,自己还试着写过赋格(据自传)。
他最后没有当成音乐家,可音乐跟了他一辈子。七十多岁写自传时,他专门花了好几节讲音乐。他说,他喜欢的是巴赫那样的音乐:作曲的人不急着把自己的心情倒出来,而是专心把一件作品本身做好,让作品有它自己的规矩和生命。他不太喜欢把音乐当成作者情绪的表达(据自传)。
请把这个偏好记在心里。几十年后,他提出「世界三」:一本书、一个定理、一首曲子,一旦被造出来,就有了它自己的性质,不再属于造它的那个人。那个在琴凳上喜欢巴赫胜过喜欢「表达自我」的少年,和那个说「知识可以没有认识主体」的老人,是同一个人。这是本书插下的第一面小旗,第七编回来拔。
还有一面小旗。自传里讲音乐的那几节,有一节的标题,大意是:「这是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他在谈复调音乐是怎样在欧洲兴起的,谈着谈着,碰到的正是他一生回避的那个问题:一样新东西,是怎么长出来的?第四编回来拔这面旗。
还有一层土,看不见,却一直在。
波普尔家是犹太出身。在他出生之前,家里已经改信了新教,他自己受洗为路德宗的新教徒。这在当时的维也纳并不少见:许多犹太家庭努力融进德语文化的主流,读歌德,听贝多芬,上教堂,以为这样就能被当成「自己人」。
可是维也纳并不这样看。他出生那几年,这座城市的市长正是靠煽动反犹情绪起家、一连当选了好几任的人。一个受了洗的犹太孩子,在别人眼里仍然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眼里,他又是一个离开了的人。他站在一条缝里。
他后来一辈子厌恶一切按血统、按民族、按部落给人分类的做法(据自传)。他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靶子之一就是「部落主义」:一个社会把人按出身分成不能互换的几类,个人没有选择。这个厌恶,是从哪一片土里长出来的?一个在缝里长大的孩子,比谁都清楚「生来就属于哪一类」这句话有多沉。
这不是说他的哲学可以从他的出身里推出来。推不出来。这是说,他后来那个想法,有它的出生地。
据他晚年回忆,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被维也纳街头的贫穷震动过:冬天里衣不蔽体的人,排队等救济的人,住在地下室里的一家老小。一个律师家的孩子,从书房的窗户看出去,看见的是另一个世界。他说,这是他后来有好些年同情社会主义的一个根由(据自传)。
还有一件小事。他七八岁的时候,被一个问题缠住了:空间有没有尽头?如果有,尽头外面是什么?如果没有,「无穷大」又是什么样子?他为这个问题苦恼了很久,没有人能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据自传)。
大约十五岁时,一位年长的朋友和他争论了很多事,那位朋友是个社会主义者,热心讨论各种主义。在一次次争论里,少年波普尔慢慢得出一个结论:为一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吵个没完,是最没出息的争论;真正要紧的,是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而不是词该怎么定义(据自传)。几十年后,他把这个结论磨成了一条原则,一辈子反对从「定义」「本质」出发做哲学。这是第三面小旗。
你看,一个少年的土:一墙书,一架琴,一条身份的缝,窗外的穷人,一个关于无穷的问题,一场关于词的争吵。每一样都不教他什么,每一样都在推。
一九一四年,他十二岁,战争来了。
一开始,维也纳满街是欢送出征的人群。四年以后,帝国打输了,垮了。饥饿压到了每一户人家头上,连律师家也不例外;他后来记得,那几年全家常常吃不饱(据自传)。父亲的积蓄在战后的通货膨胀里几乎化成了水。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十六岁,觉得中学的课越来越无聊,他说那些老师在浪费他的时间。一九一八年底,他离开了中学,没有拿毕业证,自己跑到维也纳大学去旁听,什么课都听:数学,物理,历史,心理学,哲学。第二年,他搬出了家,住进一处由战时军医院改成的简陋学生宿舍,和一群同样穷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据记载)。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家里的书还在,可家的底已经被战争掏空了;学校他不要了,大学还没正式收他;帝国没了,新的国家还没站稳。一锅粥。什么都在,什么都还没分开。
这锅粥,在一九一九年沸了。
先说他的书里会怎样看这一章。
照他的主张,你在这一章里读到的东西,和他的哲学「对不对」毫无关系。一个理论是真是假,看它经不经得起检验,不看提出它的人是谁、在什么家里长大、听过什么音乐。这叫把「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分开。第四编会讲,这一刀有它的道理:你不能因为一个想法出身不好,就说它是错的;也不能因为它出身名门,就说它是对的。出身不能替想法作证。
这一点,本书同意。
可是本书要多问一句:出身不能替想法作证,那出身就什么也不是了吗?
用三块地看这片土。想的那块地上,是一墙书和饭桌上的争论,还有那个少年自己从一场争吵里得出的「别为词吵架」。碰的那块地上,是维也纳的街道、战时的饥饿、军医院改成的宿舍,还有后面几章会出现的木匠铺。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是一条身份的缝,一个喜欢巴赫的琴凳上的孩子,一个父亲。三块地缠在一起,推着这个少年。
它们不替他后来的想法作证,可是它们决定了,他后来会长出哪一类想法,不会长出哪一类想法。一个在「你凭什么这么说」的空气里长大的孩子,后来把「批评」立为知识的发动机;一个在身份的缝里长大的孩子,后来把「部落」立为开放社会的敌人;一个喜欢作品胜过喜欢表达的孩子,后来说知识可以没有主体。这不是推论,是出生证明。出生证明不证明一个人好坏,它记下的是:他从哪里来。
他不肯给理论开这张证明。可是这一章已经替他开出了第一张。
很多家长问:怎样让孩子爱读书?
波普尔的家给了一个答案,不过也许不是你想的那个。这个家里有一万多册书,可要紧的不是书的数量,是书在这个家里的用法:大人们在书旁边争论,拿书里的话去驳对方,驳完了还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书不是摆设,是争论的弹药;争论不是吵架,是这家人过日子的方式。
所以,比「买多少书」更要紧的一件事,可能是:你家的饭桌上,孩子能不能说一句「我不同意」,而不被骂「顶嘴」?
今晚可以试一件事。吃饭时,说一个你自己的看法,关于新闻,关于邻居,关于一部电视剧都行,然后问孩子:「你觉得我哪里说得不对?」他挑出一处,不管挑得对不对,都先说一句「这一点你说得有道理」,再和他争。
一个孩子后来会不会自己想问题,不只看他读过什么,还要看他在什么样的空气里长大。空气就是土。
带走的话出身不能替一个想法作证,可一个想法总有出身;不问出身,你就看不见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是生平,不判门;为判决二开出第一张出生证明,插下三面小旗(音乐与世界三、「发现的心理学还是逻辑」、反本质主义)。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本章无;出生证明,替「批评」「反部落」「作品胜过表达」各开了一张。
你有没有过这样一次:被一套说法说服了,照着它做了一件事,后来看见了它的代价,才猛地问自己:「我当初凭什么那么有把握?」
也许是跟着一个群里的「内部消息」,把攒了几年的钱投了进去。也许是听信了「现在苦一点,将来他会感谢你」,给孩子报了五个班,直到孩子在考场上晕倒。那一刻你后悔的,常常不只是那件事本身,而是自己当初那份笃定:那么多人都这么说,道理一套一套的,我怎么就一点没怀疑?
波普尔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只有十六岁。
一九一九年春天,维也纳还在战败的废墟里。帝国没了,城里缺粮缺煤,失业的人在街上游荡。邻近的匈牙利刚刚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德国的巴伐利亚也闹起了革命。在许多年轻人看来,旧世界已经死了,一个新世界马上就要来,而且,按照一套据说是科学的理论,它必然会来。
十六岁的波普尔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个。他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中学生的团体,有两三个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还给党的办公室跑过腿(据自传)。
请不要急着给这个少年贴标签。他后来回忆这段日子,说吸引他的,是一种很真实的东西:对穷人的同情,对战争的厌恶,对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的盼望。第 1 章讲过,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街上的穷人震动过。这些都是真的。
一同吸引他的,还有一样东西:那套理论说,它掌握了历史的规律。
一九一九年六月中旬,维也纳的共产党人组织了一场示威,要把几个被捕的同志从警察局里救出来。人群涌向警察局所在的那条街。警察开了枪。几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倒在了街上,死了。
据他后来的讲述,波普尔参加了那天的示威。死去的,是和他一样年纪、一样怀着盼望的年轻人。
他被吓坏了。这很自然。可真正改变他一生的,不是枪声本身,而是枪声之后的事。
事后,他听到了党内对这件事的说法,大意是:死人当然令人痛心,可是革命需要牺牲;阶级斗争越激烈,新社会来得越快;这些牺牲,放在历史的必然进程里看,是值得的。
这番话让他一下子清醒了。他后来回忆,他问自己的不是「警察有多坏」,而是另一个更让他难受的问题:我自己接受了这套理论。它告诉我历史必然往那个方向走;为了那个必然的未来,眼下死几个人可以算作代价。我对这套理论做过认真的检查吗?没有。我凭什么那么有把握?(见《无尽的探索》写一九一九年的一节)
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自己对那几个年轻人的死也有一份责任:他曾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套会把人命算进账本里的学说。
几个星期之内,他离开了那个圈子。他后来又同情了社会主义好些年,但再也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说,一九一九年是他一生中最要紧的一年,而他在十七岁那年就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他一直觉得庆幸(据自传)。
这一枪的回声,在他身上响了很久。
二十多年后,他在新西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小书后来出单行本时,扉页上写着一段献词,大意是:纪念无数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信奉的「历史命运的铁律」的牺牲品。
同一时期,他写成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书要拆的,就是一种想法:历史有一条必然的轨道,懂得这条轨道的人,可以照着一张完整的蓝图去改造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给这种想法起了一个名字,叫「历史决定论」。他反驳它的核心理由,本书第 29 章会细讲,这里先说一句大白话:人类的历史,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影响;可是我们没法预言明天才会知道的东西,要是能预言,那就等于今天已经知道了。所以,没有人手里握着历史的时刻表。
一九一九年六月那条街上的枪声,是这两本书的出生地。这张出生证明,他自己开得清清楚楚。
用本书的尺子量,他在这一天看对了一件大事。
「历史必然往那里走」,这句话的背后,是一幅发现学的画:未来已经在那里了,像一座已经盖好的房子,我们只是沿着一条画好的路走过去。既然房子是现成的,路是画好的,路上倒下几个人,就只是「代价」,不会改变房子的样子。
发生学不这样看。历史不是一座等着人走过去的房子,是在一片缠在一起的土里,一先一后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还会回头改写那片土。今天的人知道了什么、做了什么、死了谁,都会改变明天长出来的是什么。没有一条预先画好的路。
更要紧的是,一套宣称自己握着历史必然的理论,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被判错的地方。革命来了,证明它对;革命没来,是条件还不成熟;死了人,是必要的牺牲。怎样都对。而那几个死去的年轻人,再也没有机会站出来说一句「你们错了」。一套理论不留判错的门,又用人命做燃料,这就是最危险的组合。
所以,一九一九年长出的这个形状,对一切自称握着必然的人终身警惕,本书完整地接下来。在五条判决里,它是判决四左边那一栏的第一条遗产:判错权必须留在制度里,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说「你错了」,而且不必为此流血。本系列柏拉图卷已经说过,在判错权这件事上,这套书和他站在一起。
可是请再往下看一步。
一个人被一份虚假的笃定伤过,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从此提防一切笃定。
这正是一九一九年在他身上长出的第二样东西,比第一样藏得深。他后来的全部知识论,有一个极其坚硬的核:任何理论,不管经受了多少次检验,都不能因此挣到一丁点正面的资格;它只能「到目前为止还没被推翻」。一座桥用了一百年,一种药救了一百万人,一条定律被验证了三百年,在他那里,这些都只是「还没死」,不是「活得更结实」。
为什么这么硬?逻辑上,他有一套理由,第三编会一条一条讲,而且会先把公道还给他。可是用发生学来问:这份硬,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一种回答是:从一九一九年那个伤口里。那年他学到的是「不要盲信一套自称掌握必然的理论」。这个教训是对的。可是伤口有一种习性:它会把一次教训扩成一条铁律。「不要盲信那一套」,慢慢扩成了「不许相信任何一套」;「那份笃定是假的」,慢慢扩成了「笃定本身就是可疑的」。于是,一个理论在路上走了一百年、和世界缠得越来越紧,这件事在他的账本上也记不成一分资格。
这就是判决一的第一个病根:他只信得过判死,信不过判活。本书在这里插一面小旗,第 15 章回来拔:一个理论经受住了检验,到底挣到了什么?
说这些,不是要翻他的旧账。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看见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倒在街上,又听见自己信过的理论说这是「值得的」,他从此对「值得」「必然」「确信」这些词起了终身的戒心。这不是他笨,是那片土里只能长出这样的戒心。本书只是指出:这份戒心在「历史必然论」面前完全正确,放到修桥的工程师、看病的医生面前,就提防过了头。
把这一年放进七个词里看。
土:战败的维也纳,饥饿,一个刚刚垮掉的帝国;一墙书的家教出来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少年对穷人的同情;一套号称科学的理论。
路:从热情,到加入,到那一天的枪声,到听见「值得」两个字时的惊骇,到回头审问自己,到离开。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没有先信过,就没有后来那一问的分量。
形状:对一切宣称握着历史必然的学说终身警惕。以及藏在它下面的另一个形状:不让任何理论挣到正面资格。
回写:这个形状沉回了他的土。从此他读任何东西,第一个问题都是「凭什么」;他交朋友、选论敌、写书,都带着这一年的印记。二十多年后,它长成了两本书。
请注意,这是一张完整的出生证明:时间,地点,在场的人,长出来的东西,长出来以后怎样改了他。他在自传里亲手开出了这张证明。可是在他的知识论里,一个想法的这种来历,是被划在门外的。
两个场景,一正一反。
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小小的「历史决定论」。很多家长心里都有一句话:现在苦一点,将来他会感谢你。这句话有时候是对的。可是请注意它的结构:将来已经定好了,现在的苦是通往那里的代价。孩子累病了,是必要的牺牲;成绩上去了,证明路对;成绩没上去,是还不够苦。怎样都对。
学一九一九年的波普尔,今晚可以在纸上写一行字:到下学期期末,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我就承认这条路走错了,要换一条。比如:孩子连续一个月每晚睡不到七个小时;比如孩子提到上学就沉默。写下来,收好,到时候拿出来对。这一行字,是你给自己留的判错的门。
第二个场景,是反过来的。你身边也许有这样一位老人:被卖保健品的人骗过一次,从此什么都不信了,连医院的正规检查也说是「骗钱的」。他被一份虚假的笃定伤过,于是提防一切笃定,包括那些在路上走了几十年、一次次经过检验的东西。
帮他的办法,不是跟他争「医院可不可信」,而是陪他分清两种东西:一种是只会说「信我就对了」的,一种是长年累月被很多人检验过、错了会被追究的。前一种该提防,后一种挣到过资格。
这两个场景合在一起,就是这一章:一九一九年教给他的,一半要接过来,一半要放下。
带走的话一个人最深的方法,常常长在他最深的伤口上;伤口教他提防什么,也可能教他提防过了头。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与回写(历史不是先在的轨道,路上的人会改变长出来的东西);同时埋下判决一的伏笔(对确信的戒心扩成了「任何理论都挣不到资格」)。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给「必然的历史」开了一张;出生证明,他自己在自传里开得清清楚楚,本书照录。
你一定遇见过这样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能用同一套说法接住。
孩子不爱说话,他说:缺乏安全感。孩子话特别多,他还是说:缺乏安全感,想引起大人注意。孩子成绩好,是在用成绩换爱;成绩差,是在用失败报复父母。你听着听着,一开始觉得他看得真透,后来隐隐有点不对劲:这套说法,好像不管孩子怎样,都是对的。
一九一九年,十六七岁的波普尔,在维也纳的一间儿童辅导处里,第一次被这种「不对劲」击中。
那一年,维也纳有一位名气很大的心理学家,叫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他早年是弗洛伊德圈子里的人,后来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自立门户,创立了「个体心理学」。他的核心想法是:人从小都有一种「自卑感」,一辈子的许多行为,都是在想办法补偿它、克服它。
阿德勒热心社会改良,在维也纳的工人区办了一批儿童辅导处,帮那些家里穷、在学校里出问题的孩子。波普尔在其中做义工,跟孩子们打交道,也跟阿德勒本人打过交道(据自传与《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是一份让人兴奋的工作:他亲眼看着一门新学问怎样被用到活生生的孩子身上。
有一次,他向阿德勒报告了一个孩子的情况。他自己觉得,这个孩子的表现跟自卑感扯不上什么关系。可是阿德勒听完,毫不费力地就用自卑理论把这个孩子解释得清清楚楚,而他连这个孩子的面都没见过。
少年有点吃惊,问:您怎么能这么有把握?
阿德勒说:因为我有一千次的经验。
少年忍不住回了一句:那么,加上这一次,我猜您的经验就有一千零一次了。
(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这段对话,他后来讲了一辈子。它的妙处在最后那一句:阿德勒说的「经验」,其实是一千次同样的解释,每一次都用理论去读一个新案例,然后把读出来的结果又算作对理论的一次支持。第一千零一次,也不过是再读一遍。
后来,他把这种感觉磨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设想两个人。第一个人,把一个孩子推进河里,想淹死他。第二个人,跳进河里去救这个孩子,自己搭上了性命。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
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两个人:第一个人压抑了某种冲动,第二个人把同样的冲动升华了。阿德勒的理论也可以解释:第一个人有自卑感,要证明自己敢犯罪;第二个人也有自卑感,要证明自己敢救人。
他说,他实在想不出,人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是这两种理论解释不了的(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这件事让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也让他想起了身边的一群朋友。
那几年,他身边有不少人信弗洛伊德,信阿德勒,信马克思。他发现这些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旦接受了这套理论,就好像开了天眼。走在街上,翻开报纸,跟人聊天,处处都能看见理论的证据。整个世界都在为理论作证。而那些不信的人呢?在他们眼里,不信本身也是证据:你不接受精神分析,是因为你在「抗拒」;你不接受阶级分析,是因为你的阶级立场。
他说,这种「处处都是证据」的感觉,恰恰是最可疑的地方(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一个理论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释,大家以为这是它强大;其实这是它的毛病。一个说法如果对任何情况都对,它就没有对世界说出任何东西。
他在同一年,还看见了另一种理论。那是爱因斯坦的,它事先说死了一个数字,敢于被一次观测打倒。下一章讲它。两种理论摆在一个少年面前,一边什么都能解释,一边随时准备被打倒。他后来一生的那条分界线,就从这里起笔。
先把公道还足。
这一刀切得准。一个理论「怎么都对」,不是它的荣耀,是它的空洞。好的说法,要敢于禁止一些事情发生;禁止得越多,说出的东西越多。「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永远不会错,也什么都没说。第三编第 13、14 章会把这把刀完整地磨一遍。
这一刀,今天还在救人。一个养生说法,好转了是它的功劳,没好转是你「心不诚」「坚持得不够」;一套管理办法,业绩涨了是方法对,跌了是执行不彻底。凡是这种结构,都可以问一句:出现什么情况,你就承认错了?答不出来的,你可以喜欢它,但别把钱和命押在它上面。
本系列弗洛伊德卷讲过:他在躺椅边看见了许多真正的发生,可是判对错的条款,他始终没有立。那一卷和波普尔在这里是同一个判断,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起。
可是用七个词再看一遍这段对话,会看出波普尔没说出来的两层。
第一层,是回写断了。
阿德勒有一千次经验,这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个医生看过一千个孩子,他身上应该长出了许多东西。可是问题在于:这一千个孩子,没有一个改变过他的理论。第一个孩子来了,用自卑感读一遍;第一千个孩子来了,还是用自卑感读一遍。理论一个字也没动。
这很像一个库房。东西越堆越多,一千件,一千零一件,库房却从来不反过来改一改生产线。本书在导论里说过,这不叫回写。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土里,让土变得不一样。一个真正的临床医生,第一百个孩子应该让他修正一点看法,第五百个孩子应该让他发现一个新的类型。阿德勒的一千次,是一千次存档,不是一千次回写。
所以,「怎么都对」的病根,不只是理论没有写好自己的死亡证明,还在于案例进不了理论的门。
第二层,是土被切掉了。
请注意那个细节:阿德勒连这个孩子的面都没见过。
一个心理学家,不用见孩子,就能解释孩子。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理论已经不需要这个孩子了。孩子那天穿什么,说话时眼睛看哪里,家里住几口人,爸爸是不是刚失业,这些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全都不必出场。只要把一句报告放进理论里,答案就出来了。
用那张图纸说:形状本来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在阿德勒这里,形状把路和土都吞了,只剩形状自己在说话。一个不需要看见对象的理论,当然怎么都对,因为它从来不给对象说话的机会。
波普尔开的药方是:让理论事先写好自己的死亡证明。说出「出现什么情况,我就错了」。这是一剂好药。
可是这剂药只治了第一层。
假如阿德勒听了劝,给自卑理论写好了一张死亡证明,事先说死了哪些行为是它不允许出现的,这个理论变得可以被检验了。可它仍然可能不看孩子,仍然可能一千次都不改一个字,只是多了一个「还没被推翻」的记录。回写照样断着,土照样被切着。
而且,这剂药还有一个副作用。照波普尔的账法,阿德勒那一千次经验,因为不是严格的检验,在知识的账本上一文不值,只能算零。可是一个医生看过一千个孩子,这一千次里藏着的东西,未必是零:哪些孩子在什么样的家里容易出什么样的事,哪句话说出来孩子会哭,哪种沉默和哪种沉默不一样。这些是土。它们没能长成一个好理论,是因为被一个太早定型的理论压住了,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没有用。换一种办法,让这一千个孩子一个个去改写理论,它们本可以是许多新猜想的出生地。
所以本书在这里多开两张单子。除了问「出现什么情况,这个说法就错了」,还要问两句:这个说法,还需不需要看见眼前这个人?每一个新案例,能不能改动它哪怕一个字?
这两问,是在波普尔的死亡证明旁边,补上土和回写。第 14 章会接着算这笔账,在那里,本书还要回到判决一:那一千次经验,到底该不该一文不值。
一位老师在家长会上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粗心。」
「粗心」是学校里用得最多的一个词。算错了,粗心;抄错了题,粗心;漏写了单位,粗心。这个词和阿德勒的「自卑感」有同一个结构:什么错都能装进去,装进去以后,谁也不用再看这道题了。
学这一章,可以对自己贴过的标签做三件事。
第一件,问死亡证明:孩子出现什么表现,我就承认他不是「粗心」?比如,同一类题他换一种写法就一错再错,那就不是粗心,是某一步根本没懂。
第二件,问还看不看人:我上一次认真看这孩子做一道题,看他在哪一步停下、在哪一步犹豫,是什么时候?还是我一听「又错了」,就直接把「粗心」两个字放上去了?
第三件,问回写:这学期他错过的二十道题,有没有哪一道,让我对「他为什么会错」改过一点看法?如果二十道题下来,我的说法一个字没动,那不是我看准了,是我已经不看了。
今晚可以试:拿出孩子最近错的三道题,不说「粗心」两个字,只问他:「你做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听完,写一行字:我原来以为是什么,现在看是什么。
带走的话一个说法用了一千次,一个字也没被改过,不说明它准,只说明它已经不看人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他看见「怎么都对」是病,分界线从这里起笔);本书另补两扇:回写(案例进不了理论的门)与土(理论不再需要看见孩子)。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这把刀在这里第一次被想到,理论要事先写好死因;出生证明,这把刀的出生地就是这间辅导处,外加一个没见过面的孩子。
先想两个天气预报。
甲台说:「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请市民根据情况安排出行。」乙台说:「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城区有雷阵雨,降水量二十毫米以上。」
明天一过,甲台永远是对的,乙台很可能被打脸。可是你我都知道,只有乙台在做预报。甲台那句话安全得无懈可击,也空得一无所有。
一九一九年,十七岁的波普尔在同一年里,见到了一个甲台,和一个乙台。甲台是上一章的阿德勒,乙台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一九一五年完成了广义相对论。这套理论说:引力不是一种隔空拉扯的力,是质量把周围的时空压弯了;光走在弯曲的时空里,也会跟着拐弯。
由此可以算出一个很具体的数:从遥远恒星射来的光,擦着太阳边缘经过时,会偏折大约一点七五角秒。一角秒有多小?差不多是在两公里外看一枚硬币的宽度。按照牛顿的理论也能算出一个偏折,只有它的一半左右。
平时没法量,因为太阳太亮,旁边的星星根本看不见。只有一个机会:日全食。月亮挡住太阳的那几分钟,天黑下来,太阳旁边的星星露出来,可以拍照,拿来和半年前夜里同一片星空的照片比一比,看星星的位置挪了多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有一次日全食。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组织了两支观测队,一支去了西非外海的普林西比岛,一支去了巴西北部的索布拉尔。普林西比那天多云,爱丁顿在云缝里抢拍了一批底片;索布拉尔天气好些,拍回了另一批。
十一月,结果在伦敦的一场联合会议上公布:星光的偏折,和爱因斯坦的预言相符。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说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一夜之间,爱因斯坦成了全世界最有名的科学家。
这件事在维也纳的学生里传得沸沸扬扬。不久以后,爱因斯坦来维也纳演讲,波普尔去听了,据他自己说,听得头晕目眩,大半没听懂(据自传)。
打动他的,不是理论有多深奥,而是一个态度。他后来反复提到:爱因斯坦自己说过,如果某些预言经不住检验,比如引力让光谱线发生的那种偏移观测不到,他就会认为这个理论站不住(据自传与《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请把这件事和上一章摆在一起看。
阿德勒的理论,什么样的孩子都能解释,所以永远不会错。爱因斯坦的理论,事先说死了一个数:一点七五角秒。量出来是这个数,它活;量出来是牛顿那一半,或者根本没偏,它就当场完了。它把脖子伸了出去,等着挨刀。
十七岁的波普尔在这里看见了那条线。他后来把它写成一句话,大意是:一个理论的科学性,不在于有多少事实支持它,而在于它禁止了什么,在于它敢不敢冒被驳倒的风险(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一边是什么都能解释,一边是随时准备被打倒。他说,前一种看上去强,其实是弱;后一种看上去危险,其实才有内容。
这是他一生最漂亮的一个看见,本书完整地接过来。
用大白话说,一个说法越可能被打中,它越值钱。「明天会有天气」几乎不可能错,也几乎什么都没说;「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有雷阵雨」随时可能被打脸,所以信息量大。这和我们平时说话的习惯正好相反:我们总想把话说得稳妥,稳妥到不会错,可那恰恰是把内容一点一点挤干的过程。
用七个词说,爱因斯坦那一点七五角秒,是一个站到了路口的形状。它长出来以后,没有躲在「看情况」后面,而是主动把自己放到一条路上,让下一步的观测来决定它的命运。一个形状敢于被路改写,这正是发生学最看重的一种姿态。本书第 13 章会把这一点展开。
可是请把镜头再推近一点,推到那几张底片上。
普林西比的底片,是在云缝里抢出来的,星星不多,也不清楚。索布拉尔拍回的底片分两套,用两台望远镜拍的。其中一套底片的星像有些模糊,据说是太阳晒得镜子受热变了形;如果用这一套算,得出的偏折更接近牛顿的那一半。爱丁顿一方判断这套底片的仪器出了问题,不能用,最后采用了另一套和普林西比的数据。
几十年后,科学史家为这件事争论过:他们是不是偏向了爱因斯坦,挑了合意的底片?后来有人用现代的办法重新测量了那批老底片,结果大体支持当年的取舍。
这里不去断这桩公案。本书只想指出一件事:那张「爱因斯坦没死」的判决书,不是一只眼睛看一眼天空就能签的。它要两支远征的观测队,要望远镜,要底片,要算星位的一整套方法,要对「哪套底片的仪器出了毛病」做判断,要一群天文学家在伦敦的会议上认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理论能不能被判死,站在一整片土上。这片土里,有仪器,有天气,有人,有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争论。天气不好,镜子晒热了,判决就可能签错。
波普尔从这件事里学到的,是「理论要敢于被判死」。本书要多学一样:判死这件事,本身也是长在土里的。这是本书插在这里的一面小旗,第五编「沼泽上的木桩」回来拔。本系列 130 年卷已经说过他停在这一处:判错,得站在土上。
还有一件事,这一章不能不提。
那一点七五角秒,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爱因斯坦为了这个理论,从一九〇七年前后一个念头起步,走了八年:一个在自由下落中的人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这个念头让他想到引力和加速运动是一回事;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计算,走错的路,跟数学家朋友学的新数学,一九一五年秋天那几个星期里一再改写的方程。其中还有一次先算错了光线偏折,得出了和牛顿差不多的数,后来改正,才变成加倍的一点七五(此处据通行的物理学史记载)。
这张出生证明写得满满的:在哪里,从什么念头起,走了哪些弯路,靠了谁的帮助,改过几次。它和那张「一九一九年没死」的判决书,是同一个理论一生中的两张纸。
波普尔盯着的是后一张。他一辈子都在讲那次日食。前面那八年,在他的知识论里,属于「心理学」。
把这一章放进七个词里记一笔账。
土:广义相对论要长出来,有牛顿留下的一大片土,有一九〇〇年前后物理学攒下的一堆别扭,还有爱因斯坦那颗脑子和他身边的朋友。它要被检验,又有另一片土:日食,远征队,望远镜,底片,一群愿意认结果的人。
路:一九〇七年那个念头,八年的计算和改写,一九一九年的两次观测,十一月的会议。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
形状:一个事先说死了一个数的理论。
回写:结果公布以后,整个物理学的土被改了。牛顿不再是最后的话,一代学生改学新的物理。这个结果还回写了一个维也纳少年的土:从此他读任何理论,都要先问它禁止了什么。
所以这一章,他开了一扇很大的门:形状要敢于被路改写。他没有顺手开的,是两扇边门:判死站在一片土上;理论被判死之前,先有一张出生证明。
考试前,问孩子:「这次能考多少?」
很多孩子会说:「我尽力吧。」这是甲台的天气预报,怎么都对。
另一种回答是:「我觉得数学能到九十。」这是乙台,可能被打脸。
家长常常更喜欢第一种,觉得稳当、谦虚。可是学这一章,也许可以反过来,鼓励孩子说第二种,而且再加半句:「到不了九十,就说明我复习的办法有问题。」
这句话有两个好处。第一,它逼孩子想清楚自己到底会了多少。第二,成绩出来以后,它能告诉你们一件事,而「我尽力吧」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们。
不过请记住本章后半段说的:分数出来了,别急着判孩子的「复习办法」死刑。先看看那张底片是怎么拍的:那天是不是发烧了?卷子是不是出得特别偏?孩子是不是看错了一道大题?判决也站在土上。
带走的话敢说「量出别的数我就错了」的理论才有内容;可签这张判决书的,从来不是一只眼睛,是一整片土。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一个形状敢于被下一步的路改写);边门未开,土(判死站在一片土上)。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在这里学会了开,而且开得漂亮;出生证明,广义相对论的八年被他划给了心理学,本章替他补上。
你有没有被一个人教过这样一课:他什么都没打算教你,你却从他身上学到了一辈子的东西?
也许是一个爱吹牛的老师傅,也许是一位总说错话的长辈。你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没学会的那一样。
波普尔的这一课,是在一个木匠铺里上的。
一九一九年以后,波普尔过了好几年说不上安稳的日子。他在大学里旁听,做过各种零活,在儿童辅导处帮忙,还在一九二二年以校外生的身份补考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据记载)。同一年,他去做了木匠学徒,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做柜子,前后大约两年,最后拿到了合格的学徒结业证书(据自传)。
他后来一辈子以这段经历为荣,说自己做的家具很结实。
他在自传的第一节,就讲这位师傅。老师傅是个好人,手艺也不错,就是有一个毛病:爱说自己什么都知道。他常对这个年轻徒弟说,你想问什么就问,我什么都知道。波普尔说,他从这位师傅那里学到的知识论,比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学到的都多:师傅让他明白了,自己知道的东西有多么少;而一个人所能追求的智慧,只能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是无穷的(据《无尽的探索》第 1 节)。
你看,师傅教给他的,恰恰是师傅自己没学会的: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一个自己不会的人,照样可以是另一个人学会这件事的土。
这段经历还有一层,他在书里说得少,本书想替他说。
做柜子是手上的活。一块木头有它的纹理,顺着纹路刨,刨子走得顺;逆着纹路刨,木头起毛、崩茬。榫头做大了一丝,敲不进去;做小了一丝,一摇就松。师傅说的话再多,也不如手上吃一次亏记得牢。
用三块地来说,这是碰的那块地。手上的知识有一个特点:它是一次次试出来的,错了木头会告诉你,而且立刻告诉你。这很像他后来讲的「猜想与反驳」。可是它还有另一个特点:一个木匠做了几百个榫头以后,他的手变了,他看一眼木头就知道该从哪边下刀。这不只是「还没做错」,是手和木头缠紧了,挣到了资格。
后来的波普尔,只把前一个特点写进了知识论,后一个没有写进去。第三编会回到这里。
木匠铺的那几年,他还在音乐里泡着。第 1 章讲过,他从小学琴,一度认真想以音乐为业。他跟维也纳一位先锋作曲家身边的圈子有过往来,也学过作曲。
后来他放弃了。他的理由很老实:他判断自己没有那份才能(据自传)。
一个少年认真试过一条路,试到一定程度,判断此路不通,于是换一条。这本身就是一次漂亮的「猜想与反驳」。只是这一次,被驳倒的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少年关于「我是谁」的猜想。这一次判决签在心里那块地上。
一九二五年,维也纳市办了一所新的教育学院,培养推行学校改革的老师。那几年维也纳在搞一场有名的教育改革,大意是:不要把孩子当成一只等着装知识的桶,要让孩子自己动手、自己发问、自己去试。波普尔进了这所学院,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同学,名叫约瑟芬·亨宁格,大家叫她亨妮,几年以后成了他的妻子(据记载)。
他同时在维也纳大学跟心理学家卡尔·布勒读书。布勒研究人是怎样思考的,还提出语言有三种功能:表达自己,唤起别人,描述事情。波普尔后来给它加了第四种:论证,也就是用语言去批评、去反驳(据《猜想与反驳》)。这面小旗留给第七编:世界三里住着的,正是被论证过、被批评过的东西。
一九二八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大意是《论思维心理学的方法问题》。
请注意这个题目。他研究的,正是「人是怎样想出东西来的」这门学问的方法。可是写着写着,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逻辑先于心理。一个想法对不对,要先在逻辑上说清楚;人是怎样想出它的,是后一步的事,而且不是知识论的正事(据自传)。
换句话说,二十六岁的波普尔,是从研究「想法怎么产生」的心理学门里走出来的,走出来以后,他回身把门关上了。第四编要细讲这扇门:一个本来站在门里的人,为什么要亲手把它关上。
一九三〇年,他在维也纳当上了中学老师,教数学和物理。同一年,他和亨妮结了婚。
白天教书,晚上写书。他后来说,当时写书,一开始并没想出版,只是想把自己这些年想的东西理清楚。一位维也纳学派的朋友读了他的想法,鼓励他写成书(据自传)。他写出了一部很厚的稿子,讨论知识论的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归纳问题,一个是划界问题,也就是怎样区分科学和非科学。
出版社嫌它太长,要他大删。据说删稿时还有家里的长辈帮了忙(据自传)。删剩的部分,一九三四年底出版,书名直译是《研究的逻辑》,收在维也纳学派主编的一套丛书里。二十五年后,他自己把它译成英文,书名改成《科学发现的逻辑》。
一个在木匠铺里学会「我知道得有多少」、在琴凳上判过自己死刑、在教育改革的学院里听人说「孩子不是桶」、在心理学的门里走了一圈又把门关上的人,写出了这本书。它的出生证明,一页一页都在这里。
这一章里,他有两处看见,本书都接下来。
第一处,是木匠师傅那一课:承认自己知道得有限,是智慧的开头。这不是客套话。它后来长成了他知识论的底色:没有什么知识是最后的,每一样都可以被下一次检验改写。本系列一直说,反身的发生不能自己给自己封顶,谁宣布完成,这一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这句话,和木匠铺里那一课是一个意思。
第二处,是「孩子不是桶」。他后来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就在这里:心不是一只桶,被动地等着外面的东西装进来;心是一盏探照灯,先带着预期往外照。这个比喻和维也纳那场教育改革是不是一片土里长出来的?他自己没这样说,这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可是两者的样子太像了:一个说孩子要自己去试,一个说科学家要先大胆猜。
再说 SDE 在这一章看见的。
这一章是他知识论的产房。手上的试错,心里的自我判决,教室里的「探照灯」,心理学实验室里「人怎样想出东西」的研究,全在这里。他后来的全部想法,几乎都能在这几年里找到出生地。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一步:他从研究「想法怎么产生」的门里走了出来。本书不说这一步走错了。逻辑先于心理,在「怎样判一个想法对不对」这件事上,是站得住的: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是怎么想出来的,就说他想得对。可是他走出这扇门以后,把门里的东西一起判成了和知识无关。一个在产房里待了好几年的人,出来以后说:孩子是怎么生的,跟孩子是谁没有关系。
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遇上一位爱吹牛的老师傅,天天被念叨「这个你不懂,听我的」。他很烦,觉得在这个人手下学不到东西。
学这一章,可以换个眼光看这位师傅。他嘴上的话,一半可以不听;可他手上的活,一件一件都是试出来的,那是真东西。更要紧的是,他那份「什么都知道」,正好是一面镜子:你以后当了师傅,别变成这样。
今天可以试一件事:在本子上记下你跟着这位师傅学到的三样手上的东西,再记下一样你从他身上学到的「千万别这样」。两样都是学到的。
带走的话一个人什么都没打算教你,你也可能从他那里学到一生的东西;一个想法从哪里来,常常就藏在这种地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与土(手上试错、心是探照灯、承认所知有限);关门,出生证明(从研究「想法怎么产生」的门里走出,并把门关上,判决二的第二个出生地)。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自己「当音乐家」的猜想开过一张,开得老实;出生证明,《研究的逻辑》的出生地本章逐一列出。
你有没有过一段被「扔出去」的日子?
也许是被调到一个偏远的分公司,也许是一场病让你在床上躺了半年,也许是出国读书,头一年谁也不认识。旧的日子忽然断了,新的日子还没长出来。很多人在这种时候什么也做不成。也有一些人,恰恰在这种时候做成了一辈子最要紧的事。
波普尔的这段日子,在地球的另一头,一共九年。
一九三〇年代的维也纳,越来越不适合一个犹太出身的人待下去。德国的纳粹已经上台,奥地利国内的风向也一天比一天坏。《研究的逻辑》出版以后,他在英国讲过几次学,结识了一些人,开始留意国外的教职(据自传)。
一九三六年底,他得到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学院的一个讲师职位。第二年年初,他和亨妮离开维也纳,坐船去了新西兰南岛的基督城。那是当时地球上离欧洲最远的大学之一。
一年多以后,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维也纳的犹太人开始遭受有组织的迫害。消息一封一封、断断续续地漂过半个地球传到基督城。他后来得知,自己有十几位亲人死在了纳粹手里(本系列 130 年卷记作十六位,此处从之)。
在新西兰,他的课很重。他后来回忆,学校并不认为写书是讲师的正事,他只能挤出晚上和假期来写(据自传)。
一九三八年三月,听到奥地利被吞并的消息,他决定写一本书。这本书,他后来叫它「我为战争出的力」。他要弄清楚:极权主义这种东西,是从哪一片思想的土里长出来的?他顺着一条线往上追,一直追到了柏拉图,然后是黑格尔,然后是马克思。
写成的书有两卷,就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有一本小书,《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在这几年里写成。
书稿是在一台旧打字机上打出来的。他一遍一遍地改,亨妮一遍一遍地替他重打。据他回忆,有的章节重打了许多遍(据自传)。
稿子写完了,出版却不顺。寄到美国,被退了回来。后来是在伦敦的两位朋友出了大力:一位是后来成了著名艺术史家的贡布里希,替他四处联系出版社;一位是经济学家哈耶克,替他在刊物上先发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九四五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伦敦出版(据记载)。
「开放社会」这个词,他是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那里借来的,意思却改了不少。这件事本系列 130 年卷提过,这里不重复。
在新西兰的这些年里,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后来影响不小。
新西兰南边的奥塔哥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经生理学家,叫约翰·艾克尔斯。他当时在研究一个问题:一个神经细胞把信号传给下一个细胞,靠的是什么?他的主张是:靠电,信号像电流一样直接跳过去。另一派人说:靠化学物质,前一个细胞放出一种物质,后一个细胞接收。
艾克尔斯和波普尔认识了。据艾克尔斯后来的回忆,波普尔对他说:把你的假说说得尽量清楚、尽量锋利,让它能被实验打倒;被打倒了,不是失败,是前进(据艾克尔斯自述)。
艾克尔斯照做了。几年以后,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电的假说对不上,他放弃了它,转向了化学传递的一派,而且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一九六三年,他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一辈子都说,是波普尔教会了他不怕自己的理论被推翻(据艾克尔斯自述)。
这个故事常常被拿来说明证伪的好处。它确实说明了。本书想从里面再拿出一样东西。
请注意那张死亡证明签下之后发生了什么。电的假说死了,可它不是白死:为了检验它,艾克尔斯改进了实验,把极细的电极插进了细胞里面,量到了以前量不到的东西。正是这些新量到的东西,让化学的那一派有了更硬的证据,也让他自己的新想法长了出来。
一张死亡证明,变成了下一张出生证明的土。
波普尔会同意一半: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可是在他的知识论里,被驳倒的理论只是被淘汰了,下一个猜想从哪里来,仍然不归知识论管。艾克尔斯的这段经历恰好说明:下一个猜想,常常就是从上一次死亡的现场长出来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就是新生命的出生地。
这面小旗插在这里,第四编回来拔。
这一章里,他做对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本身。一个流亡者,在世界的尽头,用一台旧打字机追问:一个社会怎样才能不被一小群自称握着真理的人控制?他的回答后面会细讲,核心是一句话:不要问谁该统治,要问怎样能不流血地把坏的统治者换掉。本系列柏拉图卷讲过,在判错权这件事上,这套书和他站在一起。
第二件,是他对艾克尔斯说的那句话:被打倒不是失败。这句话后来帮了许多科学家。一个人敢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会被打中的地方,是一种勇气;把「被打中」当成前进,是一种更难得的见识。
把新西兰的九年放进七个词。
土:一片离欧洲极远的土地,一所不太看重研究的学院,繁重的课,一个替他打字的妻子,两位远在伦敦的朋友。还有一样看不见的东西:从欧洲漂来的一封封坏消息,和一个远在天边、什么也做不了的人心里越积越多的别扭。
路:一九三七年离开,一九三八年听到奥地利被吞并,决定写书,一遍遍地改,退稿,再投,一九四五年出版。
形状:两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回写:书出版以后,他从一个只有同行知道的科学哲学家,变成了一个公共人物。哈耶克替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谋了一个职位,一九四六年初,他离开新西兰去了伦敦。这两本书改了他自己的土:他不再在世界的尽头。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发生过程:旧土断了,人被扔进一片新土;新土和旧土之间的张力越攒越多,一个远方的人对着故乡的灾难无能为力;张力攒够了,逼出一个形状;形状长成以后,回头把人送回了一片更大的土。
还请注意那个时间:一九三八年三月。他说,他是在听到奥地利被吞并的那一刻决定写这本书的。一个想法的出生证明,可以精确到月份。
一位四十多岁的工程师,被公司调到一个偏远的工地,一待两年。家人不在身边,同事不熟,工作也不是他擅长的那一种。他觉得这两年是白扔的。
学这一章,可以给他两个建议。
第一个,是波普尔的:在这两年里,给自己定一个能被打中的小目标。比如「一年后,我要能独立画出这个工地的全部管线图,画不出来,说明我的学法不对」。有一个会被打中的目标,日子就有了一个能校准的方向。
第二个,是本书的:把这两年里所有让你别扭的事记下来,每周一条。别扭不是废料,是土里攒着的张力。波普尔在新西兰写书,不是因为那里安静,是因为那里的别扭太多,攒够了。两年以后回头看你的本子,也许会发现,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就藏在这些别扭里。
还有一个更小的建议,给遇到失败的人:一个方案失败了,写复盘时别只写「错在哪」,再加一行:「这次失败,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什么?」前一行是死亡证明,后一行是下一张出生证明的底稿。
带走的话被扔出去的日子,旧土和新土之间攒下的别扭,常常是一个人一生最要紧的想法的出生地;一张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也常常是下一个想法的出生地。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判错权与「被打倒是前进」(判决四左列、判决一左列);关门,被驳倒以后下一个猜想从哪里来,仍不归知识论管(判决二)。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艾克尔斯的电假说一张,签得干净;出生证明,《开放社会》精确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化学传递的新想法出生在那张死亡证明的现场。
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嘴上最爱讲某个道理,自己偏偏最做不到。
爱讲「要多听孩子的想法」的家长,孩子一开口就被打断;爱讲「欢迎大家提意见」的领导,谁真提了意见,谁就坐了冷板凳。我们笑话他们,可是请别急着笑。一个道理写在纸上,和长在自己身上,本来就是两回事。
波普尔后半生在伦敦,把这两回事都演了一遍。
一九四六年,他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三年以后,他当上了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做到一九六九年退休。
这二十多年,是他最有影响的年月。他把多年写的文章编成《猜想与反驳》(一九六三年),把《研究的逻辑》自己译成英文,书名改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九五九年)。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生、经济学家读他,把他当自己人。一九六五年,他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
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有一个讨论班,来来去去带出了一批学生和论敌,后来都成了人物。第九编要讲其中几位:一位叫拉卡托斯,一位叫费耶阿本德,还有一位叫巴特利。每一个都是从他的门下出来,又回头撬了他的一只盖子。
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刚到英国不久,受邀去剑桥大学的道德科学俱乐部做报告,题目定得很挑衅:《有没有哲学问题?》那是冲着维特根斯坦去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所谓哲学问题,大多只是语言上的困惑,说清楚了,问题就消失了。那天维特根斯坦是俱乐部的主席,罗素也坐在屋里。
接下来的十来分钟,成了二十世纪哲学史上最有名的一段传闻。两人争了起来,维特根斯坦手里拿着壁炉边的一根拨火棍比比划划。据波普尔自己在自传里的说法,维特根斯坦要他举一个道德规则的例子,他答:「不要用拨火棍威胁来访的讲演人。」维特根斯坦扔下拨火棍,摔门而去。在场的其他人后来说的版本很不一样,有人说那句话是在维特根斯坦走了以后才说的。后来有人为这十分钟专门写了一本书。本系列 130 年卷讲过这件事,维特根斯坦卷也从另一头看过他。
这里不断公案,只借它说一件事。两个人争的是:哲学问题是真的,还是语言的病?波普尔说是真的,是摆在那里的问题,要靠猜想和批评去解决;维特根斯坦说是病,要靠治疗让它消失。
用本书的尺子看,这两种回答都漏了一种可能:问题既不是永远摆在那里等着解决的,也不只是说错了话;问题是长出来的。路和土之间攒下的张力,攒到能被人认出来、说出来,就成了一个问题。它有出生证明。第四编第 20 章会接着讲:他自己说过「科学始于问题」,离这一步只差一点点。
说到讨论班,有一件事绕不开:他脾气很坏。
他的学生和同事留下了不少回忆,说他在讨论班上容不得别人打断,别人一反驳,他常常越说越激动,非要把对方说服不可;有人说,他要求学生在讨论中「接受批评」,指的往往是接受他的批评(据学生回忆,诸说不一)。一个流传很广的玩笑,说他那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书名应该改成「开放社会,作者是它的敌人之一」。本系列 130 年卷已经讲过这个玩笑,也说了一句公道话:这玩笑有点刻薄。
本书也不拿这件事来笑话他。它值得认真对待,是因为它碰到了他哲学的一个真问题。
他把「批评」写进了理论,写在想法那块地上:理论要接受批评,制度要能被批评。可是批评要落地,得在心里那块地上有一片能承住它的土:一个人认了错,不会被踩死,不会丢脸,甚至会被看重。这片土,他在理论里几乎没有写,在自己的讨论班上也没怎么经营。他不笨,他比谁都懂道理。只是道理长在一块地上,那块地通了,另外两块地没通。
这是判决四:判错权搬进了制度,只搬进了一块地。第五编第 26 章回来细讲。
一九六五年夏天,伦敦开了一场科学哲学的国际会议,他和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当面论战。库恩说:你描述的那种科学家,现实里几乎不存在,真正的科学家大多数时候不是在试图推翻理论,而是在一个大家公认的框架里解题。这一场争论,后来成了一本论文集,也成了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水岭。第九编讲。
一九六九年,他退休了,搬到伦敦郊外的乡下,仍然每天写。一九七二年,《客观知识》出版,「世界三」在这本书里成形。一九七四年,一套专门讨论他的哲学的大书出版,里面有他写的一篇长长的思想自传,后来单独出版,就是《无尽的探索》。一九七七年,他和艾克尔斯合写了《自我及其大脑》,讨论心灵和大脑的关系。
一九八五年,亨妮去世了。这位替他在世界尽头一遍遍重打书稿的女人,陪了他五十五年。
一九九四年九月,他在伦敦南郊去世,九十二岁。
现在,可以把这一编最要紧的一个反差摆到桌上了。
请翻开他七十多岁写的那本自传。你会发现,它几乎就是一本出生证明的合订本。
批评的空气,出生在一个满是书的家里。对历史必然论的终身警惕,出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的那条街上。「怎么都对是病」,出生在阿德勒的儿童辅导处。「理论要敢于被驳倒」,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日食。「我知道得有多么少」,出生在木匠铺。「逻辑先于心理」,出生在写博士论文的那几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出生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新西兰。
每一张证明,都写着时间、地点、在场的人、当时的别扭、长出来的东西。他写得那么清楚、那么动人,因为他比谁都知道:这些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可是回到他的知识论。在那里,一个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属于心理学,和知识无关。他说,新想法的产生,没有什么逻辑方法可言(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 节)。
他在自传里给自己的每个想法都开了出生证明,在书里却不许任何想法有出生证明。
一生是发生,学说却只收死亡证明。 本系列康德卷说过类似的反差:康德的一生是一场标准的发生过程,他的哲学却说认识的形式先天就在。波普尔这里的反差,形状不同,道理相近:他活出来的,比他写出来的懂得多。
这本书的读法由此而来:从边缘往中心读。先读他的自传、他的书信、他讲的故事,拿那里的光,回头去照他知识论的中心。他在边缘处开的每一张出生证明,都是在替他的中心作证:想法是有来历的。
下面把第一编的七章压成一张表。每一行记一段时间:那时的土,那一步走出的不同,长出来的样子。
| 时段 | 土 | 那一步的不同 | 显露出的样子 |
|---|---|---|---|
| 1902—1918 | 满是书的家;母亲的音乐;受洗的犹太出身;维也纳街头的贫穷;战争与饥饿 | 从饭桌上的争论里学会「你凭什么这么说」;十六岁离开中学 | 批评的空气;对部落式分类的厌恶;偏爱作品胜过表达 |
| 1919 | 战败的维也纳;社会主义学生团体;阿德勒的辅导处;日食观测的消息 | 六月的枪声与「值得」二字;阿德勒的第一千零一例;爱因斯坦说死了一个数 | 对历史必然论的终身警惕;「怎么都对是病」;理论要敢于被驳倒 |
| 1919—1924 | 大学旁听;木匠铺;音乐圈子 | 老师傅的「我什么都知道」;判断自己当不了音乐家 | 「我知道得有多么少」;给自己的猜想签过死亡证明 |
| 1925—1936 | 教育学院与学校改革;布勒的思维心理学;亨妮;中学课堂;维也纳学派 | 从研究「想法怎么产生」的门里走出来,并把门关上 | 《研究的逻辑》;证伪与划界;心是探照灯 |
| 1937—1945 | 新西兰;繁重的课;欧洲的坏消息;一台打字机;艾克尔斯 | 一九三八年三月决定写书;一遍遍重打;退稿再投 |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
| 1946—1969 | 伦敦经济学院;讨论班;剑桥的拨火棍;库恩 | 与维特根斯坦、与库恩的两场当面争论;学生一个个成了论敌 | 《猜想与反驳》;一个在想法那块地上最开放、在心里那块地上最难相处的人 |
| 1969—1994 | 伦敦郊外;亨妮去世;艾克尔斯 | 退休后仍每天写;给自己的一生写自传 | 世界三;《无尽的探索》;《自我及其大脑》 |
表的最后一列,从上往下读,就是他的思想。表的第二、三列,从上往下读,就是他的思想的出生证明。他的知识论只要最后一列。本书三列都要。
写一份自己的「出生证明」。
找一张纸,写下你现在最坚信的三个看法,关于孩子怎么教,关于钱怎么花,关于人该怎么活,都行。然后在每个看法旁边写一行:这个看法,是哪一年、哪件事、哪个人让我长出来的?
你可能会发现,有的看法出生在一次受伤,有的出生在一个你很敬重的人随口的一句话,有的出生在一本十几岁时读的书。
这张纸有两个用处。第一,它让你知道自己的看法不是天经地义,是长出来的,所以也可以再长。第二,它让你看见,那个最让你坚信的看法,也许恰恰出生在你最不设防的时候。就像一九一九年的波普尔:那一年他学到的东西,一半要带一辈子,一半,也许早该放下了。
带走的话他在自传里给自己每个想法都开了出生证明,在知识论里却不许想法有出生证明;他活出来的,比他写出来的懂得多。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回写(他的一生是一连串想法长出来、又回头改写他的过程);关门,出生证明(学说只收死亡证明,自传却满是出生证明,判决二的核心反差在此立起)。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本章无新签;出生证明,第一编七章汇成一张人生序列表。
本编判断:他的每一个大想法都有可以追溯的出生地,而他在知识论里不许想法有出生证明。出现下列情况,本编判断就要收窄或作废:
一、若查证发现,本编所引的出生地大多出自他晚年的追述,而与早年书信、同时代人的记载明显冲突,那么「他的想法都有出生地」这一句要改为「他晚年相信自己的想法都有出生地」。这不推翻判决二,但本编作为证据的分量要降一级。
二、若在他的主要著作里找到他把「想法的来历」当作知识论正题研究的段落(第 22 章专查),本编的反差要改写为「他在书里也开过出生证明,只是不肯作数」。
三、本编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出生精确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据他本人所说。若有更早的手稿证据,改为「一九三八年三月是他决定成书的时刻」。
这一编四章,讲波普尔接手的是哪一道题。
一个哲学家不是凭空开始的。他走进一个战场的时候,前人已经吵了很久。看清他接手的是什么,才看得清他在哪里转了弯,又在哪里沿着前人的路继续走。
第 8 章讲两个前人:休谟立起的归纳之山,和维也纳学派那把想扫掉一切「无意义」说法的扫帚。第 9 章讲吵架双方共有、却都没说出口的一个前提:知识要么有事先的根据,要么什么都不是。本书要说,波普尔撬掉了这个战场上的好几块地基,唯独这一块,他留着。第 10 章讲他自己是怎样被三股材料撞出来的:休谟、康德、爱因斯坦。第 11 章换一个问法重问这道题。
这一编主要给判决一准备证据:他只开死亡证明,是因为他接过了那个「要么有根据,要么什么都不是」的前提,只是站到了「什么都不是」那一边。本系列休谟卷已经说过,他是「绕山」的人,本编把他绕山的那条路画清楚。
你家楼下有一班公交车,每天早上七点半到站。你坐了三年,它几乎天天准点。
明天早上,它还会七点半来吗?你一定会说:会。你甚至不会想这个问题,到点就下楼。
可是请问:你凭什么这么有把握?
如果你说「因为它过去三年都准点」,那么一位两百多年前的苏格兰人会追问你:过去一千次准点,怎么就能推出明天准点?这中间,有一座桥吗?
这位苏格兰人叫休谟。本系列休谟卷讲过他立起的四座大山,这里只取其中一座:归纳。
他的意思,用大白话说是这样:从「过去一直如此」,推不出「将来也会如此」。逻辑上,这一步没有任何保证。太阳每天升起,不能证明它明天也升起;一班车三年准点,不能证明明天准点。你看了一千只白天鹅,也证明不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相信?休谟说,是因为习惯。同样的事看多了,心里就养成了一种期待,下一次自然就这样想。这不是理性,是人性。
这就是那座山。它有两半:一半是逻辑的,从过去到未来没有桥;一半是心理的,我们靠习惯在心里搭了一座桥。本系列休谟卷讲过,两百多年里,许多大哲学家到这座山脚下走过:康德把必然性搬进了人的头脑,有人用概率去量,有人把山又加高了一截。没有人真正翻过去。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有一群哲学家和科学家定期聚会,后来被叫作维也纳学派。他们想干一件大事:把哲学里那些说了几千年、谁也说不清的话,一扫而空。
他们手里的扫帚,叫「证实原则」,大意是:一句话有没有意义,看它能不能被经验证实。逻辑和数学里的话是另一回事,单独算;除此以外,一句话要么能被经验检查,要么就是没有意义的空话。「上帝存在」「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没法用经验检查,于是被扫出了门。
这把扫帚一度很威风。可是很快有人发现了问题。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讲过:「只有能被经验证实的话才有意义」这句话本身,能被什么经验证实?不能。于是按照它自己的标准,它也是没有意义的。一把用来清扫哲学的扫帚,把自己也扫了出去。
年轻的波普尔看出了扫帚的另一个毛病,比上面那个还要命。
科学里最要紧的话,是定律,比如「所有金属受热都会膨胀」。这句话说的是「所有」,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这里的、宇宙另一头的,全部金属。人能检查多少块金属?再多也是有限的几块。所以,一条普遍的定律,永远没法被经验完全证实。
照证实原则,那就糟了:不但形而上学被扫出了门,科学的定律也被一起扫了出去。一把本来要替科学看门的扫帚,把科学最值钱的东西扫到了门外。
而且,所谓「证实」,说穿了还是归纳:看了很多块金属都膨胀,就说它被证实了。扫帚绕了一圈,又撞回了休谟那座山。
波普尔的办法,是先把两件被搅在一起的事分开。
一件是「有没有意义」,一件是「是不是科学」。他说,这是两回事。一句话可以不是科学,却很有意义。许多形而上学的想法,古希腊的原子论就是一个,当初谁也检验不了,可后来长成了科学。把它们判成「无意义」,是把科学的祖先扫出了门。
分开以后,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休谟的归纳问题:从经验能不能推出普遍的定律?第二个是划界问题: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在哪里?他后来把第二个问题叫作「康德的问题」(据自传)。
他的回答,前面几章已经露过面:分界线不在「能不能被证实」,在「能不能被驳倒」。普遍定律虽然永远证实不了,却可以被一个反例推翻。一千只白天鹅证明不了什么,一只黑天鹅就够了。在证实和推翻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对称。
据他回忆,他是先想明白了划界,后来才意识到,同一个不对称也可以用来处理归纳问题:科学根本不需要归纳,它靠的是大胆猜测、严格检验、淘汰错误(据自传)。本系列休谟卷把他这一步叫作「绕山」:他没有翻过归纳这座山,他宣布科学本来就不用爬它。
这一章里,他做对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把「有意义」和「是科学」分开。这一分,救下了许多东西:诗,信仰,形而上学的大胆想象,孩子关于世界的奇思怪想。它们不是科学,可它们不是垃圾,而且常常是科学的前身。维也纳学派的扫帚太狠了,他替这些东西挡了一下。
第二件,是看见了证实和推翻的不对称。这在逻辑上是真的:「所有 A 都是 B」这样的话,有限的例子证明不了,一个反例就能推翻。今天所有要求「写清楚在什么情况下算你错」的规矩,骨头都在这里。
可是请回到那班公交车,用七个词再看一遍。
休谟和维也纳学派,还有波普尔,都这样问:从过去到将来,有没有一座逻辑的桥?这个问法本身,藏着一幅画:明天早上七点半,那班车来还是不来,是一件已经摆在那里的事,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知识,就是想办法够到这件事。
发生学换一个看法。明天那班车来不来,不是一件摆在那里等着被猜中的事,而是一片土正在长出来的结果:公交公司,排班表,司机,那条路上的红绿灯,城市的交通规划,缠在一起。三年准点,说明这片土缠得很紧,这个「准点」已经定型。
所以,你对明天的把握,既不是一座逻辑的桥,也不只是一种盲目的习惯。它是你对这片土缠得有多紧的一个读数。
一个小实验可以试出这一点。假如明天一早,你在新闻里看到这家公交公司宣布重组,司机要大调整。过去一千次准点一次也没少,可你的把握是不是一下子就降了?如果把握只来自过去的次数,它不该变;它变了,说明你心里读的,从来不是次数,是土。
这一点,休谟没看见,维也纳学派没看见,波普尔也没看见。他们都在数天鹅,没有去看天鹅站在哪片土上。
你在招一个人。他的简历很漂亮:前一份工作干了五年,年年评优。
照「过去就是将来」的想法,你会觉得稳了。照波普尔的想法,你会说:五年评优证明不了什么,要找反例,问问他最糟糕的那段是怎么过的。这一问很有用,本书第 13 章会细讲。
本书还想让你再问一句:他的好,缠在哪些东西上?那五年里,他有一位什么样的上司,一支什么样的团队,一套什么样的流程?如果他的好,主要缠在那位上司身上,换到你这里,土变了,那五年的「资格」未必能跟着搬过来。
这一问不是怀疑他,是看清他的好长在哪里。
带走的话你对明天的把握,不是从过去的次数里推出来的,是从那片土缠得有多紧里读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把「有意义」和「是科学」分开;看见证实与推翻的不对称);关门,土(仍然只数天鹅,不看天鹅站在哪片土上)。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给证实原则签了一张,签得准;出生证明,本章未涉及,下一章起追。
两位司机。一位开了二十年车,从没出过一次事故。另一位刚拿到驾照三天。你要坐长途车,只能选一位。你选谁?
几乎所有人都会选前一位。
可是请听两种哲学家的意见。第一种说:二十年无事故,就证明了他是个安全的司机。第二种说:二十年无事故,什么也证明不了,他明天照样可能出事,逻辑上,他和那位新手一样。
你大概两种都不太服气。二十年当然证明不了他明天不出事,这一点第二种说得对;可要说他和新手一样,你也不会信。你心里知道,还有第三种说法。只是这第三种,哲学家们很久没有说出来。
上一章讲的那个战场上,大致站着两派。
一派相信,经验能给知识撑腰。看的例子越多,定律就越有根据;就算不能百分之百证明,至少能算出一个越来越高的概率。维也纳学派里的许多人后来就走到了这一步:既然证实不了,那就用概率来量「被支持的程度」。
另一派是休谟式的怀疑。从过去到将来没有逻辑的桥,所以所谓「根据」都是假的,剩下的只是习惯。
两派吵得很凶。可是请注意,他们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一致到谁也没想起要说出来。
这个前提是:一个说法的正面资格,只能以「事先的根据」的形式存在;要么有根据,要么什么都不是。
第一派说:有根据,至少有概率上的根据,所以有资格。第二派说:没有根据,所以没有资格,只有习惯。两派争的是「有没有根据」,从没怀疑过「资格只能是根据」。
本系列休谟卷讲过这一处:波普尔也接受了「先要根据」的那个顺序。本章把它说得再细一点。
波普尔在这个战场上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彻底放弃了「根据」。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办法证明一个理论是真的,连说它「很可能是真的」都做不到。一个理论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他管这叫「确认」。可他一再强调,确认只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成绩单:到目前为止,它经受住了哪些检验。它不说明这个理论更可能为真,也不保证它明天还能通过检验(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十章)。
他把全部的赌注押在另一头:批评。知识不靠根据前进,靠一次次的批评、检验、淘汰前进。
这很彻底。可是请看他是怎样彻底的。那个前提说:资格只能是根据。他说:根据不存在。于是结论就是:经受住检验,挣不到任何正面资格。
他没有去碰那个前提,他只是站到了「什么都不是」那一边,然后在那一边盖了一座漂亮的房子,叫批判理性主义。
公平起见,要补一句。他后来也说过:在要行动的时候,比如修桥,选那个经受住了最严格检验的理论,是合理的(见《客观知识》第一章)。这一说,好像又给确认留了一点正面的用处。可是他坚持,这种选择不是因为它更可能为真。一个理论被选中,却又挣不到被选中的资格,这里有一道裂缝。第 15 章专门去查这道裂缝,那是判决一站不站得住的关键。
换一个角度看他在这个战场上的位置。
本系列一直说,发现学站在三块地基上:对象先在,一个世界和它的真相先摆在那里,等着人去找;方法中立,找的办法不会改变被找到的东西;知识累积,找到的真理一块一块堆起来,越堆越多。
拿这三块地基去量波普尔,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第二块,方法中立,他撬掉了。他说观察总是带着问题和预期的,没有什么纯粹中立的观察。「请你们观察」是一句没法执行的话,你得先知道要看什么(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第三块,知识累积,他也撬掉了。知识不是一只桶里越积越多的水,是一场不断淘汰的过程;今天最好的理论,明天可能被推翻。
第一块,对象先在,他不但没有撬,反而把它夯得更实了。他坚持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实在世界,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我们的理论可以一步步接近它,虽然永远不能确知已经到了。他晚年还说,真理像一座山的山顶,常常被云遮着,登山的人可能到了山顶也不知道(见《猜想与反驳》第十章)。
三块地基撬掉了两块,第一块留着,而且修得更高。这是他在这张地图上的准确位置:他是半个走出发现学的人。第七编(判决五)会专门拆这块留下的地基。
回到那两位司机。
本书的第三种说法是:资格,是在路上一步一步挣来的。
那位老司机的二十年,不是一份证明,证明不了他明天不出事;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和新手一样。二十年里,他走过了很长的一条路:一万次并线,几百次险情,雨天、雪天、夜路。他的手、他的眼、他的判断,和车、和路、和别的司机的脾气,缠得很紧了。这就是资格。它不是事先的根据,是在路上挣的。
这种资格有三个特点,都和「根据」不一样。
第一,它是一点一点长的,不是一下子有或者没有。
第二,它长在一片土上。这位老司机的资格,长在国内的道路上。你让他明天去一个靠左行驶的国家开车,他的资格要打一个大折扣。
第三,它会被回写。他哪天出了一次险情,这件事会沉回他的手和眼,他会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怕。资格不是一个固定的数,是一段还在长的东西。
本系列休谟卷已经把这第三种说法立起来了:一个推断经受住了一次次检验,它的路就长了一截,它和撑着它的东西就缠得更紧了一点,它的资格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这一卷接着用它来量波普尔。
说他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
「经受住检验,挣不到资格」,这句话在一个很具体的条件下完全成立:土突然换了。
牛顿力学经受了两百多年的检验,缠得不能再紧了。可是一旦走到接近光速的地方,或者走进原子的内部,它那两百年挣来的资格,一分也带不过去。那是一片新土。在新土上,旧的资格确实什么都不是。
那位老司机也一样:换到靠左行驶的国家,他的二十年打了折;换到赛车场上,他的二十年几乎归零。
所以,波普尔的话,是资格理论的一个极限情形:土一换,资格清零。他在二十世纪初亲眼看见了牛顿被超过,那是整个物理学的土换了一次。在那样一片土里,长出「任何资格都不作数」的判断,一点也不奇怪。他错在把这个极限情形,当成了全部。
选一位装修师傅,选一位医生,选一只基金,你都会看他过去的成绩。
学这一章,可以把看成绩这件事,分成两问。
第一问:他的路有多长?不是看他说自己干了多少年,是看他真正处理过多少件和你这件事相像的活。一位做了二十年厨房的师傅,给你装卫生间,他的路没有你想的那么长。
第二问:他的好,长在哪片土上,这片土还在不在?一位基金经理过去五年的好成绩,如果全长在一轮大牛市里,市场的土一换,这份成绩就该打折。
两问合起来,你就不会犯两种错:既不会把过去的成绩当成保证,也不会把它当成一文不值。
带走的话资格既不是事先的证明,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在路上一步一步挣来的,长在一片土上,土一换就要重新挣。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撬掉方法中立与知识累积两块地基);关门,形状的资格(接过「要么有根据要么什么都不是」,站到了「什么都不是」一边;对象先在一块反而夯得更实)。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根据」本身签了一张;出生证明,「资格在路上挣」这第三种说法,在本章替他补上。
一道好菜,常常是几样本来不相干的东西碰到了一起。
糖醋排骨,醋是酸的,糖是甜的,两样放在一起,本来互相打架。可是火候一到,它们在排骨上缠住了,长出了一种单用醋、单用糖都做不出来的味道。醋不见了,糖也不见了,新味道出来了。
一个新想法,也常常是这样被撞出来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就是三样材料撞出来的。
第一样材料是休谟。上一章说过,休谟的山有两半:逻辑的一半,从过去推不出将来;心理的一半,我们靠习惯相信。
波普尔把这两半拆开了,收下一半,退回一半。
逻辑的一半,他完整地收下:没错,从有限的例子推不出普遍的定律,归纳在逻辑上站不住。
心理的一半,他退了回去。他说,人不是靠重复养成期待的,事情正好反过来。你要把两件事看成「重复」,得先觉得它们「一样」;可是「一样」总是从某个角度看的一样,这个角度就是一种预期。所以,预期在先,重复在后。人不是被动地等着被一次次重复塑造,人是先跳到一个结论上去,再看它对不对(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这一退很要紧。它把休谟那个被习惯推着走的人,换成了一个主动去猜的人。
第二样材料是康德。
本系列康德卷讲过:康德看见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现象是「做出来的」。人不是一面被动的镜子,人的理智带着自己的形式,把规律加到自然身上,而不是从自然里读出来。
波普尔收下了这个看见,这就是「心是探照灯,不是桶」的老根。人带着预期去照世界,照出来的东西,有一半是灯的形状决定的。
可是他退回了康德的另一半。康德说,人加给自然的那些形式是先天的,而且必然有效,所以我们的知识有保证。本系列康德卷的判词说:他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波普尔把焊点撬开了一半:人确实带着预期去看世界,这些预期在心理上是先有的;可它们没有任何保证,随时可能被世界驳倒。先有,不等于必对。
第三样材料是爱因斯坦。第 4 章讲过日食那一天,这里只补一层。
康德为什么要给知识找保证?本系列康德卷讲过病根之一:牛顿做成了一门科学,康德要替它找一个永远不倒的保证。
而一九一九年的日食告诉全世界:牛顿,人类历史上被检验得最多、最成功的理论,也不是最后的话。它在大多数地方仍然好用,可在最要紧的地方,被一个新理论超过了。
这一下,把康德的保证彻底打碎了。连牛顿都能倒,那就没有什么理论能有保证。
爱因斯坦给波普尔的,是两件事:一个理论可以勇敢地把脖子伸出去;最成功的理论也可能倒下。
现在把三样材料放进一口锅里。
只有休谟,得出的是怀疑:什么都证明不了,那就靠习惯凑合吧。
只有康德,得出的是保证:我们的形式是先天的,知识有底。
只有爱因斯坦,得出的是一个科学成功的故事。
三样撞在一起,火候一到:我们主动去猜,这是康德;猜出来的东西没有逻辑保证,这是休谟;最好的猜想也可能倒下,这是爱因斯坦。三样合起来,长出了一个三样里都没有的新东西:科学就是大胆猜测、严格检验、淘汰错误。
这是一次三样都活着、互相拆台的碰撞。休谟拆康德的保证,康德拆休谟的被动,爱因斯坦把两人都拆了一遍。导论里说过,三样都活着、互相顶撞,最容易长出真正的新东西。证伪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新东西。
如果非要给三样材料各派一个位置,本书的读法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康德站在土的位置上,人总是带着预期,观察从这片土里长出来;休谟站在路的位置上,从例子到定律那一步走不通,只有从反例回到「定律错了」这一步走得通;爱因斯坦站在形状的位置上,一个理论把自己亮出来,站到会被打中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反差,和第 7 章那个是同一类。
他自己的证伪主义,有一张清清楚楚的出生证明:三股材料,在一个十几岁到三十岁的维也纳人身上,一九一九年前后开始相撞,一九三四年长成了一本书。
可是他留下的方法里,猜想从哪里来,不在账上。他说,猜想可以用任何办法得到,做梦、灵感、瞎撞都行,要紧的是事后的检验(据《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 节大意)。碰撞这件事,在他的知识论里没有位置。
本系列黑格尔卷讲过一个相似的反差:黑格尔自己是被三维碰撞生出来的,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台二维机器。波普尔这里形状不同,道理相近:他自己是被撞出来的,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台只筛不撞的机器。
还有一件事,先插一面旗。
他退回了康德的「保证」,可是没有退回康德的「先有」。他后来说,人一生下来就带着许多期望,比如一个新生儿会期望有人喂他。这些期望是天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先天的」;只是它们不是必然有效的,可能落空(大意见《客观知识》)。
请注意这一步。第一个猜想从哪里来?他在这里给了一个回答:从基因里来。这是一张出生证明,可是一张很奇怪的出生证明:出生地一栏写着「天生」,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康德把形式焊在理智里,他把期望搬进了基因。焊点挪了个地方,没有拆掉。
本系列洛克卷和萨特卷都用胚胎和婴儿的材料拆过「起点」。本书第四编也要回到这个新生儿身上去看:他那份「期望有人喂」,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子宫里那十个月,算不算他的路?
家里有个孩子沉迷手机游戏,大人们吵了半年,办法用了一大堆:没收,限时,讲道理,都不管用。
学这一章,可以试一试碰撞:找三样平时想不到一块儿去的材料,放到这件事上撞一撞。
第一样,问问做游戏的人:一个游戏靠什么让人停不下来?答案常常是「每一步都有及时的回应」。
第二样,想想你自己小时候迷过什么,最后是怎么放下的。很多人会发现,不是被没收了,而是有一天迷上了别的更带劲的东西。
第三样,看看孩子手上那块地:他放学以后,除了手机,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立刻得到回应?一把球,一只小狗,一个一起做饭的大人?
三样撞在一起,也许会长出一个你原来没有的办法:不是和手机抢时间,是在他的日子里种一样同样「每一步都有回应」、又能把他带到手机外面去的东西。
这个办法对不对,照波普尔的规矩,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孩子每天主动放下手机的时间没有变长,就说明这个办法不对,换。前一半是出生证明,后一半是死亡证明,两张都开。
带走的话他自己是被三股材料撞出来的,他留下的方法却只筛不撞;想长出新东西,先得让几样活着的东西撞一撞。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与土(人主动去猜;预期在先;先有不等于必对,撬开康德焊点的一半);关门,出生证明(碰撞在他的方法里没有位置;第一个猜想的出生地被写成「天生」)。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给康德的「保证」签了一张;出生证明,证伪主义自己的出生证明在本章写全,可他的方法不收这类证明。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波普尔接手的那道题,问法本身就是发现学的。他换了答案,没换问法。
那道题是: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说法?休谟说,凭习惯,没有别的。维也纳学派说,凭经验的证实,至少凭概率。波普尔说,凭什么都不凭,我们根本不「相信」科学理论,我们只是暂时留着那些还没被打倒的。
三种答案,一个问法:先找根据,找到了就信,找不到就不信,或者不叫「信」。
「凭什么信」这个问法,藏着一幅画:一边是一个说法,一边是一个等着它去对上的世界,中间缺一座桥。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找这座桥,或者证明桥不存在。
在这幅画里,说法和世界是先分开的两样东西。说法是从哪里长出来的,不重要;世界是怎样被说法回头改过的,也不重要。要紧的只有中间那座桥。
本系列一直说,发生学不从这里起步。它问的是另外四件事:
这个说法,长在哪片土上?
它是沿着哪条路长出来的,走了多远?
它稳到了什么程度,是正在成形,还是已经定型?
它长出来以后,回头改了什么?
这四问里,「桥」不见了。不是说桥不存在,是说桥本身也是长出来的:一个说法和世界之间的那份「对得上」,是在一次次试、一次次改里缠出来的,不是事先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或被证明不存在。
用这四问回头看第二编,先把他打开的门一扇一扇列出来。
他把「有意义」和「是科学」分开,救下了诗、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大胆想象。
他看见了证实和推翻之间的不对称。
他把休谟那个被习惯推着走的人,换成了一个主动去猜的人:预期在先,重复在后。
他收下了康德「现象是做出来的」,又把焊点撬开了一半:先有,不等于必对。
他从爱因斯坦那里学到:最成功的理论也可能倒下。
他撬掉了发现学的两块地基:方法中立,知识累积。
六条,每一条都是对发生学的一次靠近。「预期在先」说的是土在推;「先有不等于必对」说的是形状会被路改写;「最成功的也可能倒」说的是定型只是一站。
再把他关上的门并排列出来。
他接过了「资格只能是事先的根据」这个前提,站到了「什么都不是」一边:活下来的理论,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
他只数天鹅,不看天鹅站在哪片土上。
他把第三块地基「对象先在」夯得更实:有一个现成的真理,像云里的山顶。
他自己是被三股材料撞出来的,他的方法里却没有碰撞的位置。
第一个猜想从哪里来?他写的是「天生」,然后没有下文。
五条。每一条,都和上面的某一条看见配成一对:他看见了预期在先,却不问预期从哪里来;他看见了最成功的也会倒,却不许倒之前挣到的东西算数;他撬掉了两块地基,却把房子盖在第三块上。
他在休谟的山脚下拆掉了两块地基,然后把自己的房子,盖在了留下的第三块上。
这座房子很漂亮,叫批判理性主义。住在里面的人可以批评一切,推翻一切,唯独一件事不许动:外面那个现成的世界和它的真理,一直在那里等着。
为了看清「换了答案、没换问法」是什么意思,把三种答案放在一件家常事上并排看一遍。
你的孩子说:「我背会了。」你信不信?
休谟式的答案是:你信,是因为以前他说「背会了」的时候,多半真背会了,你养成了习惯。这份信没有道理可讲,只是习惯。
维也纳学派式的答案是:你要检查。抽背十个词,对了九个,他的「背会了」就被证实了九成。检查越多,信得越有根据。
波普尔式的答案是:别想着证实他。挑最难的那几个词,专门去考他,考倒了,说明没背会;考不倒,暂时算他背会了,但这不说明任何事,明天照样可能忘。
三种答案差别很大,可它们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背会了」这句话,和他脑子里那个实际的状况,对不对得上?中间有没有桥?
发生学问的是另一件事:他这个「会」,长在哪里?是昨天晚上念了二十遍念出来的,还是这一个星期里在课文里、在作业里、在和同学说话时一次次碰到、一次次用出来的?前一种「会」刚冒头,站不稳,明天就可能没了;后一种「会」和他的日子缠在一起,已经定型。一个念了二十遍的「会」和一个用了二十次的「会」,考同样的题都能答对,可它们是两种东西。
「凭什么信」这一问分不出这两种东西,「长在哪里」这一问一下就分出来了。
前言里借用过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把梯子。这一编的位置,也可以放上去看一看。
第一站,三视角,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看知识,本体仍是现成的人、事、物。视角换了,看见的东西就不一样;可被看的那个东西,一直在那里。这是发现学的知识论。
波普尔在第二编里做的事,和这一站很像,又比这一站多走了半步。他的「探照灯」,说的正是视角:你带着什么预期去照,就照出什么。他又比「视角」多走了半步:他说照出来的东西随时可能被世界驳倒,所以没有哪一个视角有保证。可是那个被照的世界,在他那里和在第一站一样,一直在那里,等着被照。
所以,读第二编的读者,如果此刻正站在第一站上,会觉得波普尔句句在理;走到第二站尽头,撞上了「知识到底归谁」,才会觉出他的问法里少了点什么;走到第四站,才看得清少的是土,是那片让「会」长出来、又被「会」改写的地。
这一换,对普通人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
我们每天要对许多说法做判断:一篇说某种食物致癌的文章,一位亲戚推荐的理财产品,一位老师对孩子的评语。「凭什么信」这一问,常常让人陷在两头:要么找到一个权威就全信,要么想起「什么都证明不了」就全不信。
换成发生学的三问试试。
第一问:它长在哪里?这篇说食物致癌的文章,背后是一项在什么人身上、做了多久的研究?还是一个人自己的一次经历?
第二问:它缠得多紧?这个结论被多少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在不同的地方检验过?只有一项研究,还是几十项互相印证?
第三问:换了土,它还在不在?在小鼠身上成立的,在人身上还成立吗?在一天吃一公斤的剂量下成立的,在一周吃一次的剂量下还成立吗?
三问问下来,你不会全信,也不会全不信,你会得到一个有深浅的判断。这个判断本身,也是会长的。
带走的话别只问「凭什么信」,问它长在哪里、缠得多紧、换了土还在不在。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门六扇(路、土、形状各有),关门五扇,主关在土与形状的资格。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根据」签了;出生证明,本编替证伪主义自己补全了一张,替「资格」补上了第三种说法。
本编判断:他换了答案,没换问法,接过了「资格只能是事先的根据」这个前提。出现下列情况,本编判断就要收窄:
一、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他明确否认「正面资格只能是根据」,并给出了一种既非根据、又非空无的正面地位,那么「接过了前提」要改为「松动了前提,但没有给出替代」。第 15 章专查。
二、若第 9 章「三块地基撬掉两块」的读法被证明不准,比如他晚年在实在论上有明显松动,那么「对象先在被夯实」要改为「对象先在一直被保留」。第 37 章专查。
这一编六章,是判决一的主场。判决一说:他只开死亡证明。活下来的理论,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
先还公道。死亡证明,他开得比谁都明白,而且这件事至今还在救人。所以本编的头三章,几乎全在讲他对在哪里:第 12 章讲一只黑天鹅,也就是证实和推翻的不对称;第 13 章讲为什么越可能错的话越值钱;第 14 章讲「怎么都对」的理论为什么是病,并在这里和本系列弗洛伊德卷对账。
后三章再往墙里看。第 15 章问:一个理论经受住了一百年的检验,到底挣到了什么?这一章要拔前两批埋下的三面小旗,也要查判词的第二条推翻条件站不站得住。第 16 章把他的不对称反过来量一遍:一只黑天鹅能推翻一句话,可「一次没看见」能推翻什么?第 17 章是本编的 SDE 解构。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件事,你试了一百次都成了,你心里很踏实;然后第一百零一次失败了,你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前一百次好像什么也没留下。那一次失败,却像一记耳光,把前面的全抹了。
这种感觉,波普尔用一只黑色的鸟,说成了一条逻辑上的道理。
欧洲人很早就爱拿天鹅做例子。古罗马有一位诗人讽刺说,某种人稀罕得就像黑天鹅,意思是世上根本没有。到了十九世纪,英国的逻辑学家在课本里拿「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来讲归纳(据通行记载)。可是一六九七年,一支荷兰船队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一条河上,真的见到了黑天鹅。
波普尔把这只鸟用成了一把刀。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是一个全称的说法,说的是所有的天鹅,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这里的、地球另一边的。你看见一只白天鹅,它没被证明;看见一千只,还是没被证明;看见一百万只,仍然没被证明,因为总还有你没见过的天鹅。
可是只要一只黑天鹅出现,这句话就当场完了。
这就是不对称:一个全称的说法,永远没法被有限的例子证明,却可以被一个反例推翻。证明它,要走完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推翻它,只要一步。
从这个不对称,他得出了一整套想法。
科学的定律都是全称的说法:「所有金属受热都会膨胀」「所有物体都受引力吸引」。所以科学的定律永远不会被证明。科学的进步,不是一条一条地证明真理,而是一条一条地淘汰错误。
一个理论提出来,不是等着被证实的,是站在那里等着挨打的。打不倒,就暂时留着用;打倒了,就换一个。留下来的,不是「被证明了的」,是「到现在还没被打倒的」。本系列 130 年卷给他那一章起的题目就是这句话。
这个图景,把科学家从「真理的守护者」变成了「错误的猎手」。科学家的本分,不是去找支持自己的证据,那太容易了,找什么都找得到;科学家的本分,是去找能打倒自己的证据。
这一刀在逻辑上是对的,而且干净。
「所有 A 都是 B」这样的话,有限的例子证明不了,一个反例就能推翻。这是一条演绎逻辑里的规矩:如果从一个理论推出某件事会发生,而这件事没有发生,那么这个理论至少有一处是错的。从前往后推,推不出「一定对」;从后往前推,推得出「一定错」。
这一刀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让人心里有了方向。以前的人觉得,证据越多越好,于是拼命去找支持自己的例子,一找一个准。波普尔说,反过来,去找能打倒你的那一个。今天的医生要做对照实验,法官要听对方的辩护,工程师要做破坏性测试,都是这个方向。
用七个词说,这一刀看见的是路:路上真正要紧的,是撞墙的那一步。一个形状被路上的一次撞墙改写,这是发生最常见的样子。他把撞墙那一步写得比任何前人都清楚。
在往墙里看之前,还有一件事要说清,它让那一刀没有看上去那么干净。
一个理论推出一个预言,预言落空了。逻辑告诉你:前提里至少有一处错了。可是前提从来不只一个。爱因斯坦推出一点七五角秒,用的不只是广义相对论,还有太阳的质量、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望远镜的光学原理、底片的化学性质、测量星位的一整套算法。预言落空了,错的是哪一块?逻辑不告诉你。
二十世纪初,法国物理学家迪昂就指出过这一点:一个实验检验的,从来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假说,而是一整组假说连同仪器的理论。波普尔也知道,他承认一次推翻落在的是整个理论系统,至于该换掉系统里的哪一块,要靠判断,没有逻辑能替你做这个决定(大意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18 节前后)。
这一处,他说得老实。可请注意这一句:要靠判断。谁来判断?拿什么判断?判断的人站在哪里?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指向土。第五编回来拔。
可是请再看一眼那句话:「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这句话当初是怎么来的?没有人研究过天鹅为什么是白的,没有人知道羽毛的颜色受什么控制,没有人把「天鹅」和「白」之间的关系,和别的什么东西缠在一起。它只是欧洲人看了很多天鹅以后,顺口说出来的一句话。
用本书的话说,这句话没有扎根。它没有土。
一句没扎根的话,一个反例就能把它拔掉,这很自然。可是科学里真正要紧的理论,大多扎了很深的根。
本系列 130 年卷讲过一个例子,这里只简单提一下。十九世纪,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的轨道和牛顿力学算出来的对不上。这是一个反例,一只黑天鹅。当时的人怎么办?他们没有扔掉牛顿,而是猜:外面也许还有一颗看不见的行星在拉它。他们按牛顿的理论算出了这颗行星该在哪里,然后用望远镜去找,找到了,就是海王星。
牛顿力学为什么没有被这只黑天鹅杀死?因为它扎的根太深了:它和几百年的天文观测、和地上的炮弹、和潮汐、和钟摆,全都缠在一起。一个反例来了,要先问:是理论错了,还是土里有一样东西我们还没看见?
波普尔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他承认,任何一个理论,都可以靠临时加一条辅助的说法,把反例挡掉。他给这种做法立了规矩:加的说法必须能带来新的、可以检验的东西,不能只是为了挡子弹(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0 节前后)。这条规矩很好。可是它说明了一件事:一只黑天鹅能不能一击致命,不在逻辑,在那个理论扎了多深的根。
所以,本书在他的不对称旁边,加一句话:
逻辑上,一只黑天鹅永远能推翻一句全称的话;可在日子里,一个反例能不能杀死一个说法,要看这个说法扎了多深的根。
没扎根的,一个反例就拔起来了,「天鹅都是白的」就是这样。扎了根的,一个反例来了,先摇一摇土:土里是不是还有一样东西没被看见?摇过以后,有时候理论活了下来,还长得更壮,像牛顿遇到天王星;有时候,摇了几十年,终于摇断了,像牛顿遇到水星近日点那一点点多出来的偏差,最后被爱因斯坦接走。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一直说他只开死亡证明。在他的逻辑里,一个理论要么活着,要么被一个反例判死;它的根扎得多深,不进账。可正是根的深浅,决定了一只黑天鹅来的时候,该签死亡证明,还是该先去土里找一找。
孩子一直数学很好,这次期中考砸了。
有的家长会想:看来这孩子数学也不怎么样。这是把一只黑天鹅当成了死亡证明。
先问根有多深。孩子的「数学好」,是只考过两三次好成绩,还是从一年级起就爱琢磨数,平时自己会找题做,讲题讲得头头是道?如果是后一种,这个「好」扎了很深的根,一次考砸,要先去土里找一找:那天是不是没睡好?这一章是不是换了个新老师?是不是有一道大题看错了?
反过来,也有另一种情况:孩子的「数学好」,其实只是前几次题目简单,从来没被真正难的题碰过。那么这次考砸,就可能是第一次碰到了真东西。这时候,死亡证明该签,签的不是「孩子不行」,是「原来以为他会了,其实没会」。
分清这两种,靠的不是这一次的分数,是你平时有没有看过他的根。
开饭馆的人也会遇到同样的事。一家开了十年、老顾客一大堆的饺子馆,某天在网上收到一条差评:「饺子破了皮,汤也是凉的。」老板要不要改?
这是一只黑天鹅,可它撞倒的是哪一块?是店里的手艺出了问题,还是那天中午人太多、送外卖的小哥在路上多绕了二十分钟?十年的老店,根扎得深,一条差评来了,先去土里找:那天是谁包的、谁煮的,那一单是堂食还是外卖,出锅到送达隔了多久。找完了,也许发现真是新来的师傅手法没练熟,那就改;也许发现是外卖路上的事,那该改的是包装和配送,不是饺子。
一条差评不能直接签死亡证明,可也不能不看。看,是去土里看。
一个一直靠谱的朋友,这次失约了。
阿兰和老周认识十五年。老周是她朋友里最靠谱的一个:借的钱从不拖,答应的事从不忘,她搬了三次家,每次都是老周来帮忙。上周末,说好一起去看一位生病的老同学,老周临出门前一小时发来一条消息:「临时有事,去不了了。」阿兰很生气,心里冒出一句:「原来他也不过如此。」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一个反例,永远能推翻一句「所有」开头的话。「老周从不失约」这句话,从上周末起,确实不成立了。
本书补上的是:一个反例能不能一击致命,要看这句话扎了多深的根。「老周靠谱」不是一句凭空说出来的话,它长在十五年里上百件事上,和阿兰的日子缠得很紧。一次失约来了,要先去土里找一找:他那天出了什么事?他家里是不是有老人?他最近是不是换了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找过以后,也许会发现,那天他母亲突然住院了,他来不及细说。也许,真的是他怠慢了。两种情况,都要找了才知道。
明天就能试的:别急着在心里签那张死亡证明。给老周打一个电话,只问一句:「那天没事吧?」听他说。事先写好:如果他说得出一件实实在在的事,这一次就只是一张十五年档案里的一页,翻过去;如果他支支吾吾、而且接下来一个月又有两三次类似的事,那就说明这片土真的变了,值得坐下来好好聊一次。一段十五年的友情,经得起一次失约,经不起一次不问青红皂白的判决。
如果老周说的理由,阿兰听了还是不舒服呢?那也值得说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给这段友情记一笔暗账。可以平和地说一句:「那天我一个人去,心里挺空的,下次有事早点告诉我。」一句说出来的不舒服,是一张写清了死因的小小死亡证明;它让老周知道哪里错了,也让这段友情多了一次回头改的机会。十五年的土,就是这样一次次被说开、被改写,才越来越厚的。
带走的话一只黑天鹅永远能推翻一句没扎根的话;扎了根的说法遇到反例,先去土里找一找,再决定签不签那张纸。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撞墙那一步写得比谁都清楚);关门,土(反例能否一击致命取决于根的深浅,这一层不进他的账)。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逻辑上开得干净;出生证明,「天鹅都是白的」本来就没有出生证明,所以一拔就起。
夫妻吵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你总是不管孩子。」
这句话说出来很痛快,可它有一个毛病:对方没法接。他可以举出一百件自己管过孩子的事,你一句「那是偶尔」就挡回去了;他要是不举,就等于认了。这句话怎么都对,所以吵到半夜也吵不出一个结果。
换一种说法:「上周三孩子发烧,你说加班,十一点才回来。」这句话可能是错的,也许他那天九点就到家了。可正因为它可能错,它才能被核对,才能被回答,才能让两个人把事情往前推一步。
一句话说得越具体、越容易被打中,它就越有用。这是波普尔在科学里讲的一个道理,放在饭桌上,一样成立。
波普尔有一个很反直觉的主张:一个理论说了多少东西,要看它禁止了多少东西。
「明天会下雨,或者不下雨」,这句话什么都不禁止。明天无论怎样,它都对。所以它什么也没说。
「明天会下雨」,禁止了一件事:明天不下雨。它说了一点东西。
「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城区有雷阵雨,降水量二十毫米以上」,禁止了一大堆事:明天全天晴,明天上午下雨下午晴,明天下的是毛毛雨,明天只有郊区下雨……它禁止得多,所以说得多。
他把这叫作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一个理论禁止的可能情况越多,它的内容越丰富,它对世界说的东西越多(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六章)。
由此推出一个更反直觉的结论:内容越多的理论,越可能被驳倒。
道理很简单。一句话禁止的事情越多,世界上出现一件被它禁止的事的机会就越大。「明天会有天气」几乎不可能错,「明天三点到五点有雷阵雨」随时可能被打脸。
我们平时总觉得,一个好的说法应该「很可能是对的」。波普尔说,在科学里,情况正好相反:我们要的,恰恰是那些很可能错、却还没被打倒的说法。因为只有它们,才对世界说出了很多东西。一个「很可能对」的说法,多半是把话说得太稳,稳到什么都没说(见《猜想与反驳》第十章)。
所以,他说,科学家要大胆。大胆的猜想,是禁止得多、冒险大的猜想。爱因斯坦说死了一点七五角秒,这是大胆;一个说「引力可能会对光有一点影响」的理论,就不大胆,也不值钱。
这一章,他几乎全对,本书完整接下。
用七个词来说,一个禁止得多的说法,是一个边缘很锋利的形状。它的边在哪里,一清二楚:这里是我说的,那里是我不许的。一个边缘模糊的形状,比如「你总是不管孩子」,看上去很大,却摸不到边,没有一条路能碰到它。
形状要被路改写,得先有一个能被碰到的边。发生学最怕的,不是一个形状被推翻,而是一个形状圆滑到永远碰不到。碰不到,就改不了;改不了,就长不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替发生学说出了一条非常要紧的规矩:一个说法要想长下去,先得让自己的边露出来。
他对日常说话的习惯也看得准。我们写报告、给建议、汇报工作,本能地往安全处缩:「可能」「大概」「视情况而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缩到最后,谁也挑不出毛病,谁也用不上。这不是谨慎,是把内容一点一点挤干。
可是请注意他说的「大胆」。
在他的书里,大胆像是一种品质,或者一种态度:科学家应该勇敢一点,敢于冒险。至于一个大胆的猜想是怎么想出来的,那又回到了心理学的门外。
本书想问一句:爱因斯坦为什么敢说死一点七五角秒?
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胆子大。是因为他走了八年的路,把引力和加速度、光和时空,一点一点缠在了一起,缠到了一个程度,这个数不是他「敢」说出来的,而是他不得不说出来的:理论长成了那个样子,那个数就在那里。
大胆,常常不是一种性格,是一片土缠紧以后自然长出来的锋利。一个在一件事上走了很长的路的人,他说出的话自然具体,自然敢被核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话缠在什么上面。一个没走过路的人,只能说「可能」「大概」,不是因为他谦虚,是因为他的话没有根,一说具体就会露馅。
反过来也成立:有些人说话很具体、很大胆,却没有根,那不叫大胆,叫莽撞。「明天股市一定涨到四千点」,这句话禁止得很多,也很容易被打中,可说这话的人未必走过什么路。波普尔的规矩分不开这两种人:在他那里,两句话都是「大胆的猜想」,都等着被检验。本书要多加一问:这份大胆,是长出来的,还是装出来的?
这是出生证明的问题。同样锋利的两个形状,一个有出生证明,一个没有。在它们被检验之前,出生证明已经说了很多。
说到大胆,他自己说过一句极大胆的话:我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他晚年有一篇长文,标题的大意就是「猜测性的知识:我对归纳问题的解决」(见《客观知识》第一章)。
这句话禁止得很多,边很锋利:它说,两百年来困住所有人的那座山,到他这里已经不再是问题了。照他自己的规矩,这是一个好猜想:大胆,有内容,随时可能被打中。
它也确实被打中了很多次。几十年里,一位又一位哲学家拿出反例,第 15 章那座桥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确认对将来什么都不说,那修桥时凭什么选经过检验的理论?本系列休谟卷的判断是:他没有翻过这座山,他绕过去了。
他怎样对待这些打中他的反例?大体说来,他一次次回应,一次次解释,却始终没有说出那句「我的这个解决是错的」。
本书不拿这件事去笑话他。本书要从这里看出一件事:签一张死亡证明,不只要逻辑,还要一个人在心里那块地上承得住。一个人把一生押在一句话上,这句话要是死了,他在心里就要跟着死一小块。逻辑上,他比谁都知道该怎样签;心里那块地上,签不下去。(这是本书的解释,不是他的自述,标「待验」。)这是判决四的一个伏笔:批评只长在想法那一块地上,第 26 章回来细讲。
这一章可以记一笔清楚的账。
他看见的:形状要有锋利的边,才能被路碰到、被路改写。一个说法的价值,在它敢于禁止什么。这是左列的遗产,本书全收。
他没看见的:锋利的边是从哪里来的。在他那里,大胆是态度;在发生学看来,大胆是一片土缠紧以后长出来的样子。有根的大胆和没根的莽撞,在他的账上是一样的,因为他只看检验的那一刻,不看检验之前的路。
所以,本书对他的规矩加一个小注:先让边露出来,再问这条边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工作汇报。 下次写方案,试着在里面放一句会被打中的话:「我判断这个活动能让新用户增加三成;到下个月底达不到两成,就说明这个方向不对,该停。」一句这样的话,比十页四平八稳的分析有价值。
然后,在这句话后面,给自己补一行,不给领导看也行:「我凭什么敢说三成?」如果你答得出:上一次类似的活动涨了两成五,这次多了一个渠道,那三个老客户说过愿意转发,那这是一份有根的大胆。如果你答不出,只是觉得「应该能」,那你还没走够路,先去问问老客户再说。
夫妻之间。 下次想说「你总是……」的时候,停一下,换成一件具体的事:「上周三……」这样说,对方可能纠正你,可纠正本身就是往前走。
看病的时候。 医生开了药,说:「吃一段时间会好一点。」这句话很稳当,也很难用。你可以礼貌地多问一句:「大概吃多久,哪个症状应该先有变化?要是到那时候没变化,我该回来找您吗?」这不是不信医生,是请医生把那句话的边露出来。一句有边的话,你回家以后才知道该盯着什么看;到时候没变化,你也知道该回去,而不是一直吃下去、一直犹豫。好的医生多半乐意回答,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那条边,只是没说出口。
给孩子。 孩子说「我这次能考好」。问他:「好是多少分?」他说出一个数,再问:「凭什么是这个数?」让孩子在说出一个数以后,再说出这个数的来历。前一问教他说话要有边,后一问教他的边要有根。
一则道歉声明。
一家小饭馆被顾客在网上投诉,说菜里吃出了异物。老板第二天发了一段道歉:「对于给顾客带来的不好体验,我们深表歉意,今后一定加强管理,努力做得更好。」底下的评论更多了:「说了等于没说。」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一句话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今后一定加强管理」几乎不可能错,也几乎什么都没说。顾客看不出这家店到底要改什么,更没法在下个月去核对它改没改。
本书补上的是:一句具体的道歉,要有根。老板要说具体,得先去土里查:异物是在哪个环节进去的?是洗菜的时候,是切配的时候,还是出菜的时候?查清楚了,道歉才具体得起来。第 13 章说过,没根的大胆是莽撞;同样,没查清就说「我们已经改了」,也是一句没根的话。
明天就能试的:老板先花一天,把那道菜从进货到上桌的每一步查一遍,找出最可能出问题的那一步。然后重发一段道歉,只写三件事:「那天的问题出在某某环节;从今天起,这个环节改成某某做法;一个月后我们把后厨的照片放出来,欢迎大家来看。」事先写好:一个月后真的放出照片。一段能被人一个月后核对的道歉,才是一段说了东西的道歉。
如果查了一天,还是查不出异物从哪里来的呢?那就老老实实说查不出:「我们查了进货、洗菜、切配、出菜四个环节,还没找到原因;接下来一个月,每一个环节都加一道检查,这是检查表。」说不出死因的时候,把「怎样继续找」说具体,也是一种说了东西的道歉。最怕的,是用一句「加强管理」把一件没查清的事盖过去。
带走的话一个说法要想长下去,先得让自己的边露出来;可锋利的边有两种,一种是长出来的,一种是装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形状要有锋利的边);关门,出生证明(大胆被写成态度,有根的大胆与没根的莽撞在他账上一样)。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要求说法事先把死因写得越具体越好;出生证明,本章替「大胆」补了一张:大胆是一片土缠紧以后长出来的锋利。
你一定收到过这样的转发:「射手座的人热爱自由,但内心深处也渴望安定。」
读完你心里一动:说的就是我。可是请想一想:世上有没有一个人,读了这句话会说「完全不是我」?热爱自由而不渴望安定的人,会说「对,我就是热爱自由」;渴望安定而不热爱自由的人,会说「对,我内心深处渴望安定」。
一句话,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会让它落空,那它的信息量就是零。它不是在说你,是在说所有人。
第 3 章讲过,十七岁的波普尔在阿德勒的辅导处第一次被这种「怎么都对」击中。后来他把这种感觉磨成了一把刀,拿去比着三个当时最有名的理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
他说,这三个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释。信它们的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证据。这种感觉让信徒们觉得自己终于看透了世界,可恰恰是这一点,让它们失去了科学的资格(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请注意,他对这三个理论的判法并不完全一样,这一点常被人忽略。
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他说:它们从一开始就不可检验。你想不出有什么人的行为是它们解释不了的。
对马克思,他说得更细:马克思早年的一些论断,是有内容、可以检验的。它做过预言,比如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会最先发生革命,工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穷。可是这些预言没有兑现。这时候,追随者们本可以承认理论错了;他们却选择了重新解释理论和证据,让两者重新对上。革命没在最发达的国家发生,是因为有别的因素;工人没有越来越穷,是因为帝国主义把剥削转移了。每一次这样的重新解释,理论就更安全一分,也更空一分。他说,它们靠牺牲科学的地位,换来了不可反驳(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他花了很多力气讲。
任何一个理论遇到反例,都可以打补丁。第 12 章讲过,牛顿遇到天王星,也打了一个补丁:外面还有一颗行星。那为什么牛顿的补丁是好补丁,另一些补丁是坏补丁?
他的回答是:好的补丁,会带来新的、可以检验的东西。「外面还有一颗行星」这个补丁,说出了这颗行星该在天上哪个位置,于是可以拿望远镜去找。找到了,补丁变成了新发现。坏的补丁,只是为了把眼前这个反例挡掉,除此以外什么新东西也不说,也没法检验(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0 节前后)。
用大白话说:好补丁是一块能长出新芽的土,坏补丁是一块只为了遮羞的布。
这把刀在今天还在救人。
一个养生说法,身体好转了是它的功劳,没好转是你「心不诚」「坚持得不够」「体内的毒还没排干净」;一套管理办法,业绩涨了是方法对,跌了是执行不彻底;一种育儿理论,孩子乖是理论灵,孩子不乖是你用得不对。凡是这种结构,都可以问一句:出现什么情况,你就承认错了?答不出来的,你可以欣赏它、喜欢它,但别把钱和命押在它上面。
他对补丁的区分也极有用。一个人为自己的错误找理由,那个理由能不能带来新东西,能不能被核对,一看就知道是真原因还是托词。
本系列弗洛伊德卷讲过:弗洛伊德在躺椅边亲眼看见过许多真正的发生,可是判对错的条款,他始终没有立。那一卷是从躺椅这一头走过来的,波普尔是从逻辑这一头走过来的,两卷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
还要把公道还全。波普尔并没有说这三个理论毫无价值。他说过,精神分析里有许多深刻的东西,它们像古老的神话,里面可能藏着后来能被检验的真知(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他划的是「是不是科学」,不是「有没有价值」。今天许多人拿「不可证伪」当棍子,打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不是他的意思。
第 3 章留下一面小旗:阿德勒那一千次经验,在知识的账本上该不该记为零?
照波普尔的账法,是零。那一千次不是严格的检验,只是一千次用理论去读案例,读出来的结果又被算成对理论的支持。它们不能给理论加一分。
这一半,本书同意:那一千次,确实不能给自卑理论加分。
可是那一千次本身,是零吗?
一个医生看过一千个孩子。这一千个孩子,住在什么样的家里,在什么样的学校,出过什么样的事,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沉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些都进了他的眼睛。它们没能长成一个好理论,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用,是因为一个太早定型的理论压在上面,每一个新案例进门之前,都先被理论读了一遍,读成了理论早已知道的东西。
所以,本书的回答是:那一千次,不能给那个理论加分,却不是零。它们是土。是一片被一个理论压住了、没能长出新东西的土。如果当初有人把这一千个孩子一个一个摊开,不先用自卑感去读,而是问「这些孩子彼此有什么不同」,这片土里本可以长出许多新的、可以检验的猜想。
这一点,在他的账上看不出来。他的账上只有两栏:被检验过的,没被检验过的。没被检验过的,一律记零。本书要多开一栏:还没长成猜想的土。
第 3 章说过,「怎么都对」不只是一种病。现在可以把它说全。
第一种,是没有死亡证明。理论不说什么情况下自己算错。这是波普尔看见的,也是他最拿手的。
第二种,是回写断了。每一个新案例进来,理论一个字也不改。案例越堆越多,像库房里的货,库房却从来不回头改一改生产线。
第三种,是土被切掉了。理论已经不需要看见眼前这个人。阿德勒没见过那个孩子,就把他解释完了。
三种病常常一起出现,可是它们不一样,药也不一样。波普尔的药,治的是第一种:让理论写好死亡证明。可一个理论完全可以写好了死亡证明,却照样不看人、照样一个字不改。它会变得可以被检验,但它的土仍然是切断的,它的路仍然是不回头的。
所以,看一个说法有没有得「怎么都对」的病,本书的三问卡是:
它说得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
它还需要看见眼前这个人、这件事吗?
每一个新的案例,能让它改动哪怕一个字吗?
三问都答得出,这个说法是活的。第一问答得出,后两问答不出,它只是一具穿戴整齐、等着验尸的身体。
一个「都是为你好」的家。 一位母亲对女儿说:「妈管你,都是为你好。」女儿成绩好了,是妈管得对;女儿成绩差了,是妈管得还不够;女儿哭了,是女儿不懂事。这句话怎么都对。
学这一章,不是要这位母亲不管女儿,是请她拿三问卡问问自己。第一问:女儿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承认我这样管是错的?第二问:我上一次认真听女儿说完一件事,是什么时候?第三问:这一年里,女儿说过的哪一句话,让我改过我的管法?
如果三问都答不上来,那「为你好」就不是一个道理了,是一面挡箭牌。
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许多公司墙上写着「客户第一」。客户投诉了,说明我们还不够客户第一;客户满意了,说明我们客户第一。可是公司的哪一项制度,因为哪一次投诉被改过?一次都没有,那这句话就是墙上的装饰。
一个留给后面的问题。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想反过来问波普尔一句:「只有可证伪的才算科学」,这句话本身,可证伪吗?什么情况出现,就能说明这条划界的规矩错了?他自己想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这条规矩不是一条科学的定律,是一个提议,一条游戏规则,我们决定这样玩(大意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4 节、第 11 节前后)。一条规矩,靠一次「决定」立起来。这个「决定」站在什么地方?第五编第 25 章专门去看。
一句给自己的提醒。 别把「不可证伪」当成万能的棍子。一个人说「我相信我父亲在天上看着我」,这句话不可证伪,也不需要被证伪。它不是科学,它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用不上这把刀的地方,别拿刀去砍。
团建时做的那套「性格测试」。
某公司团建,请来一位培训师,让每个人做一套性格测试,把全公司的人分成了四种颜色。此后,公司里人人都在说:「他是红色的,所以脾气急。」「她是蓝色的,所以爱挑细节。」一位新同事做事慢了一点,大家就说:「绿色的都这样。」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一个说法什么都能解释,它就什么也没说。一个人脾气急,是红色;一个红色的人脾气不急,那是「红色里比较收敛的」。怎么都对。
本书补上的是那三种病里的另两种。第二种,不看人:一旦有了颜色,大家就不再看眼前这个人这一次为什么慢,他是不是刚接手一件没人教过的事。第三种,不回头改:那位新同事三个月后做事一点也不慢了,可「绿色」的标签没人去改,它像第 3 章阿德勒的一千零一例,只进不出。
明天就能试的:不必把测试一概否定,它也许能帮人开个话头。可以给它补三条规矩。第一条,写死因:团队里约定,一个人的「颜色」,如果连着三次被他自己的做法推翻,就不再用它说他。第二条,看人:谁用颜色解释别人的一件事,先问一句「这一次他为什么这样」。第三条,回头改:每半年,每个人可以自己改掉别人给他贴的那个词。事先写好:半年后,看公司里「他是某某色的」这句话出现得多了还是少了。
如果培训师坚持说这套测试「很科学」呢?可以客气地请他回答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这套颜色的分法算错?」一个说得出来的培训师,是在给大家一个可以检验的工具;一个说不出来、只说「很多公司都在用」的,就是在卖一个怎么都对的说法。第 14 章那张三问卡,拿到团建的会场上,也一样好用。
带走的话「怎么都对」有三种病:不写死因,不看人,不回头改;只治第一种,病人还是病人。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与路(「怎么都对」是病;好补丁带来新东西,坏补丁只是遮羞);关门,土(没被检验过的一律记零,还没长成猜想的土不进账)。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替三大理论签得最有名;出生证明,本章拔小旗⑤:一千次经验不是零,是一片被压住、没能长出新猜想的土。
你要过一座桥。这座桥修了五十年,天天有车来来往往,经过了几十次大水,几次地震。旁边有一座新桥,昨天刚合龙,一辆车也没走过。
你走哪座?
你当然走老桥。可是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会说:它经受住了五十年的考验。
那么请问:五十年的考验,给了这座桥什么?
这是一个听上去很傻的问题。可波普尔的知识论,恰恰在这里卡住了。这一章要回答它。本书前几批埋下的三面小旗,都插在这里。
先把他的说法摆足。
一个理论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他管这叫「确认」。他说,确认只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成绩单:到目前为止,这个理论经受住了哪些检验,经受得有多严格。它不说明这个理论是真的,也不说明它更可能是真的,也不保证它明天还能通过检验(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十章)。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要你说「它经受住了过去的检验,所以将来也更可能经受住」,你就回到了归纳:从过去推将来。而归纳,他早就宣布不要了。
这是他整座房子最硬的一面墙。本系列休谟卷讲过这面墙,说他「仍然接受了先要根据的那个顺序」。本书第 9 章也讲过:他站到了「什么都不是」那一边。
可是他不是不知道那座桥。
他后来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大意是:在要行动的时候,比如修桥、开药,我们应当选择那个经受住了最严格检验的理论。这是理性的选择。理由不是它更可能为真,而是:它是我们手里被批评得最狠、却还站着的那一个;在所有候选者里,它是我们对它最了解、最有理由认为它的错误还没暴露的那一个(大意见《客观知识》第一章)。
这个回答很聪明,很多人觉得不够。有一位哲学家追问过他,大意是:如果确认对将来一点都不说明,那么选择经受住检验的理论去修桥,和选择一个刚提出来、从没检验过的理论去修桥,在「明天桥会不会塌」这件事上,有什么区别?要是说有区别,那就是说过去的检验对将来有意义,这就是归纳。要是说没区别,那「选最受确认的理论是理性的」这句话就是空的。
这就是第 9 章留下的那道裂缝:一个理论被选中,却不许它有被选中的资格。
本系列休谟卷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归纳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溜了回来。
本书在第 9 章已经给出了第三种说法:资格是在路上一步一步挣来的。现在拿那座桥来细看它。
老桥这五十年,挣到了什么?
第一,它挣到了一条很长的路。几十次大水,几次地震,几百万辆车,每一次都是一次小小的试。它的每一根梁、每一个桥墩,在这五十年里被各种力量推过、拉过、压过。
第二,它和它的土缠紧了。桥墩下的河床,五十年里被水冲过、被淤泥填过,桥和河床已经互相适应了;工程师们对这座桥的每一处老毛病都了如指掌,哪里该补,什么时候该查,都有了一套办法;附近的居民、路过的司机,都知道它在大水天会怎样。
第三,这份资格长在一片土上。它的五十年,是在这条河、这种水情、这些车流上挣来的。明天要是这条河上游修了一座大坝,水情全变了,这份资格就要打折。
这三条合在一起,就是资格。它不是一个逻辑上的根据,不能证明桥明天不塌;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一片土缠得有多紧的读数。
请注意,这不是归纳。归纳说的是:过去通过了一千次,所以将来也会通过。它数的是次数。本书说的是:这一千次,每一次都把桥和土缠得更紧了一点,我们读的是缠的程度,不是次数。第 8 章那班公交车讲过同一件事:公司一宣布重组,过去的一千次准点一次没少,你的把握却降了。你读的,从来不是次数,是土。
所以,选老桥,是理性的。理由不是「过去通过了所以将来也会」,而是「它在这片土上缠得比新桥紧得多」。这个理由不从过去推将来,它读的是现在:现在这座桥和它的土,是什么关系。
老桥的资格还可以再分一分,分到三块地上去看,会看得更清楚。
手上碰的那块地:钢筋、混凝土、桥墩、河床。五十年的风吹水冲,材料怎样老化,桥墩怎样和河床咬合,这是桥在现实里挣到的资格。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设计图、计算书、历年的检修记录。工程师们对这座桥知道得越来越多,每一次检修都在这份记录上添一笔。这是桥在道理上挣到的资格。
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附近的人信不信它。五十年里,一代人在这座桥上走过来走过去,走出了一份放心。这是桥在人心里挣到的资格。
三块地上的资格,会各自变化,而且不一定一起变。假如有一天,网上传出一个谣言,说这座桥的桥墩裂了,桥本身一点没变,工程师的记录也一点没变,可第三块地上的资格一夜之间掉了一大截,很多人宁可绕远路。反过来,假如桥墩真的出了一条细缝,而没有人发现,第一块地上的资格已经降了,另两块地上还满满的。
波普尔的「确认」,只记在第二块地上:一份检验的记录。它不记第一块地上桥和河床的咬合,也不记第三块地上人们的放心。而一座桥明天会不会被放心地走过去,三块地上的资格都要算。
前言里写过判词的第二条推翻条件:如果他明确承认,一个理论经受住检验以后,挣到了某种正面的资格,而不只是「到现在还没被打倒」,那么「只开死亡证明」这几个字就说重了。
现在可以查了。
查的结果是:他承认了一半。他承认确认是一种正面的评价,一份成绩单,而且在要行动的时候,这份成绩单可以帮我们选。可他坚决不承认这份成绩单说明任何关于将来的事,也不承认它让理论更接近真。
所以,判词本身站得住:他确实没有给理论开过一张「活得越来越结实」的证明,他只开了一张关于过去的成绩单。
可是导读里那张五条判决表,判决一右列写的是:「活下来的理论,一分正面的资格也挣不到。」这句话说宽了。他给了成绩单,成绩单也是一种正面的东西。照这套书的规矩,说宽了就公开收窄,写明收窄前后两句:
收窄前:活下来的理论,一分正面的资格也挣不到。
收窄后:活下来的理论,只拿到一张关于过去的成绩单,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
导读表已按收窄后的一句改定。这件事登记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
第 2 章插下一面旗:一九一九年的伤口,把「不要盲信那一套」扩成了「不许相信任何一套」。
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他那面最硬的墙,逻辑上有它的理由:从过去推不出将来。可是逻辑上从过去推不出将来,不等于现在什么都读不出来。他把前一句当成了后一句。为什么会滑过去?本书的回答仍然是那个伤口:一个十六岁就见过「笃定」杀人的人,宁可一分资格都不给,也不愿冒一次给错的险。这不是逻辑,是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戒心。它在「历史必然论」面前是对的,在一座五十年的老桥面前,提防过了头。
第 5 章插下另一面旗:木匠做了几百个榫头以后,手和木头缠紧了,那不只是「还没做错」。
这一面,本章已经拔了。老木匠的手,老司机的眼,老桥的桥墩,都是一回事:路走长了,土缠紧了,资格就挣到了。这份资格长在一片土上,换了土要重新挣;会被回写,出一次事故就会变。它不是事先的根据,也不是空无。
说他错之前,再把公道还给他一次。
「确认不给将来任何资格」,这句话在两个条件下完全成立。
第一个条件,是土一换,第 9 章讲过:牛顿的两百年资格,走到接近光速的地方,一分也带不过去。
第二个条件,是有人拿「经受住了检验」当挡箭牌,拒绝一切新的检验。「我们这个方法用了二十年,不用再查了」,这时候他的墙是一道好墙:二十年不等于明天,该查还得查。
资格是挣来的,可挣来的资格不是免检的通行证。这一点,他比谁都看得清。
选医生。 一位老医生行医三十年,一位年轻医生刚毕业。你多半选老医生。这没错。可是请问一句:他这三十年,看的是不是你这种病?如果他三十年都在看成人,你带去的是一个三岁的孩子,他的资格就要打个折。选的时候,别只看年头,看他的路走在哪片土上。
一个老办法。 公司里有一套报销流程,用了十年,大家说「一直这么办,没出过事」。现在公司搬到了新城市,换了一半员工,开始用新的财务系统。这套流程的十年资格,还剩多少?它没有归零,可土换了一大半,应该当成一个半新的办法,重新检验一遍。
孩子的学习方法。 孩子一直用一种办法背单词,初中三年都挺好。上了高中,词汇量翻了几倍,老师的讲法也全变了。孩子说:「我这办法一直管用。」你可以跟他说:你的办法挣到过资格,这是真的;可是土换了,资格要重新挣。先用两个星期试试,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承认它不够用了?
请一位阿姨。
秦女士家里有了二胎,想请一位育儿阿姨。中介推来两位:一位拿着好几张培训证书,刚入行一年;一位没有什么证书,干了十二年,前面带过五个孩子,都是从出生带到上幼儿园。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过去干得好,不能保证将来不出错;十二年不出事,也证明不了明天不出事。
本书补上的是:十二年,是一份很长的档案,它不是证明,也不是零,是资格。这位阿姨和「照顾小婴儿」这件事,已经缠得很紧:孩子哭声里哪一种是饿、哪一种是不舒服,夜里几点最容易醒,她心里有数。可是资格长在一片土上:她的十二年,是在哪几户人家、带的是多大的孩子、跟的是什么样的家长?如果她以前带的全是一两岁的孩子,这一次带新生儿,资格要打个折。
明天就能试的:面试时,别只看证书,也别只看年头,请她讲讲她带过的那五个孩子:每个孩子多大接手,遇到过什么难事,她是怎么处理的。听她讲,就是在读这份档案。然后,约一个试用期,事先写好:两周里,如果孩子的作息越来越稳,她和家里人说话越来越顺,就留下;如果有哪一件事让你心里不踏实,写下来,在试用期结束时和她、和中介一起说清楚。身体和安全上的事,比如孩子生病怎么处理,事先和她约好一律先联系家长、按医生说的办。
如果两位阿姨都不太合适呢?别因为着急就将就。可以把这一次面试里看到的东西写下来:哪一类经验是你家最需要的,哪一种说话方式让你最放心。下一次面试,就照着这张单子去问。每一次没选成,都在帮你把「我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这件事看得更清楚,这也是一份档案。
带走的话活下来的理论挣到的,不是一份关于将来的保证,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它和一片土缠紧了,而这片土一换,就要重新挣。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他承认确认是一种正面的成绩单,也承认行动时应选最受确认者);关门,形状的资格(成绩单不许说明任何将来的事,缠紧的程度不进账)。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照开;本章拔小旗④⑤⑭,判决一右列公开收窄一格,登记进「自认最弱处」。
你肚子疼了三个月,去医院做了一圈检查:胃镜,B 超,抽血。报告出来,一行字:未见明显异常。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
你拿着报告走出医院,肚子还在疼。你心里犯嘀咕:没查出来,就是没有吗?
这个嘀咕,碰到了波普尔那把刀的另一面。
第 12 章讲过他的不对称:一千只白天鹅证明不了「天鹅都是白的」,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它。推翻比证明有力。
请把这个不对称反过来看一看。
如果有人说的是「存在黑天鹅」呢?这是一个存在的说法,不是全称的说法。你找了一辈子,一只黑天鹅也没找到,能不能推翻「存在黑天鹅」?不能。你没找到,可能是还没找到它住的地方。一六九七年以前,整个欧洲没有一个人见过黑天鹅,可黑天鹅一直都在。
波普尔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他说,像「存在某种东西」这样的说法,是没法被推翻的,因为你没法把整个宇宙都翻一遍;所以它们不是他意义上的科学说法(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15 节前后)。
可是在今天的科学里,大量要紧的说法,恰恰长着这样的形状:「这种药有效果」「这种食物和那种病有关」「这个教学法能提高成绩」。它们说的是:存在一个效应。检验它们的办法,是做一个实验,看看能不能看见那个效应。
看见了,是一件事。没看见,又是什么?
本系列作者王德生博士在二〇二六年九月立过一条判读纪律,大意是:统计上没有发现,只能说明「还未发生」,不能否定「将来不会发生」。
这条纪律的道理,拆开来是这样:一次「没看见」,可能有三种来源,而且它们在数据上长得一模一样。
第一种,是真的没有。那个效应确实不存在。
第二种,是看得太少、太短。只找了二十个病人,只观察了两个星期,效应还来不及露头。
第三种,是量具不够灵敏。用一把只能量到厘米的尺子,去量一个只有几毫米的变化。
只有第一种,才是一只真正的黑天鹅。可是单看数据,你分不出是哪一种。
他还特别分了两种「零」。一种是数出来的零:「这一章里,这个词出现了零次」,这是一件事实。另一种是推出来的零:「这次实验,没有发现效应」,这只是「这一次还没看见」。两种零写在纸上都是「0」,意思完全不同。
所以,拿「没看见」去判一个说法死刑,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也是那条纪律里写的。
第一,事先写好。检验怎么做、什么结果算失败,在看到数据以前就写定。不能先看结果,再决定什么算失败。
第二,写清这一次检验看得见多大的东西。你的样本、你的时间、你的量具,能看见多大的效应?如果真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效应,这一次检验有多大把握看见它?说不出这一条的「没看见」,不能当死亡证明。
第三,写清范围。写「在这些病人、这段时间、这种剂量下,没有看见效应」,不写「这种药没用」。
三条都有,这张死亡证明才有效。缺一条,只能记为:本轮没看见。
请注意,这三条对两边一样严。「本轮没看见反例」,同样不等于「这个说法是对的」;「本轮查了三十篇论文没发现有人做过」,同样不等于「确实没人做过」。
这一章并不是在反对波普尔。恰恰相反,它是把他的规矩用得更彻底。
他自己也为概率性的说法想过办法。一个概率性的说法,比如「这枚硬币正面朝上的机会是一半」,严格说来也没法被推翻:扔十次全是反面,也不是不可能。他的办法是立一条方法上的规矩:如果一个结果在这个说法下极不可能出现,而它出现了,而且能重复出现,我们就决定把它当成推翻(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八章)。
这条规矩,和上面那三条是一个方向:判死要有手续,手续要事先写好。今天医学上的临床试验要事先登记主要指标,要事先算好需要多少病人,骨头都是他的。本系列 130 年卷说过,他的名字丢了,手艺还在:这就是那门手艺。
可是这一章还要往墙里多看一眼。
请回到那三种「没看见」。第二种和第三种,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效应被看见,要等路走得够长,要等土里长出一把够灵敏的量具。
样本太少,是路太短:效应在一先一后的积累里还没攒够,还没露头。量具太粗,是土还不够厚:能看见这个效应的仪器、办法、训练有素的眼睛,还没长出来。
所以,一次「没看见」,在发生学看来,说的常常不是「它不在」,而是「它还没长到被看见的程度」,或者「看它的那双眼睛还没长出来」。这正是那条纪律的原话:还未发生。
这里藏着波普尔那把刀的一个盲点。在他的逻辑里,一个说法和一次观察面对面:对上了,活;对不上,死。可是一次观察本身,是长在一片土里的:要有足够长的路,要有够灵敏的量具,要有一群人事先说好了规矩。这片土不够,那一次观察就签不了死亡证明,签了也是错签。
第 4 章那几张日食底片说的是同一件事:镜子被太阳晒热了,那套底片就签不了爱因斯坦的死亡证明。
他看见了判死要有手续,这是左列;他没有看见手续本身是长在土里的,土不够厚的时候,「没看见」就只是「还没看见」,这是右列。第五编第 24 章会把这一处写全。
那份「未见异常」的报告。 本书不给看病的建议,只说理解。「未见明显异常」这句话,说的是:这一次,用这几种检查,没有看见明显的问题。它没有说「你没有病」。如果疼一直在,可以回去问医生三个问题:这几项检查,能看见什么样的问题,看不见什么样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检查能看见它们?过多久应该再查一次?这三问,就是那三个条件:写清看得见多大,写清范围,写清下一次什么时候。
孩子试一个新学法,两周没效果。 孩子换了一种背单词的办法,两周后一测,没进步,他说:「这办法没用。」先别急着同意。问问:两周够不够长?测的那张卷子,能不能量出这种办法练的东西?如果新办法练的是长期记忆,两周后的小测验量的是短期记忆,这把尺子就量错了地方。可以和孩子一起事先写好:用满六个星期,用一张隔了两周再测的卷子,那时还没进步,就换。
一个没人响应的想法。 你在单位提了一个新点子,没人理。你心灰意冷,觉得点子不行。可是「没人响应」也是一个推出来的零:可能点子真不行,可能说的场合不对,可能听的人还没碰到你说的那个问题。换一个场合、换一种说法再试一次,再下结论。
新房的检测报告写着「未检出」。
小韩家装修完,请了一家机构来测室内的空气,报告上写着一项有害物质「未检出」。小韩很放心,准备下周就搬进去。一位做过这一行的朋友看了报告,问了他几个问题,他一个也答不上来。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判一件事,要有事先写好的手续;没有手续的判决不作数。
本书补上的是第 16 章那三条:一次「没看见」,要写清看得见多大、写清范围。朋友问的几个问题,正好就是这三条:测的时候关窗关了多久?那几天的气温是多少,天冷的时候有些东西挥发得慢,测出来会偏低?这家机构的仪器,能看见多低的浓度?测了几个房间,还是只测了客厅?这几个问题答不出来,「未检出」就只能记为「这一次、这几个地方、这种条件下,没看见」。
明天就能试的:打电话问这家机构三件事:用的是什么检测标准,仪器能看见多低的浓度,测之前有没有按标准关窗。再看一看报告上测了哪几个房间。事先写好:如果三件事都答得清楚、而且是按标准做的,这份报告可以信;如果答不清楚,就换一家有资质的机构,在天气暖和一些的时候按标准再测一次。一份「未检出」,值多少钱,要看它背后那套手续。
如果复测以后,数值在标准以内、却不是「未检出」呢?那就照标准和有资质的机构的建议去办,比如多通风一段时间再搬,这类事听专业的人说。本书在这里要说的只是一件事:一个数字,要连着它的手续一起看。「未检出」和「在标准以内」,是两种不一样的话,前一种常常被人听成「没有」,后一种才说清了看见了多少。
带走的话一只黑天鹅能推翻一句话,一次没看见却不能;没看见,常常只是路还不够长,或者看它的那双眼睛还没长出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判死要有事先写好的手续,他为概率性说法立过方法规则);关门,土(手续与量具本身长在土里,土不够厚时「没看见」签不了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本章给它补了三个有效条件(事先写好、写清看得见多大、写清范围);出生证明,效应「还未发生」,是路和土还没长到让它露头。
这一章是第三编的总账。读者如果只想读第三编的一章,就读这一章。
先把本编的结论摆在桌上:死亡证明,他开得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明白;可他的医院里只有这一种证明。
先列他打开的门。每一条都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本书全部收下。
一、证实和推翻不对称:一个全称的说法,有限的例子证明不了,一个反例就能推翻。(第 12 章)
二、科学家的本分是去找能打倒自己的证据,而不是去找支持自己的证据。(第 12 章)
三、一个说法说了多少,看它禁止了多少;越可能错的说法越值钱。形状要露出锋利的边,才能被路碰到。(第 13 章)
四、「怎么都对」不是强,是空。(第 14 章)
五、补丁分两种:好补丁带来新的、可检验的东西,坏补丁只为遮住眼前的反例。(第 14 章)
六、不可证伪不等于没有价值;神话里可能藏着后来的真知。(第 14 章)
七、确认是一份正面的成绩单;要行动时,应当选最受确认的理论。(第 15 章)
八、判死要有事先写好的手续;概率性的说法也可以立规矩去检验。(第 16 章)
八条。把它们连起来读,是一幅很清楚的画:一条路上,真正要紧的是撞墙的那一步;一个形状要敢于走到会撞墙的地方;撞了墙,要老实认账;认账要有规矩。这幅画,是发生学里「路」这一维被写得最清楚的一次。
再列他关上的门,每一条和上面的某一条配成一对。
一、他看见了不对称,却不看一句话扎了多深的根:一只黑天鹅能不能一击致命,取决于根的深浅,这一层不进账。(对看见一)
二、他要科学家去找反例,却不问反例是怎样被认出来的、那双认出它的眼睛长在哪里。(对看见二,第 24 章接着拔)
三、他要说法大胆,却把大胆写成一种态度:有根的大胆和没根的莽撞,在他的账上一样。(对看见三)
四、他治了「怎么都对」的第一种病,没治另外两种:不看人,不回头改。没被检验过的案例,一律记零,还没长成猜想的土不进账。(对看见四、五)
五、他给了成绩单,却不许成绩单说明任何将来的事:路走长了、土缠紧了,这份缠的程度不算资格。(对看见七)
六、他要判死有手续,却没看见手续本身长在土里:土不够厚的时候,「没看见」只是「还没看见」。(对看见八)
六条收回,其实是同一个动作:他只看检验的那一刻。检验之前的路,检验所站的土,检验以后沉回去的东西,都不在他的账上。
给这个动作起一个名字,就是本书的判词里那几个字:只开死亡证明。
用那张图纸,给本编拍一张 X 光。
第一式,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他那里,留下来的形状,是没被路上的撞墙淘汰掉的那些。形状不是长出来的,是剩下来的。土不在式子里。
第二式,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他那里,下一步往哪里走,只由上一个形状死在哪里来定方向:死因告诉你别往那里走了。土在推这件事,同样不在式子里。
第三式,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本编里,这一式几乎是空的。一个理论被检验了一百年,它和它的土缠紧了,土也被它改了,这一层他没有写。第七编会看到,他在「世界三」那里写出了这一式的一半,可在他的方法本身里,它没有出现。
压成一行:证伪主义的路很清楚,形状是筛剩的,土不在式子里。
这一行,和本书在前言里给出的那个加减式说的是同一件事:证伪主义=试错-出生-土+山顶。本编拆的是「-土」和「只有死亡证明」这两处;「-出生」是第四编的事,「+山顶」是第七编的事。
他为什么非只开死亡证明不可?用发生学来回答,本编找到了三条。
第一条,是一九一九年的伤口。一个十六岁就见过「笃定」杀人的少年,宁可一分资格都不给,也不愿冒一次给错的险。(第 2 章、第 15 章)
第二条,是他手里的工具。演绎逻辑有一个性质:它能把「假」从一个结论往回传给前提,却没法把「真」从例子往上传给定律。一个逻辑学家拿着这件工具看世界,看得最清楚的,自然是撞墙的那一步。工具决定了他看得见什么。
第三条,是他对面的敌人。他一生的两个大敌,一个是「怎么都对」的伪科学,一个是「握着历史必然」的独断论。对付这两个敌人,死亡证明是最锋利的武器。一个人拿着一把最适合杀敌的刀过了一辈子,他很难想起,这把刀不会接生。
三条病根都不是他笨。那片土里长出来的,就是这样一把刀。
说他关了门,要先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只开死亡证明就够了。
在土极稳、路极熟、手续极成熟的地方。一间物理实验室,仪器是世界上最好的,同行们对「什么算一次有效的测量」早有共识,理论和观测都已经走了几百年的路。在那里,一个理论事先写好死因,然后去检验,死了就换,这几乎就是全部要做的事。临床试验也是这样:事先登记,事先算好样本,事先定好指标,然后看结果。
在这样的地方,出生证明早已由几百年的积累开好了,土早已由一整个学科夯实了,剩下来的,差不多就只是死亡证明。所以,他的证伪,是发生在一个成熟的学科、一片夯实了的土上的极限情形。他从这个极限情形出发,写出了一套关于全部知识的理论。
他错在把这个极限情形当成了全部。一个孩子学骑车,一个木匠学做榫头,一个老师琢磨一个学生,一个国家摸索一条路,土都还没夯实,路都还在走,在这些地方,只有死亡证明,远远不够。
本编的判断,和本系列前几卷下过的判断,一处一处对过,没有打架,只有接力。
休谟卷说他「绕山」,说归纳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溜回来,说资格是在路上一步一步挣来的。本编第 15 章接着量:他绕到山那边以后,手里拿到的是一张成绩单,而那张成绩单不许说明将来。休谟卷立下的「资格在路上挣」,本编补上了两层:资格长在一片土上,资格也分三块地。
130 年卷说他停在三处,第一处是「判错得站在土上」。本编第 12、16 章从天鹅的根、从三种没看见,替这一处准备了证据,第五编再把它写全。
弗洛伊德卷说弗洛伊德没有立判对错的条款。本编第 14 章从波普尔这一头走过去,和那一卷会合,并且补上了「怎么都对」的另外两种病。
黑格尔卷讲过,波普尔攻击黑格尔的辩证法,说接受矛盾就能推出一切;那一卷的判断是,两人说的不是同一个矛盾:一个是命题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发生之中的张力。本编第二条病根说他手里的工具是演绎逻辑,正好从另一面印证了那一卷:他拿着一件只认得命题矛盾的工具,看不见发生之中的张力,也就看不见一个理论是怎样在张力里一点点缠紧、挣到资格的。
把这一编压成一张随身卡,每当你要判断一个说法,拿出来过一遍。前三行是波普尔的,后三行是本书补的。
它说得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
它禁止了什么?说得够具体吗?
它是在找支持,还是在找反例?
它扎了多深的根?这一次的反例,该签死亡证明,还是先去土里找一找?
它还看得见眼前这个人、这件事吗?每个新案例能改动它哪怕一个字吗?
这一次「没看见」,是没有,还是路太短、量具太粗、还没长到被看见的程度?
六行,前三行替你挡住骗子,后三行替你留住还在长的东西。
用六行卡读一条新闻。
周末,一位家长在群里转发了一条新闻:「某校推行一种新教学法,一年后学生平均成绩提高了十五分。」群里马上有人说:「我们学校也该学!」
这一章给了一张六行的随身卡,前三行是他的,后三行是本书补的。拿它读一读这条新闻。
它说得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新闻里没说:如果成绩没提高,他们会承认这个办法没用吗?
它禁止了什么?说得够具体吗?「提高十五分」是具体的,这一点好。
它是在找支持,还是在找反例?新闻里只有好的一面,没说有没有哪个班、哪类学生反而退步了。
它扎了多深的根?是一所学校、一年,还是很多所学校、好几年?
它还看得见具体的学生吗?平均提高十五分,可能是一半学生提高了三十分,一半没变。
这一次的「提高」,是不是别的原因?那一年这所学校是不是还换了校长、换了一批老师、生源变了?
明天就能试的:下次群里再有人转发这样的新闻,别急着附和,也别急着泼冷水,把这六行里最要紧的一两句,客客气气地问出来:「这个是一所学校的结果,还是很多学校?有没有和没用这个办法的班比过?」事先写好:连着三次这样问,看看群里的风气有没有一点变化。一个群里有一个人会这样问,这个群就多了一片土。
如果问了以后,群里有人不高兴,说你「抬杠」呢?那也没关系,第一次问,常常是这样。可以在后面加一句:「我也挺想让孩子试试的,就是想先弄清楚在我们这样的学校管不管用。」把一个问题,放回大家共同关心的那件事上,它就不像抬杠了。一个群里的风气,是一句一句改的。
带走的话死亡证明,他开得比谁都明白;可一家医院里只有死亡证明,孩子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老人也像是突然倒下的,中间那几十年,没人记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门八扇(主在路),关门六扇(主在土,次在形状的资格),合为一个动作:只看检验的那一刻。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全编开得最明白;出生证明,全编只见补开,不见他开。
本编判断:他只看检验的那一刻,检验之前的路、检验所站的土、检验以后沉回去的东西,都不在他的账上。出现下列情况,本编判断就要收窄或作废:
一、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系统讨论「一个理论扎根深浅决定反例效力」的段落,并且这种深浅进入了他的评价,那么收回清单第一条作废。重点查《猜想与反驳》关于「背景知识」的各章。
二、若他的「确认度」被证明含有某种关于将来的承诺,那么第 15 章的收窄要再往回收:判决一右列改为「他给了资格,却不肯叫它资格」。
三、第 16 章以一条后来的判读纪律回照他,这是本书自己的尺子,不是他的原话。若有人证明他的方法规则已经包含了「可见度声明」一类要求,那么收回清单第六条要改为「他立了手续,却没把手续写全」。
四、「保底」一节说他的证伪是成熟学科的极限情形。若能找到他用证伪主义成功处理一个土还很薄的领域(比如一门刚起步的学科),并且处理得很好,这一句要收窄。
这一编五章,是判决二的主场。判决二说:他看见了科学始于问题、问题来自落空的预期,却把猜想从哪里来,交给了心理学和运气。
第一编已经为这条判决准备了一整编的证据:他自己的每个想法都有出生地,他在自传里一张一张开了出生证明。这一编进到他的书里去看:他在书里是怎样把出生证明挡在门外的,挡的理由是什么,挡住以后丢了什么。
第 18 章从书名讲起:一本题目里有「发现」二字的书,开头第二节就说新想法没有逻辑可言。第 19 章讲那一刀,把「想法怎么来」和「想法对不对」切成两半,先说这一刀切对了什么。第 20 章讲他离出生证明最近的一步:「科学始于问题」。第 21 章替一个最有名的大胆猜想补开出生证明:爱因斯坦在专利局里那几年。第 22 章是本编的 SDE 解构,并在这里查判词的第一条推翻条件。
设想你买了一本菜谱,书名叫《家常菜的做法》。翻开第一页,作者写着:一道新菜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件事没有章法可言,本书不管;本书只教你一件事,怎样判断一盘菜做坏了。
你大概会觉得有点上当。书名许诺的是「做法」,书里给的是「验收」。
波普尔最有名的那本书,多少有一点这个味道。
这本书一九三四年底在维也纳出版,德文书名是《研究的逻辑》。「研究」是一个很宽的词,科学家每天在实验室里干的活,都可以叫研究。
二十五年以后,他把这本书译成英文,书名改成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文译本沿用了这个书名。
于是,这本书的书名里,多了「发现」两个字。
可是请翻到这本书的第二节。那里有一段话,他后来一辈子没改过,大意是这样:
一个人是怎样想出一个新理论的,这第一步,在我看来,既不需要逻辑分析,也无法做逻辑分析。一个新想法是怎样出现在一个人脑子里的,无论是一段乐曲、一个戏剧冲突,还是一个科学理论,这个问题也许对经验心理学很有意思,可是和知识的逻辑分析毫不相干。知识的逻辑,只管一个想法提出来以后,怎样去检验它。所以,他说,根本不存在一种产生新想法的逻辑方法,也不存在对这个过程的逻辑重建。每一次发现,都含有一种「非理性的成分」,或者一种「创造性的直觉」(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 节)。
这就是书名里的反差:一本叫《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书,在第二节就宣布,发现没有逻辑。书里讲的,是发现以后的事:检验,反驳,淘汰。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一节里请来了一位证人:爱因斯坦。
他引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大意是:物理学家的最高任务,是找到那些最普遍的基本定律,从它们出发,可以推出整个世界的图像;可是通向这些定律,没有一条逻辑的路,只有靠直觉,而这种直觉,建立在对经验的一种同情的理解之上(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 节所引爱因斯坦语)。
请读两遍这段话的后半句。爱因斯坦说的不只是「靠直觉」,他说的是:直觉建立在「对经验的同情的理解」之上。
同情的理解,这几个字,指向的是一片土。一个人在一门学问里浸得够久,对那些实验、那些数据、那些老问题熟到了像熟悉一个老朋友一样,他的直觉才会长出来。直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在这份「熟」上的。
波普尔请来了这位证人,却只取了他的前半句:没有逻辑的路。后半句,那片直觉扎根的土,他没有接着问。
第 1 章插下过一面小旗:他七十多岁写的自传里,讲音乐的那几节,有一节的标题,大意是「这是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
那一节,他在谈欧洲的复调音乐是怎样兴起的。他的意思,大致是这样:复调的出现,不必从某个作曲家的灵感或心理去解释,而可以从当时音乐传统里的一个问题去理解:教会里有一段不许改动的旋律,作曲家们要在不改动它的前提下,让音乐变得更丰富,于是在它上面加一条、两条别的旋律。新形式是作为一个问题的解答长出来的。他把这叫作一种「情境的逻辑」(据自传)。
请注意,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时刻:一个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第二节说「发现没有逻辑」的人,在四十年后的自传里,给一种音乐形式的诞生,找到了一种「逻辑」。
这张出生证明,开得很像样:土(一段不许改动的旋律,一个教会传统),张力(要丰富,又不许改),形状(复调)。本书第 22 章会回到这一节,用它来查判词的第一条推翻条件:他到底有没有给新东西开过出生证明?
这里先说一句:他开了,而且开得好。只是他开的地方,是自传里讲音乐的一节,不是他的知识论。
中国的孩子在小学里就学过两个词的分别:发现,是找到本来就有的东西,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发明,是造出本来没有的东西,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请用这把小学课本里的尺子,去量一量波普尔自己的理论。
在他那里,一个科学理论是什么?是一个猜想,是人大胆提出的一个试探性的解答。它不是从自然里读出来的,是人想出来、造出来的。他后来还说,理论是人造的东西,住在「世界三」里,像蜘蛛网是蜘蛛织出来的一样。照这个说法,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按小学课本的分法,应该叫「发明」,不该叫「发现」。
那么,在他的书里,什么才配叫「发现」?大概只有一样:发现一个理论错了。一只黑天鹅被看见,一个预言落空,这是找到了一样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们现在才撞上。
这样看,那本书的书名就更耐人寻味了:书里真正有逻辑的,是「发现错误」;书名里的「发现」,却让人以为它讲的是「发现理论」。而「发明理论」这一步,恰恰被他宣布为没有逻辑。
发生学不用「发现」,也不只用「发明」。一个理论不是找到的,也不是凭空造的,是在一片土里、沿一条路长出来的。「发明」这个词比「发现」近了一步,它承认了新东西是人做出来的;可它常常让人以为,做出来靠的是一个人的灵光一闪。「长出来」再往前一步:做出来的人,站在一片土上,走在一条路上。
说他关门之前,先把他的理由摆足。
第一,一个想法的来历,不能替它的对错作证。凯库勒据说是在打盹时梦见一条蛇咬住自己的尾巴,想到了苯分子的环状结构(据流传的说法,史家有争议)。这个梦很动人,可是苯环的结构对不对,要靠化学实验来判,不能靠梦来判。反过来,一个在最严谨的推理里得出的想法,也可能是错的。出身不能替想法作证,这一点他完全对。
第二,想法的来历五花八门:做梦、散步、洗澡、争吵、读一本不相干的书。他那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共同的规律,与其硬造一个「发现的方法」,不如老老实实说:这一步我们不懂,先管我们懂的那一步。这是一种诚实。
第三,他要反对的,是另一种东西:有人以为只要收集足够多的观察,理论就会自己冒出来,像把水倒进桶里,桶满了自然溢出来。他说,这种「发现的方法」根本不存在。在这一点上,本书和他站在一起:理论不是从观察里溢出来的。
可是,「没有一种机械的方法能保证产生新想法」,和「新想法的产生不是知识论的事」,是两句话。他从前一句,走到了后一句。
用七个词说:一个新想法冒头,是正在成形。正在成形,是路和土之间的张力攒够了,逼出来的一个新形状。这一步确实没有配方,同样的土、同样的路,不一定在同一天逼出同一个形状。可是没有配方,不等于没有来历;不能预言,不等于不能记账。
请回到书名。「发现」这个词本身,就是发现学的:它说的是找到一样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如果新理论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那么找到它的那一刻,当然只是运气,是直觉的一闪,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就像你在沙滩上偶然捡到一枚贝壳。在「发现」这个词里,「没有逻辑」几乎是自然的结论。
发生学不用这个词。一个新理论不是在某处等着被捡到的贝壳,是在一片土里、沿着一条路长出来的。长,是有来历的;来历,是可以记下来的。书名里那两个字,已经替他把门关上了一半。
奶奶的那坛腌菜。
每年冬天,奶奶都要腌一坛菜,全家都说好吃。孙女想学,问奶奶:「放多少盐?腌几天?」奶奶说:「没个准,看着办。」孙女照着网上的菜谱腌了一坛,味道完全不对。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没有一台机器,能保证把一道好菜「生」出来;奶奶那句「看着办」,就是他说的「没有配方」。
本书补上的是:没有配方,不等于没有来历。奶奶的「看着办」,有一张写得满满的出生证明:她十几岁跟她的母亲学,几十个冬天一坛一坛地腌出来,哪一年盐放多了发苦,哪一年天暖了坏了一坛,这些都沉在她手上。她的「看着办」,不是抽奖,是几十年的路和土缠出来的手感。网上的菜谱,是一张没有出生证明的配方,它不知道奶奶家那口坛子、那个阳台的朝向、那一年的天气。
明天就能试的:今年冬天,孙女别自己腌,站在奶奶旁边看她腌一次,带一个小本子,不问「放多少」,问「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放得比去年少?为什么这几棵菜要先晾一晾?把奶奶随口说出的每一句「为什么」记下来。事先写好:明年冬天,孙女自己腌一坛,奶奶来尝,说出哪里不一样。这本小本子,就是这坛腌菜的出生证明,也是这个家的一份世界三。
如果奶奶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呢?很多老手艺人都是这样:做得出来,说不出来。那就换一个记法:别问为什么,记「她做了什么」:哪一天腌的,那天天气怎样,她抓了几把盐,中间翻了几次坛子。记下来的,是这坛腌菜的路;为什么,也许要等孙女自己腌过几坛,才从手上长出来。
带走的话一本叫「发现的逻辑」的书,第二节就说发现没有逻辑;他请来的证人说直觉长在对经验的熟悉里,他只听了前半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出身不能替想法作证;理论不是从观察里溢出来的);关门,出生证明(从「没有配方」滑到「不归知识论管」,把爱因斯坦那句话的后半句放下了)。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本书的主体;出生证明,他在自传音乐一节里开过一张像样的,却不在知识论里作数。
一家公司,只设质检部,不设研发部。
质检部很厉害,每一件产品都要过十几道检测,哪里有一丝毛病都逃不过。可是新产品从哪里来?公司的回答是:研发这种事没有章法,靠员工灵感,有了就交上来,交上来就交给质检部。
这家公司能活多久?也许能活,只要员工里碰巧有几个天才。可它永远说不清,自己的好产品是怎么来的,下一个好产品会不会来。
上一章那段话,在哲学里有一个通用的名字。后来有人把它说成:要分清「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前一个问的是,一个想法是怎样被想出来的;后一个问的是,一个想法想出来以后,凭什么说它对,或者怎样检验它。前一个交给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或者说知识论,只管后一个。
这个说法的名字,来自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可这一刀的意思,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第二节已经切下去了,而且切得最坚决。
这一刀,在他之前也有人切过。本系列 130 年卷讲过:弗雷格说思想住在一个永恒的「第三领域」,思想的对错和谁在想、怎么想出来的毫无关系。那一卷说:波普尔这一刀,和弗雷格划的是同一刀。更早,胡塞尔在二十世纪初也花了一大本书去反对「心理主义」:逻辑的规律,不能从人的心理里推出来。
所以这一刀,是一条长长的传统的一部分:把知识的「对」,从知识的「来」里干干净净地剥出来。
这一刀切对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能拿出身定对错。
一个穷学生提出的理论,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提出的理论,要用同样的尺子检验。一个在梦里想到的点子,和一个在实验室里熬了十年想到的点子,也要用同样的尺子检验。检验不看出身。
这是一种很深的公平。本书前面讲过,他在一条身份的缝里长大,一辈子厌恶按出身给人分类。拿出身定一个人的高低,是部落主义;拿出身定一个想法的对错,在逻辑里有一个名字,叫「起源谬误」。他在两个地方反对的,是同一种东西。
这一条,本书完全接下来。
可是这一刀切下去,被切到「心理学」那一边的东西,远远不止是心理。
请想一想,一张出生证明上写的是什么。不是母亲生产时的心情,是:几点几分,哪家医院,父母是谁,多重多长。这些都是公开的、可以核对的事实。
一个想法的出生证明也是这样。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出生证明上写的是:牛顿留下的哪个老问题,一九〇七年的哪个念头,跟哪位数学家朋友学了哪种新数学,一九一五年秋天那几个星期里方程改了几次。这些不是爱因斯坦的心理,是一段公开的、有文件可查的路;它们也不只属于爱因斯坦一个人,属于那个时代的物理学,那片土。
把这些统统划到「心理学」那一边,等于把一段公开的路,说成了一个人私下的心事。
用本书的三块地来说:一个想法的来历,确实有一部分在心里那块地上,是一个人的兴奋、焦虑、灵光一闪。可是更大的一部分,在另两块地上:想的那块地上,是前人留下的问题、概念、争论;碰的那块地上,是仪器、数据、实验室、那个时代能做和不能做的事。他这一刀,把三块地上的来历,都塞进了心里那一块,然后说:这一块,不归我管。
这一刀的代价,在后来几十年里慢慢显了出来。
科学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不谈科学家是怎样想出东西来的,只谈想出来以后怎样检验。好像一门学问的全部秘密,都在质检部里。
后来有人不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专讲科学家是怎样「看出」一个新模式的。七十年代,一位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知科学家带着学生写电脑程序,喂给它一堆历史上的数据,让它自己去找规律,程序真的「重新发现」了几条有名的物理定律。这些人都在说:想法的产生,不全是神秘的,里面有可以研究的东西。
这些工作,本书不细讲,第 45 章画分界线时会提到。这里只说一句:他们推开的,正是波普尔关上的那扇门。
这一刀,用发生学来看,有一处切对了,有一处切错了。
切对的是:判一个想法对不对,不能看它的出生证明。一个孩子出身名门,不说明他品行好;一个想法出身显赫,也不说明它对。
切错的是:从「不能看出生证明判对错」,走到了「出生证明不值得开」。一家医院不能凭出生证明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可医院照样要开出生证明,因为它记下了一个人从哪里来,而这件事对理解他、照顾他、预防下一次难产,都极其要紧。
还有一层更深的。在发生学看来,一个想法的「来」和它的「对」,并不是两件完全分开的事。一个在一片很厚的土里、沿着一条很长的路长出来的想法,它还没被检验以前,就已经和许多东西缠在一起了;一个凭空冒出来的想法,什么也没缠上。两者去接受检验的时候,站的位置不一样。第 13 章讲过「有根的大胆」和「没根的莽撞」,说的就是这件事:出生证明不能替想法作证,却能告诉你,这个想法大概经得起什么样的检验。
所以,本书对这一刀的判断是:出生证明不能当判决书,但不开出生证明,就永远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下一个孩子会不会来。
学校里只有考试,没有「出题课」。 我们的孩子一路考上来,考了无数次。每一次考试,都是一张死亡证明或者一张成绩单:这道题你错了,那道题你对了。可是很少有一门课,教孩子怎样自己想出一个好问题,怎样从一堆材料里长出一个自己的想法。
家里可以补这一课。周末找一个孩子感兴趣的东西,恐龙也好,足球也好,一起读两三篇材料,然后不问「你记住了什么」,而问「读完以后,你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孩子提出一个问题,再问一句:「这个问题是从哪一段读出来的?」前一问是在种,后一问是在给这个问题开出生证明。
反过来的毛病。 也请记住,这一刀在另一些地方是一剂良药。有的单位招人,只看毕业学校,不看这个人做过什么;有的评审,看到名字就先打了七分。这是只看出生证明、不做检验的毛病,是波普尔最反对的那一头。一个好的做法是两样都要:出生证明拿来理解一个人、一个想法是怎么来的,检验拿来判他、判它到底行不行。不能拿前一样代替后一样,也不能因为怕前一样被滥用,就连看都不看。
公司的复盘会。 很多公司开复盘会,只复盘失败:错在哪,谁的责任,下次怎么避免。这是质检部的会。偶尔也可以开一次「出生会」:挑一个做成了的好点子,请提出它的人讲一讲,这个点子是在哪次拜访客户、哪封投诉邮件、哪次闲聊里冒出来的。讲的人会发现,自己的「灵感」原来有来历;听的人会知道,下一个点子该去哪片土里找。
孩子的手工作品展。
学校办手工作品展,每个孩子交一件作品,老师评出一二三等奖。八岁的小树交了一个用纸箱做的「会眨眼的机器人」,做得歪歪扭扭,没评上奖。回家他很失望:「我做了一个星期呢。」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评一件作品好不好,不该看它是谁做的、怎么做的;出身不能替作品作证。
本书补上的是:出生证明不能当判决书,可一个只评成品、不看出生证明的地方,孩子学到的就只有一件事:结果漂亮最要紧。小树那个机器人,出生证明很动人:他为了让眼睛能眨,试了三种办法,第一种用橡皮筋,断了;第二种用吸管,卡住了;第三种用一根毛线,成了。这张出生证明里,有问题,有猜想,有撞墙,有回头改。这恰恰是一次小小的科学。
明天就能试的:在家里给小树办一个「作品的出生证明展」:让他在机器人旁边贴一张卡片,写他试过的那三种办法,哪一种失败了、为什么失败。请爷爷奶奶来看,让小树讲。然后,家长可以跟老师提一个小建议:下次作品展,每件作品旁边附一张孩子自己写的「我是怎么做出来的」。事先写好:如果老师愿意试一次,看看孩子们讲自己作品时,眼睛是不是比领奖时还亮。
如果老师说作品展就是比成品,没空加卡片呢?那也不要紧,出生证明可以留在家里。把小树这几年的手工作品,每一件配一张他自己写的小卡片,放进一个盒子里。过几年翻出来,这盒子里装的,是一个孩子一路长过来的档案,比任何一张奖状都更能让他认出自己。
带走的话出生证明不能当判决书;可一个不开出生证明的地方,永远不知道好东西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不能拿出身定对错,反对起源谬误,与反部落主义同根);关门,出生证明(把三块地上的来历都塞进心里那一块,再宣布不归知识论管)。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照开;出生证明,本章指出:出生证明记的主要是公开的路和土,不是私人的心事。
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好问题是怎么冒出来的?
多半不是你坐在书桌前,对自己说「我要想一个问题」。而是某件事没按你以为的那样发生。你以为孩子会喜欢那个生日礼物,他拆开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你以为这个月的电费会和上个月差不多,账单上多出来一倍。那一刻,一个问题自己冒了出来:为什么?
问题,是从一个落空的预期里长出来的。这句话,波普尔说过,而且说得很好。
老的看法说:科学从观察开始。先睁大眼睛看,看多了,规律自然就出来了。
他说,这不对。他在课堂上做过一个有名的演示:对学生说,「请你们观察」。学生们愣住了:观察什么?他说:对,这正是问题所在。观察总是有选择的,你得先有一个问题、一个关心的方向,才知道该看哪里(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所以科学不是从观察开始的,是从问题开始的。那么问题又从哪里来?他的回答是:从我们的预期落空的地方来。人带着许多预期生活,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后来学的,有的是理论给的。某一天,世界没有按预期出牌,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大意见《猜想与反驳》第一章、《客观知识》)。
这一句,离出生证明只差一步。
晚年,他把知识的增长画成了一张四格的图,大意是:
问题一 → 试探性的理论 → 排除错误 → 问题二
我们从一个问题出发,提出一个试探性的解答,然后通过批评和检验去排除它里面的错误;排除的过程中,又冒出一个新的问题,于是再来一轮。他说,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一切生命、一切知识,都是这样一轮一轮地解题(大意见《客观知识》)。他最后一本文集的书名就叫《一切生命都是解题》。
请仔细看这张图。它几乎是一个发生的圈。
问题一,是路和土之间攒下的张力:预期撞上了世界,别扭攒起来了。
排除错误,是撞墙那一步,路上的一次改写。
问题二,是从排除错误的现场长出来的:一个理论死了,它的死因,就是下一个问题的出生地。第 6 章那位艾克尔斯,电的假说死了,死的时候量到的新东西,长成了新的问题和新的理论。这面小旗,在这里拔了: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就是下一个问题的出生证明。这一层,他的四格图里写出来了。
那么,缺的是哪一格?
缺的是第一个箭头:从问题一,到试探性的理论。
在他的图里,这个箭头是「试」。怎么试?他说,任何办法都可以:猜,想象,做梦,碰运气。要紧的是后面的「排除错误」。他晚年特别爱拿生物进化作比:生物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异,环境把不合适的淘汰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猜想,批评把错的淘汰掉。变异是盲目的,猜想也可以是盲目的。
于是,这个圈里有了三格:问题有出生证明,它长在预期落空的地方;新问题也有出生证明,它长在旧理论的死亡现场;唯独夹在中间的那个理论,那个试探性的解答,没有出生证明。它是「试」出来的,像一次抽奖。
用七个词再看一遍。问题一,是张力攒起来了,这是那台发动机的第一拍。试探性的理论,是张力逼出来的一个新形状,这是第二拍。排除错误,然后问题二,是形状回写路和土,新的张力又起,这是第三拍。三拍他都画出来了。只是第二拍,张力怎样逼出形状,他说是「试」,是盲目的,是不归逻辑管的。
他画出了发生的圈,却在圈上最要紧的那一拍,写了「抽奖」两个字。
请回到本章开头那个生日礼物。孩子拆开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你心里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
接下来,你脑子里冒出的几个解答,是抽奖抽出来的吗?「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个了?」「是不是他觉得这个太幼稚了?」「是不是我买的颜色他不喜欢?」这几个猜想,没有一个是随机的。每一个都长在你对这个孩子的了解上:你知道他最近开始嫌弃「小孩子的东西」,你记得他上个月说过同学送了他一个差不多的。你不会猜「是不是因为今天火星离地球太近了」,因为你的土里没有这一样。
猜想不是从一个装着所有可能的大箱子里随机抽出来的。它是从一片具体的土里,沿着问题指出的方向,长出来的。土有多厚,能长出的猜想就有多好。一个了解孩子的母亲,第一个猜想多半就八九不离十;一个陌生人,可能要猜十次。
这不是说猜想一定对。第二拍逼出来的形状,照样要经过第三拍的检验。这是说:第二拍不是抽奖,是长;长,有来历。
这件事有人专门研究过。二十世纪中叶,一位荷兰心理学家请一批国际象棋高手和普通棋手看同一个棋局,让他们一边想一边把想法说出来。他发现,高手并不比普通棋手多想多少步,也不比他们多试多少种走法;高手的不同在于,他们脑子里冒出来的头几步候选,往往就是好棋(据这项研究的通行介绍)。高手的「第一个猜想」不是抽出来的,是长在几万盘棋的土里的。
第 10 章插下一面旗:他说人天生带着许多期望,比如新生儿期望有人喂他。第一个猜想从哪里来?他写的是「天生」。
「天生」两个字,是一张奇怪的出生证明:出生地一栏写着「基因」,然后没有下文。
可是一个新生儿的「期望」,真的是在出生那一刻,从基因里一下子冒出来的吗?本系列洛克卷讲过子宫里的十个月: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就能听见声音,出生以后更偏爱母亲的声音、母亲的语言;有研究者发现,新生儿哭声的起伏,已经带着母语的腔调。这些「期望」,是在子宫那片土里、沿着十个月的路长出来的,然后才被带到了世界上。
所以,即使是人生第一个猜想,也有一张写得满满的出生证明。「天生」不是一个答案,是一个没有打开的抽屉。
这一章,他走得最远。
「科学始于问题,问题来自落空的预期」,这是他知识论里离发生学最近的一句话。四格图画出了一个会自己转下去的圈,新问题从旧理论的死里长出来,这是一种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死了,它的死因回头改写了路,指出了下一步。本书把这张图看作他留给发生学的一份大遗产,第 43 章列闪光点时,会把它排在最前面几位。
他坚持第二拍不能被机械地算出来,这一点也对。没有一个配方,能保证在同样的土里一定长出同一个猜想。本书说第二拍「有来历」,不说它「可预言」。
一个爱问「为什么」的孩子。 孩子问:「为什么月亮跟着我走?」很多大人直接给答案。学这一章,可以先反问一句:「你觉得呢?」孩子说出一个猜想,不管多离谱,再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孩子会说:「因为我走的时候,路边的树往后跑,月亮不往后跑。」这句话,就是这个猜想的出生证明,而且它已经带着一个很好的观察。你帮他记下来,比告诉他正确答案,更能让他学会怎样长出下一个猜想。
一个卡住的工作问题。 你负责的项目遇到一个怪问题,查了三天没头绪。别只想「再试一个办法」,那是在抽奖。坐下来,把你的预期写出来:我本来以为会怎样?实际是怎样?差在哪一步?预期和实际的差,写得越具体,下一个猜想就越不像抽奖,越像顺着一条缝长出来的东西。
冰箱里的菜总是坏得快。
最近一个月,林家冰箱里的菜总是坏得特别快,前天买的青菜,今天就蔫了烂了。一家人各说各的:妈妈说是菜市场的菜不新鲜,爸爸说是冰箱老了,女儿说是奶奶把菜塞得太满。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科学始于问题,问题来自落空的预期。一家人都以为冰箱里的菜能放一周,这个预期落空了,一个问题冒了出来。
本书补上的是:三个人的三个猜想,没有一个是抽奖抽出来的,每一个都长在说话的人的那片土里。妈妈每天去菜市场,她最熟悉的是菜;爸爸修过家里的电器,他最熟悉的是冰箱;女儿注意到的,是奶奶最近的习惯。第 20 章说过,一个了解孩子的母亲,第一个猜想多半就八九不离十;一个家里,谁的土离这件事最近,谁的猜想就最值得先查。
明天就能试的:把三个猜想写在冰箱门上,每一个旁边写一句「如果是它,我们会看见什么」。菜不新鲜:换一家店买同样的菜,看是不是一样坏得快。冰箱老了:放一个温度计进去,看温度是不是比设定的高。塞得太满:留出空隙,看是不是好一些。一周只查一个。事先写好:三周查完,如果有一个猜想的证据明显最强,就照它改;如果三个都不是,那就说明原因在第四个地方,一家人再坐下来想。
如果一家人查着查着吵起来,每个人都想证明是别人的猜想错了呢?那就换一个规矩:每个人去查自己那个猜想,而且要找的是「它错的证据」。妈妈去证明不是菜的问题,爸爸去证明不是冰箱的问题。第 12 章说过,科学家的本分是去找能打倒自己的证据。一家人这样查一次冰箱,孩子学到的,比查出原因还多。
带走的话他画出了发生的圈,却在最要紧的那一拍写了「抽奖」;可一个好猜想从来不是抽出来的,是顺着预期落空的那条缝,从你的土里长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与回写(科学始于问题;问题长在落空的预期里;新问题长在旧理论的死亡现场);关门,出生证明(第二拍写成盲目的「试」,第一个猜想写成「天生」)。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照开;出生证明,他给「问题」开了,没给「理论」开。本章拔小旗⑪⑫⑮。
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教职,在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局当了一名三级技术员。他每天的工作,是审查别人送来的发明专利申请:看图纸,读说明,判断这个东西能不能用、是不是新的。
几年以后,他写出了一篇论文,改变了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
这个年轻人是爱因斯坦。那篇论文是一九〇五年的狭义相对论。
波普尔一辈子都在讲爱因斯坦的大胆。这一章,替这份大胆开一张出生证明。
据爱因斯坦晚年的回忆,他十六岁左右,就被一个问题缠住了:如果我追着一束光跑,跑得和光一样快,我会看到什么?我会看到一束停在那里不动的光吗?可是照当时的电磁学,这样一束「停着的光」是不可能存在的(据爱因斯坦自述)。
这是一个落空的预期,一个别扭。照日常的经验,你追上一辆车,车就相对你停下来了;可照电磁学,光不应该能被追上。两套都被认为是对的说法,在一个少年的脑子里顶了牛。
这个别扭,他带了差不多十年。
在伯尔尼的那几年,他和两三个朋友组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半开玩笑地叫它「奥林匹亚学院」。他们一起读了许多书,其中有几本后来被爱因斯坦反复提起:马赫对「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的批评,庞加莱讨论科学假设的书,还有休谟(据爱因斯坦及友人回忆)。
请记住休谟这个名字。爱因斯坦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过,读休谟和马赫,对他很有帮助:他们让他敢于怀疑那些看上去天经地义的概念,比如「同时」(据爱因斯坦书信)。
这里出现了一件很妙的事:波普尔从休谟那里接过了一座山,爱因斯坦从休谟那里接过了一把铲子。同一个休谟,在两个人的土里,长出了不同的东西。
还有一片土,是专利局本身。
那几年,欧洲的铁路和电报网正在把各个城市的时钟连起来。火车要按时刻表跑,就要各站的钟对得上;而怎样让相隔很远的两座钟「同时」指向同一时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程问题。有科学史家研究过,那几年送到伯尔尼专利局的申请里,有不少和用电信号校准时钟有关。他提出,一个每天审读这类专利的年轻人,对「怎样判定两个地方的事件同时发生」这个问题,比书斋里的物理学家有更具体的感受(此说见于二十一世纪初一位科学史家的专书,史学界有争论,这里只作一种读法)。
狭义相对论的核心一步,恰恰就在这里:「同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东西,要靠一个具体的办法去定义,比如用光信号去对钟;一旦认真去定义,就会发现,对一个人是同时的两件事,对另一个运动着的人不一定同时。
不管这位史家的说法最后站不站得住,有一件事是清楚的:爱因斯坦那一步,不是在真空里走出来的。十年的追光之问,马赫和休谟教他怀疑的「同时」,一个对具体装置极熟的专利审查员的眼睛,这几样东西缠在一起。
第 4 章插下一面旗:广义相对论的八年出生证明。第 13 章插下另一面:大胆有两种,长出来的与装出来的。
现在可以一起拔了。
狭义相对论也好,广义相对论也好,爱因斯坦的大胆,都有一张写得满满的出生证明。一九〇五年那一步:十六岁的别扭,十年的携带,一个读书会,一片满是时钟的土。一九一五年那一步:一九〇七年的念头,八年的路,一门新学的数学,几次改正。
这份大胆,是长出来的。它不是一个人性格里天生的冒险精神,是一片土缠紧以后,一个形状不得不长成的锋利样子。爱因斯坦说死一点七五角秒的时候,不是在赌;他走了八年,那个数就长在理论里,他只是把它说了出来。
回头看第 18 章,他自己说的那句话:直觉建立在对经验的同情的理解上。现在看得清楚了,那份「同情的理解」,就是这十年、这八年的路和土。
说了这么多,本书并不是说:有了这张出生证明,相对论就对了。
一九〇五年的论文写出来,有人信,有人不信;一九一九年的日食之前,广义相对论的出生证明再漂亮,也证明不了它对。波普尔在这一点上完全对:出生证明不能替理论作证,判它的,仍然是检验。
本书说的是另一件事:没有这张出生证明,你就会以为,这样的大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天才的运气。于是,普通人只能等天才;天才没来,就只能等。有了这张出生证明,你才看得见:大胆有来历,来历有路可循。一个人可以去走那样的路:带着一个别扭很多年,找几个朋友一起读书,把手上的活儿干得极熟。
这里要防一个反方向的毛病。
一说「出生证明」,很多人会想起一些动人的故事:牛顿在苹果树下被一只苹果砸中,想到了万有引力;阿基米德在澡盆里跳起来,喊着「我找到了」。这些故事流传得很广,可它们多半是后人讲出来的,有的是当事人晚年随口一提,有的根本查无实据(据通行的科学史记载)。
这些不是出生证明,是传奇。一张真正的出生证明,要写清楚时间、地点、在场的人,而且要能被核对。本章写爱因斯坦的出生证明,每一处都注明了来历:哪些是他自己晚年的回忆,哪些是朋友的记载,哪些是史学家的推测、有争议。
这一点,恰好要向波普尔学:出生证明本身,也要能被开死亡证明。一个说法说「这个想法是这样长出来的」,它也得说出在什么情况下算它说错了。一张经不起查的出生证明,比不开还糟,因为它让人以为好想法都是被苹果砸出来的,于是大家都去树下等苹果。
这一章可以用那张图纸记一笔账。
土:十九世纪末物理学攒下的一堆别扭(电磁学和力学对不上);马赫、庞加莱、休谟留下的怀疑;一个读书会;一间满是时钟专利的办公室。
路:十六岁的追光之问,十年的携带,一九〇五年的那一步。
形状:一个事先说死了许多数的理论,锋利,大胆,随时可能被打中。
回写:理论长出来以后,改写了整个物理学的土。也回写了爱因斯坦自己:他从一个专利审查员,变成了一个教授;他又背着新的别扭,引力和加速度,走上了下一条八年的路。
这是一张完整的出生证明。波普尔只看最后那一格,形状的锋利,然后说:锋利是好的,至于怎么来的,不归我管。本书四格都看。
写一份你自己最好的那个点子的出生证明。
也许是你在工作里想到过的一个好办法,也许是你教孩子时想到过的一个妙招。拿一张纸,按这四格写:
它长在什么土里?那时你手上在干什么活,身边有什么人,读过什么东西?
它走了哪条路?那个别扭,你带了多久?中间有没有几次想放弃?
它长成了什么样子?
它长出来以后,改了什么?改了你自己的什么?
写完你会发现,你的「灵感」没有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要紧的是,你会知道:下一个好点子,该去哪片土里等,该带着哪个别扭走多久。
班里那个「天才」同学。
初一的思琪回家说,班里有个同学是天才:上课从不见他认真记笔记,考试次次第一。思琪很沮丧:「我怎么努力都比不上他,天才就是天才。」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一个大胆的、锋利的想法,值得佩服;一个人能次次考第一,也确实了不起。
本书补上的是:大胆和锋利,都有出生证明。第 21 章讲过,爱因斯坦的「天才」,是十年的别扭、一个读书会、一屋子时钟缠在一起长出来的。这个同学的「天才」,也有它的土:他家里是不是从小有很多书?他课下是不是一直在琢磨数学题,只是大家没看见?他是不是早就学过这些内容?「天才」这个词,常常是一张没去读的出生证明。
明天就能试的:鼓励思琪去跟这个同学聊一次,不问「你怎么这么厉害」,问「你平时下课、放假都在干什么?」多半会听到一个她没想到的答案:他每天晚上看半小时科普书,或者他爸爸常和他玩数学游戏。事先写好:如果思琪听完,找到了一件她自己也能从明天开始做的事,这次聊天就值了。她会明白:别人的「天才」有来历,她自己的,也可以慢慢长出来。
如果那个同学不愿意说呢?也别勉强。思琪可以换一个问法,问问自己:「我最近有没有哪一件事,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那件事,就是她自己的土。一个人不必去复制别人的出生证明,她要做的,是找到自己那片最容易长出东西的地方,多去那里待着。
带走的话爱因斯坦的大胆,不是天生的胆子,是十年的别扭、一个读书会、一屋子时钟缠在一起长出来的锋利。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是补证,替波普尔最推崇的大胆开出生证明;开门,形状的锋利(他看见并推崇);关门,出生证明(他不看锋利从哪里来)。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照旧由检验来签;出生证明,本章替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各补一张,拔小旗⑧⑯。
先把本编的结论摆在桌上:他给「问题」开了出生证明,给「新问题」开了出生证明,唯独夹在中间的那个理论,他说是抽奖抽出来的。
这一章做三件事:列看见与收回;查判词的第一条推翻条件;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找病根。
一、出身不能替一个想法作证。拿出身定对错,在逻辑里叫起源谬误;他反对它,和他反对按出身给人分类,是同一种公平。(第 18、19 章)
二、理论不是从观察里溢出来的,没有一台「倒进观察、流出理论」的机器。(第 18 章)
三、科学始于问题,不始于观察;「请你们观察」是一句没法执行的话。(第 20 章)
四、问题长在落空的预期里。(第 20 章)
五、新问题长在旧理论的死亡现场;知识是一个「问题—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问题」的圈。(第 20 章)
六、在自传讲音乐的一节里,他给复调的诞生找到了一种「情境的逻辑」:一段不许改动的旋律,一个要丰富又不许改的难题,逼出了一种新形式。(第 18 章)
七、第二拍没有配方,同样的土不一定在同一天逼出同一个猜想。(第 20 章)
七条。其中第四、五、六条,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地方。
一、从「没有配方」滑到「不归知识论管」。(对看见七)
二、把三块地上的来历,都塞进心里那一块,叫它「心理学」,再宣布心理学不归知识论。(对看见一)
三、请来爱因斯坦作证,只听了前半句(没有逻辑的路),放下了后半句(直觉建立在对经验的同情的理解上)。(对看见二)
四、画出了发生的圈,却在第二拍,从问题到理论的那一步,写了「试」,写了「盲目」,写了「抽奖」。(对看见三、四、五)
五、第一个猜想的出生地,写成「天生」,然后没有下文。
六、在自传里给音乐开了一张好出生证明,却没有把它带回知识论。(对看见六)
六条收回,指向同一个动作:把出生推进三个抽屉。一个抽屉叫「心理学」,一个抽屉叫「基因」,一个抽屉叫「运气」。推进去,关上,贴一张条子:不归知识论管。
前言写过判词的第一条推翻条件:如果在他的主要著作里,能找到他把「一个猜想是怎样长出来的」当作认识论的正题来研究,并且给出了一个能用的机制,那么判词的后半句就要收窄。
现在可以查了。要查的有三处。
第一处,四格图。它给了「问题」一个来历(落空的预期),给了「新问题」一个来历(旧理论的死亡现场)。可是从问题到理论那一步,他写的是「试」,而且他明确说,这一步可以是盲目的。所以四格图没有给「理论」开出生证明。
第二处,「情境的逻辑」。这是他在社会科学里用得很多的一个办法:一个人在一个具体的处境里,面对具体的难题,他的做法可以从处境本身去理解,不必去猜他的心理(大意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自传里讲复调音乐那一节,用的正是这个办法。这已经非常接近一张出生证明了:一个新形式,被理解为一个处境里的难题逼出来的解答。
可是请注意他用这个办法的地方:社会科学,解释历史上的人为什么这样做;音乐史,解释一种形式为什么出现。他从没有把它郑重地搬回《科学发现的逻辑》,没有说:一个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是知识论的正事。在他的知识论里,第二节那段话一直没改。
第三处,他晚年关于「猜想与反驳」的许多论述,一再说猜想可以有任何来源,一再把它比作生物的盲目变异。
查的结果是:判词站得住,但要加一句注。 判词说他「不给理论开出生证明」,这一句成立。可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知识论之外还用「情境的逻辑」给新形式开过出生证明,这两点比判词走得更远。判词不改,在导读判决二那一行下面加了一句注: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知识论之外也开过,只是不许它在知识论里作数。这一条同样登记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因为它说明,判词后半句离被推翻,只隔一扇他没推开的门。
第二式,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在他的四格图里,下一步往哪里走,由上一个理论死在哪里来定:死因指出了新问题。所以路里有形状,是上一个形状的尸体。可是土在推这件事,那一片让一个母亲第一个猜想就八九不离十、让一个陌生人要猜十次的土,不在式子里。
压成一行:他写出了「路=G(形状)」,没写出「路=G(形状,土)」。
少了土,第二拍就只能是抽奖。因为只有在土里,一个问题才会指向一些猜想、不指向另一些猜想。土一抽掉,所有猜想就都一样可能,剩下的只有盲试。所以,他在第二拍写下「盲目」两个字,不是一个偶然的措辞,是土缺席的直接结果。
这也回答了本书前言里那个加减式里的「-出生」:出生之所以被减掉,是因为土先被减掉了。没有土,就没有出生地;没有出生地,就开不出出生证明。
他为什么非把出生推进抽屉不可?本编找到三条,都用发生学来答。
第一条,是一条长长的传统。弗雷格、胡塞尔、维也纳学派,都在做同一件事:把逻辑从心理里剥出来,让知识的「对」不沾知识的「来」。他站在这条传统里,这条传统给了他刀,也给了他刀的方向。
第二条,是他自己走过的路。第 5 章讲过:二十六岁那年,他从研究「人怎样想出东西」的心理学门里走出来,回身把门关上了。一个人亲手关上的门,最难再推开。他知道门里是什么,正因为知道,才更怕:怕一旦让「来历」进了知识论,心理学就会回来,知识的客观性就会被一个个人的心事搅浑。
第三条,本书的解释,标「待验」:他一生最恨的,是拿出身给人定高低。一个在身份的缝里长大的人,对「你从哪里来,所以你是什么」这句话,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觉。他把这份警觉,也用在了想法身上:不许问一个想法从哪里来,因为一问,就可能拿来历给它定高低。第 19 章说过,他反对起源谬误和反对部落主义,是同一种公平。这份公平是好的;只是它也让他连出生证明都不肯开了,好像开了,就一定会被拿去当判决书。
三条病根,没有一条是他笨。一个站在那条传统里、亲手关过那扇门、在那条缝里长大的人,那片土里,长不出「出生证明值得开」这个看见。
他在什么条件下几乎完全对?
在「判对错」这一件事上。出生证明永远不能替一个想法作证,这一条到今天、到将来都成立。一个学术期刊审稿,不该看作者是谁;一个法庭判案,不该看被告出身;一个科学理论接受检验,不该看它是在梦里想到的还是在实验室里熬出来的。
他在另一个条件下也对:在一个研究者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只能看到结果的场合。一个评审看到一份来路不明的方案,他确实只能验收,只能开死亡证明或者成绩单,出生证明他开不了。
他错在把「判对错时不看出生证明」,变成了「出生证明不值得开」。
把这一编压成两句话,给两种人。
给要判断别人想法的人,比如老师、评委、上司:判对错的时候,别看出生证明。一个平时成绩不好的学生交上来一个好答案,先别怀疑他抄的;一个资历浅的员工提出一个方案,先别因为他资历浅就打折。这一句,是波普尔的。
给要长出自己想法的人,比如学生、创业的人、任何一个想做成一件新事的人:自己的想法,每一个都开一张出生证明。长在什么土里,走了哪条路,被什么别扭逼出来的。开得多了,你会慢慢看见自己的土:你在哪片土里最容易长出好东西。然后,多去那片土里待着。这一句,是本书的。
两句话不打架。一句管判,一句管生。
「我家孩子没有数学细胞。」
家长会后,几位家长聊天。一位妈妈叹气:「我家孩子没有数学细胞,随我,我上学时数学就不好。」另一位说:「我家那个倒是有点灵气,可惜不肯下功夫,运气也差,考试总是差一点。」
这一章说,他把一个想法的出生推进了三个抽屉:一个叫心理学,一个叫基因,一个叫运气。推进去,关上,贴一张条子:不归我管。这两位家长,正好用上了其中两个抽屉:「随我」「没有数学细胞」,是基因那个抽屉;「运气差」,是运气那个抽屉。
他说对的一面也要记着:出身不能替一个人作证;一个孩子的数学好不好,要看他会不会做题,不看他爸妈当年怎样。
本书补上的是:抽屉一关,就再也不用去看那片土了。一个孩子数学学不进去,也许是某一年换了老师、落下了一块没补上;也许是他一做题就紧张,因为每次做错都挨说;也许是他从来没在生活里用过数学,觉得它和自己毫无关系。这些都不在基因里,也不是运气,是一条可以去读的路、一片可以去看的土。
明天就能试的:把那句「没有数学细胞」先收起来一个月。这个月里,做一件事:找出孩子数学上最早卡住的那一块,常常是好几年前的某一章。请老师帮忙指一指,或者翻翻以前的卷子,看错得最集中的是哪一类题。然后只补那一块。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那一类题的错明显少了,说明问题不在「细胞」,在那一块没长好的地方;如果还是一样,再去找下一块。每一次找到一块、补上一块,就是从抽屉里把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拿出来一页。
如果一个月下来找不到卡点呢?那就把范围放宽,去看另两块地:孩子做数学时,手边的环境怎样,心里那块地是不是一碰数学就发紧。有时候,一个孩子需要的不是多做题,是有一次做对了一道难题、被人真心夸了一句。
带走的话出生证明不能当判决书;可一个人要想长出下一个好想法,得先知道自己的上一个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门七扇,主在路与回写(问题有来历,新问题长在死亡现场);关门六扇,合为一个动作:把出生推进心理学、基因、运气三个抽屉。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照开;出生证明,他给问题开了,给理论没开。判词第一条推翻条件已查,判词站住,加注一句,登记进「自认最弱处」。
本编判断:他给问题开了出生证明,没给理论开;第二拍写成「盲目」,是土缺席的直接结果。出现下列情况,本编判断就要收窄或作废:
一、若在他的科学哲学著作(而不只是社会科学与自传)里,找到他把「情境的逻辑」郑重用于解释一个科学理论的产生,并且承认这种解释属于知识论,那么判词后半句要公开收窄为:「他给理论开过出生证明,却一直不肯让它作数。」
二、若能证明「盲目」一词在他那里只是「不能事先保证成功」的意思,而不是「与土无关、一切猜想同等可能」的意思,那么第四节「土缺席的直接结果」一句要降为「他没有说明土怎样限定猜想」。
三、第五节第三条病根(起源谬误与反部落主义同根)属本书解释,已标「待验」。若他的著作或书信里有明确相反的自述,这一条删去,不影响判词。
四、第 21 章所引「专利局时钟」一说,史学界有争议。若这一说被否定,第 21 章的出生证明去掉「时钟」一格,保留追光之问、读书会与八年之路,结论不变。
这一编五章,是判决三的主场。判决三说:他看见了知识没有岩床,判错要靠一群人接受;可是沼泽在他那里只剩「没有底」这一个性质,土被写成约定和一次决断,而且不会被房子改写。
前两编一直在说他只看检验的那一刻。这一编转过身来,看检验本身站在什么地方。本系列 130 年卷替他量过,说他停下的第一处是:判错,得站在土上。这一编把这一处写全。
第 23 章讲他自己画的那幅画,沼泽上的木桩,本书的总比喻在这里正式出场。第 24 章问: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第 25 章讲他整座方法最底下的那一块:他说,理性主义建立在一种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上。第 26 章回到三块地:认了错会不会被踩死。第 27 章是本编的 SDE 解构。
江南水乡的老房子,很多是打在木桩上的。
河边软土,挖下去是一层一层的淤泥,找不到硬底。老匠人的办法,是把一根根松木桩打进泥里,打到够深,桩和泥咬住了,房子就盖在桩上。老匠人有一句口诀: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松木泡在水里、埋在泥里,隔绝了空气,可以几百年不烂;最怕的是一会儿湿一会儿干,那就烂得快。
威尼斯也是这样一座城。整座城,据说立在上千万根打进泻湖淤泥的木桩上,有的桩已经在泥里待了几百年(据常见说法)。
一九三四年,波普尔在《研究的逻辑》里,用的正是这样一幅画,来描写整个科学。
那段话在第 30 节,大意是这样:
客观科学的经验基础,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科学不是建在坚硬的岩床上的。它那些大胆的理论,像一座立在沼泽上的建筑。这座建筑立在木桩上,木桩从上面打进沼泽,却没有打到任何天然的、现成的底;我们停下来不往深处打,不是因为碰到了硬地,而只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桩已经够结实,至少暂时撑得住这座建筑(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30 节)。
这是二十世纪写知识写得最坦白的一段话之一。本书导读里预告过它,现在它正式出场,做全书的总比喻。
这幅画,是被一个老难题逼出来的。
科学的理论,最后要和观察对账。可观察要写成句子才能对账:「在某时某地,温度计的读数是二十三度」。他管这种句子叫「基础陈述」。那么,这些基础陈述凭什么被接受?
他列了三条路,三条都走不通。第一条,说它们是不证自明的,这是独断。第二条,说它们要靠别的句子来证明,那些句子又要靠别的句子,没完没了。第三条,说它们靠看的人亲眼所见的感觉来支撑,可是感觉是心理的东西,一句话不能被一个人的感觉证明,就像一张桌子不能被捶桌子的人的手疼证明(大意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5—29 节)。
他的出路是:基础陈述是被「决定」接受的。一群研究者,按照一定的规矩,决定在这里接受这句话,暂时不往下查了。他打了一个比方:这很像法庭上的陪审团。陪审团的裁决,是按程序做出的一个决定;陪审员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推动了这个决定,可是不能证明这个决定(大意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30 节)。
木桩的那幅画,就接在陪审团的比方后面。
这幅画,有三处对得极好,本书全收。
第一,没有岩床。知识下面没有一块现成的、不会动的硬地。这一句,把发现学三块地基里的「知识要有一个不动的起点」,干干净净地拆掉了。本系列笛卡尔卷讲过,笛卡尔从一锅粥里捞出一个「我思」,宣布它是永远不动的地基;波普尔在这里说:没有这样的地基。
第二,停下来,是因为够了,不是因为到底了。这一句很懂行。一个打桩的老匠人都知道:没有哪根桩打到了「底」,桩打到多深,是看这座房子要多重、这片泥有多软、桩和泥咬得有多紧,然后判断「够了」。
第三,判断是一群人做的。陪审团,不是一个人的感觉。这一句,已经把判错放到了一片人的土上。
这三处,是全书里他离发生学最近的地方之一。本书说「判决三」的时候,左边那一栏,写的就是这里。
可是请拿江南老匠人的眼睛,再看一遍这幅画。它有三处画错了,正好对上本书要拆的三根梁。
第一处错:在他的画里,一根桩的好坏,只看一件事:撑住了没有。撑住了,暂时留着;撑不住,拔掉换一根。可老匠人知道,一根松木桩打进泥里,不只是「还没断」。年头一长,桩和泥咬得越来越紧,泥里的东西慢慢渗进木头,木头变得越来越硬。「湿万年」这三个字,说的就是桩在泥里越待越结实。桩挣到了资格。这是第一根梁,判决一:只开死亡证明。
第二处错:在他的画里,桩是从哪里来的,不在画里。可老匠人知道,用什么木头,不是随手抓的。用松不用杨,因为松木油性大、泡水不烂;「干千年,湿万年」这句口诀本身,就是一代代匠人在这片土上试出来、传下来的。桩有出生证明。这是第二根梁,判决二:不开出生证明。
第三处错,也是本编要拆的这一根:在他的画里,沼泽只有一个性质,就是「没有底」。它是一个缺席,一个空,一个找不到硬地的地方。可老匠人知道,沼泽不是空的。它有自己的脾气:哪里软、哪里硬,含多少水,一年里水位怎样涨落。它在推:泥软的地方桩要打得深,水位低的地方桩会「不干不湿」、会烂。更要紧的是,它会被房子改写。一座房子盖上去几十年,下面的淤泥被慢慢压实,地下的水路改了道,旁边再盖房子,桩该打多深、打在哪里,都和当初不一样了。
沼泽在他那里只剩「没有底」;可沼泽是土,它在推,它还会被房子一点点压实。
用七个词说。
他看见了土:知识下面不是岩床,是一片软的、找不到底的地方。这是一个大看见。
可是他看见的土,是一个否定:没有底。土的全部性质,就是「不能当地基」。至于这片土有什么脾气,怎样推着桩,怎样被房子改写,他没有写。
本书导论里说过,土最容易被误用成「背景」:一个什么也不做、只是在那里的地方。他的沼泽,比背景还少一点:它连「在那里」都只剩下「没有底」。
而土在发生学里,是三样活着的东西之一: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他那幅画里,第三句完全没有:房子(形状)盖上去,不改沼泽。
还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他说,桩是「从上面」打下去的。从上面,就是从理论这一边、从那座已经盖着的房子这一边。打桩的人,站在已经盖好的那部分房子上。这一句,他随手写下,却已经透露了回写:已经长出来的东西,决定着下一根桩打在哪里、打多深。他看见了从上往下的这一半;从下往上的那一半,泥咬住桩、泥被压实,他没写。
一个把沼泽写得这样坦白的人,为什么不再往下写一写沼泽的脾气?
回到他画这幅画的理由。他是被那三条走不通的路逼到沼泽上来的:说基础陈述不证自明,是独断;说它要靠别的句子证明,是没完没了;说它靠看的人的感觉支撑,是心理主义。三条路他都封死了。
这时候,如果他往下写「沼泽是什么样的」,他能用什么来写?用感觉写,就掉回心理主义;用一套理论写,就要问这套理论又站在哪里,掉回没完没了;说沼泽就是这样,不用问,就掉回独断。三条路都封死了,他只剩下一种写法:只说沼泽不是什么,不说沼泽是什么。「没有底」,是一个被三面墙围出来的说法。
本书的解释是(标「待验」):他不是没看见沼泽有脾气,是他手里的三面墙,不许他写沼泽的脾气。一个人为了不掉进三个坑,把自己能说的话,也修剪得只剩一句否定。
发生学能从这三面墙之间走出去,是因为它不把沼泽当成「支撑知识的东西」,而把它当成「和知识一起长的东西」。沼泽不用先被证明,也不靠某个人的感觉;它是一片和房子、和桩、和打桩的人一起变化的土。描写它,不是给知识找地基,是记下它和房子一起长成了什么样子。这就不会掉进他怕的那三个坑。
一段关系里的「底」。 两个人在一起,信任有没有一块岩床?没有。没有哪一句誓言、哪一张证书,能一劳永逸地保证两个人永远信任对方。在这一点上,波普尔说得对:没有岩床,只有一根根打进泥里的桩,一次次的守约,一次次的「我说到做到」。
可是请别只学他的一半。一根桩打进去,不只是「这次没失约」。十年里守过的一千次约,让信任和两个人的日子缠得越来越紧,像老松木在泥里越来越硬。一次失约来了,要不要把整片桩都拔掉?看根:一段十年的关系和一段三个月的关系,遇到同一次失约,不是同一件事。
还有一层。两个人的这片泥,也会被他们一起过的日子改写。刚结婚时一件会吵翻天的小事,十年后也许一笑了之;刚结婚时从不在意的一件事,孩子出生以后变成了天大的事。泥变了,桩就要打在新的地方。
孩子的规矩。 家里给孩子立规矩,也没有岩床。「九点睡觉」这根桩,三年级打下去,撑得住;到了初二,功课多了,孩子的身体也变了,泥变了,还按三年级的深度打,就撑不住了。别等桩断了才发现,每学期开学,一家人坐下来看一看:泥变了没有,桩要不要重打。
一家小公司的「文化」。
一家刚成立三年的设计公司,老板常说:「我们公司的文化是真诚和互相信任。」公司刚开始只有五个人,这句话一点不假。现在有了四十个人,新来的员工常常觉得,这句话只是墙上的一行字。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一个组织的「文化」,底下没有岩床。没有哪一句口号、哪一份手册,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大家互相信任;它是靠一根根桩打出来的:一次次说到做到,一次次在别人出错时伸手帮一把。
本书补上的是:桩打下去以后,不只是「还没断」。五个人的时候,三年里的每一次互相帮忙,都让这片土越来越实,桩越来越牢。四十个人以后,土变了:新来的三十五个人,脚下没有那三年打下的桩,他们踩的是一片新泥。老板说的那句话,在五个人那里长在很深的土上,在新来的人那里,还悬在半空。
明天就能试的:老板别再在全员大会上重复那句话,而是做一件事:请最早的那几位同事,每人讲一件这几年里「真诚和互相信任」真实发生过的事,讲给新同事听,讲具体的人和那一天。再在每个新人入职的第一个月,安排一位老同事带他做一件真事。事先写好:半年后,做一次匿名的小问卷,问新员工一个问题:「入职以来,有没有一次,你真切地感到同事信任你?」如果多数人能写出一件具体的事,新土上的桩就打下去了;如果多数人写不出来,那这句话还只是墙上的字。
如果问卷里多数人写不出来,老板也别灰心,更别急着再贴一句新口号。可以从最小的一件事开始:下一次有人在工作上出了错,老板自己先站出来说一句「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们一起看怎么补」。新人看见了一次,这片新土上就打下了第一根桩。一个组织的文化,是在这样的一次次里打出来的,不是在大会上说出来的。
带走的话知识下面没有岩床,他说得对;可沼泽不是一个空,它有脾气,它在推,它还会被盖在上面的房子一点点压实。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土(没有岩床;停下是因为够了;判断由一群人做出);关门,土的性质与回写(沼泽只剩「没有底」,不推,不被房子改写)。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由陪审团式的决定来签;出生证明,桩的来历、泥的脾气,不在画里。总比喻正式出场,三处错对上三根梁。
看足球的人都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进球,全场欢呼,突然裁判把手指按在耳机上,比划了一个方框。视频助理裁判要回看。
几分钟后,画面上出现一条条彩色的线,从后卫的脚、从进攻球员的肩膀拉出去。有时候差几厘米,进球被取消。看台上一半人欢呼,一半人骂娘,赛后的节目里专家们吵上一个星期:那条线画得对不对?那一帧是不是传球的那一瞬间?这到底算不算「清晰明显的错误」?
一个进球算不算,看上去是一个事实:越位了,还是没越位。可你仔细一看,这个「事实」背后站着一大堆东西:几台摄像机,摆在什么角度;画线的软件,怎么定位身体的部位;一套规矩,什么情况下可以改判;一群裁判,谁说了算。
科学里判一个理论死刑,也站在这样一堆东西上。
上一章讲过他的办法:基础陈述,是一群研究者按照规矩「决定」接受的,像陪审团的裁决。
这个说法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承认了判决是人做出的。不是世界自己开口说「你错了」,是一群人在一个程序里,决定接受「世界在这里说了不」。
可他的兴趣,主要在一件事上:这个决定是暂时的,永远可以再查。今天接受的基础陈述,明天可以被重新检验,桩可以再往下打。他要说的,是「没有绝对的起点」。
至于陪审团是谁,按什么规矩组成,证据规则从哪里来,陪审员们凭什么信得过那台仪器,他写得很少。
二〇一一年九月,欧洲的一个物理实验团队宣布了一个惊人的结果:他们从日内瓦附近发射了一束中微子,射向七百多公里外意大利山底下的一个探测器,测得中微子比光早到了大约六十纳秒。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狭义相对论,光速是宇宙速度的上限,就遇到了一只黑天鹅。
照波普尔的逻辑,一个可靠的反例,就能推翻一个全称的理论。可是全世界的物理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人去签相对论的死亡证明。连这个团队自己,在宣布结果时也说:我们找不到错在哪里,请大家帮我们找。
为什么?因为相对论扎的根太深了。一百年里,它被检验过无数次;它长进了粒子加速器的设计里,长进了原子钟里,长进了每一部手机都在用的卫星定位系统里。一个扎了这么深的根的理论,遇到一个反例,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拔树,是去土里找:是不是哪台仪器出了问题?
几个月后,问题找到了:一个连接光纤的接头没有插紧,还有一台计时用的振荡器有毛病。同一座山底下的另一个实验,也测了中微子的速度,结果和光速一致。第二年,这个团队公布了修正后的结果:中微子没有超光速。团队的负责人后来辞了职(据公开报道)。
这件事说明的,比「科学家很谨慎」要多得多。
第一,谁来判。判这只黑天鹅是真是假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次观察,是一个几百人的团队,加上另一座实验室,加上全世界盯着看的同行。
第二,拿什么判。判的依据,是一整套计时和测距的仪器。请注意其中一样:测七百多公里的距离、给两头的钟对时,用到了卫星定位系统。而卫星定位系统能准,靠的恰恰是相对论的修正:卫星上的钟和地面上的钟走得不一样快,不按相对论去修正,定位每天会偏出好几公里(据通行的物理学科普)。
这一点值得停下来想一想:被检验的那个理论,已经长进了检验它的量具里。
用本书的话说,这就是回写。相对论长出来以后,沉回了土里,改造了仪器,改造了测量,改造了「怎样才算测准了」的规矩。一百年以后,人们拿着这些被它改造过的仪器,去检验它。这不是作弊,这是知识长成的正常样子。可是这件事,在他那个「理论对着事实」的画面里,没有位置。
第三,判了算不算数。那个「超光速」的结果,当初也是一个「经过严格检验的观测」,可是同行们没有接受它。一个判决算不算数,要看它和这片土里别的东西对不对得上。
这一章可以把几面小旗一起拔了。
第 12 章那面:一次撞墙,撞倒的是哪一块?中微子早到了六十纳秒,这是一次撞墙。撞倒的是相对论,还是一个光纤接头?逻辑不告诉你,他自己也承认,要靠判断。现在看得清楚了:判断靠的是土,相对论的根有多深,光纤接头这种东西平时有多容易出毛病,另一座实验室测出了什么。
第 4 章那面:日食的底片,是谁判的。一面镜子被太阳晒热了,那套底片就被判为不可用;一个光纤接头松了,这次测量就被判为不可用。两件事隔了九十二年,是同一件事:判死站在一片土上。
前言里那面:黑天鹅是谁认出来的。一个从没见过天鹅的人,看见一只黑色的大鸟,只会说「那边有只黑鸟」。要认出它是天鹅,要先有人给天鹅定过样子,要有博物学的分类、标本、描述。一只黑天鹅能推翻一句话,得先被一片土认出来。
第 16 章那面:手续和量具本身长在土里。量具不够灵敏,「没看见」签不了死亡证明;量具出了毛病,「看见了」也签不了。
说他关门之前,再还一次公道。
他的陪审团比方,对了一件最要紧的事:判决是人做出的,而且是一群人按规矩做出的。在他之前,许多人以为观察是一面镜子,世界照进来,事实就出来了。他说不是:事实要被一群人按程序接受,才成为知识的一部分;而且接受以后,还可以推翻。
本书只在他这句话后面,加上他没写的三件事:陪审团是长出来的,证据规则是长出来的,仪器是长出来的,而且它们都会被正在受审的那个理论回头改写。
把这一章压成三问,本书叫它「判死的手续三问」:
谁来判?一群人,他们是怎样聚到一起的,彼此信任到什么程度。
拿什么判?一套仪器、一套算法、一套规矩,它们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有没有被正在受审的理论改造过。
判了算不算数?这个判决和这片土里的别的东西对不对得上,有没有别人能照样再判一次。
三问的答案,没有一个是现成摆在那里的,全都长在土里,而且还在长。
所以,本系列 130 年卷那句话,在这里有了一整章的证据:可证伪,不是理论自己身上的一个属性,是它和一片土之间的关系。同一句话,在一个有好仪器、有好同行、有好规矩的地方,是可以被判死的;在一个没有这些的地方,是判不了的。第 27 章会把这句话收进本编的总账。
孩子说:「老师判错了我的卷子。」 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老师怎么会错,你自己再看看」,或者反过来,「老师太不负责了」。学这一章,可以陪孩子走一遍三问。
谁来判?是任课老师判的,还是阅卷组统一判的?有没有复查的机会?
拿什么判?这道题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孩子写的那个答案,在标准里有没有被想到?
判了算不算数?如果孩子觉得判错了,有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去问?问了以后,谁来重新判?
走完三问,孩子学到的,不只是这一道题该得几分,而是一件更大的事:任何一个「判决」,都站在一片土上;要质疑一个判决,要去问那片土,而不是只和判决的人争。
家里的「超时」之争。 孩子玩手机,说好半小时,每天都在吵「到底超没超时」。这不是孩子不守信用,常常是判决的手续没立好。事先说定三件事:谁来判(孩子自己定闹钟,还是大人喊);拿什么判(用哪个钟,从拿起手机算,还是从打开游戏算);判了算不算数(超了五分钟算不算,超了怎么办)。手续立好了,吵的次数会少一大半。
评「三好学生」的那一次风波。
学期末,班里评三好学生,只有三个名额。结果出来,一位家长在群里说不公平:她的孩子成绩比其中一位高,却没评上。群里吵了起来,班主任很为难。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判决是一群人按规矩做出的,不是世界自己开口的;而且任何判决都可以被重新检查。
本书补上的是那三问: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这次风波,三问都没事先说清。谁来判:是班主任一个人定,还是全班投票,还是班委商量?拿什么判:只看成绩,还是也看平时表现、帮助同学、参加活动?各占多少?判了算不算数:有人觉得不对,能在哪里提出来,谁来复核?三问没说清,结果出来,无论落在谁身上,都会有人觉得不公平。
明天就能试的:这一次的事,班主任可以平和地把当时的做法说清楚,认下没说清楚的地方。更要紧的是下一次:新学期开学第一周,就把三问写成一张纸发给全班和家长:谁来评,看哪几样、各占多少,有异议找谁、几天内答复。事先写好:下次评选结束后,如果群里的争议比这一次少了一大半,这张纸就起了作用。一个判决能让人服,常常不在于判得对,在于判之前就把手续摆在了桌上。
如果家长们对那张纸上的规矩本身有意见呢?那正好。让大家在评选开始之前提,而不是在结果出来之后吵。开学第一周收意见,第二周定下来,定了就照着办。第 30 章说过,一个好的制度,是出了问题能在事先说好的地方说;一张纸上的规矩被大家事先吵过一遍,事后就少吵十遍。
带走的话判一个理论的死刑,要问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这三样都长在土里,常常还被正在受审的那个理论改造过。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土(判决由一群人按程序做出,且永远可以再查);关门,土的来历与回写(陪审团、证据规则、仪器都是长出来的,且被受审的理论改写过,这一层不进他的画)。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本章给它立了三问手续;出生证明,陪审团与量具也有出生证明。本章拔小旗⑥⑦⑰⑲。
你家里是「讲理」的吗?
有的家里,孩子说「我不同意」,大人会停下来听:你说说为什么。有的家里,孩子说「我不同意」,大人一句「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听大人的」。前一种家里长大的孩子,遇到事情,习惯先摆理由;后一种家里长大的孩子,遇到事情,习惯先看谁说了算。
那么请问: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讲理的人?
是他某一天想清楚了,决定从此讲理吗?还是他在一个讲理的家里,一年一年地,长成了一个讲理的人?
波普尔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出名、也很让人吃惊的回答。
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下卷有一章,专讲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之争。他碰到了一个躲不开的难题。
理性主义者说:凡事要讲理,要拿出理由,要接受批评。可是,「凡事要讲理」这条原则本身,能用讲理来证明吗?
如果你说能,那你就在用讲理去证明讲理,这是在兜圈子。如果你说这条原则本身也要拿出理由,那理由又要理由,没完没了。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要求一切都有理由,最后会发现,自己这个要求,拿不出理由。
他的出路是这样的:承认这一点。选择讲理,本身不是一个能被理由逼出来的结论,而是一个决定,一个道德上的选择。他说,批判的理性主义者承认,自己的理性主义态度,最终建立在一个非理性的决定上,或者说,建立在一种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上(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十四章)。
这句话写在一本为理性辩护的书里,很惊人,也很诚实。
这不是他唯一一次这样说。
第 14 章留下一面小旗:「只有可证伪的才算科学」,这句话本身,可证伪吗?
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开头就回答过:他的划界标准,不是一条关于世界的科学定律,而是一个提议,一条方法上的规则,像下棋的规则一样,是我们决定这样玩的。科学的方法规则,他叫它们「科学游戏的规则」(大意见《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4、10、11 节)。
于是,他整座房子的底下,有两个「决定」。一个在方法上:我们决定这样划界,这样玩科学这盘棋。一个在态度上:我们决定讲理。
上一编讲过,他的沼泽没有底,桩是靠决定打下去的。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不只是一根根的桩,连「要打桩、要这样打桩」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决定。
这里有两处,他说对了,本书全收。
第一,诚实。许多哲学家到了这一步,会假装自己的第一原则是不证自明的。他没有。他老实承认,最底下没有一块能用理由证明的石头。本系列说过一句话:谁宣布完成,这一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他在这里没有宣布完成,他留下了一个口子。
第二,他看见了讲理和道德的关系。选择讲理,不只是一个认知上的事,也是一个怎样对待别人的事。一个人决定讲理,就是决定把对方当成一个可以说服、也可以说服自己的人,而不是一个只能被压服的东西。他说,选择理性,就是选择一种尊重每一个人的态度(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十四章)。这一句,到今天都值得抄下来。
可是请回到本章开头那两个家。
讲理的家里长大的孩子,他是在某一天「决定」讲理的吗?不是。他在饭桌上一次次说「我不同意」、一次次被认真听完,一次次被要求「说说为什么」,讲理这件事,在他身上一年一年地长了出来,长成了他的一部分。等他长大了,如果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讲理」,他也许会说「我选择讲理」;可这份「选择」,有一张写得满满的出生证明。
波普尔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第 1 章讲过,他在一个满是书的家里长大,饭桌上的空气就是「你凭什么这么说」。第 2 章讲过,十六岁那年,他看见一套不讲理的理论怎样把人命算进账本。他后来那份对理性的「信仰」,不是某一天从空中跳出来的一个决定,是从这片土、这条路上长出来的。
「非理性的决定」这几个字,把这张出生证明撕掉了。它说:讲理的根,是一次没有来由的跳。
本系列齐克果卷讲过一个动作,叫「抽梯」:把「不可推导」读成「没有中段」,于是一个人和他的信仰之间,只剩下一次纵身一跳。波普尔在这里,做了一个小小的、同构的动作:「讲理不能被讲理证明」,这一句对;可他由此走到了「讲理的根是一次非理性的决定」,中间那几十年长成一个讲理的人的路,被抽掉了。这是与齐克果卷同构的一小处,不是全书的主病,本书只在这里点一下。
他的学生里,有一位叫巴特利的,后来专门在这一处和老师较了劲。
巴特利的意思,大致是:为什么非要在最底下放一个「非理性的信仰」?理性主义不需要被证明,它只需要能被批评。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放到批评面前,包括「凡事要讲理」这条原则本身;只要它经得起批评,我们就暂时留着它,用不着先信它。这样,最底下就不必有一次跳了(大意见巴特利关于「全面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论述)。据说波普尔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个修正(此点诸说不一)。
这个修正很漂亮,它把老师那一跳拿掉了。可是请注意,它拿掉的办法,是把批评推到无穷:一切都可以批评,批评本身也可以批评。一个人站在哪里去批评?他凭什么信得过自己手里的批评?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答案。跳没有了,脚下仍然是空的。
发生学的回答不在这两条路上。最底下不是一次跳,也不是一场无穷的批评,是一片长出来的土:一个人在一个讲理的家里长大,他手里就有了一套批评的本事和一份批评的底气;一个科学共同体几百年吵下来,就有了一套公认的批评规矩。批评站在这片土上,土又在一次次批评里被磨得更细。
用七个词说。
他在最底下找到的,是一片土:一个人为什么讲理,一个共同体为什么愿意按规矩检验理论。这片土不能被理由证明,这一点他看得准。
可他对这片土的描写,又是一个否定:它不是理由,所以它是「非理性的」;它不能被证明,所以它是一个「决定」。和上一编的沼泽一样,他只说了土不是什么。
发生学说:这片土不是理由,也不是一次跳;它是长出来的。一个人的讲理,是在一个家、一所学校、一群朋友里长出来的;一个科学共同体的规矩,是在几百年的争吵、失败、改进里长出来的。它不能被证明,却可以被记账:它是在哪里、沿着哪条路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它也会被回写:一个讲理的共同体,会把讲理的规矩越磨越细;一个讲理的人,会在一次次讲理里越来越会讲理。
所以本书在这里要改他一个词:不是「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是「在理性里长出来的一片土」。它不在理由的上面,也不在理由的下面,它和理由一起长。
还要把公道还给他。
有一种时刻,「决定」这个词一点不差。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个远在新西兰的人,听到故乡被吞并,他要不要站出来写一本反对极权主义的书?那一刻,没有任何理由能逼他这样做,别人也完全可以选择沉默。那是一个决定,一个道德上的选择。
本书只补一句:那个决定也有出生证明,它的出生地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的那条街上。决定是真的,决定的那一刻是一个跳;可跳之前,有十九年的路。
怎样让孩子成为一个讲理的人。 讲道理不会让孩子讲理;「你要讲理」这句话,也不会。孩子讲理,是在讲理的空气里长出来的。
今天可以做一件小事:下次孩子说「我不同意」,不管他说的是晚上要不要洗头,还是周末去不去奶奶家,先停下来,说一句:「好,你说说为什么。」听完,不管你最后同不同意,先说一句:「你这个理由我听明白了。」一次两次没用;一年下来,这片土就会厚一点。
单位里的「规矩」。 很多单位有一套「一直这么办」的规矩,新来的人问为什么,老员工说「规矩就是规矩」。规矩当然没法全用理由证明,这一点波普尔说得对;可每一条规矩都有出生证明:它是哪一年、因为哪件事立下的。把这些出生证明找出来,你会知道哪条规矩的土还在,哪条的土早就变了。
两个家庭合成一个家。
再婚的老何和老宋,各带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组成了一个新家。没过多久,家里就起了一连串的小冲突:何家的孩子习惯吃饭时说话,宋家的孩子习惯吃饭时安静;何家的规矩是有事当场说,宋家的规矩是过一晚再谈。两个大人都很讲道理,可一讲道理,就吵得更凶:各自觉得自己家的规矩更有道理。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讲理」这件事,没法用讲理来证明;每一家的规矩,最底下都有一些说不出理由、只是「我们家一直这样」的东西。
本书补上的是:这些「一直这样」,不是一次没有来由的决定,是在各自的家里,一年一年长出来的土。何家的孩子吃饭时爱说话,是因为他们家以前只有吃饭时一家人才凑得齐;宋家的「过一晚再谈」,是因为宋家以前吃过当场吵架、说出伤人话的亏。每一条规矩,都有一张出生证明。两片土并到一起,不是比哪片土更有道理,是要在两片旧土上,一起长出一片新的。
明天就能试的:找一个周末,一家四口坐下来,每个人讲一条自己原来家里的规矩,只讲一件事:「这条规矩是怎么来的。」不争对错,只听来历。讲完,一起挑两条,定成「我们家」的新规矩,写下来贴在冰箱上。事先写好:三个月后,再坐下来看一次,哪条站住了,哪条要改。一个新家的规矩,不是谁说服了谁,是一起长出来的。
如果某一条规矩,两边怎么都谈不拢呢?那就先各让一半,写成一条「试行」的规矩:比如吃饭时可以说话,但不谈工作和成绩;有了矛盾,当场说一句「我不高兴了」,具体的事第二天再谈。试一个月,再看。一条两边都不满意、却都愿意试一试的规矩,常常比一条一方完全赢了的规矩,长得更好。
带走的话讲理没法用讲理来证明,他说得对;可讲理的根不是一次没有来由的跳,是在一个讲理的家里、一群讲理的人中间,一年一年长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土(承认最底下没有能被证明的石头;选择讲理是选择尊重人);关门,土的来历(把土写成「非理性的决定」,抽掉了长成讲理之人的那段路,与齐克果卷「抽梯」同构一小处)。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理性能证明自己」签了一张,签得诚实;出生证明,本章替「讲理」补了一张,出生地是饭桌与一九一九年。拔小旗⑱。
一个孩子打碎了一只碗。
在一个家里,他站在碎片旁边,看着大人,说:「是我打碎的。」大人说:「没伤着手吧?下次端的时候两只手。」
在另一个家里,他把碎片踢到桌子底下,说:「不是我,是猫碰的。」因为上一次他说实话,挨了一顿打。
两个孩子,一样懂得「做错了要承认」这个道理。一个说了,一个没说。差别不在道理,在那个家里:认了错,会不会被踩死。
中文世界里流传最广的一句波普尔,大概是这一句,大意是:我可能错,你可能对,我们一起努力,也许能离真理近一点(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十四章)。
这句话,是他全部哲学的一个缩影。知识靠批评前进;批评要有效,每个人都要准备承认自己可能错。他晚年还专门讲过,知识分子要有一种新的职业伦理:我们不可能不犯错;要主动去找自己的错;别人指出我们的错,我们要接受,甚至要感谢;错误要公开讨论,不要掩盖(大意见他晚年关于宽容与知识分子责任的讲演)。
这些话,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值得贴在墙上。
第 7 章讲过另一面: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班上,脾气很坏,容不得别人打断,别人一反驳就越说越激动。第 13 章也讲过:他说过一句极大胆的话,「我解决了归纳问题」,这句话被打中过很多次,他始终没有签下自己的那张死亡证明。
本书不拿这两件事去笑话他,也不拿它们去推翻他的哲学。一个人做不到自己说的,不说明他说错了。本书要从这里看出一件事,而这件事,恰恰是他的哲学里缺的那一块。
导论里讲过三块地: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
认错这件事,也长在三块地上。
想的那块地上,认错是一个逻辑的动作:这个理论推出了这个预言,预言落空了,所以理论有错。这一块,他写得比谁都清楚。
碰的那块地上,认错有实实在在的代价:一个科学家承认自己的理论错了,可能丢掉经费,丢掉职位,十年的工作白费;一个工程师承认设计有错,可能要赔钱,要停工。
心里的那块地上,认错碰到的是一个人的脸面、身份、他和别人的关系:一个把一生押在一个理论上的人,承认它错了,心里要跟着死一小块;一个学生当众承认老师说得对、自己说错了,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一个上司在下属面前认错,担心从此没人听他的。
他的哲学,把认错几乎全放在了第一块地上。第二块、第三块地上的事,他知道,他晚年那套「知识分子新伦理」,就是想管第三块地的;可他给第三块地开的,是一张「应该」的处方:你应该感谢批评,你应该主动找错。处方写在墙上,是在想的那块地上。心里那块地,靠处方长不出东西来。
这就是判决四的核心:判错权搬进了制度,也写进了伦理,可它只搬进了一块地;认了错不被踩死的那片土,没人经营。
本系列 130 年卷替他量出的第三处停下,就在这里:批评要落地,得先有一片能承住批评的土。那一卷说他把全部赌注押在了第一块地上。本章把这一处写全。
那么,一片能承住认错的土,长什么样?不是靠一句「你应该」,是靠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有一类研究,专门看医院里的护理团队。研究者本来以为,差错报告多的团队,是差的团队。结果发现常常相反:好的团队报告的差错更多。不是因为他们犯的错更多,是因为在那里,说出一个错不会挨罚,大家敢说;差的团队里,错也在,只是没人说(据这类研究的通行介绍)。
民航业有一套做法,也是同一个道理:飞行员和机组如果主动报告自己犯的小错、差一点出事的险情,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因此受罚。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报告,成了发现隐患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据通行介绍)。
这两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件事:判错权要真的用起来,光有「应该认错」不够,要有一片土,让认错在碰的那块地上不丢饭碗,在心里那块地上不丢脸。这片土是长出来的:一次次有人说了实话没被罚,一次次有人认了错反而被信任,一个团队、一个行业慢慢长成了一个敢说实话的地方。它长成以后,又会回写:敢说的人越来越多,错被发现得越来越早,这片土越来越厚。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句话是一个道理,写在想的那块地上。可是在一个认了错就被当众训斥、被扣工资、被同事看不起的地方,这句话越念,大家越学会把碗踢到桌子底下。
公平起见,要说一件反过来的事:他也公开签过自己的死亡证明。
他有好些年说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严格说来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它很有用,能指导研究,可是几乎什么情况都能解释。这话惹恼了许多生物学家。一九七八年前后,他在一次讲演里公开改口,大意是:我改变了看法,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被检验的,我以前说错了(大意见他一九七八年关于自然选择与心灵兴起的讲演)。
这一次,他签下去了。
为什么这一次签得下,「我解决了归纳问题」那一次签不下?本书的猜测是:达尔文那一句,不是他一生押上去的东西,签了,他心里那块地不必跟着死一小块;归纳那一句,是他整座房子的地基。这仍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第 39 章会回到一九七八年这次改口,那里把它当作「公开收窄」的一个样板。
这件事恰好说明本章要说的:一个人能不能认错,不只看他懂不懂道理,还要看这个错落在他身上的哪一块地上、压着多重的东西。
说了这么多,还要把公道还全。
他看见了一件非常要紧的事:知识的进步,不靠某个聪明人一直正确,靠一群人能够互相找错、互相纠错。在他之前,许多人以为真理靠天才、靠权威;他说,真理靠一个能纠错的共同体。本书把这一条看作他留给发生学的一份大遗产:知识是一群人一起长出来的,不是一个人找到的。
他晚年那套「新伦理」,也是真心的。他看见了心里那块地的问题,想管,只是他手里的工具是一句句「应该」,这是一个哲学家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本书只是说:「应该」写在墙上,土要一年一年地种。
用那张图纸说。判错,是形状被路改写的那一刻:一个理论撞了墙,被改了。这一刻要真的发生,要看土。土里要有能判的人(第 24 章),要有能判的仪器(第 24 章),还要有一样东西:让判了错的人、被判了错的人,都活得下去。
他写了前两样的一半,最后一样几乎没写。没有这一样,前两样都会慢慢坏掉:仪器会被人为地调「准」,判的人会学会只判别人不判自己,被判的人会把碎碗踢到桌子底下。
所以,他的开放社会有一扇门开得很大:想的那块地上,任何说法都可以被批评。另两扇门,碰的那块地上认错的代价、心里那块地上认错的脸面,他没怎么动。
家里的那只碗。 今天可以和家里人约定一件小事:谁先说出「刚才那件事是我弄错了」,谁得一分,一周结算一次,分数最高的人挑周末去哪里玩。这不是游戏,是在种土。一年以后,你家里的碗碎了,你会第一时间知道。
当上司的人。 下次开会,你自己先说一个你这个月犯的错,说清楚错在哪里、你打算怎么改。你说了,下属才敢说。一个上司在会上说「欢迎大家指出我的问题」,和一个上司在会上先指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两回事:前一句写在墙上,后一句种在土里。
课堂上的那一刻。 一个学生举手说:「老师,您黑板上那一步写错了。」这一刻,整个班都在看。老师怎么接,决定了这个班以后还有没有人敢举手。「谢谢你,你说得对,大家看,这里应该是……」这一句话,比贴在墙上的「欢迎质疑」管用一百倍。要是老师脸一沉,说「你先听我讲完」,这个班里此后大概就只剩一种声音了。当老师的人不妨在学期一开始就故意在黑板上留一个小错,等学生来抓,抓到了,当众道谢。这是在第一周就种下的土。
给自己。 想一想,你最近一次明知自己错了、却没有承认,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怕的是什么?怕丢面子,还是怕丢东西?把那个「怕」写下来。它就是你身边那片土最薄的地方。
楼上漏水了。
周末,老吴家的天花板开始滴水,上楼一看,是楼上邻居家的水管坏了。楼上的年轻人开门,第一句话是:「不一定是我家的吧?你家的管子也可能有问题。」两家在楼道里僵住了。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知识靠一群人互相找错前进,每个人都要准备承认自己可能错。
本书补上的是那三块地。楼上的年轻人不肯认,未必是不讲理。在碰的那块地上,认了就要赔:天花板、墙面、可能还有老吴家的家具,他不知道要赔多少,怕被狮子大开口。在心里那块地上,刚搬来不久,和邻居一见面就理亏,他觉得很没面子。第 26 章说过,一个人敢不敢认错,要看认了会不会被踩死。在这个楼道里,他怕的是被踩死。
明天就能试的:老吴先把「谁对谁错」放一放,给对方一片承得住的土。可以说:「咱们先一起请物业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要真是你家的,咱们按实际修的钱算,我不多要。」一句「不多要」,把碰的那块地上的怕先卸下来了。事先写好:请物业查清以后,把修理的票据给对方看,按票据算。多半,对方会松口。一次邻里纠纷,能不能平和地收场,常常不在于道理在谁那边,在于认错的那一方,脚下有没有一块站得住的地方。
如果物业查下来,确实是老吴家自己的管子有问题呢?那老吴也要做他自己要求别人做的那件事:认。敲开楼上的门,说一句「查清楚了,是我家的,刚才误会你了」。一个楼道里的土,是两家人一起种的;老吴先认一次,下一次楼上真出了问题,那位年轻人也更容易认。
带走的话「我可能错,你可能对」写在墙上很好;可一个人敢不敢说出这句话,要看他认了错会不会被踩死,这片土要一年一年地种。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知识靠一个能纠错的共同体前进;知识分子的新伦理);关门,土(认错的另两块地:碰的代价、心里的脸面,只开了「应该」的处方,没有种土)。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要求人人随时准备签自己的;出生证明,一片能承住认错的土,是一次次说实话没被罚长出来的。拔小旗⑬⑳。
先把本编的结论摆在桌上:他比几乎所有前人都诚实地承认了知识下面没有岩床;可他对那片沼泽,只说了一句「没有底」。
一、科学没有岩床,理论立在打进沼泽的木桩上。(第 23 章)
二、停下来不往深处打,是因为觉得够了,不是因为到底了;而且随时可以再往下打。(第 23 章)
三、基础陈述是一群人按规矩决定接受的,像陪审团的裁决;判决是人做出的,不是世界自己开口的。(第 23、24 章)
四、一次撞墙撞倒的是一整组假说,换哪一块要靠判断。(第 24 章,承第 12 章)
五、「凡事要讲理」这条原则本身,没法用讲理证明;最底下没有一块能被证明的石头。他没有假装有。(第 25 章)
六、选择讲理,是选择把对方当成一个可以说服、也可以说服自己的人。(第 25 章)
七、知识靠一个能互相纠错的共同体前进;「我可能错,你可能对」;知识分子要主动找自己的错、感谢别人的批评。(第 26 章)
七条。其中第一、三、七条,是他走得离发生学最近的地方:没有岩床,判决由一群人做出,知识是一群人一起长出来的。
一、沼泽只剩「没有底」这一个性质:它不推,不被房子改写。(对看见一)
二、桩在泥里越待越结实,不进账;桩从哪里来,不进账。(对看见二,承判决一、二)
三、陪审团是谁、证据规则从哪里来、仪器是怎样长出来的,写得很少;被受审的理论已经长进了量具里,这一层不在画中。(对看见三、四)
四、讲理的根写成「非理性的决定」,长成一个讲理之人的那段路被抽掉。(对看见五)
五、认错只安顿在想的那块地上;碰的那块地上的代价、心里那块地上的脸面,只开了「应该」的处方。(对看见七)
五条收回,是同一个动作的五个样子:他看见了土,却只肯用否定句写它。沼泽「没有底」,基础「没有证明」,理性的根「不是理性的」。土在他那里,是一连串的「不是」。
这一编可以压成一句话,这句话本系列 130 年卷已经说过,本编用五章把证据补全:
可证伪,不是理论自己身上的一个属性,是它和一片土之间的关系。
同一句话,在一个有好仪器、有好同行、有好规矩、而且认错不会被踩死的地方,是可以被判死的;在一个没有这些的地方,判不了,或者判错。一个理论可不可证伪,不只看它说得够不够具体,还要看它站在什么样的土上。
他把「可证伪」当成了理论身上的一个标签,贴上了,理论就是科学的;没贴上,就不是。本书把这个标签,还给了理论和土之间的那条线。
第三式,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这一式,在本编里几乎是空的。
房子盖上去,沼泽被压实;相对论长出来,长进了卫星定位系统,又被拿来检验它自己;一个团队一次次说了实话没被罚,这个团队慢慢长成一个敢说实话的地方。这三件事,都是第三式:形状和路回头改写了土。他那里一件也没写。
压成一行:他的土没有底,也没有回写。
连同前两编,他的三式现在可以放在一起看了:第一式,形状是筛剩的,土不在式子里;第二式,路只由上一个形状的死因来定向,土不在式子里;第三式,土只剩一个否定,也不被改写。三式里,土都缺席。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一开始说,他的病主要是「缺一维」:缺的是土。
他为什么只肯用否定句写土?本编找到三条。
第一条,三面墙。第 23 章讲过:他被独断、没完没了、心理主义三条路逼到沼泽上,每往下写一句土的样子,都可能掉进其中一个坑。于是他只剩下一种安全的写法:只说土不是什么。这一条是本书的解释,已标「待验」。
第二条,他怕的敌人。他一生的敌人里,有一种人最会讲「土」:讲民族的土,讲阶级的土,讲历史的土,然后说,你站在这片土上,所以你必然这样想、必然这样做。对这种人,他最锋利的回答就是:没有这样一片能决定你的土。一个用一生去拆「你的出身决定你」的人,本能地不肯给土一个正面的描写,怕一描写,就又给了那些人一把刀。
第三条,他自己的一九三八年。他是在一个真实的道德关头,靠一个决定站出来的。他把这个决定的样子,写进了理性主义的根。他记住了那一跳,忘了跳之前那十九年的路。
三条病根,都不是他笨。那片土里,长不出一个正面描写土的看见。
他在什么条件下几乎完全对?
在土已经被夯实、大家都站在上面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学科,仪器精良,规矩清楚,同行之间互相信得过,认错也有了一套体面的办法。在那里,土不用再提,大家默认它在;剩下要讲的,确实就是一根根桩打得够不够深,一个个理论经不经得起检验。
他错在把一片夯实了的土,当成了「没有土」。土夯得越实,越容易被忘掉。
本系列 130 年卷替他量出过三处停下。本书第三到第五编,把其中两处写成了整编,这里对一下账。
第一处,「判错,得站在土上」。那一卷用海王星和火神星的例子,说同一个补丁招数,一次是伟大的发现,一次是徒劳,事先分不清。本书第 12、16、23、24 章从天鹅的根、从三种没看见、从沼泽与木桩、从一根松了的光纤,把这一处写全,并在本章落下那一卷的原话作总判断:可证伪,是理论和一片土的关系。一致。
第二处,「猜测从哪儿来,交给了心理学」。本书第四编整编写这一处,并查了判词的第一条推翻条件: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没给理论开。那一卷说他「不许自己把它当成正题来研究」,本书的结论与之一致,只多查出一扇他在自传里推开过、却没带回知识论的门。
第三处,「批评要有一片承得住批评的土」。本书第 26 章用三块地写这一处,那一卷说他把全部赌注押在第一块地上,本书的判决四右列即由此而来。一致。
三处都没有打架,本书只是把那一卷的一句话,各自放大成了一编或一章。
把这一编压成一张卡,下一次你要判断「这个说法站不站得住」的时候,除了问它本身,再问它脚下的土:
这里有没有能判它的人?他们信得过彼此吗?
这里有没有能判它的量具?量具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被它改造过?
在这里说「我错了」,会不会被踩死?
三问都答得好,这个地方的判决你可以放心;有一问答不好,这个地方的「证明」和「推翻」,你都要多留一个心眼。
单位里那次「全方位评价」。
某单位年底搞了一次「全方位评价」:每个人都要给同事、上司、下属匿名打分。结果出来,好几个平时干活最多、说话最直的人,分数最低;几个人缘好、从不得罪人的,分数最高。
这一章的总判断是:一个说法可不可以被判死,不只看它说得够不够具体,还要看它站在什么样的土上。拿这张卡量一量这次评价。
这里有没有能判的人?打分的人,多半只和被评的人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判的是印象,不是工作。
这里有没有能判的量具?那张打分表,只有「团队合作」「沟通能力」几个笼统的格子,没有一格问「他这一年做成了什么」。
在这里说「我错了」「我不同意」,会不会被踩死?在一片说真话会得罪人的土里,匿名打分常常变成了人缘投票:谁平时说过一句得罪人的实话,年底就会被扣分。
三问都答不好,这次评价判出的「死刑」,就要多留一个心眼。
明天就能试的:如果你是负责这件事的人,下一次别急着取消,改三处。第一,只让真正一起做过事的人打分,每张表写明「我和他一起做过哪件事」。第二,打分表里加一格:「他这一年做成的一件事是什么?」第三,分数出来以后,只作为一次谈话的起点,不直接和奖金挂钩。事先写好:下一次,看最低分的那几个人,是不是还是干活最多、说话最直的那几个;如果还是,就说明这片土还没种好。
如果单位不愿意改呢?作为一个被评的人,也可以做一件事:年底之前,主动找上司聊一次,把自己这一年做成的一两件事说清楚,讲具体。别等那张表替你说话。一片只看印象的土里,把自己的档案先交出去,是给自己打一根桩。
带走的话一个说法可不可以被判死,不只看它说得够不够具体,还要看它站在什么样的土上;土夯得越实,越容易被人忘掉。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门七扇,主在土(没有岩床,判决由人做出,知识由共同体长出);关门五扇,合为一个动作:只肯用否定句写土。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有效与否取决于土;出生证明,土本身也有出生证明,它是长出来的,而且会被回写。
本编判断:他看见了土,却只肯用否定句写它;他的土没有底,也没有回写。出现下列情况,本编判断就要收窄或作废:
一、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正面描写科学共同体、实验传统、仪器如何形成并影响检验的系统论述,那么「只肯用否定句写土」要改为「他正面写过土,只是不让它进入知识论的核心」。重点查他关于「传统理论」的文章(《猜想与反驳》中有一篇专论传统)。
二、巴特利后来提出,理性主义不必建在信仰上,连理性主义本身也可以接受批评。若查明波普尔后来明确接受了这个修正,第 25 章「讲理的根写成非理性的决定」要注明「这是他前期的说法,后期已松动」。
三、第五节第一、二条病根属本书解释,已标「待验」;若与他本人的自述明显冲突,删去,不影响本编总判断。
四、第 26 章所引医院与民航的例子,取自这类研究的通行介绍,只作旁证;若具体数据被证明与通行介绍不符,换例,不影响论点。
这一编六章,是判决四的主场。判决四说:他把判错权搬进了制度,任何统治者都可以不流血地被换掉,这是他留给发生学的一份大遗产;可他只把判错权搬进了一块地,认了错不被踩死的那片土,没人经营。
上一编第 26 章已经从知识这一头,讲了「只搬进一块地」。这一编从社会这一头讲。
先交代这一编不做什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上卷拆柏拉图,下卷拆黑格尔和马克思。本系列已经有柏拉图卷、黑格尔卷、马哲卷,三卷各自讲过波普尔对他们的指控,也各自下过判断:柏拉图卷说,在判错权上本系列与他站在一起,但他只看见了柏拉图的一只脚;黑格尔卷说,两人说的不是同一个矛盾。这一编不重复那些论证,不替被告辩护,也不替原告加码,只写波普尔自己在这两本书里立起了什么。
第 28 章讲他为什么要从柏拉图拆起,以及「开放社会」这个词里最深的一个意思:文明的紧张。第 29 章讲《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那是他写得最好的一处回写。第 30 章讲「不问谁该统治,问怎样不流血地换人」。第 31 章讲零敲碎打的改法。第 32 章讲宽容的悖论和「我可能错,你可能对」。第 33 章是本编的 SDE 解构。
一对年轻夫妻,从老家搬到了一座大城市。
在老家,很多事不用自己拿主意。过年回谁家,孩子叫什么名字,房子怎么装修,逢年过节送什么礼,都有老规矩,有长辈拍板。规矩有时候让人憋屈,可也省心:照着做就是了,错了也不是你的错。
到了大城市,这些规矩一下子都不管用了。邻居谁也不认识谁,长辈远在千里之外,什么事都得两个人自己商量,自己拿主意,自己担后果。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说不清的累:自由了,可也更累了。有的人干脆在小家里立起一套比老家还严的规矩,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份累挡在门外。
这份说不清的累,波普尔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开头,他分出了两种社会。
一种他叫封闭社会。它像一个部落:每个人生来就有自己的位置,吃什么、娶谁、干什么活,都由祖传的规矩和禁忌定好;这些规矩被当成和日出日落一样的自然,不能问,不能改。个人很少需要自己做决定,也很少需要为决定负责。
另一种他叫开放社会。在那里,规矩被看成人定的,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改;每个人要面对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十章)。
他说,人类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一次极大的转变。据他的看法,这个转变在古希腊的雅典开了头:贸易、航海、民主、哲学的争论,把部落的老规矩一样一样冲松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深的话。
从封闭走向开放,人得到了自由,也背上了一份重担:要自己判断,自己负责,面对一个不再由祖宗替你安排好的世界。这份重担,他叫它「文明的紧张」。他说,这份紧张,是我们为做一个有理性、能负责的人付的代价,而且它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十章)。
本章开头那对夫妻,感到的就是这份紧张。
他接着说:许多人受不了这份紧张,想逃回部落里去,逃回一个有人替你拿主意、规矩不许问的地方。历史上一次次想「让社会停下来」「回到过去的好秩序」的努力,背后都有这份逃的冲动。
他认为,柏拉图就是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一个想逃的人。柏拉图生在雅典从部落走向开放的那个动荡年代,看见了这份紧张带来的混乱和痛苦,他的回答是:设计一个理想城邦,让每个人各安其位,让变化停下来。所以他从柏拉图拆起。
这一层,本系列柏拉图卷已经从柏拉图那一边讲过,而且说波普尔只看见了柏拉图的一只脚;本书不在这里重开这场官司。本书要接住的,是他这个判断里对所有人都适用的那一半:面对开放带来的紧张,人有一种往回逃的冲动。
「文明的紧张」,是他整本书里本书最想接住的一个词。
用七个词说,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是一个从「定型」重新被松动、走进「正在成形」的社会。正在成形,本书导论里说过,是最有创造、也最危险的时候:形状冒了头,站不稳。站不稳就是紧张。
他看见了一件发生学最看重的事:这份紧张不是故障,是代价,也是动力。一个社会要长出新东西,就得待在这份紧张里;想把紧张一劳永逸地消掉,就得把社会重新焊死在一个定型里。那张图纸上的三笔纪律,第一笔就是: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他在社会这一头,把这一笔写得很准。
他还看见了逃的冲动。许多人以为,一个社会回到封闭,是被坏人强加的。他说,常常不是,是很多人自己想逃,因为紧张太累了。这一层很深,也很对今天的日子。
这份逃的冲动,今天也常见,只是换了样子。信息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每天都有人说东、有人说西,自己判断太累了。于是很多人不知不觉地逃进了一个小小的部落:只看一个博主,只信一个群,群里说什么就是什么,群外的声音一律当成「别有用心」。这不是谁强迫的,是一个人被开放的紧张累坏了,给自己找了一个不用再判断的地方。它的样子,和他说的封闭社会一模一样:规矩不许问,外面的人都是敌人,个人不必为判断负责。
还要清掉关于「开放社会」的两个常见误会。
第一个误会:开放社会就是什么都可以、没有规矩的社会。不对。他的开放社会里规矩很多,只是规矩被看成人定的,可以讨论、可以改。没有规矩的地方不是开放社会,是一锅粥。
第二个误会:开放社会是一个已经到达的终点,某些国家已经「是」开放社会了。他自己不这样看。他说的是一个方向,一份永远背着的紧张;一个社会可以更开放一点,也可以退回去,没有哪一天能宣布「开放完成」。这一点,和本系列那句老话正好对上:谁宣布完成,这一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
可是请再看一眼他的两种社会。
封闭社会,被写成一个几乎不动的部落:规矩是禁忌,个人没有选择,一切由传统定死。开放社会,被写成一个个人面对决定、规矩可以改的地方。两者之间,是一次「转变」,一次从一边到另一边的跨越。
用发生学看,这两幅画各有一处画得太干净了。
封闭社会,从来不是真的不动的。老家的规矩,过年回谁家、孩子怎么起名,这些规矩本身也是一代代长出来、一代代悄悄改过的。它们看上去不能问,其实一直在被日子一点点改写,只是改得慢,改的人不说自己在改。
开放社会,也不是一群孤零零的个人面对决定。那对搬到大城市的夫妻,并不是赤手空拳地面对世界:他们带着老家的规矩,带着自己父母的样子,带着新城市里慢慢结识的朋友、孩子学校里的家长群。他们在一片新旧缠在一起的土里,一点点长出属于他们这个小家的规矩。
所以,「文明的紧张」最好不理解成从一个定型跳到另一个空地上的紧张,而是理解成:一片旧土被松动了,新土还没长厚,人站在两片土之间。缓解这份紧张的办法,既不是逃回旧土,也不是在空地上硬撑,而是让新的土长出来:新的邻里,新的朋友圈,新的、可以商量着改的家规。
这一点,他写得少。他的开放社会,写足了「规矩可以批评」,没怎么写「新的土怎样长出来」。第 33 章会把这一处和判决四放在一起。
把公道还全:在一种情形下,他那幅「从部落跨到开放」的画几乎不差。那就是转变来得极快、极猛的时候。一场战争、一次帝国崩溃、一个人突然被扔到地球另一头,旧土一夜之间塌了,新土还一寸没长。这时候,人确实像是从一边被扔到了另一边,中间没有台阶。他自己一生经历了两次这样的塌:一九一八年的维也纳,一九三七年的离开。他笔下的「转变」画得那么陡,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土就是这样陡陡地塌过两次。这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
那对夫妻。 如果你正是那个搬到大城市、觉得「自由了却更累了」的人,学这一章,可以对自己说两句话。
第一句,是波普尔的:这份累是正常的,它是自己做主的代价,不是你做得不好。别急着逃回一套比老家还严的规矩里去。
第二句,是本书的:这份累,会随着新土长厚而变轻。去认识几个邻居,在孩子的家长群里交一两个能说上话的人,和伴侣一起定几条「我们家」的规矩,写下来,每年过年时拿出来看看,改一改。你不是在空地上硬撑,你在种一片新土。
一个刚上大学的孩子。 离开家,第一次什么都要自己决定:几点睡,吃什么,选什么课,和谁交朋友。很多孩子第一个学期过得一团乱,有的孩子干脆整天躲在宿舍里打游戏。这也是一份文明的紧张。家长能做的,不是远程替他把每件事定好,那是把他拉回部落;也不是撒手不管,那是让他在空地上硬撑。可以每周和他通一次电话,只问一个问题:「这周你自己拿主意的事里,哪一件你觉得拿对了?」让他看见,他的新土正在长。
外公外婆来城里带孙子。
外公外婆从县城来到大城市,帮女儿带两岁的外孙。三个月后,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外婆觉得孩子穿少了会着凉,女儿说现在不主张穿那么多;外公习惯追着喂饭,女婿说要让孩子自己吃。老两口委屈:「我们带大了三个孩子,怎么现在什么都不对了?」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从一片熟悉的土走到一片陌生的土,人会背上一份「文明的紧张」:老规矩不管用了,新规矩还没长出来,每件事都要重新拿主意,很累;累了,就想退回老规矩里去。
本书补上的是:这份紧张,两代人都在背。老人背的是:几十年的经验,到了这里忽然作不了数。年轻人背的是:书上、网上的新说法一大堆,自己也没有底,只好抓住一条条规则不放。两边都想退回自己熟悉的那片土。本书说,缓解这份紧张的办法,是一起种一片新土。
明天就能试的:一家人坐下来,把带孩子的事分成两类:一类是有医生、有明确说法的,比如孩子生病怎么办、疫苗怎么打,一律按医生说的来,老人也照这个办;另一类是没有对错、只是习惯的,比如几点午睡、先洗澡还是先吃饭,让老人按他们的经验来,年轻人不插手。事先写好:一个月后,看家里为带孩子吵架的次数有没有少;少了,就说明这片新土在长。老人几十年的经验,不是全作废了,是要找到它在新土里还用得上的那一块。
如果老人还是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对」呢?可以请老人教年轻人一样他们最拿手的事:怎么哄一个哭闹的孩子入睡,怎么做一顿孩子爱吃的饭。让老人的经验在新土里有一个被需要的位置。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几十年被一笔勾销,是最难受的;让他看见其中有一块还被需要,这份紧张就松了一半。
带走的话自由了却更累了,这份累他叫「文明的紧张」;别逃回旧规矩里去,也别在空地上硬撑,去种一片新土。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与张力(文明的紧张是代价也是动力;看见了往回逃的冲动);关门,土(封闭社会写得太不动,开放社会写得太像空地,新土怎样长出来写得少)。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让社会停下来」签了一张;出生证明,开放社会的新规矩有出生证明,它们是在新旧缠在一起的土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你有没有替孩子想过二十年以后?
很多家长都想过:这孩子将来学什么专业,干什么工作,在哪座城市生活。有的家长想得很细,从幼儿园开始排:几岁学什么,几岁考什么,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最后进哪一行。一张蓝图,二十年,一步一步。
可是请想一想:二十年前,有几个家长能想到今天会有「短视频运营」这个工作?有几个人能想到,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会在二〇二〇年代让许多白领工作的样子整个变掉?
没有人能。这不是因为那时的家长不够聪明,是因为有一样东西,原则上就没人能预先知道。
这一章讲波普尔为什么这样说。本书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处回写。
一九五七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单行本的时候,他在序言里用五句话,把全书的核心论证压了出来,大意是:
第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第二,我们没法用理性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我们的科学知识将来会怎样增长。
第三,所以,我们没法预言人类历史将来的进程。
第四,所以,不可能有一门「理论的历史学」,像理论物理学那样,预言历史的走向。
第五,所以,历史决定论想要做的事,从根本上就做不成(大意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九五七年版序言)。
第二句是关键。为什么没法预言知识将来的增长?他的回答很漂亮:如果我们今天能预言明天会知道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已经知道了。要预言一项明天的发明,就得今天把它发明出来。
第 2 章讲过,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那些成了「历史命运的铁律」的牺牲品的人。这个五步的论证,是他对一九一九年那条街的回答。
书里还有一个很妙的观察。
他说,关于社会的预言,和关于日食的预言不一样。日食的预言,说出来也好,不说也好,月亮照样走它的路。可是关于社会的预言,一说出来,就可能改变它要预言的事。比如,有人预言某只股票下个月要大涨,很多人信了,抢着去买,股票今天就涨了,下个月反而不涨。一个预言,可以让自己应验,也可以让自己落空。
他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借用了古希腊的一个故事:俄狄浦斯。神谕预言俄狄浦斯会杀父娶母,他的父亲为了躲开这个预言,把他扔掉,结果正是这一扔,让预言一步步成了真。他叫它「俄狄浦斯效应」:预言影响了被预言的事(大意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 5 节)。
这一章,他几乎全对,而且对得极深。
用七个词说,这个五步的论证,说的正是回写。
知识,是长出来的形状。历史,是一片土。第一句说:长出来的知识,回头改写这片土,改写得极深:蒸汽机改写了城市,电报改写了战争,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改写了办公室。第二句说:明天会长出什么形状,今天没法事先知道,因为那个形状还没长出来。所以第三句:这片土明天会被改成什么样子,今天也没法事先知道。
这是一个几乎纯粹的发生学论证:因为形状会回写土,而形状是长出来的、不是预先摆好的,所以土的未来不是一张预先画好的地图。
俄狄浦斯效应,说的也是回写,而且是一种更贴身的回写:一个预言本身,作为一个长出来的形状,一说出口,就沉回土里,改了人们的行为,改了它要预言的那件事。
本系列一直说,历史不是一座等着人走过去的房子,是在一片土里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还会回头改写那片土。这一句话,在波普尔这里,得到了二十世纪最有力的一个论证。他在历史这一头写出了回写,写得比他在知识论那一头清楚得多。
可是请再看一眼第二句:我们没法预言知识将来会怎样增长。
为什么没法预言?他的理由是:要预言一项发明,就得先把它发明出来。这个理由很漂亮,也很对。
可是在他的整个体系里,还有另一层理由,藏在第四编那个抽屉里:新想法的产生,是「试」,是「盲目」,是没有逻辑的。知识的增长不可预言,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它像抽奖。
发生学同意「不可预言」,不同意「像抽奖」。
一个新想法不能被预先知道,这一点对。可它不是从一个装着所有可能的箱子里随机抽出来的,它长在一片具体的土里,沿着一条具体的路。所以,未来虽然不能被预言,却不是一片漆黑:你可以看见土里攒着哪些张力,哪些老问题憋了很久,哪些新工具刚刚冒头。你说不出明天会长出什么,却能说出明天大概会在哪一片土里长。
这是「不能预言」和「不能记账」的分别。第四编说过:没有配方,不等于没有来历。这里说:不能预言,不等于看不见方向。
还要把公道还全。他并没有说一切关于社会的预测都做不了。
他分出了两种东西。一种是「预言」:历史大势必然往哪里走,什么制度必然代替什么制度。这种他说做不了。另一种是有条件的、技术性的预测:如果你这样做,大概会发生那样的事。比如,如果提高某种商品的税,它的走私大概会增加;如果把一条路改成单行,旁边那条路大概会更堵。这种预测,他说是做得了的,而且是零敲碎打地改良社会必需的(大意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这个分别很有用。用本书的话说,有条件的预测之所以做得了,是因为它只管一小片土、一小段路,而且那片土在一段时间里相当稳:税、走私、单行道,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在一座城市、几年之内,不会被一样还没长出来的新知识整个改写。土越稳、越小、时间越短,有条件的预测越准;土越大、时间越长,越可能有一样今天还没人知道的东西长出来,把整片土改掉。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就是这样一样东西。二〇一五年,没有哪一份关于「二〇二五年哪些职业最稳」的预测,把它算进去。那些预测在它们那片土上都算得认真,可土被一样新长出来的东西整个改写了。这正是他那个五步论证最好的一个现成例子。
替孩子想二十年以后。 学这一章,第一件要放下的,是那张二十年的蓝图。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是因为二十年里会长出许多今天谁也不知道的东西,它们会把孩子要走的那片土整个改写。一张画得越细的蓝图,越可能在第八年就作废,而且会让孩子在那张作废的蓝图上多走几年。
可是也别走到另一头:「反正将来谁也说不准,随他去吧。」不能预言,不等于看不见方向。你可以看看今天的土里在攒什么张力:什么样的活,机器越做越好了?什么样的能力,机器越来越替代不了?孩子身上有哪一样东西,是他一碰就来劲、一做就忘了时间的?
这些不是一张蓝图,是一张「土的读数」。有了它,孩子走到哪一步,都能换一条路,而不是被一张蓝图拖着走。
一个被预言改变的家。 你有没有对孩子说过「你就是个马虎的孩子」「你就是学不好数学」?这是一个关于孩子的预言。俄狄浦斯效应告诉你:这句话一说出口,就可能让自己应验。孩子信了,就不再去试,于是真的学不好。
反过来也一样。你说「你这道题差一点就想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预言,它也会沉回孩子的土里。
说话之前想一想:我这句话,是在描述孩子,还是在改写孩子?
投资群里的「内部预言」。 一个群里有人说:「这只股票下周要大涨。」群里几百人一起买,股票今天就涨了;等到下周,先买的人卖出,后买的人接盘。这就是俄狄浦斯效应在钱上的样子:一个预言说出口,改了它要预言的事。所以,听到任何一个关于「大家都会怎样」的预言,先问一句:说这话的人,是不是也在这片土里?他说出这句话,对他自己有没有好处?一个会改写结果的预言,最该先查的,是说出它的那个人站在哪里。
一个「要裁员」的传言。
某公司里传开了一个消息:「年底要裁员三成。」没人知道消息从哪里来。一个月里,几个业务骨干先后跳槽走了,剩下的人无心干活,业绩一落千丈。到了年底,公司真的开始裁员了。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关于社会的预言,一说出口,就会改变它要预言的事,他叫它俄狄浦斯效应。这个裁员的传言,就是一个自己把自己变成了真的的预言:它让骨干离开,让业绩下滑,最后逼出了它说的那件事。
本书补上的是:这个回写,是长在一片土上的。这个传言为什么传得这么快、这么让人信?因为这片土里本来就攒着不安:公司这一年业务不好,管理层一直不说话,大家只能猜。一个预言能不能自己应验,要看它落在一片什么样的土上。落在一片信息透明、人心安稳的土上,一句传言翻不起多大的浪。
明天就能试的:如果你是公司的管理者,别等传言自己消失。尽早把能说的说清楚:公司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有没有裁员的计划,如果有,大概在什么时候、按什么原则。说不清的,也说清楚「什么时候能说清」。事先写好:说清以后一个月,看主动离职的人有没有减少。如果你是一名普通员工,听到这样的传言,先问一句: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说出它的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然后去找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问一问,而不是先在群里转发。一个人少转一次,这个预言就少一分自己应验的力气。
如果传言最后证明是真的,公司确实要裁员呢?那也比什么都不说好。说清楚了,留下的人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要走的人也能提前做准备。第 29 章说过,没人握着历史的时刻表;可一个组织能做的,是不让一句没来由的预言替它写时刻表。
带走的话没人握着历史的时刻表,因为明天会长出今天还没人知道的东西;可不能预言,不等于看不见方向,你可以读一读今天的土里在攒什么。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回写(知识的增长回写历史,预言回写被预言的事,他写得最好的一处回写);关门,出生证明(知识增长的不可预言,一部分被放进「盲目」的抽屉,不能预言被滑成看不见方向)。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历史的铁律」签了一张,签得最有力;出生证明,未来不能预言,却可以读出它大概在哪片土里长。
你住的小区有一个业主委员会。
选委员的时候,大家总在争:谁是好人,谁有能力,谁不会贪。争来争去,选出来了。过了两年,大家发现选出来的人不怎么样:物业费涨了,账目说不清,意见提上去没人理。这时候,你才发现一个比「选谁」更要命的问题:想换掉他们,有没有办法?章程里写没写?要多少人签字?开会要多少人到场?如果没有办法,那两年前争得再凶,也白争了。
这件小区里的事,碰到的正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核心。
他说,西方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谁应该统治?柏拉图的回答是:最有智慧的人。后来的人回答:最好的人,一个家族,一个阶级,人民。回答不同,问题一样。
他说,这个问题本身问歪了。因为不管你回答谁,你都得接着问:万一他不好呢?万一最有智慧的人变坏了,万一人民被蛊惑了?「谁应该统治」这个问题,假定了我们能找到一个一直可靠的统治者,而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找不到。
所以他建议换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安排政治制度,才能让坏的或者无能的统治者,不至于造成太大的破坏(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七章)?
由此,他给民主下了一个很朴素的定义。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好听的说法,而是一套制度,让被统治的人可以不流血地把统治者换掉;而专制,就是你想换掉统治者,除了流血没有别的办法(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七章,及他晚年的文章)。
选票不是在选最好的人。选票是一只可以随时飞出来的黑天鹅:它让「这届不行」有地方显形,也有办法收场。
这一章,本系列早有定论。柏拉图卷讲过:在判错权这件事上,这套书和他站在一起。
本系列有一把尺子,叫三大主权:命名权,判错权,计算权。其中判错权问的是:在一个体系里,有没有一个位置,能对统治者说「你错了」,而且说了算。柏拉图卷的判断是,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把判错权收给了一个阶层,没有一个位置能对哲学王说「你错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个判错权分散、回写通道畅通的社会。
用七个词说,「不流血地换人」,就是给回写修了一条通道。一个统治者,是一个长出来的形状;他做得好不好,要在路上一次次被检验;检验的结果,要能回头改写这个形状,最干脆的改写,就是换掉他。没有这条通道,形状就焊死了,只能等它自己坏掉,或者被暴力砸碎。
他把科学里的死亡证明,搬进了政治:一个政府,也要事先写好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判「死」,也就是被选下台;而且判它的,不是它自己,是一群被它统治的人。这是他留给发生学的一份大遗产,本书全收。
可是请用三大主权这把尺子,把他的方案量全。
判错权,他写得最足:有一条不流血的通道,让人对统治者说「你错了」,并且把他换掉。
还有两项。
命名权:什么事算一个「问题」,由谁来说?小区里,物业费涨了算不算问题?楼道里的灯坏了三个月算不算问题?如果只有委员会能决定什么事上会议、什么事不上,那业主们手里的判错权再大,也只能判委员会愿意摆上桌的那几件事。
计算权:用什么来算「破坏」有多大?小区的账,谁来记,怎么记,给谁看?如果账目只有委员会自己能看,那业主们判「这届不行」,靠的只是感觉;感觉好的人多,一个做了坏事的委员会也可以连任。
他的方案,默认了这两项在那里:问题自然会被看见,破坏自然会被量出来,选民手里自然有判断的依据。可是在很多地方,这两项恰恰是最先被攥住的:谁来定议题,谁来掌握统计,谁来决定什么消息让大家看见。判错权再完整,命名权和计算权被攥住了,判错也只能在别人画好的圈里判。
这一层是本书用三大主权对他的补充,不是他的原话,标「待验」。
把这一章放到土上看。
他的制度设计,写的是一套规则:定期选举,和平交接,任期限制。规则很要紧。可是规则要运转,得长在一片土上:一群愿意去投票、也愿意接受自己那一方输了的人;一些能把问题摆上桌、把账目公开出来的渠道;一种「输了就交出权力、不去砸票箱」的共同习惯。
这片土,不是写一部章程就有的。许多地方照抄了一整套选举制度,结果选出来的人照样不肯走,或者输了的一方不认账。规则是形状,土不在,形状立不住。
这和第 26 章说的是同一件事:他把判错权写进了规则,写在想的那块地上;让判错真的能发生的另两块地,碰的那块地上的票箱、账本、渠道,心里那块地上的「输了认账」,他写得少。
在一片「输了就交权」的土已经很厚的地方,他的方案几乎一点不差。那里,选举不必再为「输家认不认账」操心,大家默认会认;账目、议题的公开,也早有了一套规矩和习惯。剩下的,确实就是他写的那些:定期换人,和平交接,让坏政府造成的破坏有个上限。
他写这些书的时候,眼前最鲜明的,是两种东西:一边是正在吞掉欧洲的极权国家,一边是像英国那样几百年里慢慢长出了这片土的地方。他要为后者辩护,反对前者。在这场辩护里,他把后者脚下那片几百年长出来的土,当成了理所当然的背景。
土越厚,越容易被当成没有。这和第 27 章说的是同一件事。
还有一个他自己也碰到过的难题,留给下一章。如果大多数人投票,选出一个要废掉选举的人,怎么办?「人民说了算」这句话,能不能推出「人民可以说以后不许再说」?他管这个叫民主的悖论,和它是一家的,还有自由的悖论、宽容的悖论。下一章从宽容的悖论讲起。
小区、家长委员会、单位的任何一个小组织。 选人之前,先把三件事写进章程。
一,判错:怎样把选出来的人换掉?多少人提议、多少人同意、多久可以换一次?写清楚,就不用撕破脸。
二,命名:谁都可以把一件事提上会议吗?还是要经过谁同意?最好写一条:一定数量的人联名,任何事都可以上会。
三,计算:账目、决议、会议记录,谁都可以看吗?多久公开一次?
三件事都写清了,选谁反而没那么要紧了:选错了,换就是了。
一个家。 家里也有「统治者」,常常是某一个大人拍板。学这一章,不是要家里天天投票,而是问一个问题:如果拍板的那个人这次拍错了,家里有没有一条不吵架就能把决定改回来的路?比如约定: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个家人都可以在一周之内提出「重议」一次,重议时拍板的人先不说话,听完再说。
想换一个驾校教练。
小许在驾校学车,分到的教练脾气很坏,一出错就吼,小许越练越紧张,越紧张越出错。她想换教练,又怕得罪人:驾校里教练们都认识,换了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教练「特别关照」?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别把希望全押在「分到一个好人」上,要问:万一这个人不行,有没有一条不撕破脸就能换掉他的路?
本书补上的是:这条路,在很多地方写在规则里,却没长进土里。驾校的章程上也许写着「学员可以申请更换教练」,可是小许不敢用,因为在这片土里,用了这条规则,好像就是在告状,就是和教练过不去。
明天就能试的:先去找驾校的前台或负责人问清楚两件事:换教练需要什么手续,换了以后原来的教练会不会知道是谁提的。然后,用一种不针对人的说法提出来:「我比较容易紧张,想试试换一位说话慢一点的教练。」这句话说的是自己的土,不是别人的错。事先写好:换了以后练五次,如果紧张少了、进步快了,就说明问题确实在「合不合适」,不在谁好谁坏;如果还是一样,就说明紧张另有原因,可能要换一种练法,比如先在人少的时段多练几次。
如果驾校说不能换呢?那就把这件事换一个方向去解决:约教练在练车前聊五分钟,告诉他自己一紧张就容易出错,请他出错时先说「停一下」,而不是直接吼。有时候,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方式让别人那么紧张。说出来,是给这段关系修一条小小的纠错通道。
带走的话别只问该让谁来管,先问管错了能不能不撕破脸地换;再问一句,什么事能摆上桌、账目谁都能看吗。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回写(不流血地换人,是给回写修的一条通道;判错权分散);关门,土(命名权、计算权与「输了认账」的土写得少,待验)。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把它从科学搬进了政治,政府也要能被判「死」;出生证明,一套能运转的制度,得先有一片长出来的土。
你想让生活变好一点,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大计划:从下周一开始,每天六点起床,跑步三公里,戒掉夜宵,每晚读一小时书,十一点前睡觉,周末学一门外语。
周一,全做到了。周三,起晚了,没跑步。周五,吃了夜宵。第二周,全塌了。
更糟的是,塌了以后你也说不清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起得太早,导致白天没精神,导致晚上饿,导致吃了夜宵,导致睡得晚,导致第二天又起不来?八件事一起改,一件出了毛病,全部跟着倒,而你连毛病出在哪一件都不知道。
波普尔会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整体工程」。
他把改造社会的办法分成两种。
一种他叫乌托邦式的,或者整体的工程:先画一张理想社会的完整蓝图,然后照着蓝图,把现有的社会整个改造过来。他说,柏拉图就有这个想法,柏拉图说,要建理想城邦,得先把画布擦干净,在一块干净的画布上重新画(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九章)。
另一种他叫零敲碎打的工程:不画完整的蓝图,一次只改一件具体的、明确的坏事。这条路口事故太多,改一改;这所学校的孩子吃不饱,管一管;这项手续要盖十二个章,减一减。改完了,看效果;错了,退回来重改。他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大意是:要致力于消除具体的恶,而不是去实现抽象的善(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九章)。
本系列 130 年卷打过一个装修的比方:有人要把整栋楼推倒照图纸重盖,有人说先把漏水的那间屋子修好。本书不重复那个比方,只把他的理由讲透。
他的理由,不是「保守」,是从证伪那里直接推下来的。
第一,一次改太多,就没法知道错在哪里。八件事一起改,一件出了问题,你说不清是哪一件;一个社会一次改一千项,出了问题,谁也说不清是哪一项。没法知道错在哪里,就没法从错误里学习。
第二,一张完整的蓝图,要实现,往往就得压下反对的声音,因为每一个反对都会让蓝图走样。可是反对的声音,恰恰是发现错误最重要的渠道。压下它们,等于自己把耳朵堵上了。
第三,擦干净画布这件事本身,代价太大。社会不是画布,上面住着人。
这三条理由,本书全收。
用七个词说:一次只改一件,是让路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步都留下能被看清的痕迹,下一步就能照着上一步的结果去改。这是让回写能发生的最基本的条件:你得知道哪一步造成了什么,才能拿它去改下一步。一次改一千件,路就糊了,回写就无从谈起。
他反对压下反对的声音,这和上一章的判错权是同一件事:蓝图一旦不许被批评,它就焊死了。
中国读者对这条路不陌生。前言里提过「摸着石头过河」:一次迈一步,脚下踩实了再迈下一步,踩空了能退回来。两句话长在不同的土里,碰巧走到了同一个路口,这里只作旁证。
还要补一句,别把他读错了。零敲碎打不是小打小闹,不是不敢动真格的。他要求的是:每一次改动,都指向一件具体的、能被认出来的坏事,都能看出效果,都留着退回来的路。
可是请往下看一步:改完了,结果回来了,然后呢?
在他的方案里,结果回来,大致只有两种记法:成了,留着;没成,退回来重改。这是一张两栏的账。
本系列高鹏讲杜威卷,替杜威做过一件事:杜威一生讲「做中学」、讲试了看效果,那一卷说他回来的结果「只记一栏」,于是替他把回写分成了四格:修路(照原方向改进一点)、暂停或沉淀(先停下来,让已经长出来的东西稳住)、换题(发现问题本身问错了,换一个问题)、开路(长出一条原来没有的新路)。四格没有高低之分。
拿这四格来看零敲碎打,就看得出他的账太简单了。一次改动的结果回来,不只是「成了」或「没成」。
比如你试着改早起,一周下来没做到。按他的两栏账,这叫「没成」,退回去。可是按四格看:也许该「修路」,把六点改成六点半;也许该「暂停」,先把晚上十一点睡这一件稳住,早起自然会跟上;也许该「换题」,你真正的问题不是起得晚,是晚上刷手机停不下来;也许,这一周的失败让你发现了一件新的事,你其实更适合晚上运动,于是「开路」。
同一个「没成」,落在四格里的哪一格,下一步完全不同。两栏的账,只能告诉你「退回去」;四格的账,才能告诉你往哪里走。
还有一层,要说公道话,也要说他停在了哪里。
有人批评他:一次只改一件,那永远只能修修补补,长不出真正的大变化。一个社会有时候确实需要一次大的转变。
本书的看法是:大变化确实有,可大变化不等于蓝图。
导论里讲过那台发动机:路和土之间攒张力,张力攒够了,逼出一个形状的改变,改变又回写路和土。一次次零敲碎打,每一次都在改一点,也每一次都在攒一点张力:修了这条路口,发现问题出在整个城区的规划;减了这项手续,发现十二个章背后是三个部门在抢同一件事。张力攒到一定程度,会逼出一次大一些的改变。这次改变不是照着一张预先画好的蓝图做的,是从一次次零敲碎打的现场长出来的。
所以,零敲碎打和大变化并不对立。他反对的,是「照着蓝图一次擦干净画布」,这一点本书同意。他没写的,是一次次小改怎样攒出一次大改:小改记下来的四格账,就是大改的出生证明。
那个八件事的计划。 学这一章,第一步:八件事,挑一件。挑哪一件?挑那件如果做到了、别的事会跟着好一点的。多半是睡觉。
第二步,事先写一行:「两周以后,如果每周至少五天十一点前睡着,就算成了。」这是波普尔的。
第三步,两周后,不管成没成,在四格里给这个结果找一个位置:修路、暂停、换题、还是开路。这是本书的。
然后,再挑第二件。
一所学校、一个班级。 一位新来的班主任,看这个班哪里都不顺眼,想一口气把座位、作业、班规、值日全改了。学这一章:先挑一件,比如作业收交的办法,改一个月,看效果,记四格;下个月再动下一件。一个月一件,一年也改了十件;而且每一件,你都知道它带来了什么。
家里的开销总是对不上。
年轻的小两口,每个月工资到手没几天就花完了,年底一算,一分没存下。两人一商量,决定「彻底改变」:下载了三个记账软件,定了一张很细的预算表,每一类开销都有上限,还约定了一大堆「不许」。结果第二周就吵了起来:一个觉得另一个没按表来,另一个觉得这张表根本不现实。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一次改太多,出了问题就不知道是哪一件;一张完整的蓝图,要实现,往往得压下一切「这不现实」的声音。
本书补上的是那张四格账。本书不给理财的具体建议,只说怎样改。第一个月,只做一件:两个人各自把钱花在哪里,记下来,不设任何上限,只记。一个月后,一起看这张账,这一次的结果放进四格里:哪一类开销是可以直接少一点的(修路);哪一类要先稳住不动,比如给父母的那一份(暂停);有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花钱,在别的地方,比如每个月有一大笔是为了应付工作压力的外卖和打车(换题);有没有因此冒出一个新想法,比如周末一起做饭,既省钱又开心(开路)。
明天就能试的:从今天起,只记账,一个月,不吵。事先写好:一个月后,两个人都能说出「我们家的钱,最大的三块花在了哪里」,就算第一步站住了;然后,从四格里挑一件,只改那一件,再看一个月。一年下来改十二件,比第一周就定一张大表、第二周就撕掉,要实在得多。
如果一个月里两个人还是为记账吵起来呢?那就先停一停,看一看吵的是什么:是为某一笔钱该不该花,还是为「你凭什么管我」?前一种是账的问题,后一种是心里那块地的问题。后一种,先别谈钱,先谈谈两个人各自对钱的担心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从小家里穷,一个从小家里管得严。知道了出生证明,账才好一起算。
带走的话一次只改一件,才知道错在哪里;可结果回来,别只记「成了」和「没成」两栏,记进四格里,你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与回写(一次改一件,让回写能发生;反对擦干净画布);关门,回写的细账(结果只记两栏;小改怎样攒出大改,没写)。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每一次小改都事先写好死因;出生证明,一次次小改的四格账,是下一次大改的出生证明。
一个五十人的家长群,群主定过一条规矩:大家有话好好说,不同意见都尊重。
有一天,群里来了一位家长,说话越来越冲。先是嘲讽别人的孩子,后来骂老师,再后来,谁跟他意见不一样,他就连着发十几条语音骂人。群里的人一个个不说话了,有几位干脆退了群。群主很为难:我们说好了尊重不同意见,他的话也是一种意见啊,我能把他踢出去吗?踢了他,是不是就不宽容了?不踢他,这个群很快就只剩他一个人的声音了。
这个群主碰到的,是波普尔讲过的一个很有名的悖论。
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卷的一条注释里,讲了三个一家的悖论。
第一个,是自由的悖论。如果自由是不受任何约束,那么强者就有自由去欺负弱者,弱者的自由就没了。所以,毫无约束的自由,会毁掉自由。
第二个,是民主的悖论。如果民主就是多数说了算,那么多数可以投票选出一个暴君,让他废掉选举。所以,毫无限制的「多数说了算」,会毁掉民主。
第三个,是宽容的悖论,今天被引用得最多。他的意思,大致是:无限的宽容,必然导致宽容的消失。如果我们对那些不宽容的人也无限宽容,如果我们不准备保护一个宽容的社会不受不宽容者的攻击,那么宽容的人会被消灭,宽容也会跟着被消灭(大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七章注释)。
请注意他接下来说的话,这常常被人略过。
他说,这不是说,只要有人说出不宽容的话,就应该把它压下去。只要我们还能用理性的辩论去反驳它,用公共舆论去约束它,压制就是极不明智的。他只是说:要保留一种权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用强力,去压制不宽容者;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不准备和我们辩论,而是一上来就拒绝一切辩论,教他们的追随者不要听理性的话,用拳头和手枪来回答论证(大意见同处)。
这里有一个次序:先辩论,再靠舆论,最后才是保留在必要时不宽容的权利。他不是要人随手拿「不宽容」当棍子,而是要人知道,宽容不是一件会自己保住自己的东西。
这三个悖论,他看得极准,本书全收。
用七个词说,这三个悖论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定型,如果被当成一条永远成立、不看土的规则,它就会被自己的规则毁掉。「自由就是不受约束」「多数说了算」「对一切都宽容」,三句话单独看都对,可一旦把它们当成不管在什么土里都照用的铁律,土里长出来的强者、暴君、不宽容者,就会拿这条铁律去拆掉它。
他的办法,是给这三条规则都加上「边」:自由要有保护弱者的边,民主要有保护少数、不许废掉选举的边,宽容要有不宽容不宽容者的边。第 13 章讲过,形状要有锋利的边才能被路碰到;这里是另一种边:一个好的规则要有边,才不会被自己吞掉。
可是请回到那个家长群,用三块地再看一遍。
群主手里有一条规矩:尊重不同意见。这是想的那块地。波普尔的悖论和他的办法,也都在这块地上:规矩要加一条边,必要时可以不宽容不宽容者。
可是群主真正为难的,不只在这块地上。
碰的那块地上:踢一个人出群,要不要先警告?警告几次?谁来判他「不宽容」,群主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几个人商量?踢了以后,他换个号再进来怎么办?这些是手续,是实实在在要做的事。
心里的那块地上:那几位被骂过的家长,心里的委屈谁来接?其他没说话的家长,是怕,是烦,还是觉得无所谓?踢了他以后,大家还敢不敢在群里说不同意见,还是从此都学会了「少说为妙」?
一个群宽不宽容,不只看群主那条规矩写得好不好,还看这三块地上长出了什么。有的群,规矩一条没有,大家却吵得起来也和得回去;有的群,规矩贴满了群公告,却一片死寂。
所以,本书对他的悖论加一句:宽容不只是一条规矩,是一片土;这片土不会自己保住自己,要一次次地种,也会被一次次地践踏。悖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只把宽容写成了规矩;把它看成土,就知道它从来不是「无限的」,它一直有边,这条边就长在一次次的维护里。
这和前面几章说的是同一件事:他把判错权写进了规则,写在想的那块地上;另两块地,他写得少。
还有一处危险,他的分寸已经防了一半,本书再补一半:谁来判定一个人是「不宽容者」?
保留「必要时不宽容不宽容者」的权利,这把刀是双刃的。一个群主、一个平台、一个政府,都可能把自己不喜欢的声音,贴上「不宽容」的标签,然后名正言顺地压下去。波普尔的次序(先辩论,再舆论,最后才动用那项权利)是防这一手的第一道闸。本书再加一道:判定「不宽容」,要走第 24 章那三问。谁来判: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商量?拿什么判:事先写好的哪一条?判了算不算数:被判的人有没有申辩的机会,旁人能不能看见理由?三问答得出,这把刀才不会砍到只是意见不同的人身上。这一层,用的是本系列三大主权里的「命名权」:谁有权给一个人起名叫「不宽容者」,这件事本身也要受判错。
还有一层,他晚年说得很清楚,本书要接住。
为什么要宽容?他的回答,不是「因为大家都有权利说话」这样一个抽象的权利,而是一个更朴素的理由:因为我可能错。如果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那么我就需要听你说;压下你的声音,就是压下了我发现自己错误的一个机会。宽容的根,在可错(大意见他晚年关于宽容与知识分子责任的讲演)。
这一层把宽容和他的全部知识论接上了:知识靠互相找错前进,宽容就是给「找错」留下的地方。
本书只补一句:「我可能错」这句话,要长在一个人身上,得先有第 26 章讲的那片土:认了错不会被踩死。一个群里,如果承认「我刚才说错了」的人会被嘲笑,那么这个群里的人,谁也不会真心相信自己可能错,宽容也就只剩一句群公告了。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和而不同」,说的是可以不一样,却能处在一起。这句话长在另一片土里,这里只作旁证:它也不是一条规矩,是一种要长期养出来的相处。
那位群主。 学这一章,可以给群主一个次序,照波普尔的分寸来:
第一步,先辩论:私下找那位家长聊一次,不说他错,只说大家的感受,问他有什么不满。
第二步,靠舆论:在群里重申规矩,请几位平时说话公道的家长出来说两句。
第三步,最后才是保留的那一条:事先写进群公告,「连续辱骂他人,经群内三位以上家长提议,可以移出群聊」。写清楚谁来提、几个人、先警告几次。
然后,本书再加一步:把这件事过去以后,在群里做一件小事,比如请那几位被骂过的家长分享一个孩子的趣事,大家点个赞。土被踩过的地方,要重新种一下。
班里那个总欺负人的同学。 老师说「大家要团结,要宽容」,被欺负的孩子只能忍。这就是只有规矩、没有边的宽容。家长可以去和老师商量的,不是「把他赶出去」,而是:班里有没有一个让被欺负的孩子能说出来、说出来会被认真对待的渠道?没有这个渠道,「宽容」就是让弱者闭嘴。
兄弟姐妹之间。 家里两个孩子,老大总让着老二,大人一直夸老大「懂事、宽容」。有一天老大忽然大哭一场,说「凭什么每次都是我让」。这是家里的宽容悖论:一方无限地让,另一方就学会了无限地要,最后让的那一方撑不住了,家里的和气也跟着塌了。宽容要有边:老大可以让,但要让他知道,哪几样东西是他的,不必让;老二也要知道,有些东西不是哭一哭就能拿到的。边立好了,老大的让,才是真的宽容,而不是委屈。
办公室里那个一直开玩笑的同事。
小齐的组里有一位老同事,特别爱开玩笑,常常拿别人的口音、长相、家乡开涮。被开玩笑的人如果不高兴,他就说:「开个玩笑嘛,这么小气?」大家怕被说「开不起玩笑」,只好陪着笑。新来的一位同事,被他开了几次玩笑以后,开始请病假。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无限的宽容,会毁掉宽容。对一个一次次伤人的人无限地「大度」,最后那些被伤的人会一个个走掉,这个组里剩下的,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他还有一条分寸:先辩论,再舆论,最后才动用那项保留的权利。
本书补上的是:宽容是一片土,这片土要有边,边长在一次次的维护里。「开不起玩笑」这句话,是这位老同事握住了命名权:他把别人的不高兴,命名成「小气」。第 32 章说过,谁有权给一个人起名叫什么,这件事本身也要受判错。
明天就能试的:照他的分寸,一步一步来。第一步,辩论:找一个没有别人在的时候,平和地跟这位老同事说:「你那几个玩笑,有人是真的不舒服,他不好意思说。」第二步,舆论:如果他不改,几位同事一起,下次他开这类玩笑时,不陪着笑,平静地换一个话题。第三步,才是找组长或人事,按公司的规定来。事先写好:两周后,看那位新同事是不是回来上班了、在组里说话是不是多了。宽容的边立住了,被伤的人才敢回来。
如果这位老同事是组长或者领导呢?那一步一步来的次序不变,只是第二步要更靠一群人一起:几个人一起、平和地、不陪笑。如果三步都走完了还是不改,就按公司的正式渠道反映,把时间、场合、说了什么,一件件记下来。宽容的边,有时候要靠写下来的东西来立。
带走的话无限的宽容会毁掉宽容,他说得对;宽容不只是一条规矩,是一片要一次次去种、也会被一次次踩坏的土。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的边(自由、民主、宽容三条规则都要有边,否则被自己吞掉;宽容的根在可错);关门,土(把宽容写成规矩,手续与心里的土写得少)。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给「无限的宽容」签了一张;出生证明,一个宽容的群、一个宽容的社会,是一次次维护长出来的。
先把本编的结论摆在桌上:他在社会这一头写出了回写,写得比他在知识这一头清楚得多;可他搬进制度的判错权,只落在了一块地上。
一、从封闭走向开放,人背上了一份「文明的紧张」;这份紧张是代价,也是动力;而且有一种往回逃的冲动。(第 28 章)
二、人类历史受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知识的增长不能被预言,所以历史的进程不能被预言;没人握着历史的时刻表。(第 29 章)
三、关于社会的预言,一说出口就会改变它要预言的事,这叫俄狄浦斯效应。(第 29 章)
四、有条件的、技术性的预测做得了,大势的预言做不了。(第 29 章)
五、不问谁该统治,问怎样让坏的统治者造成的破坏有上限、能被不流血地换掉。(第 30 章)
六、一次改一件具体的坏事,看效果,留退路;不擦干净画布。(第 31 章)
七、自由、民主、宽容,都要有边,否则会被自己吞掉;宽容的根在「我可能错」。(第 32 章)
八、开放社会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终点。(第 28 章)
八条。第二、三条最要紧:它们是他全部著作里,回写写得最清楚的地方。
一、封闭社会写得太不动,开放社会写得太像空地;新土怎样在旧土上一点点长出来,写得少。(对看见一)
二、知识增长不可预言,一部分被放进了「盲目」的抽屉;不能预言,被滑成了看不见方向。(对看见二)
三、判错权写足了,命名权、计算权写得少;「输了认账」那片几百年长出来的土,被当成了背景。(对看见五,待验)
四、零敲碎打的结果只记两栏;一次次小改怎样攒出一次大改,没写。(对看见六)
五、宽容写成了规矩,没有写成土。(对看见七)
六、判错只落在想的那块地上,碰的代价、心里的脸面,只开了「应该」的处方。(承第 26 章,对看见五、七)
六条收回,是同一个动作:他把回写的通道修进了规则,却没修进土里。
这一编里藏着一个全书最有意思的反差。
在社会这一头,他写出了回写:知识长出来,回头改写历史;预言说出口,回头改写被预言的事;政府做得不好,可以被选票回头改写。第三式,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他在这里写出了一大半。
可是回到他的知识论,第三到第五编一路看下来:理论死了就淘汰,理论活着也挣不到资格,土只剩一个「没有底」,判死的手续不被理论改写。第三式在那里几乎是空的。
同一个人,看社会时看见了回写,看知识时没看见。
为什么?本书的解释是(标「待验」):他看社会,是站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伤口上看的,他要拆的是「历史有一条预定轨道」,而拆这条轨道最锋利的刀,恰恰是回写:知识会长,长了会改写历史,所以没有预定的轨道。他看知识,是站在反心理主义和反归纳的传统里看的,他要拆的是「知识有一个可靠的来源」,而拆这个来源最锋利的刀,是「来源不作数,只有检验作数」。两场仗,两把刀。在第一场仗里,回写是他的武器;在第二场仗里,回写会让「来源」重新进门,于是他没有拿起它。
这个反差,是本书第八编总解构的一根柱子:他手里已经握着回写,只是没把它带回自己的知识论。
压成一行:在社会里,他写出了「土=H(形状,路)」的一大半;在知识里,这一式几乎是空的。
第一式,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一个制度、一项改革,他写了它们要一步步试出来,这是路;它们长在什么土里,写得少。
第二式,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他写了改革的每一步要看上一步的结果,这是路里有形状;土在推,写得少。
第三式,他写得最好:知识和预言回头改写历史。
为什么判错权只落在一块地上?本编找到两条,都在前面露过面。
第一条,他的敌人。他一生要对付的,是握着「历史真理」的独断者。对付他们,最要紧的是让「你错了」这句话能被说出来、说了算,这是规则上的事,写在想的那块地上。至于说出这句话的人会不会丢饭碗、会不会丢脸,在极权和民主的大对抗里,显得是小事。
第二条,他的眼前。他为之辩护的,是一个几百年里慢慢长出了「输了认账」这片土的社会。土厚了,就被当成了背景,当成了「本来就有」。他把一个土极厚的特例,写成了一套普遍的规则。
保底:在一片「输了认账」的土已经很厚的地方,他的规则几乎一点不差;他错在以为规则可以不带土搬到别处去。
与前卷对账。柏拉图卷说:在判错权上,本系列和他站在一起;本编从头到尾没有改这一句,只在他的判错权旁边,补上了命名权、计算权和另两块地。黑格尔卷说他和黑格尔说的不是同一个矛盾;本编第 28 章讲「文明的紧张」,恰好是黑格尔卷所说「发生之中的张力」在社会里的一个样子,他看见了这份张力,只是没有叫它矛盾。马哲卷说,后来一百年里各家对马克思的修正,大多是「补一根箭头,塌一面」;波普尔补的那一根,是「知识增长回写历史」,这一根补得极好,塌的那一面,是制度要长在其上的那片土。三处都没有打架。
把这一编压成一张给「小组织」的卡:一个家、一个班、一个群、一个团队,都可以拿来过一遍。
有没有一条不撕破脸就能改掉错决定、换掉不称职的人的路?(判错)
谁都能把一件事摆上桌吗?(命名)
账目、记录,谁都能看吗?(计算)
改的时候,是一次改一件,还是一口气全推倒?结果回来,记在哪一格?(零敲碎打与四格)
在这里说「我错了」「我不同意」,会不会被踩死?(土)
前三行,是他的判错权加本书的两项补量;后两行,是本书要他补上的土。
一个班的班规,让学生自己定。
新学期,一位初一班主任做了一个试验:班规不由老师定,由全班同学自己讨论、投票定,定了以后,任何同学觉得哪一条不合理,都可以提出重议。一开始大家很兴奋,吵了两节课,定下了十条。可一个月后,有几条谁也不遵守,重议也没人提。
这一章说,他把判错的通道修进了规则,却没修进土里。这位班主任,恰好把规则修得很好:可以定,可以重议,有投票。可是土呢?
本书补上的是:学生们敢不敢提重议?在这个班里,提重议的人会不会被说成「就他事多」?班规定了以后,谁来看它有没有被遵守,看出来了怎样?那几条没人遵守的规矩,是规矩本身不合理,还是大家压根没把它当回事?第 33 章那张给小组织的卡,五行里,这个班做到了前两行,后三行还空着。
明天就能试的:班主任在周五的班会上,留出十分钟,只做一件事:每个同学在一张小纸条上匿名写一句「这周班规里,我觉得最不对劲的一条是什么,为什么」。收上来,当场念几张,挑一条大家意见最多的,下周一重议。事先写好:一个月里做四次,看纸条上写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敢说;如果越来越少,就说明大家还不信这条通道是真的,班主任要先带头:在第一次重议时,主动把自己最坚持的那一条拿出来议。
如果匿名纸条上写的都是些不相干的抱怨,甚至是恶作剧呢?那也别急。第一两次常常是这样,大家在试探这条通道是不是真的。班主任只要认真对待其中哪怕一条像样的意见,真的拿去重议、真的改了,下一次纸条就会认真起来。一条通道真不真,看的是第一次有人用它时,发生了什么。
带走的话他在社会里写出了回写,却没把它带回自己的知识论;他把判错的通道修进了规则,却没修进土里。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门八扇,主在回写(知识回写历史、预言回写被预言者、选票回写政府);关门六扇,合为一个动作:回写的通道修进了规则,没修进土里。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从科学搬进了政治;出生证明,制度与宽容都是长出来的土。本编立起全书一大反差:社会里有回写,方法里没有。
本编判断:他在社会里写出了回写,却没把它带回知识论;判错权只落在想的那块地上。出现下列情况,本编判断就要收窄或作废:
一、若在他的知识论著作里,找到他明确把「理论长出来以后改写检验它的条件」当作正题讨论,那么「方法里没有回写」要收窄为「方法里有回写,但没有进入他对确认与证伪的核心论述」。第七编第 34、39 章查世界三与进化认识论时一并查。
二、第三节反差的解释(两场仗、两把刀)属本书解释,已标「待验」;若他本人对这一差异有明确的自述,照他的自述改写。
三、若查明他晚年关于制度的论述里,已系统讨论了议题设定、统计公开、政治文化等「土」的问题,那么收回清单第三条要删去,改为「他写了,只是散在各处」。
这一编七章,是判决五的主场。判决五说:他看见了知识是人造的、会长的,还会回头改造世界;可他又说,造出来以后,里面的东西是「等着被发现」的,真理是一座云里的山顶,或然性是世界本身的一种倾向。
第二编第 9 章说过:发现学的三块地基,他撬掉了方法中立和知识累积两块,把「对象先在」这一块夯得更实。这一编就来拆这一块。
这一编也是全书离发生学最近的一编。他晚年的几样东西,世界三、自我是学来的、倾向的世界、主动的达尔文主义,每一样都走到了发生学的门口。所以这一编的写法,要比前几编更小心:先把他走到门口的每一步写足,再指出他在门口转身的那一下。
第 34 章讲三个世界。第 35 章讲世界三里的东西,怎样从「人造的」变成了「被发现的」。第 36 章讲《自我及其大脑》:自我是学来的,大脑却要一位驾驶员。第 37 章讲云里的山顶:真理与逼真度。第 38 章讲倾向:骰子和整张桌子。第 39 章讲阿米巴、爱因斯坦和会挑环境的生物。第 40 章是本编的 SDE 解构。
本编有几处要用到本书自己的解释,比如把他的三个世界对上本书的三块地,一律标「待验」。
一只蜘蛛织了一张网。
网是蜘蛛织的,这没有问题。可是网织好以后,它就有了自己的样子:哪一根丝最吃力,风从哪边来网会怎样晃,一只多大的虫子撞上来会被粘住、多大的会把网撞破。这些,蜘蛛织网的时候未必「想」过,可它们是这张网实实在在的性质。
一只鸟筑了一个巢,也是这样。巢是鸟筑的,可筑好以后,它能挡多大的雨,能撑几只小鸟的重量,是巢自己的事。
波普尔晚年,就是拿蜘蛛网和鸟巢,去比人造出来的另一类东西:书,理论,数学,问题,论证。
他说,世界可以分成三个。
世界一,是物理的东西:石头,树,身体,大脑,机器,书的纸和墨。
世界二,是心里的东西:我此刻的念头,我的感觉,我的记忆,我相信什么、害怕什么。
世界三,是人的心造出来的产物:理论,问题,论证,数学的定理,书里写的内容,乐谱上的曲子(大意见《客观知识》第三、四章)。
请注意世界三和世界一的分别。一本书的纸和墨,属于世界一;书里写的那个论证,属于世界三。同一个论证,可以印在一万本书里,纸和墨是一万份,论证只有一个。请注意世界三和世界二的分别。你读懂了一个定理,你脑子里那个「懂了」的状态,属于世界二;那个定理本身,属于世界三。你忘了它,定理还在。
为了说明世界三有多要紧,他设想了两个场景(大意见《客观知识》第三章)。
第一个: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被毁了,我们关于怎样使用机器和工具的知识,也从每个人的脑子里消失了。可是图书馆还在,我们还有能力去读图书馆里的书。那么,经过一段艰难的时间,文明可以重新运转起来。
第二个:机器、工具、脑子里的知识,全毁了,而且图书馆也毁了,读书的能力也没了。那么,文明要重新长出来,得花几千年。
他说,这两个场景的差别,就是世界三的分量。世界三不是装饰,是文明的承重墙。
还有一层,他特别看重。
世界三不只是躺在那里。一个理论被人读懂了(进了世界二),人就会照着它去造东西、去做事(改了世界一)。一套力学理论,被工程师读懂,长成了一座桥;一套电磁学理论,被人读懂,长成了一个电网。世界三通过世界二,回头改造世界一(大意见《客观知识》《自我及其大脑》)。
他还说,世界三里最要紧的东西,不是一个个现成的答案,是问题。一个理论被造出来,会生出一堆谁也没想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驱动着下一轮的研究。
第 5 章插下过一面小旗:他在老师布勒的语言三功能(表达自己、唤起别人、描述事情)之上,加了第四种:论证。现在可以拔了:在他看来,世界三里住着的,正是被描述出来、又被论证过、被批评过的东西。能被批评,是世界三的东西和一个人心里的念头最大的不同:心里的念头,别人没法批评;写下来、说出来,进了世界三,才能被别人拿去挑错。所以,世界三也是批评的舞台。
他那两个图书馆的实验里,藏着一个他自己也注意到的条件:图书馆还在,而且还有人能读。
请想一想那些没人能读的书。古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上,出土过一种三千多年前的文字,至今没人能破译(据通行的考古学记载)。刻着它的泥板就在博物馆里,那是世界一;它们写着的内容,属于世界三。可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读懂。这些内容,还「在」吗?
照他的说法,在:一本从没被人读过的书,仍然是一本书,它的内容仍然客观地在那里。
可是请注意,要让这些内容重新「在」起来,要做什么?要有人学会读它:要找到一块双语的石碑,要有一代代的语言学家,要有字典、对照表、训练有素的眼睛。它的内容能不能活过来,取决于一片土能不能重新长出来。几百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是这样一种没人能读的文字,直到一块刻着三种文字的石碑被发现,又经过几十年的钻研,它的内容才重新「在」了。
用本书的话说:世界三的东西,不是存在一个保险箱里,是活在一片土里。土在,它就活着、长着;土没了,它就睡着,等一片新的土把它唤醒;有的,永远没能醒过来。这一点,他的图书馆实验已经碰到了,下一章接着讲。
这一章,他走得非常远,本书几乎全收。
本系列 130 年卷已经说过:他的世界三,「人造的,客观的,会生长的」;一百三十年里,把「想法那一块地」说得最清楚的,是他。本书同意这个判断,并且要再加两条。
第一,他看见了理念那一块地不是一个人的私产。一个理论写下来,就有了它自己的性质,不再由提出它的人说了算。这一点,正好回答了第二站尽头那个亏空的一半:「这份知识到底归谁?」他说:不归任何一个人的脑子。
第二,他看见了世界三会回头改世界一。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回写:长出来的理论,沉回土里,改了桥、改了电网、改了城市。第六编说他在社会里写出了回写;这里,他在想法和物件之间,也写出了回写。
读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注意到,他的三个世界,和本书导论里的三块地,长得很像。
世界一,物理的东西,很像本书说的「手上碰的」那块地:身体、器具、地方。
世界二,心里的东西,有一部分像「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记忆、情绪、意志。
世界三,人造的思想内容,很像「脑子里想的」那块地:概念、规则、理论。
这个对应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而且像归像,有两处要紧的不同,本书必须写清楚。
第一处,他的三个世界,是三个「区」:每一样东西先被放进一个区里,然后再问三个区之间怎样相互作用。本书的三块地,不是三个区,是一片土里缠在一起的三股:一件事总是同时长在三块地上,一块地通了,另两块地没通,事情就过不去。他那里,一个定理「属于」世界三;本书这里,一个定理长在想的那块地上,也长在碰的那块地上(纸、黑板、电脑、写它的那只手),也长在心里那块地上(一代代数学家对它的信任、敬畏、争论)。
第二处,他的世界二,是一个个人心里的念头。本书的「心里的我、你、他」,不只是一个人的念头,更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身份,信任,谁和谁在一起。第 26 章讲「认了错会不会被踩死」,那块地上最要紧的不是一个人心里怎么想,是一群人之间怎么相处。这一块,他的世界二装不下。
所以,本书对三个世界的判断是:他看见了三块地,却把它们分成了三个区。分区,是为了让世界三能「自主」;可一分区,三块地之间那种缠在一起、同时长的样子,就看不见了。这件事,下一章还要接着讲。
家里的图书馆。 他那两个思想实验,可以缩小到一个家里来做。
假如有一天,家里的手机、电脑都坏了,家里人都失忆了,可是家里有一本本子,上面记着:每个人的生日,爷爷的药怎么吃,孩子对什么过敏,水电燃气找谁修,每年春节去哪几家拜年。这个家能不能慢慢恢复过来?能。
假如连这本本子也没有呢?
很多家里没有这本本子,全靠一个人记在脑子里,通常是妈妈。这个人哪天病倒了、出差了,家就乱了。学这一章,可以开始做一本家里的「世界三」:把家里要紧的事写下来,谁都能看,谁都能改。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属于这个家。
孩子的错题本。 错题本也是一种世界三:错题写下来,就不再只是孩子脑子里一个模糊的「我好像错过」,而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被老师和家长一起看、一起挑的东西。写下来,才能被批评;被批评,才能改。
一位老员工离职以后。
某公司的财务老刘干了十五年,上个月退休了。他走以后,大家才发现:公司里好几件事,只有他知道怎么办。某个老客户的账怎么对,某个报表为什么要那样填,某家银行的某个手续找谁最快。新来的会计手忙脚乱,一个月里出了好几次错。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人造的东西,写下来,就进了世界三,就能不依赖某一个人的脑子活下去;他那个图书馆的思想实验说,图书馆还在,文明就能重建。
本书补上的是:老刘的那些本事,有一部分能写下来,有一部分写下来也用不上,因为它长在土里:他和那位银行职员认识了十几年,打一个电话就能办成的事,新人照着文档去办,要跑三趟。第 34 章说过,世界三的东西,活在一片土里;土在,它就活着。写下来,是给它留一份档案;让它接着活,还要把土也交接过去。
明天就能试的:下一位要离职的老员工,提前两个月开始交接,做两件事。第一件,写:把「只有我知道的事」列成一张清单,每一件写清楚怎么办、为什么这样办。第二件,带:清单上最要紧的五件,带着接手的人真做一遍,把相关的人介绍给他认识。事先写好:老员工走后一个月,看新人有没有因为「不知道」而出错;出了错,把这一条补进清单,这份清单就成了公司的一份会长的世界三。
如果老员工不愿意交接,怕把本事交出去自己就不值钱了呢?这是心里那块地上的事。公司可以换一个做法:把交接做成一件被看见、被感谢的事,比如在全公司面前谢谢他留下的这份清单,让他知道,这份清单会以他的名字留在公司里。第 48 章讲过「进了手艺,丢了名字」;一份交接清单,不该丢了写它的人的名字。
带走的话人造的东西写下来,就有了自己的性质,不再归任何一个人;他看见了三块地,却把它们分成了三个区。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与回写(世界三人造、客观、会生长;世界三经世界二回头改造世界一;写下来才能被批评);关门,土(三块地被分成三个区,缠在一起同时长的样子看不见)。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世界三是批评的舞台;出生证明,世界三的东西是人造的,这一句他开得清楚。本章拔小旗⑩。
家里给孩子立了一条规矩:作业做完,才能玩。
这条规矩是你们定的,这没有问题。可是过了两个星期,你发现了一件你们谁都没想到的事:孩子的作业越做越快,也越做越潦草。他没有违反规矩,规矩说的是「做完」,没说「做好」。
这个后果,是从哪里来的?
有一种说法是:它本来就藏在那条规矩里,只是你们当初没看见,现在才「发现」了它。
另一种说法是:它是从那条规矩、这个孩子、你们家的晚上、孩子对玩的渴望,这几样东西缠在一起,一个一个晚上长出来的。
波普尔选的,是第一种说法。这一章,就来看这个选择。
他最爱举的一个例子,是数。
自然数,一、二、三、四……是人造的。人类发明了数数,这是世界三里的东西。可是数一旦被造出来,就有了许多谁也没打算让它有的性质。比如,有的数只能被一和它自己整除,这叫质数。质数有多少个?古希腊人证明了:无穷多个。
他说,「质数有无穷多个」这件事,不是人规定的,是人发现的。人造出了自然数,却不能规定自然数有什么性质;那些性质,是自然数这个人造物「自己」带着的,等着人去发现。他把这叫作世界三的「自主性」(大意见《客观知识》第三、四章)。
他还说,世界三里有许多还没被发现的东西:没解决的数学问题,没被人注意到的理论后果。它们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一本从没被人读过的书,仍然是一本书,里面的内容仍然在那里(大意见同处)。
这一步里,有一半是非常对的。
人造的东西,会有造它的人没想到的后果,这一点千真万确。家里的规矩、单位的制度、一段写好的程序、一部颁布的法律,都会生出一堆制定它的人始料未及的事。他看见了这一点,而且看得比许多人都早、都清楚:造它的人,不能规定它会长成什么。
本系列 130 年卷说,他的世界三和弗雷格的「第三领域」不一样:弗雷格的思想住在一个永恒的领域里,不生不灭;他的世界三是人造的,有历史,会生长。这个分别是真的,本书同意。
可是请看他在这里迈出的第二步。
他说:人造出了自然数,这是第一步,是造;自然数的性质,「质数有无穷多个」,是第二步,是发现。第一步是发生,第二步是发现。
本书在导读里预告过:前卷说他的世界三几乎就是「想法那一块地」,本书认这一半,另指出后一半里有一个收回的动作。现在就是这一半。
他看见了想法是人造的、会长的,却说造出来以后,长出来的东西早就在那里,等着人去发现。
这一步,和本系列柏拉图卷讲过的「先在化」,是同一个方向的动作:一个长出来的东西,被冻住,被抹掉来历,被说成本来就在那里。柏拉图把一切理念都放进一个天外的世界;波普尔要谦虚得多,他承认第一步是人造的,只把第二步交给了「发现」。所以这里只是同构的一半,不是柏拉图卷那样的全套。
那么,「质数有无穷多个」,到底是发现的,还是长出来的?
本书的回答是:它是长出来的,只不过它长在一片极厚、极稳的土里,稳到长出来的样子几乎不会再变,于是看上去就像本来就在那里。
请想一想这片土有多厚:自然数的规矩,乘法的规矩,什么叫「证明」,什么样的推理算数,一代代数学家对这些规矩的训练和共识,写着这些东西的书、黑板、纸。在这样一片土里,从「自然数」长到「质数有无穷多个」,每一步都被这片土夯得死死的,任何一个受过训练的人走这条路,都会走到同一个地方。
本系列柏拉图卷有一句话,正好用在这里:发现,是纠缠极厚极稳时的特例。「质数有无穷多个」,就是这样一个特例。土厚到这个地步,「长出来」和「本来就在」之间的差别,几乎量不出来了。
可是「几乎量不出来」,不是「没有」。看一个土没那么稳的例子,差别就出来了。
十七世纪,法国人费马在一本书的页边写道:他发现了一个关于整数的定理的奇妙证明,可惜页边太窄,写不下。这个定理,后来叫费马大定理,三百多年里没有人能证明。一九九四年,英国数学家怀尔斯终于证明了它(据通行的数学史记载)。
他的证明,用到了一大堆费马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的数学:十九、二十世纪才一步步长起来的椭圆曲线和模形式的理论,以及一个二十世纪中叶才被提出、此后几十年一点点被推进的猜想。那条证明的路,在费马的时代,不是一条「已经在那里、只是没人走过」的路;那时候,铺这条路要用的石头,一块都还没有被造出来。
说这个定理「一直都是真的,等着被发现」,你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说法。可是那条证明,那条让它「成为定理」的路,是二十世纪的数学家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铺出来的。没有那片新长出来的土,就没有这条路。
还有一个今天的例子,更贴近普通人。
围棋的规则是人定的,棋盘和棋子是人造的,这是世界三。几千年里,一代代棋手下出了一套套「定式」:在某个局面下,这样走最好。很多人以为,最好的走法本来就藏在规则里,一代代高手只是一步步把它找出来。
二〇一六年,一台下围棋的机器,在和世界顶尖棋手的对局里,走出了几步人类高手第一眼都觉得「不对」的棋。后来,职业棋手们开始研究、模仿这些走法,许多老定式被改写了(据公开报道)。
这些新走法,是「本来就在规则里、等着被发现」的吗?你可以这样说。可是请看它们是怎样出来的:一台机器,在一片人类棋手从没有过的土里,自己和自己下了难以计数的对局,走出了一条人类棋手从没走过的路。然后,这条路长出的新走法,又沉回了人类棋手的土里,改写了几千年攒下来的定式。
规则一样,土不一样,长出来的就不一样;长出来以后,还回头改了旧土。这不是「发现」这两个字装得下的。第 50 章会回到这台机器。
第 1 章插下了第一面小旗:他从小喜欢巴赫那样的音乐,作曲的人不急着倒出自己的心情,而是专心把作品本身做好,让作品有它自己的规矩和生命。
现在看得清楚了:这份偏好,和世界三的「自主性」,是同一个样子。作品一旦写成,就不再是作曲家的心情,是一个有自己规矩的东西;定理一旦证明,就不再是数学家的灵感,是一个有自己性质的东西。
本书同意,作品有自己的规矩,这是真的。本书只补一句:作品的规矩,是在作曲家、演奏家、听众、乐器、一代代的演奏传统之间长出来的。同一首巴赫,用古钢琴弹,和用现代钢琴弹,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三百年的演奏,让这首曲子一直在长。作品有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它一直长在一片活的土里,不是因为它被封存在一个「作品本身」的世界里。
第 1 章插下的第三面小旗,也可以一起拔:他少年时说,别为词的意思争吵,要紧的是说出的东西对不对。这一条后来长成了他一生的反本质主义:不问「X 是什么」,问「这个理论对不对」。在世界三里,这条态度也看得见:他看重的是理论、问题、论证,不是概念和定义。这一条本书全收,它让他避开了许多「本质」的空争。
回到那条「作业做完才能玩」的规矩。
如果你用波普尔的说法:潦草这个后果,本来就藏在规矩里,只是你们现在发现了。那你下一步多半会去「修规矩」:改成「作业做好才能玩」。然后,你会「发现」下一个藏着的后果:孩子开始为什么叫「做好」和你吵。
如果你用发生学的说法:潦草这个后果,是从规矩、孩子、你们家的晚上、孩子对玩的渴望,这几样缠在一起的土里长出来的。那你下一步会去看土:孩子为什么那么急着玩?是不是晚上除了作业和玩,没有别的?是不是玩的时间太短,他只能抢?你可能会改的不是规矩的措辞,而是晚上的安排:先玩半小时,再做作业,做完一起检查。
两种说法,下一步的做法完全不同。前一种一直在修规矩,后一种去种土。
小区的新停车规定。
某小区为了解决停车难,出了一条新规定:外来车辆一律不许进。规定执行一个月,小区里的车位确实松了。可是紧挨着的另一个小区,门口天天被这边的访客车堵死;这边的业主家里来了亲戚,没地方停,只好停在两个小区之间的路上,交警天天来贴罚单。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人造的东西,会长出造它的人没想到的后果。这条规定是业委会定的,可它一出来,就有了业委会谁也没打算让它有的样子。
本书补上的是:这些后果,不是「早就藏在规定里、等着被发现」的,是这条规定、两个小区的位置、访客的习惯、那条路的宽窄,缠在一起,一天一天长出来的。第 35 章说过,把后果看成「藏在里面的」,人就会一直去修规定的措辞;把后果看成「长出来的」,人就会去看土。
明天就能试的:业委会别急着加第二条规定、第三条规定去堵漏洞,先花一周去看土:访客车都是什么时候来的,来的多是谁家的亲戚,隔壁小区和那条路上的车,是从哪里来的。看清楚了,也许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周末亲戚来访那几个小时,那就只在那几个小时开一个口子:业主提前登记,访客车可以停两小时。事先写好:试行一个月,看隔壁小区的投诉和路上的罚单是不是少了。一条规定出了没想到的后果,下一步不是再补一条,是先去看它长在了什么土上。
如果试行一个月,问题换了个样子又冒出来呢?那就再看一次土,再改一处。一条规定和一片土之间,本来就是一轮一轮地磨出来的:改一处,看一个月,记四格,再改。第 31 章说过,一次改一件;小区里的事,更是这样,没有哪一条规定能一次就把所有人的日子都安排好。
带走的话人造的东西会长出造它的人没想到的后果,他看得准;可那些后果不是早就藏在里面等着被发现的,是在一片土里一个个晚上长出来的,土越稳,越像本来就在。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人造物会长出没想到的后果,世界三有历史、会生长);关门,形状的来历(造出来以后,长出来的东西被说成「等着被发现」,与柏拉图卷「先在化」同构的一半)。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照开;出生证明,「质数有无穷多个」也有出生证明,只是它的土极厚极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出生在二十世纪才长出来的那片数学里。拔小旗①③。
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知道「我」是谁吗?
大多数父母会说:不知道吧。他会哭,会吃,会抓你的手指,可他不知道镜子里那个小家伙就是他自己。大约一岁半到两岁,他会在镜子前指着自己的鼻子笑;再过一阵,他开始说「我要」「我的」「不要你,我自己来」。又过几年,他会说「我是一个爱画画的人」「我是三年级二班的」。到了十几岁,他会关上房门,花很多个晚上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波普尔晚年,和一位神经科学家合写了一本书,专门讨论这个「我」。那位神经科学家,就是第 6 章那位在新西兰被他教会不怕理论被推翻的艾克尔斯。
那本书叫《自我及其大脑》,一九七七年出版。书里,波普尔说了一句本书很想接住的话,大意是: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自我,我们要学着成为一个自我(大意见《自我及其大脑》)。
他说,一个婴儿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学会把自己和别的东西分开,学会知道自己在时间里有一个过去、一个将来,学会给自己一个名字,学会说「我」。在这个过程里,语言和世界三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人是通过语言、通过别人给他讲的故事、通过他慢慢形成的关于自己的「理论」,才把自己认出来的。他甚至说,人的自我意识,某种意义上是「锚定」在世界三里的(大意见同处)。
这是一段非常接近发生学的话。
本书全收这一段,而且要把它和本系列前几卷接起来。
本系列笛卡尔卷,重写过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大意是:思在发生,我在显露;我显露以后,又回写下一次的思。那一卷还给「我」写过一个式子:「我」是形状,是在「思」这条路、在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是显露,不是前提。
本系列奥古斯丁卷说:奥古斯丁在记忆里找「我」,「我」在记忆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波普尔在这里说的,和这两卷是同一个方向:「我」不是一个生来就在那里的东西,是学出来的、长出来的,而且长在语言、故事、别人的眼光这片土里。他说自我「锚定」在世界三里,用本书的话说,就是:「我」这个形状,是在想的那块地、心里的那块地缠在一起的土里长出来的。
这一步,他走得比许多哲学家远。许多人讨论心灵和大脑,讨论的是一个现成的「我」怎样和一个现成的大脑打交道;他先问:这个「我」是怎么来的?
可是书往下读,另一幅画出现了。
那本书的主张,在哲学上叫「相互作用论」:心和大脑是两样东西,它们互相影响。心能推动大脑,大脑也能影响心。波普尔在书里打过几个比方,大意是:大脑像一台计算机,自我像给它编程序的人;自我不是大脑的一个产物,而是大脑的主人,是它在操纵大脑,而不是反过来(大意见《自我及其大脑》,比方的原文)。
请把这两幅画放在一起看。
前一幅:「我」是学来的、长出来的,长在语言和别人的故事里。
后一幅:「我」一旦长成,就坐上了驾驶座,成了大脑的主人,握着方向盘。
学出来的我,被请上了驾驶座。
这一步,和本系列前几卷讲过的一个动作,是同一个方向。胡塞尔卷说,胡塞尔让一个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坐在正中间;海德格尔卷说,一股力被做成了「一位」。在波普尔这里,这位驾驶员至少有一张出生证明,他承认它是学来的。可是出生证明一开完,它就坐上了一个高出大脑、管着大脑的位置。长出来的东西,被扶上了一个「先在」的座位。
用七个词说。
「我」是形状。它是在一条路(一次次说「我」、一次次被叫名字、一次次讲自己的故事)和一片土(身体、家、语言、别人的眼光)里长出来的。这一点,他看见了。
可是形状长出来以后,不是去当路和土的主人,而是继续和它们一起长。一个人十岁时的「我」、二十岁时的「我」、失业那年的「我」、当了父亲以后的「我」,都不一样:每一次,新的路、新的土,都在改写这个「我」;这个「我」也在改写他走的路、他的土。它一直在长,一直被回写,从来没有一天坐稳了驾驶座。
驾驶员的比方,漏掉的正是这一层:驾驶员在车外面,车坏了可以换一辆,驾驶员不变。可是「我」不在大脑外面,也不在大脑上面,它是和大脑、身体、语言、别人一起长出来的一个样子,而且一直在长。
还有一处要说公道话。他坚持「我」不能被简单地说成大脑里的化学反应,这一点,本书同意。「我」确实不只是大脑里的东西,它长在三块地上:大脑和身体在碰的那块地上,语言和故事在想的那块地上,别人的眼光和关系在心里那块地上。他看见了「我」不能被压成一块地;他的办法是在大脑之外再立一个「我」。本书的办法是:「我」本来就长在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地方,不需要一个站在外面的驾驶员。
这一章本书自己的解释比较多,统一标「待验」。
说他关门之前,要问他为什么非要这位驾驶员不可。答案藏在他一生最在意的一件事里:自由。
他一九六五年做过一次有名的讲演,题目是《云与钟》。钟,是一台一丝不差、每一步都被上一步决定了的机器;云,是一团乱飘、毫无规律的东西。他说,人既不是钟,也不是云:如果人是钟,一切都早被决定了,就没有自由、没有创造、没有责任;如果人是云,一切都是瞎碰,也没有自由可言(大意见《客观知识》第六章)。
他怕的,是有人说:你的「我」不过是大脑里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照着物理定律走,所以你没有自由,你做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为了挡住这句话,他在大脑之外,立了一个能管着大脑的「我」。驾驶员,是他给自由修的一道防线。
这份担心,本书完全理解,也同意他要守的东西:人是有自由的,人能创造,人要负责。
本书只是说,守住自由,不必在大脑之外再立一个驾驶员。本系列用意义三律讲自由:自由不是在现成的几个选项里挑一个,是在约束之中,裁出一条原来不存在的新路;它有三拍,先是纠缠,再是选择,然后是激发。自由就发生在中间那一拍:一个人被身体、语言、身边的人、手上的处境缠住,在这片缠住的土里,裁出一步新的。自由不在土外面,在土里面;不在驾驶座上,在路上。
所以,「我」不是钟,也不是云,也不是开车的人;「我」是在土里一步一步裁出新路的那个样子,裁的时候,它自己也在被改写。
这件事,今天有了一个新的分量。
一个人每天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起写东西、一起想问题。写出来的文章,是「我」写的,还是「我们」写的?一个学生用它写作业,他的「我」,是不是也在和这台机器一起长?
如果「我」是一位坐在驾驶座上的驾驶员,这个问题好回答:驾驶员是我,机器是车,文章是我开车开出来的。
如果「我」是一个一直在长、在三块地上和别的东西一起长的样子,这个问题就难得多,也有意思得多:这台机器,已经长进了这个人的土里,改着他说话的方式、想问题的次序、对自己的看法。第 51 章会回到这里。
关上房门的孩子。 十几岁的孩子关上房门,家长常常着急:他在里面干什么?学这一章,可以换一个眼光:他很可能在做一件很要紧的事,在长他的「我」。他在试各种说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说法,有的是从一本书、一首歌、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有的会被他自己推翻。
家长能做的,不是替他把「我」定下来(「你就是个学理科的料」),那是想给他装一位驾驶员;也不是完全不管。可以偶尔在饭桌上问一句:「你最近觉得自己跟一年前有什么不一样?」让他知道,「我」是会变的,变是正常的。
退休那一年。 一个人干了三十年会计,退休第一个月,他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每天早上醒来,那个「我是某某单位的会计」的我,不见了。
如果「我」是驾驶员,这就很难理解:车换了,驾驶员还在啊。可是如果「我」是长在三块地上的,就很好理解:碰的那块地(每天的办公室、账本)没了,心里那块地(同事、「科长」这个称呼)没了,「我」有一大半的土被抽走了。
这时候要做的,不是咬牙「做回自己」,而是去种新的土:一个新的爱好,一群新的朋友,一件每天要做的新事。一个新的「我」,会在那里慢慢长出来。
孩子上大学回来,「变了个人」。
寒假,女儿第一次从外地的大学回家。父母发现她变了: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了,对很多事有了自己的看法,吃饭时会反驳爸爸,还说想换一个专业。妈妈私下里叹气:「这还是我女儿吗?」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自我,我们是学着成为自我的;一个人的「我」,是在语言、故事、别人的眼光里长出来的。
本书补上的是:「我」一辈子都在长,不是长成了就坐上驾驶座。女儿在家里长了十八年,那个「我」长在家这片土里;上了大学,她走进了一片新土: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读的书、一个人拿主意的日子。第 36 章说过,一片新土,会长出一个新的「我」。她不是不是你的女儿了,是你的女儿在长。
明天就能试的:父母先别急着把她拉回原来的样子,那是想给她装一个驾驶员。吃饭时,换一个问法:「这半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从哪件事开始的?」让她讲她这半年的出生证明。听完,也说一说父母这半年的变化。事先写好:一个寒假里这样聊两三次,如果开学时她说「这个寒假在家挺好的」,这个家就接住了一个正在长的孩子。
如果女儿说的某些变化,父母真的很担心呢?比如她说想换一个前途不明的专业。那就把担心说出来,而不是把她往回拉:「我们担心的是这几件事,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听。一个十九岁的人,愿意对父母的担心说出她的想法,说明这个家还是她的土。守住这一点,比守住她原来的样子要紧得多。
带走的话「我」是学出来的,他说得对;可学出来的「我」不是从此坐上驾驶座的人,它一直和身体、语言、身边的人一起长,一辈子都在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形状(自我是学来的,锚定在语言与世界三里;「我」不能被压成大脑一块地);关门,回写(学成的「我」被请上驾驶座,成了大脑的主人,不再被改写;与胡塞尔卷、海德格尔卷同方向)。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照开;出生证明,他给「我」开了一张,开完就把它扶上了一个先在的座位。
你有没有爬过一座常年被云遮着的山?
爬到半山腰,云来了,四周白茫茫一片,只看得见脚下几米的路。你一直往上走,走到一个地方,发现再往哪边都是往下了。你停下来,心想:这是山顶吗?可你不敢确定:也许这只是一个小山头,真正的山顶还在云的那边,只是看不见。
波普尔晚年,就是拿这样一座山,来说「真理」。
他说,真理像一座常常被云遮着的山的山顶。登山的人要到达它不容易;而且,就算他到了,他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到了,因为在云里,他分不清哪个是主峰,哪个是旁边的小山头。可是,这不影响山顶是客观存在的。真理起的,是一种「调节」的作用:它像一个方向,引着我们往上走(大意见《猜想与反驳》第十章)。
这背后,是他很早就接受的一种说法:一句话是真的,就是它和事实相符。「雪是白的」这句话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位波兰逻辑学家,这位学者把这种「符合」说得非常严格,波普尔说,这让他终于敢放心地使用「真」这个词(据自传)。
所以,在他那里,有两件事同时成立:我们永远不能确知自己到了山顶,所有的理论都可能错;可是山顶在那里,真理是客观的,我们的理论可以一步步离它更近。
「离真理更近」,这件事怎样说清楚?
他为此造了一个概念,叫「逼真度」,意思是一个理论有多接近真理。他的想法大致是:一个理论说的话里,有真的部分,有假的部分;真的部分越多、假的部分越少,它就越接近真理。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理论都不是最后的真理,可爱因斯坦的比牛顿的更接近(大意见《猜想与反驳》第十章)。
这个概念很好懂,也很合直觉。可是一九七〇年代,有两位逻辑学家各自证明了一件让人尴尬的事:照他给出的那个严格的定义,任何两个假的理论,都没法比出谁离真理更近。而科学史上的理论,几乎都是假的(都被后来的理论超过了)。于是这个定义,在它最该派上用场的地方,派不上用场(据通行的科学哲学史记载)。
他承认了这个定义有问题,后来又试过别的办法;可「离山顶越来越近」这个想法本身,他没有放下。这件事,第 40 章会回来:他给自己的一个技术定义签了死亡证明,却没给那座山签。
这一章里,有两件事他说对了,本书全收。
第一,路是开的,没有地图。本系列黑格尔卷说过:黑格尔的否定有方向,却是按一张事先画好的地图走;波普尔坚持方向不是事先定好的,他拿掉了黑格尔焊在土上的那颗钉子。在这一章里也看得见:登山的人不知道路怎么走,每一步都可能错,走错了只能退回来重找。
第二,谦虚。他不许任何人宣布自己到了山顶。一个科学家说「我的理论就是真理」,一个统治者说「我掌握了历史的真相」,他都会说:你怎么知道?你在云里。这一份谦虚,和第 25 章说的一样,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之一。
可是请看这座山本身。
路是开的,可山顶是先在的。它在我们开始爬之前就在那里,在我们爬到之后仍然在那里;我们爬不爬、怎么爬,都不改变它。登山的人只是在接近一个早就在那里的地方。
第 9 章说过:发现学的三块地基,他撬掉了两块,第一块「对象先在」夯得更实。这座云里的山顶,就是那块夯得更实的地基。它比柏拉图的理念谦虚得多:它藏在云里,没人能确知自己到了。可它的样子是一样的: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接近的东西。
本系列康德卷给过一幅不同的画。那一卷说:康德给知识划边界,这件事是对的,可他把边界画错了地方;真正的边界,在「已经发生的」和「还没有发生的」之间,它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不是一堵永久的墙。
本书把这幅画借过来,和他的山顶放在一起。
山顶是一个点,在那里等着。你走得越近,离它越近;你永远到不了,可它不动。
地平线不是一个点。你往前走,它跟着往后退;你走到了原来的地平线,眼前又出现一条新的地平线。更要紧的是:你走的那段路,会改变你看见的东西。你翻过一个山梁,看见了一片原来看不见的平原;你走进平原,才发现那里有一条河;你过了河,眼前又是一片新的样子。地平线外面是什么,不是一个早就定好的风景等着你去看,是随着你一路走、一路长出来的。
所以,本书对「离真理更近」的说法是:知识确实在往前走,而且越走看得越远;可前面不是一座先在的山顶,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牛顿和爱因斯坦,不是一个离山顶远一点、一个近一点,而是爱因斯坦走到了牛顿的地平线外面,看见了一片牛顿那条路上看不见的地方;而且这片新地方,是踩着牛顿铺的路才走到的。
还可以拿第 21 章的一个词来试一试:同时。
在牛顿的时代,「此刻太阳上发生了一件事,此刻地球上也发生了一件事,这两件事是同时的」,这句话的真假,似乎是一个等着被确定的事实,山顶就在那里。爱因斯坦走过去以后,人们发现,这句话的真假,要看你站在哪里、怎样运动、用什么办法对钟;对一个人同时,对另一个人不一定同时。「同时」这个词本身,被改写了。
这不是爬近了山顶,是山的样子变了:原来以为问的是「两件事是不是同时」,走过去才知道,这个问题本身要换一个问法。一条路走到这里,不只是让人看得更远,还让人看见,原来那片风景里有一处是画错了的。知识往前走,会回头改写「问题该怎样问」。这是回写,也是山顶那幅画装不下的地方。
这也解释了那个逼真度的尴尬:如果前面有一个固定的山顶,两个假的理论总该能比出谁近谁远;比不出来,也许正说明,前面本来就没有那样一个固定的点。
这一段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
中国读者对「地平线」这幅画,也许有一种天生的熟悉。庄子说过,人的一生是有边的,要知道的东西却没有边。这句话长在另一片土里,这里只作旁证:它说的不是一座等着被爬到的山顶,是一片走不完的原野。
把公道还全。
在一片极厚、极稳的土上,山顶这幅画几乎一点不差。一个测量员测一座真实的山有多高,他的一次次测量,确实是在接近一个固定的数;一个医生化验一个人的血糖,一次次复查,确实是在接近那一天那个人身上一个确定的值。在这些地方,土稳到「长出来的」和「本来就在」之间的差别几乎量不出来,把真理当成一个等着接近的山顶,既好用,也不会出错。
第 35 章借过柏拉图卷的一句话,这里再用一次:发现,是纠缠极厚极稳时的特例。他错在把这个特例,当成了全部知识的样子。
「最适合我的工作」。 很多年轻人找工作,心里有一座山顶:世上有一份最适合我的工作,我要找到它。于是一份一份地试,每一份都觉得「好像不是」,一直在找那座山顶。
学这一章,可以换一幅画。最适合你的工作,也许不是一个早就在那里等着你的山顶,而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你在这份工作里做了两年,长出了一些本事,认识了一些人,看见了一些你原来看不见的机会,于是新的地平线出现了。你不是在找它,你是在走出它。
夫妻吵架的「真相」。 吵到最后,两个人都在争「到底谁对」,好像有一个真相在那里,只要说清楚了就能找到。有时候确实有,比如那天到底是几点回的家。可更多的时候,两个人争的不是一个等着被找到的事实,而是一段一起过的日子,要往哪个方向长。这种时候,与其争山顶,不如问:从今天起,我们往哪边走?
在找那个「最合适的人」。
三十二岁的沈先生,相亲见了二十多个人,每一个都觉得「差一点」:这个性格好但聊不来,那个聊得来但离得远。他心里有一个「最合适的人」,他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只是还没遇到。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不许任何人轻易宣布自己到了山顶;认真地找,不将就,这本身没有错。
本书补上的是:这个「最合适的人」,在他心里是一座先在的山顶:一个早就在那里、等着被他找到的人。可是两个人合不合适,很大一部分不是见第一面就能看出来的,是在一起的日子里一点点长出来的。第 37 章说过地平线:你往前走,它往后退;你走的路,会改变你看见的风景。两个人一起走过一段路,彼此都会变,「合适」也会跟着变。
明天就能试的:下一次见面,别急着给对方打分,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个人身上,有没有一样东西,让我想多了解一点?我们之间,有没有一件可以一起去做的事?如果有,就约第二次、第三次,去做那件事。事先写好:和同一个人至少见三次、一起做过一件事,再判断合不合适。一座先在的山顶,找二十年也许都找不到;一条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路,走三次就能看见一点方向。
如果见了三次、一起做了一件事,还是觉得不合适呢?那也不是白见。把这一次的感觉写下来:是哪一件事让你觉得不对?这一次的「不合适」,写清了死因,就会让你对自己真正在乎什么看得更清楚一点。一条地平线,就是这样一次一次,被走出来的路推远,也被推得更清楚的。
带走的话他不许任何人宣布自己到了山顶,这很可贵;可知识前面也许不是一座先在的山顶,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你走的路会改变你看见的风景。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路(路是开的,没有地图;不许宣布到了山顶);关门,形状(真理是一座先在的山顶,对象先在被夯实;逼真度技术定义被驳倒,山没有签)。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逼真度的定义签了,没给山顶签;出生证明,地平线外面的风景,是一路走一路长出来的。
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水概率百分之七十。
这个「百分之七十」,说的是什么?
有人说:说的是天气本身。明天的天空里,有一种百分之七十下雨的「倾向」,这是天空自己的性质。
有人说:说的是我们知道得不够。天气本来是定的,明天下还是不下早就注定了,只是我们算不准,只好说个百分之七十。
还有人说:说的是过去。在和明天差不多的一百天里,有七十天下了雨。
这三种说法,哲学家们吵了很多年。波普尔在这场争论里,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这一章就来看他的说法,走到了哪里,又在哪里停下。
他的说法,叫「倾向」解释。
他说,概率既不是我们的无知,也不只是过去的频率,而是一种客观的、物理上真实存在的倾向。可是这种倾向,不属于某一个物件本身,而是属于整个实验的安排。
打个比方。一枚骰子掷出六点的概率是六分之一,这个六分之一,不只是骰子的性质,是骰子、掷的手法、桌面、周围环境整个处境的性质。同一枚骰子,放在一个有磁力的桌子上掷,六分之一就变了(大意见他关于倾向解释的论文,及《倾向的世界》)。
他还说,倾向会随着处境变化而变化。一个人活到八十岁的概率,在他出生时是一个数,在他六十岁身体很好时是另一个数,在他生了一场大病以后又是另一个数。处境每变一次,倾向就跟着变一次。
他晚年有一篇讲演,题目就叫《倾向的世界》。他在里面说,世界不再是一台因果的机器,而可以被看作一个倾向的世界,一个不断实现各种可能、又不断展开新的可能的过程(大意见《倾向的世界》,一九九〇年)。
这一章,他走到了离发生学极近的地方。本书先把他的三个看见列足。
第一,概率属于整个处境,不属于一个孤零零的东西。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土:骰子、手、桌面、环境缠在一起的那片土。他把概率从「物件身上」搬到了「整片土上」。
第二,倾向会随着处境变化。用本书的话说,这是路:一先一后,处境变了,倾向就变了。一个人的八十岁,不是出生那天就定好的一个数,是随着他这一路的日子不断改写的。
第三,世界是一个「不断展开新的可能」的过程。这一句,几乎就是发生学的话:世界不是一台照着剧本走的机器,是一个一边走、一边长出新可能的过程。
本系列莱布尼兹卷说过:莱布尼兹把纠缠写成了剧本,未来是一卷早已写好的卷轴。波普尔在这里,把那卷剧本撕掉了:未来不是写好的,是一边走一边展开的。
可是请看他给倾向的身份:客观的,物理上真实的,像力一样真实。
他坚持,倾向不是我们的无知,不是我们主观的估计,是世界本身的一种性质。他说,就像牛顿的力是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倾向也是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大意见同处)。
这一步,把一个处境里的「开口」,做成了世界身上的一样东西。
本系列作者王德生博士在二〇二六年九月作过一次校正,大意是:把或然性说成「有时是世界本身的,有时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发现学的说法,要改正。
这条校正,正好量到波普尔这里。他那场争论里的几派,有的说概率是我们的无知,有的说是世界本身的倾向。两派吵得很凶,可他们共有一个前提:或然性,要么在「我们」这一边(不知道),要么在「世界」这一边(本身就有)。这正是第 9 章讲过的那种结构:吵架双方共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波普尔选了「世界」那一边,他把或然性交给了一个先在的、客观的世界,让它像力一样摆在那里。
用本书的话说:他看见了或然性属于整片土、会随着路改变,这是发生学的;他又把它定为世界本身的一种性质,这是发现学的。
那么,发生学怎样读那个「百分之七十」?本书给一个读法,标「待验」。
或然,不在「我们」这一边,也不在「世界」那一边,它在两边还没分开的地方:它是一个发生还没结算时,这片土和这条路之间留着的开口。
明天下不下雨,今天还没结算。今天的大气、海面、风、山、城市的热,缠在一起,正在一条路上走,走到明天,会结算出一个形状:下,或者不下。今天说「百分之七十」,说的是这片土此刻缠成了什么样子,离结算还有多远,往哪一边倾斜。
这个开口里,也有「我们」。今天用什么仪器测,测了哪些地方,用什么模型算,这些都长在土里,都会影响那个「百分之七十」长成什么数。换一套更密的测量,这个数会变。它不是「我们的无知」,因为测量本身就是这片土的一部分;它也不是「世界本身的倾向」,因为它离不开测它、算它的那一套东西。
更要紧的是,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自己就站在桌子上。一个学生考上重点高中的「概率」,不是一个摆在那里等着被揭晓的数,他今晚做不做那几道题,就是这张桌子的一部分;他知道了这个概率以后怎么想、怎么做,又回头改写了这张桌子。第 29 章那个俄狄浦斯效应,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
把公道还全。
在一张极稳的桌子上,他的说法几乎一点不差。一枚造得很好的骰子,在一张平平常常的桌子上,掷一万次,六点出现的次数稳稳地靠近六分之一;一张用了几十年、覆盖几百万人的人寿保险表,给出的数字,稳稳地对得上。在这些地方,处境极稳,结算的样子一次次重复,把概率当成这个处境的一种客观性质,好用,也不会出大错。
他错在把稳桌子上的样子,当成了一切或然性的样子。在一张还在长、还会被站在上面的人改写的桌子上,或然性不是一样摆在那里的东西,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开口。
医生说的「成功率」。 本书不给诊疗建议,只谈理解。医生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大约九成」,这个九成,是在什么样的桌子上算出来的?是在多少家医院、多少位医生、什么样的病人身上统计出来的?你所在的这家医院,你的身体,你术后怎样配合康复,都是你这张桌子的一部分。可以请医生帮你理解:这个数,是从什么样的人身上来的?像我这样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这不是怀疑医生,是弄清楚你站在哪张桌子上。
孩子问:「我能考上吗?」 很多家长会说「能」或者「够呛」,好像在宣布一个早就定好的结果。学这一章,可以换一个回答:「现在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子,往哪边倾斜,要看接下来这几个月。」然后和孩子一起看一看:这张桌子上,哪几样东西是他自己能动的?每天多做的那几道题,就是他伸手去推桌子。
天气预报的百分之七十。 下次出门前看到「降水概率百分之七十」,你可以这样想:明天还没结算,今天的天空往下雨那边倾斜得挺厉害。带伞。
游戏里的「抽卡」。
初二的阳阳,迷上了一款手机游戏,游戏里可以花钱「抽卡」。游戏公示的概率是:抽到最稀有的角色,百分之一。阳阳算了算:抽一百次,总能抽到一次吧?他偷偷用了家里的钱,抽了一百多次,还是没抽到。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概率不只属于那张「卡」,属于整个处境:整张桌子。
本书补上的是:这张桌子,是游戏公司设计的。百分之一,是在这张桌子上算出来的: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规则,这些阳阳看不见。更要紧的是:他自己就站在这张桌子上。第 38 章说过,或然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开口,我们自己常常站在桌子上。每抽一次没中,他就更想再抽一次,这张桌子正是这样设计的。而且,百分之一并不意味着抽一百次就一定能中,这一点,很多大人也常常弄错。
明天就能试的:家长别只骂,陪他做一次小小的计算和一次小小的实验。先把钱的事说清楚、按家里的规矩处理。然后,找一枚骰子,和他玩一个游戏:「掷出六点算中,你猜要掷几次?」掷二十轮,每轮记下掷了几次才中,你会看到,有的一次就中,有的掷了二十多次还没中。让他自己看出来:概率不是一张保证书。再和他一起看看,这款游戏的规则里,哪些地方是在推着人一直抽。事先写好:一个月内,游戏里不再花钱;如果做到了,这个月省下的钱,由他自己决定怎么用在一件别的事上。
如果一个月里他又忍不住花了呢?别只罚。和他一起写下那一次的死因:是哪一天,看到了什么,心里在想什么。常常会发现,他最想抽卡的时候,是在学校里受了委屈、心情最差的那几天。那就知道了,这张桌子上,推着他的不只是游戏,还有他那几天的心情。那几天,多陪他做点别的事。
带走的话他看见了概率属于整张桌子、会随着处境改变,这一步走得极近;可或然性不是世界身上摆着的一样东西,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发生留下的开口,我们自己常常就站在桌子上。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土与路(概率属于整个处境;倾向随处境改变;世界是不断展开新可能的过程,撕掉了莱布尼兹卷的剧本);关门,形状(倾向被定为世界本身的客观性质,与「或然性是我们的无知」共有一个发现学前提)。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给「世界是一台因果机器」签了一张;出生证明,那个「百分之七十」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发生的读数,测它、算它的那套东西,也在它的出生证明上。
一个孩子学游泳,是先会了才下水,还是先下了水才慢慢会?
当然是先下水。他先扑腾,先呛几口水,先抓着池边不敢松手,然后身体一点一点学会了浮起来。在他会游之前,是他那个「要下水」的动作,把他带进了一片新的环境;是这片新环境,逼着他的身体长出了新本事。
先动,后会。这件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事,波普尔晚年把它说成了一个关于整个生命的大道理。
他晚年最爱说的一句话,大意是: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差一步(大意见《客观知识》)。
阿米巴是一种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它也在「解题」:它伸出一只伪足,碰到了食物,就吞进去;碰到了有害的东西,就缩回来。它也在试,也在错。爱因斯坦也在试、也在错。两者用的,是同一种办法:尝试,排除错误。
差的那一步是什么?他说:阿米巴犯了错,常常就死了,它是用自己的命去付错误的账;爱因斯坦犯了错,可以让他的理论去死,他自己活着,换一个理论再试。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替我们去死。这一句,本书在前言里就引过,是他全部哲学里最动人的一句。
为什么人能让理论替自己去死?因为人能把想法说出来、写下来,放进世界三,让它和自己分开,让别人和自己一起去挑它的错。一个想法还只在心里的时候,它错了,你跟着它一起错;它被写在纸上以后,它错了,你可以把纸撕掉。
晚年,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生物进化的想法,这个想法后来很少被人提起,本书却要把它放在很显眼的地方。
通常讲达尔文,讲的是:生物产生各种变异,环境把不合适的淘汰掉,剩下的就是适应了环境的。在这幅画里,生物是被动的,环境是裁判,生物只能等着被判。
他说,这幅画漏了一件事:生物不只是被环境挑,生物也在挑环境。一只动物,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比如开始吃一种新的食物,去一片新的地方住,它就把自己放进了一个新的环境;而这个新环境,又会对它的后代施加新的选择。行为先变,身体后变。生物的偏好、好奇、主动的探索,在进化里起着带头的作用(大意见他一九七〇年代关于自然选择与心灵兴起的讲演)。
他把这叫作一种「主动的」达尔文主义。
后来生物学里,有人专门研究这件事:生物怎样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这些改变又怎样回过头来影响对它们自己和后代的选择。海狸筑坝,改了河;蚯蚓松土,改了地;人类种庄稼、养牛,改了自己的饮食,又改了自己的身体(据这一领域的通行介绍)。
请用七个词再看一遍这幅画。
生物是一个长出来的形状。环境是土。进化是一条路。通常那幅达尔文的画说:土裁判形状,形状要么适应、要么淘汰。这是第一式和第二式。
他那个「主动的」达尔文主义说:形状会回头改土。一只动物改了习惯,就是这个形状主动把自己放进了一片新土;一只海狸筑了坝,就是这个形状直接改写了土;改了的土,又回头改写下一代的形状。
这就是第三式: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他在生物这一头,写出了回写。
到这一章为止,本书已经在他那里找到了三处回写:第 29 章,知识的增长回写历史;第 34 章,世界三回头改造世界一;这一章,生物回头改写环境。三处都写得很好。可是回到他的知识论本身,第三到第五编一路看下来,理论和检验它的那片土之间,回写几乎是空的。第 33 章说的那个反差,在这里又被证实了一次:他在社会里、在生物里、在世界三里,都写出了回写;在他自己的方法里,没有。
这一章还有一件事,第 26 章已经提前用过,这里把它写全。
他有好些年说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严格说来不是一个可以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它很有用,能指导生物学家做研究,可是它几乎能解释一切:活下来的,是适应的;什么是适应的?活下来的。这听上去像是在兜圈子。
这个说法,让许多生物学家很不高兴。
一九七八年前后,他在一次讲演里公开改口。大意是:我改变了看法,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被检验的,它的逻辑地位也和我以前说的不一样;我很高兴有机会公开收回我以前的说法(大意见他关于自然选择与心灵兴起的讲演)。
本系列有一条规矩:判词下宽了,要公开收窄,写明收窄前后两句,不悄悄改。本系列齐克果卷,在第 47 章公开收窄过一次自己的判词。这里,波普尔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样子:一个判断下错了,他没有悄悄改掉,也没有找补丁把它圆回来,而是站出来说「我以前错了」,并且说清楚错在哪里。
本书第 15 章也照这个样子,公开收窄过一次判决一的措辞。这件事,本书要向他学。第 44 章会把它列进去。
「让理论替我们去死」,这句话值得再往下问一步:人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他的回答是:因为人能把想法说出来、写下来,放进世界三,让它和自己分开。这个回答对,可它还少了一半。
一个想法被写在纸上,还不够。它要真能「替你去死」,得有一片土:有人肯读你写的东西,有人敢挑它的错,挑错的时候不连你一起骂;你自己在想法被挑死以后,不丢饭碗,不丢脸,还能换一个想法再来。第 26 章讲过,这片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一次次说了实话没被罚、一次次认了错反而被信任,慢慢长出来的。
所以,阿米巴和爱因斯坦之间那「一步」,不只是一颗更会批评的脑袋,更是一片能让想法替人去死的土:文字、图书馆、同行、一个认错不会被踩死的地方。在一片没有这种土的地方,一个人即使懂得「让理论替我去死」,他的理论死了,他也常常得陪着一起死:丢了职位,丢了名声,丢了朋友。
这种事,在人类历史上一再发生。一个敢于让想法去死的社会,是长出来的;它长得越厚,人就越敢大胆地猜,越敢让猜想去死。这一步,他在社会那一头写了,在这句名言里没有写。
这一章里,他走得非常远。
「让理论替我们去死」,说出了人类知识最了不起的一点:错误可以不用命去付账。
「主动的达尔文主义」,说出了生命最了不起的一点:生物不只是被环境挑的,它也在挑环境、改环境。
「公开改口」,做出了一个思想家最难做到的一件事。
那么,他停在了哪里?
停在「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这一句里的一个词:尝试。他说,阿米巴和爱因斯坦用的是同一个办法,尝试加排除错误;而尝试这一步,在两者那里都是「盲目的」,像生物的变异一样。
可是请回到本章开头那个学游泳的孩子,也请回到他自己那个「主动的」达尔文主义。一个生物改变了习惯,去了一片新的地方,这个「去」,是盲目的吗?不完全是。它有偏好,有好奇,有它此刻的处境在推。爱因斯坦的猜想,第 21 章讲过,长在十年的别扭、一个读书会、一屋子时钟里。
他在生物那一头说「行为带头,身体跟上」,这已经是在给变异开出生证明了:一个变异之所以被留下,是因为生物先主动走进了一片让它有用的土。可是回到知识那一头,他仍然说猜想是盲目的尝试。同一个人,在生物里看见了「主动」,在知识里只看见「盲目」。
先下水。 孩子想学一样东西,常常卡在「我还不会,所以不敢开始」。学这一章,可以跟他说:生物都是先动、后会的;你先下水,身体会跟上来。家长能做的,是给他找一个浅一点、安全一点的池子,让他敢先动。
换一片环境。 一个人在一个单位里干了很多年,总觉得自己「就这样了」。主动的达尔文主义说:你不只是被环境挑的,你也可以挑环境。去参加一个新的学习小组,去认识一群做不同事的人,去试一个新的岗位。你把自己放进一片新土,新土会对你提出新的要求,你会长出原来没有的本事。先动,后会。
让想法替你去死。 下次要做一个大决定之前,比如换工作、搬家、让孩子转学,先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写清楚你为什么这样想,然后拿给两个你信得过、又敢说真话的人看,请他们专门挑毛病。想法在纸上被挑死,总比你搬了家、换了工作以后才发现错了,要便宜得多。
孩子想养一只狗。
十岁的朵朵一直求爸妈养一只狗,保证自己会天天遛狗、喂狗、收拾。爸妈犹豫:她能坚持吗?养了以后不管了怎么办?
这一章里,他说对的是:我们可以让想法替我们去死。一个想法,先在一个便宜的地方试一试,死在那里,比死在现实里便宜。
本书补上的是:还有「先动,后会」。一个孩子能不能照顾好一只狗,不是先会了才去养,是在照顾的过程里慢慢学会的;可这个过程,要先在一片浅一点的水里开始。
明天就能试的:先别买狗,也别拒绝。和朵朵一起找一个「试养」的办法:帮邻居或亲戚照看他们的狗一两周,或者去附近的动物救助站做几次志愿者。事先写好这两周的约定:每天早晚谁遛狗,谁喂食,谁清理,由朵朵自己在一张表上打勾。两周后一起看这张表:如果大部分格子都是她自己打的勾,而且她还想养,这个想法就经受住了一次检验;如果到后来都是大人在做,也不是她不好,是这个想法还没长到能扛起一条生命的程度,那就过一年再试。让「养狗」这个想法先在两周里死一次,比让一只真的狗来承担这个错,要好得多。
如果两周以后,朵朵说:「我不想养了,太累了。」这也是一个好结果。一个十岁的孩子,自己试过、自己判断「我还扛不起」,这件事本身,比养了一只狗更让她长大。可以告诉她:「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你没有让一只小狗替你试错。」
带走的话我们可以让理论替我们去死;生物也不只是被环境挑,它还会挑环境、改环境,先动,后会。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回写(生物回头改写环境,他在生物里写出了第三式;让理论替我们去死;一九七八年公开改口);关门,出生证明(知识里的尝试仍被写成「盲目」,生物里看见了「主动」,知识里没有带回来)。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他给自己「达尔文主义不可检验」的判断公开签了一张,是本书所见他签得最漂亮的一张;出生证明,「行为带头」已经是在给变异开出生证明,只是没有搬回知识论。
先把本编的结论摆在桌上:他看见了知识是人造的、会长的、会回头改造世界的;却又说,造出来以后,里面的东西早就在那里,真理是一座先在的山顶,或然性是世界本身的一种倾向。
一、世界三:理论、问题、论证、书的内容,是人造的,有自己的性质,不再归任何一个人。(第 34 章)
二、世界三通过人的理解,回头改造世界一;图书馆是文明的承重墙。(第 34 章)
三、写下来、说出来,才能被批评;世界三是批评的舞台。(第 34 章)
四、人造的东西,会长出造它的人没想到的后果;世界三有历史,会生长。(第 35 章)
五、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自我,我们学着成为自我;自我锚定在语言与故事里。(第 36 章)
六、人既不是钟,也不是云。(第 36 章)
七、路是开的,没有地图;谁也不许宣布自己到了山顶。(第 37 章)
八、概率属于整个处境,不属于一个孤零零的东西;它随着处境的改变而改变;世界是一个不断展开新可能的过程。(第 38 章)
九、让理论替我们去死。(第 39 章)
十、生物不只被环境挑,也挑环境、改环境;行为带头,身体跟上。(第 39 章)
十一、一个判断下错了,公开改口。(第 39 章)
十一条。这是全书看见最密的一编。第二、八、十条,是他写出回写、写出「土」的地方,离发生学最近。
一、三块地被分成了三个区;它们缠在一起、同时长的样子,看不见了。(对看见一,待验)
二、造出来以后,长出来的后果被说成「早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对看见四)
三、学出来的「我」,被请上了驾驶座,成了大脑的主人,不再被改写。(对看见五)
四、真理是一座先在的山顶;逼真度的技术定义被驳倒以后,那座山没有被签。(对看见七)
五、倾向被定为世界本身的客观性质,和「或然性是我们的无知」共有一个发现学的前提。(对看见八)
六、生物里看见了「主动」,知识里仍说尝试是「盲目」的。(对看见十)
六条收回,是同一个动作:一个长出来的东西,一长成,就被请到一个先在的位置上去。后果被请进了「本来就在」,自我被请上了驾驶座,真理被请上了山顶,或然性被请进了世界本身。
本系列柏拉图卷有一个动作谱,叫「先在化」:发生,冻住,抹掉来历,封顶,单向。波普尔的这个动作,只做了其中的一两步:他不抹掉来历(他承认是人造的),他不封顶(他不许任何人宣布到了山顶);他做的是「冻住」:长出来的东西一长成,就被当成一个摆在那里的、先在的东西。所以本书说他和柏拉图卷是同构的一半,不是全套。
第 37 章插下一面旗:逼真度。
他的逼真度定义,被两位逻辑学家驳倒了:照那个定义,任何两个假的理论都比不出谁离真理更近。他承认了定义有问题。这是一张死亡证明,他签了。
可是那个定义要表达的东西,「有一座山顶,我们的理论在一步步接近它」,他没有签。他后来换了别的办法去说这件事,山顶一直在那里。
这件事,和第 39 章那次公开改口,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达尔文那一次,他把一个判断整个收回了;逼真度这一次,他收回了一个定义,保住了定义背后的那座山。一个在枝上,一个在根上。枝上的错,他签得干脆;根上的,他签不下去。这和第 26 章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人能签下哪一张死亡证明,要看这个错落在他身上的哪块地、压着多重的东西。山顶,是他整座房子最后一块地基。
第一式,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在他的世界三里,形状被人造出来这一步,他写了;造出来以后,后果「早就在那里」,形状又被放回了一个先在的位置。第一式写了一半。
第二式,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倾向随处境改变,行为带头、身体跟上,这是路里有土。这一编里,第二式写得比前几编都好。
第三式,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世界三回改世界一,生物回改环境,他写出来了。可是写出来的地方,都在社会、世界三、生物这几处;在他自己的知识论里,这一式仍然是空的。
压成一行:这一编里,三式他各写出了一大半;可每写出一式,长出来的那个形状,就被请到一个先在的位置上去了。
他为什么非要一座先在的山顶不可?本编找到三条。
第一条,他怕的东西。一九六〇年代以后,他的学生里出了一位费耶阿本德,说科学没有统一的方法,「怎么都行」;库恩说,科学家换理论,像换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新旧之间没法比。他很怕这些说法走到底: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批评还有什么意思?你说我错了,我说你错了,大家只是在不同的「框架」里各说各话,最后谁的声音大,谁就对。他后来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反对他所谓的「框架的神话」(大意见《框架的神话》)。对他来说,一座客观的山顶,是批评能够有意义的保证:大家吵,是因为大家都想爬上同一座山。
这份担心,本书完全理解。本书只是说:批评要有意义,不一定要一座先在的山顶,也可以是一片大家一起走的原野,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大家吵,是因为大家在同一片土上,要往前走。
第二条,他年轻时遇到那位波兰逻辑学家,「符合」被说得那样严格、那样干净,让他终于敢放心地用「真」这个词。一件工具用得太顺手,就很难想起它也有边。
第三条,他对物理学里某种说法的反感。二十世纪的量子力学里,有一种很流行的讲法,把或然性说成是和观察者有关的东西。他一辈子反对这种讲法,认为它让物理学染上了主观的颜色。他提出倾向解释,很大一部分是要把客观性夺回来(据通行的科学哲学史记载)。为了夺回客观,他把或然性交给了世界本身。
三条病根,都不是他笨。那片土里,长不出「批评可以不要山顶」这个看见。
他在什么条件下几乎完全对?
在土极厚、极稳的地方:测一座山的高度,化验一个人某天的血糖,掷一万次骰子,统计几百万人的寿命。在那里,把真理当成一个等着接近的数,把概率当成处境的客观性质,好用,也不出错。这一编两次借用柏拉图卷那句话,这里再用一次作总结:发现,是纠缠极厚极稳时的特例。
他错在把这个特例,当成了知识和世界的全部样子。
把这一编压成一张卡,每当你觉得「这件事本来就是这样的」时,问三句:
它是人造的,还是一直就在那里?(多数是人造的:规矩、说法、制度、分数线。)
它的这个样子,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这片土稳不稳?
如果土变了,它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三句问下来,你会发现,许多「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是长出来的;长出来的,就可以再长。这不是说什么都没准,土稳的地方,它就稳;是说你要知道,它稳,是因为土稳。
「我们家的人,天生不会唱歌。」
每次家里聚会,有人提议唱歌,爸爸总是摆手:「我们家的人天生不会唱歌,五音不全,遗传的。」女儿从小听这句话,也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唱,学校合唱团选人,她连试都没去试。
这一章的随身卡有三问:它是人造的,还是一直就在那里?它的这个样子,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这片土稳不稳?如果土变了,它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拿这三问问一问那句「天生不会唱歌」。
它是人造的,还是一直就在那里?这句话,说的像是一件天生的、一直就在那里的事。可是「会不会唱歌」,很大一部分是长出来的:小时候有没有人带着唱,有没有被笑话过,有没有机会练。
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爸爸也许小时候唱过一次,被老师当众说过「跑调」,从此再也不唱了。这句话,有一张出生证明,写在很多年前的一间教室里。
土变了,它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女儿的土,和爸爸的土不一样。她从来没有真正试过。
明天就能试的:鼓励女儿去做一件小事:找一首她喜欢的歌,每天跟着唱十分钟,唱两周,用手机录下第一天和第十四天。事先写好:两周后,把两段录音放在一起听;如果第十四天明显比第一天好,那句「天生不会唱歌」就签下了一张死亡证明。爸爸要是愿意,也可以一起唱。一家人的一句「天生如此」,常常只是一张没人去读的出生证明。
如果两周以后,女儿唱得并没有明显变好呢?那也要说清死因:是练的歌太难,是每天的十分钟被别的事挤掉了,还是她真的对唱歌提不起兴趣?前两种,换一首歌、换一个时间,再试两周;后一种,那就不唱了,这不是「天生不会」,是她的土里有别的东西更想长。一句「天生如此」被拿掉以后,留下来的,是一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选择。
带走的话一个长出来的东西,一长成,就被他请到一个先在的位置上去;路是开的,山顶却是先在的。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门十一扇,全书最密,主在土与回写(世界三回改世界一、倾向属于处境并随之变、生物改写环境);关门六扇,合为一个动作:长成即请上先在之位(与柏拉图卷「先在化」同构一半,只做了「冻住」)。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给逼真度定义签了,没给山顶签;出生证明,他给世界三开了「人造」这一张,开完就把长出来的后果交给了「本来就在」。拔小旗㉒。
本编判断:一个长出来的东西,一长成,就被他请到一个先在的位置上去。出现下列情况,本编判断就要收窄或作废:
一、若查明他明确说过,世界三里的后果不是「早就在那里」,而是在人们一次次的研究中才形成的,那么收回清单第二条作废,判决五要改写为「他说过人造,也说过生长,只是在数学的例子上滑回了发现」。
二、若查明他晚年在实在论上有明显松动,不再坚持一个先在的真理,那么收回清单第四条要注明「这是他中期的说法」。重点查《后记》三卷与《框架的神话》。
三、第 34 章「三世界对三块地」、第 36 章驾驶员一节、第 37 章地平线一段、第 38 章「或然是开口」的读法,都是本书的解释,已标「待验」;其中任何一条被证明与他的原意明显不合,删去该条,本编总判断仍由第 35、37、38 章的原文证据支撑。
四、第五节第三条病根涉及量子力学诠释之争,本书只据通行记载作一句交代;若有更准确的史料,照改。
这一编五章,是全书的总账。
前面五编,一编拆一条判决。这一编把五条合拢:第 41 章给出判词的完整版,把判词拆成三句,一句一句地检验,并把五条判决、两处公开收窄、一处加注统一交代。第 42 章讲三根承重梁,每一根写出本书的替换。第 43 章把他看见发生的地方一处一处列出来,写成三栏:他看见了什么,差哪一步,走过去会怎样。第 44 章讲本书要向他学什么,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第 45 章给他的体系下死法诊断,再和发生学画五条分界线。
读者如果只想读这本书的一编,就读这一编。
先把判词摆在桌上,一字不改:
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却只给理论开死亡证明,不给它开出生证明。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有一种做法:把判词拆成几句,像法官写判决书那样,一句一句地检验。这里照做。
这一句,要检验的是:他真的看见了「长」吗?还是只看见了「淘汰」?
证据在这些地方。
第 6 章,艾克尔斯的电假说死了,死的时候量到的东西,长成了新的理论。他教给艾克尔斯的那句「被打倒不是失败,是前进」,说的是长。
第 20 章,他的四格图:问题,试探性的理论,排除错误,新问题。新问题长在旧理论的死亡现场。这是一个会自己转下去的圈,说的是长。
第 29 章,知识的增长回写历史,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处回写。
第 34 章,世界三是人造的、会生长的,还会回头改造世界一。
第 39 章,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一代一代地试,一代一代地错,一代一代地往前走;生物还会主动挑环境、改环境。
五处证据,都说的是「长」,而且是「在错误里长」:错误不是终点,是下一步的起点。第一句站得住。
反证在哪里?有人会说,他的知识论里只有淘汰,没有长:被淘汰剩下的,只是「还没死」,不是长大了。这个反证,本书在判决一里已经接住了:他确实不许活下来的理论挣到关于将来的资格。可是「知识整体在一代代往前走」这一点,他是看见的,而且说得很动人。个体的理论不许长大,知识的队伍却在往前走。这不矛盾,这正是他的样子:他看见了一支队伍在走,却只给队伍里的每一个人记死亡日期。
这一句,要检验的是:他真的只开死亡证明吗?
证据主要在第三编。一个全称的理论,有限的例子证明不了,一个反例就能推翻;一个理论经受住了检验,只是「到现在还没被打倒」;确认只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成绩单,不说明任何将来的事。
反证,本书在第 15 章专门查过:他承认确认是一种正面的评价,也承认要行动时应当选最受确认的理论。这是他给过的一样「正面」的东西。
查的结果:第二句站得住,但判决一的措辞收窄了一格。判词里的「只开死亡证明」,说的是他没有给理论开过一张「活得越来越结实」的证明,这一点成立;可导读表里判决一右列原来那句「活下来的理论,一分正面的资格也挣不到」,说宽了。收窄前后两句,照录如下:
收窄前:活下来的理论,一分正面的资格也挣不到。
收窄后:活下来的理论,只拿到一张关于过去的成绩单,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
这一句,要检验的是:他真的不给理论开出生证明吗?
证据主要在第四编。《科学发现的逻辑》第二节说,新想法的产生没有逻辑方法,和知识的逻辑分析毫不相干;他的四格图里,从问题到理论那一步是「尝试」,可以是盲目的;第一个猜想的出生地被写成「天生」。
反证,本书在第 22 章专门查过: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落空的预期),给「新问题」开过出生证明(旧理论的死亡现场);在自传讲音乐的一节里,还用「情境的逻辑」给复调音乐开过一张像样的出生证明。可是这些都没有进入他对科学理论怎样产生的正面论述;他的知识论里,第二节那段话一直没改。
查的结果:第三句站得住,但要加一句注。导读判决二那一行下面,加上了这一句: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知识论之外也开过,只是不许它在知识论里作数。
这一句,是本书判词离被推翻最近的地方,已登记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
判词展开,是五条判决。经过五编的检验,终版如下。左列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列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
| 判决 | 他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主场 |
|---|---|---|---|
| 一 · 只开死亡证明 | 知识不是一堆存货,是一场还没打完的淘汰;越可能错的说法越值钱 | 活下来的理论,只拿到一张关于过去的成绩单,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第 15 章收窄) | 第三编 |
| 二 · 发现的逻辑里没有发现 | 科学始于问题,问题长在落空的预期里,新问题长在旧理论的死亡现场 | 从问题到理论那一步写成「盲目的尝试」;出生被推进心理学、基因、运气三个抽屉(注: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知识论之外也开过,只是不许它在知识论里作数) | 第四编 |
| 三 · 沼泽只剩「没有底」 | 知识没有岩床,判决由一群人按规矩做出 | 土只用否定句写:没有底,没有证明,理性的根是一次非理性的决定;土不被房子改写 | 第五编 |
| 四 · 判错权搬进了制度,只搬进一块地 | 不问谁该统治,问怎样不流血地换人;历史受知识增长回写,不可预言;零敲碎打 | 回写的通道修进了规则,没修进土里;认错的代价与脸面只开了「应该」的处方 | 第六编 |
| 五 · 人造的,却被说成是发现的 | 世界三人造、会长、回改世界一;自我是学来的;概率属于整个处境;生物改写环境 | 长出来的东西一长成就被请上先在之位:后果「等着被发现」,真理是山顶,倾向是世界本身的 | 第七编 |
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左列是「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右列是「只开死亡证明,不开出生证明」,以及让出生证明开不出来的那几样东西:土缺席,山顶先在。
前言给过一个加减式。经过五编,它可以定下来了:
证伪主义 = 试错 - 出生 - 土 + 山顶
发生学 = 试错 + 出生 + 土 - 山顶
后一行里,「-山顶」不是说什么都没准,是说山顶换成了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
用三方程说:他的路写得最清楚;形状是筛剩的,一长成又被请上先在之位;土在他的知识论里缺席,在社会、世界三、生物里他写出了一大半。
病型:主病是「缺一维」,缺的是土;次病是「回写被截断」,截断在他自己的方法里。两种病合起来,就是判词:土缺席,所以开不出出生证明;回写被截断,所以活下来的理论挣不到资格,只剩死亡证明。
查完了,判词站住了。可是站住,只是「到现在还没被推翻」,这句话本书是跟他学的。所以这里把判词还可能倒下的地方,留给后来的读者去查。
一处,是他的遗稿和书信。他的遗稿很多,有些至今没有全部整理出版。如果在那里面,找到他系统地讨论「一个科学理论怎样从一片土里长出来」,并且说这是知识论的正事,判词的后半句就要倒。
一处,是他的「确认度」。他在不同时期,给确认度下过好几种说法。如果能证明其中某一种,确实给了理论一种关于将来的资格,判决一就要再往回收一格。
一处,是他的学生们的回忆。如果有可靠的记录显示,他在课堂上反复教学生怎样「在土里找猜想」,而不只是怎样检验猜想,那么判词说他「不开出生证明」,要改成「他在课堂上开,在书里不开」。
三处都写在这里,也登记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
本系列对判词有一条要求:只能用在这一个人身上,换一个名字就不成立。这里要对「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这对词,做一次这样的检验。
换成休谟试试:「他只开死亡证明,不开出生证明」?不成立。休谟既不开出生证明,也不开死亡证明:他说归纳没有根据,却没有把「判死」立成科学的核心。
换成康德试试:不成立。康德要的是保证,是一张永不失效的通行证,他的问题不在死亡证明,在把那台做现象的机器焊死了。
换成维也纳学派试试:不成立。他们要的是证实,是一张「活得有根据」的证明,这恰恰是波普尔拆掉的那一张。
换成黑格尔试试:不成立。黑格尔的否定有方向、有终点,他开的是一张事先写好的路线图。
只有在波普尔身上,「死亡证明」是他亲手立成科学核心的那一样东西;只有在他身上,「不开出生证明」是他亲手写进《科学发现的逻辑》第二节的一句话。两张纸,一张是他最大的发明,一张是他最坚决的拒绝。换了谁,这句话都要改。
判词在前言、导读、结语三处,一字不差。
一个判词站不站得住,本书用了他的办法:事先写好推翻条件,然后去查。查的结果,两处收窄或加注,判词本身没倒。
你也可以对自己心里最坚信的一句话,做一次这样的检验。比如「我家孩子就是不爱学习」。
第一步,把它拆成几句:「我家孩子」「不爱」「学习」。
第二步,每一句找证据,也找反证:他真的什么都不爱学吗?他打游戏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去查攻略、背技能表?那算不算学习?
第三步,看查的结果:也许这句话要收窄成「我家孩子不爱学学校布置的那几门课」。收窄以后,这句话更准了,也更有用了:你知道该往哪里使劲了。
「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儿子高考没考好,四十八岁的老林在饭桌上喝了几杯酒,说了一句:「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妻子愣住了,儿子低着头没说话。
这一章用了一种做法:把一句判词拆成几句,像法官写判决书那样,一句一句去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拆一拆,不是为了驳倒老林,是为了让这句话变准。
「我」:说的是老林这个人的全部,还是他这些年做的某几件事?
「失败」:是和什么比的失败?和他心里那个「儿子一定考上名校」的蓝图比,还是和一个父亲该做的事比?
「父亲」:这十八年里,他做过的哪些事,是一个父亲的样子?每天送儿子上学,儿子生病时守了三个晚上,儿子第一次失恋时陪他在楼下走到半夜。
一句一句查下来,这句话多半要收窄:从「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收成「我对儿子高考的期望落空了,而且我可能在最后一年给了他太多压力」。收窄以后,这句话更准了,也更有用了:它指出了一件可以去改的事,而不是给一个人判了终身。
明天就能试的:等老林酒醒了,妻子可以陪他把这句话拆一次,把那些具体的事一件件说出来。然后,老林可以对儿子说一句收窄以后的话:「这一年我可能给了你太多压力,这一点我做得不好。」事先写好:说了以后,看父子俩接下来一周说话是不是多了一点。一个父亲公开收窄一次自己的判词,儿子学到的,是这本书最想交给他的那件事。
如果老林说不出口呢?那也别逼。一张写在纸上的收窄,也可以放在儿子的书桌上。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方式说,是那句「失败的父亲」,不要成为这个家里一句没人去查、却天天压着人的判词。
带走的话判词拆成三句,一句一句去查,第一句站住,第二句收窄一格,第三句加注一句;一个判断能被这样查,才配站在一本书的第一页。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是总账,五条判决终版合拢,左列遗产、右列收回两两配对。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本书给自己的判词也开了一次死亡证明的检验:未死,收窄一格,加注一句。
一栋老房子要翻修。工程师爬进墙里看了一圈,出来说:这房子的样子很好,大部分墙都结实,可是有三根承重梁有问题。一根是用错了料,一根是来路不明,一根是架在了一块会沉的地上,却被当成了坚硬的地基。
翻修的办法,不是把房子推倒,而是一根一根地换梁:换一根,看一看房子稳不稳,再换下一根。第 31 章讲过,这是他教的办法。本章就用他教的办法,来翻修他的房子。
这根梁是:一个理论,只能被判死,不能被判活;它经受住的检验,只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成绩单。
它的问题:它把知识当成一排等着被判决的犯人,每个犯人只有两种命运,被判死,或者暂时不判。一个理论在路上走了一百年,和它的土缠得越来越紧,这件事不进账。
本书的替换:全程档案。
一个理论,从出生到死亡,要有一份完整的档案。档案的第一页,是出生证明:它在哪片土里、沿哪条路长出来的。中间几十页,是它一路的经历:经受了哪些检验,在哪些土上站住了,在哪些土上打了折,和哪些东西缠在了一起。最后一页,如果有的话,才是死亡证明:死于哪一次撞墙,死因又成了哪个新问题的出生地。
这份档案,记下的是资格:路走了多长,土缠得多紧,在哪些土上有效。第 9、15 章说过:资格既不是事先的根据,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在路上一步一步挣来的,长在一片土上,土一换就要重新挣。
换上这根梁,他那面最硬的墙就不必再硬撑了:选一座五十年的老桥,不是归纳,是读这份档案。
这根梁是:新的理论从哪里来,不归知识论管;从问题到理论那一步,是盲目的尝试。
它的问题:它让知识的圈上,最要紧的那一拍变成了抽奖。好的猜想和坏的猜想,在出生这一刻没有分别,只能等检验来分。于是普通人只能等天才,天才没来,就只能等。
本书的替换:土里长。
一个新的理论,是路和土之间攒够了张力,逼出来的一个新形状。它没有配方,同样的土不一定在同一天逼出同一个猜想;可它有来历,它长在一片具体的土里,沿着问题指出的那条缝。土越厚,长出的猜想越好:一个了解孩子的母亲,第一个猜想多半就八九不离十;一个下过几万盘棋的高手,头几步候选多半就是好棋;一个带着一个别扭走了十年的物理学家,长出了相对论。
换上这根梁,他那张四格图可以改成这样:
问题一(路和土之间攒下的张力)→ 试探性的理论(顺着问题那条缝,从土里长出来)→ 排除错误(撞墙)→ 问题二(长在死亡现场),而且,排除错误的结果沉回土里,让土变厚。
最后那一句,是第三根梁的事。
这根梁有两头。下头是:知识立在一片没有底的沼泽上,沼泽只有「没有底」这一个性质。上头是:知识在朝一座先在的、云里的山顶爬。
它的问题:下头的土是一个空,不推,也不被房子改写;上头的顶是一个点,不动,等着被接近。中间只有一条路,一根一根打桩,一步一步往上爬。土和顶,都不长。
本书的替换,也是两头。
下头:会被压实的沼泽。知识下面确实没有岩床,他说得对。可这片沼泽是土,它有脾气,它在推:它决定了桩要打多深、用什么木头;它也会被房子改写:房子盖上去几十年,泥被压实,水路改道。一门学问的仪器、规矩、同行、「怎样才算测准了」的共识,都是这片土;它们推着理论长,也被长出来的理论改写。相对论长进了卫星定位系统,又被拿来检验它自己,这就是沼泽被房子压实。
上头:会移动的地平线。知识前面确实有一个方向,可它不是一座先在的山顶,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你往前走,它往后退;你走到了,眼前又有一条新的;你走的路,还会改变你看见的风景,甚至让你发现原来那片风景里有一处画错了,就像「同时」这个词被改写。
两头合起来:土会长,顶会退。中间那条路,不只是在一片死土上朝一个死点爬,而是和土、和前方的风景一起长。
三根梁换完,房子还是他的房子。批评还在,死亡证明还在,「什么情况下我算错」还在,零敲碎打还在,不许宣布到了山顶还在。本书一样都没拆。
变了的是:房子有了出生证明,梁有了档案,地基是一片活的土,前面是一条地平线。
可以把他的几句名言,照着换过的梁,重写一遍。本系列笛卡尔卷,重写过「我思故我在」;这里照那个样子,重写他的三句话。这是本书的重写,不是他的原话。
他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替我们去死。
本书接着说:也让理论替我们去生;把它的死因写回土里,让下一个理论长在那里。
他说:知识的增长,靠猜想与反驳。
本书接着说:知识的增长,靠在土里长出猜想,在路上反驳它,再把反驳的结果写回土里。
他说:科学立在沼泽上。
本书接着说:科学立在一片会被自己压实的沼泽上。
导论里那个学骑车的小满,现在可以用换过梁的四格图,再走一遍。
问题一:第一天,她跨上车,车一歪就倒。她本来以为「坐上去蹬就行了」,预期落空了,一个问题冒出来:怎样才不倒?这是路和土之间攒下的张力,这一格,他写了。
试探性的理论:第二天,她试着把车把往倒下的那一边扳。这个猜想,不是抽奖抽出来的,它长在她看哥哥骑车看了无数遍的那片土里,长在她玩了一年滑板车练出来的那份平衡里,长在爸爸头天晚上那句「眼睛看前面」里。这一格,本书替他补上了出生证明。
排除错误:扳得太猛,倒向了另一边。撞墙了。这一格,他写得最好。
问题二:怎样扳得刚刚好?这个新问题,长在上一次摔倒的现场:摔的方式,告诉了她下一步该怎么调。这一格,他也写了。
然后是他没写的那一笔:每一次摔、每一次调,都沉回了土里。她的腿更有劲了,她不那么怕了,她的身体慢慢记住了那个微妙的角度。到第十二天,土已经不是第一天的土了。这一笔,是回写。
还有一件事:到第十二天,小满的「会骑」,不只是「到现在还没摔倒」。它有了一份十二天的档案,和这辆车、这段路、这副身子缠紧了。明年换一辆大车,它要打个折,要重新挣。这是全程档案,不是一张成绩单。
四格加一笔回写,加一份档案,这就是换过梁以后的样子。
照他教的办法,换上去的每一根梁,也要写出它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这是本书给自己的三根新梁写的判负,属本书自拟。
全程档案这根梁:如果在同一片土上,一份详细的档案(出生证明、一路的经历、缠在哪些东西上),在帮人判断「该不该信这个理论」时,一再不比一张简单的成绩单(通过了多少次、多严的检验)更有用,那么这根梁就是多余的装饰,该拆。
土里长这根梁:如果在某一个领域里,一个在这片土里走了很久的人,他冒出来的头几个猜想,一再不比一个刚进门的新手好,那么在这个领域里,「猜想长在土里」这句话就站不住,那里的猜想确实更像抽奖。本书相信这样的领域不多,可相信不是证明,要查。
地平线这根梁:如果在某一个领域里,许多条完全不同的路,从完全不同的土里出发,一次次测出同一个值,越测越准,而且这个值从来不因为走的路不同而变,那么在这个领域里,他那座「山顶」的画就几乎一点不差。本书在第 37 章已经把这类情形算作「纠缠极厚极稳时的特例」,这里再说清楚:在这样的地方,本书的地平线要让位给他的山顶。
三根新梁都写了死因,这不是客套。一个翻修他房子的人,要是自己换上去的梁不许人挑,那他就是在用波普尔的名义,干阿德勒的活。
一个家里,也常常有三根这样的梁。
第一根:「孩子考砸了,就是没学好。」只看死亡证明。换成全程档案:这门课,他这学期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哪几章站住了,哪几章打了折?
第二根:「好主意靠灵感,想不出来就是想不出来。」只等抽奖。换成土里长:他在哪一片土里最容易冒出好主意?是和同学讨论的时候,还是一个人拼乐高的时候?多给他那片土。
第三根:「按老规矩来,规矩就是规矩」,或者「一定有一个最好的教育方法,我要找到它」。一头是死土,一头是山顶。换成:家里的规矩是一片会被日子改写的土,每学期看一看;最好的教育方法,不是一座等着被找到的山顶,是你和孩子一起往前走、一起走出来的地平线。
一根一根换,换一根,看一看家里稳不稳,再换下一根。
一个社团的新人培训。
一所大学的摄影社,每年招一批新人。培训的办法一直是老三样:新人交作品,老社员打分,分数低的就「不适合」;大家都说拍得好靠天赋,教不来;培训内容照着十年前的一本讲义来。每年招进来三十个,到年底只剩五六个。
这一章换了三根梁。拿来换这个社团的培训,正合适。
第一根梁,只开死亡证明:新人交一张作品,打一个分,低分就「不适合」。换成全程档案:每个新人从第一次拍照开始,把每一次的作品和一句「这一次我想试什么」存进一个相册,一学期结束时,看的是这一整本,不是某一张。
第二根梁,抽奖:好照片靠天赋。换成土里长:一张好照片,是在一片土里长出来的:拍过多少次,站在谁身边看过,拍之前有没有先想清楚要拍什么。把老社员带新人出去拍一次的机会,排进每周的日程。
第三根梁,没底的老规矩:十年前的讲义照用不改。换成会被压实的土:讲义每学期由新老社员一起改一次,新人提出的问题写进去,老规矩里不再管用的删掉。
明天就能试的:社长不必一次把三根梁全换,照第 31 章的办法,一个学期换一根。先换第一根:这学期不再用单张作品打分淘汰人。事先写好:学期末看留下来的新人,是不是比往年多;多了,下学期换第二根。一个社团的培训,也是一座可以一根一根换梁的房子。
如果老社员们反对,说「不淘汰,社团水平会降」呢?可以请他们一起定一张判负卡:留下来的新人,到第二学期末,作品的整体水平如果比往年同期低,就恢复原来的办法。把一场争论,变成一次事先写好的检验。
带走的话三根梁换掉,房子还是他的房子;只是有了出生证明,梁有了档案,地基活了,前面是一条地平线。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换梁:死亡证明→全程档案;抽奖→土里长;没有底的沼泽与云里的山顶→会被压实的沼泽与会移动的地平线。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两张都开,中间还要一份档案。他的三句名言,照换过的梁各重写一句(本书的重写,非他原话)。
本系列洛克卷有一种写法:把一个哲学家看见发生的地方,一处一处列出来,每处写三栏,他看见了什么,差哪一步,走过去会怎样。那一卷列了十九处。本章照这个写法,给波普尔列十八处。
先说一句为什么要列这么多。本系列有一条规矩:只有收回、没有看见的书,是打手写的,不是这套书。前面七编,本书一直在说他在哪里关门;这一章,把他开的门,一扇一扇地数清楚。数完你会发现,他开的门,比他关的多得多。
| # | 他看见了什么 | 差哪一步 | 走过去会怎样 |
|---|---|---|---|
| 1 | 心是探照灯,不是桶(第 4、10 章) | 灯是从哪里来的,灯光照过以后灯自己变没变 | 心和世界一起长,照一次,灯和被照的都改一点 |
| 2 | 观察总带着问题,「请你们观察」无法执行(第 20 章) | 问题长在哪片土里 | 观察和问题都有出生证明 |
| 3 | 知识不是存货,是一场还没打完的淘汰(第 12 章) | 活下来的也在长 | 知识是一份份全程档案,不只是一张张死亡证明 |
| 4 | 证实与推翻不对称(第 12 章) | 一个反例能否致命,看根有多深 | 反例来了,先看根,再决定签不签 |
| 5 | 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形状要有锋利的边(第 13 章) | 锋利的边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 分得清有根的大胆和没根的莽撞 |
| 6 | 「怎么都对」是病(第 3、14 章) | 另两种病:不看人,不回头改 | 三问卡:写死因,看见人,能被改一个字 |
| 7 | 好补丁带来新东西,坏补丁只遮羞(第 14 章) | 好补丁的新东西,是从哪片土里找到的 | 补丁是一次去土里找,找到了就是一次新的出生 |
| 8 | 科学始于问题,问题长在落空的预期里(第 20 章) | 从问题到理论那一拍,不是抽奖 | 圈上的第二拍,也有出生证明 |
| 9 | 新问题长在旧理论的死亡现场(第 6、20 章) | 死因写回土里,土变厚 | 死亡证明就是下一张出生证明的底稿 |
| 10 | 知识没有岩床,停下是因为够了(第 23 章) | 沼泽不只是「没有底」 | 沼泽有脾气、会推,还会被房子压实 |
| 11 | 基础陈述由一群人按规矩接受(第 23、24 章) | 陪审团、证据规则、仪器也是长出来的 | 判死的手续三问,而且手续会被受审的理论改写 |
| 12 | 不问谁该统治,问怎样不流血地换人(第 30 章) | 命名权、计算权,与「输了认账」的土 | 判错的通道修进规则,也修进土里 |
| 13 | 历史受知识增长回写,没人握着时刻表(第 29 章) | 不能预言,不等于看不见方向 | 读今天的土里在攒什么 |
| 14 | 预言改变被预言的事(第 29 章) | 这正是回写,他没把它带回知识论 | 知识论里也写出第三式 |
| 15 | 一次改一件,留退路(第 31 章) | 结果只记两栏;小改怎样攒出大改 | 四格账,小改的账是大改的出生证明 |
| 16 | 世界三人造、会长、回改世界一(第 34 章) | 造出来以后,后果不是「等着被发现」 | 世界三活在土里,土稳就像本来就在 |
| 17 | 自我是学来的,锚定在语言与故事里(第 36 章) | 学成以后不必坐上驾驶座 | 「我」一辈子都在长,自由在土里、在路上 |
| 18 | 概率属于整个处境,随处境改变;生物会挑环境、改环境(第 38、39 章) | 倾向不是世界本身的性质;知识里的尝试也不是盲目的 | 或然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开口;先动,后会 |
把这十八行从上往下读,能看出三件事。
第一件,他看见的东西,几乎都落在路上。十八行里,有一大半说的是「一先一后」:猜想与反驳,问题到新问题,一次改一件,历史被知识一步步改写。本系列一直说他的路写得最清楚,这张表是证据。
第二件,「差哪一步」那一栏,反复出现同一个词:土。灯从哪里来,问题长在哪片土里,根有多深,沼泽的脾气,陪审团是怎样长出来的,「输了认账」的土,世界三活在土里。十八行里,至少有十二行差的是土。
第三件,他离发生学最近的几行,第 9、13、14、16、18 行,恰恰都是他写出了回写的地方:死因写回、知识回写历史、预言回写被预言的事、世界三回改世界一、生物回改环境。而这些回写,没有一处在他的知识论核心里。
三件事合起来,就是本书的判词:他看见了路,看见了长;缺的是土;他写出过回写,却没带回自己的方法。
还有第四件事,看的不是表里写了什么,是这些看见出现在哪里。
表里最靠近发生学的那几处,很少出现在他最有名的那几本书的正文里。宽容的悖论,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一条注释里;「情境的逻辑」给音乐开出生证明,在自传讲音乐的一节里;「自我是学来的」,在他七十多岁和一位神经科学家合写的书里;「主动的达尔文主义」,在一次讲演里;「倾向的世界」,在他将近九十岁的一次讲演里;「让理论替我们去死」,散在晚年许多篇文章里。
他的中心,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证伪、不对称、划界。他的边缘,是注释、自传、讲演、晚年的小文章。越往边缘走,他越靠近发生学。
这和本书第 7 章说的那个反差,是同一件事:他活出来的,比他写出来的懂得多;他在边缘写出来的,又比他在中心写出来的走得远。所以本书一直照本系列的一条读法:从边缘往中心读,拿边缘的光,回照中心。
十八行没装下的,还有三处,本书补在这里。
一处在木匠铺。第 5 章讲过:老师傅说「我什么都知道」,年轻的他从这里学到的,是自己知道的东西有多么少。这份「所知有限」,后来长成了他整座知识论的底色。本系列说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和这一课是一个意思。
一处在自传讲音乐的那一节。第 18、22 章讲过:他用「情境的逻辑」给复调音乐开过一张像样的出生证明:一段不许改动的旋律,一个要丰富又不许改的难题,逼出了一种新形式。这是他离「给新东西开出生证明」最近的一次,只是没有带回知识论。
一处在宽容。第 32 章讲过:宽容要有边,而宽容的根在「我可能错」。他把知识论和对人的态度,在这里接上了。
三处加上表里的十八处,一共二十一处。一个哲学家看见了二十一处发生,这在本系列写过的人里,属于多的。
还要说一句。这张表的第二栏「差哪一步」和第三栏「走过去会怎样」,是本书的;第一栏,全是他的。
没有第一栏,第二、三栏无从写起。他在每一处停下的地方,都已经走到了门口,本书只是推了一下门。本系列德勒兹卷有一句话,用在这里也合适:不说发生学超过了他,说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那两步。
给你身边一个你不太服气的人,也列一张这样的表。
一位你觉得太严厉的老师,一位你觉得太保守的上司,一位你觉得太唠叨的长辈。先写第一栏:他看见了什么?这一栏要写足,至少写五处。写不出五处,说明你还没看清他。然后再写第二栏:他差哪一步?
你会发现,写完第一栏,你对这个人的气已经消了一半;写第二栏的时候,你写出来的,不再是抱怨,是一个你可以帮他往前走一步的地方。
给父母六十岁生日写一张表。
母亲六十岁生日,女儿想写点什么,写来写去都是「辛苦了」「谢谢您」。她想起这本书第 43 章那张三栏的表,决定给母亲写一张。
第一栏,她看见了什么:母亲一辈子看见的、做对的那些事。女儿写着写着,写出了十几条:母亲在女儿十岁那年,顶着全家的反对,让她去学了她喜欢的画画;母亲下岗以后,没有抱怨,去夜校学了会计;母亲一直说「借人的东西要早还」,自己一辈子没欠过谁。
第二栏,差哪一步:写得很少,也写得很小心。母亲总是替别人想得太多,替自己想得太少;母亲对女儿的婚事着急,有时候说话太直。
第三栏,走过去会怎样:如果母亲也替自己想一想,这个家也许会更轻松;如果母亲说话慢一点,女儿也许会更愿意跟她说心里话。
女儿写完,发现第一栏比后两栏长得多。这正是第 43 章说的:他开的门,比他关的多得多。一个人,也是这样。
明天就能试的:在生日那天,把第一栏念给母亲听,一条一条念,念具体的年份和事。第二、三栏,不念,留着,找一个安静的时候,挑其中一条,轻轻地说。事先写好:如果母亲听完第一栏,说了一句「你还记得这件事啊」,这张表就做到了它该做的事:让一个人看见,她这一辈子开过多少扇门。
带走的话他开的门,比他关的多得多;每一处停下的地方,都已经走到了门口,只差推一下。
开门还是关门:十八处开门,差的那一步里至少十二处是土。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这张表本身,是给他的思想开的一份全程档案。
本系列怀特海卷开过一个先例:遇到离本系列最近的思想家,专设一章,写本系列要向他学什么。波普尔离本系列的方法极近,近到这一章不写,本书就不诚实。
先说一句总的:这套书的许多规矩,骨头是他的。本系列 130 年卷说他的回写是「进了手艺,丢了名字」;在这套书的手艺里,本书把他的名字写回去。
这套书每一卷,都要写出判词的推翻条件:出现什么情况,这句判词就错了。马哲卷附了五十几句的判负卡,皮尔斯卷写了三条推翻办法,这一卷给每一编都附了一张。
这条规矩,是他的。他说,一个说法要是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它就什么也没说。本系列把这条规矩,用在了自己身上。
本书在前言里就写下了判词的两条推翻条件,然后在第 15、22 章专门去查,查的结果照实写进书里:判决一收窄一格,判决二加注一句,都登记进了「自认最弱处」。
这是他在一九七八年做过的事:一个判断下错了,公开改口,说清楚错在哪里。本系列齐克果卷做过,这一卷也做了。
还有一样,是他在医学、心理学里留下的手艺:事先写好检验的办法,不许先看结果、再决定什么算失败。本系列作者王德生博士立过一条判读纪律,要求凡是拿「没有发现差异」去判一个说法死刑,必须事先写好、写清看得见多大、写清范围。第 16 章讲过,这条纪律是把他的规矩用得更彻底,骨头仍然是他的。
本系列有一句话: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谁宣布完成,这一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发生学自己,也只是一站。
这句话,和他那座「谁也不许宣布自己到了山顶」的山,是同一种谦虚。本书在第 37 章不同意那座山是先在的,却完全同意他不许任何人宣布到了山顶。这份不许,发生学要一直守着,守到它自己身上。
这一条最要紧,本书要多说几句。
第 3、14 章讲过:阿德勒的理论什么都能解释,所以什么也没说。
发生学有没有这个危险?有,而且很大。「一切都是长出来的」,这句话听上去就有点像「一切都是自卑感」:一个理论成了,是它长得好;一个理论失败了,是土不对;一个孩子学会了,是路走对了;一个孩子没学会,是土还不够厚。怎样都能说圆。
要是发生学变成这样,它就是第二个阿德勒。波普尔那把刀,第一个要砍的就是它。
所以本系列要向他学的最要紧的一条,是:发生学的每一个具体判断,都要写出死因。说「这个想法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要说清楚:什么样的证据出现,就说明它不是从这里长出来的。说「资格是在路上挣来的」,要说清楚:一个走了很长的路、缠得很紧的理论,要是在同一片土上一再输给一个刚冒出来的理论,这句话就要收窄。
本书自己也照这个做了:每一编的判负卡,就是写给发生学自己的死亡证明。本书第 21 章说爱因斯坦的出生证明里有「专利局的时钟」,同时注明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第 34 章把他的三个世界对上三块地,同时标了「待验」。
一句话:发生学要开出生证明,也要让出生证明能被开死亡证明。
发生学要长出自己的理论,也要让它们替自己去死。
第 42 章把他那句话重写过:也让理论替我们去生。可是本书不删他原来那一半。一个发生学的判断,写出来,就放进世界三,让别人来挑错;挑死了,死因写回土里,发生学自己也就长了一截。一个学说要是舍不得让自己的判断去死,它就只剩下自己,那正是阿德勒的样子。
这套书的每一卷,都有一编叫「用得上」,把哲学放回教育、健康、事业里去。这一编怎么写,也要向他学:不给一张教育改革的蓝图,不给一套人生的总方案,只给一件件明天就能试的小事,而且每一件都事先写好「试多久,出现什么情况就算没用」。第十一编会照这个写。
还有一条,小到常常被忽略:这套书的每一章,都从「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开头。
为什么这样开头?因为一章书要让普通人读进去,得先让他碰到一个落空的预期:你以为孩子会喜欢那个礼物,他没有;你以为那份体检报告能说明一切,它没有。一个落空的预期,冒出一个问题;有了问题,读者才知道这一章要照哪里。
这正是他说的:科学始于问题,不始于观察;「请你们观察」是一句没法执行的话。一本书如果从「某某哲学家生于某年、著有某书」开头,就是在对读者说「请你们观察」。本系列从读者自己的问题开头,这条写法,骨头也是他的。
本书只在他这条规矩后面多做一件事:每一个开头的问题,都尽量写清它是从哪片日子里长出来的:一个家长群,一张体检单,一辆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问题有了出生地,读者才认得出,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条,来自世界三:一个想法只在心里,别人没法批评它;写下来、说出来,它才能被挑错。
本书自己,就是这条规矩的产物:每一批写完,都附一张交接卡,把埋下的小旗、要核实的史实、待裁的事项写下来,交给作者审读。写下来,才能被查;被查,才能改。
不妨设想一下:要是他读到这本书,会说什么?
他大概第一句就会问:你这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本书的回答是:每一编末的判负卡,前言里判词的两条推翻条件,第 42 章给三根新梁写的死因,附录里的「本书自认最弱处」。他也许不满意,也许会指出其中某一条写得太松,那正是本书要的。
他第二句大概会说:你说的出生证明,说到底还是心理学、历史学,不是知识论;你把它们混在一起,是在走回我拼命挡住的那条路,让一个想法的来历替它作证。
本书的回答分两层。第一层:本书从头到尾没有拿出生证明替一个想法作证。第 19 章说得清清楚楚:判对错的时候,不看出生证明。第二层:出生证明记的,主要不是一个人的心事,是公开的路和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仪器、争论;记下这些,是为了理解一个想法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下一个好想法该去哪里等。这件事,他在自传里做了一辈子。
他第三句也许会说:你那片会被压实的沼泽、那条会移动的地平线,会不会让人觉得什么都没准,最后走向「怎么都行」?
本书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土稳的地方,发生学说的就是「稳」;它只是不许把稳当成本来就在。第 44 章那一条,发生学要防的正是变成第二个阿德勒,也不许变成「怎么都行」。这一条,本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这三问三答,是本书想象的,不是他的原话,写在这里,是为了让这本书在他面前站一站。
学他,最简单的一件事是:给你最坚信的一个想法,写一张判负卡。
比如你坚信「孩子多读书就会变聪明」。写一张卡: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承认这句话要收窄?比如:孩子读了一年书,读的都是同一类,说话、想问题一点没变;比如孩子读得很多,却从来不和人讨论读到了什么。
写完这张卡,你不会放弃「多读书」,你会把它改得更准:多读、读杂、读完要说出来。
一位老师给自己的教学方法写判负卡。
中学语文老师周老师,教了十年书,一直用一种她很得意的办法:每节课前十分钟让学生背诵。她相信这个办法让学生语感好、基础牢。这学期,她读了这一章,决定给自己的这个办法,写一张判负卡。
这一章说,发生学最大的危险,是变成第二个阿德勒:一个说法怎么都对,就什么也没说。一个老师对自己最得意的办法,最容易这样:学生考好了,是背诵的功劳;学生考不好,是背得还不够。
周老师的判负卡写了三条。第一条:如果连着两个学期,背诵最认真的那些学生,作文和阅读的成绩并不比别人好,这个办法就要收窄,只留在它真有用的地方。第二条:如果学生在问卷里多数说「背的时候不知道在背什么」,就说明这个办法在碰的那块地上没通,要改成先讲再背。第三条:如果这十分钟挤掉了学生提问的时间,而提问少了的班,理解题反而更差,就要把十分钟分一半出来给提问。
明天就能试的:学期开始时,把这张卡写好,锁在抽屉里。学期末拿出来,对照着看。事先写好:不管结果怎样,都照卡上写的办;卡上说要收窄,就收窄,不找补丁。周老师还可以做一件事:把这张卡给另一位同事看,请她学期末一起来对照。一张判负卡,自己一个人看,容易看松;两个人一起看,才签得下去。
如果学期末一条也没触发呢?那就说明这个办法经受住了一次检验,挣到了一份资格。第 15 章说过,这份资格长在这个班、这一学期的土上;换一个班,明年再写一张卡。
带走的话这套书的许多规矩,骨头是他的;发生学要开出生证明,也要让出生证明能被开死亡证明,否则它就是第二个阿德勒。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全为向他学:判负卡、公开收窄、预注册、不许封顶、防成第二个阿德勒、让理论替我们去死、零敲碎打、写下来才能被批评。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发生学自己也要开死亡证明;本书每编判负卡即此。
一个体系会怎样死?本系列有一套诊断的办法:先看它合不合三条判杀的原则,再看它最可能死于哪一种死法。这一章给他的体系下诊断,然后和发生学画五条分界线。
本系列判一个体系「该不该死」,看三条:它和世界不和谐吗?它还能生出新东西吗?它还会死吗?
第一条,和不和谐。他的体系和科学家的日常工作,大体是和谐的:做实验、找反例、事先写好检验办法,今天的实验室和医院都在这样做。不和谐的地方,在科学家怎样想出新东西、怎样判断一个反例该不该认,那一片土上。
第二条,还生不生。他的体系到今天还在生:预注册、判负卡、零敲碎打的政策试点,都是它的新芽。
第三条,还会不会死。这一条,是他的体系最了不起的地方:它给自己写好了死法。一个体系说出「出现什么情况我就错了」,它就一直是会死的,也因此一直是活的。
本系列洛克卷判过一个「会死的活体系」:康德的体系因为不会死,所以死了;洛克的体系因为会死,所以活着。波普尔的体系,是这套书里写到的最自觉地「会死」的一个体系。这是它最大的长处。
本系列列过五种死法:只有一维活着的,叫单维死;只许走一条路的,叫路径死;长出来的东西不回头改土的,叫回写死;宣布自己完成的,叫封顶死;永远不会错、因此死掉的,叫无死法死。
后两种,他都不沾:他不许任何人宣布到了山顶,他的体系给自己写好了死法。
路径死,他也不大沾:他反对历史只有一条路,反对只按一张蓝图走。
他的主死法,是单维死:三样东西里,路活得最足,形状是筛剩的、一长成又被请上先在之位,土在他的知识论里缺席。一个只靠一维撑着的体系,路再清楚,也会越走越窄,最后只剩下一台只会判死的机器。
他的次死法,是回写死:在他自己的方法里,理论不回头改写检验它的土。
诊断下来:主死法单维死,次死法回写死;封顶死、无死法死不沾。
一个体系死于单维,不是被推翻,是走窄。救它的办法,不是拆掉那一维,是把另外两维请回来:把土请回知识论,把回写请回方法。第 42 章换的三根梁,就是这样一次救治。
他离发生学很近。越近的邻居,越要把分界写清楚;分界写不清,判词就不成立。本系列怀特海卷和过程哲学画过五条线,本章照样,和批判理性主义画五条。
第一条,死亡证明,对全程档案。他那里,一个理论的命运只有两种:被判死,或者暂时不判。发生学这里,一个理论有一份从出生到死亡的档案,中间记着它挣到的资格。
第二条,抽奖,对长出。他那里,新理论是盲目尝试的产物,好坏要等检验来分。发生学这里,新理论是路和土之间的张力逼出来的,有来历,土越厚长得越好。
第三条,没有底,对会被压实。他那里,知识下面是一片只有「没有底」的沼泽。发生学这里,那片沼泽有脾气、在推,还会被长出来的知识改写。
第四条,规则,对土。他那里,判错权修进了规则:选举、任期、公开批评。发生学这里,判错还要修进土里:认错的代价、脸面、命名和计算,一片一次次种出来的土。
第五条,山顶,对地平线。他那里,真理是一座先在的山顶,我们一步步接近它。发生学这里,前面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走的路会改变看见的风景。
五条线,每一条的左边都是他的,右边都是本书的;而每一条右边,都是从左边那一格往前推了一步,没有一条是从别处凭空搬来的。
还有几位和他很近的人,在本系列里各有一卷,这里各画一笔,免得钉子钉重。
皮尔斯。本系列皮尔斯卷讲过,皮尔斯和波普尔一样,是一个可错论者:没有什么知识是最后的。可皮尔斯做了一件波普尔不肯做的事:他给猜想的产生,起过一个名字,叫「溯因」,看见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猜一个能解释它的假说,他认为这一步有它的逻辑。皮尔斯卷还说,皮尔斯把习惯讲成了回写,讲得最早也最清。所以,在「出生证明」和「回写」这两件事上,皮尔斯比波普尔走得远;本书第四编关上的那扇门,皮尔斯推开过一条缝。
杜威。本系列高鹏讲杜威卷讲过,杜威一生讲探究:遇到问题,提出假设,试,看结果,改。这和波普尔的四格图很像;两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维也纳,结论几乎一样,本系列 130 年卷也说过。分别在于:杜威把回写当成了他的中心,只是回来的结果只记一栏;波普尔把死亡证明当成了中心,回写散在社会和生物里。
休谟。本系列休谟卷说他「绕山」。本书同意,并且补了一句:他绕到山那边以后,拿到的是一张成绩单。
这三笔,都和前卷一致。
最后说一句他的体系今天的样子。
在哲学系里,他常常被说成「过时了」:库恩之后,很少有科学哲学家还完全照他的说法讲科学。可是在实验室里、医院里、政策试点里,他的手艺活得好好的:事先写好检验办法,找反例,一次改一件。本系列 130 年卷说,这叫「进了手艺,丢了名字」。
用本章的诊断来看,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一个死于单维的体系,作为一整座理论大厦,确实会越走越窄;可它那一维,路,写得太好了,好到被拆下来、装进了别人的房子里,一直在用。他的体系没有死于被推翻,它的那根最好的梁,被搬走了。
本书做的,是把这根梁搬回来,再配上另外两根,让它重新成为一座房子。
给你自己的一个「体系」做一次死法诊断。
你一定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怎么带孩子,怎么管钱,怎么和人打交道。拿本章的五种死法去量一量。
它会不会死?你能说出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说不出来,小心无死法死。
它只有一维活着吗?比如带孩子,只看成绩,不看孩子的土(身体、心情、朋友),也不看你们一起走的路。小心单维死。
它回不回头改?这几年,孩子的哪一次变化,让你改过你的带法?一次都没有,小心回写死。
它是不是已经被你宣布「就这样了」?小心封顶死。
一套体系诊断出一种死法,不是坏事,是一个提醒:去把缺的那一维请回来。
一个快散了的读书会。
一个办了十年的读书会,最早有二十几个人,现在每次只来四五个。发起人老冯很伤心,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这一章给一个体系下死法诊断:三条判杀原则,五种死法。拿来给这个读书会看一看。
它会不会死?这个读书会十年来从没说过「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调整」,只是一直照着办。这有一点「无死法死」的味道:它不写自己的死因,于是只能慢慢地散。
它是不是只有一维活着?十年里,书单一直是老冯一个人选,选的多是他喜欢的那一类。只有一个人的口味在长,别人的都没进来:这是单维死的样子。
它回不回头改?每次读完,大家说说感想就散了,从没把讨论的结果带回下一次选书、下一次的办法里:这是回写死。
它是不是已经被宣布「就这样了」?老冯常说「我们这个读书会的风格就是这样」:这有一点封顶死。
四种死法里,沾了三四种。诊断出来,不是坏事,是一个提醒:去把缺的几维请回来。
明天就能试的:下一次读书会,老冯先说一句:「我想请大家一起给读书会做个体检。」然后做三件事:书单改成每人轮流推荐一本;每次结束前留十分钟,只讨论「下次我们怎么读会更有意思」,记下来,下次照着改一处;再约定一张判负卡:「半年后,如果每次来的人还是不到八个,我们就换一种形式,比如改成线上,或者改成一起去一个地方。」事先写好这张卡。一个读书会,给自己写好了死法,反而活得久。
带走的话他的体系是这套书里最自觉地「会死」的一个,这是它最大的长处;它最可能死于只有一维活着,救它,是把土和回写请回来。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诊断:判杀三原则皆过(和谐大体、仍在生、会死);主死法单维死,次死法回写死;封顶死、无死法死不沾。五条分界线画清。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他的体系给自己写好了死法,这是它活着的原因;本书给它补的,是另外两维的出生证明。
一个思想家死了以后,他的思想并不跟着死。后来的人会接住它,改它,拆它,把它带到他没去过的地方。本系列有一个看法:身后的人,多半每人只撬了他的一只盖子。
这一编四章,选了八九个人和一个国家,每人一节写四件事:他从哪只盖子下手;接住了哪一维,形状、路、土、还是回写;他自己又焊了什么;按四种结局归类,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四种结局,先用大白话说一遍。跃迁,是撬开盖子以后,长出了一片新的东西。内卷,是在原来的框子里越做越细,框子本身没动。轮回,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要反对的那个样子。耗散,是盖子撬开了,东西也散了,什么都没留住。
第 46 章讲库恩和拉卡托斯,第 47 章讲费耶阿本德和巴特利,还有一位给老师开了死亡证明的学生。第 48 章讲把他的手艺带进实验室、脑科学、市场的几个人。第 49 章讲他到了中国,并在编末附一张四结局的归类表。
你在一家公司干了几年,渐渐发现一件事:公司里的人,大部分时间并不在「挑战老板的战略」。大家在战略定好的框子里,一件一件地解决问题:这个客户怎么谈,那个流程怎么改。偶尔有人说「我觉得整个方向错了」,多半没人理,甚至被当成捣乱的。直到有一天,市场变了,原来的方向一个接一个地撞墙,撞得多了,公司才开始认真讨论要不要换个方向。换了以后,大家又回到新框子里,一件一件地解决问题。
一九六二年,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出身的科学史家,写了一本书,说科学也是这样。他叫库恩。
库恩的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他说,科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他叫作「范式」的东西里进行的:一套整个学科都接受的基本理论、方法、仪器和范例。在范式里工作的科学家,做的事叫「常规科学」,像解谜题:谜题的规则是定好的,要做的是在规则里找到答案。遇到一个对不上的结果,科学家通常不会说「理论错了」,而会说「我还没做对」。
只有当对不上的结果越积越多,多到整个学科都觉得不对劲,才会进入危机;危机里,有人提出一个全新的范式;新旧之间的争夺,最后以新的胜出告终,这叫科学革命。革命以后,新的常规科学开始(大意见《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九六五年夏天,伦敦开了一场国际会议,库恩和波普尔当面交锋。库恩的发言,题目大意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第 1 章插过一面小旗,说波普尔的自传里有一节,标题问的是「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两个标题几乎是镜子里的对照,这场争论的要害,就在这几个词之间。
波普尔的回应,大意是:库恩描述的那种「常规科学家」,确实存在,可那是一种危险,是没受过好教育、不会批判的科学家;科学不该是那个样子(大意见他为那次会议写的回应文章)。会议的文章后来编成了一本书,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里被读得最多的书之一。
库恩撬的,是判决三那只盖子:判错站在哪片土上。
波普尔说,一个反例就能推翻一个理论。库恩说,在真实的科学里,一个反例几乎从来推翻不了一个理论;反例被放在一边,等着以后解决,因为整个学科都站在一片土上:一套共同的训练,一套共同的仪器,一套共同的「什么算一个好问题」。这片土,就是范式。判错能不能发生,要看这片土让不让。
用本书的话说,库恩接住了土。本系列休谟卷说过:库恩把科学描述成了一条有阶段的路,常规、反常、危机、革命,而不是一堆证据的静态堆积,这已经是一种发生的眼光。他接住了土,也接住了路。
可是库恩也焊了一处。
他说,新旧范式之间,常常「不可通约」:用的词意思变了,看问题的方式变了,两边的人说话像隔着一堵墙;一个科学家从旧范式换到新范式,有时候像一次格式塔的转换,像一幅图忽然从鸭子看成了兔子。
用本书的话说:两片土之间,他画了一道跳。从旧范式到新范式,没有一条一步一步走过去的路,只有一次转换。可是第 21 章讲过,爱因斯坦的那一步,有十年的路:追光的别扭、一个读书会、一屋子时钟。新范式也是长出来的,它长在旧范式的土里,长在旧范式攒下的那一堆别扭里。
库恩的「不可通约」,后来他自己也一再修改、收窄过(据通行的科学哲学史记载)。
结局:跃迁。库恩撬开的那只盖子下面,长出了一大片新的研究: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对实验室日常的研究。他把科学放回了一群人的土里。
本系列 130 年卷另有一章专讲库恩,这里只写他和波普尔的那一段。
把这场争论放到三块地上看,会看得更清楚。
波普尔说的,是规矩:一个科学家应当怎样做,什么样的做法算理性。这是想的那块地。
库恩说的,是一群人实际上怎样过日子:学生怎样被训练,同行怎样互相认可,一个学科怎样守着自己的一套做法。这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也是碰的那块地。
库恩后来补充过一个说法,很值得普通人记住。他说,一个学生学会一门科学,靠的主要不是背定义、背规则,而是一道一道地做课本上的例题:做多了,他就学会了「看出」一道新题和哪道老题长得像,该用哪一套办法(大意见《科学革命的结构》后记)。他管这些例题叫「范例」。
这件事,每一个学过开车的人都懂。考驾照的时候,你背过交规,那是规矩;可你真正学会开车,是在教练场上一遍一遍地倒库、侧方停车,是在路上一次一次地碰到各种情形。规矩写在想的那块地上,会开车长在碰的那块地上。
波普尔和库恩争了一辈子,一个站在规矩那块地上,一个站在范例那块地上。本书说:两块地都是真的,而且缠在一起。规矩要在范例里长出来,范例要被规矩检查。只看规矩,科学成了一本法典;只看范例,科学成了一种习惯。
还要替波普尔说一句公道话。
库恩描述的常规科学家,确实是大多数科学家的样子。可波普尔那句「这是一种危险」,并不是一句气话。一个学科如果只训练学生在框子里解题,从不训练他们怀疑框子,那么危机来的时候,这个学科里就没有人能认出危机,更没有人能提出新的框子。他警告的,是一片只会长出解题者、长不出怀疑者的土。
这一条,今天的教育仍然要听。一个孩子如果只会做例题,从来没被问过「这道题要是题目本身出错了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常规科学家,也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常规科学家。
所以两人各说对了一半:库恩说出了科学实际上怎样过日子,波普尔说出了科学为什么不能只这样过日子。
伊姆雷·拉卡托斯,匈牙利人,一九五六年以后流亡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成了波普尔的同事,一度是他最得力的传人。
他看到了库恩那一击的分量,想在两人之间找一条路。他说,科学里真正的单位,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理论,而是一个「研究纲领」:中间有一个大家不轻易动的「硬核」,外面围着一圈可以修改的辅助假设,像一条保护带。遇到反例,科学家改的是保护带,不是硬核。
那么,什么样的纲领该留,什么样的该弃?他说:看它改保护带的时候,能不能长出新的、后来被证实的预言。能,它就是「进步的」;只是为了挡住反例而改,什么新东西也长不出来,它就是「退化的」(大意见他关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论著)。本系列休谟卷也讲过这一处。
拉卡托斯撬的,是判决一那只盖子:活下来的理论,能不能挣到资格。
在他那里,一个纲领要看一段长时间的表现:它这些年长出了多少新预言,兑现了多少。这已经很像本书说的「全程档案」了:不看一次检验的生死,看一段路上的成长。一个纲领在一段路上越走越宽,它就挣到了继续被信任的资格。
他还有一本书,写的是数学,书名直译是《证明与反驳》,副题叫「数学发现的逻辑」。书里用一场课堂上的对话,讲一个数学定理怎样在一次次反例、一次次修改定义、一次次调整证明里,慢慢长成最后的样子(大意见《证明与反驳》)。
请注意这个副题:数学发现的逻辑。第四编说,波普尔关上了「发现有没有逻辑」那扇门;他的学生在数学这一小块地上,把门推开了一条缝。这本书,几乎是一张数学定理的出生证明。
可是拉卡托斯也焊了一处。
他说,科学史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内史」,按照方法论能讲得通的那部分,理论怎样一步步长;一种是「外史」,社会、政治、个人的那部分。他认为内史是主干,外史是注脚(大意见同处)。
用本书的话说:他接住了路,把土又放回了注脚里。一个纲领为什么在那一年、那个国家、那群人手里长得快,这在他那里是「外史」,是次要的。
还有一处:他说一个纲领是进步还是退化,要看一段时间;可是看多长?一个退化了十年的纲领,第十一年可能又活过来。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判断常常只能事后才下(据通行记载)。
结局:内卷。他在波普尔的框子里,把证伪做得更精细、更聪明,框子本身没动。例外是那本《证明与反驳》:它在数学这一小块地上,差一点就是一次跃迁。
拉卡托斯一九七四年去世,五十一岁。他和波普尔晚年闹得很僵(据通行记载)。
公司里的「常规科学」。 回到本章开头那家公司。学库恩:大部分时间在框子里解决问题,这不是没出息,这是一个组织能运转的样子。可是要给「对不上的结果」留一个本子:每一个撞墙的案例都记下来,不急着解释掉。本子厚了,就是一次换方向的出生证明。
给一个项目打分。 学拉卡托斯:别看一次成败,看一段时间:这个项目这半年,每一次调整以后,有没有长出新的东西?还是每一次调整都只是在给上一次的失败找理由?前一种是进步的,值得继续;后一种是退化的,该认真考虑停下。
带走的话库恩撬开了判错站在哪片土上,自己又在两片土之间画了一道跳;拉卡托斯给证伪打了一个聪明的补丁,接住了路,又把土放回了注脚。
开门还是关门:库恩接住土与路(范式、有阶段的路),焊了一处(不可通约,两片土之间的跳),结局跃迁;拉卡托斯接住路与资格(研究纲领、全程表现、数学发现的逻辑),焊了一处(外史作注脚),结局内卷。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库恩说死亡证明要看一整片土让不让签;拉卡托斯在数学里给定理开了出生证明。
一个孩子被父母管得很严,什么都有规矩。长大离家以后,有两种走法。
一种,是把所有规矩一把扔掉:没人管我了,我想怎样就怎样。这种走法很痛快,可常常过不了几年,日子就散了。
另一种,是一条一条地看这些规矩:哪条是有道理的,留着;哪条是没道理的,改掉;连「规矩要不要有」这件事本身,也拿出来想一想。这种走法慢,也累,可日子慢慢有了自己的样子。
波普尔的学生里,有两个人,正好走了这两条路。
保罗·费耶阿本德,维也纳人,年轻时在伦敦跟过波普尔一段时间,后来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一九七五年,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反对方法》。他说:科学史上最伟大的那些突破,几乎每一个都违反了当时公认的方法规则,也违反了波普尔的规则。伽利略用望远镜看天,他的对手们有很好的理由不信他:那时还没有一套被人接受的光学理论,能说明望远镜看到的东西是真的,而不是镜片造出来的假象。伽利略赢了,靠的不只是证据,还有论辩的技巧、宣传,甚至一些当时站不住的辅助说法(大意见《反对方法》)。
他由此得出一个很出名的结论:如果非要说科学有一条不会妨碍进步的方法规则,那就只有一条,「怎么都行」(大意见同处)。
他撬的,是一只很大的盖子:方法本身。
波普尔有一条方法:大胆猜想,严格检验,一旦被推翻就放弃。费耶阿本德说,照这条方法,伽利略早该放弃;照这条方法,科学史上一半的突破都不会发生。
请看他举的那个例子:伽利略的望远镜,在当时之所以不被信,是因为一片还没长出来的土:一套能说明「镜片看到的是真的」的光学理论,一群愿意认这个结果的人。这正是本书判决三说的:判死站在一片土上,而土是长出来的。伽利略面对的,不是一次干净的检验,是一片正在长、还没长好的土。
用本书的话说,他接住了土,接住了路:新东西是在一片还没长好的土里,一步一步、磕磕碰碰地长出来的,不是照着一条规则走出来的。
可是他把盖子撬开以后,连锅一起端了。
「怎么都行」,说的是:没有任何一条方法规则是永远成立的。这一点,本书同意,土变了,规则也要变。可「怎么都行」也被读成了另一个意思:既然没有永远成立的规则,那么什么都可以,判错也就无从谈起。
用七个词说,这是把一个定型的方法打回了一锅粥。一锅粥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可是科学不能永远待在粥里:规则会在一片土里重新长出来,重新定型,重新被改写。费耶阿本德只看见了「定型会被松动」这一半,没去看「松动之后,新的定型怎样长出来」。
第 44 章说过,发生学要防两头:一头是变成第二个阿德勒,怎么都对;一头是变成「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站在后一头。
结局:耗散。盖子撬开了,东西也散了。他的书很好看,他对科学的傲慢的批评也有许多说对了的地方;可他自己没有留下一套能接着用的东西,这是他自己也乐于承认的。
费耶阿本德这个人,本身就很值得开一张出生证明。
他年轻时在维也纳学过唱歌,迷过戏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兵受了重伤,此后一辈子拄着拐杖(据他的自传与通行记载)。战后他在维也纳读物理,又去伦敦跟着波普尔读书,一度是一个很正统的波普尔主义者。后来他去了美国加州,在六十年代的伯克利,面对着一群来自各种文化背景、对西方科学并不买账的学生。他说,正是那几年,让他开始怀疑:凭什么用一套规矩,去判所有这些人的想法(据他的自传)。
一个经历过战争、在舞台上待过、在一个多种文化混在一起的校园里教书的人,长出「怎么都行」这个想法,一点也不奇怪。这张出生证明,替他的想法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他反对的,是一片土的规矩被强加到另一片土上。这一条,本书是同意的。他多走的那一步,是从「一片土的规矩不能强加给另一片土」,走到了「哪片土里都不该有规矩」。
说他「耗散」之前,要把他说对了的东西摆出来,而且这些东西不少。
第一,科学有它的傲慢。费耶阿本德一辈子都在反对一种态度:凡是不合现代科学规矩的东西,一律是迷信、是垃圾。他说,许多传统的医术、手艺、对自然的理解,里面有真东西,只是不合规矩。这一条,本书要接住,而且要写清楚条件:一样东西不合规矩,不等于它对,也不等于它错;它有自己的土,要到它的土里去看。
第二,新东西常常是在规矩外面长出来的。伽利略那个例子说明了一件事:一个新想法刚冒头的时候,站不稳,往往经不起当时最严格的检验,因为检验它所需要的那片土,还没长出来。要是那时候就照规矩把它判死,许多好东西会死在摇篮里。这正是本书说的「正在成形」: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第三,方法也会长,也会变。没有一套方法,是在所有的土里都照用的。这一条,本书前面一直在说。
三条都对,只是他往前多走了一步:从「方法会变」走到了「没有方法」。
威廉·巴特利,美国人,也是波普尔的学生,后来还帮他整理编辑了《后记》那几卷。
第 25 章已经讲过他:波普尔说,理性主义最底下,是一种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巴特利说,不必。理性主义不需要先被信,它只需要能被批评: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放到批评面前,包括「凡事要讲理」这一条本身。只要它经得起批评,就暂时留着(大意见他关于「全面批判的理性主义」的书)。
他撬的,是判决三的底:「非理性的决定」那一跳。
他接住的,是回写的一个角:批评可以回头落到批评自己身上,理性主义也可以被理性主义改写。
他焊了什么?第 25 章说过:他拿掉了那一跳,脚下却仍然是空的。批评可以一直往下推,推到哪里停?批评的人站在哪里?他没有给这片土一个正面的描写。
结局:跃迁的半步。他把老师最诚实、也最不安的那一处,往前推了一步;可是他推开的那扇门后面,他没有走进去。
这一章还要讲一个人,他不如前两位有名,做的事却最有波普尔的味道。
第 37 章讲过,他的「逼真度」定义被两位逻辑学家驳倒了:照那个定义,任何两个假的理论都比不出谁离真理更近。那两位逻辑学家里,有一位叫戴维·米勒,是他的学生,后来一直是批判理性主义最坚定的传人之一(据通行记载)。
一个学生,拿老师教的办法,给老师的一个定义开了死亡证明;老师承认了;学生一辈子仍是老师学派的人。
这件事本书不评判谁输谁赢,只想说一句:这是一个学派能给它的创立者的最好的礼物。本系列一直说判错权要能说「你错了」而且说了算;在一个学派内部,这件事很少发生,在这里发生了。第 26 章讲过他的讨论班上他脾气很坏;这件事说明,那片「认错不被踩死」的土,在他的学派里,至少长出过一小块。
离家以后的规矩。 回到本章开头那个被管得很严的孩子。如果你家孩子正在这个年纪,或者你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记住两个名字,代表两条路。
费耶阿本德那条路:规矩全扔。短期很痛快,要小心日子散掉。
巴特利那条路:一条一条拿出来看,连「要不要规矩」也拿出来看。慢,累,可日子会慢慢长出自己的样子。
本书再添一句:一条一条看的时候,别只问「这条有没有道理」,也问问「这条规矩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父母那条「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也许长在你十三岁那年的一个晚上,那天你很晚没回家,他们找了你一夜。知道了出生证明,你改它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说。
当老师、当师傅的人。 米勒那件事,值得每一个带学生、带徒弟的人想一想:你的学生,敢不敢给你开一张死亡证明?开了以后,你认不认?他还愿不愿意跟着你?三个问题都答「是」,你那里就有一片好土。
带走的话费耶阿本德把规矩全扔了,东西也散了;巴特利连理性也拿出来批评,却没说站在哪里批评;一个学生给老师开了死亡证明,老师认了,这是一个学派最好的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费耶阿本德接住土与路(新东西在还没长好的土里磕磕碰碰长出来),焊成一锅粥(怎么都行),结局耗散;巴特利接住回写一角(批评落回批评自身),脚下仍空,结局跃迁的半步;米勒给老师的定义开了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学派内部的一张死亡证明,签得干净,老师认了。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用了很多年的东西,你早就忘了它是谁发明的?
拉链,易拉罐的拉环,保温杯的双层真空。它们太好用了,好用到你每天用,却从没想过它们有一个发明人,有一个出生的年份。一样东西落回日子里落得太彻底,名字就丢了。
本系列 130 年卷替波普尔量过,说他的回写是「进了手艺,丢了名字」。这一章,看看他的手艺进了哪些人的手里。
彼得·梅达沃,英国的免疫学家,一九六〇年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一辈子推崇波普尔,说过的话大意是: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没有之一(据通行引述)。
他还做过一次很有名的广播讲话,题目大意是:「科学论文是一种骗局吗?」他说,科学论文的标准写法,是先摆方法,再摆结果,最后得出结论,好像科学家是老老实实地收集了一堆事实,结论自己冒了出来。这个写法是骗人的:真实的研究,往往是科学家先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大胆的猜测,然后设计实验去检验它。论文的格式,把「想法是怎么来的」这一段藏了起来(大意见梅达沃的讲话与文集)。
请注意他撬的是哪只盖子。他同意波普尔:科学不是从事实里溢出来的,是先猜再检验。可他又往前走了半步:他说论文把「想法怎么来的」藏了起来,这件事不对。他没有把出生证明写全,却说了一句要紧的话:出生证明被藏起来了。
他接住的,是出生证明的一角。结局:跃迁,在他自己的学科里。他把波普尔带进了一代生物医学家的实验室。
约翰·艾克尔斯,第 6 章那位在新西兰被波普尔教会「不怕理论被推翻」的神经生理学家,一九六三年得了诺贝尔奖。第 36 章讲过,他后来和波普尔合写了《自我及其大脑》。
他接住的,是死亡证明:他在自己的实验里一次次让假说去死,走得很远。他也接住了另一样东西:那位坐在大脑之上的驾驶员。他晚年比波普尔走得更远,更坚定地相信心灵是一样独立于大脑的东西(据通行记载)。
结局:在神经科学里,跃迁;在心和脑的问题上,他和老师一起守着那个驾驶座,那一半不算跃迁。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维也纳人,经济学家,一九七四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波普尔的老朋友:第 6 章讲过,是他帮忙在伦敦发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又替波普尔在伦敦经济学院谋了一个职位。
哈耶克有一个很有名的想法:社会里的知识,不是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的脑子里的,而是散在千千万万个人手里:一个农民知道自己那块地什么时候该下种,一个店主知道这条街上的人爱买什么,这些知识零零碎碎,很多说不出来,也没法汇总到一张表上。所以,任何一个想要从上往下把一切都规划好的机构,都注定缺了大部分知识(大意见哈耶克一九四五年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的文章)。他还讲过一种「自发的秩序」:许多规则和制度不是被谁设计出来的,是在许多人一次次的相处里,慢慢长出来的。
请看他撬的是哪只盖子:土。波普尔的知识论里,土只剩一个「没有底」;哈耶克说,知识长在一片散开的、零碎的、说不出来的土里,这片土比任何设计都厚。他也接住了路:制度是一次次相处里长出来的。
哈耶克的政治主张,在今天仍有很大争议,本书不在这里评判,只说他在知识这件事上接住了什么。结局:跃迁,在经济学和社会理论里。
乔治·索罗斯,匈牙利人,年轻时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读过波普尔的书,听过他的课(据通行记载)。后来他成了一位投资家,又办了一个大基金会,名字就叫「开放社会基金会」。基金会做了什么、该怎样评价,本书不去说它,那是另一类争论;这里只说他从波普尔那里带走的一个想法。
他提出过一个叫「反身性」的说法,大意是:市场里的人对市场的看法,会改变市场本身;改变了的市场,又会改变人们的看法。人们都觉得一只股票会涨,就去买,它就真的涨了;涨了,更多人觉得它会涨。看法和事实,在一个圈里互相推(大意见索罗斯关于反身性的论著)。
这不就是第 29 章那个俄狄浦斯效应吗?预言改变被预言的事。索罗斯把波普尔在历史哲学里的一个观察,搬进了金融市场,做成了一套投资的想法。用本书的话说,他接住的是回写:长出来的看法,回头改写它看的那片土。
结局:在他自己的那一行里,跃迁。
除了这几个人,他的手艺还进了许多地方,大多数已经不带他的名字了。
临床试验。今天要证明一种新药有效,要事先登记研究方案和主要指标,要设对照组,要算好样本量,结果出来以后,不许再改指标。这一整套规矩,骨头就是「事先写好什么算失败」。
心理学的重复危机。二〇一〇年代,心理学界发现,许多有名的实验结果,别人照着做一遍,做不出来。此后,事先注册研究方案,在许多领域慢慢推开了(据通行记载)。又是那条骨头:先写好,再看结果。
政策试点。一项新政策先在几个地方试,看效果,好的推开,不好的收回。这是零敲碎打。
日常的口头语。「你这个说法不可证伪」「你得说清楚什么情况下算你错」,已经进了普通人的嘴里。
这些都是他的手艺。它们落回日子里落得太彻底,名字就丢了。本书在第 44 章说过,要把他的名字写回这套书的手艺里;这一章,把他的名字写回这些手艺里。
医学里有一场二十世纪末兴起的运动,叫「循证医学」。它的意思,用大白话说是:看病用药,要看证据,而且证据分高低:随机对照试验比专家的经验高,许多试验合起来的分析又比一项试验高。它让许多靠经验、靠权威流传下来、其实没有用甚至有害的做法,被一一清了出去(据通行记载)。
这门手艺,骨头是他的:事先写好,找反例,不看权威看检验。
可是,这门手艺后来也碰到了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件事。一项试验,是在一群特定的病人身上做的:年纪多大,有没有别的病,住在哪里,吃什么。这些人身上成立的结果,放到一个八十岁、同时有三种病、住在乡下的老人身上,还成立多少?医生们后来越来越多地讨论这件事,讨论「证据」和「眼前这个病人」之间的距离(据这一领域的讨论)。
用本书的话说:试验开出的死亡证明和成绩单,是在一片特定的土上开出来的;土一换,要打折。一位好医生,要看证据,也要看眼前这个人站在哪片土上。本书不给诊疗建议,只说这个道理:一个结论有多可靠,要看它和你之间隔着多远的土。
还有一门手艺,普通人天天受它的保护,却很少听人提起。
一座桥、一栋楼、一台电梯、一个汽车的安全气囊,在交给人用之前,都要做一种测试:故意去破坏它。压到它断,撞到它瘪,拉到它裂,看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子坏掉。工程师们不是在找「它有多好」的证据,是在找「它怎样坏」的证据;找到了坏的样子,才知道安全的边在哪里。
这门手艺,比他的书早,却和他是一个方向:去找能打倒它的,而不是去找支持它的。本书只补一句:工程师每做一次破坏性测试,都会把坏掉的样子记下来,下一次设计就改一点。这些记录一代代攒下来,就是一门学问的土。死亡证明,在工程师手里,从来都是下一次设计的出生证明。
写一份家里的「发明人名单」。 家里有许多「一直这么做」的习惯:周日晚上一家人一起吃饭,每个月给爷爷奶奶打几次电话,孩子作业签字前要先自己检查一遍。每一个习惯,都有一个发明人,一个出生的年份。找个周末,一家人一起回忆:这个习惯是谁、哪一年、因为什么定下来的?
你会发现,有的习惯的发明人,已经不在了;有的习惯当初的理由,早就不存在了。前一种,值得郑重地记下来;后一种,值得一家人商量着改一改。一个习惯丢了名字,还能用;丢了出生证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改了。
带走的话一样东西落回日子里落得太彻底,名字就丢了;他的手艺进了实验室、医院、市场和日常的口头语,本书把他的名字写回去。
开门还是关门:梅达沃接住出生证明一角(论文把想法的来历藏了起来),跃迁;艾克尔斯接住死亡证明,也接住驾驶员,一半跃迁;哈耶克接住土与路(散开的知识、长出来的秩序),跃迁;索罗斯接住回写(反身性),跃迁。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进了临床试验、预注册、政策试点;出生证明,梅达沃说它被藏了起来。
一粒种子,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种进不同的土里,长出来的样子常常不一样。
波普尔的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中国,长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样子。
先说一件小事:他的名字。
在中文里,他有好几个名字:波普尔,波珀,波普。不同的译者、不同的出版社,在不同的年份,给他起了不同的中文名字。直到今天,几种译名还同时在用。
一个名字有好几个写法,本身就是一张小小的出生证明:它告诉你,这个人是在同一时期、从好几扇门、被好几群人分别请进来的,那几群人当时还没来得及商量好怎样叫他。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科学哲学著作被大量翻译进来。他的几本主要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还有他的自传,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先后出了中译本;也有学者编选了他的科学哲学文选(据出版记录)。
那是一个人们对「方法」特别饥渴的年代。许多年轻人读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读科学哲学,想找到一种新的看世界、做学问的办法(据当时亲历者的回忆)。波普尔的「证伪」「猜想与反驳」,就是在这样一片土里被读的。
还有一片更早一点的土。一九七八年,中国有过一场关于「检验」的全国讨论,这场讨论让「检验」二字,在许多中国读者心里有了特别的分量。几年以后,一个说「科学的标志是能被检验、被推翻」的外国哲学家来了,他的话落在这片土上,很多读者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这只是土的一部分,本书只作交代,不作比附:两件事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路。
在这片土里,他的思想里长得最快的,是那把刀:可证伪性。
九十年代以后,每当社会上出现各种神乎其神的说法,比如一些号称能治百病的功法、各种伪科学的宣传,常常有人拿出「可证伪」这把刀,问一句:你这个说法,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据当时的讨论)这把刀在中国的日子里,成了一件分辨科学与伪科学、分辨知识与骗局的工具。「证伪」这两个字,进了很多人的口头语。
长得慢一些的,是他的政治哲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全译本,比他的科学哲学著作晚了十多年才出版(据出版记录)。
而那句「我可能错,你可能对,我们一起努力,也许能离真理近一点」,在中文网络上流传得极广,许多人不知道出处,只把它当成一句好话抄在本子上。
还有一个地方,许多中国的研究生都在那里碰见过他:研究生的公共课。在不少高校的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一类课程里,他的证伪主义是必讲的一节,常常和库恩、拉卡托斯排在一起,一人一节(据许多高校的课程设置)。许多理工科的学生,一辈子读过的唯一一点科学哲学,就是这一节。
这一节,常常被讲成一条考点:「波普尔主张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标志是可证伪性」,背下来,考完,忘了。一把刀,在考场上被磨成了一句填空题的答案。这也是一片土给他的样子。
用本书的话说:同一粒种子,种在中国这片土里,长出来的是一个「以刀为主」的波普尔。死亡证明那一半,长得最旺;判错权搬进制度那一半,长得慢一些;世界三、倾向、主动的达尔文主义这些他晚年离发生学最近的东西,在普通读者那里几乎没长出来。
这不是谁的错,是土决定的。一片土急需一把能分辨真假的刀,它就先长出刀来。
前言里提过「摸着石头过河」和他的「零敲碎打」,两句话碰巧走到了同一个路口。这里补一句:这种相遇,是两片土各自长出来的形状,在某一处碰巧对上了,不是谁学了谁。
还有一件事,是在中国、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的:「可证伪」这把刀,有时候被用成了一根新的棍子。
一个人不喜欢某个说法,就说一句「这不可证伪,所以不是科学,所以是胡说」,然后就不再往下想了。诗、信仰、一个人对自己日子的理解、一门还在长的学问里那些暂时说不清的猜想,都可能被这一棍打下去。
第 14 章说过,这不是他的意思:他划的是「是不是科学」,不是「有没有价值」。可一把刀进了日子,就会被日子改写。当「可证伪」变成一句不许再问的口号,它就走回了它要反对的那个样子:一个不许被批评的说法。
这就是四种结局里的「轮回」:转了一圈,回到了原来要反对的地方。一九一九年,十六岁的他被一套「不许怀疑」的理论吓坏了;一百年后,他的刀有时候也被用成了一句「不许怀疑」的话。
好在这把刀自己带着解药:拿它问一问它自己,「你说这不可证伪所以是胡说,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算错?」一问,棍子就又变回了刀。
这一编写到这里,把身后各家归一归类:
| 人 | 撬了哪只盖子 | 接住哪一维 | 自己焊了什么 | 结局 |
|---|---|---|---|---|
| 库恩 | 判错站在哪片土上(判决三) | 土、路 | 两片土之间画了一道跳 | 跃迁 |
| 拉卡托斯 | 活下来的理论能否挣到资格(判决一);数学里的出生证明(判决二) | 路 | 外史作注脚 | 内卷(《证明与反驳》近于跃迁) |
| 费耶阿本德 | 方法本身 | 土、路 | 打回一锅粥 | 耗散 |
| 巴特利 | 理性的根是一次跳(判决三) | 回写一角 | 脚下仍空 | 跃迁的半步 |
| 米勒 | 逼真度(判决五) | — | — | 给老师开了死亡证明 |
| 梅达沃 | 论文藏起了出生证明(判决二) | 出生证明一角 | — | 跃迁(在他的学科里) |
| 艾克尔斯 | 让假说去死 | 死亡证明 | 守着驾驶员 | 一半跃迁 |
| 哈耶克 | 知识的土 | 土、路 | (本书不评其政治主张) | 跃迁(在他的学科里) |
| 索罗斯 | 俄狄浦斯效应 | 回写 | — | 跃迁(在他的那一行里) |
| 到中国 | 以刀为主 | 形状的边 | 刀有时被用成棍子 | 刀在长,棍子是轮回 |
从表里看,撬「土」那只盖子的人最多:库恩、费耶阿本德、哈耶克。本书第三至第五编说他的主病是缺土,身后的人用他们各自的办法,替他补了土。
最后,把这把刀放回一个最常见的场景里。
家长群里,有人转发了一篇文章:「某某食物,孩子天天吃,智力提高百分之三十!」底下一串点赞。
用刀的人会问:这个说法,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是在多少孩子身上、比了多久、跟谁比出来的?找不到这些,就先别信,也别急着给孩子买。
用棍子的人会说:「这不可证伪,一看就是伪科学。」然后退群。
两个人都没信这篇文章,可是结果不一样。用刀的人,给群里留下了一个问题,下次有人转发,大家会想起来先问一句;用棍子的人,留下的是一次争吵。
本书还想加一句,加在刀的后面: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在这个群里被一串点赞?因为这个群里的家长,心里都压着一个「孩子要比别人强」的焦虑。这是土。刀能挡住一篇文章,挡不住下一篇;要让群里少转这样的文章,得去碰那片土:家长们在焦虑什么,有没有别的办法缓一缓。
别让刀变成棍子。 下次你在一场争论里,想说「你这个不可证伪」的时候,先停一下,问自己两句:第一,对方说的,本来就是想当成科学的说法吗?如果他只是在说一种感受、一个信念,这把刀用错了地方。第二,我这句话,是想让讨论往前走,还是想让讨论结束?如果是后一种,你手里的已经不是刀,是棍子。
给孩子讲「证伪」。 可以这样讲:它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判决。它让你去问「什么情况下我算错」,然后去看;它不是让你一句话把别人打倒。一个问题,让人多想一步;一个判决,让人少想一步。
带走的话同一粒种子种进中国的土里,先长出了一把刀;这把刀有时被用成棍子,好在它自带解药:拿它问问它自己。
开门还是关门:到中国,以刀为主,死亡证明一半长得最旺,制度与世界三一半长得慢;刀被用成口号时,落入轮回。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进了中国人的口头语;出生证明,一个人有好几个中文名字,这本身就是一张小小的出生证明。
这一编两章,不讲技术,只问三件事:会说话的机器,证实了他的哪一条,又反驳了哪一条?工具不再是一件人人一样、可以不去管它的东西以后,他体系里哪一根梁最先晃?人和机器一起想问题、一起写东西,在他那里,有没有先声,有没有反例?
第 50 章讲一台什么都能说圆的机器,和它给归纳、给「怎么都对」、给世界三带来了什么。第 51 章讲猜想变便宜以后,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各由谁来签,并拔全书最后一面小旗:自我和会说话的机器。
你一定试过:问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个问题,它马上给你一段话,条理清楚,语气笃定,句句通顺。
再问一个它其实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它往往也马上给你一段话,同样条理清楚,同样语气笃定,同样句句通顺。有时候,里面有一两句是编的。
它什么都能说圆。第 3 章那位阿德勒,要是看见这台机器,大概会觉得找到了知音。
先说一件最大的事。
波普尔一生说:科学不靠归纳,从一堆例子里总结不出普遍的规律,归纳在逻辑上站不住。
今天的大模型,恰恰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一台归纳机器。它读了几万亿个字,从里面总结出词和词、句和句之间的规律,然后照着规律往下说。它没有人教它语法,没有人给它写定义,它就是从一大堆例子里「总结」出了说话的本事。而且,它很好用。
前言里说过:归纳从大门走了回来,坐在每个人的手机里。
那么,这是不是证明波普尔错了?
本书的回答是:不能这样说。他说的是,归纳在逻辑上不能「证明」一条普遍的定律。这台机器也没有证明什么定律,它说的话照样会错,而且常常错。在这一点上,他仍然对。
可是这台机器说明了另一件事:从一大堆例子里,确实能长出一样有用的东西。它长出来的,不是一条被证明了的定律,而是一份对一大片土缠在一起的样子的读数:几万亿个字,缠成了人类说话的一张大网,机器读出了这张网缠得紧的地方和松的地方。第 8 章讲那班公交车时说过:你对明天的把握,不是从过去的次数里推出来的,是从那片土缠得有多紧里读出来的。这台机器,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所以,这台机器反驳的,不是他的逻辑,是他的另一句话:经受住了检验,不给将来任何资格;从例子里,什么正面的东西也挣不到。机器从例子里挣到了东西,只是挣到的不是「证明」,是「缠」的读数。这是判决一的一个现成的证据。
再说第二件事。
这台机器什么都能说圆。你问它一个好问题,它说得头头是道;你问它一个错问题,它也常常说得头头是道。它没有一个地方会主动停下来说:「这个我不知道」「要是出现某某情况,我刚才那句话就是错的」。有时候它会说,可那也是它学来的一种说法,不是它真的在那里写好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正是第 14 章说的「怎么都对」的第一种病:不写死因。
本系列 130 年卷在讲波普尔那一章的结尾,说过一句话:判错条款不在语言里,在承担里。一句话敢说「我在这里会错」,是因为说话的人要为错误付代价。这台机器不付代价,所以它的每一句话里,都没有真正的死亡证明。
在这一点上,这台机器证实了波普尔:一个说法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它就什么也没说,不管它听上去多么通顺。他那把刀,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要紧:每一个用这台机器的人,都要替它问那一句:什么情况下,你刚才那句话算错?
本书在第 14 章给「怎么都对」加过另两种病:不看人,不回头改。这台机器,第二种病也有:它常常不需要看见你这个具体的人、你这件具体的事,就能给你一个答案。第三种病,它在一次对话里有时会改,对话结束,下一次又从头来。
第 13 章讲过他一个很反直觉的主张:一个说法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越可能错的说法,越值钱。
拿这把尺子量一量这台机器,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你问它一个开放的问题,比如「怎样让孩子爱上读书」,它给你的回答,往往很全面,也很稳妥:要培养兴趣,要以身作则,要选适合的书,要营造氛围,要循序渐进。每一条都对,几乎不可能错。
照他的尺子,这恰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几乎不可能错的回答,几乎什么也没说。它像第 4 章那个甲台的天气预报: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
这台机器为什么爱这样说话?本书的读法是(标「待验」):它是从一大片土里长出来的,它最熟悉的,是这片土里最多人说过的那些话;最多人说过的话,往往是最稳妥、禁止得最少的话。它长出的回答,天然地往「平均」那里靠。
所以,用它的时候,要反着问:「如果只能给一条建议,而且这条建议要能在一个月后被检验,你给哪一条?」「你刚才那几条里,哪一条最可能是错的?」这样一逼,它有时候能给出一句像乙台那样的话:「每天睡前陪他读十五分钟,一个月后他会主动拿书来;不会,说明书没选对。」这样的话,才值钱。
第三件事,和世界三有关,是本书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
第 34 章讲过:世界三是人造的思想内容,书、理论、论证。他说,世界三住在图书馆里,要靠人去读,才能活过来。
今天,一台机器读了几乎整个人类的图书馆。它是从世界三里长出来的:它读的每一个字,都是人写下来的、放进世界三的东西。
然后,它开始往世界三里写东西。它写的文章、回答、代码,一天比一天多地进了网络,进了书,进了学生的作业。下一代机器,再去读这些东西。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回写:一个从世界三这片土里长出来的形状,回头改写了世界三这片土。有研究者担心,机器读了太多机器写的东西,会越来越偏,越来越窄(据这一领域的讨论)。这个担心,正好说明了土会被它长出来的东西改写,而且改写以后,会回头影响下一次长出来的是什么。
波普尔的世界三,是一个人造的、会生长的、会回头改造世界一的东西。他看见了这一步。可在他那里,世界三的内容一旦被造出来,就「客观」地在那里,等着被发现。今天我们看见的,是另一幅画:世界三的内容,被一台机器大规模地读、大规模地写,一天一天地变。它不是一个等着被发现的仓库,是一片正在被改写的土。
不妨设想一下,他要是活到今天,看见这台机器,会说什么。以下是本书的设想,不是他的话。
他大概会先高兴一下:这台机器能在一秒钟里提出一百个猜想,这是「大胆猜想」的最大一次解放。然后他会马上皱起眉头:可是它不肯被驳倒。它说错了,你指出来,它立刻道歉,换一个说法,下一次又同样自信地说另一句错话。它道歉得太容易了,因为它不付代价;一个不付代价的道歉,不是认错。
他也许还会说:这台机器是从世界三里长出来的,这证明了世界三有多要紧。可是他大概不会同意本书说的「世界三是一片正在被改写的土」,他会坚持,世界三里的真东西,比如一个定理,不会因为机器写了多少文章而改变。
本书对这一点的回答,第 35 章已经说过:土稳的地方,长出来的就稳,稳到像本来就在;一个定理的证明,确实不会被机器的文章改掉。可是一个学科里什么问题被当成要紧的,什么说法被当成常识,什么东西被当成「大家都知道」,这些,正在被改写。
本系列有一个说法,叫器具可以「消去」:一件工具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时候,比较的时候就可以不去管它,于是看起来好像只有「人」在认识世界。前人看不见工具在参与认识,多半因为这个。
波普尔的知识论里,工具也差不多是被消去的:理论对着事实,一群人按规矩判;仪器在他那里,是一件中立的、可以不去管的东西。第 24 章已经说过,这是他的一个盲点:那根松了的光纤,那个长进了卫星定位系统的相对论。
今天,工具不再能被消去了。同一个问题,用不同的机器、不同的问法,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一个学生用不用它、怎么用它,写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工具第一次在每个人面前,明明白白地参与着想法的生、想法的死。
那么,他体系里哪一根梁最先晃?本书的回答是:「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之间那一刀。
那一刀说:想法怎么来的,不归知识论管,那是心理学的事。可是今天,一大批想法是从一台机器里来的。它们的来历,不再是一颗看不见的脑袋里的灵光一闪,而是一台有来历的机器:它读过什么,别人怎样问它,它怎样被训练。出生这件事,第一次变成了一件能被看见、能被记录、能被设计的事。第四编说他关上的那扇门,今天被实践硬生生地推开了。
给机器的回答配一张死亡证明。 下次你用这样的机器查一件要紧的事,比如一种药能不能和另一种一起吃(这类事,最后要问医生或药师,本书只谈怎样想),一条法律规定是怎样写的,孩子作业里一道题的答案,别只看它说得通不通顺。问它,也问自己: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算错?能去哪里核对?核对了,再用。
看孩子怎样用它。 孩子用它写作业,家长常常只担心一件事:他是不是抄了。学这一章,可以多看一件事:他用它的时候,是在让它替自己想,还是在让它替自己挑错?前一种,是把出生这一步交给了机器;后一种,是让机器替自己开死亡证明,自己的想法还是自己长的。可以跟孩子约定:先自己写一版,再让机器挑毛病,挑出来的毛病,自己决定改不改。
带走的话一台什么都能说圆的机器,证实了他那把刀有多要紧;可它从一大堆例子里长出了有用的东西,也读了又写了整个世界三,这些,他的书里没有位置。
开门还是关门:证实他的:说不出死因的话什么也没说(刀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反驳他的:从例子里挣得到东西(缠的读数,判决一),世界三不是等着被发现的仓库而是正被改写的土(判决五),想法的出生变得可见可记(判决二)。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机器不付代价,所以开不出真的;出生证明,第一次变成了一件能被记录的事。
波普尔活着的时候,一个像样的科学猜想很贵。一个人要熬很多年,爱因斯坦熬了十年、八年,才长出一个。所以他可以说:猜想怎么来的不重要,要紧的是怎么检验。
今天,猜想变便宜了。一台机器一秒钟能给你一百个。在药物研究里,有机器一下子提出成千上万种可能的分子;在生物学里,有机器预测了数以亿计的蛋白质会长成什么形状(据公开报道)。第 35 章那台下围棋的机器,一盘棋里就能走出几步人类几千年没走过的棋。
猜想便宜了,那两张纸就贵了。出生证明谁来开?死亡证明谁来签?
先说出生证明。
一个人冒出一个想法,它的出生证明,过去只能靠事后回忆,像波普尔在自传里那样。回忆会漏,会美化,会被后来的事改写。
一台机器提出一个猜想,它的出生证明,原则上是可以被记下来的:别人怎样问的它,它参考了哪些材料,它先后给过哪几个答案,哪一个被人挑中了。有的科学团队,已经开始把这一整套记录,当成研究的一部分保存下来(据这一领域的讨论)。
这件事对普通人也有用。你用这样的机器帮你想一个方案,最后的方案里,哪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哪一部分是机器提的,哪一部分是你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磨出来的?如果不记,过三个月你自己都说不清。
本书建议每个人在用它做要紧事时,给自己留一份很简单的出生记录,三行就够:我问了什么;它提了什么;我改了什么,为什么改。这三行,就是这个想法的出生证明。第 21 章说过:出生证明不能当判决书,可它能告诉你,下一个好想法该去哪里找。
再说死亡证明。
机器可以帮你挑错,而且挑得又快又多。它可以替你把一个方案从头到尾检查一遍,指出十个可能的漏洞。可是,它指出的漏洞,算不算数?一个漏洞是真漏洞还是假漏洞,最后谁来判?
第 24 章讲过判死的手续三问: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今天,这三问的第一问,多了一个答案:机器也可以判。可是第三问,「判了算不算数」,仍然要落回人身上:谁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字,谁为它的错付代价,谁就是最后签死亡证明的人。
本系列 130 年卷说:判错条款不在语言里,在承担里。机器能说「这里可能有错」,却不承担;人承担,所以人签。
这件事有一个很具体的样子:一个学生交作业,一个员工交报告,一个医生开处方,一个工程师签图纸,不管中间机器帮了多少忙,最后签名的那个人,要能回答:这里面哪一句,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我查过没有?这是他今天最要紧的一门功课。
还有一件事要小心:让机器替我们开死亡证明,它是站在谁的土上开的?
第 35 章那台下围棋的机器,走出那几步新棋的时候,人类最顶尖的棋手第一眼的判断是:这步棋不对。那时候,是人的土在判机器的棋,判错了。
反过来的事也会发生。一台机器是从一大片土里长出来的,它最熟悉的,是那片土里最常见的东西。一个很新、很怪、和那片土格格不入的想法交给它判,它很可能判它「不对」,不是因为这个想法真的错了,是因为这个想法还没有长在它的土里。第 47 章说过,新东西刚冒头的时候,往往经不起当时最严格的检验,因为检验它所需要的那片土,还没长出来。
所以,机器挑出来的错,要分两种:一种是真的错,一种是「和我读过的不一样」。前一种要改,后一种要多想一想:说不定,这正是一个还在正在成形的好东西。判的人,要知道自己站在哪片土上;让机器判,也要知道机器站在哪片土上。
第 36 章插下最后一面小旗:一个人每天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起写东西、想问题,写出来的,是「我」写的,还是「我们」写的?
在波普尔那里,答案很清楚:「我」是驾驶员,机器是车。文章是驾驶员开车开出来的,功劳和责任都在驾驶员身上。
这个答案在今天有一半对,一半不够。
对的一半:签名、负责、付代价的,仍然是人。上一节说的就是这一半。
不够的一半:一个人和这样一台机器天天一起想问题,他的「我」,不是坐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的。第 36 章说过,「我」是一个一直在长的样子,长在身体、语言、身边的人这片土里。今天,这片土里多了一样东西。这台机器改着他说话的方式,改着他想问题的次序,甚至改着他对自己的看法:他会发现,有些他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其实是和机器磨出来的;有些他以为自己想不出来的东西,和机器一起就想出来了。
用本书的话说:人和机器一起,长出了一个新的形状。它不是「我」开着一辆车,也不是机器替我想。它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在一片共同的土里,一起长出来的一种新的「会想」。本系列之外,德麦国际另有专著专门讨论这种人与机器一起长出来的「复合的主体」,这里不展开。
这一层,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里没有位置。机器不是世界一里的石头,它会说话;它也不是世界二里的一颗心,它没有感觉、不付代价;它读的、写的都是世界三,可它自己又不只是一本书。他那三个区,放不下它。
本书的三块地,放得下吗?这是本书自己的读法,标「待验」:这台机器,长在想的那块地上(它读的、写的,都是概念和句子),也长在碰的那块地上(芯片、电、数据中心),它自己没有心里那块地;可是它通过每一个用它的人,长进了人心里那块地:人信不信它,靠不靠它,离不离得开它。一样东西没有心,却长进了许多人的心里。这也许是这个时代最新的一种土。
说了这么多,要把公道还全。
他那句「让理论替我们去死」,今天有了一个新的样子:让一台机器先替我们把一百个猜想挑一遍,死掉九十个,剩下十个,我们再认真去检验。这是他那句话最直接的延伸。
他那条「写下来,才能被批评」,今天也更要紧了:一个人和机器磨出来的想法,只有写下来,放到别人面前,才能被真正地挑错。
他那个「什么情况下你算错」,是每一个用这台机器的人最需要的一句话。
本书在第十编里对他的判断,是一句话:会说话的机器来了,他的那把刀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而他关上的那扇门,出生证明那一扇,被机器从外面推开了。
把这些放到一个设想的实验室里,看它一天怎样过。
早上,研究员们把一个老问题交给机器:某种病为什么在一部分病人身上特别凶?机器给出了几十个可能的解释。这是出生,而且是一次被记录下来的出生:问题怎样问的,机器根据什么提的,都存了下来。
上午,研究员们一个一个看这几十个解释。机器自己也帮着挑:哪几个和已知的数据明显对不上,哪几个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换了个说法。几十个剩下七八个。这是一轮死亡证明,由机器先开,由人复核。
下午,研究员们挑出两个最「会被打中」的,也就是说得最具体、最容易被一个实验推翻的,设计实验去试。这是他的规矩:先检验最大胆的。
傍晚,他们在记录里写下今天的事:哪些解释是机器提的,哪几个是被谁、凭什么判掉的,明天要做的实验是什么,什么结果出现就算这两个解释死了。这一页记录,一半是出生证明,一半是死亡证明,中间还有一份档案。
这不是一个遥远的画面,许多实验室已经在朝这个样子走(据这一领域的讨论)。在这个画面里,他的死亡证明、本书的出生证明、全程档案,都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
学校里,老师们现在常常为一件事发愁:学生交上来的作文、报告,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的?
有的老师的办法,是想尽办法「抓」:用各种工具去查,查出来就判零分。这是只开死亡证明。
学这一编,老师可以试另一种办法:不只收作业,也收作业的出生证明。让学生在作业后面附一张小表:第一版是怎么写的,哪几处问过机器,机器说了什么,自己采纳了什么、没采纳什么,为什么。
这张表有三个好处。第一,它让「用没用机器」这件事从一个要被抓的秘密,变成了一件可以公开谈的事。第二,老师从这张表里,能看见学生是怎样想的,比看最后那篇文章看得更清楚。第三,学生写这张表的时候,自己也在回头看:我在这件事里,到底长出了什么。
一篇作文的分数,是一张成绩单;一张出生证明,是一份档案的第一页。
一个用机器写作业的初中生。 家里可以定三条规矩,一条出生证明,一条死亡证明,一条回写。
出生证明:先自己写一版,哪怕只写三句;用了机器以后,在作业本最后写三行,我问了什么,它提了什么,我改了什么。
死亡证明:交之前,挑出作业里你最没把握的一句,问自己: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去课本里核一下。
回写:每周末,和孩子一起翻一翻这一周的三行记录,问他:这周你和机器一起,哪一件事你以前做不到、现在做到了?哪一件事你以前会做、现在反而懒得自己做了?前一种是长,后一种要小心。
一个用机器写方案的上班族。 同样三条:留出生记录,签字前自己开一张死亡证明,每个月回头看一看,自己是在和机器一起长,还是在把「会想」这件事一点一点交出去。
带走的话猜想便宜了,那两张纸就贵了;出生证明第一次能被记下来,死亡证明仍要由付代价的人来签,而「我」正在和机器一起长成一个新的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的刀在今天最要紧;让机器替理论先死一遍,是他那句话的延伸;关门之处被实践推开:出生证明变得可记录,「我」不再是驾驶员,而是和机器一起长的形状(待验)。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由承担代价的人签;出生证明,三行记录。拔小旗㉑,全书小旗至此全部拔完。
这一编不是鸡汤。它是全书最想交到你手上的东西。
前面十编,本书一直在拆:他在哪里开门,在哪里关门,哪根梁换成什么。这一编把拆开的他,放回三件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里:怎样教孩子、怎样和自己的身体相处、怎样做事。
每一章同一个样子:先说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再用本书的尺子拆一拆,哪些能直接拿来用,哪些要先松开一维;然后是一批日常场景,每个场景一个具体的人、一句他会怎么说、一处本书要松开的地方、一件明天就能试的事;再是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最后一个小练习。
照第 44 章说的,这一编学他的样子:不给蓝图,只给一件件小事;每一件都事先写好试多久、出现什么情况就算没用。
健康那一章,只谈理解、习惯和怎样和身体相处,不给诊断,不给用药的建议。身体上的事,最后都要问医生。
很多人不知道,波普尔年轻时,差一点就一辈子当老师了。
第 5 章讲过:一九二五年,他进了维也纳新办的教育学院。那几年,维也纳在搞一场有名的学校改革,核心意思是:不要把孩子当成一只等着灌知识的桶,要让孩子自己动手、自己发问、自己去试。他在这所学院里学了几年,后来在中学里教了好几年数学和物理。
他自己上学的经历,却不太愉快。第 1 章讲过,他十六岁就离开了中学,觉得课堂在浪费他的时间。他后来说过,学校最大的毛病,是用一堆现成的答案,去回答学生从来没问过的问题(大意见他关于教育的零散论述)。
他最有名的那个比方,本书前面用了好几次:心不是一只桶,是一盏探照灯。这个比方用在教育上,意思很清楚:学习不是把外面的东西装进脑子里,而是一个人先带着一个问题、一个预期,去照这个世界,照错了,再调。好的教育,要保护这盏灯,而不是把它当桶来灌。
那所教育学院所在的那片土,值得多说两句。那几年,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由布勒夫妇主持:丈夫卡尔·布勒研究人怎样思考,是波普尔的博士导师;妻子夏洛特·布勒研究儿童怎样一步步长大,带着学生去幼儿园、去家里,一天一天地观察孩子(据通行记载)。一个年轻的准老师,天天泡在这样一片土里:一边是一场要让孩子自己去试的学校改革,一边是一群一天天观察孩子怎样长大的心理学家。
他后来说「心是探照灯」,说「学习是试错」,这些话的出生证明,很可能就写在这几年里。可是请记住第 5 章那件事:他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得出了「逻辑先于心理」的结论,走出了那扇研究「人怎样想出东西」的门。一个从儿童发展研究的土里走出来的人,后来在知识论里,几乎不再写孩子是怎样一步步长出一个想法的。
他晚年还做过一件和孩子有关的事。他很担心电视对孩子的影响,和人合写过一篇短文,说电视里的暴力在一点一点地改变孩子,甚至主张做电视节目的人,要像开车一样,先考一个执照(据通行记载)。这个主张在当时争议很大,本书不评对错;只想指出一件事:在知识论里,他很少写「土」;可是一说到孩子,他马上看见了土:一个孩子每天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长成什么样子。
能直接拿来用的,有四样。
第一样,探照灯。学之前先猜,先问。一个带着问题去读课文的孩子,和一个等着老师告诉他答案的孩子,学到的不是同一种东西。
第二样,什么情况下你算错。让孩子学会对自己说的话、写的答案,问这一句。这是一辈子都用得上的本事。
第三样,错了不丢人,不改才丢人。第 6 章那位艾克尔斯学到的:被打倒不是失败,是前进。
第四样,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作文、回答问题、做汇报,把话说具体,说到能被人核对的地方。
要先松开一维的,有三样。
第一样,只开死亡证明。学校里最常见的,就是一张接一张的死亡证明:这道题错了,那道题错了,这次考了多少分。本书要松开的,是「资格」那一维:一个孩子学会一样东西,不只是「这次没错」,是一段路走下来,和这样东西缠紧了。要给孩子的学习建一份档案,不只收一张张成绩单。
第二样,不开出生证明。一个孩子的好想法、好问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学校很少问。本书要松开的,是「土」那一维:知道了一个孩子在哪片土里最容易长出东西,就知道该多给他哪片土。
第三样,判错只在想的那块地上。老师说「欢迎提问」,可一个孩子敢不敢举手,要看另两块地:问了「笨问题」会不会被同学笑,会不会被老师不耐烦地打发。本书要松开的,是「心里那块地」:一片认错、提问不会被踩死的土。
在进场景之前,先用三块地看一看一个孩子的学习。
想的那块地:课本、概念、公式、老师讲的道理。学校花在这块地上的力气最多。
碰的那块地:孩子的书桌够不够亮,晚上几点睡,早饭吃没吃,手上有没有真的动过:做过实验、量过东西、种过豆子、拆过一个旧闹钟。
心里那块地:孩子喜不喜欢这位老师,在班里有没有朋友,问了问题会不会被笑,家里人怎样看他的成绩,他怎样看自己。
一个孩子学不进去,常常不是想的那块地出了问题,是另两块地没通。一个道理讲了十遍,孩子还是不会,也许是因为他前一晚只睡了六个小时;也许是因为他一看见这门课的老师就紧张;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用手碰过这个道理说的东西。
波普尔的教育想法,几乎全在想的那块地上:探照灯、猜想、反驳。它们都对。本章的场景,要把另两块地也请回来。
场景一:错题本。
五年级的朵朵,有一个很厚的错题本。老师要求的:每道错题抄下来,写上正确答案。一学期抄了一百多道。可是期末考试,同类的题她还是错。
他会说:错误是最好的老师,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个错误。这一句对。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本错题本,是一本死亡证明的合集。每一页写的都是「这道题死了,正确答案是这样」。它没有记下两件事:这道题她当时是怎么想的(出生证明),以及这道题错过以后,她在同类题上一路是怎么走的(档案)。
明天就能试的:从今天起,错题本每道题多写两行。第一行:「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第二行空着,等下一次做到同类题的时候填:「这次我是这样想的:……对了还是错了。」一个月后翻开看,第二行填满的那些题,才是真学会了的。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第二行里「对了」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多,就说明这个办法对朵朵没用,换别的办法。
如果没用,下一步看哪里?先看碰的那块地:朵朵写错题本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十点多了,写着写着就在抄?再看心里那块地:她是不是把错题本当成了一种惩罚,一翻开就难受?一个办法没用,常常不是办法错了,是它落在了一片不合适的土上。换一个时间写,或者换成周末和爸爸一起「破案」,把错题当成一桩要查清楚的案子,也许就不一样了。
场景二:不敢问「笨问题」的孩子。
初一的阿杰,上课听不懂也不问。回家问他,他说:「我怕问了同学笑我,这么简单都不会。」
他会说:我可能错,你可能对;每个人都会犯错,要敢于提问。这一句写在墙上很好。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阿杰懂这个道理,他缺的是一片问了不会被踩死的土。这片土要一次次地种出来。
明天就能试的:在家里,先从大人开始种。今晚吃饭时,爸爸或妈妈先问一个自己真不懂的「笨问题」,比如「手机信号到底是怎么从天上下来的」,然后一家人一起查。让阿杰看见:大人也有不懂的,问出来不丢人,还挺有意思。一周三次。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阿杰在家主动问问题的次数没有变多,就换一种办法,比如让他先在纸上写下问题,交给老师。
还有一件事值得做:去和老师聊一次,不告状,只说一句「阿杰上课有问题不太敢问,老师能不能偶尔点他一下,问他哪里没听懂」。家里种的土,要和学校里的土接上。一个孩子在家里敢问了,到了教室还是不敢,说明教室那片土还没种好;家长能做的,是请那片土的主人帮个忙。
场景三:「我就是学不好数学」。
初二的小雨,常说这句话。她上小学时数学还行,初一有一次考砸了,此后就一直这么说。
他会说:这是一个理论,要检验它,别急着相信。他还会提醒第 29 章那个俄狄浦斯效应:一个预言说出口,会改变它要预言的事。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我就是学不好数学」,是一个关于「我」的说法。第 36 章讲过,「我」是学来的、长出来的,一直在长;这句话,是把一个一直在长的东西,宣布成了定型。而且这个说法没有写死因:出现什么情况,她就承认自己能学好数学?她自己也说不出来。
明天就能试的:和小雨一起,把这句话变成一个可以被检验的猜想。「如果我真的学不好数学,那么接下来两周,每天认真做五道基础题,正确率也不会超过一半。」两周后看结果。多半,正确率会超过一半。这时候问她:「那这个说法,是不是要改一改?改成什么?」让她自己给自己的旧说法签一张死亡证明。
这件事要小心一处:别把它弄成一场「证明你错了」的较量。如果两周后正确率真的不到一半,那也不是坏消息:它说明她在某一块基础上真的卡住了,这是一个具体的、可以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句「我就是学不好」。一个具体的卡点,比一个关于「我」的判决,好对付得多。两种结果,都比那句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有用。
场景四:预习时先猜。
四年级的乐乐,预习课文的办法是:从头读到尾,读完就算预习了。第二天上课,老师讲的他都「知道」,可问他什么,他说不出来。
他会说:心是探照灯,不是桶。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探照灯要先打开。可是灯往哪里照,要看这片土:乐乐对什么好奇,他以前读过什么类似的东西。
明天就能试的:预习新课之前,先不读课文,只看题目和插图,在本子上写三个猜想:「我猜这篇课文会讲……」「我猜主人公最后会……」「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是……」然后再读。读完,看哪个猜对了,哪个猜错了,猜错的那个,最值得第二天在课堂上听。每天花五分钟。事先写好:三周后,如果乐乐上课能说出来的东西没有变多,就说明这个办法对他不合适。
猜错了怎么办?最好。乐乐猜这篇课文讲的是一只小狗,结果讲的是一个老人,那他第二天听课时,会特别留心:为什么是老人?这个猜错的地方,就是他第二天那盏灯最亮的地方。家长别去纠正他的猜想,也别夸他猜得准,只问一句:「你是从哪里猜出来的?」这一问,是在给他的猜想开出生证明。
场景五:一位老师和一个「差生」。
李老师接了一个新班,第一周就注意到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小刚:作业常常不交,上课趴着。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说:「这孩子不行,别费劲了。」
他会说:别急着下结论,给这个判断写一张死亡证明:出现什么情况,你就承认他不是「不行」?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孩子不行」,是一个「怎么都对」的说法。他交了作业,是偶然;他不交,证明他不行。第 14 章那张三问卡正好用得上:它说得出死因吗?它还看得见这个孩子吗?这孩子的哪一件事,改过这个说法?
明天就能试的:李老师给自己立一个小小的、会被打中的预测:「如果我每天课后花五分钟,只和小刚聊一件他感兴趣的事,不提学习,那么三周后,他至少会有一次主动交作业。」然后照做。不管结果如何,都记下来:这三周里,小刚身上哪一件事,让自己对他的看法改了一点。这是给这个孩子开一份档案,而不是一张死亡证明。
李老师还可以做一件事,是办公室里那句「这孩子不行」长不出来的:去看一看小刚的土。他家住在哪里,放学以后谁在家,晚上在哪张桌子上写作业。有时候,一个孩子作业不交,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家里没有一张能写作业的桌子,或者放学以后要照看弟弟妹妹。第 3 章说过,阿德勒没见过那个孩子,就把他解释完了;一位好老师,要先见到这个孩子,再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场景六:要不要报这个补习班。
周末,家长群里又在传一个补习班的广告:「三个月,数学提高三十分。」王女士有点心动,又拿不定主意。
他会说:给这个决定事先写一张死亡证明。报之前就写好:一个月后,出现什么情况,就退。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开一张出生证明:我为什么想报?是孩子真的在数学上卡住了,是他自己想学,还是我看见群里别人都在报,心里慌?第 49 章讲过,一篇文章在群里被一串点赞,常常是因为群里压着一种焦虑。这份焦虑是土。知道了决定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才知道这个决定有几分是为孩子,几分是为自己。
明天就能试的:在纸上写两段。第一段,出生证明:「我想报这个班,是因为……」写完读一遍,看看里面有几句是关于孩子的,几句是关于别人家孩子的。第二段,死亡证明:「如果一个月后,孩子每周的小测验没有变化,或者孩子每次去都要哭,就退。」两段都写完,再决定报不报。
如果写完出生证明,发现理由几乎全是「别人都报了」,也别急着骂自己。焦虑是真的,它说明你在乎。只是它不该替孩子做决定。可以换一个办法安放这份焦虑:和孩子的老师聊一次,问问孩子在班里的数学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具体的答案,常常比一个补习班更能让人睡得着。
场景七:种豆子没发芽。
三年级的科学课,老师让每个孩子在家种绿豆,观察发芽。童童的绿豆,一周了,一颗也没发芽。童童很沮丧,觉得自己「做失败了」。
他会说:失败不是坏事,一个没有如期发生的结果,会让你冒出一个新问题:为什么?科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一次「没发芽」,是一张死亡证明,死因要写清楚,因为死因就是下一个问题的出生地。第 16 章还说过:一次没看见,不等于没有,可能是时间不够,可能是看的办法不对。
明天就能试的:和童童一起,把这次「失败」写成一张小小的调查表。可能的原因写三个:水浇多了?放的地方太冷?豆子本身不好?然后设计一个小实验:拿三个杯子,各改一个条件,再种一次。一周后看结果。童童会发现,她那次「失败」,长出了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而她正在回答它。
如果第二次还是不发芽呢?那就更有意思了:三个条件都改了还不发芽,说明原因不在这三个里,要去找第四个。有时候,最后的答案是「豆子太老了」,那也是一个答案。一个孩子如果能这样把一件失败的小事追到底,他学到的,不是绿豆怎样发芽,是一件更大的事:一个结果不如意的时候,该怎样往下追。
场景八:作文写得空。
六年级的浩浩,作文总被老师批「内容空洞」。他写《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很辛苦,她每天都很忙,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
他会说:一句话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妈妈很爱我」几乎不会错,所以几乎什么都没说。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说具体,还要知道具体从哪里来。浩浩写不出具体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不会写,是因为他没有带着眼睛去看过妈妈的某一天。具体的细节,长在一片被认真看过的土里。
明天就能试的:让浩浩这周末,拿一个小本子,跟妈妈过一天,只记下三件他以前没注意到的事,越小越好:妈妈早上几点起的,她做早饭时是不是在看手机上的菜价,她出门前在镜子前停了多久。然后用这三件事写作文。写完再问他:你这篇作文里,哪一句话,妈妈读了可能会说「不对,不是这样的」?一篇能被妈妈挑出错的作文,才是一篇有内容的作文。
妈妈读了这篇作文,说「不对,我出门前没照那么久镜子」,浩浩说「照了,我数了,快一分钟」,两个人争起来,这就对了。一篇作文能引起一场小小的争论,说明它说了真东西。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浩浩以后看妈妈,会多带一只眼睛。一篇作文,回头改了一个孩子看家里人的样子,这是回写。
场景九:二胎家庭的老大说「你偏心」。
十岁的姐姐,有一天冲着妈妈喊:「你就是偏心弟弟!」妈妈很生气:「我哪里偏心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
他会说:一个家也需要一条不流血的纠错通道。孩子对大人说「你错了」,要有地方说,说了要有人听。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一句「你偏心」,是一句怎么都对的话,妈妈没法接。它需要被说具体;可它背后,有一片真实的土:姐姐心里那块地,一直在攒委屈。
明天就能试的:先别争「偏没偏心」。约定一个家里的规矩:任何人觉得不公平,都可以说,但要说一件具体的事,「上周六,弟弟打碎了杯子没挨说,我打碎碗挨了骂」。说出来以后,大人先不辩解,先说一句「这件事我听见了」,第二天再一起商量。这是把判错权搬进了家里。一个月以后回头看:姐姐说「你偏心」的次数,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变少了,多半是因为她知道了,有一条路能把委屈说出来。
还有一件事,父母之间要先商量好:这条通道,对弟弟也开。弟弟大了,也可以说「你们总让我让着姐姐」。一条只对一个人开的通道,不是纠错通道,是另一种偏心。一个家里,每个人都能不流血地说「这样不对」,而且说了有人听,这个家就在长一片好土。
场景十:转学以后。
初二的小宇,因为爸妈工作调动转了学。新学校离家远,同学一个不认识,老师的讲法也和原来不一样。一个月下来,成绩掉了一截,小宇整天闷闷不乐。
他会说: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会背上一份文明的紧张。第 28 章讲过这份紧张。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有第 39 章那句:生物不只被环境挑,也挑环境;先动,后会。小宇不只是被新学校「挑」的,他也可以去挑:主动找一个社团,主动和一个同学约着一起走一段路。新土不是等来的,是种出来的。
明天就能试的:和小宇约定一个很小的动作,一周做一次:这周,主动和一个同学说一句和学习无关的话;下周,去看一次社团活动。不要求他立刻适应,只要求他「先动」。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他说得出至少一个新同学的名字和一件那个同学的事,就说明新土在长了。
家长这时候最容易犯的错,是急着替他把新土种好:去找老师打招呼,替他报一堆活动,每天追问「交到朋友了吗」。这像第 29 章说的,替孩子画一张蓝图。新土要他自己去种,家长能做的,是给他一点时间,也给他一个随时能回来说说话的旧土:每周和原来学校的好朋友视频一次,让他知道,旧土没有丢。
场景十一:家长会上的那张排名表。
期中考试后开家长会,老师在大屏幕上放了全班的成绩排名。朵朵排在第二十三名,比上次掉了五名。回家的路上,妈妈一句话也没说,朵朵也不敢说话。
他会说:一张成绩单只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报告,它不说明将来,也不说明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成绩单确实只说过去,这一点他对。可本书还要多说一句:一张成绩单,也不说明过去的全部。它只记下了那一天、那一张卷子上的结果,没有记下这半年朵朵是怎样走过来的:她哪一门在往上走,哪一章突然开了窍,哪一个星期因为生病落下了。一张成绩单是一个点,一份档案才是一条路。
明天就能试的:回家以后,先别谈名次,拿出一张纸,和朵朵一起画一条线:这学期每一次小测验、每一次作业的成绩,按时间排开。看一看这条线往哪里走,在哪里拐了弯,拐弯的那几天发生了什么。第二十三名是这条线上的一个点;这条线,才是朵朵。
场景十二:一个想学画画的孩子,和一张蓝图。
十二岁的小鱼说,长大想当画家。爸爸很着急:「画画能有什么出路?好好学数理化,将来学个热门专业。」爸爸心里早有一张蓝图:初中上哪所,高中上哪所,大学学什么,毕业进哪一行。
他会说:没人握着历史的时刻表。二十年后会长出今天谁也不知道的东西,一张画得越细的蓝图,越可能在半路作废。第 29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放下蓝图,不等于放手不管。可以读一读今天的土:小鱼画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子?是一画就忘了时间,还是只是随口一说?她画的东西,有没有在一点点变好?这些,比「画画有没有出路」这个问题,更能告诉你接下来该往哪里走。
明天就能试的:和小鱼约定一个会被打中的小目标:「这个学期,每周画一张,期末挑出最好的五张,请美术老师看一看。」事先写好:期末时,如果她一张也没坚持下来,说明她对画画的喜欢,还没长到要当成一条路的程度,那就当成一个爱好;如果她坚持下来了,而且越画越好,那这条路,值得认真陪她走一段。两种结果,都比一张蓝图诚实。
场景十三:小组作业里的「搭便车」。
初一的科学课布置了小组作业,四个人做一份关于本地河流的报告。最后是阿杰一个人熬夜做完的,另外三个人只在封面上写了名字。老师给四个人打了一样的分。阿杰很气,又不敢跟老师说,怕同学说他「打小报告」。
他会说:一个制度好不好,不看它有没有选对人,看它出了问题能不能被纠正,而且纠正的时候不用撕破脸。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个小组的问题,一半在规矩:谁做了什么,没有一个地方记下来,老师看不见,这是第 30 章说的「计算权」缺了;一半在土:阿杰心里那块地上,说出来会被当成告状,这是第 26 章说的「认了错、说了实话会不会被踩死」。
明天就能试的:家长不必替阿杰去找老师。可以帮他想一个不撕破脸的办法:下一次小组作业开始时,他主动提议做一张分工表,谁负责哪一块、哪天交,贴在小组的群里。表不是用来告状的,是用来让每个人的活都看得见。事先写好:下一次作业结束时,如果分工表上的事有一半以上各人都做了,这个办法就管用;如果没人理这张表,再考虑请老师在布置作业时就要求交分工表。
场景十四:练琴打卡。
九岁的乐乐学钢琴,老师要求每天练半小时,家长在群里打卡。打卡一天没断,可每周上课,老师都说他「没什么进步」。
他会说:别只看有没有做,要看结果能不能被检验:这一周,哪一首曲子,弹到了什么程度?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打卡,是一张一张「今天做了」的证明,它记的是次数,不是路。第 15 章说过,资格读的是缠得多紧,不是次数。乐乐每天坐在琴前半小时,手和曲子缠没缠紧,要看他这半小时里在干什么:是从头弹到尾、一遍一遍地过,还是专门挑那两个总弹错的小节,一点一点地磨。
明天就能试的:把打卡换成一句话。每天练完,乐乐自己说一句:「今天我把第几小节弹顺了。」说不出来的那天,就是白练的那天。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老师说有进步了,就留着这个办法;如果还是没进步,就请老师给一个更具体的任务,比如「这周只练这四个小节」。
场景十五:高三的一次模拟考。
高三的小雪,一模考砸了,比平时低了四十分。她回家就哭,说:「我完了,高考肯定也不行了。」
他会说:一次考试是一次检验,它说明你在某些地方还没准备好;可一次检验说明不了将来,更不是一张判决书。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细。小雪这三年的学习,是一份很长的档案,一模是其中一页。一页考砸了,要看这一页的死因:是题目特别偏?是那两天没睡好?还是某一块内容确实没学透?死因不一样,下一步完全不一样。还要看土:一模和高考,是两片不同的土,一模的卷子、一模那天的心情,都不会原样搬到高考。第 15 章说过:土一换,资格要重新挣,反过来,一次的失分也会在新土上被改写。
明天就能试的:陪小雪把这张卷子摊开,只做一件事:把丢的四十分,一分一分地找出死因,分成三堆:「不会」「会但做错了」「会但没时间做」。三堆各有多少分,一目了然。「不会」那一堆,是接下来要补的;「会但做错」那一堆,是要练的;「没时间做」那一堆,是要调节奏的。事先写好:二模之前,三堆里至少有一堆明显变小,就说明这个办法在起作用。
场景十六:一个问了一百个「为什么」的五岁孩子。
五岁的豆豆,每天能问几十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猫不穿衣服,为什么爷爷的头发是白的。妈妈一开始还认真答,后来答不过来,常常一句「长大你就知道了」打发过去。
他会说:科学始于问题。一个爱问为什么的孩子,是一盏刚刚打开的探照灯。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看这些问题是从哪里长出来的。第 20 章说过,问题长在落空的预期里。豆豆问「为什么爷爷的头发是白的」,是因为他以为头发都是黑的,这个预期在爷爷身上落空了。他的每一个「为什么」,都是一张小小的出生证明,写着他此刻的世界长到了哪里。一句「长大你就知道了」,是把这张出生证明撕掉了。
明天就能试的:答不过来的时候,别急着给答案,也别打发,反问一句:「你觉得呢?」让他先猜。猜完,再问:「你是怎么想到的?」他说出来的那一句,常常比答案更值得记。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叫「豆豆的为什么」,每天记一两个他的问题和他自己的猜想。事先写好:一个月后翻开,如果本子上他自己的猜想越来越长、越来越有理由,这盏灯就在越来越亮;如果他越来越少问了,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大人哪句话把灯关小了。
场景十七:用机器写作业,家长该怎么看。
初二的晨晨,写作文、做研究报告,都会先问一问会说话的机器。爸爸很担心:这样下去,孩子自己还会不会想?他想过干脆把机器禁掉。
他会说:让想法替我们去死。一台能一秒钟给出一百个猜想的机器,是「大胆猜想」的一次大解放;要紧的是,猜想出来以后,有没有人去检验。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禁掉机器,是把一片已经长出来的土硬拔掉,孩子到了学校、到了以后的工作里,这片土还在。更要紧的,是看孩子和机器之间的那条路:是机器替他长,还是他借着机器长?第 51 章说过三行记录;第 50 章说过,机器的回答往往很稳、禁止得少。
明天就能试的:和晨晨约定两件事。第一,每一篇用了机器的作业,最后附三行:我问了什么,它说了什么,我改了什么。第二,每周挑一篇,他来当「挑错的人」:找出机器回答里最可能错的一句,去课本或资料里核一遍,说给爸爸听。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他能越来越快地指出机器哪里说得太笼统、哪里说错了,说明他在借着机器长;如果他越来越说不出自己改了什么,就要把「先自己写一版」加进约定里。
场景十八:「学这个有什么用?」
初三的子轩,在做二次函数的作业,做着做着把笔一摔:「学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妈妈说:「考试要考。」子轩更烦了。
他会说:科学始于问题,不始于答案。一个知识,先有人被一个问题逼得睡不着,后来才有了它。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学校给孩子的,常常是一个个没有出生证明的答案。二次函数,被写在课本上,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它当年是被一些很具体的问题逼出来的:一块石头扔出去,会画出一条什么样的线?一块地的周长定了,怎样围才能让面积最大?孩子问「有什么用」,其实是在问:这个答案,是从哪个问题里长出来的?第 19 章说过,一个不开出生证明的地方,永远不知道好东西是怎么来的;一个没有出生证明的知识,孩子也很难真心想要它。
明天就能试的:下次孩子问「有什么用」,别说「考试要考」,陪他一起找一找这个知识的出生证明:它当年是为了回答什么问题?谁在什么时候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把那个问题换成孩子身边的样子:「如果你要在小区空地上用一捆绳子围一块菜地,怎样围最大?」让他先猜,再用刚学的东西去算。事先写好:两周里试三次,如果他问「有什么用」的时候越来越少、问「那这个呢」的时候越来越多,这个办法就在起作用。
如果没用,下一步看哪里?也许是那个「身边的样子」找得不对:围菜地这件事,子轩根本不关心。那就换他关心的:他喜欢打篮球,就问投篮时球飞出去是一条什么线;他喜欢做手工,就问一张纸怎样折能装最多的东西。一个知识的出生证明,要接到孩子自己的土上,才长得进去。找不到接口也别急,有的知识,孩子要走到下一段路上,才会碰到它的问题。
场景十九:公式背得滚瓜烂熟,一用就错。
初二的小敏,物理公式背得一字不差,可是一到应用题,就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他会说:心是探照灯,不是桶。公式装进了桶里,可你得先带着一个问题去照,才知道该用哪一个。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用三块地看。公式背熟了,想的那块地通了;可碰的那块地没通:她从来没用手推过一个箱子、量过一根弹簧被拉长了多少,公式说的那些东西,在她身上没有「手感」。一个道理只长在一块地上,就像一棵树只有一条根,风一吹就倒。
明天就能试的:每学一个新公式,陪她在家里找一样东西,用手做一次。学了摩擦力,就拉一拉放在桌上的书,比比垫一张纸和不垫纸时用的劲有什么不同;学了杠杆,就用一把勺子撬一撬罐头盖。做完再让她说:「刚才手上那一下,对应公式里的哪一个字母?」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她做应用题时能先说出「这像不像那天拉书」,说明碰的那块地开始通了;如果还是不行,就找物理老师要几道最基础的应用题,从「这道题里谁在推谁」开始一步步练。
这件事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孩子在家里「用手做一次」的时候,常常会冒出课本上没有的问题。拉书的时候,她也许会问:「为什么越重越难拉?」那正是下一节课要讲的东西。一个问题在课前从她自己手上冒出来,下一节课,她听的就不是一个答案,是她自己那个问题的答案。
场景二十:孩子说作业写完了,其实没写。
四年级的航航,已经三次说「作业写完了」,第二天被老师发现没写。爸爸很生气:「你怎么学会撒谎了?」
他会说:一个制度好不好,看它能不能让错误显形,而且显形的时候不用流血。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航航说谎,是一张死亡证明,死因要查清:可是本书要多查一层土。第 26 章说过,一个人敢不敢说实话,要看说了会不会被踩死。在这个家里,说「我没写完」会发生什么?如果每次说实话都换来一顿骂,那说谎就是这片土长出来的东西。孩子不是天生会说谎,是学会的;他在这片土里学到了:说实话比说谎更疼。
明天就能试的:和航航约定一件事:以后作业没写完,只要自己先说出来,就不骂,一起想办法补;被老师发现的,才按原来的规矩办。第一次他真的来说「我有一道题没写」,要做到一句不骂,只问「卡在哪里了」。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他主动说「没写完」的次数多了、被老师抓到的次数少了,这片土就在改;如果他还是瞒,就要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让他觉得说实话会疼。
还要留意一件事:约定以后,头几次他来说实话,大人最容易忍不住,嘴上不骂,脸色先变了。孩子看得懂脸色。第 26 章说过,一片土是一次次说了实话没被罚、才慢慢长出来的;这「一次次」里,也包括大人的脸。真做不到一句不说,就先说一句「谢谢你告诉我」,别的明天再说。
场景二十一:班里给他起了个外号。
五年级的王睿,回家说再也不想上学了。班里有人给他起了一个他很不喜欢的外号,没过多久,全班都这么叫他,连他的好朋友也跟着叫。
他会说:宽容要有边。对一个一次次伤害别人的行为无限地宽容,最后受伤的是宽容本身。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有一样东西,他写得少:命名权。第 30 章讲过三大主权,其中一项是命名权:谁有权给一件事、一个人起名字。一个外号,就是一次命名。起外号的同学,握住了给王睿命名的权;王睿自己,连说「别这么叫我」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一个班里最小的一场主权之争。
明天就能试的:家长去找班主任,不说「谁欺负我家孩子」,说一件事:「孩子不喜欢这个外号,能不能在班里立一条小规矩:每个人有权说『请叫我的名字』,说了以后别人就不再叫?」同时在家里,和王睿一起练一句话,平静地说:「我叫王睿,请叫我的名字。」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班里叫他外号的人明显少了,这条规矩就立住了;如果没变,就请老师在班会上专门讲一次,把命名权还给每一个孩子。
如果外号是从一个孩子那里开始、而那个孩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呢?可以请老师在班会上做一个小活动:每个人说一说,自己最喜欢别人怎样叫自己、最不喜欢被怎样叫。命名权还给每一个人以后,起外号的那个孩子,也会第一次说出他自己不喜欢被怎样叫。一条规矩对所有人都开,才不会变成另一种欺负。
场景二十二:辅导作业,家长先崩溃了。
晚上九点半,妈妈陪二年级的女儿做数学,一道题讲了五遍,女儿还是不会。妈妈忍不住吼了一句,女儿哭了,妈妈也哭了。
他会说:我可能错,你可能对。在一场讨论里,先承认自己可能错,讨论才能往前走。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句话,家长很少对孩子说。讲了五遍都不会,家长通常只想到一种可能:孩子没听懂。可是还有一种可能:是我讲的办法不对。第 4 章说过,一次判决要看那张底片是怎么拍的;这里,底片是家长的讲法。而且,第 26 章说过,一个人能不能认错,要看认了会不会丢脸。在孩子面前承认「妈妈可能讲错了」,很多家长觉得丢脸,其实这正是给孩子种土:她会学到,错了可以说。
明天就能试的:下次同一道题讲到第三遍还不会,停下来,说一句:「可能妈妈讲的办法不好,你来教教我,你是怎么想的?」让孩子讲,你听。常常就在她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卡在哪一步。事先写好:一周里试三次,如果吼的次数少了、找到卡点的次数多了,这个办法就留着;如果还是讲不通,那就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事,第二天去问问老师。
有一次,孩子教着教着,忽然说:「妈妈,我懂了。」她不是被妈妈讲懂的,是在讲给妈妈听的时候,自己把路走通了。这件事,很多老师都知道:讲给别人听,是最好的学法。一个家长肯说「你来教教我」,是把孩子从「被检验的人」变成了「讲道理的人」;这一换,孩子心里那块地也跟着变了。
场景二十三:竞赛落选了。
初一的思远,准备了半年数学竞赛,结果连复赛都没进。他把竞赛书全塞进了床底下,说:「我就不是学数学的料。」
他会说:一次检验,只说明这一次的结果;最好的理论也会被打中,被打中不是失败,是前进。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张死亡证明,要写清楚死的是什么。死的是「这一次竞赛能进复赛」这个猜想,不是「思远能学好数学」这个人。第 15 章说过,资格是在路上挣的:这半年里,他做过的几百道题、弄懂的几十个方法,已经和他缠在一起了,不会因为一次没进复赛就归零。第 29 章还说过:「我就不是学数学的料」是一个预言,说多了会自己应验。
明天就能试的:等他情绪过去两三天,陪他把那张竞赛卷子拿出来,一题一题找死因:哪几道是会但没做对,哪几道是没学过,哪几道是时间不够。然后问他:「这半年,你数学课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让他自己说出他挣到了什么。事先写好:下学期期中考试,看他数学课的成绩和课上的状态;如果比去年好,说明这半年的路没白走,竞赛要不要继续,那时候再商量。
如果找死因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喜欢数学,只是因为爸妈希望他参加呢?那也是一张要老老实实写清的死亡证明:死的是「为了别人参加竞赛」这件事,不是他和数学的关系。可以问他:数学里有没有哪一部分,是你自己做着觉得有意思的?有,就从那一小块接着长;没有,也不必硬撑,把力气放到他真喜欢的地方去。
场景二十四:寒假计划表,三天就作废。
放寒假第一天,五年级的佳佳和妈妈一起做了一张计划表:每天几点起床、读几页书、写几页字、练几遍琴、跳多少下绳,贴在墙上,花花绿绿。第三天,全乱了。
他会说:不要照着一张完整的蓝图,一次把一切推倒重来。一次改一件,看效果,留退路。第 31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那张计划表,是一次小小的「整体工程」:八件事一起上,一件乱了,全乱;乱了以后,也说不清是哪一件先乱的。而且,这张表是在寒假第一天画的,那时候还不知道寒假的土是什么样子:哪天要走亲戚,哪天有同学约,佳佳每天几点最有精神。
明天就能试的:把墙上那张表收起来。寒假第一周,只定一件事,比如「每天读二十页书,什么时候读都行」。一周后,看这一件站没站住;站住了,第二周加一件。每周末和佳佳一起在一张小纸条上写:这周加的那件,站住了没有?没站住,是时间不对,还是事情太多?事先写好:寒假结束时,只要有三件事站住了,这个寒假就过得比那张花花绿绿的表好。
寒假过半,如果连第一件都没站住呢?别急着换一件,先看这一件为什么没站住:是书不好看?是每天总有别的事插进来?还是她压根不喜欢读书这件事?死因不一样,下一步不一样。书不好看,换书;时间总被挤掉,就定在每天早饭后那半小时;压根不喜欢,那就换一件她喜欢的事先种,读书以后再说。
场景二十五:高考后选专业。
高考成绩出来了,一家人为填志愿吵翻了天。爸爸说学计算机,将来好找工作;妈妈说学师范,稳定;孩子自己想学考古,被全家反对:「考古能有什么出路?」
他会说:没人握着历史的时刻表。四年后、十年后,会长出今天谁也不知道的东西;现在最热门的专业,未必是那时最好的路。第 29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不能预言,不等于看不见方向。可以读一读土:孩子说想学考古,这个想法的出生证明是什么?是从小就爱看文物纪录片、去博物馆一待一整天,这些年从没断过;还是看了一部电影一时兴起?前一种,根扎得深。另外,每一个专业,也都可以读一读它的土:它教给人的,有哪些是「旧」的,只能在这一行用;有哪些是「通」的,换了哪一行都用得上。第 54 章讲过。
明天就能试的:一家人先别吵,各自做一件事:爸爸、妈妈、孩子,各写一张纸,写自己推荐的那个专业,四年里会学到哪些「通」的本事;再写一张判负卡: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这个选择不对。三张纸放在一起看。然后,孩子去找两个真在学考古的大学生,问问他们每天在学什么、将来想做什么。事先写好:一周内做完这几件事再定,不在情绪最激动的那一晚拍板。
如果一周以后,一家人还是谈不拢呢?那就把决定权交给那个要去读四年的人,同时把家长的担心写成一张清单交给他:「我们担心的是这几件事,你打算怎么应对?」一个十八岁的人,能对着一张担心清单说出他的办法,这本身就说明他长大了一截。家长手里真正要守的,不是志愿表上那一格,是他以后遇到难处时,还愿意回来跟你们商量。
场景二十六:考了满分,就不想学了。
六年级的一诺,这次数学考了满分。回家以后,他把数学书一扔:「我全会了,不用再学了。」
他会说:一个理论经受住了检验,只说明它到现在还没被打倒,不说明它是最后的话;谁也不许宣布自己到了山顶。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满分是一张很好的成绩单,可它是一片土上的成绩单:这一张卷子,这几章内容,这个难度。第 15 章说过,资格长在一片土上,土一换就要重新挣。更要紧的是本系列那句话:谁宣布完成,这一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我全会了」,是一个孩子替自己封了顶。
明天就能试的:先真心替他高兴,这份资格是他挣来的。然后给他一道「换了土」的题:同样的知识,换一个他没见过的问法,或者一道初一的题,问他:「这道你会吗?」他多半会卡住。卡住的那一刻,告诉他:「你看,满分是这片地上的;前面还有一片地。」事先写好:一个月里给他三道这样的题,如果他从「我全会了」变成了「这个我还没学过,挺有意思」,这个顶就掀开了。
如果他卡住以后很沮丧呢?那就换一个说法:不是「你还不会」,是「你已经站到了这片地的边上,能看见下一片了」。第 37 章说过地平线:你走到了原来的地平线,眼前又出现一条新的,这不是失败,是走远了。
场景二十七:研究性学习,变成了家长的作业。
五年级的科学课布置了一个「研究性学习」:调查小区里的垃圾分类情况,写一份报告。结果,一半的报告是家长写的,有的还用会说话的机器生成了漂亮的图表。
他会说:一个想法只有写下来、放到别人面前,才能被批评;可要紧的是,那是谁的想法。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份作业,要的不是一份漂亮的报告,是孩子自己的一张出生证明:他在小区里看见了什么,冒出了什么问题,是怎样一步步查的。家长代写,交上去的是一份没有出生证明的成品,孩子什么也没长出来。第 19 章说过,学校里只有考试,没有「出题课」;研究性学习,本来是一堂难得的出题课。
明天就能试的:家长只做两件事:陪孩子下楼,在垃圾桶边站十分钟,看看大家是怎么扔的;然后问他一句:「你看见了什么让你觉得奇怪的事?」他的回答,就是这份报告的第一行。报告由他写,字丑、图简单都没关系,最后附一段「我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事先写好:交上去以后,看老师问的问题,孩子答不答得上;答得上,这份报告就是他的。
如果老师只看报告漂不漂亮呢?那也值得跟老师聊一次:一份孩子自己写的、丑一点的报告,和一份家长写的漂亮报告,您更想看哪一份?很多老师,其实也在等家长问这一句。
本章场景一览(选)
| 场景 | 落在他哪一句 | 本书松开哪一维 | 对上哪条判决 |
|---|---|---|---|
| 学这个有什么用 | 科学始于问题 | 给知识开出生证明 | 判决二 |
| 公式背熟一用就错 | 心是探照灯 | 三块地:碰的那块地没通 | 判决三 |
| 说作业写完了其实没写 | 错误要能不流血地显形 | 说实话会不会疼的那片土 | 判决四 |
| 班里起外号 | 宽容要有边 | 命名权还给每个人 | 判决四 |
| 辅导作业家长先崩溃 | 我可能错,你可能对 | 家长在孩子面前认错的土 | 判决四 |
| 竞赛落选 | 被打中不是失败 | 资格不归零,死因要写清 | 判决一 |
| 寒假计划表三天作废 | 不照蓝图推倒重来 | 一次一件,先读寒假的土 | 判决四 |
| 高考后选专业 | 没人握着时刻表 | 读土,旧与通,判负卡 | 判决五 |
| 考了满分就不想学 | 谁也不许宣布到了山顶 | 资格长在一片土上,地平线会移动 | 判决一、五 |
| 研究性学习变成家长作业 | 写下来才能被批评 | 作业要有孩子自己的出生证明 | 判决二 |
照第 44 章的样子,也设想一下他读到这一章,会反对什么。以下是本书的设想。
他大概会反对本章太看重「土」。他会说:一个孩子学不好,你总去看他睡没睡够、喜不喜欢老师、家里有没有桌子,这些都对,可是别忘了,最后还是要看他会不会做这道题。检验,才是学习里最硬的那一环。
本书同意这一半:土不能代替检验。一个孩子睡得再好、再喜欢老师,题不会做就是不会做。本章每个场景都事先写好了「什么情况算没用」,就是为了不让「看土」变成一个怎么都对的借口。
本书只坚持另一半:检验告诉你他会不会,土告诉你他为什么会、为什么不会。只看检验的教育,是一家只有质检部的工厂;只看土的教育,是一家没有质检部的工厂。两样都要。
把十个场景压成五件事,每件都很小,都事先写好了什么情况算没用。
一、错题本加两行。「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下次同类题我是这样想的」。一个月后看第二行,没变化就换。
二、学之前先猜三个。预习、看书、上兴趣课之前,写下三个猜想或问题。三周后看孩子能说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变多。
三、大人先问「笨问题」。家里的饭桌上,大人一周问三次自己真不懂的事。一个月后看孩子问问题的次数。
四、每个决定写两段。给孩子报班、换学校、定规矩之前,先写出生证明(我为什么这样想),再写死亡证明(什么情况下就停)。
五、给孩子的学习建档案。不只收成绩单,也记下他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哪一段卡住,哪一段突然开窍,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一学期翻一次。
这一章大部分写给家长。最后几句,写给老师。
第一句,是他的:在课堂上留一个被驳倒的位置。每一节课,留几分钟,请学生挑老师的错,挑教材的错,挑同学答案的错。挑到了,当众道谢。
第二句,是本书的:给学生的想法开出生证明。一个学生提出一个好问题、一个新想法,别只说「好」,问一句「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一问,让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有来历,也让别的学生知道,好想法是可以学着长出来的。
第三句,也是本书的:给每个学生建一份档案,不只收成绩单。期末写评语的时候,不只写「成绩优秀」「有待提高」,写一句这个学生这一学期是怎样走过来的:哪一段卡住,哪一段开窍。一句这样的评语,比一个分数,更能让一个孩子认出自己在长。
十几个场景看下来,也许你会觉得:要做的事太多了。别急,照他教的办法,一次只改一件。
一个学期大约四个月,可以这样排:
第一个月,只做错题本加两行。
第二个月,错题本接着做,再加一件:预习先猜三个。
第三个月,饭桌上,大人一周问三次「笨问题」。
第四个月,期末前,和孩子一起画一条这学期的成绩线,一起找拐弯的地方。
每个月末,全家坐下来五分钟,问一句:这个月加的这一件,站住了没有?站住了,留着;没站住,别硬撑,换一件更小的。一学期下来,你们家的学习,会从一沓成绩单,慢慢长成一份档案。
找一个安静的晚上,和孩子一起,各自写一张「出生证明」。
题目是:「我最近学会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一道题,一个字,一首歌,一个游戏的技巧,一件家务。
每人写四行:
我是在哪里、跟谁、怎么开始学的?(土)
中间卡住过几次?每次是怎么过去的?(路)
现在我学会到什么程度了?(形状)
学会以后,我哪里变得不一样了?(回写)
写完交换着读。你会发现,孩子学会的东西,每一样都有一个故事;你自己学会的东西,也是。学习不是一张一张的成绩单,是一张一张的出生证明,连成一份档案。
带走的话错题本不该是一本死亡证明的合集;每一道错题,都该写下它是怎么错的,也该留一行,等下一次写它是怎么对的。
开门还是关门:直接用四样(探照灯、什么情况下算错、错了不丢人、说具体);先松开三维(资格:建档案;土:开出生证明;心里那块地:种提问不被踩死的土)。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十个场景,每个都事先写好死因;每个也都补开了出生证明。
先说一句这一章的规矩:本章只谈理解、习惯,和怎样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不给诊断,不给用药的建议。身体上的任何事,最后都要问医生。
波普尔专门写健康的东西很少。可是他的思想,在医学里走得很远。
第 6 章讲过艾克尔斯,第 48 章讲过梅达沃,两位都是得了诺贝尔奖的医学家,都把他当成自己人。第 48 章还讲过:今天新药上市之前,要事先登记研究方案、设对照组、算好样本量,结果出来不许改指标;这一整套规矩的骨头,是他的。
许多医生也爱拿他的办法,讲自己看病的过程:病人来了,医生心里先冒出几个可能的判断,这是猜想;然后开检查,一个一个去排除,这是反驳;排除到最后剩下的那个,暂时当作诊断,治疗中如果不对劲,再回头改。看病,就是一场小小的猜想与反驳(据许多医生的讲法)。
他自己,活到了九十二岁。晚年仍然每天工作,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常说一切生命都是在解题(大意见他的晚年文集)。一个人到了九十岁还在解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和身体、和时间相处的样子。
第 38 章讲过他的倾向解释,他举过一个和健康有关的例子,大意是:一个人活到八十岁的可能,不是出生那天就定好的一个数;他六十岁时身体很好,是一个数;生了一场大病以后,又是另一个数。可能,属于一个人整个的处境,而且随着处境一路在变。
能直接拿来用的,有四样。
第一样,什么情况下算错。面对各种健康说法、养生秘方、保健品广告,问这一句,能挡住许多骗局。
第二样,一次改一件。想改变生活习惯,别一口气改八件,一次只改一件,看效果,留退路。第 31 章讲过。
第三样,让想法替你去死。一个大的健康计划,先写在纸上,请懂行的人、请家里人挑毛病,在纸上死,总比在身上死便宜。
第四样,可能属于整个处境。医生说的风险数字,是在一张什么样的桌子上算出来的,你站在哪张桌子上。第 38 章讲过。
要先松开一维的,有四样。
第一样,身体不是一台等着被证伪的理论。照「只开死亡证明」的看法,身体好不好,只看它有没有出事。可是身体是一个一直在长、一直在被日子改写的东西。一个人坚持了半年的散步,他的身体不只是「这半年没出事」,是一段路走下来,和这个习惯缠在了一起。要松开的是资格那一维:身体的好,是在路上一步步挣来的,也会在路上一步步丢掉。
第二样,身体长在三块地上。一个人的身体,长在碰的那块地上:吃的、睡的、动的、住的地方;也长在想的那块地上:他信什么,怕什么,知道什么;还长在心里那块地上:他和谁住在一起,有没有人说话,心里压着什么。只在一块地上使劲,常常使不上劲。
第三样,没看见不是没有。第 16 章讲过:一次检查没看见,可能是真没有,可能是看得太少,可能是看的办法不对。这一条,要和医生一起用,不要自己拿来吓自己,也不要自己拿来安慰自己。
第四样,「我」在病里也会变。第 36 章讲过,「我」是一直在长的。一场病、一次手术、一种长期要和它相处的慢性病,会改写一个人的土,「我」也会跟着变。这不是坏事,是要重新长。
在进场景之前,先说一件他的政治哲学能帮上忙的事。
第 30 章讲过:一个好的制度,不在于选对了人,在于出了错能不能被纠正,而且纠正的时候不用撕破脸。
看病,也是这样。好医生也会判断错,这不是医生不好,是看病本来就是一场猜想与反驳。要紧的是: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有没有一条能说「我觉得不对」的通道?
这条通道,有几种样子。一种是病人能说出自己的感受:「吃了这个药以后,我晚上睡不着」「那次检查以后,疼的地方换了」。一种是病人能问:「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如果是您的家人,您会怎么选?」还有一种,是在要紧的决定上,去听听另一位医生的意见。
这些都不是不信任医生,是给医生的判断留一个能被驳倒、也能被加固的位置。好医生多半欢迎这样的病人,因为病人说出来的每一句感受,都是医生多一片可以读的土。
本书在这里还要加一句心里那块地的话:许多病人不敢问,怕医生不耐烦,怕被当成「不听话」。这片土,不是一个病人自己能种出来的。可你能做一件小事:去看病之前,把想问的两三个问题写在手机里,到了诊室,照着问。写下来的问题,比临时想的,更容易问出口。
场景一:查不出毛病的胃疼。
三十五岁的陈先生,胃疼了三个月。做了胃镜、B 超、抽血,报告上写:未见明显异常。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注意饮食。可他还是疼。
他会说:一个说法要能被检验。「没什么大问题」和「一定有大问题」,都要拿出证据来。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16 章说过,一次「没看见」有三种来源。报告说的是:这几项检查,这一次,没看见明显的问题。它没说你不疼,也没说疼没有原因。疼是真的,它有出生证明,只是还没被读出来。
明天就能试的:从今天起,记一份「疼的出生记录」。每次疼,写三行:什么时候,疼之前做了什么、吃了什么,那几天心里在为什么事发愁。记两周,带去给医生看。这份记录不是让你自己下诊断,是给医生多一片土去读。很多时候,医生从这样一份记录里看见的东西,比从一次检查里看见的还多。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记录看不出任何规律,也照样带给医生,让医生决定下一步。
这份记录还有一个用处,是给陈先生自己的。疼了三个月、查不出原因,人最容易往两头走:要么越想越怕,觉得自己得了什么查不出来的大病;要么干脆不管了,觉得「反正查过没事」。一份一天一天记下来的记录,让疼从一团说不清的害怕,变成了一件有时间、有地点、有前因的事。事情一具体,人就没那么慌了。
场景二:养生群里的「排毒」。
退休的刘阿姨,加了一个养生群。群里天天有人推荐一种「排毒茶」:喝了以后身体舒服了,说明毒在排;喝了以后拉肚子、没精神,说明毒排得猛,是好事,坚持住;喝了没感觉,说明毒太深,要多喝几个疗程。
他会说:这是一个怎么都对的说法。好了是它的功劳,不好是毒太深,没感觉是时候没到。它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所以它什么也没说。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14 章那张三问卡用得上。它说得出死因吗?说不出。它还需要看见刘阿姨这个具体的人吗?不需要,什么人喝都是一套说法。每一个喝了的人的反应,能改动它一个字吗?不能。三问都答不上来。还要看土:刘阿姨为什么信?群里的人每天互相问候,陪她说话,她退休以后第一次觉得有人惦记。这片土是真的,茶是假的。
明天就能试的:家里的晚辈,别急着说「这是骗人的」然后让她退群,那是用棍子。陪她问一句:「这个茶,要是没用,我们会看见什么?」再帮她找一个同样能每天说说话的地方,一个老年大学的班,一个社区的活动。刀挡住这一杯茶,土要换一片新的。
如果刘阿姨还是舍不得那个群呢?那就别逼她退。可以和她约一件小事:群里再推荐什么东西,先拍给你看一眼,你们一起问一问那三句。一个月下来,她也许自己就学会问了。一把刀交到她手里,比替她砍一百次更管用。
场景三:高血压和生活习惯。
六十二岁的赵叔叔,查出了高血压。医生开了药,也叮嘱他要改改生活习惯:少吃咸的,多走走,别熬夜。药他按时吃了,生活习惯却一样也没改成:一下子要改的太多,改了三天就全放弃了。
他会说:零敲碎打。一次只改一件,改完看效果,留退路。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药怎么吃,完全听医生的,这一条不在本书讨论之内。本书只谈生活习惯。一次改一件,还要选对第一件:选那件改了以后,别的会跟着好一点的;也要看土:赵叔叔家里谁做饭?他每天几点在做什么?一件和他的日子缠得最松的习惯,最容易先改。
明天就能试的:赵叔叔和家里人一起,从医生叮嘱的几件事里只挑一件,比如「晚饭后下楼走一圈」。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一周里有一半以上的晚上做到了,就算这一件站住了,再加第二件;做不到,就不是赵叔叔不行,是这一件和他的日子缠得太紧,换一件先改。每次去复查时,把这份记录带给医生看。
两周以后,第一件站住了,第二件怎么选?不要选医生叮嘱里「最重要」的那一件,要选和第一件连得上的那一件。晚饭后已经会下楼走一圈了,下一件可以是「走完回来不吃零食」,它和走路长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长,容易。习惯和习惯之间也缠在一起:一件站住了,会给下一件留出一片土。
场景四:膝盖手术以后。
四十八岁的周女士,膝盖做了手术。康复训练很枯燥,每天那几个动作,进步慢得几乎看不出来。她常常想:练了一个月,好像跟没练一样。
他会说:别指望证明自己好了,只要没出新问题,就接着练。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正是「只开死亡证明」的看法:只要没坏,就接着来。可康复不是「没坏」,是一段路:膝盖和肌肉一天一天在重新缠紧。本书说资格是在路上挣的,康复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例子。这份资格看不见,是因为每天只有一点点,要有一份档案,才看得出来。
明天就能试的:给膝盖建一份档案。每周同一天,记三件事:今天能不扶东西站多久,上下楼梯有没有比上周顺,最疼的那个动作疼到几分(自己打个一到十的分)。数字不重要,要紧的是一周一周连起来看。一个月后翻开,你会看见一条路。这份记录也带给康复师看,由他决定下一步怎么练。
如果某一周,数字往回走了呢?别慌,也别瞒。往回走,是一张小小的死亡证明:这一周里,有什么东西让膝盖退了一步?是走路走多了,是天冷了,还是那几天心里烦、练得马虎?死因写清楚,下一周就知道该避开什么。一份档案里,往回走的那几页,常常比往前走的那几页更有用。
场景五:照顾中风父亲的女儿。
四十五岁的吴女士,父亲中风以后,一直是她在照顾。她白天上班,晚上照顾父亲,周末带父亲去康复。她哥哥在外地,偶尔打个电话,问一句「爸怎么样」。一年下来,她常常半夜醒来,心里又累又委屈,却不敢说:说了,好像是自己不孝顺。
他会说:一个家也需要一条能说「这样安排不对」的通道,而且说了不用撕破脸。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个家的分工,从父亲中风那天起就定型了,谁也没说过它可以改。更要紧的是心里那块地:吴女士不敢说累,因为在她心里,说累就等于认错,认错就会被看成「不孝」。第 26 章讲过:一个人敢不敢说实话,要看说了会不会被踩死。照顾者的身体,很多时候是被这片土压垮的。
明天就能试的:约哥哥一次视频,不谈「谁做得多谁做得少」,只做一件事:把这一年照顾父亲的事,一件件列出来,写在一张纸上,拍照发给他。然后约定:这份分工,每三个月一起看一次,谁都可以说「这一块我撑不住了」。再给自己一件小事:每周有一个晚上,不管多忙,留给自己,请一位亲戚或护工替一下。事先写好:三个月后,如果半夜醒来的次数没有少,就再调一次分工。照顾好自己,不是不孝,是让这份照顾能走得更远。
如果哥哥不接这个话呢?那也别把力气全花在争上。可以先去找找身边能接住一部分的土:社区有没有日间照料,医院的康复科有没有照顾者的交流小组,有没有别的家属可以一起说说话。一个照顾者最怕的,是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个人扛着。多一个人知道你在扛什么,这副担子就轻一点。
场景六: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
二十六岁的小林,每天都说今晚要早睡,每天都刷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晚上回家又刷。他觉得自己「就是自控力差」。
他会说:「我就是自控力差」是一个预言,第 29 章那个俄狄浦斯效应:你越这样说,越容易应验。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39 章说过,先动,后会;生物不只被环境挑,也挑环境。小林不是自控力差,是他的土:手机就在枕头边,躺下就能拿到,一天里只有这一段时间是自己的。对着这片土用意志力,常常打不赢;改一改土,意志力就不用那么累了。
明天就能试的:只改一件事:睡前把手机放到客厅充电,床头放一本纸书,或者一个旧闹钟。别的都不改。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一周里有一半以上的晚上在十二点前睡着了,这一件就站住了,再考虑下一件;做不到,也不说明你自控力差,说明这一件还不够,换一个更小的,比如先从周日晚上开始。
还有一件事可以留意:那一段刷手机的时间,他在找什么?是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是白天没说完的话,还是一种什么都不用想的放松?如果是前一种,光把手机拿走,这份需要还在,它会从别的地方冒出来。可以试着给它换一个出口:睡前那二十分钟,读几页喜欢的书,或者和朋友打个短短的电话。改土,不只是拿走一样东西,也是种下另一样。
场景七:医生说的那个数字。
五十岁的孙先生,体检以后,医生跟他说:照你现在的几项指标,今后十年得某种病的风险大概是多少多少。孙先生回家以后,心里一直压着这个数字,睡不着。
他会说:这个数字,是一种倾向,属于你整个的处境,不是你身上一个定死的东西。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38 章讲过,或然性不是世界身上摆着的一样东西,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开口;而且,你自己就站在这张桌子上。这个数字,是从许多和你有些像的人身上算出来的,你的日子,接下来的十年,都还在这张桌子上。体检单上那些「参考范围」也是一样:它们是在一大群人身上定出来的,你站在不在那群人里,你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要问医生。本书不替医生解读任何一项指标。
明天就能试的:下次复诊,带上三个问题去问医生:这个数字是从什么样的人身上算出来的?我和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这张桌子上,哪几样是我自己能动的?医生的回答,就是你接下来要走的路。别让一个数字把你钉在原地;它是一个读数,不是一张判决书。
家里人也可以帮一个忙:别拿这个数字吓他,也别拿它开玩笑。一个数字说出口,会回头改写听的人,第 29 章那个俄狄浦斯效应,在这里也在。家里人天天说「你这个风险高」,他可能越来越紧张,睡不好,反而更糟;家里人说「医生说了,这几样是你能动的,我们一起来」,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一条路的起点。
场景八:运动总是坚持不下来。
三十九岁的郑女士,办过三次健身卡,每次都去了两个星期就不去了。她每次开始时都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坚持。
他会说:给你的计划写一张死亡证明:什么情况下,就说明这个计划不对?先写好,才知道该怎么改。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开一张出生证明。郑女士这辈子,有没有哪一段时间,运动是自己坚持下来的?她想了想:大学时和室友每天晚上去操场散步,一学期没断过。那一次为什么能坚持?因为有人一起,因为操场就在宿舍楼下,因为散完步可以一起聊天。那一次的土,是人和方便,不是决心。
明天就能试的:别再办健身卡了。找一个朋友或家里人,约好每周两个晚上,一起在家附近走半小时,走完聊聊天。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一次都没断过,就算这片土种起来了;断了,就看是哪一样没有了,人、方便,还是聊天。本书不给你定运动的目标,那是医生和你自己的事;本书只说:坚持下来的,常常不是决心,是一片合适的土。
如果那位朋友后来没时间了呢?那正好看清一件事:土里最要紧的是哪一样。如果朋友一不来,她就不走了,说明「有人一起」是那片土的根;那就再找一个人,或者加入一个小区里一起走路的小群。如果朋友不来,她自己也还愿意去走,说明这个习惯已经在她身上扎下根了。两种情况,都比「这次一定要坚持」清楚。
场景九:一场大病以后,「我」变了。
五十五岁的冯老师,一场大病以后,身体恢复得不错,可是人不一样了。以前他是学校里最能干的那个,什么活都抢着做;现在,走快一点就累,很多事做不动了。他常常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说的时候很难过。
他会说: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自我,我们是学着成为自我的。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36 章讲过,「我」一直在长,从来没有坐稳过驾驶座。冯老师说「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这句话是对的,只是不必难过。一场病,改了他的土:身体那块地变了,心里那块地也变了。一个新的「我」,要在这片新土里重新长。
明天就能试的:和冯老师一起,写两列。左边写:以前的「我」,最看重的三件事。右边写:现在的身体和日子里,这三件事各自还能以什么样子做下去。「最能干」也许变成了「最能带年轻人」,「什么活都抢着做」也许变成了「把最要紧的一件做好」。两列写完,也许他会发现,那个「我」不是没了,是换了一种长法。
家里人最容易说的一句话是:「别想那么多,你还是原来的你。」这句话出于好意,可它不对,冯老师自己也不信。更好的一句也许是:「你是变了,我们一起看看,你现在想做成什么。」承认变了,才能开始长。
场景十:孩子每天上学前说肚子疼。
八岁的星星,这个学期开始,每天早上上学前说肚子疼,一到周末就不疼了。
他会说:先别急着下结论。「他是装的」和「他真有病」,都要拿证据来。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先做最要紧的一件事,带孩子去看医生,把身体上的问题排除掉,这一步不能省,也不是本书能替代的。医生看过以后,如果身体上没发现问题,再去看另一片土:一个孩子的身体,也长在心里那块地上。学校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和哪个同学闹了别扭?是不是某一门课让他害怕?
明天就能试的:看过医生以后,每天晚上睡前,和星星聊五分钟,不问「你肚子还疼吗」,问「今天学校里,哪件事最开心,哪件事最不想再遇到」。连着聊两周。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什么也没聊出来,也照样带着这两周的记录,再去找医生或学校的老师一起商量。孩子的肚子疼,常常是一张出生证明写在身上,要大人一起去读。
大人最要避开的,是两句话。一句是「你就是不想上学,装的」,那是没看就判了死刑;一句是「那今天就别去了」,那是一次次替他把土绕开。更好的是第三条路:看过医生,陪他去学校,同时每天晚上那五分钟,慢慢把那片让他害怕的土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是换座位、找老师聊、还是陪他练一练怎样和那个同学相处,再一起商量。
场景十一:家里老人不肯去体检。
七十岁的钱大爷,几年前被卖保健品的人骗过一次,花了好几万。从那以后,他什么都不信了,连子女给他约的体检也不去:「医院也是骗钱的。」
他会说:一九一九年,十六岁的我被一套不许怀疑的理论吓坏了,从此对一切「我有把握」起了戒心。第 2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2 章也讲过这份戒心的另一面:被伤过一次,最容易提防过了头,把「那一套是假的」扩成「什么都是假的」。钱大爷需要的,不是有人跟他争「医院可不可信」,是有人陪他分清两种东西:一种是只会说「信我就对了」的,一种是长年累月被很多人检验过、错了会被追究的。
明天就能试的:别劝他「要相信科学」,那句话他听了只会更反感。可以陪他做一件小事:拿出那次被骗时的宣传单,和一张正规医院的体检单,放在一起看,问他一句:「这两张纸,哪一张说得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让他自己看出来分别。事先写好:一个月内,如果他愿意去做其中最简单的一两项检查,就算这片土松动了;如果还是不愿意,也别逼,先陪他去一次社区医院量个血压,从最小的一步开始。
场景十二:越想睡,越睡不着。
三十岁的周小姐,最近常常失眠。躺下以后,她就开始想:今晚一定要睡着,明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越想,越清醒,一看表,两点了,更急了。
他会说:一个关于自己的预言,会改变它要预言的事。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今晚一定要睡着,不然明天就完了」,这句话一说出口,就沉回了她的土里,让她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睡不着。这是第 29 章那个俄狄浦斯效应,落在了一张床上。本书不谈失眠的治疗,那要问医生;长期失眠,一定要去看。这里只谈这一个「预言」的样子。
明天就能试的:试着把那个预言换一句:「今晚睡不睡得着,明天的会都能过去;睡不着,就躺着休息。」同时,把床头的表转过去,不看时间。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睡着的时间没有变早,失眠还是一样,就别再自己琢磨了,去看医生。换一句话,只是拿走一个压在土上的石头;有没有别的石头,要请医生来看。
场景十三:半夜上网搜症状。
四十岁的冯先生,体检报告上有一项指标偏高。当天晚上,他在网上搜了两个小时,越搜越怕:有的文章说没事,有的文章说是某种大病的信号。他一夜没睡。
他会说:一个说法要能被检验。网上那些文章,说得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看这些文章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网上最容易被你搜到的,往往不是最准的,是最吓人的,因为吓人的文章点的人多。这是搜索结果的出生证明。一个人半夜搜症状,读到的是一片专门长吓人东西的土。
明天就能试的:给自己立一个小规矩:体检单上看不懂的,不在半夜搜,把问题写下来,第二天打电话问体检中心,或者挂号问医生。事先写好:下一次再遇到看不懂的指标,如果你能忍住不在半夜搜,而是等第二天去问,就算这条规矩站住了。医生看的是你这张单子和你这个人;网上的文章,看的是所有人。
场景十四:孩子的眼睛。
十岁的阳阳,视力一年比一年差。妈妈试了好多办法:买护眼灯、限制看屏幕、让他做眼保健操,一下子全上,阳阳烦得不行,哪样都没坚持住。
他会说:一次改一件,看效果,留退路。第 31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先去看眼科医生,听医生对阳阳这种情况的具体建议,这一步不能省,本书不替医生开方。医生给了建议以后,怎样落进阳阳的日子里,是另一件事:要看他的土。他每天在哪里写作业,灯光怎样,放学以后有没有机会到外面去,他自己最愿意改的是哪一样。
明天就能试的:把医生的建议列出来,和阳阳一起,只挑一件他最愿意做的,先做两周。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这一件他一周能做到五天以上,再加第二件;做不到,就不加,先想想是什么挡住了他。每次复查,把这份记录带给医生看。
场景十五:老人刚搬来和子女同住。
七十三岁的奶奶,老伴去世后,从老家搬到城里和儿子一家同住。三个月下来,她吃得少了,睡得差了,常说这里疼那里不舒服,去医院查了几次,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
他会说:从一片熟悉的土走进一片陌生的土,人会背上一份文明的紧张。第 28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身体上的事,先让医生看,这一条不能省。医生看过以后,还要看另一片土:奶奶在老家,有几十年的老邻居,有每天早上去的菜市场,有一条闭着眼都能走的街;在城里,她白天一个人在家,不认识楼下的人,连超市都怕走丢。第 53 章说过,身体长在三块地上。她碰的那块地、心里那块地,一下子全换了,身体跟着不舒服,并不奇怪。
明天就能试的:别急着让她「适应」,那是让她在空地上硬撑。帮她种一小块新土:周末陪她去一次小区附近的菜市场,认一认路;打听一下社区有没有老年人的活动,陪她去一次;每周让她和老家的老姐妹视频一次,让旧土不断。事先写好:两个月后,如果她能自己出门走一条固定的路,说出一两个新认识的人,这片新土就在长了。
场景十六:新手父母和一万条育儿建议。
刚当上父母的小两口,孩子三个月,每天在网上和各种群里看到海量的育儿建议:这个说要抱,那个说别抱;这个说要早早立规矩,那个说要顺其自然。两人越看越慌,常常为此吵架。
他会说:一个说法说得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许多育儿建议,怎么都对:孩子好了,是方法对;孩子不好,是你做得不够。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看每一条建议是长在哪片土上的:是一位儿科医生对许多孩子的观察,还是一位妈妈对自己一个孩子的体会,还是一个卖产品的号在推销?第 53 章那三问,放在这里也用得上。更要紧的是,别忘了眼前这个孩子自己的土:他什么时候最安稳,什么时候最烦躁,这些,只有天天看着他的父母知道。
明天就能试的:两人约定一个规矩:看到一条想试的建议,先问三句,再一起决定试不试;试就只试一件,试一周,事先写好看什么(比如孩子入睡要多久),一周后一起看记录。身体上的事,比如喂养、发育、生病,一律问儿科医生,不在群里找答案。这个规矩,也顺带替这个家修了一条不吵架就能改主意的路。
本章的规矩照旧:只谈理解、习惯,和怎样和身体相处;不给诊断,不给用药建议。身体上的事,最后都要问医生。
场景十七:戒烟,戒了又抽。
四十六岁的老梁,戒了三次烟,每次都坚持不过一个月。每次破戒,他都骂自己:「我就是没毅力。」
他会说:一个关于自己的说法,也要能被检验;「我就是没毅力」说出口,会改变它要预言的事。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先看土。老梁的烟,缠在他日子里的哪些时刻上?吃完饭,开车堵在路上,和客户谈完一单,晚上一个人在阳台上。每一个时刻,都是一根缠着烟的线。戒烟不只是和一个念头打架,是要一根一根地解开这些线。第 53 章讲过:坚持下来的,常常不是决心,是一片合适的土。
明天就能试的:先去问医生,许多医院有专门帮人戒烟的门诊,怎么戒、要不要借助什么办法,听医生的。医生之外,老梁可以自己做一件小事:拿一张纸,记一周自己每一次想抽烟的时刻:几点,在哪里,刚做完什么。一周后,挑出最常出现的那一个时刻,先只改那一个:比如饭后不在饭桌边坐着,起身去洗碗。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那个时刻想抽烟的劲小了,再去解下一根线;如果破戒了,别骂自己,写下这一次的死因,下一次就从这个死因开始改。
破戒的那一次,常常是最好的老师。老梁可以把每一次破戒写成一行:那天几点,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几次下来,他也许会发现,自己最容易破戒的,不是饭后,而是和某一位老客户谈完生意以后。那根线,是他原来没看见的。找到了,就知道下一次那个场合,要提前做点什么。
场景十八:体检单上一个「边缘」,决定下个月再说。
三十九岁的钟女士,体检单上有一项指标在「偏高」的边上,医生建议她注意生活习惯,过几个月复查。她觉得「还没到有病」,决定下个月再说。下个月又推到了下下个月。
他会说:一次没看见大问题,不等于没有;一个说法要事先写好,在什么情况下算我错。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边缘」这两个字,用本书的话说,是正在成形:形状冒了头,还没定型。导论讲过,正在成形是最有创造、也最危险的时候:往哪边走,还来得及改。「还没到有病」是真的,可正是还没到,改起来最省力。拖,是让它自己往一个方向定型。
明天就能试的:今天就做两件事。第一件,按医生说的时间,把复查日期写进手机日历,设好提醒,不写「下个月」,写具体的日子。第二件,从医生叮嘱的几条生活习惯里,挑一条和日子缠得最松的,从明天开始。事先写好:到复查那天,不管指标怎样,都把这几个月的记录带给医生看,让医生决定下一步。一个写进日历的日子,比一句「下个月再说」,更像一张事先写好的死亡证明。
如果拖到复查那天,指标变好了呢?别就此松下来。一个「边缘」变好了,说明这几个月的路是对的;这时候最该做的,是把这几个月做对了的那一两件事,留成习惯。第 15 章说过,资格是在路上挣的,也会在路上丢掉;变好了以后不再做,过一年,那个箭头可能又回来了。
场景十九:久坐办公室,腰背一天比一天僵。
三十三岁的程序员小冯,每天在电脑前坐十个小时,最近腰背越来越僵,下班站起来都要缓一缓。
他会说:一次改一件,看效果,留退路。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先去看医生,弄清楚是什么情况,该做什么检查、要不要做康复,都听医生和康复师的。医生看过以后,还有一件事是他自己能做的:看他的土。那张椅子多高,屏幕在哪里,他一坐下是不是就三四个小时不动,公司里有没有人起身走动,还是大家都坐着、谁站起来像是在偷懒。第 26 章说过,一件事做不做得下去,常常要看心里那块地:在一片「坐得越久越显得努力」的土里,起身走动是需要勇气的。
明天就能试的:只改一件:在电脑上设一个每小时一次的提醒,响了就站起来,去倒一杯水再回来。事先写好:两周后,如果一天里有一半以上的提醒他真的站起来了,这件事就站住了,再按医生或康复师的建议加下一件;如果总是「等我写完这段再起」,那就把提醒改成去接水必须走到楼道另一头,让土替他做一点决定。
如果办公室里谁都不起身,他一个人站起来总觉得别扭呢?可以找一两个同事一起:约好每到整点,一起去接水、一起去走廊站两分钟。一个人起身,是和一片土较劲;三个人一起起身,就是在种一片新土。过一阵子,也许整个组都跟着起来了。
场景二十:应酬桌上,说不出一个「不」字。
四十一岁的邓先生,做销售,一周好几顿应酬,每顿都要喝。医生说他该少喝了,他也知道,可是在酒桌上,别人敬酒,他说不出那个「不」字。
他会说:判错权要能被用起来,得让说「不」的人不至于流血。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件事的难处,几乎全在心里那块地上。邓先生懂道理,想的那块地是通的;可是在那张酒桌上,说「不」会不会得罪客户,会不会被说「不给面子」,会不会丢掉一单生意?第 26 章说过,一个人敢不敢说出一句话,要看说了会不会被踩死。酒桌也是一片土。
明天就能试的:先问医生,他的身体现在能喝多少、该怎样减,照医生说的做。医生之外,他可以提前种一点土:下一次应酬前,先跟最熟的那位客户私下说一句:「医生让我少喝,今天我以茶代酒陪大家,您多担待。」有一个人先知道了、先接住了,桌上就多了一个替他说话的人。事先写好:一个月里的应酬,如果有一半以上他做到了少喝或不喝,而且没有丢单,就说明这片土比他以为的软;如果真的有人因此不高兴,写下是哪一种场合,下一次那种场合,换一种办法应对。
还有一件事,他可以回头看一看:那些真的因为他少喝而不高兴的客户,后来的生意怎样了?很多时候会发现,真正看重合作的人,并不在乎那一杯酒;在乎那一杯酒的,常常也不是最要紧的客户。这一层看清了,下一次说「不」的时候,心里就多一分底。这是给他自己心里那块地松一松土。
场景二十一:康复了半年,又复发了。
五十四岁的黄阿姨,一种慢性病控制了半年,最近又有些反复。她很沮丧,觉得半年白努力了,甚至开始怪自己:「一定是我哪里没做好。」
他会说:一次撞墙,要写清死因;死因是下一步的出生地。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反复,不是一张判决书,是档案里的一页。第 15 章说过,资格是在路上挣的,会被回写,也会有往回走的时候;第 53 章说过,膝盖的档案里,往回走的那几页,常常比往前走的那几页更有用。还有一件事要分清:死因写清楚,不等于找一个人来怪。这一次反复,可能和天气、和那几个月的劳累、和病本身的起伏有关,这些要请医生来判断,不是黄阿姨自己一个人扛下来的责任。
明天就能试的:带着这半年的记录去看医生,请医生帮忙看一看,这次反复可能和什么有关、接下来怎么调整。回家以后,在记录本上这一页写一行:「这一次,我学到了什么。」不写「我错在哪」,写「我看见了什么」。事先写好:下次复查时,把这一行也念给医生听。半年的路没有白走,它是这一次调整的土。
家里人在这时候,最容易说两种话:一种是「你怎么又不注意了」,一种是「别想了,没事的」。前一种是替她签了一张冤枉的死亡证明,后一种是把这一页档案撕掉了。更好的一句也许是:「这一次,我们一起看看是哪里变了。」陪她一起翻记录本,本身就是在告诉她: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扛。
场景二十二:体检单上一排箭头,不知道先管哪个。
五十岁的孟先生,拿到体检单,上面有五六个向上或向下的箭头。他一下子慌了,在网上一个一个搜,每一个都想马上改,结果什么都没改成。
他会说:一次改一件,否则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一件起了作用。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一次改一件,还要选对第一件。可是哪一件最要紧,孟先生自己判断不了,这件事要交给医生:哪一个箭头要马上处理,哪一个可以观察,哪几个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样子。第 24 章说过判死的手续三问: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一张体检单,判的人应该是医生,不是搜索引擎。
明天就能试的:把这张体检单带去给医生,只问三个问题:这几个箭头里,哪一个最要紧?哪几个是连在一起的?我先从哪一件生活习惯改起?回家以后,只做医生说的那第一件。事先写好:到下一次复查前,只要这一件站住了,就算这一段路走对了;其余的箭头,按医生安排的次序一件一件来。
如果医生太忙,来不及一个一个细说呢?可以问一句最要紧的:「这几个里,我今天回去最该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把其余的问题留到下一次,或者问问医院有没有可以咨询的护士、营养科或者健康管理门诊。一次问不完,就分几次问;每一次,只带回一件能做的事。
场景二十三:教练推销一套「三十天改造计划」。
三十岁的沈小姐,去健身房咨询,教练给她拿出一套「三十天彻底改造计划」:每天的训练、每一餐吃什么、几点睡,全安排好了,价格不便宜。教练说:「只要严格执行,三十天后你会变成另一个人。」
他会说:一张画得完整的蓝图,要实现,往往就得压下一切反对的声音;而且一次改一千件,出了问题,谁也说不清是哪一件。第 31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套计划的结构,和第 14 章那些「怎么都对」的理论很像:成了,是计划好;没成,是你「没有严格执行」。它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而且,它是一张不看沈小姐这片土的蓝图:她每天几点下班,家里谁做饭,她以前坚持过什么、为什么坚持下来。
明天就能试的:不必急着拒绝,也别急着签。先问教练三句:这套计划在什么情况下算没用?它是在什么样的人身上试出来的?能不能先只做其中一件,试两周?一个好教练,会愿意回答。沈小姐自己,按本章的老办法:只挑一件,和日子缠得最松的那件,先做两周。事先写好:两周后站住了,再加一件;如果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先停下来问医生。三十天变成另一个人,是一张蓝图;三个月里一件一件长出几个好习惯,是一条路。
如果她已经交了钱、签了计划呢?也不必全扔。可以和教练商量:把这套计划拆开,先只做其中一件,两周一评。一个愿意这样调的教练,是在陪她走路;一个坚持「必须严格执行全部」的教练,是在卖一张蓝图。两种教练,一问便知。
场景二十四:看病时医生说的,出门就忘了。
六十八岁的蔡大爷,每次看病,医生说了一大堆,他当时点头,一出诊室就忘了一半:药怎么吃,下次什么时候来,哪些事要注意。
他会说:一个想法只在一个人心里,就没法被批评、被核对;写下来,它才进了世界三,才能被别人一起看。第 34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医生说的话,只在蔡大爷的记忆里,就是一样很容易丢的东西。写下来,它就成了一样全家都能看、能核对、下次能带去问医生的东西。这件事,比记性好不好要紧得多。
明天就能试的:下次看病,带一个小本子,或者让陪同的家人用手机记。进门前先写好想问的两三个问题;医生说的时候,记三样:药怎么吃(照医生和药师说的原话记),下次什么时候来,要注意什么。出门前,把记下的念一遍给医生听,问一句「我记得对吗」。事先写好:连着三次看病都这样做,如果家里人再也不用为「医生到底怎么说的」争了,这个本子就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小小的世界三。
这个小本子还有一个用处:下次换了一位医生,或者去了另一家医院,本子上记着上一次医生说了什么、这段时间身体有什么变化。新医生翻一翻,就能接上。一个人的病史,只在他自己的记忆里,很容易断;写在本子上,就成了一份档案,谁接手都能读。
场景二十五:「隔壁老王天天喝酒,活到九十岁。」
医生让六十五岁的父亲少喝酒,女儿每次劝,父亲都说:「你看隔壁老王,天天喝,活到九十岁,身体硬朗得很。」
他会说:一千只白天鹅证明不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反过来,一只长寿的酒客,也证明不了喝酒无害。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老王是一个例子,不是一次检验。第 12 章讲过不对称:一个例子推不出一个普遍的说法。更要紧的是土:老王的身体、老王一辈子的日子、老王喝的是什么、喝多少,和父亲都不一样。第 53 章说过,一个结论有多可靠,要看它和你之间隔着多远的土。医生给父亲的建议,是看着父亲这个人、父亲这份检查结果说的,比隔壁老王离父亲近得多。
明天就能试的:别跟父亲争老王。换一个问法:「爸,医生是看了您的检查说的,老王的检查咱们也没看过。下次复查,您当面问问医生:像您这样的情况,老王那个例子算不算数?」让医生来回答,比女儿说一百遍管用。事先写好:下一次复查,陪他一起去,把这个问题问出口;医生怎么说,照医生说的来。
如果父亲还是不服,也别天天说。第 29 章说过,一句话说多了会回头改写听的人:天天劝,劝成了父女之间的一根刺,他反而更要喝给你看。说清一次,交给医生,然后陪他做点别的事,比如晚饭后一起下楼走走,给他的晚上换一片土。
场景二十六:给父母买保健品的子女。
三十五岁的小丁,每次回家都给父母带一堆保健品,说是「网上评价很好」。父母吃着,也说感觉不错。可是有一次,母亲在正规医院复查时,医生问她吃了什么,一听那一堆名字,皱起了眉头。
他会说:一个说法要说得出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感觉不错」,说不出。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件事难在心里那块地上:保健品是孝心,质疑保健品,像是在质疑孝心。第 2 章说过,一个人被一份笃定说服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道理,是因为那份笃定和他在乎的东西缠在一起。小丁在乎的是父母,保健品缠在这份在乎上,于是很难用第 14 章那三问去查它。
明天就能试的:把这份孝心换一个出口。下次买之前,先做一件事:把想买的东西,拍照发给父母的主治医生或药师问一问,能不能吃,会不会和正在吃的药冲突(这类事一律听医生和药师的)。医生说可以的,再买;医生说不必的,就把这笔钱换成陪父母做一次体检,或者一张周末带他们出去走走的车票。事先写好:半年里,每一样新东西,都先问过医生再买。孝心没有少,只是走了一条被检验过的路。
如果父母自己在别处买了呢?也别当面拆穿。可以陪他们一起,把家里的瓶瓶罐罐都拍下来,下次看病时带给医生看。第 53 章说过,看病时的小本子,是家里的一份世界三;这些照片,也可以放进去。
本章场景一览(选)
| 场景 | 落在他哪一句 | 本书松开哪一维 | 对上哪条判决 |
|---|---|---|---|
| 戒烟戒了又抽 | 关于自己的说法也要能检验 | 解开缠着烟的那些线(土) | 判决三 |
| 体检单上一个「边缘」 | 没看见不等于没有 | 正在成形,写进日历 | 判决一 |
| 久坐腰背僵 | 一次改一件 | 让土替人做决定 | 判决四 |
| 应酬桌上说不出「不」 | 判错要不流血 | 酒桌也是一片土 | 判决四 |
| 康复半年又复发 | 撞墙要写清死因 | 往回走的那一页也是档案 | 判决一 |
| 一排箭头先管哪个 | 一次改一件 | 判的人是医生,不是搜索引擎 | 判决三 |
| 三十天改造计划 | 蓝图压下反对的声音 | 不看这片土的蓝图 | 判决四 |
| 看病记不住 | 写下来进世界三 | 家里的一份小小的世界三 | 判决五 |
| 隔壁老王活到九十岁 | 一个例子推不出普遍的说法 | 结论和你之间隔着多远的土 | 判决一、三 |
| 给父母买保健品 | 说不出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 孝心缠在笃定上,换一条被检验过的路 | 判决二 |
照前面的样子,也设想一下他读到这一章,会反对什么。以下是本书的设想。
他大概会说:你这一章里,处处在讲土、讲心里那块地、讲一个人的日子,这些都好;可是医学之所以成为医学,是因为它敢于检验,敢于用对照试验把没用的东西清出去。你要小心,别让「每个人的土不一样」变成拒绝检验的借口:「这个药在别人身上有用,在我身上不一定」,说着说着,就又回到了「怎么都对」。
本书完全同意这一条,而且要把它写在这一章最显眼的地方:看土,是为了把检验用得更准,不是为了躲开检验。一个治疗在许多人身上被检验过,这份资格是真的;你的土和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要请医生来判断,而不是自己拿来当理由。本章每一个场景,都把最后的判断交给了医生;每一个「明天就能试」,都事先写好了什么情况算没用。这两条,就是为了不让本章变成第二个养生群。
一、给身体留一份出生记录。哪里不舒服,就记下什么时候、之前做了什么、那几天心里在想什么。带给医生,不自己下诊断。
二、一次只改一件习惯。选和日子缠得最松的那一件先改,事先写好两周后看什么。
三、给健康计划写两张纸。出生证明:以前哪一段时间我做到过,那时候的土是什么?死亡证明:一个月后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这个计划不对?
四、听到任何健康说法,先问三句。它说得出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它看得见我这个具体的人吗?用过的人的反应,能改动它一个字吗?
五、把风险数字当读数,不当判决。问医生:这个数字是从什么样的人身上来的,我能动的是哪几样。
健康上的事,比学习更慢,更要一件一件来。一年可以这样排,每一季只加一件:
第一季,只做一件:给身体留出生记录。哪里不舒服,就记下来,带给医生。
第二季,从医生叮嘱的生活习惯里,挑一件和日子缠得最松的,先改。
第三季,给这件已经站住的习惯,找一个一起做的人,把它种进一片更稳的土里。
第四季,回头看一年的记录,和医生一起看,决定明年加哪一件。
每一季末,问自己一句:这一件站住了没有?站住了,它就成了下一件的土;没站住,换一件更小的,别怪自己。
找一个周日晚上,给自己的身体写一周的「三块地日记」。
每天三行:
碰的那块地:今天吃了什么、睡了多久、动了多少、在什么地方待得最久?
想的那块地:今天我相信了什么、担心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和身体有关的事?
心里那块地:今天和谁说了话、心里压着什么、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轻松?
一周以后,把七天连起来读一遍。你也许会发现,自己最累的那几天,不是吃得最差、睡得最少的那几天,而是心里压着事的那几天;自己最舒服的那一天,也许是和一个老朋友吃了顿饭的那一天。身体不是一台机器,它长在三块地上;要照顾它,得三块地一起照顾。
带走的话身体不是一台等着被证伪的理论,只看它有没有出事;它是一段一直在长的路,好是一步步挣来的,也会一步步丢掉,而且它长在三块地上。
开门还是关门:直接用四样(什么情况下算错、一次改一件、让计划在纸上死、可能属于整个处境);先松开四维(资格:康复与习惯是在路上挣的;土:身体长在三块地上;没看见不是没有,和医生一起用;「我」在病里重新长)。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每个场景事先写好死因;每个也补开出生证明:疼的记录、坚持过的那片土、写在孩子身上的肚子疼。全章不给诊断、不给用药建议。
波普尔的一生,找工作找得并不顺。
第 5 章讲过:他十六岁离开中学,做过各种零活,当过两年木匠学徒,拿到了结业证书,却没有以木匠为业;学过音乐,判断自己没有那份才能,放弃了;在儿童辅导处帮过忙;进了教育学院,当了几年中学老师。三十岁出头,他写出了一本后来很有名的书,可在维也纳,一直没有得到大学的教职。第 6 章讲过:三十五岁,他去了地球另一头的新西兰,在一所课很重、不太看重研究的学院里教了九年书,晚上和假期挤出时间写书。四十四岁,他才到了伦敦经济学院。
这是一条很长、很曲折的路。每一次换路,都有一张死亡证明:木匠这条路停了,音乐这条路停了,维也纳这条路走不通了。每一张死亡证明,又都成了下一段的土:木匠铺教给他「我知道得有多么少」,教室教给他「心是探照灯」,新西兰的孤独和别扭,长成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他在做事上留下的想法,前面几编已经讲过,这里只把和「做事」最有关的几样,收在一起:
一个想法,要事先说出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第 12、13 章)。
一次改一件,看效果,留退路,不要照着一张蓝图把一切推倒重来(第 31 章)。
一个组织好不好,不看它选没选对人,看出了错能不能被纠正、而且纠正时不用撕破脸(第 30 章)。
让想法替你去死:先在纸上把计划挑一遍,在纸上死,比在现实里死便宜(第 39 章)。
一切生命都是解题(第 39 章)。
最后这一句,他晚年用它做了一本文集的书名。一个人做事做了一辈子,到了九十岁还在说:我在解题。这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工作不是一件做完就了的事,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路。他的自传,书名就叫《无尽的探索》。
能直接拿来用的,有五样。
第一样,事先写死因。一个方案、一个项目、一次创业,开始之前就写好: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它不对,该停或该改。这一条能省下许多年的「再坚持一下」。
第二样,说具体。汇报、方案、目标,说到能被人核对的地方。「提升用户体验」什么也没说;「三个月内,新用户第一周的流失减少一成」,说了东西,也可能被打中。
第三样,一次改一件。改流程、改产品、改团队,一次动一处,看清效果。
第四样,给纠错修一条通道。在团队里,谁都能说「这样不对」,而且说了不会被踩死;在自己的计划里,给自己留一个随时可以说「我错了」的位置。
第五样,让想法替你去死。重大决定之前,先请两个敢说真话的人,专门来挑毛病。
要先松开一维的,有三样。
第一样,只开死亡证明。职场上最常见的,是复盘只复盘失败:错在哪,谁的责任。本书要松开的,是出生证明那一维:一个做成了的好点子,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知道了,才知道下一个好点子该去哪里找。
第二样,资格。照「只开死亡证明」的看法,一个人过去干得再好,也只是「到现在还没出错」。本书要松开的,是「资格在路上挣、长在一片土上」:一个人的本事,是在一片具体的土里一步步挣来的;换一片土,要打折,却不会归零。这一条,对换工作、转行、被裁员的人,都特别要紧。
第三样,判错只在想的那块地上。许多公司墙上写着「欢迎提意见」,可一个员工敢不敢说出坏消息,要看另两块地:说了会不会丢饭碗,会不会被当成「不团结」。本书要松开的,是心里那块地:一片说坏消息不会被踩死的土。
在进场景之前,先把一份工作放到三块地上看一看。
想的那块地:这份工作要用到的道理、规矩、流程、专业知识。简历上写的,考证考的,大多在这块地上。
碰的那块地:每天手上真正在干的活,用的工具、机器、软件,坐的位置,通勤的路,拿到手的钱。
心里那块地:你和上司、同事、客户是什么关系,在这里说真话会不会被踩死,你觉得这份工作是不是「我的」,你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换工作、转行、被裁员,只盯着想的那块地:学一个新证书,背一套新流程。可是一份工作做不下去,常常是另两块地出了问题:手上的活和自己的本事对不上,心里那块地上一直在憋屈。反过来,一份工作让人干得有劲,也常常不是因为道理多高明,是因为手上有真活可干,身边有几个能说真话的人。
他的事业想法,大多在想的那块地上:写死因,说具体,一次改一件。都对。本章的场景,要把另两块地也请回来。
场景一:第一份工作。
二十三岁的小陈,刚进一家设计公司。带他的老师傅脾气急,嘴上总挂着一句:「这个你不懂,照我说的做。」小陈觉得在他手下学不到东西,想换组。
他会说:我在木匠铺里跟过一个说「我什么都知道」的师傅,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比从任何老师那里都多:我学到了自己知道得有多么少。第 5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有一样,是他在知识论里没写、在木匠铺里学到的:手上的本事,是一次次试出来、一点点缠紧的。老师傅嘴上的话,一半可以不听;他手上的活,每一件都是在这片土里挣来的资格。第一份工作最要紧的,不是遇到一个好说话的师傅,是在一片有真本事的土里,把自己的手磨出来。
明天就能试的:给自己开一个「偷师本」,每天记一样老师傅手上的东西,不记他说了什么,记他做了什么:他改一张图,先改哪里,后改哪里;他看一眼就说「不行」的,是哪一类。事先写好:三个月后翻开,如果本子上记下的东西,自己能做到一半以上,这片土你就没白待;如果连记都记不下来,再考虑换组。
如果三个月后,本子上记满了,自己也做到了一大半,接下来做什么?那是这片土开始给你的资格了。下一步,是试着做一件老师傅没教过、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小改进,拿给他看。他也许会骂,也许会不说话、第二天照着用了。后一种,就是你在这片土里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东西。
场景二:四十岁转行。
四十一岁的林先生,在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做了十五年的生产管理。企业效益不好,他想转到一家新能源公司去,可面试了几家都没成,对方说他「经验不对口」。他很沮丧:十五年,难道全白干了?
他会说:土一换,旧的资格确实带不过去;牛顿力学在接近光速的地方,两百年的检验也一分用不上。第 9、15 章讲过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土换了,资格要打折,却不是归零。林先生十五年里挣到的,不是一样东西,是好几样,长在不同的土上。「熟悉某一种老设备」,换了行就用不上了;「管一条几百人的生产线、处理突发停工」,在新能源工厂里一样要用;「和工人打交道、让一群人服气」,走到哪里都用得上。他要做的,是把这十五年拆开,看哪些资格长在旧土上,哪些长在任何一片土上都有的地方。
明天就能试的:拿一张纸,把这十五年里做成的事列出来,每一件旁边写一个字:「旧」,只在老行业里用得上;「通」,换了行也用得上。然后把简历和面试时说的话,全部围着「通」的那些重写。事先写好:再面试五家,如果对方问的问题开始落在「通」的那些上面,就说明方向对了;如果还是一上来就问「你懂不懂某某技术」,那就要先去补一门课,给自己在新土里挣一小块资格。
林先生还可以做一件事,是很多转行的人想不到的:别只投简历,去新行业里找两三个人,请他们喝杯咖啡,问一问他们每天实际在干什么、最头疼的是什么。第 46 章库恩说过,一个行当是一片有自己的训练、自己的范例、自己的「什么算好问题」的土。进一片新土之前,先去闻一闻它的气味,比在门外反复敲门,更容易找到入口。
场景三:被裁员。
三十六岁的郑女士,公司业务调整,她所在的部门整个被裁了。她在家里待了一个月,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
他会说:一个理论被推翻,不等于提出它的人被推翻;我们可以让理论替我们去死。第 39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被裁掉的,是一个岗位,是一片土,不是这个人。这张死亡证明,要写清死因:是公司的这一块业务没了,还是她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写清楚了,大多数时候会发现,死因主要在土上,不在人身上。而且,第 6 章那个艾克尔斯的故事说过:一张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常常就是下一张出生证明的底稿。这一次被裁,让她第一次看见了什么?
明天就能试的:写两张纸。第一张,死亡证明:这份工作为什么没了?分成「公司的原因」和「我自己的原因」两栏,老老实实写。第二张,出生证明的底稿:这几年里,我最有劲、最忘了时间的,是哪一类事?那些事,在别的地方有没有人需要?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第二张纸上已经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并且至少联系过三个人问过,就算开始长了。
还有一件事要小心:被裁以后,人最容易说一句「我就是不行」。第 29 章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预言,会改变它要预言的事。这句话说多了,面试时整个人都会缩着。换一句更准的话:「这一次,我所在的那片土没了。」这句话不是自我安慰,是一张写清了死因的死亡证明;写清了,下一步才走得动。
场景四:第一次当主管。
三十二岁的吴先生,刚被提拔为一个八人小组的主管。第一次开周会,他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尽管提。」会议室里一片安静。一个月下来,他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的人。
他会说:不要问谁该统治,问出了错能不能被纠正。一个组织好不好,看它有没有一条不撕破脸就能说「你错了」的通道。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通道修进了规则,还要修进土里。「尽管提」是一句墙上的话,写在想的那块地上。下属敢不敢提,要看心里那块地:以前的主管,是不是谁提问题谁倒霉?新主管说完「尽管提」,第一个提的人,会被怎样对待?第 26 章讲过:一个上司说「欢迎大家指出我的问题」,和一个上司先指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两回事。
明天就能试的:下一次周会,吴先生先说一件自己这个月做错的事,说清楚错在哪里、打算怎么改。然后,第一个站出来说坏消息的人,不管说的是什么,都当众谢一句。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坏消息开始在会上、而不是在事情闹大以后才被说出来,这片土就开始长了。
吴先生还要准备好一件事:第一次有人在会上说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多半会牵扯到某个同事,甚至牵扯到他自己。那一刻,他的反应就是这片土的第一场雨。他要做的,是把话题从「谁的错」拉到「怎么办」:先问「现在情况怎样」,再问「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最后才问「以后怎样避免」。三问的次序别乱,乱了,大家就又学会闭嘴了。
场景五:一份方案汇报。
二十八岁的小赵,要给领导汇报一个新产品的推广方案。她写了二十页,每一页都四平八稳:「预计会带来一定的增长」「需结合市场情况灵活调整」。领导看完,说了一句:「看不出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会说:一个说法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越可能被打中的话,越值钱。第 13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问这份大胆从哪里来。第 13 章说过,有根的大胆和没根的莽撞,是两回事。小赵不敢把话说具体,可能不是胆子小,是她心里没底:她没去问过几个真实的用户,没看过去年类似活动的数据,她的话没有根,一说具体就怕露馅。
明天就能试的:先去找根:这周去问五个真实的用户,翻一翻去年类似活动的数据。然后在方案的第一页,只写一句会被打中的话:「我判断这次推广能让新用户增加三成;两个月后达不到一成五,就说明这个方向不对,该停。」后面十九页,都用来说明这句话是从哪里长出来的。事先写好:下次汇报,如果领导的问题落在了这一句话上,而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份方案就说出了东西。
要是两个月后,真的没到一成五呢?别怕,这正是这句话的价值。一句事先说死的话被打中了,你手里就多了一件别人没有的东西:一次清清楚楚的失败,和它的死因。下一份方案,就从这个死因里长出来。一个从来不敢说具体的人,永远也得不到这样一次清楚的失败。
场景六:一个创业的点子。
三十四岁的钱先生,想辞职开一家社区里的小咖啡馆。他越想越兴奋,觉得这个点子一定行,已经在看店面了。
他会说:先给这个点子写一张死亡证明: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它不行?然后,让它在纸上先死一遍。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开一张出生证明:这个点子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是他在这个社区住了五年,每天早上看见一群家长送完孩子没处可去,这是一片真实的土;还是他刷到一个视频,看见别人开咖啡馆很惬意,这是一片别人的土。前一种点子,根扎在他自己熟悉的地方;后一种,要多挖几铲,看看根在哪里。
明天就能试的:开店之前,先做一个「零敲碎打」的试点:周末在社区的活动室,摆一个小摊,卖两个月的咖啡。事先写好:两个月后,如果每个周末来的熟客没有超过二十个,或者算下来连摊位费都挣不回来,就先别辞职。这两个月,是让这个点子替他去死的机会;它要是活下来了,他再辞职,心里就有了一份档案,而不只是一股兴奋。
如果两个月里熟客不少,钱却挣不回来呢?那也是一张很有用的死亡证明:死因写得很具体,是价格、是成本、还是位置。拿着这张死亡证明,他可以改一个地方再试两个月,比如换一个更便宜的豆子,或者只做早上那一段。零敲碎打,一次改一件。一个创业的点子,在摆摊的两个月里死过两三回、又活过来两三回,比在脑子里完美地活上两年,要结实得多。
场景七:新人没有练手的活了。
某公司的法务部,以前新人进来,头两年做的是整理合同、查条款、写初稿这些基础活,做着做着就练出来了。现在,这些活一台机器几分钟就做完了。部门主管发愁:新人没有练手的活,他们怎么长成老手?
他会说:让机器替我们先把一百个猜想挑一遍,死掉九十个。这是他那句「让理论替我们去死」最直接的延伸,第 51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可是资格是在路上挣的。第 46 章库恩说过,一个学生学会一门科学,靠的是一道一道地做例题;一个新人成为老手,靠的也是那些「练手的活」。机器把这些活拿走了,把新人挣资格的那条路也拿走了一段。这是一片土被改写了,改写以后,新人从哪里长出来,是一个新问题。
明天就能试的:别让新人只看机器做完的结果。设计一个「先自己做、再对答案」的办法:一份合同,新人先自己审一遍,写下他看见的问题;然后再看机器的结果,再看老手的批注。三样对着看,哪里自己漏了,哪里机器错了,哪里老手看得最深。事先写好:半年后,如果新人独立审出的问题,和老手的重合越来越多,这条新路就在长;如果新人越来越依赖机器、自己一处也看不出来,就要把「先自己做」的比例再调高。
老手们也要换一种当师傅的办法。以前,他们带新人,主要是改初稿;现在,初稿是机器写的,老手更要做的,是讲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改:「这一条机器写得没错,可是这个客户去年吃过这样的亏,所以我要加一句。」这句话,机器写不出来,它长在老手这些年的土里。老手把这些土一点点讲出来,新人才有一片能长的地方。
场景八:老板的新战略,怎么都对。
某公司换了新总经理,推了一套新的管理办法。业绩涨了,他说:「看,方法对了。」业绩跌了,他说:「这说明我们执行得还不够彻底。」员工们私下里都在嘀咕,可谁也说不清哪里不对。
他会说:这是一个怎么都对的说法。它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所以它什么也没说。第 14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14 章那三问:它说得出死因吗?说不出。它还看得见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人吗?一套办法全公司一刀切,不看。每一个部门的反馈,能改动它一个字吗?不能。还要看土:员工为什么只敢私下嘀咕?因为在这片土里,公开说「这套办法可能有问题」,等于和新领导过不去。
明天就能试的:一个中层能做的,不是去和总经理争,是在自己能管的那一块,给这套办法写一张死亡证明,而且写得客气:「我们部门试这套办法三个月,如果某某指标没有改善,我们一起看看是哪里要调。」把这句话写进部门的计划里,交上去。事先写好的一句话,比事后的一百句抱怨有用。
三个月到了,如果指标没改善,这句话就派上了用场:它不是你在事后找碴,是你在事前就写好、而且领导也看过的约定。拿着它去谈,谈的是「我们一起看看哪里要调」,而不是「你的办法不行」。第 30 章说的不流血地纠错,在一个部门里,往往就长成这个样子。
场景九:事后诸葛亮。
一个项目失败了。复盘会上,每个人都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早就看出来了,那个供应商不靠谱」「市场的变化早有苗头」。可是项目进行的时候,谁也没说。
他会说:事后能解释一切的人,事先什么也没说。第 4 章讲过那两个天气预报;前言讲过「事后诸葛亮」这句中国老话。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复盘只复盘失败,也是只开死亡证明。事后的死亡证明,常常写得太漂亮,因为写的人已经知道了结局。要紧的,是在事前就开出一部分。管理学里后来有一种做法,大意是:项目开始前,大家先设想「一年后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了」,然后每个人写下,你觉得它是怎么失败的(据管理学的通行介绍)。这是在项目出生的时候,就替它写好一张可能的死亡证明。
明天就能试的:下一个项目开始前,开一个半小时的会,只做这一件事:每个人匿名写下「这个项目最可能死于什么」。收上来,挑出最常被提到的三条,写进项目计划,指定一个人专门盯着。事先写好:项目结束时,对照这三条,看有几条真的发生了;发生了的,当时有没有被及早发现。
这样开会还有一个好处,常常被忽略:匿名写下来,让那些平时不敢说话的人,也把心里的担心交了出来。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可能最早看出供应商的问题,只是不敢说。事前那半小时的匿名纸条,就是给他修的一条小小的判错通道。
场景十:老员工的经验「过时了」。
五十二岁的冯师傅,在一家印刷厂干了三十年,是厂里最懂机器的人。厂里上了一套新的数字化设备,年轻人都说:「冯师傅那套经验,过时了。」冯师傅嘴上不说,心里很难受。
他会说:没有什么知识是最后的;最好的理论,也可能被新的理论超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被超过,不等于归零。第 12 章讲过牛顿:被爱因斯坦超过以后,今天造桥、发卫星照样用它。冯师傅三十年的资格,有一部分长在旧机器上,确实要打折;可还有一部分,长在任何一台印刷机都有的地方:纸张遇到潮气会怎样,油墨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一台机器快坏之前会发出什么声音。这些,新设备的说明书上没有。
明天就能试的:厂里可以做一件小事:让冯师傅和一个年轻人结对子,一个教新设备,一个教「机器快坏之前的声音」。事先写好:三个月后,如果新设备的故障,有一半以上是冯师傅先听出来、先发现的,那就说明,三十年的资格在新土里又挣回来了一块。
厂长还可以做一件更大的事:请冯师傅把「机器快坏之前的声音」写下来,或者录下来,做成一本小册子。第 34 章讲过:一样东西只在一个人心里,别人没法学、没法挑错;写下来、录下来,它就进了世界三,冯师傅退休以后,它还在。这是给一个老师傅三十年的本事,开一张出生证明,也给它留一份档案。
场景十一:团队里没人敢报坏消息。
一家公司的客服部门,投诉一直很多,可是每个月报上去的数字,都「控制得不错」。后来才知道,很多投诉在下面就被压住了,没有记进系统。
他会说:一个组织的判错通道堵了,错误就只能等到变成灾难时才被看见。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不只是规则的事,是计算权和土的事。第 30 章讲过计算权:账怎么记、谁来记、谁能看。投诉数字由被考核的人自己记,这本账就一定会被「调准」。还有心里那块地:报一个坏数字,自己这个月的绩效就完了,谁还敢报?
明天就能试的:部门主管可以改两件事,一次一件。第一件,改计算权:投诉由一个不被这个数字考核的人来汇总,比如轮值的同事。第二件,改土:头三个月,报上来的投诉多了,不扣任何人的分,只看每一条投诉最后解决了没有。事先写好:三个月后,如果报上来的投诉数字先升后降,说明通道通了、问题也在被解决;如果一直不升,说明土还没松动,要再想办法。
主管还要预备一件事:第一个月,报上来的投诉数字一定会涨,而且可能涨得很难看。这时候,上面的领导很可能会问:怎么越管越多了?主管要事先把这句话说在前面:「头三个月数字会涨,那是以前藏着的问题浮上来了;三个月后看它降不降。」事先写好的「会涨」,是判断;事后才解释的「会涨」,就像是找补丁。
场景十二:用机器写方案。
二十九岁的孙小姐,现在写方案,常常让机器先出一版,她再改。方案写得又快又漂亮,可是有一次开会,领导问她方案里一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她答不上来。
他会说:什么情况下,你这个方案算错?这句话,机器不会替你问。第 50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要一张出生证明。第 51 章讲过三行记录:我问了什么,它提了什么,我改了什么。方案里每一个要紧的数字、每一个要紧的判断,都要说得出来历。说不出来历的,就是机器替她长的,不是她自己长的;在会议室里,它会替她「死」,而她要陪着一起死。
明天就能试的:每次用机器写方案,交之前做两件事:第一,在方案最后附一张小表,列出方案里最要紧的五个数字或判断,每一个写一句来历;第二,挑出其中最没把握的一个,自己去核一遍。事先写好:下次开会被问到来历时,如果五个里答得上四个,这个办法就站住了。
还有一个更细的地方:机器写出来的方案,往往很全面,每一条都对,读起来很稳。第 50 章讲过,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几乎不可能错的方案,几乎什么也没说。孙小姐可以反过来问机器一句:「这个方案里,哪一个判断最可能是错的?」然后把那个判断单独拿出来,自己去查。一份方案里,最该花力气的,常常就是那个最可能错的地方。
场景十三:一个自由职业者怎样定价。
三十一岁的何先生,辞职做了自由插画师。第一个难题是定价:报高了怕没人找,报低了自己吃亏。他在网上看了很多「定价公式」,越看越糊涂。
他会说:别指望一个公式替你证明「对的价格」,先定一个,写好在什么情况下改,然后去试。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一个价格,不是一个等着被找到的山顶,第 37 章讲过;它是一个人的本事、他的客户、这一行的行情缠在一起,一点点试出来的。何先生在原来公司做了六年,他的资格长在那片土里:大客户的项目,严格的交稿时间。换成自由职业,土变了,一部分资格要重新挣,价格也要在新土里重新长。
明天就能试的:先定一个价,事先写好两条:接下来十个询价里,如果有八个以上一听价格就走,说明太高了,往下调一档;如果十个里有九个一口答应、连价都不还,说明太低了,往上调一档。十个一轮,一轮调一次。每一轮的记录留下来,一年以后,这就是他这门手艺在新土里的一份档案。
场景十四:一个想辞职去「追梦」的年轻人。
二十七岁的小周,在一家公司做着稳定的工作,却一直想辞职去做独立音乐。父母坚决反对,他自己也拿不准。
他会说:没人握着一个人一生的时刻表,二十年后会长出今天谁也不知道的东西,一张画得太死的蓝图,无论是「稳定工作干到退休」,还是「辞职就一定能成」,都靠不住。第 29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既不照父母的蓝图,也不凭一股冲动。先看这个梦的出生证明: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是他从小就在弹、在写,一写就忘了时间,这些年从没断过;还是最近工作太烦,想找个出口?前一种,根扎得深;后一种,也许换个岗位就好了。
明天就能试的:不辞职,先用一年的业余时间,给这个梦做一次零敲碎打的检验。事先写好:一年内,写出十首完整的歌,在网上发出去,看有没有至少一百个陌生人愿意听完、愿意留言。做到了,再和父母坐下来谈辞职的事,手里有一份档案;做不到,也不说明梦是假的,说明它还没长到能当饭吃的程度,那就先当成日子里一片好土,接着种。
场景十五:带团队做一件没人做过的事。
三十八岁的秦女士,被公司指派带一个小团队,做一个公司从没做过的新业务。没有先例,没有流程,团队里的人都很紧张,开会时谁也不敢拍板。
他会说:大胆猜想,严格检验。没人做过,恰恰是一个大胆猜想最好的地方;要紧的是,每一步都写好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大胆要有根。没人做过,不等于没有土:公司里有没有做过相近事情的人?客户那里有没有说过相关的抱怨?团队里每个人以前的经历里,有没有能搬过来的一块?第 13 章说过,有根的大胆和没根的莽撞,是两回事;第 20 章说过,好猜想是顺着问题那条缝,从土里长出来的。
明天就能试的:第一周不急着定方案,先带团队做一件事:每人去找三个「和这件事有点像」的人或案例,回来讲十分钟。然后,从这些土里,提出三个猜想,每个都写好「一个月后出现什么情况就放弃」。三个一起试,一个月后留下活着的那个。这样拍板,大家心里就有了底:不是赌,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而且留好了退路。
场景十六:五十岁学一样新本事。
五十岁的老孙,在单位做了一辈子文字工作。这两年,单位里年轻人都在用会说话的机器写材料,他觉得自己被甩在了后面,想学,又怕学不会、怕被笑话。
他会说:先动,后会。生物不只被环境挑,也挑环境。第 39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老孙的资格,并没有归零。第 54 章说过「旧」与「通」:他几十年练出来的,判断一篇材料哪里空、哪里虚、哪句话领导看了会皱眉,这是「通」的,换了什么工具都用得上,而且恰恰是机器最缺的。他要学的,只是一件新工具;他要带过去的,是一整片土。
明天就能试的:别从头学一门课,从一件手上的活开始:下一份材料,先让机器出一版,然后用他最拿手的那样本事,把机器那一版改一遍,改的每一处,写一句为什么。事先写好:一个月后,如果他改机器初稿的速度,比自己从头写快了,而且改出来的东西领导挑不出毛病,说明新工具已经长进了他的土里;如果他越改越烦,就先换一种用法,比如只让机器帮他查资料,不让它写。五十岁学新东西,最怕的不是学不会,是忘了自己手里本来就握着什么。
场景十七:考核只看一个数字。
某公司的客服部门,考核只看一个数字:每个客服每天接多少个电话。数字定下来三个月,接电话的数量涨了一大截,可是客户投诉也涨了:很多电话没说几句就被挂了,客户只好一遍遍打回来。
他会说:一个指标,也是一个理论,要事先写好: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它量错了东西。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24 章讲过一件事:被检验的那个理论,会长进检验它的量具里。这里是反过来的:量具一定下来,就回头改写了被量的人。客服们不是变坏了,是这个数字改写了他们的土:在这片土里,把电话挂快一点,是最「合理」的做法。一个数字一旦成了考核,它就不再只是在量,它在推。这是回写,而且常常是没人想要的那一种。第 30 章讲过计算权:谁来定用什么算,要想到它会怎样回头改写被算的人。
明天就能试的:部门主管给这个指标补一张死亡证明:「如果三个月内,同一个客户重复来电的比例上升,就说明这个指标在推着大家往错的方向走,要改。」同时,只加一个配对的数字:一次通话解决问题的比例。事先写好:再过三个月,看两个数字一起怎么走;如果接得多、也解决得多,就留着;如果一个涨一个跌,就说明还要换一种算法。
这个主管还可以做一件小事:每个月挑一个「接得慢、却一次就把问题解决了」的电话,在组会上放一放录音,讲一讲好在哪里。数字推着大家往快里走,这个小小的例子,在往另一边推。一片土不只被规则推,也被大家每个月看见了什么推。
场景十八:老板想让儿子接班。
一家做了二十年的家族企业,六十岁的老板打算让刚从国外回来的儿子接班。几个跟了他十几年的老员工心里不服,又不敢说。
他会说:不要问谁该统治,要问:万一他不行,有没有一条不流血的路,能把他换下来,或者把他的决定改回来?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家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儿子行不行。谁也说不准,这一点他说得对。问题在于,这家企业里没有一条通道:儿子要是做错了决定,谁能对他说「这样不对」,而且说了算?在家族企业里,这条通道最难修,因为说「少东家错了」,碰到的是心里那块地上最硬的东西:情面、忠诚、老板的脸。
明天就能试的:老板在交接之前,先做一件事:定一个小小的「议事会」,儿子、两位老员工、一位外面请来的顾问,每月开一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一个决定拿出来重议,重议时儿子先听、后说。事先写好:一年后,看这一年里有几个决定被拿出来重议过、有没有改回来的;一次都没有,要么是儿子每一步都走对了,要么是这条通道没人敢用。后一种,比儿子走错一步更要紧。
如果儿子自己不愿意设这个议事会呢?那就更要设了。一个愿意让别人重议自己决定的接班人,是在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他做错了,有人能及早拦住他。一个不愿意的,将来错了,只能等到错成大祸才被看见。老板可以跟儿子说一句:这个会,不是管你的,是替你兜底的。
场景十九:销售额连着三个月往下走。
一家卖家居用品的小公司,销售额连着三个月下滑。开会时,有人说是产品老了,有人说是价格太高,有人说是销售不够努力,有人说是整个市场不好。吵了一下午,没有结论。
他会说:一次撞墙,撞倒的常常是一整组东西,而不是一样;该换掉哪一块,逻辑不会告诉你。第 12 章讲过那位法国物理学家迪昂的意思。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所以,别在会上吵哪一个是原因,要去土里找。四种说法,各自说出了一个可以检验的猜想;每一个猜想,都能说出「如果是它,我们会看见什么」。如果是产品老了,老客户的复购会先掉;如果是价格太高,询价的人多、成交的人少;如果是销售不努力,各人的业绩会差得很大;如果是市场不好,同行也在掉。
明天就能试的:把这四个猜想写在白板上,每一个旁边写一句「如果是它,我们会看见什么」,然后分给四个人,一周之内各自去查。一周后再开会,只看查回来的东西。事先写好:查完之后,如果有一个猜想的证据明显最强,就先按它改一件事,只改一件,看一个月;如果四个都差不多,那就说明原因不在这四个里,要去找第五个。
查的时候,还要小心一件事:谁查哪个猜想。最好别让说「是价格太高」的人去查价格,他多半会查出价格太高。第 24 章讲过,判的人站在哪里,会影响判出什么。可以交叉着查:说「产品老了」的人去查价格,说「价格太高」的人去查销售员的业绩。查回来的东西,才更可信。
场景二十:头脑风暴,一屋子人憋不出一个好点子。
某公司要做一个新活动,经理召集了十个人开头脑风暴,说:「大家随便说,想到什么说什么,不要怕错。」一个小时下来,白板上写满了点子,没有一个能用。
他会说:新想法怎样产生,没有逻辑可言;要紧的是提出来以后,怎样去检验。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这正是判决二那一处:他把出生交给了抽奖。「想到什么说什么」,就是把一屋子人的脑袋当成抽奖箱。第 20 章说过,好猜想不是抽出来的,是顺着问题那条缝,从土里长出来的;第 22 章说过,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一抽掉,所有点子就都一样可能,只剩下盲试。
明天就能试的:下次开这种会,先种土,再发言。会前一天,给每个人发一份材料:去年的活动数据,三条真实的客户留言,一个同行做得好的例子。开会时,先花十分钟,每人说一个从材料里看出的「别扭」:哪里和我们以为的不一样。然后,再顺着这些别扭提点子。事先写好:试两次这样的会,如果能用的点子比以前多,就留着这个开法;如果还是没有,就看看是不是材料没选对,下次换一份更贴近问题的。
开这样的会,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平时不太说话的人,常常在第一个环节,说出了最有意思的「别扭」。他们不擅长在会上抢着提点子,却很会在材料里看出不对劲的地方。先种土、再发言,让这些人的眼睛也用上了。
场景二十一:一次投诉,就要重罚一个老员工。
某连锁餐厅的一位服务员,干了八年,年年被评为优秀。上个月,一位顾客投诉她态度不好,还发到了网上。店长说:「影响太坏了,扣她三个月奖金,以儆效尤。」
他会说:一只黑天鹅能推翻一句话。可是,这只天鹅,是不是真的是一只天鹅?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第 12 章讲过,一个反例能不能一击致命,要看那个说法扎了多深的根。八年的好评,是一段很长的路,这位服务员和这家店、和她的老顾客,已经缠得很紧了。一次投诉来了,要先去土里找:那天发生了什么?店里是不是特别忙?那位顾客之前经历了什么?第 15 章还说过,资格是在路上挣的,一次撞墙不会让它归零,却可以让它打一个折,前提是死因写清楚了。
明天就能试的:店长先做一件事:找这位服务员单独聊一次,不先说罚,先问那天发生了什么;再看一看那天的排班和客流。然后,把这一次的死因写清楚:是她个人的问题,是那天人手不够,还是一次说不清的误会。事先写好:如果查明是她个人的问题,按规矩处理,并且说清楚为什么;如果主要是那天人手的问题,该改的是排班,不是她的奖金。一家店怎样对待一个八年的老员工的一次失误,店里其他人都在看。
店长还要想一想那条发到网上的投诉:店里要不要回应,怎么回应?如果查明是误会,可以平和地把那天的情况说清楚;如果是店里的问题,就认,而且说清楚改了什么。一家店怎样认错,顾客也在看。第 26 章说过,认错要有一片承得住的土,这片土,也包括一家店和它的顾客之间。
场景二十二:合伙创业,先写好「怎么散」。
两个大学同学,合伙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关系好得像兄弟,什么协议都没签。第三年,两人对工作室该往哪里走起了分歧,越吵越凶,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他会说:一个好的制度,不是保证选对了人,是保证出了错能不流血地纠正。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好朋友合伙,最常见的想法是:我们关系这么好,不用写那些。这很像第 30 章说的「谁该统治」:只要选对了人,就不用担心别的。可是人会变,工作室会变,土会变。事先写好「怎么散」,不是不信任对方,是给这段合作修一条万一走不下去时,不用撕破脸就能走出去的路。这是一张事先写好的死亡证明,签的不是友情,是合作的一种方式。
明天就能试的:如果你正要和朋友合伙,开张之前,两个人坐下来写一份简单的约定:遇到大的分歧,谁来拍板,还是请谁来评判;如果一方想退出,股份怎么算,客户怎么分,名字还能不能用。写完请一位律师看一眼。事先写好:每年工作室周年那天,两人把这份约定拿出来读一遍,改一改。一份每年都被读、都被改的约定,本身就是这段合作的一份档案。
如果两个人已经吵翻了,没有这份约定,怎么办?可以请一位两人都信得过的第三方,一位老师、一位共同的朋友,或者一位律师,坐下来,先不谈谁对谁错,只谈「接下来怎么分」。把一场吵架,变成一次分东西的商量。能分得体面,这段友情,也许还留得住一半。
场景二十三:年终总结,写成了一本流水账。
年底了,二十七岁的小吕要写年终总结。她翻了翻一年的工作记录,写成了一份流水账:一月做了什么,二月做了什么,一直写到十二月。写完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他会说:一份报告只罗列发生过的事,却不说什么情况下算错,它就什么也没说。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流水账,是一沓成绩单:每个月做了什么。本书在第 42 章说过,要把成绩单换成全程档案:不只记做了什么,也记这一年是怎样长过来的。哪一件事,让她第一次学会了一样本事?哪一次失败,死因是什么,后来长出了什么?她这一年最好的一个点子,出生证明是什么?
明天就能试的:把流水账放一边,重写一份,只有四段。第一段,这一年我长出了哪一样新本事,它是在哪件事里长出来的(出生证明)。第二段,这一年最大的一次失败,死因是什么,后来我改了什么(死亡证明)。第三段,明年我要做的一件事,以及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它不对(事先写好)。第四段,我需要什么样的土:什么样的支持,能让明年那件事长得更好。事先写好:这份总结交上去以后,看领导问的问题,是落在这四段上,还是只问「你今年做了哪些项目」;前一种,说明这份总结说出了东西。
写这样的总结,最难的往往是第二段:写一次失败。很多人怕写了会被扣分。其实,一个敢写清自己失败死因的人,恰恰让领导看见了他在长。如果单位的土里,写失败真的会被扣分,那就先写一个小一点的失败,看看领导怎么接。这也是一次小小的试探:试试这片土,承不承得住一句实话。
场景二十四:小公司照搬大公司的制度。
一家二十个人的小公司,老板去听了一堂管理课,回来就照着一家几万人的大公司,搬了一整套制度:层层审批、周报月报、复杂的考核表。三个月后,大家忙着填表,正事反而慢了。
他会说:不要照着一张蓝图,一次把整个组织推倒重来。第 31 章讲过。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还有他的学生费耶阿本德说对了的一件事:一片土里长出来的规矩,不能硬搬到另一片土里。第 47 章讲过。大公司那套制度,是在几万人、几十年的土里长出来的,在那里,层层审批是为了让几万人不乱;在二十个人的小公司里,大家抬头就能说上话,层层审批只是让话传得更慢。制度也有出生证明,照搬之前,要先读一读它的出生证明。
明天就能试的:老板把那套制度一条一条拿出来,每一条旁边写一句:这一条在大公司那里,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有的,留着,或者改小;没有的,先停掉。事先写好:停掉以后两个月,如果没出任何乱子,就说明那一条本来就不属于这片土;如果某个地方真的乱了,再针对那个乱子,立一条我们自己的规矩。
最后,老板还可以回头问自己一句:我当初为什么想照搬?是那堂课讲得太好,还是公司真的出了什么乱子,让我想找一套现成的办法?如果是后一种,那个乱子才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一套制度的出生证明,老板的这一次冲动,也有一张。
场景二十五:好点子被领导拿去汇报了。
二十六岁的小白,在周会上提了一个改进流程的点子。一个月后,部门领导在公司大会上汇报了这个点子,讲得很好,从头到尾没提小白的名字。
他会说:一个想法一旦说出来、写下来,就进了世界三,不再只属于提出它的人。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想法进了世界三,大家都能用,这是好事。可本书一直说:想法也有出生证明。出生证明上写着它是在哪里、被谁、因为什么冒出来的。一个组织要是不记这张证明,好点子就会越来越少:谁愿意在一片会被抹掉名字的土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第 48 章讲过「进了手艺,丢了名字」;在一个人身上,丢了名字,比丢了一个点子更伤。
明天就能试的:小白以后可以做一件小事:每次在会上提了想法,会后发一封简短的邮件或消息,写清楚:「今天会上我提的某某想法,要点如下,供参考。」这不是防着谁,是给想法留一张出生证明。事先写好:下一次再有类似的事,拿着这封邮件,平和地跟领导说一句:「那个点子是我那次提的,我很高兴它用上了,后面的执行我也想参与。」领导的反应,会告诉他这片土承不承得住一句实话。
如果他是那个领导呢?那就反过来:在汇报时说一句「这个点子是小白在周会上提的」。说这一句,一分功劳都不会少,却会让整个部门知道:在这里,想法有出生证明。下一个好点子,就会来得快一点。
场景二十六:连着面试失败了十次。
二十四岁的小郝,毕业后找工作,连着十次面试都没通过。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哪里有根本的问题?
他会说:每一次被驳倒,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要紧的是写清楚,这一次是在哪里被驳倒的。
本书要松开的地方:十次失败,如果只记成十张「没通过」的死亡证明,死因一栏全是空的,那就什么也没学到,只剩下越来越重的怀疑。第 16 章还说过:一次没通过,有好几种来源:可能是他真的不合适,可能是那个岗位本来就内定了,可能是他那天的准备没对上这家公司。这十次,死因很可能不是同一个。
明天就能试的:把十次面试一次一次写下来,每一次写三行:问了什么问题,我是怎么答的,事后回想哪一个问题答得最差。写完放在一起看,找反复出现的那个死因。多半会发现,十次里有六七次,卡在同一类问题上,比如被问到「你做过的一件最难的事」时说不具体。那就只练这一件:准备三个具体的故事,每个都说得出时间、做了什么、结果怎样。事先写好:接下来五次面试,如果那一类问题不再是卡点,就说明死因找对了;如果换了别的地方卡住,就接着找下一个。
如果他发现,十次失败的死因确实主要不在自己,而是投的岗位和自己的本事对不上呢?那就换土:第 54 章说过,旧与通;看一看自己手里「通」的本事,在哪一类岗位上更用得上,把简历投到那片土里去。
本章场景一览(选)
| 场景 | 落在他哪一句 | 本书松开哪一维 | 对上哪条判决 |
|---|---|---|---|
| 考核只看一个数字 | 指标也要写死因 | 量具回头改写被量的人(计算权) | 判决四 |
| 老板让儿子接班 | 不问谁该统治 | 修一条敢用的重议通道 | 判决四 |
| 销售额连跌三个月 | 撞倒的是一整组 | 去土里查,交叉着查 | 判决三 |
| 头脑风暴憋不出点子 | 新想法没有逻辑 | 先种土再发言 | 判决二 |
| 一次投诉就重罚老员工 | 一只黑天鹅能推翻一句话 | 先看根有多深 | 判决一 |
| 合伙先写好怎么散 | 出错要能不流血地纠正 | 事先写好的死亡证明 | 判决四 |
| 年终总结写成流水账 | 说不出何时算错就什么也没说 | 成绩单换成档案 | 判决一 |
| 小公司照搬大公司制度 | 不照蓝图推倒重来 | 制度也有出生证明 | 判决二、四 |
| 好点子被领导拿去汇报 | 写下来就进了世界三 | 想法也要有出生证明和署名 | 判决二、五 |
| 连着面试失败十次 | 每一次被驳倒都是学习 | 十张死亡证明,死因各不同 | 判决一 |
这一编的场景合起来看,有一件事很清楚:几乎每一则,都用到了他的一句话;也几乎每一则,都要在他那句话后面,再补一维。
用到他最多的,是三句:「什么情况下你算错」「一次改一件」「出了错要能不流血地纠正」。这三句,是他留给普通人日子最实用的三件工具,在教育、健康、事业三章里,一次又一次地被拿出来用。
补得最多的,是土。一个孩子为什么说谎,一个老烟民的烟缠在哪些时刻上,一个客服为什么把电话挂得越来越快,一个团队为什么憋不出点子:答案都不在他那句话里,在那句话落下去的那片土里。这和本书的判词说的是同一件事:他给了死亡证明,本书补出生证明;他给了规则,本书补土。
还有一件事,这些场景都守住了:每一个「明天就能试的」,都事先写好了试多久、出现什么情况算没用。这是本书第 44 章说过的:发生学要防变成第二个阿德勒。一个讲「看土」的办法,要是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没用,它就会变成一句怎么都对的好话。
最后,这些场景里没有一则是给你的蓝图。挑一则最像你日子的,明天试一件。一个月后,写下它站住了没有;没站住,写下死因。那张写着死因的纸,就是你下一件事的出生地。
照前面两章的样子,设想一下他读到这一章会反对什么。以下是本书的设想。
他大概会说:你总讲「土变了,资格要打折」「被裁的是岗位,不是人」,这些话很暖心,可要小心: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的失败说成是土的错。项目失败了,说是市场变了;被裁了,说是公司的问题;转行不成,说是对方不识货。要是什么失败都可以推给土,那就又回到了「怎么都对」。
本书同意,而且要把它写在这一章最显眼的地方:「土变了」这句话,也要事先写好。在一个项目开始前,就写清楚:哪几样外面的东西要是变了,这个项目就要停;哪几样变了,项目失败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事先写好的「土变了」,是判断;事后才说的「土变了」,多半是找补丁。第 14 章讲过,好补丁带来新东西,坏补丁只遮羞;这句话,在职场上最用得上。
一、每个计划都写两张纸。出生证明:这个想法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死亡证明:出现什么情况,就停或就改?还要写一行:哪些外面的变化,算作「土变了」。
二、复盘开两种会。失败了开「死亡会」,写清死因;做成了开「出生会」,写清这个好点子是在哪次拜访、哪封邮件、哪次闲聊里冒出来的。
三、盘点自己的资格。把做成的事列出来,每件标上「旧」或「通」:只长在旧土里的,还是换了土也用得上的。
四、当主管的,先认一个自己的错。然后,当众谢第一个说坏消息的人。
五、用机器的,给每个要紧的判断留一句来历。说不出来历的,自己去核。
事业上的事,一年也只加四件,一季一件:
第一季,只做一件:每个新计划都写两张纸。
第二季,加一件:每月开一次「出生会」。
第三季,加一件:年中盘点一次自己的资格,「旧」和「通」各有多少。
第四季,年底回头看一年的两张纸:哪些死亡证明应验了,哪些出生证明后来长成了东西。
每一季末问一句:这一件站住了没有?站住了,它就成了下一件的土。
给自己写一份「职业的出生证明」。
找一个晚上,拿一张纸,写下你现在这份工作里,你最拿手的一样本事。然后写四行:
这样本事,是在哪片土里、跟着谁、从哪一年开始长的?(土)
中间有几次差点放弃,是怎么过来的?(路)
它现在长到了什么程度?别人一眼能认出来吗?(形状)
它长出来以后,改了你什么?你看工作、看自己的眼光,哪里变了?(回写)
再在背面写一张判负卡: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这样本事在我身上开始过时了?比如,身边的年轻人三个月就能学会;比如,这一行最近两年换了一种干法。
正面是出生证明,背面是死亡证明。两面都写好,你就知道这样本事从哪里来,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长下一样了。
带走的话做事之前,先写下「什么情况算我错」,这是他教的;再写下「这个想法从哪里来」,这是本书补的;两张纸都写好,做成了知道为什么成,做砸了知道下一步去哪里长。
开门还是关门:直接用五样(事先写死因、说具体、一次改一件、修纠错通道、让想法在纸上死);先松开三维(出生证明:开出生会;资格:旧与通,土换打折不归零;心里那块地:说坏消息不被踩死)。
死亡证明/出生证明:十二个场景,每个事先写好死因,每个补开出生证明;「土变了」也要事先写好,否则是坏补丁。
这本书从一个维也纳的家开始。
一墙一墙的书,一架钢琴,一条身份的缝,窗外的穷人。十六岁那年六月的枪声,阿德勒随口的一句「我有一千次经验」,一次日食,一颗星星偏了一点七五角秒。一个说「我什么都知道」的木匠师傅。一所要让孩子自己去试的教育学院。一本书名里有「发现」、第二节就说发现没有逻辑的书。地球另一头的九年,一台重打了许多遍的打字机。剑桥的一根拨火棍。伦敦的讨论班。晚年的世界三、倾向、会挑环境的生物。九十二岁,伦敦南郊。
然后,本书一编一编地拆:证伪,发现,沼泽,开放社会,世界三。再把拆开的他合起来,换了三根梁。再看他身后的人各撬了哪一只盖子,看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怎样重读他。最后,把他放回一张错题本、一份体检单、一份辞职信里。
从一九〇二年的维也纳,走到了你今晚的饭桌。
判词,一字不改:
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却只给理论开死亡证明,不给它开出生证明。
五条判决,逐条再看一遍:证据在哪里,反证在哪里,站不站得住。
判决一,只开死亡证明。证据在第三编,第 12 到 16 章:不对称,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怎么都对的病,确认只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成绩单。反证在第 15 章:他承认行动时应当选最受确认的理论。结论:站得住,右列公开收窄了一格,改为「活下来的理论,只拿到一张关于过去的成绩单,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
判决二,发现的逻辑里没有发现。证据在第四编,第 18 到 22 章:《科学发现的逻辑》第二节,四格图里那一拍「盲目的尝试」,第一个猜想被写成「天生」。反证在第 18、20、22 章: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给新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自传讲音乐的一节里给复调开过一张像样的出生证明。结论:站得住,加注一句: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知识论之外也开过,只是不许它在知识论里作数。这是全书离被推翻最近的地方。
判决三,沼泽只剩「没有底」。证据在第五编,第 23 到 27 章:沼泽与木桩那段话,基础陈述靠决定,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认错只安顿在想的那块地上。反证:他坦白地承认了没有岩床,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之一。结论:站得住。他看见了土,却只肯用否定句写它。
判决四,判错权搬进了制度,只搬进一块地。证据在第六编,第 28 到 33 章:不流血地换人,零敲碎打,宽容的悖论,历史受知识增长回写。反证:他晚年那套「知识分子的新伦理」,正是想管心里那块地。结论:站得住。他给那块地开的,是「应该」的处方,没有种土。
判决五,人造的,却被说成是发现的。证据在第七编,第 34 到 40 章:质数有无穷多个,云里的山顶,倾向是世界本身的,驾驶员。反证:他坚持世界三是人造的、会长的、会回头改造世界一,他写出了回写。结论:站得住。一个长出来的东西,一长成,就被他请到一个先在的位置上去。
把前七编合在一起,左边是他开门的地方,右边是他关门的地方。左边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
| 编 | 开门的地方 | 关门的地方 |
|---|---|---|
| 一个人 | 他的每个想法都有出生地,他在自传里一张张开了出生证明 | 学说里不许想法有出生证明 |
| 接手的题 | 撬掉了方法中立与知识累积两块地基;预期在先;先有不等于必对 | 接过「要么有根据要么什么都不是」;对象先在夯得更实 |
| 证伪 | 不对称;越可能错越值钱;怎么都对是病;好补丁与坏补丁 | 只看检验那一刻;活下来的理论只拿到成绩单 |
| 发现 | 科学始于问题;新问题长在旧理论的死亡现场 | 从问题到理论那一拍写成抽奖;出生推进三个抽屉 |
| 沼泽 | 没有岩床;停下是因为够了;判决由一群人做出 | 土只用否定句写;土不被房子改写 |
| 开放社会 | 不流血地换人;历史受知识回写;零敲碎打;宽容要有边 | 回写的通道修进规则,没修进土里 |
| 世界三 | 人造、会长、回改世界一;自我是学来的;概率属于整个处境;生物改写环境 | 后果「等着被发现」;山顶先在;倾向是世界本身的;驾驶员 |
左右两列合起来,回到那句判词。左列是「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右列是「只开死亡证明,不开出生证明」,以及让出生证明开不出来的两样东西:土缺席,山顶先在。
一个看得这样远的人,为什么会在这几处关门?
本书一路找过他的病根,每一条都用发生学来答,因为他的收回,本身也是在他那片土里、沿着他那条路长出来的形状。
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看见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倒在街上,又听见自己信过的理论说,这是值得的。从那天起,他信得过「判死」,信不过「判活」。
他站在一条从弗雷格到维也纳学派的长长的传统里,这条传统要把知识的「对」从知识的「来」里剥出来。二十六岁,他亲手关上了那扇研究「人怎样想出东西」的门。
他在一条身份的缝里长大,一辈子最恨拿出身给人定高低,于是连一个想法的出身也不肯问。
他一生的敌人,最会讲「土」:民族的土,阶级的土,历史的土。对这些人最锋利的回答,就是「没有这样一片能决定你的土」。
他怕批评失去意义,所以要一座山顶;他怕物理学染上主观的颜色,所以把或然性交给世界本身。
这些都不是笨。那片土里,长不出另外那些看见。
还有一条,本书在第 17 章写过:他手里的工具,是演绎逻辑。演绎逻辑能把「假」从一个结论往回传给前提,却没法把「真」从例子往上传给定律。一个一辈子拿着这件工具看世界的人,看得最清楚的,自然是撞墙的那一步。工具决定了他看得见什么;这是本系列说的器具可消性的一个样子:工具太顺手,就忘了工具也在参与看。
本书在前言里说过,拆不是骂;到了结尾,更要说一句:一个人在他那片土里,走到了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而且在走不动的地方,给后来的人留下了一张清清楚楚的死亡证明,写明了他停在哪里。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
带走他看见的那一半,而且是很大的一半。
一句话:什么情况下,你算错?
一个姿态:把话说到会被打中的地方。
一个办法:一次改一件,看效果,留退路。
一条制度的底线:出了错,要能不流血地纠正。
一份谦虚:谁也不许宣布自己到了山顶。
一个信念:人可以让想法替自己去死。
还有他晚年那几处走到门口的看见:知识是人造的、会长的;自我是学来的;可能属于整个处境;生物不只被环境挑,也挑环境。
带走的东西,最好一件一件地用在日子里,而不是一起挂在墙上。第十一编给过许多件:错题本加两行,疼的出生记录,方案第一页那一句会被打中的话,当主管先认一个自己的错。挑一件,从明天开始,事先写好试多久、出现什么情况算没用。一个月后,它要是站住了,它就成了你的土;要是没站住,写下死因,那也是下一件的出生地。
这套书的许多规矩,骨头是他的。判负卡,公开收窄,事先写好,每一章从一个落空的预期开头。本书带走这些,也把他的名字写回这些手艺里。
留下「只开死亡证明」:一个理论、一个人、一个孩子,都有一份从出生到死亡的档案,中间记着一路挣来的资格。
留下「抽奖」:好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一片土里、顺着一条缝长出来的。
留下「没有底」这一句否定:土不是一个空,它有脾气,它在推,它会被长在上面的东西压实。
留下「应该」的处方:认错和批评,要一年一年地种进土里。
留下那座先在的山顶:前面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走的路会改变看见的风景。
留下的不是他,是他在几处门口转身的那一下。
一台什么都能说圆的机器,来到了每个人的手机里。
它证实了他那把刀有多要紧:一句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的话,不管多通顺,什么也没说。每一个用它的人,都要替它问那一句。
它也推开了他关上的那扇门:想法的出生,第一次变成了一件能被记录、能被看见的事。猜想便宜了,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就都贵了。出生证明,要记下我问了什么、它提了什么、我改了什么;死亡证明,要由付代价的人来签。
而「我」,正在和这台机器一起,长成一个新的样子。在这件事上,他那个坐在驾驶座上的「我」,已经不够用了。
还有一件事,要在结尾老老实实交代。
这本书,也有它的出生证明。它长在一套已经写了二十多卷的丛书里,长在一套叫发生学的尺子上,长在几代中文译者一本一本译出来的波普尔里,长在一个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批一批写、一批一批审的过程里。每一批写完,都附一张交接卡:埋下了哪些小旗,要核实哪些史实,哪些判断待作者裁定。这些交接卡,成书时都已删去;可它们是这本书的出生证明,本书在这里记它们一笔。
这本书,也要能被开死亡证明。每一编末都有一张判负卡,附录里有一份「本书自认最弱处」,判词写好了三处可能倒下的地方。本书在第 44 章说过:发生学最大的危险,是变成第二个阿德勒。一本拆波普尔的书,要是自己不许被拆,那就辜负了他。
所以,这本书也只是一站。谁宣布完成,这一宣布本身就是下一次回写的材料。这本书写完的这一天,也就是它开始被读、被挑错、被改写的那一天。
最后,回到一九二二年的维也纳。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站在木匠铺里,手里拿着一把刨子。他的师傅在一旁说:「你想问什么就问,我什么都知道。」年轻人没说话,低头刨着手里那块木板。刨子顺着木纹走,走得顺;逆着木纹走,木头起毛,他就停下来,换个方向,再来。
一块木板,是一刀一刀刨平的。每一刀,都有一个方向;每一次起毛,都是一次撞墙;撞了墙,他就换个方向。这是他后来说的猜想与反驳。
可是那块木板还告诉了他另一件事,他后来很少写:木纹是木头自己长出来的,几十年的风、几十年的阳光,一圈一圈地长在里面。刨子要顺着它走,不是因为有一条写好的规则,是因为这块木头有它的来历。
他一辈子以自己做的家具为荣,说它们很结实。
那些家具结实,不只是因为他刨的时候,一次次发现了哪里不对;也因为他的手,在两年里一刀一刀,和木头缠在了一起。
带走的话死亡证明,他开得比谁都明白;出生证明,那块木板上一圈一圈的木纹,早就替他写好了。
分七类排列。第一类列他本人的著作,外文原著在前,中译本在后。其余各类按出版年份排列。本系列与德麦国际的著作列在第六类。
(以上各卷作者署名)
年份取常见可查口径;凡据他本人自传、他人回忆的,注明;拿不准的,写「前后」。
| 年份 | 事 |
|---|---|
| 1902 | 7 月 28 日,生于维也纳。父亲为律师,家中藏书极多;母亲一家以音乐见长。家庭为犹太出身,已改信新教,他受洗为路德宗教徒 |
| 1914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十二岁 |
| 1918 | 帝国崩溃。年底离开中学,到维也纳大学旁听 |
| 1919 | 一度自认为共产主义者;6 月示威中年轻人被警察枪杀,他由此转离马克思主义(据自传)。在阿德勒的儿童辅导处做义工,有「第一千零一例」的对话(据《猜想与反驳》第一章)。5 月日全食观测,11 月结果公布,支持爱因斯坦的预言 |
| 1919 前后 | 搬出家中,住进由战时军医院改建的学生宿舍(据记载) |
| 1922 | 以校外生身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据记载);开始木匠学徒,约两年,获结业证书(据自传) |
| 1925 | 进入维也纳市新办的教育学院;结识约瑟芬·亨宁格(亨妮) |
| 1928 | 在卡尔·布勒门下获博士学位,论文讨论思维心理学的方法问题 |
| 1930 | 任中学教师,教数学与物理;与亨妮结婚 |
| 1934 | 《研究的逻辑》出版(版权页署 1935 年) |
| 1937 | 初赴新西兰,任坎特伯雷大学学院讲师 |
| 1938 | 3 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他决定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据自传) |
| 1944—1945 |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在刊物上连载;《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卷在伦敦出版 |
| 1946 | 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0 月,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与维特根斯坦发生「拨火棍」一事 |
| 1949 | 任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 |
| 1957 |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单行本,扉页献词纪念「历史命运铁律」的牺牲者 |
| 1959 | 《科学发现的逻辑》英文版出版 |
| 1963 | 《猜想与反驳》出版 |
| 1965 | 受封爵士;作《云与钟》讲演;7 月,伦敦国际会议上与库恩当面论战 |
| 1969 | 退休 |
| 1972 | 《客观知识》出版,「世界三」成形 |
| 1974 | 专论其哲学的大书出版,内收他的思想自传 |
| 1976 | 思想自传单独出版,即《无尽的探索》 |
| 1977 | 与艾克尔斯合著《自我及其大脑》出版 |
| 1977—1978 前后 | 讲演中公开收回「自然选择学说不可检验」的旧说 |
| 1982—1983 | 《后记》三卷陆续出版,由学生巴特利协助编订 |
| 1985 | 亨妮去世 |
| 1990 | 《倾向的世界》出版 |
| 1994 | 9 月 17 日,在伦敦南郊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
| 1999 | 文集《一切生命都是解题》出版 |
| 中国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主要科学哲学著作陆续有中译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译本于九十年代末出版(译者与年份) |
人生的 SDE 序列,见第 7 章的人生序列表:七个时段,每段写土、那一步的不同、显露出的样子。那张表的最后一列从上往下读,是他的思想;第二、三列从上往下读,是他的思想的出生证明。
误读一:证伪,就是证明一个说法是假的。
不对。可证伪,说的是一个说法敢于说出「出现什么情况我就算错」,它留着一扇被驳倒的门。一个可证伪的说法完全可以是真的,而且可能一直是真的。(导论、第 12 章)
误读二:不可证伪的东西,就是没价值的胡说。
不对。他划的是「是不是科学」,不是「有没有价值」。他说过许多形而上学的想法后来长成了科学,神话里可能藏着后来的真知。诗、信仰、一个人对自己日子的理解,都不可证伪,他从没说它们是废物。(导论、第 14、49 章)
误读三:他是维也纳学派的一员,是实证主义者。
恰恰相反。他反对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被叫作这个学派的「官方反对派」,晚年说过是他杀死了逻辑实证主义。(导论、第 8 章)
误读四:「黑天鹅」是他发明的。
不是。欧洲人很早就拿白天鹅做逻辑课上的例子,十七世纪末荷兰人在澳大利亚见到了黑天鹅。他只是把这只鸟用得最好。(导论、第 12 章)
误读五:他认为科学理论都是错的,所以科学不可信。
不对。他说的是,科学理论永远不能被最终证明,所以要一直接受检验;经受住了严格检验的理论,在行动时应当被优先选用。他是科学最坚定的辩护者之一,只是他辩护的不是科学的「确定」,是科学的「可纠错」。(第 12、15 章)
误读六:他主张,一个反例出现,理论就必须立刻被抛弃。
不完全对。他承认一次反驳落在整个理论系统上,改哪一块要靠判断;他也承认理论可以靠辅助的说法挡住反例,只是给这类补丁立了规矩:补丁要带来新的、可检验的东西,不能只为遮住眼前的反例。(第 12、14 章)
误读七:开放社会,就是没有规矩、什么都行的社会。
不对。开放社会里规矩很多,只是规矩被看成人定的,可以讨论、可以改。「什么都行」是他的学生费耶阿本德的说法,他本人坚决反对。(第 28、47 章)
误读八:零敲碎打,就是保守、不敢改革。
不对。他要的是每一次改动都指向一件具体可辨认的坏事、都能看出效果、都留着退路。他反对的是照着一张蓝图把一切推倒重来,不是反对改变。(第 31 章)
误读九:宽容的悖论,说的是可以随意压制不同意见。
恰恰相反。他说,只要还能用理性辩论反驳、用公共舆论约束,压制就是极不明智的;他只是保留在必要时不宽容「拒绝一切辩论、用拳头回答论证」的人的权利。先辩论,再舆论,最后才是那项保留的权利。(第 32 章)
误读十:世界三,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他是唯心主义者。
不对。他的世界三是人造的,有历史,会生长,会回头改造物理世界,这和柏拉图那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不同。本书的判断是:他在「造出来以后,后果等着被发现」这一步上,与柏拉图的先在化同构了一半,只是一半。(第 34、35 章)
照本系列的规矩,写作中发现证据削弱了某条判定的,登记在这里,不悄悄改判;凡本书自己的解释而非他的原话,也在这里汇总。
一、两处公开的收窄与加注
判决一右列,第 15 章公开收窄:由「活下来的理论,一分正面的资格也挣不到」,改为「活下来的理论,只拿到一张关于过去的成绩单,挣不到任何关于将来的资格」。原因:他承认确认是一种正面的评价,也承认行动时应当选最受确认的理论。
判决二,第 22 章加注一句:他给问题开过出生证明,在知识论之外也开过,只是不许它在知识论里作数。原因:他的四格图给「问题」与「新问题」开了出生证明;自传讲音乐的一节,用「情境的逻辑」给复调开过一张像样的出生证明。这是判词离被推翻最近的地方。
二、判词还可能倒下的三处(第 41 章)
一、他的遗稿与书信,至今未全部整理出版。若其中有系统讨论「科学理论怎样从一片土里长出来」并视之为知识论正事的文字,判词后半句要倒。
二、他在不同时期给「确认度」下过好几种说法。若其中一种确实给了理论关于将来的资格,判决一要再往回收一格。
三、若有可靠记录显示他在课堂上反复教学生「在土里找猜想」,判词要改为「他在课堂上开出生证明,在书里不开」。
三、本书的解释,已在正文标「待验」者
第 10 章:康德站土、休谟站路、爱因斯坦站形状的派位。
第 13、26 章:「我解决了归纳问题」他逻辑上会签、心里签不下;达尔文那一张签得下,是因为不在根上。
第 19、22 章:他反对起源谬误与反对部落主义同根。
第 23、27 章:「没有底」是被三面墙围出来的说法;他怕给出身论者一把刀。
第 28 章:他笔下的社会转变画得那么陡,是因为他的土陡塌过两次。
第 30 章:用三大主权补量命名权、计算权。
第 33 章:社会里有回写、方法里没有,是因为两场仗、两把刀。
第 34 章:三个世界对上三块地。
第 36 章:驾驶员一节。
第 37 章:山顶换成会移动的地平线。
第 38 章:或然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发生留下的开口。
第 50 章:机器的回答往「平均」靠、禁止得少。
第 51 章:一台没有心的机器,长进了许多人心里那块地。
以上任何一条被证明与他的原意或事实明显不合,删去该条;本书的判词与五条判决,各由原文证据章支撑,不靠这些解释承重。
四、史料上的弱处
第一编的许多出生证明,出自他七十多岁写的自传。晚年的追述会漏、会美化,若与早年书信、同时代人的记载明显冲突,第一编的证据分量要降一级(见第一编判负卡)。
第 21 章「专利局的时钟」一说,史学界有争议;若被否定,爱因斯坦的出生证明去掉「时钟」一格,结论不变。
第 49 章中国接受史的书目、译者、年份,以各译本版权页为准。
五、本书用后来的尺子量他的地方
第 16 章用本系列作者二〇二六年立的一条判读纪律(零结果的三种来源与有效死亡证明的三个条件)去量他;第 38 章用同年关于或然性的一次校正去量他的倾向解释。这是本书自己的尺子,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尺子;用它来量,是往前推一步,不是说他当年就该知道。
六、本书给自己立的判负
第 42 章给三根新梁各写了死因:全程档案若在同一片土上一再不比成绩单有用,该拆;「土里长」若在某领域里老手的头几个猜想一再不比新手好,在那里要让位于「抽奖」;地平线若在某领域里许多条不同的路一再测出同一个值,在那里要让位于他的山顶。这三条由本书自拟。
第 44 章写过:发生学最大的危险,是变成第二个阿德勒。这一条,本书自己也在它的射程里。
他的术语,每一个配一句:大致对上本书七个词里的哪一个,差在哪里。原文取英文通行说法,德文只在他早期著作的核心词上附注。
| 原文 | 中文 | 大白话 | 大致对上 | 差在哪里 |
|---|---|---|---|---|
| falsifiability(德:Falsifizierbarkeit) | 可证伪性 | 敢说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 形状露出锋利的边 | 被当成理论自身的属性,本书读作理论和一片土的关系 |
| demarcation | 划界 | 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线 | 路上的一道规矩 | 规矩本身靠一次「决定」立起 |
| conjecture | 猜想 | 大胆提出的试探性解答 | 正在成形 | 不问它从哪片土里冒出来 |
| refutation | 反驳 | 被一个反例打中 | 路上的一次撞墙 | 只记撞墙,不记路因此被改了 |
| corroboration(德:Bewährung) | 确认 | 经受住了检验的成绩单 | 路走长了一截 | 不许它算作挣到的资格 |
| basic statement(德:Basissatz) | 基础陈述 | 一群人决定接受的观察报告 | 土里一群人的接受 | 被写成「约定」「决定」,不写它怎样长出来 |
| background knowledge | 背景知识 | 暂时不去怀疑的那些东西 | 土的一部分 | 被写成「暂不怀疑」,不写它在推 |
| ad hoc hypothesis | 特设假说 | 只为挡住眼前反例的补丁 | 遮羞的布 | 好补丁与坏补丁之分,本书读作「是否去土里找到了新东西」 |
| empirical content | 经验内容 | 一个说法禁止了多少事 | 形状的边有多锋利 | 锋利的边从哪里长出来,不问 |
| problem situation | 问题情境 | 预期落空后冒出来的问题 | 路和土之间攒下的张力 | 看见了,却不当成猜想的出生地 |
| situational logic | 情境的逻辑 | 从处境去理解一个人的做法 | 土推出形状 | 用在社会科学与音乐史,没带回知识论 |
| searchlight theory / bucket theory | 探照灯说/水桶说 | 心先带着预期去照,而不是等着被灌 | 土在推,路在走 | 灯从哪里来、照过以后灯变没变,不问 |
| critical rationalism | 批判理性主义 | 一切都可以批评、可以被推翻 | 路 | 最底下是一次「非理性的决定」 |
| verisimilitude | 逼真度 | 离真理有多近 | 路的方向 | 方向被焊到一座先在的山顶 |
| World 1 / 2 / 3 | 世界一、二、三 | 物理的/心里的/人造的思想内容 | 碰的地/心里的地/想的地(待验) | 三块地被分成三个区 |
| autonomy of World 3 | 世界三的自主性 | 人造的东西有造它的人没想到的性质 | 形状长出后果 | 后果被说成「等着被发现」 |
| propensity | 倾向 | 概率属于整个实验处境,并随之改变 | 土与路 | 被定为世界本身的客观性质 |
| historicism | 历史决定论 | 以为历史有一条必然的轨道 | (他反对的)先在的路 | 他的反驳本身是一个回写论证 |
| Oedipus effect | 俄狄浦斯效应 | 预言改变被预言的事 | 回写 | 没带回他的知识论 |
|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 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 | 一次改一件具体的坏事,看效果,留退路 | 路 | 结果只记两栏;小改怎样攒出大改,没写 |
| open society / closed society | 开放社会/封闭社会 | 规矩可以讨论和改/规矩是禁忌 | 正在成形/焊死的定型 | 新土怎样在旧土上长出来,写得少 |
| strain of civilization | 文明的紧张 | 自己做主的累 | 路和土之间的张力 | 看见了,没写新土怎样缓解它 |
| paradox of tolerance | 宽容的悖论 | 无限的宽容会毁掉宽容 | 定型要有边 | 宽容写成规矩,没写成土 |
| active Darwinism | 主动的达尔文主义 | 生物也挑环境、改环境;行为带头 | 回写 | 生物里看见了主动,知识里仍说盲目 |
|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 进化认识论 | 知识像生物一样靠试错演进 | 路 | 试错里的「试」被写成盲目 |
| the myth of the framework | 框架的神话 | 以为不同框架之间无法讨论 | (他反对的)土与土之间的墙 | 为保住讨论,他需要一座山顶 |
五条判决,每条两句:一句「他说」,一句「本书说」。十句话,贴在书桌边,读哪一章忘了主线,看一眼就回来。
判决一 · 只开死亡证明(主场第三编)
他说:一个理论永远不能被证明,只能被推翻;经受住了检验,只是一份关于过去的成绩单。
本书说:活下来的理论不只是「还没死」,它在路上一步步和它的土缠紧了,挣到了资格;资格长在一片土上,土一换就要重新挣。
判决二 · 发现的逻辑里没有发现(主场第四编)
他说:一个新想法是怎样冒出来的,属于心理学,和知识的逻辑无关;从问题到理论那一步,可以是盲目的尝试。
本书说:好想法不是抽奖抽出来的,是路和土之间的张力逼出来的,有来历,可以记账;出生证明不能当判决书,但不开出生证明,就不知道下一个好想法该去哪里找。
判决三 · 沼泽只剩「没有底」(主场第五编)
他说:科学没有岩床,它立在打进沼泽的木桩上;基础陈述靠一群人决定接受,理性主义的根是一次非理性的决定。
本书说:沼泽不是一个空,它有脾气、在推,还会被盖在上面的房子压实;判错的手续、讲理的习惯,都是一片长出来的土。
判决四 · 判错权搬进了制度,只搬进一块地(主场第六编)
他说:不要问谁该统治,要问怎样不流血地把坏的统治者换掉;一次改一件,留退路;无限的宽容会毁掉宽容。
本书说:判错的通道修进了规则,还要修进土里:认错会不会丢饭碗、会不会丢脸,谁能把一件事摆上桌,账目谁能看。
判决五 · 人造的,却被说成是发现的(主场第七编)
他说:理论、问题、论证住在世界三里,是人造的,可一旦造出来,里面的后果就客观地在那里,等着被发现;真理是一座云里的山顶;概率是世界本身的倾向。
本书说:长出来的东西,不是一长成就坐上先在的位子;土极稳的地方它像本来就在,土一动它就跟着变;前面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或然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开口。
合起来一句话: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却只给理论开死亡证明,不给它开出生证明。
下表把本书转述他的要紧说法,与出处、本书在哪一章用它下判断,逐条对照。本书引他的话一律转述大意;凡带引号处,读作「大意如此」。节号、章号以通行英文版为准,拿不准的只写书名。
| # | 本书的转述 | 出处 | 本书在哪里用它 |
|---|---|---|---|
| 1 | 新想法怎样产生,属于心理学,与知识的逻辑分析无关;没有产生新想法的逻辑方法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 节 | 第 18、22、41 章,判决二 |
| 2 | 爱因斯坦:通向普遍定律没有逻辑的路,只有建立在对经验的同情理解之上的直觉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 节所引(爱因斯坦一九一八年讲演) | 第 18、21 章 |
| 3 | 划界标准是一个提议,方法规则如同游戏规则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4、10、11 节 | 第 14、25 章 |
| 4 | 全称陈述不可被证实、可被证伪;存在陈述反之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15 节前后 | 第 12、16 章 |
| 5 | 一次反驳落在整个理论系统上;辅助假说须带来新的可检验内容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18、20 节前后 | 第 12、14、24 章 |
| 6 | 基础陈述由决定接受,如陪审团裁决;科学立在打进沼泽的木桩上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 25—30 节 | 第 23、24、27 章,判决三 |
| 7 | 概率陈述的方法规则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八章 | 第 16 章 |
| 8 | 确认只是关于过去表现的报告 |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十章 | 第 9、15 章,判决一 |
| 9 | 阿德勒「一千零一例」;推人落水与舍身救人两例;三理论「无往不利」;神话中可能藏着后来的真知 | 《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 第 3、14 章 |
| 10 | 「请你们观察」;预期在先,重复在后 | 《猜想与反驳》第一章 | 第 10、20 章 |
| 11 | 内容与概率成反比;真理如云中山顶;逼真度 | 《猜想与反驳》第十章 | 第 13、37 章,判决五 |
| 12 | 行动时理性地偏好最受确认的理论;「我对归纳问题的解决」 | 《客观知识》第一章 | 第 9、13、15 章 |
| 13 | 三个世界;图书馆两实验;世界三的自主性;质数 | 《客观知识》第三、四章 | 第 34、35 章,判决五 |
| 14 | 云与钟 | 《客观知识》第六章 | 第 36 章 |
| 15 | 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让理论替我们去死;问题—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问题 | 《客观知识》及晚年文集(章节) | 第 20、39 章 |
| 16 | 谁应该统治/怎样不流血地换掉统治者 |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七章 | 第 30 章,判决四 |
| 17 | 自由、民主、宽容三个悖论及其分寸 |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七章注释 | 第 32 章 |
| 18 | 擦干净画布;消除具体的恶,而非实现抽象的善 |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九章 | 第 31 章 |
| 19 | 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文明的紧张 |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十章 | 第 28 章 |
| 20 | 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我可能错,你可能对」 |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十四章 | 第 25、26、32 章 |
| 21 | 五步论证;献词 |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九五七年版序言与扉页 | 第 2、29 章 |
| 22 | 俄狄浦斯效应;有条件的技术性预测 |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 5 节及相关各节 | 第 29 章 |
| 23 | 木匠师傅「我什么都知道」;自知所知甚少 | 《无尽的探索》第 1 节 | 第 5 章、结语 |
| 24 | 一九一九年的三件事;十七岁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 | 《无尽的探索》写一九一九年的一节 | 第 2、3、4 章 |
| 25 | 复调音乐的兴起: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情境的逻辑 | 《无尽的探索》讲音乐的各节 | 第 1、18、22 章 |
| 26 | 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自我;自我锚定于世界三;编程者与计算机之喻 | 《自我及其大脑》(比方原文) | 第 36 章 |
| 27 | 倾向属于整个实验安排,并随处境改变;世界是展开新可能的过程 | 《倾向的世界》及倾向解释诸文 | 第 38 章,判决五 |
| 28 | 收回「自然选择不可检验」 | 他关于自然选择与心灵兴起的讲演(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前后) | 第 26、39 章 |
| 29 | 常规科学家是一种危险 | 他为一九六五年伦敦会议所写的回应文章 | 第 46 章 |
| 30 | 框架的神话 | 《框架的神话》 | 第 40 章 |
别人的话,出处另列: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与「范例」(《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后记,第 46 章);拉卡托斯研究纲领与《证明与反驳》(第 46 章);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与伽利略一例(《反对方法》,第 47 章);巴特利全面批判的理性主义(《退向承诺》,第 25、47 章);梅达沃论科学论文(第 48 章);哈耶克论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九四五年,第 48 章);索罗斯论反身性(第 48 章);艾克尔斯自述(第 6 章);爱因斯坦追光之问与读书会(自述与友人回忆,第 21 章)。
十个日常情景,一天一个,十天做完。每个情景后面有两问:一问是他的,一问是本书的。不必写长,每问写一两句就够。
一、早上看到一条健康新闻。「每天喝一杯某某,能降低某病风险三成。」
他的问:这个说法,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本书的问:这个结论,是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什么样的土上得出来的?我站在不站在那片土上?
二、孩子说:「我这次肯定考不好。」
他的问:这是一个预言,它会不会改变它要预言的事?
本书的问:这句话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上一次考砸,某个老师的一句话,还是今晚没睡好?
三、开会时,领导说:「这个方案,执行到位就一定能成。」
他的问:执行到位了还不成,他会怎么说?这句话有没有给自己留一个会错的地方?
本书的问:什么样的外部变化,算作「土变了」?这句话可以事先写进计划吗?
四、你想改掉一个坏习惯。
他的问:一次只改一件,改哪一件?什么情况下算这一件没改成?
本书的问:这个习惯缠在我日子里的哪几样东西上?先动哪一样最省力?
五、朋友向你推荐一个投资机会,说「稳赚不赔」。
他的问:出现什么情况,就说明它不是稳赚?他说得出来吗?
本书的问:说这话的人,站在这片土里的哪个位置?他说出这句话,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
六、你和家人为一件事吵了起来。
他的问:我可能错,你可能对,我们各自说出一个会被打中的具体事实吧?
本书的问:我们吵的,是一个等着被找到的事实,还是我们的日子该往哪边长?
七、你冒出了一个好点子。
他的问:先让它在纸上死一遍:请两个人专门挑它的毛病。
本书的问:给它开一张出生证明:它是在哪次谈话、哪次散步、哪次挫折里冒出来的?下次我该去哪片土里等下一个?
八、你用会说话的机器查了一件要紧的事。
他的问:它的回答里,哪一句最可能是错的?我能去哪里核对?
本书的问:写三行记录:我问了什么,它说了什么,我采纳了什么。
九、你发现自己最近一直在逃避某件事。
他的问:这是不是一份「文明的紧张」,是自己做主的累?
本书的问:这件事背后,旧土断了没有、新土长了没有?我能种哪一小块新土?
十、晚上躺下,回想这一天。
他的问:今天,我有没有哪一个判断被打中了?我认了吗?
本书的问:今天,我身上长出了什么新东西?它改了我哪里?
十天做完,回头看一遍:前一问,替你挡住了多少说不清的话;后一问,替你留住了多少正在长的东西。
每章一句话。只有十分钟的读者,读这一页;想找某一章的读者,从这一页进。
导论 一个孩子学骑自行车:用小满学骑车,把七个词和三根梁先走一遍:会骑的人不只是「还没摔倒」,他长出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回头把他改了。
第一编 一个人:他自己的每个猜想都有出生证明
第 1 章 一个到处是书的家:出身不能替一个想法作证,可一个想法总有出身;一墙书、一架琴、一条身份的缝,推着一个维也纳少年。
第 2 章 一九一九年的枪声:一个人最深的方法,常常长在他最深的伤口上;伤口教他提防什么,也可能教他提防过了头。
第 3 章 阿德勒的第一千零一例:一个说法用了一千次,一个字也没被改过,不说明它准,只说明它已经不看人了。
第 4 章 日食那一天:敢说「量出别的数我就错了」的理论才有内容;可签这张判决书的,从来是一整片土。
第 5 章 木匠铺、音乐和教室:他在木匠铺学会了「我知道得有多么少」,在心理学的门里走了一圈,又回身把门关上。
第 6 章 世界尽头的打字机:被扔出去的日子里攒下的别扭,是一生最要紧的想法的出生地;一张死亡证明上的死因,也是下一个想法的出生地。
第 7 章 拨火棍、爵士与讨论班:他在自传里给自己每个想法都开了出生证明,在知识论里却不许想法有出生证明。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知识要么有根据,要么什么都不是
第 8 章 休谟那座山,维也纳那把扫帚:你对明天的把握,不是从过去的次数里推出来的,是从那片土缠得有多紧里读出来的。
第 9 章 没说出口的前提:资格既不是事先的证明,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在路上一步步挣来的,长在一片土上。
第 10 章 休谟 × 康德 × 爱因斯坦:他自己是被三股材料撞出来的,他留下的方法却只筛不撞。
第 11 章 SDE 换个问法:别只问「凭什么信」,问它长在哪里、缠得多紧、换了土还在不在。
第三编 证伪:死亡证明开得最明白
第 12 章 一只黑天鹅:一只黑天鹅永远能推翻一句没扎根的话;扎了根的说法遇到反例,先去土里找一找。
第 13 章 禁止得越多,说得越多:一个说法要想长下去,先得让边露出来;锋利的边有长出来的,也有装出来的。
第 14 章 怎么都对的理论:「怎么都对」有三种病:不写死因,不看人,不回头改。
第 15 章 活下来的理论,挣到了什么:五十年的老桥挣到的,不是一份关于将来的保证,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和一片土缠紧了;判决一在此公开收窄。
第 16 章 一次没看见,不是一只黑天鹅:一次没看见,常常只是路还不够长,或者看它的那双眼睛还没长出来。
第 17 章 SDE 解构:他只开死亡证明:证伪主义的路很清楚,形状是筛剩的,土不在式子里。
第四编 《科学发现的逻辑》里没有发现
第 18 章 书名里的反差:一本叫「发现的逻辑」的书,第二节就说发现没有逻辑;他请来的证人说直觉长在对经验的熟悉里,他只听了前半句。
第 19 章 一刀切走了「生」:出生证明不能当判决书,可一个不开出生证明的地方,永远不知道好东西是怎么来的。
第 20 章 「科学始于问题」:只差一步:他画出了发生的圈,却在最要紧的那一拍写了「抽奖」。
第 21 章 专利局里的时钟:爱因斯坦的大胆,是十年的别扭、一个读书会、一屋子时钟缠在一起长出来的锋利。
第 22 章 SDE 解构:猜想不是天上掉的:他把出生推进了心理学、基因、运气三个抽屉;判词第一条推翻条件在此查过,判决二加注一句。
第五编 沼泽上的木桩:判错站在哪片土上
第 23 章 沼泽与木桩:知识下面没有岩床,他说得对;可沼泽有脾气,它在推,还会被房子一点点压实。
第 24 章 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这三样都长在土里,常常还被正在受审的那个理论改造过。
第 25 章 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讲理没法用讲理证明;可讲理的根不是一次跳,是一年一年长出来的。
第 26 章 认了错,会不会被踩死:「我可能错,你可能对」写在墙上很好;敢不敢说出口,要看那片土。
第 27 章 SDE 解构:可证伪,是理论和一片土的关系;土夯得越实,越容易被人忘掉。
第六编 开放社会:判错权搬进了制度
第 28 章 从柏拉图拆起:自由了却更累了,这份累叫文明的紧张;别逃回旧规矩,也别在空地上硬撑,去种一片新土。
第 29 章 没人握着历史的时刻表:不能预言,不等于看不见方向;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处回写。
第 30 章 不问谁该统治:先问管错了能不能不撕破脸地换;再问什么事能摆上桌、账目谁都能看。
第 31 章 一次改一件:一次只改一件,才知道错在哪里;结果回来,记进四格,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
第 32 章 宽容的悖论:宽容不只是一条规矩,是一片要一次次去种、也会被一次次踩坏的土。
第 33 章 SDE 解构:他在社会里写出了回写,却没把它带回自己的知识论;回写的通道修进了规则,没修进土里。
第七编 世界三与云里的山顶
第 34 章 蜘蛛网、鸟巢和图书馆:人造的东西写下来,就有了自己的性质;他看见了三块地,却把它们分成了三个区。
第 35 章 人造的,却被「发现」:人造的东西会长出没想到的后果;可那些后果不是早就藏在里面的,土越稳,越像本来就在。
第 36 章 自我是学来的,大脑却要一位驾驶员:「我」是学出来的,而且一辈子都在长,不必坐上驾驶座。
第 37 章 云里的山顶:他不许任何人宣布到了山顶;可前面也许不是一座先在的山顶,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
第 38 章 骰子和整张桌子:他看见了概率属于整张桌子;可或然不是世界身上摆着的东西,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开口,我们自己常常站在桌子上。
第 39 章 阿米巴、爱因斯坦,和会挑环境的生物:我们可以让理论替我们去死;生物不只被环境挑,它还挑环境、改环境,先动,后会。
第 40 章 SDE 解构:路是开的,山顶是先在的;一个长出来的东西,一长成,就被他请上先在之位。
第八编 SDE 总解构:给理论补一张出生证明
第 41 章 判词完整版:判词拆成三句去查,第一句站住,第二句收窄一格,第三句加注一句。
第 42 章 三根梁换掉之后:死亡证明换成全程档案,抽奖换成土里长,没有底的沼泽与云里的山顶换成会被压实的沼泽与会移动的地平线。
第 43 章 他看见了发生的十八处:他开的门比关的多得多;差的那一步,大多是土。
第 44 章 SDE 要向他学:这套书的许多规矩,骨头是他的;发生学要开出生证明,也要让出生证明能被开死亡证明。
第 45 章 死法诊断与五条分界线:他的体系是这套书里最自觉地「会死」的一个;它最可能死于只有一维活着。
第九编 身后:每人撬了他一只盖子
第 46 章 库恩与拉卡托斯:库恩撬开了判错站在哪片土上,拉卡托斯给证伪打了一个聪明的补丁。
第 47 章 费耶阿本德与巴特利:一个把规矩全扔了,一个连理性也拿出来批评;一个学生给老师开了死亡证明,老师认了。
第 48 章 进了手艺,丢了名字:他的手艺进了实验室、医院、市场和口头语,本书把他的名字写回去。
第 49 章 到中国:同一粒种子在中国先长出一把刀;刀被用成棍子时,拿它问问它自己。
第十编 AI 时代重读他
第 50 章 一台什么都能说圆的机器:它证实了他那把刀有多要紧,也推开了他关上的那扇门。
第 51 章 猜想变便宜以后,谁来签那两张纸:出生证明第一次能被记下来,死亡证明仍由付代价的人来签,「我」正在和机器一起长成新的样子。
第十一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事业
第 52 章 教育:错题本不该是一本死亡证明的合集;每一道错题,都该写下它是怎么错的,也该留一行,等下一次写它是怎么对的。
第 53 章 健康:身体不是一台等着被证伪的理论;它是一段一直在长的路,长在三块地上。
第 54 章 事业:先写下「什么情况算我错」,再写下「这个想法从哪里来」。
结语 一块刨平的木板:死亡证明,他开得比谁都明白;出生证明,那块木板上一圈一圈的木纹,早就替他写好了。
他的二十句话,每句转述大意,后面配一句本书的补语。补语不是反驳,是往前推一步。
一、他说:一个理论要是说不出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它就什么也没说。
补一句:一个说法说得出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下一个该去哪里找。
二、他说:一百万只白天鹅证明不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它。
补一句:一只黑天鹅能推翻一句话,得先有一片土把它认出来。
三、他说:越可能被驳倒的说法,越有内容。
补一句:锋利的边,要问是长出来的,还是装出来的。
四、他说:心不是一只桶,是一盏探照灯。
补一句:灯照过以后,灯自己也变了。
五、他说:科学始于问题,问题来自落空的预期。
补一句:猜想也有来历,它顺着那条落空的缝,从土里长出来。
六、他说:新想法怎样产生,是心理学的事。
补一句:出生证明记的,主要不是心事,是公开的路和土。
七、他说:经受住了检验,只是还没被推翻。
补一句:走了很长的路、缠得很紧的,挣到了资格。
八、他说:科学不是建在岩床上,而是立在打进沼泽的木桩上。
补一句:沼泽会被房子一点点压实。
九、他说:基础陈述是一群人决定接受的,像陪审团的裁决。
补一句:陪审团、证据规则、仪器,也都是长出来的。
十、他说:理性主义最底下,是一种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
补一句:讲理的根不是一次跳,是一年一年长出来的。
十一、他说:我可能错,你可能对,我们一起努力,也许能离真理近一点。
补一句:敢不敢说出这句话,要看说了会不会被踩死。
十二、他说:不要问谁该统治,要问怎样不流血地换掉坏的统治者。
补一句:还要问:什么事能摆上桌,账目谁都能看。
十三、他说:一次改一件具体的坏事,看效果,留退路。
补一句:结果回来,记进四格,别只记成了和没成。
十四、他说:无限的宽容会毁掉宽容。
补一句:宽容是一片土,不只是一条规矩。
十五、他说:我们没法预言明天才会知道的东西,所以没人握着历史的时刻表。
补一句:不能预言,不等于看不见方向。
十六、他说:理论、问题、论证住在世界三里,人造的,却有自己的生命。
补一句:它活在土里,土稳就像本来就在,土一动它就跟着变。
十七、他说:我们不是生来就是自我,我们学着成为自我。
补一句:学出来的我,一辈子都在长,不必坐上驾驶座。
十八、他说:真理像一座云里的山顶。
补一句:也许是一条会移动的地平线,你走的路会改变你看见的风景。
十九、他说:概率属于整个实验的安排,而且随处境改变。
补一句:或然是一个还没结算的开口,我们自己常常站在桌子上。
二十、他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替我们去死。
补一句:也让理论替我们去生,把它的死因写回土里,让下一个理论长在那里。
给想接着读下去的普通读者,几条路。
先读他自己。最好的入口,是他七十多岁写的自传《无尽的探索》:薄,好读,而且本书第一编说过,它几乎是一本出生证明的合订本。第二本,读《猜想与反驳》的第一章,那是他一九五三年的一次讲演,阿德勒、爱因斯坦、黑天鹅都在里面,是他全部科学哲学的一个缩影。第三本,想读他的政治哲学,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卷的第七章和第十章,一章讲「谁应该统治」,一章讲「文明的紧张」。
再读他身后的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不厚,读完你会明白第 46 章那场争论争的是什么。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读几章就够,看一个学生怎样把老师的规矩全扔掉。
本系列里和他最近的几卷。《普通人都能懂的休谟》,看那座他绕过去的山;《普通人都能懂的柏拉图》与《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看他的两个被告从另一边怎样被拆;《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普通人都能懂》第十三章,看本系列第一次替他量过的那三处停下;《普通人都能懂的皮尔斯》,看另一位可错论者怎样给猜想起了一个名字;《高鹏讲杜威:普通人都能懂》,看另一种「试了再看」的哲学怎样把回写放在中心。
想知道本书的尺子从哪里来。读《SDE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的导读部分,再读《发现与发生》。
读的时候,照他教的,也照本书教的:每读一本,问一句「这本书在什么情况下算错」,也问一句「这本书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按出版先后排列。每本写三件事:它说了什么,它在本书哪里被拆,本书对它的一句判断。
《研究的逻辑》(1934;英文版《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
说了什么: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在可证伪性;归纳不需要,科学靠大胆猜测与严格检验;基础陈述由决定接受;确认只是关于过去的报告;第二节说新想法的产生没有逻辑。
在本书哪里:第三、四、五编的主要依据。
一句判断:死亡证明开得最明白的一本书,也是亲手把出生证明挡在门外的一本书。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1945 连载;1957 单行本)
说了什么:历史受知识增长的影响,而知识的增长不能预言,所以历史的进程不能预言;预言会改变被预言的事;有条件的技术性预测是做得了的。
在本书哪里:第 2、29 章。
一句判断:他写回写写得最好的地方,扉页上的献词,是一九一九年那条街的回声。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
说了什么: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整体工程;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文明的紧张;不问谁该统治,问怎样不流血地换人;零敲碎打;三个悖论;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仰。
在本书哪里:第六编全编,第 25、26 章。
一句判断:判错权从科学搬进了政治,搬得极好,只是只搬进了想的那块地。
《猜想与反驳》(1963)
说了什么:多年文章的结集。第一章讲一九一九年的三件事、三个「无往不利」的理论与划界;第十章讲真理、内容与逼真度。
在本书哪里:第 3、4、12、13、14、37 章。
一句判断:读他,从这本书的第一章进门最好。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1972)
说了什么:「我对归纳问题的解决」;三个世界与世界三的自主性;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云与钟;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
在本书哪里:第 15、34、35、36、39 章。
一句判断:他走到发生学门口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把长出来的后果请上「本来就在」的一本书。
《无尽的探索》(1974 年作为思想自传刊出,1976 年单行本)
说了什么:从童年到晚年,他的每一个大想法是怎样一个一个长出来的;木匠师傅;一九一九年;音乐与「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
在本书哪里:第一编全编,第 18、22 章,结语。
一句判断:一本出生证明的合订本,本书判词最有力的反证与最有力的证据,都在这里。
《自我及其大脑》(1977,与艾克尔斯合著)
说了什么:心与脑相互作用;自我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学来的,锚定在世界三里;自我像给大脑编程的人。
在本书哪里:第 36 章。
一句判断:他给「我」开了出生证明,开完就把它扶上了驾驶座。
《后记》三卷(1982—1983)
说了什么:对《科学发现的逻辑》的长篇补充: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与非决定论,量子力学与倾向解释。
在本书哪里:第 38 章及第七编判负卡。
一句判断:他为客观性打的一场长仗,倾向解释是这场仗里最接近发生学、也最坚持发现学的一处。
《倾向的世界》(1990)
说了什么:世界不是一台因果机器,是一个倾向的世界,不断实现可能、又展开新的可能。
在本书哪里:第 38 章。
一句判断:他九十岁写下的最接近发生学的一句话,可倾向仍被定为世界本身的性质。
《框架的神话》(1994)
说了什么:反对「不同框架之间无法理性讨论」的说法。
在本书哪里:第 40 章。
一句判断:为了保住批评的意义,他需要一座山顶。
《一切生命都是解题》(1999,身后出版)
说了什么:晚年讲演与文章的结集,从生物到知识到社会,都看作解题。
在本书哪里:第 20、39 章。
一句判断:书名本身,就是他晚年最好的一句话。
本系列的规矩:新卷不得改判前卷;引用前卷写「本系列某某卷讲过」;确有新证据,写成待裁交作者。本书与前卷逐一对账如下,全部一致,无打架处。
休谟卷:本书照用「绕山」「归纳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溜回来」「先要根据的顺序」「资格在路上挣」(第 8、9、15 章),并补上资格长在一片土上、资格分三块地两层。
柏拉图卷:照用「在判错权上与他站在一起」「他只看见了柏拉图的一只脚」(第 2、28、30 章),第六编不重开这场官司;照用「先在化五步」「发现是纠缠极厚极稳时的特例」(第 35、37、40 章),并注明波普尔只与之同构一半,只做了「冻住」。
黑格尔卷:照用「波普尔拿掉了焊在土上的钉子」「两人说的不是同一个矛盾」(第 17、33、37 章);本书说他「路是开的,山顶是先在的」,是细化,不是改判。
《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十三章的三处停下(判错站在土上、猜测来处交给心理学、批评要有承得住批评的土),本书分别放大为第五、第四、第六编(第 26 章);「进了手艺,丢了名字」「判错条款不在语言里,在承担里」照引(第 48、50、51 章);「世界三人造、客观、会生长」照引,本书细化其后半句(第 35 章),导读已预告。
康德卷:照用判词与病根「要给牛顿找保证」(第 10 章);照借「会移动的地平线」(第 37、42 章)。
笛卡尔卷:照引「我思被做成不动的地基」「我是显露,是形状」(第 23、36 章);三句名言的重写照该卷重写我思的样子(第 42 章)。
维特根斯坦卷:照引「扫帚把自己扫了出去」(第 8 章);照用「判词拆句检验」(第 41 章)。
洛克卷:照用「子宫十月、母语的哭声」(第 20 章);照用「闪光点三栏」「会死的活体系」(第 43、45 章)。
齐克果卷:「抽梯」借作第 25 章同构的一小处,注明不是主病;「公开收窄」照其第 47 章的样子(第 15、39、44 章)。
怀特海卷:照用「向他学」「五条分界线」的体例(第 44、45 章)。
皮尔斯卷:照引「溯因」「习惯即回写」(第 45 章);照用其「推翻办法」之例(第 44 章)。
高鹏讲杜威卷:照借「回写四格」「只记一栏」(第 31、45 章),方法归属写明。
马哲卷:照引「判负卡五十几句」(第 44 章)、「补一根箭头,塌一面」(第 33 章)。
弗洛伊德卷:照引「判对错的条款没有立」(第 3、14 章),方向一致。
胡塞尔卷、海德格尔卷:照引「坐在正中的看的人」「力被做成一位」作第 36 章同方向。
奥古斯丁卷:照引「我在记忆里一点点显露」作第 36 章同方向。
莱布尼兹卷:照引「把纠缠写成剧本」作第 38 章的反衬。
德勒兹专栏卷:照引「他停下的地方,正是接着要走的两步」(第 43 章)。
给一起读这本书的朋友。每次读一编,讨论一题;十次读完,也讨论完。
一、(第一编)你最坚信的一个看法,它的出生证明上写着什么?哪一年,哪件事,哪个人?
二、(第二编)你身边有没有一样「过去一直如此」的东西,你对它的把握,是在读次数,还是在读土?
三、(第三编)你见过的「怎么都对」的说法里,哪一个最难拆?它得的是三种病里的哪几种?
四、(第四编)你最好的一个想法,是抽奖抽出来的,还是从一片土里长出来的?那片土现在还在吗?
五、(第五编)在你的单位或家里,说「我错了」会不会被踩死?这片土是怎样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六、(第六编)你参与的某个小组织,有没有一条不撕破脸就能换人、改决定的路?命名和计算,握在谁手里?
七、(第七编)有什么东西,你一直以为「本来就是这样」,读完这一编,发现它是长出来的?它长在多稳的土上?
八、(第八编)本书给自己的三根新梁各写了死因。你觉得哪一根最可能先倒?为什么?
九、(第九、十编)你用会说话的机器做过的一件事里,哪一部分是你自己长的,哪一部分是它替你长的?你分得清吗?
十、(第十一编)从教育、健康、事业三章里,各挑一件「明天就能试」的小事。一个月后,下一次读书会,说一说哪一件站住了,哪一件没站住,死因是什么。
最后一题留给大家一起回答:这本书的判词,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这本书是按一套写法写成的:先读,再列预研卡和提纲,再一批一批地写,每批两万字上下,每批末附一张交接卡。交接卡记下这一批埋下了哪些小旗、要核实哪些史实、哪些判断要交给作者裁定。全书写完,一共埋下二十二面小旗,全部在后面的章节里拔掉了。这些交接卡都已删去,不进正文;可它们是这本书的出生证明,后记里记它们一笔。
这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作者给出;文字在作者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一本讲「想法从哪里来」的书,用这样的办法写成,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起,长出了一样两边单独都长不出来的东西。书里第 51 章说,出生证明要记下「我问了什么,它提了什么,我改了什么」;这本书的交接卡,就是这样一份记录。
这本书站在许多人的肩上。首先要致意的,是几十年来把波普尔一本一本译成中文的前辈译者:查汝强、邱仁宗、傅季重、纪树立、舒炜光、杜汝楫、陆衡诸位先生,以及各译本的全体译者(译者名单,如有遗漏或错讹,以版权页为准)。没有他们,波普尔在中文里就没有土;本书引他的话,一律自行转述大意,不长段搬用译文,但每一处转述,都受过他们的恩惠。
也要致意本系列已经写过波普尔的几卷:休谟卷说他「绕山」,柏拉图卷说在判错权上和他站在一起,黑格尔卷说他拿掉了焊在土上的钉子,《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十三章第一次替他量出了三处停下。这本书的第三到第五编,是把那一章的三句话,各自放大成了一编。
最后,这本书也只是一站。每一编末都有判负卡,附录三列了本书自认最弱的地方,判词写好了三处可能倒下的门。波普尔说,一个说法要敢于说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本书照他的话做了,并请读者接着查。查出了错,请照这套书的规矩:写清死因,公开收窄,然后让下一个更好的判断,在这个死因上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