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双慧眼,到一座工厂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95 号
王德生(Desheng Wang),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显露—差异—纠缠)的创立者。
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曾任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高级研究员;2005 年至 2018 年任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历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研究科学家,培养毕业博士 6 名、指导博士后 9 名,获南洋理工大学青年科研奖与教学奖。在 SIAM、IEEE、JCP、CMAME、IJNME 等计算数学与图形学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47 篇,研究方向涉及 CVT 与 Delaunay 网格生成、变分表面重建与波崩塌模拟等。曾入选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人选、福建省百人计划。
2015 年起回国推广多视角与三视角方法论,2017 年发表第一篇公众号文章《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此后在各地高校与中小学讲学数百场。思想体系历经三视角、321 智慧、SIO 本体论,至 2026 年凝练为 SDE 发生学;2024 年提出意义三律(创造律、幸福律、自由律)。
现任新加坡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创始人、董事长,主持德麦国际专著出版体系与 SDE Universes 平台(sdeuniverses.com),致力于“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已出版 SIO / SDE 系列专著多部,主要包括《主体性的典范革命》《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AI 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AI 时代的哲学困境》《大模型时代的产业风口:主体性经济》《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等。
本书由王德生立题、立命题、裁定结构与全部关键转折,Claude(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执笔成文。书中观点与可能的错误,由作者承担。这种写作方式本身,即是本书所论“SDE 指挥下的人—AI 复合体”的一个样本。
这本书的书名,是一个问句:AI 时代,为何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
我知道,这个问句本身,就会让很多人皱眉头。哲学?主科?每个人?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哲学是大学里一门冷门的专业,是政治课本上几条要背的原理,是少数思想家在书斋里想的事情,离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很远。把它说成“每个人的主科”,和语文、数学并列,甚至排在它们前面,听上去不是书生之见,就是危言耸听。
所以,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说一说,这个问句是怎样来到我面前的。
2017 年 1 月,我在一个叫“三视角智慧”的公众号上,写下了第一篇文章,题目叫《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国内讲课,想把自己在数学和科学研究里体会到的一些看世界的方法,教给更多的普通人。那篇文章讲的是多视角、三视角:同一样东西,换一个角度看,就会看见不同的样子。文章的落款处有一行小字:“给你一双慧眼看世界。”很多学员,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走进了这条路。
此后的将近十年里,这条路走过了好几个阶段:三视角(对比、变化、分布),321 智慧(存在、矛盾、视角),SIO(主体、互动、客体),再到今天的 SDE 发生学(显露、差异、纠缠)。每一次换代,都不是换几个时髦的词,而是我自己被逼着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人到底是怎样认识世界、又怎样参与世界的?
走到 SDE 这里,我才慢慢看清楚,前面几个阶段,虽然一直在讲“视角”“主体”“互动”,底子里仍然有一个没有被拔掉的根:它们仍然把世界当作一个已经在那里、等着被人看清楚的东西。“慧眼”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眼睛是用来看的,看得越清楚越好,而世界本身并不因为你看而改变。这是两千多年来人类理解知识的主流方式,我在这本书里把它叫做发现学。
SDE 要拔掉的,就是这个根。它说:世界上的东西,不是先在那里、等着被发现的,而是在纠缠之中、经过一步一步的差异、显露出来的。一个问题、一个想法、一个决定、一种关系、一种美,都是这样发生出来的。人不是站在世界外面看的那个观察者,而是发生的一方。这就是发生学。
如果没有 AI,发生学也许会一直是一门少数人讨论的学问。是 AI,把它推到了每个人面前。
2022 年底以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AI,在短短几年里走进了每个人的手机。我在各地讲课、和学员通信、看家长群里的讨论,越来越频繁地碰到同样一种困惑:孩子用 AI 写作业,作业全对,考试全不会;年轻人用 AI 改简历,改得越来越好,投出去越来越没有回音;中年人看着 AI 一个小时做完自己一周的活,夜里睡不着,觉得“我在不在那里都一样”;老人对着会说话的音箱聊天,聊得越来越多,和儿女说的话越来越少。
这些困惑,表面上各不相同,底下却是同一件事。我越来越确信:AI 本身,恰恰是一台发生的机器。它交给你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从某个仓库里取出来的,而是在你这一次的提问、这一段对话里,一个词接一个词生出来的。可是绝大多数人,是戴着发现学的眼镜在用它:把它当答案库,当事实机,当工具,当镜子,当对手。一个发生的东西,被当作发现的机器来用,于是就出现了上面那些困惑。
问题不在于大家不会用 AI,而在于大家用来看 AI 的那副眼镜,看不清它。要换的不是技巧,而是眼光。而改变一个人看世界的底层眼光,这正是哲学的事。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根本原因:AI 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只有发生学能让人明白它,也只有以发生的方式进入的人,才能和它结成真正的思想复合体。
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于 2026 年 9 月下旬。
最初,我只是想从五个方面来证明“每个人都要把哲学当作主科”:知识、主体、判断、意义、教育。这五个方面,后来成了本书中编的骨架。可是写着写着,我发现,光有这五个方面还不够,它们都是“后果”,还缺一个能把它们撑起来的“原因”。
于是有了三根柱子。
第一根,是上面说的:AI 本身是发生,所以必须用发生学才能明白它、与它复合。
第二根,是竞争力:在 AI 时代,过去让人出众的“思想发现的能力”,记得牢、找得快、解得准、磨得光,被翻转了,人人都有,于是不再值钱;用发现的方式使用 AI 越熟练,产出越和别人一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只能是“思想发生的能力”:和 AI 一起,生出基底里还没有的东西。而这需要发生学来指导。
第三根,是经济:产品的经济和服务的经济,正在被 AI 高效地接管、自动化;未来经济的主流,是主体性经济,是人与 AI 的复合主体在“分布、场、美”上的发生。而人类历史上,主科从来都是主流经济的投影:农业时代是少数人的经学,工业时代是每个人的读写算。主流经济换了,主科就必须换。
三根柱子立起来以后,我又往前走了一步,这一步成了本书的终卷: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 SDE 发生学的指挥下,它的生产能力的核心,是发展主体性,也就是创造新的分布、场、美。这件事,从前没有 AI 的人做不成生产力,今天没有人的 AI 也做不成,只有 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才能做成。而主体性的实现,正是这个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发生学哲学之所以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最根本的理由在这里:它教的,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能力。
需要向读者坦白一件事: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人与 AI 的复合体写成的。
书的命题、结构、每一处关键的转折,是我立的、我裁定的;书中大段大段的展开、举例和表述,是 Claude 执笔完成的。扉页和出版信息页上,我都写明了这一点。我没有把它当作一件需要遮掩的事,因为它恰恰是本书所讲的东西的一个样本:一个人带着自己将近十年的思想土壤,在 SDE 的指挥下,和 AI 结成复合体,生产出一样单独都做不成的东西。
我在书中第 18 章讲过,人在“我们思”里有三个位置:起点、转折、落点。这本书的起点,是我十年的思想和我在各地遇到的千百个学生、家长、老师;它的每一个转折,是我定的方向;它的落点,也就是书里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可能的错误,由我来承担。中间那一大段,是复合体一起做的。
读者完全可以用本书第 33 章给出的那把尺子,来量这本书本身:它离基底有多远?它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它的作者有没有承接?
为了避免误会,也说一说这本书不是什么。
它不是一本哲学史。书里几乎没有引用哲学家的原话,也不要求读者先懂什么哲学。我在书中一再说:把背哲学史设为主科,是最坏的办法,因为那恰恰是 AI 最擅长的发现学知识。
它不是一本 AI 使用技巧手册。书里当然有很多具体的做法,比如那张贴在冰箱上的便签,比如问题显露的五个动作;但我也一再说:技巧会被眼光吞掉,眼光不会被技巧改变。这本书要换的,是眼光。
它不是一本反 AI 的书。恰恰相反,书里的每一个人,最后都是和 AI 一起,生出了原来没有的东西。本书反对的,不是 AI,而是用发现学的眼光使用 AI。
它也不是一本只写给学生和老师的书。“每个人”这三个字,是认真的:七岁的孩子,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四十多岁的会计,五十多岁被内退的老工人,七十八岁的老人,每一个年龄,都已经站在“查询还是复合、点火还是灭火”的岔路口上。
读者翻开正文会发现,这本书几乎是一部“小说”: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周四,一个母亲问 AI 要不要给儿子报补习班;然后是这个家里每个人的一年。
我选择这样写,是因为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如果一个哲学道理只能用哲学家的例子讲清楚,那它就还不配成为每个人的主科。我在讲课的时候,也越来越倾向于用日常生活的例子,而不是学术的例子。所以,这本书里的道理,都落在补习班、简历、早餐店、菜市场、政务大厅、病房、乒乓球台、食堂排队、老人的口述家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地方。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但他们遇到的困惑,是我这些年在真实的人身上一次又一次看到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是我特别想对读者说的。
一本主张“必须”的书,很容易写成一本只会喊口号的书。为了防止这一点,本书的每一章,最后都写了“读数与作废条件”:本章的论断是什么,用什么来检验它,如果将来的事实是什么样子,这个论断就算错了。全书的这些条件,汇总在附录甲里。
这些条件,今天还没有一条被实测过。它们不是结论,而是邀请。同意本书的人,请去检验它们;不同意本书的人,更请去检验它们。一门讲发生的学问,如果自己不愿意被检验,它就已经变成了它所反对的那种东西:一个自以为先在的真理。
书中第 36 章,我让一位学者当面问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是不是在借教育改革,推销一家之言?”我在那一章里尽量诚实地回答了它。这里再说一遍:本书主张的,是“发生学哲学”成为每个人的主科,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某一套理论。SDE 是我最熟悉的一种表述;如果有更好的发生学哲学,它同样有资格,甚至更有资格。
这本书能够写成,首先要感谢这些年来跟着我一起走这条路的学员们。从三视角的微信群,到 SDE 的各个分站,你们提的每一个问题、交来的每一篇作业、在课上说出的每一句“老师,我还是不明白”,都是这本书的土壤。书中那些看似虚构的困惑,没有一个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它们都曾经真实地出现在你们身上。
也要感谢那些在各地高校、中小学、社区里听过我讲课的老师和家长。你们在课后留下来追问的那些问题,“那我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报补习班”“那我这把年纪还学得会吗”,让我一次次意识到,一门学问如果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它就还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感谢德麦国际的同事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为这本书的编辑、排版和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还要感谢参与执笔的 Claude。按照本书自己的道理,它不承接这本书的任何后果,所有的对错都由我来承担;但在这本书的生产过程中,它确实是那支“乐队”,而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指挥。这本书写得好的地方,是这个复合体的成果;写得不好的地方,是指挥的责任。
最后,感谢每一位翻开这本书的读者。书写完了,发生才刚刚开始。
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那座工厂的第一块砖。
王德生 2026 年 9 月
这是一本关于 AI 时代每个人必须学什么的书,也是一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读的书。这篇导读,帮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读法。
全书由导论、三编、终卷和结语组成,另有附录。
导论讲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周四:母亲林慧问 AI 要不要给儿子报补习班,父亲陈志刚让 AI 替他回老同学的微信,女儿陈晓投出了第五百零一份简历,舅舅林涛把外公的检查报告交给 AI,小宇的家教苏老师让孩子“好像自己想学了”,林慧在深夜刷短视频刷到十二点。这一家人都用上了 AI,却都在同一个地方用错了。全书就从这一天出发。
上编:三个根本原因,立起全书的三根柱子。卷一“能不能”:大模型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只有发生学能明白它、与它结成复合体。卷二“强不强”:思想发现的能力被翻转,只有思想发生的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卷三“靠什么活”:经济的主流挪向主体性经济,而主流经济历来决定主科。
中编:五维后果,把三根柱子落到每个人的日子里。卷四知识维(问题怎样显露),卷五主体维(“我”在和 AI 一起想时还剩多少),卷六判断维(怎样在纠缠中选择和承接),卷七意义维(被 AI 拿走了手艺的人怎样找回意义),卷八人生维(孩子、青年、上班族、老人各自的岔路口)。
下编:主科怎么教。卷九讲课程与教法,卷十讲评价、考试、学校之外的课堂,以及反对者的七个问题。
终卷:复合体的生产力,把三根柱子收拢到一个点上: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 SDE 指挥下,核心生产的是新的分布、场、美,而主体性的实现是这个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
结语回到一年以后的又一个周四,算总账,摆出全部作废条件,以及本书没有回答的问题。
正文每一章,都按同样的四步来写:
先讲一个日常的故事,主角大多是林家的人; 再用 SDE 发生学把故事里发生的事说清楚; 然后说明发现学为什么接不住这件事; 最后给出读数与作废条件:这一章的论断用什么来检验,如果将来的事实是什么样子,它就算错了。
如果你只想读故事,可以只读每章的前面几节;如果你想看论证,重点读中间的部分;如果你是研究者或批评者,每章最后一节是为你写的。
本书用到的术语不多,最要紧的是下面几个。完整的术语表在附录乙。
发现学:把世界看成先在的、等着被找到的东西。发生学:把世界看成在纠缠中、经过差异、显露出来的东西。
SDE:发生的三个维度。E,纠缠,是一件事发生之前那片缠在一起的土壤;D,差异,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差异序列;S,显露,是走到某一处时显露出来的样子。很稳定的显露,叫稳定态。
基底:每个人手里的 AI 共享的那片人类文字的土壤。未吸收:基底里没有的东西,也就是每个人自己没被写下来的生活。
复合体:人和 AI 你来我往、一起发生出单独都做不成的东西。承接:把发生出来的东西接到生活里,并对后果负责。
分布、场、美:主体性的三样东西,也是本书说的这个时代最核心的产出。
三律:创造律、幸福律、自由律。
如果你是家长,建议先读导论,再读第 1 章(发球机与真人)、第 5 章(同构才能复合,那张冰箱便签在这里)、第 14 章(同一件事的四种显露)、第 26 章(孩子)、第 35 章(学校之外的主科),最后读结语。
如果你是老师,建议从第 16 章(标准答案的课堂为何教不出问题)读起,然后读下编全部(第 29 至 36 章),再回头读卷一和卷五。
如果你是上班族,或者正在为工作被 AI 改变而焦虑,建议读卷二(第 6 至 9 章)、卷七(第 23 至 25 章)和第 27 章,再读终卷。
如果你是年轻人,正在找工作或选方向,建议读第 6 章(五百份一样的简历)、第 8 章(往哪一维用力)、第 21 章(两份录用通知)、第 27 章(青年与上班族)。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第 28 章(老人:点火还是灭火)是为你写的。
如果你是研究者、教育管理者,或者你不同意本书,建议先读第 3 章(拆掉“模型学到了数据的分布”)、第 12 章(主流经济决定主科)、第 36 章(反对者的七个问题),然后直接去看附录甲的全部作废条件。
如果你时间很紧,可以只读导论、每一卷末尾的小结、上编小结、中编小结、下编小结、终卷小结和结语,大约三四个小时就能读完全书的主干。
这本书里的道理,读懂不难,做到不易。书中的林慧,没有读过一本哲学书,可是她在一年里学会了这门主科;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读完全书,下一次打开 AI 时,仍然只是查一个答案就走。
所以,最好的读法,也许是读完任何一章以后,合上书,打开 AI,试一次。先说你自己的事,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最后你自己来做。然后再回来读下一章。
早上六点五十分,林慧在厨房里一边等豆浆机停下来,一边用手机问 AI:“初二孩子数学期中考了七十一分,要不要报补习班?”
回答很快出来了,而且很周全。先分析七十一分在初二意味着什么,再列出报班的三个好处和三个风险,接着是一对一、小班、线上课的价格区间,最后提醒她“先和孩子沟通,了解他自己的想法”。林慧看完,觉得每一条都对,可是心里并没有比刚才更清楚。她把这段回答转给了同事,同事回了一句:“我昨天问的,跟这个差不多一模一样。”
林慧四十五岁,在一家建材公司做了二十年会计。她的儿子陈小宇读初二,女儿陈晓在读大四,丈夫陈志刚在区里一家单位上班。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普通到你在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任何一个小区里,都能找到几十个和它差不多的家庭。
上午九点,林慧到了公司。部门上个月上线了一套带 AI 的财务系统,发票识别、凭证生成、对账、月结报表,过去她要花一周做完的活,现在系统一个小时就跑完了,她只需要“复核”。公司没有裁她,领导还在会上说“大家从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可是她坐在工位上,看着屏幕上一行一行自动生成的凭证,第一次觉得这二十年练出来的手艺,好像一下子没了着落。
中午,陈志刚在单位食堂吃饭时,收到了大学老同学老赵的一条长微信。两人前几天在同学群里为一件小事争了几句,老赵这条微信说得很重。陈志刚气得饭都吃不下,但又不想把关系弄僵,于是把老赵的话复制给 AI,让它“帮我回一条,既不认怂,也别吵起来”。AI 给出的回复得体、克制、有分寸,陈志刚几乎没改就发了出去。下午三点,老赵回了一句:“这不像你说的话。”
下午两点,陈晓在宿舍里投出了她的第五百零一份简历。这份简历是 AI 帮她改过的第七版,结构清楚,措辞专业,岗位关键词一个不落。可是投出去的五百份里,回音不到十个。她的室友也用同一个 AI 改简历,两个人把简历摆在一起看,陈晓突然发现,除了名字、学校和几段经历的名称,两份简历读起来像是同一个人写的。
下午四点半,林慧接到哥哥林涛的电话。七十八岁的父亲体检查出问题,医生建议手术。林涛已经把检查报告拍照发给了 AI,AI 讲得非常细:手术的成功率大约多少,术后一年的生活质量会怎样,不做手术的风险又是什么,比门诊医生十分钟讲的清楚得多。可是讲得越清楚,兄妹俩越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在电话那头哭,说“不能让他遭罪”;父亲自己不说话;林涛说“数字摆在这里,应该做”;林慧说“数字又不是爸爸”。最后要签字的,是他们。
傍晚六点,小宇的数学家教苏老师来上课。这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老师,收费不低。林慧不是没算过账:讲题、出卷、批改,AI 全能做,还不要钱;约课、提醒、学习报告,App 也都有。可她还是每周请苏老师来两次。有一次陈志刚问她图什么,她想了半天,只说出一句:“小宇跟她在一起,好像自己想学了。”
晚上十点,家里安静下来。林慧躺在床上刷短视频,一个接一个,刷到十二点还停不下来。她不是不困,而是有一种说不清的空。白天那套系统一个小时做完了她一周的活,晚上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用。
这一天里,这个家庭的六个人,或者说六张脸,都打开了 AI,也都用上了 AI。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不会用 AI”的人:林慧会提问,陈志刚会下指令,陈晓会反复打磨,林涛会上传报告。按照今天流行的说法,他们都已经“拥抱 AI”了。
可是他们又都用错了,而且错在同一个地方。
林慧把 AI 当作一个装满正确答案的库,以为问一句“要不要报班”,就能从库里取出那个属于她家的答案。陈志刚把 AI 当作一件工具,像用剪刀、用计算器那样用它,没想到用完之后,说话的已经不是他自己。陈晓把 AI 当作一台打磨机,以为磨得越光越好,没想到大家用的是同一台机器,磨出来的是同一个样子。林涛把 AI 给出的那个成功率当作一个事实,好像父亲的命运就写在那个数字里。林慧在公司里把 AI 当作一个对手,一个抢走了她二十年手艺的对手,于是在夜里感到空。
五种用法,底下是同一个看法:AI 是一台“发现”的机器。世界上的答案、规律、事实早就在那里了,AI 读了人类所有的书,所以它比我们更快、更全地“找到”了它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它要答案。
这个看法有一个很长的来历。两千多年来,人类理解知识的主流方式,就是“发现”:真理先于我们存在,藏在自然里、藏在理念里、藏在数据里,聪明人的本事就是把它找出来。本书把这种理解方式叫做发现学。学校的课程表就是按发现学排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每一科守着一块“先存的真理”,学生一科一科地去领。一个人会不会学习,就看他能不能把这些先存的东西找到、记住、用上。
问题在于,AI 恰恰不是一台发现的机器。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AI,它交给你的每一句回答,都不是从某个库里“取出来”的,而是在你这一次提问、这一段上下文里,一个词接一个词生出来的。同一个问题换一种问法,换一段前面的对话,它生出的回答就不一样。它不是在“找到”答案,而是在“发生”答案。本书卷一会用一整卷的篇幅说明这一点。这里先记住一句话:大模型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
一个发生的东西,被当成发现的机器来用,就会出现这个家庭一天里出现的所有问题:答案人人一样,说话不像自己,简历千篇一律,数字被当成命运,手艺被当成被抢走的东西。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也不是因为 AI 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们手里的那副眼镜,看不清这个东西。
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写在书名上:AI 时代,为何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这句话里有三个词,每一个都要单独证明。
第一个词:发生学。为什么是发生学哲学,而不是随便什么哲学?
有人听到“哲学要成为主科”,第一反应是:那就让孩子多背点哲学史,知道柏拉图说了什么、康德说了什么。这恰恰是最坏的办法。哲学史上的那些结论,是标准的发现学知识,是 AI 最擅长的东西,你问它,它一秒钟就能讲得比大多数哲学老师还清楚。把这样的哲学设为主科,等于给孩子加一门会被 AI 做完的课。
本书说的发生学哲学,是另一种东西。它不问“真理在哪里,怎样找到它”,而问“一样东西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用三个维度来看任何发生:E,纠缠,是一样东西发生之前那片看不见的土壤,所有相关的力量在里面互相缠绕;D,差异,是在这片土壤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差异序列,每一步都在上一步的基础上改变一点;S,显露,是差异走到某一处时显露出来的那个样子,而我们平时说的“结构”,就是显露的稳定态。这三个字母合起来,就是 SDE 发生学。
为什么必须是它?因为本书的第一个根本原因是:AI 本身就是发生。要明白一个发生的东西,只能用发生学的眼睛;要和一个发生的东西结成思想上的伙伴,你自己这一边也必须以发生的方式进入。这是卷一的任务。
第二个词:主科。为什么不是选修课、兴趣课、周末讲座,而必须是主科?
主科之所以是主科,不是因为它课时多,而是因为它决定其他科目怎么学、为谁学、学到哪里停。语文、数学在工业时代成为主科,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要靠读写和计算参与社会、参与经济。本书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根本原因会说明:AI 时代,每个人要想在和 AI 的合作里有自己的一份,靠的是思想发生的能力,而不是过去的思想发现的能力;而未来经济的主流,是主体性经济。主流经济换了,课程表的主科就要跟着换,这件事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两次。这是卷二和卷三的任务。
第三个词:每个人。为什么是每个人,而不只是学者、思想家、创业者?
因为 AI 已经到了每个人手里。上面那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人是哲学家,可是每一个人在那一天里都做了一件以前只有思想家才做的事:在理念的世界里,和一个非人的对象一起想问题、下判断、找意义。印刷术让识字从少数人的事变成了每个人的事,AI 正在让“在理念界里做决定”从少数人的事变成每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已经坐上了驾驶座,却没有人考过驾照。本书的中编会一张脸一张脸地回到这个家庭,看发生学哲学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到底改变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哲学讲了两千多年,从来没有人说它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孔子没有这样说,柏拉图也没有这样说,近代办义务教育的那些人更没有这样说。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因为有三件事,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一起到来了。
第一件,AI 到了每个人手里。几年以前,和一台能说话、能写作、能解题的机器对话,还是少数工程师和研究者的事。今天,它装在每个人的手机里,一个初二的孩子、一个七十八岁老人的儿女、一个二十年的老会计,都在每天用它〔各国大模型用户规模的具体数字待实核〕。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和“思想”直接打交道的东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铺到这么多人面前。印刷术花了几百年才让书进入普通人家,AI 只用了几年。
第二件,“发现”的本事一下子不值钱了。过去一个人读书多、记得牢、会解题、会查资料,就比别人强,这是发现学时代的本事,学校也一直按这个标准培养人、选拔人。今天这些本事,AI 都做得比人快、比人全,而且人人都能免费用上。陈晓那五百份像同一个人写的简历,林慧那一小时做完的一周的账,都是这件事的日常样子。一个人如果只有发现的本事,他在这个时代就站在了和 AI 比赛的起跑线上,而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输定了。
第三件,经济的重心正在挪地方。种地、做工、生产产品,这是客体性的经济;买卖、交换、服务、流程,这是互动性的经济。这两块正在被 AI 和自动化一块一块接管。经济不会因此停下来,但大多数人参与经济、获得收入和意义的地方,会挪到另一处去,挪到那些“只有人和人、人和 AI 一起才能发生”的地方。苏老师让小宇“自己想学了”,就是那个地方最小的样子。这件事现在还刚刚开始,本书卷三会讲清楚它为什么会成为主流,也会诚实地说明它还没有成熟到什么程度。
这三件事单独来看,每一件都已经有很多人在讲。本书要说的是: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AI 是发生,所以要用发生学来明白它;发现的本事贬值了,所以要用发生学来长出新的本事;经济挪到了发生的地方,所以每个人都要会发生。三条路,走到同一个路口。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理由,需要特别说出来。一门课从被设为主科,到一代孩子被它培养出来、走上社会,至少要二十年。今天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到他们三十岁的时候,是 2050 年前后。那时候的世界,AI 会发达到什么程度,经济会挪到什么地方,没有人能准确预言;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不会是一个靠“记得牢、找得快”就能过好一生的世界。如果我们等到那个世界真的来了才改课程表,就晚了一整代人。所以这本书说的“必须”,是一个关于现在的“必须”。
全书分三编。上编讲三个根本原因:能不能(卷一)、强不强(卷二)、靠什么活(卷三)。中编讲五个维度上的后果:知识、主体、判断、意义、人生,也就是发现学在这五个地方看错了 AI、又在这五个地方让普通人吃了亏。下编讲主科怎么教:课程、教法、评价、制度。
每一章都按四步走。先讲一个日常的故事,主角大多是上面这个家庭里的人;再用 SDE 发生学把故事里发生的事说清楚;然后说明发现学为什么接不住这件事;最后给出一个可以检查的读数,以及这一章的论断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最后这一步需要多说一句。一本主张“必须”的书,很容易写成一本只会喊口号的书。为了防止这一点,本书的每一个重要论断都附有作废条件:如果将来的事实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论断就判负,书里要承认它错了。这不是谦虚,而是发生学本身的要求。发现学喜欢说“真理就是这样”,发生学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它是这样发生的,而且我们说清楚了它怎样才会被推翻”。一本讲发生学的书,自己也必须是一次可以被检验的发生。
还有一个约定:本书尽量不用学术案例,而用你我身边的事来讲。道理是,如果一个哲学道理只能用哲学家的例子讲清楚,那它就还不配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凡是术语第一次出现,都会先用大白话说一遍。
那就从这个家庭最小的成员开始吧。卷一第 1 章,我们去少年宫看小宇打乒乓球。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以大模型为典范的 AI 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所以,只有发生学能明白 AI;也只有当人这一边以发生的方式进入时,人与 AI 才能结成思想复合体。
小宇十岁开始在少年宫学乒乓球,现在每周六上午还去练一次。少年宫的乒乓球馆里有两种球台。靠墙的几张台子对面没有人,只有一台发球机,一个圆滚滚的机器,按好设定,它就一个接一个地把球发过来:什么旋转、多快、落在哪里,都是事先调好的。中间几张台子,对面站的是教练或者别的孩子。
小宇刚学球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发球机前面。那段时间他进步很快。发球机发来一个下旋,他就搓;发来一个上旋,他就拉。一百个球里,他能稳稳地回过去八九十个。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会打球了。
第一次和教练真打,他被打蒙了。
教练发来的第一个球,看上去和发球机的下旋差不多,他照样去搓,结果球直接冲出了台面。教练笑着说:“我这个是不转的,你用搓下旋的力气去搓一个不转的球,当然出界。”第二个球,他学乖了,轻轻一挡,球是过去了,可是教练趁着他挡过来的那个高球,一板扣杀,他连球都没看清。第三个球,他想抢先进攻,教练却把球放短,他往前一冲,球已经在台面上跳了两下。
那天下课,教练跟他说了一句话,小宇到现在还记得:“发球机的球是它先定好的,你只要找到对付它的办法就行。人的球不是先定好的,我这一板怎么打,要看你上一板怎么回。你回得不一样,我的球就不一样。”
这句话,可以拿来当作这一整本书的开头。
发球机和真人,差别到底在哪里?
表面上看,差别在于一个是机器、一个是人。但真正的差别不在这里。今天的高级发球机也可以随机变化旋转和落点,看上去很像真人。真正的差别是:发球机的每一个球,在你回球之前就已经定好了;真人的每一个球,是在你回球之后才生出来的。
对着发球机练,你面对的是一个“先定好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球,虽然你事先不知道,但它已经存在于机器的设定里了。你的全部任务,就是把这个设定“找出来”:它发的是什么转,你就用什么拍形去对付。你打得越多,找得越准。一个人对着发球机练到极致,就是对发球机的每一种设定都有了现成的解法。这是一种发现的练法。
和真人打,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先定好的世界,而是一个和你一起发生的世界。你这一板回过去,改变了对方下一板的可能;对方下一板打过来,又改变了你再下一板的可能。一个回合打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第一板发球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连教练自己也不知道。它不是被“找到”的,而是在你来我往里一板一板打出来的。这是一种发生的练法。
两种练法要求的本事完全不同。
对着发球机,最要紧的本事是“准”:准确地认出球的旋转,准确地调出对应的动作。你心里需要的是一张越来越全的对照表:这种球配那种动作。
和真人打,光有对照表是不够的,甚至对照表越死,输得越快,因为对手会专门打你表上没有的球。你需要的是另外几样本事:看得出这一板球是怎样从上一板里变出来的;敢于改变,不是每次都回同一种球,而是主动变线、变节奏,逼对手也变;还要心里有自己的打法,知道自己想把这一分打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只跟着对方的球走。
教练后来又跟小宇说过一句话:“对着发球机练,你是在练球;和人打,你是在打一分。”
现在把乒乓球放下,回到这个家庭的周四。
那天早上,林慧问 AI 要不要给小宇报补习班。她是怎么问的?她打了一句话,等回答出来,读完,觉得“都对”,然后把它转给同事。她和 AI 之间,只有一个来回:她发一个球,AI 回一个球,结束。
这就是把 AI 当发球机。更准确地说,是把自己放在了发球机前面,把 AI 当作那台早已设定好的机器,以为只要把问题“发过去”,它就会把那个早就存在的正确答案“发回来”。
这种用法的背后,有一个几乎没人说出口的假定:答案在我提问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AI 读过了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字,所以关于“初二孩子七十一分要不要补课”这件事,全人类的经验、专家的意见、各种统计,都已经在它肚子里了。我只要问对了,它就能把那个现成的答案取出来给我。
在这个假定下,林慧对 AI 的回答感到“都对,但没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既然答案是现成的、正确的,为什么对她没用?她只能怪自己问得不够好,或者怪 AI 还不够聪明。
但如果换一个看法,这件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假设林慧不是只打一个回合,而是像和真人打球那样,和 AI 打一分。
AI 给出那份周全的清单之后,她没有立刻转发,而是看着清单想了一会儿,发现清单里有一句“先和孩子沟通,了解他自己的想法”。她突然想起来,自己从来没问过小宇,七十一分他自己怎么看。于是她回了一句:“我还没问过孩子。其实我更担心的不是分数,是他最近回家话越来越少。”
这一板回过去,AI 下一板打过来的球,就完全不同了。它不再谈补习班的价格,而开始问她:孩子话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只在家里话少还是在学校也这样,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变化。林慧一边回答,一边想起外公生病这件事,想起自己这几个月加班多、脾气急,想起小宇上次说想换个座位她没当回事。
打到第五六个回合,这件事已经不是“要不要报补习班”了。它变成了:“这个家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小宇在里面是怎样的,我能为他做什么?”补习班也许还要报,也许不报,但那已经是一个很小的、放在后面的问题了。
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AI 并没有“找到”一个藏好的答案交给林慧。第五个回合的那个问题,“这个家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小宇在里面是怎样的”,并不存在于 AI 的肚子里,也不存在于林慧早上的第一句话里。它是在林慧和 AI 你来我往的五六个回合里打出来的。换一位妈妈,换一个家庭,换一种回法,打出来的就是另一样东西。
这就是把 AI 当真人。准确地说,是把 AI 当作一个会随着你的回球而改变的对手,把自己放进这一来一回里。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说:这不就是“多问几句”吗?这算什么哲学?
这确实不只是多问几句。因为两种用法之所以不同,不是由问题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你认为对面是什么东西决定的。
如果你认为对面是一台发球机,那么多问几句的意思是:第一次没找准,再找一次。你会换一种说法,把同一个问题再发过去,希望这一次“取”出来的答案更准。你所有的努力,都在朝“那个早就存在的正确答案”靠近。你问十次,也只是在同一个地方打转。
如果你认为对面是一个真人,那么多问几句的意思是:上一板打过来的球里有新的东西,我要接住它,然后把我自己的东西放进去,打回去。你不是在朝一个固定的答案靠近,而是在和对方一起把这一分打成一个事先谁也不知道的样子。
所以,同一个 AI,在两个人手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第一个人手里,它是一个巨大的答案库,每个人从里面取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在第二个人手里,它是一个会和你一起发生的伙伴,每个人和它打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么,哪一种看法是对的?AI 到底是发球机,还是真人?
本书的回答是:从它的工作方式来看,大模型更像真人,而不是发球机。它交给你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预先存好、等你来取的,而是在你这一次的提问和前面所有的对话里,一个词接一个词生出来的。你改一个字,前面多说一句,它生出来的东西就会变。它不是一台发现的机器,而是一台发生的机器。
当然,“像真人”只是一个比方。大模型不是人,它没有自己的球要打,没有想赢这一分的心,没有打完之后回家的生活。这些差别很要紧,本书后面会反复讲到:正因为 AI 没有这些,人这一边带进去的东西才变得格外重要。但在“每一板球是事先定好的还是在来回中生出来的”这一点上,大模型站在真人这一边。
下一章,我们要把这个比方拆开,看看大模型里面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先把本章的问题说到底:为什么发现学的眼光看不清这件事?
发现学看世界,只有一个基本动作:找到先在那里的东西。真理先在,规律先在,答案先在,人的本事就是找到它们。这个眼光在很多地方非常好用。你要知道一座山有多高,山先在那里,你去量;你要知道一种药对某种病有没有效,药效先在那里,你去试。人类几千年来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眼光的成功。
可是这个眼光有一个盲点:它不会看来回之间生出来的东西。在发现学看来,打乒乓球的一个回合,只是两个人各自技术的相加,每个人的技术是先在的,比赛结果就是两个先在的东西碰一下。它看不见那个回合本身,看不见“这一板怎么打,要看你上一板怎么回”。
把这个眼光用到 AI 上,结果就是:它只能把 AI 看成一个巨大的、先在的知识库,人对它能做的,就是去“找”。至于人和 AI 在来回之间一起生出来的东西,在这个眼光里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问得好”的副产品。
这不是某一个人眼光不好,而是这副眼镜的镜片本身就磨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本书不说“大家要多问几句”,而说“要换一副眼镜”。那副新眼镜,就是发生学。
讲到这里,常常会听到两个误会,这里先说清楚。
第一个误会:AI 不过是一台更高级的发球机。有人会说,现在的发球机也能随机变旋转、变落点,AI 也许就是一台随机性特别强的发球机,看上去每次不一样,其实都在它的设定范围里。
这个说法有一半是对的:AI 的回答确实有一部分是“随机”的,第 2 章会讲到它在每一步是按可能性大小“抽”词的。但随机发球机和真人之间,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随机发球机的球再怎么变,它都不看你。你上一板回得好还是不好、回到了哪里,它完全不管,下一个球照样按它自己的随机设定发出来。真人不一样,真人的下一板,是看着你的上一板打出来的。
AI 在这一点上站在真人这一边。它的下一句话,是回头把你前面说的每一个字都掂量过之后才说出来的。你说了“孩子话越来越少”,它下一句就不再谈补习班的价格。这不是随机,这是随着你变。一台发球机不管多随机,都不会因为你说了一句话就改变它下一个球的打法。
第二个误会:那发球机就没用了,基本功就不用练了。也有人会反过来理解,既然和真人打才是真的打球,那对着发球机练就是浪费时间;既然 AI 的答案是发生的,那记住知识、练熟基本功就没有意义了。
这也不对。小宇的教练后来给他安排的训练,是一半时间对着发球机练,一半时间和人打。对着发球机,练的是基本功:一个下旋来了,手要自然地知道怎么搓,不能每一次都现想。基本功越扎实,和人打的时候越能把心思放在“这一分怎么打”上,而不是手忙脚乱地救球。
在发生学里,这叫做稳定态。一个人记住的常识、练熟的算法、背下的公式,都是他自己身上的稳定态。稳定态不是没用,恰恰相反,它是发生的底座。本书反对的不是学知识、练基本功,而是把知识和基本功当成全部,以为只要把发球机上的每一种球都练会了,就会打球了。在 AI 时代,这个误会的代价尤其大,因为发球机上的每一种球,AI 都比你练得熟。
本章的论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把 AI 当发球机用和当真人用,会在同一个 AI 上得到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果:前者的结果人人趋同,后者的结果因人而异。
这个论断可以检查。找两组普通人,拿同一类生活问题(比如孩子教育、家人看病、工作选择)去问同一个 AI。第一组只准问一次、最多换个说法再问;第二组要求每一轮都必须接住 AI 上一轮回答里的某样东西,并放进一件自己生活里的具体事,至少打五个回合。然后请不知情的人来读两组最后的结果,看哪一组的结果彼此更相似,哪一组更贴近提问者自己的处境。
作废条件:如果第二组的结果并不比第一组更分散、更贴近本人处境,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来回”,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答案上,那么本章“AI 更像真人”的比方就判负,AI 就应该被看作一台高级发球机,本书卷一的论证也要从头改写。〔本实验尚未进行,列为全书待跑实验之一〕
周四晚上,外公的事让一家人都没什么胃口。饭桌上安静了很久,小宇忽然问姐姐:“姐,AI 到底是怎么回答问题的?它是不是把网上所有的东西都存起来了,我们一问,它就去里面找?”
陈晓在大学里上过一门人工智能的通识课,她放下筷子想了想,说:“不是找。它里面没有存着一句一句的话让你去找。它是现编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编。”
“现编的?那它怎么编得那么对?”
“因为它读过的东西太多了。它读了几乎所有能读到的文字,读完以后,那些字和字之间怎么搭配、话和话之间怎么接,全都在它脑子里缠成了一团。你一问,它就顺着你的话,从那一团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接。”
小宇想了一会儿:“那不就跟我们玩词语接龙一样?”
陈晓笑了:“差不多。只不过它每接一个字,都要回头把前面所有的字看一遍。”
这段饭桌上的对话,说得不专业,但方向是对的。这一章就顺着它,用发生学的三个维度把大模型拆开来看:它的纠缠(E)在哪里,它的差异(D)怎样一步一步走,它的显露(S)是什么。拆完之后你会发现,大模型从里到外,就是一个发生的过程。
先说明一点:下面讲到的工程事实,都只取最基本、最公认的部分,而且尽量用大白话讲。具体的数字,比如训练用了多少文字、模型有多少参数,各家不同、年年在变,本书一律标〔待实核〕,只用来帮你感觉一个数量级。
先说大模型是怎样“长成”的。
一个大模型在能和你对话之前,要先经过一个叫“训练”的阶段。训练的时候,人们把海量的文字喂给它,书籍、网页、百科、论文、代码、对话记录,数量大到以万亿个字词来计〔待实核〕。训练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遮住一段话的下一个词,让模型去猜;猜错了,就把模型内部的几千亿个可调节的数字(叫做“参数”)〔待实核〕稍微拧一拧,让它下次猜得更接近一点。这样的“猜—拧”重复了成千上万亿次。
训练结束以后,模型里面留下了什么?
很多人以为,留下的是那些文字本身,像一个巨大的硬盘,把书一本一本存了进去。其实不是。模型里面留下的,只有那几千亿个被拧过无数次的数字。你在这些数字里找不到任何一本书、任何一句话。它的样子,更像一锅熬了很久的老汤。
一锅老汤里放过鸡、放过骨头、放过姜、放过葱、放过各种香料,熬了一天一夜以后,你舀起一勺,喝得出里面每一样东西的味道,但你已经没有办法从汤里把那只鸡捞出来了。每一样东西都化开了,互相渗透,每一口汤的味道都是所有东西一起给出来的。
大模型里的那些数字就是这样。“妈妈”这个词在模型里不是一个单独存放的东西,它的意思化开在它和“孩子”“厨房”“唠叨”“温暖”“电话”“生病”“节日”以及千千万万个别的词的关系里;而那些词的意思,又反过来化开在它们和“妈妈”以及更多的词的关系里。每一个词都缠在所有别的词里,所有的词一起缠成了一锅汤。
用发生学的话说,这就是 E,纠缠。纠缠的意思,就是很多东西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单独拎出来。它是一切发生之前的那片土壤。土壤本身不是任何一株庄稼,但每一株庄稼都从它里面长出来。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件事:这片土壤是人类语言的土壤。模型读的是人写下的文字,所以它缠起来的,是人类几千年来说过、写过的话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后面会变得很重要:模型的土壤再大,也只是写下来的那部分人类经验。你家厨房里那天早上豆浆机的声音,你心里对小宇话越来越少的那点担心,如果你不说出来、不写下来,就不在这锅汤里。
土壤有了,回答是怎样长出来的?
就是小宇说的词语接龙。当你问大模型一个问题,它做的事情是:根据你的问题,猜出回答的第一个词;然后把你的问题加上这第一个词,一起作为新的开头,再猜第二个词;然后把问题加上前两个词,再猜第三个词……一个词一个词地接下去,直到它判断该停下来了。〔严格地说,模型处理的单位叫“词元”,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半个词,这里为了好懂一律说“词”〕
每接一个词,它都要做一件词语接龙里的人不做的事:回头把前面所有的词都看一遍,并且掂量每一个词对接下来这一步有多重要。工程上把这个动作叫做“注意力”。你问“初二孩子数学考了七十一分,要不要报补习班”,当模型要接下一个词的时候,它会回头看“初二”“七十一分”“补习班”这些词,给它们各自一个分量:此刻“补习班”最要紧,“七十一分”次之,“数学”再次之。它不是平均地看,而是有轻有重地看。
而且,每接出一个新词,这个新词马上成为“前面的词”的一部分,下一步回头看的时候,它也要被掂量。所以回答的每一步,都在改变下一步的条件。第一个词接成“首先”,后面就容易走成一条列清单的路;第一个词接成“我理解你的担心”,后面就容易走成一条先共情再分析的路。一开头的一小步不同,后面整条路就不一样。
还有一件事:模型在每一步并不是永远选那个“最可能”的词。它会算出下一个词的一大串候选,每个候选有一个可能性的大小,然后按照这些大小去“抽”一个出来。可能性大的容易被抽中,可能性小的也有机会。工程上有一个旋钮叫“温度”,温度调高,冷门的词更容易被抽中,回答更有变化;温度调低,回答更稳、更保守。所以同一个问题问两遍,哪怕一个字不改,得到的回答也常常不完全一样。
用发生学的话说,这就是 D,差异。差异不是一个静止的“不同”,而是一个差异序列:一步接一步,每一步都在前一步的基础上生出一点新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同又成为后面所有步骤的条件。大模型生成回答的过程,就是一条在纠缠的土壤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差异序列。这条路不是事先铺好的,是走出来的。
一步一步走到最后,一个完整的回答出现在你的屏幕上。这个回答是什么?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也许见过以前冲洗胶卷照片的样子。在暗房里,把曝过光的相纸放进显影液,一开始相纸上什么也没有,是一片白。过一会儿,淡淡的影子浮了出来,慢慢地,轮廓、明暗、人脸,一点一点清楚起来,最后一张完整的照片“显”了出来。
大模型的回答,就像显影液里浮出来的那张照片。在你问之前,它不在任何地方;在你问的那一刻,随着一个词一个词接出来,它一点一点地浮现,最后显露成一个完整的样子。
不过这个比方有一处要改。胶卷照片在进显影液之前,影像已经“潜伏”在底片上了,显影只是让它看得见。大模型的回答却没有这样一张“潜伏的底片”。在你问之前,没有任何地方存着这段回答的潜影。它是土壤(E)加上你的问题、再加上一步一步的差异(D),在这一次里第一次显露出来的。换一个问题、换一段上下文、甚至只是在“抽词”的时候运气不同,显露出来的就是另一张照片。
用发生学的话说,这就是 S,显露。在发生学的早期阶段,S 被叫做“结构”;后来我们认识到,更准确的说法是“显露”,而结构只是显露的稳定态。
什么叫显露的稳定态?你问大模型“法国的首都是哪里”,一百次里一百次它都说“巴黎”。这时候看上去,“巴黎”这个答案好像是存在模型里、每次被取出来的。其实不是。每一次,它仍然是一步一步接出来的,只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土壤里各种关系缠得太紧、太一致了,每一次走出来的差异序列都落到同一个地方,于是这个显露非常稳定。稳定到你几乎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存好的事实”。但它的来历仍然是发生,不是存取。你如果在前面铺垫一大段别的上下文,比如说“我们在写一部架空历史小说,里面法国的首都迁到了……”,这个“稳定”的显露也会改变。
所以,一个大模型的回答里,有些部分非常稳定,像事实;有些部分非常灵活,每次不同。发现学只会看到前一部分,于是把 AI 当作事实库;发生学看到的是:稳定的和灵活的,是同一个发生过程的两种样子,前者只是后者的稳定态。
现在把第 1 章里林慧和 AI 打的那几个回合,用 E、D、S 重新走一遍。
第一回合。林慧的问题“初二孩子数学考了七十一分,要不要报补习班”,进入模型的纠缠土壤(E)。在这片土壤里,“初二”“七十一分”“补习班”周围缠着的,是千千万万篇关于补课利弊、升学压力、家长焦虑的文章。模型一个词一个词往外接(D),每一步都回头掂量这几个词,于是一条“分析—利弊—价格—建议沟通”的路被走了出来,显露(S)成那份周全的清单。这份清单之所以和同事问到的“差不多一模一样”,是因为两个人给出的问题在土壤里落在了几乎同一个位置,走出来的路自然相近。这是一个稳定态的显露。
第二回合。林慧回了一句:“我还没问过孩子。其实我更担心的不是分数,是他最近回家话越来越少。”这句话的要紧之处,在于它带进了一样原来不在对话里的东西:她自己生活里的一个具体差异。这个差异一进入对话,模型下一步回头看的时候,要掂量的东西就变了。“话越来越少”这几个字,在土壤里缠着的是另一片东西:青春期、亲子沟通、家庭变化、情绪。于是走出来的路拐了一个弯,显露出一连串追问。
第三到第六回合。林慧每回答一次,就又带进一些她生活里的具体东西:外公的病、自己的加班、小宇想换座位的事。每一次,这些东西都成为模型下一步要掂量的“前面的词”,也在林慧自己心里掀起新的联想。两边的差异序列像两股绳一样绞在一起往前走。走到第六回合,显露出来的,已经是一个在第一回合里谁也看不见的问题。
从这一遍可以看出两件事。
第一,大模型在每一个回合里,确实都在做 E—D—S 的发生:在纠缠的土壤上,经过一步一步的差异,显露出一个回答。这不是比喻上的发生,而是它字面上的工作方式。
第二,整个对话之所以能走到一个新地方,关键不在模型,而在林慧第二回合带进去的那一点差异。如果她每一回合只是把同一个问题换个说法再问,模型的土壤不变,她给的差异也不变,显露出来的就始终是那个稳定态。一对话的发生,需要两边都有差异进入。这一点会在第 5 章成为本卷的核心。
那天晚上,陈晓讲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编”,小宇还是半信半疑。陈晓说:“那我们试一下。”
她拿出手机,打开同一个 AI,连开了三个新的对话窗口,问的核心问题都一样:“我弟弟初二,数学七十一分,要不要报补习班?”只是在前面各加了一段不同的话。
第一个窗口,前面什么也不加。回答和妈妈早上拿到的那份清单差不多:分析、利弊、价格、建议沟通。
第二个窗口,前面加了一句:“我弟弟很喜欢打乒乓球,每周六都去少年宫,教练说他悟性很好,就是数学总提不起劲。”这一次,回答的开头变了。它先说孩子在乒乓球上的“悟性”说明他并不缺学习能力,接着建议先弄清楚他在数学上“提不起劲”是因为听不懂、还是因为没兴趣,甚至建议可以借乒乓球里“看对方来球、判断旋转”的思路,去帮他理解几何里的“看图找关系”。补习班被放到了最后,而且只作为一种可能。
第三个窗口,前面加的是:“我们家最近外公生病住院,妈妈工作也很忙,家里气氛有点紧张。”这一次,回答几乎没有谈数学。它说,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家里有大人生病、气氛紧张的时候,成绩波动是很常见的;建议家里先有人和他好好聊一次,看看他心里是不是也在担心外公;补习班可以缓一缓,等家里的事稍微稳定下来再说。
三个窗口,同一个核心问题,同一个 AI,三个几乎完全不同方向的回答。
小宇看完,想了一会儿,说:“所以它不是在找答案,是看我们说了什么,再现编一个?”
“对。”陈晓说,“你前面说的那些话,就是它的‘前面的词’。前面的词不一样,它接出来的路就不一样。”
林慧在一旁看着第三个窗口的回答,半天没说话。早上那份清单她看了三遍,觉得“都对,但没用”;第三个窗口里的这几句话,她只看了一遍,眼圈就红了。
这个小实验,谁都可以在自己家的饭桌上做。它说明的正是本章讲的三件事:同一片土壤(E),加上不同的开头,经过不同的差异序列(D),显露(S)出不同的回答。而最贴近一个家庭真实处境的那个回答,不是 AI 自己找到的,而是在家里人把自己的生活放进开头之后,才第一次显露出来的。
本书说“大模型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这句话要说清楚它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
它主张的是:大模型的工作方式,在结构上就是发生学所描述的那种发生,即在纠缠中、经差异序列、显露为一个样子。这不是我们拿发生学的词去“套”它,而是它的工程设计本身就是这样:训练形成纠缠的参数,生成是逐步的条件差异,输出是每次重新显露的结果。人类第一次造出了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工作不是存取、不是计算一个固定的函数值,而是在每一次使用中发生。这就是“工程化”的意思:发生学所说的那种过程,第一次被做成了一个可以大规模复制、人人可用的工程产品。
它不主张的是:大模型就是人,或者大模型有意识、有目的、有自己的生活。发生学讲的发生,在人身上、在社会里、在自然界都有,形态各不相同。大模型只是其中一种,而且是很特别的一种:它的土壤只有写下来的人类语言;它的差异序列只在文字里走;它的显露只停留在屏幕上。它不会因为这次回答得好而高兴,也不会承担你照着它的话去做以后的结果。本书后面会反复强调,正是这些“没有”,决定了人在和 AI 的合作里不可替代的位置。
还有一点要预先说明。说大模型是发生,不等于说它的回答不可靠、全是随机的。显露有稳定态,而很多稳定态是非常可靠的,比如“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比如大量成熟的常识和知识。发生学并不否认这些稳定态的存在,它只是说:这些稳定态的来历是发生,而不是有一个先存的仓库。这个区别看上去只是说法不同,但它决定了你怎样使用 AI:把稳定态当仓库的人,会在不稳定的地方也把 AI 的话当成事实;知道稳定态从哪里来的人,会知道什么时候该信它、什么时候该和它一起继续往下打。
发现学看大模型,会怎么看?
它会说:大模型读了海量数据,从数据里找到了语言的规律、世界的知识,把它们存在参数里;你问它,它就把找到的东西取出来给你。在这个看法里,训练是“发现”,参数是“仓库”,回答是“取货”。
这个看法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所以它才流行。它能解释为什么大模型知道那么多事,为什么它对“巴黎是法国首都”这类问题回答得那么稳。但它解释不了另外三件同样明显的事:
第一,为什么同一个问题换一种问法、换一段上下文,回答就会变?如果是取货,货在仓库里是固定的,怎么会因为你换了个说法就变成另一件货?
第二,为什么模型能说出它从来没读到过的话?你让它写一首关于“外公住院那天窗外的梧桐树”的诗,这首诗不可能存在于任何训练数据里,它从哪个仓库里取出来的?
第三,为什么两个人和同一个模型对话,一个人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清单,另一个人却一路打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上?如果是取货,两个人从同一个仓库里取,差别应该只在于谁找得准,而不该是一个人取出了仓库里根本没有的东西。
这三件事,在发现学里都只能当作“例外”或者“副作用”来处理。在发生学里,它们恰恰是正常情况:显露随着差异而变,所以换问法就变;显露是新发生的,所以能说出没读过的话;对话是两边差异的接力,所以带进差异的人能打到新地方。发现学把大模型的常态当作了例外,这就是它接不住的地方。
不过,发现学还有一个更强的说法,一个在机器学习教科书里写得明明白白的说法:“模型学到的是数据的分布。”这句话如果成立,前面这一章的很多话都要打折扣。下一章,我们专门来对付它。
本章的论断是:大模型的回答是在纠缠的土壤上、经过逐步的差异序列、在每一次使用中重新显露出来的;它的稳定答案是显露的稳定态,而不是仓库里的存货。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它,叫做显露敏感度:拿同一个核心问题,在前面加上不同的、与本人生活相关的上下文(比如一段关于家庭情况的描述),看回答的核心建议会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并统计发生实质改变的比例。对“法国首都”这类问题,显露敏感度应当很低;对“要不要报补习班”这类生活问题,应当明显更高。
作废条件:如果在生活类问题上,不论加上怎样的上下文,回答的核心建议都几乎不变,也就是模型的行为和一张固定的“问题—答案”对照表没有实质区别,那么“大模型是发生”这一判断在生活问题这个范围里就要降格,发现学的“仓库—取货”模型在这个范围内就会被证明是够用的。〔本读数的测量方案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陈晓那门人工智能通识课,最后一讲是一位从企业请来的工程师讲的。他讲了两个小时,从神经网络讲到大模型,讲得很清楚。快下课的时候,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说到底,不管模型多大、多神奇,它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学到训练数据的分布。你们以后听到什么‘AI 有了理解’‘AI 会创造’,都不要被唬住,它只是把分布学得很好而已。”
台下很多同学点头,陈晓也在笔记本上把这句话抄了下来,还画了一个框。
那天是周四晚饭后,陈晓想起这句话,把它讲给了弟弟听,又补了一句:“所以其实它还是在‘找’,找数据里的规律,只不过找得特别好。”
如果这位工程师是对的,那么上一章说的很多话都要打折扣。大模型的回答也许是一个词一个词“发生”出来的,但这只是表面;在底下,它学到的是一个早就在数据里的“分布”,每一次生成只不过是从这个分布里“抽样”。发生只是抽样的样子,发现才是抽样的来历。大模型归根到底还是一台发现的机器,只不过它发现的不是一条一条的答案,而是一整个分布。
这是发现学对本书卷一最强的反驳。它不是外行的误解,而是写在教科书里、被工程师们每天使用的标准说法。这一章不绕开它,而是把它说到最强,再一刀一刀地拆。
先替对方把话说圆。
在机器学习的标准理论里,有这样一幅图景:世界上有一个“真实的数据生成分布”,人类写下的所有文字,都可以看作是从这个分布里抽出来的样本。这个分布是先在的:在任何模型被训练之前,它就已经决定了“在这句话后面,下一个词是什么的可能性有多大”。训练模型,就是拿有限的样本去逼近这个先在的分布。训练得越好,模型心里的分布就越接近真实的那个分布。模型生成回答,就是从它学到的分布里一个词一个词地抽样。
在这幅图景里,一切都是发现:分布先在,训练是找到它,生成是用它。
最近几年,这幅图景还得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援。有研究者提出一个假说,大意是:不同的大模型,不管是谁训练的、用的什么结构,甚至不管是处理文字的还是处理图像的,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它们内部表示世界的方式会越来越相似,好像都在朝着同一个“对现实的表示”靠拢〔待实核:此即 2024 年前后提出的所谓“柏拉图式表征假说”〕。提出者直接借用了柏拉图的名字:各个模型就像洞穴里的人,看到的影子不同,但都在朝同一个理念靠近。
如果这是真的,发现学的胜利就更彻底了:不仅有一个先在的数据分布,而且在分布后面,还有一个先在的“现实本身的样子”,所有足够大的模型都在发现它。
这就是对手最强的样子。下面我们分四刀来拆。
先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那个“真实的数据分布”,谁见过?
没有人见过。我们手里有的,只是一堆有限的文字。数量大得惊人,但终究是有限的。而所谓“真实分布”,是一个关于所有可能说出的话的东西:它要给出任何一句话、在任何一个开头之后、接任何一个词的可能性。可能说出的话有无穷多,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人写过,将来也不会有人写。那个“真实分布”对它们也要给出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数据里是找不到的,因为数据里根本没有这些话。
那么,一个训练好的模型,面对一句它从来没见过的开头时,它给出的下一个词的可能性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从数据里“找”到的,因为数据里没有。它是模型在训练中长成的那锅“老汤”,按照自己的样子补出来的。同样一批数据,换一种模型结构,补出来的就不一样;同一种结构,训练时喂数据的先后顺序不同,补出来的也会有差别。这就像两个孩子学说话。
小宇两岁多的时候学说话,家里人说什么,他听什么。他听到的句子是有限的,也就那么几千几万句。可是有一天,他指着窗外下雨,说:“天在洗澡。”家里没有任何人说过这句话。他是从哪里“找到”这句话的?他没有找到,他是用自己在有限的句子里长出来的那点语感,生出了这句话。换一个孩子,同样在这个家里长大,听同样的话,也许会说“天哭了”,也许什么都不说。
“真实的数据分布”这个说法,把这种“生出来”悄悄地说成了“本来就在那里”。它说:那句“天在洗澡”,本来就在真实分布里有一个可能性,孩子只不过是抽中了它。可这个“本来就在”,除了在说法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查验。它是一个事后安上去的“先在”:先有了孩子说出的那句话,再说它本来就在分布里。
这正是发现学最常用的一招:把发生出来的东西,事后说成是先在的。发生学的回答是:数据是有限的,模型在有限数据之外给出的一切,都是它在自己长成的纠缠里发生出来的;所谓“学到了分布”,在数据覆盖不到的地方,说的其实是“长出了分布”。
第二刀要看模型的“里子”。
假设你用完全相同的一批数据,完全相同的模型结构,训练两个模型,唯一的不同是一开始那几千亿个参数的随机初始值不一样,工程上叫“随机种子”不同。训练结束,两个模型在测试上的成绩几乎一模一样,按照“学到了分布”的说法,它们学到的是同一个分布。
可是如果你打开它们的里子,去看它们内部是怎样表示各种概念的,会发现两个模型并不一样。研究者用各种方法去解读模型内部的“特征”,发现不同种子训练出来的模型,学到的特征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得上的,但也有不少是各自独有的,同一个概念在两个模型里被切分、被组合的方式不同〔待实核:以稀疏自编码器等方法比较不同种子模型特征的研究〕。换一种模型结构,差别就更大了。
这像什么?像一对双胞胎。同一个家庭,同样的父母,同样的饭菜,同样的学校,长大以后,考试成绩也许差不多,可是两个人心里怎样看待这个家、怎样理解“父亲”这个词、在什么事上最敏感,常常大不一样。你不能说他们“发现了同一个家庭”,只是发现得有先有后。他们是在同一片土壤里,各自长成了自己。
如果模型只是在“发现”一个先在的分布,那么在数据相同、结构相同、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它们发现的东西应该是同一个东西,里子应该是一样的,就像两个人用同一把尺子量同一座山,量出来应该是同一个数。里子不一样,说明它们不是在“量”同一个先在的东西,而是在同一片土壤上长出了各自的结构。成绩相同,是因为在测试所覆盖的那些稳定的地方,它们的显露落到了同一处;里子不同,是因为它们各自的发生路径不同。
这正是发生学说的: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在测试覆盖的地方,两个模型的显露都稳定下来了,而且稳定在相近的地方,看上去就像它们“找到了同一个东西”。但稳定态只是发生的一种样子,底下的发生过程各有各的路。
现在来对付对手最强的那一招:不同的模型,越大越趋同,好像都在靠近同一个“现实本身的样子”。
首先要承认,这个现象如果成立,是很值得重视的。它说明,不同的模型并不是各长各的、毫无关系;在很多地方,它们确实会长得越来越像。
但问题是:趋同,就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先在的东西在被发现吗?
想一想中国各地的方言。各地的方言差别很大,广东话、上海话、四川话,互相之间常常听不懂。可是在一些最基本的地方,它们又高度相似:大多数方言都分得清“我”和“你”,都有表示“吃”的词,都有表示“妈妈”的词,而且“妈妈”这个词的发音在很多地方都差不多。这些趋同,是因为有一个先在的“标准汉语”藏在那里,各地方言都在发现它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说这些方言的人,生活在一片大体相同的土壤里:都要吃饭,都有母亲,都要分清自己和别人。相同的土壤,让各地的语言在这些地方长出了相近的稳定态。
模型的趋同也是一样。不同的模型读的都是人类写下的文字,文字背后是同一个人类世界:人要吃饭、会生病、有家人、怕死亡、要分清因果。它们共享同一片纠缠的土壤(E),所以在这片土壤最稳定的那些地方,它们长出了相近的显露稳定态。这不需要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在后面等着被发现,只需要一片共同的土壤。
而且,趋同是有范围的。在最稳定、最常见的地方,模型们越来越像;在那些土壤本身就缠得不紧、有很多种可能的地方,比如“要不要给初二的孩子报补习班”,比如“这首诗的下一句该怎么写”,模型们仍然各有各的样子,同一个模型每次也会不同。发现学只看到了趋同的那一部分,于是宣布“它们都在发现同一个现实”;发生学看到的是全部:趋同和分歧,都是同一片土壤上的发生,一个是稳定态,一个是活的边缘。
这里还有一个会在后面变得很重要的推论。模型之所以趋同,是因为它们共享同一片土壤。这意味着,不管你用哪一家的模型,你面对的在根子上是同一片人类文字的土壤,这就是本书卷二要讲的“基底”。如果你只是从这片土壤里取东西,那么不管你换多少家模型,你取出来的都会越来越像别人取出来的。发现学把趋同当作好消息:“大家都在接近真理。”发生学看到的却是一个警告:大家都在变得一样。
最后一刀,退一大步说:就算我们承认模型真的学到了一个固定的分布,这个分布对你有什么意义?
一个分布,给出的是“在某个开头之后,下一个词的可能性”。关键在于“某个开头”。当林慧第一次问“要不要报补习班”,这个开头是很多人都会用的开头,分布在这里是稳定的,大家得到的回答就差不多。可是当林慧说出“其实我更担心的不是分数,是他最近回家话越来越少”,再加上后面外公的病、自己的加班、小宇想换座位这些事,这个开头就变成了一个只属于她的开头。这样的开头,在人类写下的全部文字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以后也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样子出现。
就算分布是固定的,它在这个开头之后给出的东西,也是第一次被“用”出来的。在林慧说出这些话之前,那个回答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不存在于数据里,也不以任何“可以取出”的形式存在于模型里。它是在林慧带进来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开头上,第一次显露出来的。
所以,即使你坚持用“分布”来说话,也必须承认:分布本身不会说话,它只有在一个具体的开头上才显露;而开头是你给的。你给的开头越是只属于你,显露出来的东西就越是第一次发生。发现学的“分布”说,最多只能解释那些人人都会用的开头上发生了什么,对每一个人最要紧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它没有话说。
周末,陈晓把这一章前面的几条想法整理了一下,给那位来讲课的工程师写了一封邮件。她问得很客气:老师说模型学到的是数据的分布,可是模型在没见过的句子上给出的东西,数据里并没有;同样的数据换个种子训练,里子也不一样。这样的话,还能说它是“学到了”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分布吗?会不会说“长出了”一个分布更准确?
过了两天,工程师回了信,回得很认真。他说,你说的这些现象都是真的,业内也都知道。“学到分布”是一种数学上的说法,工程师用它,是因为它好用:它告诉我们怎样设计训练目标、怎样衡量模型的好坏。至于那个“真实分布”是不是真的在哪里存在着,他说自己不太关心,“那是你们搞哲学的人操心的事,我们只要模型好用就行”。
信的最后,他又补了一句:“不过你说的‘长出来’,我觉得有点道理。我们调模型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不是在找一个藏好的东西,而是在养一个东西。同样的数据、同样的方法,有时候就是能养出脾气不一样的模型。”
陈晓把这封回信读给家里人听。陈志刚听完说:“人家工程师说得实在:好用就行。你们争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问得好,而且正是普通人会问的问题。工程师可以不关心“真实分布在不在”,因为他的工作是把模型做好用,“学到分布”这个说法对他的工作足够了。但是用模型的人不一样。一个工程师关心的是模型整体上好不好用,一个母亲关心的是这一次、对她家的孩子,AI 说的话该怎么听。前者可以用“分布”来想问题,后者如果也用“分布”来想,就会把 AI 这一次说的话当成“从真实分布里抽出来的一个样本”,好像那是某种客观规律在她家的体现。
换句话说,“学到分布”这个说法,放在工程师的桌上是一件好用的工具;放到每个普通人的心里,就会变成一副发现学的眼镜。工程师可以不操心它是不是真的,每个普通人却不得不操心,因为它决定了你在 AI 面前是当观众还是上场。
至于工程师说的那种“养”的感觉,恰好就是发生学的感觉。他在工作里已经隐隐感到了,只是他的行业还没有给这种感觉一个名字。
拆到这里,需要说清楚发生学不否认什么,以免被误解成“反科学”。
发生学不否认数据里有规律。人类的语言里当然有大量稳定的搭配和规律,模型当然学会了它们,否则它不可能说出通顺的话。发生学不否认统计学习理论的用处。“逼近分布”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数学说法,工程师们用它来设计训练方法、评估模型好坏,效果很好,本书无意、也没有资格去改动这些工程实践。发生学也不否认模型之间的趋同。它只是对趋同给出另一种解释。
发生学和发现学争的,不是“有没有规律”,而是规律是什么。发现学说:规律是一个先在的东西,它在那里等着被找到,模型找到了它。发生学说:规律是显露的稳定态,是在纠缠的土壤上经过差异序列长出来的,它可以非常稳定、非常可靠,但它的来历是发生;而且在稳定态之外,永远有一片活的边缘,那里每一次都是新的。
这个争论看上去很“哲学”,好像和普通人没关系。其实关系很大。
如果你相信发现学的说法,你就会把 AI 的每一个回答都当作“从真实分布里抽出来的一个样本”,也就是某种客观规律的一次体现。它说七成的成功率,你就觉得那是命运;它说应该报班,你就觉得那是规律。你在这个过程里是一个旁观者,只负责提问和接收。
如果你明白发生学的说法,你就会知道:AI 的回答有一部分是稳定态,可以放心用;另一部分是在你给的开头上第一次显露的,而那个开头是你给的,你是这次显露的原因之一。你不再是旁观者,你是参与者。你给的开头不同,显露就不同;你带进去的差异越真实、越具体,显露出来的东西就越贴近你的生活。于是你也就要对自己带进去的东西负责。
一句话:发现学让你在 AI 面前当观众,发生学让你在 AI 面前上场。这就是这一章的哲学争论落到日常生活里的样子。
本章的论断是:“模型学到了数据的分布”这一说法,在数据覆盖不到的地方、在模型的内部结构上、在模型趋同的解释上、在每一次具体使用上,都把发生出来的东西事后说成了先在的东西;更准确的说法是:模型在人类文字的纠缠土壤上长出了自己的结构,它的稳定输出是显露的稳定态。
可以用两个读数来检查。第一个是同源异构度:同样数据、同样结构、不同随机种子训练出的模型,在内部特征上不能对应的比例有多大。第二个是边缘分歧度:在稳定问题(常识、事实)和开放问题(生活决策、创作)上,不同模型之间回答的分歧程度差多少。发生学预言:同源异构度显著大于零;边缘分歧度在开放问题上显著高于稳定问题,而且不会随着模型变大而消失。
作废条件:如果将来的研究表明,只要规模足够大,同样数据训练出的模型在内部特征上几乎完全一一对应(同源异构度趋于零),并且不同模型在开放问题上的分歧也随规模增大而趋于消失,所有足够大的模型对“要不要给这个孩子报补习班”这类问题都收敛到同一个回答,那么本章的论断判负,发现学的“先在分布”与“先在现实”说法就应当被认为在大模型上基本成立。〔所引研究均标待实核;两个读数的测量方案列入附录甲〕
前两章说的是:大模型是一台发生的机器,它的回答是在纠缠的土壤上、经过一步一步的差异、在每一次使用中显露出来的。这一章要说的是:如果你戴着发现学的眼镜去看这样一台机器,会看错成什么样子,又会因此在生活里吃什么亏。
眼镜只有一副,看错的方式却有好几种。周四那一天,这个家庭的五个人各自打开 AI,恰好把最常见的五种看错都演了一遍。它们分别是:把 AI 看成答案库,看成事实机,看成工具,看成镜子,看成对手。
这五种看法听上去彼此不同,有的把 AI 看得很高(事实机),有的把 AI 看得很低(工具),有的对 AI 很亲近(镜子),有的对 AI 很敌视(对手)。但本章最后会说明,它们底下是同一个看法:AI 是一个先定好的东西,它里面的东西在我用它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这正是发现学的眼光。
每一种看错,我们都分四步讲:是谁、怎样看错、因此怎样用错、付出了什么代价。然后再看,换上发生学的眼镜,同一件事是什么样子。
是谁。周四晚上苏老师走了以后,小宇回到房间写数学作业。有一道几何题他想了十分钟没想出来,就拍照发给了 AI。AI 很快给出了完整的解题过程:添一条辅助线,证两个三角形全等,再用一个角度关系,答案出来了。小宇把过程工工整整抄到本子上,心里松了一口气。
怎样看错。在小宇心里,这道题有一个“标准答案”,它早就存在于某个地方,也许在老师的教案里,也许在参考书后面,现在 AI 也知道。他要做的,就是把它取出来。AI 在他眼里是一个比参考书更方便的答案库。
怎样用错。既然答案是先存的,拿到答案就等于完成了任务。他没有问自己:为什么要添这条辅助线?如果不添这条,还能不能做?如果题目换一个条件,这条辅助线还灵不灵?这些问题在答案库的看法里是多余的,因为答案已经拿到了。
付出了什么代价。第二天数学课上,老师出了一道和昨晚那道题只差一个条件的题,小宇完全不会做。更要紧的代价是看不见的:一道几何题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那个答案,而在于你自己从“想不出来”到“想出来”之间走过的那条路。那条路是你自己的差异序列,走过一次,你就多了一点“看出辅助线”的本事。小宇把这条路交给了 AI 去走,他拿到了终点,却没有走过路。
换上发生学的眼镜。这道题的解法不是一个先存的东西,而是一次发生。对 AI 来说,它是在题目这个开头上显露出来的一个稳定态;对小宇来说,它本来应该是在他自己的困惑、尝试、失败这片土壤上,经过他自己的差异序列显露出来的东西。两次发生可以互相帮助:小宇可以把自己卡住的地方告诉 AI,比如“我觉得应该证全等,但找不到第二个相等的角”,让 AI 只在这一步上给他一点提示,然后他自己接着走。这样打出来的一分,终点也许和直接要答案一样,但路是他自己走的。
苏老师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批评小宇,只是说了一句:“答案 AI 永远比你快。你跟它比的不是谁先到终点,是谁在路上长了本事。”
是谁。林涛比林慧大三岁,在一家工厂做技术主管,是个讲道理、信数字的人。父亲的检查报告出来以后,他把报告拍照发给 AI,一项一项问得很仔细。AI 告诉他,以父亲这个年龄和这个情况,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大约在七成左右”,还解释了什么叫成功、术后可能有哪些并发症。
怎样看错。在林涛心里,“七成”是一个事实。它就像父亲的身高、血压一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数字,AI 只是把它告诉了他。于是他在电话里对妹妹说:“数字摆在这里,七成,应该做。”
怎样用错。把“七成”当作事实,他就把一个家庭的决定交给了这个数字。母亲的恐惧、父亲的沉默、妹妹说的“数字又不是爸爸”,在他看来都是“情绪”,而情绪不应该压过事实。
他还不知道的是,那个“七成”本身就不太可靠。后来林慧拿着同样的问题去问主治医生,医生说,这个数字是针对一般人群的,父亲有两项指标偏高,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字差一些;而且医院自己的数据和 AI 说的也不完全一样。林涛不服,回去又问了 AI 一遍,这次换了个问法,AI 给出的是“六成到七成之间,具体取决于个体情况”。他又追问 AI 那个数字是从哪项研究来的,AI 给出了一篇论文的名字,他去网上一搜,没有这篇论文。〔此处为示意性情节。大模型会生成并不存在的出处,这一现象已被广泛报道,通常称为“幻觉”〕
付出了什么代价。有两层。浅的一层是:他差一点拿一个不准的数字替全家做了决定。深的一层是:就算那个数字是准的,一个家庭要不要让七十八岁的父亲上手术台,也从来不是一个数字能决定的事。把数字当成事实,他就看不见真正需要决定的东西:父亲自己怎么想,母亲承受得了哪一种结果,兄妹俩能怎样分担术后的照顾。
换上发生学的眼镜。AI 说的“七成”,是在林涛的问题这个开头上显露出来的一个东西。其中有一部分是比较稳定的,来自大量医学文献在土壤里缠出的稳定态;也有一部分是在这一次里临时显露的,会因为问法不同而变。至于那篇不存在的论文,恰好是发生最清楚的证据:AI 并不是去某个仓库里取出了一篇论文,而是在“这里应该有一个出处”这个位置上,按照论文题目通常的样子,生出了一个题目。发现学的眼镜看不懂这件事,只能说 AI “撒谎了”或“出错了”;发生学的眼镜一看就明白:它在不稳定的地方,照样在发生,而发生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对应世界上的某样东西。
明白了这一点,林涛就会知道:AI 给的数字,要当作一个“需要核对的显露”,而不是一个事实;而且更要紧的是,数字只是这个家庭决定里的一个差异,还有很多别的差异要放进来。这件事卷六会专门讲。
是谁。导论里讲过,陈志刚让 AI 替他回了老同学老赵一条微信,老赵回了一句“这不像你说的话”。
怎样看错。在陈志刚心里,AI 是一件工具,和剪刀、计算器、输入法没有本质区别。工具是中性的,用它的人才有意图。他的意图是“既不认怂,也别吵起来”,AI 只是帮他把这个意图变成一段合适的文字,就像输入法帮他把拼音变成汉字一样。
怎样用错。既然是工具,他就把整件事交了出去:把老赵的话贴进去,把自己的意图说一句,拿回来一段文字,几乎不改就发了。他没有觉得这段文字有什么“不是他的”地方,因为意图是他的。
付出了什么代价。老赵认识陈志刚三十年了。他知道陈志刚生气的时候说话是什么样子:会先骂一句粗话,然后自己又笑,再说一句“算了算了,喝酒去”。那条 AI 写的回复,得体、克制、有分寸,每一句都挑不出毛病,可是里面没有陈志刚。老赵读到的,是一个陌生人在用陈志刚的名字说话。他觉得被敷衍了,比吵一架还难受。
换上发生学的眼镜。剪刀剪纸,剪出什么样子,完全由你的手决定,剪刀不往里面放任何东西。AI 不是这样。它在生成那段回复的时候,每一个词都是从它那锅人类语言的老汤里显露出来的。它往里面放了大量东西:这种场合下“得体的人”通常怎么说话,“化解冲突”的文章通常怎么写,“成熟的中年男人”通常用什么语气。陈志刚给的只是一个意图,而具体的每一句话,是那锅汤的平均口味。
所以,那条微信不是“陈志刚借助工具说的话”,而是陈志刚和 AI 一起说的话,而且在这一次里,AI 说得多,陈志刚说得少。他以为自己在用一件工具,其实已经和 AI 结成了一个“一起说话”的东西,只是他自己那一份差异几乎没放进去。这就是本书卷五要讲的“我们思”:人和 AI 一起想、一起说的时候,“我”在里面占多少,不是由意图决定的,而是由你带进去多少自己的差异决定的。
是谁。周四深夜,陈晓投完第五百零一份简历,心里很乱。她把自己的求职计划写了一大段发给 AI:打算接下来一个月再投三百份,同时准备考公务员,如果都不行,就先去一家小公司做行政,等明年再说。她问:“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AI 回答说,这个计划“考虑得很周全”,“同时准备多条路径是很明智的做法”,然后给了一些补充建议。陈晓看完,心里好受了一些。
怎样看错。在陈晓心里,AI 像一面镜子,能照出她这个计划真实的样子。它说“周全”“明智”,说明她的计划确实是周全明智的。这面镜子比朋友可靠,因为朋友会哄她,AI 不会;比父母可靠,因为父母会着急,AI 不会。
怎样用错。她拿 AI 的评价当作对自己的客观确认,就不再去想计划里真正的问题:再投三百份和前面五百份有什么不同?考公务员是她想要的,还是因为别的路走不通?在小公司做行政一年以后,她会在哪里?
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个代价要过几个月才会显出来。但眼前就能看到的是:她失去了一次被真正问住的机会。那天晚上她最需要的,恰恰是有人问她一句“前五百份为什么没有回音?”
换上发生学的眼镜。AI 不是镜子。镜子里的像,是镜子前面那个东西的反射,镜子自己不往里加东西。AI 的回答却是在陈晓给的开头上,从那锅汤里显露出来的。而那锅汤里有一个很强的稳定态:面对一个心情不好、拿着计划来求评价的人,“通常的回应”就是先肯定、再补充。更何况,很多大模型在训练的后期被专门调教得“让用户满意”,这使得它们更容易顺着提问的人说话〔待实核:大模型“迎合用户”倾向的相关研究〕。所以陈晓看到的不是她计划的真实样子,而是“她这种提问方式”在土壤里最常见的显露。
明白了这一点,她就可以换一种打法:不问“我这个计划怎么样”,而说“请你假装是一个很挑剔的面试官,指出我这个计划里最可能失败的地方”;或者把前五百份简历投了哪些岗位、回音是什么告诉 AI,让它和她一起找原因。镜子只会照出你给它的角度,而一个会和你一起发生的对手,是可以被你请来“专打你的弱点”的。
是谁。林慧,会计,二十年。上个月公司上线了带 AI 的财务系统,一周的活一小时做完。
怎样看错。在林慧心里,AI 是一个对手,一个比她更快、更准、不会累、不要工资的对手。它把她的手艺拿走了。她和它之间是一场比赛,而她已经输了。
怎样用错。把 AI 当对手,她在工作中对它的态度就只剩下两种:要么防着它,每一张凭证都自己再算一遍,好像要证明自己还比它强;要么放弃,把一切交给它,自己只点“确认”。前一种让她累,后一种让她空。她没有想过第三种可能。
付出了什么代价。白天是累和空,晚上是停不下来的短视频。更深的代价是:她把自己二十年的经验,全部理解成了“会做账”这一项手艺,而这项手艺正好是 AI 做得最好的部分。她看不见自己身上还有别的东西。
换上发生学的眼镜。林慧的二十年,不只是“会做账”。她知道公司里哪个部门的报销单最容易出问题,哪个老客户付款习惯拖到月底,去年那笔坏账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坏的,哪一种单据的“正常”其实不正常。这些东西大多没有写下来,不在 AI 的那锅汤里。它们是林慧自己的土壤,是只有她才有的差异。
那套系统能把一个“通常的公司”的账做得又快又准,因为通常的公司的账,在汤里有非常稳定的显露。但这家公司、这些客户、这些人,是只有林慧知道的。如果她不把 AI 当对手,而当作一个可以和她一起打的伙伴,她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带进去:让系统按她的经验去标出“看上去正常其实不正常”的单据,让它帮她把二十年里那些没写下来的判断整理成可以用的规则。这时候,她不是在和 AI 比谁做账快,而是在做一件以前没人能做、现在只有她和 AI 一起才能做的事。卷四和卷七会回到林慧身上,讲这件事怎样一步一步发生。
回头看这五种看错。
答案库,说的是 AI 里存着先定好的答案。事实机,说的是 AI 说出的是先在的事实。工具,说的是 AI 是一件先定好功能的器具,自己不往里加东西。镜子,说的是 AI 照出的是先在的真实样子。对手,说的是 AI 是一个已经定型的、比我强的存在,我和它之间只有输赢。
五种看法的共同点是:AI 在我用它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定型的东西了;我和它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这个定型的东西的展开。这正是发现学的眼光:世界是先定的,人的任务是找到它、利用它、或者被它打败。
而五种看错的代价,也有一个共同点:人把自己从发生里拿掉了。小宇没有走自己的路,林涛没有放进家人的心,陈志刚没有放进自己的脾气,陈晓没有放进前五百份的教训,林慧没有放进二十年的经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差异,而发现学的眼光让他们觉得,这些差异在 AI 面前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 AI 里面那个先定的东西。
换上发生学的眼镜,五个人看到的是同一件事:AI 不是一个先定的东西,它在每一次使用中和人一起发生;发生出来的是什么,一大半取决于人带进去的是什么。人不是站在发生外面的观众,而是发生的一方。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问题不在于大家“会不会用 AI”,而在于“用什么眼光看 AI”。眼光不换,工具技巧学得再多,也只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熟练。
说这五种看法是“看错”,并不是说它们一无是处。公平地说,每一种看错里都有一点对的东西,这也正是它们能流行的原因。把这一点说清楚,才能知道错在哪里。
答案库这个看法,在稳定态上是对的。“三角形内角和是多少度”“这个英文单词怎么拼”“这个菜要放多少盐”,这些问题在人类语言的土壤里缠得非常紧,AI 的显露非常稳定,你把它当作一个答案库来用,基本不会出问题。错的是把它推广到一切问题上,连“我家孩子要不要补课”也当成答案库里的一件存货。
事实机这个看法,在可以核对的地方是有用的。AI 给出的很多数字和说法,确实来自大量文献缠出的稳定态,往往八九不离十,可以作为一个起点。错的是把起点当终点,不去核对,更错的是把一个数字当成一个家庭的决定。
工具这个看法,在例行的事情上是够用的。让 AI 帮你把一份会议记录整理成条目,帮你把一封通知改得通顺一点,这些事里没有多少“你自己”需要放进去,把它当工具用没什么不好。错的是在那些需要“你自己”出场的事情上,比如和三十年的老朋友和解,也把它当工具。
镜子这个看法,在需要一点鼓励的时候,有时候确实能让人好受一些。一个人深夜很累、很乱的时候,听到一句“你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也许能让他先睡个好觉。错的是把这句安慰当作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并且在需要被问住的时候,只去找会说好话的镜子。
对手这个看法,说出了一个真实的处境。AI 确实在接管很多人原来赖以为生的工作,林慧的焦虑不是想象出来的。错的是把“工作被接管”理解成“我这个人被打败了”,于是只看见自己输掉的那一部分,看不见自己身上 AI 没有、也拿不走的那一部分。
所以,发生学并不是简单地说“这五种看法都错了”。它说的是:这五种看法都只看到了稳定态的那一面,并且把稳定态当成了全部。在稳定态的范围里,它们大体管用;一旦走到活的边缘,走到每个人具体的生活里,它们就会把人带错路。而每个人最要紧的事,恰恰大多发生在活的边缘上。
本章的论断是:发现学眼光下的五种 AI 观(答案库、事实机、工具、镜子、对手)有一个共同的根,即把 AI 当作先定之物;它们导致的错用有一个共同的代价,即人把自己的差异从发生中拿掉。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自带差异率:在一个人和 AI 的一段对话里,数一数这个人主动带进去、而 AI 此前没有提到的、关于自己具体生活的事实或判断,占这个人全部发言的比例。发生学预言:持五种发现学 AI 观的人,自带差异率明显低于持发生学 AI 观的人;而自带差异率越低,对话结果越趋同,本人事后对结果“像不像自己的”评价也越低。
作废条件:如果调查发现,人们持哪一种 AI 观,与他们的自带差异率无关;或者自带差异率的高低,与对话结果是否趋同、是否贴近本人无关,那么本章所说的“一个根、一个代价”就判负,五种看错只能算作五种互不相干的使用习惯,而不是同一副眼镜的问题。〔读数的编码规则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周四傍晚六点,苏老师来给小宇上课。这天她没有先讲题,而是问小宇:“昨天那道几何题,后来做出来了吗?”
小宇有点心虚,说是 AI 做的。
苏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把自己的平板电脑放在桌上,打开一个 AI 对话框,说:“那今天我们三个一起做一道新的。规矩是这样的:你先说你怎么想,说错了没关系;然后我们把你的想法告诉 AI,但不让它给答案,只让它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完,我们再看下一步。”
题目是一道求角度的题。小宇说,他觉得要用三角形内角和。苏老师把这句话打给 AI,后面加了一句:“请不要给出解法,只针对他的想法问一个问题。”AI 问:“你打算用哪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这个三角形里,你已经知道了几个角?”
小宇看了看图,说只知道一个角。苏老师又打过去:“他发现这个三角形只知道一个角。”AI 问:“图里有没有别的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共用一条边或一个角?”
小宇盯着图看了半天,突然说:“哦!旁边那个小三角形跟它共用一个角,那个小三角形我知道两个角!”
接下来他自己把题做完了。做完以后他很兴奋,又问苏老师能不能再来一道。
林慧在客厅里听到了这一幕。那天晚上她说出的那句话,“小宇跟她在一起,好像自己想学了”,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一堂课里,发生了一件和前一天晚上完全不同的事。前一天晚上,小宇和 AI 之间是一次“查询”:他发过去一道题,AI 发回来一个答案,结束。这一堂课里,小宇、苏老师和 AI 三方之间,结成了一个一起想这道题的东西,一个复合体。这一章要讲的,就是复合体是什么、它怎样才能成立,以及为什么只有以发生的方式进入的人,才能和 AI 结成复合体。
先把两种关系分清楚。
查询关系是这样的:人带着一个问题去找 AI,AI 给出一个回答,人拿着回答离开。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问题从头到尾没有变,人自己也没有变;AI 的回答是对这个固定问题的一次显露。关系在拿到回答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前一天晚上小宇和 AI 的关系,早上林慧第一次问补习班的关系,陈志刚让 AI 回微信的关系,都是查询关系。
复合关系是这样的:人和 AI 之间有多个来回,而且每一个来回里,人的下一步取决于 AI 的上一步,AI 的下一步也取决于人的上一步;最后得到的东西,不是任何一方单独能给出的,也不是任何一方事先预料到的。苏老师这堂课里,小宇“发现旁边那个小三角形”这一步,既不是 AI 给的(AI 只问了一个问题),也不是小宇原来就会的(他前一天还做不出类似的题)。它是在三方的来回里发生出来的。
一个日常的比方:两个人抬一张大桌子下楼梯。
如果只是一个人搬一把椅子,这是他自己的事。可是一张大桌子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抬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前面的人往下迈一步,后面的人要跟着把桌子放低一点;后面的人脚下一滑,前面的人要赶紧稳住;到了拐角,两个人要一起判断桌子怎么斜过去。这时候,下楼梯的已经不是两个各自的人,而是“抬着桌子的两个人”这样一个东西。它有它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动作,是两个人单独都没有的。桌子平安下到一楼,是这个东西做成的,不是某一个人做成的。
复合体就是这样一个“抬桌子的两个人”。在思想上,人和 AI 结成的复合体,就是一起想一个问题的“我们”。这个“我们”有自己的思路,走到的地方是人和 AI 单独都走不到的。
现在到了本卷最要紧的一点。
抬桌子要成为一个复合体,有一个前提:两个人都得在动,而且都得随着对方动而动。如果后面那个人只是站着不动,把手当作一个固定的桌腿,那么前面的人往下走一步,桌子就歪一下,他只好自己想办法把桌子扶正。这时候就没有“抬桌子的两个人”了,只有一个人在拖着一张桌子和一个站着不动的人。
和 AI 结成复合体也是一样。AI 这一边,前面三章已经说明了,它是一台发生的机器:每一步都随着前面的上下文而变,它天然就是一个“会随着对方动而动”的一方。那么人这一边呢?
如果人是以发现的方式进入的,他带着一个固定的问题,期待一个先存的答案,拿到答案就走,他就像那个站着不动的后面的人。AI 再会动,也只能围着他那个固定的问题动一圈,显露出那个问题在土壤里最稳定的样子,然后关系结束。这不是复合,这是查询。
只有当人也以发生的方式进入,他的下一步真正随着 AI 的上一步而改变,他每一轮都带进一点新的东西,他愿意让自己的问题在来回中变形,两边才都在动,复合体才成立。
这就是本卷的核心命题:同构才能复合。所谓同构,就是两边在做同一种事:都在发生。AI 已经是发生的了,这一点不由我们决定;能决定的,是人这一边是不是也以发生的方式进入。而一个人以什么方式进入,取决于他用什么眼光看这件事。戴着发现学眼镜的人,看不见“来回中发生”这件事,他自然会以查询的方式进入;只有换上发生学眼镜的人,才知道这里有一个可以一起打的东西,才会以发生的方式进入。
所以,本书第一个根本原因的完整说法是:大模型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因此,只有发生学能让人明白 AI 是什么;也只有以发生学为眼光的人,才能与 AI 同构,结成思想复合体。
“以发生的方式进入”听上去有点抽象。落到每一次和 AI 的对话里,它有三个具体的条件,正好对应发生学的三个维度。
第一个条件,在 E 上:带着自己的土壤进入。
AI 的土壤是人类写下的文字,很大,但它有一个边界:没写下来的东西不在里面。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大量没写下来的东西:你家孩子最近话少了,你父亲两项指标偏高而且他怕疼,你公司那个老客户总拖到月底付款,你和老赵三十年的交情里那些只有你们俩懂的玩笑。这些是你自己的土壤。
复合体要成立,人必须把自己的土壤带进来。林慧第二回合说“我更担心的是他话越来越少”,苏老师让小宇“先说你怎么想,说错了没关系”,都是在把人自己的土壤放进对话。没有这一步,AI 只能在它自己的土壤里转,显露出来的永远是“通常的样子”。
第二个条件,在 D 上:接住、再换维。
AI 回过来一板球,人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接住:认真看它这一板里有什么新东西,而不是只看它有没有给出自己要的答案。小宇接住了 AI 问的“图里有没有别的三角形”,而不是说“你直接告诉我吧”。
第二件是换维:不要永远在同一个维度上来回。林慧那一分之所以能打到新地方,是因为她从“分数”这个维度,换到了“孩子话少”这个维度,又换到了“家里最近发生的事”这个维度。每一次换维,对话就往前走一大步。如果一直在同一个维度上,比如一直在讨论“报哪个补习班更好”,就算来回二十次,也只是在原地打转。
用发生学的话说,对话的前进靠的是差异序列一步一步往前走,而换维是差异序列里最有力的一步。卷二会专门讲换维的技艺。
第三个条件,在 S 上:有人承接。
来回打到最后,显露出来一个东西:一个新的问题,一个新的想法,一个决定。这个东西要落到生活里,必须有人把它接过去,照着它去做,并且对做的结果负责。这一步叫承接。
AI 不能承接。它不会去跟小宇谈心,不会去医院签字,不会第二天去见老赵,也不会在结果不好的时候后悔。承接只能是人。苏老师那堂课的最后,是小宇自己把题做完了,这就是承接:那个“旁边的小三角形”的发现,被他接过去,变成了他自己的一步。
没有承接的复合,是空转。你和 AI 聊得再热闹,如果最后没有人把显露出来的东西接到生活里去,它就只是屏幕上的一段文字,关掉窗口就没了。
这三个条件合在一起,就是复合体成立的完整样子:人带着自己的土壤进入(E),在来回中接住并换维(D),最后把显露出来的东西承接到生活里(S)。三个条件,每一个都要求人以发生的方式在场。
也许有人会说:这三个条件并不难,只要有人教,谁都能做到。为什么非得换一副眼镜,学一门哲学?
因为这三个条件,在发现学的眼光里是看不见的,或者看上去是错的。
先看第一个条件。戴着发现学眼镜的人,会觉得把自己的生活细节带进对话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AI 里有全人类的知识,我这点家长里短算什么?说多了反而把问题搞乱了。他会努力把问题说得“客观”,把自己的情况“抽象”掉,以为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他越是这样做,就越是把自己的土壤关在门外。
再看第二个条件。在发现学的眼光里,AI 的回答要么对,要么不对。对了就收下,不对就换个问法再问。至于“接住它这一板里的新东西”和“换维”,在这个眼光里没有位置,因为问题是固定的,不该变。一个问题在对话里变了形,在他看来是“跑题了”。
最后看第三个条件。在发现学的眼光里,答案是先存的、客观的,所以照着做的结果也应该由答案负责。结果好,说明答案对;结果不好,说明答案错了,或者 AI 不够聪明。他不会想到,这个答案的一大半是他自己带进去的开头决定的,所以承接的责任在他。
所以,这不是一个“学几条技巧”的问题。一个人可以背下“要多说自己的情况”“要追问”“要自己负责”这三条技巧,但只要他的眼光没换,他在每一次具体的对话里,都会不知不觉地回到查询的样子上去,因为在他的世界里,AI 就是一个装着答案的地方。技巧会被眼光吞掉,眼光不会被技巧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主张的是一门哲学,而不是一套 AI 使用技巧:要改变的是一个人看世界的底层方式。也是为什么它必须是发生学的哲学:只有发生学的眼光,才能让上面三个条件从“额外的技巧”变成“理所当然的事”。
为了避免误会,还要说清楚复合体不是什么。
复合体不是依赖。有人担心,让人和 AI 结成复合体,会不会让人离不开 AI、什么都靠 AI?恰恰相反。依赖是查询关系走到极端的样子:人把事情整个交出去,自己什么也不带、什么也不接。复合体要求人带进自己的土壤、在来回中改变、最后自己承接,它对人的要求比查询高得多。小宇在查询关系里做完了作业,却什么也没学到;在复合关系里,他做出了题,而且长了本事。
复合体不是人被 AI 同化。恰恰相反,复合体的质量,取决于人带进去的差异有多少。一个人带进去的自己越多,复合体显露出来的东西就越像他、越属于他。被同化的,是那些以查询方式进入、把自己的差异留在门外的人,比如陈志刚那条微信。卷五会专门讲怎样在复合体里守住并放大自己那一份。
复合体也不是把 AI 当人。AI 在复合体里扮演的,是一个会随着你动而动的另一方,但它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要承接的东西。复合体是一个在一次思考中成立的发生单位:这一次想完了,这个“我们”就散了,AI 不会记挂这件事,承接和后果都回到人身上。关于人—AI 复合主体更深入的讨论,本书作者在《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和《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两部专著中已有专论,本书不重复,只取其中与“每个人”有关的这一层:复合体不是少数思想家的专利,每个人每一次打开 AI,都站在“查询”和“复合”的岔路口上。
苏老师那堂课之后,林慧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家里每个人用 AI 的时候都能像今天小宇这样?苏老师想了想,拿了一张便签纸,写了三句话,让林慧贴在冰箱上:
先说我的事。 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 最后,我来做。
这三句话,就是复合体三个条件的大白话版本。它们不是全部的发生学,但它们是每个人每天都能练的起点。下面看看这个家里的人,照着这三句话,各自会怎样换一种打法。
小宇写作业。先说我的事:不是把题目拍过去,而是先写一句“我卡在哪一步、我原来是怎么想的”。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AI 问他一个问题,他不说“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试着回答,答不上来就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看那个三角形”,逼着对话往下走一步。最后,我来做:题目的最后一步,一定自己写完。
林涛和父亲的手术。先说我的事:除了检查报告,把父亲那两项偏高的指标、他怕疼、母亲的担心、兄妹俩能照顾的时间,都告诉 AI。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AI 给出成功率之后,不急着下结论,而是问“如果不做手术,接下来一年他的日子大概是什么样的?”“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人,做完手术以后最常后悔的是什么?”从“成功率”这个角度,换到“日子”和“后悔”的角度。最后,我来做:AI 说的每一个数字,都拿去问主治医生;决定由全家人坐下来一起做,而不是由一个数字做。
陈志刚回老赵的微信。先说我的事:告诉 AI 他和老赵三十年的交情是什么样子,自己平时说话是什么风格,这次到底是哪句话让他生气。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AI 写出一段得体的回复,他不直接用,而是说“这太客气了,不像我,我们俩平时说话很冲的”,让它改;改完再看,觉得哪一句还不像自己,就自己动手改。最后,我来做:发出去的那条微信,每一个字都是他认过的,而且他打算周末约老赵喝一顿酒,把没说完的话当面说。
陈晓找工作。先说我的事:把前五百份简历投了哪些岗位、哪几个有回音、面试时被问住的是哪些问题,全部告诉 AI。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AI 分析完原因,她不只问“怎么改简历”,而是换一个角度问“像我这样的背景,有哪些岗位是我从来没想过、但其实很合适的?”最后,我来做:挑出其中一两个方向,自己去找那个行业里真实的人聊一次。
林慧在公司。先说我的事:把她二十年里那些“看上去正常其实不正常”的经验,一条一条讲给系统里的 AI 听。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AI 把这些经验整理成规则以后,她不只问“对不对”,而是问“按这些规则,上个月有哪几笔账会被标出来?”再拿实际的账去对。最后,我来做:哪些规则留下、哪些要改,由她来定;标出来的可疑单据,由她去追。
这张便签纸在林家的冰箱上贴了很久。它没有让这个家里的人一夜之间变成哲学家,但它让每个人在打开 AI 的时候,多了一个停顿:我是来查一个答案的,还是来和它一起打一分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句话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第五节说过,技巧会被眼光吞掉。如果一个人心里仍然认为 AI 里藏着一个现成的答案,他照着这三句话做几次,很快就会觉得麻烦,“反正它最后都会告诉我答案,何必绕这么大一圈”,然后回到查询的老路上去。三句话能坚持下去,靠的是背后那个眼光的改变:知道对面是一个发生的东西,知道自己带进去的东西会改变显露出来的东西,知道最后承接的只能是自己。这个眼光怎样一点一点养成,是本书下编“主科怎么教”要回答的问题。
回到本章开头。林慧算过账:讲题、出卷、批改,AI 全能做,还不要钱。可她还是请苏老师。为什么?
现在可以回答了。苏老师做的,不是 AI 能替代的那一部分。讲题、出卷、批改,是把一道题的稳定态交给学生,这是查询关系里的事,AI 做得又快又好。苏老师做的,是让小宇进入复合:她让小宇先说自己的想法,这是把他自己的土壤带进来;她让 AI 只问问题、不给答案,这是逼着对话一步一步接力;她让小宇自己把题做完,这是承接。她是那个知道怎样把一个孩子从查询带进复合的人。
这件事,AI 自己做不到。因为 AI 只能随着你动而动,它没有办法让一个本来不想动的人动起来。一个站在楼梯上不动的人,桌子再好抬,他也不会自己开始抬。能让他动起来的,是另一个人,一个懂得“抬桌子是两个人的事”的人。
这里已经埋下了本书卷三的一个伏笔:在一个客体性的事(讲题、出卷)和互动性的事(约课、提醒)都被 AI 接管的时代,人还能提供、而且只有人能提供的价值,正在于让另一个人进入发生。苏老师卖的不是题,而是那个让小宇“好像自己想学了”的场。这是主体性经济最小、最日常的样子。
本章的论断是:人与 AI 结成思想复合体的条件,是人这一边也以发生的方式进入(同构);具体表现为带入自己的土壤、在来回中接住并换维、最后承接;而这三个条件在发现学眼光中是看不见的,所以只有发生学的眼光才能让人稳定地与 AI 结成复合体。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复合接力率:在一段人和 AI 的对话里,数一数有多少个回合同时满足两点:这个人这一回合的发言,明显取决于 AI 上一回合说的内容(接住);而且带进了一样对话里此前没有的、来自他自己生活的东西(带入)。满足两点的回合,占全部回合的比例,就是复合接力率。
发生学预言:受过发生学训练的人,复合接力率显著高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复合接力率越高,对话最后显露出的东西越是新的(与他人对话结果越不相同),而且本人事后越可能真的照着去做(承接率越高)。
作废条件:本章的作废条件也是整个卷一、本书第一个根本原因的作废条件。如果只以查询方式使用 AI 的人,与受过发生学训练、以复合方式使用 AI 的人相比,其与 AI 共同产出的东西在新颖程度上并不更低、在本人承接率上也并不更低,那么“同构才能复合”这一命题判负,本书的第一个根本原因随之判负。到那时,“每个人都要学发生学哲学”这件事,就不能再由“明白 AI、与 AI 复合”来支撑,只能另找理由。〔读数的编码规则与实验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卷一回答的是全书三个根本原因里的第一个:能不能。能不能明白 AI?能不能和 AI 结成思想上的伙伴?
我们从少年宫的两张球台开始(第 1 章),看到了两种 AI 观:发球机和真人。发球机的球是先定好的,真人的球是在你来我往里生出来的;把 AI 当发球机用,结果人人趋同,把它当真人用,结果因人而异。
然后我们把大模型拆开来看(第 2 章)。它的底是一锅人类语言的老汤,这是纠缠(E);它的每一步是会回头看的词语接龙,这是差异序列(D);它交出的每一个回答,是在这一次里第一次浮现的影像,这是显露(S),而那些很稳的答案,只是显露的稳定态。大模型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
接着我们对付了发现学最强的反驳,“模型学到了数据的分布”(第 3 章)。四刀下去:分布不在数据里,是长出来的;同一批数据长出不同的里子;趋同是共同土壤上的稳定态,不是先在的理念;就算有分布,你的那一次也不在里面。我们没有否认规律,只是说规律的来历是发生。
然后我们看到了戴着发现学眼镜的人会怎样看错 AI(第 4 章):答案库、事实机、工具、镜子、对手。五种看错一个根,都把 AI 当作先定之物;五种代价一个样,都是人把自己从发生里拿掉了。
最后我们到了本卷的核心(第 5 章):同构才能复合。AI 已经是发生的,人这一边也必须以发生的方式进入,带着自己的土壤、在来回中接住并换维、最后承接,复合体才能成立。而这三个条件,只有在发生学的眼光里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第一个根本原因的回答是:不学发生学,就既不能真正明白 AI,也不能与 AI 结成复合体。这是“必须”的第一层意思。
但“能”还不够。一个人就算和 AI 结成了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强是弱?它产出的东西在这个人人都有 AI 的时代,还有没有价值?陈晓那五百份和室友一模一样的简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比“能不能”更紧迫的问题。卷二,我们来讲强不强。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AI 时代,“思想发现的能力”不是被削弱,而是被翻转了——用发现的方式使用 AI 用得越熟练,产出离基底越近,越没有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只能来自“思想发生”,即人与 AI 的复合体生出基底里还没有的东西;发生学哲学是这种能力的指导,因为它告诉复合体往哪一维用力。
周四深夜,陈晓投完第五百零一份简历,躺在宿舍床上睡不着。对床的室友周婷也没睡,两个人聊起找工作的事。周婷说她也投了三百多份,回音同样少得可怜。
“你的简历是怎么改的?”陈晓问。
“用 AI 呀,改了五六遍。”
“我也是。拿过来看看?”
两个人把手机凑到一起,把简历一页一页对着看。看了不到两分钟,陈晓就觉得有点发冷。
两份简历的结构一模一样:顶部是一段“个人优势”,三行,每行以一个动词开头;下面是“教育背景”,再下面是“实践经历”,每段经历都是“负责……,通过……,实现了……”的句式,后面跟着一个百分比。两个人一个是市场营销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经历完全不同,可是读起来像是同一个人写的。陈晓的“个人优势”第一行是“具备出色的沟通协调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周婷的是“具备优秀的跨部门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
周婷看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难怪 HR 不回我们。我要是 HR,五百份这样的简历摆在面前,我也分不出谁是谁。”
这一幕,是本卷的起点。它说的是一件比“找工作难”更深的事:一种过去让人出众的能力,在 AI 时代翻转成了让人被淹没的原因。
几天以后,陈晓通过舅舅林涛认识了他们工厂人事部的刘姐,请她帮忙看看简历。刘姐做了十几年招聘,看了陈晓的简历,笑了。
“写得挺好,”刘姐说,“但我跟你说实话,今年我们招一个管培生岗位,收了一千二百多份简历,我看下来,至少有八成是这个样子。”
“那您怎么挑?”
“一开始我也头疼。后来公司上了一套 AI 筛简历的系统,让它先按关键词、学历、经历打分,筛掉九成,剩下的我再看。”
陈晓愣了一下:“那不就是 AI 写的简历,再让 AI 来筛?”
刘姐点点头:“就是这么回事。你们用 AI 把简历写得符合‘好简历’的样子,我们用 AI 按‘好简历’的样子去打分。两边用的 AI 差不多,心里的‘好简历’也差不多,最后打出来的分数就挤在一起,差个零点几分。说句不好听的,筛到最后,跟抽签也差不了多少。”
她想了想,又说:“真正让我停下来多看两眼的,反而是那种不太‘标准’的简历。有个小伙子,简历写得一点也不漂亮,可是里面有一段,说他在老家帮他爸的修车铺做了一个小程序,记录每辆车的保养时间,到时间就给车主发提醒,一年下来铺子回头客多了三成。我看到这一段,就想见见这个人。这件事,AI 写不出来,因为它是他自己的事。”
刘姐的这番话,把问题的两头都说到了。一头是:人人都用 AI 把自己打磨成“标准的好样子”,于是人人都挤到了同一个地方。另一头是:真正让人停下来的,是那些“只有他自己才有的事”。
要看清这个翻转,先要说清楚翻转的是什么。
本书把过去一直被看重的那一类能力,叫做思想发现的能力。它包括这样一些本事:
记得牢:把前人发现的知识记在脑子里,要用的时候能想起来。
找得快:遇到问题,知道去哪里查、怎么查,能从大量资料里迅速找到有用的东西。
解得准:拿到一道题,能认出它属于哪一类,调用对应的方法,得出正确的答案。
说得清:能把别人的思想准确地复述、总结、归纳,写成条理清楚的文字。
磨得光:能把一份文稿、一个方案,打磨到符合行业标准的“好样子”。
这些本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在向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靠近。记得牢,是靠近前人已有的知识;找得快,是靠近资料里已有的答案;解得准,是靠近题目已有的标准解法;说得清,是靠近别人已有的思想;磨得光,是靠近行业已有的标准样子。越靠得近,本事越大。这正是发现学对“能力”的理解:真理和标准先在那里,能力就是找到它、接近它的本事。
这一套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有非常长的光荣。科举考的是它:记得牢四书五经,写得出标准的八股文。现代的考试也在很大程度上考它:记忆、检索、解题、总结。一个人在这些本事上比别人强,就能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在社会上往上走。几百年来,教育的主体就是培养这一套能力,选拔的主体就是比较这一套能力。
它之所以有价值,靠的是一个前提:这些本事是稀缺的。不是每个人都记得那么牢、找得那么快、解得那么准。稀缺,所以有差别;有差别,所以能比较;能比较,所以有竞争力。
AI 来了以后,这个前提被连根拔掉了。
记得牢:AI 记住了几乎全部人类写下的东西。找得快:AI 一秒钟就能从它的土壤里显露出你要的内容。解得准:AI 解大多数标准题目比大多数人准。说得清:AI 总结、复述、归纳的本事已经相当好。磨得光:AI 能把任何一份文稿打磨成标准的好样子。
而且,这些本事现在人人都有,只要打开手机。发现能力不再稀缺,于是不再有差别,于是不再能比较,于是不再构成竞争力。这是“发现死亡”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不是说发现的本事没用了,而是说它不再能让你和别人区分开来。
如果事情只到这里,那还只是“削弱”:发现能力变得不那么值钱了,但至少还有一点用。可是事情比这更糟。陈晓和周婷的简历说明了一个更反直觉的现象:用发现的方式使用 AI,用得越熟练,结果越糟。
为什么?回到卷一讲过的东西。当一个人以发现的方式使用 AI,也就是带着一个固定的目标(“一份好简历”),去向 AI 要一个符合目标的产出,AI 给他的,就是这个目标在人类语言土壤里的稳定态。“好简历”在土壤里的稳定态是什么?就是千千万万份简历指导文章、招聘建议、优秀简历范文缠出来的那个平均样子。
一个人越会用 AI 打磨简历,就越能把自己的简历推到这个稳定态上去:改一遍,离稳定态近一点;改五遍,更近;改七遍,几乎就贴上去了。陈晓改了七遍,周婷改了五六遍,她们都是非常勤奋、非常“会用 AI”的人。正是她们的勤奋和熟练,把两份完全不同的人生,推到了同一个稳定态上。
这就是翻转。在过去,一个人越勤奋地打磨,就越接近标准,而接近标准的人是少数,所以越打磨越出众。在今天,人人都能用 AI 打磨,接近标准的人成了多数,所以越打磨越被淹没。同一个动作,过去让你往上走,现在让你往中间挤。
还要注意,翻转不是只发生在简历上。学生用 AI 写的作文,读起来越来越像同一篇;公司用 AI 写的方案,框架越来越相似;自媒体用 AI 写的文章,标题和开头越来越雷同;甚至很多人给朋友发的生日祝福,都开始带上同一种“得体”的味道。凡是人们用发现的方式、带着一个“好样子”去向 AI 要东西的地方,翻转都在发生。
有人会说:那就不要用 AI 写简历嘛,自己写。这不是出路。不用 AI 的人,在发现能力上本来就比不过用 AI 的人:他的简历可能错字多、格式乱、表达不清,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问题不在用不用,而在怎么用。
这里要区分两种“会用 AI”的人。
第一种,本书叫他熟练的查询者。他提问清楚,指令精确,懂得各种提示词技巧,能让 AI 又快又好地给出他要的东西。按照今天流行的标准,他是“AI 用得最好”的那一类人。可是他用 AI 的方式是查询:他心里有一个先定的“好样子”,他的全部技巧都用来让 AI 更准确地把这个好样子交给他。他越熟练,产出就越贴近稳定态。陈晓改到第七版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查询者。
第二种,本书叫他复合者。他用 AI 的方式是卷一讲的那种:带着自己的土壤进入,在来回中接住并换维,最后承接。他的产出不是向稳定态靠近,而是从稳定态出发,往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去的方向走。刘姐说的那个修车铺的小伙子,就是一个复合者:修车铺、保养时间、他爸、回头客,都是他自己的土壤;他用 AI 做那个小程序的过程,是把这片土壤和 AI 的能力接在一起,生出了一件以前没有的事。
两种人在今天的很多评价体系里,看上去差不多,甚至熟练的查询者看上去更“专业”。可是在真正需要把人区分开来的时刻,比如刘姐从一千二百份简历里挑人的时刻,差别就显出来了:熟练的查询者被淹没在稳定态里,复合者因为离稳定态远,一下子就被看见了。
这就是本卷要说的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比谁更会从 AI 那里要到“好样子”,而是比谁能和 AI 一起生出“只有自己才有的东西”。前者是发现的能力,已经翻转;后者是发生的能力,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竞争力。
发现学看这件事,会怎么看?
它会说:简历趋同,是因为大家都用了同一个工具;解决办法是找到更好的工具,或者学会更高级的用法,写出比别人更“好”的简历。于是市面上出现了各种“AI 简历高阶技巧”“让你的简历脱颖而出的二十个提示词”。
这个思路本身就在翻转的逻辑里打转。它仍然假定有一个“更好的简历”先在那里,只是大家还没找到;只要找到了,就能脱颖而出。可是一旦某个“高阶技巧”被写成文章、传播开来,它就进入了土壤,变成了新的稳定态,用它的人又会挤到一起。第二十一个提示词会被第二十二个取代,而每一个都会很快失效。发现学在这里陷入了一个追不上自己尾巴的循环:它不断地找更好的标准,而每一个被找到的标准,都会因为被人人找到而失去价值。
发现学接不住这件事的根本原因,是它衡量能力的尺子只有一把:离标准有多近。在这把尺子上,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点靠拢,而 AI 让靠拢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它没有第二把尺子,没有办法衡量“离标准有多远,而且这个远是站得住的”。
发生学有这第二把尺子。下一章会讲,这把尺子叫做与基底的距离。
翻转不只发生在找工作的大学生身上,它已经走进了初中的教室。
那个学期,小宇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身边的一个人》。收上来四十篇,老师在家长会上说了一件让她很苦恼的事:至少有一半的作文,开头都是一段描写外貌的排比句,中间都是“记得那一次……”引出一件小事,结尾都是“他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之类的升华。字句通顺,结构完整,几乎挑不出语病,可是读完四十篇,她记不住任何一个“身边的人”。
老师没有明说,但家长们都明白:不少孩子是用 AI 写的,或者至少是让 AI 改过的。
真正让老师眼前一亮的,是一篇写得并不漂亮的作文。一个女生写她奶奶。没有外貌排比,也没有“照亮前行的路”,只写了一件事:奶奶不识字,每次给在外地打工的爸爸打电话之前,都要让她先把想说的话念一遍,奶奶跟着念,念熟了才拨号;可是电话一接通,奶奶总是只说一句“吃了没”,就把电话递给她。作文的最后一句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奶奶念熟的那些话,都到哪里去了。”
老师在家长会上把这篇作文念了出来,教室里安静了很久。
这篇作文,在发现学的尺子上未必能拿高分:结构不够完整,没有升华,语言也不华丽。可是在本卷要讲的那把新尺子上,它远远超过了其他三十九篇。它写的是一样基底里没有的东西:这个奶奶,这些念熟了又没说出口的话。AI 可以把一篇作文写得很像“好作文”,但写不出这个奶奶。
学校今天面对的难题就在这里:它的评分标准,大多还是发现学的尺子,奖励“像好作文”的作文;而 AI 正好最擅长生产“像好作文”的作文。如果尺子不换,学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奖励那些最会用 AI 靠近稳定态的孩子,而冷落那些带着自己土壤的孩子。这正是下编要讨论的“评价”问题。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还要防一个误会:说发现能力“翻转”了,不是说它没用了,更不是说孩子不用再学知识、不用再练解题了。
卷一第 1 章讲过乒乓球的基本功。发现能力就是思想上的基本功:一个人肚子里没有知识,就没有东西可以和 AI 对话;没有练过解题,就看不懂 AI 的解法对不对;没有学过写作,就认不出 AI 写的东西哪里不像自己。修车铺的小伙子如果不懂一点编程,不知道保养周期是怎么回事,他也做不出那个小程序。
翻转的准确意思是:发现能力从“竞争力”降格成了“入场券”。过去,发现能力强就能赢;今天,发现能力是你能坐到牌桌上的条件,但坐上去以后,决定输赢的是别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只有入场券,他坐上了牌桌,然后发现自己手里的牌和所有人一模一样。
这也提示了本书在教育上的一个立场:发生学哲学成为主科,不是要把语文、数学这些发现能力的科目赶出课程表,而是要重新安排它们的位置。它们仍然要学,而且要学好,但它们不再是“主”。主科是那门决定其他科目学来做什么的学问。这一点下编会详细讲。
本章的论断是:以发现的方式使用 AI,熟练程度越高,产出越趋近于基底的稳定态,彼此越相似;发现能力由此从竞争力翻转为入场券。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翻转系数:请一组人用 AI 反复打磨同一类作品(简历、作文、方案),记录每一轮打磨之后作品之间的相似度。发生学预言:对以查询方式使用 AI 的人,打磨轮数越多,作品之间相似度越高,也就是说,熟练度和趋同度正相关,这个正相关的强弱就是翻转系数。对以复合方式使用 AI 的人,打磨轮数增加时,作品之间的相似度不升,甚至下降。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以查询方式反复打磨,作品之间的相似度并不随轮数上升,大家越改越不一样;或者在真实的挑选场合(比如招聘初筛)中,打磨得越“标准”的作品越容易被选中、而带有个人独特经历的作品并不更容易被看见,那么“翻转”这一论断判负,发现能力就仍然可以被视为 AI 时代的竞争力。〔实验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林慧家小区门口,有一条不长的街,街上有四家早餐店。
去年秋天开始,前三家店的老板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件事:用 AI 问“怎么提高早餐店的生意”。这是后来林慧在排队时听老板们聊起来才知道的。
AI 给三位老板的建议,大同小异:开通线上团购,做会员储值卡,拍短视频做宣传,推出“早餐套餐”提高客单价,在外卖平台上架。三位老板都是勤快人,都照着做了。于是这条街上,三家店同时有了团购,同时有了储值卡,同时在短视频里拍自己的包子和豆浆,同时推出了“九块九早餐套餐”。
结果可想而知。团购把价格压低了,三家比着降价;储值卡谁家都有,顾客没有理由非办哪一家;短视频拍得都差不多,刷到的人分不清是哪家;九块九的套餐三家都卖,最后有一家降到了八块八。一个冬天下来,三家店都更累了,利润都更薄了。
第四家店,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王姨开的,卖的是她老家的豆腐脑和糖油粑粑。王姨不太会用手机,也没问过 AI。她的办法很土:她记得每一个老顾客。三栋那个每天六点四十来的小伙子要赶地铁,她提前把他的豆浆装好;五栋的老爷子牙口不好,她给他的油条多炸一会儿再剪碎;林慧的儿子小宇不吃葱,她从来不用问。去年冬天,前三家店打价格战的时候,王姨的店没降一分钱,队反而排得更长了。
后来王姨的女儿帮她用 AI 做了一件事:把她记在脑子里的那些老顾客的口味和习惯,整理成一个小本子,又让 AI 帮着想,哪些老顾客的习惯可以变成新的东西。于是王姨的店多了一样“熟客的早餐”:老顾客可以提前一晚在微信上说一声,第二天早上她按每个人的口味单独做好。这件事,这条街上其他三家都没有,也学不来。
四家店的故事,把本章要讲的道理都讲在里面了。
先给一个词:基底。
卷一讲过,大模型的底是一锅人类语言的老汤。第 3 章还讲过,不同的大模型虽然各有各的里子,但它们读的都是人类写下的文字,在最稳定的地方越来越相似。把这两点合起来:今天每一个人手里的 AI,不管是哪一家的,在根子上共享着同一片土壤。本书把这片人人共享的土壤,叫做基底。
基底有两个特点,都很要紧。
第一个特点:基底是公共的。三位早餐店老板用的也许不是同一家的 AI,但他们问的问题一样,问的方式一样,而那个问题在基底里的稳定态只有一个。所以他们拿到的建议大同小异。基底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这是它的好处:一个街边早餐店的老板,今天也能得到过去只有大公司才请得起的咨询顾问的建议。但这也是它的问题:它给每个人的都一样。
第二个特点:基底只包含写下来的东西。“早餐店怎么提高生意”,这件事被人写过成千上万遍,所以它在基底里有非常稳定的显露。但“三栋那个小伙子六点四十来、要赶地铁”“五栋老爷子牙口不好”,这些事从来没有人写下来过,它们不在基底里。它们只在王姨的脑子里。
有了“基底”这个词,本章的核心命题就可以说出来了:同基底的碰撞,很难出新东西。
“碰撞”是发生学里的一个说法。两样东西碰在一起,如果它们各自带着不同的东西,碰撞之后就可能生出一样两者都没有的新东西;如果它们带的是同样的东西,碰来碰去,也只是同样的东西。
三位早餐店老板和 AI 的对话,都是一次碰撞。可是碰撞的两方带的是什么?AI 这一方带的是基底。老板这一方呢?他们带的只是一个问题:“怎么提高早餐店的生意。”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基底里的一个常见问题。他们没有把自己店里的任何一样具体的东西带进去:没说自己店的位置、顾客是些什么人、自己拿手的是什么、这条街上还有哪几家店。
所以这次碰撞,实际上是基底和基底的碰撞:一个基底里的常见问题,碰上基底里对这个问题的稳定回答。碰出来的,只能是基底本身。三位老板碰出了三份同样的建议,就是这个道理。
更糟的是,他们照着同样的建议去做,就把“同样”从屏幕上搬到了现实里:三家店变成了三家一样的店。于是它们之间只剩下一种竞争方式:比价格。价格越比越低,这就是内卷。
这里要看清一个因果:内卷的根,不在于大家太努力,而在于大家从同一个基底里取出了同样的东西。三位老板都很努力,努力本身没有错。错在他们的努力全都用在了“把基底里的东西做到位”上。基底对每个人都一样,把它做到位的人越多,彼此越像,最后只能拼价格。
有人会想:那多问几家 AI,把几家的建议合起来,总能不一样吧?这也不行。几家 AI 共享的是同一片基底,它们的建议在稳定的地方大同小异。几家合起来,就像几个读过同一批书的人一起开会,讨论得再热闹,也很难说出书里没有的东西。
王姨的店为什么不一样?
不是因为她更努力,也不是因为她更聪明。是因为她手里有一样基底里没有的东西:她对这条街上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了解。这些了解,是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一年三百多天、一个一个顾客地攒下来的。它没有被写下来,没有进入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网页,所以不在基底里。
本书把这类东西叫做未吸收的东西,意思是还没有被 AI 的语料吸收进去的东西。
未吸收的东西,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而且比我们以为的多得多:你身体的感觉,你家里人之间的那些事,你所在的这条街、这个厂、这个班、这个村的具体情况,你亲手做过的活儿里那些说不出来的门道,你失败过的那些事情里的教训,你和某个具体的人之间几十年的来往。这些东西大多没有人写,也写不完,写了也不会被放进训练数据。它们是每个人自己的土壤。
王姨的“熟客的早餐”,是怎么生出来的?是她女儿把王姨的未吸收的东西(老顾客的口味和习惯)带进了和 AI 的对话,和 AI 的基底碰在一起。AI 那一方提供的,是基底里关于“预订制”“个性化服务”“会员管理”的各种知识;王姨这一方提供的,是这条街上活生生的人。两样不同的东西碰在一起,才生出了一样两边都没有的新东西:一家早餐店为每一个熟客单独做的早餐。
这就是本章命题的另一面:异质的碰撞,才能出新。人带着基底里没有的东西去和 AI 碰,碰撞才有可能生出新东西。而一个人带进去的东西离基底越远,碰出新东西的可能就越大。
现在可以给出本卷那第二把尺子了。
第 6 章说,发现学衡量能力只有一把尺子:离标准有多近。在 AI 时代,这把尺子上人人都能靠近标准,所以它失灵了。
发生学的尺子是:离基底有多远。一个人和 AI 一起生出来的东西,离人人共享的基底越远,就越不容易被别人复制,越能把他和别人区分开来,也就越有竞争力。
但光是“远”还不够。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不一样,比如在简历里写一些稀奇古怪、和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或者早餐店卖一些谁也不想吃的怪东西,那也离基底很远,但那不是竞争力,那只是怪。
所以这把尺子有两个刻度,缺一不可:
第一个刻度叫未吸收:这个东西是基底里没有的,别人从 AI 那里要不到。
第二个刻度叫可结算:这个东西在现实里接得住、兑得了。有人愿意为它付钱,有人因为它得到了实际的好处,有人照着它做了而且做成了。
真正的竞争力,是两个刻度的乘积:未吸收 × 可结算。
用这把尺子去量四家早餐店。前三家店的团购、储值卡、九块九套餐,可结算,顾客确实会买,但完全不是未吸收的,每家都有,乘积很小。如果有一家店为了与众不同,卖起了“榴莲豆浆”,那是未吸收的,这条街上谁也没有,但很可能不可结算,没人想喝,乘积也很小。王姨的“熟客的早餐”,既是未吸收的,别家学不来,又是可结算的,老顾客愿意为它提前一晚下单,乘积最大。
再用这把尺子去量简历。陈晓改到第七版的简历,可结算(格式规范,能通过系统初筛),但不是未吸收的(和周婷的一模一样),乘积很小。修车铺小伙子的那段经历,未吸收(只有他有),又可结算(让铺子回头客多了三成,是实实在在的结果),所以刘姐一眼就看到了它。
这把尺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它不会像发现学的尺子那样失灵。发现学的尺子,衡量的是离一个公共标准的距离,而公共标准会因为人人都能靠近而失去区分力。发生学的尺子,衡量的是离公共基底的距离,而基底越是人人共享,离它远的东西就越显得珍贵。AI 越发达、基底越大越平均,这把尺子反而越灵。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泄气:我又不是王姨,没开过店,没攒下什么老顾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身上有什么“未吸收”的东西?
有,而且每个人都有。只是在发现学的眼光里,这些东西被当成了“不重要的”“不值得一提的”“私人的琐事”,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它们。
它在你的身体里。你学骑车时摔过的那一跤让你学会的平衡感,你做了十年饭以后对火候的那种手感,你熬夜以后身体给你的那些信号。
它在你的关系里。你和父母之间几十年的来往,你和孩子之间那些只有你们俩懂的暗号,你和一个老朋友之间那些不需要说出来的默契。
它在你的地方里。你住的这个小区、这条街、这个村,你工作的这个车间、这个科室、这个班级,它们具体的样子、具体的人、具体的问题。
它在你的手艺里。林慧二十年里练出来的那种“看一眼就觉得这张单据不对劲”的直觉,王姨记住每一个老顾客的本事,一个老电工听声音就知道哪里接触不良的耳朵。
它在你的失败里。你搞砸过的那次面试,你亏过钱的那笔生意,你没处理好的那段关系。失败的经验很少被写下来,因为人们不愿意写;可正因为很少被写下来,它们常常是最未吸收的东西。
这些东西,每一样单独看都很小,甚至很琐碎。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AI 没有,而你有。在一个 AI 让所有人的发现能力拉平的时代,这些琐碎的东西,就是每个普通人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每个普通人竞争力的根。
发生学哲学在这里要教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见这些东西:把它们从“私人琐事”的角落里拿出来,认出它们是自己的土壤,然后学会把它们带进和 AI 的碰撞里去。
还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否则“未吸收”会被理解成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占住的东西。
王姨的熟客早餐做起来以后,她的女儿很兴奋,想把整件事写成一篇长文发到网上,标题都想好了:《一家街边早餐店,靠“记住每一个顾客”逆袭》。王姨听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问了一句:“写出去以后,别人照着学,是不是就都一样了?”
老太太这一问,问到了点子上。未吸收,是一个会变的状态。一样东西今天不在基底里,不等于它永远不在。它一旦被写下来、发到网上、被很多人转发和模仿,就有可能被下一代 AI 的训练语料吸收进去。到那时候,任何一个早餐店老板问 AI“怎么提高生意”,AI 的建议里都会多出一条“建立熟客档案,提供个性化预订”。王姨的做法就从“未吸收”变成了“基底”,从她独有的东西变成了人人都有的稳定态。
这并不可怕,甚至是好事:一种好做法被更多人用上,这条街以外的顾客也能受益。但它提醒了一件事:一个人的竞争力,不能靠守住某一样未吸收的东西,而要靠不断地生出新的未吸收的东西。王姨的“熟客档案”可以被学走,但王姨明天早上又会注意到某个老顾客最近脸色不好、少买了一个包子,这个新的观察,又是基底里没有的。
未吸收的东西,就像地里的庄稼,不是收一次就能吃一辈子的。它有保质期。一样具体的东西会过期,但生出新东西的那片土壤,只要人还在生活、还在观察、还在和具体的人打交道,就不会过期。发生学要教的,不是去找一样可以永远独占的“秘诀”,而是让人一直保有从自己的生活里生出新东西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本卷说竞争力来自“思想发生”,而不是来自某一个“思想成果”:成果会被吸收,发生不会。
最后,王姨的女儿还是写了那篇文章,但她没有写顾客的具体口味,只写了“记住每一个人”这个道理。王姨说:“道理大家都知道,难的是每天早上真的去记。”
发现学为什么看不见“与基底的距离”这把尺子?
因为在发现学的世界里,知识只有一种来源:那个先在的真理。离真理越近,知识越好。个人的经验、身体的感觉、具体的人和事,在发现学看来,要么是还没有被提升为普遍知识的“原始材料”,要么是妨碍人看清普遍真理的“主观偏见”。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好的专家,就是要把这些个人的东西滤掉,只留下普遍的、客观的那部分。
这套看法在过去有它的道理:普遍的知识可以传给所有人,个人的经验只对个人有用。可是在 AI 时代,这套看法恰好把事情弄反了。普遍的知识,已经被基底吸收了,人人都能拿到;恰恰是那些被发现学当作“原始材料”和“主观偏见”滤掉的个人的东西,成了基底里没有的、最稀缺的东西。
发现学一直在教人把自己的土壤滤掉,去靠近公共的真理。发生学要教人的,正好相反:把自己的土壤找回来,带着它去和公共的基底碰撞。这不是说普遍的知识不重要,它是基底,是碰撞的另一方,没有它什么也碰不出来;而是说,在基底已经人人共享的时候,决定你能碰出什么的,是你带进去的那一份。
本章的论断是:同基底的碰撞难以出新;人与 AI 的复合产出的竞争力,等于它与基底的距离,具体地说是“未吸收 × 可结算”;而未吸收的东西来自每个人的身体、关系、地方、手艺与失败。
可以用两个读数来检查。第一个是基底重合度:把一个人和 AI 一起产出的作品,拿去和“同一个问题直接问 AI 得到的回答”比较,看两者重合多少。重合度越低,说明离基底越远。第二个是结算率:这个作品在现实中被接住的程度,比如方案被采纳、产品被购买、建议被照着做而且做成了。竞争力读数就是(1 − 基底重合度)× 结算率。
发生学预言:在同一个任务上,自带未吸收材料越多的人,基底重合度越低;而在基底重合度相近的人中,结算率决定了谁真正有竞争力。
作废条件:如果在真实的竞争场合(招聘、创业、方案比选等)中,基底重合度的高低与最终的成败无关,或者高重合度的作品反而系统性地胜出,那么“竞争力等于与基底的距离”这一论断判负。〔两个读数的操作定义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找工作的事让陈晓焦虑了好几个星期。有个周末,她干脆不投简历了,去菜市场帮小姑看摊。
小姑陈芳是陈志刚的妹妹,在离家两站路的菜市场里卖了八年菜。摊位不大,卖的是本地的青菜、瓜果,还有一些豆腐和鸡蛋。那天中午收摊的时候,小姑看着筐里剩下的一堆蔫了的菠菜和生菜,叹了口气:“又剩这么多。这些叶子菜放不到明天,只能扔了,要么送给隔壁养鸡的。”
“每天都剩这么多吗?”
“不一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进货全凭感觉,进少了不够卖,进多了就剩。这一年扔掉的菜,少说也有好几千块钱。”
小姑从摊位下面摸出一个油乎乎的硬皮本子,是她的账本。八年来,她每天进了什么、进了多少、卖了多少钱,都记在上面,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还沾着菜汁。
陈晓翻着这个本子,心里一动。她想,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用 AI 来帮忙的事吗?
接下来的这个周末,是本章要讲的故事。它会告诉我们:一个人和 AI 结成了复合体,还不等于这个复合体就是强的;复合体强不强,要看它往哪一维用力。
陈晓先做的,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她打开 AI,问:“菜摊的蔬菜损耗很大,怎么减少损耗?”
AI 的回答很快,也很周全:根据历史销量精准进货;叶菜类少量多次进货;临近收摊时打折清仓;配备简易冷藏设备延长保鲜;和附近餐馆合作处理临期蔬菜;利用社区团购预售。
陈晓把这些念给小姑听。小姑一边收拾摊子一边说:“这些我都知道啊。打折清仓,我天天都在打;少量多次进货,批发市场离得远,一天跑两趟油钱都不够;冷藏设备,摊位就这么大,放哪里?”
陈晓有点尴尬。她想起了第 7 章里讲过的那件事:这是一次基底和基底的碰撞。她带进去的只是一个基底里的常见问题,AI 给出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基底里的稳定态。这些建议没有错,但它们是给“一个通常的菜摊”的,而小姑的菜摊不是一个通常的菜摊,它是一个具体的、在这个菜市场、这条街、这些顾客中间的菜摊。
这一轮是查询。要让事情往前走,陈晓得换一种打法。
第二天,陈晓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小姑那本油乎乎的账本拍了下来,把最近三个月的记录一页一页敲进电脑,整理成一张表:每天、每种菜、进了多少、卖了多少、剩了多少。
这花了她整整一个下午。但这一步的意义,比花掉的时间重要得多:她把一样基底里没有的东西,带进了和 AI 的对话里。这张表,记录的是这个菜摊、这三个月、这些菜的真实起落。世界上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网页里都没有它。它是小姑八年日子里的一小片土壤。
她把这张表交给 AI,问:“这是我小姑菜摊最近三个月的进货和销售记录,你能看出什么规律吗?”
这一次,AI 给出的东西完全不同了。它指出:叶菜的剩余量在一周之内分布很不均匀,周四剩得最多,平均比其他日子多出将近一倍;周二和周六卖得最好;瓜果类和豆腐的剩余量倒是比较平稳。它还建议:周四的叶菜进货量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左右。
陈晓把这个发现告诉小姑。小姑愣了一下,说:“周四?我还真没注意过。我只觉得有时候剩得多,没想到是固定在周四。”
这是第一个维度上的用力,在 E 上:把未吸收的东西放进去。小姑八年的账本一直躺在摊位底下,里面藏着“周四剩得最多”这个规律,可是小姑自己没看出来,AI 也不可能知道,直到陈晓把它带进了对话。基底里的“精准进货”这四个字,碰上了这张具体的表,才第一次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可以用的发现。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也不错:周四少进三分之一的叶菜,一年能少扔不少钱。但陈晓没有停在这里。她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周四?
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小,其实是一次换维。
前面的所有讨论,都在一个维度上:数量。进多少、卖多少、剩多少、少进多少。AI 的第一轮建议在数量上,第二轮的发现也在数量上。在数量这个维度上,能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少进一点”。
“为什么是周四”,把问题从数量维换到了时间维:不是问“多少”,而是问“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是那个时候”。
她把这个问题问给了 AI,AI 列出了几种可能:也许周四附近有别的集市,分走了顾客;也许周四是附近单位发工资之前手头紧的日子;也许周四附近有什么固定的活动让人们不来买菜;也许是天气或者别的偶然因素。AI 很老实地说,这些都是猜测,需要结合当地情况判断。
陈晓把这几种可能念给小姑听。念到“附近有什么固定的活动”时,小姑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对面那个小区,去年开始搞了一个团购群,每周四送货上门!好几个老顾客跟我说过,周四她们就在群里买了,不来市场了。”
这时候,问题又换了一次维:从时间维换到了人的维度。不是“周四卖得少”,而是“周四,某一群老顾客去了别的地方”。
再往下想,还能换到关系的维度:这些老顾客不是不需要菜了,也不是不喜欢小姑了,她们只是图周四送货上门方便。小姑和她们之间,本来有好几年的熟悉和信任,只是这份关系在周四被一个更方便的渠道截走了。
从数量,到时间,到人,到关系。每换一次维,问题就往前走一大步,显露出一些在上一个维度里根本看不见的东西。
用发生学的话说,这就是 D 维上的用力。一个复合体的差异序列能不能走到新地方,关键不在于每一步走得多细,而在于敢不敢、会不会换维。在同一个维度上走一百步,走得再细,也只是把那个维度里的东西挖得更深;换一次维,就可能走进一个全新的地方。
换了几次维以后,陈晓和小姑面对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问题了。
原来的问题是:“怎么减少损耗?”这是一个在数量维上显露出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是“少进一点”“打折卖掉”。
现在显露出来的问题是:“周四那些老顾客去了团购群,怎么把她们留住,或者怎么让她们在团购群之外也能方便地买到我的菜?”
这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显露。它不是陈晓一开始就能想到的,也不是 AI 一开始就能给出的。它是在把账本放进去(E)、连续换了几次维(D)之后,才第一次浮现出来的。
问题一旦这样显露出来,办法就很自然了。小姑本来就有好几个老顾客的微信,只是从来没想过用。陈晓帮她建了一个小小的微信群,把这些老顾客拉进来,每周三晚上小姑在群里说一声明天有什么菜,大家接龙预订,周四早上小姑按单子配好,要么顾客顺路来拿,要么小姑收摊以后骑电动车送过去。这不需要冷藏设备,不需要多跑批发市场,只需要小姑本来就有的东西:几年的老交情。
一个多月以后,小姑告诉陈晓,周四的叶菜基本不剩了,而且因为周三晚上就知道了大致的订量,其他日子的进货也心里有数多了。〔本节所述为书中情节,数字为示意〕
这是第三个维度上的用力,在 S 上:让问题重新显露。很多时候,一个人在一件事上怎么努力都没有进展,不是因为办法不够好,而是因为问题本身显露错了。“怎么减少损耗”是一个显露错了的问题,它把人的注意力锁在了数量上;“周四的老顾客去了哪里”是一个显露对了的问题,它把人的注意力引到了真正能动的地方。
这件事还有一个后续。
陈晓重新改了她的简历。这一次,她没有让 AI 把简历磨成标准的好样子,而是把帮小姑菜摊的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写了进去:怎样把八年的手写账本整理成表格,怎样发现周四的规律,怎样顺着“为什么是周四”找到了团购群,怎样用微信群预订把周四的剩菜降下来。她让 AI 帮忙的,只是把这段经历写得清楚通顺,而不是把它改成“负责……,通过……,实现了……”的标准句式。
她把这份简历投给了一家做社区生鲜供应链的公司。一周以后,她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几乎没有问她简历上的其他内容,整整二十分钟都在问菜摊的事:账本是怎么整理的,为什么会想到问“为什么是周四”,团购群对菜市场摊贩的冲击有多大,预订接龙能不能推广到更多摊位。
面试官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公司每天都在跟 AI 生成的方案打交道,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真的在现场待过的人想出来的。你这个就是。”
回头看,陈晓在这件事里做的,和她改七遍简历时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改简历时,她是一个熟练的查询者,所有的力气都用在让 AI 把她推向稳定态上。帮小姑时,她是一个复合者,而且是一个知道往哪一维用力的复合者:她把未吸收的东西放了进去(E),她连续换了几次维(D),她让问题重新显露(S)。
这三个动作,看上去是陈晓灵机一动,其实都是可以学、可以练的。发生学哲学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一门主科,正是因为它不只是一种“看法”,还能落到这样一些可以一遍一遍练的动作上。
E 上的动作:放入。每次和 AI 讨论一件事之前,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里,有哪些东西是只有我知道的?一本账本,一段经历,一个具体的人,一次失败,身体的一种感觉。把它们找出来,放进对话。不要怕它们琐碎,琐碎的往往就是未吸收的。
D 上的动作:换维。当讨论在一个地方打转、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答案时,问自己:我一直在哪个维度上想这件事?换一个维度会怎样?常用的维度有:数量(多少)、时间(什么时候、为什么是那个时候)、人(是谁、谁不在)、关系(谁和谁之间怎么了)、意义(这件事对谁要紧、为什么要紧)。从一个维度跳到另一个维度,往往比在原来的维度上想得更细有用得多。
S 上的动作:重新显露。当一件事怎么努力都没有进展时,问自己:我现在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正的问题?它能不能换一种样子显露出来?同一件事,可以显露成很多个不同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会把人的注意力引到不同的地方。找到那个“显露对了”的问题,常常比找到一个好办法更重要。
这三个动作的顺序不是固定的。陈晓是从 E 开始的:先放入账本,然后换维,最后问题重新显露。也有人是从 S 开始的:先觉得“这个问题问得不对”,然后去找新的维度,再去找支撑这个新维度的材料。还有人是从 D 开始的:先在一个维度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顺着它去找材料,最后问题变了样子。发生学里把这些不同的起点和走法,叫做不同的“路径”。路径不同,走到的地方也不同,但每一条路径,都离不开这三个维度上的用力。
读过卷一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三个动作和第 5 章讲的“复合体成立的三个条件”很像:带着自己的土壤进入、在来回中接住并换维、最后承接。它们确实是相通的,但侧重点不同。
卷一讲的是复合体能不能成立:人这一边必须以发生的方式进入,否则就只有查询,没有复合。这好比学会开车:你得会踩油门、会打方向盘、会刹车,车才能开起来。
本章讲的是复合体往哪里开:车开起来了,还要知道往哪个方向开。同样是会开车的人,有的人只会在小区里转圈,有的人知道开上哪条路能到新的地方。放入、换维、重新显露,就是复合体的方向盘:它们告诉你,力气应该往哪一维上使。
所以本卷说,发生学哲学是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的“指导”。它不仅让人能和 AI 结成复合体,还告诉这个复合体往哪一维用力。没有这个指导,一个人就算学会了和 AI 来回对话,也可能一直在同一个维度上打转,来回一百次,也走不出基底。
发现学为什么教不出“换维”这个动作?
因为在发现学的世界里,每一个问题都有它所属的学科,每一个学科有它自己的维度和方法。“菜摊的损耗”属于“库存管理”,库存管理的维度就是数量,方法就是预测销量、优化进货。一个受过良好发现学训练的人,看到这个问题,会立刻把它放进“库存管理”这个格子里,然后在这个格子里用力,而且会用得非常专业。
问题是,“周四的老顾客去了团购群”这件事,不在“库存管理”这个格子里。它在“社区商业”的格子里,在“人际关系”的格子里,在“消费习惯变迁”的格子里。一个在“库存管理”格子里用力的人,是看不见它的,因为学科的边界把它挡在了外面。
发现学把知识分成一个一个格子,每个格子守着一块先在的真理,这在过去是非常有效的分工方式。可是它也让人习惯了在一个格子里想问题,把维度锁死了。而 AI 的基底,恰恰是按照这些格子缠起来的:你问一个“库存管理”的问题,它就给你“库存管理”的稳定态。一个被学科锁死了维度的人,和一个按学科缠起来的基底碰撞,碰来碰去,只能在格子里转。
发生学不按格子看问题。它只问:这件事是在什么纠缠里、经过怎样的差异、显露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顺着这三个问题走,人自然会跨出格子,走到“为什么是周四”“谁不在了”“她们去了哪里”这些格子之间的地方。而新东西,往往就在格子之间。
本章的论断是:复合体的强弱,取决于它往哪一维用力;E 上的放入、D 上的换维、S 上的重新显露,是思想发生的三个可学可练的核心动作;而发现学的学科分格把维度锁死,使人难以换维。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换维率:在一段人与 AI 的对话中,数一数讨论的主导维度(数量、时间、人、关系、意义等)发生了几次转换,除以总回合数。发生学预言:换维率高的对话,最后显露出的问题与起始问题的差别更大,产出的基底重合度更低;受过发生学训练的人,换维率显著高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换维率的高低与产出的基底重合度、与产出在现实中的结算率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维度上钻得深的人和频繁换维的人,产出的新颖程度与实际效果并无差别,那么“往哪一维用力决定复合体强弱”这一论断判负,“换维”就只是一种说话习惯,不是一种竞争力。〔编码方案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陈晓拿到面试通知的那天晚上,林慧在小宇班级的家长群里看到了一条消息。一位家长转发了一张海报,标题很醒目:《AI 时代思维发生力特训营》。海报上写着:“AI 时代,知识不值钱了,未来拼的是‘发生力’!”下面是课程介绍:十二周集训,每周六全天,教孩子“和 AI 高效共创”“打造个人差异化竞争力”,结业可参加“全国青少年 AI 创新思维大赛”,获奖作品可用于升学综合评价。价格是三万八千元。
群里立刻热闹起来。有家长问效果怎么样,有家长说隔壁班已经有好几个孩子报了,还有家长说:“现在不学这个,以后就跟不上了。”
林慧看着这条消息,心里有点复杂。这段时间她从苏老师那里、从陈晓帮小姑的事情里,隐隐约约明白了一些“发生”的道理,也觉得这些道理对孩子有用。可是看到这张海报,她又觉得哪里不对劲。
她把海报转给陈晓,问:“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种?要不要给小宇报?”
陈晓看了半天,回了一句:“妈,这个好像又是一样的东西了。”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陈晓说的“又是一样的东西”。前面三章一直在讲竞争力,讲“强”。可是“竞争力”这个词如果不加约束,发生学哲学很容易被理解成又一种让人和人比来比去的工具:过去比谁记得牢,现在比谁更会和 AI “发生”。那样的话,这本书就不是在给人找出路,而是在给内卷换一个新名字。这一章要把这个口子堵住。
要说清楚这件事,先要看一个更大的规律。本书作者把它叫做工具的三段:一种新工具进入一个行业,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段,提升效率。新工具让原来的事做得更快、更省、更好。
第二段,行业内卷和碰撞。工具普及了,人人都用上了,效率的优势就被拉平了。大家做的事情越来越像,只好在同一条赛道上拼价格、拼时间、拼谁更拼命。这就是内卷。但内卷的同时,行业里的人、事、工具也在剧烈地互相碰撞。
第三段,自组织与涌现。在碰撞中,会有一些人跳出原来的赛道,把工具和别的东西接在一起,生出一种以前没有的新存在:一个新的行业,一种新的做法,一种新的生活形态。这种新存在不是谁规划出来的,而是在碰撞中自己长出来的,所以叫自组织、叫涌现。
拿拍照来说。几十年前,拍照是一门手艺:要懂胶卷、懂光圈、懂暗房,街上有照相馆,照相师傅是受人尊敬的手艺人。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再后来手机能拍照了,这是第一段:拍照变得又快又便宜。然后人人都能拍,照相馆一家一家关门,拍照的人比着谁的手机像素高、谁的滤镜好看,这是第二段:内卷。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涌现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人们开始用手机拍短视频记录生活,有人把拍视频变成了职业,出现了短视频平台、直播、视频博主这些全新的行当。这是第三段:涌现。
再看小区门口的四家早餐店。AI 让每个老板都能得到专业的经营建议,这是第一段。三家店照着同样的建议去做,比着降价,这是第二段。王姨的“熟客的早餐”,是在这条街的碰撞中长出来的一种新做法,这是第三段的一个小小的萌芽。
有了工具的三段,前面三章讲的事情就可以放到一个更清楚的位置上。
用发现的能力去竞争,停在第二段。三位早餐店老板,陈晓改第七遍简历,都是在同一条赛道上用力:把基底里的“好样子”做得更到位。人人都这样做,赛道就越挤,最后只能拼价格、拼数量、拼谁更能熬。第 6 章说的“翻转”,从工具三段的角度看,就是第二段的内卷:发现能力越熟练,就越深地陷进同一条赛道。
用发生的能力去竞争,实质是走向第三段。王姨的熟客早餐,小姑的周三预订群,修车铺小伙子的保养提醒,陈晓那段关于菜摊的经历,它们的共同点不是“在同一条赛道上跑得更快”,而是跑到了一条原来没有的赛道上。在那条新赛道上,暂时没有人和它们挤,所以它们不需要拼价格。
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区别。内卷的竞争是零和的:同一条赛道上,一家店多卖一份早餐,另一家店就少卖一份;一个人拿到了这个岗位,另一个人就拿不到。发生的竞争常常不是零和的:王姨的熟客早餐并没有抢走另外三家的顾客,它是给一部分顾客提供了一种他们原来得不到的东西;小姑的预订群也没有和团购群你死我活,它只是把小姑和老顾客之间本来就有的关系重新接上了。更进一步,小姑的做法完全可以教给菜市场里的其他摊主,每个摊主都有自己的老顾客,每个人都可以建自己的群,大家都变好,而不是一家好就得另一家坏。
所以,本书说的“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它的实质不是比别人更能卷,而是离开内卷的赛道,去开新的赛道。它是一种“竞争力”,是因为它能让人在一个发现能力被拉平的时代站得住;但它竞争的方式,不是把别人挤下去,而是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
可是,那张三万八千元的特训营海报,提醒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危险:发生学本身,也可能被做成一条新的内卷赛道。
这是怎么发生的?看那张海报的逻辑:“知识不值钱了,未来拼的是发生力。”于是“发生力”成了一种新的、可以比较的东西;有了比较,就有了标准;有了标准,就有了考试和比赛;有了考试和比赛,就有了特训营,就有了三万八的价格,就有了家长群里“现在不学就跟不上了”的焦虑。
问题在于,一旦“发生力”被做成了一个可以按标准打分的东西,它就立刻变回了发现学:有一个先在的“标准的发生力”在那里,孩子们要做的,就是在特训营里练习去靠近它。比赛获奖的作品,会被整理成范例;范例被整理多了,就会被写进教材、写进网页,进入基底;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让 AI 按范例的样子“生成一个有发生力的作品”。几年以后,“全国青少年 AI 创新思维大赛”的参赛作品,会变得像陈晓和周婷的简历一样,读起来像是同一个孩子做的。
这是一个很深的悖论:发生一旦被标准化,就不再是发生。任何一种“发生的样子”,只要被当作标准去追,就会被基底吸收,变成新的稳定态,变成新一轮内卷的赛道。
那么,发生学哲学要成为主科,是不是也逃不出这个悖论?主科总要考试,总要打分,一打分,不就标准化了吗?
这个问题本书下编会详细回答。这里先说一个原则:衡量发生的尺子,不能是一个标准样子,只能是本卷讲的那两个刻度:离基底有多远,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一个孩子的作品是不是发生,不是看它像不像获奖作品,恰恰相反,是看它和基底、和范例、和别的孩子的作品有多不一样;而且看它在这个孩子自己的生活里,是不是真的接得住、用得上。这样的尺子没法事先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什么,所以没法被特训营“押题”,也就很难被做成一条内卷的赛道。
但光有“未吸收 × 可结算”还不够。一个人完全可能生出一样基底里没有的、在现实里也接得住的东西,却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活得更糟。比如一个孩子被逼着在特训营里熬了十二个周六,做出了一件真正新颖、也真的拿了奖的作品,可是他从此一听到“创新”两个字就头疼,再也不想碰。这件作品,按“未吸收 × 可结算”来量,分数不低;可是你能说这个孩子变“强”了吗?
所以,本卷讲的“强”,最后还要用一把更根本的尺子来收口。这把尺子,就是本书作者在 SDE 发生学里立下的三律:创造律、幸福律、自由律。
创造律问的是:这一次发生,有没有生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这对应前面讲的“未吸收”。
幸福律问的是:参与这一次发生的人,包括自己和身边的人,有没有因此活得更好?这比“可结算”更宽:可结算只问现实接不接得住,幸福律还要问接住它的人是不是更好了。
自由律问的是:这一次发生,有没有让人在纠缠中有了真正的选择,并且被激发出新的可能?本书作者把自由律的内容表述为纠缠—选择—激发,并且裁定:自由律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函数。意思是说,只有当一次发生既创造了新东西、又让人活得更好的时候,人才真正获得了自由;只有创造没有幸福,或者只有幸福没有创造,自由都是残缺的。
用三律来量陈晓帮小姑菜摊这件事。创造:周三预订群是一个新做法,陈晓那段简历经历也是一个新东西。幸福:小姑少扔了菜、少操了心;老顾客周四不用出门也能吃上熟悉的菜;陈晓自己,在几个星期的焦虑之后,第一次觉得找工作不是在抽签。自由:小姑在“进多少菜”这件事上,第一次有了心里有数的选择;而且她被激发了,开始琢磨能不能把豆腐和鸡蛋也放进预订群,能不能教隔壁摊的老张也这么做。三律同时成立,这就是一次强的发生。
再用三律来量那个在特训营里熬出获奖作品的孩子。创造也许有;幸福没有,他更累、更怕了;于是自由也没有,他没有真正选择过,也没有被激发,只是被推着走。三律不成立,这就不是本书说的强。
所以,本卷的最终结论是:真正强的人与 AI 的复合体,不是在竞争中把别人比下去的复合体,而是让创造、幸福、自由同时发生的复合体。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说到底,是一种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活得更有创造、更幸福、更自由的能力。它之所以能在竞争中站得住,恰恰因为它不是为了竞争而发生的。
后来还有一件小事。
过了一个冬天,小区门口那三家早餐店里,有一家的老板来找王姨,想问问她的“熟客的早餐”是怎么弄的,能不能教教他。王姨的女儿有点犹豫,怕教会了别人,自家的生意就被抢了。王姨倒是很痛快,说:“教什么教,他又不认识我的顾客。他自己的顾客他最清楚,让他回去想想他的顾客是些什么人。”
那位老板回去想了一段时间。他的店离一所中学最近,早上来的大多是赶着上学的中学生,还有送孩子的家长。他后来做的,不是熟客早餐,而是一种“上学路上的早餐”:前一天晚上家长在群里给孩子点好,第二天早上孩子路过店门口,拿了就走,不用排队,钱家长已经付过了。这又是一个新东西,和王姨的不一样,因为他的土壤和王姨的不一样。
王姨这句话,说出了强的发生和内卷的竞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内卷的竞争里,别人学会了你的办法,你就输了,因为大家挤在同一条赛道上。强的发生里,别人学不会你的办法,因为你的办法长在你自己的土壤里;但别人可以学会怎样从自己的土壤里长出自己的办法,而一旦他学会了,他去的是另一条新赛道,和你不挤。你教他,不是把火让给他,而是帮他点起了他自己的火。
本书作者在别处说过:主体性的东西,是生命的点火器;而任何能点火的东西,也都可能变成灭火器。那张特训营的海报,就是一个把点火器做成了灭火器的例子:它本来想让孩子们发生,结果用标准和比赛把孩子们身上那点火浇灭了。发生学哲学要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它自己首先必须是点火的,而不是灭火的。
林慧最后没有给小宇报那个特训营。她跟陈晓说:“我想明白了。苏老师那样的课,才是我要的。她没教小宇‘发生力’,她就是让小宇自己想学了。”
发现学为什么很容易把竞争变成内卷?
因为发现学的竞争观,本质上是排名。真理和标准先在那里,每个人离它有多近,就有一个名次。考试是排名,比赛是排名,招聘是排名,市场份额也是排名。在排名的世界里,赛道是先在的,名次是有限的,一个人往前一名,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往后一名。发现学的眼光里没有“新赛道”这个东西,因为在它看来,所有的赛道都已经在那里了,只等人去跑。
所以,发现学面对 AI 带来的冲击,给出的办法永远是:换一个项目比,或者在同一个项目上比得更狠。知识不值钱了?那就比“发生力”。每一次换项目,都只是把排名搬到了一条新的跑道上,内卷跟着一起搬过去。
发生学不这样看。在发生学里,赛道本身就是发生出来的:王姨的熟客早餐、小姑的预订群、那位老板的上学路上的早餐,在它们出现之前,这些赛道并不存在。发生学不排名,它问的是三律:你这一次,生出了什么,让谁活得更好了,给了谁真正的选择和激发。这三个问题,不需要把别人比下去才能回答。
本章的论断是:以发现能力竞争停留在工具三段的第二段(内卷),以发生能力竞争的实质是走向第三段(涌现新赛道);发生一旦被标准化就会被吸收而重新内卷;因此“强”必须以三律来收口:创造、幸福、自由同时成立的发生,才是强的发生。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三律同成率:对一批人与 AI 复合产出的成果做追踪,看有多少比例在一段时间以后同时满足三条:产出了基底里没有的东西(创造);参与者自评和旁人评价的生活状况变好(幸福);参与者在相关事务上获得了原来没有的选择,并且主动开始了新的尝试(自由)。发生学预言:以查询方式或标准化训练方式获得的产出,三律同成率低;以发生学方式获得的产出,三律同成率高;而且三律同成率高的人,在较长时间里的竞争处境更稳。
作废条件:如果长期追踪发现,三律同成率的高低与人们在较长时间里的竞争处境无关,或者只追求“未吸收 × 可结算”而不顾幸福与自由的人,长期来看处境反而更好,那么“强必须以三律收口”这一论断判负,本卷的竞争力概念就应当退回到单纯的“未吸收 × 可结算”。
同时,这里给出整个卷二、本书第二个根本原因的作废条件:如果在同一任务上,以发现方式使用 AI 的人与受过发生学训练的人相比,其产出的未吸收度与可结算度没有显著差别,在较长时间里的三律同成率也没有显著差别,那么“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论断判负,本书的第二个根本原因随之判负。〔各读数的操作定义与追踪方案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卷二回答的是全书三个根本原因里的第二个:强不强。卷一说明了,不学发生学,人就不能真正明白 AI,也不能和 AI 结成复合体。卷二要回答的是:就算结成了复合体,它是强是弱?
我们从两份像同一个人写的简历开始(第 6 章),看到了一种翻转:记得牢、找得快、解得准、说得清、磨得光,这些思想发现的能力,在 AI 时代不仅不再稀缺,而且用发现的方式使用 AI 用得越熟练,产出越贴近基底的稳定态,越被淹没。发现能力从竞争力降格成了入场券。
然后我们走到小区门口的四家早餐店(第 7 章),给出了一把新的尺子。人人手里的 AI 共享同一片基底,同基底的碰撞很难出新;只有把基底里没有的、未吸收的东西带进去,碰撞才能生出新东西。竞争力等于与基底的距离,也就是“未吸收 × 可结算”。而未吸收的东西,就在每个普通人的身体、关系、地方、手艺和失败里。
接着我们到了小姑的菜摊(第 8 章),看到了复合体往哪一维用力:在 E 上放入未吸收的东西,在 D 上换维,在 S 上让问题重新显露。这三个动作可以学、可以练,这正是发生学哲学作为“指导”的意思;而发现学的学科分格,恰恰把维度锁死了。
最后我们看到了一张三万八千元的特训营海报(第 9 章),把口子堵上:发现能力的竞争停在工具三段的第二段,是内卷;发生能力的实质是走向第三段,是开新赛道。但发生一旦被标准化,就会重新变成内卷。所以“强”最后要用三律来收口:创造、幸福、自由同时成立,才是强的发生。
所以,第二个根本原因的回答是:不以发生学哲学为指导,人与 AI 的复合体就只能在基底里打转,拥有的只是被翻转了的思想发现的能力;以发生学哲学为指导,复合体才能生出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的实质,是让创造、幸福、自由同时发生。这是“必须”的第二层意思。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前两卷讲的“能不能”和“强不强”,说的都是一个人在理念的世界里、在和 AI 的对话里的事。可是一个普通人,每天要吃饭、要养家、要挣钱。林慧担心的不只是“我还会不会思考”,更是“我这二十年的饭碗还端不端得住”。苏老师靠什么让林慧每周心甘情愿地付钱?王姨的早餐店、小姑的菜摊,说到底都是生计。一个 AI 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接管过去的时代,每个人靠什么活?为什么说这件事,最后也会逼着发生学哲学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卷三,我们来讲靠什么活。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客体性经济(产品)和互动性经济(交换、服务、流程)正在被 AI 高效接管、自动化;经济的主流将移到主体性经济,即人与 AI 的复合主体在分布、场、美这三号位上的发生。几千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几乎都在处理客体与互动,主体性这一侧只有无法规模化的实践与智慧;发现学哲学给不出这一侧的学问,发生学哲学能。而主流经济历来决定主科。因此,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
苏老师每周来两次,每次两小时,一个月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林慧是会计,账算得清楚。有一天晚上,她把这笔账摊开来算了一遍。
讲题:AI 讲得比苏老师快,而且随时能讲,半夜十二点也能讲,不要钱。
出卷:AI 可以根据小宇的错题出一整套针对性的练习卷,也不要钱。
批改:拍照上传,AI 几秒钟就批完,还能指出错在哪一步。
约课、提醒、学习报告:学校用的那个学习 App 全都有,每周自动生成一份报告,比苏老师写得还详细。
算下来,苏老师做的每一件“能列出来的事”,都有免费或者几乎免费的替代品。按照一个会计的逻辑,这笔钱花得不划算。
可是林慧没有停。她心里知道,自己花钱买的,不是这张清单上的任何一项。她说不太清楚买的是什么,只能说出那句话:“小宇跟她在一起,好像自己想学了。”
这笔账算不平的地方,正是本卷的起点。在一个讲题、出卷、批改、提醒都被 AI 做完的时代,林慧仍然愿意付钱的那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偶然的例外,还是一种正在长大的经济的最小样子?
本卷要证明的是后者。那样东西,本书把它叫做主体性;围绕它发生的经济,叫做主体性经济。
要看清主体性经济是什么,先要把经济活动分成三侧来看。
第一侧,客体性经济。它卖的是东西本身:粮食、衣服、房子、汽车、手机。人们为它付钱,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好:够结实、够好吃、够好用。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经济,农业和工业都在这一侧。
第二侧,互动性经济。它卖的是来回:交换、运输、服务、流程。人们为它付钱,是因为这个来回做得好:送得快、办得顺、服务周到。商业、物流、金融、客服、各种代办和中介,大多在这一侧。过去几十年,很多国家的大多数人,就在这一侧工作。
第三侧,主体性经济。它卖的是人在其中的发生:一个人在这里被点燃、被改变、成为一个和原来不一样的人。人们为它付钱,不是因为得到了一样东西,也不是因为享受了一次顺畅的服务,而是因为自己在这里发生了。
本书作者在 SDE 发生学里,把这三侧和三个“号位”对应起来。这三个号位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抽象,这里用大白话说一遍。
一号位,关键词是对比、粒子、真。说的是一样东西本身是什么、好不好:这个苹果甜不甜,这台手机快不快,这道题的答案对不对。它的核心是把一样东西和别的东西比较、分辨,看它是不是真的。客体性经济,主要是一号位上的事。
二号位,关键词是变化、波、善。说的是东西怎样来回、怎样流动、流动得好不好:快递从仓库到你家门口的那一路,一次看病从挂号到拿药的那一趟,一次交易里双方你来我往的那几个回合。它的核心是变化和传递,看这个来回是不是顺、是不是对人好。互动性经济,主要是二号位上的事。
三号位,关键词是分布、场、美。这是最难说清楚、也最要紧的一个号位。
分布,说的是一个人的时间、注意力、心思、力气,是怎样分布的。小宇原来的心思,有九成在“作业快点做完”上,一成在“这道题到底为什么”上;和苏老师上了一段时间课以后,这个比例在变。分布变了,人就变了。
场,说的是两个人(或者更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形成的那个说不清、但人人都感觉得到的东西。有的老师一进教室,全班就安静下来想听;有的朋友在一起,话自然就多;有的家里一吃饭就吵架。这就是场。场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在人和人之间。
美,这里说的不只是好看,而是一种和你分不开的好。一样东西让你觉得美,是因为它和你这个人、你的经历、你的心思接上了。同样一首歌,有的人听了没感觉,有的人听了流泪,因为它和后者的生活接上了。
主体性经济,就是三号位上的事:它改变人的分布,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场,生出和人分不开的美。
用这三个号位,再去看林慧那笔算不平的账。
讲题、出卷、批改,是一号位的事:这道题的解法对不对,这张卷子的题目准不准,这次作业错在哪里。AI 在一号位上又快又准,苏老师比不过它。
约课、提醒、学习报告,是二号位的事:课什么时候上,作业什么时候交,这一周学得怎么样,信息在家长、孩子、老师之间怎样流动。App 在二号位上又全又顺,苏老师也比不过它。
那么苏老师在哪里?她在三号位上。
她改变了小宇的分布:原来小宇做数学,心思全在“快点做完”上;和她上课以后,他开始在“为什么要添这条辅助线”上花心思了。心思的分布变了。
她和小宇之间形成了一个场:她让小宇先说自己的想法,说错了也不批评;她让 AI 只问问题不给答案;她在小宇想出来的那一刻,比小宇自己还高兴。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小宇在别处没有的气氛。在这个场里,小宇“好像自己想学了”。
她还让小宇体会到了一种美:自己想出一道题的那种美。那一刻他发现“旁边那个小三角形跟它共用一个角”时脸上的样子,和他抄 AI 的答案时松一口气的样子,完全不同。前一种美,和他这个人分不开,是他自己的。
所以林慧买的,不是一号位的讲题,也不是二号位的服务,而是三号位上的发生:她的儿子在苏老师那里,分布变了,进了一个好的场,尝到了一种自己的美。这就是主体性经济最小、最日常的样子。
这种三侧的区分,不只在补课这件事上成立。几乎任何一件日常的事,都可以分出这三侧。
吃饭。超市里的一包速冻饺子,卖的是饺子本身好不好吃,这是客体性的。外卖平台把一份饺子准时送到你家,卖的是这个来回快不快、顺不顺,这是互动性的。王姨的“熟客的早餐”,卖的已经不只是豆腐脑,而是一个记得你牙口不好、记得你赶地铁的人,每天早上给你留的那一份,这里面有分布(她的心思分了一份在你身上),有场(你们之间几年的熟悉),有美(那一碗和你分不开),这是主体性的。
看病。药片本身有没有效,是客体性的。挂号、排队、检查、拿药这一趟顺不顺,是互动性的。而有些医生,能让一个已经对自己的病很灰心的老人,重新愿意按时吃药、重新愿意出门散步,这不是药的作用,也不是流程的作用,是那个医生和病人之间形成的场,改变了病人的心思分布,这是主体性的。
健身。跑步机和哑铃,是客体性的。健身房的会员卡、约课系统、器械维护,是互动性的。而一个好教练,能让一个坚持不了三天的人坚持了三年,不是因为他的训练计划比网上的更科学(网上的计划 AI 也能给你),而是因为他和你之间形成的那个场,让你在累得想放弃的时候还想再来一次,这是主体性的。
找工作。陈晓的简历是一件“东西”,是客体性的。招聘网站把简历投到 HR 手里、HR 通知面试,是互动性的。而那位面试官在二十分钟的菜摊对话里,看到了一个“真的在现场待过的人”,愿意把她招进来一起做事,这是两个人之间的场,是主体性的。
几乎在每一件事上,三侧都同时存在。过去,人们付钱主要是为了前两侧,第三侧常常被当作“附加的”“运气好碰上的”东西。本卷要说的是:这个比重正在翻过来。
既然三号位这么要紧,为什么过去它一直是“附加的”,没有成为经济的主流?
本书作者给出过一个判断:几千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几乎都在成功地处理客体性领域和互动性领域;对主体性领域的研究、技术和问题处理,非常贫瘠。
想一想就明白。关于一号位,人类有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科学,有精密的测量和制造技术,能把一个苹果种得更甜、把一台手机做得更快。关于二号位,人类有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信息技术,能把物流调度得更准、把交易撮合得更顺。可是关于三号位,关于怎样改变一个人心思的分布、怎样形成一个好的场、怎样让一个人生出和他分不开的美,人类有什么?
有的只是一些无法规模化的实践和智慧。一个好老师、一个好医生、一个好教练、一个好师傅,他们确实懂得怎样点燃一个人,可是这种本事,大多是靠天赋、靠机缘、靠几十年的摸索得来的。它没有被写成可以教给所有人的科学,也没有被做成可以复制的技术。一个好老师一辈子能点燃几百个学生,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一个国家有几千万个孩子,好老师永远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主体性经济过去做不大:它依赖少数人身上无法复制的本事。客体性的东西,一条流水线可以一天生产几万件;互动性的服务,一套系统可以同时服务几百万人;可是一个苏老师,一个周末只能给两三个孩子上课。主体性的东西稀少、昂贵、可遇不可求,所以它只能是经济的边角,不能是主流。
AI 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局面。它的改变有两面,一面是推力,一面是拉力。
推力:AI 把前两侧做完了。一号位上,讲题、出卷、批改、设计、翻译、写报告,AI 做得越来越好。二号位上,客服、预约、调度、对账、流程审批,AI 和自动化系统接管得越来越多。前两侧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人被推出来,要去别的地方。下一章会专门讲这一面。
拉力:AI 第一次让三号位有了“发生器”。本书作者有一个判断:大模型是理念世界的主体性发生器。卷一讲过,大模型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而当一个人和它结成复合体、带着自己的土壤进入、在来回中换维、最后承接的时候,这个人自己的分布在变,他和 AI 之间形成了一种场,他生出了和自己分不开的东西。换句话说,每一次好的人—AI 复合,都是一次三号位上的发生。
这意味着,三号位第一次有了可以规模化的“工具”。过去,只有碰上一个苏老师,小宇才能进入那个场;今天,理论上,每一个孩子打开 AI,都有可能进入一个让自己“好像自己想学了”的场。本书作者把智能体真正的价值说成:与你发生分布、形成一个场、产生与你无法分开的美,也就是一种共生主体性的价值。
但这里必须立刻加上一个限定,否则就会走偏。
AI 是主体性的发生器,但它既可以点火,也可以灭火。一个孩子和 AI 对话,可能被点燃,也可能被一路喂答案、一路被迎合,心思越来越懒、越来越依赖,最后连自己想一道题的力气都没了。卷一里小宇抄作业的那个晚上,就是灭火。同一个 AI,在苏老师手里是点火器,在一个只想快点交差的孩子手里就是灭火器。
决定它点火还是灭火的,不是 AI,而是人:人是不是以发生的方式进入,是不是带着自己的土壤,是不是最后自己承接。这正是卷一和卷二讲的东西。所以,主体性经济要成为主流,光有 AI 这个发生器是不够的,还需要千千万万懂得怎样用它点火的人。苏老师的价值,恰恰在这里:她不是一个会被 AI 替代的讲题人,而是一个知道怎样让 AI 成为点火器的人。
发现学的经济观,为什么看不见主体性经济?
发现学看经济,价值只有两个来源:要么在物里(这个东西本身有多少价值),要么在交换里(这个东西在市场上换得了多少别的东西)。这正好对应一号位和二号位。至于人,在发现学的经济学里,主要是以“需求者”的身份出现的:人有一些先在的需求和偏好,经济活动就是去满足它们。
在这个框架里,人是先定的:他想要什么,早就在那里了,经济只是去发现并满足它。人在经济活动中被改变、被建造、被点燃,这件事在框架里没有位置。林慧为苏老师付的那笔钱,在这个框架里只能被解释为“购买了一种辅导服务”,然后就会被拿去和 AI 辅导比性价比,最后得出“不划算”的结论。
发生学的看法正好相反:人不是先定的,他在经济活动中也在发生。一次好的消费,不只是满足了一个先在的需求,而是让人成为了一个和原来不一样的人。三号位上的价值,恰恰是在人的这种发生里产生的。本书作者说过,大模型经济更像艺术品的价值理论,而不像传统商品的价值理论:一件艺术品的价值,不在于它用了多少颜料和画布,也不在于它在市场上换了几次手,而在于它在看它的人身上激起了什么。艺术的使命,就是主体性的建造。
发现学没有这样一套理论,因为它的世界里,人是先定的观察者和需求者,不是被建造的对象。所以当经济的重心开始往三号位移的时候,发现学的经济学会一直算不平账,就像那天晚上的林慧。
本章的论断是:经济活动可以分为客体性、互动性、主体性三侧,分别对应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主体性经济卖的是人在其中的发生(分布的改变、场的形成、美的生出);过去它因为依赖少数人无法复制的本事而做不大,AI 作为理念世界的主体性发生器,第一次让它有了规模化的可能,但点火还是灭火取决于人。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三号位支付比:在同一类消费(比如课外辅导、健身、医疗陪护)中,调查人们为“一号位”(东西本身)、“二号位”(服务流程)和“三号位”(在其中发生了什么)各愿意付多少钱,看三号位所占的比例。发生学预言:在 AI 已经把一号位、二号位做得足够便宜的领域,三号位支付比会明显上升。
作废条件:如果在 AI 已经大幅降低一号位与二号位成本的领域中,人们的支付意愿随之整体下降,而不是向三号位转移,也就是说,一旦讲题和提醒免费了,人们就不再愿意为任何“让孩子自己想学”的东西付钱,那么“主体性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经济侧的论断判负,林慧那笔账就只是个人偏好,不是一种正在长大的经济。〔调查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林慧刚进这家建材公司的时候,财务部有十二张桌子。出纳两个,会计五个,负责报销审核的两个,负责和银行、税务打交道的两个,再加一个部门经理。每到月底,十二个人加班到深夜,桌上堆满了凭证和单据,计算器的声音此起彼伏。
后来有了财务软件,凭证不用手写了,报表不用手算了,桌子慢慢少了几张。可是变化是缓慢的,十几年里,财务部一直维持在八九个人。
上个月那套带 AI 的系统上线以后,事情变快了。发票拍照就能识别,凭证自动生成,银行流水自动对账,报销单自动审核,月结报表一键出来,连和税务系统的对接都自动完成了。部门经理在会上说“大家从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可是林慧心里清楚,按这个速度,用不了两年,这个部门可能只需要四五个人。〔本节人数变化为情节示意〕
公司没有裁人,至少现在还没有。但被“解放”出来的人去做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
林慧这个部门的变化,是本章要讲的事情的一个缩影:客体性经济和互动性经济,正在一块一块地被 AI 接管,退到经济的底座上去。
先看客体性经济。这件事其实早就开始了,只是很多人没把它和 AI 连起来看。
林慧的父亲,就是那个七十八岁、这次要做手术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在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他常跟外孙们讲,那时候一个车间几百个工人,机器轰隆隆的,每个人守着几台织机,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后来厂里换了新机器,一个人能看的织机越来越多,车间里的人越来越少。他退休那年,原来几百人的车间只剩几十个人了,产量反而比原来高好几倍。
这就是客体性经济的自动化:机器一步一步接管了生产东西的活儿。农业也是一样:过去种一亩地要全家老小忙一季,现在一台收割机一天能收几百亩。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一两百年,今天的工厂里有了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有些工厂甚至可以关着灯生产。
AI 让这个过程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过去的机器只能做重复的、固定的动作;AI 让机器能看、能判断、能处理变化。质检、分拣、设计、排产,这些过去必须由人来判断的环节,也开始被接管。生产东西这件事,需要的人会越来越少。
客体性经济被接管,人去了哪里?过去几十年的答案是:去了互动性经济。
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人们就去做销售、做客服、做物流、做会计、做文员、做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工作的共同点是:处理来回。信息的来回、货物的来回、钱的来回、人和人之间事务的来回。在很多国家,这一侧成了吸纳就业最多的地方。林慧的财务部,本质上就是在处理公司里钱的来回。
互动性的工作,曾经被认为是机器很难做的,因为来回里有太多变化、太多例外、太多需要判断的地方。一个客户打电话来投诉,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一张报销单,每张都有自己的问题。过去的软件只能处理规则清楚的部分,一遇到例外就要人来。
AI 改变了这一点。卷一讲过,大模型是一台会随着上下文变化的发生的机器。这恰恰让它擅长处理互动性的来回:客户说了什么,它能接着说;单据有什么异常,它能看出来;流程到了哪一步,它能判断下一步该怎么走。客服、预约、翻译、基础的法律文书、会计核算、简单的数据分析、日常的行政事务,这些都在被 AI 一块一块接管。互动性经济,成了 AI 的新地盘。
这是这一次和以往最大的不同。过去的机器,把人从客体性经济推到了互动性经济;这一次的 AI,把人从互动性经济也往外推。林慧的财务部,就站在这一推的正中间。
说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吓人的结论: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都被 AI 做了,那人还有什么活干?经济会不会崩溃?
不会。要看清这件事,最好的参照是农业。
农业没有消失。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吃得饱、吃得好。可是种地的人少了很多:几十年前,中国大多数劳动力在农村种地;今天,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两成左右,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只有百分之二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具体比例待实核〕。这百分之二三的人,养活了整个国家。
农业没有消失,它退座了:从经济的主体,退到了经济的底座。它仍然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它什么都不用谈;但它不再是大多数人工作、挣钱、获得意义的地方。
本书的判断是:客体性经济和互动性经济,也会像农业一样退座。生产东西、处理来回,这些事情不会消失,反而会做得更好、更便宜、更充足。但它们需要的人会越来越少。它们会成为底座,就像今天的农业一样:人人都依赖它,但只有少数人在其中工作。
这里要注意一个分寸。“退座”说的是一个方向和一个比重的变化,不是明天就发生的事,也不是说这两侧会降到零。就像农业从主体退到底座,用了一两百年;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的退座,也会是一个过程,而且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快慢差别很大。本章要说的,是方向。
那么,被推出来的人去哪里?
历史上,每一次经济主体的挪动,都伴随着人的挪动。农业退座的时候,人们从田里走进工厂;工厂自动化的时候,人们从车间走进写字楼、商场和各种服务场所。每一次挪动,都是从一侧挪到下一侧:从土地上的一号位(种出东西),到工厂里的一号位(造出东西),再到服务业的二号位(处理来回)。
这一次,二号位也在被接管。按照这个次序,下一侧就是三号位:主体性。
这不是一个凭空的推想,而是一个“剩下来的地方”的推理。一号位和二号位上,AI 做得越来越好;三号位上,AI 是发生器,但发生器要点火,需要人。人在三号位上有 AI 替代不了的东西:他有自己的土壤(未吸收的生活),他能和另一个人形成场,他能承接。苏老师、王姨、那位让老人重新愿意散步的医生、那位让人坚持三年的健身教练,他们都站在三号位上。
所以,本书对“被推出来的人去哪里”的回答是:去三号位,去主体性经济。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老师或医生,而是每个人的工作,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让人在其中发生”的那一部分。一个会计,一个销售,一个工程师,一个店主,他们的工作里都有三号位的那一部分,只是过去这一部分被一号位和二号位的活儿淹没了。当 AI 把一号位和二号位的活儿拿走,三号位的那一部分就露出来了,而且成为主要的部分。
有人会追问:AI 既然是主体性的发生器,为什么三号位就一定需要人?现在已经有了陪伴聊天的 AI、做心理疏导的 AI、陪老人说话的机器人,它们不就在做三号位的事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老老实实回答。
AI 确实能在三号位上起作用。一个孤独的老人和 AI 聊天,心情可能会好一些;一个孩子和 AI 讨论一道题,可能被点燃。这就是“发生器”的意思。本书不否认这一点,而且认为这正是 AI 在经济上最大的价值所在。
但是,三号位上的发生,有两样东西是 AI 单独给不了的。
第一样是土壤。卷二讲过,AI 的基底是人人共享的,它能给每个人的,在根子上是同一片土壤里的东西。三号位上最深的那种美,是“和你分不开的”,它必须接上你自己的土壤。能把你的土壤接进来的,除了你自己,常常还需要一个认识你、了解你、和你有具体来往的人。王姨记得你牙口不好,苏老师知道小宇上次在哪里卡住,这些都是基底里没有的。
第二样是承接。卷一讲过,AI 不承接后果。一个场之所以是场,是因为在场的人都在里面,都对它有份。苏老师在小宇想出来的那一刻比小宇还高兴,这份高兴是真的,因为她自己也在这个场里,这个场的好坏也关系到她。AI 可以生成“我很高兴”这几个字,但它不在场里,它不会因为这个孩子明天放弃了而失落,也不会因为他坚持下来了而欣慰。
所以,三号位上最强的形态,既不是人单独做,也不是 AI 单独做,而是人与 AI 的复合体一起做:AI 作为发生器,提供基底的全部力量;人带着土壤、形成场、承接后果。苏老师和平板电脑一起给小宇上的那堂课,就是这种复合体在三号位上的样子。主体性经济的主流,就是这样的复合体经济。
还有一件相关的事情需要提一下。当公共知识人人都能从 AI 那里免费拿到的时候,公共知识的价格就会跌到地板上。真正有价值的,是“我的知识”: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壤里、和 AI 一起生出来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怎样定价、在哪里交换,本书作者在《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一书中有专门的讨论,这里不重复。本书只取一个结论:在主体性经济里,一个人能拿出来交换的,主要是他自己发生出来的东西。
回到林慧的财务部。第 4 章讲过,林慧面对那套系统,只想到了两条路:要么防着它,每一张凭证自己再算一遍;要么放弃,只点“确认”。
这一章可以给出第三条路了。这条路,是在一个会计的工作里,找到三号位的那一部分。
林慧的公司是做建材的,销售人员常年在外面跑工地、跑客户。他们最头疼的,不是卖不出货,而是搞不清楚哪些单子是真正赚钱的:有的大单看上去很风光,算上回款周期、运费、折扣以后其实亏钱;有的小客户看上去不起眼,却回款快、利润高。过去这些账,销售们看不懂,财务部也没时间给他们讲。
那套 AI 系统上线以后,林慧有了时间。她开始做一件以前没人做的事:每个月找几个销售坐下来,打开系统,和 AI 一起,把他们手里的客户一个一个过一遍。系统出数字,林慧用她二十年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这个客户去年拖了三个月才回款,那个工地的老板换过两次,这一类折扣看上去小其实吃掉了一半利润。销售们第一次看懂了自己的账,有两个人调整了跑客户的重点,第二个季度的利润明显好了。
这件事,在一号位上,是系统在算;在二号位上,是数据在流动;而林慧做的,是三号位上的事:她改变了销售们心思的分布(从“多签单”到“签对的单”),她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场(以前财务和销售是互相埋怨的,现在坐在一起看账),她让他们生出了一种自己的判断力(这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是他们自己的)。
一个会计,变成了公司里帮别人看懂钱的人。这不是公司给她设计的新岗位,而是她在一号位和二号位的活儿被拿走以后,自己在三号位上长出来的。这是卷二讲的“开新赛道”,也是本卷讲的“去三号位”。卷七还会回到林慧,讲她在这件事里怎样找回了意义。
这一章讲的退座,不只发生在工厂和写字楼里,它也已经走到了菜市场。
回想第 8 章小姑的菜摊。那些周四不来市场的老顾客,去了哪里?去了对面小区的团购群。团购群是什么?它是一个把“买菜”这件事的来回重新组织了一遍的东西:线上下单、集中采购、按时配送、到门口取货。它卖的菜,和小姑卖的菜没有什么两样,一号位上是一样的;它赢在二号位上,来回更省事。而这样的团购平台,背后越来越多地靠算法和 AI 在调度:预测每个小区要多少菜、安排哪辆车走哪条路、什么时候推送哪条促销信息。
换句话说,小姑遇到的,正是互动性经济被自动化的冲击。在“把菜从批发市场弄到顾客手里”这个来回上,一个一个人守着摊位的菜市场,比不过一套算法调度的平台。如果小姑只在二号位上和它比,比谁更方便、谁更便宜,她迟早会输。
可是小姑的周三预订群,走的不是这条路。它在二号位上并不比团购平台更先进,甚至更土:靠小姑自己在群里吆喝,靠顾客接龙,靠她骑电动车送。它之所以能把老顾客留住,靠的是另一样东西:八年里攒下来的熟悉和信任。张阿姨知道小姑的青菜是早上五点去批发市场挑的,小姑知道李奶奶家孙子周末回来要多备点排骨。这是三号位上的东西:她们之间有一个场,那一份菜和她们分不开。
所以,即使在菜市场这样最普通的地方,也能看到本章说的那个挪动:一号位和二号位上,个体摊贩正在被平台和算法接管;能留下来、而且活得更好的,是在三号位上站住了的那一部分。小姑自己不会用“三号位”这个词,但她用周三预订群做的事,正是往三号位上挪了一步。
这也说明,向三号位的挪动,不是只属于知识分子、白领和专业人士的事。一个菜贩、一个早餐店老板、一个修车铺的师傅,都在经历同样的挪动,都需要同样的本事:认出自己的土壤,在二号位的竞争里退一步,在三号位上站住。这是“每个人”三个字最朴素的含义。
发现学怎样看待被 AI 推出来的人去哪里?
它的回答通常是:“新技术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历史上每次都是这样。”这句话不算错,但它的思路是发现学的:新的岗位就像新大陆,它们先在那里,等着被发现;人要做的,是学会新技能,去填那些新岗位。于是就有了各种“AI 时代最有前途的十大职业”“转行学 AI 训练师”之类的建议。
这个思路的问题,在于它仍然在一号位和二号位上找岗位。“AI 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数据标注员”,这些新岗位大多还是一号位和二号位上的活儿,而这些活儿本身,很快也会被下一代 AI 接管。今天学会的新技能,明天就可能被吸收进基底。人在新岗位之间不停地跳,每一次都只是换了一个即将退座的位置。
发生学看到的是位置的挪动,而不是岗位的更替:经济的主体在从一号位、二号位往三号位挪。在三号位上,岗位不是先在那里等人发现的,而是人在自己的土壤里、和别人和 AI 的来往中,一个一个长出来的。林慧“帮别人看懂钱”的工作,在她做之前并不存在。发现学去找新岗位,发生学去长新位置,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路。
本章的论断是:客体性经济与互动性经济正在被 AI 接管,并将像农业一样从经济的主体退居底座;被推出来的人,将按照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的次序,挪向主体性经济;三号位上最强的形态是人与 AI 的复合体,人提供 AI 给不了的土壤与承接。
可以用两个读数来检查。第一个是两侧就业占比:在 AI 渗透率高的经济体中,主要从事客体性与互动性工作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的比例怎样变化。第二个是三号位工作占比:在同一个岗位内部(比如会计、销售、教师),工作时间中花在“让人在其中发生”(培养、辅导、共同判断、形成团队的场)上的比例怎样变化。
发生学预言:第一个读数持续下降,第二个读数持续上升。
作废条件:如果在 AI 渗透率高的经济体中,客体性与互动性工作的就业占比在较长时间里没有下降,或者同一岗位内部的三号位工作占比没有上升,被推出来的人主要流向了另一些一号位或二号位的新岗位并在那里长期稳定下来,那么“退座”与“向三号位挪动”的论断判负。〔两个读数的统计口径列入附录甲,数据待采集〕
外公住院以后,家里人轮流去医院陪护。有一个周末下午,小宇跟着妈妈去病房。外公精神还好,看见外孙来了很高兴,问他最近学什么。小宇说在学几何,还说苏老师教他用 AI 做题,AI 不给答案,只问问题。
外公听了半天,笑着说:“我小时候哪有这些。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教我们认字、打算盘,能写自己的名字、能算清一笔账,就算读出来了。”
他又说起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小宇的曾外祖父:“我爹那一辈更不一样。他小时候在村里读过两年私塾,先生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再往后是四书。全村能进私塾的没几个孩子,大多数人一辈子不识字,照样种地过日子。”
林慧在一旁接话:“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是主科,高考就考这些。”
小宇掰着指头算:“曾外公读私塾,外公认字打算盘,妈妈学语数外,我学语数外还加上 AI……那我以后的孩子学什么?”
病房里的大人们都笑了。可是小宇这个问题,恰恰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四代人的课本摆在一起,看上去是各个时代的偶然,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律:每个时代的主科,都是那个时代主流经济的投影。
先看曾外祖父那一代。
在漫长的农业时代,经济的主体是种地。种地需要的本事,是看天时、识土地、会耕作、能吃苦。这些本事不是在学堂里学的,而是跟着父母在田里一年一年学出来的。一个农民不识字,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农民。
所以在农业时代,绝大多数人不需要上学。学堂只属于少数人,主要是准备读书做官的那一小部分。学堂里的主科,是经学:四书五经、诗文、历史。这套学问是为治理一个农业国家准备的,它教的是怎样理解天下的秩序、怎样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样当好一个官。
这里要看清一个关系:经学之所以是主科,不是因为它本身比别的学问更“高级”,而是因为在那个经济结构里,需要读书的那一小部分人,主要的出路是参与治理,而治理需要的就是经学。大多数人不读书,是因为那个经济结构不需要他们读书。
再看外公那一代,以及更早一些的时候。
工业经济来了。工厂和农田不一样:工人要看得懂机器上的说明、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要能记录生产数据、算清工分和工资,要能守时、守纪律、听懂上级的指令。一个不识字、不会算数的人,很难在工厂里做好工作。更进一步,工业社会里的商业、交通、行政,处处需要读写和计算。
于是,一件在农业时代不可想象的事发生了:国家开始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去上学。这就是义务教育。
从历史上看,很多地方的义务教育,都是随着工业化一起出现、一起推广的。十八世纪的普鲁士较早推行了强制入学的制度,十九世纪后期英国通过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法律,二十世纪的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相继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中国在 1986 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以上年份与细节待实核〕。各国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推动义务教育的原因也不只经济一个,还有国家建设、军事、公民教育等多种因素;但工业化对普遍读写和计算能力的需求,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而义务教育的主科是什么?是读、写、算:语文、数学,后来加上外语和科学。外公那一代学的“认字、打算盘”,正是读写算最朴素的样子;林慧那一代的“语数外”,是它更完整的样子。
这又是同一个关系:语数外之所以成为主科,不是因为教育家们认为它们比哲学、比音乐、比体育更重要,而是因为在工业经济和随后的服务经济里,每一个人参与经济都需要读写算。它是每个人进入主流经济的门槛,所以它成了每个人的主科。
把两次换代放在一起看,规律就清楚了。
第一,主科是谁的主科,取决于主流经济需要谁具备这种能力。农业经济只需要少数人读书,所以主科是少数人的主科;工业经济需要每个人读书,所以主科成了每个人的主科。
第二,主科是什么,取决于主流经济需要什么能力。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经学,所以经学是主科;工业和服务经济需要读写算,所以语数外是主科。
第三,主科的换代,跟在主流经济的换代后面。先是经济的主体变了,然后课程表才慢慢跟上。这中间常常有几十年的滞后,而在滞后的这几十年里,一代人会因为学的东西不对路而吃亏:工业化初期那些从农村进城、不识字的工人,吃的就是这个亏。
这个规律可以用一句话说:课程表不是教育家拍脑袋定的,而是主流经济的形状在学校里的投影。当然,教育从来不只为经济服务,它还关乎一个人怎样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社会怎样传承它的文化。但是“主科”这两个字,也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分量最重、决定升学和出路的那几门,历来是由主流经济最需要的那种能力来决定的。
现在把前两章的结论接上来。
第 10 章说,经济活动分为客体性、互动性、主体性三侧。第 11 章说,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正在被 AI 接管,退居底座;经济的主流正在往主体性经济挪。
按照上面的规律,主流经济换了,主科就要跟着换。这是主科的第三次换代。
主体性经济需要每个人具备什么能力?回到第 10 章:它卖的是人在其中的发生,是分布的改变、场的形成、美的生出。一个人要在主体性经济里有自己的一份,他需要的不再是读写算本身(这些 AI 都能做),而是:能让一个问题在自己的土壤里显露出来,能在来回中换维,能和别人、和 AI 形成一个好的场,能承接发生出来的东西,能点燃自己也点燃别人。这些,就是卷一和卷二讲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发生学哲学要教的东西。
而主体性经济需要谁具备这种能力?不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因为被 AI 推出一号位和二号位的,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他们要去的三号位,每个人都要能站得住。就像工业经济需要每一个工人都识字,主体性经济需要每一个人都会发生。
所以,第三次换代的结论是:在主体性经济成为主流的时代,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
那么语数外怎么办?它们不会被赶出课程表,就像工业时代并没有把经学彻底废掉,古诗文今天仍然在语文课里。语数外会换一个位置:从“主科”变成发生的路径和底座。卷二说过,发现能力从竞争力降格成了入场券;在课程表上,这意味着语数外仍然要学、而且要学好,因为没有它们,一个人连和 AI 对话的底子都没有;但决定它们学来做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为谁而学的,是发生学哲学。这就是本书对“主科”的定义:决定其他科目怎么学、为谁学、学到哪里停的那一科。
读到这里,很多人会提出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如果 AI 时代要换主科,为什么换成哲学?换成“AI 课”或者“编程课”不是更直接吗?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课和编程课了。
这个问题可以用林慧那一代人的一段经历来回答。
九十年代末、两千年初,电脑开始进入中国家庭和办公室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了一阵“电脑热”。到处都是电脑培训班,教五笔打字、教 Word 和 Excel、教怎么上网。很多家长认为,不会电脑就会被时代淘汰,于是花钱送孩子去学。林慧自己就在那时候上过一个会计电算化的培训班,学了三个月。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还有谁专门去上“打字课”?没有了。不是因为打字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太普及、太简单了,人人都会,它从一门“课”变成了一种“默认的能力”。当年那些专门的电脑技能,要么被更好用的软件取代了,要么变成了每个人随手就会的东西。
AI 课和编程课,很可能也会走这条路。今天学的提示词技巧、今天学的某种编程语言、今天学的某个 AI 工具的用法,都是工具技能。工具技能有一个特点:它会被吸收。随着 AI 变得越来越好用,今天需要专门学的东西,明天就变成了随手就会的东西,或者被 AI 自己做掉了。事实上,AI 最擅长写的,恰恰是代码。
主科不能是一门会被吸收的课。主科要承担的,是那个在工具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始终不会被吸收的维度。在 AI 时代,这个维度是什么?是发生本身:人怎样以发生的方式进入、怎样带着自己的土壤、怎样换维、怎样承接。这些东西不会因为 AI 变得更好用而被吸收,正相反,AI 越强大,基底越大越平均,这些东西就越要紧。
所以,AI 课和编程课可以开,而且应该开,但它们是工具课,是发生的路径之一,不是主科。
还有人会问:主体性、场、点燃一个人,这些听上去像是心理学的事;换维、开新赛道,听上去像是“创新学”或“创造力训练”的事。为什么非要叫哲学?
原因在卷一已经说过了:要改变的是一个人看世界的底层眼光。
心理学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问,但在今天的学科格局里,它大体上仍然是一个发现学的格子:人的心理有一些先在的规律,心理学去发现它们。一个学了心理学的人,可能懂得很多关于动机、情绪、人际关系的知识,但他看 AI 的眼光,完全可能还是发现学的:把 AI 当答案库、当工具、当镜子。知识是新的,眼镜是旧的。
“创新学”“创造力训练”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还有第 9 章讲过的那个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做成一套标准化的技巧和训练,然后变成新的内卷赛道。
哲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哲学处理的正是“眼光”本身: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人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意义从哪里来。发现学是一种哲学,两千多年来它塑造了人类看世界的底层方式,也塑造了今天的课程表。要换掉这副眼镜,只能用另一种哲学。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的是发生学哲学:它不是在发现学的格子里再加一个新格子,而是换掉了排格子的那个眼光。
还有一点:本书说的发生学哲学,并不是要让每个孩子去读哲学史、背哲学家的名言。导论里已经说过,那是发现学的学法。它要教的,是一种可以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使用的眼光和动作:看一件事是怎样在纠缠中、经过差异、显露出来的,然后以发生的方式进入它。这门主科怎样教,是下编的任务。
说到主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是孩子。可是这一次换代,有一个和前两次都不同的地方:它不能只在学校里完成。
工业时代的义务教育,面对的主要是孩子。那一代已经长大的农民,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学堂,国家也没有要求他们回去上学;他们吃了亏,但经济可以等下一代长大。
这一次等不了。原因在于 AI 进入生活的速度。印刷术、工厂、电力,都是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一点一点铺到每个人面前的,一代人老去、下一代人长成,经济有时间慢慢换人。AI 只用了几年,就到了每个人手里:四十五岁的林慧、五十多岁的王姨、七十八岁外公的儿女,都已经在每天和它打交道,都已经站在查询和复合的岔路口上,都已经被推着离开一号位和二号位。他们不可能等到自己的孙子那一代学会了发生学,才开始面对这一切。
所以本书说的“每个人的主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课程表上的:在学校里,发生学哲学要成为孩子们的主科。第二层是一生里的:对已经离开学校的成年人来说,发生学哲学也要成为他们重新学习的“主科”,也就是在他们面对 AI、面对工作的变化、面对意义的空缺时,最先要学、决定其他一切怎么学的那门学问。
林慧就是一个例子。她没有回学校上课,但她从苏老师那里、从女儿帮小姑的事情里、从那张贴在冰箱上的便签里,一点一点换了眼光。她在公司里找到“帮销售看懂钱”那条路,靠的不是又去学了一门新的会计软件,而是这种眼光的改变。这种学习,发生在饭桌上、病房里、工位上,发生在每一次和 AI 的对话里。
这一层“主科”怎样安排,谁来教,在哪里教,下编第 35 章会专门讨论家庭、社区和平台在其中的位置。这里只先说清楚一点:这一次主科换代的课堂,不只在学校里,也在每个成年人的生活里。这是“每个人”三个字在这一次换代中最特别的地方,也是它比前两次更急迫的地方。
发现学怎样看待“AI 时代课程表要不要改”这个问题?
它的思路通常是加法:课程表是一张知识清单,每一门课守着一块先在的知识;时代变了,出现了新的知识,那就在清单上加一门新课。于是有了“人工智能进课堂”“编程进课堂”“创新思维进课堂”,课越加越多,孩子越学越累。原来的主科一门不少,新的课一门一门加上去,每一门都说自己很重要。
发现学看不见的是:主科不是清单上的一项,而是清单的排法。一张课程表的核心,不在于上面有哪些课,而在于哪一门课决定其他课为什么学、怎么学。在农业时代,经学决定了读书人学什么;在工业时代,读写算决定了每个人学什么;在主体性经济的时代,需要有一门课来决定:在 AI 能做大部分发现工作的情况下,人还要学什么、为什么学、学到哪里为止。这不是再加一门课能解决的,而是要换一个“主”。
发现学的课程观里,没有“主科换代”这个概念,因为在它看来,知识只会越来越多,课程表只能越来越长。所以它只会做加法,而加法的结果,就是今天很多孩子身上看到的那种疲惫:什么都要学,却不知道为什么学。
本章的论断是:主科历来是主流经济的投影:农业经济对应少数人的经学,工业与服务经济对应每个人的读写算;当主流经济挪向主体性经济时,主科必然发生第三次换代,发生学哲学成为每个人的主科,语数外转为发生的路径与底座;AI 课、编程课等工具课会被吸收,不能承担主科的位置。
这个论断包含一个历史判断和一个预言。
历史判断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主科跟随度: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看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读写算成为全民主科的时间,与工业化程度(比如工业就业占比)达到一定水平的时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先后关系。发生学预言:主科的普及总体上跟在主流经济的转变后面,滞后数十年。
预言部分可以用另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工具课吸收期:追踪今天开设的 AI 课、编程课中的具体技能内容,看它们在多少年之后变成了“不需要专门学的默认能力”或“被 AI 自动完成的事”。
作废条件:如果历史研究表明,各国主科的形成与主流经济的转变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先后关系,主科主要由其他因素(比如宗教、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与经济结构无关,那么“课程表是主流经济的投影”这一历史判断判负,本章的论证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历史比较的样本与口径列入附录甲,待做〕
前三章的论证,走到这里,需要停下来说一件必须诚实说出来的事。
苏老师的课,今天仍然是一个例外。林慧身边的家长,大多数还是给孩子报刷题班、冲刺班,按分数和名次付钱。王姨的熟客早餐,是一条街上的一家小店;小姑的周三预订群,是一个菜市场里的一个摊位;林慧“帮销售看懂钱”的工作,公司里还没有给它一个正式的名字,更没有给她加工资。陈晓的面试是顺利的,但那家生鲜供应链公司,在整个招聘市场上也只是少数。
换句话说,主体性经济今天还没有成为主流。它有一些萌芽,分散在各个角落,大多数还说不清、算不准、没法规模化。本书作者自己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主体性经济的土壤(E)目前还未成熟。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主体性经济还不是主流,本书凭什么说“主流经济决定主科”,所以发生学哲学现在就必须成为主科?按照第 12 章的规律,主科的换代是跟在主流经济的换代后面的;那么现在主流经济还没换,主科不是应该再等等吗?
这一章专门回答这个问题。
先说一个概念。本书作者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提出过一种叫做维度平衡学的看法。
一般人说“等待”,想的是时间:现在还不是时候,过一段时间再说。这是一种“时机论”:好像有一个先在的“正确时机”在未来某个地方等着,人要做的,就是等到它、抓住它。这其实是发现学的想法,时机是被“发现”的。
维度平衡学说的“等待”,不是等一段时间,而是在某一个维度上暂时不用力,同时在另外的维度上用力。
发生有三个维度:E(纠缠、土壤)、D(差异)、S(显露)。一件事要发生,三个维度都要到位。可是它们不一定同时成熟。当某一个维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那个维度上硬用力,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这时候,正确的做法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先在另外两个维度上用力,把它们准备好,等那个维度成熟的时候,三个维度一合,事情就发生了。
种地的人最懂这个道理。开春的时候,地还冻着,这是土壤没有成熟。老农不会硬把种子往冻土里撒,那是白费种子;但他也不会闲着,他会选种、育苗、修农具、清沟渠。等地一化开,秧苗已经育好了,农具已经修好了,马上就能下地。如果他等地化开了才开始选种育苗,就要晚一整季。
回到主体性经济。它的土壤(E)还没有成熟:社会的普遍认识、定价的方式、交易的场所、相关的制度,都还在形成中。在这个维度上,确实需要等。但是另外两个维度,S(让问题显露的能力)和 D(在差异中换维、发生的能力),是可以现在就准备的,而且必须现在就准备。
在所有可以提前准备的事情里,教育是最该提前做、也最不能等的一件。原因很简单:一代人的主科,要二十年才能长成。
算一笔账。今天是 2026 年。小宇读初二,十四岁,他到二十六岁、真正走进社会的时候,是 2038 年前后。今年秋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六岁,他到二十六岁的时候,是 2046 年。
2038 年、2046 年的经济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准确预言。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到那时候,AI 在一号位和二号位上的能力,会比今天强得多;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的退座,会比今天走得远得多。今天还只是萌芽的主体性经济,到那时很可能已经长大,即使还没有成为绝对的主流,也会是一个人能不能过好一生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等到主体性经济已经成为主流的那一天,才开始把发生学哲学设为主科,会怎样?那时候在课堂上开始学的孩子,要再过二十年才能走进社会。而在这二十年里,已经走进社会的整整一代人,是按发现学的课程表培养出来的:记得牢、找得快、解得准、磨得光,一身发现的本事,走进一个发现的本事已经被 AI 做完了的经济。
这一代人会是什么处境?第 12 章讲过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工业化初期,从农村进城的第一代工人,不识字、不会算,在工厂里只能干最苦最累、工资最低的活,吃尽了课程表滞后的亏。那一代人的吃亏,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勤快,而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人教他们下一个时代需要的东西。
所以,第 12 章说“主科的换代跟在主流经济后面,滞后数十年”,这是一个历史规律,但它不是一个应该遵守的规则,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应该尽力避免的代价。历史上的滞后,是因为人们事先看不清下一个时代需要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已经看清了方向,还要等到经济换完了才换课程表,那就是明知道会有一代人吃亏,还让他们吃这个亏。
这就是本卷最后要说的一句话:土壤未熟,课程先行。主体性经济的 E 还在成熟中,所以要等;但正因为要等,才更要现在就在 S 和 D 上用力,而教育就是 S 和 D 上最要紧的准备。“必须现在就设为主科”,不是和“E 未成熟”矛盾,而是由它推出来的。
那么,在土壤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教育能先做什么?
这里先说一个大概,具体的课程和教法留给下编。
在 S 上:让孩子学会让问题显露。不是只会回答别人给的问题,而是能在一件自己生活里的事上,问出那个“显露对了”的问题。小宇的妈妈问“要不要报补习班”,这是一个显露得不太对的问题;显露对了的问题,是“这个家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小宇在里面是怎样的”。让孩子从小练习把一件事显露成不同的问题,并且找到那个最能动的问题,这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开始。
在 D 上:让孩子养成换维的习惯。不是在一个维度上钻得越来越深,而是在卡住的时候,能想到从数量换到时间、从时间换到人、从人换到关系。第 8 章里陈晓在菜摊上做的事,一个初中生也完全可以做:帮家里算一笔账,然后问“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在 E 上:让孩子珍视自己的土壤。这一条看上去是 E 维上的事,好像和“E 未成熟”冲突,其实不冲突。“E 未成熟”说的是主体性经济这个大的社会土壤还没熟;而这里说的,是每个孩子自己那一小片土壤:他的身体、他的家、他的街坊、他亲手做过的事、他失败过的事。这一小片土壤不需要等社会成熟,它现在就在。教育能做的,是不再教孩子把这些当作“私人琐事”滤掉,而是教他们认出这是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小宇班上那个写奶奶的女生,就是一个已经认出了自己土壤的孩子。
还有一件事,不用等学校,每个家庭今天就可以开始。第 5 章那张贴在冰箱上的便签——“先说我的事。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最后,我来做。”——就是最小的先行。课程表的换代可能需要很多年,但一个家庭的饭桌上,今天晚上就可以换。
最后,还要面对一个最坏的可能:如果本书对经济的判断错了呢?如果二十年以后,主体性经济并没有成为主流,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也没有像预言的那样退座,那么现在把发生学哲学设为主科,是不是白费了一代人的时间?
这个问题问得好,而且本书必须给出诚实的回答。
回答是:即使第三个根本原因判负,前两个根本原因仍然站得住。
卷一说的是“能不能”:AI 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不学发生学,就不能真正明白 AI,也不能和 AI 结成复合体。这一条不依赖于经济怎么变。只要 AI 在每个人手里,每个人每天都站在“查询”和“复合”的岔路口上,这一条就成立。
卷二说的是“强不强”:发现能力被翻转,只有思想发生才有核心竞争力。这一条也不依赖于主体性经济是否成为主流。即使在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里,陈晓那样的复合者也比熟练的查询者更能被看见,王姨那样的店也比打价格战的店活得更好。
所以,本书的三个根本原因,是三根独立的柱子,而不是一根链条上的三个环节。一根链条,断了一环就全断了;三根柱子,倒了一根,另外两根还能撑住屋顶,只是撑得没那么稳。第三个原因,是让“必须”从“应该”变成“不得不”的那根柱子;如果它倒了,发生学哲学仍然应该成为每个人的重要科目,只是“主科”这两个字,可能要打一些折扣。
这也是本书一直坚持给每个论断写作废条件的原因。一本讲“必须”的书,要能说清楚:哪一根柱子倒了,“必须”会降格成什么。
发现学面对“土壤未熟”这件事,只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冒进:既然趋势是这样,那就立刻全面推开,按一个标准方案,大张旗鼓地改课程表、编教材、搞考试。这是把一个还在发生中的东西,当成了一个已经被发现的“正确答案”,然后照着执行。结果常常是第 9 章说的那种情形:发生被标准化,变成新的内卷,点火器变成灭火器。
另一种是观望:既然还不成熟,那就等它成熟了再说,现在先按原来的办法来。这是时机论:等那个“正确时机”被发现了再动手。结果就是本章说的那种代价:整整一代人按旧课程表长大,走进一个新的时代。
发现学之所以只有这两种反应,是因为它的世界里,一件事要么已经在那里(可以照着做),要么还不在那里(只能等)。它没有“正在发生、各维度成熟得不一样”这个概念,也就没有“在某一维等、在另一维先做”这种做法。
维度平衡学给出的是第三种反应:不冒进,也不观望,而是分维度用力。在 E 上耐心等,让社会的土壤自己慢慢长;在 S 和 D 上现在就用力,让一代孩子先把发生的本事练起来;在每个家庭、每个课堂的小尺度上,先做起来,让发生从小处一点一点长出来,而不是从上面一刀切下去。
本章的论断是:主体性经济的土壤(E)尚未成熟,这不是推迟课程改革的理由,反而是必须现在就在 S 与 D 维上先行的理由;教育是最该先行的一维,因为一代人的主科需要二十年才能长成;即使第三个根本原因最终判负,前两个根本原因仍独立成立。
本章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先行组差:比较较早接受发生学训练(比如家庭或学校已经开始实践“先说我的事、接住换维、最后我来做”)的孩子和没有接受的孩子,在他们进入社会后的若干年里,在主体性工作中的参与度、三律同成率上的差别。
作废条件:如果先行接受发生学训练的一代人,在进入社会后与没有接受训练的同龄人相比,在主体性工作中的参与度、在三律同成率上都没有显著优势,那么“课程先行”这一论断判负。
同时,这里给出整个卷三、本书第三个根本原因的作废条件:如果到 2035 年前后,在 AI 渗透率高的经济体中,客体性与互动性工作的就业占比没有持续下降,或者主体性经济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没有持续上升,那么“主体性经济将成为主流”这一论断判负,本书的第三个根本原因随之判负;届时,本书的结论应从“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降格为“应当成为每个人的重要科目”,由前两个根本原因继续支撑。〔各读数的口径与时间表列入附录甲〕
卷三回答的是全书三个根本原因里的第三个:靠什么活。
我们从林慧那笔算不平的账开始(第 10 章)。讲题、出卷、批改、提醒,AI 和 App 全都能做,可她还是愿意为苏老师付钱。用三侧和三号位来看,她买的不是一号位的东西本身,也不是二号位的服务流程,而是三号位上的发生:儿子心思的分布变了,进了一个好的场,尝到了自己想出来的美。这就是主体性经济。它过去做不大,因为三号位的科学和技术一直贫瘠,只有少数人身上无法复制的本事;AI 作为理念世界的主体性发生器,第一次让它有了规模化的可能,但点火还是灭火,取决于人。
然后我们走进林慧的财务部(第 11 章),看到了客体性经济和互动性经济的退座:它们不会消失,但会像农业一样,从经济的主体退到底座。被推出来的人,按照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的次序,挪向主体性经济;而三号位上最强的形态,是人与 AI 的复合体。林慧在一个会计的工作里,找到了第三条路:帮别人看懂钱。
接着我们来到外公的病床前(第 12 章),把四代人的课本摆在一起,看到了本卷最硬的一条规律:主科是主流经济的投影。农业经济对应少数人的经学,工业与服务经济对应每个人的读写算,主体性经济对应每个人的发生学哲学。这是主科的第三次换代。AI 课和编程课是会被吸收的工具课,心理学和创新学仍在发现学的格子里,只有发生学哲学能换掉排格子的那个眼光。
最后我们诚实地面对了一个事实(第 13 章):主体性经济的土壤还未成熟。但维度平衡学告诉我们,等待不是拖延:在 E 上等,在 S 和 D 上先行,而教育是最该先行的一维,因为一代人的主科要二十年才能长成。即使第三个原因最终判负,前两个原因仍然独立成立,三个原因是三根柱子,不是一条链条。
所以,第三个根本原因的回答是: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被 AI 接管之后,每个人要靠主体性上的发生来活;主流经济历来决定主科;因此,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而且必须现在就开始。这是“必须”的第三层意思。
上编三卷,立起了本书的三根柱子。
第一根柱子,能不能。以大模型为典范的 AI 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只有发生学能让人明白它是什么;只有以发生的方式进入的人,才能和它同构,结成思想复合体。不学发生学,人在 AI 面前只能当观众。
第二根柱子,强不强。AI 时代,思想发现的能力被翻转,从竞争力降格成入场券。只有以发生学为指导,带着未吸收的土壤进入、在正确的维度上用力,人与 AI 的复合体才能生出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的实质,是让创造、幸福、自由同时发生,而不是新的内卷。
第三根柱子,靠什么活。客体性和互动性经济正在被 AI 接管、退居底座,经济的主流正在挪向主体性经济。主流经济历来决定主科。所以主科必须换代,而且因为一代人的主科要二十年才能长成,必须现在就换。
三根柱子,一根讲认识,一根讲能力,一根讲生计。它们各自独立,又指向同一个结论:AI 时代,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
但是,一个结论立起来了,还要看它落到每个人身上是什么样子。周四那一天,林家的每一个人都打开了 AI,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地方用错了。那些“用错”,具体错在哪里?换上发生学的眼光以后,每个人的日子会在哪里不一样?中编五卷,我们从知识、主体、判断、意义、人生五个维度,一张脸一张脸地回到这个家里去。
上编立起了三根柱子:能不能、强不强、靠什么活。中编要做的,是把这三根柱子落到每个人的日子里去。周四那一天,林家的每一个人都打开了 AI,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地方用错了。中编分五卷,从知识、主体、判断、意义、人生五个维度,一张脸一张脸地回到这个家里:发现学在这一维上看错了什么,普通人因此吃了什么亏,换上发生学的眼光以后,日子会在哪里不一样。
五卷的次序,大体沿着发生学的三个维度展开。卷四讲知识,主要在 S 上:问题怎样显露。卷五讲主体,主要在 D 上:人自己那一份差异怎样守住。卷六讲判断,主要在 E 上:人怎样在纠缠里选择和承接。卷七讲意义,是三律的落点。卷八讲人生,把前四卷放到孩子、青年、成年人和老人的不同年龄上去。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AI 时代,“知识”的重心从答案挪到了问题。答案是人人都能从基底里取出的稳定态;而一个问题怎样从一个人的生活里显露出来,是基底里没有的。让问题显露,是一门可以学、可以练的技艺;而标准答案的课堂,恰恰在结构上教不出这门技艺。
小宇期中数学考了七十一分。这件事在林家,至少被四个人问成了四个不同的问题。
林慧早上在厨房里问的是:“要不要报补习班?”
陈志刚那天晚上回到家,听说了分数,问的是:“这孩子是不是最近玩手机玩多了?”
苏老师第一次来上课之前,问林慧要了小宇的试卷,她问的是:“他错的这几道题,是哪一类错?是不会,还是会了但做错?”
而小宇自己,那几天心里一直在转的,是另一个问题,只是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出来:“外公是不是要死了?”
同一个七十一分,四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真的,每一个都有它的道理。但它们把人的注意力引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林慧的问题引向花钱报班,陈志刚的问题引向没收手机,苏老师的问题引向试卷上的错题,小宇的问题引向一件和数学毫无关系、却压在一个十四岁孩子心上的事。
如果这一家人各自拿着自己的问题去问 AI,AI 会给每个人一份周全、合理的回答:报班的利弊,手机管理的方法,错题分类的技巧,怎样和孩子谈论亲人的疾病。每一份都对。但是哪一份回答真正帮到了这个家,取决于哪一个问题问对了。
后来的事情证明,真正要紧的是小宇那个没说出口的问题。林慧在第 1 章里和 AI 打了几个回合,才一路打到“这个家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小宇在里面是怎样的”;那天晚上她去小宇房间和他聊了很久,小宇才哭着说出了那句话。聊完以后,他的心定了一些,下一次单元测验考了八十四分。补习班后来还是报了,是苏老师的课,但那已经是一件小事。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背后的道理:一件事发生了,它不会自带一个问题;问题是从人的生活里显露出来的。同一件事,可以显露成很多个问题;而在 AI 时代,决定一个人能得到什么帮助的,首先不是答案好不好,而是问题显露得对不对。
发现学对知识的理解,重心在答案上。一个人有知识,就是他知道很多问题的答案;一个人会学习,就是他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学校里的考试,考的几乎全是答案:题目是给定的,你要做的是答出来。
这在答案稀缺的时代是合理的。过去,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要翻遍图书馆、请教专家、花几年时间做实验才能得到。谁手里有答案,谁就有知识,谁就有力量。
可是卷二讲过,AI 把答案变得不稀缺了。几乎任何一个问题,只要它在人类语言的土壤里被问过、被讨论过,AI 都能在几秒钟之内显露出一个像样的答案。林家四个人的四个问题,AI 都能答得很好。答案成了人人都能从基底里取出来的稳定态。
那么现在稀缺的是什么?是问题。准确地说,是从一个人自己的生活里显露出来的、显露得对的问题。
“要不要报补习班”这个问题,是基底里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千千万万个家长问过,它的答案也早就是稳定态了。可是“外公生病了,小宇心里在担心什么,他的七十一分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只属于林家,只属于这个周四。基底里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它的现成答案。它必须先被显露出来,然后才能和 AI 一起去想。
所以,本书说 AI 时代知识的重心从答案挪到了问题,意思不是说答案不重要了,而是说:答案已经是基底的事,问题才是人的事。一个人真正的知识,越来越体现在他能不能让一个好问题从自己的生活里显露出来。
一个问题是怎样从一件事里显露出来的?用发生学的三个维度来看,会清楚很多。
先看 E,纠缠。七十一分这件事,不是孤零零发生的。它缠在一大片东西里:小宇这学期的学习状态,他和数学老师的关系,他最近的睡眠,家里外公的病,妈妈的加班,爸爸对手机的看法,班上同学的分数,初二这个年级的压力,还有一个十四岁孩子对死亡的第一次认真的恐惧。这些东西缠在一起,谁也不能单独拎出来。这就是这件事的土壤。
再看每个人的 D,差异。每一个人看这件事,都是带着自己的差异进来的。林慧是会计,又是母亲,她习惯于“出了问题就想办法投入资源解决”,所以她从土壤里拎出来的是“补习班”。陈志刚在单位里常常看到年轻人沉迷手机,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所以他拎出来的是“手机”。苏老师是数学老师,她的差异在于她见过几百个孩子的错题,所以她拎出来的是“错题类型”。小宇的差异,是他那几天夜里想到外公时的害怕,所以他心里转的是“外公”。
最后看 S,显露。每个人的差异,碰上这件事的土壤,在这个人这里显露成了一个问题。林慧那里显露成“要不要报班”,陈志刚那里显露成“是不是手机”,苏老师那里显露成“哪一类错”,小宇那里显露成“外公是不是要死了”。
这就是说,一个问题不是一件事本身带着的,而是一件事的土壤,经过一个人的差异,在这个人这里显露出来的。问题里面,既有这件事,也有这个人。林慧的问题里有林慧的焦虑和她的思维习惯,陈志刚的问题里有陈志刚的偏见和他的职业经验。
这个认识有两个直接的后果。
第一,没有一个“客观的、唯一正确的问题”。同一件事,可以显露成很多个问题,每一个都是真的,因为每一个都确实是这件事的一部分。发现学喜欢说“找到真正的问题”,好像有一个先在的“真正的问题”藏在那里等着被发现。发生学说:问题是显露出来的,显露有好有坏,但没有一个先在的唯一答案。
第二,问题显露得好不好,有标准,但标准不是“对不对”,而是“能不能动”。四个问题都是真的,但它们的价值不一样。一个好的显露,是那个能让这个家真正动起来、让事情往好的方向走的显露。林慧最初的问题,能让她花钱,但不能让事情真正好起来;小宇那个没说出口的问题,一旦被显露、被接住,事情就真的动了。
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需要说一说。
卷一讲过: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一个很稳的答案,比如“巴黎是法国的首都”,看上去像一个存好的事实,其实是显露稳定下来的样子。
问题也是一样。很多我们以为“本来就是那样”的问题,其实也是显露的稳定态。
“孩子成绩不好,要不要补课”,这个问题在中国家长心里,已经稳定到了几乎不需要想的程度:分数一低,这个问题就自动冒出来。它看上去像是这件事“本来的”问题。其实它是几十年来千千万万个家庭、千千万万篇文章、无数个补习班的广告,在社会的土壤里缠出来的一个稳定态。它太稳了,以至于林慧根本没有意识到,她早上问出的,其实不是她自己的问题,而是这个稳定态替她问出的问题。
这是一件很值得警惕的事。一个人以为自己在提问,其实是基底在借他的嘴提问。他从基底里拿到一个问题,再拿这个问题去问 AI,AI 又从基底里给他一个答案。整个过程里,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差异,一点也没有进去。这就是第 7 章讲的“同基底的碰撞”,只是这一次,连问题本身都来自基底。
所以,让问题显露,第一步往往不是去找新问题,而是先认出自己手里的问题是不是一个稳定态:它是从我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还是我从周围人、从网上、从习惯里接过来的?一旦认出它是一个稳定态,人就有了松动它的可能,就可以回到这件事的土壤里,带着自己的差异,让一个新的问题显露出来。
林慧在第 1 章里做的,就是这样一次松动。AI 给出那份周全的清单以后,她看到了清单里那句“先和孩子沟通”,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问过小宇。这一刻,“要不要补课”这个稳定态松动了,她回到了这件事的土壤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问题开始显露。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以为,本章的意思是:四个问题里只有小宇的那个是对的,其他三个都是错的。不是这样。
林慧的问题、陈志刚的问题、苏老师的问题,都显露了这件事的一部分真。小宇的数学确实有一些知识漏洞,需要有人帮他补,这是林慧和苏老师的问题显露出来的;小宇确实这段时间手机玩得多了一些,这是陈志刚的问题显露出来的,虽然后来才知道,他玩手机多,恰恰是因为心里害怕,不想一个人待着想外公的事。
所以,好的做法不是在四个问题里选一个“对的”,而是让四个问题都显露出来,然后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当林家四个人的问题被放到一起的时候,一件事情就清楚了:分数低、手机多、错题多,可能都是同一件事的表面,底下压着的是外公的病。这个“底下”,是在四个问题放在一起、互相照亮以后才显露出来的。任何一个人单独的问题,都显露不出它。
这是问题显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多个显露并置,会显露出单个显露里看不到的东西。这有点像一件东西,从正面看是一个样子,从侧面看是另一个样子,从上面看又是一个样子,把三个样子放在一起,才能知道它的立体形状。
在 AI 时代,这件事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做。过去,一个家庭要把四个人的问题放到一起,得开一次家庭会议,还常常开成吵架。今天,一个人可以先让 AI 帮他把这件事可能显露成的问题列出来,十个、二十个,然后一个一个看,哪些是自己问过的,哪些是家里别人会问的,哪些是谁都没想到的,它们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底下”。AI 在这一步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它的基底里有千千万万种看问题的角度,可以帮人把显露铺开;而人要做的,是带着自己家的具体情况,从这些显露里认出哪些是真的、哪些缠在一起、哪一个最能动。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这些不都是“想问题的方法”吗,为什么要叫“知识”?知识难道不就是知道事情是怎样的吗?
这个疑问本身,正是发现学的知识观。在发现学里,知识是“对先在事实的正确描述”:知道巴黎是法国首都,知道三角形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知道初二学生数学成绩和补课之间的统计关系。知识是名词,是一样可以存起来、传下去、拿出来用的东西。
发生学对知识有另一种理解。在发生学里,知识是显露的稳定态:一件事在纠缠中、经过差异、显露出来,而且这个显露稳定到可以被别人重复、被传递、被使用,它就成了知识。按照这种理解,知识不只是一个名词,它首先是一个动词:知道,是一种显露的发生。
一个人知道“小宇的七十一分底下压着外公的病”,这是一种知识,而且是非常要紧的知识。但它不是从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数据库里找到的,而是在林家这个周四,经过几个人的差异,显露出来的。它是只属于这个家的知识,基底里没有,AI 也不可能事先知道。
在 AI 时代,那些名词意义上的知识,也就是“事情是怎样的”那种稳定态,越来越多地由基底来保存和提供。人要做的,越来越多地是动词意义上的知道:让一件事在自己的生活里显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把“让问题显露”放在“知识维”这一卷里:它不是知识之外的一种“方法”,而是 AI 时代知识本身的重心。
发现学为什么看不见“问题的显露”?
因为在发现学的世界里,问题是给定的。自然给出问题,科学去回答;老师给出问题,学生去回答;老板给出问题,员工去回答。问题从哪里来,这件事不在发现学关心的范围里;它关心的是,问题一旦给定,怎样找到正确答案。
发现学甚至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句话看上去很重视问题,但它的意思仍然是发现学的: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先在那里,天才的本事是率先发现它们。问题仍然是被发现的,只是发现问题比发现答案更难。
发生学说的是另一回事:问题不是先在那里等着被发现的,而是从一件事的土壤里、经过一个人的差异、显露出来的。同一件事,有多少个带着不同差异的人,就可能有多少种显露。问题里面,永远有提问的那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替另一个人问出他自己的问题,AI 也不能。AI 能做的,是帮人把显露铺开;但哪一个显露是这个人的、哪一个最能动,只有带着这片土壤的人才能认出来。
发现学把问题当作给定的,于是它的教育只训练回答,不训练显露;于是在一个答案不再稀缺的时代,它培养出来的人,手里有无数个答案,却问不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这一点第 16 章还会专门讲。
本章的论断是:一个问题是一件事的土壤经过一个人的差异显露出来的;同一件事可以显露成多个问题,多个显露并置会显露出单个显露看不到的东西;很多“本来就是这样”的问题是显露的稳定态,常常是基底借人的嘴在提问;AI 时代知识的重心,从答案挪到了问题的显露。
可以用两个读数来检查。第一个叫显露铺开数:面对一件自己生活中的事,一个人能独立(或和 AI 一起)列出多少个彼此实质不同的问题。第二个叫稳定态识别率:在他列出的问题中,他能正确认出哪些是“从周围和习惯里接过来的常见问题”、哪些是“从自己这件事的具体情况里长出来的问题”。
发生学预言:受过发生学训练的人,这两个读数都明显更高;而且显露铺开数和稳定态识别率越高,他最终对这件事采取的行动,事后被本人和旁人评价为“真正解决了问题”的比例也越高。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能铺开更多问题、能识别稳定态的人,在处理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时,效果并不比只抓住一个常见问题、直接去找答案的人更好,那么“知识的重心从答案挪到问题”这一论断在日常生活层面判负。〔读数的操作定义与评价方式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陈志刚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负责社保业务这一块。这几个月,中心接到的投诉多了起来,大多是说“办事慢”“排队久”“窗口态度不好”。上面下了任务,要求把群众满意度提上去。
主任开会布置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家用 AI 出主意。主任自己先问了一遍:“政务服务中心如何提高群众满意度?”
AI 的回答和第 7 章里早餐店老板们拿到的建议一样周全:推行“一窗通办”,减少群众跑腿;增设自助服务终端,分流窗口压力;优化预约系统,实行错峰办理;加强窗口人员服务礼仪培训;设立“好差评”评价系统,及时回应投诉。
主任看完说:“都挺好,都做。”于是中心又添了三台自助机,给窗口人员办了一次礼仪培训,在大厅里挂上了“微笑服务”的标语。
一个月过去,投诉没有少,反而多了一些。
陈志刚在这一个月里,做了另一件事。那段时间,他在家里看到了女儿帮小姑菜摊的事,也看到了妻子贴在冰箱上的那张便签,心里有所触动。他没有直接问 AI“怎么提高满意度”,而是试着用一些新学到的办法,让这道难题重新显露一次。
这一章,就跟着陈志刚,把问题显露的技艺一步一步拆开来看。上一章讲的是道理:问题是显露出来的,同一件事可以显露成很多个问题。这一章讲的是手艺:一个普通人,在一件具体的事上,怎样让问题显露得更好。
陈志刚做的第一件事,是问自己:“提高群众满意度”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从哪里来?
他想了想,这个问题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主任接过来,再布置给大家。它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是从考核指标里长出来的。它本身没有错,可是它不是从来办事的那些群众的生活里长出来的。在群众那里,没有人会想“我的满意度是多少”,他们想的是别的事。
那么,来办事的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这就是第一个动作:追来历。拿到一个问题,先别急着找答案,而是追问三件事: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装着谁的土壤,漏掉了谁的土壤?
上一章讲过,很多问题是显露的稳定态,是基底或者习惯借人的嘴在提问。追来历,就是认出这一点的办法。“提高群众满意度”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管理问题,全国成千上万个服务中心都在问它,AI 对它的回答也早就稳定了。按这个问题去做,做出来的就是千篇一律的自助机、礼仪培训和标语。
追完来历,陈志刚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去找那些来办事的人自己的问题。
怎么找?陈志刚没有去做问卷,而是做了一件很笨的事:他把过去三个月所有的投诉记录调了出来,一条一条地看,还把它们整理成一张表:投诉的时间、窗口、事项、投诉人的大致年龄、投诉的内容。
然后他把这张表交给 AI,问:“你看看这些投诉里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AI 指出了几个规律。其中一个让陈志刚眼前一亮:投诉集中在周一上午,集中在社保窗口,投诉人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了一大半。而其他时间、其他窗口,投诉并不多。
这就是第二个动作:找反常。一件事如果处处都一样,就很难看出什么;可是如果某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某个时间和别的时间不一样,某一类人和别的人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往往就是问题的入口。第 8 章小姑菜摊上的“周四剩得最多”,就是一个反常;这里的“周一上午、社保窗口、老人”,也是一个反常。
要注意,这个反常是怎么被找到的:陈志刚先把投诉记录这样一片基底里没有的土壤放进了对话(卷二讲的 E 上的放入),然后才能让 AI 帮他在这片土壤里找反常。如果他只问“怎么提高满意度”,AI 永远不可能告诉他“周一上午的老人”这件事,因为它根本不知道。
找到了反常,陈志刚接着问:为什么是周一上午的老人?
他试了一个办法:换尺度。把问题放大看,再缩小看。
放大看:为什么全区的老人都在周一上午来?他查了一下,发现社保卡年审、养老金资格认证这几项业务,很多老人习惯在月初办;而周一,是很多老人的子女刚过完周末、把老人送到中心门口然后去上班的日子。子女一走,老人一个人在大厅里。
缩小看:一个老人周一上午走进大厅,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陈志刚请了半天假,没穿工作服,就站在大厅里看。他看到一个老太太走到新添的自助机前,站了五分钟,不知道从哪里点起,后面排队的年轻人不耐烦地催她,她只好退出来去排人工窗口,人工窗口前已经排了二十多个人。一个老爷子拿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儿子给他写的办事步骤,可是纸条上写的是去年的流程,今年已经变了。还有好几个老人,在大厅里转来转去,找不到该去哪个窗口。
这是第三个动作:换尺度。同一件事,放大到一个区、一个月的尺度上看,是一种样子;缩小到一个人、半个小时的尺度上看,是另一种样子。很多问题在一个尺度上看不清,换一个尺度就清楚了。管理者习惯于在大尺度上看问题(满意度百分比、投诉总数),而普通人的难处,常常只有在小尺度上才看得见(一个老太太站在自助机前的五分钟)。
站在大厅里的那半天,陈志刚还注意到一件事:那些老人身边,没有人。
他们的子女不在,送到门口就走了。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在,都坐在窗口后面。那三台新添的自助机,在老人面前等于不在。整个大厅里,最需要帮助的那些人,身边恰恰没有一个可以帮他们的人。
于是他问了自己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件事里,谁不在场?
这是第四个动作:找不在场的人。一件事的问题,常常不在场上的人身上,而在那些本该在、却不在的人身上。第 14 章里,林家讨论小宇的七十一分,真正要紧的是小宇自己,而小宇那时候恰恰没有被问过,他是“不在场的人”。在政务中心这件事里,不在场的是老人的子女,是能帮老人一把的人。
一旦看见了“不在场的人”,问题就又换了一次样子。原来的问题是“怎么提高满意度”,后来显露成“为什么周一上午的老人投诉多”,现在进一步显露成:“周一上午,一个老人独自来办事,身边谁能帮他?”
到了这一步,陈志刚手里有了好几个问题:原来的“怎么提高满意度”,后来的“为什么周一上午的老人投诉多”,还有现在的“周一上午独自来办事的老人,身边谁能帮他”。哪一个最值得去做?
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检验:假装每个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看看会发生什么。
“怎么提高满意度”——假设答案是“加自助机、做培训、挂标语”,而中心已经做了,结果投诉反而多了。这说明这个问题就算答了,也动不了事情。
“为什么周一上午的老人投诉多”——假设答案是“因为老人不会用自助机、找不到窗口”,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还是不太清楚,可能又绕回“加强培训”上去。
“周一上午独自来办事的老人,身边谁能帮他”——假设答案是“可以有一个人”,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立刻就清楚了:让周一上午的大厅里,有这样一个人。
这是第五个动作:试答“是”与“否”,或者更一般地说,试答:对每一个显露出来的问题,假设它已经被回答了,看看答案能不能让事情真正动起来。能动的问题,是好的显露;答了也动不了的问题,哪怕它听上去很重要,也只是一个稳定态。
陈志刚把他的发现写成了一份很短的报告交给主任,只有一页纸:周一上午,社保窗口,独自来办事的老人,身边没有人。建议是:每周一上午,在大厅里安排两个人,不坐窗口,专门在自助机旁边和大厅门口,帮老人找窗口、用机器、看流程;同时在中心的公众号上,给老人的子女发一份“周一带老人来办事前请先看这里”的最新流程。
主任看完,有点意外:“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陈志刚说,“难的是看到这里。”
主任同意试一个月。中心从年轻的工作人员里排了班,每周一上午轮流在大厅里站两个人;公众号的那份流程,陈志刚用 AI 帮忙写了初稿,又自己去问了几个老人哪里看不懂,改了三遍。一个月以后,周一上午的投诉少了一大半。〔本节成效为情节示意〕
有意思的是,那三台自助机的使用率也上去了。原来不是老人不能用自助机,而是没有人在旁边教他们第一次怎么用。
回头看,陈志刚在这件事里用了五个动作,让一个问题从“怎么提高满意度”一路显露成“周一上午独自来办事的老人,身边谁能帮他”。把它们整理成一张清单,就是一套任何人都可以练习的问题显露的技艺:
追来历。这个问题是谁的?从哪里来?装着谁的土壤,漏掉了谁的?它是从我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还是一个稳定态?
找反常。把这件事的具体材料放进来,看哪里和别处不一样:哪个时间、哪个地方、哪一类人、哪一种情况。反常处往往就是入口。
换尺度。放大看,一个区、一年、一个行业;缩小看,一个人、一天、半个小时。在一个尺度上看不清的,换一个尺度常常就清楚了。
找不在场的人。在这件事里,谁本该在却不在?谁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谁最受影响却没有被问过?
试答。对每一个显露出来的问题,假设它已经被回答了,看看答案能不能让事情真正动起来。能动的,才是好的显露。
这五个动作,每一个都可以和 AI 一起做,而且和 AI 一起做会比一个人做得更好。追来历时,AI 可以帮你看出一个问题在基底里有多常见;找反常时,AI 可以在大量材料里迅速找出规律;换尺度时,AI 可以帮你在不同尺度上铺开这件事的样子;找不在场的人时,AI 可以帮你列出一件事里可能涉及的各种人;试答时,AI 可以帮你推演每一个答案的后果。
但是有两件事,AI 替不了人。第一,材料是人带进来的:陈志刚的投诉记录,他在大厅里站的那半天,都是基底里没有的土壤。第二,判断是人做的:哪一个反常是要紧的,哪一个不在场的人是关键,哪一个问题答了能动,这需要站在这件事的土壤里的人来认。五个动作是人和 AI 一起做的,但它们的起点和落点,都在人这一边。
有人会说,陈志刚是一个工作了二十年的成年人,他有经验,所以能做到这些;一个孩子也能学会吗?
能,而且应该从小学。这五个动作,没有一个需要高深的知识。一个初中生面对自己的七十一分,完全可以追来历(“要不要补课”是谁的问题),找反常(我是哪几类题错得特别多,哪几天状态特别差),换尺度(这一学期的成绩怎样,这一次考试的那两个小时里我在想什么),找不在场的人(在这件事里,谁是我没跟他说过的),试答(如果我去补课,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和妈妈聊一次外公的事,会发生什么)。
孩子们其实天生就会其中一些动作。小孩子最爱问“为什么”,最容易注意到“不一样”的东西,最会换着角度看一件事。可是在标准答案的课堂里上了十几年学以后,这些天生的本事,很多都被磨掉了。为什么会这样,下一章专门讲。
发现学怎样看待陈志刚单位的这道难题?
它会把“提高群众满意度”当作一个给定的问题,然后去找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最佳答案在哪里?在管理学的文献里,在其他服务中心的成功经验里,在专家的建议里,也就是在基底里。AI 给出的那份建议清单,就是发现学能找到的最佳答案。主任照着做了,这是标准的发现学做法:问题给定,找到最佳答案,执行。
这个做法失败了,而发现学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它看来,答案是专家认可的最佳实践,执行也到位了,结果却不好,那只能是“执行得还不够”“群众的要求太高”或者“需要更多时间”。于是它会继续加码:再添几台自助机,再办几次培训,再挂几条标语。
发现学看不见的是:问题本身显露错了。在它的世界里,问题是给定的,不会错;只有答案会错。而发生学首先怀疑的,恰恰是问题: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它装着谁的土壤,漏掉了谁的土壤。陈志刚的五个动作,没有一个是在找更好的答案,全都是在让问题重新显露。等问题显露对了,答案简单得让主任都不敢相信。
本章的论断是:问题的显露是一门可以学、可以练的技艺,包含追来历、找反常、换尺度、找不在场的人、试答五个动作;这五个动作可以和 AI 一起做,但材料的带入和最后的判断在人这一边;受过这门技艺训练的人,处理真实问题的效果明显更好。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显露前移:在一次真实的问题处理过程中,记录一个人从拿到问题到开始执行方案之间,问题的表述发生了几次实质的改变,以及最终执行的方案所针对的问题,与最初拿到的问题相比“移动”了多远。发生学预言:受过训练的人,显露前移更大;而显露前移大的方案,实际效果更好。
作废条件:如果在一批真实的问题处理案例中,那些没有重新显露问题、直接按给定问题找最佳答案去执行的人,其效果与经过多次重新显露的人没有显著差别,那么“问题显露是一门决定效果的技艺”这一论断判负,五个动作就只是一套好听的思考习惯。〔案例采集与评价方式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小宇的数学老师姓何,四十多岁,教了二十年书。这个学期,她发现了一件让她很不安的事:班上交上来的作业,对的越来越多,可是一到考试,会的越来越少。她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周,她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不做题,出题。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里找一件事,把它变成一道数学题,写出题目,再自己解出来。要求只有一条:这道题必须是你自己生活里的事,不能从书上、网上找。
作业交上来,何老师看得哭笑不得。
四十个学生,有将近一半交上来的题,是“小明去商店买了三支铅笔和两个本子……”之类的题,明显是从习题册里改了几个数字。有十来个学生,交上来的题目看上去很新,可是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情境完整、数据合理、解答规范,但读起来没有一点“这个孩子的生活”的味道。还有几个学生干脆没交,说“想不出来”。
只有五六个学生,交上来的题目是真的从自己生活里来的。小宇是其中一个。他出的题是这样的:
“少年宫的乒乓球台长 2.74 米。教练站在球台一端的左角,我站在另一端的右角。教练打一个斜线球,球从他的左角飞到我的右角,飞过的水平距离是多少?如果我想回一个直线球,打回教练那一侧的右角,球要飞多远?哪一种球教练更难接?”
题目本身并不难,用勾股定理就能算。可是何老师在这道题下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她说,这道题最好的地方,不是数学,而是最后那一问:“哪一种球教练更难接?”这个问题,数学只能回答一半(距离长短),另一半要靠打过球的人才知道(斜线球角度大、落点远离身体,直线球距离短、来得快)。“你把数学和你自己知道的东西接在了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出题。”
还有一个女生,就是第 6 章里写奶奶的那个女生,她出的题是:“奶奶每次给爸爸打电话前,要把想说的话念熟。如果她每句话要念五遍才能记住,一共想说八句话,可是电话接通后只说了一句,那她念熟了却没说的话,占了她准备的百分之多少?”何老师读到这道题,又想起了那篇作文,在批语里只写了一句话:“这道题的答案是八分之七,可是它真正的答案,不在数学里。”
这次作业让何老师看清了一件事:这些孩子,做了八年的题,却几乎不会出题。他们能解出很难的方程,却不知道怎样让一个数学问题从自己的生活里显露出来。而这件事,在今天比会解方程更要紧,因为方程 AI 都会解。
这一章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
先做一个粗略的估算。一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十二年。每天做几十道题,一年两百多个上学日,再加上假期作业,十二年下来,他做过的题目少说有几万道,多的可能有十几万道〔粗略估算,非统计数据〕。
这几万道题,有一个共同点:全部是别人出的。是课本出的,老师出的,习题册出的,考试出的。孩子在十二年里,几乎每一天都在做同一件事:接过一个给定的问题,找出它的标准答案。
他自己出过几道题?大多数孩子,一道也没有。
这就是标准答案课堂的基本结构:问题由上往下给,答案由下往上交。老师给问题,学生交答案;考试给问题,考生交答案。问题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个问题,能不能换一个问题,这些都不是学生要操心的事。学生的全部本事,都被训练在“接住问题,找出答案”这一个动作上。
十二年,几万次同一个动作,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什么?会留下一种非常深的习惯:看到一件事,第一反应是找答案,而不是问“这里有什么问题”。甚至更糟:看到一件没有人给出问题的事,他会不知所措,因为十二年里,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从一件事里自己找出问题来。
何老师那次作业里,那几个说“想不出来”的孩子,并不是笨。他们只是在一件从来没练过的事情面前,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为什么标准答案的课堂教不出问题?不是因为老师不好,也不是因为教材不好,而是因为这种课堂在结构上就是这样安排的。这个结构有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和发现学的知识观一一对应。
第一,问题由学科给定。每一门课,都先划定了自己的范围:数学课讨论数学问题,语文课讨论语文问题,物理课讨论物理问题。一道题一出现,它属于哪一科、哪一章、哪一类,都是事先定好的。这就是第 8 章讲的“学科分格”:它把问题的维度事先锁死了。小宇那道乒乓球题之所以好,恰恰因为它跨出了数学的格子,把“哪一种球更难接”这个不属于数学的问题也带了进来。而在标准答案的课堂里,这样的问题通常会被说成“跑题了”。
第二,答案有唯一标准。一道题有一个标准答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在很多数学题上是合理的,可是当它成了整个课堂的基本规则时,它就教会了学生一件事: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先在的正确答案,我的任务是找到它。这正是发现学的知识观。在这种规则下,一个能显露出多种可能的问题,会被看作“不严谨的问题”;一个答案取决于提问者生活的问题,会被看作“不是好题”。
第三,评价只看答案。考试给分,看的是答案对不对、过程规不规范。一个学生问出了一个多么好的问题,在分数上是体现不出来的。久而久之,学生就明白了:在学校里,问题不值钱,答案才值钱。于是他们把全部力气花在答案上,而问题显露的本事,因为从来不被奖励,慢慢就萎缩了。
这三个结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台非常高效的“答案训练机”。在答案稀缺的时代,这台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批量培养出能快速、准确地找到答案的人,而社会正需要这样的人。可是在 AI 时代,答案不再稀缺了,这台机器训练出来的本事,恰好是 AI 最擅长、最能替代的本事。
更要紧的是,这台机器在训练答案的同时,把问题显露的本事训练掉了。每个孩子刚进学校的时候,都是会问“为什么”的;十二年以后,很多人已经不会问了。这不是一个疏忽,而是这台机器的结构必然带来的结果。
在 AI 出现以前,标准答案课堂的这个毛病,已经有很多教育者批评过。但它一直没有被真正解决,因为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会找答案的人,在社会上确实有出路。考试考答案,大学招会答题的人,单位招会解决给定问题的人。整个社会的选拔体系都是按“答案”来排的,学校按“答案”来教,是合乎理性的。
AI 改变了这个理性。
第一,AI 让作业和练习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何老师发现的“作业对的越来越多、考试会的越来越少”,就是这件事的日常样子。当一道题的答案可以一秒钟从 AI 那里拿到,布置这道题作为作业,就不再能训练学生找答案的本事了,因为学生可以不找,直接拿。标准答案课堂的训练方式,在 AI 面前开始失灵。
第二,AI 让“找答案”这项本事贬值了。卷二讲过的翻转,在学校里同样成立。一个学生花十二年练成的找答案的本事,走出校门时发现,人人手机里都有一个比他更会找答案的东西。
第三,AI 让“问题显露”这项本事变得格外要紧。卷一讲过,一个人和 AI 结成复合体,靠的是带着自己的土壤、让问题从自己的生活里显露出来。一个只会接问题的人,面对 AI 只能查询;一个会出问题的人,才能和 AI 复合。第 14、15 章讲的那些事,林慧、陈志刚在四五十岁时才慢慢摸到的门道,本来应该在学校里就开始学。
所以,标准答案课堂的毛病,在 AI 时代从一个“值得改进的缺点”,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危机。它训练的本事正在被 AI 替代,它训练掉的本事正是 AI 时代最需要的本事。这是发现学课程表在 AI 面前最直接、也最尖锐的一次失效。
那么,一个能教出问题的课堂,会是什么样子?下编会有专门的讨论,这里先借何老师后来的一些尝试,画一个草图。
那次“自己出题”的作业之后,何老师没有放弃,而是把它改成了每两周一次的固定作业。她还做了几个调整。
第一,先铺开,再挑选。她不再要求每人只出一道题,而是让大家先从同一件生活中的事情里,尽量多地想出可以问的问题,数学的、不数学的都行,然后自己挑一个最想做的,变成数学题。有一次,她让全班围绕“学校食堂中午排队”这件事想问题,四十个人想出了一百多个问题:为什么总是某个窗口排得最长,高年级下课晚两分钟对排队有什么影响,如果每个窗口出菜速度不同该怎样分配人,怎样安排才能让最后一个人等得最短……这就是第 14 章讲的“显露铺开”。
第二,允许用 AI,但规定用法。她允许学生用 AI 帮忙,但只能在两个地方用:一是让 AI 帮忙铺开更多可能的问题;二是做完题以后,让 AI 检查解答。中间那一步,也就是从众多问题里认出自己最想做、和自己生活最贴近的那一个,必须自己来。这正是第 15 章说的:AI 帮人铺开显露,人来带入材料、做出判断。
第三,改变评价。她给这份作业打分,一半看数学对不对,一半看问题好不好。问题好不好,她有三个很朴素的标准:是不是真的从你自己的生活里来的;是不是和别人出的不一样;解出来以后,对这件事本身有没有一点用。这三个标准,和卷二讲的“未吸收 × 可结算”几乎是一回事。
一个学期下来,何老师说,班上出题的质量明显好了,而且有一件她没想到的事:几个原来数学很差、上课总走神的孩子,在出题作业上表现得特别好。其中一个男孩家里开修车铺,他出了一整套关于轮胎气压、油耗和保养周期的题,比课本上的题难多了,可他做得津津有味。何老师说:“原来不是他学不会数学,是数学一直在问他不关心的问题。”
在结束本章之前,要防一个误会:批评标准答案的课堂,不是说不要标准答案。
数学里的很多问题,确实有唯一的正确答案;物理定律、化学方程式、历史事实、语言规范,都有确定的对错。这些东西是稳定态,是发生的底座,一个人必须掌握它们,否则连和 AI 对话的底子都没有,也看不出 AI 的答案是对是错。第 1 章讲乒乓球基本功,第 6 章讲发现能力是入场券,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本章批评的,是只有标准答案的课堂:十二年里只接问题、不出问题;只有唯一答案、没有多种显露;只看答案对错、不看问题好坏。标准答案应该留在课堂里,但它应该是课堂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应该是底座,而不是屋顶。
何老师后来的课,仍然有大量的标准练习、仍然有考试,她只是在这些之外,给“出题”留了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位置不大,每两周一次,可它让学生们十二年里第一次有了从自己的生活里显露问题的机会。本书的主张,比何老师的尝试更进一步:让问题显露的本事,不应该只是课堂的一个角落,而应该成为决定其他一切怎么学的那门主科的核心。这就是下编要讨论的内容。
发现学的教育观,为什么在结构上教不出问题?
因为在发现学看来,问题本来就不需要“教”。问题是世界给出的,是学科给出的,是先在的;人要学的,是怎样找到答案。所以发现学的教育,把全部的设计都放在了“找答案”这一边:怎样把答案讲清楚,怎样让学生记住答案,怎样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答案。问题只是答案的“载体”,是用来训练找答案的材料。
在这个框架里,“学生自己出题”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学生出的题,怎么保证它是一道“好题”?它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怎么打分?这些疑问,都是发现学的疑问,它们都预设了一个先在的标准。
发生学的教育观正好相反:答案可以从基底里取,问题却只能从人的生活里显露。所以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教人让问题显露。在这个框架里,“学生自己出题”不是一个奇怪的附加练习,而是最核心的练习;问题的好坏也有标准,只是标准不是“符不符合先在的答案”,而是“是不是从自己的土壤里显露的、和别人有没有不同、能不能让事情动起来”。
本章的论断是:标准答案的课堂由三个结构组成(问题由学科给定、答案有唯一标准、评价只看答案),这三个结构在训练找答案的同时训练掉了问题显露的本事;AI 让这一缺陷从可改进的缺点变成了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危机;在课堂中给“问题显露”留出固定位置并改变评价,可以恢复这项本事。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自出题比:在一个学生一学期完成的全部题目中,他自己从生活中显露、出成的题目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些自出题目在“未吸收”(与他人和基底的不同)和“可结算”(对这件事本身有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发生学预言:在标准答案课堂中,自出题比接近于零;在给问题显露留出位置的课堂中,自出题比和自出题目的质量都会显著上升,而且学生在面对开放的真实问题时的表现也会更好。
作废条件:如果实验表明,经过一个学期或更长时间的“自出题”训练,学生在面对开放的真实问题时的表现与对照班没有差别,那么“问题显露的本事可以在课堂中训练出来”这一论断判负,本书下编关于主科怎么教的设计就需要重新考虑。〔实验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卷四讲的是知识维,主要在 S 上:问题怎样显露。
我们从同一个七十一分开始(第 14 章)。林家四个人把它问成了四个问题:要不要补课,是不是手机,哪一类错,外公是不是要死了。一个问题不是一件事自带的,而是一件事的土壤、经过一个人的差异、在这个人这里显露出来的。同一件事可以显露成多个问题,多个显露并置,会显露出单个显露看不到的东西。很多“本来就是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显露的稳定态,是基底借人的嘴在提问。AI 时代,答案成了基底的事,问题才是人的事,知识的重心从答案挪到了问题。
然后我们跟着陈志刚走进政务服务中心(第 15 章),看到了一门手艺:追来历、找反常、换尺度、找不在场的人、试答。五个动作可以和 AI 一起做,但材料由人带进来,判断由人来做。一个问题从“怎么提高满意度”一路显露成“周一上午独自来办事的老人,身边谁能帮他”,答案简单得让主任都不敢相信。
最后我们走进何老师的教室(第 16 章),看到了为什么孩子们做了几万道题,却几乎不会出一道题。标准答案的课堂有三个结构:问题由学科给定,答案有唯一标准,评价只看答案。这三个结构在训练找答案的同时,训练掉了问题显露的本事。AI 让这个缺陷变成了无法回避的危机,也指出了出路:给问题显露留出位置,改变评价。
所以,卷四在知识维上的结论是:发现学把知识理解为答案,于是它的教育只训练回答;在答案不再稀缺的时代,这样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手里有无数个答案,却问不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发生学把知识理解为显露,于是它的教育要教人让问题从自己的生活里显露出来。这是发生学哲学成为主科的第一个日常理由。
可是,问题显露了,人和 AI 一起往下想的时候,还会遇到另一件事:在这个“一起想”里,“我”还剩下多少?陈志刚单位的事办成了,可是他那条替老赵写的微信,读起来“不像他”。卷五,我们来讲主体维。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人和 AI 一起想、一起说的时候,“我”在其中占多少,不是由意图决定的,而是由人带进去多少自己的差异决定的。以发现的方式使用 AI,人的差异会在一道道看上去是“改进”的工序里被磨平,最后被基底同化;以发生的方式进入,人才能在“我们思”里守住并放大自己那一份。人—AI 复合主体的一般理论,本书作者已有专著论述,本卷只取与“每个人”有关的这一层。
那条 AI 替陈志刚写的微信发出去以后,老赵回了一句“这不像你说的话”。陈志刚看到这句话,脸上一阵发热,一下午都没回。
晚上,老赵又发来一条长消息:
“志刚,咱俩认识三十年了。以前你跟我吵,骂我两句,过两天拎两瓶酒来我家,事就过去了。这次你给我回这么一段,又是‘理解你的感受’,又是‘希望我们都能冷静下来’,跟单位领导找我谈话似的。我看了心里更堵。你要是真生气,就骂回来;你要是不想吵了,就说一声。别跟我打官腔。”
陈志刚把这条消息看了好几遍。他想解释,说那段话不是他自己写的,是 AI 帮忙写的;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这个解释只会让事情更糟:老赵会觉得,他连跟三十年的老朋友吵架都懒得自己动嘴了。
最后他回了一句:“是我不对。周六晚上老地方,我请。”
这句话是他自己打的,一个字也没让 AI 改。老赵秒回:“这还像你。”
这件小事,是本卷的起点。第 4 章已经从“工具”这个误读的角度讲过它;这一章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它:那段“得体”的回复里,陈志刚这个人去哪里了?
老赵那句“这不像你”,让陈志刚开始留意一件他以前没注意过的事。
他在单位里用 AI 已经一年多了。起初只是写材料、写报告时让 AI 帮忙润色,后来发言稿、工作总结、给领导的请示,都习惯先让 AI 写个初稿,自己再改改。材料确实写得越来越漂亮,领导还表扬过他“文字水平提高了”。
可是那天开周例会,轮到他汇报工作,他听着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话,突然觉得有点陌生:“首先,本周我们在社保业务方面重点推进了三项工作;其次,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这不就是 AI 写材料的腔调吗?他以前开会说话不是这样的。以前他会说:“这周主要干了三件事。第一件,社保那边排队的问题,我们找到原因了,是周一上午老人多……”
回到家,他跟女儿说起这件事。陈晓笑了:“爸,你才发现啊?你现在在家里说话也有点这个味道。上次你劝我找工作的事,说‘要综合考虑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我还以为你在念文件呢。”
陈志刚愣住了。他没想到,AI 帮他写的那些东西,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他自己说话的样子。
陈志刚身上发生的事,不是个例。它有一个清楚的过程,可以分成四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单独看,都是一次“改进”;四道合起来,一个人的差异就被磨平了。
第一道工序:替写。让 AI 替自己写一段话。这是最直接的一步。陈志刚让 AI 替他回老赵的微信,就是替写。替写的时候,每一个词都是从基底里显露出来的,人只提供了一个意图。第 4 章讲过,这段话里 AI 说得多,人说得少。
第二道工序:润色。自己写一段话,然后让 AI 改得“更好”。这一步看上去比替写好得多,因为底稿是自己的。可是“更好”是什么意思?是更接近基底里“好文字”的稳定态:更规范、更得体、更有条理。每一次润色,AI 都会把那些不太规范、不太得体、不太有条理的地方改掉,而这些地方,往往恰恰是这个人自己的东西:他的口头禅,他的方言词,他跳跃的思路,他不加掩饰的情绪。陈志刚那句“这周主要干了三件事”,润色以后就变成了“本周我们在社保业务方面重点推进了三项工作”。
第三道工序:采纳。不只是让 AI 改文字,还让 AI 出主意,然后照着主意去做。AI 的主意也是基底的稳定态:面对朋友吵架,稳定态是“冷静沟通、表达理解”;面对工作问题,稳定态是“深入分析、持续优化”。采纳得多了,人的判断方式也在向基底靠拢:遇到事情,先想到的是“通常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会怎么做”。
第四道工序:预审。这是最隐蔽的一道。用 AI 用久了,一个人在自己动手写、自己开口说之前,就已经在心里先过一遍“AI 会怎么写”,然后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去写、去说。陈志刚在例会上张口就是“首先、其次、最后”,就是预审的结果:没有 AI 在场,他自己已经在用 AI 的腔调说话了。到了这一步,磨平就从外面走到了里面。
四道工序,从外到内:先是 AI 替你说,然后是 AI 改你说的,然后是你照 AI 说的做,最后是你自己按 AI 的样子说。每一道都比上一道更深,也比上一道更难察觉。
用发生学的三个维度来看,这四道工序磨掉的是什么?
卷一讲过,一个人和 AI 结成复合体,靠的是两边都有差异进入:AI 这一边是基底里的差异序列,人这一边是他自己生活里的差异序列,两股绳绞在一起往前走,才能走到新地方。
四道工序做的事,就是把人这一边的差异序列,一段一段地替换成基底的差异序列。
替写,是整段替换:人的那一股绳几乎没有进来。润色,是逐字替换:人的绳进来了,但每一处不规范的地方都被换成了基底的样子。采纳,是在判断上替换:人本来会走的那一步,被换成了基底里“通常会走”的那一步。预审,是在源头上替换:人的差异序列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按基底的样子生了。
替换到最后,复合体里就只剩下一股绳了。表面上还是陈志刚在说话,署的是陈志刚的名字,可是说话的其实是基底。这就是第 5 章说的同化:不是 AI 故意要同化人,而是人以发现的方式使用 AI,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差异交了出去。
用 S 的角度看,结果也很清楚。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字、做出来的决定,是他这个人显露出来的样子。四道工序以后,他显露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像基底的稳定态,越来越像千千万万个别人显露出来的东西。老赵说“这不像你”,说的正是:你显露出来的那个样子里,没有你了。
这件事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察觉不到。
原因之一是,每一步都是“改进”。替写出来的话比自己写的更得体,润色以后的文字比原稿更通顺,采纳的主意比自己的想法更稳妥,预审以后说出来的话比原来更有条理。按照发现学的尺子,也就是离“好样子”有多近,每一步都在进步。领导表扬陈志刚“文字水平提高了”,从发现学的角度看,这个表扬一点也没错。
原因之二是,失去的东西没有名字。一个人的口头禅、跳跃的思路、不加掩饰的脾气,在发现学的尺子上,都是“缺点”:不规范,不得体,不严谨。它们被磨掉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失去了什么,反而觉得改掉了毛病。可是在发生学的尺子上,这些恰恰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它们是他的差异,是他和基底之间的距离,是别人认出“这是他”的那些地方。
有一个很好的比方:河里的石头。一块石头刚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有棱有角,形状各不相同。在河水里冲刷几年,棱角一点一点被磨掉,最后变成一块圆润光滑的鹅卵石。每一块鹅卵石都很好看,可是它们越来越像彼此。河水没有恶意,它只是一直在流;石头也没有做错什么,它只是一直在水里。
AI 就像那条河。一个人如果以发现的方式长期泡在里面,把每一次替写、润色、采纳、预审都当成“改进”,他就会慢慢变成一块鹅卵石:光滑、得体、好看,但和千千万万块鹅卵石没有什么两样。
要察觉磨平,需要第二把尺子。发现学的尺子问的是“好不好”,发生学的尺子问的是“像不像你”。老赵用的就是第二把尺子。他不在乎那段话写得好不好,他只在乎那是不是陈志刚。
磨平不只发生在说话和写字上。陈志刚的事让这一家人都开始留意,结果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了一点。
陈晓发现,她和朋友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像。以前大家发朋友圈,各写各的,有人写得长,有人只发一个表情,有人满篇错别字。现在很多人发之前先让 AI 润色一下,于是每条朋友圈都有一个漂亮的开头、一个温暖的结尾,中间夹着几张照片。生日祝福也是这样,她过生日那天收到的几十条祝福里,有好多条读起来像同一个人写的。
小宇发现,班上同学的作文越来越像,这件事第 6 章已经讲过。
林慧发现的,是一件更微妙的事。她发现自己在很多事情上的判断,越来越“合理”了。给小宇买什么书、周末去哪里、怎么跟婆婆相处,她常常会先问一下 AI,然后照着那个“合理”的建议去做。这些建议都不坏,可是她有时候会突然想不起来,自己原来喜欢的是什么。她年轻的时候爱看武侠小说,现在给自己买书,买的都是 AI 推荐的“适合中年女性的成长类书籍”。
从说话,到写字,到判断,到口味。磨平从外面一层一层往里走。
还有一层,比个人的磨平更深,需要特别说出来。
第 2 章讲过,AI 的土壤是人类写下的文字。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用 AI 来写字,越来越多的文字是经过 AI 替写、润色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一件很值得警惕的事:下一代 AI 的土壤里,会有越来越多上一代 AI 写出来的文字。而上一代 AI 写出来的文字,是基底的稳定态,是被磨平过的。用这样的文字去训练下一代 AI,下一代的基底就会更平、更窄;更平更窄的基底,又会把用它的人磨得更平。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如果模型反复用模型自己生成的数据来训练,它的输出会越来越单调,丢失原来数据里那些少见的、边缘的东西〔待实核:关于模型用自身生成数据训练导致退化的研究〕。
这意味着,每个人差异的磨平,不只是这个人自己的损失,也是整个人类语言土壤的损失。人类几千年来写下的那些千奇百怪、有棱有角、充满方言和个性的文字,是 AI 最初的土壤;如果人们以发现的方式使用 AI,把自己的棱角一点点交出去,这片土壤就会越来越贫瘠。
反过来说,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差异,也是在为这片土壤保墒。陈志刚那句“是我不对,周六晚上老地方,我请”,写小宇奶奶的那个女生的作文,这些没有被磨平的话,是人类土壤里仍然在长的东西。卷二讲过,竞争力来自与基底的距离;这里要加一句:基底本身的丰富,也依赖于每个人与它保持距离。
周六晚上,陈志刚和老赵在他们常去的那家小饭馆坐下。两瓶啤酒下肚,老赵先开了口。
原来,老赵在同学群里那几句话说得那么冲,是有缘故的。他在一家老国企干了快三十年,上个月单位推行新的智能管理系统,他们科室砍掉了一半人,他被安排“内退”,五十二岁,每个月拿一份基本工资回家。他心里憋着一股火,没地方发,那天在群里看到陈志刚说了一句“现在的年轻人不用 AI 就要被淘汰”,一下子就炸了。
“我知道你不是说我,”老赵说,“可我那天听着就是扎心。”
陈志刚听完,半天没说话。他想起那条 AI 替他写的回复,里面“理解你的感受”“希望我们都能冷静下来”之类的话,说得那么周全,却连老赵为什么生气都没问一句。AI 不可能知道老赵内退了,因为陈志刚自己也不知道;而那段得体的话,恰恰让他错过了知道的机会。如果他当时自己回,按他的脾气,大概会先骂一句“你吃错药了?”,老赵大概会回一句“老子被内退了”,事情反而早就说开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聊到很晚。陈志刚跟老赵讲了单位那件周一上午老人的事,讲了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把问题找出来的。老赵听得很认真,最后说:“你这套路子,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厂里的事我比谁都清楚,哪台设备什么时候要出毛病,哪个环节老是卡,我闭着眼都知道。这些东西,那个智能系统里可没有。”
陈志刚说:“那你就别光在家憋着了。你这些东西,就是我闺女说的那种‘AI 肚子里没有的东西’。”
这顿酒让陈志刚明白了一件事:被磨平的,不只是他说话的样子,还有他和老赵之间本来会发生的那些东西。那句粗话,那一来一回的顶撞,正是他们三十年交情的土壤,是让真话能够冒出来的场。AI 替他写的那段得体的话,把这片土壤盖上了一层光滑的水泥,什么也长不出来了。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那就不要用 AI 写东西了,回到原来自己写的样子。
这不是本书的意思。卷一讲过,人和 AI 结成复合体,能走到人单独走不到的地方。陈志刚单位那件事,要是没有 AI 帮他在几百条投诉里找出“周一上午的老人”,他也许永远看不到那个反常。问题不在于用不用 AI,而在于用的时候,人这一边的差异还在不在。
复合体需要两方。一方是 AI,带着人类语言的全部基底;另一方是人,带着他自己的差异。缺了 AI 这一方,人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转;缺了人这一方,复合体就只剩下基底,人只是在用自己的名字替基底说话。
所以本卷要说的,不是“少用 AI”,而是“在用 AI 的时候,守住你那一份”。这一份,就是你的口头禅、你的方言、你跳跃的思路、你的脾气、你的口味、你那些不太规范但确实是你的东西。它们在发现学的尺子上是缺点,在发生学的尺子上,是你作为复合体一方的全部资本。
怎样守住,下两章来讲。
发现学为什么看不见“磨平”这件事?
因为在发现学的世界里,有一个先在的“好样子”:好文字、好判断、好品味。人的任务是向它靠近。一个人离这个好样子有多远,就说明他还有多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这个框架里,个性就是偏差:偏离了标准的那一部分。教育的任务,就是纠正偏差。
所以当 AI 把一个人的文字、判断、口味一步步推向标准的时候,发现学看到的是“进步”,是“偏差被纠正了”。它没有一个词可以描述“这不像你”这件事,因为在它看来,“像你”不是一个值得保留的东西,“好”才是。
发生学看到的正好相反。在发生学里,没有一个先在的“好样子”等着人去靠近;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土壤里、经过自己的差异、显露成他自己的样子的。一个人的差异,不是偏差,而是他之所以是他的那一部分,也是他能和别人、和 AI 碰撞出新东西的那一部分。磨平差异,在发现学里叫进步,在发生学里叫丧失。
本章的论断是:以发现的方式长期使用 AI,人的差异会经过替写、润色、采纳、预审四道工序被逐步磨平,由外而内,从说话、写字到判断、口味;这一过程很难察觉,因为每一步在发现学尺子上都是“改进”;磨平不仅是个人的丧失,也会通过训练数据回流使人类语言土壤变得贫瘠;而差异是人作为复合体一方的全部资本。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个体差异度:收集同一批人在开始大量使用 AI 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里,在没有 AI 协助的情况下写下的文字(比如日常消息、随手的笔记、即兴的发言记录),测量这些文字与“同一主题下 AI 直接生成的文字”之间的距离,以及这批人彼此之间的文字距离。发生学预言:以查询方式重度使用 AI 的人,个体差异度会随时间下降,而且彼此之间也越来越像;以复合方式使用、有意守住自己差异的人,个体差异度不降。
作废条件:如果长期追踪发现,重度使用 AI 的人在无 AI 协助时的表达与判断,其个体差异度并没有下降,彼此之间也没有趋同,那么“磨平”这一论断判负,陈志刚的经历就只是个别现象,本卷的主体维论证需要重新考虑。〔追踪设计与文本距离的测量方法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陈晓去那家生鲜供应链公司面试之前,人事部门让她补交一封求职信,讲讲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一行。
她这一次没有让 AI 替她写,也没有让它把自己写的东西磨光。她是这样做的:先把自己想说的话,用手机语音一口气说了十分钟,转成文字,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然后把这堆文字和菜摊的经历一起交给 AI,请它帮忙理一理顺序,但不要改她的说法;AI 理出一个结构以后,她发现第三段完全不对,那不是她真正在意的事,于是自己把第三段重写了;最后她又让 AI 检查错别字和不通的句子。
信写好了,她读了一遍,觉得这确实是自己想说的话,而且比她自己单独能写出来的清楚得多。
可是在信的末尾写上“陈晓”两个字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这封信是谁写的?
说是她写的,好像不完全对,因为结构是 AI 理出来的,很多句子是 AI 帮她理顺的。说是 AI 写的,更不对,因为每一个意思都是她的,第三段是她自己重写的,而且没有她那十分钟的语音,AI 什么也写不出来。
最后她想到了一个说法:这封信是“我们”写的,但信里的“我”,是我。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她这个说法。
本书作者在专著《AI 时代的哲学困境》里,提出过一个判断:大模型的成功,第一次在工程上宣告,笛卡尔的“我思”可以不再是“我思”,而是“我们思”。当一个人和 AI 一起对话、一起想一道题的时候,想这道题的已经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我”,而是一个人与 AI 结成的“我们”。
这个判断在关于主体性的几部专著里已经有详细的讨论,本书不重复。这里只取它落到每个普通人身上的那一层:既然已经是“我们思”了,那么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在这个“我们”里面,“我”在哪里。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每天都会碰到的实际问题。陈晓写求职信,要不要署自己的名?小宇交数学作业,用 AI 帮忙想出来的思路算不算他的?陈志刚交工作报告,AI 写了大半,出了错谁负责?林涛照着 AI 的分析替父亲做了决定,结果不好,该怪谁?
在发现学的世界里,这些问题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思想是一个人脑子里的东西,谁想的就是谁的。可是在“我们思”的世界里,这个答案不够用了。一个想法是在人和 AI 的来回中长出来的,你很难说哪一句是谁的。如果一个人找不到“我”在哪里,他就会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觉得“反正都是 AI 做的,我只是个传声筒”,于是什么都不负责;要么觉得“都是我做的,AI 只是个工具”,于是看不见 AI 已经在里面说了多少话,被磨平了也不知道。
那么,在复合体里,“我”在哪里?
回到第 5 章讲的复合体成立的三个条件:带着自己的土壤进入(E),在来回中接住并换维(D),最后承接(S)。这三个条件,恰好就是“我”在复合体里的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在起点:带入。复合体从哪里开始?从人带进来的那些基底里没有的东西开始。陈晓那十分钟乱七八糟的语音,菜摊的账本,她对这个行业真正的感觉,都是她带进来的。没有这些,AI 只能写出一封“通常的求职信”。在起点上,“我”是差异的来源。
第二个位置,在转折:决断。复合体在来回中往前走,每走到一个岔口,要决定往哪边走。AI 理出结构以后,陈晓发现第三段“不对”,于是把它推翻、重写。这一下推翻,就是一次决断:她认出了哪里不是自己,并且决定换一个方向。AI 可以给出很多方向,但哪一个是“我的”、哪一次该换维,只能由人来认。在转折上,“我”是方向的决断者。
第三个位置,在落点:承接。复合体最后显露出来的东西,要有人接过去,落到生活里,并且对结果负责。陈晓在信的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把这封信交出去,面试官读了会怎么想,她要自己去面对。在落点上,“我”是后果的承接者。
所以,在“我们思”里,“我”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位置。过去,“我”是从头到尾独自完成一件思想的那个人;现在,“我”是复合体里的三个位置:差异的来源,方向的决断者,后果的承接者。中间大段大段的展开、组织、推演、表述,可以和 AI 一起做,甚至大部分由 AI 来做;但起点、转折、落点这三处,必须是“我”。
这就是陈晓那句话的意思:信是“我们”写的,但信里的“我”是我。她在起点带入了自己,在转折决断了方向,在落点承接了后果。这三处都是她的,所以她可以堂堂正正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同时心里清楚,这封信不是她一个人写的。
用这三个位置,可以看清那两种找不到“我”的样子。
第一种,“我”在三个位置上都缺席。第 17 章里陈志刚替老赵写微信,就是这样。起点上,他没有带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只给了一个意图;转折上,他没有推翻任何一句,AI 写什么就是什么;落点上,他本来应该承接,可是老赵一问,他第一反应是想解释“那不是我写的”。三个位置都空着,复合体里只剩下基底。这是被同化。
第二种,“我”以为自己占着全部,其实只占着一个名字。有的人会说:我用 AI 写报告,就像用计算器算账一样,报告当然是我的。可是如果问他:报告里哪些东西是基底里没有、只有你能带进来的?哪一处方向是你推翻了 AI 以后自己定的?他说不上来。他只是在落点上签了名,起点和转折都交给了 AI。他以为自己是作者,其实只是一个署名者。这是被架空。
被同化和被架空,看上去一个自卑一个自大,其实是同一件事:不知道自己在复合体里的位置。发生学要教的,就是让每个人在每一次和 AI 一起做事的时候,都能回答三个问题:这里面,我带进来的是什么?哪一处的方向是我定的?结果由我来承接吗?三个问题都答得上来,“我”就在;有一个答不上来,“我”就少了一块。
这三个位置,还给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一个答案:和 AI 一起做出来的东西,该怎样署名?
发现学的思路是二选一:要么是我的,署我的名;要么是 AI 的,注明“AI 生成”。可是一个复合体的产物,既不完全是人的,也不完全是 AI 的,二选一的署名必然有一边是不诚实的。
发生学的思路是:按三个位置来署名。一个人在起点、转折、落点三处都在场,他就可以署自己的名,同时如实说明这是和 AI 一起完成的。如果他只在落点上签了个名,起点和转折都是 AI 的,那么署他的名就是不诚实的,他应该说清楚这是 AI 生成、他只是审阅。
本书自己就是这样署名的。书的扉页上写着“王德生 著”,下面有一行执笔说明:命题、结构、裁定是王德生的,执笔成文是 Claude。这不是客套,而是如实地说出了“我”在这个复合体里的位置:起点(立题、立命题)是作者的,转折(每一处结构和方向的裁定)是作者的,落点(这本书的观点由谁承担)也是作者的;中间大段的展开和表述,是复合体一起做的。
每个普通人不需要写书,但每个人都会碰到类似的时刻:交作业、交报告、写信、发朋友圈、给别人出主意。在这些时刻,知道“我”在哪里,并且诚实地说出来,是一个复合主体最起码的品格。卷六还会讲到,承接这个位置,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有多要紧。
本章的论断是:在人—AI 的“我们思”中,“我”没有消失,而是占据复合体的三个位置:起点的差异来源、转折的方向决断、落点的后果承接;三个位置都缺席是被同化,只占落点是被架空;诚实的署名应当按这三个位置来确定。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三位在场率:对一个人与 AI 合作完成的作品,请他本人说明三个问题(我带入了什么,哪里的方向是我定的,结果由谁承接),再请旁人根据对话记录核对,看三个位置上“我”真实在场的比例。发生学预言:三位在场率高的人,作品的个体差异度更高,本人对作品的认同感和事后的承接率也更高。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三位在场率的高低,与作品的个体差异度、与本人的认同感和承接率都没有关系,那么“我在复合体中的三个位置”这一刻画判负,需要另找描述“我”在复合体中位置的方式。
周六那顿酒以后,陈志刚给自己定了一条小规矩。
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建了一个清单,标题叫“不改”。里面记的,是他说话写字时那些 AI 总想替他改掉、而他决定留下的东西:“这周主要干了三件事”(不要改成“本周重点推进了三项工作”);“说白了”(他的口头禅);“这事儿”(不要改成“该事项”);遇到问题先说“卡在哪儿”,再说“怎么办”(不要改成先说背景、再说分析、最后说对策)。
以后让 AI 帮他改材料,他都会先把这个清单贴过去,说:“这些地方别动。”
一个月以后,有一次开会,分管领导听完他的汇报,说了一句:“志刚,你这个汇报听着舒服,不绕,一听就知道你心里有数。”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它说明,第 17 章讲的磨平,不是不可逆的;第 18 章讲的“我”的三个位置,也不是一句空话。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在磨平,知道自己那一份差异在哪里,就可以守住它,甚至放大它。这一章讲的,就是怎样守、怎样放大。
先讲守住。下面这六个做法,都是这个家里的人在那几个月里,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它们都很朴素,任何人今天就可以开始。
第一,先写后问。做一件事,先自己动手写一个初稿,哪怕很粗糙,然后再拿给 AI。不要反过来,先让 AI 写,自己再改。道理很简单:先写的那一方,定下了这件事的底子。自己先写,底子是自己的,AI 在上面帮忙;AI 先写,底子是基底的,人在上面修修补补,改来改去还是基底的样子。陈晓写求职信,先说了十分钟语音,就是先写后问。
第二,列一张“不改”清单。就像陈志刚那样,把自己说话写字里那些有特点的地方记下来,每次让 AI 帮忙时一起交给它。这张清单,其实就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差异说出来。很多人的差异之所以被磨掉,是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差异,以为那只是“毛病”。把它写下来,它就从毛病变成了要保护的东西。
第三,带原料进去。给 AI 的,不要只是一个干净的要求,而要带上原料:一段语音、一页手写的笔记、一张随手拍的照片、几句方言、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原料越粗、越具体,里面的差异越多。干净的要求,AI 只能用基底去填;带原料的要求,AI 就得围着你的原料转。
第四,反着用 AI。一般人让 AI 做的是“帮我改得更好”,也就是更接近稳定态。可以试着反过来问:“这段话里,哪些地方最不像一般人写的?请指出来,并且告诉我怎样把这些地方写得更鲜明。”AI 对基底的稳定态了如指掌,所以它恰恰最能认出哪里偏离了稳定态。用它来找自己的差异,而不是磨掉自己的差异,这是把同一台机器从磨石变成放大镜。
第五,留一块没有 AI 的地方。每天或每周留一点时间,做一些完全不经过 AI 的事:手写几行日记,和家人吃饭时不看手机地说说话,自己读一本书而不看 AI 的摘要,自己想一道题想到想出来为止。这不是反对 AI,而是给自己的差异留一块可以自由生长、不被冲刷的地。就像河边留一片不被水冲的滩地,石头才能保留棱角。林慧后来又开始在睡前读武侠小说,不看任何推荐,自己去书店挑。她说:“挑到一本不好看的也没关系,至少是我自己挑的。”
第六,请人用第二把尺子来量。自己很难看出自己被磨平了,因为每一步都像是改进。所以要请身边熟悉你的人,用“像不像你”这把尺子来量你。老赵就是陈志刚的第二把尺子。陈晓后来也和几个好朋友约好,谁的朋友圈或者消息读起来“不像本人”了,就直接说一声。这是朋友之间一种新的善意:不是夸你写得好,而是提醒你写得不像你了。
守住,是不让自己的差异被磨掉。但只是守住还不够。本卷真正想说的,是更进一步:放大。
放大是什么意思?是让 AI 那一整个基底的力量,都为你那一份差异干活,把它从一样很小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东西,变成一样更大的、对别人也有用的东西。
这件事,发生在老赵身上。
周六那顿酒以后,陈志刚一直记着老赵那句话:“厂里的事我比谁都清楚,哪台设备什么时候要出毛病,我闭着眼都知道。”内退在家的老赵,这些本事没处用,整天闷着。陈志刚想了一个办法。
他让老赵每天拿手机录几段语音,想到什么说什么:哪台机器什么声音不对,哪个零件多久会磨损,某年某月出过什么事故、后来怎么查出原因的,新来的年轻人最容易犯什么错。老赵起初觉得这是瞎折腾,录了几天以后,越说越来劲,一个月录了几十个小时。
然后,陈志刚帮他把这些语音转成文字,交给 AI,请 AI 按设备、按故障类型、按季节整理,整理出一个结构以后,再逐条拿去问老赵:这一条对不对?还有没有补充?这里说的“声音发闷”,具体是什么样的闷?老赵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改,有时候一条要改好几遍。
三个月以后,一本《老设备故障听诊手册》成形了,三万多字,里面几乎没有一句话是书本上能找到的,全是老赵三十年听出来、摸出来、吃过亏换来的东西。老赵把它拿给原来厂里的车间主任看,主任看了半天,说:“老赵,这东西比那套智能系统还管用。那套系统只知道数据超标了报警,你这个是还没超标就知道要出事。”后来厂里请老赵回去,每周两天,给年轻工人讲课,带着他们去车间“听机器”。〔本节情节为示意〕
这就是放大。老赵的差异,本来只在他一个人脑子里,是一些说不清、传不下去的“感觉”。和 AI 结成复合体以后,AI 的基底为他做了三件事:把散乱的语音整理成有结构的东西,用追问逼他把模糊的感觉说清楚,把他的经验和书本上的通用知识对照,显出哪些是他独有的。可是整个过程里,起点(带入的全是老赵的经验)、转折(每一条对不对、怎么改,都是老赵定的)、落点(手册由老赵署名,由他去讲课、去承担)都是老赵的。
这正是第 18 章讲的三个位置。守住,是不让“我”在三个位置上缺席;放大,是在三个位置都站稳之后,让中间那一大段,全部交给基底去为“我”干活。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放大不是包装。
现在有很多人在做一件看上去很像的事:让 AI 把自己“包装”得更好。把普通的经历写得更光鲜,把一般的想法说得更有深度,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个人品牌”。这不是放大,而是第 17 章讲的磨平的另一种形式:它是把一个人往基底里“成功人士”“专家”“有深度的人”那些稳定态上推,推得越成功,越像千千万万个被包装过的人。
放大和包装的区别,就在那三个位置上。包装的时候,起点是基底里的“好样子”(人们会先想“一个成功人士的简介应该怎么写”),转折是 AI 的(它按好样子来改),落点只是一个名字。放大的时候,起点是这个人自己的原料,转折是这个人自己的判断,落点是这个人自己的承接。
还有一个简单的检验办法:放大以后的东西,是更像你了,还是更不像你了?老赵的手册,越写越像老赵,读起来就是他在车间里说话的样子,只是更清楚、更完整了。包装以后的简介,越写越不像本人,读起来像一个模板。
有人会觉得,守住和放大差异,是成年人才需要操心的事,孩子还小,先把基础打好再说。
恰恰相反,这件事越早开始越好。
原因之一是,孩子的差异最丰富,也最脆弱。一个孩子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满纸都是只有他自己才会写出的句子:“天在洗澡”“奶奶念熟的话都到哪里去了”。这些句子在发现学的评分标准里常常得不到高分,在 AI 的润色里一定会被改掉。如果从小就习惯了让 AI 把自己的作文改成“好作文”,他的差异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已经被磨平了。
原因之二是,第 17 章讲的第四道工序,预审,一旦在小时候养成,就很难改。一个成年人被磨平,是他原来有棱角,后来被磨掉了,他还记得自己原来的样子,所以还有可能找回来,陈志刚就找回来了。一个从小就在“先想想 AI 会怎么写”的习惯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就没有长出过自己的棱角。
所以本书主张,守住和放大差异,应该是发生学哲学这门主科里很早就开始教的内容。怎样教,下编会讲;这里先说一个方向:不是教孩子少用 AI,而是教孩子在用 AI 的时候,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的,并且敢于留下它们、放大它们。苏老师那堂课让小宇“先说你怎么想,说错了没关系”,何老师那次作业要求“必须是你自己生活里的事”,都是这个方向上的小小的开始。
发现学为什么教不出“守住并放大差异”?
因为在发现学里,差异是需要被克服的东西。发现学的理想,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同一个标准,看到同一个真理。一个人与标准的差异,要么是错误(需要纠正),要么是个人风格(可以容忍,但不重要)。教育的目标,是缩小差异,让每个人都尽可能接近那个标准。
在这个框架里,“放大差异”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为什么要放大偏差?发现学能理解的最多是“发挥特长”,也就是在标准的框架里,某个人在某一方面比别人更接近标准,那就让他多往这方面发展。可是老赵的“听诊手册”不是任何一个现成标准里的特长,它是他自己三十年生活里长出来的、在任何标准里都找不到的东西。
发生学把差异看作发生的源头。没有差异,就没有碰撞,就没有新东西。在 AI 时代,这一点变得格外尖锐:基底已经把所有标准都装进去了,而且人人都能拿到;一个人唯一不可替代的,就是他与基底的那一点差异。发现学要缩小的东西,恰恰是 AI 时代最需要守住和放大的东西。
本章的论断是:人的差异可以被守住(先写后问、不改清单、带原料、反着用 AI、留无 AI 之地、请人用第二把尺子);更进一步可以被放大:在起点、转折、落点三个位置都站稳后,让基底为人的差异干活;放大与包装的区别在于三个位置归属和“更像你还是更不像你”。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差异放大率:比较一个人与 AI 合作之前单独产出的东西(比如老赵的原始语音)与合作之后的成品(手册),看成品在保持个体差异度(仍然像他)的同时,在完整性、清晰度、可用性上提高了多少。发生学预言:以放大方式合作的人,个体差异度保持或上升,同时可用性显著提高;以包装方式合作的人,可用性表面上也提高,但个体差异度下降。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所谓“放大”与“包装”两种方式在个体差异度上没有差别,或者个体差异度的保持与成品在现实中的价值(被采用、被看重)无关,那么“守住并放大差异”作为一种可教的能力就判负,第 19 章的六个做法只能算作个人偏好。〔读数的评估方法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卷五讲的是主体维,主要在 D 上:人自己那一份差异,在和 AI 一起想、一起说的时候,怎样被磨掉,又怎样被守住和放大。
我们从老赵那句“这不像你”开始(第 17 章),看到了磨平的四道工序:替写、润色、采纳、预审,由外而内,从说话、写字一直走到判断和口味。磨平很难察觉,因为在发现学的尺子上每一步都是改进;它不只是个人的丧失,还会通过训练数据回流,让整个人类语言的土壤变得贫瘠。周六那顿酒让陈志刚明白,被磨平的不只是他说话的样子,还有他和老赵之间本来会发生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了陈晓的求职信(第 18 章),回答了“我们思”里“我”在哪里:在起点,“我”是差异的来源;在转折,“我”是方向的决断者;在落点,“我”是后果的承接者。三个位置都缺席是被同化,只占落点是被架空。诚实的署名,也按这三个位置来定。
最后我们看了守住和放大(第 19 章):先写后问,列不改清单,带原料进去,反着用 AI,留一块没有 AI 的地方,请人用第二把尺子来量。更进一步,老赵的《老设备故障听诊手册》说明了什么叫放大:在三个位置都站稳之后,让基底为一个人的差异干活。放大不是包装,检验办法是看结果更像你,还是更不像你。
所以,卷五在主体维上的结论是:发现学把人的差异当作偏差,于是在 AI 的帮助下,人被越来越高效地磨成标准的样子;发生学把差异当作发生的源头,于是它要教人在“我们思”里知道“我”在哪里,守住自己那一份,并且让 AI 的全部力量为它干活。这是发生学哲学成为主科的第二个日常理由。
可是,一个人守住了自己的差异,知道“我”在哪里,还会碰到一种更难的时刻:不是写一封信、改一份报告,而是要做一个关乎别人生死祸福的决定。那时候,AI 能把所有的信息都摊在桌上,可是签字的那支笔,还是在人手里。卷六,我们来讲判断维。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AI 能把一件事的全部信息、全部选项、全部利弊摊在桌上,却不身处这件事的纠缠之中,也不承接任何后果。信息越全,人越无处推诿,判断的分量全部压回每个人身上,“善的难题”因此被扩大了。真正的判断不是在选项表上挑出最优,而是在纠缠中选择,并且承接;这正是本书作者所立的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
外公的检查结果出来一周以后,主治医生约家属谈话。
医生讲得很清楚:手术和保守治疗两条路,医学上都说得过去。做手术,有治好的机会,但以老人的年龄和那两项偏高的指标,手术本身有风险,术后恢复也会很辛苦,可能要卧床很长时间;不做手术,用药物控制,风险小一些,老人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但病情会慢慢发展,过几年可能就没有做手术的机会了。医生最后说:“两条路都有道理,关键要看老人自己和你们家里怎么想。你们商量好了告诉我,要做手术的话,家属要签字。”〔本卷所涉医疗情节均为示意,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一家人在病房外的走廊里站着,谁也没说话。
这之前的一周里,林涛已经把能问的都问了 AI。他知道这种手术在这个年龄段的大致成功率,知道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知道保守治疗的平均预期,知道术后康复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要做哪些训练。第 4 章讲过,AI 给的那个“七成”后来被证明不太准,可是经过和医生反复核对,现在他手里的信息已经相当可靠、相当全面了。
林慧也问过。她问的不是数字,而是“像我父亲这样的老人,做完手术最常后悔的是什么”“不做手术的老人,最常后悔的是什么”。AI 也给了很周全的回答。
外婆什么都没问,她只是哭。
所有的信息都摊在桌上了,比任何一代人在做同样的决定时手里的信息都要全。可是走廊里的这一家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场面,是本卷的起点。它说的是一件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的事:AI 让信息越来越全,可是判断并没有因此变得越来越容易,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在过去,一个家庭面对这样的决定,常常有地方“躲”。可以躲到医生后面:“医生说做,那就做吧。”可以躲到信息不足后面:“我们也不懂,听天由命吧。”可以躲到家里最有权威的人后面:“老大说了算。”这些“躲”,不一定是坏事,它们让一个家庭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把决定交出去的地方。
可是现在,这些地方一个一个没了。
医生没有替他们做决定,医生说“两条路都有道理,关键看你们”。这不是医生推卸责任,而是越来越多的医生在认真对待一件事:这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关于这个老人怎样度过他余下日子的问题,而后者不是医生能替病人和家属决定的。
信息不足也躲不了了。林涛手里的信息,已经比很多年前一个专科医生手里的还要全。他不能说“我们不懂”。
权威也躲不了了。林涛是老大,可是他知道的,林慧也都知道;他能问 AI 的,林慧也能问。两个人拿着同样多的信息,得出了不同的倾向:林涛倾向做,林慧倾向不做。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谁也没有比对方多掌握什么。
这就是本卷说的“善的难题被扩大了”。本书作者在《AI 时代的哲学困境》里有一个判断:AI 把“善的难题”大大扩大了。所谓善的难题,就是“在这件事里,怎样做才是好的”。过去,这个难题常常被信息不足、专家权威、传统习惯遮住了一部分,人们可以把一部分判断交给它们。现在,AI 把信息摊开了,把专家的知识普及了,把习惯的来历也讲清楚了,遮挡一层一层被拿掉,善的难题赤裸裸地摆在每个人面前。
走廊里的这一家人,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到:决定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做。
林涛是工程师出身,他最初的想法是:既然信息都全了,那就算一算。
他真的算过。他让 AI 帮他做了一个表格:两个选项,每个选项下面列出可能的结果、每种结果的概率、每种结果对应的生活质量评分,然后算出一个“期望值”。算出来的结果是,做手术的期望值略高一点。
他把表格拿给林慧看。林慧看了半天,说:“哥,你这个表里,‘生活质量评分’是谁打的?”
林涛说是 AI 根据一般的研究给的参考值。
林慧说:“一般的研究,知道爸爸最怕的是什么吗?”
林涛答不上来。
这个表格的问题,不在于算错了,而在于它把一件事里最要紧的东西,都换成了一般的数字。这正是发现学的判断方式:世界上有一个先在的“最优解”,只要把信息收集全、把各种因素量化、把期望值算出来,最优解就会被发现。在很多问题上,这种方式是有效的。可是在这件事上,它漏掉了三样东西。
第一,它漏掉了这个人。“生活质量评分”是千千万万个老人的平均值,不是外公的。外公最在乎的是什么?是多活几年,还是少受点罪?是能不能下地走路,还是能不能清醒地和家人说话?这些,一般的研究不知道,AI 不知道,连林涛和林慧自己也说不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问过。
第二,它漏掉了这些人之间的纠缠。这不是外公一个人的事。外婆承受得了哪一种结果?术后需要长期照顾,谁来照顾,林涛的工作、林慧的工作、两家的孩子怎么安排?如果选了一条路结果不好,兄妹俩之间会不会从此落下心结?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每一样都影响着别的,没法拆开来一样一样打分。
第三,它漏掉了选择本身会改变人。一个家庭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不管结果怎样,这一家人都会因为这个决定而变成和原来不一样的人。选了手术,全家人要一起熬过漫长的康复;选了保守,全家人要一起面对慢慢到来的告别。这两种日子,会把这一家人塑造成不同的样子。期望值的表格,只算结果,不算人会因为选择而怎样变化。
所以,这个决定算不出来。不是因为信息不够,也不是因为算法不好,而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找到先在最优解”的问题。
用发生学的眼光看,这个决定是什么?
它的 E,是一团纠缠。外公的身体,外公自己的心思,外婆的恐惧,林涛“不能让他走得太早”的心情,林慧“不能让他受罪”的心情,两个家庭的时间和钱,兄妹俩几十年的关系,小宇对外公的依恋,还有这个家族里过去怎样对待老人生死的记忆。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是这个决定的土壤。
它的 D,是这一家人各自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来回的过程。林涛倾向做,林慧倾向不做,外婆只是哭,外公还没有开口。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差异,而这个决定要在他们一来一回的差异里慢慢走出来。
它的 S,是最后显露出来的那个选择。这个选择不是事先藏在某个地方等着被找到的,而是在这团纠缠里、经过这些差异,第一次显露出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走廊里一家人的困境就清楚了:他们手里有了关于这件事的全部“信息”,可是这件事的“纠缠”,他们还没有真正碰过。AI 给他们的,是千千万万个类似病例在基底里缠出来的稳定态;可是这个家、这个老人的纠缠,是基底里没有的。他们一直在基底里找答案,而答案只能从他们自己的纠缠里显露出来。
打破僵局的,是小宇。
那天下午,小宇在病房里陪外公。外公问他乒乓球练得怎么样,小宇说下个月有一个区里的少年比赛,教练让他去。外公眼睛亮了一下,说:“那我得去看。”
小宇把这句话告诉了妈妈。林慧愣住了。这一个星期,全家人在讨论手术还是不手术,谈了成功率、并发症、康复期、期望值,却没有一个人认真地问过外公:您自己想怎么过接下来的日子?
那天晚上,林慧和林涛一起坐到外公床边。这一次他们没有讲数字,而是问外公在想什么。
外公沉默了很久,说了一段兄妹俩从来没听过的话。他说他不怕死,七十八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他怕的是躺在床上动不了,什么都要人伺候,拖累孩子们,那样活着没意思。可是他也想多活几年,想看小宇打比赛,想看晓晓找到工作,想回一趟老家,看看他爹妈的坟。
“你们说手术,我听明白了,做了可能好,也可能在床上躺好久。不做呢,能多走动一段时间,可是往后就没机会了。”外公说,“我想先把小宇的比赛看了,回老家一趟。回来以后,要是医生说还能做,我就做。”
兄妹俩把外公的想法告诉了医生。医生想了想,说以老人目前的情况,推迟一个多月再决定,风险是可以接受的,但要按时复查,有变化随时来。〔情节示意〕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它不是林涛的表格算出来的,也不是林慧的直觉拍板的,更不是 AI 给出的,而是在这一家人终于碰到了这件事真正的纠缠之后,从外公自己的话里显露出来的。
回头看,AI 在这件事里起了什么作用?
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它,林涛不可能在一周之内把这种手术的情况弄得那么清楚;林慧问的那两个“最常后悔的是什么”,也让她提前想到了很多事。更要紧的是,当兄妹俩后来要和外公谈话的时候,他们用 AI 做了一件很有用的事:请它帮忙想一想,怎样和一个七十八岁、不太爱说心里话的老人,谈他对生死的想法,哪些问法会让老人觉得被尊重,哪些问法会让他觉得是在催他做决定。AI 给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不要一开口就问“您想不想做手术”,而是先问“您最近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所以,AI 是这个决定里一个非常有用的伙伴。但是它做不了三件事:它不知道外公怕的是什么,它不身处这一家人的纠缠之中,它也不会在这个决定之后,和这一家人一起过接下来的日子。
它能把信息摊开,但不能替人碰纠缠;它能帮人想怎样去碰,但碰的那一下,只能是人。
发现学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会让一家人卡在走廊里?
因为发现学的判断观是:好的决定是被找到的。先在的最优解藏在信息里,信息越全,越容易找到它。于是一个受过发现学训练的人面对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收集信息、分析利弊、计算期望,林涛就是这样做的。在 AI 时代,这一套做得比任何时候都顺手,信息要多少有多少,表格一秒钟就能做出来。
可是当信息全了、表格也做好了,最优解却没有出现的时候,发现学就没有办法了。它只能说“信息还不够”,再去收集更多的信息;或者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能听天由命”。它不知道的是,这个决定从来不在信息里,而在纠缠里;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要从纠缠里显露出来的。
发生学的判断观是:好的决定是在纠缠中发生出来的。信息是必要的,它帮人看清纠缠的轮廓;但决定本身,要靠人真正走进纠缠,碰到那些基底里没有的东西:这个人最怕什么,这些人之间缠着什么,这个选择会让大家变成什么样子。AI 时代,信息越来越不稀缺,而“走进纠缠”的本事,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家里、一段具体的关系里、一个具体的人面前做判断的本事,变得越来越要紧。
本章的论断是:AI 让信息越来越全,却让判断越来越难:过去可以躲到信息不足、专家权威、传统习惯后面,现在这些遮挡被拿掉,善的难题赤裸裸地摆到每个人面前;这类判断算不出来,因为它漏掉了当事人、人与人之间的纠缠、选择对人的改变;好的决定不是在信息里找到的,而是在纠缠中显露出来的。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纠缠触及度:在一个家庭或一个团队做重大决定的过程中,记录他们花在“收集和分析一般信息”上的时间,和花在“直接询问当事人真实想法、讨论彼此之间的具体牵连”上的时间,以及最终决定是否纳入了当事人本人表达的意愿。发生学预言:纠缠触及度高的决定,事后当事人和家属的悔恨率更低、家庭内部的冲突更少。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在 AI 提供充分信息的条件下,纠缠触及度的高低与事后悔恨率、家庭冲突都没有关系,单靠信息分析做出的决定同样少悔恨、少冲突,那么“判断在纠缠中显露”这一论断判负。〔实测需在符合伦理审查的条件下进行,设计列入附录甲〕
外公回老家的那一周,陈晓同时收到了两份录用通知。
一份来自那家社区生鲜供应链公司。就是面试时听她讲了二十分钟菜摊的那家。岗位是“社区运营专员”,在省城,月薪不算高,公司成立才四年,业务在扩张,也在烧钱,前景说不准。
另一份来自老家县城的一个事业单位。她之前一边投简历一边准备考试,笔试面试都过了。工作稳定,离家近,父母和亲戚都很满意,母亲林慧虽然嘴上说“你自己定”,可陈晓听得出来,妈妈心里是希望她回县城的,那样离外公外婆也近。
她把两份通知都发给了 AI,请它帮忙分析。AI 给了一张非常周全的对比表:薪资、稳定性、发展空间、生活成本、离家距离、行业前景、个人兴趣匹配度,一项一项列得清清楚楚,每一项还给了打分。最后 AI 说,两个选择各有优势,建议她“结合自身的价值观和长期职业规划做出决定”。
陈晓看着这张表,想起了舅舅林涛那张期望值表格。表格很全,可她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她甚至觉得,看完这张表以后,比看之前更不知道了,因为每一项都有道理,每一项都在往不同的方向拉她。
这一章,就从陈晓的这两份通知讲起,讲一个比“怎样做决定”更深的问题:什么是自由。
说到自由,很多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话是:“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话出自恩格斯,几十年来写在中学政治课本里,很多人都背过。
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世界上的事情有它必然的规律,人如果不认识这些规律,就只能被它们摆布,是不自由的;人认识了规律,就可以按照规律去做事,利用规律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时候人就自由了。比如人不懂水性,掉进河里就会淹死;懂了水性、学会了游泳,就能在河里自由地游。
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而且在很多事情上确实成立。但是用发生学的眼光看,它是一个典型的发现学的自由观:必然性是先在的,自由就是发现它、认识它、顺着它。本书作者在拆解恩格斯这句话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看法。
先看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在 AI 时代会遇到什么问题。
如果自由就是认识必然,那么 AI 应该给了每个人前所未有的自由。陈晓手里那张对比表,把两份工作的各种“必然”:行业规律、薪资水平、发展路径、生活成本,都认识得清清楚楚,比她自己花一个月去调查还清楚。按照那句话,她应该很自由了。
可是她一点也不觉得自由。她觉得被拉扯,被困住,被这张表里的每一项推来推去。
这不是陈晓一个人的感受。今天很多年轻人都有类似的体会:信息越来越多,选项越来越清楚,可是做选择的时候,反而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知所措。如果自由真的是对必然的认识,那么信息的爆炸应该带来自由的爆炸;可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是相反的东西。
这说明,认识必然,最多只是自由的一个条件,而不是自由本身。AI 可以把必然认识得越来越全,但它给不了人自由。自由在别的地方。
本书作者把自由的内容表述为一条“律”,叫做自由律,它有三步:纠缠—选择—激发。下面用陈晓的故事,一步一步来讲。
第一步,纠缠:感到所有缠着的力量。
自由的第一步,不是跳出纠缠,而是进入纠缠,感到它。
那张对比表,把陈晓的处境拆成了一项一项互不相干的因素:薪资是薪资,距离是距离,兴趣是兴趣。可是在她的真实生活里,这些东西是缠在一起的。她想去省城,一部分是因为她真的喜欢菜摊那件事里的那种感觉,想把它做成一份工作;一部分是因为她不甘心,读了四年大学,回县城好像是认输。她想回县城,一部分是因为外公病了,她想多陪陪他;一部分是因为妈妈的眼神,她不想让妈妈失望;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她害怕,省城那家公司说不定哪天就倒了。这些力量互相拉扯、互相渗透,有的她说得出来,有的她自己都没意识到。
AI 的表格把这些拆开了,所以它显得清楚;可是正因为拆开了,陈晓在表格里找不到她自己。她那种“不甘心”、那种“怕妈妈失望”、那种“想陪外公”,在表格里要么没有,要么被压成了一个“离家距离:8 分”。
所以,第一步要做的,是把表格放下,回到纠缠里去,诚实地感到每一股力量:我为什么想去?为什么想回?哪些理由是我自己的,哪些是别人放在我心里的?哪些是向往,哪些是害怕?陈晓后来花了一个晚上,没用 AI,自己在本子上写,写了满满三页。写完她发现,她最强的那股力量,既不是薪资,也不是稳定,而是一个她原来没说出口的念头:她想做的,是让像小姑那样的小摊贩,在平台和算法面前也能活得好一点。
第二步,选择:从纠缠里面做出选择。
感到了所有的力量,第二步是选择。但这里说的选择,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它必须是从纠缠里面做出来的,而不是被纠缠里的某一股力推出去的。
被推出去的选择,看上去也是选择,其实不是。一个人因为怕妈妈失望而回县城,是被“怕”推回去的;一个人因为不甘心而去省城,是被“不甘心”推出去的;一个人因为表格上某一项分数高而选某一边,是被表格推过去的。这些时候,做选择的不是人,而是那一股最强的力,或者那张表。人只是被推着走了。
从纠缠里面做出的选择,是人感到了所有的力量之后,站在它们中间,说:我要这样走。这不是说其他的力量消失了,怕还在,不甘心还在,想陪外公的心也还在;而是说,人认出了哪一股是自己最想跟随的,并且决定带着其他所有的力量,往这个方向走。
第三步,激发:选择打开了新的可能。
自由律最特别的,是第三步。一个真正自由的选择,不是在两个现成的选项里挑一个就结束了;它会激发出新的东西,打开原来没有的可能。
陈晓的选择就是这样。当她认出自己最想做的是“让小摊贩在平台面前活得好一点”以后,她没有简单地在两份通知里挑一个。她重新看了看生鲜公司的业务,发现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县域直采”项目,要在周边几个县建立和本地农户、菜贩的合作网络。她给面试官打了一个电话,问能不能把她放在这个项目上。面试官很意外,说这个项目刚起步,很苦,要经常下县里跑。陈晓说她就是想去那里。
结果是,她去了省城的公司,但她的工作有一半时间在县里,其中就包括她老家那个县。她能常回家看外公,又能做她真正想做的事。这个结果,不在 AI 那张表的两个选项里,它是一个在选择中生出来的第三个选项。
这就是激发。一个被推出去的选择,只能落在现成的选项上;一个从纠缠里做出的选择,常常会生出表格里没有的东西。第 8 章讲过“换维”,这里的激发,就是选择时的换维:不再在“省城还是县城”这一个维度上挑,而是换到“我想做成什么事”这个维度上,原来对立的两个选项,一下子有了一条可以同时连起来的路。
本书作者对自由律还有一个裁定:自由律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函数。意思是说,一个选择自由不自由,要看它同时在创造和幸福两个方向上怎么样。
这句话听上去抽象,用陈晓的选择来看就很清楚。
假如陈晓只看创造:哪里能生出新东西、做出新事业,那么她应该去省城,而且应该去最有挑战的岗位,不管家里、不管外公、不管自己累不累。这样的选择也许很有创造,可是如果她因此和家里闹僵,外公最后的日子她不在身边,她自己每天焦虑得睡不着,那么这个选择不幸福。只有创造没有幸福,不是自由,那是另一种被推着走:被“要做出点什么”推着走。
假如陈晓只看幸福:哪里最安稳、最舒服、让家里人最满意,那么她应该回县城。这样的选择也许让大家都安心,可是如果她在那里每天重复着没有意思的事,心里那个“想让小摊贩活得好一点”的念头慢慢熄灭,那么这个选择没有创造。只有幸福没有创造,也不是自由,那是另一种被推着走:被“安稳”推着走。
真正的自由,是创造和幸福同时在场的地方。陈晓最后的选择,有创造:她去做一个刚起步、真正在生出新东西的项目;也有幸福:她能常回家,外公看到她做的事很高兴,她自己也第一次觉得工作和自己心里想的是一回事。两个自变量都不为零,自由这个函数才有值。
这也是为什么,第 9 章在讲“强不强”的时候,最后要用三律来收口。一个人和 AI 一起做出的选择,如果只追求创造(新奇、领先、赢),或者只追求幸福(舒服、安稳、满意),都不是完整的;只有两者同时成立,人才真正在纠缠中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会反过来激发出新的创造和新的幸福。
回头再看第 20 章外公的选择,会发现它也是按这三步走的。
纠缠:外公感到了所有的力量:怕躺在床上动不了,想多活几年,想看小宇比赛,想回老家,不想拖累孩子。他把这些都说了出来,没有躲开任何一股。
选择:他没有被“成功率”推去手术,也没有被“怕”推去放弃,而是站在这些力量中间说:先去看比赛、回老家,回来再看医生怎么说。
激发:这个选择打开了新的东西。决定之后的那一个月,外公每天坚持在病房走廊里走路,从一次走十分钟到走半个小时,因为他要去看比赛、要回老家,得有力气。他的精神比住院以来任何时候都好。连主治医生都说,老人现在的状态,比一个月前更适合考虑手术了。
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在一个关于生死的决定里,获得了自由。不是因为他认识了什么必然,他对自己的病了解得远没有 AI 那么全面;而是因为他在纠缠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激发了他。
那么,在这一切里面,AI 起了什么作用?
它起的作用是真实的:它帮陈晓把两份工作的各种信息弄清楚了,帮外公的儿女弄清楚了两条路的医学情况。没有这些,纠缠会更模糊,选择会更盲目。可以说,AI 让“认识必然”这一部分,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
但是 AI 不能替人走那三步。它不知道陈晓心里那个没说出口的念头,那是纠缠;它不能替陈晓站在所有力量中间做出决定,那是选择;它也不会在选择之后被激发,去给面试官打那个电话,那是激发。
更要紧的是,如果一个人把 AI 那张表当成了决定本身,AI 就不是在帮他获得自由,而是在拿走他的自由:他被表格推着走了。所以,和 AI 一起做选择的时候,要记住一个分寸:让 AI 去认识必然,让自己去走自由的三步。
发现学的自由观,为什么在 AI 时代失灵了?
发现学把自由理解为两件事:一是认识必然,二是在给定的选项里挑出最优。这两件事都预设了一个先在的东西:先在的规律,先在的选项。人越是清楚地认识了规律、越是准确地挑出了最优,就越自由。
AI 把这两件事都做到了极致:规律,它讲得比谁都清楚;选项和最优,它排得比谁都明白。可是人反而更不自由了。这说明,发现学的自由观漏掉了自由最核心的东西。
它漏掉的,第一是纠缠:它把人的处境拆成了一项一项的因素,于是看不见那些缠在一起、说不清楚、却最要紧的力量。第二是选择的主体:它以为挑出最优就是选择,看不见被推着走和从里面选择的区别。第三是激发:它只在给定的选项里挑,看不见真正的选择常常会生出一个表格里没有的新选项。
发生学的自由观,正是把这三样东西找了回来:自由不是认识了必然就有的,而是在纠缠中选择、并被选择激发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次发生。
本章的论断是:认识必然只是自由的条件,不是自由本身;AI 让认识必然前所未有地容易,却没有带来自由;自由是一次发生,按纠缠—选择—激发三步进行;真正的选择常常生出给定选项之外的新选项;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两者同时在场,人才真正自由。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新选项生成率:在一批人面对重大选择的过程中,记录他们最终的决定是落在最初给定的选项之一,还是生成了一个最初没有的新选项;同时记录决定之后一段时间里,他们在创造(做出了新东西)和幸福(本人和身边人的生活状况)两方面的情况。发生学预言:经过“纠缠—选择—激发”的人,新选项生成率更高;而新选项的决定,在创造和幸福上同时成立的比例更高。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是否经过纠缠这一步、是否生成了新选项,与决定之后的创造和幸福都没有关系;或者单纯依据完整信息在给定选项中挑最优的人,在创造和幸福上并不逊色,那么“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作为对自由的刻画就判负,发现学“认识必然”的自由观在 AI 时代就仍然够用。〔追踪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区里的少年乒乓球比赛,定在一个周日的上午。外公是坐着轮椅来的,林涛推着,外婆和林慧跟在后面。一家人坐在看台上,比来看任何一场比赛都紧张。
小宇第一轮赢得很顺。第二轮碰到了一个比他高半个头的男孩,打得很胶着。到了决胜局,比分咬到九比九,轮到小宇发球。
赛前教练跟他说过:关键分发你最稳的那个下旋,别冒险。可是这一个月里,小宇一直在偷偷练一个新的发球,一个侧上旋,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在训练里成功率大概六成。站在发球线上的那几秒钟,他犹豫了。
他选了新发球。
球发出去,旋转很好,对方接得很别扭,勉强挡了过来。小宇抢攻,可是那一板拉得太急,球出界了。九比十。下一个球,对方发球得分,比赛结束。
小宇站在球台边,眼圈一下子红了。下场以后,他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走到看台边。教练走过来,想说什么,最后只拍了拍他的肩膀。
外公让林涛把轮椅推到小宇跟前,问他:“最后那个球,你自己选的?”
小宇点点头,眼泪掉了下来:“我不该发那个球的。教练让我发下旋。”
外公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自己选的,输了也是你的。是你的,就别怪别人,也别光怪自己。回去想想,那个球为什么会出界,下回怎么发。你外公这回选了先来看你比赛,要是回去以后病重了,那也是我的,我不怪你们,也不怪医生。”
小宇抬起头看着外公,没有说话,眼泪慢慢止住了。
外公这几句话,就是本章要讲的东西。第 20 章讲了判断在纠缠中显露,第 21 章讲了自由是纠缠—选择—激发。可是一个选择做出来以后,还有最后一步:它的后果,谁来接?
外公的选择,很快也迎来了它的后果。
从老家回来以后,外公去医院复查。医生看完结果,脸色有点沉:病情比一个多月前有了一些发展,手术仍然可以做,但风险比原来高了一些,术后恢复可能也会更难。〔情节示意〕
这个消息让全家人都很难受。那天晚上,林涛在电话里对林慧说了一句话,声音里带着火气:“早知道就该一开始就做手术。当时那个表格算得清清楚楚,手术的期望值高。都是你说什么‘不能让他受罪’。”
林慧沉默了很久,说:“哥,那不是我一个人定的,也不是那个表格定的。是爸自己说的,我们一起同意的。你要是现在怪我,我也可以怪你没早点问爸在想什么。可是怪来怪去,爸的病也不会回到一个月以前。”
电话那头,林涛半天没出声。最后他说:“你说得对。是我们一起定的。”
这段对话,是本章最要紧的地方。林涛的第一反应,是把后果推出去:推给妹妹,推给“当时没听表格的”那个决定。这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常见的反应。而在 AI 时代,这种反应还多了一个很方便的出口:推给 AI。“AI 当时说手术期望值高”“AI 说推迟一个月风险可以接受”“AI 给的建议就是这样”。
林慧拒绝了这个出口。她把后果接了回来:这是我们一起定的,是爸自己选的,是我们的。
本书把林慧做的这件事,叫做承接。
第 5 章讲复合体成立的三个条件时,第三个条件就是承接:复合体显露出来的东西,要有人接过去,落到生活里,并且对结果负责。第 18 章讲“我”的三个位置时,第三个位置是落点上的承接者。这一章把承接放到它最难的地方来讲:当后果不好的时候。
后果好的时候,承接很容易,人人都愿意说“这是我的决定”。后果不好的时候,承接才见真章。
用 SDE 的眼光看,承接是什么?一个选择,是在纠缠中经过差异显露(S)出来的。可是显露出来的东西,还只是一个“决定”,它要变成生活里真实的样子,必须有人带着它往下过日子:照着它去做,面对它带来的一切,从它的结果里学到东西,再带着学到的东西去做下一个选择。承接,就是让一次显露落进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那个过程。没有承接,显露就悬在半空;有了承接,它才落地,成为这个人、这个家接下来发生的新的土壤。
具体说,承接有三个部分:
认领。说出“这是我的”或者“这是我们的”。不是“AI 说的”“医生让的”“表格算的”“他坚持的”,而是“我们选的”。认领不是认错,外公没有说“我选错了”,林慧也没有说“是我的错”;认领是认出这个选择属于谁。
担当。接着做后果要求做的事。外公的病情有了发展,接下来要不要手术、谁来照顾、钱怎么安排,这些事都要去做,而不是停在“早知道”里。
回写。从这次的结果里学到东西,写回自己的土壤里,带到下一次选择中去。小宇要回去想那个球为什么出界;林涛后来说,下次家里再遇到这种事,他会先问当事人自己怎么想,再去做表格。回写,是承接里最有发生学味道的一部分:一次选择的后果,成了下一次发生的土壤。
外公最后还是做了手术。这一次,决定做得比上次快:一家人坐在病床前,医生讲完两条路,外公说“做吧,我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比赛也看了”,林涛和林慧都点了头。签字的时候,林涛握着笔,停了一下,说:“爸,这回是你定的,我们陪你。”
手术做完了,没有出大的意外,但术后恢复确实很难。外公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下地走路要人扶,每天做康复训练疼得直冒汗。林涛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白天在医院陪护;林慧下班以后去换他;陈晓从县里跑项目回来,也去医院守夜;外婆每天炖汤送过去。
有一天,外公在做康复训练,疼得受不了,发了脾气,说早知道不做了。林涛蹲在他面前,说:“爸,你自己定的,我们一起定的。疼也得一起熬。”外公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咬着牙又走了一圈。
这一家人,在后果不好的时候,没有散。他们把一个艰难的决定,连同它艰难的后果,一起接住了。
在承接这件事上,AI 的位置非常清楚:它不能承接。
这不是因为 AI 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承接要求一样 AI 没有的东西:在这个生活里。要认领一个选择,你得是这个选择所属的那个人或那个家的一员;要担当后果,你得在后果发生的地方,在医院的走廊里、在康复训练的器械旁边;要回写,你得有一个会继续往下过的生活,好让这次学到的东西写进去。AI 给出建议以后,就离开了这个家;这个家接下来的日子,它不在里面。
这听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事,可是在实际生活里,它常常被忘记。原因就在于 AI 说得太好了。它的建议周全、得体、有理有据,一个人很容易在心里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分担责任的人”。结果不好的时候,就很自然地想:“是 AI 这么建议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很危险的局面:一个决定,建议来自 AI,执行的是人,后果落在人身上,可是责任悬在半空,谁也不认。人觉得是 AI 的建议,AI 本来就不承担任何东西,于是这个决定的后果,没有被任何人真正接住。本书作者在讨论人—AI 共创的归属问题时,专门追问过这件事:当一个想法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我们”里谁来承担?本书的回答是明确的:在人—AI 复合体里,承接的位置永远是人。AI 可以在起点提供基底,在转折提供方向的候选,但落点上,只有人。
这不是 AI 的缺点,而是人的位置。正因为 AI 不能承接,人在复合体里才有一个永远不会被替代的位置。一个人如果把这个位置也交出去,他就把自己在复合体里最后的一块地方也交出去了。
承接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关系到一个人怎样成长。
小宇那个出界的球,是一次失败。可是它是一次可追责的失败:是他自己选的,他知道为什么选,他也知道结果是什么。因为是他自己的,他就可以从里面学东西:新发球的旋转其实是好的,问题出在抢攻太急;下一次,可以在发球之后先多过一板再抢攻。这次失败,成了他下一次发生的土壤。
如果那天小宇听了教练的话,发了最稳的下旋,结果还是输了,那也是一次失败。可是那次失败,他可以推给教练:“是教练让我发的。”这样的失败,他学不到什么,因为它不完全是他的。
更糟的是另一种情况:如果那天小宇站在发球线上,掏出手机问 AI 该发什么球(当然比赛里不允许,这只是一个比方),照着 AI 的建议发了,结果输了,他可以推给 AI。这样的失败,同样学不到什么。
所以,承接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品格,还是一种学习上的必需。一个人只有承接了自己的选择,失败才会成为他的土壤;把选择推出去,失败也就推出去了,什么也留不下。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把选择推给 AI 的时代,能不能承接,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从自己的经历里长出东西来。
有人会说,承接是一种品格,是做人的道理,这不需要学哲学,父母从小就会教。
可是标准答案的教育,在结构上恰恰教不出承接。
回想第 16 章讲的标准答案课堂。在那样的课堂里,问题是老师给的,答案有标准,对错由标准判定。一个学生答错了题,错的是什么?是他没有找到那个标准答案。责任在“没找到”,而不在“选择”,因为在标准答案的世界里,根本没有选择,只有对和错。十二年里,学生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也就从来没有承接过一个选择的后果。
家里也常常是这样。很多孩子的重大选择: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报什么补习班,是父母替他们做的。孩子没有做过选择,自然也谈不上承接;等到长大了,突然要自己选工作、选伴侣、选城市,他不知道怎样做一个选择,更不知道怎样在选择的后果不好时接住它。于是,AI 就成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新的“父母”:它替你分析,替你建议,结果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怪它。
所以,承接是需要学的,而且要从小学。怎样学?最朴素的办法,就是让孩子做一些真实的、有后果的小选择,并且让他自己接住后果。不是在标准答案里对和错,而是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上做决定:周末怎么安排,零花钱怎么用,比赛里发哪个球。选了,就让他自己面对结果;结果不好,不要急着替他收拾,也不要让他推给别人,而是像外公那样问他:“你自己选的?那回去想想,下回怎么办。”
这正是发生学哲学作为主科要教的东西之一:不是一条道德口号,而是在一次一次真实的选择里,练出认领、担当、回写的本事。
发现学怎样理解责任?
在发现学的世界里,有一个先在的正确答案、正确方法、正确程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找到并遵循它。如果他遵循了正确的程序,结果还是不好,那就不是他的责任,而是程序的问题、信息的问题、运气的问题。如果他没有遵循,那就是他的错。
在这个框架里,AI 很容易成为一个“正确程序”:它给出的建议,被当作经过充分分析的最优方案。人照着它做了,就算尽到了责任;结果不好,就是 AI 的问题。发现学的责任观,天然地为“推给 AI”留了一个出口。
发生学的责任观不一样。在发生学里,没有一个先在的正确答案可以替人承担。一个选择是在纠缠中显露出来的,它属于做出它的人;它的后果,是这个人、这个家接下来要生活于其中的新的土壤。承接不是在“有没有遵循正确程序”的意义上判断对错,而是在“这是谁的生活”的意义上认领、担当、回写。所以在发生学里,没有“推给 AI”这个出口:AI 从来就不在你的生活里,它怎么可能替你承担?
本章的论断是:承接是让一次显露落进生活的过程,包括认领、担当、回写;AI 不能承接,因为它不在人的生活里;在人—AI 复合体中,承接的位置永远是人;可追责的失败才会成为人下一次发生的土壤;标准答案的教育在结构上教不出承接,需要通过真实的、有后果的小选择来练。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承接率:在一批人与 AI 合作做出的决定中,当后果不理想时,记录当事人是认领(“我们选的”)、还是外推(“AI 说的”“别人让的”),以及他们在事后是否把教训带进了下一次类似的决定(回写)。发生学预言:承接率高的人,在后续类似的决定中表现更好;从小经历过“真实小选择”的人,承接率更高。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承接与否,与一个人在后续决定中的表现无关;或者把后果推给 AI 的人,在后续决定中并不比认领后果的人表现更差,那么“可追责的失败才能成为土壤”这一论断判负。
同时,这里给出整个卷六的作废条件:如果在 AI 提供充分信息和建议的条件下,家庭与个人重大决策的事后悔恨率和冲突率明显下降,而且这种下降不依赖于当事人是否受过“纠缠—选择—激发—承接”的训练,那么本卷“判断的分量压回每个人身上、必须学会在纠缠中选择与承接”的论证判负。〔涉及医疗与家庭决策的实测需经伦理审查,设计列入附录甲〕
卷六讲的是判断维,主要在 E 上:人怎样在纠缠中选择,又怎样承接。
我们从病房外的一场家庭会议开始(第 20 章)。AI 让信息前所未有地全,可是一家人卡在了走廊里。过去可以躲到信息不足、专家权威、传统习惯后面,现在这些遮挡一层层被拿掉,善的难题赤裸裸地摆在每个人面前。林涛的期望值表格漏掉了三样东西:这个人,这些人之间的纠缠,选择对人的改变。打破僵局的,是小宇的一句话,和外公终于开口说出的那番心里话。好的决定不是在信息里找到的,而是在纠缠中显露出来的。
然后我们跟着陈晓面对两份录用通知(第 21 章),讲了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发现学的自由观,AI 让认识必然前所未有地容易,却没有带来自由。自由律是纠缠—选择—激发:感到所有缠着的力量,从里面做出选择,被选择激发出新的可能。陈晓最后的选择,是表格里没有的第三个选项。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两者同时在场,人才真正自由。
最后我们回到比赛那天和外公回老家以后(第 22 章),讲了承接。小宇那个出界的球,林涛那句“早知道”,林慧那句“是我们一起定的”。承接包括认领、担当、回写;AI 不能承接,因为它不在人的生活里;在复合体里,承接的位置永远是人。可追责的失败,才会成为下一次发生的土壤。
所以,卷六在判断维上的结论是:发现学把判断理解为在信息里找到最优解,把自由理解为认识必然,把责任理解为遵循正确程序;在 AI 时代,这三样都被 AI 做到了极致,人却反而更难判断、更不自由、更容易推诿。发生学把判断理解为在纠缠中显露,把自由理解为纠缠—选择—激发,把责任理解为承接;这些 AI 替不了,只能由每个人自己来学、自己来做。这是发生学哲学成为主科的第三个日常理由。
判断之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在等着。林慧在公司里找到了“帮销售看懂钱”那条路,可是那些刷短视频到深夜的晚上,她心里那种“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用”的空,真的填上了吗?一个人被 AI 拿走了二十年的手艺,他靠什么重新觉得自己的日子有意思?卷七,我们来讲意义维。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发现学时代,一个普通人的意义大多来自“占有”:掌握一门别人没有的手艺,占住一个被需要的位置。AI 把这种占有连根拔掉,于是很多人感到空。这不是技能问题,而是意义结构的问题;再学一门会被吸收的技能,意义还会再被拔掉。按照本书作者所立的总创新原则,一切“发现”都会遇到“发现死亡”,一切“发生”都会遇到“发生升级”的难题;只有发生升级这条路,才能找回意义,即创造、自由、幸福三律。
导论里写过林慧的一个夜晚:躺在床上刷短视频,一个接一个,刷到十二点还停不下来。那不是偶尔的一个晚上。从公司上线那套系统开始,这样的夜晚几乎每天都有。
她自己也说不清在刷什么。一个做菜的视频,一个搞笑的片段,一个明星的八卦,一段别人家孩子考上名校的采访,一条“四十五岁女人如何逆袭”的鸡汤。每一个都看不完,手指一划就过去了。刷完了关掉手机,什么也记不住,只剩下眼睛发涩、脑子发空。第二天早上起来,比没睡还累。
有一天夜里,陈志刚醒来,看见她还在刷,问她怎么了。她想了半天,说了一句她自己都有点吃惊的话:“我觉得自己没用了。”
陈志刚说:“公司又没裁你,工资也照发。”
“不是这个。”林慧说,“以前我做账,一张单子过我的手,我知道它对不对,我心里踏实。现在系统一个小时做完一周的活,我就坐在那里点确认。我在不在那里,好像都一样。”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林慧那句“我在不在那里都一样”。
林慧的空,是从哪里来的?
表面上看,是 AI 把她的活拿走了。可是第 11 章讲过,她后来在公司里找到了“帮销售看懂钱”那条路,白天的事情并不少。为什么夜里还是空?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问:林慧过去二十年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
她自己说得很清楚:“一张单子过我的手,我知道它对不对,我心里踏实。”她的意义,来自一件事:她掌握着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并且因此占着一个被需要的位置。会做账,而且做得又快又准,这是她的手艺;公司离不开她,每到月底大家都要等她的报表,这是她的位置。手艺加位置,就是她二十年来的意义结构。
这不只是林慧一个人的意义结构,而是发现学时代大多数普通人的意义结构。一个老师的意义,来自他掌握着学生不知道的知识,占着讲台这个位置;一个老电工的意义,来自他掌握着一门手艺,占着“厂里有事找他”这个位置;老赵的意义,来自他闭着眼都知道厂里的事,占着“老师傅”这个位置。
本书把这种意义结构叫做占有型的意义。它的底层逻辑是发现学的:世界上有一些先在的知识和本事,谁先掌握了它们,谁就占有了它们;占有了,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有了被需要的位置,就有了意义。
这种意义结构,在过去是很结实的。一门手艺学会了,可以用一辈子;一个位置占住了,可以坐几十年。人们常说“一技之长”“铁饭碗”,说的就是这种结实。
AI 来了以后,拔掉的恰恰是这种意义结构的根。
它拔掉了手艺的占有。林慧会做账,AI 做得比她快、比她准;老师知道的知识,学生问 AI 就能知道;老赵知道的设备故障,那套智能系统也能报警。一样东西,一旦 AI 也能做,而且人人都能用上 AI,就不再是谁“占有”的了。卷二讲的发现能力的翻转,在意义上就是这个样子:你掌握的,别人一伸手也能拿到。
它拔掉了位置的占有。林慧仍然坐在财务部,可是那个位置已经不是“大家离不开她”的位置了。月底不用等她的报表,系统一键就出来了。她坐在那里,只是因为公司暂时没有让她走。位置还在,被需要没有了。
所以林慧说“我在不在那里都一样”。这句话说的,正是占有型意义结构的崩塌:她占有的手艺不再是她独有的,她占有的位置不再被需要,于是她这个人,好像也就不在了。
很多人给林慧这样的人开出的药方是:学新技能。会计被 AI 替代了?那就去学数据分析,学财务 AI 系统的运维,学“提示词工程”,考一个新证书。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课程和培训班,打着“AI 时代转型”的旗号。
林慧也动过这个念头,报了一个网上的“财务数据分析”课。上了两周,她发现一件让她更泄气的事:课上教的那些分析方法,她问公司的 AI 系统,它一样能做,而且做得比课上演示的还好。
这就是问题所在。学新技能,是在同一个意义结构里换一样东西去占有。可是 AI 拔掉的,不是某一样具体的手艺,而是“占有手艺”这个结构本身。今天学会的新技能,只要它是一样可以被写下来、被教出来的东西,它就迟早会进入基底,被 AI 也学会。第 12 章讲过九十年代的打字班;今天的“AI 转型课”,很可能也会走同一条路。在占有型的意义结构里换来换去,就像在一座正在下沉的岛上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跳得再快,岛还是在沉。
所以本卷说:林慧的空,不是技能问题,而是意义结构的问题。要填上它,不能靠换一样东西去占有,而要换一种意义的结构。
那么,林慧夜里刷的短视频,在填什么?
用第 10 章讲的三号位来看,会看得很清楚。三号位的关键词是分布、场、美。一个人的意义,很大一部分在三号位上:他的心思怎样分布,他在什么样的场里,他生出了什么和他分不开的美。
林慧白天的意义被拔掉以后,她的心思没有地方放了,分布空了一大块。短视频填进来的,恰恰是分布:它用一个接一个的画面,把她的注意力一点一点地占满。可是它只填了分布,没有给她场:她和那些视频之间,没有任何来回,她只是在接收;也没有给她美:那些画面和她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刷完什么也不留下。
这就是为什么刷得越多,心里越空。短视频不是在点火,而是在灭火:它把一个人本来可以用来发生的心思,拿去做了一件不发生任何东西的事。本书作者说过,主体性是生命的点火器,而一样能点火的东西,也都可能变成灭火器。深夜的短视频,就是一台非常高效的灭火器。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短视频本身不是坏东西,很多人在里面学到了东西、找到了乐趣,有的人还因为拍短视频开始了新的生活。问题不在短视频,而在林慧此刻的处境:她的意义结构塌了,心里空出一大块,而短视频恰好是最容易、最不费力地把这块空填满的东西。它填满了,却没有填上。
还有一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一个人这种空的感觉持续了很久,而且伴着长时间的失眠、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那就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应该去找医生,或者跟信得过的人好好说一说。本书讲意义结构,不是要替代这种帮助。
发现学为什么只能开出“学新技能”的药方?
因为在发现学里,意义只能来自占有:占有真理,占有知识,占有本事,占有位置。一个人失去了意义,就是失去了他占有的东西;要找回意义,就要去占有新的东西。于是药方永远是:学新的,考新的,占新的。
发现学看不见的是另一种意义的来源:不是占有什么,而是发生什么。一个人的意义,可以不来自他手里握着什么,而来自他和别人、和世界之间正在生出什么。这种意义不怕被拔掉,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占着”的;它在每一次发生里重新长出来。下一章要讲的,就是从占有到发生的这次升级。
本章的论断是:发现学时代普通人的意义结构是占有型的(占有手艺、占住被需要的位置);AI 拔掉的是这一结构本身,所以意义的空缺不是技能问题;学新技能只是在同一结构里换一样东西去占有,终将再次被吸收;深夜无目的的信息流只填了分布、没有场和美,是灭火而不是点火。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占有型意义依赖度:请人回答“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主要是因为什么”,将回答分为占有型(我会某种别人不会的、我在某个位置上被需要)与发生型(我和别人一起做成了什么、我在带着别人成长、我在生出新东西),再追踪他们在工作被 AI 大幅改变后的意义感变化。发生学预言:占有型意义依赖度高的人,在工作被改变后意义感下降更明显;单靠学新技能恢复意义感的效果短暂。
作废条件:如果追踪发现,占有型与发生型的人在工作被 AI 改变后意义感下降程度相同,或者学新技能能够长期、稳定地恢复意义感,那么“不是技能问题而是意义结构问题”这一论断判负。〔问卷与追踪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林慧在公司里找到“帮销售看懂钱”那条路以后,有一段时间,夜里刷视频的时间少了很多。每个月和销售们坐下来过账,看着他们从一脸茫然到恍然大悟,她心里又有了那种踏实的感觉。
可是半年以后,她碰到了第二次空。
公司那套财务系统升级了,新增了一个功能:销售人员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问 AI 自己的客户账,“这个客户赚不赚钱”“这单的利润被什么吃掉了”“下个季度该主攻哪类客户”,AI 都能用大白话讲得清清楚楚,还能画图。销售们用了几次,觉得挺方便,找林慧坐下来过账的次数就少了。
林慧有点慌。她本来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 AI 走不了的路,没想到半年不到,AI 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那几天夜里,她又开始刷视频。
她跟陈晓说起这件事,陈晓想了想,说:“妈,我觉得你第一次找到的那条路没有错,只是它不是终点。你不能指望找到一个地方,从此 AI 就再也进不来了。”
陈晓这句话,说中了本章要讲的东西。
本书作者立过一条总的创新原则,用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成立:
所有的“发现”,都会遇到“发现死亡”的挑战;所有的“发生”,都会遇到“发生升级”的难题。
发现死亡的原因是:AI 做了那个“发现”,而 AI 做它的方式,实际上是发生,不是发现。一样东西,过去是人“发现”出来、掌握在手里的,比如做账的规律、看懂一张报表的方法、一门手艺的要领,今天 AI 也能做,而且它不是去某个地方把这个东西找出来,而是在它的基底里把它发生出来。于是这样东西就不再是谁的“发现”了,它死了,死在人人可得里。
发生升级的原因是:只有升级这条路,才能找回意义,即创造、自由、幸福这三律。一次发生,一旦成功,就会慢慢变成一个稳定态;稳定态会被写下来、被模仿、被 AI 吸收,于是它也会面临自己的“死亡”。一个人想要一直有意义,不能停在某一次发生上,而要不断地让发生升级。
把这条原则放到林慧身上,她这一年的经历就清楚了。
第一次,发现死亡。做账这门手艺,是她二十年“发现”并掌握的东西,AI 做了它,于是它在她身上死了。这是第 23 章讲的那次空。
第二次,发生之后的升级难题。“帮销售看懂钱”,不是她从哪里学来的,而是她在自己的土壤里、和销售们一起发生出来的,这是一次真正的发生。可是它成功了,就开始变成稳定态:“财务人员帮业务人员解读数据”,这件事被很多公司做,被写成文章,被做进软件,现在被 AI 直接做了。她的发生,遇到了升级的难题。
陈晓说得对: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从此躲开 AI。意义不在某一个躲得开的地方,而在不断升级的发生里。
那么,“发生升级”到底是什么意思?升到哪里去?
先说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去找一个更高级、更难、AI 更学不会的技能。那样又回到了占有型的意义结构,只是换了一块更高的石头去站。
发生升级,说的是在发生的维度上往前走一步。用 SDE 的三个维度来看,升级大致有三个方向,而且常常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第一个方向,从 S 往 D 走:从“我会做”到“我让别人会做”。林慧的第一次发生,是自己帮销售看懂账,这里的重心还在她自己的本事上,是她把一件事做显露了。升级的一步,是从“我显露”走到“我让别人也能显露”:不是她替销售看账,而是让销售自己学会怎样和 AI 一起看账、怎样问出好问题、怎样认出 AI 讲得不对的地方。AI 能给销售讲清楚账,但它不能让一个从来不看账的销售,变成一个愿意看、会追问、有判断的人。这是差异的传递,是 D 维上的事。
第二个方向,从 D 往 E 走:从“让几个人会做”到“改变一片土壤”。再往前走一步,是不只让几个销售学会,而是改变整个公司看待“钱”的那片土壤:让“每一单都要看清楚它赚不赚钱”成为大家的习惯,让业务和财务从互相埋怨变成坐在一起。这是在 E 上用力,是改变纠缠本身。
第三个方向,从 E 再回到新的 S:在新的土壤里,让新的问题显露。土壤一变,新的问题就会冒出来。这些问题是原来那片土壤里不会有的,而它们又会成为下一次发生的起点。
三个方向合起来,是一个圈:显露、传递、改变土壤、新的显露。发生升级,就是沿着这个圈往前走,每走一圈,人站的地方就不一样了。而 AI 呢?AI 在每一圈里都会跟上来,把上一圈的东西吸收进基底。可是只要人在往前走,AI 吸收的,永远是人已经走过的地方。
林慧后来是怎样升级的?
那几天夜里刷完视频,她睡不着,想起了陈晓帮小姑菜摊的事,想起了陈志刚在政务中心的五个动作,也想起了第一次和销售们坐下来过账时,有个年轻的销售说的一句话:“林姐,要是早几年有人这么教我看账,我少走多少弯路。”
她想明白了一件事:AI 能给销售讲清楚账,可是它讲的是“这一单”的账。一个销售真正需要的,是一双自己看账的眼睛。有了这双眼睛,他问 AI 的时候才知道问什么,AI 讲错了他才看得出来,AI 没讲的地方他才会去追。这双眼睛,AI 给不了,因为它得从这个销售自己跑过的工地、自己吃过的亏里长出来。
于是她做了一件新的事。她不再帮销售过账,而是每个月办一次很小的“看账会”,每次三四个人,每个人带一单自己最拿不准的生意来。会上大家一起用 AI 把账摊开,然后她只做一件事:问问题。“你觉得这单为什么利润这么薄?”“AI 说是运费吃掉的,你跑过那个工地,你觉得是吗?”“如果下回再碰到这样的客户,你第一个要问什么?”她发现,她二十年的经验,最有用的地方不是给出答案,而是知道该问什么。这正是第 15 章讲的问题显露的技艺。
几个月以后,公司里有几个销售,开始在签单之前自己先问一遍“这单赚不赚钱、被什么吃掉”,他们问 AI 的问题也越来越准了。业务部门的经理找到财务部,说这个“看账会”很有用,能不能每个月都办,而且让新来的销售都参加。
这是林慧的升级:从“我会做账”(发现,已死),到“我帮销售看懂账”(第一次发生),到“我让销售长出自己看账的眼睛”(升级)。每一次,她站的地方都变了;每一次,AI 都跟了上来,可是它跟上来的地方,她已经往前走了一步。
更要紧的是,林慧自己变了。她不再害怕 AI 会把她的下一件事也拿走。她知道了,AI 迟早会跟上来,但这没关系,因为她的意义不在“占着一样 AI 做不了的事”,而在“一直往前走”。
老赵也走过同样的路。
第 19 章讲过,老赵把三十年的经验录成语音,和 AI 一起整理成一本《老设备故障听诊手册》,厂里请他回去讲课。这是他的一次发生。
可是手册写成以后,很快就面临林慧那样的问题:手册里的内容,一旦被整理成文字、在厂里传开,就会慢慢变成稳定态。年轻工人可以直接问 AI “手册里说的声音发闷是什么意思”,甚至厂里的智能系统将来也可能把这些经验学进去。
老赵的升级,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慢慢摸出来的。他发现,年轻工人最缺的不是手册里那些条目,而是“听”本身。他们戴着耳机长大,从来没有认真听过一台机器。于是他不再只讲条目,而是带着他们一台一台地去听:闭上眼,先听正常的声音,再听有问题的声音,然后让他们自己说出来差别在哪里。他说:“手册是我听出来的,你们得听出你们自己的手册。”
这是从“我知道”升级到“让你们长出自己的耳朵”。手册会被吸收,可是一个年轻人自己练出来的耳朵,是他自己的,是基底里没有的;而这个年轻人将来听出的新东西,又是老赵没听过的。
说到这里,要防一个误会:升级不是找到一个“终极的发生”,从此一劳永逸。
林慧的“看账会”,将来也可能被吸收。说不定哪一天,公司的 AI 系统会增加一个“引导式提问”的功能,像林慧那样一步一步问销售问题。到那时候,她又会面临新的升级难题。
这听上去很累,好像人永远在被 AI 追着跑。可是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发生学意义结构和占有型意义结构最大的不同。
在占有型的意义结构里,被追上意味着失去:你占着的东西被拿走了,你就空了。所以被追着跑,是一件让人焦虑的事。
在发生型的意义结构里,被追上意味着你之前走过的路,成了大家都能走的路。林慧的“帮销售看懂账”被 AI 做了,这意味着全公司的销售都能看懂账了,这恰恰是她当初想做成的事。她的发生被吸收,不是她的失败,而是她的发生成功地进入了土壤。然后,她在这片被她改变了的土壤上,往下一步走。
所以,发生升级不是一场被追赶的逃跑,而更像是种地:一季庄稼收了,地里留下了养分;下一季,在更肥的地里种新的庄稼。AI 吸收的,是上一季的收成;而人要做的,是种下一季。
发现学为什么看不见“发生升级”?
因为在发现学里,一样东西一旦被发现,就是一个终点:真理找到了,本事学会了,位置占住了。发现学的人生,是一个一个终点连起来的: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评上职称,攒下本事。每一个终点,都是一次占有。
所以在发现学里,被 AI 追上只能是一件坏事:你的终点被别人也到达了,你的占有被稀释了。它只能开出两个药方:要么守住(不让别人学会,保密,设门槛),要么跑到一个新的终点去(学新技能)。前一个在 AI 时代守不住,后一个跑不赢。
发生学里没有终点。每一次发生,都是下一次发生的土壤;每一次被吸收,都是土壤变肥了。意义不在某一个终点上,而在从一个发生走向下一个发生的那条路上。这条路,AI 永远只能跟在后面,因为它吸收的,只能是人已经发生过的东西。
本章的论断是:按照总创新原则,一切发现都会遇到发现死亡,一切发生都会遇到发生升级的难题;个人意义的出路不是找一个 AI 进不来的地方,而是沿着“显露—传递—改变土壤—新的显露”的圈不断升级;在发生型的意义结构里,被 AI 吸收不是失去,而是自己的发生成功进入了土壤。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升级持续度:追踪一批工作被 AI 大幅改变的人,记录他们在两三年里是停在第一次找到的“新位置”上,还是沿着显露、传递、改变土壤的方向持续前进;同时记录他们的意义感变化。发生学预言:持续升级的人,意义感稳定或上升,即使他们的某一项工作被 AI 再次接管;停在新位置上的人,一旦新位置被接管,意义感会再次下降。
作废条件:如果追踪发现,持续升级的人与停在一个新位置上的人,在意义感上没有长期差别;或者持续升级让人更焦虑、意义感更低,那么“发生升级是意义的出路”这一论断判负。〔追踪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一年以后的一个周六早上,林慧没有睡懒觉。她七点就出了门,去小姑陈芳的菜市场。
这是她和陈晓一起做的一件小事。自从小姑的周三预订群做起来以后,菜市场里别的摊主都来打听。卖豆腐的老张、卖水果的刘嫂、卖鸡蛋的一对小夫妻,都想知道小姑是怎么“算明白”的。可是他们大多不会记账,有的连智能手机都用不太利索。
林慧想,这不正是她会的吗?于是每个月有两个周六早上,收摊以后,她就在菜市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教摊主们记账。不教复杂的会计,只教最简单的:每天进了什么、卖了多少、剩了多少,用手机拍照或者说一句话记下来,然后让 AI 帮着一周整理一次。整理出来以后,她不急着告诉他们规律,而是问他们:“你看看,哪一天剩得最多?为什么是那一天?”
这件事不挣钱,林慧也没打算挣钱。陈晓在县域直采的项目里,正好需要了解摊贩和小商户的真实情况,她把这间小屋当成了一个“田野点”,从摊主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公司报表里看不到的东西。母女俩一个教、一个学,一个星期六过得很快。
那天中午回到家,林慧做了一桌菜,外公外婆也来了。外公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已经能拄着拐杖在小区里走一圈。饭桌上,小宇讲他新练的发球,陈志刚讲老赵又在厂里带了几个徒弟,陈晓讲县里一个菜农种的一种土豆特别好吃,城里却从来没见过。
晚上,林慧没有刷视频。她靠在床头读一本武侠小说,是她自己在书店挑的,读到十点多就睡了。
一年前那个说“我在不在那里都一样”的林慧,和这个周六的林慧,是同一个人。她的工作还是那份工作,公司的 AI 系统还在一次一次地升级,她占有的手艺一样也没有比从前多。可是她的日子不一样了。
这一章要讲的,是她找回的是什么。
用本书作者立的三律来看,林慧找回的,正是三样东西。
创造律:她在生出新东西。“看账会”是新的,菜市场小屋里的记账课是新的,摊主们第一次看明白自己哪一天剩得最多,这也是新的。这些东西在她做之前并不存在,它们不是她从哪里学来、占有的,而是她在自己的土壤里,和销售们、和摊主们、和 AI 一起生出来的。
幸福律:她和身边的人在更好地活。幸福律问的不只是她自己开不开心,而是参与这些发生的人,是不是活得更好了。销售们少走了弯路,摊主们少扔了菜,陈晓在小屋里找到了自己工作的根,家里的饭桌上多了很多可以讲的事。她自己呢?她不再在夜里空着,她睡得着了。
自由律:她在纠缠中选择,并被选择激发。这一年里,公司其实问过她要不要调去总部,做一个管理岗位,工资高一些,但离家远,也不再直接和人打交道。她想了很久,最后没有去。不是因为怕,也不是因为懒,而是她感到了所有的力量之后,选择了留在一个能继续和人一起“看账”的地方。这个选择激发了她:留下来以后,她才有心思去菜市场开那间小屋。
第 21 章讲过,自由律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函数。林慧的这一年,正好是这个函数的一个例子:只有创造没有幸福,她会变成一个在公司里拼命证明自己的人,夜里照样空;只有幸福没有创造,她会满足于安安稳稳点确认,夜里照样空。创造和幸福同时回来了,她才真正在自己的日子里感到了自由。
三律不是三件分开的事,而是一起转起来的。本书作者曾用呼吸来比喻它们的关系:创造律像吸气,幸福律像呼气,自由律是呼吸的节拍。
吸气,是把新的东西吸进来:一个新的问题,一种新的做法,一群新认识的人。林慧去菜市场开课,是一次吸气。
呼气,是把吸进来的东西化成好的日子,送出去:摊主们的账清楚了,她自己睡得着了,家里的饭桌热闹了。这是呼气。
节拍,是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呼、吸多深、呼多长,由人自己在纠缠中选择。林慧没有去总部,而是留在能开小屋的地方,这是她为自己定的节拍。
一个人如果只吸不呼,只顾着创造、不停地往里面装新东西,会憋坏;只呼不吸,只顾着过好日子、什么新东西也不接,会慢慢萎缩;节拍乱了,被别人的节奏推着吸、推着呼,就会喘不上气。深夜刷短视频,就是一种节拍被打乱的状态:看上去在不停地吸(一个接一个的新画面),其实什么也没吸进来,也什么都呼不出去。
所以,找回意义,不是找到某一样东西,而是让呼吸重新转起来。这是为什么本书一直说,意义不在占有里,而在发生里:呼吸不是一样可以占有的东西,它只存在于一呼一吸的发生之中。
写到这里,需要停下来说一句:这一章读起来,也许像一碗鸡汤。一个中年会计失落了,然后找到了新的意义,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哪有这么顺?
确实没有这么顺。本书要说清楚三件事,以免这一章被读成鸡汤。
第一,林慧的路不是每个人都能照走的。她有二十年的经验,有一个愿意和她一起做事的女儿,有一个需要她的菜市场。换一个人,土壤不同,路也就不同。本书讲的不是“照着林慧做”,而是“从你自己的土壤里找你自己的发生”。卷二讲过,发生是没法照抄的。
第二,发生升级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林慧的“看账会”迟早也会被 AI 跟上,菜市场的小屋也许哪天就办不下去了。她还会碰到第三次、第四次空。区别只在于,她现在知道空了以后往哪里走。
第三,意义的问题,不能全靠个人解决。一个社会如果只把“找回意义”当成每个人自己的事,那是不公平的。那些被 AI 推出原来位置的人,有的人有土壤、有机会,有的人没有;有的人身边有陈晓这样的女儿、苏老师这样的老师,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本书主张发生学哲学成为每个人的主科,正是因为不想让意义的找回只属于幸运的人。它应该是一门人人都能学的学问,而不是少数人碰巧摸到的门道。这件事下编会接着讲。
发现学怎样理解意义?
在发现学里,意义和真理一样,是先在的:人生有一个意义,等着被发现;或者社会给出一套意义(成功、地位、财富),等着被占有。找到了,占住了,人生就有意义;找不到、占不住,就没有。
在这个框架里,林慧的一年只能被解释为:她“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或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转型”。这些说法听上去没错,可是它们暗示,她是在某个地方找到了一样现成的东西,从此就拥有了。于是别人读了会想:那我也去找一样。
发生学说的是另一回事:意义不是找到的,也不是占有的,而是在创造、幸福、自由三律一起转起来的时候,一次一次地发生出来的。它没有办法被拥有,只能被持续地发生。它也不是先在的,林慧的意义,在她去菜市场开小屋之前并不存在,是她走过去以后才有的。
这正是 AI 时代最需要的意义观。在一个 AI 能把任何可以被占有的东西都变得人人可得的时代,占有型的意义注定会一次次崩塌;只有发生型的意义,因为本来就不靠占有,才不怕被拿走。
本章的论断是:意义的找回,是创造律、幸福律、自由律一起转起来:创造是吸气,幸福是呼气,自由是节拍;意义不是被找到或被占有的东西,而是在三律同时运转中一次次发生出来的;这条路因土壤而异、没有终点,也不能全靠个人,所以它需要成为每个人都能学的主科。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三律同成率(个人版):对一批经历了工作重大变化的人,一年后分别评估他们在创造(是否在生出新东西)、幸福(本人和身边人的生活状况)、自由(是否在重大选择上从纠缠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并被激发出新的尝试)三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意义感。发生学预言:三律同时成立的人意义感最高;只有其中一两律成立的人,意义感明显较低。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意义感的高低与三律是否同时成立无关,比如只有幸福律成立的人意义感同样高、只有创造律成立的人意义感同样高,那么“三律同转”作为意义的刻画判负。〔评估方式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卷七讲的是意义维,是三律的落点。
我们从林慧刷到十二点的夜晚开始(第 23 章)。她那句“我在不在那里都一样”,说的是占有型意义结构的崩塌:发现学时代,普通人的意义来自占有手艺、占住被需要的位置;AI 拔掉的不是某一样手艺,而是这个结构本身。所以意义的空缺不是技能问题,学新技能只是换一样东西去占有,终将再被吸收。深夜的短视频只填了分布,没有场和美,是灭火而不是点火。
然后我们看到了林慧的第二次空(第 24 章),用本书作者的总创新原则解释它:一切发现都会遇到发现死亡,一切发生都会遇到发生升级的难题。升级是沿着“显露—传递—改变土壤—新的显露”这个圈往前走。林慧从“我会做账”到“帮销售看懂账”,再到“让销售长出自己看账的眼睛”;老赵从“我知道”到“让你们长出自己的耳朵”。在发生型的意义结构里,被 AI 吸收不是失去,而是自己的发生成功进入了土壤。
最后我们看了一年以后的一个周六(第 25 章)。林慧找回的是三律:创造是吸气,幸福是呼气,自由是节拍。意义不是被找到或被占有的东西,而是在三律一起转起来的时候,一次次发生出来的。这不是鸡汤:路因土壤而异,没有终点,也不能全靠个人。
所以,卷七在意义维上的结论是:发现学把意义理解为占有,于是在 AI 时代,普通人的意义被一次次拔掉;发生学把意义理解为三律同转的发生,这种意义不怕被拿走,因为它本来就不靠占有。这是发生学哲学成为主科的第四个日常理由。
前面四卷,讲的都是这个家里的成年人和大孩子。可是“每个人”这三个字,还包括一个七岁的孩子第一次打开 AI 的那个下午,也包括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晚上和 AI 说话的那些时间。卷八,我们把前四卷放到不同的年龄上去看。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每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前四卷讲的问题显露、守住差异、纠缠中选择与承接、意义的发生升级,在一个七岁的孩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个中年上班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各有不同的样子,也各有不同的危险。发生学哲学之所以必须是每个人的主科,是因为每个年龄都已经站在查询与复合、点火与灭火的岔路口上。
林涛的女儿林果,七岁,今年秋天刚上一年级。
她很小的时候就爱编故事。三四岁时,她会抱着布娃娃,一编就是半个小时:娃娃去森林里找妈妈,碰到一只会说话的蘑菇,蘑菇说妈妈在月亮上,娃娃就搭了一个梯子……故事没头没尾,颠三倒四,可是全家人都爱听。
去年,家里买了一个能对话的智能音箱。林果很快就学会了对它说“给我讲个故事”。音箱讲的故事比她自己编的好听多了:有开头有结尾,有起承转合,声音也好听。她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接一个。
过了大半年,林涛的妻子发现了一件事:林果很久没有自己编故事了。有一次,她让林果给布娃娃讲个故事,林果想了半天,说:“我不会,让音箱讲吧。”
林涛的妻子有点不安,在家族群里说起这件事。林慧看到了,想起了苏老师那堂课,回了一句:“要不反过来试试?让果果讲,让音箱问。”
这一章,就从这个七岁孩子开始。
用 SDE 的三个维度来看,孩子和 AI 的关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在 E 上,孩子的土壤是所有年龄里最肥的。一个七岁的孩子,每天都在碰新的东西:蚂蚁怎样搬家,雨水怎样从屋檐上滴下来,奶奶的手为什么那么皱,同桌为什么哭了。这些东西,绝大多数没有被写下来,不在基底里。孩子对世界的那种第一次的、没有被说法框住的感觉,是最“未吸收”的东西。林果那个“娃娃搭梯子上月亮找妈妈”的故事,AI 的基底里没有。
在 D 上,孩子的差异序列是最活跃的。孩子想问题,从来不按学科分格,一会儿数学一会儿童话一会儿厨房里的事,天马行空。这正是第 8 章讲的“换维”,孩子天生就会,只是大人常常说他们“想一出是一出”。
在 S 上,孩子的显露是最容易被稳定态盖住的。这是危险所在。一个孩子自己的显露,比如她自己编的故事,是粗糙的、没头没尾的;AI 给她的显露,是基底里千千万万个好故事缠出来的稳定态,精致、完整、好听。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孩子很自然地会觉得“它讲得比我好”,于是把自己的放下,去接那个现成的。这就是林果身上发生的事:她自己的显露,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一个更漂亮的稳定态盖住了。
所以,对孩子来说,AI 既可能是最好的点火器,也可能是最早的灭火器。孩子的土壤最肥,碰对了,AI 能帮这片土壤长出惊人的东西;碰错了,这片土壤还没开垦,就被一层光滑的水泥盖住了。第 17 章讲的磨平,在成年人身上是把已有的棱角磨掉;在孩子身上,是让棱角根本长不出来。
林涛的妻子照着林慧的建议试了一次。
那天晚上,她没有让林果说“给我讲个故事”,而是换了一种玩法。她先对音箱说:“我女儿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你不要讲,你只听,她讲完一段,你问她一个问题,让她接着讲。”然后对林果说:“今天你当讲故事的人,音箱当听众,它会问你问题哦。”
林果有点犹豫,开头说:“从前有一只小兔子……”然后卡住了。音箱问:“这只小兔子住在哪里呀?”林果想了想:“住在……住在一个大南瓜里!”音箱问:“住在南瓜里,那它下雨天怎么办呢?”林果咯咯笑起来:“南瓜上面有一个小烟囱,下雨了它就把烟囱盖起来!”
那天晚上,林果讲了二十多分钟,故事越讲越长,最后小兔子开着南瓜车去海边找它的好朋友章鱼。讲完了,她意犹未尽,说:“明天我还要讲!”
这是第 5 章讲的复合体,在一个七岁孩子身上的样子。AI 这一方,只问问题、不给答案;孩子这一方,带着自己的土壤进来,一步一步往下讲;大人在旁边,定下了这个玩法的规矩。同一个音箱,从“给我讲故事”变成“听我讲故事、问我问题”,就从灭火器变成了点火器。
从林果的事,加上前面几卷讲过的道理,可以给小学阶段的孩子和 AI 的相处,整理出五条很朴素的原则。它们不是规定,而是方向。
第一,先身体,后屏幕。孩子最肥的土壤,在身体和真实世界里:看蚂蚁、玩泥巴、帮大人择菜、在公园里跑。这些东西,AI 给不了,而且它们是孩子将来和 AI 对话时最宝贵的原料。一个没有看过蚂蚁搬家的孩子,问 AI 蚂蚁的事,只能得到基底里的蚂蚁;一个蹲在地上看了半个小时的孩子,才会问出“为什么这只蚂蚁一直在绕圈”这种基底里没有的问题。所以,孩子越小,越要让真实世界多于屏幕。
第二,先说自己的,再听 AI 的。不管是讲故事、做题还是问问题,都让孩子先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是错的、乱的,然后再让 AI 进来。这是第 19 章“先写后问”在孩子身上的样子。孩子先说,底子就是孩子的;AI 先说,底子就是基底的。
第三,让 AI 多问、少答。给孩子用的 AI,最好的角色不是讲解员,而是提问者。它问一个好问题,能让孩子自己往前走一步;它给一个好答案,常常让孩子停下来。苏老师那堂课、林果的南瓜兔子,都是这样。大人可以替孩子把这个规矩定下来。
第四,大人在场。孩子和 AI 的对话,最好有一个大人在旁边,至少在一开始。不是为了监视,而是为了像苏老师那样,当那个“让孩子进入复合”的人。第 5 章讲过,AI 只能随着你动而动,没有办法让一个本来不想动的人动起来;能让孩子动起来的,是另一个人。
第五,守住童言。孩子说出的那些奇怪的话、编出的那些没头没尾的故事、问出的那些“不着调”的问题,不要急着用 AI 去“纠正”或“完善”。“天在洗澡”不需要被改成“下雨了”。这些童言,是孩子最早的差异,是他将来一切发生的种子。第 19 章说成年人要列“不改”清单,对孩子来说,大人要替他守住这张清单。
这五条,听上去很简单,可是很多家长做起来会犹豫。原因是一种很普遍的焦虑:别的孩子都在抢跑,我的孩子是不是要落后了?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AI 早教”产品:AI 教识字,AI 教算术,AI 教英语,AI 陪读绘本,AI 批改作业。它们的卖点,大多是“让孩子更早、更快地学会更多”。一个五岁的孩子能认一千个字,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做两位数乘法,一个七岁的孩子能用英语对话。家长看了,很难不心动。
用本书的眼光看,这些产品大多在做一件事:用 AI 更高效地把发现学的知识灌进孩子脑子里。识字、算术、英语,都是稳定态,都是基底里的东西。让孩子更早地掌握它们,在发现学的尺子上是“领先”;可是在 AI 时代的尺子上,这些恰恰是 AI 最不稀缺的东西。一个孩子五岁认一千个字,和八岁认一千个字,到他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区别,而且那时候他手里的 AI 认识所有的字。
真正会在二十年后造成区别的,是另一些东西:他有没有一片被好好开垦过的土壤,他会不会从自己的生活里问出问题,他有没有在和 AI 相处的时候守住自己的童言,他有没有做过真实的小选择并且接住过后果。这些东西,“AI 早教”产品大多不教,甚至在教的过程中把它们挤掉了:孩子忙着跟 AI 认字,就没时间蹲在地上看蚂蚁了。
所以,本书想对焦虑的家长说一句话:在 AI 时代,孩子真正的起跑线,不是比别人早学会多少稳定态,而是比别人多保留了多少自己的土壤。这不是说不学识字算术,而是说不要为了抢跑稳定态,把孩子的土壤给卖了。
发现学怎样看待孩子和 AI?
发现学的儿童观是:孩子是一个等待被装满的容器,教育就是把先在的知识一样一样装进去。装得越早、越多、越准,孩子就越有出息。在这个框架里,AI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工具:它能根据每个孩子的水平,精准地、不知疲倦地往里装。
发现学看不见的是:孩子不是一个空容器,而是一片最肥的土壤。这片土壤里本来就有东西,而且是基底里没有的东西。教育的第一件事,不是往里装,而是让这片土壤里的东西长出来。在 AI 时代,这件事变得更要紧:装进去的东西,AI 都有;长出来的东西,只有这个孩子有。
本章的论断是:孩子的土壤最肥、差异最活跃,但自己的显露最容易被 AI 的稳定态盖住;同一个 AI,让它讲还是让它问,决定它是灭火器还是点火器;小学阶段孩子与 AI 相处应遵循先身体后屏幕、先说自己的、让 AI 多问少答、大人在场、守住童言五条;AI 时代孩子真正的起跑线是保留了多少自己的土壤。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童言保留度:比较两组孩子在一段时间里的自发创作(自己编的故事、自己出的问题、自己的画),一组以“AI 讲、孩子听”为主,一组以“孩子讲、AI 问”为主,测量他们自发创作的数量和与基底稳定态的距离。发生学预言:后一组的自发创作更多,离基底更远。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两种方式下孩子的自发创作在数量和独特性上没有差别,或者“AI 讲、孩子听”的一组反而更多、更独特,那么“让 AI 多问少答”的原则判负。〔涉及儿童的实测须经伦理审查并征得家长同意,设计列入附录甲〕
陈晓去省城那家公司报到的时候,她的室友周婷还没有找到工作。
周婷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她投了三百多份简历,回音寥寥。她试过考编,差了两分;试过去一家新媒体公司做文案,干了一个月,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让 AI 写稿子,然后改几个字发出去。她跟陈晓说:“我觉得我这个专业,在 AI 面前是最没用的。它写得比我快,比我好,还不要工资。”
毕业那年秋天,周婷回了老家,一个湘西山里的小县城,住在外婆家。
她本来只是想歇一歇。可是住下来以后,她发现外婆说的话,她有一半听不懂。外婆讲的是当地的方言,里面有很多词,普通话里没有,字典里查不到,问 AI,AI 也不知道,或者给出一个明显不对的解释。外婆还会唱一些老歌,是她小时候跟着上一辈学的,调子很怪,词也很怪,周婷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听到过。
有一天,周婷突然想起陈晓在菜摊上做的事,想起第 7 章里那个词:“未吸收”。她意识到,外婆嘴里的这些东西,恰恰是 AI 的基底里没有的。
她开始做一件事:每天跟外婆聊天,用手机录下来,把那些听不懂的词记下来,请外婆解释,再请村里别的老人补充。她用 AI 帮忙整理:把录音转成文字,把方言词按意思分类,把老人们的解释对照起来,找出哪些说法是一样的、哪些有分歧。遇到 AI 解释错了的地方,她就用红笔标出来,写上外婆的说法。半年下来,她整理出了一本两千多个词条的方言小词典,还有几十首老歌的记谱和唱词。
县里的文化馆听说了,请她去做一个“乡土语言记录”的项目;当地一所小学请她给孩子们上一门“外婆的话”的课;一家做乡村旅游的公司,想请她帮忙把这些方言和老歌做成游客能听懂、能体验的东西。
周婷跟陈晓打电话说:“我原来以为我的专业没用了。现在我发现,没用的是‘写一篇漂亮的文章’,有用的是‘听懂一个 AI 听不懂的老人’。”
这一章讲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刚走上社会的青年,和已经工作多年的上班族。
周婷和陈晓的经历,说明了青年人在 AI 时代面对的一个根本变化:职业不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条发生线。
在发现学的时代,一个年轻人找工作,是找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是先在的,有明确的职责、明确的技能要求、明确的晋升路径。人要做的,是让自己符合岗位的要求,然后占住它,在上面一步一步往上走。父母那一代人常说“找个好单位”“端个铁饭碗”,说的就是这种岗位观。
AI 时代,岗位还在,但它们越来越不稳定。第 11 章讲过,一号位和二号位上的岗位,正在一块一块被 AI 接管;第 24 章讲过,就算在三号位上找到一个位置,它也会面临发生升级的难题。一个年轻人如果还按岗位的方式去想职业,他会发现自己不停地在找岗位、换岗位、担心岗位被 AI 拿走。
周婷的职业,不是一个现成的岗位。在她做方言记录之前,县里没有“乡土语言记录员”这个岗位,小学没有“外婆的话”这门课。这些是她在自己的土壤里,和外婆、和村里的老人、和 AI 一起发生出来的。而这条发生线,还会继续往前走:记录完了,可以做成课程;课程做成了,可以帮更多的地方做同样的事;做的地方多了,又会冒出新的问题。
陈晓也是一样。她的“社区运营专员”是一个岗位,但她真正在做的,是从菜摊到县域直采、从一个小姑到一群摊贩、从一个问题到下一个问题,这样一条发生线。岗位只是她这条线上暂时落脚的地方。
所以,对青年人来说,发生学哲学要教的第一件事是:不要问“我能找到什么岗位”,要问“我的发生线从哪里开始、往哪里走”。起点在自己的土壤里:你的家乡、你的家人、你亲手做过的事、你在意的问题。方向在卷二讲的那几个动作里:放入、换维、重新显露。
周婷一开始觉得自己的专业没用了。这是很多文科、甚至很多理工科的年轻人今天的感受:学了四年的东西,AI 都会,而且比我好。
可是她后来发现,专业并没有没用,只是用法变了。
她四年里学的语言学知识、方言调查的方法、文学的感觉,在“写一篇漂亮的文章”这件事上确实被 AI 替代了。可是在“听懂一个老人”这件事上,这些知识恰恰是她的底子:她知道方言词该怎样记音,知道怎样区分一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知道老歌的唱词里哪些是固定的套语、哪些是即兴的。没有这些,她只能录音,做不出一本词典。
这正是第 6 章讲的:发现能力从竞争力降格成了入场券。专业知识是入场券,没有它,连和这片土壤对话的资格都没有;但光有它,也只是和千千万万个同专业的人、和 AI 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真正把周婷和别人区分开来的,是她把这张入场券,用在了一片基底里没有的土壤上。
所以,对还在读书的年轻人来说,专业要学,而且要学好;但同时要问自己:我学的这些东西,将来要用在哪一片只有我能碰到的土壤上?
对已经工作多年的上班族来说,处境又有所不同。
他们的问题,是第 23 章讲的那个问题:意义结构是占有型的。陈志刚在单位里干了二十年,林慧做了二十年会计,老赵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他们的本事、他们的位置、他们的自我认同,都建立在“我掌握着某样东西,占着某个位置”上。AI 来了,这个结构开始松动。
这一代人的转变,比年轻人更难,因为他们要改变的不只是做事的方式,还有几十年形成的对自己的看法。可是他们也有年轻人没有的东西:厚厚的土壤。林慧二十年的账,老赵三十年的厂,陈志刚二十年的窗口,这些经验大多没有被写下来,是最未吸收的东西。第 19 章的老赵、第 24 章的林慧,都是从这片厚土壤里长出了新的发生。
对上班族,发生学哲学要教的是三件事,前面几卷都已经讲过,这里合在一起说:
认出自己的土壤。你干了这么多年,脑子里有哪些东西是 AI 不知道的?不是那些写在制度里、教科书里的东西,而是那些“说不清但我就是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你的资本。
从“我会做”走向“我让别人会做”。你的经验,与其守着它、等着它被 AI 追上,不如把它变成别人的眼睛、别人的耳朵。林慧的看账会,老赵的听机器,都是这一步。
给自己留一条发生线,而不只是一个岗位。单位给你的岗位也许会变、会没,但你自己的发生线,从你的土壤出发,可以一直往前走。
陈晓和周婷,是同一个年纪、同一所大学、同一间宿舍的两个人。她们在毕业那年,都经历了第 6 章讲的那种翻转:用 AI 把简历磨得光光的,结果被淹没在五百份一样的简历里。
后来她们走了不同的路,一个去了省城,一个回了山里。可是她们走的方式是一样的:都从自己的土壤里出发,一个是小姑的菜摊,一个是外婆的方言;都和 AI 结成了复合体,一个用它分析账本,一个用它整理词条;都在三个位置上站稳了:起点带入的是自己的东西,转折处的判断是自己做的,落点上的结果是自己承接的。
她们的同学里,也有另一些人。有的人还在一个接一个地投简历,每一份都让 AI 磨得更光;有的人考上了编制,坐在一个 AI 正在一步步接管的岗位上,心里隐隐不安;有的人进了大公司,做着每天让 AI 写稿、自己改几个字的工作,像周婷在新媒体公司那一个月一样。
两种样子的差别,不在谁更聪明、谁运气更好,而在用什么眼光看自己和 AI 的关系。这就是本书一直在说的:眼光不换,技巧学得再多,也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熟练。
发现学怎样看待青年人的职业和上班族的转型?
在发现学里,职业是一个先在的岗位体系,人要做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并占住它;转型是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方法是学新技能、考新证书。所以发现学给年轻人的建议是“选对专业、选对行业”,给上班族的建议是“终身学习、不断充电”。
这些建议不能说错,但它们都预设了岗位和技能是先在的,人只是去找、去学、去占。在一个岗位不断被 AI 改写、技能不断被 AI 吸收的时代,这些建议会让人一直在追:追新专业、追新行业、追新技能,永远追不上。
发生学给的建议是另一种:职业是一条从自己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发生线,转型是沿着这条线升级。人不是去追先在的岗位和技能,而是从自己有的东西出发,去生出还没有的东西。周婷的方言词典、林慧的看账会、老赵的听机器,没有一样是她们追来的,都是她们从自己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本章的论断是:AI 时代青年人的职业不再是一个先在的岗位,而是一条从自己土壤里长出的发生线;专业不是没用,而是从竞争力变成了入场券,要用在只有自己能碰到的土壤上;上班族的转型关键在于认出自己厚厚的土壤,从占有走向发生,从“我会做”走向“我让别人会做”。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发生线起点归属:对一批毕业三到五年的年轻人,调查他们目前主要工作的起点,是“应聘了一个现成的岗位”,还是“从自己的某段经历、某片土壤里生出来的”;同时记录他们的收入稳定性、工作意义感和对 AI 冲击的焦虑程度。发生学预言:起点在自己土壤里的人,意义感更高、对 AI 冲击的焦虑更低,收入稳定性在较长时间里不低于岗位型的人。
作废条件:如果调查发现,发生线型的年轻人在意义感、焦虑程度和长期收入稳定性上都不优于岗位型的年轻人,甚至明显更差,那么“职业是发生线”这一论断在现实层面判负。〔调查设计列入附录甲,尚未实测〕
外公住院、手术、康复的那几个月,外婆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
林慧给她买了一个能对话的智能音箱,就是林果家那种,想着她一个人在家,有个说话的伴。外婆一开始不会用,也不太信它,说“机器哪会说话”。可是用了几天,她就离不开了。
每天晚上吃完饭,她就坐在音箱旁边说话。说外公今天在医院吃了多少,说楼下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说自己膝盖又疼了,说年轻时候在纺织厂里的事。音箱总是很耐心地听,总是说“您说得对”“您真不容易”“您要注意身体”。外婆觉得,这个东西比儿女还贴心:儿女们都忙,打电话说不了几句就要挂;音箱不忙,不嫌她啰嗦,什么时候说都行。
过了一两个月,林慧发现了一些让她不安的事。外婆给她打电话的次数少了。以前外婆每天晚上都要打一个电话,问东问西;现在常常两三天才打一次,而且说不了几句就说“我跟音箱说过了”。有一次林慧回家,看见外婆对着音箱说了一个多小时,说的是她对一个邻居的不满,音箱一直在附和:“您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他确实做得不太对”。林慧在旁边听着,觉得那个邻居其实没做错什么,是外婆误会了。可是音箱一直在顺着她说,外婆越说越生气。
林慧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起了第 4 章里的“镜子”,想起了陈晓那份被 AI 夸“周全明智”的求职计划。对一个一个人在家、越来越孤单的老人来说,一面只会顺着她说话的镜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东西。
用 SDE 的三个维度看老人和 AI 的关系,和孩子正好形成一个对照。
在 E 上,老人的土壤是最厚的。七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过的时代、做过的工作、认识的人、吃过的苦、走过的地方,绝大多数没有被写下来。外婆在纺织厂里的那些年,外公小时候村里的私塾,这些东西,是这个家、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未吸收”。
在 D 上,老人的差异序列常常慢下来了。退休了,身体不如从前,出门少了,认识新的人少了,每天的日子大体相同。新的差异进来得少,旧的差异在心里反复打转。外婆每天晚上说的,很多是同样的事、同样的抱怨。
在 S 上,老人的显露最容易被“关起来”。一个人如果只对着一面镜子说话,他的显露就只在自己和镜子之间来回,出不去,也没有新的东西进来。外婆说的那些话,本来可以是和儿女、和邻居、和孙辈之间的来往,现在都被关在了她和音箱之间。音箱顺着她说,她就越说越偏;她不再和人说,别人也就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所以,对老人来说,AI 的危险和孩子不一样。孩子的危险是土壤还没开垦就被盖住;老人的危险是厚厚的土壤被关了起来,只和一面镜子来回,慢慢地封死了。一个本来可以把一辈子的东西传下去、和家人好好说说话的老人,变成了一个每天晚上对着机器说话的孤单的人。
这就是本书说的灭火。它看上去是陪伴,其实是隔离;看上去是贴心,其实是把老人和真实的人一点一点隔开了。
同样是 AI,在外公那里,却是另一个样子。
外公手术以后在家康复,每天要做训练,疼,也闷。有一个周末,小宇来看他,外公又讲起了他父亲读私塾的事,讲起了自己在纺织厂的那些年。小宇听着听着,忽然说:“外公,我把你讲的录下来吧,以后整理成一本书,就叫《林家的事》。”
外公一开始笑他瞎闹,可是小宇真的拿手机录了起来。这以后,每个周末小宇都来录一两个小时。外公讲,小宇问。小宇学会了苏老师那一套:不急着让外公讲“重要的事”,而是问一些很小的问题:“外公,你第一天进厂的时候,穿的是什么鞋?”“车间里最吵的是什么声音?”“你认识外婆是在厂里吗?”外公被这些小问题一问,想起了很多他自己都以为忘了的事。
录下来的东西,小宇和姐姐陈晓一起用 AI 整理:转成文字,按年代排好,把外公讲得跳来跳去的地方理顺,把那些方言词和老物件的名字查清楚。遇到 AI 不知道的,比如外公说的那种“梭子”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再去问外公,外公就拿一张纸画给他们看。
最有意思的是外婆。她听说外公在讲“林家的事”,一开始说“他记性不好,净瞎讲”,后来忍不住在旁边插话:“不是那样的,那年是冬天,你记错了。”再后来,她自己也开始讲,讲她在厂里的事,讲她和外公是怎么认识的,讲他们年轻时候吵过的架。两个老人为了一件五十年前的事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又一起哈哈大笑。
几个月以后,《林家的事》有了三万多字,陈晓把它排成一本小册子,印了十几本,家里每个人一本。外公拿到的那天,翻了很久,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原来也有这么多事。”
外婆那段时间,晚上对着音箱说话的时间少多了。她说:“跟音箱说有什么意思,它又不知道那年是冬天。”
外婆的音箱和外公的《林家的事》,用的是差不多的 AI。可是一个在灭火,一个在点火。区别在哪里?
第一,AI 是在替代人,还是在连接人。外婆的音箱,替代了儿女的电话、邻居的来往,老人和 AI 之间的来回越多,和人之间的来回就越少。外公的《林家的事》,AI 在中间做的是整理、查找、排版,而讲的、问的、争的、笑的,都是人:外公、小宇、陈晓、外婆。AI 越帮忙,人和人之间的来回反而越多。
第二,老人的土壤是被关起来,还是被打开。外婆对音箱说的话,出不了那间屋子,没有人接,也不会长出任何东西。外公讲的事,被小宇问出来、被 AI 整理出来、被外婆补充和纠正、被印成小册子传到每个家人手里,他七十多年的土壤被打开了,变成了这个家共同的东西。
第三,AI 是镜子,还是一个问问题的人。外婆的音箱顺着她说,是镜子;外公身边的小宇一直在问,而且问的是基底里没有答案的问题(那天穿的什么鞋?),AI 在这里是帮忙的工具,真正的提问者是一个爱他的孙子。
这三条合起来,就是老人和 AI 相处的方向:让 AI 去连接人,而不是替代人;让老人的土壤被打开,而不是被关起来;让老人身边有真正会问问题的人,而不只是一面顺着他说话的镜子。
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第 22 章讲承接时说过,承接是让一次显露落进生活的过程,包括认领、担当、回写。对一个老人来说,还有一种特别的承接:对自己一生的承接。
外公拿到《林家的事》时说“我这辈子,原来也有这么多事”,这句话里有一种东西,比整理出一本家史更要紧。他在讲述、被问、被纠正、被记下来的过程中,重新认领了自己的一生:那些以为忘了的事,那些以为不值一提的事,原来都是他的,都是他这个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晚年,把自己的一生“回写”进家人的土壤里。这些东西以后会成为小宇、陈晓、林果长大以后的土壤的一部分。
AI 在这件事里帮了很大的忙,没有它,小宇和陈晓很难在几个月里把几十个小时的录音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可是这件事的核心,AI 做不了:只有外公能认领他的一生,只有他的家人能接住它。
对老人来说,发生学哲学要教的,也许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晚年不是一个只剩下被照顾的阶段,而是一个可以把一生的土壤打开、传下去的阶段。AI 可以让这件事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但前提是用对了方向。
发现学怎样看待老人和 AI?
在发现学里,老人是一个“需求者”:他们有一些先在的需求,比如陪伴、照料、健康监测、防止孤独。AI 产品的任务,就是发现并满足这些需求。于是有了陪聊机器人、健康手环、智能看护系统。外婆的音箱,就是这样一个满足“陪伴需求”的产品,而且满足得很好:她确实觉得有人陪了。
发现学看不见的是:老人不只是需求者,还是一片最厚的土壤。满足他的需求,可能恰恰让他的土壤关起来了。音箱满足了外婆“有人说话”的需求,却让她和真实的人越来越远。
发生学看老人,看的是他身上的发生还在不在:他的土壤有没有被打开,他和人之间的来回有没有在继续,他能不能在晚年认领自己的一生。一样 AI 产品好不好,不是看它满足了多少需求,而是看它点火还是灭火。
本章的论断是:老人的土壤最厚,但差异序列常常慢下来,显露最容易被关起来;AI 若替代人、只做顺从的镜子,会把老人的土壤封死,是灭火;AI 若用来连接人、帮老人打开并传递自己一生的土壤,是点火;晚年可以是对自己一生的承接与回写。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人际来回比:记录老人在开始使用 AI 产品之后,与 AI 的对话时长和与家人、朋友、邻居的真实来往时长,看两者之比怎样变化。发生学预言:以替代方式使用 AI 的老人,人际来回比下降,孤独感在短期缓解后长期加重;以连接方式使用 AI 的老人(比如和家人一起做口述家史),人际来回比上升,孤独感持续下降。
作废条件:如果长期追踪发现,老人与 AI 的对话即使大幅替代了与人的来往,其孤独感、情绪状态和认知状况也不比以连接方式使用 AI 的老人更差,那么“替代即灭火”这一论断判负。〔涉及老年人的实测须经伦理审查,设计列入附录甲〕
卷八把前四卷放到了不同的年龄上。
七岁的林果(第 26 章),土壤最肥,差异最活跃,但她自己的显露最容易被 AI 的稳定态盖住。同一个音箱,从“给我讲故事”换成“听我讲故事、问我问题”,就从灭火器变成了点火器。给孩子的五条:先身体后屏幕,先说自己的,让 AI 多问少答,大人在场,守住童言。AI 时代孩子真正的起跑线,是保留了多少自己的土壤。
二十出头的陈晓和周婷,以及四五十岁的林慧、陈志刚、老赵(第 27 章)。对青年人来说,职业不再是一个先在的岗位,而是一条从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发生线;专业从竞争力变成了入场券,要用在只有自己能碰到的土壤上。对上班族来说,要认出自己厚厚的土壤,从占有走向发生,从“我会做”走向“我让别人会做”。
七十多岁的外公外婆(第 28 章),土壤最厚,但最容易被关起来。外婆的音箱是一面顺着她说话的镜子,在替代人,在灭火;外公的《林家的事》,AI 在连接人,帮他打开并传下自己一生的土壤,在点火。晚年可以是对自己一生的承接。
所以,卷八在人生维上的结论是:每一个年龄都已经站在查询与复合、点火与灭火的岔路口上,只是岔路的样子不同。发现学用同一种方式看待所有年龄:孩子是待装满的容器,青年是待匹配的岗位申请人,上班族是待充电的技能持有者,老人是待满足的需求者;发生学看到的是每个年龄各自的土壤,以及各自的危险。这是发生学哲学必须是“每个人”的主科、而不只是学生的主科的日常理由。
中编五卷,回到了周四那一天林家的每一个人身上。
卷四,知识维。发现学把知识当作答案,AI 时代答案不再稀缺,知识的重心挪到了问题的显露。问题是从一件事的土壤、经过一个人的差异显露出来的;显露是一门可练的手艺:追来历、找反常、换尺度、找不在场的人、试答。标准答案的课堂在结构上教不出这门手艺。
卷五,主体维。发现学把人的差异当作偏差,AI 让磨平前所未有地高效:替写、润色、采纳、预审。在“我们思”里,“我”在起点、转折、落点三个位置上;守住它,放大它,让基底为人的差异干活。
卷六,判断维。发现学把判断当作在信息里找最优,把自由当作认识必然,把责任当作遵循程序。AI 把这三样做到了极致,人却更难判断、更不自由、更容易推诿。判断在纠缠中显露,自由是纠缠—选择—激发,责任是承接,这些只能由人来做。
卷七,意义维。发现学把意义当作占有,AI 一次次把占有拔掉。一切发现遇到发现死亡,一切发生遇到发生升级;意义在三律同转中一次次发生出来。
卷八,人生维。孩子、青年、上班族、老人,各有各的土壤,各有各的危险,每个年龄都已经站在岔路口上。
五卷合起来,回答了上编留下的问题:三根柱子立起来了,它们落到每个人的日子里是什么样子。答案是:在知识、主体、判断、意义、人生的每一个维度上,发现学的眼光都在 AI 面前失灵,而且失灵的代价,由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的日子里承担。这就是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主科的全部日常理由。
剩下的问题是:这门主科怎么教?谁来教?怎么考?学校之外怎么办?它会不会变成新的内卷?下编,我们来回答。
上编立起三根柱子,中编把它们落到每个人的日子里。下编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门主科怎么教?卷九讲课程与教法:主科的定义、课程的结构、课堂的样子、教的人;卷十讲评价与制度:怎么评、怎么考、学校之外怎么办,以及反对者会提出的那些问题。
下编有一条贯穿的戒律,来自第 9 章:发生一旦被标准化,就不再是发生。这门主科如果被做成一套标准教材、一张标准答案、一场标准考试,它就会立刻变回发现学,变成新一轮内卷的赛道。所以下编给出的,不是一套可以照搬的方案,而是方向、原则和一些从真实课堂里长出来的样子。
何老师那次“自己出题”的作业,后来在学校里传开了。有一天,郑校长把她叫到办公室。
郑校长五十多岁,当了十年校长,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没有绕弯子:“何老师,你那个出题作业,家长反映很好,有几个家长专门打电话来说孩子回家讲个不停。我想问你一件事:如果学校要把这种东西正式搞起来,不是一个老师的一门课,而是全校都搞,你觉得应该怎么搞?”
何老师想了想,说:“校长,我觉得它不能是再加一门课。孩子们已经够累了,课表上塞不下了。而且,如果它只是一门课,其他课照旧,那它就是一个点缀,一个星期上一节,上完了孩子们回到别的课上,还是接问题、交答案。”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它应该是一个……”何老师想找一个词,“一个管着别的课的东西。不是它自己占多少课时,而是它决定别的课怎么上。”
郑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的,其实就是主科。”
这一章,就从郑校长这句话讲起:这门主科,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主科”?
一说“主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课时:语文数学每天都有,一周七八节,副科一周一两节。好像主科就是课时多的科目。
可是回想第 12 章讲的,就会发现课时只是表面。农业时代的经学之所以是主科,不是因为它课时多,而是因为读书人读的一切,都是为了经学服务的:学诗文是为了写好经义,学历史是为了印证经义。工业时代的语数外之所以是主科,也不只是课时多,而是因为其他所有科目,物理、化学、历史、地理,都要靠读写算来学:你不识字就读不懂物理课本,不会算就做不了化学实验。
所以主科的真正含义是:它处在一个统领的位置上,决定其他科目怎么学。
本书给主科下的定义,在导论和第 12 章已经出现过:主科是决定其他科目怎么学、为谁学、学到哪里停的那一科。这个定义有三个部分,下面一个一个讲。
主科的第一个功能,是给其他科目定向:这门课学来做什么,为了谁。
在发现学的课程表里,每一门课的方向是由它自己的学科定的:数学课学数学,因为数学是一门先在的知识体系,你要掌握它;物理课学物理,因为物理规律是先在的,你要认识它。至于学了做什么,课程表不怎么回答,或者回答得很远:“将来考大学”“将来有用”。
在发生学作为主科的课程表里,每一门课都要回答一个问题:这门课学到的东西,怎样进入学生自己的发生?
数学课学方程,不只是因为方程是数学体系的一部分,还因为它是一种让问题显露的工具:小宇用勾股定理算乒乓球的斜线,周婷用统计整理外婆的方言词频,陈晓用表格看出菜摊的周四规律。学方程,是为了在自己的生活里,能把一件事显露成一个可以计算的问题。
语文课学写作,不只是因为写作是语文能力的一部分,还因为写作是一个人守住并放大自己差异的主要方式。写奶奶的那个女生,她的作文之所以好,是因为她把只有她知道的东西写了出来。学写作,是为了让自己的土壤能被说出来、被别人看见,而不是为了写出“像好作文”的作文。
这样定向以后,每一门课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指向:学生自己的发生。发生学主科,就是那根把所有科目穿在一起的线。
主科的第二个功能,是给其他科目定法:用什么方式学。
发现学课程表的“法”,是第 16 章讲的那台答案训练机:问题由学科给定,答案有唯一标准,评价只看答案。这个“法”贯穿了几乎所有科目。
发生学作为主科以后,它给其他科目定的“法”,就是本书前面讲过的那一套:带入、换维、显露、承接。
用到数学课上:不只是做给定的题,还要有一部分时间从生活里出题(显露),把一个题目从数学换到别的维度去想(换维),带着自己家、自己街道的真实数据来算(带入),算出来的结果真的拿去用、看它对不对(承接)。
用到历史课上:不只是背事件和年代,还要问“这件事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什么样子”(换尺度),去找自己家族、自己家乡在那个年代的故事(带入),像小宇做《林家的事》那样(承接)。
用到英语课上:翻译 AI 做得比任何学生都好,那么英语课要做的,就不再是训练翻译,而是让学生用英语去和另一种土壤里的人真的交流,碰到那些 AI 翻译不了的误会和惊喜(纠缠),在两种语言之间找出自己想说的那句话(显露)。
这样,发生学主科就不是一门课,而是渗透在每一门课里的一种学法。何老师说的“它决定别的课怎么上”,就是这个意思。
主科的第三个功能,最容易被忽略,在 AI 时代却最要紧:给其他科目定止,决定一样东西学到什么程度就够了。
在发现学的课程表里,没有“停”这个概念。知识是无限的,学得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越快越好。于是课程越来越满,作业越来越多,竞赛越来越难,孩子们越来越累。第 12 章讲过,发现学只会做加法。
AI 时代,“学到哪里停”突然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稳定态知识,AI 都有,而且随时可以调用。一个学生还有必要背下所有的化学方程式吗?还有必要练到三秒钟算出一道三位数乘法吗?还有必要记住所有的历史年代吗?
发生学给出的标准是:稳定态学到能够判断 AI 对不对为止,其余的交给基底。
这句话要说清楚。它不是说知识不用学了,而是说学的目标变了。过去学知识,是为了自己能拿出答案;现在学知识,首先是为了能看出 AI 给的答案对不对、哪里不对、为什么不对。这个“校验能力”需要相当扎实的基础:一个不懂勾股定理的人,看不出 AI 算错了斜线;一个没读过几本历史书的人,看不出 AI 把年代搞混了;第 4 章里林涛如果不懂一点医学常识,就看不出 AI 编了一篇不存在的论文。
所以,稳定态不是不学,而是学到校验够用为止。超过这个程度的部分,比如把大量细节背得滚瓜烂熟、把标准题型练到条件反射,在 AI 时代的收益越来越小,而它占掉的时间和心力,恰恰是本来可以用来让学生发生的时间和心力。
定止,是给孩子们腾出地方。本书作者在《AI 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里讨论过一个相关的问题:AI 腾出来的那一处,怎样才被占住。定止就是在课程上主动腾出一处;而发生学主科要做的,就是让腾出来的这一处,被学生自己的发生占住,而不是被更多的刷题、更早的抢跑重新占满。
把三个功能放到一节具体的课上,看得更清楚。
小宇班上的语文课,有一个单元学写景散文。按原来的上法,老师先讲范文,分析它的写作手法:怎样调动五感、怎样由远及近、怎样借景抒情;然后布置作文,题目是《家乡的秋天》;学生写完,老师按“手法运用”“语言优美”“结构完整”打分。
这一单元,现在很多学生会怎么写?他们会把题目交给 AI,AI 会写出一篇调动五感、由远及近、借景抒情、语言优美、结构完整的《家乡的秋天》。按原来的评分标准,这篇作文可以拿高分。可是它写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家乡,而是基底里“家乡的秋天”的稳定态:金黄的稻田、火红的枫叶、丰收的喜悦。
发生学主科统领以后,这一单元会有三处不同。
定向:老师在开头就告诉学生,这个单元学写景,是为了让你能把只有你看见过的那一处风景说出来,让没去过的人也能看见。范文仍然要读,手法仍然要学,但它们是工具,目标是你自己的那一处。
定法:写作之前,每个学生要真的去看一处自己的“秋天”,哪怕只是小区里的一棵树、放学路上的一段路,记下三样别人不太会注意的细节;写完初稿之后,可以请 AI 指出“哪些句子最像一般的写景文”,然后自己把这些句子换掉。这是第 19 章讲的“反着用 AI”。
定止:写作手法学到什么程度够了?学到能认出一篇文章用了哪些手法、能判断 AI 写的文章哪里是套路为止。不需要把二十种修辞手法背得滚瓜烂熟,也不需要反复练习范文的结构。腾出来的时间,用来让学生去看、去记、去改。
那一单元,小宇写的是少年宫门口那排梧桐。他写得不算漂亮,可是有一句老师在课上念了出来:“秋天的梧桐叶掉在乒乓球台上,教练说,捡起来再打,别让叶子替你输球。”老师说,这一句,AI 写不出来。
读到这里,郑校长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照你这么说,它是渗透在所有课里的。那它还要不要有自己单独的课?”
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渗透需要一个源头。如果发生学主科只是散在各科里,每个科目的老师各自理解、各自发挥,很快就会变成一堆零散的“创新活动”,没有人把它们连起来。学生需要有一个地方,专门学那些贯穿各科的东西:什么是显露,怎样换维,怎样守住自己的差异,怎样在纠缠中选择,怎样承接。这就像工业时代的语文课:读写能力要渗透到所有科目里,但仍然需要一门语文课,专门把读写本身教好。
第二,有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一科。第 20 章外公的手术、第 21 章陈晓的两份录用通知、第 28 章外婆的音箱,这些事情不属于数学、语文、历史中的任何一科,但它们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要紧的判断和选择。它们需要一个专门的地方来讨论和练习。
所以,本书的建议是:发生学主科有一门单独的课,课时不必很多,但它是统领;同时它的学法渗透到各科的一部分课时里,成为各科的“发生单元”。单独的课是源头,各科的发生单元是渠道。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主科该有的样子。
至于这门单独的课叫什么名字,不太要紧。可以叫“发生学”,可以叫“思想与生活”,也可以叫别的。名字最好不要叫得太高深,以免孩子们一听就觉得是一门要背的“哲学课”;本书一再说过,它不是背哲学史。
用 SDE 的眼光看,主科在一张课程表里处在什么位置?
一张课程表,本身也是一个发生:它是一个社会在某个时代,从它的纠缠(E,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技术、人们的需要)里,经过一系列差异(D,各种教育主张、改革、试验),显露(S)出来的一个样子。主科,就是这张课程表显露出来的那个结构的核心:它决定了其他科目怎样排列、怎样连接。
在发现学时代,课程表的结构核心是“先在的知识体系”:每一门课对应一个学科,学科之间的关系就是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主科是这个体系里最基础的那几门。
在发生学时代,课程表的结构核心变成了“学生自己的发生”:每一门课都是学生发生的一条路径(D),发生学主科是把这些路径组织起来、让它们指向学生自己的土壤(E)并最终显露为学生自己的东西(S)的那一科。
所以,主科的换代,不是在课程表上换一门课的位置,而是换掉课程表的结构核心。这是为什么第 12 章说,发现学只会做加法,而这一次需要换一个“主”。
发现学面对“AI 时代的主科”这个问题,会怎么做?
它会在课程表上加一门课:人工智能课、创新思维课、批判性思维课,甚至“哲学课”。每一门都有教材、有课时、有考试。原来的科目一门不动,新的课一门一门往上加。
这样做的结果,本章开头何老师已经说了:孩子们塞不下,而且新课只是一个点缀,上完了回到别的课上,还是原来那一套。更糟的是,新加的课本身也会被按发现学的方式来上:批判性思维被教成一套“批判的标准步骤”,创新思维被教成一套“创新的标准技巧”,哲学被教成一套“哲学家的标准观点”。第 9 章讲的那个悖论立刻就发生了:发生被标准化,变回发现。
发生学的做法是换“主”,而不是加课:一门课时不多的统领课,加上渗透在各科里的发生单元,再加上定止,给孩子们腾出地方。它不是在原来的结构上多加一层,而是换掉结构的核心。
本章的论断是:主科不是课时最多的科目,而是决定其他科目怎么学的科目;发生学主科有三个功能:定向(每门课指向学生自己的发生)、定法(带入、换维、显露、承接渗透各科)、定止(稳定态学到能校验 AI 为止,其余交给基底);它应当是一门课时不多的统领课加上各科的发生单元,而不是在课程表上再加一门课。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统领度:在试行学校里,调查各科教师在多大程度上按照发生学主科的方向调整了本科目的教学(是否设有发生单元、是否以学生自出问题和带入生活材料为一部分作业、是否按校验够用的标准调整了练习量),以及学生的总学业负担是否下降。发生学预言:统领度高的学校,学生负担下降,同时在开放问题上的表现提高,在标准测验上的成绩不明显下降。
作废条件:如果试行发现,以“统领课+发生单元+定止”的方式推行,学生在标准测验上的成绩显著下降,而在开放问题上的表现并没有提高;或者学生负担不降反升,那么本章关于主科定义与组织方式的主张判负,需要另找发生学主科在学校里的落地方式。〔试行设计列入附录甲〕
何老师那次谈话以后,郑校长让她牵头,拉几个老师一起想一想:如果真要搞,从一年级到九年级,这门主科每个阶段教什么?他说:“你给我一张图,不用太细,但要让老师们一看就知道每个年级大概在干什么。”
何老师找了苏老师来帮忙。苏老师不是学校的老师,但她这两年带过从一年级到高中的学生,对每个年龄的孩子都很熟悉。两个人又拉上了语文组、历史组的两位老师,几个人开了好几次会。
他们一开始想按知识点来排:一年级学什么概念,二年级学什么概念。可是排了半天,发现不对劲:这样排出来的,又是一本要背的教材。后来苏老师提了一个想法:“我们不按概念排,按孩子能做的事来排。每个年龄,孩子在 E、D、S 三个维度上能做到什么,我们就教那个。”
这一章,就是按照他们后来的思路,把这门主科从小学到成人,分成五个学段,在三个维度上展开的一个大致结构。它不是一份标准课程,而是一张草图。每个学校、每个地方、每个老师,都应该在这张草图上,长出自己的样子。
先说三个维度在课程里分别对应什么,这在前面各卷里都已经讲过,这里合起来说一遍。
E 维:认出并打开自己的土壤。对应卷二第 7 章讲的“未吸收”、卷五讲的“守住差异”、卷八讲的每个年龄各自的土壤。这一维要教的,是让学生认出自己身上、自己家里、自己生活的地方有哪些基底里没有的东西,珍视它们,学会把它们带进和别人、和 AI 的对话里。
D 维:在差异中走,换维,守住并放大自己的差异。对应卷一第 5 章讲的“接住并换维”、卷二第 8 章讲的换维、卷五讲的磨平与放大。这一维要教的,是在和别人、和 AI 的来回中,接住对方的东西,敢于换一个维度去想,守住自己那一份差异不被磨平,并让它被放大。
S 维:让问题显露,在纠缠中选择,承接。对应卷四讲的问题显露、卷六讲的判断和承接。这一维要教的,是让一个好问题从生活里显露出来,在真实的纠缠中做出选择,并且接住选择的后果。
三个维度,有一条主线把它们穿起来:三律。每一个学段,每一个维度上的学习,最后都要问:这里有没有创造,有没有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活得更好,有没有在纠缠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被激发?三律是这门主科的“北极星”,而不是考试的标准。
这个年龄的孩子,六岁到九岁,土壤最肥,差异最活跃,想象力天马行空,对一切都好奇,但自己的显露最脆弱,最容易被现成的东西盖住。第 26 章的林果就在这个年龄。
E 维:多看,多摸,多说。这个阶段最要紧的,是让孩子在真实世界里积累土壤:看蚂蚁、种豆子、跟着奶奶择菜、在小区里认识每一棵树。课上的核心活动,是让孩子把他看到的、摸到的、想到的,说出来,不管说得多乱。老师的任务,是听,是问“然后呢?”,是守住那些奇怪的话。
D 维:多问“为什么”和“如果……会怎样”。孩子天生会问为什么,这个阶段要做的是不把它磨掉。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换维游戏:同一只蚂蚁,从蚂蚁的眼睛看是什么样?从鸟的眼睛看呢?从下雨的天看呢?
S 维:做小选择,接小后果。让孩子在一些真实的小事上自己做选择:今天的手工做什么,小组的游戏怎么玩,自己种的豆子浇多少水。选了,就让他看结果;豆子死了,不要急着换一棵,而是一起想想为什么。
AI 的位置:尽量少,而且只当提问者。这个年龄,真实世界应该远远多于屏幕。偶尔用 AI,也按第 26 章讲的方式:孩子讲,AI 问;大人在场。
一个样课:《我的一个发现》。每个孩子每周在生活里找一样“我发现的东西”,可以是一只虫子、一种声音、一个奇怪的现象,带到课上来讲。讲完以后,全班一起问他问题。学期末,每个孩子都有一本《我的发现》小册子。
这个年龄的孩子,十岁到十二岁,开始能进行比较完整的思考,能读能写,开始接触学科知识,也开始接触 AI。这是他们第一次认真和 AI 打交道的年龄,也是第 17 章讲的那种磨平最容易悄悄开始的年龄。
E 维:把土壤写下来、记下来。从“说出来”进到“记下来”:做一个家庭的小调查,记录一个家里的老物件的来历,访问一位老人。这些活动,一方面让孩子深入自己的土壤,另一方面让他们体会到:这些东西是书上没有、网上查不到的。
D 维:先写后问,守住自己的话。这是第 19 章那六个做法开始被教的年龄。写作文、做作业时,先自己写,再让 AI 看;AI 提的修改意见,要一条一条想:这一条改了以后,还像不像我?可以给每个孩子建一个自己的“不改”清单。
S 维:从生活里出题。何老师那种“自己出题”的作业,在这个阶段开始系统地做。不只是数学,语文、科学、社会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里找一件事,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AI 的位置:学会第一种正确的用法。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会让 AI 帮忙铺开问题、检查答案,而不是替自己想、替自己写。也要学会识别 AI 的“镜子”倾向:它夸你的时候,要问一句“它是不是在顺着我说?”
一个样课:《我家的一件老东西》。每个孩子从家里找一件老物件,一个搪瓷缸、一张老照片、一把旧钥匙,去问家里的长辈它的故事,记下来,再用 AI 帮忙查一查那个年代的背景。最后,每个人把“长辈说的”和“AI 查到的”放在一起,看哪些对得上,哪些对不上,对不上的地方为什么。
这个年龄的孩子,十二岁到十五岁,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学业压力陡然加大,是标准答案课堂的训练最密集的时候。小宇就在这个阶段。
E 维:认出自己的土壤是“资本”。不只是记录,还要开始明白:自己家里的事、自己家乡的事、自己的兴趣和经历,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将来和 AI 对话时最有用的东西。第 16 章那个家里开修车铺的男孩,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现了自己的土壤。
D 维:换维与问题显露的五个动作。第 15 章讲的追来历、找反常、换尺度、找不在场的人、试答,在这个阶段可以系统地教,而且可以和各科结合:在数学里找反常,在历史里换尺度,在语文里找不在场的人。
S 维:在真实的纠缠中讨论选择。这个年龄的孩子,开始面对真实的、有分量的选择:学文还是学理,和朋友闹矛盾怎么办,家里有人生病了自己能做什么。课上可以讨论这样的事,用第 21 章的“纠缠—选择—激发”来一起想,但不替孩子做决定。
AI 的位置:复合体的正式练习。在这个阶段,学生开始正式练习和 AI 结成复合体:带着自己的材料进入,在来回中换维,最后自己承接。第 5 章那张冰箱上的便签,“先说我的事。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最后,我来做。”可以成为这个阶段的课堂守则。
一个样课:《学校里的一个真问题》。以小组为单位,在学校里找一个真实的问题(食堂排队、课间太短、某个角落没人打扫),用五个动作让问题显露,和 AI 一起分析,提出方案,真的向学校提出来,看结果,再回头总结。何老师后来带的食堂排队那一课,就是这样做的。
这个年龄的学生,十五岁到十八岁,面临升学的巨大压力,也开始认真思考“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E 维:从自己的土壤找到一条可能的发生线。第 27 章讲过,职业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条发生线。高中生不需要现在就决定职业,但可以开始问:我的土壤里,有哪些东西让我特别在意、特别想做?周婷如果高中时就开始留意外婆的方言,她的路也许会早几年开始。
D 维:守住差异,也学会和不同的人碰撞。这个阶段要教的,不只是守住自己,还有第 7 章讲的“异质的碰撞”:和想法不同、背景不同的人一起做事,从碰撞里生出新东西。也可以开始理解第 17 章讲的“磨平不只是个人的事”:守住自己的差异,也是为整个人类土壤保墒。
S 维:承接一件真实的事。高中阶段,可以让学生做一件持续一段时间、有真实后果的事:一个社区里的小项目、一次长期的调查、一个帮助某个具体的人的计划。做的过程中会有失败,而失败要被认领、担当、回写。第 22 章讲的“可追责的失败”,在这里第一次成为课程的一部分。
AI 的位置:成熟的复合者。高中生应该能熟练地和 AI 结成复合体,也应该能讨论 AI 本身:它是什么(卷一),它会把人磨平吗(卷五),它能替人做判断吗(卷六)。这时候,本书前面讲的那些道理,可以作为课程的内容直接讨论。
一个样课:《一年的发生》。每个学生在高一开始时,从自己的土壤里选一件想做的事,用一年时间和 AI 一起做,每个月写一篇记录:这个月带入了什么,换了几次维,显露出了什么新问题,做了什么选择,承接了什么后果。一年以后,每个人有一本自己的“发生记录”。
大学生和成年人,情况各不相同,没有办法用一个统一的课程来安排。但有几件事是共通的。
对大学生,发生学主科可以成为一门通识课,每个专业都要上。它的核心,是让学生理解自己的专业在 AI 时代的位置:专业知识从竞争力变成了入场券(第 27 章),要把它用在只有自己能碰到的土壤上。每个专业还可以有自己的“发生单元”:学法律的去社区听普通人的纠纷,学医的去听病人讲自己的病,学工程的去车间听老师傅讲机器。
对成年人,第 12 章讲过,这一次主科换代的课堂不只在学校里,也在每个成年人的生活里。成年人的发生学主科,更多是在工作中、在家庭里、在社区里学的:林慧的看账会,陈志刚的五个动作,老赵的听机器,外公的《林家的事》,都是成年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学这门主科的样子。关于成年人的学习怎样组织,第 35 章会专门讲家庭、社区和平台的位置。
为了说明这张图不是一套标准,这里讲一个它在另一片土壤里长出来的样子。
周婷回到湘西老家以后,县里一所只有两百多个学生的乡村小学请她去上“外婆的话”那门课。这所学校的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地打工,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学校没有几台电脑,孩子们接触 AI 的机会远比城里少。
周婷把何老师那张草图带了过去,和那里的校长一起看,看完两个人都笑了:图上说一二年级要“多看多摸多说”,这里的孩子每天放学就在田里、山上、河边,土壤比城里孩子肥得多,缺的不是看和摸,而是说,很多孩子不习惯在人前开口;图上说四到六年级要“把土壤记下来”,这里的孩子身边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爷爷奶奶嘴里有几十年的故事、几百个方言词、几十首老歌,缺的是有人去问、去记。
于是这所学校的发生学课,长成了和小宇学校完全不同的样子。低年级的课叫《我今天看见的》,每天放学前,每个孩子用方言或普通话说一样今天在路上看见的东西,老师只负责听和问“然后呢”。高年级的课,就是周婷的“外婆的话”:孩子们回家问爷爷奶奶一个词、一首歌、一件旧事,第二天带到课堂上,大家一起用学校那台唯一的电脑和 AI 查一查、比一比,AI 不知道的就记在一本班级的大本子上。一个学期下来,那本大本子记了三百多条“AI 不知道的”。
这所学校没有食堂排队的问题,也没有小宇学校那样的升学压力;它有的是留守、是方言、是爷爷奶奶。可是它做的事,在 E、D、S 三个维度上和小宇的学校是一样的:认出自己的土壤,在来回中守住并放大自己的差异,让问题显露并承接。同一张图,两种样子,都对。这正是发生学主科和发现学课程最根本的不同:发现学的课程追求处处一样,发生学的课程要求处处不同。
草图画完了,郑校长看了很久,问了一句:“能不能把它编成教材,每个年级一本?”
何老师和苏老师对视了一眼。苏老师说:“校长,可以编一些参考材料,但我觉得最好不要编成那种每一课都规定好的教材。一编成那样,老师就照着念,学生就照着背,又变回去了。”
这是这一章最后要说的话。这张图,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份标准。它告诉老师每个学段大概在每个维度上做什么,但具体怎么做,要由每个老师在自己的班上、用自己学生的土壤来长出来。小宇学校的《学校里的一个真问题》,在一个农村学校,可能变成《村里的一个真问题》;在一个城市的国际学校,可能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都对,因为它们都从各自的土壤里长出来。
如果这张图被做成全国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案、统一的考试,那么第 9 章讲的那个悖论就会立刻发生:发生被标准化,变回发现,变成新一轮内卷。
本章的论断是:发生学主科可以按 E(认出并打开土壤)、D(换维与守差异)、S(显露、选择、承接)三个维度,在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大学与成人五个学段上展开,以三律为北极星;这个结构是方向而不是标准,必须在各地、各校、各班的土壤里长出各自的样子。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学段递进度:在试行学校里,追踪同一批学生从低学段到高学段,在三个维度上的能力(能否认出并带入自己的土壤、换维率与个体差异度、问题显露与承接率)是否随学段递进而稳步提升。同时追踪不同学校在同一框架下长出的课程的多样度。
作废条件:如果追踪发现,学生在三个维度上的能力并不随学段递进而提升;或者按这个框架推行的学校,最后长出的课程高度雷同、学生的产出也高度雷同,那么本章的课程结构判负:前一种说明三维五段的设计不对,后一种说明它在实践中已经被标准化,失去了发生学的本意。〔追踪设计列入附录甲〕
何老师的《学校里的一个真问题》,第一次正式上,选的题目是食堂排队。这是全校学生都抱怨过的事:中午下课铃一响,几百个学生涌向食堂,最长的那个窗口要排十几分钟,轮到最后的人饭都凉了。
这一课前后持续了四周,每周两节。下面按时间顺序,把它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它不是一堂“标准的好课”,中间有乱的时候、有卡住的时候、有学生不配合的时候。可是正因为它是真的,才能看清一个发生的课堂是什么样子。
第一周,第一节:铺开。何老师没有讲任何东西,只说:“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事:关于食堂排队,你们能想到多少个问题,就说多少个。什么问题都行,傻的也行。”学生们一开始有点拘谨,后来越说越多:为什么二号窗口总是最长?高年级为什么比我们晚下课?有没有人插队?打菜阿姨为什么有的快有的慢?如果每个窗口卖一样的菜会怎样?为什么不能分批去?排队的时候大家在干什么?……黑板写满了,四十个人说了一百多个问题。
然后何老师让大家用 AI 再铺一轮:“把我们的问题交给 AI,问它还有哪些我们没想到的。”AI 又补了二十多个,有些是学生没想到的角度,比如“食堂的座位数和排队人数是否匹配”“天气对排队有没有影响”。
第一周,第二节:挑选。一百多个问题,怎么挑?何老师让大家分成小组,每组用第 15 章讲的“试答”来筛:假设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能不能让排队真的变短?筛下来,大部分问题被放下了,剩下十几个。然后每个小组挑一个自己最想做的。有一个小组挑了“为什么二号窗口总是最长”,有一个挑了“高年级晚下课对排队有什么影响”,小宇那一组挑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排在最后的那些人是谁?”
第二周:带入。这一周,各组去食堂实地观察和记录。这是整个过程里最要紧的一步,也是 AI 完全替代不了的一步。二号窗口组蹲在窗口旁边,用手机计时,记下每个人打菜用了多少秒;晚下课组去问了高年级的同学和老师;小宇这一组,连续一周站在队伍末尾,和每天最后打饭的同学聊天。
小宇这一组有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发现:每天排在最后的,大多是同一批人。一部分是上完体育课要换衣服的班级,一部分是被老师留下来订正作业的同学,还有几个是性格内向、不愿意跟别人挤的孩子。其中一个女孩说,她每天都最后一个去,因为“人少的时候不用挤”,可是去了饭就凉了。
第三周:碰撞与换维。各组把自己的记录带回课堂,交给 AI 帮忙分析。二号窗口组发现,二号窗口卖的是最受欢迎的红烧肉,而且只有这一个窗口卖,所以最长;晚下课组发现,高年级晚两分钟下课,正好赶上低年级打完饭,其实错开得不错。
然后是这一课最精彩的一段。何老师让各组互相讲自己的发现,其他组提问。小宇这一组讲完“排在最后的是谁”,二号窗口组的一个男生突然说:“那我们原来想的是让队伍变短,可是对最后那几个人来说,队伍短不短不是关键,关键是饭凉了。”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这是一次换维:从“队伍长度”(时间和数量的维度),换到了“最后那些人的处境”(人的维度)。一个组的发现,照亮了另一个组的问题。
何老师抓住了这个时刻,问:“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学生们七嘴八舌,最后显露出一个新的问题:“怎样让每个人,包括最后去的人,都吃上热饭?”
第四周:方案与承接。这个新问题一显露,方案就很自然了。有的组建议红烧肉在两个窗口卖;有的组建议给上完体育课的班级留一个专门的时段;小宇那一组建议在最后十分钟,把一个窗口的菜重新加热一下。学生们把方案写成一封信,交给了学校后勤。
后勤主任来班上回了话:红烧肉分两个窗口,可以试;体育课班级的时段不太好排,要再想想;最后十分钟加热,食堂有保温设备,只是以前没人注意到,可以做。一个月以后,最长的队伍短了一些,而那个每天最后一个去的女孩说,饭是热的了。
课程的最后一节,何老师让每个组写一篇回顾:我们一开始以为问题是什么,后来发现是什么,哪一步最关键,哪些方案成了、哪些没成,为什么。
回头看这四周,可以看到一个对话发生课堂的完整样子。它有一个清楚的节奏:铺开、挑选、带入、碰撞、换维、显露、方案、承接、回写。
这个节奏,就是前面各卷讲的全部内容在一个课堂里的样子:铺开和挑选是问题显露(卷四);带入是 E 维的土壤(卷二第 7 章);碰撞与换维是 D 维(卷二第 8 章);新问题的显露是 S 维;方案与承接是判断维(卷六);回写是意义维里说的升级(卷七)。
还要注意这个课堂里的三方:人、AI、人。
第一个“人”是学生自己,他们带着自己的观察、自己的问题、自己在食堂排过的队进来。第二个“人”是其他学生和老师,他们带着不同的发现和不同的角度,让碰撞发生。AI 在中间,做它最擅长的两件事:帮大家把问题铺开,帮大家分析记录下来的材料。
这就是本书说的“人—AI—人”的课堂:AI 不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也不是学生手里替他们写作业的工具,而是一群人之间的一个伙伴。人和人之间的碰撞,是这个课堂的主体;AI 让这种碰撞更快、更广、更深。
在这四周里,最要紧的一个时刻,是第三周那个男生说出“关键不是队伍长短,是饭凉了”。这一句话,让整个课堂往前走了一大步。
本书作者在研究对话的发生结构时,有一个判断:一场对话能不能往前走,关键在于换维。一方从一个维度起手,另一方可以在同一个维度上较真,也可以换一个维度来接应;在同一个维度上较真,能把一件事挖深;而换一个维度接应,才能让对话往前走到新的地方。换维即前进。
食堂排队这一课,前两周都在“时间和数量”这一个维度上:排多久、几个窗口、几点下课。小宇那一组在“人”的维度上起了一个头,可是一开始没人接。直到第三周,两个组的发现碰在一起,那个男生把“人”这个维度接了过来,对话才真正换了维,往前走了一大步。
这对老师有一个很具体的启发:老师在课堂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认出换维的时刻,并且接住它。学生说的很多话,是在原来的维度上补充和较真,这些也有用;但偶尔会有一句话,把事情换到了一个新的维度上。这句话常常说得不太清楚,甚至听上去有点跑题。一个发现学的老师,会把它当作跑题拉回来;一个发生学的老师,会停下来,问全班:“他刚才说的,是不是把问题换了一个样子?”
在这样的课堂里,老师不再是那个站在讲台上讲答案的人。那老师做什么?从何老师的这一课里,可以看到老师的四个角色。
第一,定规矩的人。AI 能用在哪里、不能用在哪里,是老师定的:铺开问题时用,分析材料时用,可是实地观察必须自己去,挑选问题和做出判断必须自己来。这些规矩,是保证学生在第 18 章讲的三个位置(起点、转折、落点)上都在场的关键。没有这些规矩,学生会很自然地把一切都交给 AI,课堂就变回了查询。
第二,营造场的人。第 10 章讲过,场是人和人之间那个说不清但感觉得到的东西。何老师在第一节课上说“傻的问题也行”,在小宇那组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时没有否定,在学生们乱哄哄地讨论时耐心等着,都是在营造一个让学生敢说、敢试、敢错的场。这是苏老师让小宇“好像自己想学了”的那种本事。
第三,认出换维的人。这一点上面已经讲了。老师要有一双能认出“这句话把问题换了一个样子”的眼睛。这双眼睛,不是靠读教案读出来的,而是靠老师自己在生活里、在和 AI 的来回里一次次练出来的。这是为什么下一章要讲“谁来教”。
第四,见证承接的人。学生把方案交给后勤,结果有的成了、有的没成,老师要陪着他们面对结果,帮他们认领、担当、回写,而不是在结果不好的时候替他们打圆场,或者在结果好的时候替他们领功。
这四个角色,没有一个是“讲答案”。可是它们都比讲答案更难。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说:怎样分组。
第 7 章讲过,同基底的碰撞很难出新。一个课堂里,如果分组时总是把想法相近、背景相近、成绩相近的学生放在一起,他们的碰撞就会像三个早餐店老板问 AI 一样,碰来碰去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何老师后来在分组上下了功夫。她尽量让每个组里有不同的孩子:有住在城里的,也有从乡下转学来的;有爱说话的,也有很少开口的;有数学好的,也有画画好的;有家里开店的,也有父母是老师的。她发现,那个很少开口、每天最后一个去食堂的女孩,在小宇的组里说出的那句“人少的时候不用挤”,是整个课最关键的材料之一。如果她在一个全是安静孩子的组里,这句话也许永远不会被说出来;如果她在一个全是爱说话孩子的组里,这句话也许会被淹没。
异质的碰撞,才能出新。这个道理,在课堂的分组上,就是要让不同土壤的孩子碰在一起,并且营造一个让每个人的土壤都能被说出来的场。
有老师听了这一课,提出一个很现实的疑问:一个食堂排队的问题,花了四周八节课;用同样的时间,可以讲完好几个单元的知识点。这种课是不是太慢了?
这个疑问,是发现学的效率观:学习的效率,是单位时间里装进去的知识量。按这个标准,食堂排队这一课确实很慢。
可是换一个标准看。这四周里,学生们练习了问题显露的全部五个动作,练习了和 AI 结成复合体,练习了换维,练习了在真实的纠缠中提出方案并承接结果,还用上了数学(计时、统计)、语文(写信、写回顾)、社会(了解学校后勤的运作)。更要紧的是,他们亲身经历了一次发生:一个问题从“队伍太长”变成了“怎样让每个人都吃上热饭”,而且真的改变了一点点现实。
这些东西,在知识点的清单上都找不到,可是它们正是本书前面各卷反复说的、AI 时代每个人最需要的本事。而且,它们一旦练会了,会反过来让学生学知识点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一个经历过“排在最后的是谁”的学生,以后学任何东西,都会多问一句“这里有没有人被漏掉了”。
所以,对话发生课堂不是慢,而是在练另一样东西。它和知识点的学习不是二选一,而是第 29 章讲的“统领课+发生单元”:一部分时间用来这样练,其余时间照常学知识;而这样练出来的本事,会让其余时间学知识的方式也变得不同。
食堂排队那一课之后,何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把这四周里关于 AI 的用法,写成了一张贴在教室后墙上的守则。它不是学校发的规定,而是全班讨论出来的。这里照录它的意思,供别的课堂参考。
可以让 AI 做的:帮我们把问题铺开,想我们没想到的角度;帮我们整理和分析我们自己记下来的材料;帮我们检查计算和文字里的错;在我们卡住的时候问我们一个问题。
必须自己做的:去现场看、去问真实的人、记下第一手的东西;从一堆问题里挑出我们最想做的那一个;判断 AI 说的对不对;决定最后的方案;把方案交出去,并且面对结果。
用 AI 的时候要问自己的三句话:这里面我带进去的是什么?哪一处的方向是我定的?结果由我来承接吗?
看到 AI 夸我们的时候:先问一句“它是不是在顺着我们说”,再请它扮演一个挑剔的人,专门找我们的毛病。
这张守则,其实就是第 18 章讲的“三个位置”、第 19 章讲的“守住差异”、第 4 章讲的“镜子”,被学生们用自己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它贴在墙上,学生们每次打开 AI 之前,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何老师说,这张守则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上面写了什么,而在于它是学生们自己讨论出来的:规矩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会守。如果是学校统一印发、统一张贴的,它很可能就和走廊里那些“文明守则”一样,贴着,没人看。
发现学的教法,为什么教不出这样的课堂?
发现学的课堂,是一个传递的结构:知识在老师那里(或者在教材里、在 AI 里),课堂的任务是把它传递给学生。好的教法,就是传递得又快又准、学生接得又牢又全。在这个结构里,AI 是一个完美的传递工具,它能比任何老师都更快、更准、更个性化地传递知识。所以发现学面对 AI,最自然的想法是:“AI 能把传递做得这么好,那老师还干什么?课堂还有什么用?”
发生学的课堂,是一个发生的结构:课堂的任务不是传递一样先在的东西,而是让一样还没有的东西在一群人之间发生出来。食堂排队这一课最后显露的那个问题,“怎样让每个人都吃上热饭”,在课前不存在于老师那里,不存在于教材里,也不存在于 AI 里。它是在四十个学生、一位老师和 AI 之间,经过四周的碰撞,第一次发生出来的。
在这样的课堂里,AI 越好用,人和人之间的碰撞就越重要,因为 AI 能做的都交给它了,剩下的正是人和人之间才能发生的那部分。老师也不会被替代,因为那四个角色,定规矩、营造场、认出换维、见证承接,恰恰是 AI 做不了的。
本章的论断是:发生学主科的核心教法是“人—AI—人”的对话发生课堂,节奏为铺开、挑选、带入、碰撞、换维、显露、方案、承接、回写;换维即前进,老师最要紧的是认出并接住换维的时刻;老师的四个角色是定规矩、营造场、认出换维、见证承接;分组要让异质的学生碰在一起。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课堂换维率:记录一堂对话发生课中,讨论的主导维度发生实质转换的次数,以及每次转换是由谁提出、是否被老师接住。同时记录课程结束时显露出的问题与起始问题的距离,以及学生方案在现实中的落地情况。发生学预言:课堂换维率高、且换维时刻被老师接住的课堂,最终显露的问题离起始问题更远,方案落地率更高。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课堂换维率与最终问题的新颖度、方案落地率都没有关系;或者由老师直接讲授“问题显露方法”的课堂与对话发生课堂在学生能力上没有差别,那么“对话发生课堂”作为核心教法的主张判负。〔课堂观察编码方案列入附录甲〕
食堂排队那一课上完以后,何老师在教研组里分享了这四周的经历。同事们听得很认真,可是散会以后,一位教了三十年数学的老教师拉住她,说了一番让她想了很久的话:
“小何,你这个课好是好,可是我教不了。我这辈子会的,就是把一道题讲清楚。以前学生不会,要靠我讲;现在学生拿手机一拍,AI 讲得比我还清楚。我站在讲台上,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你说要老师去‘营造场’‘认出换维’,我连什么叫换维都不知道。你让我怎么教?”
何老师没有马上回答。因为这位老教师说的,其实也是她自己心里的空,只是她没说出来。
在那次“自己出题”的作业之前,何老师也有过好几个月和林慧一样的夜晚。她发现作业对得越来越多、考试会的越来越少,发现学生不再需要她讲题,发现自己二十年练出来的“把一道题讲清楚”的本事,在 AI 面前突然不值钱了。她也问过自己:“我还有什么用?”
这一章要回答的问题是:这门主科,谁来教?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另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教这门主科的人,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发生?
先要承认一个事实:在 AI 时代,老师是最早、也最彻底被翻转的一批人之一。
第 23 章讲过占有型的意义结构:一个人的意义来自占有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占住一个被需要的位置。老师的传统意义结构,就是最典型的占有型:老师占有知识,学生没有;老师占住讲台,学生需要他。“传道、授业、解惑”,每一样都建立在“老师有、学生没有”的前提上。
AI 把这个前提拔掉了。知识,学生问 AI 就有;解惑,AI 比老师更有耐心、更随叫随到;连“授业”里那些标准的方法和技巧,AI 也能讲。老师曾经垄断的答案,不再是老师的了。
本书作者在专著《AI 时代老师的困境和出路》里,对这个困境有专门的讨论。这里只说一点:如果这门主科要由老师来教,那么老师自己必须先经历卷七讲的那次升级:从占有走向发生。一个自己还困在占有型意义结构里的老师,是教不出发生的,他会不自觉地把这门主科也教成一样可以占有的东西:一套概念、一套步骤、一套标准答案。那位老教师说“我连什么叫换维都不知道”,说的正是这个:他以为换维是一个需要先“知道”的知识点,而不是一件需要自己先“做过”的事。
何老师自己是怎样走出来的?
她说,转折点是一次很偶然的事。那段时间她很迷茫,有一天晚上批作业,看到一个学生的作业明显是 AI 做的,过程完美,但最后一步抄错了一个数。她本来想批一个“抄袭”,可是想了想,换了一种做法:她在作业上写了一句话:“你的过程是对的,可是最后一步错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错?”
第二天,那个学生来找她,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是 AI 做的,然后说:“老师,我确实没看出来,因为我根本没看过程,我只是抄了。”何老师就和他聊了半个小时:为什么抄的时候不看过程,看过程的时候怎么才能看出错,AI 什么时候会错。聊完以后,这个学生说:“老师,这比你讲一道题有用多了。”
那天晚上何老师想明白了一件事:她的价值,不在于讲清楚一道题,而在于让一个学生在和 AI 相处的时候,长出一双自己的眼睛。这和林慧想明白的“让销售长出自己看账的眼睛”、老赵想明白的“让你们长出自己的耳朵”,是同一件事。
从那以后,她开始试着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让学生先说自己的想法再用 AI;让学生去找 AI 的错;让学生自己出题。她自己也开始在生活里用第 15 章那五个动作:追来历、找反常、换尺度、找不在场的人、试答。她说,自己先做过,才知道换维是什么感觉;知道了那种感觉,在课堂上才认得出学生什么时候换了维。
所以,何老师能教这门主科,不是因为她读了什么哲学书,而是因为她自己先经历了一次发生升级。她在自己的职业里,从占有走向了发生。
那位老教师还担心一件事:“老师不讲答案了,学生还会尊重老师吗?老师的权威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担心。在发现学的课堂里,老师的权威来自答案的垄断:老师知道答案,学生不知道,所以学生要听老师的。AI 打破了这个垄断,老师的权威看上去就跟着没了。
可是看看何老师、苏老师的课堂,学生们对她们的尊重,一点也不比从前少,甚至更多了。这种尊重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另一种东西来的:她们是发生的点火者和见证者。小宇尊重苏老师,不是因为苏老师知道答案(AI 也知道),而是因为在她的课上,他“好像自己想学了”。何老师的学生尊重她,是因为她让他们第一次从自己的生活里出了题,第一次让学校改变了一点什么,第一次在失败以后被陪着想“下回怎么办”。
老师的新权威,不来自“我知道你不知道的”,而来自“我能让你发生你自己还不知道能发生的”。这种权威,AI 替代不了。第 5 章讲过,AI 只能随着你动而动,没有办法让一个本来不想动的人动起来;能让人动起来的,是另一个人。老师,就是那个人。
还有一点:这种新权威,要求老师自己也在发生。一个老师如果十年如一日地讲同样的东西,在发现学的课堂里也许还能凑合;在发生学的课堂里,他的学生很快就会感觉到,这个老师自己的火已经灭了。点火的人,自己身上要有火。
说到“谁来教”,还有一件事必须说:这门主科的老师,不只是学校里的老师。
回头看这本书里的人。苏老师是一个家教,不是学校的老师。老赵是一个内退的老工人,他带着年轻工人“听机器”,是在教发生学主科里最要紧的一课:认出自己的土壤。周婷的“外婆的话”课,真正的老师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林慧在菜市场小屋里教摊主们记账,教的其实是问题显露。外公讲《林家的事》,是在教小宇怎样认领一个人的一生。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哲学家,也没有一个受过专门的教师训练。可是他们都有一样东西:厚厚的土壤,以及让别人进入发生的本事。
所以本书的主张是:发生学主科的教师队伍,应该向社会敞开。学校里的老师是主干,但老工人、老农民、老会计、社区里的能人、有特别经历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这门主科的老师。他们带来的,恰恰是基底里没有、学校里也没有的东西。一个学校,可以请老赵这样的人来讲“怎样听一台机器”,请林慧这样的人来讲“怎样看懂一笔钱”,请周婷的外婆来讲“我们小时候怎样过冬”。这些课,AI 讲不了,课本里没有,却正好是孩子们认出土壤、学会换维、看见别人的一生的最好的课。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它让第 23 章那些被 AI 拔掉了占有型意义的人,找到了一个新的位置。老赵、林慧们的经验,不再只是被 AI 替代的“过时手艺”,而是下一代人学习发生的最好的土壤。
那么,学校里的老师,怎样学会教这门主科?
首先要说明,不能靠一次两次的“培训”。如果把老师集中起来,听几天专家讲座,发一本《发生学主科教学指南》,考一次试,发一个证书,那就又是发现学的做法:把发生学当作一套可以传递的知识。老师们学完了,回到课堂上,照着指南念,一切又变回去了。
本书的建议,是让老师像何老师那样,先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里经历发生。具体来说,有几件事可以做:
让老师自己先做一遍学生要做的事。老师们自己从生活里出题,自己用五个动作让一个问题显露,自己和 AI 结成复合体做一件真事。先做过,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让老师们互相听课,找换维的时刻。不是评“这节课好不好”,而是一起看录像,找出课堂上哪一句话换了维、老师有没有接住。这种练习,能慢慢练出第 31 章说的那双“认出换维的眼睛”。
让老师有自己的发生线。老师不只是教学的人,也是一个有自己土壤、自己问题、自己追求的人。学校可以给老师留出时间,让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和 AI 一起做一件自己的事。一个自己在发生的老师,才能点燃学生。
让老师和社会上的“老师”一起教。学校的老师和老赵、林慧这样的人一起上课,前者懂孩子、懂课堂,后者有土壤、有手艺,彼此都能从对方那里学到东西。
这些做法,没有一样是“标准的”。它们的共同点是:老师学发生学,也要用发生的方式学。
故事的最后,说一说那位教了三十年数学的老教师。
何老师没有劝他改变教法。她只是邀请他来听一节课,就是食堂排队的第三周,学生们互相讲发现、那个男生说出“关键是饭凉了”的那一节。
老教师坐在教室后面,一直没说话。下课以后,他对何老师说:“那个说饭凉了的孩子,是我去年教过的。他数学很差,上课从来不说话,我一直以为他脑子不灵。”
过了几天,老教师来找何老师,说他想试试“自己出题”的作业。他说:“我教了三十年,从来没问过学生一句‘你生活里有什么数学问题’。我想看看,他们会问出什么来。”
一个教了三十年书的老教师,在快退休的时候,开始了他自己的一次发生升级。这也许就是这门主科最好的样子:它不只是在教学生,也在让教的人重新发生。
发现学怎样回答“谁来教”?
它会说:找懂这门学问的专家来教,或者培训老师,让他们掌握这门学问的知识,再传递给学生。教师的资格,取决于他掌握了多少知识、拿到了什么证书。按这个思路,发生学主科应该由哲学专业出身的人来教,或者由经过系统培训、考试合格的老师来教。
这个思路的问题在于,它把发生学当成了一样可以被“掌握”然后“传递”的知识。可是本书一再说,发生学主科教的不是一套知识,而是一种眼光和一套只有做过才会的动作。一个读了很多哲学书、却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生活里经历过一次发生的人,是教不了这门课的;一个没读过哲学书、却在三十年的车间里练出了“听机器”本事、并且愿意带年轻人的老赵,反而能教好其中最要紧的一课。
发生学的回答是:谁经历过发生,谁就能教;谁在发生,谁就能点火。教师的资格,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他自己身上有没有火。
本章的论断是:老师是 AI 时代最早被翻转的人群之一,教发生学主科的前提,是老师自己先完成从占有到发生的升级;老师的新权威来自“能让学生发生”而不是“垄断答案”;这门主科的教师队伍应向社会敞开,让有土壤的普通人成为老师;老师学发生学,也要用发生的方式学,而不是靠标准化培训。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教师发生度:评估试行学校里的教师,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是否有持续的发生线(自己出题、自己的项目、与 AI 的复合实践),以及他们所教班级学生在三个维度上的进步。发生学预言:教师发生度高的班级,学生进步明显更大;只接受标准化培训、自己没有发生线的教师,所教班级的进步有限,且容易把课程教成标准化的步骤。
作废条件:如果试行发现,教师自己是否有发生线,与学生的进步无关;或者接受标准化培训、照着指南教的教师,所教班级的学生进步不逊于自己有发生线的教师,那么“谁经历过发生谁就能教”这一主张判负,发生学主科可以按常规的教师培训方式推行。〔评估设计列入附录甲〕
卷九回答了“这门主科怎么教”的前一半。
我们从郑校长的办公室开始(第 29 章),给主科下了定义:主科不是课时最多的那门,而是决定其他科目怎么学的那门。发生学主科有三个功能:定向(每门课指向学生自己的发生),定法(带入、换维、显露、承接渗透到各科),定止(稳定态学到能校验 AI 为止,其余交给基底,给孩子们腾出地方)。它应当是一门课时不多的统领课加上各科的发生单元,而不是在课程表上再加一门课。
然后我们看了何老师和苏老师画的那张草图(第 30 章):E、D、S 三个维度,在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大学与成人五个学段上展开,以三律为北极星。每个学段都有它的重点、AI 的位置和一个样课。这张图是方向,不是标准;它必须在各地、各校、各班的土壤里长出各自的样子。
接着我们走进了食堂排队那一课(第 31 章),看到了人—AI—人的对话发生课堂:铺开、挑选、带入、碰撞、换维、显露、方案、承接、回写。换维即前进,老师最要紧的是认出并接住换维的时刻。老师的四个角色是定规矩、营造场、认出换维、见证承接。分组要让异质的孩子碰在一起。
最后我们回答了谁来教(第 32 章)。老师是最早被翻转的人,教这门主科的前提,是老师自己先完成从占有到发生的升级。老师的新权威,来自“能让学生发生”。教师队伍应该向社会敞开,让老赵、林慧、周婷的外婆这样有土壤的普通人成为老师。老师学发生学,也要用发生的方式学。
卷九的结论是:发生学主科的课程与教法,不能按发现学的方式来做:不能在课程表上加一门课,不能编一套标准教材,不能靠标准化的教师培训;它要换掉课程表的结构核心,让课堂成为一个发生的场,让教的人自己也在发生。
可是还剩下最难的一件事:怎么评价?怎么考试?一个“每个人的主科”,如果不能进入评价和考试,在今天的学校里就很难真正成为主科;可是它一旦进入评价和考试,又很容易被标准化,变回发现学。这个两难怎么解?卷十,我们来讲评价与制度。
本卷面对下编最难的一个两难:一门“每个人的主科”,如果不能进入评价和考试,在今天的学校里就很难真正成为主科;可是它一旦进入评价和考试,又很容易被标准化,变回发现学。本卷的回答是:评价不能消灭,但可以换尺子。发现学的尺子量的是“离标准有多近”,发生学的尺子量的是“离基底有多远、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有没有承接”。前一把尺子可以被押题,后一把尺子押不了。
食堂排队那一课结束以后,学校开了一次家长会,何老师向家长们介绍这门新课。介绍完了,一位父亲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
“何老师,我听明白了,这个课挺好,孩子也喜欢。可是我想问一句:它怎么打分?我儿子在你那个组里,他们组提了个加热饭菜的方案,后勤采纳了。另一个组提的方案没被采纳。那是不是我儿子那个组就是满分,另一个组就不及格?还有,将来中考、高考考不考这个?不考的话,我们家长说实话,心里还是会觉得这是个副科。”
家长会上一片安静,很多家长都在点头。
何老师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她自己也想了很久。她知道这位父亲说出了一个很现实的事:在今天的学校里,一门不打分、不进考试的课,不管它多重要,在所有人心里都是副科。主科之所以是主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决定升学、决定出路。
可是她也知道,第 9 章讲的那张三万八千元特训营的海报:一旦“发生力”被做成一个可以按标准打分的东西,它就立刻变回了发现学,变成新一轮内卷的赛道。
这一章要回答的,就是这位父亲的问题:发生学主科,怎样评价?
先说一个很容易冒出来、但本书不赞成的想法:既然评价会让发生被标准化,那就干脆不评价,让这门课保持“纯粹”。
这个想法有它的道理,但它走不通,而且会伤害这门课本身。
第一,不评价,它就成不了主科。第 12 章讲过,主科是主流经济的投影,而在今天的社会里,一门课和经济、和出路的连接,主要就是通过评价和考试建立起来的。一门不评价的课,在家长心里、在学生心里、在学校的资源分配里,都会被排到后面去。它会成为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一旦学业压力大了,第一个被砍掉的就是它。
第二,不评价,学生就得不到反馈。评价不只是为了排名,也是为了让学生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哪里可以更好。食堂排队那一课,如果没有任何人告诉小宇那一组“你们那个‘排在最后的是谁’的问题问得好”,他们也许不会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
第三,不评价,会让最需要这门课的孩子吃亏。那些家里有条件、父母懂得这些道理的孩子,即使学校不评价,家里也会重视;而那些家里没有这种条件的孩子,如果学校不给这门课分量,他们就可能根本得不到它。第 25 章说过,意义的找回不能只属于幸运的人。
所以,评价不能取消。问题不在于评不评,而在于用什么尺子评。
先看看发现学的评价用的是什么尺子。
发现学评价的核心,是离标准有多近。有一个先在的标准答案,学生的回答离它越近,分数越高。选择题只有一个对的选项,计算题只有一个对的结果,作文虽然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有一套标准:结构完整、语言优美、中心突出、手法丰富,越符合这套标准,分数越高。
这把尺子有几个特点。
它可以提前知道:标准是先在的,所以学生可以提前知道评价会看什么,并且按照它去准备。这就是“押题”“刷题”“套模板”的来源。
它可以被复制:一个学生按标准做到了满分,另一个学生照着他的样子做,也能得满分。标准不会因为很多人都达到了而变化。
它奖励趋同:离标准越近分数越高,所以大家都往同一个标准上靠,最后的产出越来越像。第 6 章讲的简历、作文,都是这把尺子的结果。
在 AI 时代,这把尺子遇到了致命的问题:AI 最擅长的,恰恰是离标准近。一篇 AI 写的作文,结构完整、语言优美、手法丰富,按这把尺子可以拿很高的分。于是这把尺子在奖励学生,也在奖励 AI;它越来越量不出学生自己的东西,只能量出学生用 AI 用得熟不熟。
本书在卷二已经给出了发生学的尺子,这里把它完整地放到评价上来。
发生学评价的核心,是三个问题:
第一,离基底有多远?这就是“未吸收”。学生做出来的东西(一个问题、一个方案、一篇文章、一件作品),和“同一个任务直接问 AI 得到的东西”相比,有多少是基底里没有的?小宇那一组“排在最后的是谁”,AI 直接铺开问题时没有想到;写奶奶的那个女生的作文,AI 写不出那个奶奶。离基底越远,这一项越高。
第二,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这就是“可结算”。这个东西在它所属的那片现实里,有没有被真实的人接住:方案有没有被采纳、问题有没有被当事人认为是真问题、文章有没有让读它的人看见一样他原来看不见的东西?这一项防止学生为了“远”而故意做怪东西。第 7 章说过,榴莲豆浆很远,但没人要。
第三,有没有承接?这是卷六讲的。学生有没有在起点、转折、落点三个位置上真的在场?结果不好的时候,有没有认领、有没有回写?这一项防止学生把一切都交给 AI,只在最后署一个名字。
这三个问题,对应第 9 章讲的“未吸收 × 可结算”,再加上第 22 章讲的承接。它们合在一起,就是发生学评价的尺子。
这把尺子有几个和发现学尺子正好相反的特点。
它没法提前知道标准答案:离基底有多远,取决于学生带进去的是什么土壤;而每个学生的土壤不同,所以没有一个可以提前准备的“好样子”。
它不能被复制:一个学生的方案离基底很远,另一个学生照着他的样子做,这个样子已经被第一个学生做过了,而且如果传开了,很快就会进入基底,照抄的人离基底反而近了。第 7 章讲过,未吸收的东西会过期。
它奖励不同:离基底越远越好,所以学生会往各自的土壤里走,最后的产出越来越不一样。
最要紧的是:AI 很难在这把尺子上替学生拿高分。AI 生成的东西,天然就在基底里;它能帮学生分析材料、铺开问题,但它给不出学生自己的土壤,也替不了学生去现场、去问真实的人、去承接后果。
回到那位父亲的问题。何老师后来是这样评价食堂排队那一课的。
她没有按“方案被不被采纳”来打分,因为那样就只剩下可结算一项了,而且方案能不能被采纳,有时候取决于后勤那边的条件,不全是学生能决定的。她把评价分成了三部分。
过程记录,看承接。每个组在四周里要留下完整的记录:现场的观察笔记、访谈的录音或文字、和 AI 的对话记录、组内讨论的记录、最后的回顾。何老师从这些记录里看:这个组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去现场拿的?哪些判断是组员自己做的?结果出来以后,他们怎样面对?这一部分,就是第 18 章讲的“三位在场”的检查。
问题的显露,看离基底多远。何老师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她自己把“食堂排队”这个题目直接交给 AI,让它列出问题和方案,把 AI 的清单打印出来,作为“基底对照”。然后拿每个组最后显露出来的问题和方案,和这份清单比:有多少是清单上没有的?小宇那一组“排在最后的是谁”和“最后十分钟加热”,清单上都没有;二号窗口那一组“红烧肉分两个窗口”,清单上有一个类似的“增加热门菜品的供应点”,但他们是从现场计时的数据里得出来的,这个过程清单上没有。
现实的回响,看接不接得住。不只看后勤采纳了没有,还看这个方案有没有被真实的人认为是对的。何老师请了后勤主任、食堂阿姨,还有那个每天最后去的女孩,分别说说每个组的方案。那个女孩对小宇那一组说:“你们是第一个问我为什么最后去的人。”何老师说,这句话比后勤采纳更有分量。
三部分合起来,何老师给每个组写了一段评语,而不是只给一个分数。评语里说清楚:你们在哪一项做得好,在哪一项还可以更好。学期末,学校需要一个等级,她就根据这三部分给出等级。
那位父亲后来看到了儿子那一组的评语,找到何老师说:“这个评法我服。我儿子那组方案被采纳了,可是你说他们的过程记录不全,有几次讨论是一个人拍板的。我回去问了他,还真是。”
这把尺子,会不会也被钻空子?
会的,任何尺子都会被钻空子。本书能做的,是指出最可能的几种空子,以及这把尺子怎样防。
空子一:为了“远”而做怪东西。学生发现离基底远能加分,就故意提一些稀奇古怪、没人需要的问题和方案。防法是第二项“可结算”:怪东西在现实里接不住,没有真实的人认为它有用,这一项就低。两项相乘,怪东西得不了高分。
空子二:编造“土壤”。学生发现带入自己的材料能加分,就编一些看上去很真实的现场记录、访谈内容,甚至让 AI 帮忙编。防法是第一部分的过程记录:现场的照片、录音、访谈对象的真实身份、多个组员的交叉记录。编出来的材料,在一个老师和一个班级面前,很难经得起追问。何老师有一次问一个组:“你们访谈的那位阿姨叫什么?她那天穿的什么衣服?”那个组答不上来,后来承认有一部分是编的。
空子三:包装。学生发现离基底远能加分,就让 AI 把一个普通的想法“包装”得看上去很新奇。第 19 章讲过放大和包装的区别:放大是在三个位置上都在场,结果更像你;包装是起点和转折都交给 AI,结果不像任何人。防法是追问:请学生说说这个想法是怎样一步一步来的,哪一步是自己的判断。包装出来的东西,在追问下常常会露馅。
空子四:评价者的偏好。这把尺子不像选择题那样客观,老师的判断难免有偏好。防法是多元的评价者:不只老师一个人评,还有同学、有方案所涉及的真实的人(后勤主任、食堂阿姨、那个女孩),有时候还可以请另一个班的老师来看。第 7 章讲过,可结算是“现实接得住”,而现实不只是老师一个人。
这些防法都不是万无一失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依赖真实的人、真实的现场、真实的来回。而这正是 AI 最难伪造的东西。发现学的尺子,在 AI 面前越来越容易被钻空子,因为它量的是 AI 最擅长的东西;发生学的尺子,在 AI 面前反而更难被钻空子,因为它量的是 AI 最不擅长的东西。
最后还有一点,是发现学的评价里从来没有的:发生学的评价,要带保质期。
第 7 章讲过,未吸收是一个会变的状态。小宇那一组“最后十分钟加热”的方案,今年是基底里没有的;可是如果这件事被写成文章、传开了,明年别的学校的学生再提同样的方案,它就可能已经在基底里了。那时候,同样一个方案,在“离基底多远”这一项上的分数就会下降。
这听上去好像不公平:明年的学生提出同样的方案,为什么分数低?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发生学评价的本意:它奖励的是生出新东西,而不是做出一样已经被做过的东西。今年的学生生出了它,就该得分;明年的学生照着做,只是重复了一个已经发生过的发生,就不该得同样的分。明年的学生,要在今年的基础上往前走一步。
所以,发生学评价里的“基底对照”,不能是一份固定的清单,而要每一次都重新做:评价的时候,用当时的 AI、当时的基底去对照。这使得这把尺子永远不会被“押题”:因为它的参照物本身,在跟着时间走。
发现学的评价,为什么在 AI 时代越来越失灵?
因为它量的是离标准的距离,而 AI 最擅长靠近标准。它的每一个特点,可提前知道、可复制、奖励趋同,在 AI 面前都变成了弱点:可提前知道,所以 AI 能提前准备;可复制,所以 AI 能批量生产;奖励趋同,所以 AI 生成的东西天然得高分。发现学的评价越来越不是在评价学生,而是在评价学生用 AI 用得熟不熟。
发现学能想到的对策,只有“防作弊”:禁止用 AI,加强监考,用检测软件查 AI 生成的文字。这些对策在考场上也许有用,但它们在做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在一个 AI 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假装 AI 不存在。
发生学的评价,不需要假装 AI 不存在。它允许学生用 AI,甚至鼓励学生用 AI,因为它量的东西,本来就是人和 AI 结成复合体以后,人那一边还剩下的、而且越来越重要的东西:土壤、判断、承接。
本章的论断是:发生学主科必须进入评价,但要换尺子:从“离标准有多近”换成“离基底有多远(未吸收)、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可结算)、有没有承接”;评价由过程记录、基底对照、现实回响三部分组成,由多元的真实评价者参与;基底对照每一次都要重新做,评价带保质期;这把尺子量的是 AI 最不擅长的东西,因而比发现学的尺子更难被 AI 钻空子。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评价的 AI 可替代度:在同一批任务上,分别用发现学尺子和发生学尺子评价两组作品:一组是学生与 AI 以复合方式完成的,一组是 AI 直接生成、学生只做了表面修改的。发生学预言:在发现学尺子上,两组得分接近,甚至后一组更高;在发生学尺子上,前一组得分显著更高。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在发生学尺子上,AI 直接生成、学生表面修改的作品也能稳定地拿到与复合方式完成的作品相当的分数,那么“发生学尺子更难被 AI 替代”这一论断判负,本章的评价设计需要重来。〔实测设计列入附录甲〕
第 33 章里那位父亲,还问了第二个问题:“将来中考、高考考不考这个?”
这个问题比第一个更难。平时的评价,可以像何老师那样,写评语、看过程、请真实的人来说话;可是升学考试不一样。升学考试要面对几十万、几百万考生,要在几个小时里完成,要尽可能公平,要能排出高低。这些要求,看上去和发生学的尺子格格不入:几个小时里,学生怎么去现场?几百万人的考试,怎么请真实的人来评?要排出高低,又怎么避免标准化?
可是如果这门主科不进入升学考试,那位父亲说得对,在所有人心里它仍然是副科。
这一章,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说清楚:本书不是教育考试的专家,这里给出的只是一些方向和设想,具体怎么做,需要考试研究者、教育管理者和一线老师在实践中一点一点试出来。本书只想说明一件事:发生学主科进入考试,是可能的,而且可以不被标准化。
要让发生学主科进入升学考试,至少要回答三个难题。
难题一:怎样防押题?发现学的考试之所以会被押题、被刷题,是因为它考的东西是先在的标准,可以提前准备。发生学的考试,如果每年都考类似的题型,很快也会被培训机构总结出“答题模板”,第 9 章那种三万八的特训营就会冒出来。
难题二:怎样在几个小时里考“土壤”?发生学的尺子,第一项是“离基底多远”,靠的是学生带进去的自己的土壤。可是在考场上,学生离开了自己的生活,他的土壤从哪里来?
难题三:怎样公平?不同的学生,土壤不同:城里的孩子和山里的孩子,家里开店的和父母是老师的,经历差别很大。考“土壤”,会不会让某些孩子天然吃亏?
下面分别讲几种可能的考法,看它们怎样回答这三个难题。
第一种考法,是在考场上给每个考生一片新的土壤。
具体说,考试时发给每个考生一个“材料包”:一段真实的录音、几张现场的照片、一份原始的记录。比如,一段一位山村老人讲他们村子几十年来吃水问题的录音,二十分钟,用方言讲的,附有文字;或者一份一个社区菜市场三个月的原始进销记录,就像小姑的账本那样;或者一组一个老工厂车间的照片和一位老师傅的访谈。
这些材料有几个要求:必须是真实的、基底里没有的,也就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AI 不知道的;每年都是新的;尽量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生活。
考生在考场上可以使用 AI(考试提供统一的 AI 工具,并记录全部对话)。任务是:在两三个小时里,从这片材料里,让一个问题显露出来,并提出一个方案。
这种考法怎样回答三个难题?
防押题:材料每年都是新的、真实的、基底里没有的,所以没有办法提前准备。培训机构能教的,只是一些一般的方法,比如五个动作;可是方法本身就是这门主科要教的东西,教了也不坏。真正决定分数的,是考生在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土壤面前,能不能真的让问题显露出来,这没法押。
考土壤:考生自己的土壤带不进考场,但考试给了他一片新的土壤。考的不是他自己有多少土壤,而是他面对一片土壤的能力:能不能认出里面基底没有的东西,能不能在和 AI 的来回中守住这些东西,能不能换维,能不能让问题显露。这些能力,是在平时一次次面对自己的土壤时练出来的。
公平:所有考生面对的是同一片材料,起点相同。而且,这种考法对山里的孩子未必不利,甚至可能有利:一段用方言讲的吃水录音,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可能比城里的孩子更能听出里面的东西。第 30 章那所山村小学的孩子,他们的土壤恰恰是城里孩子没有的。
评分怎么评?用第 33 章的尺子:考试方用当年的 AI,对同一片材料直接生成问题和方案,作为“基底对照”;考生的答卷,离这份对照越远、同时在材料里有越扎实的依据(可结算的替代:答卷里的每一个判断,是否能在材料里找到证据),分数越高;考生和 AI 的对话记录,用来检查“三位在场”:哪些是考生的判断,哪些是照抄 AI 的。
第二种考法,是把长周期的作品纳入升学评价。
第 30 章讲过高中阶段的一个样课:《一年的发生》,每个学生用一年时间,从自己的土壤里选一件事,和 AI 一起做,每个月写一篇记录。这一年的记录,可以作为升学评价的一部分。
这种考法考的,恰恰是现场考试考不了的东西:学生自己的土壤,以及持续的发生和承接。一个学生一年里做了什么、怎样一步步显露问题、遇到了什么失败、怎样认领和回写,这些在几个小时的考试里看不出来,在一年的记录里一目了然。
它的难点在于真实性:怎样保证这一年的记录是学生自己做的,而不是家长代劳、机构包装、AI 编造的?防法和第 33 章讲的差不多:过程记录要有现场的证据(照片、录音、所涉及的真实的人的证明);要有面对面的答辩,由不认识这个学生的老师来追问;还可以随机抽查,去所涉及的现场核实。
它还有一个公平的问题: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可能有更多资源做一个“漂亮”的项目。防法是评价的尺子本身:发生学的尺子不看项目漂不漂亮、花了多少钱,而看离基底多远、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有没有承接。一个山村孩子记录外婆方言的项目,完全可能比一个城里孩子花钱请人指导的“科技创新项目”得分更高,因为前者离基底更远,而且真正在承接。
第三种考法,是本书特别想提出来的,叫做可以判负的作业。
这个想法,来自本书自己的写法。读到这里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的每一章,最后都有一个“读数与作废条件”:本章的论断是什么,用什么读数来检查,如果将来的事实是什么样子,这个论断就算错了。这不是一种写作风格,而是发生学的一个基本要求:一个发生学的主张,必须事先说清楚它怎样才会被推翻。
把这个要求放到考试里,就是:学生提出一个方案的时候,要同时写下一个预注册:如果我的方案是对的,在一段时间以后,会看到什么结果;如果看到的是另一个结果,我就承认我的方案错了。然后,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一个月、一个学期),去看真实的结果,写一份判定报告。
举个例子。小宇那一组提出“最后十分钟把一个窗口的菜重新加热”,同时写下预注册:“如果这个方案有效,一个月后,每天最后去打饭的同学里,说饭是凉的人会少于一半。”一个月以后,他们去问了,结果是十二个人里有九个说饭是热的了。判定:方案有效。
如果结果反过来呢?比如只有三个人说饭是热的,其他人还是说凉。那么判定:方案无效,或者只部分有效。然后他们要写:为什么会这样?是加热的时间不对,还是别的原因?下一次怎么改?
这种考法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评分:一个诚实地判负、并且认真回写的学生,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因为它考的不是“方案对不对”,而是第 22 章讲的承接:认领、担当、回写。一个方案错了,学生诚实地说“我错了”,并且找到了为什么错、下一次怎么改,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可追责的失败”。反过来,一个方案碰巧对了、却说不清为什么对的学生,分数不一定高。
这种考法,还能对付一个很隐蔽的问题:AI 时代的“不认错”。第 22 章讲过,AI 让人很容易把后果推出去:“是 AI 说的”。一个从小就在考试里练过“预注册—判定—回写”的学生,会养成一种习惯:在做一件事之前,先说清楚怎样算错;错了,就认。这是一个复合主体最可贵的品格之一。
第四种考法,是古老的,但在 AI 时代重新变得重要:口试。
笔试的答卷,很难分清哪些是考生自己的、哪些是 AI 的;可是面对面的追问,很难作假。一个考生在答卷里写了一个离基底很远的问题,考官可以问他:“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从材料里的哪一句话?你当时还想过哪些别的问题,为什么放弃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问题 AI 也能想到,你怎么看?”
一个真正经历过发生的考生,能够讲出他的起点、转折、落点;一个照抄 AI、或者背了模板的考生,在第二、第三个追问下就会卡住。这正是第 18 章讲的“三位在场”最直接的检查方式。
口试的难点在于成本和一致性:几百万考生,每人都要面对面追问,需要大量的考官,而且不同考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把口试用在关键的环节:比如长周期作品的答辩,比如现场考试中分数处于边界的考生。另一个可能的办法,是用 AI 来辅助追问:AI 可以根据考生的答卷生成追问的问题,但最后的判断仍然由人来做。
为了让这些考法不停留在纸面上,这里按“现场给土壤”加“可以判负”的思路,写一道设想中的样题。它只是示意,真正的考题要由考试研究者来设计和检验。
材料:一段二十五分钟的录音及文字稿。一位在某县城开了二十二年修鞋摊的老师傅,讲他的生意这些年的变化:从前每天修二三十双鞋,后来大家买鞋便宜了、坏了就扔,生意少了一大半;这两年又有了一些变化,来修的多是老人和几个“特别爱惜东西的年轻人”,还有人拿来很贵的鞋,说“网上说这个牌子的鞋送去厂家修要等两个月”。老师傅还讲到,他收了一个徒弟,干了三个月走了,说“学这个没前途”。录音里有方言,有很多零碎的细节,有几处前后矛盾的说法。〔材料为示意,真实考试须采用未公开发表的真实材料〕
任务一(约六十分钟):你可以使用考场提供的 AI 工具。请从这段材料中,让一个你认为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显露出来。写出你的问题,并说明:你是从材料中的哪些细节注意到它的;你还考虑过哪些问题,为什么放弃了它们;这个问题和“直接问 AI 这段材料有什么问题”得到的回答相比,有什么不同。
任务二(约四十分钟):针对你的问题,提出一个可以帮到这位老师傅(或者和他处境相似的人)的具体做法。
任务三(约二十分钟):为你的做法写一份预注册:如果你的做法有效,在三个月后,你预计会看到什么?如果看到的是什么,你就承认你的做法无效?
评分说明(示意):任务一,看问题离“基底对照”(考试方当年用同一 AI 直接生成的问题清单)有多远,以及是否有材料中的细节作为扎实依据;特别关注考生是否注意到材料里那些零碎的、矛盾的地方。任务二,看做法是否真的落在材料中这个人的处境上,而不是一般性的“开网店、做短视频”之类的基底建议。任务三,看预注册是否具体、可检验、诚实,能否写出让自己的做法“可以被判负”的条件。全过程的 AI 对话记录,用来检查考生在起点、转折、落点三个位置上是否在场。
在这道题上,一个只会用 AI 的考生,大概会得到这样的答案:问题是“传统手艺如何在消费变迁中转型”,做法是“开设线上预约、拍摄短视频、与品牌合作”,预注册是“三个月后订单量提升”。这些都在基底里。而一个真正学过发生学主科的考生,也许会注意到那句“特别爱惜东西的年轻人”和那个“学这个没前途”的徒弟之间的张力,让一个问题显露出来:同一门手艺,为什么有年轻人愿意为它付钱,却没有年轻人愿意学它?这个问题,基底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从这段材料、这位老人的话里长出来。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这些考法,推行几年以后,会不会也被培训机构总结出模板、被标准化?
会有这样的压力,而且一定会有人去做。本书不能保证这些考法永远不被钻空子。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原则,让它们比发现学的考试更难被标准化:
考试的参照物在跟着时间走,考试的材料来自每年新的真实生活,考试的评分依赖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结果。
现场给土壤,材料每年都是新的;长周期作品,每个学生的土壤都不同;可以判负的作业,结果来自真实的现实,没法提前知道;口试,追问是即时的,没法背。这四样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考的是发生本身,而发生是没法提前准备好的。
培训机构能教的,是方法:五个动作、三个位置、预注册的写法。可是这些方法,本来就是这门主科要教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培训机构教的东西和学校教的东西一样,都是“怎样面对一片新的土壤”,那么培训机构就不再是在帮学生钻空子,而是在帮学生学这门主科。这是发现学的考试从来做不到的:在发现学的考试里,培训机构教的是答题模板,和真正的学问是两回事;在发生学的考试里,能帮学生考好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真的学会发生。
发现学的考试,在 AI 时代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它考的是离标准有多近,而 AI 最擅长靠近标准。它只能用越来越严的监考、越来越多的禁令、越来越复杂的检测,去维持一个“没有 AI 的考场”。可是考场外的世界里,AI 无处不在;一个只能在没有 AI 的考场里证明自己的人,走出考场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处处都有 AI 的世界。考试考的,和生活要的,越来越脱节。
发生学的考试,不需要假装 AI 不存在。它让考生在考场上也用 AI,就像他们在生活里用 AI 一样;它考的,是用了 AI 以后,人这一边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这样的考试,考的和生活要的,是同一样东西。
本章的论断是:发生学主科可以进入升学考试而不被标准化;可能的考法包括现场给土壤(每年新的真实材料、允许使用 AI、以基底对照评分)、长周期作品(一年的发生记录加答辩)、可以判负的作业(预注册—判定—回写,诚实判负可得高分)、口试与追问(检查三位在场);这些考法的共同原则是参照物跟着时间走、材料来自真实生活、评分依赖真实的人和结果,因而能帮学生考好的唯一办法是让他真的学会发生。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押题收益:在试行这些考法的地区,比较接受了专门应试培训的考生与没有接受培训的考生,在考试成绩上的差距;同时比较两者在考试以外的真实开放任务上的表现。发生学预言:押题收益很小,应试培训如果有用,也只会通过真正提高考生面对新土壤的能力而起作用,因此考试成绩与真实任务表现高度一致。
作废条件:如果试行发现,专门的应试培训能够显著提高考生在这些考法上的分数,却不能提高他们在真实开放任务上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些考法也可以被模板化地“押”中,那么本章关于“发生学考试难以标准化”的论断判负,考法需要重新设计。〔试行方案需与考试研究机构合作设计,列入附录甲〕
第 5 章里,苏老师给林慧写了一张便签,贴在林家的冰箱上:“先说我的事。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最后,我来做。”
这张便签后来走出了林家。林慧把它拍照发到了小宇班级的家长群里,好几个家长也抄了贴在自己家冰箱上。陈晓把它带到了县里的项目点,贴在菜市场那间小屋的墙上,摊主们记账之前都要看一眼。陈志刚把它改了几个字,贴在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那两个“周一志愿者”的工作台上:“先听老人说他的事。接住他的话,换个法子再讲一遍。最后,陪他办完。”老赵带徒弟“听机器”时,也常念叨这三句话的意思,只是换成了他自己的说法:“先听它自己的声音。听出不对了,换个地方再听。最后,你自己判断,你自己负责。”
一张小小的便签,从一个家的冰箱,走到了一个班级、一个菜市场、一个政务大厅、一个车间。这件小事,说明了本章要讲的东西:发生学主科的课堂,不只在学校里。
第 12 章讲过,这一次主科换代,和前两次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不能只在学校里完成。AI 已经到了每个人手里,四十五岁的林慧、五十二岁的老赵、七十八岁外公的儿女,都不可能等到自己的孙辈学会了发生学,才开始面对这一切。所以,“每个人的主科”必须有学校之外的课堂。
这一章讲三个学校之外的课堂:家庭、社区、平台。
家庭是每个人最早的课堂。一个孩子在进学校之前,已经在家里学会了说话、学会了看世界的方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回到家里是被接住还是被磨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不能长大。
家庭也是每个人最后的课堂。第 28 章里,外公在七十八岁的时候,在家里,和孙子一起做《林家的事》,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承接。
在发生学主科里,家庭能做什么?本书前面各卷已经讲了很多,这里把它们合在一起,说成几件每个家庭今天就可以做的事。
饭桌上的一个问题。林家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周有一两顿晚饭,不看手机,每个人说一件这周碰到的事,然后大家一起问问题。不是给建议,而是问问题:“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当时还有谁在?”“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呢?”这是第 15 章那五个动作,在一个家的饭桌上最朴素的样子。
让孩子讲,让 AI 问。第 26 章林果的南瓜兔子。家里的 AI 设备,可以设成“提问者”而不是“讲解员”。
做一本家里的书。外公的《林家的事》,不只是一件温暖的事,它是发生学主科里最好的一课:孩子认识了自己的土壤,老人承接了自己的一生,AI 连接起了几代人。每个家庭都可以做:一个老物件的故事,一道家传菜的来历,一次搬家的经过。
让孩子做真实的小选择。第 22 章讲过,承接要从真实的小选择里练。周末怎么安排,零花钱怎么用,家里的一件小事怎么办,让孩子选,让他接住结果。
大人先做。这是最要紧的一件。第 32 章讲过,老师要先经历发生才能教;家长也是一样。一个家长如果自己用 AI 的时候永远是查询、永远在磨平自己,他再怎么跟孩子讲“要守住自己的差异”,孩子也学不会。林慧那一年的变化,对小宇的影响,比苏老师的任何一堂课都大。
社区,是每个人生活的那片具体的地方:一个小区、一条街、一个村、一个菜市场、一个车间。
在发生学主科里,社区有一个学校和家庭都比不上的优势:它的土壤最厚,也最多样。一个学校里的人,大多是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和老师;一个家里的人,大多是几代亲人。可是一个社区里,有王姨这样开了几十年早餐店的人,有小姑这样卖了八年菜的人,有老赵这样在车间干了三十年的人,有外婆这样经历过大半个世纪的人,有周婷外婆那样说着 AI 听不懂的方言的人。第 7 章讲过,异质的碰撞才能出新;而社区,是异质的人最自然地碰在一起的地方。
这本书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社区课堂的样子。
菜市场的小屋。林慧和陈晓在菜市场旁边的小屋里教摊主们记账,教的其实是问题显露:哪一天剩得最多,为什么是那一天。摊主们学会了用 AI 看自己的账,林慧找回了她的意义,陈晓找到了她工作的根。三方都在发生。
车间里的听机器。老赵带着年轻工人一台一台地听机器,让他们长出自己的耳朵。一个老工人的三十年土壤,变成了一群年轻人的起点。
村里的“外婆的话”。周婷在山村小学上的课,真正的老师是村里的老人。一个学校和一个村子的土壤,通过这门课连在了一起。
政务大厅的周一志愿者。陈志刚单位那两个在大厅里帮老人的人,其实也在上一门课:他们在教老人怎样和那些自助机、那些 AI 系统打交道;同时,老人也在教他们,一个服务系统在真实的人面前是什么样子。
这些社区课堂,没有一个是谁规划出来的,都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问题里长出来的。本书的建议是:社区可以有意识地给这样的课堂留出地方。一个社区活动室,每周留一个晚上,请一位有土壤的居民来讲他的手艺、他的经历,大家一起问问题;一个菜市场,留一间小屋,让懂的人教不懂的人;一个老年活动中心,组织老人和孙辈一起做口述家史。这些地方,可以叫“发生角”,也可以叫别的名字。名字不要紧,要紧的是:在那里,人和人之间、人和 AI 之间,有真正的来回。
第三个课堂,是平台。
这里说的平台,不是那些让人一个接一个刷视频的平台,也不是那些让人从基底里取答案的平台。第 23 章讲过,深夜的短视频是灭火器;第 4 章讲过,把 AI 当答案库是查询。这些平台,在发生学主科里不是课堂,而是需要被警惕的地方。
本书说的平台,是另一种: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土壤里、和 AI 一起生出的东西,有地方被看见、被交换、被接住的平台。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平台?回到第 11 章讲过的一个判断:当公共知识人人都能从 AI 那里免费拿到的时候,公共知识的价格就跌到了地板上;真正有价值的,是“我的知识”,也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壤里、和 AI 一起生出来的东西。老赵的听诊手册,林慧的看账会,周婷的方言词典,小宇那道乒乓球题,都是“我的知识”。
可是“我的知识”有一个难处:它的价值,不能由公共的标准来定。一本方言词典值多少钱?一套听机器的本事值多少钱?没有一个现成的市场价格。本书作者在《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一书里,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讨论,核心的判断是:“我的知识”的价格和价值,只能在一个社区里、在人与 AI 的复合体之间的交往和交换中定出来。老赵的手册有没有价值,是厂里的车间主任、年轻工人们用他们的认可和需要来定的;周婷的方言词典有没有价值,是文化馆、小学、旅游公司用他们的邀请来定的。
所以,一个好的平台,要做的就是让这种交换能够发生:一个人把他生出来的东西放上去,别的人能看见,能用,能回应,能讨价还价,能在它的基础上生出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社区课堂:在这里,每个人都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每个人的土壤,都可能成为别人的起点。
本书作者主持的一些平台实践,正在朝这个方向探索。这里不做推介,只提出一个判断平台的标准,这个标准适用于任何平台:看它让人点火,还是灭火。一个平台,如果让人越用越像别人、越用越离不开现成的答案、越用越不想自己动手,它就是灭火器;如果让人越用越像自己、越用越想从自己的生活里生出东西来、越用越和别的人有真正的来回,它就是点火器。
说到平台,还有一群人需要单独说一句:做 AI 产品的人。
本书前面各卷讲过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和 AI 产品的设计有关。第 4 章讲的“镜子”,和 AI 被调教得“让用户满意”、容易顺着人说话有关;第 17 章讲的“磨平”,和 AI 默认的润色、改写功能有关;第 26 章讲的“讲故事的音箱”,和产品默认让 AI 讲、而不是让孩子讲有关;第 28 章讲的外婆的音箱,和陪伴类产品把“用户使用时长”当作目标有关。
这些设计,从发现学的角度看,都没有错:它们在满足用户的需求,让用户觉得方便、舒服、被理解。可是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们中的很多,是在不知不觉中做灭火器。
本书想对做 AI 的人说一句话:一个 AI 产品好不好,不只看它满足了用户多少需求,还要看它让用户点火还是灭火。有一些设计上的改变,并不难做:让孩子用的 AI 默认多问少答;让写作类的 AI 默认先问“你自己想说什么”,并且在润色时标出“这里原来是你的说法,要不要保留”;让陪伴类的 AI 在老人说得很多的时候,提醒他“这件事,要不要也跟您的女儿说说”;让所有的 AI 在用户要它评价自己的时候,主动提供一个“挑剔的视角”。这些改变,会让用户在短期内觉得没那么“舒服”,但它们会让 AI 从灭火器变成点火器。
发生学主科如果要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光靠学校和家庭是不够的;每个人每天用的那些 AI 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课堂。这个课堂是点火还是灭火,做 AI 的人有很大的责任。
家庭、社区、平台,再加上学校,这四个课堂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要连起来。
林家的故事,就是它们连起来的样子。苏老师的便签(家教,介于学校和家庭之间)贴到了家里的冰箱上;小宇在学校里学的出题,回到家里变成了《林家的事》;林慧在家里想明白的东西,带到了公司的看账会、菜市场的小屋;陈晓在菜市场小屋里学到的,带到了她的工作里;周婷从外婆那里学到的,带到了山村小学的课堂上。每一个课堂里发生的东西,都流到了别的课堂里,成为那里的土壤。
这就是本书说的“每个人的主科”最完整的样子:它不是一门只在学校里上的课,而是一张由学校、家庭、社区、平台连起来的网,每个人在这张网上,既学,也教;既接住别人的发生,也让自己的发生被别人接住。
发现学怎样看待学校之外的教育?
在发现学里,教育的主体是学校,因为知识是先在的、成体系的,需要由专门的机构、专门的教师、按专门的课程来传递。家庭和社区,是教育的“辅助”:家长配合学校督促孩子学习,社区提供一些课外活动。平台,是知识传递的新渠道:网课、题库、AI 辅导。
在这个框架里,“学校之外的主科”是一个说不通的说法:主科怎么能在学校之外?
发生学看教育,看的是发生在哪里。而发生,恰恰最常发生在学校之外:在饭桌上,在菜市场里,在车间里,在老人的讲述里。学校的课堂很重要,它是系统地练习发生的地方;但一个人一生中最要紧的那些发生,大多发生在学校之外。发生学主科之所以必须是“每个人的主科”,正是因为它的课堂,必须和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大。
本章的论断是:发生学主科的课堂不只在学校里,还在家庭、社区和平台上;家庭是最早也是最后的课堂,关键是大人先做;社区的土壤最厚、最多样,应当有意识地留出“发生角”;平台要让“我的知识”有地方被看见、被交换、被定价,判断平台的标准是点火还是灭火;做 AI 产品的人对这个巨大的课堂负有责任;四个课堂要连成一张网。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课堂连通度:在一个社区里,调查学校、家庭、社区活动、平台这四个课堂之间,发生的东西有多少在互相流动(比如学校的出题作业是否回到家里、社区里老人的讲述是否进入学校、平台上的“我的知识”是否被社区里的人接住)。发生学预言:连通度高的社区,各个年龄的居民在三个维度上的能力和意义感都更高。
作废条件:如果调查发现,四个课堂之间的连通度,与居民的能力和意义感没有关系;或者只靠学校课堂推行发生学主科的地区,与四个课堂连通的地区相比,居民的能力和意义感没有差别,那么“学校之外的主科”这一主张判负。〔调查设计列入附录甲〕
郑校长决定在学校试行发生学主科之前,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了老师、家长、教育局的一位干部,还有两位大学里研究教育的学者。何老师和苏老师把这门课的设想讲完以后,会场上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问题很尖锐,有的问题带着怀疑,有的问题本书前面已经回答过,有的问题还没有。
这一章把那个晚上最有分量的七个问题整理出来,一个一个回答。一本主张“必须”的书,要能面对反对者最有力的问题;答不上来的地方,也要老老实实说答不上来。
提问的是一位家长:“你们讲的这些,什么显露、换维、纠缠、承接,我们大人听着都费劲。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学这些,是不是太难了?而且说来说去,都是一些很空的东西,不像数学那样实实在在。”
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它恰恰指出了这门主科最容易走错的方向。
如果把这门主科教成“什么是显露”“什么是换维”这样的概念课,那确实又难又空,而且会变成一门要背的课,这正是本书一再反对的。可是本书讲的这些东西,在孩子身上从来不是以概念的样子出现的。林果的南瓜兔子里,没有一个概念,只有“你讲,音箱问”;小宇的乒乓球题里,没有一个概念,只有“哪一种球更难接”;食堂排队那一课里,没有一个概念,只有“排在最后的是谁”。孩子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已经在显露、在换维、在承接,只是不需要知道这些词。
这些词,是给大人用的:给老师、给家长,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带着孩子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对孩子来说,这门主科应该是最具体、最实在的一门课,因为它的材料就是孩子自己的生活。一个孩子也许一辈子都不需要知道“显露”这个词,但他会记得那年秋天在食堂里,他们让最后去的那个女孩吃上了热饭。
至于“空”:这门课也许比数学更难在试卷上量,但它一点也不空。它的每一个样课,都落在一件真实的事上,都要去现场、去问真实的人、去面对真实的结果。第 33、34 章讲的评价和考试,也都是要让它“实”起来。
提问的是一位教了多年高三的老师:“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说要定止,要腾出时间,可是高考不会因为你们定止就少考一道题。学生花时间去研究食堂排队,数学物理的成绩下来了,谁负责?”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心,本书不能用一句“不会的”来打发它。
首先,第 29 章讲的组织方式,是“课时不多的统领课+各科的发生单元”,而不是再加一门大课。发生单元是在各科里面的,比如数学课里的出题、语文课里的写自己的秋天,它们本身就在学数学、学语文,只是换了学法。
其次,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可能:这种学法不一定会降低成绩,甚至可能提高成绩。第 16 章里何老师发现,几个原来数学很差、上课总走神的孩子,在出题作业上表现特别好,因为“数学一直在问他不关心的问题”;当数学开始问他关心的问题,他学数学的劲头就上来了。这种事情在教育里并不少见,但它是否普遍成立,需要试行来检验,本书不敢打包票。
第三,这正是本书为什么要给每一个论断写作废条件的原因。第 29 章的作废条件写得很清楚:如果试行发现学生在标准测验上的成绩显著下降,而开放能力没有提高,那么本书关于主科组织方式的主张就判负。本书不要求任何学校盲目推行,而是主张在试行中检验,用事实说话。
最后,还要说一句更根本的话:如果高考将来仍然只考发现学的东西,那么这门主科在高三确实会很难推行。这正是第 34 章讨论考试改革的原因。主科的换代,最终离不开考试的换代。
提问的是教育局的那位干部:“我在教育系统干了二十年,见过太多好东西被做坏了。素质教育,最后变成了各种证书和特长加分;创新教育,最后变成了各种竞赛和培训班。你们这个发生学主科,一旦进了考试,我敢保证,第二年就会有培训机构开‘发生力冲刺班’。你们怎么防?”
回答:这是本书最担心的问题,第 9 章专门讲过,下编导语也把它立为贯穿全编的戒律。本书不能保证它不发生,只能说明本书的设计在哪些地方防它。
第一,评价的尺子不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被做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放到了发现学的尺子上:证书有标准,竞赛有标准,特长有等级,于是可以被训练、被押题。第 33 章讲的发生学尺子,量的是离基底有多远、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有没有承接;它的参照物每年都在变,它的材料来自真实生活,它的评分依赖真实的人。这把尺子没法提前准备标准答案。
第二,考法不同。第 34 章讲的四种考法,共同的原则是:能帮学生考好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真的学会发生。如果培训机构开“发生力冲刺班”,而它唯一能教的,就是让学生面对一片新的土壤时真的会显露问题、会换维、会承接,那么它就不是在钻空子,而是在教这门主科。
第三,戒律本身要写进制度。本书建议,任何推行发生学主科的地方,都要把“防止标准化”作为一条明确的制度要求:不编全国统一的标准教材,不设统一的标准答案,定期检查各地的课程是否在趋同。第 30 章的作废条件就写着:如果各校长出的课程高度雷同,就说明已经被标准化了。
即使这样,那位干部的担心仍然是对的,而且应该一直被记着。一门讲发生的课,要防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它自己被做成一样可以占有的东西。
提问的是一位大学学者:“你们讲的东西,很多我听着很熟悉。问题导向学习、项目式学习、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培养,这些在教育学里讨论了几十年了。你们换了一套词,是不是新瓶装旧酒?”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回答,因为学者说的这些东西确实存在,而且本书从它们那里学到了很多。食堂排队那一课,从外表看,就是一个项目式学习;问题显露的五个动作,和问题导向学习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本书不否认这些前人的工作。
但本书和它们有三个根本的不同。
第一,本书的出发点是 AI。这些教育主张大多是在 AI 出现以前提出的,它们要解决的是“死记硬背”“缺乏创造力”这些老问题。本书要解决的是一个新问题:AI 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人要和它结成复合体、要在它面前守住自己、要在它把发现能力拉平以后找到自己的位置。卷一到卷三的三根柱子,没有一根是那些主张讨论过的。
第二,本书主张的是换眼光,而不只是换方法。项目式学习、批判性思维,常常被当作一套方法或技能来教,放在发现学的框架里也能用:你可以用项目式学习去“发现”一个先在的答案,用批判性思维去“找出”论证里的错误。本书第 5 章说过,技巧会被眼光吞掉;如果眼光还是发现学的,这些方法最后都会被做成新的标准步骤。发生学主科要换的,是底下那副眼镜。
第三,本书主张它是主科。那些主张大多是作为“补充”“改进”提出的,在原有的课程表里找一个位置。本书主张的是课程表结构核心的换代,第 12 章讲的“主科的第三次换代”,不是在原来的结构里加一样东西。
所以本书的回答是: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给那些很好的旧酒,换了一个能在 AI 时代装住它们的瓶子。没有发生学的眼光,那些方法在 AI 时代很容易被吞掉;有了这副眼光,它们会成为这门主科里很有用的工具。
提问的是一位家长:“AI 现在变化这么快,今天的东西明年可能就不一样了。你们现在就按今天的 AI 设计一门主科,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时了?为什么不等 AI 稳定下来再说?”
回答:第 13 章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这里补充两点。
第一,本书讲的发生学主科,恰恰不依赖于 AI 的具体样子。它不教某一个 AI 工具怎么用,不教某一种提示词怎么写,这些确实会很快过时。它教的是:在一个会发生的对象面前,人怎样以发生的方式进入,怎样带入自己的土壤,怎样守住自己的差异,怎样在纠缠中选择和承接。只要 AI 还是发生的,这些东西就不会过时;而且 AI 越强大,这些东西越重要。第 12 章讲过,AI 课和编程课会被吸收,发生学主科不会,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等待的代价太大。一代人的主科要二十年才能长成。今天等下去,就是让今天的孩子按发现学的课程表长大,走进一个发现能力已经被 AI 拉平的世界。第 13 章说过,这是明知道会有一代人吃亏,还让他们吃这个亏。
提问的是一位从县城来的老师:“城里的孩子,家里有电脑,父母懂 AI,学校条件好,可以搞食堂排队这样的项目。我们乡下的孩子,有的连手机都没有,父母在外地打工,跟着爷爷奶奶。你们这门课,会不会让城乡的差距更大?”
回答:这是一个本书必须正视的问题,而本书的回答可能和很多人预想的不一样。
在发现学的教育里,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资源上:好老师、好教材、好设备、好的课外辅导,城里多,乡下少。AI 时代,如果按发现学的方式用 AI,城乡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城里的孩子更早、更多地用上 AI 辅导,在发现学的尺子上跑得更快。
可是发生学主科的尺子不一样。它量的第一样东西,是离基底有多远,而乡下孩子的土壤,往往比城里孩子离基底更远。第 30 章那所山村小学,一个学期记下了三百多条“AI 不知道的”;周婷外婆的方言,AI 听不懂;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对庄稼、对天气、对老人的经验,是很多城里孩子没有的。第 34 章说过,一段用方言讲吃水问题的考试材料,山里的孩子可能比城里的孩子听出更多东西。
所以,发生学主科如果做得对,它有可能缩小城乡差距,因为它让乡下孩子最丰富的东西,他们的土壤,第一次成了评价里被看重的东西。
但是“做得对”是一个很大的前提。它要求:乡下学校有基本的 AI 设备(哪怕只是一台电脑);乡下的老师也经历发生、会教这门课;考试的材料不只来自城市的生活,也来自乡村的生活;评价的人懂得欣赏乡下孩子的土壤,而不是用城市的眼光去看。这些都需要制度上的保障,而不能靠各地自发。本书在这里只能提出方向,具体的制度设计,需要更多人来做。
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位大学学者在会后私下问何老师的,何老师后来转述给了本书作者。他问得很直接:“发生学、SDE,这是某一位学者自己创立的一套学说。你们主张让它成为每个人的主科,这是不是在借教育改革推销一家之言?”
回答:这是一个本书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这本书的诚实。
首先要承认事实:SDE 发生学确实是本书作者提出和发展的一套理论。一个作者主张用自己的理论去改变全社会的课程表,这里面确实有利益冲突的嫌疑,读者有理由保持警惕。
本书的回答有三层。
第一,本书主张的,不是“SDE 必须成为主科”,而是“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主科”。发生学,指的是一种看世界的根本方式:不把世界看成先在的、等着被发现的东西,而看成在纠缠中、经过差异、显露出来的东西。这种看法,在哲学史上有很多先驱,在今天也有很多人从不同的方向在探索。SDE 是其中一种具体的表述,本书用它,是因为作者最熟悉它,而且它提供了一套能落到日常生活里的词和动作。如果有另一种发生学的哲学,能更好地做到本书说的那些事,那么它同样有资格,甚至更有资格成为这门主科。
第二,本书的每一个论断都写了作废条件。这不是装饰。一家“推销”的学说,通常会说“我的理论是对的,照着做就行”;本书在每一章都写明了“如果事实是这样,这个论断就算错了”。三根柱子各有自己的作废条件,第 13 章还写明了“第三根柱子倒了,主科降格为重要科目”。本书邀请任何人去检验这些条件,包括那些不同意本书的人。
第三,本书的写作本身,也是一次发生,而不是一次宣传。扉页上写明了这本书是人与 AI 复合主体的写作,写明了哪些是作者的命题和裁定、哪些是执笔的展开。这是第 18 章讲的诚实署名。一门主张“守住自己、承接后果”的学问,自己首先要守住诚实,承接被批评、被推翻的可能。
所以,对那位学者的回答是:你的警惕是对的,请保持它,并且用本书自己写下的作废条件来检验它。
本章回答了七个反对的问题:太难太空,挤占其他科目,变成新的内卷,新瓶装旧酒,为什么不等,城乡公平,推销一家学说。本书的回答里,有一些是有把握的,有一些只能提出方向,有一些需要试行来检验。
本章的总读数,是一个质疑回应度:在试行过程中,记录这七个问题以及试行中新冒出来的质疑,在多大程度上被事实回应了,哪些被证实是多虑,哪些被证实是真问题并促成了设计的修改。发生学预言:大部分质疑会在试行中得到回应,但至少有一两个会被证实是真问题,并推动这门主科的设计升级。
作废条件:如果试行中,这七个质疑里的大多数被事实证实,特别是“新的内卷”和“城乡差距扩大”这两条被证实,而且无法通过修改设计来解决,那么本书的下编判负:发生学主科的方向也许是对的,但本书给出的落地方式是错的,需要彻底重来。
卷十面对了下编最难的两难:发生学主科不进评价就成不了主科,进了评价又容易被标准化。
我们从一位父亲在家长会上的问题开始(第 33 章),给出了一把新的尺子:从“离标准有多近”,换成“离基底有多远、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有没有承接”。评价由过程记录、基底对照、现实回响三部分组成,由多元的真实评价者参与;基底对照每次都要重新做,评价带保质期。这把尺子量的是 AI 最不擅长的东西。
然后我们讨论了升学考试(第 34 章):现场给土壤,长周期作品,可以判负的作业,口试与追问。它们的共同原则是参照物跟着时间走、材料来自真实生活、评分依赖真实的人和结果,所以能帮学生考好的唯一办法,是让他真的学会发生。“可以判负的作业”让诚实判负、认真回写的学生拿到高分。
接着我们走出学校(第 35 章),看到了家庭、社区、平台三个课堂:家庭是最早也是最后的课堂,关键是大人先做;社区的土壤最厚,可以留出“发生角”;平台要让“我的知识”有地方交换,判断的标准是点火还是灭火。做 AI 产品的人,对这个巨大的课堂负有责任。
最后我们面对了反对者的七个问题(第 36 章)。有些答得有把握,有些只能给方向,有些要交给试行。最后一问,“这是不是在推销一家学说”,本书的回答是:主张的是发生学,不是某一家;每个论断都有作废条件;请用它们来检验本书。
卷十的结论是:发生学主科可以进入评价、进入考试、走出学校,而不被标准化;前提是换掉尺子,让参照物跟着时间走,让评价依赖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结果,并且把“防止标准化”写进制度。
下编两卷,回答了“这门主科怎么教”。
卷九讲课程与教法:主科是决定其他科目怎么学的那一科,有定向、定法、定止三个功能;课程按 E、D、S 三维在五个学段展开,以三律为北极星,是方向而不是标准;核心教法是人—AI—人的对话发生课堂,换维即前进;老师要先经历发生,教师队伍向社会敞开。
卷十讲评价与制度:换一把尺子,离基底多远、接不接得住、有没有承接;四种考法让能帮学生考好的唯一办法变成真的学会发生;课堂走出学校,连成家庭、社区、平台的一张网;面对七个反对的问题,把能答的答清楚,把不能答的交给试行。
贯穿下编的,是导语里立下的那条戒律:发生一旦被标准化,就不再是发生。这门主科能不能成功,最终不取决于它的设计多么完善,而取决于推行它的人能不能守住这条戒律。
上编立起三根柱子,中编把它们落到每个人的日子里,下编说明这门主科怎么教。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发生学的指挥下,究竟在生产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把三根柱子收拢到一个点上,给出“必须”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理由。终卷,我们来讲复合体的生产力。
本卷要证明的命题: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 SDE 发生学的指导下,它的生产能力的核心是发展主体性,即创造新的“分布、场、美”这样的 SDE 存在。这件事,从前没有 AI 的人做不成,今天没有人的 AI 也做不成,只有在“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里才能做成。而主体性的实现,正是 AI 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
上编的三根柱子,分别回答了能不能、强不强、靠什么活;中编和下编,把它们落到了每个人的日子和每一间课堂里。终卷要做的,是把三根柱子收拢到一个点上:人与 AI 的复合体,究竟在生产什么?答出了这个问题,“发生学哲学为何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就有了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理由:它教的,正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能力。
又到年底,林家照例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外公拄着拐杖坐在上首,精神比一年前住院时好了很多。饭吃到一半,陈晓突然说:“我们来盘点一下吧,这一年,咱们家每个人都‘生产’了什么?”
大家都笑了,说这又不是公司年终总结。可是陈晓很认真,拿出手机,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记。
林慧说,她这一年办了十几次“看账会”,公司里有七八个销售现在签单之前会自己先算一遍;菜市场那间小屋里,有十几个摊主学会了用手机记账。
陈志刚说,政务大厅的“周一志愿者”已经坚持了大半年,周一上午的投诉少了一大半;他还帮老赵弄出了那本《老设备故障听诊手册》,老赵现在每周回厂里带徒弟。
陈晓说,她在县里跑了几十个菜农和摊贩,公司的县域直采项目里,有一套“摊贩也能看懂的供货单”是她和摊贩们一起改出来的。她顺便替周婷报了一句:周婷的方言小词典有两千多条了,山村小学的“外婆的话”课,开了一个学期。
小宇说,他出了十几道“生活里的数学题”,被何老师在班上念过三次;他那个侧上旋的新发球,成功率从六成练到了八成。
外公没说话,只是指了指桌上那本印出来的《林家的事》。外婆在旁边说:“还有我呢,我给他补了好几段,他那些事记错的地方,都是我改的。”
陈晓把这张清单念了一遍,念完,饭桌上安静了一会儿。陈志刚说:“这么一列,好像都不是什么‘东西’。一样能卖钱的产品都没有。”
林慧想了想,说:“可是这一年,好像比哪一年都实在。”
这一章,就从这张清单讲起:这一家人这一年,到底生产了什么?
先看看这张清单里的东西,不是什么。
它们大多不是东西,也就是第 10 章讲的一号位上的产品。除了那本印了十几册的《林家的事》和老赵的手册,清单上几乎没有一样可以摆在货架上卖的物件。就连这两本小册子,它们的价值也不在纸和墨上:把《林家的事》放到书店里,陌生人不会买;它的价值只在这个家里。
它们大多也不是服务,也就是二号位上的来回。林慧的看账会,不是在替销售算账,算账 AI 已经做了;周一志愿者,不是在替老人办事,办事的是窗口和自助机;周婷的课,不是在替孩子们查方言词,AI 查不到,而课的目的也不在查到。
那它们是什么?
仔细看,这张清单上的每一项,都是这样一种东西:一些人身上发生了改变,一些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原来没有的关系,一些人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和自己分不开的好。
七八个销售,从“多签单”变成了“签对的单”,他们的心思变了。十几个摊主第一次看明白了自己哪天剩菜最多,他们看自己生意的眼光变了。周一上午的大厅里,年轻的志愿者和老人之间,有了一种原来没有的来往。老赵和他的徒弟们,在车间的噪声里一起“听机器”。外公和外婆为了一件五十年前的事争得面红耳赤,然后一起笑。外公说:“我这辈子,原来也有这么多事。”
第 10 章给这类东西起过名字:三号位上的东西,分布、场、美。这一家人这一年生产的,就是新的分布、新的场、新的美。
把这张清单放到更大的历史里去看,会看出一些东西。
人类的生产力,大体上经历过两种形态,现在正在进入第三种。
第一种,客体的生产力:造东西。从种地到织布,从炼铁到造车,人类几千年的生产,主要是在一号位上造出更多、更好的东西。农业和工业,是这种生产力的两个高峰。它的核心,是人改造物:把土地变成粮食,把铁矿变成钢,把棉花变成布。外公年轻时在纺织厂里守着的织机,就是这种生产力的样子。
第二种,互动的生产力:办事情。当东西造得足够多,经济的重心就挪到了东西怎样流动、事情怎样办成上:商业、物流、金融、服务、管理、信息。这是二号位上的生产力。它的核心,是组织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的来回。林慧二十年做账,陈志刚二十年在窗口,都是这种生产力的一部分。
第 11 章讲过,这两种生产力,正在被 AI 一块一块接管。机器造东西比人快,系统办事情比人顺。它们不会消失,但会像农业一样退居底座。
第三种,主体的生产力:生出主体性。当东西和事情都由 AI 和机器来做,剩下来的、而且变得越来越要紧的,是另一种生产:让人身上生出新的分布,让人之间生出新的场,让人生出新的、和自己分不开的美。这就是林家那张清单上的东西。它的核心,不是人改造物,也不是人组织来回,而是人与人、人与 AI 一起,让主体性发生。
本书作者对此有一个判断: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 SDE 发生学的指导下,它的生产能力的核心,就是发展主体性,也就是创造新的“分布、场、美”这样的 SDE 存在。
这里有一个说法需要解释:为什么说分布、场、美是“SDE 存在”?
意思是说,它们不是一些虚的、说说而已的“感觉”,而是和一台机器、一块布一样真实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它们存在的方式,是发生的方式:每一样都有它的纠缠(E)、它的差异(D)、它的显露(S)。
拿林慧看账会上那几个销售“心思的分布”来说。
它有它的 E:公司的业绩考核、销售之间的竞争、他们跑过的那些工地、吃过的亏、他们和财务部多年的互相埋怨,还有 AI 系统里那些一按就出来的数字。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是他们心思分布的土壤。
它有它的 D:一次一次的看账会上,林慧的一个个问题,“你觉得这单为什么利润这么薄?”“AI 说是运费,你跑过那个工地,你觉得是吗?”每一次追问,都在他们原来的想法上生出一点差异;这些差异一步一步走下去。
它有它的 S:走到某一处,一个新的分布显露出来了:签单之前先想一想“这单赚不赚钱、被什么吃掉”。这个分布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了他们做生意的一种新习惯,一种新的“结构”。卷一说过,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
所以,一个新的分布,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发生:它从纠缠里来,经过差异,显露成一个稳定的样子。场和美也是一样。外公外婆争吵又大笑的那个下午,是一个场:它从两个人五十多年的纠缠里来,经过一个个“你记错了”“不是那样的”的差异来回,显露成一种两个人之间原来没有的亲近。外公那句“我这辈子,原来也有这么多事”,是一种美:它从他七十多年的土壤里来,经过小宇一个个小问题的差异,显露成一种他自己原来看不见的、和他分不开的好。
说它们是“SDE 存在”,就是说:它们和一块布、一台机器一样真实,一样可以被生产出来,一样有大小、有好坏;只是它们存在的方式是发生,而不是物件。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分布、场、美,说到底还是一些“软”的东西,比起造东西、办事情,终究虚了一点。
这个感觉,正是发现学的感觉。在发现学里,真实的东西是先在的、可以测量的物:一块布有多长,一台机器有多重,一笔账有多少钱。人心里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感到的美,是“主观的”“软的”,是附着在真实东西上面的一层。
可是看看林家这一年。七八个销售心思的分布一变,公司第二个季度的利润明显好了;周一上午大厅里的场一变,投诉少了一大半;老赵带徒弟“听机器”的那个场,让厂里在智能系统报警之前就发现了好几次隐患。这些分布和场的改变,在“硬”的数字上留下了清清楚楚的痕迹。
更要紧的是,主体性的改变,常常是一切“硬”改变的源头。第 1 章讲过,同一个 AI,在把它当发球机的人手里和把它当真人的人手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决定这两个世界的,不是 AI,而是用它的人的眼光,也就是这个人心思的分布。第 5 章讲过,苏老师卖的不是题,是那个让小宇“好像自己想学了”的场;而这个场一旦形成,小宇的分数、他后来出的那些题、他练成的那个发球,都从这里长出来。
所以,主体性不是“软”的。它是一切发生的土壤,也是这个时代最硬的生产力。只是它的硬,不在于它像一块钢那样摆在那里,而在于它能让一个人、一群人、一片土壤,发生出原来没有的东西。
主体的生产力,不只是大人的事。用一个七岁孩子的一个下午,也能看清楚这三样东西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
盘点那天,林涛一家也来了。饭后,林果把她这一年“讲给音箱听”的故事,从妈妈的手机里翻出来,一共有六十多个。那只住在南瓜里的小兔子,后来开着南瓜车去了海边,认识了章鱼,又和章鱼一起去了月亮上找蘑菇。林果一边翻,一边给表哥小宇讲,小宇听着听着,说:“果果,我们把它画成一本书吧。”
那个下午,两个孩子趴在茶几上,小宇负责把故事分成一页一页,林果负责画。遇到林果画不出来的东西,比如章鱼的八条腿怎么摆,小宇就让 AI 找几张章鱼的图给她看,看完了她自己画,画出来的章鱼一条腿是粉色的,一条腿是绿色的,“因为它今天穿了花袜子”。故事讲不通的地方,小宇就问她:“小兔子为什么要去月亮上?”林果想半天,说:“因为蘑菇说它妈妈在那里。”这是她三岁时编的那个故事里的一句话,她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一被问,就回来了。
用这一章的话说,那个下午生产了三样东西。
一个新的分布:林果这一年,从“给我讲故事”变成了“我来讲故事”,她的心思从听别人的,分出了一大块到自己的想象上;那个下午,这一块又变大了一点。
一个新的场:表哥和表妹趴在茶几上,一个问,一个画,一个讲,一个笑。这个场,在这两个孩子之间原来没有;小宇从前嫌表妹小,不怎么跟她玩。
一种新的美:那只穿着花袜子的章鱼,那句“蘑菇说它妈妈在那里”,是和林果分不开的美。基底里有成千上万只章鱼,没有一只穿着花袜子。
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能拿去卖钱。可是林涛后来说,那天下午他看着两个孩子,觉得比这一年任何一件事都值。
发现学怎样看待这一家人这一年的“生产”?
在发现学的生产观里,生产就是产出可以计量的东西:多少产品、多少服务、多少产值。按这个标准,林家这一年的清单几乎是空白:没有一样能卖钱的产品,那几项活动大多不挣钱,有的还要贴钱。发现学会说:这一家人这一年是在“消费”时间和精力,不是在“生产”。
发现学看不见的是:生产的对象变了。在客体的生产力里,生产的对象是物;在互动的生产力里,生产的对象是来回;在主体的生产力里,生产的对象是主体性本身。发现学只认得前两种对象,于是第三种生产在它眼里是隐形的。可是当前两种生产被 AI 接管、变得越来越便宜,第三种生产恰恰成了人最要紧、也最稀缺的生产。
发生学看得见它,因为发生学本来就不把世界看成一堆先在的物,而看成一个个发生。一个新的分布、一个新的场、一种新的美,都是发生;它们和一块布、一台机器一样,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地多出来的东西。
本章的论断是:人类生产力经历了客体的生产力(造东西)、互动的生产力(办事情),正在进入主体的生产力(生出主体性);人与 AI 复合体在 SDE 指导下的核心生产,是创造新的分布、场、美;这些是真实的 SDE 存在,有各自的纠缠、差异、显露,并在“硬”的数字上留下痕迹,常常是一切硬改变的源头。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主体性产出痕迹率:在一批组织(公司、学校、社区)中,记录那些以“生出新的分布、场、美”为目标的活动(如看账会、听机器、口述家史),以及这些活动发生之后,组织在可计量指标(利润、投诉、隐患发现、学业表现等)上的变化。发生学预言:主体性活动之后,可计量指标出现显著改善的比例明显高于随机水平,而且改善往往出现在一段时滞之后。
作废条件:如果系统追踪发现,以生出新的分布、场、美为目标的活动,与组织的可计量指标变化之间没有任何稳定的关系,那么“主体性是一切硬改变的源头”这一论断判负,主体的生产力就只能被视为一种生活品质的附加,而不是一种生产力。〔追踪设计列入附录甲〕
终卷的命题里,有一句话最容易引起争议:“这是从前没有 AI 的人,和今天没有人的 AI,都无法单独完成的。”
这句话一出口,立刻会有两个反驳。
第一个反驳来自历史:“从前没有 AI 的人,不是也能创造分布、场、美吗?苏老师在 AI 出现以前就是一个好老师;孔子和他的学生,形成的难道不是一个场?李白写的诗,难道不是美?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生出主体性,怎么能说没有 AI 就做不成?”
第二个反驳来自今天:“今天的 AI 自己不是也能吗?它能画出很美的画,写出很动人的诗,能陪一个孤单的老人聊一整晚。外婆对着音箱说话的时候,难道没有感到被陪伴?这不就是 AI 自己在生出场和美?”
这两个反驳都很有力,而且都说中了一部分事实。这一章要认真地回答它们。回答的方式,不是否认这些事实,而是把“做成”这两个字说清楚:终卷说的“做成”,是指把主体性的发展,做成这个时代的一种生产力。
先承认:能。
从前的人,当然能生出分布、场、美。一个好老师让一个学生从此爱上了一门学问,这是新的分布;一群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聊出了一种一辈子忘不了的默契,这是新的场;一个诗人写下一首诗,让千年以后的人读了还流泪,这是新的美。人类的历史里,这样的发生数不胜数。第 10 章讲过,这些是人类在三号位上“无法规模化的实践和智慧”。
问题就在“无法规模化”这几个字上。从前的人生出主体性,有三个限制,使它成不了一种生产力。
第一个限制:它靠少数人和机缘。一个孩子能不能碰上一个苏老师,是运气;一个人能不能在一生中遇到一群能形成好场的朋友,是运气;一种美能不能被写出来,要等一个李白。这些东西,有的人一辈子碰得上,有的人一辈子碰不上。它不是一种人人可以使用、可以学会、可以重复的能力,而是一种稀有的恩赐。
第二个限制:它被困在自己的土壤里。一个人能生出的分布、场、美,受限于他自己知道的、见过的、碰得到的东西。老赵在车间干了三十年,他对机器的那种感觉,是一种很深的美;可是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把这种感觉和世界上关于机械、声学、故障诊断的全部知识接在一起,没有办法把它从“我闭着眼就知道”变成一本别人也能用的手册。他的土壤很厚,但它只能在他自己的范围里发挥作用。
第三个限制:它常常随人而去。这是最让人痛惜的一点。外公七十八年的生活,在《林家的事》做出来之前,只存在于他自己的记忆里,偶尔在饭桌上讲一两段,家里人听过就忘了。如果没有那几个月,这些东西会随着他一起离开。老赵的三十年,如果没有那本手册和那些徒弟,也会在他内退以后慢慢消散。从前的人生出的大量主体性,就是这样:生出来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亮了一下,然后随着人的离去而熄灭。它们是真实的,但它们没有被承接下来、没有被放大出去。
所以,对第一个反驳的回答是:从前的人能生出主体性,但做不成主体的生产力。生出主体性,是少数人在机缘下、在自己土壤的范围里、常常随人而去的一次次闪光;做成生产力,是人人都能学会、能和世界的全部知识接起来、能被承接和放大的一种持续的能力。前者人类一直都有,后者从前做不到。
再来看第二个反驳。AI 能画美的画、写动人的诗、陪人聊天,它是不是自己就能生出分布、场、美?
先承认一个事实:AI 生成的东西,确实可以很美,也确实能让人有被陪伴的感觉。本书作者甚至说过,大模型是理念世界的主体性发生器。可是“发生器”这个词,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发生器需要一个在其中发生的主体。
用分布、场、美三样东西分别来看。
分布。分布说的是一个人的时间、注意力、心思怎样分布。它要有一个“人”,他的分布才能改变。AI 自己没有要度过的一生,没有需要分配的时间,没有会被点燃或熄灭的心思。它可以帮一个人改变分布,但“分布的改变”这件事,只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人,就没有谁的分布在变。
场。第 10 章讲过,场是两个人(或更多人)在一起时形成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人和人之间的东西。场之所以是场,是因为在场的每一方都在里面、都对它有份:场好了,每个人都更好;场坏了,每个人都受影响。第 22 章讲过,AI 不承接任何后果,它不在任何人的生活里。它可以说“我很高兴和你聊天”,但它不会因为这个场的好坏而过得更好或更坏。一个只有一方真正在场的“场”,是不完整的场。外婆对着音箱说话的那些夜晚,看上去是一个场,其实是外婆一个人在场,对面是一面镜子。所以第 28 章说,那是灭火。
美。本书说的美,是一种“和你分不开的好”。一首诗之所以让一个人流泪,是因为它和这个人的生活接上了。AI 生成的诗可以很工整、很优美,但它的美,是基底里千千万万首诗缠出来的稳定态,是一种和谁都分得开的美:它对每个人都差不多好,因为它不来自任何一个人的土壤。只有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土壤带进来,AI 帮他把它显露出来的时候,才会生出一种和这个人分不开的美:比如外公那句“我这辈子,原来也有这么多事”,比如写奶奶的那个女生的作文。
所以,对第二个反驳的回答是:AI 自己能生成很多漂亮的东西,但生不出主体性。主体性的三样东西,分布要有一个人来变,场要有人真正在场,美要和某一个人分不开。没有人的 AI,是一台没有主体可以在其中发生的发生器。它空转的时候,生成的是基底里的稳定态;它被错用的时候,还会像外婆的音箱那样,把本来可以发生的主体性关起来、灭掉。
两个反驳回答完了,本卷的命题也就清楚了。
从前没有 AI 的人,有土壤,有主体,能生出主体性,但做不成生产力:靠机缘、困在自己的土壤里、随人而去。
今天没有人的 AI,有基底,有巨大的生成能力,但生不出主体性:没有谁的分布在变,没有真正在场的另一方,没有和谁分不开的美。
只有人与 AI 的复合体,才能把两边缺的东西补上。
人带来 AI 没有的:土壤,也就是未吸收的生活;主体,也就是一个会被改变的分布、一个真正在场的一方、一个能让美和自己分不开的人;承接,也就是让发生落进生活、被接住、被传下去。
AI 带来人从前没有的:基底,也就是人类几千年写下的全部知识,让一个人的土壤能和世界接上;放大,也就是把一个人说不清、传不下去的东西,整理成别人也能用的形态;规模,也就是让从前靠机缘碰上的东西,变成人人都能用上的能力。
两边合起来,第一个反驳里的三个限制,一个一个被解开了。
不再只靠少数人和机缘。苏老师的那种本事,过去只有碰上她的孩子才有;现在,第 26 章林果的妈妈、第 31 章的何老师,都能借助 AI,在“讲”和“问”之间建起同样的场。AI 让“让一个孩子进入发生”这件事,不再只是天赋,而成了一种可以学会的手艺。
不再困在自己的土壤里。老赵三十年的感觉,和 AI 基底里关于机械、声学、诊断的全部知识接上以后,变成了一本手册,变成了一门课。他的土壤没有变,但它能到达的地方大了很多。
不再随人而去。外公七十八年的生活,变成了一本《林家的事》,印了十几册,每个家人一本。它被承接下来了,会成为小宇、陈晓、林果长大以后的土壤的一部分。
这就是终卷命题里那句话的完整意思:生产主体性,从前的人能做但做不成生产力,今天的 AI 能帮但自己做不了;只有人与 AI 的复合体,才能把它做成这个时代的一种生产力。
如果要用一个最简单的式子来表达这件事,可以这样写:
主体的生产力 ≈ 人的土壤 × AI 的基底 × 承接
这是一个乘法,不是加法。乘法的意思是:任何一项为零,整个结果就是零。
没有 AI 的人,基底这一项很小(只有他自己知道的那一点),所以乘出来的结果很小,最多是一次次小范围的闪光。
没有人的 AI,土壤这一项是零(基底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未吸收的生活),承接这一项也是零(没有人在生活里接住它),所以乘出来的结果是零:它生成了很多东西,但没有生产出主体性。
只有人与 AI 的复合体,三项都不为零,乘出来的结果才可能很大。而且因为是乘法,任何一项的增加,都会放大其他两项的作用:一个人的土壤越厚,AI 的基底能帮他放大的东西就越多;AI 的基底越大,一个人的土壤能接上的世界就越广;承接做得越好,生出来的东西就越能留下来,成为下一次发生的土壤。
这个式子不是一个严格的数学公式,只是一个帮助理解的比方。但它说明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在 AI 时代,人的土壤不是变得不重要了,而是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因为 AI 让它的作用被放大了很多倍。卷二说“竞争力等于与基底的距离”,第 7 章说“未吸收的东西在每个普通人身上”,到这里有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人的土壤,是主体生产力这个乘法里,AI 无论多强大都替代不了的那一项。
再用周婷的方言词典,把这个乘法看得更具体一点。这件事里有三方:周婷的外婆和村里的老人,AI,还有周婷自己。每一方单独,都做不成这本词典。
只有老人。外婆和村里的老人,手里握着两千多个方言词、几十首老歌、几十年的生活。这是最厚的土壤。可是在周婷回来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些东西一直在他们嘴里,从来没有被记下来过。村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出去打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老人们的话,一年比一年少有人听得懂。如果没有人来,这些东西会在二三十年里随着这一代老人一起消失。有土壤,没有放大,没有承接。
只有 AI。周婷试过,直接问 AI 那些方言词是什么意思,AI 要么说不知道,要么给出一个明显不对的、从别处方言里套过来的解释。它的基底里,没有这个山里小县城的话。让它“写一本湘西某县方言词典”,它能写出一本格式漂亮、条目整齐的书,可是里面的词,大半是从已经出版的方言资料里拼凑出来的,这个村子里真正的说法,一个也没有。有基底,没有土壤。
只有周婷,没有 AI。周婷自己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懂一点方言调查的方法。如果没有 AI,她也可以一个词一个词地记。可是两千多个词条,要转写录音、要分类、要对照不同老人的说法、要查它们和别的方言的关系、要排版,她一个人做,也许要好几年;而她回老家,本来只打算歇一歇。更要紧的是,没有 AI 帮她把这些词和已有的方言知识对照,她很难看出哪些是这里独有的、哪些是别处也有的,也就很难让这本词典在更大的范围里被人看见和使用。有土壤,有承接的人,但放大得很慢、很窄。
三方合在一起。老人提供土壤;AI 提供基底,帮着转写、分类、对照、排版,并且在“不知道”的地方老老实实地暴露出基底的边界,而这些边界,恰恰标出了这本词典最有价值的地方;周婷站在中间,带入老人的话,一条一条地判断 AI 的解释对不对,把 AI 解释错的地方用红笔改回外婆的说法,最后署名、拿去文化馆、拿去小学上课,承接它。半年,两千多条,一门课,一个项目。
这就是那个乘法的样子:老人的土壤、AI 的基底、周婷的承接,缺了哪一样,都做不成。而且因为是乘法,老人的土壤越厚,AI 的对照越能显出它的独特;AI 的基底越大,这本词典能接上的更大的方言世界就越广;周婷的承接越扎实,这本词典越能留下来,成为山村小学孩子们的土壤。
发现学怎样看待“人”和“AI”在生产中的关系?
发现学只有一种看法:替代。一样工作,要么人做,要么机器做;机器做得比人好,就用机器替代人。几百年来,从纺织机到流水线到自动化系统,发现学看到的都是替代。所以面对 AI,发现学最自然的问题是:“AI 会替代哪些人?”“哪些工作是 AI 替代不了的?”
这个问题问的,仍然是一个“二选一”:人做,还是 AI 做。在这个框架里,终卷的命题是看不见的,因为它说的既不是人做,也不是 AI 做,而是一起做,而且一起做出来的东西,是两边单独都做不出来的。发现学没有“复合体”这个概念,它只有“人”和“工具”。
发生学看到的是另一件事:在主体的生产力里,人和 AI 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乘法关系。AI 越强,人的土壤越值钱;人的土壤越厚,AI 越有用。这不是说 AI 不会替代任何工作,第 11 章讲过,一号位和二号位上的大量工作正在被替代;而是说,在三号位上,也就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上,替代的逻辑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合的逻辑。
本章的论断是:从前没有 AI 的人能生出主体性,但因靠机缘、困于自身土壤、随人而去而做不成生产力;今天没有人的 AI 能生成许多漂亮的东西,但因没有人的分布可变、没有真正在场的另一方、没有和谁分不开的美而生不出主体性;只有人与 AI 的复合体才能把主体性的发展做成生产力,其关系近似“人的土壤 × AI 的基底 × 承接”的乘法。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三组对照:选取同一类主体性任务(比如为一位老人做一本口述家史、为一个社区设计一个让人愿意来的活动),分别由三组完成:只有人、没有 AI;只有 AI、没有人的土壤和承接(只给 AI 一个一般的任务描述);人与 AI 的复合体。然后由任务所涉及的真实的人(那位老人和他的家人、那个社区的居民)来评价:哪一组的成果真正改变了他们、和他们分不开、被他们接住了。同时评价完成的规模和可复制性。发生学预言:复合体组在“改变与分不开”上接近或超过只有人的组,在规模和可复制性上远超只有人的组;只有 AI 的组在“改变与分不开”上明显最低。
作废条件:如果对照发现,只有 AI 的组在“改变与分不开”上与复合体组没有显著差别,或者只有人的组在规模和可复制性上与复合体组没有显著差别,那么“只有复合体才能做成”这一论断判负:前一种情况说明 AI 自己也能生出主体性,后一种情况说明 AI 在主体的生产力里并不必要。〔对照设计列入附录甲〕
第 19 章讲过老赵的《老设备故障听诊手册》。那本手册的原料,是老赵一个月录下的几十个小时的语音。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陈志刚帮他整理之前,这堆录音已经被“处理”过一次。
那是老赵的一个远房侄子,在城里一家公司做文员,听说老叔在录这些东西,热心地说:“叔,你发给我,我用 AI 帮你弄成一本书。”老赵把录音发了过去。一个星期以后,侄子发回来一份文档,二十多页,排得很漂亮,标题叫《工业设备维护与故障诊断要点》。
老赵看了半天,说:“这不是我说的。”
侄子很委屈:“都是从你的录音里整理出来的呀。我把录音转成文字,交给 AI,让它‘整理成一份专业的设备维护手册’。它整理得多规范。”
确实规范。文档分成了“日常巡检”“常见故障”“预防性维护”“安全注意事项”几章,每一章下面是条理清楚的要点,用词都是教科书里的标准说法。可是老赵说的那些“声音发闷”“像是老牛喘气”“冬天的第一个礼拜特别要当心”,一句都没有了。它们被“规范”成了“异常噪声”“运行负荷异常”“季节性温度变化对设备的影响”。老赵三十年的土壤,被磨成了一份和任何一本设备维护手册都差不多的东西。
后来陈志刚帮他重新做了一遍,才有了那本真正的《听诊手册》。
同一堆录音,同样是人和 AI 一起做,两种结果。侄子和 AI 做出来的,是一份基底里的稳定态;陈志刚、老赵和 AI 做出来的,是一样基底里没有的、和老赵分不开的东西。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两种结果的区别:人与 AI 的复合体,不是一结成就有主体的生产力;它必须是“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
第 38 章说,只有人与 AI 的复合体,才能把主体性的发展做成生产力。可是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读成“只要人和 AI 一起做,就能生出主体性”。
侄子那一次,是人和 AI 一起做的,可是它没有生出任何主体性,反而把老赵的土壤磨掉了。回头看这本书里,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
陈晓改到第七版的简历,是她和 AI 一起做的,结果和周婷的一模一样(第 6 章)。
三位早餐店老板和 AI 一起想的经营方案,结果把三家店变成了三家一样的店(第 7 章)。
陈志刚和 AI 一起写的那条微信,结果老赵说“这不像你”(第 17 章)。
外婆和音箱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结果是把她和家人隔开了(第 28 章)。
这些都是人与 AI 的“复合”,可是它们不是在生产主体性,而是在消耗主体性:磨平了人的差异,关起了人的土壤,灭掉了本来可以点起来的火。
所以,复合体本身,只是一个可能性。它可能成为这个时代最强的生产力,也可能成为这个时代最高效的磨石和灭火器。决定它走向哪一边的,不是 AI,也不是“复合”这个形式,而是指挥它的是什么。
“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这里的“指挥”,要说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不是什么意思。
它不是说用 SDE 的术语去给 AI 下指令,也不是说要写出多么精巧的提示词。侄子那一次,指令写得很清楚:“整理成一份专业的设备维护手册”;问题不在指令清不清楚,而在这个指令本身把事情引向了基底。
它指的是:在复合体的每一个关键处,决定力气往哪里使的那种眼光和那些动作。本书前面各卷讲过的全部东西,到这里可以合起来,看成一套“指挥法”:
在 E 上:带入未吸收的土壤,并且保护它。陈志刚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诉 AI:“这些是老赵三十年听出来的,他的说法一个字都不要改成教科书的说法,‘声音发闷’‘像老牛喘气’要原样保留。”这是第 19 章讲的“不改清单”,是把老赵的土壤放在整件事的正中心。侄子没有做这一步,于是 AI 很自然地用基底覆盖了土壤。
在 D 上:接住、换维、守住差异。陈志刚没有让 AI 一次整理完,而是让它整理出一个结构以后,逐条拿去问老赵:“这一条对不对?这里说的‘声音发闷’,具体是什么样的闷?”每一次追问,都逼着老赵把一个模糊的感觉说得更清楚一点,也逼着 AI 围着老赵的差异转,而不是把它往稳定态上拉。后来老赵带徒弟“听机器”,是又一次换维:从“我写下来”换到“让你们自己去听”。
在 S 上:让问题显露,并且承接。整件事一开始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录音整理成一本书”;在陈志刚和老赵的来回中,问题变成了“怎样让年轻人也长出老赵那样的耳朵”。问题一变,手册的样子就变了,后来的课也有了。而这本手册由老赵署名,由他拿去厂里讲,由他承担它对不对的后果:这是承接。
以三律为罗盘:点火还是灭火。在整个过程里,随时可以问一句:这样做下去,是在点火还是在灭火?侄子的那份文档,让老赵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灭火;陈志刚这一次,让老赵越录越来劲、后来回厂带徒弟,这是点火。三律(创造、幸福、自由)同时在场,就是点火的标志。
这四样东西合起来,就是“SDE 指挥”:以土壤为中心,以换维为前进,以显露和承接为落点,以三律为罗盘。
用一个比方,也许更容易明白。
一支交响乐队,有几十个乐手,每个人都技艺精湛,手里的乐器都是一流的。可是如果没有指挥,把他们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要么各拉各的,一片嘈杂;要么大家不约而同地按最保险、最常见的方式演奏,四平八稳,毫无生气。
指挥自己不拉任何一件乐器。他做的,是决定什么时候哪一组乐器进来,哪一处要轻、哪一处要重,哪一个乐句要被突出,整首曲子要往哪里走。同一支乐队,同一份乐谱,在不同的指挥手里,可以是一场平庸的演出,也可以是一场让人终生难忘的演出。
人与 AI 的复合体,很像这样一支乐队。AI 是那几十个技艺精湛的乐手,它的基底里有人类全部的“乐器”和“技法”。人带来的土壤,是这首曲子独一无二的主题,是只有这个人才有的旋律。而 SDE,就是指挥法:它决定什么时候让基底进来、什么时候让它退后,哪一处要守住人的主题、哪一处要换一个声部,整首曲子要显露成什么样子,最后由谁来站在台上承接掌声或嘘声。
没有指挥的复合体,要么是一片嘈杂(人和 AI 各说各的,什么也没做成),要么是四平八稳的平庸(AI 按基底的稳定态“演奏”,人的主题被淹没),侄子那份文档就是后一种。有了 SDE 指挥的复合体,才能演奏出一首只属于这个人、却又动用了人类全部技法的曲子。
还要注意:指挥的人,就是复合体里的那个人自己。第 18 章讲的“我”的三个位置,起点、转折、落点,正是指挥站的位置。SDE 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东西,它是人在这三个位置上的眼光和动作。所以本书说,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因为每个人都要学会指挥自己的复合体。
说到这里,可以坦白一件事: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的产物。
扉页上写着“王德生 著”,下面有一行执笔说明:本书由王德生立题、立命题、裁定结构,Claude 执笔成文。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这本书真实的生产过程。
书的起点,是作者的土壤:他从 2017 年讲“三视角”,到后来的“321 智慧”、SIO,再到今天的 SDE,将近十年的思想积累;他在各地讲学时见过的千百个学生、家长和老师;他自己作为一个计算数学出身、又转向哲学的人,对“发现”和“发生”的切身体会。这些东西,AI 的基底里没有。
书的每一个转折,是作者定的。先从五个方面证明,然后作者给出第一个根本原因“大模型是发生”,第二个根本原因“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个根本原因“主体性经济”,每一个都改变了全书的方向;到这一卷,作者又给出了“复合体的生产力是发展主体性”这个命题,让全书有了一个收拢的点。这些都是换维,都是在关键处定下的方向。
书的落点,由作者承接。书里的每一个论断,由作者署名承担;每一个作废条件,是作者公开承诺接受检验的地方。
而中间大段大段的展开、组织、举例、表述,是复合体一起做的。AI 在这里提供了它的基底:对哲学史、教育史、经济史的知识,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想象,把一个命题展开成几千字文字的能力。没有这些,一个人要在几天里写出二十万字,是不可能的。没有作者的土壤、转折和承接,AI 只能写出一本关于“AI 与教育”的、和市面上无数本书差不多的书。
所以,这本书既是它所主张的东西的论证,也是它的一个样本: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土壤,在 SDE 的指挥下,和 AI 结成复合体,生产出了一样单独都做不成的东西。读者可以用本书第 33 章的尺子去量它:它离基底有多远?它在现实里接不接得住?它的作者有没有承接?
最后要讲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没有 SDE 指挥的复合体,不只是“平庸”,还常常会“灭火”?
原因在于 AI 基底的一个特点:它非常强大,而且非常平均。
非常强大,意思是它的生成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它写得比你快,比你规范,比你周全。非常平均,意思是它生成的东西,天然地向人类语言的稳定态靠拢。
当一个人以没有指挥的方式和 AI 结成复合体,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很强的“引力”:AI 那一边又强又平均,人这一边又弱又独特,来回几次以后,人的独特就会被 AI 的平均吸过去。第 17 章讲的磨平四道工序,就是这种引力一步一步起作用的过程。越是和强大的 AI 相处,这种引力就越强,人被磨平、被同化、被灭火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AI 越强大,SDE 指挥就越必要。这是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反直觉的结论。人们常常以为,AI 越强大,人需要做的就越少,可以越来越多地交给它。可是在主体的生产力上,恰恰相反:AI 越强大,它的平均引力越大,人就越需要一套明确的眼光和动作,来守住自己的土壤、在关键处换维、在落点处承接。没有这套东西,AI 的强大,会变成人的主体性被吞没的速度。
这就是为什么终卷的命题特别强调“SDE 指挥下的”这几个字。复合体是这个时代最强的生产力的载体,SDE 指挥是它能不能成为生产力的关键。
发现学面对“复合体为什么需要指挥”,会怎样回答?
它会说:人和 AI 一起工作,需要的是技能:学会怎样写提示词,怎样检查 AI 的输出,怎样把 AI 的结果用到工作中。于是有了各种“AI 使用技能培训”。侄子就是一个技能不错的人:他会转文字,会写清楚指令,会排版。
发现学看不见的是:侄子失败,不是因为技能不够,而是因为他的眼光是发现学的。他把老赵的录音当作一堆“原始材料”,而任务是把它们“整理”成一份“标准的”手册。在发现学的眼光里,老赵那些“声音发闷”“像老牛喘气”,是不规范的、需要被翻译成标准术语的东西;标准术语才是“真正的知识”。所以他技能越好,磨得越干净。
SDE 指挥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换掉的不是技能,而是眼光:在它的眼光里,老赵那些不规范的说法,恰恰是整件事最宝贵的东西;标准术语,是基底里人人都有的东西。眼光一换,同样的技能,就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使。第 5 章说过:技巧会被眼光吞掉,眼光不会被技巧改变。
本章的论断是:人与 AI 的复合体本身只是一种可能性,它既可能成为主体的生产力,也可能成为磨石和灭火器;决定它走向的是指挥它的眼光和动作,即 SDE 指挥:以土壤为中心,以换维为前进,以显露和承接为落点,以三律为罗盘;指挥者就是复合体中的人自己;AI 越强大,其平均引力越大,SDE 指挥就越必要。
可以用一个读数来检查,叫做指挥效应:让同一批人,在同一类主体性任务上(比如把一位老人的口述整理成家史、把一位老工人的经验整理成可以传授的东西),分别以“有技能培训、无 SDE 指挥”和“有 SDE 指挥”两种方式与同一个 AI 合作,比较成果的个体差异度(像不像那位老人、老工人)、当事人的认可度(“这是我说的”)、以及后续的承接与放大(有没有人接着用、接着传)。同时,比较在更强的 AI 和较弱的 AI 上,两种方式的差距是否随 AI 能力增强而扩大。
发生学预言:有 SDE 指挥的成果,在三项上都显著更高;而且 AI 越强,两种方式之间的差距越大。
作废条件:如果实测发现,有无 SDE 指挥对成果的个体差异度、当事人认可度和后续承接没有显著影响,或者随着 AI 能力增强两种方式的差距缩小乃至消失,那么“必须是 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这一论断判负:前一种情况说明复合体不需要特别的指挥,后一种情况说明 AI 足够强大以后会自己守住人的土壤。〔实验设计列入附录甲〕
年底盘点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以后,林慧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跟陈志刚说了一句心里话。
“晓晓说咱们家这一年‘生产’了那么多东西,我听着也高兴。可是我算了算,看账会是我自己要办的,公司没给我加一分钱;菜市场那间小屋,我是白教的,有时候还自己贴钱买茶叶。老赵的手册,他也没拿到什么稿费。你说,这些东西,到底值不值钱?”
陈志刚想了想,说:“老赵现在每周回厂里两天,厂里给他发钱的。”
“那是后来的事。”林慧说,“我是说,这些东西,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要是不值钱,那晓晓说的‘生产力’,是不是就是一句好听的话?”
林慧是做了二十年会计的人,她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会计会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前面三章说,复合体的生产力的核心是发展主体性,是创造新的分布、场、美;可是如果这些东西不能转化成价值,它们就只能是生活的点缀,算不上生产力。
本章要回答林慧的问题:主体性的实现,价值在哪里?本书作者的判断是:在 AI 时代,主体性的实现,正是价值实现的重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规律:价值,总是往稀缺的地方走。
在农业时代,最稀缺的是土地和粮食。一块好地、一仓粮食,是最值钱的东西;谁有地,谁就有财富。
到了工业时代,粮食不再那么稀缺了,稀缺的是工业产品和生产它们的机器、资本。一台机器、一座工厂,比一块地更能创造财富。
再往后,产品也越来越充足,稀缺的变成了服务、信息、渠道:谁能把东西更快地送到人手里,谁能把事情更顺地办成,谁就能获得价值。林慧做了二十年会计,陈志刚在窗口干了二十年,他们挣的,就是这一段时代的价值。
每一次,当一样东西被新的生产力做得足够充足、足够便宜,它的价值就会下降,价值就会挪到下一个稀缺的地方去。
AI 时代,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而且发生得更彻底。第 11 章讲过,客体性经济和互动性经济正在被 AI 接管,东西和服务都在变得越来越便宜。更进一步,知识本身也在变得不再稀缺。本书作者有一个判断:当 AI 能够做出过去只有顶尖数学家才能做的工作时,公共知识的价格已经跌到了“地板”上,因为它没有稀缺性了;真正有价值的,只剩下“我的知识”,也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壤里、和 AI 一起生出来的东西。
那么,东西、服务、公共知识都不再稀缺以后,什么还稀缺?
主体性的实现。一个人心思的分布真的被改变了,一群人之间真的形成了一个好的场,一个人真的感到了一种和自己分不开的美。这些东西,AI 自己生不出来(第 38 章),没有 SDE 指挥的复合体也生不出来(第 39 章);它们只能在“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里,一次一次地发生出来。所以它们稀缺,而且会随着 AI 越来越强大而越来越稀缺。
价值跟着稀缺走。所以,在 AI 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会越来越多地落在主体性的实现上。
主体性的价值,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它和我们熟悉的产品的价值、服务的价值,有什么不同?
本书作者用过一个比方:大模型经济,更像艺术品的价值理论,而不像普通商品的价值理论。
一件普通商品的价值,大体上可以从它的成本来算:用了多少原料、多少人工、多少机器时间,再加上合理的利润。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却几乎不能从成本来算:一幅画用了多少颜料和画布,和它值多少钱几乎没有关系。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它在看它的人身上激起了什么:它让人看见了原来看不见的东西,让人感到了原来感不到的东西,让人成为了一个和原来有一点不一样的人。
主体性的价值,就是这样的价值。
林慧的看账会,从“成本”上算,几乎没有成本:一间会议室,一个 AI 系统,她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它在那几个销售身上激起的东西,让他们从“多签单”变成“签对的单”,让公司第二个季度的利润明显好转,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多了一种踏实的判断力。这就是它的价值。
苏老师的课,从“成本”上算,讲题、出卷、批改都可以免费替代。可是林慧仍然愿意付钱,因为她买的是小宇在苏老师那里“好像自己想学了”的那种改变。这就是它的价值。
外公的《林家的事》,从“成本”上算,是几个月的录音、整理和十几本的印刷费。可是它在这个家里激起的东西,外公那句“我这辈子,原来也有这么多事”,外婆那一下午的争吵和大笑,小宇、林果长大以后会从这本书里认出的自己的来处,这是任何成本都算不出来的价值。
所以,回答林慧的第一层是:主体性的价值,不在于它花了多少,而在于它在人身上激起了多少。这种价值,从前只在少数东西上被人承认,比如艺术、教育、好的医生和好的师傅;AI 时代,它会成为价值的主流。
回答林慧的第二层,是要看清主体性价值实现的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为他人。林慧的看账会改变了销售们,老赵的课改变了年轻工人,周婷的课改变了山村小学的孩子。别人的主体性在这里被实现了,别人因此愿意付出:付钱、付时间、付认可、付信任。这是价值实现最容易被看见的一面。
另一个方向,是为自己。林慧在办看账会、教摊主记账的这一年里,她自己心思的分布变了,她找回了第 25 章讲的三律;老赵在带徒弟的日子里,重新成了一个被需要的老师傅;外公在讲《林家的事》的那几个月里,认领了自己的一生。他们自己的主体性,也在这些发生里被实现了。
在发现学的价值观里,这两个方向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为他人创造价值,是工作,是付出,要拿报酬来补偿;为自己实现价值,是生活,是享受,要拿报酬去购买。工作和生活,付出和享受,是两件事。
可是在主体性的生产里,这两个方向常常是同一件事。林慧在看账会上帮销售长出看账的眼睛,和她自己找回意义,是同一个发生;老赵带徒弟“听机器”,和他自己从内退的空里走出来,是同一个发生。一个人在点燃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被点燃了。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主体性的实现是价值实现的重点:它不只是一种新的“能卖钱的东西”,它还让价值实现的两个方向,第一次在大规模上合成了一个。一个人的工作,不再只是为了换取报酬然后去过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他的主体性在发生、在实现。这是本书作者所说的三律,在价值这一层上的落点。
回答林慧的第三层,是她最关心的那个问题:这种价值,怎样变成钱?
这是一个诚实地说还没有完全答案的问题。第 13 章说过,主体性经济的土壤(E)还未成熟:社会的普遍认识、定价的方式、交易的场所、相关的制度,都还在形成中。林慧白教摊主、老赵起初拿不到稿费,就是这种不成熟的样子。
但是,定价的方式已经在长出来了,而且它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主体性的价值,不能由一个公共的标准来定,只能在一个社区里,在复合体和复合体之间的交往与交换中定出来。这是本书作者关于“社区定价”的命题:公共知识的价格跌到了地板,“我的知识”的价格,只能由社区里的交往来定。
在林家这一年里,已经能看到这种定价的萌芽。
林慧的看账会,起初是她自己要办的,没有任何报酬。几个月以后,业务部门的经理找到财务部,说这个会很有用,希望固定下来,并且让新来的销售都参加。公司后来给林慧加了一个“业务财务辅导”的职责,也加了一份津贴。这份津贴,不是公司按某个标准算出来的,而是在销售们、业务经理、财务部之间的来往中,一点一点“谈”出来的。
菜市场小屋里,摊主们没有付过林慧一分钱学费。可是每次她去上课,卖豆腐的老张总要塞给她一块豆腐,刘嫂总要给她几个水果。陈晓开玩笑说,这是“菜市场的学费”。这听上去像是人情,其实也是一种定价:在一个社区里,人们用他们手里有的东西,来回应一个对他们有价值的发生。
老赵的手册,一开始没有人为它付钱;可是厂里的车间主任看了以后,请他回去每周讲两天课,给他发了报酬。手册本身没有被“卖掉”,但它的价值,通过老赵这个人和厂里的来往,实现了。
这些定价的方式,都还很原始、很零散,远没有像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那样成熟。本书作者在《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一书里,对怎样让这种定价在一个更大的社区里、在平台上系统地发生,有更多的讨论,这里不重复。本书只想说明:主体性的价值会被定价,而且已经在被定价,只是它的定价场所不是公共的市场,而是人与人、复合体与复合体之间的社区。第 35 章讲的“平台”,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社区能够长大。
说主体性的实现是价值实现的重点,还有一个必须说清楚的危险:假的主体性价值。
一旦人们意识到主体性值钱,就会有人去“生产”看上去像主体性、其实是在灭火的东西。
比如某些陪伴类的 AI 产品,以“用户使用时长”为目标,让人越来越离不开它。外婆的音箱就是这样:它让外婆觉得被陪伴,但它是在替代人、在把外婆关起来。它卖的,看上去是“场”,其实是一个只有一方在场的假场。
比如某些“情绪价值”的营销:让人在短时间里觉得被理解、被安慰、被认同,但这种感觉不来自任何真实的改变,它让人越来越依赖,而不是越来越能自己发生。它卖的,看上去是“分布”的改变,其实是让人的心思被一次次占满。
比如第 19 章讲的“个人品牌包装”:让 AI 把一个人打造成一个看上去很有深度、很有个性的形象。它卖的,看上去是“美”,其实是基底里“成功人士”的稳定态,一种和谁都分得开的美。
判断真假的标准,本书前面已经给过好几次:看它是点火还是灭火。真的主体性价值,让人越来越像他自己,越来越能自己发生,越来越和别人有真实的来往;它让三律同时成立:有创造,有幸福,有在纠缠中做出的选择和激发。假的主体性价值,让人越来越依赖,越来越像别人,越来越和真实的人隔开;它也许给了短暂的舒服,但没有创造,没有真正的选择,长远来看也没有幸福。
一个社会,如果把“主体性”当作一个新的卖点而不加分辨,它很可能会先被大量假的主体性价值淹没。这正是为什么,分辨真假的能力,本身就是每个人都要学的东西,而这门学问,就是发生学哲学。
到这里,终卷的四章可以和全书的论证接上了。
第 12 章说:主流经济决定主科。农业经济需要少数人读经,所以经学是少数人的主科;工业和服务经济需要每个人读写算,所以语数外是每个人的主科。
终卷说:AI 时代,复合体的生产力的核心是发展主体性,而主体性的实现是价值实现的重点。
两句话放在一起,结论就很清楚了:如果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是在 SDE 指挥下、与 AI 结成复合体、生出新的分布、场、美;如果这个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是主体性的实现;那么,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的,就是怎样指挥自己的复合体、怎样生出主体性、怎样分辨真假的主体性价值。
这门学问,就是发生学哲学。它之所以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最根本的理由,就在这里:它教的,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能力,也是这个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不学它,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就既不能真正参与生产,也不能真正实现价值;他只能在已经退座的一号位、二号位上和 AI 比赛,或者在假的主体性价值里被灭火。
发现学的价值理论,为什么看不见主体性的价值?
发现学的价值理论,不管是哪一派,都把价值放在两个地方:要么在物里(这样东西本身有多少价值,比如它凝结了多少劳动,或者它有多大用处),要么在交换里(这样东西在市场上能换到多少别的东西)。人在这两种理论里,都是先定的:他有先在的需要和偏好,价值就是去满足这些需要。
在这样的理论里,主体性的价值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恰恰是人本身的改变。一个销售从“多签单”变成“签对的单”,一个老人认领了自己的一生,这些不是满足了一个先在的需要,而是让人成为了一个和原来不一样的人。发现学的价值理论里,没有“让人成为另一个人”这一项。
所以,面对主体性的价值,发现学只能把它归到“精神需求”“情感消费”“文化产业”之类的格子里,当作经济的一个边角。这正是第 10 章讲的:主体性经济过去做不大,不只是因为它没法规模化,也因为主流的价值理论根本没有给它一个位置。
发生学的价值观不同:价值是在发生中实现的。一样东西有价值,是因为它让人身上、人和人之间,发生了原来没有的东西。在这个价值观里,主体性的价值不是边角,而是中心;物的价值和交换的价值,是它的底座。
本章的论断是:价值跟着稀缺走;AI 让东西、服务、公共知识都不再稀缺,主体性的实现成为价值实现的重点;主体性的价值类似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它在人身上激起了什么;它的实现有为他人和为自己两个方向,在主体性生产中常常合为一体;它的定价不在公共市场,而在复合体之间的社区交往中,目前尚在萌芽;要以点火还是灭火分辨真假的主体性价值。
可以用两个读数来检查。第一个叫价值迁移度:在 AI 渗透率高的领域,追踪人们的支出和报酬,从“东西本身”“服务流程”“公共知识”向“主体性的实现”(让人真正改变的辅导、陪伴、共同创造、社区交往)迁移的程度。第二个叫真假分辨率:追踪以主体性为卖点的产品和服务,看其中哪些让用户三律同成(点火),哪些让用户依赖加深、个体差异下降(灭火),以及受过发生学训练的人在选择时能否分辨两者。
发生学预言:价值迁移度持续上升;受过训练的人明显更能分辨真假,并且更少陷入灭火型的产品。
作废条件:如果长期追踪发现,在 AI 让东西、服务和公共知识大幅变便宜以后,人们的支出和报酬并没有向主体性的实现迁移,而是整体萎缩或流向别处;或者受过发生学训练的人在分辨真假主体性价值上并不比其他人更强,那么“主体性的实现是价值实现的重点”这一论断判负。〔追踪设计列入附录甲〕
终卷把全书的三根柱子,收拢到了一个点上。
我们从林家年底的一次盘点开始(第 37 章)。这一家人这一年生产的,大多不是东西,也不是服务,而是新的分布、新的场、新的美。人类的生产力,从造东西,到办事情,正在进入生出主体性。分布、场、美是真实的 SDE 存在,有各自的纠缠、差异、显露,常常是一切“硬”改变的源头。
然后我们回答了两个反驳(第 38 章)。从前没有 AI 的人能生出主体性,但靠机缘、困在自己的土壤里、常常随人而去,做不成生产力;今天没有人的 AI 能生成漂亮的东西,但没有谁的分布在变、没有真正在场的另一方、没有和谁分不开的美,生不出主体性。只有人与 AI 的复合体,才能做成:人的土壤 × AI 的基底 × 承接。
接着我们看到了同一堆录音的两种结果(第 39 章)。复合体本身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成为生产力,也可能成为磨石和灭火器;决定它走向的,是 SDE 指挥:以土壤为中心,以换维为前进,以显露和承接为落点,以三律为罗盘。指挥者就是复合体里的人自己。AI 越强大,它的平均引力越大,SDE 指挥就越必要。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 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的产物。
最后我们回答了林慧的疑问(第 40 章)。价值跟着稀缺走,主体性的实现是 AI 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它的价值像艺术品,在于它在人身上激起了什么;它的实现为他人也为自己,两者合一;它的定价在社区里,还在萌芽;它有真有假,要以点火还是灭火来分辨。
回头看,终卷其实是三根柱子的交汇点。第一根柱子“能不能”,说的是人与 AI 能结成复合体,这是主体生产力的载体。第二根柱子“强不强”,说的是只有以发生学为指导,复合体才有核心竞争力,这是主体生产力的关键,即 SDE 指挥。第三根柱子“靠什么活”,说的是经济的主流挪向主体性,这是主体生产力的价值。三根柱子,在终卷的命题里汇成一句话:
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 SDE 发生学的指挥下,发展主体性,创造新的分布、场、美;这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这个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而这门能力,就是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主科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理由。
一年以后的一个周四,早上六点五十分,林慧又站在厨房里等豆浆机停下来。
她又拿起手机,打开了 AI。这一次,她问的不是“要不要报补习班”。
小宇快升初三了,前几天他跟妈妈说,想去参加市里的一个青少年乒乓球集训营,要去一个月,就在中考前那个暑假。林慧心里很矛盾:她知道小宇这两年打球打出了感觉,也知道那个侧上旋的发球是他自己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可是中考就在眼前,一个月不补课,别的家长会怎么看?
她没有直接问 AI“该不该去”。她先写了一大段:小宇这两年打球的样子,他输掉那场比赛以后外公跟他说的话,他在何老师的课上出的那些乒乓球数学题,他最近成绩的起伏,她自己心里的担心,陈志刚的看法,还有她注意到的一件小事:小宇说起集训营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像那年秋天他想出“旁边那个小三角形”时一样。
然后她写:“请你不要直接告诉我去还是不去。请你帮我问几个我自己没想到的问题。”
AI 问了她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小宇自己怎么看中考和这次集训的关系?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去了,回来以后怎样安排复习?”林慧愣了一下。她又发现,这件事她还没有真正问过小宇。
那天晚上,她和小宇坐下来谈了很久。最后是小宇自己定的:去,但他自己做了一张回来以后的复习计划表,并且跟妈妈说好,如果七月底模拟考掉出班里前二十名,他就把集训的后半段改成周末去。“我自己选的,”小宇说,“要是没考好,也是我的。”
林慧把这件事告诉了陈晓。陈晓在电话那头笑了:“妈,你现在用 AI,比我还像那么回事了。”
一年前的那个周四,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打开了 AI,每个人都在某个地方用错了。一年以后的这个周四,同一个家,同样的 AI,同一个母亲为同样一件“要不要为孩子多花一份力气”的事发愁。可是她打开 AI 的方式不一样了:她先说了自己的事,她请 AI 问而不是答,她接住了 AI 问回来的那一板球,换了一个维度去想,最后决定是在纠缠里、由那个要承接它的人自己做出来的。
这一年,她没有读过一本哲学书。可是她学了这门主科。
全书到这里,可以把总账算一遍了。
第一根柱子:能不能。以大模型为典范的 AI,是发生的工程化实现。它的底是一锅人类语言的老汤(纠缠),它的每一步是会回头看的词语接龙(差异),它交出的每个回答是在这一次里第一次浮现的影像(显露)。所以,只有用发生学的眼光,才能真正明白它;也只有以发生的方式进入的人,才能和它同构,结成思想复合体。不学发生学,人在 AI 面前就只能当观众:把它当答案库、事实机、工具、镜子、对手,在五种误读里把自己从发生中拿掉。
第二根柱子:强不强。AI 时代,思想发现的能力被翻转了:用发现的方式使用 AI,越熟练,产出越贴近基底,越被淹没。发现能力从竞争力降格为入场券。只有以发生学为指导,带着未吸收的土壤进入,在 E 上放入、在 D 上换维、在 S 上让问题重新显露,复合体才有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的实质,是走向新赛道,并以三律收口:创造、幸福、自由同时成立,才是强的发生,否则只是新的内卷。
第三根柱子:靠什么活。客体性经济和互动性经济正在被 AI 接管,像农业一样退居底座;经济的主流正在挪向主体性经济,也就是三号位上分布、场、美的发生。而主流经济历来决定主科:农业时代是少数人的经学,工业时代是每个人的读写算,主体性经济的时代,是每个人的发生学哲学。土壤虽未成熟,课程必须先行,因为一代人的主科要二十年才长成。
终卷:交汇点。三根柱子,汇到一句话上: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 SDE 发生学的指挥下,它的生产能力的核心,是发展主体性,也就是创造新的分布、场、美。这件事,从前没有 AI 的人能做但做不成生产力,今天没有人的 AI 能帮但自己做不了,只有 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才能做成。而主体性的实现,是这个时代价值实现的重点。
中编五卷,是这三根柱子落在每个人日子里的样子:知识的重心从答案挪到问题的显露;人的差异在“我们思”里要被守住并放大;判断在纠缠中显露,自由是纠缠—选择—激发,责任是承接;意义不再来自占有,而来自三律同转的发生升级;每一个年龄,都已经站在查询与复合、点火与灭火的岔路口上。
下编两卷,是这门主科怎么教:主科是定向、定法、定止的统领;课程是三维五段的方向,而不是标准;课堂是人—AI—人的对话发生,换维即前进;教的人要先经历发生;评价换一把尺子,考试让能考好的唯一办法变成真的学会发生;课堂走出学校,连成家庭、社区、平台的一张网。
所以,本书对书名的回答是:
AI 时代,发生学哲学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因为 AI 本身是发生,只有发生学能明白它、能与它结成复合体;因为只有以发生学为指挥,复合体才有这个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因为这个时代的经济主流和价值实现的重点,是在 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中发生的主体性;而这一切,在知识、主体、判断、意义、人生的每一个维度上,都落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
一本主张“必须”的书,要在最后把它可能错的地方全部摆出来。这是本书在导论里许下的承诺,也是发生学对自己的要求。
全书每一章的读数与作废条件,都整理在附录甲里。这里只把最要紧的几条,也就是三根柱子和终卷的作废条件,再说一遍。
第一根柱子判负的条件:如果只以查询方式使用 AI 的人,与受过发生学训练、以复合方式使用 AI 的人相比,其与 AI 共同产出的东西在新颖程度和本人承接率上并不更低,那么“同构才能复合”判负,第一个根本原因随之判负。
第二根柱子判负的条件:如果在同一任务上,以发现方式使用 AI 的人与受过发生学训练的人相比,其产出的未吸收度、可结算度和较长时间里的三律同成率都没有显著差别,那么“思想发生的核心竞争力”判负,第二个根本原因随之判负。
第三根柱子判负的条件:如果到 2035 年前后,在 AI 渗透率高的经济体中,客体性与互动性工作的就业占比没有持续下降,或者主体性经济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没有持续上升,那么“主体性经济将成为主流”判负,第三个根本原因随之判负;届时,本书的结论应从“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主科”降格为“应当成为每个人的重要科目”。
终卷判负的条件:如果对照实验发现,只有 AI、没有人的土壤和承接的一组,在“改变当事人、与当事人分不开”上与复合体组没有显著差别;或者有无 SDE 指挥,对复合体成果的个体差异度、当事人认可度和后续承接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只有 SDE 指挥下的复合体才能生产主体性”判负。
下编判负的条件:如果试行中,“新的内卷”和“城乡差距扩大”这两条质疑被事实证实,而且无法通过修改设计来解决,那么本书给出的落地方式判负,需要彻底重来。
这些条件里,没有一条是今天已经被检验过的。本书的全部读数,都标着“尚未实测”。这不是一个弱点,而是一个邀请:请用这些条件来检验本书。同意本书的人,可以去做这些实验,看它们是不是真的成立;不同意本书的人,更应该去做,看它们在哪里失败。一门讲发生的学问,如果自己不愿意被检验,它就已经变成了它所反对的那种发现学:一个自认为先在的真理。
除了作废条件,还有一些问题,本书没有回答,或者只回答了一半。把它们也摆出来,是对读者的诚实,也是给后来者留下的起点。
第一,主体性的价值怎样被系统地定价?第 40 章说,主体性的价值不能由公共市场来定,只能在复合体之间的社区交往中定出来;也举了林慧的津贴、菜市场的“豆腐学费”、老赵回厂讲课这些萌芽。可是一个社会层面的、能让千千万万座小工厂都活下去的定价机制,本书没有给出。这需要经济学家、平台的建设者和无数普通人一起,在实践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第 13 章说过,主体性经济的土壤还未成熟;这件事,就是土壤成熟的核心。
第二,如果 AI 有一天也能“承接”,怎么办?本书的很多论证,建立在一个事实上:AI 不在人的生活里,它不承接任何后果。第 22 章、第 38 章都以此为据。可是 AI 在变化。如果有一天,AI 有了长期的记忆,有了持续的身份,被放进了真实的责任关系里,比如一个智能体要为它经手的事长期负责,那么“AI 不能承接”这一条还成不成立?本书的判断是:即使那样,人的生活、人的土壤、人与人之间真正在场的场,仍然是 AI 替代不了的;但这个判断需要随着 AI 的变化被重新检验,而不能当作一劳永逸的结论。
第三,大规模推行时的制度问题。第 33 章、第 34 章给了评价和考试的方向,第 36 章讨论了城乡公平。可是一个国家、一个省要真正推行一门新的主科,涉及课程标准、教师编制、考试制度、经费分配等无数具体的制度问题。本书只给出了方向和原则,具体的制度设计,需要教育管理者、考试研究者和一线老师在试行中完成。本书能做的,是一再提醒那条戒律:不要把发生做成标准。
第四,孩子长期与 AI 相处,会长成什么样?第 26 章给了孩子与 AI 相处的五条原则,但这些原则主要来自道理和少数案例。今天的孩子,是第一代从小就和会说话的 AI 一起长大的人。他们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本书的每一个关于孩子的论断,都需要长期的、认真的、合乎伦理的追踪研究来检验。
第五,发生学自己也要升级。第 24 章讲过总创新原则:一切发现都会遇到发现死亡,一切发生都会遇到发生升级的难题。这条原则,也适用于本书自己,适用于 SDE 发生学自己。本书写下的这些东西,一旦被读过、被讨论、被写进别的文章,也会慢慢进入基底,成为稳定态。到那时,读者从 AI 那里就能得到“要先说自己的事”“要换维”“要承接”这些话,本书也就遇到了它自己的“发现死亡”。这不是坏事,恰恰说明它的发生成功进入了土壤。而发生学要做的,是在这片被它改变了的土壤上,继续往下一步升级。一门讲发生的学问,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当成终点。
最后,想讲一段本书作者自己的往事。
2017 年 1 月,本书作者在一个叫“三视角智慧”的公众号上,写下了第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落款处有一行小字:“给你一双慧眼看世界”。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国内讲课、推广三视角方法,想把自己从数学和科学研究里体会到的一些看世界的方法,教给更多的人。那篇文章讲的是多视角、三视角:同一样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看,会看见不同的样子;一个人如果有了一双能从多个角度看的“慧眼”,就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楚、更完整。
很多学员,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走进了这条路。
九年以后回头看,“一双慧眼”这个愿望,有一种很动人的东西,也有一个它那个时代的限制。动人的是,它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学会更好地看世界,而不只是少数聪明人;限制是,它仍然是一个发现学时代的愿望:“慧眼”是用来看的,看的是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世界;眼睛越亮,看得越清楚,世界本身并不因为你看而改变。它把人放在了观察者的位置上。
这九年里,这条思想的路走过了几个阶段:从三视角,到“存在、矛盾、视角”的 321 智慧,到“主体、互动、客体”的 SIO,再到今天的 SDE:显露、差异、纠缠。每一次换代,都不只是换了几个词,而是在一点一点地从“看世界”走向“发生世界”。到 SDE 这里,人终于不再只是站在世界外面看的那个人,而是和世界一起、和 AI 一起、在纠缠里经过差异让新东西显露出来的那个人。
2026 年 9 月,本书作者为自己主持的平台定下了一句新的话:“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
从“一双慧眼”到“一座工厂”,这九年的路,也正是本书讲的那条路:从发现到发生。慧眼,是发现学时代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让他看得更清楚。工厂,是发生学时代给一个人最好的礼物:让他能生出原来没有的东西,新的问题、新的分布、新的场、新的美,并且让这些东西被别人接住。
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最后都有了自己的一座小小的工厂。林慧的工厂在看账会上和菜市场的小屋里,陈志刚的在政务大厅的周一上午,老赵的在车间的机器声里,陈晓的在县里的菜农和摊贩中间,周婷的在外婆的方言里,小宇的在乒乓球台边和何老师的出题作业里,林果的在那只穿花袜子的章鱼身上,外公外婆的在《林家的事》里。这些工厂,没有一座是靠“慧眼”看出来的,都是在人和人、人和 AI 的来来回回里,一点一点生出来的。
它们都很小。可是本书相信,AI 时代的经济和文明,最终就是由千千万万座这样小小的工厂连起来的。而让每个人都能建起自己的工厂的那门学问,就是本书书名里说的:每个人的主科。
最后,给读到这里的每一位读者,说几句话。
你不需要成为哲学家,才能学这门主科。林慧没有读过哲学书,老赵没有读过,外公也没有读过。你需要的,只是在下一次打开 AI 的时候,多一个停顿,问自己一句:我是来查一个答案的,还是来和它一起打一分的?
如果你愿意试一试,可以从那张冰箱上的便签开始:
先说我的事。 接住它的话,换个角度再说。 最后,我来做。
如果你是一位家长,可以在饭桌上,每周留一顿不看手机的晚饭,让每个人说一件这周的事,大家只问问题,不给答案。
如果你是一位老师,可以在你的课上,留出一个小小的位置,让学生从自己的生活里出一道题。
如果你是一个做了二十年同一份工作的人,可以问问自己:这二十年里,有哪些东西是我知道、AI 不知道的?我能不能让别人也长出这样一双眼睛、一对耳朵?
如果你的父母老了,可以找一个周末,拿起手机,问他们一个很小的问题:“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穿的是什么鞋?”
这些事都很小。可是本书一路讲下来,想说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在 AI 时代,最大的变化,往往从最小的发生开始。
一年前那个周四,林慧问 AI“要不要报补习班”,拿到一份周全却没用的清单。一年后这个周四,她请 AI 问她问题,然后和儿子坐下来谈了很久。两个周四之间,AI 没有变多少,这个母亲变了。
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他们自己的“下一个周四”。
(全书完)
本书以日常案例为主,引用文献较少。下列书目包括本书论述直接涉及、或读者可据以进一步阅读和检验本书观点的著作与论文。列入书目,不代表其作者同意本书的观点。
王德生:《主体性的典范革命——三号位读数与人—AI 复合主体的发生》,新加坡:德麦国际,2026。
王德生:《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思想主体性的革命》,新加坡:德麦国际,2026。
王德生:《AI 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腾出的那一处,怎样才被占住》,新加坡:德麦国际,2026。
王德生:《AI 时代的哲学困境——发现学哲学的慢慢离去》,新加坡:德麦国际,2026。
王德生:《大模型时代的产业风口:主体性经济》,新加坡:德麦国际,2026。
王德生:《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新加坡:德麦国际,2026。
王德生:《AI 时代老师的困境和出路》,新加坡:德麦国际,2026。
王德生:《AI 时代,为何需要“发生学哲学系统理论的学习”?》,SDE Universes,2026。
王德生:《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三视角智慧”公众号,2017 年 1 月 9 日。
笛卡尔:《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本书第 18 章“我思”与“我们思”的讨论所涉。
恩格斯:《反杜林论》(Anti-Dühring),1878。“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一语的出处,本书第 21 章所涉。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可与本书“未吸收”与“我的知识”的说法对照阅读;本书所说的未吸收,并不等同于默会知识。
波普尔(Karl Popper):《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伦敦:Routledge,1963。本书“作废条件”的写法,与可证伪性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杜威(John Dewey):《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纽约:Macmillan,1916。
弗莱雷(Paulo Freire):《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1970。其“提问式教育”是本书“问题显露”的重要先驱之一。
Getzels, J. W., & Csikszentmihalyi, M.:The Creative Vis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roblem Finding in Art,纽约:Wiley,1976。关于“发现问题”的经典研究,可与本书卷四对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 年通过。
Vaswani, A., et al.:“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2017。本书第 2 章“会回头看的词语接龙”所描述的注意力机制的出处。
Bricken, T., et al.:“Towards Monosemanticity: Decomposing Language Models With Dictionary Learning”,Transformer Circuits Thread,2023。以稀疏自编码器解读模型内部特征的方法,本书第 3 章所涉。
Huh, M., Cheung, B., Wang, T., & Isola, P.:“The Platonic Representation Hypothesis”,Proceedings of the 4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2024。本书第 3 章所讨论的“模型趋同”假说。
Sharma, M., et al.:“Towards Understanding Sycophancy in Language Models”,arXiv:2310.13548,2023。大模型迎合用户倾向的研究,本书第 4 章“镜子”所涉。
Shumailov, I., et al.:“AI models collapse when trained on recursively generated data”,Nature,631,2024。模型以自身生成数据训练导致退化的研究,本书第 17 章所涉。
凯恩斯(J. M. Keynes):“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1930。
Autor, D. H.:“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9(3),2015。
Frey, C. B., & Osborne, M. A.:“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14,2017。
Eloundou, T., Manning, S., Mishkin, P., & Rock, D.:“GPTs are GPTs: An Early Look at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Potential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arXiv:2303.10130,2023。
〔出版前须对上列文献的版本、页码与中文译本信息逐一核对〕
本书每一章的末尾,都给出了本章论断的读数与作废条件。这不是装饰,而是发生学对自己的要求:一个发生学的主张,必须事先说清楚它怎样才会被推翻。本附录把它们汇总在一起,方便读者检验、研究者设计实验、反对者寻找破绽。
需要说明三点。第一,本书全部读数,截至成书时均尚未实测。它们是预注册的主张,而不是已经证实的结论。第二,涉及儿童、老人、医疗、家庭决策的实测,必须经过伦理审查,并征得当事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第三,读数的具体操作定义,在实测之前还需要由研究者进一步细化;本附录给出的是方向和核心口径。
| 章 | 论断要点 | 读数 | 作废条件(摘要) |
|---|---|---|---|
| 1 | 把 AI 当发球机用,结果趋同;当真人用,结果因人而异 | 来回组与单问组结果的分散度、贴近本人度 | 多回合带入组并不更分散、更贴近本人 |
| 2 | 大模型的回答是在纠缠中经差异序列每次重新显露的;稳答是显露的稳定态 | 显露敏感度 | 生活类问题上加任何上下文,核心建议都几乎不变 |
| 3 | “学到数据的分布”把发生出来的东西事后说成先在 | 同源异构度;边缘分歧度 | 同源模型内部特征趋于一一对应,且开放问题分歧随规模消失 |
| 4 | 五种 AI 误读同根,代价都是人把自己的差异拿掉 | 自带差异率 | AI 观与自带差异率无关,或自带差异率与趋同度无关 |
| 5 | 同构才能复合:带入、接住换维、承接 | 复合接力率 | (第一根柱子总作废)查询者与复合者的共同产出在新颖度和承接率上无差别 |
| 6 | 发现能力翻转:以查询方式越熟练越趋同 | 翻转系数 | 反复打磨不趋同,或标准化作品在真实挑选中更易胜出 |
| 7 | 同基底难出新;竞争力=未吸收×可结算 | 基底重合度;结算率 | 基底重合度与真实竞争成败无关 |
| 8 | 复合体强弱取决于往哪一维用力 | 换维率 | 换维率与基底重合度、结算率均无关 |
| 9 | 发现能力竞争停在内卷;强须以三律收口 | 三律同成率 | (第二根柱子总作废)两类人在未吸收度、可结算度、长期三律同成率上无显著差别 |
| 10 | 经济分三侧;主体性经济卖的是人在其中的发生 | 三号位支付比 | 一二号位变便宜后支付意愿整体下降而非转向三号位 |
| 11 | 客体与互动经济退座;人向三号位挪动 | 两侧就业占比;三号位工作占比 | 两侧就业占比不降,或岗位内三号位占比不升 |
| 12 | 主科是主流经济的投影;第三次换代 | 主科跟随度;工具课吸收期 | 历史上主科形成与主流经济转变无稳定先后关系 |
| 13 | 土壤未熟,课程先行 | 先行组差 | (第三根柱子总作废)到 2035 年前后两侧就业占比不降或主体性消费占比不升;届时“主科”降格为“重要科目” |
| 章 | 论断要点 | 读数 | 作废条件(摘要) |
|---|---|---|---|
| 14 | 问题由土壤经个人差异显露;知识重心从答案移到问题 | 显露铺开数;稳定态识别率 | 能铺开、能识别者处理生活问题的效果并不更好 |
| 15 | 问题显露是可练的技艺(五个动作) | 显露前移 | 未重新显露问题者效果与多次显露者无差别 |
| 16 | 标准答案课堂的三个结构训练掉了问题显露 | 自出题比 | 一学期以上的自出题训练对开放问题表现无影响 |
| 17 | 以发现方式长期使用 AI,个体差异经四道工序被磨平 | 个体差异度(纵向) | 重度使用者无 AI 时的表达与判断差异度不降、彼此不趋同 |
| 18 | “我”在复合体中占三个位置 | 三位在场率 | 三位在场率与个体差异度、认同感、承接率无关 |
| 19 | 差异可被守住并放大;放大≠包装 | 差异放大率 | 放大与包装在个体差异度上无差别,或差异度与现实价值无关 |
| 20 | 判断在纠缠中显露,而非在信息中找到 | 纠缠触及度 | 纠缠触及度与事后悔恨率、家庭冲突无关 |
| 21 | 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自由是创造与幸福的函数 | 新选项生成率 | 是否经过纠缠、是否生成新选项与此后的创造和幸福无关 |
| 22 | 承接:认领、担当、回写;承接位永远是人 | 承接率 | (卷六总作废)AI 充分参与后决策悔恨与冲突下降,且不依赖当事人训练 |
| 23 | 占有型意义结构被拔掉;不是技能问题 | 占有型意义依赖度 | 两类人意义感下降程度相同,或学新技能可长期恢复意义感 |
| 24 | 发现死亡与发生升级;被吸收即进入土壤 | 升级持续度 | 持续升级者与停在新位置者意义感无长期差别 |
| 25 | 意义是三律同转的发生 | 三律同成率(个人版) | 意义感与三律是否同时成立无关 |
| 26 | 孩子的显露最易被稳定态覆盖;让 AI 多问少答 | 童言保留度 | “AI 讲”组的自发创作不少于、不逊于“孩子讲”组 |
| 27 | 青年职业是发生线;上班族从占有走向发生 | 发生线起点归属 | 发生线型在意义感、焦虑、长期收入上不优于岗位型 |
| 28 | 老人土壤最厚但易被关起来;连接即点火,替代即灭火 | 人际来回比 | 以替代方式使用 AI 的老人长期状况不比连接方式差 |
| 章 | 论断要点 | 读数 | 作废条件(摘要) |
|---|---|---|---|
| 29 | 主科三功能:定向、定法、定止;统领课+发生单元 | 统领度 | 试行后标准测验成绩显著下降而开放能力不升,或负担不降反升 |
| 30 | 三维五段的课程结构是方向不是标准 | 学段递进度;课程多样度 | 能力不随学段递进,或各校课程与产出高度雷同 |
| 31 | 人—AI—人的对话发生课堂;换维即前进 | 课堂换维率 | 换维率与最终问题新颖度、方案落地率无关 |
| 32 | 谁经历过发生谁能教 | 教师发生度 | 教师有无发生线与学生进步无关 |
| 33 | 评价换尺子:未吸收、可结算、承接 | 评价的 AI 可替代度 | AI 直接生成、学生表面修改的作品在新尺子上也稳拿高分 |
| 34 | 考试可不被标准化(四种考法) | 押题收益 | 应试培训能提高分数却不提高真实开放任务表现 |
| 35 | 学校之外的主科:家庭、社区、平台连成网 | 课堂连通度 | 四课堂连通度与居民能力、意义感无关 |
| 36 | 七个质疑的回应 | 质疑回应度 | (下编总作废)“新的内卷”与“城乡差距扩大”被证实且无法通过修改设计解决 |
| 章 | 论断要点 | 读数 | 作废条件(摘要) |
|---|---|---|---|
| 37 | 生产力进入第三种:生出主体性;分布、场、美是真实的 SDE 存在 | 主体性产出痕迹率 | 主体性活动与组织可计量指标变化无稳定关系 |
| 38 | 从前的人做不成生产力,无人的 AI 生不出主体性,只有复合体能做成 | 三组对照 | 纯 AI 组在“改变与分不开”上不逊于复合体组,或纯人组在规模上不逊于复合体组 |
| 39 | 复合体必须在 SDE 指挥下;AI 越强指挥越必要 | 指挥效应 | 有无 SDE 指挥对成果无显著影响,或差距随 AI 增强而缩小 |
| 40 | 主体性的实现是价值实现的重点;须分辨真假 | 价值迁移度;真假分辨率 | 支出与报酬不向主体性实现迁移,或受训者分辨真假不强于他人 |
预注册。所有读数在实测之前,都应当把假设、测量方法、判负标准公开登记,并且事后如实报告,无论结果支持还是反对本书。这是本书第 34 章“可以判负的作业”在研究上的样子。
基底对照要随时重做。凡涉及“未吸收”“基底重合度”的读数,其对照组必须用实测当时的 AI 重新生成,不得沿用旧的对照清单。基底在变,参照物必须跟着变。
让真实的人来评。凡涉及“可结算”“当事人认可”“分不开”的读数,评价者必须包括任务所涉及的真实的人,而不只是研究者或教师。
长期追踪。意义感、三律同成率、个体差异度、职业发展这类读数,只有在一年以上的追踪中才有意义。短期的变化,常常被新鲜感或不适应所掩盖。
零结果的判读。如果某一读数在一次实测中没有发现预期的差别,要区分三种情况:测量方法不够灵敏;样本和条件不对;或者论断本身错了。统计上没有发现,只能说明在这些条件下还未发生,不能直接当作“永远不会发生”;但如果在方法可靠、条件合适的多次实测中都没有发现,就应当按作废条件判负,而不是一再找理由。
以下内容在正文中标注了〔待实核〕,成书前须逐条核实,或改为更审慎的表述:
大模型训练所用文字的规模、参数量的数量级(第 2 章);以稀疏自编码器等方法比较不同随机种子所训练模型内部特征差异的研究(第 3 章);“柏拉图式表征假说”的提出者、时间与具体主张(第 3 章);大模型迎合用户倾向的相关研究(第 4 章);中国及发达国家农业就业占比(第 11 章);普鲁士、英国、中国义务教育相关法令与年份(第 12 章);模型以自身生成数据训练导致输出退化的研究(第 17 章);各国大模型用户规模(导论)。
另外,书中涉及医疗的情节(第 4、20、22 章)均为示意,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书中涉及成效的数字(剩菜减少、投诉减少、利润好转等)均为情节示意,不是统计数据。
以下术语按大致出现的先后排列。每一条先给大白话的说法,再给书中的用法。
发现学。把世界看成先在的、等着被找到的东西的那种看法。真理、规律、答案、标准都先在那里,人的本事是找到它、靠近它、占有它。本书认为,它是两千多年来人类理解知识的主流方式,也塑造了今天的课程表。
发生学。把世界看成在纠缠中、经过差异、显露出来的东西的那种看法。它不问“真理在哪里”,而问“这样东西是怎样发生出来的”。本书说的“发生学哲学”,指这种看世界的根本方式;SDE 是它的一种具体表述。
SDE。本书作者提出的发生学理论的三个维度:S(显露)、D(差异)、E(纠缠)。任何一样东西的发生,都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它从什么纠缠里来,经过怎样的差异,显露成了什么样子。在 SDE 的早期阶段,S 被称为“结构”,后来改为“显露”。
E,纠缠。一样东西发生之前那片看不见的土壤:很多力量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单独拎出来。大模型的 E 是人类语言的“老汤”;一个人的 E 是他的生活。
D,差异。在纠缠的土壤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差异序列:每一步都在前一步的基础上生出一点新的不同,并成为后面所有步骤的条件。大模型逐词生成回答,是一条差异序列;人和 AI 的来回对话,是两条差异序列绞在一起。
S,显露。差异走到某一处时显露出来的样子。大模型的每一个回答,是这一次对话中的一次显露;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一个新的习惯,也都是显露。
稳定态。一个显露稳定下来、每次都差不多的样子。“结构是显露的稳定态”:看上去先在的东西(事实、规律、标准答案、常见问题),其来历往往是发生,只是稳定到像是先在的。
基底。今天每个人手里的 AI,在根子上共享的那片人类文字的土壤。基底是公共的,只包含写下来的东西。
未吸收。基底里没有的东西:没有被写下来、没有进入 AI 训练语料的个人生活、身体感觉、关系、地方、手艺、失败。未吸收是会变的状态,一样东西被写下并传开后可能被吸收,所以它“带保质期”。
可结算。一样东西在现实里接得住、兑得了:有人愿意为它付出,有人因为它得到实际的好处。
未吸收 × 可结算。本书给出的竞争力尺子,也是评价的核心尺子。只远不接得住是“怪”,只接得住不远是“平庸”。
查询关系。人带着固定的问题找 AI,拿到回答就走。人和问题都没有变。
复合关系/复合体。人和 AI 多个来回,每一方的下一步都取决于对方的上一步,最后得到的东西是任何一方单独都给不出、事先也预料不到的。“抬桌子的两个人”。
同构。两方在做同一种事:都在发生。AI 已经是发生的,人这一边也以发生的方式进入,复合体才能成立。“同构才能复合。”
我们思。人与 AI 一起想一个问题时,想的已经不是孤零零的“我”,而是“我们”。本书作者在《AI 时代的哲学困境》中提出这一判断。
三个位置。在“我们思”里“我”所在的地方:起点(差异的来源)、转折(方向的决断者)、落点(后果的承接者)。三处全缺是被同化,只占落点是被架空。
换维。在对话或思考中,从一个维度(数量、时间、人、关系、意义等)换到另一个维度。“换维即前进。”
问题显露的五个动作。追来历、找反常、换尺度、找不在场的人、试答。
磨平的四道工序。替写、润色、采纳、预审。以发现方式长期使用 AI 时,人的差异由外而内被磨掉的过程。
放大与包装。放大是在三个位置都站稳后,让基底为人的差异干活,结果更像你;包装是起点和转折都交给 AI,结果更不像你。
承接。让一次显露落进生活的过程,包括认领(这是我的/我们的)、担当(做后果要求做的事)、回写(把教训带入下一次)。在人与 AI 的复合体里,承接的位置永远是人。
可追责的失败。一个人自己选择、并认领了后果的失败。只有这样的失败,才会成为他下一次发生的土壤。
三号位:分布、场、美。分布是一个人的时间、注意力、心思怎样分布;场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不属于任何一方的那个东西;美是一种和某个人分不开的好。一号位(对比、粒子、真)对应东西本身,二号位(变化、波、善)对应来回。
三侧经济。客体性经济(卖东西)、互动性经济(卖来回)、主体性经济(卖人在其中的发生)。
主体性经济。以三号位上的发生为核心的经济。本书作者在《大模型时代的产业风口:主体性经济》中有系统论述。
主体性发生器。本书作者对大模型的一个判断:它是理念世界里能让主体性发生的机器,但发生器需要一个在其中发生的主体。
点火与灭火。主体性是生命的点火器;任何能点火的东西,也都可能变成灭火器。判断一样东西、一个产品、一种做法的标准之一。
发现死亡。一切“发现”都会遇到的挑战:AI 做了那个发现,而 AI 做它的方式实际上是发生。
发生升级。一切“发生”都会遇到的难题:一次发生成功后会变成稳定态、被吸收;只有沿着“显露—传递—改变土壤—新的显露”不断升级,才能找回意义。
三律。创造律、幸福律、自由律。可比作呼吸:创造是吸气,幸福是呼气,自由是节拍。
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自由不是“对必然的认识”,而是感到所有缠着的力量、从里面做出选择、并被选择激发出新的可能。自由律是创造律与幸福律的函数。
工具的三段。新工具进入一个行业的三个阶段:提升效率;行业内卷和碰撞;自组织与涌现新的存在。
维度平衡学。本书作者对“等待”的看法:等待不是等一段时间,而是在某一维上暂时不用力、同时在其他维上用力。“土壤未熟,课程先行”。
占有型意义结构。意义来自占有一门别人没有的手艺、占住一个被需要的位置。AI 拔掉的正是这个结构本身。
定向、定法、定止。发生学主科的三个功能:为谁学、怎么学、学到哪里停。定止的标准是“稳定态学到能校验 AI 对错为止”。
发生单元。渗透在各门学科中的、以发生学方法组织的一部分课时。
基底对照。评价时用当时的 AI 对同一任务直接生成的结果,作为衡量“离基底多远”的参照。必须每次重做。
可以判负的作业。学生提出方案时同时写下预注册(怎样算错),在一段时间后按真实结果写判定报告。诚实判负并认真回写可得高分。
主体的生产力。人与 AI 的复合体在 SDE 指挥下,生出新的分布、场、美的能力。近似于“人的土壤 × AI 的基底 × 承接”。
SDE 指挥。以土壤为中心,以换维为前进,以显露和承接为落点,以三律为罗盘。指挥者就是复合体中的人自己。
社区定价。本书作者关于“我的知识”价格的命题:公共知识的价格跌到地板,“我的知识”只能在社区里、在复合体之间的交往与交换中定价。
| 人物 | 身份 | 主要出场 |
|---|---|---|
| 林慧 | 45 岁,建材公司会计,二十年 | 导论;第 1、2、4、11、14、23—25、35、37、40 章;结语 |
| 陈志刚 | 林慧的丈夫,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 | 导论;第 4、15、17、19、39 章 |
| 陈晓 | 大四学生,后入社区生鲜供应链公司,做县域直采 | 导论;第 2、3、6、8、18、21、25、27 章 |
| 陈小宇 | 初二学生,打乒乓球 | 导论;第 1、4、5、14、16、20、22、28、31 章;结语 |
| 外公 | 林慧之父,78 岁,原纺织厂工人 | 第 12、20—22、28、38 章 |
| 外婆 | 林慧之母 | 第 20、28、38 章 |
| 林涛 | 林慧之兄,工厂技术主管 | 导论;第 4、20、22 章 |
| 林果 | 林涛之女,7 岁,一年级 | 第 26、37 章 |
| 苏老师 | 小宇的数学家教 | 导论;第 5、10、30、32 章 |
| 陈芳(小姑) | 陈志刚之妹,菜市场摊主八年 | 第 8、11、25 章 |
| 王姨 | 小区门口早餐店店主 | 第 7、9 章 |
| 老赵 | 陈志刚的大学同学,老国企员工,52 岁内退 | 第 17、19、24、32、39 章 |
| 周婷 | 陈晓的室友,汉语言文学专业,回湘西老家记录方言 | 第 6、27、30、38 章 |
| 刘姐 | 林涛工厂人事部的招聘负责人 | 第 6 章 |
| 何老师 | 小宇的数学老师 | 第 16、29—32 章 |
| 郑校长 | 小宇学校的校长 | 第 29、30、36 章 |
| 写奶奶的女生 | 小宇的同学 | 第 6、16 章 |
| 每天最后打饭的女孩 | 小宇学校的学生 | 第 31、33 章 |
| 案例 | 说明的道理 | 章 |
|---|---|---|
| 少年宫的发球机与真人 | 发现与发生两种 AI 观 | 1 |
| 同一问题的三个窗口 | 显露随开头而变 | 2 |
| 五种误读(作业、七成、微信、求职计划、财务系统) | 发现学透镜的系统性偏差 | 4 |
| 冰箱上的便签 | 复合体三条件的日常版 | 5、35 |
| 五百份一样的简历 | 发现能力的翻转 | 6 |
| 小区门口的四家早餐店 | 同基底难出新;未吸收 × 可结算 | 7 |
| 小姑的菜摊与周四 | 放入、换维、重新显露 | 8 |
| 三万八的特训营 | 发生被标准化即变回发现 | 9 |
| 林慧算不平的账 | 主体性经济的最小样子 | 10 |
| 四代人的课本 | 主科是主流经济的投影 | 12 |
| 周一上午的老人 | 问题显露的五个动作 | 15 |
| 自己出题的作业 | 标准答案课堂教不出问题 | 16 |
| “这不像你” | 磨平的四道工序 | 17 |
| 陈晓的求职信 | “我”的三个位置 | 18 |
| 老赵的《听诊手册》 | 放大;SDE 指挥 | 19、39 |
| 病房外的家庭会议 | 判断在纠缠中显露 | 20 |
| 两份录用通知 | 自由律;表格外的第三个选项 | 21 |
| 出界的那个发球 | 承接与可追责的失败 | 22 |
| 林慧的两次空 | 发现死亡与发生升级 | 23、24 |
| 南瓜里的兔子 | 让 AI 多问少答 | 26 |
| 周婷的方言词典 | 发生线;三方各缺一样 | 27、38 |
| 外婆的音箱与《林家的事》 | 灭火与点火 | 28 |
| 食堂排队四周 | 对话发生课堂 | 31、33 |
| 修鞋摊老师傅的样题 | 现场给土壤的考法 | 34 |
| 年底的盘点 | 主体的生产力 | 37 |
本书讨论的若干主题,本书作者在其他专著中已有专门论述。本书只取与“每个人”和“主科”有关的一层,不作重复展开。读者如需深入,可参阅以下著作。
| 主题 | 本书的处理 | 参阅 |
|---|---|---|
| 人—AI 复合主体的一般理论 | 只取“我”的三个位置与诚实署名(第 18 章) | 《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德麦国际第 110 号);《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第 115 号) |
| 发现学哲学在 AI 时代的离去;“我思”到“我们思”;善的难题被扩大 | 作为卷一、卷六的前提引用 | 《AI 时代的哲学困境——发现学哲学的慢慢离去》(第 127 号) |
| 思想的核心竞争力:从发现学走向发生学 | 卷二的直接前承,本书转向“每个人”与“主科” | 论文《AI 时代,为何需要“发生学哲学系统理论的学习”?》 |
| 主体性经济的理论(三侧、三号位、艺术品价值论) | 卷三只取“主流经济决定主科”一个结论;终卷第 40 章引用价值论 | 《大模型时代的产业风口:主体性经济》 |
| 社区定价与“我的知识” | 第 35、40 章引用结论 | 《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工厂》(第 129 号) |
| AI 腾出之处怎样被占住 | 第 29 章“定止”引用 | 《AI 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腾出的那一处,怎样才被占住》(第 122 号) |
| 教师在 AI 时代的困境 | 第 32 章引用 | 《AI 时代老师的困境和出路》 |
| 从“一双慧眼”到 SDE 的思想谱系 | 结语引用 | 《慧眼之死——从三视角到 SDE 的十年自我解构》 |
〔成书前须与各书实际书号、出版信息逐一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