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一道门槛,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99 号 · ISBN 979-8-90690-437-9 · 约 28.5 万字
书名: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阿甘本——一个人、一道门槛,与 SDE 的解构
著者:王德生
出版: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新加坡
专著号:德麦国际专著第 199 号
ISBN:979-8-90690-437-9
定价:US$21
开本:170 mm × 240 mm
字数:约 28.5 万字
版次:2026 年 9 月第 1 版
执笔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本书由人与 AI 共同完成:全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书中所引阿甘本及其他在版权期内的著作,均为转述大意;凡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拿不准的史实标「待核」,汇于附录八。
书中关于健康的章节讲日常安排与记录,不构成医学建议;涉及劳动权益的内容仅为一般讨论,不构成法律意见。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学术引用请注明出处。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1 年起)、SIO 本体论(2025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
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包括《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普通人都能懂》《普通人都能懂的〈差异与重复〉》《老路已被包办》《学席和教席的诞生》等。本书是他「解构大师」系列的又一部。
先不说他的名字,先说两个字:暂时。
「暂时先这样。」「这个月情况特殊,暂时不休假。」「孩子这次没考好,暂时先把兴趣班停了。」「这条路暂时封一下,过了这阵就开。」「你暂时先签个临时合同,以后再说。」
你一定听过这些话,也一定说过。它们一点也不坏,很多时候是真心的。一个家、一个单位、一座城,遇到急事,总得先顾眼前,把平常的规矩往旁边挪一挪。
可是你大概也见过另一种情形:那个「暂时」一直没有结束。临时合同续了一年又一年,人还是临时的;兴趣班停了,再也没开;「这个月特殊」变成了「今年特殊」,又变成了「一直这样」。没有人宣布过「从此改规矩了」,没有人签过字,规矩就是改了。你回头想找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暂时变成了一直?——找不到。
有一个意大利人,用了差不多三十年,专门追问这件事。他翻古罗马的法律辞书,翻中世纪神学家的讲稿,翻二十世纪各国的紧急法令,想弄清楚:一套秩序是怎样靠「暂时把自己的规矩放一放」来维持自己的;而那些在「暂时」里被放到规矩之外的人,最后落到了什么地方。
他叫乔治·阿甘本,一九四二年生在罗马。他追问的这件事,后来被他叫作「例外状态」。
读过这套「普通人都能懂」的朋友,对他不会完全陌生。他在前面几本书里已经露过四次脸,每一次都只是侧脸。
第一次,在《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第六十六章。那一章讲福柯身后的人,把阿甘本和萨义德放在一起,说这两位都把福柯的一样东西推到了尽头:萨义德往知识那一头推,问一整个地区是不是被另一边写出来的;阿甘本往权力那一头推,问一个人可以被剥到什么程度——剥掉一切身份和资格,只剩下活着这一件事,不受任何规矩保护,却又完全落在管辖之下。那一章给他下了两句判断。一句是:他写的那种处境,恰恰是回写完全不可能的处境,被剥到那一层的人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另一句是接过别人的批评:他把例外说成了常态,把最极端的处境当成了现代社会的真相——「把最黑的一处当成全部,和把最亮的一处当成全部,是同一种毛病」。那一章还顺手立了一个很小的办法:遇到「暂时」两个字,记下一个日期,到期回头问一句。
第二次,在《西方哲学 2500 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讲福柯的那一环。那本书清点历代拆福柯的人,说福柯那盏「权力无所不在」的探照灯,被好几个人查过:有人查它的电路,有人查它的语法,有人查它的开灯时间,阿甘本查的是照明范围——他接过福柯的「装置」这个词,嫌福柯只挖到十八世纪太浅,一直把权力的地层往下挖到中世纪神学里的「家政」,挖了一千年。那本书管这叫「修正式」的拆:不是推翻前人,是嫌前人挖得不够深。
第三次,在《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的附录。那本书选了四十个人讲一百三十年,附录里列了一张候补名单,说这几位随时可以换进来,阿甘本在上面,后面注着两个词:例外状态,赤裸生命。
第四次,在《后现代的 SDE 解构》。那本书写到二〇〇〇年以后,明说阿甘本这一路「只作提及、不单列」,把他交给了另一本还在写的书。
四次都是侧脸。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本书接着前面几次判,不改判。福柯卷那两句判断,本书第四编、第七编会把证据摆足,并且往前再走一步:不只说他「把最黑的一处当成全部」,还要问——他为什么非这样不可?他那片土里,为什么长不出另一种看法?
一个思想家绕不绕得开,不看他名气多大,看他问的那个问题,后来的人还躲不躲得过去。
阿甘本问的问题,今天躲不过去。
二〇〇一年秋天以后,一大批人被关押在一个既不算战俘、也不算刑事被告的位置上,法律管不着他们,法律又牢牢攥着他们。法学院的教授们要描述这种处境,发现现成的词不够用,于是「例外状态」这个词从一本意大利哲学书里走出来,走进了法学期刊、人类学田野笔记、难民营的研究报告、城市规划的讨论。几年之间,它成了一个通用词。〔核:阿甘本《例外状态》一书讨论了这一时期美国总统的一道军事命令;各领域引用状况为大方向判断〕
这还只是一个词。他还给后来的人留下了一串别的:一个人只剩「活着」、失去一切资格的处境,他叫「赤裸生命」;一种在里面又在外面的位置,他叫「被排除地包含」;手机、社交软件、各种设备怎样一边为你服务、一边把你做成某一种人,他借福柯的词叫「装置」;把被圈起来、被供起来的东西还给普通人去用、去玩,他叫「亵渎」;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其实最深的词——「潜能」,他说,一个人的能力里,永远包含着「能不」。
你不必记住这些词。你只需要知道:凡是一套秩序要处理「那些被排在大家之外的人」的时候,凡是一个「暂时」迟迟不结束的时候,凡是你觉得「我被一台机器做成了某种人」的时候,他都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讲阿甘本的书,中文世界已经有一些,外文的更多。多半是讲:站在他旁边,替他把那些难读的句子说清楚——什么是神圣人,什么是例外状态,什么是无作。讲得好的,读者读完能把他的概念复述一遍。
这本书要做另一件事:拆。
拆不是推倒,更不是骂。拆是像一个结构工程师那样爬进墙里,看哪一根梁承重,哪一根是后加的装饰,哪一根早就裂了、只是刷了漆。一个思想家越伟大,他的裂缝才越值得看;二流的思想家哪里都软,拆不动。阿甘本拆得动,因为他的每一个概念都被他逼到了最尖的地方。
这套书只用一把尺子: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人找到的,还是在某一片土里、沿着某一条路长出来、稳下来、又回头改写那片土的?前一种看法,这套书叫发现学;后一种,叫发生学。全系列的总判断是:西方思想的主干是发现学,可是几乎每一位大家,都在某一处亲眼看见了发生,然后用一个招牌动作把它收了回去。
阿甘本在这把尺子上的位置很特别。
别的哲学家,多半是在「定型」那一头收手:看见了东西是长出来的,却把长好的那个样子焊死,说它本来就是这样。阿甘本反过来。他比谁都讨厌焊死,比谁都警惕「定型」——在他眼里,一切稳下来的秩序,都藏着一次把人排出去的动作。他把目光全部投在「还没稳下来」的那一段:将有未有、在里面又在外面、能做又可以不做的那一格。他是这套书里写到的第一个把全部力气押在「正在成形」上的人。
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很难被察觉的收回。
这套书常借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给一位哲学家定位。第一站是三视角(二〇一七年一月至二〇二二年十月);第二站是 321 智慧系统(二〇二二年十月至二〇二四年七月),走到尽头撞上一个亏空:这份知识,到底归谁?第三站是 SIO 本体论(二〇二四年七月至二〇二五年十二月),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第四站是 SDE 本体论(二〇二六年一月起),五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结构是显露稳下来的样子。
把阿甘本放上去,有两处巧合,一处分手。第二站问「归谁」,他读中世纪修士「只用不占有」,答的是「不归谁,只使用」。第三站拆墙,他借古希腊语的中动态说:用的人在用里被改变,刀磨了手,手也磨了刀。分手在第四站:SDE 的发动机有三步——张力积累,逼出改变,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第三步叫回写。长出来的东西会稳下来,也会沉回去改那片土。阿甘本不许第三步留下:在他看来,一切稳下来的样子,都是一次捕获。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
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
这句话由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两条判断合成。一条说: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即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一条说出了病因:在 SDE 的方法里,正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前一半是他的功劳:凡是别人说「本来就这样」的地方,他都去翻档案、翻辞书,查出它的出生日期;他亲眼看见了暂时一步一步沉成一直。后一半是他的收回,一环扣一环:长出来的东西不许留下,土就一直是那片土;土不变,张力只能在老地方的两头之间来回——规矩与例外,光是活着与有资格地活;来回了两千年,他把这场拉锯读成了西方从一开头的结构;锯子只会来回,出口就只剩让它停下,他管这叫「无作」。
判词里「不让回写留下」几个字,是本书读完他最后一卷后,按事先写下的推翻条件收窄过的:他晚年写到了一个人在做事中被改变的那种回写,却不许它沉下来、记下来、留给一群人一起改(第五十一章)。
为什么现在写他?因为他描述过的那台机器,今天有了一个新样子。
他晚年有一篇很短的文章,问:什么是装置?他举的例子里有手机。一部手机一边给你方便,一边把你做成某一种人——会在某个时刻伸手去摸它的人,会把一段经历先想成一条动态的人。他说,今天的人类是被无数这样的装置一层层做出来的。
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模型还没有出现。今天,一台会说话、会判断、会替你写东西的机器,坐到了每个人身边。按这套书的一个总判断,每一个领域里过去叫作「发现」的活,都在遇到机器的挑战:机器做了那个「发现」,而机器做它的方式其实是一次次的发生。阿甘本最拿手的活——从一个古词、一段档案里认出一个「范式」,照亮一整个时代——今天也有机器在做了。本书第十三编会问:他的哪一处「发现」被机器做掉了?机器是怎样「发生」出来的?而他那句「出口只有让机器停下」,在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面前,还剩多少?
阿甘本的书以难读出名。他的句子常常是一长串古典引文,中间穿插着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词根。可他问的问题,菜市场里的人也在问。
一个在工地上干了十年的「临时工」,会问:我什么时候才不算临时?一个刚休学的孩子,会被大人问:你打算歇到什么时候?一个照顾中风父亲的人,会发现「先这样凑合一阵」已经凑合了三年。一个被移出业主群、却还得交物业费的住户,会觉得自己正好卡在「在里面又在外面」的那一格。
这些人不需要读懂拉丁文。他们需要的是两样东西:一,看清自己站在哪一道门槛上;二,知道门槛是用来走过去的,而且有人走过去过。
第一样,阿甘本给得比谁都好。第二样,是这本书想替他补上的。
阿甘本的书常常被拿来当武器。有人拿他批评某一种政府,有人拿他批评另一种;二〇二〇年以后,又有人拿他反对防疫,有人拿他证明哲学家不可信。他的名字,在各种争吵里被扔来扔去。
这本书不参加这些争吵。
不是因为这些争吵不重要,是因为这套书的活不在那里。这套书只问一件事: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在那里的,还是长出来的?拿这把尺子去量阿甘本,量的是他的思想怎样长出来、在哪里看见了发生、在哪里又把它收了回去。至于哪一个国家、哪一项政策、哪一场争论谁对谁错,本书不下判断;写到这些地方,只照实写他说了什么、别人怎样回应,把各方最强的说法都摆出来,让读者自己去量。
还有一层。阿甘本最尖锐的那些判断,说的是被排出去的人:难民,囚徒,没有身份的人,被剥到只剩活着的人。这些人是真实的,他们的处境是真实的。本书拆阿甘本,不是说这些处境不存在,更不是说不必为他们说话。恰恰相反,本书要问的是:为他们说话之后,下一步是什么?让一切停下来,还是替他们争到一个可以开口、可以签字、可以记账的地方?前者是阿甘本的回答,后者是本书想补上的一步。
他还在世;本书只就他已出版的文字说话,最可能被推翻的几处,写在导读和附录八里。他的书都在版权期内,本书凡说到他的话,一律转述大意;拿不准的史实,标「待核」。
这本书由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写成: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判词写了四版,每一版都注明了日期和来由;本书对自己的一处判断,核过原文以后公开收窄了。一本讲回写的书,本身也想做一次回写。
最后一问留给本书自己:本书所说的「回写」,会不会恰恰是他说的那种捕获?第七十五章会把刀转向自己。
好,现在请他上场。
全书的判词只有一句:
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
它的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两条判断: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而在 SDE 的方法里,正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根拆开是四环:不回写 → 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 → 拉锯被当成原样 → 出口只剩停锯。全书按这四环推进。
根落到他的书上,是五条判决。每一条都排成两列:左边是他打开的门——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是他关上的门——每一条都先写「这里没有回写」,再写因此落回了哪一对。
| 判决 | 他打开了什么 | 这里没有回写,所以关上了什么 | 主场 |
|---|---|---|---|
| 一 门槛上的长 | 潜能、童年、使用、生命的形式——一切都在门槛上发生 | 门槛上长出来的东西可以稳成风格,却不沉回去改写两极、不留下一群人的账 | 第三、八编 |
| 二 拉锯被当成原样 | 例外一步一步沉成常态——他看见了一条路 | 路走完不回写,就在规范与例外、光是活着与有资格地活之间来回;来回两千年,被当成一股查不到出生的力:一九九五年叫「原初」,二〇一四年叫「无外」 | 第四、五编 |
| 三 最黑的一处 | 盯住被剥到只剩「活着」的人 | 在那里回写被彻底切断,拉锯拉到了尽头;尽头被当成了范式、当成了全部 | 第四、七编 |
| 四 双极机器 | 手机、仪式、誓言、制度都在参与把人做出来 | 被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装置,装置只在两极之间来回;出口只有停机 | 第六、九、十三编 |
| 五 挂空挡的自由 | 「能不」是自由里最常被忘掉的一半 | 选完不激发、不回写,自由只能在「做」与「不做」之间来回,他停在「不」 | 第八、十一编 |
每一条都说一句。
判决一,门槛上的长。这是他最大的功劳。多数哲学家看的是长成了的东西,他看的是正在长的那一段:一个孩子学会说话之前的那段沉默,一个钢琴家不弹琴时仍然「会弹」的那种能力,一件袍子被修士穿着、却不算谁的那种用法。可他在这里立了一条规矩:长出来的东西,可以稳下来,却不许沉回去、不许留下一群人的账。孩子学会说话以后,语言会回头改这个孩子;钢琴家弹得越多,「会弹」就越厚——这些回写,他写到门口就停。主场在第三编和第八编。
判决二,拉锯被当成原样。他把「例外」查成了一段有先有后的路,这是他对发生学的第二大功劳。可路走完了,什么也没沉回去,于是下一轮还是在规范与例外之间来回。来回了两千年,他从古罗马辞书里挖出一个古词,说这一来一回是西方政治从一开头就有的结构。主场在第四、五编;第三十五章用他自己的两段文字对质。
判决三,最黑的一处。这一条接着《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第六十六章判,不改判:那一章说,他写的处境恰恰是回写完全不可能的处境。本书把这句话往前推一步——正因为在那里回写被切得最干净,拉锯拉到了最尽头,他才把那里当成了照亮全部的范式。主场在第四编和第七编。
判决四,双极机器。前人以为器具是中立的,可以不算;他说不,是器具在把人做出来。这一点离这套书的看法非常近。可他笔下的装置几乎都是两极互撑的机器,被它做出来的人又被他判为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它——不能回头改它。所以出口只有一个:让机器停转。主场在第六、九编,第十三编拿它去读大模型。
判决五,挂空挡的自由。他说自由的核心是「能不」。这一半说得极好。可是一辆车挂着空挡,发动机转着,车不走——他把自由停在这里。本书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自由律」来量:自由有三拍,先是缠在一起,再是选,最后是被激发、长出以前没有的东西;他只走了前两拍。第三拍走不到,自由就只能在「做」与「不做」之间来回。主场在第八编和第十一编。
全书十四编八十六章,另有前言、导读、导论、结语、参考书目和附录。
第一编写他这个人。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演过电影里的使徒,编过别人的遗稿,一辈子在别人的文字上加一笔、改一笔、重新排一遍,每一版都回头改了原稿的命运。这和他的学说正好相反——他的学说不许回写。第二编写他接手的那道题:施米特、本雅明、阿伦特、福柯、海德格尔几家在他手里怎样相撞,吵架的双方共有而没说出口的那个前提是什么。
第三编是他被忽略的那一半:诗、童年、散文、喜剧。英语世界读阿甘本,多半只读《神圣人》那九本;这一编放在总解构之前,因为不读它,判词会下错——他离发生最近的几处,都在这一半里。
第四到第九编是主场,按他的著作一编一编拆:《神圣人》第一卷,例外状态与内战,誓言、荣耀与职分,奥斯维辛的剩余,使用与生命的形式,以及几本小书。每编最后一章是这一编的总账,把看见的和收回的并排放,并且问同一个问题:这一处回写了没有,拉锯落在哪一对。
第十编请近邻和论敌说话,写明本书在哪些地方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第十一编是总解构:先请他最好的辩护人替他把话说足,再按那四环因果一环一环证——为什么不回写就只能拉锯,拉锯怎样被当成原样,出口为什么只剩停锯,回写为什么就是那第三样;然后给判词、三根梁、闪光点、保底、病根和死法,最后把刀转向本书自己。第十二编看他身后。第十三编让大模型出场。第十四编把拆开之后的他交还给教育、健康和事业。
只有一个下午。读前言、导论,然后读第三十五章(他自己的两段文字对质)、第四十五章(最黑的一处能不能当全部)、第五十一章(使用停在了半路)、第六十六章(一个根的证明),最后读结语。
为孩子来的。先读导论的洗衣机,再读第十八章(孩子在会说话之前)、第二十二章(能,也能不)、第五十三章(报废的车钥匙),然后直接去第八十四章。
为身体来的。读第二十七章(两种「活」)、第四十七章(菜刀和手上的茧)、第四十八章(日子和它的样子),然后读第八十五章。
为工作来的。读第三十一章(「紧急」这两个字)、第三十八章(掌声)、第五十二章(一部手机),然后读第八十六章。
想跟他较真的。读第二编全编、第十编全编和第十一编第六十四章。本书最可能被推翻的地方,都写在附录里。
从第一编起,每章末尾都有两行小账。
第一行问:开门还是关门,开的是哪一扇?这一章里,他是在看见一段发生,还是在把它收回去?看见的是形状、路、土,还是回写?
第二行是本书专为他定制的:回写了没有?这一处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了土没有?没回写,就还在哪一对上拉锯?
小账记多了,你会自己看出一个规律:第一行常常是「开门」,第二行常常是「没有回写,还在拉锯」。全书要回答的,就是为什么。
他的书都在版权期内。本书说到他的话,一律转述大意,后面括注书名和部分(例如:《神圣人》第一卷第三部分);凡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他惯用的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术语,第一次出现时括注原文,之后只用中文。
史实分两种标法:常见可查的不标;拿不准的标「待核」,写明缺的是哪一样(年份、页码、原文)。凡是本书自己的解读、而不是他的原话,在该章标明「本书的解读」;其中最冒险的几处标「待验」,并写明查到什么反证就删掉哪一条、影不影响判词。全部汇进附录的核验总表。
本书接着这套书前面几本说话:
说到福柯,用《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的判断——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阿甘本接过的正是那片潮水。
说到海德格尔,用《普通人都能懂的海德格尔》的判断——他把秩序阶段的脚手架误认为地面。阿甘本年轻时两次去听他的研讨班;本书会说明,这对师生各把光谱的一头当成了地面,一个在定型那头,一个在正在成形那头。
说到德里达,用那本书的判词——不封顶,但要签收。阿甘本也不封顶,也不签收。
说到帕斯卡,用那本书的判断——他把中间看清,再判它不是家。阿甘本正好反过来:他把门槛看清,判它就是家。
说到巴迪欧,两人都读保罗,本书第五十六章与《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巴迪欧》对读。
凡引前卷,写「本系列某某卷讲过」,不改前卷的判词。
先把本书自己的软处摆在前面,免得读者读到最后才发现。写作中,本书已经按事先写下的条件,认过两次输;这里一并交代。
第一处,判决二最冒险。说他「把拉锯当成了原样」,要靠他自己的文字作证。他在谈方法的小书《万物的签名》里明说过,他找的「本源」不是年代上的第一天,而是此刻仍在起作用的一股力;他在最后一卷《神圣人》里,也明说不再往回追一个更原初的开端。所以本书在第三十章已经收窄:不说他把拉锯当成了「历史的第一天」,只说他把拉锯当成了一股前后都查不到出生的力——一九九五年叫「原初」,二〇一四年叫「无外」。接缝所依的几个词,意大利文原句本书未能亲核,核不到的,一律按「据英译本」读。
第二处,判决一与判决五依赖对他晚年著作的读法。本书读完《身体的使用》,按导论写下的推翻条件报了账:他在那里正面写出了「习惯的使用」「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风格」——推翻条件部分触发。判词因此收窄为「不让回写留下」:他允许回写发生,却不允许回写留下(第五十一章)。本书原先对他处理「习性」的一个预想,也在核对以后公开收窄了(第十三、四十七章)。他二〇二五年的新书《不可实现者》,本书没有读到;这一条仍然开着。
第三处,本书借来量他的那把尺子,自己也不是免检的。「回写」在阿甘本看来可能正是一台新的捕获机器;本书的「回写」,也可能只是埃斯波西托「建制」的另一种说法。第七十五章给这把尺子写了四种死法和四条推翻条件。
这几处都写进附录八「本书自认最弱处」。
这件事发生在一栋老楼里。
楼是九十年代的单位房,六层,没有电梯。二楼楼梯拐角有一块小平台,平台上放着一台公用洗衣机,是前几年楼里几户人家凑钱买的。谁家的洗衣机坏了、谁家要洗大床单,就拿到这里洗。没有人管它,也没有人记账,大家心照不宣:用完把盖子打开晾一晾,别把别人的衣服闷在里面。
有一天,洗衣机坏了。排水管漏水,把平台泡了一片。三楼的刘阿姨找来一张 A4 纸,用红笔写了四个字,贴在盖子上:暂时停用。
这是第一拍。纸条贴得有道理。水漫到楼梯上,老人会滑倒,停一停是应该的。
第二拍来得很慢。一个月过去,纸条还在。三个月过去,纸条还在,红字晒得发白了。没有人去修。不是谁故意不修,是修这件事没有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钱是几家凑的,找谁出修理费?谁去打电话?修好以后谁负责?每一个问题都没人答,于是纸条就一直贴着。一年以后,楼里新搬来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台机器能用,他们以为它本来就是坏的。
「暂时」就这样变成了「一直」。没有人宣布过,没有人签过字。
第三拍,这台机器换了一种活法。它不再是洗衣机了。有人在盖子上放了一箱过期的牛奶,有人在上面放了一盆绿萝,四楼的孩子把书包往上一扔就去踢球。它变成了一张台子。用它的方式变了,它就成了另一样东西。
第四拍最有意思。有一个周末,五楼那个上小学的男孩坐在楼梯上,用两根筷子敲这台机器的铁壳,敲出一段节奏来,咚、咚、咚嗒。几个孩子围过来,一人一双筷子,把这台坏了一年的洗衣机敲成了一面鼓。大人们下楼看了一眼,笑了,没人阻止。那一个下午,这台机器既不是洗衣机,也不是杂物台,它是一件玩具。
第五拍,是后来的事。楼里一位退休的电工,某天闲着,把排水管拆下来换了一根,花了二十八块钱。他顺手撕掉那张发白的纸条,在洗衣机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新的纸:一张表格。表格上写着:这台机器谁都可以用;用完开盖晾干;坏了找四〇二;修过一次,某月某日,换排水管,二十八元,四〇二垫付,欢迎各家分摊。下面留了一片空白,让后来修过的人往下写。
五拍:贴纸条,暂时成了一直,换了活法,被孩子拿去玩,最后有人修好了它,贴了一张可以往下写的表。
请把这台洗衣机记在心里。这本书后面还要反复回到这个楼道。
因为我们要讲的这个人——乔治·阿甘本——在他一生的著作里,把前四拍写得比任何人都深、都细。第一拍他叫「例外」;第二拍他叫「例外状态」,而且他一辈子都在追问暂时怎样变成一直;第三拍他叫「使用」,他说一样东西怎么被用,它就成了什么;第四拍他叫「亵渎」,他说孩子把一样被隔开的东西拿来玩,就是把它还给了大家。
只有第五拍,他没写。
不是他没想到。是他不愿意。在他看来,那张新贴上去的表格,也是一种规矩;是规矩,就会把人分成「按表格办事的人」和「不按表格办事的人」;分开了,就又有人被排出去。所以他宁可让一切停在第四拍:一面被孩子敲响的鼓,没有表格,没有签名,谁也不归谁。
这本书想讲的,就是第五拍。第五拍不是回到第一拍之前——那张新表格和刘阿姨的「暂时停用」不是一回事。它是长出来的:有日期,有人签,有空白留给下一个人往下写。
还要看清一件事。前四拍里,这台机器一直在两头之间来回:能用,还是停用?归谁,还是不归谁?被当成台子、被敲成鼓,都没有离开这两头——它只是在「不算能用、也不算停用」「不归任何人」的中间那一格停了一个下午。这种来回,本书叫拉锯。第五拍不是这两头之间的某个折中,不是「一半能用」或者「一半归四〇二」。它是另起的一样东西:一张会被往下写的表。它沉回这栋楼里,改了这栋楼的土。这种长出来又沉回去改土的事,本书叫回写。
阿甘本的全部问题,用王德生博士的话说,就在这里: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这套书讲任何一位哲学家,都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先把它们在这台洗衣机上走一遍,后面就不再解释。
形状。一样东西长出来、能被认出来的样子,叫形状。洗衣机是一个形状,杂物台是一个形状,鼓也是一个形状——同一个铁壳子,在不同的时候,被认成了三样东西。形状有清楚和模糊之分,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光谱:那个下午孩子们刚开始敲的时候,它还说不上是鼓;敲出一段节奏来,它才像一面鼓。(这套书把「形状」对上 SDE 里的「显露」,记作 S。)
路。一串有先有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叫路。从「暂时停用」到「一直停用」,是一条路:一个月、三个月、一年,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一点不同,顺序不能乱。你不能说「它先变成了杂物台,后来才坏」。路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不是一堆摆在桌上的不同。(对上「差异序列」,记作 D。)
土。让路能走、让形状能长的那一大片缠在一起的东西,叫土。这台机器为什么一年没人修?土里有这些东西:钱是几家凑的,没有一个「主人」;老楼没有物业;邻居之间客客气气,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年轻人流动快,不知道来历。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推着「暂时」一路走成「一直」。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一台坏洗衣机,放在一栋有物业、有值班表的新小区里,一个星期就修好了。(对上「特征纠缠」,记作 E。)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叫回写。那张新贴的表格就是回写:它不只是修好了一台机器,它改了这栋楼的土——从此有了一个「坏了找谁」的地方,有了一笔记下来的账,下一次坏,就不会再从头来一遍。回写不是存档,也不是「有点影响」。库房里东西堆得再多,库房不回头改生产线,就不叫回写。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得不一样。
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的那种状态,叫一锅粥。纸条刚贴上去那几天,这台机器到底算什么?坏了的公共财产?谁家的责任?一件以后会修的东西?什么都有可能,什么都还没分开。注意: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对上「混沌」。)
正在成形。形状刚冒头、还站不稳的那一段,叫正在成形。孩子们刚敲出第一段节奏的时候,「鼓」这个形状刚冒头,再敲两下可能就散了,也可能越敲越像样。这一段最有创造,也最危险。(对上「介生」。)这个词请格外记住:阿甘本一生的全部力气,都押在这里。
定型。稳住了、可以被认出、可以传下去的状态,叫定型。那张可以往下写的表格让这台洗衣机重新定了型:它又是一台洗衣机了,而且是一台有账、有人管的洗衣机。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哪天楼要拆了,这张表就又松动了,也许会退回一锅粥。(对上「秩序」。)
七个词,一台洗衣机,全用了一遍。
这套书的一把尺子,是发现学和发生学之分。在洗衣机上也可以讲清楚。
假设有两个人站在那个楼道里,看着那张发白的「暂时停用」。
第一个人说:这栋楼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天生自私,公共的东西没人管,这是规律;我只不过把这条规律看出来了。——这是发现学的说法。它站在三块地基上:一,有一样东西本来就在那里(「人天生自私」「公地必然悲剧」);二,看的方法是中立的,谁来看都一样;三,看出来的道理可以一条条攒起来,越攒越多。
第二个人说:不是「本来就这样」。是这一年里,一次没人打电话、一次没人垫钱、一次新邻居不知道来历,一步一步走成了这样。换一片土——有物业、有值班表——它就走不成这样;再换一次回写——有人贴了那张表——它就又走回来了。——这是发生学的说法。它说:任何能被认出来、说出来、传下去的东西,都是在一片土里、沿着一条路长出来、稳下来的,而且会回头改那片土。
请注意一个容易掉进去的坑。发生学反对的不是事实,是「先在」。那台洗衣机坏了,是事实;纸条贴了一年,是事实;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有时间有地点,发生过就改不了。发生学反对的只是一种说法:有一个「本来的样子」在所有发生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只是把它显出来、或者把它重演一遍。
阿甘本站在哪一边?这正是本书最难、也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绝大多数地方,他坚定地站在第二个人那一边。他最恨「本来就这样」。他一辈子在做的事,就是去翻档案、翻辞书,查出每一个「本来就这样」背后的来历:法律怎么来的,主权怎么来的,治理怎么从神学家的讲稿里长出来的。
可是在一个地方,他悄悄走到了第一个人那一边。他查来历、查来历,查到最底下,从古罗马的辞书里挖出一个古词,然后说:就是这个。西方政治从一开头,就是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后面两千年,只是这个动作的一次次重演。——这就是前言里说的「往回,把一道长出来的裂缝挖成了地基」。用洗衣机来比:好比有人查这台机器为什么一年没修,一路查到这栋楼盖好那天,说「就是这里,这栋楼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公共的东西没人管」。查来历的刀,最后自己落成了一块「本来就这样」。
这套书的总原则,管这叫一个悖论: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拆成了发生,这叫解构;然后,今天的哲学家又偷偷地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一个新的发现,留给明天的人去学、去拆。阿甘本两半都做得极好:拆别人拆得极细,自己立起来的那块,也埋得极深。
还有一张图纸,这套书每本都用,这里也用大白话说一遍。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三样东西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
在洗衣机上看:「鼓」这个形状,是孩子们一下一下的敲(路),加上那个铁壳子、那个周末、那几双筷子、大人们笑着没管(土),一起长出来的。孩子们敲的节奏(路),又是被这个铁壳子能发出什么声音(形状)、楼道里的回音(土)一起带出来的。而这栋楼的土——邻里之间那点客气、那点隔膜——在那个下午也被这面「鼓」改了一点:大人们第一次一起站在楼梯上笑。
让这三样东西转起来的,是一台很简单的发动机,分三步。第一步,张力在积累:机器坏着,大家不方便,心里有点别扭,谁也不说。第二步,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某一天,退休电工闲着,换了一根管子。第三步,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那张表贴上墙,这栋楼从此多了一个「坏了找谁」的地方;然后,新的张力又会起来——比如,修理费到底谁出?
三条纪律,全书都守着: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形状是结算的地方,不是出发的地方;回写这一步最容易被漏掉。
最后一条,请记住。本书对阿甘本的全部批评,都从这里开始:他把前两步看得比谁都清楚,唯独第三步,他不许它发生。第三步不发生,土就不变;土不变,张力只能在老地方的两头之间来回——这就是全书那条因果链的第一环。
还有一样东西要交代:三块地。一件事,往往同时落在三块地上。脑子里想的——道理、规矩、制度,比如「公共财产谁负责」;手上碰的——身体、器具、地方、钱,比如那根二十八块的排水管、那个铁壳子;心里的「我、你、他」——记忆、身份、情绪、关系,比如刘阿姨贴纸条时的那点担心、新邻居的那点陌生。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这就是为什么「道理都懂,还是过不好」。
阿甘本的「赤裸生命」,用这三块地来看就很清楚:一个人被剥到只剩「活着」,是脑子里想的那一块(一切资格、身份、权利)被拿走了,心里的那一块(「我是谁」「我属于哪里」)也被拿走了,只剩手上碰的那一块里最薄的一层:一具还在呼吸的身体。本书第二十七章会讲,他把这三块地的剥落写成了「两种活」的对立,而三块地本来是一起长、一起落的。
每一本「普通人都能懂」都有一个总比喻。康德卷是一副眼镜,洛克卷是一张白纸和一枚章,叔本华卷是一只钟摆。这一本,是门槛。
门槛是阿甘本最爱的地方。他的书里到处是这样的位置:在法律里面又在法律外面,在人里面又在动物外面,在会说话和不会说话之间,在能做和不做之间。他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不可区分之区」——两样东西在那里混在一起,分不出你我。他写的每一个关键人物,都站在门槛上:可以被杀却不能被献祭的古罗马罪人,被剥得只剩活着的营地囚徒,只用不占有的修士,一句「我宁可不」的小说里的抄写员。
先说它对在哪里。
门槛确实是最要紧的地方。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那是最不稳当的一刻,也是一切新东西最有可能长出来的一刻。一个孩子在会说话之前的那段日子,一个人在辞职和新工作之间的那几个月,一个家在老人去世、新规矩还没立起来的那一阵——人在门槛上最像人。阿甘本把全部目光投向门槛,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很深的看见。这套书前面写到的大多数哲学家,都只看屋子里:已经长成的秩序、已经定型的概念。他是少数几个站到门口去看的人。
再说它错在哪里。有三处,正好对着本书要拆的三根梁。
第一处:门槛只在两间屋子之间才有。门槛这个东西,天生就是二元的:它一边是这间屋,一边是那间屋。一座房子如果只有两间屋,屋里的人就只能在两间屋之间来回,门槛就成了他唯一能停的地方。阿甘本的房子就是这样一座只有两间屋的房子——规矩与例外,有资格的活与光是活着,立与废。为什么只有两间?因为没有回写。回写会在房子里另起一间:一张可以往下写的表,一条半年一改的家规。这是第一根梁:拉锯当原样。本书要把它换成:两间屋是拉锯拉出来的,不是房子本来的样子;回写一次,就多一间。
第二处:门槛是一代一代人踩低的。一道老门槛,中间总有一块凹下去,那是几十年里一只只脚踩出来的。门槛有生长史,不是原初。阿甘本却常常把他找到的那道门槛——「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说成一开头就在那里的原样,或者至少说成没有外面的东西。这一处是第一根梁的另一面。
第三处:门槛是走过去的地方,不是住的地方。没有人在门槛上摆床。你站在门口,要么进去,要么出来;进去之后,屋子会因为你进去而重新布置一遍——这就是回写。阿甘本却让锯子停在正中:潜能最好一直是潜能,使用最好一直是使用,不要长成任何稳下来的样子。这是第二根梁:停锯当出口。本书要把它换成:回写当出口,一个可以修、可以往下写的定型。
还有第三根梁,藏在他的方法里。有的门槛后面是刑场,有的门槛后面是新房。他拿一个单例照亮一类——他叫它「范式」——这方法很好;可他拿来照亮全部的,常常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那一道:最黑的那一道。这是第三根梁:最黑一处当全部。本书要把它换成:一张拉锯的谱,从回写被彻底切断的地方,到回写便宜得像在冰箱门上贴一张纸的地方,排开来看。
一句话收住这个比喻:门槛是用来走过去的;走过去,屋子就会多一间。
阿甘本的术语很多,而且大多带着拉丁文或希腊文的来历。下面这张表先给一个预览:他的每个招牌词,大致对上这套书的哪把扳手,又差在哪里。后面各编会一个一个细拆。
| 他的词 | 大白话 | 大致对上 | 差在哪里 |
|---|---|---|---|
| 神圣人(homo sacer) | 可以被杀、却不能被献祭的人 | 形状被剥掉,土被切断 | 他把这一刀当成原初 |
| 赤裸生命 | 只剩「活着」这一件事 | 三块地剥到只剩身体最薄的一层 | 两种「活」本是一条光谱,被他切成对立 |
| 例外状态 | 「暂时」把规矩放一放,放成了一直 | 一条路 | 他把路写成了一台机器的原结构 |
| 被排除地包含 | 在里面又在外面 | 正在成形那一格 | 他把这一格当成了家 |
| 装置 | 一部手机:你用它,它也在做你 | 器具参与发生,器具不可消 | 出口只有停用 |
| 亵渎 | 孩子把报废的车钥匙当玩具 | 回写的前一半:还给土 | 还回去之后不再长 |
| 潜能 | 钢琴家不弹的时候,也是「会弹」 | 正在成形里的厚度 | 潜能会被一次次的弹练厚,他让它原封不动 |
| 使用 | 用久了的菜刀,也把手用出了茧 | 最接近回写的一处 | 没有接到记账和签收 |
| 生命的形式 | 一个人过日子的样子,不是贴上去的标签 | 形状和土分不开 | 只作理想,不给生长的路 |
| 无作 | 挂空挡:发动机转着,车不走 | 让定型松开 | 把松开当终点 |
| 范式 | 一张老照片照亮一个年代 | 形状的一种认法 | 一张照片被当成了全部 |
这张表里,左边四列是公道,最右一列是批评。本书的规矩是:每一处批评之前,先把他的看见写足。
读阿甘本的人,常常带着三个误会进来。先清掉,后面才读得顺。
误会一:他说「国家都是集中营」。他确实写过一句很出名、也很刺眼的话,大意是:今天西方政治的范式,不是城邦,而是营地。很多人读到这里就合上书,觉得他疯了。可他说的「范式」不是「一样」,是「一个照亮别的东西的例子」。他的意思不是「你住的小区就是集中营」,而是:营地是一个最干净的样本,在那里,「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这个动作不加任何掩饰地做到了底;拿它当镜子,可以照出日常制度里同一个动作的淡淡影子。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本书的批评不在「他说国家是集中营」——他没这么说——而在另一处:一面镜子照久了,镜子里最黑的那一格,会被当成屋子本来的样子(判决三)。
误会二:他反法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确实不信任一切「立法」的动作,也不信任革命之后新立的宪法。但他不是要大家乱来。他想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不靠「立」、也不靠「废」的活法——规矩像修士的袍子那样,被穿着、被用着,却不被当成谁的财产、谁的武器。这个想法离这套书很近。本书的批评不在「他反法律」,而在他把这种活法停在了一半:它不许长出任何能被记下来、能被修改的形状(判决一、判决五)。
误会三:他的「无作」就是懒,就是躺平。他说的「无作」,意大利文的原意是「不被派去干活」「不被一项工作占满」。他举的例子是安息日和节日:那一天,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的事不再为了某个外在的目的——吃饭不是为了干活,唱歌不是为了挣钱。他想的是:人能不能从「必须实现某个功能」里松开。这个想法很深,一点也不懒。本书的批评不在「他主张懒」,而在一辆挂着空挡的车:发动机在转,车不走;节日过完了,第二天怎么办,他不说(判决五)。
最后交代两件工具。
总钥匙是「暂时」这两个字。本系列福柯卷第六十六章说过一个很小的办法:遇到「暂时」,记下一个日期,到期回头问一句。本书把这个办法磨成三个问题,全书反复用。请留意第三问:它问的就是回写。
暂时,到什么时候?
到期了,谁来问?
问完了,记在哪儿?
楼道里那台洗衣机,前四拍一个问题也答不上:纸条上没写日期,没有人负责问,问了也没地方记。第五拍——那张表格——三个问题全答上了:写了修的日期,写了「坏了找四〇二」,留了一片空白给下一次往下写。
这三个问题,本书也拿去问阿甘本自己:他的「无作」,他的「停在门槛上」,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他答不上。答不上,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是因为在他的体系里,问这三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在立一张新表格了——而表格,正是他最怕的东西。尤其是第三问:问完记在哪儿?记下来,就是回写;而回写,正是他不许发生的那一步。
两行小账。导读里说过,每章末尾两行:第一行「开门还是关门,开的是哪一扇」;第二行「回写了没有——没回写,就还在哪一对上拉锯」。本导论也记一次,做个样子: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前四拍,他看见的是一台机器怎样在一条路上一步步变成别的东西——形状、路、土全看见了。
回写了没有:没有。前四拍一直在「能用/停用」「归谁/不归谁」之间拉锯;第五拍那张可以往下写的表,他不肯贴。
这套书有一条总原则: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发生对发现的替代历史。每一位哲学家都是这部历史里的一环,一环里有两半。前一半叫解构:他去查昨天那块「本来就在那儿」的东西,查出它有出生日期、有土、有路。后一半叫悖论:他自己站的那块地方不受追问,他把自己的发生又打造成一块新的「本来就在」,交给明天的人去学、去批。
阿甘本这一环,两半都很清楚。
先看解构。他替掉了两块前人的磐石。一块是施米特的「决断」:施米特说,谁在例外时刻拍板,谁就是主权者,那一拍是一切秩序的起点,本身不需要来历。阿甘本把这一拍查成了一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拍板的人,是被一台「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的机器摆到那个位置上的。另一块是他老师辈的福柯留下的:权力无所不在。《否定序列》讲福柯那一环时说,这盏探照灯被好几个人查过,阿甘本查的是照明范围——他嫌福柯只照到十八世纪,一路往下挖到中世纪神学家怎样讨论上帝「管家」,说今天的治理技术,是从那里长出来的。挖出来历,就是撤掉免检:一样东西有了出生日期,就不能再装作从来就在那里。
再看悖论。他挖到最底下,立起了两块自己的磐石——都是不回写的结果。一块在起点:他拆来拆去,拆到底剩下的总是一对,这一对来回拉了两千年,他就说「从一开头就在」——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是西方政治的原初结构。这就是王德生博士说的「发生的二元发现」。福柯说权力「无所不在」,那是空间上的免检,四面八方都是它,所以找不到它的外面;阿甘本说它「从一开始就在」,这是时间上的免检,一路回溯都是它,所以找不到它的出生。另一块在终点:「无作」——让机器停转,是唯一的出口,而停转之后怎样,不必再交代。《否定序列》清点过偷运走的几条通道,其中一条叫「终点偷运」:给一个发生的故事装上剧终页码。阿甘本两头都装了页码,一头写着「第一页:原初」,一头写着「最后一页:停」。
从时间上说,他落在《否定序列》三十环里的第二十九环罗蒂(一九七九年)和第三十环梅亚苏(二〇〇六年)之间,本人不在三十环里。从传动上说,他是从两条裂缝里长出来的:一条是他老师海德格尔那一环的裂缝——那一环的接缝词,是一个比较级:「更原初的」;另一条是福柯那一环的裂缝——接缝词是「无处不在」。阿甘本把「更原初的」接过来,一直追到了最原初;把「无处不在」接过来,挖成了「从一开始就在」。
这两块磐石各落在他哪一句话、哪一个词上,本书第三十、三十五两章会拿他自己的文字对质。先说一句公道话:他的书里常常带着很谨慎的语气,「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限定语,本书一个也不许读漏。抓不到他亲手把正在成形的东西宣布为定型的那一个词,本书就只说「这是本书的解读」,不说「他在这里偷运」。
这套书拆每一位哲学家,都走同样的七步。先把七步在阿甘本身上的样子预告一遍,读者心里有张地图。
第一步,列「看见」。他亲眼看见发生的地方,本书列了二十处:潜能里包含「能不」;孩子在会说话之前的那段经验;例外怎样一步步沉成常态;「资格」是被做出来的;一个人的身份从出生登记里长出来;「暂时」的地方被画进地图;器具在把人做出来;把东西还给游戏;主体在使用里被自己的动作改变;日子和它的样子分不开;一句誓言的约束力来自一次次说出它;治理从神学的家政里长出来;掌声是统治的一部分;见证的恰恰是不能见证的人;羞耻是人被交给自己的那一刻;正在结束的时间有它自己的路;真正同时代的人看得见时代的暗处;人和动物的边界是一台机器不断生产出来的;概念身上带着来历的印记;一个单例可以照亮一类。二十处,分散在各编,每一处都写清楚:他看见了什么,差的是哪一步,那一步走过去会是什么。
第二步,给「收回」起名字。二十处看见旁边,各配一处收回;收来收去,是同一个动作。王德生博士给它起的名字是二元禁锢,病因是不回写:长出来的东西不许沉回去,发生就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拉锯又被当成了原样。
第三步,写一个定位式。用大白话说:形状是路和土长出来的,他写出来了——资格是被做出来的;路在走,他也写出来了——暂时成了一直;唯独「土被长出来的东西改写」这一条,他不肯写,土在他那里只被剥,不被养。少了这一条,张力无处沉淀,只能在两极之间来回,产出只有两种:被一头捕获,或者悬在正中。
第四步,追病根。他为什么非这样不可?本书第一、二编给出几条:一个法学出身的语文学家,习惯从词根里找原样;两位老师,一位追问「本源」,一位梦想一种「让历史停下来」的时刻;他成长的那个意大利,经历过运动的高潮和失败,亲眼看见每一次「新立的」都变成了新的压迫;还有二十世纪那一处最黑的地方,让一切温和的说法都显得轻佻。病根不是用来定罪的,是用来理解的:他那片土里,长不出第五拍。
第五步,拿他的一生对照他的学说。这是全书最动人的一处反差:他的学说说出口只有停下,他的一生却是一串不停的使用和编辑——演电影里的使徒,编别人的遗稿,在别人的文字上加一笔、改一笔,把一部没人读懂的旧书重新排印一遍。编辑正是回写。他一辈子在做第五拍,只是不许自己的哲学写第五拍。
第六步,保底。每一处批评都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先透露一条:当一套秩序正在借「暂时」悄悄固化,而被排出去的人没有任何开口、签字、记账的地方时,他的诊断一点不差。他错的,只是把这个条件当成了一切。
第七步,压判词,给推翻条件。判词已经亮过相。推翻条件也先写在这里:如果在他任何一本主要著作里,长出来的东西——使用、生命的形式、共同体——被正面写成可以定型、可以沉回去改写那两极,并且被他当成正题,而不是一句余论,那么判词就要收窄。本书写到第五十一章和第六十六章时,会回来报账。
带走的话那台洗衣机在楼道里停了一年,被当成台子、被敲成鼓,都是真的;最后有人换了根管子、贴了一张可以往下写的表,也是真的。阿甘本把前四拍的拉锯写成了一部西方政治史;这本书要替他写那第五拍——回写。
本编八章,写阿甘本这个人。
写法和后面各编不同:后面是拆他的书,这里是看他的一生怎样一步一步长出来。每一章抓一段土、一次撞击、一个长出来的样子。第一章写罗马和一篇关于西蒙娜·薇依的法学论文;第二章写一九六四年他在帕索里尼电影里演使徒腓力;第三章写他两次去听海德格尔的研讨班;第四章写伦敦瓦尔堡研究所的那段图书馆岁月;第五章写他作为编者的一生,尤其是本雅明的遗稿;第六章写二〇〇四年他拒绝按指纹、不去美国;第七章写二〇二〇年以后那场争论,和世界怎样写回他;第八章把前七章收成一张人生序列表,每一步都问一句:回写了没有。
本编要给判决一、判决五提供第一批证据,也要立起全书最重要的一处反差: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他的学说不许回写。
还要先说一句:他在世,关于他私人生活的公开材料很少。本编只写可以核对的公开事实;拿不准的,标「待核」;凡属本书的解读而不是史实的,照 SDE 的看法说,并且写明。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学的是一样东西,心里想的是另一样。
填志愿时,家里说学法律稳当,你就去学了法律;四年里你把条文背得滚瓜烂熟,毕业论文却偷偷写了一个和法条不太相干的人——一个诗人,一个怪人,一个你在图书馆角落里偶然碰上、从此放不下的人。很多年以后回头看,你会发现:真正在你身上长出来的,恰恰是那个「不务正业」的题目。而那四年背下的条文,也没有白背,它们换了一种方式,一直跟着你。
阿甘本的二十来岁,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他一九四二年四月生在罗马。那时意大利还在战争里,第二年,墨索里尼倒台,德军占领罗马;再过一年,盟军进城。他的童年,是在一座刚从战争和法西斯统治里走出来的城市里度过的。〔核:生年月日;家庭细节不详,不写〕
他长大的五六十年代,是意大利所谓的「经济奇迹」:工厂、汽车、电视机、新盖的公寓楼,一个农业国家在十几年里变成了工业国。罗马同时是另一种中心:电影的中心,诗人和小说家的中心。一个年轻人在那座城里,一边是法学院里的罗马法和民法典,一边是咖啡馆、书店、电影片场里那一群写诗、拍电影、画画的人。
他进了罗马大学,学的是法律。
这一点请记住,后面要反复回来。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学的第一课是:画一条线,分出里外。法律是一套分类的机器。它把行为分成合法与不合法,把人分成有资格的与没资格的,把东西分成你的与我的。它最拿手的动作,就是画一条线,把一些东西放在里面,把另一些放在外面。几十年以后,阿甘本一生最出名的那个判断——「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说的正是这台分类机器在它的边上做的事。他后来不在法学院教书,可他看世界的第一副眼镜,是在法学院里配的。
一九六五年,他交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西蒙娜·薇依的政治思想。这篇论文没有出版。〔核〕
薇依是谁?一个法国女人,一九〇九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只活了三十四岁。她是哲学教师,却专门请假去工厂流水线上做了一年女工,想亲身知道「被当成零件」是什么滋味;西班牙内战时她跑去前线;二战时她流亡到英国,拒绝吃得比被占领的法国同胞更多,最后死在一家疗养院里。她身后留下一大堆笔记和短文,由朋友们整理出版。
薇依的政治思想里,有两样东西,后来在阿甘本那里都长成了大树。〔以下是本书的解读:论文未出版,这里只能从薇依本人的文字和阿甘本后来的著作两头对照,推断这篇论文可能在想什么〕
第一样,是她对「权利」这个词的怀疑。薇依晚年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一个人被伤害的时候,从他心底喊出来的,不是「我的权利被侵犯了」,而是一声更低、更赤裸的「为什么要伤害我」。权利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词,是市场和法庭上的词;而那一声低低的喊,才碰到了人身上真正不可侵犯的东西。她还说,比起「权利」,人更需要的是「义务」——先有人对你负责,你的权利才有着落;一张宣言写满了权利,却没写谁来负责,那是一张空头支票。
请把这一样和四十年后阿甘本读阿伦特的那一章放在一起:人权宣言说人人生而有权利,可一个人一旦失去了国籍、失去了一切身份,只剩下「是一个人」这一件事的时候,恰恰是他的权利最没有着落的时候。这正是阿甘本「赤裸生命」这个判断的一条根。
第二样,是她说的「神圣」。薇依用「神圣」这个词,指的不是教堂里的东西,而是人身上那个不能被归入任何身份、任何名字的部分——不是「你是教授」「你是工人」,而是你身上无名的、非个人的那一块。
阿甘本三十年后写《神圣人》,用的也是「神圣」这个词,意思却几乎反了过来:在他那里,「神圣」的人是一个被排出一切保护、可以被随便杀掉的人。同一个词,在薇依那里是人身上最不可侵犯的东西,在阿甘本那里是人被剥到最赤裸时的那个处境。这两种意思在同一个地方碰头:都是「一个人身上的一切资格被拿掉以后,还剩下什么」。薇依说剩下的是神圣,阿甘本说剩下的是赤裸。〔本书的解读〕
一个二十三岁的法学生,在一大堆可以写的题目里,挑了一个死于饥饿的法国女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往哪里看。
他没有挑一部法典,也没有挑一位法学大家。他挑的是一个亲身走到了分类机器边上去的人:她自愿去做一个被当成零件的人,自愿去吃被占领者的口粮,自愿站到「有资格的人」的外面去看。这是一次很真的选择。后来阿甘本一生盯住的,始终是分类机器边上的那一格——那些被排在「大家」之外的人。这个目光,在一九六五年已经有了。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薇依对「权利」的怀疑,今天读来依然锋利。多少人手里握着一张写满权利的纸,却找不到一个负责的人。阿甘本从这里起步,起得很高。
这套书的七个词,在这一章里可以这样用。
土:战后的罗马,一个刚从法西斯统治里出来、正在飞快工业化的国家;一座法学院,一套教人「画线分类」的训练;一群写诗拍电影的朋友;一个死去二十多年、笔记陆续被整理出版的法国女人。这几样东西缠在一起,推着一个年轻人。
路:从法条到薇依,是他人生路上第一道明显的不同。他没有扔掉法条——他把法学院里学到的「线在哪里」这个问题,带到了一个站在线外面的人身上。
形状:一篇没出版的论文。一个还站不稳的形状,一个「正在成形」的题目:人被剥掉一切资格以后,还剩下什么?
这一章要记下的是:他一生最大的那个问题,是在法学的分类机器和一个自愿站到机器外面的女人相撞时长出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后来在古罗马辞书里「发现」的。它有生日,差不多就在一九六五年前后;有土,就是上面那几样。
这件事对全书很要紧。本书第四编会看到,他后来把「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说成西方政治从一开头就有的原样。可是在他自己的一生里,这个问题明明是长出来的——在罗马,在一篇法学论文里,在他和薇依的相遇里。他的一生,恰好是他学说的第一个反例。
薇依还有一个词,后来很多人都记得:专注。她说,学生做功课,真正要练的不是解出某一道题,而是那种把心完全放在一件事上、耐心地等它显出来的能力;她甚至说,这种专注,是一切爱与祈祷的底子。〔核:薇依《论学校功课之正当运用》等文大意〕
请把这个词和阿甘本后来一生的姿态放在一起:在门槛上站得很久,不急着让一样东西定型,耐心地看它怎样显出来。本书第七十四章说,要向他学「在门槛上的耐心」;这份耐心,也许从他二十三岁读薇依时就开始了。〔本书的解读〕
可是薇依讲专注,还讲了一件事:一个学生做错了一道题,要回头去看自己错在哪里,把这个错当成一件礼物,好好地看它。〔转述〕专注之后,还要回头看——这正是回写的一小步。阿甘本接走了专注的那份耐心;那份「回头看自己的错」,在他的学说里很少出现。
那篇写薇依的论文没有出版。可是本书想说,它也有它的「来世」。
一个人二十三岁写下的东西,常常不会消失:它会在他后来的书里,一次一次地冒出来,换了样子。本书第二十二章说,他五十一岁写巴托比时,用了一个薇依晚年用过的词;本书第二十九章说,他读人权宣言时,想的正是薇依怀疑过的那个「权利」。〔本书的解读〕
一篇没出版的论文,就这样被它的作者一次次地回写:不是出了第二版,而是在后来的每一本书里,留下了一点它的影子。这是一个人思想内部的回写;它的方向,本书第二十二章说过,常常是往回的。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在的用法。
你心里最放不下的那个问题,是哪一年长出来的?是在什么样的土里、和什么样的人或事撞出来的?
一个做了二十年财务的人,总在问「这笔钱到底算谁的」;一个带了十五年毕业班的老师,总在问「成绩单外面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样」;一个在医院陪护过父亲的人,从此看什么都先问「谁在负责」。这些问题都很真,也都有来历。
试一件小事:拿一张纸,写下你最常问自己的那个问题,然后在旁边写三行——它大概是哪一年开始的;那时候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正在经历什么;它第一次冒出来时,是什么样子。
写完你会发现两件事。一件是:这个问题不是你「天生」就有的,它有生日。另一件是:知道了它的生日,你就不必把它当成世界本来的样子。它是你的一段路,很珍贵,但它是一段路。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有生日、有土,他的一生在这里给出了第一个证据。
回写了没有:回写了。法学院的那条线,撞上一个自愿站到线外的人,长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沉回去,改了他后来读一切书的眼睛。只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一对——线里与线外。
带走的话阿甘本一生的那个问题——人被剥掉一切资格以后还剩下什么——是在罗马的法学院里、在一个自愿站到线外面的法国女人身上长出来的;它有生日,这本身就是他学说的第一个反例。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被人拉进一件本来不是你的事里。
表哥结婚,伴郎临时缺一个,你被推上去,穿一身不合身的西装,站在台上。学校排节目,一个同学病了,老师让你顶上,你在台上念了一段自己也不太懂的台词。那一天你并不是主角,可是很多年以后,你偶尔会想起那天台下的灯光、台上那几句词,想起你站在别人的故事里、替别人说了一句话的那种感觉。
阿甘本二十二岁那年,就被拉进了这样一件事:一部电影,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角色。
一九六四年,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拍了一部电影:《马太福音》。〔核〕
帕索里尼是个怪人。他公开说自己不信教,政治上站在左边,在当时的意大利惹过不少官司;可他偏偏要把《新约》里的《马太福音》原原本本拍出来——台词几乎全部照搬经文,不加一句自己的话。他把片子献给了刚去世不久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核〕
更怪的是他选演员的办法。他几乎不用职业演员。演耶稣的,是一个来意大利的西班牙大学生;演年老的圣母马利亚的,是帕索里尼自己的母亲;门徒们,多是他的朋友——诗人、作家、知识分子,还有从南方乡下找来的农民和手艺人。拍摄地点不在耶路撒冷,而在意大利南部最穷的那些石头城和荒山里。〔演员与外景的具体名单待核〕
阿甘本演其中一个门徒:腓力。
他在片子里的戏份很少,几个镜头,几句话。他当时是罗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出入罗马的文学圈子,和帕索里尼那一群人来往——就这样被拉进了这部片子。
这件小事本身不是哲学。可是请你把它放在阿甘本后来的书旁边看。
三十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整本书读保罗的一封信(《剩余的时间》);又写了好几本书,读中世纪的神学家、修会的规章、弥撒的礼仪。他后来最看重的一个词叫「使用」:一样东西,不是拿来占有,而是拿来用;用的时候,用的人和被用的东西都在变。他还有一个词叫「亵渎」:把被供起来、被圈起来的东西,还给普通人去用、去玩。
一九六四年的那个片场,恰恰就是这样一次「使用」。一部被供了一千九百年的圣书,被一个不信教的导演拿来,放进意大利南方的穷乡僻壤,交给一群外行去念。经文一个字没改,可是它被放进了一片新的土:石头房子,农民的脸,一九六〇年代的意大利。它还是那个故事,又不再是那个故事。
这件事对年轻的阿甘本意味着什么,他后来很少公开说起,本书不替他编。〔待核:他本人对这段经历的公开回忆〕本书只记下一件事实:他一生中最早的一次「使用」,是亲身站进去的,不是在书里读到的。
用这套书的七个词看这件事。
土:一九六〇年代的意大利——经济奇迹,天主教会刚开完一次大公会议,左翼知识分子和教会之间既对立又对话;罗马的文学圈子;南方的贫穷。
路:一本古书→一个不信教的导演→一群外行演员→南方的石头城→一部电影。一步一步,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一点不同。
形状:一部电影。它长出来了,而且定了型——剪好了,上映了,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了奖。〔核〕
回写:这一步最值得看。这部电影定型以后,并没有「捕获」谁。它沉回去,改了那片土:很多人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一个穿着粗布、脾气很急、走在穷人中间的耶稣;教会里有人夸它,左翼里也有人夸它;一本古书被重新读了一遍。长出来的东西定了型,又回头改了土——这就是回写,而且是一次好的回写。
请记住这个片场。本书第五十三章讲他的「亵渎」时要回到这里:他后来把「亵渎」写成把东西从神圣那一边拿回来、还给游戏和使用,写得极好;可他写到「还回来」就停了。一九六四年的这部片子多走了一步:还回来以后,它又长成了一部新的作品,这部作品又回头改了人们读那本古书的方式。他亲身站进过一次完整的回写,后来写书时,只写了它的前半段。
一个人二十出头时身边站着谁,常常比他读了什么书更能说明他往哪里长。
阿甘本年轻时在罗马来往的那一群人,是意大利战后文化最活跃的一片土:写小说的、写诗的、拍电影的、办出版社的。后来,他在意大利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当过一阵顾问,和小说家卡尔维诺一起筹划过一份杂志;他的朋友和合作者里,有奥地利女诗人巴赫曼,有法国作家克罗索夫斯基,有写《景观社会》的德波,还有后来的南希、德里达、奈格里、利奥塔。〔核:据多种生平介绍〕
请注意这片土的一个特点:这些人几乎都是「做东西的人」。小说家做小说,导演做电影,出版人做书,德波甚至把一整个社会叫作「景观」,然后亲手拍电影、办刊物去拆它。一群做东西的人,最懂的一件事是:东西做出来以后,会回头改做它的人。一本小说写完,作者就不再是写它之前的那个人了。
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在这样一片土里长大。他后来一辈子写「使用」,写「亵渎」,写「生命的形式」——这些词的底色,都是这片土给的。本书要问的只是:这片土里最要紧的那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人——为什么进了他的手,没进他的学说?
帕索里尼拍《马太福音》,几乎不用职业演员,这个选择本身值得一想。
职业演员会「演」:他们带着一套现成的表演方法,演谁都能演得像。外行不会演,他们只能带着自己的脸、自己的口音、自己的土站到镜头前:南方农民的皱纹,诗人朋友的书生气,导演母亲那张经历过丧子之痛的脸。〔据电影史常见评论概括〕一部古书,被这些人的脸和土一照,就长出了一个新的样子。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回写:不是演员去贴合那本古书,而是演员身上的土,回头改了那本古书在银幕上的样子。阿甘本自己,也是那片土里的一个人——一个罗马的法学生,带着他自己的脸,演了一回腓力。
那部《马太福音》,后来还有它的第二次生命。
几十年里,它被一次次重映、修复、配上新的字幕,被不同国家的观众看见;有的影评人重新评价它,有的导演说自己受了它的影响。〔本段为一般概括〕一部电影拍完、上映,不是它的终点;它会被后来的人一次次地看、说、修,一次次地长出新的意思。
阿甘本在里面演过一个门徒。这部电影的一次次重映,也让他那几个镜头,一次次地被人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一部古书里的样子,被一代一代的观众回写。
那些被拉进别人故事里的时刻,常常比我们以为的更重要。
一个被拉去当伴郎的年轻人,第一次站在一个家庭的仪式中间,看见一对新人怎样被一群亲戚「做」成夫妻——敬茶、改口、交红包。一个替病了的同学上台的孩子,第一次念出一段别人写的台词,发现这段台词从自己嘴里出来,变了一点味道。
这些时刻有一个共同点:你在用一样不是你的东西——别人的仪式、别人的台词——可是你一用,它就有了你的样子;而你,也被它改了一点。
试一件小事:回想一次你「被拉进去」的经历,写下三行。第一行,那是一件什么事、谁的事;第二行,你在里面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第三行,这件事后来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一个习惯,一个问题,一种对某类场合的熟悉。第三行写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一次的回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部古书被拿来用,放进新土,长成新形状——他一生第一次站进「使用」的现场。
回写了没有:回写了。片子定型以后又回头改了人们读那本古书的方式;只是他后来写「亵渎」,只写到「还回来」为止。
带走的话二十二岁那年,他在帕索里尼的镜头里站进了一次完整的回写:一本古书被拿来用、长成新作品、又回头改了读它的人;后来他写书,只写了前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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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遇到过一位让你一下子看见另一个世界的老师。
他讲的东西你当时并没全懂,可是从那以后,你看什么都带着他的一点影子。过了很多年,你发现自己说话的腔调、想问题的顺序、甚至挑书的眼光,都有他的痕迹。你也会发现:你后来最用力反对的东西,常常正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阿甘本二十四岁和二十六岁那两年,遇到了这样一位老师。
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八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两次来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一个小镇勒托尔,给一小群人开研讨班。第一次读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第二次读黑格尔。阿甘本两次都在。〔核〕
这些研讨班是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张罗的。夏尔住在附近,他和海德格尔是朋友。来的人不多,多是法国的哲学教师、翻译者,还有几个年轻人。〔参加者名单待核〕讨论常常在户外,在橄榄树下、在乡间的屋子里。〔场景细节据参加者回忆,待核〕
那时候的海德格尔快八十岁了。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一九二七年一本《存在与时间》让他名满天下,一九三三年他当上纳粹治下的大学校长,这件事让他的名字一辈子洗不干净。本系列海德格尔卷为此单列了一编,照实写他的盲区。
一个罗马来的法学毕业生,坐在这样一个人对面,听他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古希腊文。
说阿甘本从海德格尔那里带走了什么,一章说不完。本书先点三样,后面各编会一样一样回来。
第一样,是「潜能」这个问题。海德格尔一辈子回头读亚里士多德,读他怎样讲「能」与「成」。阿甘本后来写了他最深的一篇讲演:真正的潜能里包含着「能不」(本书第二十二章)。这个问题的根,扎在这一路读法里。
第二样,是一种追问的姿势:往下挖,往前追,追到「更原初的」那一层。本系列的《否定序列》讲海德格尔那一环时说,他那一环的接缝词正是一个比较级——「更原初的」。阿甘本学到了这种挖法,而且挖得比老师还深。
第三样,是「敞开」这个词。海德格尔说,人是向世界敞开的,动物则被困在自己的环境里。三十多年后,阿甘本写了一本书就叫《敞开》,专门拆老师这一句:他说,人和动物之间那道线,不是本来就在的,是一台机器一遍又一遍划出来的(本书第五十五章)。
学生最用力反对的东西,正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阿甘本后来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本雅明的思想,是让他得以从海德格尔那里活下来的解药。〔核:此语见于多种介绍,原出处待核〕
本雅明是另一位德国人,一九四〇年在逃离纳粹的路上死在法西边境。他和海德格尔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相反:海德格尔往下挖「本源」,本雅明盯着历史的碎片;海德格尔讲「存在」,本雅明讲「中断」——让历史这列火车停下来的那一刻。
一位老师往深处挖,一位老师要让一切停下来。阿甘本一生的思想,就在这两位老师之间长出来。本书第十编之前还会多次回到这一对。
这里只先记下一个很要紧的观察。两位老师各给了他一样东西:海德格尔给了他「往最原初处挖」,本雅明给了他「让它停下来」。本书的根——他把拉锯当成了原样、出口只剩停锯——这两半,恰好一半来自一位老师。〔本书的解读〕
说老师和学生的分别,最好的办法是看他们读同一个例子。
二十世纪初,有一位德国生物学家叫于克斯屈尔,他描述过一种蜱虫的世界:这只小虫没有眼睛,它的世界里只有三样东西——哺乳动物皮肤散发的一种气味、一定的温度、皮毛的触感。它爬到树枝上等,闻到那种气味就松开掉下去,落在温热的皮上,钻到没毛的地方去吸血。据说实验室里有一只蜱虫,在没有任何这三样东西的环境里活了十八年,一动不动。〔核:此例见于阿甘本《敞开》讨论于克斯屈尔的一章,原始实验细节待核〕
海德格尔读过于克斯屈尔,他从这里说:动物被困在自己的这几样东西里,它的世界是「贫乏的」;人不一样,人向整个世界敞开。
阿甘本在《敞开》里也停在这只蜱虫面前,可他看出的是另一件事:那只在实验室里一动不动活了十八年的蜱虫,是和它的世界断了联系的蜱虫;它恰好处在一种「既在又不在」的悬停里。他由此去拆老师那条人与动物之间的线:这条线不是自然的,是一台「人类学机器」一次一次划出来的。
老师在蜱虫身上看见一道线,学生在蜱虫身上看见一台划线的机器。这是学生真正走出的一步。
可是请留意学生看中的那一刻:十八年,一动不动,悬在那里。他最动心的,是那只蜱虫停下来的状态。本书第五十五章会回到这只蜱虫,问一句:一只蜱虫真正的一生,是爬、等、落、吸、产卵,是一条一步一步和它的世界相互改变的路;为什么打动他的,偏偏是它悬停的那十八年?
先还公道。
海德格尔这位老师,本系列判过:他看见了存在就是显露,却把秩序阶段的脚手架误认为地面。阿甘本在最要紧的一处,比老师看得准:他不把定型那一端当地面。老师说「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人的基本结构,学生说,慢着,先看看这个「人」是怎样被一台机器从动物里划出来的。老师看的是长好的房子,学生站到门口去看。这是真正的一步。
他从本雅明那里学到的「停下来」,也不是懒。本雅明说的停,是在一列冲向灾难的火车上拉下紧急制动闸。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叶长大的欧洲人,对「一直往前开」有这种警惕,一点也不奇怪。
用七个词看这两次研讨班。
土:六十年代的普罗旺斯,一位诗人的好客,一位老哲学家洗不掉的一九三三,法国战后的哲学圈子;还有一个罗马青年手里那套法学的分类训练。
路:法学→薇依→海德格尔。每一步都往更深处走一点:从法条,到法条外面的人,到「人」这个词本身的来历。
形状:此时还说不上有什么形状。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他还没写出自己的书。他带走的,是一个正在成形的东西:一种挖法。
这一章要看清的是一件事:本书的那把尺子,量的正是他从这两位老师那里接过来的两样东西怎样接在了一起。
师生两人,各把光谱的一头当成了地面。本系列海德格尔卷判老师把定型那一端的脚手架当地面;本书判学生把拉锯经过的那个正中——门槛——当成了唯一能停的地方。一个停在定型那头,一个停在正在成形那一格。他们都没有走完 SDE 发动机的第三步: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土,然后在新的土上起新的张力。老师不让已经长好的东西松动,学生不让正在长的东西定型——两个方向相反的动作,拦下的是同一步:回写。〔本书的解读,第七十四章画分界线时回来核〕
勒托尔的那几次研讨班,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一笔:它们是怎样留下来的。
据参加者说,每一次讨论,都由参加的人轮流做记录;这些记录,后来经过整理,出版成书,今天的研究者还能读到海德格尔当年在橄榄树下说了什么、别人问了什么、他怎样回答。〔核:勒托尔等地研讨班记录后以《四个研讨班》为题出版,细节待核〕
一群人坐在一起,一个说,一个问,一个记;记下来的东西,被后来的人读到、引用、争论——这正是本书一路说的回写的样子:一段时间,一群人,有记录,有下一版。
阿甘本年轻时,坐在这样一个回写的现场里。他后来的学说,却不太谈这件事。
一个学生,最后总要离开老师。离开有几种样子。
一种是背叛:把老师说的全推翻,另起炉灶。一种是守成:老师说什么,一辈子照着讲。还有一种,是接着写:把老师最好的东西拿过来,在上面加自己的一笔,并且说清楚哪一笔是老师的、哪一笔是自己的。
阿甘本离开海德格尔,走的大体是第三种:他接过「敞开」「潜能」这些词,又在上面改出了自己的东西(第五十五章)。可是他接着写老师的时候,也接过了老师那种「往最原初处挖」的姿势——这一笔,他没有改。〔本书的解读〕
一个学生怎样离开老师,常常决定了他的思想会长成什么样子。
两位老师拉着你往两个方向走,这件事很多人都经历过。
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一个师傅说「规矩就是规矩,照做」,另一个师傅说「别被规矩框住」。一个读研的学生,导师说「往深处挖,挖到根上」,另一位老师说「别挖了,停下来看看你在干什么」。很多人一辈子在两位老师之间来回,今天听这位的,明天听那位的。
来回本身不坏。坏的是只来回。试一件小事:写下你心里那两位「老师」各说过的一句话,然后写第三行——你自己在两句话之间长出来的做法是什么?不是「这次听甲的,下次听乙的」,而是一条只属于你的、从两句话里长出来、又能回头改你对两句话理解的做法。写得出第三行,你就不是在两位老师之间拉锯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从海德格尔那里接过了潜能、追问与「敞开」,而且比老师更早一步站到了门口。
回写了没有:没有。他在两位老师之间长出了自己的路,可是两样东西接在一起——往最原初处挖、让它停下来——恰好拦住了回写。
带走的话海德格尔给了他「往最原初处挖」,本雅明给了他「让它停下来」;两样接在一起,恰好是本书的判词——把拉锯当成原样,出口只剩停锯。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在一个书架前面站了很久,本来是去找一本书,却被旁边那一本勾走了。
你要找一本讲宋朝瓷器的书,旁边放着一本讲茶的书;你翻开茶,又被书里提到的一幅画勾走;等你走出图书馆,手里拿的三本书,一本也不是你原来想借的。回家一想,这三本书连起来,恰好回答了一个你原来没想到的问题。
有一座图书馆,就是专门为了让这种事发生而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阿甘本在那里待了一年。
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阿甘本在伦敦的瓦尔堡研究所做研究员。〔核〕
这座研究所的底子,是德国汉堡一位银行家的儿子阿比·瓦尔堡的私人藏书。瓦尔堡是个艺术史家,一辈子追一个问题:古代的图像——一个飘动的衣角、一个悲伤的手势、一个星座里的神——怎样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一次次「复活」,被中世纪的画家、文艺复兴的画家、甚至现代的邮票和广告重新拿来用,每用一次,意思都变一点。
他的藏书有一条著名的规矩,后来被叫作「好邻居」:一本书旁边放什么书,不按作者字母、不按学科门类,而按「这本书最需要哪一本当邻居」。而且,随着他的问题变了,书架就要重新排。他的藏书一辈子在搬家。〔核:瓦尔堡图书馆的「好邻居」排架法与不断重排,为公认史实〕
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这批藏书被运到伦敦,后来成了伦敦大学的一个研究所。〔核〕
阿甘本在这里读中世纪的爱情诗、医学书、魔鬼学,读瓦尔堡留下的那套没完成的图像地图集——几十块黑色展板,上面钉满了从古到今的图像照片,瓦尔堡不停地换、不停地重排。他后来写了一篇长文讲瓦尔堡,说他做的是一门「没有名字的学问」。〔篇名与年份待核〕
在这段岁月里,阿甘本写出了他早期最重要的一本书:《诗节》,一九七七年出版。〔核〕
书名取自意大利语里的一个双关:「诗节」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房间」「住处」。中世纪的诗人说,一首诗的一节,就是给心里那样东西留出的一个房间。
这本书追的,是一种心里的姿势:想要一样东西,又同时知道它够不着;把它抱在怀里,又同时觉得它已经丢了。中世纪的人把这叫忧郁。阿甘本说,忧郁的人是把一样还没失去的东西,当作已经失去来哀悼——这样一来,他反倒以某种方式「拥有」了它。他还读了中世纪情诗里的「幻象」:爱人不是直接爱那个人,而是爱心里那个人的影像。〔本段是对原书大意的转述〕
请把这本书放在阿甘本后来的书旁边。拥有与失去,在里面与在外面,够得着与够不着——三十岁出头的他,已经在找两头之间的那一格了。《诗节》是本书第十七章的主场。
《诗节》讲的东西,其实离普通人很近。
一个刚失恋的年轻人,会一遍一遍地写信,写完不寄;会一遍一遍地翻旧照片,每翻一次心里都疼一下;会在街上看见一个相似的背影,愣在那里。他爱的,已经不完全是那个人了,而是心里那个人的样子——那个样子他可以随时拿出来,抱着,哭着,好像那个人还在,又好像早就不在了。
中世纪的诗人和医生,把这种状态描述得很细:爱人不是直接爱对方,而是爱自己心里的「幻象」;忧郁的人是把一样还没失去的东西,提前当作已经失去来哀悼,于是反倒一直抱着它。阿甘本在《诗节》里把这些老文献一篇一篇翻出来,说这里藏着西方人对待「够不着的东西」的一整套办法。
这本书写得很美。本书只提一件事:那个写信不寄的年轻人,还有另一条路——把信寄出去,或者把这段日子写成一篇东西,给后来的自己看。前一种办法让他一直抱着那个幻象,在「拥有」和「失去」之间来回;后一种办法让这段日子长成一样东西,沉回他的一生里,改了他以后爱人的方式。前一种是拉锯,后一种是回写。《诗节》写尽了前一种。
这一年给他的,是一种终身的写法。
瓦尔堡教会他:一个图像、一个词、一个手势,可以把一整个时代照亮;你不必把所有材料排成一条长长的因果链,你可以拿一个小东西,像拿一块水晶那样对着光转,让它的每一面映出一片天地。阿甘本后来把这种写法叫「范式」:拿一个单例,照亮一类。本系列导读里说过,这是一种很好的认法——它不靠归纳也不靠演绎,靠的是一个东西自己显出来的样子。
还有一样:瓦尔堡一辈子追的,是图像怎样一次次被后人重新拿来用、每用一次意思就变一点。这是一门关于「来历」的学问,一门关于「用」的学问。阿甘本后来说一切概念都带着来历的印记,说「用」比「占有」更根本,这里都有根。
这一年给他的写法,他三十多年后才正式说清楚。二〇〇八年,他写了一本讲方法的小书《万物的签名》,第一篇就讲「范式」。
他说,范式是一种既不靠归纳、也不靠演绎的认识,它靠类比,从一个单例走到另一个单例。它不先假定有一个「类」,再把单例塞进去;那个类是从单例里显出来的。一个范式之所以成为范式,是因为它一边属于那一类,一边又把自己从那一类里拎出来给大家看。〔核:据该书第一篇末尾的四条小结转述〕
这段话,本系列的尺子读来很亲切。类不先在,类是从一个个单例里显出来的——这是地道的发生学说法。本书第二十四、七十二章记闪光点时,这一条要记上。
可是范式还有一个问题,他在这本小书里没有正面回答:一次照亮之后,那个「类」要不要跟着改?瓦尔堡的书架会重排;一个范式照亮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样子在我们心里变了,下一次我们再拿什么当范式,也会跟着变。范式如果只照亮、不重排,照亮的那一刻就会被冻住,成为以后每一次看的唯一角度。本书第三根梁——最黑一处当全部——就是一次被冻住的照亮。
这一章最值得看的,不是阿甘本,是那座图书馆。
一座按「好邻居」排、随着问题变化不断重排的书库,是回写最好的画面。书架排出来,是一个形状;有人借书、读书、提出新问题,新问题沉回书库,书架就重排一次;重排之后,下一个走进来的人会被新的邻居勾走,提出下一个问题。书库不是仓库。本系列一再说:库房里东西越堆越多、却从不回头改生产线的,不叫回写;瓦尔堡的书库恰恰相反,它是一条被读者不断改写的生产线。
瓦尔堡追的「图像的复活」,也是回写:一个古代的手势,被文艺复兴的画家拿来用,用出了新意思;这个新意思又回头改了后人看古代的眼睛。
阿甘本从这里学走了「范式」——单个图像照亮一个时代的那种光;他没有学走的,是书架的重排——每一次照亮之后,整座书库要跟着改。本书第三根梁「最黑一处当全部」的根,就在这里:范式是一次照亮;照亮之后,书架要重排。他只拿走了照亮。〔本书的解读〕
瓦尔堡晚年做的那件事,本书前面提过一句,这里多说几句,因为它几乎就是一张回写的图。
他在几十块黑色的展板上,钉满了图像的照片:古代的浮雕、文艺复兴的油画、中世纪的手抄本插图、当时报纸上的广告和邮票。每一块展板,是一个问题;同一个手势、同一种姿态,在不同的时代怎样一次次出现、一次次变形。他不停地换照片、挪位置、拍下每一次的排法,然后再换。〔核: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细节待核〕
一块展板,就是一个一直在被改写的形状:它从来没有「完成」,每一次重排,都回头改了人们看这些图像的方式。
阿甘本从瓦尔堡这里带走了很多;这块一直在被重排的展板,是本书最希望他带走、而他很少写进学说的那一样。
瓦尔堡研究所的图书馆,今天还开放给研究者。每一本书被借出、归还,都有记录;有些书的书页边上,还留着几代研究者用铅笔写下的小字。〔本段为一般描述〕
一本被很多学者读过、写过边注的书,就是一张小小的回写地图:谁读过,读到哪里停下来想了一想,留下了什么问题。后来的人翻到这一页,会在前人的问题旁边,想自己的问题。
阿甘本在那里读过书。他留下的铅笔字,也许还在某本书的边上,等着下一个读者。
你家里有没有一个书架、一个抽屉、一个手机相册,是一直在「重排」的?
一个中学老师,每年开学前把教案抽屉重新理一遍,把去年学生问倒她的那几个问题夹进相应的课里——这个抽屉就是一座小小的瓦尔堡图书馆。一个做饭的人,把常用的调料往前挪、把一年没用的挪到最里面——厨房也在回写。一个孩子把最喜欢的几本书放在枕头边,过一阵换一批——他在给自己的问题排邻居。
试一件小事:挑一个你常用的书架或抽屉,按「现在最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重新排一次。排完看一看:哪两样东西头一回挨在一起?它们挨在一起,让你想到了什么?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在这里学会了拿一个单例照亮一个时代,也学到了「来历」与「用」。
回写了没有:书库回写了——瓦尔堡的书架随问题重排;他只带走了照亮,没带走重排。
带走的话瓦尔堡的书库随着问题不断重排,是回写最好的画面;阿甘本从这里拿走了「一个图像照亮一个时代」的光,没有拿走照亮之后书架要重排的那条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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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翻过家里一位老人留下的东西:一叠信,一本旧日记,一个装着照片和票据的铁皮盒子。
你一张张看,按年份排一排,把看不清的字认出来,给不知道是谁的照片问一问亲戚、在背面写上名字。等你理完,这一盒东西就变了:它从一堆杂物,变成了一个人的一生。你没有改老人的一个字,可你理过之后,这些东西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下一代人会从你排好的那一版里认识他。
阿甘本做了几十年这样的事,对象是一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
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军逼近巴黎。本雅明——就是上一章说的那位「解药」老师——把自己十年来的大量手稿带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交给在那里做馆员的朋友、作家巴塔耶保管。然后他往南逃,想翻过比利牛斯山去西班牙,同年九月死在边境小镇。〔核〕
这批手稿后来一部分被找到、出版了。可是本雅明晚年计划的一本书——一本关于十九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书——一直被当成没写完、找不到的东西。
一九八一年,阿甘本在国家图书馆翻巴塔耶的档案,找到了一条线索,又一条。几个月后,他手里捧着五个文件夹:打字稿、誊清稿、卡片、写在咖啡馆信笺上的笔记、写在信纸背面的草稿、提纲、表格、分颜色的索引。那本「丢失的书」,原来大部分都在。〔核〕
那时候,阿甘本正在给意大利的一家大出版社主编本雅明著作的意大利文版。他把发现的材料分享给了正在编德文全集的学者们,他们在注释里收进了不少片段。可是意大利这边的出版计划,后来因为出版社易主而被取消。〔核〕
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是在二〇一二年:一部九百多页的意大利文本,由阿甘本和另两位学者合编。从他打开那几个文件夹,到这本书印出来,过了三十一年。〔核〕
那本「丢失的书」讲的是什么,也值得说两句,因为它和阿甘本后来的路有关。
本雅明晚年想写的,是十九世纪的巴黎:拱廊街、橱窗、煤气灯、闲逛的人、第一批大百货公司、刚刚出现的照相术——一个城市怎样在资本主义最初的繁华里,把人变成看橱窗的人、把一切变成商品。他挑了诗人波德莱尔做这本书的中心:一个在人群里闲逛、对新东西又着迷又厌恶的人。这本书本来只是他那部更大的「拱廊街」计划里的一章,后来越写越大,差一点自己长成了一本书。〔核〕
这本书没有写完。本雅明留下的,是几千张卡片和笔记,一个个「碎片」——他本来就喜欢用碎片写历史,他说,历史不是一条连续的河,而是一个个可以被「停下来」看的瞬间。
阿甘本编这本书,编的恰恰是这样一堆碎片。编者要做的,是在不假装它已经写完的前提下,给这些碎片一个可以读的次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门关于「未完成」的手艺:不把碎片硬拼成一本完整的书,也不把它们扔在柜子里任其散落;给它一个版本,注明哪里是空白,等下一个人。
编者是一种很特别的人。他不写自己的书,他替别人的书找到样子。
阿甘本主编本雅明的意大利文著作,一直做到一九九六年。〔核〕他年轻时还在意大利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当过一阵顾问,和小说家卡尔维诺一起筹划过一份杂志。〔核:筹划未成〕后来他在另一家出版社主持过丛书。他一生的朋友里,有诗人、小说家、导演、画家、出版人。〔核〕
一个编者每天做的事,就是本书导论里那台洗衣机的第五拍。
一叠散乱的手稿,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编者读、认、排、比对、定一个次序,这是路。一部书印出来,有页码、有注释、有前言,这是定型。然后——最要紧的一步——这一版印出来以后,回头改了原稿的命运:从此人们读本雅明的波德莱尔,读的是这一版;后来的学者发现新材料,会出第二版,在前言里写明「这一版改了什么」。一版一版,每一版都沉回去,改了下一个读者手里那本书的样子。
这就是回写。而且是有日期、有签名、留着空白给下一版的回写。
一个好编者有几条行规,说出来很朴素。
第一条,注明来历。这一段文字出自哪个文件夹、哪一张卡片,写在什么纸上,大约哪一年——每一条都要注明。读者可以不看注释,但注释必须在。
第二条,标出不确定。这个字认不清,就标「疑作某」;这两张卡片的先后拿不准,就写「次序存疑」。不确定的地方不藏起来,也不硬猜成确定的。
第三条,留出下一版的余地。这一版是根据哪些材料编的,还有哪些材料没看到,将来发现了新材料怎样改——都写在前言里。一部好的编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自己不是最后一版。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本书自己一直在守这三条:史实后面标「核」或「待核」,本书的解读标出来,最冒险的几处写明推翻条件,附录里留一张核验总表。这不是本书的发明,是编者这门手艺的老规矩。本书只是想说明一件事:这三条手艺,合起来就是回写的三件套——有来历、有标记、有下一版。阿甘本一辈子守着这三条去编别人的书;他没有把这三条写进他关于秩序、关于制度、关于共同体的学说里。
这一章要立起全书最重要的一处反差。
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演电影,是把一部古书放进新土;在瓦尔堡,是在一座随问题重排的书库里读书;编本雅明,是一版一版地替一个死去的人找样子。每一件事都有同一个结构:一样东西长出来,定了型,又回头改了它来的那片土。
他的学说,不许回写。在他的学说里,一切定型都是捕获;出口是让机器停下,而不是出一个新版本。
一个编了一辈子书的人,最明白「这一版」是什么东西:它是定型的,它有页码,它有编者的名字,它会被人拿来引用;可它不是牢笼,它等着下一版。一部书的第二版,不是第一版的背叛,也不是「在第一版和原稿之间拉锯」——它是长出来的,而且会回头改第一版在人们心里的样子。
如果他把这个编者的经验写进学说——一个秩序也可以像一部书的版本那样:定型,签名,注明日期,留着空白,等下一版——他的学说里就会多出第五拍。他没有这样写。
为什么?本书在第七十三章追病根时会给出几条。这里先说一个观察:一个人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最不容易被他当成哲学的材料。他把编辑当成手艺,把停下当成哲学;手艺里的回写,没有被他请进哲学。
用本系列的老话说:他说的是停锯,做的是回写。本系列柏拉图卷说柏拉图「说的是发现,做的是发生」——只写对话、办学园、八十岁还在改《理想国》第一句。阿甘本这一处与柏拉图卷同构,只是换了一层:他说的已经是发生,可他做的比他说的多走了一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一下。
从一九八一年找到那几个文件夹,到二〇一二年那本书印出来,过了三十一年。中间,出版社换了主人,计划被取消,德国那边的全集只在注释里收了片段。这三十一年,这批手稿处在一种很特别的状态里:被找到了,又没出版;在里面又在外面;有,又不算有。
这正是阿甘本最爱写的那一格。
可是这一格没有停下来。有人一直在做,一版一版地往前推,终于长成了一部书。这件事本身就是本书想替他补上的那一步:门槛不是住的地方,是等人走过去的地方。三十一年,就是一个人从门槛上走过去所用的时间。
编者这门手艺,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一部编出来的书,到底是谁在说话?
说是作者在说话,没错:每一个字都是本雅明写的。可是哪些字放在前面、哪些放在后面、哪几页之间留一个空白、注释里说什么——这些,是编者在说话。一部遗稿,经过不同的编者,会长成不同的书。
这正是本书第八十章说的复合主体:一部编出来的书,是作者和编者一起做成的;好的编者,会在前言里写明:哪些是作者的,哪些是我的判断,哪里我拿不准。这就是签收。
阿甘本做了一辈子这样的编者。他知道一部书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代一代的人接着编出来的;这个知道,在他的手里,没有进到他的学说里。
每一个家庭里,都有一个「编者」。
有的家庭,是母亲在记每个孩子打了什么疫苗、哪年生过什么病;有的家庭,是一位长辈在族谱上添新生孩子的名字;有的家庭,是一个爱拍照的人每年把照片挑出几十张做成一本相册。这些人很少被当成家里的「思想者」,可是一个家怎样认识自己,常常是他们编出来的。
编者最要紧的品质,不是记得全,而是每一版都注明日期,留一片空白。一本相册如果做成了「定本」,谁也不许加照片,它就成了一件摆设;一本族谱如果只许抄、不许补,下一代就不在上面。
试一件小事:找一样你家里「有人在编」的东西——相册、菜谱本、家里的通讯录、孩子的成长记录。在最后一页写上今天的日期和你的名字,再留一页空白,写一句「下一次由谁接着写」。你做的,就是一次回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三十一年、一部书、一版又一版——他亲手做完了回写的全程。
回写了没有:他的手回写了,他的学说没有。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处反差。
带走的话他编了一辈子书,最明白「这一版」是定型、又等着下一版;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他的学说却不许回写——他说的是停锯,做的是回写。
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要求:单位装了刷脸打卡机,小区门口要录人脸,一个 App 要你授权通讯录才能用。
多数时候你点了「同意」。少数时候你犹豫了一下:凭什么?可是犹豫完,你还是点了,因为不点就进不了门、打不了卡、用不了那个 App。偶尔,你会听说有人没点——有人宁可走楼梯也不刷脸,有人宁可不用那个 App。你心里会有两种声音:一种说「何必呢」,一种说「也许他是对的」。
二〇〇四年一月,阿甘本做了那个「没点」的人。
那一年春天,他原本要去纽约大学开一门课。可是就在年初,美国开始对持签证入境的外国人一律采集指纹、拍照登记。阿甘本决定不去了。〔核〕
他在法国《世界报》上发了一篇短文,说明理由,题目大意是「对生物政治的纹身说不」。〔报名与标题核;日期待核〕文章的意思大致是:把每一个入境的人都当作潜在的嫌疑人来登记身体,这种做法一旦被当成正常,就会悄悄改变一个国家对待所有人的方式;今天拿来对付「可疑的人」的办法,明天就会成为对每个人的日常管理。他还把这种登记和二十世纪最黑暗的那种登记身体的做法放在一起比较。〔比较的原话与分寸待核〕
这篇文章招来了不少批评。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有人认为那个比较过了头;也有不少人认同他对「例外变常态」的担心。〔各方回应的具体出处待核〕
本书不评判当年那项入境政策本身。本书只看一件事:一个哲学家在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行李箱之间,选了一次。
这篇短文的题目里有一个词,本书后面会反复用到,先在这里讲清楚:生物政治。
这个词是福柯推开的。本系列福柯卷讲过:从某个时候起,权力关心的不再只是「谁犯了法」,而是一整群人的出生、死亡、健康、寿命、繁殖——权力开始管「活着」本身。户口登记、疫苗接种、人口普查、公共卫生,都是这种权力的样子。它不一定坏,很多时候它让人活得更长;可它有一个危险:为了整体的健康,一部分人可能被当成威胁。
阿甘本接过这个词,往下推了一步。他说,这种权力的最深处,是对身体本身的登记——不是登记你做了什么,而是登记你是什么:你的指纹、你的脸、你的血。一旦登记身体变成日常,每一个人都先被当作一具需要被核验的身体,然后才是一个公民。
本书第二十七、二十九章会细拆这个说法。这里先只记一点:他在二〇〇四年这件事上的「不」,不是一时的脾气,是从他一整套关于身体与登记的学说里长出来的。说它对,要从这套学说说起;说它哪里不够,也要从这套学说说起。
先把公道还给他。
一个人说「能不」,说得再漂亮,也可能只是书桌上的话。阿甘本在这件事上付了代价:一门课,一座城市,一批学生,一份收入和名声都很好的讲席。他没有只写,他做了。本书判决五说他把自由停在了「不」上——这一次,「不」是真的,而且是有分量的。
他担心的那件事,也不是凭空的。「今天对付少数人的办法,明天变成对所有人的日常」——这正是他一辈子追的那条路:暂时变成一直,例外变成常态。在很多事情上,这条路确实有人走过。一个社会里,总要有人专门盯着这条路,哪怕他盯得太紧、喊得太响。
这件事是「能不」在他一生中最清楚的一次落地。用本书的两行小账量一量。
开门:他看见了一条路——一项「只针对入境者」的措施,可能一步步变成对所有人的日常。这是真看见。
回写了没有?这一问要分开看。
对他自己,回写了:这件事以后,「拒绝」成了他公共形象的一部分,他后来写「撤宪之力」「无作」,这次拒绝是他身上的一个活样本。
对那项制度,没有。他的「不」,是站在门外不进去。门里的那台机器照转不误。他没有、也不打算去做另一类事:问这些指纹存多久,谁来查它们有没有被滥用,查的结果记在哪里、谁能看到,到期怎样删除。这些问题,恰好是本书那把总钥匙的三问:暂时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
这三问不是「接受」,也不是「拒绝」。它们是另起的一样东西:把一项措施变成一件有期限、有人问、有地方记的事。一个社会里,有人在门外说「不」,也有人在门里一条一条地问、一项一项地记、一年一年地改——后一种人做的,才是回写。阿甘本只写前一种人,也只做前一种人。
所以这件事也是本书那条因果链的一个小样本:制度不回写,他也不去回写它,于是剩下两个选项——按手印进去,或者不去。他选了后一个。两头之间,他选得有骨气;可是两头之外,还有第三条路,他的理论里没有它的位置。
二十世纪以来,面对「登记身体」这类事,其实有两种说「不」的人。
一种是阿甘本这样的人:站在门外,说不进去,写文章说明为什么不进去。他们的价值在于把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做法重新变得刺眼,让人停下来想一想。
另一种人也说「不」,可是他们说完以后走进门里:去查这些数据存在哪里,去推动一条「存满多少年必须删除」的规定,去要求设立一个可以投诉、可以复查的机构,去争取让每个人有权知道关于自己的记录里写了什么。〔本段是对各国数据保护与隐私立法这一类做法的概括,不指具体法条〕这些人很少出名,他们的工作琐碎、缓慢、要一年一年地重做。
两种人都需要。第一种人让问题被看见,第二种人让问题被记下、被改。本书不认为第二种人比第一种人高明;本书只指出,阿甘本的学说里只给第一种人留了位置。他写「无作」、写「撤宪之力」,写的都是站在门外的那种力量;门里那种一条一条改规矩、一年一年重做的力量,在他那里没有名字。本书想给它一个名字:回写。
二〇〇四年那件事,二十多年以后再看,可以多看一眼。
入境时采集指纹、拍照,今天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是平常事;人们每天用指纹解锁手机,用人脸付款。阿甘本当年担心的「今天对付少数人的办法,明天变成对每个人的日常」,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发生了。〔本段为一般概括〕
可是同一段时间里,另一件事也在发生:很多地方陆续立了规矩,规定这些身体数据怎样存、存多久、谁能用、用错了怎么追究,个人怎样查看和要求删除(第八十一章)。这些规矩够不够,仍有很多争论;可是它们的方向,是给那台登记身体的机器装上期限和两头的笔。
二十多年,两件事都发生了:他担心的那条路走了下去;另一条让路回头的路,也一起长了出来。他的书里,写了前一条。
一个人的拒绝,有时候也能走得很远。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事:一个人拒绝做某件他认为不对的事——拒绝在某份文件上签字,拒绝按某种方式对待别人——起初只是他一个人付出代价;后来,他的拒绝被人记下来,被更多人讲起,慢慢地,一条新的规矩就长了出来:以后,别人可以不必再做这件事,或者可以依照某个程序说「不」。〔本段为一般概括〕
一次拒绝,如果只是站在门外,它是一个人的勇气;如果它被记下来、被讲起、被写进后来的规矩,它就成了一次回写。阿甘本二〇〇四年的那次拒绝,有前一种的全部分量;后一种,要看后来的人怎样接着写。
回到那台刷脸打卡机。
大多数人面对它,只看见两个选项:刷,或者不刷。刷了,心里别扭;不刷,饭碗要紧。这就是一次小小的拉锯。
还有第三样可以做。你可以去问三句话:这些人脸数据存多久?谁负责管、谁能查?如果出了问题,找谁、记在哪儿?一个部门里只要有一个人这样问过,而且把答复贴在了公告栏上,这台打卡机就不再是一台「要么服从要么走人」的机器,它变成了一件有期限、有人管、可以被改的东西。
这样问,比拒绝难。拒绝只要一个人下决心;问,要找到人、要等答复、要把答复记下来,而且下一次还要再问。可是只有这样问过,下一个新来的同事面对那台机器时,才不必从头再拉一次锯。
试一件小事:挑一样你每天被要求「同意」的东西——一个 App 的授权、一张登记表、一项新规定。找出它的三问:到什么时候?谁来问?记在哪儿?答得上的,写下来;答不上的,那就是一个值得去问的地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看见了一项「暂时只针对少数人」的措施可能走向日常,并且亲身说了「不」。
回写了没有:对他自己回写了,对制度没有。他在「进去」与「不去」之间选得有骨气;两头之外的第三条路——有期限、有人问、有地方记——他没有写。
带走的话二〇〇四年那次「不」,是真的,也是有分量的;可「不」只是两头里的一头,比拒绝更难的,是把一项措施问成有期限、有人问、有地方记的事——那才是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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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件新的事发生了,你心里那套最熟悉的道理,立刻跳出来解释它。
一个被骗过的人,看见任何促销都觉得是骗局;一个吃过苦的父亲,看见孩子的任何一次松懈都觉得是堕落的开始;一个在单位里被整过的人,听见任何一次「临时调整」都觉得是冲着他来的。那套道理往往是对的——它是从真实的伤里长出来的。可是它太熟了,熟到新的事还没看清,它已经把新的事装进了旧的格子。
这一章要写的,是一个哲学家一生最熟的那套道理,遇上了一件新事。
这一章写的是一场至今仍有争议的公共争论。本书先交代写法:
只写他公开发表了什么,别人公开回应了什么;不评判当时各国防疫措施的对错;不评判他的动机;不替他辩护,也不对他诛心。这套书的规矩是:一个人的盲区照实写,同时指出它是他体系里哪一步的直接推论。本系列海德格尔卷写一九三三,就是这样写的。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意大利北部刚出现聚集性的新冠病例,政府开始采取封锁措施。阿甘本在出版社的网站上发了一篇短文,同一天,一家报纸也刊出了内容相同的文章。〔核〕
文章的意思大致是:这些紧急措施是狂乱的、没有根据的;当时有意大利科研机构说,这次疫情和普通流感差别不大;政府正在把一场所谓的疫情,当作把例外状态当成常规治理手段的又一个借口——恐怖主义的借口用完了,现在换成了病毒。〔核:据文章转述,原话不引〕
第二天,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发文回应。南希称阿甘本是一位「老朋友」,接着指出:普通流感有已被证明有效的疫苗,而这种新病毒当时没有;按和阿甘本同一类的数据来源,两者的致死差别大约是一比三十;这不是可以忽略的差别。〔核〕南希在文中还讲了一件往事,大意是:将近三十年前,医生认定他需要做心脏移植,阿甘本是极少数劝他别听医生的人之一;如果当时听了劝,他大概早就不在了。〔据南希原文转述,细节待核〕
此后,意大利和各国的哲学家、学者、评论者纷纷发文,批评者居多,也有为他辩护或部分认同他的。〔主要回应篇目见参考书目,待核〕阿甘本继续在同一网站上写了一系列短文,其中一篇的题目大意是「医学作为宗教」,这些文字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大意是「我们处在哪里?作为政治的疫情」。〔核〕有评论者注意到,在这本集子后来的文章里,他不再用「发明一场疫情」这样的说法,可是那种根本的批判立场始终没变。〔核〕据报道,二〇二二年初,他还与几位意大利学者、法学家一起在都灵成立了一个以「怀疑与预防」为名的委员会。〔待核〕
先把公道还给他,也还给他的批评者。
他担心的那件事——紧急状态下临时授予的权力,事后未必收得回来——是很多法学家、宪法学者都认真讨论过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偏执。紧急措施该有期限、该有复议、该有记录,这些在任何法治传统里都是正经议题。
他的批评者指出的那件事也同样实在:一种新病毒的致死程度,是可以数、可以比的;把它说成和普通流感差不多,在当时的数据面前站不住。批评者里有他几十年的老朋友,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不在立场,在事实。
两边各对了一半。本书要问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为什么一个一辈子追问「暂时怎样变成一直」的人,在一件新事面前,没有先去数,而是先把它装进了旧格子?
说他错之前,先让他最好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他的那些短文不是流行病学报告,是哲学的「范式」分析。他关心的不是病毒有多危险,而是一个社会怎样在紧急的名义下,接受了此前绝不会接受的东西——不能见面、不能送别死者、学校和议会停摆。拿数据反驳他,是没读懂他在说什么。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些短文不能和他的哲学硬性分开,因为他在其中正是在运用并推进他的核心概念;而且他那些关于疫情把社会生活压缩成赤裸生命、使例外措施的治理成为可能的说法,并不是可以靠举出几个反例就驳倒的经验观察。〔核:据一篇讨论其疫情时评的研究论文转述〕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它恰好说明了一件事:他的判断被设计成不会被事实推翻。一个「不能靠反例驳倒」的判断,放在哲学里,可以是深刻;放在一场正在发生的、需要一天一天调整的事情里,就成了一个问题——它没有给新的事实留下改写它的入口。
本系列《否定序列》清点过一种走私的通道,叫「工具免责」:被质疑时说「我这只是一个分析视角」,上岗时却当真理用。本书不说他在走私,只说这条辩护把他推到了一个位置上:如果这是一个视角,那它需要写明自己在什么条件下会错;如果它不写,它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出第二版的视角,而是一块磐石。
用本书的那条因果链看,这件事几乎是一次现场演示。
第一环,不回写。他那套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是从二十世纪的档案、罗马法的古词、神学家的讲稿里长出来的,长得极深。可是它有一个特点:长好以后,不许新的事沉回去改它。一场新的疫情,本来可以成为这套理论的一次回写——比如写出「在什么条件下,紧急措施不是例外状态的借口,而是真的紧急」;比如补上「有期限、有复议、有记录的紧急措施」这一格。它没有。
第二环,只能拉锯。理论不回写,新的事就只能落进老的两极:规范,还是例外?正常,还是紧急?一场疫情被读成了「又一次例外」,就像二〇〇四年的指纹、二〇〇一年以后的关押一样。
第三环,拉锯被当成原样。这正是本书判决三说的:最黑的那一处被当成了照亮全部的范式。他的理论从营地出发,营地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从那里照过来,任何一次紧急都长着同一张脸。
第四环,出口只剩停锯。既然每一次紧急都是例外的借口,那么唯一正确的姿态就是拒绝——不参与,不配合,让那台机器停下来。
这里还有一层回写,本书要照实记下:世界写回了他,他没有写回自己。一个老朋友拿自己的心脏作证,一群学者拿数据作证,这是一大片回写涌向他。按他自己一生做编者的经验,这正是一部书出第二版的时候:注明日期,写下「这一版改了什么」。他在后来的文字里悄悄放下了最刺耳的那个说法,这是一点点松动;可是那套框架本身,没有出第二版。
这不是说他人品有问题。这是他的体系里那一步——不回写——的直接推论:一套不许被新事改写的理论,遇到新事,只能把新事改写成旧事。
二〇二〇年的那场争论,还有一个后来:它被记了下来。
那几年里,围绕他那几篇短文的回应、反驳、辩护,被很多刊物收集、翻译、编成专辑;一些学者把各方的文章汇在一起,按时间排好,加上导言,出成了书。〔据相关出版情况的一般概括,细节待核〕今天,任何一个想了解这场争论的人,都可以从这些汇编开始,看见各方说了什么、什么时候说的、后来有没有改口。
这就是一场争论的回写:它没有只停在吵架那一刻;它被一群人记了下来,成了后来的人可以接着想的材料。
本书这一章,也是在这些汇编的基础上写的。
回到开头那几个人:被骗过的人,吃过苦的父亲,被整过的职员。他们的道理都是从真实的伤里长出来的,都有一半是对的。
让这些道理不变成牢笼的办法,不是扔掉它们,是给它们留一个「第二版」的位置。一个吃过苦的父亲,可以这样问自己:我这套「松懈就是堕落」的道理,是哪一年、在什么事上长出来的?今天孩子这件事,和那时候,哪几处一样,哪几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要不要在我的道理里加一句?
试一件小事:挑一条你最常用来解释别人的道理——「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领导说临时就是……」。在它后面加一行:「这条道理在什么情况下会错?」写不出来的,就是一条从来没出过第二版的道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也关门。他盯住了「临时授予的权力收不回来」这条真路;又在新事面前,先用旧格子装,再看事实。
回写了没有:世界写回了他,他没有写回自己的框架。这是「不回写,所以拉锯」在他晚年最清楚的一次现场。
带走的话二〇二〇年,一场新事、一位老朋友、一大片数据写回了他;一个编了一辈子书的人,这一次没有给自己的框架出第二版——这正是不回写的直接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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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写每一位哲学家,第一编都以一张表收尾:把他的一生排成一条发生序列,一格一格地看——那时候他站在什么土上,那一步和上一步有什么不同,长出了什么样子。本书在这张表上加了一列,就是本书那两行小账的第二行:回写了没有。
| 时段 | 土 | 那一步的不同 | 显露出的样子 | 回写了没有 |
|---|---|---|---|---|
| 1942—1965 | 战后罗马;经济奇迹;法学院的分类训练 | 从法条走到一个站在线外的人(薇依) | 一个问题:人被剥掉一切资格后还剩什么 | 回写了:这个问题改了他此后读一切书的眼睛;只是它一出生就是一对——线里与线外 |
| 1964 | 帕索里尼的片场;南方的石头城 | 一本古书被外行放进新土 | 一部电影里的腓力 | 回写了:片子回头改了人们读那本书的方式 |
| 1966、1968 | 普罗旺斯;海德格尔的研讨班 | 从法学走到「更原初的」那一层 | 一种挖法 | 没有:挖法和本雅明的「停下来」接在一起,恰好拦住回写 |
| 1974—1977 | 瓦尔堡研究所;一座随问题重排的书库 | 学会拿一个单例照亮一个时代 | 《诗节》 | 书库回写了;他只带走了照亮 |
| 1970 年代末—1996 | 意大利出版界;本雅明的遗稿 | 从读者变成编者 | 本雅明意大利文著作;1981 年的发现 | 回写了:一版一版,改了原稿的命运 |
| 1978—1990 | 语言、童年、潜能、共同体 | 从别人的书走到自己的问题 | 《童年与历史》《语言与死亡》《来临中的共同体》、潜能讲演 | 走到门口:孩子学会说话后语言回头改孩子——每次写到这一步前就停 |
| 1995—2014 | 冷战结束;难民;九一一之后的关押;欧洲的紧急立法 | 把一生的问题写成一部九卷的大书 | 《神圣人》九卷 | 没有:拆到底剩一对,拉锯被当成原样,出口是停锯 |
| 2004 | 一项入境登记 | 从书桌走到行李箱 | 一次拒绝 | 对自己回写,对制度没有 |
| 2012 | 三十一年后 | 那批手稿终于成书 | 九百多页的一部书 | 回写了:他作为编者走完了门槛 |
| 2020—今 | 一场疫情;老朋友与学者们的回应 | 旧框架遇上新事 | 一系列短文与结集 | 世界写回了他,他没有写回自己的框架 |
〔表中年份除注明者外均为常见可查口径;1970 年代末开始主编本雅明著作的具体年份待核〕
先看最后一列。
凡是他亲手做的事——演一部电影、在一座书库里读书、编一个死去的人的遗稿、三十一年后把一本书印出来——几乎都是「回写了」。凡是他写成学说的东西——《神圣人》九卷——是「没有」。
这就是本编要立起来的反差: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他的学说不许回写。
本系列前面几卷,几乎每一卷都有这样一处反差。康德的一生是港口、牌桌、书信里长出来的,书里却说认识的形式先天就在;柏拉图说的是发现,做的是发生;洛克的理论在盖章,经验在发生。阿甘本的反差换了一层:他说的已经是发生了,可是他做的,比他说的多走了一步。他的手走完了发动机的第三步,他的笔停在了第二步。
还有一个很妙的细节,值得单独记一笔。
《神圣人》这部大书,他写了二十年,九卷不是按编号顺序出版的:第三卷一九九八年就出了,第二部分的几卷在后来陆续补上,其中编号为二之二的那一卷《内战》,二〇一五年才出版,比收尾的第四卷第二册还晚。〔各卷出版年份待逐卷核对〕整部书的编号,是一边写一边改的。
也就是说,这部讲「一切定型都是捕获」的大书,本身是一个一边定型、一边回头改自己编号的东西。它的计划在变,它的卷次在补,它的每一卷出来以后,都回头改了前面几卷在读者心里的位置。
据说他在最后一卷的序言里写过一句话,大意是:诗与思的作品,从来不能被完成,只能被放下。〔待核〕请把这句话放在本书的尺子上量一量。「不能完成」,他说得对——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这套书自己也这样说。可是「完成」和「放下」之外,还有第三样:出第二版。一部书不必完成,也不必放下,它可以在序言里写明「这一版改了什么」,然后等下一版。他一生做编者,做的正是这第三样;他给自己的书,只留了前两样。
这张表还有一块空白,本书老实交代。
二〇二四年,他一九七二到一九八一年间的笔记本,作为《笔记》第一卷出版了。〔据检索,待核卷次与后续出版计划〕这是本书这一类研究最看重的材料。《否定序列》讲过一种刀法,叫「查档案」:出版物是妆容,档案是素颜。一个人在笔记本里想的,常常比他在书里定下的更活,还没被他收成定型的样子。
本书写到第三、四编时,会尽量去读这批笔记:看那些后来被写成「一对」的东西,在笔记本里是不是还有第三样的萌芽;看「潜能」「使用」「童年」这些词,在它们最初冒头的地方,是不是还带着回写的那一半。如果找到了,本书的判词要照实收窄——这正是编者的第三条手艺:留出下一版的余地。
还有一样:他在二〇二五年出了一本英文新书,书名大意是「不可实现者:走向一种政治本体论」。〔据检索〕他还在写。本书第五十一章报账推翻条件时,会把这本书一并读进来。一个活着的哲学家,他的序列表永远缺最后一行。
为什么一个人的手,会比他的笔走得远?本书第七十三章会专门追病根,这里先提三条线索,留作小旗。
第一条,最熟悉的东西最难被当成哲学。编辑是他的手艺,他每天在做,做得太熟了,熟到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需要被想的问题。
第二条,他的问题是从最黑的那一处长出来的。一个盯着营地、盯着被剥光的人去想问题的人,看见任何「定型」都会先看见它排出去的那些人。这份警惕是珍贵的,可它让「定型」这个词在他那里只剩下一种意思。
第三条,他那一代意大利知识分子,亲眼看见过太多次「新立起来的东西又变成了新的压迫」。每一次「立」都被重新捕获,这种经验会让一个人只相信「松」,不相信「立」。〔本书的解读,第七十三章核〕
三条线索都在说同一件事:他那片土里,长不出第五拍。不是他不聪明,是那片土里没有这粒种子。本书要做的,是把这粒种子——他自己一生的手艺——放回他的哲学里去。
本章这张人生序列表,还缺最后一行。
他还在世,还在写。二〇二四年,他一九七〇年代的笔记本出版了;二〇二五年,他有一本英文新书出版。〔据检索〕本书没有读到的那些,都可能改写这张表:也许笔记本里,那些后来被写成「一对」的东西,还带着第三样的萌芽;也许新书里,他写出了一段时间、一群人的回写。
所以本书把这张表的最后一格留空,写上「待续」。这不是客气,是本书自己要守的那条纪律:一张好的表,留一片空白给下一版。
你也可以给自己排一张这样的表。
五行就够:你人生里五个重要的时段,每一行写土、那一步的不同、长出了什么,最后一列写「回写了没有」——那件事长出来以后,有没有回头改你、改你身边的人、改那片土?
很多人排完会发现一件和阿甘本很像的事:自己做过的事,比自己信的道理更会回写。一个嘴上说「人心难测、少管闲事」的人,一辈子在楼里张罗换水管、调解邻里;一个嘴上说「规矩都是用来束缚人的」的人,给自己的孩子订了一份最细的作息表,而且每个学期都改一次。
如果你也是这样,那就把你做过的那些事,请进你信的道理里。给你的道理出一个第二版。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的一生是一条完整的发生序列,而且大半格都走到了回写。
回写了没有:他的手回写了,他的笔没有——一生在回写,学说在拉锯。
带走的话把阿甘本的一生排成一张表,最后一列一格一格看下来:他做的事几乎都回写了,他写成学说的东西没有——他的手走完了发动机的第三步,他的笔停在了第二步。
本编七章,写阿甘本接手的那道题。
每一位哲学家都不是从零开始的。他接过前人吵到一半的架,接过前人留下的词,也接过前人没说出口的那个前提。本编前五章,一章请一家出场:施米特、本雅明、阿伦特、福柯,最后是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这一对师生。每一章问三件事:这一家给了阿甘本什么;这一家本来有两样东西,阿甘本接走了哪一样;没接走的那一样,是不是回写。
第十四章把五家放在一张桌上,找出他们共有而没说出口的前提:秩序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一次「奠定」,要么被一次「悬置」。第十五章做本编的总账:阿甘本接手的,不是一道题,而是一根轴。
本编要给根的第一环——不回写——找来历。本书第一编说,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他的学说不许回写;本编要说明,他的学说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他从每一位前人那里,恰好接走了没有回写的那一半。这是本书的读法,每一处都写明出处,供读者核对。
你一定见过这样一个人:平时大家按规矩来,一到「特殊情况」,他说了算。
一个班主任在家长群里发一句:「这周情况特殊,周五的测验取消,另行通知。」一个业主群的群主宣布:「电梯维修这几天,快递先统一放我家,特殊时期,大家理解。」一个部门经理说:「这个项目太急,流程先不走了,我签字就行。」平时,谁都知道规矩写在哪里;可是「特殊」两个字一出,规矩就退到一边,一个人站到了前面。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谁决定「现在算特殊」?
有一个德国法学家,用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句话后来成了二十世纪政治思想里最有名、也最危险的句子之一。
一九二二年,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出了一本小书,叫《政治的神学》。书的第一句话大意是:谁决定例外状态,谁就是主权者。〔核:据该书第一章开篇转述〕
他的意思是:一套法律,平时可以自己运转,法官照条文判,官员照条文办,看起来谁也不需要站出来拍板。可是总有法律没有预料到的时候——战争、暴乱、灾难。那时候,法律自己不会说「现在该停一停」;一定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站出来说:现在是例外,平常的规矩暂停。这个站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主权者。平时藏在条文后面,一到例外就露出脸来。
他还说,规范说明不了什么,例外却能说明一切——例外不只是证明规则,规则本身就是靠例外活着的。〔核:据该书第一章末转述,此意施米特借自齐克果〕
施米特写这本书的时候,德国是魏玛共和国。那部宪法里有一条,允许总统在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采取紧急措施,暂停部分基本权利。〔核:魏玛宪法第 48 条〕这一条在短短十几年里被用了很多很多次。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正是借着这类紧急授权,一步一步把「暂时」做成了「一直」。〔核〕同一年,施米特加入了纳粹党,一度被称作这个政权的「桂冠法学家」。〔核〕
这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时代最难看的一次重合。本书照实记下。
说他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不是还给他的站队,是还给他的看见。
施米特看见了一件被自由派的法学家们刻意不看的事:一套秩序不是自己撑着自己的。条文写得再周全,也有写不到的地方;写不到的地方,总有人在填。一个班主任宣布测验取消,他其实是在做一件条文里没写的事;平时我们看不见他,因为平时不需要他。施米特把这个平时看不见的人,拎到了光下。
用本系列的尺子说:他看见了秩序有一个「来历」,而且这个来历不在秩序里面,在它的边上。这是一次真看见。阿甘本后来一辈子盯着「边上」,起点就在这里。
阿甘本在《神圣人》第一卷一开篇就请施米特出场。他接走的,是施米特笔下那个主权者的古怪位置:主权者既在法律里面——是法律授权他宣布例外;又在法律外面——他一宣布,法律就停了。主权者站在法律的门槛上。〔核:据《神圣人》第一卷第一部分转述〕
阿甘本在这一点上又往前推了一步。施米特说政治的根本区分是「敌」与「友」;阿甘本说,不对,西方政治最根本的那一对范畴,不是敌与友,而是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排除与包含。〔核:据《神圣人》第一卷导言〕主权者一宣布例外,被放到例外里的人就被剥得只剩活着——这是他从施米特那里接走、又改造过的东西。
他还在后来的《例外状态》里,把施米特和本雅明放在一起读,说这两个人隔着几十年,在同一个问题上悄悄交过手。〔核:见《例外状态》第四章,本书第三十三章详拆〕
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处观察,先摆出来:施米特本来有两样东西,阿甘本只接走了一样。
施米特区分过两种「专政」。一种是委托的专政:古罗马遇到危机,元老院授权一个人在六个月内全权处理,期满交还权力;它有期限,有授权者,事后要交还——它是为了恢复原来的秩序。另一种是主权的专政:它不再为了恢复旧秩序,而是要立一个新秩序,它不对任何人交还。〔核:施米特一九二一年《论专政》的区分〕
第一种有三样东西:期限、授权的人、事后交还。这三样,恰好是本书那把总钥匙的三问——到什么时候?谁来问?记在哪儿?古罗马人在两千多年前,给「暂时」装过一个出口:六个月。
阿甘本读施米特,读的几乎全是第二种:那一拍没有来历、不对任何人交账的决断。第一种——有期限、要交还的那种——在他那里,要么被当成第二种的伪装,要么被当成已经失效的古董。〔本书的读法,第三十二章讲罗马的停法日时回来核〕
也就是说:施米特的书里,既有「谁在门口拍板」,也有「拍板的人什么时候、向谁交还」。阿甘本接走了前一样。后一样——一次例外怎样有期限地结束,怎样被记下、被交还——正是回写的样子。
说到这里,要让另一边的人说话。
一个为施米特的问题辩护的人会说:你讲期限、讲交还,那是太平时候的想法。真正的危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事先写好它会持续多久;一部宪法如果只写了平常的规矩,到了真正的紧急时刻,就只能眼睁睁地被撕掉。承认例外、承认总得有人拍板,恰恰是对宪法的一种保护。
这话有它的分量。二十世纪后半叶,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把紧急状态写了进去,而且不是只写「可以宣布」,还写了谁来宣布、议会怎样监督、多久必须复议、哪些基本权利即使在紧急时刻也不许碰。〔本段是对战后各国宪法紧急条款一类做法的概括,不指具体条文〕
请注意,这一类做法走的正是施米特的第一种专政那条路:承认例外,同时给例外装上期限、监督和记录。它既不假装例外不存在,也不把例外交给一拍决断。它是第三样。
阿甘本对这一类做法很少正面讨论;在他的框架里,把例外写进宪法,只是让例外更深地住进了规范里面。〔本书的读法,第三十一、三十五章核〕这个警惕有道理——写进去的例外确实可能被滥用。可是「可能被滥用」和「只能是捕获」,中间还隔着一整套可以被做好、也可以被做坏的程序。
用本书的尺子看施米特这一家。
开门:秩序有来历,而且来历在边上。一个站在门口拍板的人,让例外长成了新的形状。
关门:施米特把那一拍决断写成了「从无中来」——决断者不需要理由,决断本身就是理由。本系列《否定序列》说,阿甘本替掉的磐石之一,正是施米特的这一拍:阿甘本把「拍板的人」显形为一台机器上的零件。这是阿甘本的功劳。
可是这两个人拆来拆去,拆的是同一根轴:规范,还是例外?平时,还是紧急?施米特站在例外那一头说话,阿甘本把这一头和那一头都拆成了发生,然后说,西方就是在这两头之间来回。谁都没有去写那六个月之后:权力交还了没有,交还以后留下了什么,下一次危机来的时候,上一次的经验有没有被写进规矩。
没有这一步,规范与例外就只能一轮一轮地拉锯。
回到那个取消测验的班主任。
他站出来拍板,不一定是坏事。孩子们那一周确实太累了,或者学校确实出了什么事。问题不在他拍板,在拍板之后。
一个好的「例外」,至少留下三样东西:写明到什么时候(「本周测验取消,下周二补」);写明谁可以问(「有疑问找我或年级组长」);事后留一句话(「这次取消的原因和补考的安排,记在班级日志里」)。有了这三样,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就不必从头再拍一次板——这一次的例外,沉回去,长成了一条小规矩。
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身边最近一次「特殊情况,我先定了」,问问那三样东西有没有:期限,谁来问,记在哪儿。缺哪一样,就去补哪一样。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施米特看见了秩序的来历在它的边上,阿甘本又把「拍板的人」显形为机器的零件。
回写了没有:没有。施米特有「委托的专政」——有期限、要交还——阿甘本没接走这一样,只接走了门口那一拍。
带走的话施米特的书里有两样:门口那一拍决断,和六个月后的交还;阿甘本接走了前一样,没接走后一样——而后一样,正是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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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被逼到墙角,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停下来。
一个在家里受够了的孩子,晚饭时一言不发,放下碗就回房间,门一关——他没有摔东西,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只是不再配合。一个工地上的工人,被拖欠了三个月工资,第二天早上不去上工了,就蹲在工棚门口。一个上班族连续加班一个月,某个周五晚上把电脑一合,手机调成静音。
这些「停下来」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是在立一条新规矩,也不是在守一条旧规矩;它们是在说:这一套,我暂时不跟了。
有一个德国人,把这种「停下来」写成了一种哲学。
本雅明——第一编里那位「解药」老师——在一九二一年写过一篇短文,讲暴力。这篇文章以难读出名。〔核:《暴力批判》〕
他把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立法的暴力:一场战争打完,胜利者划定新边界、立下新法律——法律是被暴力立起来的。另一种是护法的暴力:警察、法庭、监狱,每天在维持那套已经立起来的法律。他说,这两种暴力其实是一回事的两面:立起来,再护着,护不住了就被新的暴力推翻、再立新的——一轮一轮,没完没了。他管这叫「神话的」暴力。〔转述〕
然后他问:有没有第三种暴力,既不立法,也不护法,而是把这一整轮循环打断?他想到的一个例子,是工人的总罢工——不是为了争取某项具体的新规定,而是全体停下来,让那台机器转不动。他把这种打断叫作「神圣的」暴力。〔转述;这篇文章对「神圣暴力」的界定争议极大,本书只取其大意〕
十九年后,一九四〇年,就在他出逃前后,他写下了一组关于历史的短论。其中一条的大意是: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紧急状态」,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我们的任务,是造成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核:《历史哲学论纲》第八条大意〕他在这组短论的草稿里还写过一个比喻:人们常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也许恰恰相反,革命是车上的人去拉紧急制动闸。〔核:据论纲的草稿转述〕
这篇文章和那组短论,看见了一件很深的事。
施米特站在「例外」那一头说话,本雅明站在被例外压着的那些人那一头说话。他说,对这些人来说,「紧急」从来不是偶尔的,是每天的;那个所谓的「平时」,本身就是一场没有宣布的紧急。这句话一百年后读来仍然刺人:一个每天加班到深夜的人,一个每个月都在担心房租的人,他们的「平时」确实是一场持续的紧急。
他还看见了另一件事:立起来、再推翻、再立起来——这一轮一轮本身可能就是问题。换一批人坐上去,还是那一套。这个警惕,对任何经历过「换汤不换药」的人都不陌生。
阿甘本说本雅明是让他从海德格尔那里活下来的解药,本书相信这句话。一个往深处挖的老师,一个说「先让它停下来」的老师——后一位确实能解前一位的毒:你不必一直往下挖,挖到最深处,也许该做的是停一停。
阿甘本几乎接走了本雅明的全部核心词。
那个「真正的紧急状态」,成了《例外状态》一书的结尾:阿甘本说,我们要做的,是让法律和生活之间那台机器失效,在两者之间打开一个空间。〔核:据《例外状态》末章转述〕那个「不立法的暴力」、那个「纯粹的手段」,成了他的「无目的的手段」「撤宪之力」「无作」:一种不为立任何新东西、只让旧的停下来的力量。那个「拉紧急制动闸」,成了他全部出口的样子:停下来。
本书第三章说,两位老师各给了他一样东西:海德格尔给了「往最原初处挖」,本雅明给了「让它停下来」。这一章可以把后一样说得更准:本雅明给了他一个第三项——一种既不立法、也不护法的力量;可这个第三项的内容,是「打断」。
和施米特一样,本雅明本来也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打断」:紧急制动闸,总罢工,让历史这列火车停下来的那一刻。
另一样,藏在他的另一面:他是一个收藏家、一个编辑、一个翻译者。他一辈子收集旧书、旧玩具、旧明信片;他写过一篇很出名的文章讲收藏家,说一件旧东西被收藏家拿到手里,就从它原来的用途里被解放出来,进入了一段新的生命。〔核:《打开我的藏书》等文〕他写过一篇讲翻译的文章,说好的译本不是原作的影子,而是原作的「来世」,译本让原作继续长。〔核:《译者的任务》大意〕他那部没写完的「拱廊街」计划,是几千张卡片,一张一张抄、一张一张排、一次一次重新分组。
「来世」这个词,请记住。一部作品被翻译一次,就在另一种语言里多活一次,而且活得不一样;每一次新的翻译,都回头改了人们对原作的理解。这正是回写。
阿甘本接走了本雅明的「打断」,写进了他的哲学;他也接走了本雅明的「收藏、编辑、翻译」——可那一样,他接进了自己的手里,没接进自己的学说。他编了一辈子本雅明,做的正是本雅明说的「来世」;他写哲学时,只写紧急制动闸。〔本书的读法〕
读本雅明和阿甘本,常有人读成「砸烂一切」。这是误读,先清掉。
本雅明说的打断,是拉下紧急制动闸,不是把火车炸掉。一个拉下制动闸的乘客,要的是车停下来,好让所有人看清这列车正开往哪里。阿甘本说的「无作」「撤宪」,也不是破坏:他说得很清楚,他不想立一个新的权力来取代旧的,因为新的立起来又会是旧的那一套。他想要的,是让那台机器暂时不再转,好让人从被派定的角色里松开一口气——就像安息日那一天,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的事不再为了某个外在的目的。
本书认真对待这层意思,也同意:很多时候,停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清醒。
本书的问题只在后面:停下来,看清了,然后呢?一列车不能永远停在铁轨上;一个家不能永远处在关门的那一晚;一个节日过完,第二天总要来。车重新开动的时候,如果什么都没变——没有换一条线路,没有改一张时刻表,没有把这次停车的原因记进下一次的驾驶规程——那它就只是回到了原来那条路上,等着下一次再被拉闸。
打断之后,要有一样东西被写回去。
用本书的尺子看本雅明这一家。
开门:他看见了「立—护—推翻—再立」这一轮一轮本身,是一条走不出去的路。这是对「拉锯」最早、也最清醒的描述之一:神话的暴力,就是一场永远的拉锯。
关门:他给的出口是打断——拉下紧急制动闸。可是车停下来以后呢?车上的人下车了,站在铁轨边上。下一步是什么?本雅明没有来得及写,他一九四〇年就死在了边境上。
这里要把公道完整地还给他:他没写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了。阿甘本有时间。阿甘本从一九九五年写到二〇一四年,写了九卷。可是他把本雅明没来得及写的那一步,当成了本来就不该写的:停下来,就是终点。
SDE 发动机的三步里,「打断」属于第二步: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第三步是:改变之后的东西,回头改写路和土,然后在新的土上起新的张力。一个工人停工,是第二步;停工以后,工资被补上了,工地从此有了按月发薪的记录,下一个工人进来不必再停工——这是第三步。本雅明写了第二步,阿甘本把第二步当成了最后一步。
回到那个晚饭时放下碗、关上房门的孩子。
他的「停下来」是一个信号,很重要,大人不该只把它当成闹脾气。可是一个家如果只有两种状态——孩子配合,或者孩子关门——那这个家就是在一根轴上拉锯:这周配合,下周关门,再下周又配合。
门关上以后,还有第三样可以做。等孩子愿意出来的时候,坐下来,把「是什么让你受不了」写下来,定一条小规矩:比如,每周有一个晚上他可以不说学校的事;比如,吵架时谁都可以说「停」,停了之后第二天必须接着谈。把这条规矩写在一张纸上,过一个月再看一次,改一改。
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最近一次「停下来不跟了」的时刻——对工作、对家人、对某件事。停下来以后,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写下来、被改掉?如果没有,那一次停下来就只是这场拉锯里的一个来回。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本雅明把「立—护—推翻—再立」看成一场走不出去的循环,这是对拉锯最早的清醒描述之一。
回写了没有:没有。本雅明有两样——「打断」与「来世」;阿甘本把「来世」接进了手里(编辑),把「打断」接进了学说。
带走的话本雅明给了他一个第三项——既不立法、也不护法的力量——可它的内容是「拉下紧急制动闸」;车停下以后怎样,本雅明没来得及写,阿甘本把没写的那一步当成了不该写的。
你大概听说过这样的事:一个孩子,因为出生时没有登记,长到七八岁还没有户口。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会笑会哭,会背古诗,会帮妈妈择菜。可是到了上学的年纪,学校问:户口呢?到了生病住院,医院问:医保呢?他明明是一个人,在很多张表格面前,却好像不存在。等到终于补上了登记,他一下子就「有」了:有学籍,有医保,有名字写在一本簿子上。
这样的事让人不安,因为它逼人想一个平时不会想的问题:一个人的权利,到底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还是因为他在某一本簿子上?
有一位德国出生的犹太女思想家,自己就当过「不在任何簿子上的人」。她把这个问题想得比谁都深。
汉娜·阿伦特,一九〇六年生于德国。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后她逃到法国,一九四一年辗转到了美国;在这中间有将近二十年,她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核:她一九三七年被褫夺德国国籍,一九五一年取得美国国籍〕
一九五一年,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书里有一章,讲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核〕她的意思大致是:十八世纪以来的各种宣言,说人人生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是二十世纪的难民、无国籍者一出现,大家发现,这些权利一旦失去了一个国家的保障,就一样也兑现不了。一个人被剥掉了国籍,剩下的只是「是一个人」这件事——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人权最没有着落。她说,人真正缺的,是一种「拥有权利的权利」:属于某个共同体、在那里被当作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转述〕
她还把集中营叫作全面统治的实验室。〔核:阿甘本在《神圣人》第一卷中引用此语〕
阿伦特看见的这件事,本系列第一编讲薇依时已经碰过一次:一张写满权利的纸,要有一个负责的地方才兑现得了。
她比薇依更进一步的地方,是把这件事放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处境里:不是抽象地说「权利是空的」,而是说,在二十世纪的某些年份、某些地方,一大群人被剥掉了国籍,然后他们发现,「人权」这张纸帮不了他们。这是一次真看见:「人」这个资格,不是本来就在的;它要在一个共同体里、在一本簿子上、在别人愿意听你说话的地方,才长得出来。
用本系列的尺子说:她看见了权利是长出来的,长在一片具体的土里。
阿甘本接走了这一章,而且往下推得很深。
他在《神圣人》第一卷里读人权宣言,指出一件事:宣言说人「生而」自由平等,那个「生」字很要紧。现代国家把一个人的出生,直接当成了他成为国民的依据——生在这里,就是这里的人。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从一开始就把光秃秃的「出生」「活着」写进了国家的根基里。〔核:据《神圣人》第一卷相关章节转述〕一旦国家把某些人从国民里拿出去,剩下的就只有那个光秃秃的「活着」——赤裸生命。
他还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和阿伦特一九四三年的一篇文章一样,叫《我们难民》。他说,难民这个形象,应该成为思考未来政治的核心:一个不再能被装进「人」与「公民」这一对里的人。〔核:阿甘本此文收入《无目的的手段》〕
「人」与「公民」——这是本编第三对。前两章是规范与例外、立法与不立法,这一章是「光是一个人」与「属于某个国家的人」。阿甘本把它和「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接成了同一对。
这一章要说的,和前两章一样:阿伦特本来有两样东西,阿甘本接走了一样。
阿伦特接走的那一样,是「失去」:无国籍者、难民、被剥掉的权利、集中营。这是她一九五一年那本书的一章。
没被接走的那一样,在她一九五八年的另一本书《人的境况》里,也在她后来写革命的书里。她说,人最特别的一种能力,是「开始」:每一个孩子出生,世界上就多了一个能开始新事情的人。她管这叫「诞生性」。〔核〕她还说,人一起行动,会带来两种麻烦:一是做过的事收不回来,二是将来的事料不准。人类为这两种麻烦各准备了一样药:为收不回来的,准备了「宽恕」;为料不准的,准备了「承诺」。〔核:据《人的境况》第五章转述〕她写美国革命时,还特别看重一件事:一部宪法立起来以后,可以被一代一代的人修正、补充——她说,这种「增补」,正是权威真正的来源。〔核:据《论革命》转述;此意她取自古罗马「权威」一词的本义「增益」〕
请把这几样东西放在本书的尺子上:开始,宽恕,承诺,一部可以被一代一代增补的宪法。这四样,全都是回写。一个孩子出生,改了世界;一次宽恕,让做过的事不再只是一道伤;一个承诺,把将来的一段路先写下来;一次修宪,让长出来的经验沉回根本大法里去。
阿甘本读阿伦特,读的是一九五一年的那一章:失去,剥夺,营地。一九五八年那本书里的「开始」「宽恕」「承诺」「增补」,在他的书里很少成为正题。〔本书的读法,待核他对「诞生性」与「承诺」的具体讨论〕
阿甘本把难民当作思考未来政治的核心形象,这个选择很有眼光。可是本书想接着问一句:一个难民,能不能开始?
阿伦特会说能。她自己就是一个难民。她在无国籍的那些年里,写作、结交、组织、帮助别的流亡者,在纽约的一群流亡知识分子里,长出了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后来她写的「开始」「承诺」,有一部分正是从这段日子里长出来的。〔本书的读法,据阿伦特生平〕
真实的难民营、流亡社区里,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开一间小学校,有人组织互助会,有人把大家的名字和来历记在一个本子上,好让走散的家人能找到彼此。这些都是「开始」,而且都在往一个地方写东西。
在阿甘本的书里,难民最要紧的一面是「被拿出来的人」——那一面是真的,也是最需要被看见的。可是如果难民只有这一面,他就只能等:等被收回去,或者永远在外面。本书想补上另一面:被拿出来的人,也会一起开始,也会立承诺,也会记账。这一面,恰好是阿伦特写过、阿甘本没有接的。
用本书的尺子看阿伦特这一家。
开门:「人」这个资格不是本来就在的,要在一片具体的土里——一个共同体、一本簿子、一群愿意听你说话的人——才长得出来。
阿伦特还多开了一扇门:人不只是会失去资格,还会一起开始新东西、互相宽恕、互相承诺、一代一代地增补。这一扇门,是回写的门。
阿甘本接走了第一扇门,推到了最深处:一个人被剥到只剩活着,是什么样子。第二扇门,他没有走进去。于是在他的书里,「人」与「公民」、「光是活着」与「有资格地活」只剩下一种关系:一个被从另一个里拿出来。拿出来,放回去,再拿出来——拉锯。至于一个被拿出来的人,怎样和别人一起开始一件新事,怎样立一个承诺,怎样让这件事被写进一部可以增补的规矩里,从而不必再被拿出来——这些,是阿伦特写过、阿甘本没接的那一半。
回到那个没有户口的孩子。
他的处境,阿甘本写得最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表格面前不存在。可是这个孩子的故事,通常不是停在「不存在」上的。有一位老师,先让他进教室听课,再帮他家里跑手续;有一个居委会的人,替他们查清了政策;终于有一天,他的名字被写上了簿子。而且——如果这件事做得好——那位老师会把跑手续的经验写下来,交给学校,下一个遇到同样事情的孩子,就不必从头来。
这就是阿伦特的那一半:开始,承诺,增补。一个被排在外面的人,被一群人一起接进来;接进来的经验,又被写进下一次的做法里。
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在里面又在外面」的人——一个没转正的同事,一个刚搬来还没进业主群的邻居,一个随迁来的老人。你能不能做阿伦特说的那三件事里的一件:和他一起开始一件小事,给他一个承诺,或者把你帮他的经验写下来,交给下一个会遇到同样事情的人?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阿伦特看见了「人」这个资格长在一片具体的土里,阿甘本把失去资格的那一面推到了最深处。
回写了没有:没有。阿伦特有两样——「失去」与「开始、宽恕、承诺、增补」;阿甘本接走了前一样,后一样全是回写。
带走的话阿伦特写过人怎样失去资格,也写过人怎样一起开始、宽恕、承诺、一代一代增补;阿甘本接走了失去,没接走开始——而开始、宽恕、承诺、增补,都是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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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您好,这里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醒您家老人本月来做免费体检。」
你还会收到别的:孩子的疫苗接种提醒,单位的年度体检通知,App 里的每日步数排行。这些东西大多是好意,很多时候也确实有用——一次体检查出了早期的毛病,一次提醒让孩子没漏掉一针疫苗。可是你偶尔也会有一点说不清的感觉:好像有一双眼睛,在很仔细地关心你活得怎么样;你的血压、步数、睡眠,都成了某张表上的一个数字。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专门研究过这双眼睛是什么时候睁开的。本系列已经给他写过一整本书。
本系列《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讲过这件事,这里只取阿甘本需要的那一段。
一九七六年,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和同年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课里,提出了一个说法:古老的君主权力,核心是「生杀之权」——君主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下去,说到底,是握着剑的权力。可是从十七、十八世纪起,出现了另一种权力:它不再主要靠「让人死」来显示自己,而是「让人活」——管理一整群人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寿命、卫生、住房。他管这种权力叫「生命权力」,管这种政治叫「生命政治」。他说,在这个时候,人这个物种的生命,第一次被放进了政治的算盘里。〔核:据《性经验史》第一卷第五部分与一九七六年讲课转述〕
他还指出了这种权力最黑暗的一面:为了让整体活得更好,一部分人会被当作威胁整体健康的东西——他在讲课的最后一讲里,就是这样去理解二十世纪的种族主义的。〔核〕
福柯看见的,是一双关心你活得怎么样的眼睛,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这是一次很深的看见:权力不一定是禁止你、惩罚你;它也可以是照顾你、统计你、提醒你来体检。前一种权力你一眼认得出,后一种权力你会感激它。
本系列福柯卷给他的判词是: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本系列福柯卷判词〕——生命权力就是那片潮水里最大的一股。
阿甘本在《神圣人》第一卷的导言里说,他要「完成」福柯。〔核〕
他改了福柯两处。
第一处,时间。福柯说生命政治是近代才出现的,大约在十七、十八世纪跨过了一道门槛。阿甘本说,不对,西方政治「从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早在古希腊,城邦就是建立在把「光是活着」排出去、又攥在手里的动作上的。〔核:据《神圣人》第一卷导言;研究者据此指出他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总范式〕
第二处,地方。福柯从监狱、医院、疯人院讲起,却很少讲到集中营。阿甘本说,福柯的研究一路走到了门口,却没有走进营地;而营地,恰恰是生命政治最赤裸的样子。〔核〕
本系列福柯卷第六十六章说过:阿甘本接过福柯的生命权力,往下推了一步,追的是被剥到只剩活着的那一层。本章把这一步看得更细:他把福柯的「让人活」与「让人死」,接成了同一台机器的两头,又把这台机器的起点,从近代推回到了西方的开头。
福柯本来也有两样东西,阿甘本接走了一样。
一样是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福柯:规训、监狱、生命权力,那双关心你、统计你、在必要时把你排出去的眼睛。
另一样,是生命最后几年的福柯。他转去读古希腊和罗马人怎样「照料自己」:怎样写笔记、写日记、给朋友写信,怎样每天晚上回顾自己这一天做了什么、哪里做得不对、明天怎样改。〔核:福柯晚年关于「自我技术」「书写自我」的讲课与文章〕本系列福柯卷把这一段叫作「最后四年的树枝」:美从权力里被抢了出来。
请把福柯晚年说的那种笔记放到本书的尺子上:一个人每天晚上把这一天写下来,第二天照着改一点,一天一天,人就被自己写的东西改了。这是回写,而且是一个人能做的最朴素的回写。
阿甘本接走了前一个福柯——生命权力、规训、营地所在的那一路——并且把它推到了最深处。后一个福柯的「照料自己」「书写自我」,在他那里没有成为正题;他后来谈「生命的形式」「使用」,走的是另一条路:中世纪修士的规章,而不是一个人每晚写下又改掉的笔记。〔本书的读法〕
生命权力还有一个细处,值得放慢看。
同样是「关心你活得怎么样」,有两种样子。一种是统计:你的血压多少,步数多少,达标没有。这种关心看的是一整群人,你是其中一个点。另一种是陪着:一位社区医生每个月来看你一次,记得你上次说膝盖疼,问你这个月好点没有,照着你的情况把药改一改。这种关心看的是你这个人,而且每一次都接着上一次。
前一种,福柯写得最透,阿甘本推到了最黑。后一种,是回写:每一次看过你,都写进了下一次怎么看你。
阿甘本的框架里,前一种被推到了底——统计到最后,一部分人被当作威胁排出去。后一种很少出现。可是在很多人真实的生活里,恰恰是后一种关心,让前一种关心没有变成排除:一位记得你膝盖疼的医生,不会让你只剩下表格上的一个点。
用本书的尺子看福柯这一家。
开门:权力也会照顾你、统计你;「让人活」和「让人死」出自同一双眼睛。
关门:本系列福柯卷已判——他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那张脸回头改沙滩。
阿甘本在这里多关了一扇门:他把「让人活」与「让人死」接成一根轴,然后把这根轴从十七世纪一直推到古希腊。一根只在近代出现的轴,还有一个生日,可以问它会不会结束;一根「从一开始」就在的轴,就成了底下的那块地基。这是本书根的第三环——拉锯被当成原样——在他接手福柯时的第一次出现。
回到那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
面对这种关心你的权力,有两种常见的反应。一种是全盘接受:它让我体检,我就体检,它给我打分,我就追分。另一种是全盘拒绝:我不去,我不下载,我不让任何人统计我。两种反应,是在同一根轴上的两头。
还有第三样。你可以去看一看那张体检报告,问医生:这几个数字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怎样改?然后你改一点,下一年再看一次。你也可以像福柯晚年说的那样,自己记一本小小的健康笔记:不是给别人看的数字,是给自己看的日子——这周睡得怎样,哪天特别累,是因为什么。这本笔记会一点一点改你过日子的方式。那张表是别人在统计你;这本笔记,是你在回写自己。
试一件小事:找一张关于你的「表」——体检报告、成绩单、绩效考核。在它旁边写一页你自己的话:这张表说对了什么,没说到什么,你打算怎样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福柯看见了关心你的眼睛也是权力;阿甘本把「让人活」与「让人死」接成了同一台机器。
回写了没有:没有。福柯有两样——生命权力与晚年的「照料自己」;阿甘本接走了前一样,还把这根轴推回到了西方的开头。
带走的话福柯的生命权力有一个生日;阿甘本把它推回到「从一开始」,一根有生日的轴就成了一块地基——而福柯晚年那本每晚写下又改掉的笔记,他没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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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认识一个很会做饭的人。
也许是你的外婆,也许是楼下小饭馆的老板。她不做饭的时候,坐在门口择菜、和人聊天,你不会说她此刻「不会做饭」。她会做饭,只是此刻没在做。等她一进厨房,手一动,那一身的本事就出来了。
你也一定知道,她这身本事不是天生的。几十年前,她也把米饭煮糊过,把盐放多过;是一顿一顿做出来的。每做一顿,她就更会做一点——手上的分寸,心里的火候,都是被一顿一顿饭写进她身体里的。
这件小事里,藏着两千多年前一场争论,和阿甘本一生最深的一个词。
古希腊有一群哲学家,说过一句很硬的话:一个人只有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才算「能」做这件事;不在做的时候,就不能。照这个说法,一个建筑师不在盖房子的时候,就不是建筑师。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九卷里驳这句话。他说:一个建筑师睡着了、吃饭了,他仍然会盖房子;「能」不是只在「做」的那一刻才有。他由此区分了「潜能」和「实现」:潜能是那种还没做出来、却确实在那里的能力;实现是把它做出来。〔核:《形而上学》第九卷第三章,1046b29 起〕
亚里士多德还说了另一件事,在他讲伦理的书里:人是怎样变得会盖房子的?是靠盖房子。人是怎样变得公正的?是靠一次一次做公正的事。一件事做得多了,就在人身上沉下一种稳定的状态,他管它叫「品质」或「习性」。〔核:《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一章,1103a—b〕
请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潜能在实现之前就在;可是潜能本身,是被一次次实现养出来的。外婆会做饭,是一顿一顿饭做出来的。
两千三百年后,海德格尔在一九三一年的一门课上,一行一行地读《形而上学》第九卷的开头几章。〔核:海德格尔全集第 33 卷〕第一编讲过,阿甘本在勒托尔听过这位老师,也接过了这一路读法。
一九八六年,阿甘本做了一场讲演,题目就叫《论潜能》。本书第二十二章会细拆,这里先说它的要点。〔核:此讲演后收入英文文集《潜能》〕
他盯住的,是亚里士多德那个反驳里藏着的一件事:一个建筑师不在盖房子的时候仍然会盖——这说明,「会」里面包含着「可以不做」。真正的潜能,不只是「能做」,还是「能不做」。一个只能做、不能不做的东西,是机器,不是会做事的人。他借用亚里士多德书里的一个词,把这种「能不」叫作「非潜能」。他还读了亚里士多德讲视觉的一段话:眼睛在黑暗里,仍然「看见」了黑暗——看见了自己不看的那种能力。〔转述〕
这是一次非常深的看见。本书前言说,他是这套书里第一个把全部力气押在「正在成形」上的人;这篇讲演,就是他押下的第一注。
「能不」这件事,太多人忘了。
一个好厨子最见功夫的时候,常常是她「不做」的时候:知道哪道菜今天不该做,知道哪一步不该多加一勺,知道孩子今天不想吃,就不硬端上去。一个只会「做」、不会「不做」的厨子,是一台做饭的机器。一个好老师,最见功夫的时候,常常是不讲——让学生自己想。一个好医生,最见功夫的时候,常常是不开药。
阿甘本把这件事说透了:自由不只是能做什么,也是能不做什么。本书判决五的左栏——他打开的那扇门——就在这里。
可是亚里士多德本来也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潜能在实现之前就在」:睡着的建筑师仍然会盖房子。阿甘本从这里接走了「能不」,并且推得比亚里士多德更深。
另一样是「潜能是被实现养出来的」:人靠盖房子成为建筑师,靠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一件事做多了,沉成一种习性;这种习性,又让下一次做得更好。这是一个环:做→沉下去→更会做→再做。
这个环,就是本书说的回写。外婆的每一顿饭,都沉回她的手里;她的手,又让下一顿饭更好。
阿甘本读到过这个环。他在最后一卷《神圣人》里,专门写了一章讲「习惯的使用」。〔第 47 章已据研究文献核过,此处按核后的读法写〕他批评的,是把习性理解成一种「拥有」:一个主人手里握着一项能力,想用就拿出来用,不想用就收着——他说,这正是主体想要做存在的主人的地方。他想做的,是把习性从「潜能—实现」这个框子里救出来,说它是一种「一直已经在用」的状态:一种从来不和做分开、从来不需要被「拿出来用」的能力。〔据该书第一部分第六章及研究者转述〕
这个读法,比本书原先预想的要近得多:他没有把习性扔进机器,他想救它。本书在这里公开收窄原先的一句话(见第四十七章的登记)。可是请留意他救出来的习性是什么样子:「一直已经在用」。外婆那几十年里一顿一顿做坏又做好、一次比一次更会的那一条时间的路——做了会沉下去,沉下去会让人更会做——在「一直已经在用」里,被抹平了。
海德格尔在这件事上也有两样东西,本书只点一句。
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能」,读出了一种「保持」:潜能不是一个等着被用掉的储备,而是一种保持在自身之中的力量。阿甘本的「能不」,受了这一路读法的影响。〔本书的读法〕
可是海德格尔也有另一面:他讲「此在」时,讲过人总是在一个已经被别人、被传统解释过的世界里长大,人的每一次理解都带着这个世界的痕迹,又回头改一点点这个世界。本系列海德格尔卷判他「世界有缠,没有回写」——他看见了缠,没有把回写写成正题。师生两人在这一点上,是同一个缺口。
用本书的尺子看这一对师生、这一个词。
开门:潜能里包含「能不」;正在成形那一段有它自己的分量,不只是欠着一个实现。
关门:潜能只有两种样子——做,或者不做;实现,或者不实现。「潜能/实现」成了本编的第五对。阿甘本在这一对上的选择是:保住「不」,让潜能保持为潜能。
可是亚里士多德的那个环——做了会沉下去,沉下去会让人更会做——不在这一对里面。它不是「做」与「不做」之间的一点,它是另一样东西:做过的事回头改写了做事的人。没有这个环,潜能就只能在「做」和「不做」之间来回,像一个永远在择菜、永远不进厨房的外婆,或者一个永远在厨房、永远不歇手的外婆——两头都不是那位几十年一顿一顿做出来的外婆。
这就是本书根的第一环,最干净的一次出现: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这里的轴是「做」与「不做」,拉锯的名字叫「能不」。
回到那位会做饭的外婆,或者你身边任何一个会一门手艺的人。
问问他们:你是怎么会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做出来的,做坏过很多次。再问问他们:你最有把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很多人会说: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做的时候。
这两个答案合起来,就是完整的潜能:「能不」是真的,而「能不」本身,也是一次一次做出来的。一个从来没做过饭的人说「我可以不做饭」,和一个做了四十年饭的外婆说「今天不做」,不是同一个「不」。
试一件小事:挑一样你想学会的事——一道菜、一项运动、一种乐器。这个星期做它三次,每做完一次,写一句话:这次哪里比上次好,哪里下次不这样做。一个星期以后看这三句话:你的「会」,是怎样被这三次一点一点写进你身上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潜能里包含「能不」,这是他押下的第一注,也是判决五的左栏。
回写了没有:没有。亚里士多德有两样——「潜能先于实现」与「潜能被实现养出来」;阿甘本接走了前一样;后一样的那个环,他晚年想救,救成了「一直已经在用」,时间的那一层沉积被抹平了(第 47 章核后收窄)。
带走的话外婆会做饭,是一顿一顿饭做出来的;她说「今天不做」,也是四十年做出来的「不」。阿甘本守住了「能不」,却没有接住让「能」一顿一顿长厚的那个环——那个环,就是回写。
你一定在小区里见过一条停车规定的一生。
最初,小区里车少,谁都随便停。后来车多了,堵了消防通道,物业贴出一张通知:即日起,只准停在划线车位。这是一次「立」。过了几个月,有业主不服,天天和保安吵,有一天几十辆车一起停在了路边,物业拿他们没办法,那张通知形同虚设。这是一次「废」。又过了一阵,换了一家物业,重新贴了一张更严的通知。又是一次「立」。
立,废,再立。很多小区的停车问题,就这样一轮一轮地拉锯了十几年。
可是也有一些小区,走出了第三条路。他们开了一次业主大会,把停车规定写成几条,末尾加了一句:「本规定每年春节后复议一次,由业委会召集,复议结果张贴在一号楼大堂。」第二年,有人提出老人的车应该有优先车位,复议时加了一条。第三年,有人提出访客停车时间太短,复议时改了一条。这张规定没有被推翻过,也没有一成不变;它每年长一点。
这一章要说的,就是这第三条路,为什么在阿甘本接手的那几家里,几乎没有位置。
前五章请了五家出场。现在把他们放在同一张桌上,看一看阿甘本从每一家接走的那一半,长什么样。
从施米特那里,他接走了门口那一拍:谁决定例外。秩序在那一拍里被悬置,又在那一拍里被重新奠定。
从本雅明那里,他接走了两种暴力的循环——立法的、护法的——和打断这个循环的「紧急制动闸」。秩序要么被立起来、护着,要么被打断。
从阿伦特那里,他接走了失去:一个人被剥掉国籍,「人」与「公民」被拆开。秩序要么把人收进来,要么把人排出去。
从福柯那里,他接走了生命权力:让人活,让人死。秩序要么照顾你,要么把你当作威胁。
从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那里,他接走了潜能:能做,能不做。
五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的形状:秩序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一次奠定,要么被一次悬置。立,或者废;收进来,或者排出去;做,或者不做。
这个前提,五家各自的书里都没有明说,阿甘本自己也没有明说。可是只要你一章一章读下来,它就在每一页底下。
先说这个前提对在哪里,因为它确实抓住了一件大事。
秩序确实会被奠定,也确实会被悬置。二十世纪的欧洲,一个宪法被一夜之间架空、一个国家的公民被一纸命令剥夺身份的事,不是一次两次。阿甘本那一代人看见的,就是这个。一个亲眼看过「立」怎样变成压迫、「废」怎样变成另一种立的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立」与「废」这两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小区的停车规定也一样:立、废、再立,这确实是很多小区的真实经历。阿甘本写的,是这种经历最深、最黑的版本。
可是小区里还有第三条路:每年复议一次,由业委会召集,结果贴在一号楼大堂。
这第三条路,本系列第一百二十一号《发生落点》专门立过一个词,叫「修订程序」。那本书把它压成三句话,拿去一个一个问二十世纪的二十位哲学家:
什么条件下重议?
由谁来重议?
结果记在哪儿?
那本书的读数很出名:二十位哲学家里,第一句答得上的有六位,第二句也有六位,第三句——结果记在哪儿——零位。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得出前两句;「记在哪儿」要的是一个地方,一个人写不出一个地方。〔本系列第 121 号的读数〕
本书把这三句拿来,也问一问阿甘本接手的这五家。
这一节是本书的读法,读者可以逐条去核。
施米特:他那个「委托的专政」,答上了前两句——在国家危急的时候重议(第一句),由元老院授权一个人(第二句);六个月期满交还,算是半句的第三句:交还了,可是交还的经验记在哪儿,他没有写。阿甘本接走的,是他的另一种专政,那一种三句都答不上。
本雅明:「打断」本身不是重议,是停下。三句都没有。他的收藏、编辑、翻译——那个「来世」——倒是有第三句的样子:每一个译本,都是记下来的那一版;可是这一面他没有写进政治。
阿伦特:答得最多。她说承诺是为了料不准的将来准备的,这是第一句;她说一起行动、一起承诺的是一群人,这是第二句;她说一部宪法可以被一代一代增补,这是第三句——结果记在那部宪法里。可是阿甘本接走的,是她讲「失去」的那一章。
福柯:盛年的福柯三句都不答,他只开诊断书——本系列福柯卷的判词。晚年的福柯,在一个人的层面上答上了:每晚回顾这一天(第一句),由自己(第二句),写在笔记里(第三句)。阿甘本接走的,是盛年的那一个。
亚里士多德:他的「习性」,在一个人的身体里答上了三句——每做一次都在重议,由做事的人自己,结果沉在他的身上。阿甘本接走的,是「能不」。
读数出来了:五家里,至少有三家半在某一面答上过三句中的两三句——施米特半家,阿伦特一家,晚年的福柯一家,亚里士多德一家。而阿甘本从每一家接走的,恰好是三句都答不上的那一半。
有人听到「每年复议一次」「由谁召集」「结果贴在哪儿」,会觉得这太保守了——这不就是维持现状吗?
恰恰相反。一个没有修订程序的秩序,只有两种命运:原样不动,或者被推翻。它越是不许改,就越容易被整个推翻;一被推翻,新立起来的那一套又不许改,下一次又只能整个推翻。这才是真正的原地打转。
有修订程序的秩序,每年都在变,而且变得有来历、有记录。第一年加了老人优先车位,第二年改了访客停车时间,第三年也许发现某条规定已经没用了,删掉。十年下来,它和第一年相比,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可是每一步都有人提、有人议、有人记。
所以修订程序不是站在「立」这一头,也不是站在「废」这一头。它是第三样:一个秩序学会了自己改自己。本书说的回写,落到一个秩序身上,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章的读数,给本书的根找到了第一个来历。
根的第一环说:不回写。修订程序那三句,正是回写落到一个秩序身上的样子——什么时候改,谁来改,改了记在哪儿。三句答上了,一个秩序长出来的东西就会沉回去,下一次从新的地方起步;三句答不上,这个秩序就只能被立起来、被废掉、再被立起来。
根的第二环说: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立与废,收与排,做与不做——阿甘本接手的五样东西,全是这样的一对。
这不是说阿甘本故意挑了没有回写的那一半。本书第十五章和第七十三章会追他为什么这样挑。这里只先记下一件事实:前人手里本来就有回写,而且不止一家;他接手的时候,把回写那一半留在了原地。
回到那个小区。
如果你住的地方,也有一条立了又废、废了又立的规矩——停车、养狗、装电梯、广场舞的时间——你可以试着问那三句话: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来重议?结果记在哪儿?
很多拉锯了很多年的事,一问就会发现:三句里至少有一句是空的。最常空的,是第三句。大家吵过很多次,每次吵完都「差不多说好了」,可是说好了什么,没有人记下来,下一次又从头吵。
试一件小事:挑一件你所在的地方拉锯了很久的事,替它写一张小纸条,只写三行——每年什么时候复议,谁召集,结果贴在哪儿。把纸条交给能管这件事的人。也许他不会用;可是你已经做了一件阿甘本的书里没有的事。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也关门。五家各自看见了秩序会被奠定、会被悬置;阿甘本接手时,只接走了这两头。
回写了没有:没有。修订程序三句,五家里有三家半在某一面答上过;阿甘本接走的,恰好是三句都答不上的那一半。
带走的话五家手里本来都有两样:秩序怎样被立与废,和秩序怎样每年复议、记在一号楼大堂;阿甘本接走的,恰好是只有立与废的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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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学手艺的人。
他跟过五位师傅。每一位师傅都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招」——一个漂亮的动作、一句一针见血的口诀、一个关键时刻的决断;另一样是「养」——每天收工以后把工具擦一遍,把今天做坏的那一件拿出来看一看,把这个月的经验记在一个旧本子上。
他从每一位师傅那里都学到了「招」,学得比同门都好。「养」那一样,他看在眼里,也许还在自己家里做——可是他开宗立派、写书传徒的时候,书里只写招。
很多年以后,他的徒弟们招式漂亮,一出手就是绝活;可是每个人都得从头摸索怎样擦工具、怎样看做坏的那一件、怎样记那本旧本子。
这一章做第二编的总账。
把前五章压成一张表。
| 前人 | 阿甘本接走的那一对 | 前人本来的另一样 | 那一样是不是回写 |
|---|---|---|---|
| 施米特 | 规范与例外(门口那一拍) | 委托的专政:有期限、有授权、要交还 | 是:一次例外有期限地结束、被交还 |
| 本雅明 | 立法的暴力与打断它的暴力 | 收藏、编辑、翻译——作品的「来世」 | 是:每一个译本都回头改了原作 |
| 阿伦特 | 人与公民(失去) | 开始、宽恕、承诺、宪法的增补 | 是:一代一代把经验写回根本大法 |
| 福柯 | 让人活与让人死 | 晚年的照料自己、书写自我 | 是:每晚写下、第二天照着改 |
| 亚里士多德 | 潜能与实现(能不) | 习性:做多了沉下去,让人更会做 | 是:做过的事回头改了做事的人 |
〔右边两列是本书的读法;每一行的出处见第 9—13 章〕
五行,一个形状:他接走的都是一对;他没接走的,都是回写。
还要再看一步:这五对,在他手里不是五根各自独立的轴,而是被接成了一根。
规范与例外,立法与打断,公民与人,让人活与让人死,实现与不实现——他把它们一对一对地叠在一起,最后压成了《神圣人》第一卷导言里那一句:西方政治最根本的那一对范畴,是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排除与包含。〔核:据《神圣人》第一卷导言〕
五对,叠成一对。五根轴,并成一根。
这一步本身是了不起的思想功夫。五个方向完全不同的前人,被他看出底下共用着同一个动作:把一样东西拿出去,又攥在手里。本系列的尺子承认这是一次真看见——一个藏在五家底下的共同形状,被他挖出来了。
可是也正是在这一步,那一根轴硬了。五家本来各有回写的那一半,那几半散在五个地方,彼此不相干;当五对被并成一根轴的时候,散在旁边的那几样——期限、来世、承诺、笔记、习性——就被留在了轴外面。一根轴越硬、越根本,轴外面的东西就越像「不属于这个问题」。
本书的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两条合起来的: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而在 SDE 的方法里,正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第二编给这个根的第一环——不回写——找到了一个来历:不是他没见过回写,是他从每一位前人那里接手时,都把回写那一半留在了原地。
第二环——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在这里也有了来历:他接走的五样全是一对,五对又被并成了一根轴。
第三环——拉锯被当成原样——在第十二章已经露了头:他把福柯那根有生日的轴,推回到了西方的开头。
第四环——出口只剩停锯——在第十章已经露了头:他从本雅明那里接走的第三项,内容是紧急制动闸。
四环在第二编里各露了一面。本书第四到第九编,会在他自己的书里,一环一环地把它们找出来。
一个人从五位师傅那里只学招、不学养,总有他的道理。本书第七十三章会正式追病根,这里先列三条,供读者自己掂量。〔本书的解读〕
第一条,他要回答的问题太黑了。他从一开始盯着的,是被剥掉一切的人。对一个被剥光的人来说,「每年复议一次」「宪法可以增补」「每晚写笔记」听起来太奢侈了——那是有资格、有余地的人才用得上的东西。他把这些当成了「有资格的人」那一边的事,而他要写的是另一边。
第二条,他那一代人对「立」极不信任。立起来的东西会变成新的压迫——这是二十世纪欧洲留给他的最深的一课。于是凡是像「立」的东西——期限、授权、宪法、习性——他都先看见它可能捕获人的那一面。
第三条,他是一个语文学家。语文学家的本事,是在一个古词里看出一整个世界;他习惯于把一个词当作一口井,往下挖。一口井挖得越深,井口周围的地面就越显得无关紧要。
三条都在说同一件事:他那片土里,长得出最深的井,长不出井口边上那一圈天天被人踩、天天被人修的地面。
公平起见,还要说一件事:阿甘本自己的方法里,有一样东西离回写很近。
他在那本讲方法的小书《万物的签名》里,讲过「签名」:一个概念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身上会带着它来历的印记;好的研究者要能认出这些印记,看出一个今天的法律概念,身上还带着中世纪神学的签名。〔核:据该书第二篇转述〕
这是一种非常敏锐的看法:概念不是凭空的,它们带着自己的一生。用本书的尺子说,这是看见了「来历」——看见了一个概念是怎样一路长过来的。
可是「签名」这个方法只朝一个方向走:往回认。它教你认出一个概念身上的旧印记,却不教你怎样在它身上留下新的一笔。一个编者看一部手稿,既要认出前人留下的批注(往回认),也要写下这一版的校记(往前写)。阿甘本把前一半做成了方法,后一半留在了他的编辑手艺里。
也就是说,连他离回写最近的那一样方法,也是一半:认得出别人留下的印记,不写自己的这一笔。
说到这里,要把公道完整地还给他。
第一,把五对并成一根轴,本身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创造。后来很多人都承认,他让人看见了一个藏在法律、神学、人权、医学底下的共同动作。这个看见不因本书的批评而作废。
第二,他盯住的那一边——被剥光的人——确实是最需要有人盯住的地方。一个社会对最边上的那几个人怎样,比它对多数人怎样更说明问题;本系列福柯卷第六十六章说过这句话,本书同意。
第三,他留在原地的那几样——期限、承诺、增补、笔记、习性——本身也可能被用坏:期限可以被无限延长,承诺可以被撕毁,宪法可以被架空,笔记可以变成自我审查。他对这些东西的警惕,不是没有道理。
本书的批评只有一句:警惕它被用坏,不等于把它留在轴外。一个秩序要不被用坏,靠的恰恰是那几样东西被好好地用——期限写清楚,承诺记下来,增补有程序。把它们留在轴外,这根轴就只剩下立与废两头了。
回到那个学手艺的人。
每个人都跟过几位「师傅」:父母,老师,第一份工作的上司,一位影响过你的作者。回想一下,你从他们每一位那里,接走的是「招」还是「养」?
很多人会发现,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招:父亲那句「做人要硬气」,老师那个解题的妙法,上司那次雷厉风行的拍板。那些养——父亲每天晚上修修补补的背影,老师改作业时写在边上的小字,上司每个季度末默默更新的那张表——当时看见了,没当回事。
试一件小事:给你心里最重要的一位「师傅」写两行字。第一行,写你从他那里学到的一招;第二行,写他身上你当时没学的一样「养」——一个每天的小习惯、一个记东西的办法、一个事后复盘的动作。然后,从这周起,把第二行那样东西试着做一次。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把五家底下共用的那个动作挖了出来,五对并成一根轴,是一次真看见。
回写了没有:没有。五家本来各有回写的那一半——期限、来世、承诺、笔记、习性——并轴的时候,全被留在了轴外。
带走的话他从五位前人那里各接走了一对,又把五对并成了一根轴;前人手里回写的那一半——期限、来世、承诺、笔记、习性——全被留在了轴外。他接手的是一根轴,不是一道题。
本编九章,写阿甘本被忽略的那一半。
读阿甘本的人,多半只读他一九九五年以后的《神圣人》九卷:主权、例外、赤裸生命、营地。可是在那之前的二十五年,他写的是另一些书:艺术家和作品为什么分了家,中世纪的忧郁和情诗,孩子在会说话之前的那段日子,声音和语言,一行诗在哪里断,一个「随便哪一个」的人,「能不」,还有晚年的一个意大利喜剧小丑。
本系列有一条规矩:一个哲学家自己把著作分成两半、思想史只读了一半的,被忽略的那一半要单列一编,放在总解构之前——不读它,判词会下错。本系列齐克果卷就是这样做的。
本编要做的事,和前两编相反。前两编看的是他怎样把回写留在了原地;本编看的是,他离回写最近的地方,几乎全在这一半里:孩子学会说话以后,语言回头改了孩子;一件旧东西被孩子拿去玩,换了一种活法;一行诗断在半截,意思流进下一行;一个小丑从剧情里溜出去。本编每一章都先把这些看见写足,再看他每一次在哪一步前停了下来。
本编主要对应判决一(门槛上的长)与判决五(挂空挡的自由)。第二十四章做总账。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一幅画前面,说得出它好在哪里,自己却一笔也画不出来。
周末去美术馆,你能看出这幅画的构图稳、那幅画的颜色好;朋友发来一首歌,你能说出副歌哪里抓人;一部电影看完,你能写一篇像模像样的影评。你的眼光越来越好,可是你离「做」越来越远。另一边,你也许认识一个画画的朋友,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画,他只是每天在画。
看的人越来越会看,做的人越来越说不清。这两种人,好像住在两个房间里。
阿甘本二十八岁出的第一本书,写的就是这两个房间。
一九七〇年,阿甘本出版了第一本书,《没有内容的人》。〔核〕
他从尼采的一段话讲起。尼采嘲笑康德:康德谈美,说美是「无关利害的愉快」,这是一个站在画前面的观众的说法;一个真正做艺术的人不会这样说,艺术家要的恰恰是「有关」——司汤达就说,美是幸福的许诺。〔核:据《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六节转述,阿甘本借此开篇〕
阿甘本由此说:近代以来,关于艺术的一切思考,都是从观众这一边做的——品味、鉴赏、审美判断。艺术家那一边,被说得越来越空。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创造原则」,什么内容都可以装进去,什么内容都不是他的:一个「没有内容的人」。〔转述〕
他举了巴尔扎克一篇小说里的老画家:这位画家花了十年画一幅杰作,改了又改,最后朋友们来看,画布上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颜色,角落里露出一只极美的脚。〔核: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阿甘本说,这位画家就是近代艺术家的样子:他追求的纯粹的艺术,最后把作品本身吞掉了。
书里还借了古希腊人的一对词:一个是「制作」,把一样东西带到世界上来、让它现身;一个是「实践」,一个人凭意志去做一件事。他说,近代把一切「做」都读成了意志的实践,把古希腊人那种「让一样东西现身」的制作忘了。〔转述〕
这本书看见了一件今天更明显的事。
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观众:刷短视频的人、写书评的人、打分的人、转发的人。我们的眼光被训练得极好,手却越来越空。「会看」和「会做」分成了两个房间,这不是阿甘本想出来的,是他看出来的。
他还看见了一件更深的事:一个作品不是艺术家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做的过程里「现身」的。那个改了十年画的老画家,他的错不在改,而在他以为有一个纯粹的「艺术」等着他去抓。古希腊人的「制作」,说的是一样东西在做的过程中慢慢显出它自己的样子——用本系列的尺子说,这几乎就是「显露」。
书里那对古希腊词,值得多停一下,因为它和本书的尺子贴得很近。
一个是「制作」:古希腊人说一个木匠做一张桌子、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用的是同一个词,意思是把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带到世界上来,让它「现身」。一个是「实践」:一个人凭自己的意志去做一件事,重点在做事的人,在他想要什么。
阿甘本说,近代以来,我们把一切「做」都读成了「实践」:做事就是实现自己的意志,作品是意志的产物。于是艺术家成了一个意志的源头,作品成了他意志的影子。〔转述〕古希腊人的「制作」却不是这样:一张桌子是在木头、工具、手艺、需要之间慢慢显出来的,木匠不是它唯一的源头。
用本系列的七个词说:「制作」看的是形状怎样在路和土里长出来,「实践」看的是一个先在的意志怎样落到东西上。阿甘本在第一本书里就站在了「制作」这一边——这是他和本系列的第一次认亲。
只是,古希腊的木匠做完一张桌子,下一张会做得不一样:上一张桌子的毛病,进了他的手。「制作」本来是一个环,他只取了「现身」那一下。
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第一对:观众与艺术家,品味与创造,实践与制作。
开门:作品不是意志的产物,是在做的过程里现身的。这是一次对发生的看见。
可是这本书停在了哪里?停在了两个房间之间。观众只会看,艺术家只剩一个空的创造原则;两头都不对,他就在两头之间诊断。他没有写的是另一件很普通的事:一个画画的人,画完一幅,挂出去,被人看,被人说好、说不好;他听了,下一幅画改了一点。观众的话,回头进了画家的手。反过来,一个观众如果自己动手画过几笔,他看画的眼光就变了;做过的事,回头进了他的眼睛。
「看」和「做」本来不必住在两个房间。它们之间可以有一条回写的路:看过的进到做里,做过的进到看里。这条路,在《没有内容的人》里没有位置。书的结尾,他借了本雅明那个背对未来、面朝废墟的「历史天使」,一个只能看着的形象。〔转述〕
书里那位改了十年画的老画家,本书想换一个角度再看一次。
阿甘本读他,读出的是近代艺术家的困境:追求一种纯粹的艺术,最后把作品吞掉了,画布上只剩一团乱七八糟的颜色,角落里露出一只极美的脚。这个读法很深。
可是「改」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错。一幅画改十年,在很多画家那里是常事;一部小说改十几稿,一首曲子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也是常事。改,本来就是作品怎样长出来的方式:每一次改,都是看了上一稿、看出了毛病、回头动一笔。本书一路说的回写,在一个画家的工作室里,最朴素的样子就是改稿。
那位老画家的问题,不在他改,而在他改的时候,只看他心里那个「纯粹的艺术」,不看画布上已经长出来的东西;不看每一稿,只盯着那一稿永远够不着的样子。一个好的画家改画,是和画布一起改:画布上这一笔出来了,它会告诉你下一笔该往哪里走。
用本书的话说:他改了十年,却每一次都从心里那个原样出发,而不是从上一稿出发。这正是「拉锯当原样」在一间画室里的样子——心里有一个查不到出生、也够不着的原样,每一次改,都只是朝它拉一下,再被它拉回来。
真正的改稿,是从上一稿出发的。每一稿都保留下来,注明日期;回头看,能看见一幅画是怎样一步一步长成的。很多画家的草稿和改稿,后来比定稿还珍贵,正是因为它们记下了这条路。
「会看的人」和「会做的人」之间,还有一种很普通的桥:观众写下来的话。
一个人看了一部电影、读了一本书、听了一场音乐会,写几句感想,发出去;做作品的人读到了,有的时候,下一部作品就真的改了一点。很多作家说,读者的来信改变了他们后来的写法;很多演员说,某一场演出后观众的一句话,让他们重新想了一个角色。〔本段为一般概括〕
这就是「看进到做里」最朴素的样子:观众不只是在看,也在用他写下的话,参与做。阿甘本说近代以来观众和艺术家分成了两个房间;一封读者来信,是这两个房间之间的一扇窗。
如果你是一个「越来越会看、越来越不会做」的人,可以试一件小事。
挑一样你最常评论的东西——菜、字、照片、文章——这个星期自己做一次,做得再差也没关系。做完以后,回去看别人做的,你会发现你的眼光变了:以前你看的是好坏,现在你会看到难处——这一笔为什么这样收,这道菜的火候差了多少。
然后,把你的这一次「做」拿给一个人看,听他说一句。下一次做的时候,把这一句用进去。
看进到做里,做进到看里——一个人身上的两个房间,就这样开了一道门。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作品在做的过程里现身,这是他第一本书里的第一次看见。
回写了没有:没有。观众与艺术家被诊断成两个房间;看与做之间那条回写的路,书里没有。
带走的话他的第一本书,就停在「会看的人」和「会做的人」两个房间之间;一个人画完一幅,听了一句,下一幅改一点——这条路,书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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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个孩子离不开一样旧东西。
一只洗得发白的毛绒兔子,一条边都磨破了的小毯子。孩子晚上抱着它睡,出门要带着它,谁要是把它扔进洗衣机,孩子会哭得像丢了什么大事。大人觉得奇怪:一只兔子而已,买一只新的不就好了?可是孩子要的就是这一只。
这只兔子,既不是一只普通的玩具,也不完全是妈妈;它在两者之间,替孩子挡住了某种还说不清的害怕。
第一编第四章讲过《诗节》的一面:失恋的人为什么总在写信。这一章讲它的另一面:人为什么会离不开一样东西。
《诗节》一九七七年出版,是阿甘本在瓦尔堡研究所那段日子的收获。书名在意大利语里有「房间」的意思:中世纪诗人说,一首诗的一节,是给心里那样东西留出的一个房间。〔核〕
全书分四部分,讲的是四种「在拥有与失去之间」的姿态。〔各部分题目待核,以下转述大意〕
第一种是忧郁。中世纪的修士和医生描述过一种叫「午间魔鬼」的倦怠:修士在正午时分什么也不想做,心里空空的,想要的东西够不着。阿甘本说,忧郁的人是把还没失去的东西,提前当作失去来哀悼,于是反倒一直抱着它。
第二种是恋物。他读了马克思讲商品、弗洛伊德讲恋物的那几页:一样东西被当成了另一样东西的替身,人对着这个替身投入了全部的心。他还写到卡夫卡小说里一个叫「奥德拉德克」的怪东西——一个线轴一样的小玩意儿,在楼梯间里滚来滚去,说不清它是干什么用的,却好像活着。
第三种是情诗里的「幻象」:中世纪诗人爱的,是心里那个人的影像。
第四种,是一幅古老的图像: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给人出谜语。他说,西方人对待符号的方式,一开始就把「说出来的」和「意思」劈成了两半,中间隔着一道杠;而谜语、徽章、寓意画这些古老的东西,恰恰是想绕过这道杠的办法。
这本书看见的,是人和东西之间的一种奇妙关系:一样东西,可以同时是「有」和「没有」。那只白兔子,孩子抱着它,好像抱着一份安心;可那份安心不在兔子身上,兔子只是替身。人对一样东西越放不下,往往越说明他真正想要的在别处。
阿甘本把这件事写得极美,而且写出了它的来历:从中世纪修士的正午,到十九世纪的橱窗和商品,到卡夫卡楼梯间里那个滚来滚去的线轴。一种心里的姿态,有它的一部历史——这是地道的发生学看法。
书里写到的那个卡夫卡的怪东西,值得单独看一眼。
卡夫卡有一篇极短的小说,叫《家父之忧》。讲一个叫「奥德拉德克」的小东西:像一个扁扁的星形线轴,上面缠着一些旧线头,还伸出一根小横杆,能用它立着走。它住在楼梯间、走廊、阁楼里,行踪不定;你问它住哪儿,它说「住处不定」,然后笑,笑声像落叶沙沙响。小说的最后,那位父亲心里发愁:它会死吗?一切会死的东西,都有过某种目的、某种活计,才会被磨损;可奥德拉德克没有。他想到它也许会比自己活得更久,心里就疼。〔核:卡夫卡《家父之忧》大意〕
阿甘本在《诗节》里把奥德拉德克读成一种从用途里解放出来的东西:它不再是任何工具,只是在那里,像一件被玩够了的玩具,又像一件商品的幽灵。〔转述〕
本书想接着那位父亲的忧虑问一句:一个没有活计、不会被磨损、也就不会老的东西,好不好?
白兔子会旧,会被洗得发白,会被挪到书架上;正因为它会旧,它才记下了一段日子。奥德拉德克不会旧,它什么也记不下,它只是一直在楼梯间里滚来滚去。一个不会被用旧的东西,也就不会被写进任何人的一生。阿甘本爱奥德拉德克;本书更爱那只被抱旧了的白兔子。
这本书的四种姿态,每一种都是一对:拥有与失去,替身与真身,影像与人,说出来的与意思。
开门:人和东西之间的关系,不是「有」或「没有」那么简单,它可以停在两者之间,而且这种停留有一部历史。
可是,那只白兔子后来怎么样了?
真实的孩子,大多有一天会把兔子放下。不是被逼着扔掉,而是慢慢地,兔子从枕边挪到了书架上,从每天抱着变成偶尔看一眼。孩子长大了,那份害怕被别的东西接住了——一个朋友,一段经验,一句「我可以」。兔子没有被扔掉,它换了一种活法:它成了一件纪念品,一段被记住的日子。那段抱着它的日子,沉进了孩子的一生里,改了他以后面对害怕的方式。
这就是回写:一个停在「有」与「没有」之间的东西,没有永远停在那里;它走完了自己的一段,沉了下去,改了那个人。
《诗节》写尽了「停在之间」的那种美和那种痛,却很少写它怎样走完。书里的每一种姿态,都被写成一种永远的停留:忧郁的人永远在哀悼,恋物的人永远抱着替身,诗人永远爱着影像。〔本书的读法〕
《诗节》里讲的那种「爱心里的影像」,在今天有一个很日常的样子:头像。
一个人在社交软件上,用一张精心挑过的照片当头像:角度好,光线好,也许还修过。别人认识他,先认识的是这张头像;很多人在网上聊了很久,见了面,会有一点愣——眼前这个人,和那张头像不太一样。
这和中世纪诗人爱心里的影像,是同一种东西:人们常常先爱上一个影像,再去面对那个人。阿甘本把这种影像写得极透:它让人一直抱着,一直够不着。
可是真实的相处,会慢慢改写那个影像。两个人见了面,一起吃过饭,吵过架,互相照顾过;那张头像背后的人,一点一点地显出来。一段关系走得好,是那个影像被真实的日子一点一点改写、最后被替换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过程;走得不好,是一个人一直抱着那张头像,不肯让真实的日子改它。
本书第十七章说过白兔子挪到书架上。那张头像,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去处:它不必被删掉,只是不再挡在两个人中间。一个人愿意让对方的真实,一次次地改写自己心里的那个影像,这就是爱里的回写。
《诗节》讲中世纪的忧郁:那种什么也不想做、心里空空的倦怠。〔涉及情绪困扰,请寻求专业帮助〕
很多经历过低落日子的人,后来回头说,有一样东西帮过他们:写。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文章,而是每天几句,记下今天做了什么、心里怎样;过一阵翻回去看,会发现低落的日子里,也有一两天稍微好一点,那一两天做了什么、见了谁。
这本本子,不能替代专业的帮助;可它是一个人在「拥有」与「失去」之间,给自己留的一本账:它让一段抱着一样东西不放的日子,慢慢地有了先后,有了变化,有了一个可以往下走的方向。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只「白兔子」:一件舍不得扔的旧外套,一个早就不用的手机,一个存了很多年没删的聊天记录。
不必急着扔掉它。可以试一件小事:拿出这样东西,写三行字。第一行,它是从哪一年开始对你这么重要的;第二行,它替你挡住的,或者替你留住的,是什么;第三行,那样东西,今天有没有别的什么接住了——一个人,一个习惯,一段你已经走过来的日子。
写得出第三行,这只兔子就可以挪到书架上去了。它不会被忘掉;它只是走完了它的一段。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有」与「没有」之间,有一种可以停留的姿态,而且这种姿态有它的历史。
回写了没有:没有。四种姿态都被写成永远的停留;白兔子从枕边挪到书架上的那一段,书里没有。
带走的话《诗节》写尽了停在「拥有」与「失去」之间的美和痛;可真实的孩子有一天会把白兔子挪到书架上——那一段走完、沉下去、改了一个人的路,书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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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指着窗外,嘴里「啊、啊」地叫。
他想说什么,你知道他想说什么——那边有一只鸟,或者一盏灯——可他说不出来。他的小手指着,眼睛看着你,急得脸都红了。你说:「鸟,是鸟。」他跟着你「鸟——」,然后笑了。
再过几个月,他会自己说「鸟」了。再过几年,他会说「那只鸟飞走了,它是去找妈妈了吗」。那个指着窗外「啊、啊」的孩子,好像不见了。
可是他真的不见了吗?
阿甘本三十六岁写的一本书,就停在那个「啊、啊」的孩子身上。
一九七八年,阿甘本出版了《童年与历史》,副标题的意思大致是「经验的毁灭」。〔核〕
书一开头,他借了本雅明的一个观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回来的人,变得沉默了——他们经历了那么多,却讲不出一个故事。阿甘本说,今天的人更是这样:一个城市人的一天,塞满了事情——挤地铁、堵车、开会、刷手机、排队——可是这些事没有一件能变成「经验」,没有一件能被讲成一个故事,传给下一个人。〔转述〕
那么经验从哪里来?他去找人最早的那一段:童年。
「童年」这个词的拉丁文原意,是「不会说话的」。〔核〕阿甘本说,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生下来就在它的叫声里,一只鸟不需要学怎样做一只鸟;人却不是生下来就在语言里,人必须从「不会说话」走进「会说话」。人一辈子都带着这道门槛:每一次开口,都是从不会说话的那一边,重新走进语言。他说,真正的经验,就发生在这道门槛上。〔转述〕
这本书里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讲玩。题目借了《木偶奇遇记》里那个「玩具国」——匹诺曹被骗进去的那个地方,那里天天是节日,没有上学,只有玩。〔核〕
他把「玩」和「仪式」放在一起比。仪式是把一件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事,一年一年地重演,让过去一直活在现在——比如过年、祭祖;玩,恰恰相反,是把一样原本属于仪式、属于「神圣」的东西拿过来,拆开来随便用。孩子最爱玩的,常常是大人不要了的旧东西:一把旧钥匙,一个坏掉的收音机,一只奶奶的旧手镯。他说,玩具是被「玩」从原来的用途里解放出来的东西,它身上带着一段历史,却被孩子拿来开始一件新的事。〔转述〕
仪式把变化收回到不变里;玩把不变拆散成一件一件的事。
这是阿甘本全部著作里离回写最近的地方之一。
「经验被毁掉了」这个判断,今天读来比一九七八年更准: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多得惊人,可是能讲给孩子听的,越来越少。一天刷了三个小时手机,晚上回想,什么也没留下。
「人一辈子都带着童年这道门槛」,这个看法也极深:每一次学一门新手艺、进一个新行当、到一个新地方,人都重新变回那个指着窗外「啊、啊」的孩子。
而那篇讲「玩」的文章,几乎写出了回写的前半段:一样旧东西,被孩子拿去玩,从原来的用途里松开,开始一件新的事。本书导论里那台被孩子敲成鼓的洗衣机,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现代版。
那篇讲「玩」的文章,把仪式和玩放成了一对:仪式把变化收回到不变里,玩把不变拆散成一件一件的事。
这个说法很漂亮,可是请用一件中国人都熟悉的事来试一试:过年。
过年是仪式。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拜年,一年一年重演,让过去一直活在现在。可是过年又一直在变:几十年前的年夜饭桌上没有春晚,后来有了;几年前开始有人发电子红包;一个家里老人走了,年夜饭的菜换了几道,因为掌勺的人换了;孩子长大了,拜年从磕头变成了视频电话。每一年的过年,都照着去年的样子来,又都比去年改了一点;改了的那一点,第二年就成了「照着去年来」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仪式本身就是一次一次被回写的。它不是把变化收回到不变里,而是把每一年的变化,一点一点收进下一年的「不变」里。孩子们在年夜饭桌边玩的那些新花样,有的第二年就成了这个家的新规矩。
仪式和玩,在真实的日子里不是一对,是一个环:玩出来的新花样沉进仪式,仪式又给下一次的玩一个起点。阿甘本把它们分成了一对。
这一章有两对:会说话与不会说话,仪式与玩。
开门:人不是生下来就在语言里的,语言是从「不会说话」那一边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一样旧东西可以被玩出新的活法。两处都是对发生的真看见。
那么,那个指着窗外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他学会了说「鸟」。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是大人给他的;可是这个词一进到他嘴里,就带上了他的样子——他说「鸟」的那个调子,他指着的那只具体的鸟,他那一刻的急和那一刻的笑。然后,最要紧的是:学会了「鸟」这个词,他看世界的眼睛就变了。从此他不再只看见一团会飞的东西,他看见的是「鸟」;他会去找别的鸟,会问鸟为什么会飞,会在书里认出鸟。语言长进了孩子,又回头改了孩子看世界的方式;孩子长大了,又会把自己的说法一点一点加进这门语言里——每一代孩子都在改他们的母语。
这是回写,而且是人一生中最早、最彻底的一次回写。
阿甘本写到了门槛——不会说话的那一边,和走进语言的那一步——却几乎不写走进去以后。在他的书里,童年更像一个每一次开口时都要回到的原点,一个「先于」语言的地方,而不是一段长进语言、又被语言改写的路。〔本书的读法,第二十四章与导论「门槛错三处」对账〕研究者常说,他把童年写成了一个「超越的」起点——一个在一切经验之前、让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待核:研究者对「超越的童年」一说的讨论〕
「玩」的那一篇也一样:旧东西被玩出了新活法,他写到这里;这件新活法后来有没有沉下去——孩子把那个坏收音机修好了,从此爱上了修东西,二十年后成了一个工程师——他不写。
两对,同一个停法:写到门槛,写到松开,不写走进去以后。
阿甘本说,现代人的一天塞满了事情,却没有一件能变成可以讲给别人听的「经验」。这个判断,今天的很多家庭都能感到。
一家人一天各忙各的: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晚上回到家,各自看各自的手机。一天发生了很多事,可是没有一件被讲出来;第二天,又是塞满事情、什么都没留下的一天。
有的家庭,慢慢长出了一个很小的办法:晚饭桌上,每个人讲一件今天的事——不必是大事,一件好玩的、一件让自己生气的、一件没想明白的,都行。讲的人讲,听的人问一两句。〔本段为一般做法的概括〕
这个办法,恰恰是把「事情」变成「经验」的那一步:一件事被讲出来,被人听见、问过,它就不再只是发生过;它沉进了这个家的记忆里。孩子长大以后,常常记得的,不是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大事,而是晚饭桌上爸爸讲过的某个笑话、妈妈讲过的某件委屈。
阿甘本诊断出了经验的毁灭,这个诊断是真的;本书想补的是:经验不只会被毁掉,也会在一张晚饭桌上,被一家人一天一天地重新做出来。它靠的,不是回到某种古老的讲故事传统,而是一个很小的、每天都能做的约定:讲一件,听一件,问一句。
有的家庭还会更进一步:把孩子讲过的好玩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十年以后,这本本子,是这个家最珍贵的一本书。
一件玩具,常常有好几个主人:哥哥玩过,传给弟弟;自家孩子玩旧了,送给亲戚家的孩子;旧玩具拿到跳蚤市场,被另一个孩子买走。
每一个新主人,都会玩出一点新样子:哥哥把积木搭成房子,弟弟把它搭成火车;一个旧娃娃,在第二个孩子手里有了新的名字、新的故事。阿甘本说,玩具是被「玩」从原来的用途里解放出来的东西,身上带着一段历史;一件传了几个主人的玩具,身上带着的,是好几段历史,一段接一段。
有的家庭,会在传下去的玩具上贴一张小纸条:谁玩过,玩了几年,喜欢它的什么。下一个孩子拿到它,就知道自己接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家里如果有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孩子,你每天都在看一场回写。
可以试一件小事:给孩子准备一个小本子,记下他每个月新学会的几个词,和他第一次用这个词的那个场景——他是指着什么说的,说完做了什么。一年以后翻开看,你会看见两件事:一个词是怎样从大人那里进到他嘴里的;这个词进去以后,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怎样一点一点变的。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你自己也可以。下一次学一样新东西——一门外语、一个新软件、一个新行当的行话——记下你第一次真正「会用」一个新词的时刻,再记下:会用了这个词以后,你看那件事的眼光,哪里变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不是生下来就在语言里,语言是从不会说话那一边长出来的;旧东西可以被玩出新活法——他离回写最近的地方之一。
回写了没有:没有。写到了门槛与松开,不写孩子走进语言以后,语言怎样回头改了孩子、孩子又怎样改了语言。
带走的话一个孩子学会说「鸟」,看世界的眼睛就变了,这是人一生最早的一次回写;阿甘本写到了那个指着窗外「啊、啊」的孩子,没有写他学会以后。
你一定听过一个中风的老人努力说话。
他以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开会发言、逢年过节讲几句,从来不用稿子。一场病以后,他张开嘴,声音出来了,可是变不成词。他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你从他的眼睛看得出来——可是那些话卡在声音和语言之间,出不来。家里人只能猜:「爸,你是要喝水吗?」他摇头,着急,又发出一串声音。
那一刻你会忽然意识到:声音和语言,原来不是一回事。平时它们贴得那么紧,你以为说话就是出声音;可是它们之间,其实有一道缝。
阿甘本四十岁那年写的一本书,就盯着这道缝。
一九八二年,阿甘本出版了《语言与死亡》,副标题的意思大致是「一场关于否定之所在的研讨课」。〔核〕
书的出发点,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说法:人是「会说话的」,也是「会死的」——人能把死亡当作死亡来经验,也能把语言当作语言来经验。这两件事,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两样东西。〔转述〕阿甘本问:这两样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顺着海德格尔和黑格尔去读,读出了一个结论,大意是:动物有它自己的声音,一只鸟的叫声就是它的「语言」,声音和意思长在一起;人却没有这样一副自己的声音。人的语言,恰恰发生在声音退场的地方——一个词之所以能「意指」,是因为那个具体的声音被抹掉了,只留下一个空的位置,谁说都一样。他说,西方哲学一直把人的根基放在这样一个「否定」的地方:一个被抹掉的声音。〔转述;此书论证极密,本书只取其大意〕
这本书看见了一件平时看不见的事:说话,不只是出声音。
一个人说「我饿了」,这三个字谁说都一样;可是说出它的那个声音——沙哑的、带着哭腔的、开玩笑的——是只属于这一个人、这一刻的。语言要「谁说都一样」才能传下去;声音却永远是「这一个」。人的每一句话,都站在这两者之间。
那个中风的老人,让我们看见了这道缝最痛的样子:声音还在,语言走了。阿甘本在哲学里,把这道缝挖了出来。
说他错之前,先弄清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这本书是跟着两位前人走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黑格尔讲过,当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我们想说的那个具体的东西——这张桌子、此时此地——恰恰在说出来的一刻溜走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谁都能用的「这个」。海德格尔讲过,人的「此在」里那个「此」,是一个被抛入的、说不清来历的地方。〔转述〕
阿甘本把这两条接起来,得出一个结论:人一开口,那个具体的、只属于此时此地的东西就被抹掉了;语言的根基,是这个抹掉。从这里看,声音和语言之间的缝,不是偶然的伤,是人的本质。
这条论证有它的严密。本书不打算在一章里驳倒它。本书只想指出一件事:它从头到尾看的都是「一句话」——一个人、一次开口、一个被抹掉的此时此地。如果看的是「一场对话」——一个人说了,另一个人接住,接的时候带上了自己的此时此地,第一个人再接回来——那道缝就不只是被抹掉的地方,也是两个人不断往里填东西的地方。一场对话、一个家、一门活的语言,都是这样一次一次被填出来的。
这是本编的第四对:声音与语言。
开门:语言不是声音本身,是从声音里「长」出来的一个能被传下去的形状。这是真看见。
可是这本书把这道缝写成了一个「否定」:语言的根基,是一个被抹掉的声音;人的根,是一个空的位置。一对,中间一道缝,缝的名字叫「否定」。
请回到那个中风的老人身上看另一面。很多这样的老人,在家人和康复师的陪伴下,会一点一点重新学说话。先是一个字,「水」;再是两个字,「喝水」。他重新学会的,不是原来那副腔调,是一副新的——慢一点,短一点,常常配着手势。家里人也在变:他们学会了看他的手势,学会了等他说完,学会了用「是」和「不是」的问题问他。一年以后,这个家有了一套新的说话方式:一半是老人的声音,一半是全家一起长出来的约定。
这就是回写:声音和语言之间的那道缝,没有停在「否定」上;它被一家人一起,一点一点重新缝了起来,缝出来的样子和原来不一样,可是它活着。
《语言与死亡》把那道缝挖得极深,却把它当成了人的根基——一个永远的空。缝怎样被一次次说话、一次次听、一次次约定重新缝起来,不在这本书里。〔本书的读法〕
说到声音与语言,中国人有一样很熟悉的东西:方言。
一种方言,是一群人一代一代说出来的声音。它有自己的调子、自己的词、自己的说法;很多方言的词,普通话里找不到对应的,一翻译就没了味道。阿甘本说,语言要「谁说都一样」才能传下去,而声音永远是「这一个」——方言恰好站在这两者之间:它是一群人的「这一个」声音,又是这一群人里谁说都一样的语言。
方言也一直在被改:老一辈说的一些词,年轻人不说了;年轻人从外面带回来的新词,被揉进了方言的调子里;一个外地嫁进来的媳妇,说着说着,也带上了本地的腔。一门方言,是一代一代的人,一边用一边改出来的。
这些年,有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把快要没人说的方言录下来,编成词典,做成音档。〔本段为一般概括〕这件事,不是把方言封存起来,而是给它留一本账:哪一个词、哪一种说法、在哪一年、由哪一位老人说出来的。后来的人,可以从这本账里,把一些快要消失的声音,重新说回日子里去。
阿甘本在声音与语言之间,看见了一道否定的缝;一个录方言的人,看见的是一代代人在这道缝里,一直往里填东西。
家里如果有一位说话变得困难的老人——中风、失语、耳背、或者只是越来越少开口——可以试一件小事。
和家人一起,定三个「只属于这个家」的约定:一个手势表示「我要喝水」,一个手势表示「我累了」,一句简单的话表示「等我说完」。写在一张卡片上,贴在他常坐的地方。一个月以后,看看这三个约定有没有被用起来,要不要改,要不要再加一个。
这张卡片,就是这个家在声音和语言之间,一起长出来的第三样东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语言不是声音本身,是从声音里长出来的形状。
回写了没有:没有。声音与语言之间的缝,被写成人的否定根基;一家人一起把缝重新缝起来的那条路,书里没有。
带走的话声音和语言之间有一道缝,阿甘本把它挖成了人的根基——一个永远的空;可一个重新学说话的老人和他的家人,会一起把这道缝缝出一个新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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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背过古诗,也一定在断句上犹豫过。
小时候背「床前明月光」,五个字一顿,很顺。后来读到一些长短句,读到新诗,你发现有的诗一行没说完,意思却跑到了下一行去——眼睛已经到了行尾,要停一下;可是意思还没完,催着你往下读。那一瞬间,你的眼睛和你的心,被拉向了两个方向。
阿甘本有几篇短文,专门讲这一瞬间。
一九八五年,他出了一本很薄、很美的小书《散文的理念》,一篇一篇短短的,像寓言,也像随笔。其中一篇讲的就是诗和散文到底哪里不一样。十几年后,他又写了一篇《诗的终结》,接着讲这件事。〔核:两篇分属不同文集,年份待核〕
他的说法很特别:诗和散文的区别,不在押不押韵,不在有没有格律,而在一件事——诗可以「跨行」。一行诗的音节到了头,句子的意思却没到头,流进了下一行。只有诗能这样;散文没有「行」,也就无所谓跨。诗就活在声音的节拍和意义的走向之间那道错开的缝里。〔转述〕
那么,诗的最后一行呢?最后一行没有下一行可以跨了。他说,一首诗走到最后一行,就面临一场危机:声音和意义必须在这里一起停下,诗在这里跌落,几乎变成了散文。〔转述〕
这个看法很漂亮,而且有一层很深的意思。
一行诗里,声音走声音的路,意思走意思的路,两条路不完全重合;诗就长在它们错开的地方。这说明诗不是一个现成的形状,是两股劲一边拉扯、一边往前走出来的。用本系列的尺子说:诗是一条路,一先一后,不能乱,每一次跨行都是路上的一次小小的不同。
他还看见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的事:一首诗的结尾,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两股劲在那里不得不合在一起。
中国人讲改诗,有一个人人知道的故事。
唐朝诗人贾岛骑在驴上作诗,得了一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又觉得「推」字不如「敲」字,就在驴背上反复做推门、敲门的样子,不知不觉撞进了韩愈的仪仗队。韩愈问明缘由,想了一会儿,说「敲」字好。〔核:据后人笔记所载,事属传说〕
这个故事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个字,改变了整句诗,也改变了前一句。「僧推月下门」,门是虚掩的,四下很静,僧人是回自己的地方;「僧敲月下门」,门是关着的,有了一声响,僧人是去拜访别人——那么上一句「鸟宿池边树」,那些已经睡下的鸟,也就可能被这一声惊动。后一句改了一个字,前一句的画面跟着变了。
而且,这个故事本身成了一个词:推敲。一千多年来,每一个斟酌字句的人,都在用这个词。一次改稿,回写进了整个汉语。
阿甘本讲跨行,讲的是声音和意义错开着往前走;他的文章里没有这样的「推敲」:一个字的改动,回头改了前一行,又沉进了一门语言。一首诗在他那里,要么活在错开的缝里,要么在结尾合上。改稿、推敲、一代一代人反复吟诵之后留下的那个版本——诗的回写——不在他的诗学里。
这是本编的第五对:声音与意义。
开门:诗是两股劲错开着往前走出来的一条路;跨行,就是路上那一次次的错开。
那么跨行以后呢?一个意思从上一行流进下一行,下一行读起来就不一样了——它背着上一行没说完的话;读者读完下一行,回头再看上一行,上一行也变了味。跨行不只是意思往前流,也是后一行回头改了前一行。一首好诗读到最后,你常常会想回到开头再读一遍,因为结尾改了开头的意思。
这是回写,而且是一首诗里最常见的回写。
阿甘本写跨行,写到「错开」就停了:诗活在声音与意义错开的那道缝里。写结尾,他写的是「危机」「跌落」:两股劲被迫合上,诗死在这里。一首诗的结尾回头改了整首诗、读者读完又回到开头、这首诗又长进了读者的一生——这一段,他不写。〔本书的读法〕
在他那里,一首诗只有两种状态:在缝里活着,或者在结尾合上、死去。
《散文的理念》那本小书,是一篇一篇很短的散文。阿甘本说,散文和诗不一样,没有「行」可以跨。
本书想讲一件普通人都熟悉的事:一段话,是怎样长出来的。
写过东西的人都知道:一段话,很少是一次写成的。先写一个开头,写着写着,发现中间要加一句;加了这一句,开头又不对了,回去改;改完了开头,结尾也要跟着动。一段话,是在前后之间来回改出来的:后面写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前面;前面改了,又逼着后面再动。
这和本书第二十章说的跨行、推敲,是同一件事:后一句回头改前一句。只是在散文里,它没有「行」的形式,它藏在一次次的修改里,读者看不见。
有些作家会把自己的手稿留下来,上面满是划掉的字、加在行间的字、画着箭头挪来挪去的句子。〔本段为一般概括〕这些手稿,就是一段话怎样长出来的账。读一位作家的手稿,比读他的定稿,更能看见写作是怎么一回事: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从脑子里流出来,而是一次一次地写、看、改,前后互相改写。
阿甘本讲散文,讲的是它没有行的那一面;本书想补的,是它藏在手稿里的那一面:一段散文,也是一本被来回改过的账。
很多人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其实有很多版本:同一首儿歌,这个地方这样唱,那个地方那样唱;奶奶唱的和妈妈唱的,也不太一样。〔本段为一般概括〕
一首儿歌,是一代一代的孩子和大人,一边唱一边改出来的:哪一句不顺口,就换一个字;哪一句在本地没人懂,就换成本地的说法。它没有一个「原本」,或者说,每一个版本都是它的一次回写。
阿甘本讲一行诗在哪里断;一首儿歌提醒我们,诗不只在断行的地方活着,也在一代代人嘴里被改着活着。
很多人写日记、写年终总结、写给孩子的信,最难写的都是最后一句。
写到最后,好像必须给一个结论,于是常常写出一句空话:「总之,这一年收获很大。」「希望你健康快乐。」这正是阿甘本说的那种结尾的危机:话被迫合上,一合就空了。
可以试另一种结尾。不给结论,写一句回头的话:「写到这里,我才发现开头说的那件事,其实是……」让结尾回头改一下开头。或者写一句留给下一次的话:「明年再写的时候,我想先看看这一句还对不对。」
一个回头改开头的结尾,一个留给下一次的结尾,就不是危机了。它是一首诗在你的日子里接着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诗是声音与意义错开着走出来的一条路,跨行是路上的错开。
回写了没有:没有。后一行回头改前一行、结尾回头改开头——他写到错开,写到合上即死,不写回头。
带走的话一行诗跨到下一行,下一行也回头改了前一行;一首好诗的结尾,会让人想回到开头再读一遍——阿甘本写了错开,写了合上,没写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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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被人喜欢,却不知道他喜欢的是你的什么。
有人喜欢你,因为你是某某大学毕业的;有人喜欢你,因为你是谁的孩子、在哪家公司上班;有人喜欢你,因为你长得像他以前的一个朋友。这些喜欢都是真的,可是你心里总有一点空:如果我不是那所大学毕业的,不在那家公司,他还会喜欢我吗?
你也许还遇到过另一种喜欢:一位老朋友,认识你二十年,你换了工作、搬了家、胖了瘦了,他见到你还是那一句「哎,你来啦」。他喜欢的,好像不是你的哪一样,就是你这个人,如你所是。
阿甘本四十八岁那年写的一本小书,想给这第二种喜欢找一个名字。
一九九〇年,阿甘本出版了《来临中的共同体》。书很薄,十几篇短章。〔核〕
书的第一个词,是一个拉丁文的说法,意思大致是「随便哪一个」。〔核〕他说,这个「随便」,不是「无所谓、谁都行」的意思,而是「不管怎样,都要紧」:一个人被爱,不是因为他属于某一类——红色的、法国人、穆斯林——也不是因为他是抽象的「人」,而是因为他就是这样,如他所是,连同他的一切特征。〔转述〕
他由此想象一种「来临中的共同体」:人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共享某种身份、某种条件、某种归属,而是就作为「随便哪一个」聚在一起。这种共同体没有入会条件,也不划定谁在外面。〔转述〕
书里还有一个很美的小寓言,他借自本雅明和一位犹太学者的转述:弥赛亚来的时候,世界不会被彻底改变,一切都和现在一样,只是稍稍不同了一点点。〔核:此寓言见于该书「光环」一章〕
这本书想说的,是一件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却很难说清的事:人渴望被当作「这一个」来对待,而不是「某一类」里的一个。
学校按成绩把孩子分班,单位按职级把人分层,社交软件按标签给人推荐——我们一天到晚被归类。一个不按类、只按「这一个」来待人的共同体,听起来像一个梦。可这个梦很真,它就在那位二十年的老朋友身上。
那个「稍稍不同一点点」的寓言,也很有意思:真正的改变,也许不是天翻地覆,而是一切照旧,只是挪了一点点。
一个共同体为什么不要账本?他有他的理由,先让他说。
在他看来,账本就是身份的开始。一旦记下「谁张罗过什么」「谁做过什么」,就会有「做得多的人」和「做得少的人」,就会有「老成员」和「新来的」,就会有一条线——线里是有账的,线外是没账的。他见过太多共同体,就是这样从一个温暖的聚会,一步一步长成了一个要查身份、要交会费、要开除人的组织。所以他宁可要一个永远「来临中」、永远不长出账本的共同体。〔本书的读法〕
这个担心是真的。很多群、很多协会、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变味的。
可是账本不一定只有一种写法。一本只记「谁有资格」的账,会划线;一本记「我们一起做过什么」的账,不划线,它只是让后来的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你可以从哪里接着做。前一种账本是门卫,后一种账本是一本留言簿。
阿甘本的警惕,针对的是第一种。可他把第二种也一起扔掉了。一个共同体没有留言簿,每一个新来的人就只能从零开始;每一次聚会,都是第一次聚会。
这本书想逃出的,正是本书说的那根轴:普遍与个别,一类与一个。他说「随便哪一个」既不是普遍,也不是个别。〔转述〕
开门:人被爱,可以不经过「属于哪一类」;一个共同体,可以不靠划线。这是一次对「类先在」的拆解,和本书第四章讲的「范式」是同一个方向:类不先在,要从一个一个里显出来。
可是请看他怎样逃出这根轴:「既不是普遍,也不是个别」。这是一个「既不……也不……」。本书第六十五章会细说:他最明确的「第三样」,常常就是这样一个两头都否定的位置——两极之间,不属于任何一头。
那位二十年的老朋友,不是「既不……也不……」。他对你的那一句「你来啦」,是二十年长出来的:二十年里,你们一起吃过很多顿饭,吵过几次架,帮过彼此几次忙;每一次,都沉进了你们之间,改了你们看彼此的眼睛。他喜欢的「如你所是」,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在的你,是二十年里被你们一起写出来的你。
一个共同体也一样。一群人聚在一起,不靠共同的身份,可以;可是总要靠一点什么——一起做过的事,一起立过的约,一起记下的账。这些东西不划线,却会沉下来,让下一次聚在一起时不必从头开始。〔本书的读法〕
《来临中的共同体》没有入会条件,这是它的好;它也没有账本,这是它的缺。一个没有账本的共同体,只能一直「来临中」——永远在门口。
那个「稍稍不同」的寓言,本书很喜欢,也想接一句:那一点点不同,是怎样来的?是一代一代人,每一次挪一点,而且把每一次挪了什么记下来,才挪出来的。
「随便哪一个人」——不因为你属于哪一类,就因为你是你——这个想法,在一个小区里,可以看见它最朴素的样子。
一个老小区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退休教师,外地来的打工夫妻,开小店的,上夜班的,独居的老人,刚毕业租房的年轻人。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不是同一个单位的,不是同一个老家的,也不是同一种人。
可是这个小区,也许有一个很热闹的院子:夏天晚上,大家在树下乘凉,谁都可以坐过来;谁家孩子没人接,隔壁顺手接一下;谁家老人病了,楼里有人帮着跑腿。这很像阿甘本想象的那种「不靠身份」的共同体。
可是请看这个院子怎样维持下去。很多这样的院子,背后有几样很小的东西:一个楼长,或者几个热心的老住户,记着谁家有什么难处;一个群,里面有一张大家一起编的「互助表」——谁会修水管,谁家有梯子,谁能帮忙照看孩子;每年春节前,大家凑一点钱,给楼道换灯泡、给院子里的老人送点东西,谁出了多少,贴在楼道里。
这些东西,不划线:新搬来的人,只要愿意,马上就能写上自己的名字。它们也不是规章:没有人必须做什么。它们是本书第二十一章说的「留言簿式的账」:一个不靠身份的共同体,靠这样一本谁都能写、谁都能改的账,一年一年地活下去。
书里那个寓言——弥赛亚来的时候,一切都和现在一样,只是稍稍不同了一点点——本书很喜欢,想接着说一句。
那一点点不同,在日子里是怎样来的?很多时候,是一点一点改出来的:一个楼道,换了一盏灯;一个班级,改了一条规矩;一个家,晚饭桌上多了一个讲一件事的习惯。每一样都很小,放在一起,这个地方就「稍稍不同了一点点」。
这些一点点,没有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每一样,都有人提、有人做、有人记。那个寓言说的光环,也许就是一个地方被很多很小的回写,一层一层照亮的样子。
每个人都属于好几个「共同体」:一个家族群,一个同学会,一个兴趣小组,一个业主群。
大多数群,要么靠身份维持——「我们都是某某届的」「我们都住这栋楼」;要么什么也不靠,热闹一阵,就沉寂了。
可以试一件小事,让你最在乎的那个群长出一点账本:提议每年一起做一件小事——一次聚餐、一次探望一位老师、一次给群里有困难的人凑一点钱——然后在群公告里记下来:哪一年,做了什么,谁张罗的。三五年以后,这个群就不只是一群「同一届的人」了,也不是一群「随便哪一个」;它是一群一起写过几页账的人。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被爱可以不经过「属于哪一类」,共同体可以不靠划线——类不先在。
回写了没有:没有。「既不是普遍,也不是个别」是两头都否定的位置;一起做过、立过、记下的那本账,书里没有,共同体只能一直「来临中」。
带走的话他想要一个不靠身份、不划线的共同体,这是它的好;可它没有账本——一位二十年的老朋友说「你来啦」,那份「如你所是」,是二十年一起写出来的。
你一定在办公室里见过一个「不接活」的人。
领导在群里派任务,大家都回「收到」;只有他,隔了很久回一句:「这个我可能做不了。」不吵,不解释,也不是偷懒——他手上的活一直做得不错。就是这一件,他不接。大家先是奇怪,然后有点佩服,也有点不安:原来还可以不接。
一百七十多年前,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写过一个这样的人。阿甘本为这个人写过一篇长文。
本书第十三章讲过这场讲演的来历:一九八六年,阿甘本做了一场讲演,题目是《论潜能》。〔核〕这里讲它的内容,和它后来长出的那个人物。
讲演的要点,第十三章已经说过:真正的潜能,不只是「能做」,还是「能不做」。他借亚里士多德书里的一个词,把这种「能不」叫作「非潜能」。他读亚里士多德讲视觉的一段:眼睛在黑暗里,并不是什么都没看见,它「看见」了黑暗——看见了自己的不看。他说,人的伟大,就在于人能够保有自己的「能不」;人是唯一能「不」的动物。〔转述〕
几年以后,他把这个想法放进了一个小说人物身上:麦尔维尔笔下的抄写员巴托比。〔核:阿甘本《巴托比,或论偶然》,一九九三年〕
巴托比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抄写员,起初抄得又快又好。有一天,老板让他核对一份文件,他平静地说了一句,大意是:我宁可不。〔核:小说原句大意〕从那以后,他对越来越多的要求都这样回答,最后什么都不做了,只是站在窗前,对着一堵墙。
阿甘本说,巴托比这句话,是「能不」最纯粹的样子:他不是「不能」,也不是「不愿」,他只是保持在「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之间,不让自己落到任何一边。〔转述〕
这场讲演和这篇长文,是阿甘本全部思想里最深的一注。本书前言说,他是这套书里第一个把全部力气押在「正在成形」上的人——就是押在这里。
「能不」确实常被忘掉。我们的世界把人看成能力的总和:你能做什么,就被派去做什么;做得越多越好。一个会做而选择不做的人,看起来像是浪费。阿甘本说,不,能不做,恰恰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地方:一台机器能做就一定做,一个人能做,还能不做。
办公室里那个不接活的人,让大家不安,正是因为他提醒了所有人:原来「收到」不是唯一的回答。
可是请把麦尔维尔的小说读完。
巴托比后来什么都不做了。老板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事务所搬走;新房东把他送进了纽约的监狱。在监狱的院子里,他不吃饭,也说「我宁可不」。几天以后,他蜷在墙根下死了。〔核:小说结局〕
小说的最后,老板听到一个传闻:巴托比来这里之前,在华盛顿的「死信局」工作过——专门处理那些寄不到、无人认领、最后要被烧掉的信。〔核〕
这个结尾让人心里发冷。一个把「能不」保持到底的人,最后死在了一堵墙下;他的一生,像一封没有寄到任何人手里的信。
阿甘本读这个结尾,读出的是另一层意思:死信局,是那些没能实现的可能性的仓库;巴托比,是替所有没发生的事守着的人。〔转述,待核〕这是一种很深、也很美的读法。
说巴托比停在了半路之前,要先让阿甘本最好的读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把巴托比读成了一个没走完三拍的人,可阿甘本读的恰恰不是「一个人的一生」,而是「一句话的力量」。「我宁可不」这句话,让整套派任务的机器第一次卡住了:老板不知道怎么办,同事不知道怎么办,法律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一卡,本身就是一种新东西——一个在「服从」和「反抗」之外的姿态。〔转述〕
还有一层,和本书第一章有关。据研究者讨论,阿甘本在那篇长文的末尾,借用了一个词来讲巴托比:「去创造」——让已经被造出来的东西,回到还没被造出来的那种可能里。〔待核〕这个词,正是本书第一章那位法国女人西蒙娜·薇依晚年用过的词。如果这个读法成立,那么阿甘本二十三岁写的毕业论文,在五十一岁写巴托比时回来了。
本书认真接住这两层辩护。第一层说对了:「我宁可不」确实让机器卡住了,这是第二拍的力量。第二层很动人:一个人一生的问题,隔了近三十年又回来了——这本身就是一次回写,在他自己的思想里。
可是请注意,回来的那个词,是「去创造」:往回走,回到还没被造出来的可能里。他的思想回写了自己,回写的方向是往回。本书想补的,是往前的那一半:卡住之后,长出什么。
这是本编的第六对,也是判决五的主场:做与不做。
开门:「能不」是自由里最常被忘掉的一半。这是真看见,本书判决五的左栏就是它。
关门:本书借王德生博士的「自由律」来量。自由有三拍:先是缠在一起——一个人被放进一堆关系、要求、处境里;再是选——在这一堆里裁出一条路;最后是激发——这条路走下去,长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自由律又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乘积,缺一项就是零:只有选择、没有创造,自由就空了。
巴托比走到了第二拍,而且选了「不」;然后他停在了那里,一直停到死。第三拍——走下去、长出新东西——他没有走。阿甘本把他停下的那一拍,当成了自由最纯粹的样子。
请回到办公室里那个不接活的人。他说了「这个我可能做不了」,然后呢?一种结局,是他和巴托比一样,越来越多地说「不」,最后被边缘、被辞退。另一种结局,是他说完「不」,接着说了一句:「这件事按现在的做法,会出什么问题;如果改成这样,我可以做。」领导想了想,改了。从此这个部门派这类任务,都按他说的那个办法来。
后一个人也说了「不」,可他的「不」没有停在那里——它回写进了这个部门的做法里。这就是第三拍:激发。
「能不」是自由的一半;另一半,是「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巴托比只有前一半,阿甘本把前一半当成了全部。
小说的结尾,巴托比曾在「死信局」工作:那些寄不到、无人认领、最后要被烧掉的信。阿甘本读出的是:死信局是没能实现的可能性的仓库。
本书想讲一讲死信局在现实里的另一面。邮政系统很早就面对这个问题:寄不到的信怎么办?一开始,确实有很多被销毁了;后来,邮局一点一点地想办法:要求寄信人在信封上写回邮地址,寄不到就退回去;设专门的人拆开无法投递的信,从信里找线索,尽量找到收信人或寄信人;把这一套做法写进规章,一代一代地改。〔本段为邮政史的一般概括,细节待核〕
也就是说,「死信」这件事,本身被一次次地回写了:每一封寄不到的信,都在逼着邮局想一个办法,让下一封少一点变成死信。今天,你在信封或快递单上写下的那一行「寄件人地址」,就是这一长串回写留下来的一个很小的东西。
巴托比守着那些没寄出的信,一直守到死;邮局的人,则一代一代地想办法把它们寄出去,或者退回去。两种人面对同一堆信:一种人看见了「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且守着它;一种人看见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并且改了规矩。
本书不说前一种人不对:守着那些没实现的可能性,本身有一种深的温柔。本书只说:后一种人做的事,也值得被写进哲学。那一行「寄件人地址」,是人对「能不」之后那一拍的一个很小的回答——没寄到的,要能回来;回来了,要能再寄一次。
你手上有没有一件你其实想说「我宁可不」的事?一个你不想再参加的饭局,一个你不想再接的活,一个你不想再维持的习惯。
说「不」是需要勇气的,本书不劝你忍着。本书只劝你在说「不」的时候,多想一步:这个「不」之后,你希望长出什么?
试一件小事:把你想拒绝的那件事写下来,下面写两行。第一行:「我不想……」;第二行:「我希望换成……」。第二行写不出来的,先别急着说「不」,你还没想完;第二行写得出来的,就可以去说了——带着第二行一起说。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能不」是自由里最常被忘掉的一半——判决五的左栏。
回写了没有:没有。巴托比停在选择那一拍,一直停到死;「不」之后长出新东西的第三拍,他没有走,阿甘本也没有写。
带走的话「我宁可不」是自由的一半,阿甘本守住了它;另一半是「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一个只有前一半的人,最后站在一堵墙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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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看过戏里的丑角。
京剧里鼻子上抹一块白的那个,常常在最紧张的时候插一句俏皮话,台下一片笑;相声里捧哏的那个,一句「这不挨着啊」,把逗哏编了半天的故事一下子戳破;小时候看的木偶戏里,总有一个傻乎乎的角色,别人都在打仗、报仇、哭哭啼啼,他在一边偷吃东西、打瞌睡。
这些丑角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太在「故事」里。故事往前走,他们在边上插科打诨;故事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他们冒出来把气氛一松。有时候你会觉得,整出戏里最自由的,就是这个人。
阿甘本七十多岁的时候,为这样一个丑角写了一本书。
二〇一五年,阿甘本出版了一本讲普尔奇内拉的书。〔核〕
普尔奇内拉是意大利即兴喜剧里的一个定型角色,来自那不勒斯:白色宽大的衣服,黑色的半截面具,长长的鹰钩鼻子,贪吃、懒散、机灵,永远在故事的缝隙里捣乱。〔核〕十八世纪末,威尼斯画家提埃波罗的儿子乔万尼·多梅尼科,晚年画了一百零四幅关于普尔奇内拉的素描,题名大意是「给孩子们的消遣」:普尔奇内拉的出生、恋爱、工作、受审、死去、复活,一整个人生,每一幅里都挤满了一模一样的普尔奇内拉。〔核:画作数量与题名待核〕
阿甘本借这组画讲一件事,大意是:悲剧里的人物有命运,他们被卷进一个故事,一步一步走向结局;普尔奇内拉没有命运,他不被故事卷进去。他在戏里插进的那些小动作、小玩笑——意大利人叫它们「拉齐」——打断了剧情,让故事停一下。他说,普尔奇内拉不是一个性格,而是一种活法:从剧情里溜出去,不是逃走,是就地待在一个不属于剧情的地方。〔转述〕
他早年还写过一篇讲「姿势」的短文,说有一种动作,既不是为了做出一样东西,也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只是把一个动作本身「承受着、展示着」——像舞蹈,像哑剧。〔核:《关于姿势的笔记》〕普尔奇内拉的「拉齐」,就是这样的姿势。
这本书写得轻松,却看见了一件重要的事:人不必被一个故事彻底卷走。
很多人的日子,像一出悲剧:考学,就业,买房,还贷,每一步都被下一步推着,好像有一个写好的剧本。一个人如果一点也不能从这个剧本里溜出去——哪怕一个下午,哪怕一个玩笑——他就会被剧本压碎。丑角的价值,就是替所有人留一个小口子:你看,剧情可以停一下,人可以笑一下。
还有一层:喜剧本身有它的智慧。悲剧说,命运躲不过;喜剧说,躲不过的东西,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看出它的荒唐来。这一点,本系列加缪卷也写过。
一个写了二十年营地、例外、赤裸生命的人,七十多岁时写一个小丑,这件事本身值得想一想。
他在书里说过一个意思:悲剧的主角被命运卷走,他的罪和他的命是一回事;喜剧的角色不一样,他不和自己的命运完全重合,他总有一点和自己错开的地方——那一点错开,就是出口。〔转述〕
读《神圣人》的人会觉得,这里有一种松动。那九卷书里,人被一台机器捕获、剥光、排出去,一路走向最黑的地方,像一出悲剧;到了普尔奇内拉,人第一次笑了,第一次有了一个不被剧情吞掉的小角落。
本书愿意把这看作他晚年的一次回写:一辈子的悲剧,最后给自己开了一个喜剧的小口子。这是本书的读法,也是本书对他最温和的一句话。
只是,他开的这个口子,仍然是「就地待在缝隙里」。一个喜剧演员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和命运错开一点,还在于他会把这一点错开,演成一个新的段子,下一次演给新的观众看;观众笑了,这个段子就留下来,成了下一代演员的底子。错开,是出口;错开之后被留下来、被传下去,是回写。
这是本编的最后一对:剧情与出口,命运与溜走。
开门:人可以不被一个故事彻底卷走;一个小动作、一个玩笑,能让剧情停下来。
可是请看他给普尔奇内拉的位置:在剧情里面,又不属于剧情——又是一个「在里面又在外面」。书名里的那个出口,是「不走的出口」:普尔奇内拉不离开舞台,也不进入故事,他就地待在缝隙里。〔本书的读法〕
真正的丑角,其实不只是这样。
京剧里的丑角,常常是那出戏里最懂人情世故的人。他插的那句俏皮话,不只是打断剧情,还常常给剧情转了个弯:一句话点破了奸臣的算计,一个玩笑让两个赌气的人坐到了一起。相声里捧哏的那一句「这不挨着啊」,不只是戳破故事,还把故事往新的方向带了一步。更要紧的是:好的丑角戏,是一代一代演员在台上即兴、试、改,把观众笑过的那一句留下来,没人笑的那一句删掉,慢慢磨成了今天的样子。那些「拉齐」,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几百年里一代一代演员在台上回写出来的。
一个丑角打断剧情,是第二拍;丑角的一句话让剧情转了弯、让下一代演员多了一句好词,是第三拍——回写。
阿甘本把普尔奇内拉写成了停在剧情缝隙里的人,这很美;可他没有写,那些缝隙里的小动作,是怎样被一代一代的演员和观众一起磨出来、又回头改了整出戏的。
说丑角,中国观众还有一样很熟悉的东西:相声和小品。
一段好的相声,很少是一次写成的。常见的情况是:演员先有一个底本,拿到小剧场里去演;台下哪一句笑了,留下;哪一句冷场了,改掉或者删掉;演着演着,台上临时冒出来的一句俏皮话,观众笑得特别厉害,下一场就写进底本里。一段相声,常常要演几十场、上百场,才磨成大家后来听到的样子。〔本段为曲艺创作常见做法的一般概括〕
这正是本书第二十三章说的「一代代演员磨出来的拉齐」:一个丑角的小动作、一句插科打诨,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一场一场演、一场一场改出来的。而且,这里面两头都有笔:演员写底本,观众用笑声和冷场也在「写」;演员把观众的反应记下来,改进下一场。
阿甘本读普尔奇内拉,读出的是一个从剧情里溜出去、就地待在缝隙里的形象:他打断剧情,却不离开舞台。这很美。
可是一个丑角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的每一次打断,都被记下来、被改进、被传下去:师傅教给徒弟的,不只是一套现成的段子,还有「这一句在什么样的场子里管用、在什么样的场子里不管用」的那一本心里的账。这本账,让一个行当活了几百年。
一个只会打断剧情的丑角,是一个出口;一个会把每一次打断记下来、改下去的丑角,是一门手艺。
每个家、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个「丑角」:在最紧张的时候说一句让大家笑出来的话,在剧本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时候,替大家开一个小口子。
如果你是那个人,本书想提醒你一件事:你的玩笑,不只可以让气氛松一下,还可以让事情转个弯。一句「这事儿咱们是不是想反了」,如果大家笑完以后真的想了想,这件事的做法可能就变了。
试一件小事:回想你最近一次在一个紧张场合里说的俏皮话。它除了让大家笑,有没有让什么东西变了?如果没有,下一次试着在笑声之后,加一句正经的:「说正经的,我觉得可以这样……」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可以不被一个故事卷走;一个小动作能让剧情停下来。
回写了没有:没有。普尔奇内拉就地待在缝隙里——又一个「在里面又在外面」;丑角的话让剧情转弯、被一代代演员磨成好词的那一段,书里没有。
带走的话普尔奇内拉从剧情里溜出去,却不离开舞台,就地待在缝隙里;可真正的丑角,一句话能让剧情转弯,几百年的「拉齐」是一代一代演员在台上回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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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八章,八本书或八篇文章,每一处都是一对。先把它们排成一张表。
| 章 | 著作 | 那一对 | 他写到了哪里 | 没写的那一段(回写) |
|---|---|---|---|---|
| 16 | 《没有内容的人》 | 观众与艺术家,看与做 | 两个房间 | 看进到做里,做进到看里 |
| 17 | 《诗节》 | 拥有与失去 | 永远的停留 | 白兔子挪到书架上:走完、沉下去 |
| 18 | 《童年与历史》 | 会说话与不会说话;仪式与玩 | 门槛与松开 | 学会「鸟」以后,语言改了孩子,孩子也改了语言 |
| 19 | 《语言与死亡》 | 声音与语言 | 一道缝,否定的根基 | 一家人把缝重新缝出一个新样子 |
| 20 | 跨行与诗的终结 | 声音与意义 | 错开,与合上即死 | 后一行回头改前一行,结尾回头改开头 |
| 21 | 《来临中的共同体》 | 普遍与个别 | 既不……也不…… | 二十年一起写出来的「如你所是」;共同体的账本 |
| 22 | 潜能讲演与《巴托比》 | 做与不做 | 停在选择那一拍 | 「不」之后长出的东西——自由的第三拍 |
| 23 | 《普尔奇内拉》 | 剧情与出口 | 就地待在缝隙里 | 一句话让剧情转弯;一代代演员磨出的「拉齐」 |
〔「他写到了哪里」一栏是本书对各书大意的概括;「没写的那一段」一栏是本书的读法〕
先看第三列:八处,八对。和第二编一样,他看世界的第一个动作,是看见一对。
再看第四列:八处,他都写到了一个「之间」——两个房间之间,拥有与失去之间,会说话与不会说话之间,声音与语言之间,一行与下一行之间,普遍与个别之间,做与不做之间,剧情里与剧情外之间。他的全部看见,都站在门槛上。本书判决一的左栏——门槛上的长——就是这一列。
最后看第五列:八处,每一处都有一段很普通、很日常的回写,就在他写的那个东西的下一步——一个孩子学会说话以后,一个老人重新学说话,一首诗读完回到开头,一个群记下第一页账,一个丑角的一句话让剧情转弯。这些都不是深奥的哲学,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他每一次都写到这一步的前面,停了。
这就是本书的根,在他离回写最近的这一半里的样子:他离回写只差一步,而且每一次都差同一步。
和《神圣人》那一半比,这一半确实近得多。
《神圣人》讲的是主权、例外、营地、被剥光的人——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在那里,他看不见回写,有一半是因为那里真的很难有回写。
这一半讲的是孩子、玩具、诗、喜剧、老朋友、抄写员——回写最便宜、最日常的地方。孩子天天在学新词,诗人天天在改稿子,丑角天天在台上试新的玩笑。在这里,回写就在眼前,他仍然停在了它的前面。
所以这一半是本书的根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他只在营地里看不见回写,那可以说是题目太黑;可是他在孩子、诗和小丑身上也停在同一步前面——这说明,不是题目挡住了他,是他看东西的方式本身,就停在那一步前面。这正是口述 02 说的:在 SDE 的方法里,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不回写,不是某一个题目的问题,是一种看法的问题。
这一编读下来,也要把公道完整地还给他。
第一,这一半的书写得极美,也极深。本书每一章都先把他的看见写足:作品在做的过程里现身;人和东西之间有一种可以停留的姿态;人不是生下来就在语言里;语言不是声音本身;诗是两股劲错开着走出来的路;人被爱可以不经过类别;「能不」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地方;人不必被一个故事卷走。这八处看见,每一处都是对「本来就在那儿」的一次拆解。
第二,他守在门槛上,是有理由的。门槛确实是最有创造、也最危险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太快地走进屋子,太快地让一样东西定型,确实可能把门槛上最珍贵的那点东西弄丢。他替所有人守住了这一格,这是他的功劳。
第三,本书说的「回写」,也不是他没想过的。他一辈子做编辑,在瓦尔堡的书库里读书,编本雅明的遗稿,他的手很清楚回写是什么。本书第一编已经说过: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他的学说不许回写。这一编只是在他的学说里,找到了他最接近把手上的东西写进来的那些地方。
压成一句话:他看任何一样东西,先看见一对;然后站到这一对的中间;然后停在那里。
先看见一对:这是根的第二环,二元。
站到中间:这是判决一,门槛上的长——他的全部看见都在这里。
停在那里:这是根的第一环,不回写;也是判决五,挂空挡的自由。
本系列的发动机有三步:张力积累,逼出形状的改变,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在这一半里,他把前两步看得比谁都细,而且在第二步——形状刚冒头、还站不稳的那一段——看得比这套书写过的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更动情。第三步,每一次都差一点。
这一半让本书对他的判断多了一层温度:他不是看不见回写,他是太爱门槛了。爱到每一次走到门口,都舍不得进去。
读完这一半,本书想留一个问题给读者,也留给本书自己。
这一半里,阿甘本离回写最近:孩子、诗、玩具、小丑,每一样都只差一步。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半?
本书的猜想是:因为这一半讲的,都是「小」的东西。一个孩子,一行诗,一个玩具,一个小丑。小的东西,回写很便宜:一个孩子学会一个词,一首诗改一个字,一个玩具换一种玩法,一个小丑改一句台词——这些改动,快,轻,不会捕获谁。
到了《神圣人》那一半,他讲的都是「大」的东西:主权、法律、国家、营地。大的东西,回写很贵:一部法律要改,要很多年、很多人、很多争吵;而且,大的东西一旦「定型」,确实可能压在很多人身上。他在这一半里不信任回写,有一部分,是因为回写在这里确实又贵又危险。
如果这个猜想是对的,那么本书想补的,就不只是「回写」这个词,还有一件事:怎样把小东西上那种便宜、轻快的回写,带到大东西上去?一个班的黑板纸,一个家的约定,一张洗衣机旁边的表格——这些小回写,能不能一层一层地,长成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一个城市的回写?
本书第十四编试着回答了一部分。更多的,留给读者:你身边有没有一样「小」的回写,已经慢慢长大了?
这一编的八章,给了八个日常的练习:看与做,白兔子,孩子的词本,一家人的手势卡片,回头改开头的结尾,群里的第一页账,带着第二行说「不」,笑声之后的一句正经话。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形状:在门槛上多站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再回头看一眼你走过的门槛变了没有。
如果你只想从这一编带走一个练习,就带走这一个:下一次你发现自己卡在一对东西中间——做还是不做,留还是走,说还是不说——不要急着选,也不要一直卡着。先写下这一对,再在下面写一行:「如果我走过去,走过去以后,我想让什么被记下来?」这一行写得出来,门槛就不再是你的家,而是你的一段路。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这一半有八处看见,全都站在门槛上,是他离回写最近的地方。
回写了没有:没有。八处,每一处都差同一步——孩子学会以后、诗读完以后、丑角的一句话以后;他太爱门槛,每一次走到门口都舍不得进去。
带走的话这一半是他离回写最近的地方:孩子、诗、玩具、小丑,回写就在眼前;他每一次都停在同一步前面——这说明挡住他的不是题目,是他看东西的那一个动作:先看见一对,站到中间,停在那里。
本编六章,拆阿甘本最出名的一本书:《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九九五年出版,是他那部九卷大书的第一卷。〔核〕
这本书有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主权:主权者站在法律的门槛上,既在里面,又在外面。第二部分讲一个古罗马的法律形象:「神圣人」——可以被杀,却不能被献祭的人。第三部分讲现代:人权宣言的背面,二十世纪的营地,以及那三条让全书出名、也让全书挨骂的论纲。〔核〕
本编前五章一章拆一样:第二十五章,辞书里的那个古词;第二十六章,「在里面又在外面」;第二十七章,两种「活」;第二十八章,营地;第二十九章,人权的背面。第三十章是接缝章:拿他自己在同一本书里写下的两种句子对质——一种句子把别人的「本来如此」查成了发生,另一种句子把自己找到的那一对立成了「从一开始」。
本编主要对应判决二(拉锯被当成原样)与判决三(最黑的一处)。本书的根——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在这一编里,要落到他亲手写下的句子上。
你一定在单位里见过一个被「冷处理」的人。
没有人正式处分他,没有开会,没有文件;可是从某一天起,他不再被分派任务,开会不再通知他,年终评优没有他的名字。他每天照常来上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工资也照发。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谁都可以对他不客气:有人当面挖苦他,有人把他的东西挪走,有人在群里拿他开玩笑——没有人会因此被批评,因为「他那个情况,大家都知道」。
他没有被开除,因为开除要走程序,要有理由,要签字。他也不再是「自己人」,因为自己人受欺负,领导会管。他卡在中间:不在规矩的保护里,又没被规矩放走。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给这种处境起过一个名字。
公元二世纪前后,一位叫费斯图斯的罗马学者,编了一部解释古词的辞书,里面收了很多那时已经没人用的老词。〔核:费斯图斯《论词语的意义》,此书为更早一部辞书的节本〕其中有一条,解释「神圣的山」,顺带讲了一个古老的法律形象。原文是拉丁文,大意如下:
神圣人,是被人民因为某种罪行判定的人;不许把他当作祭品献给神,可是杀了他的人,也不按杀人罪论处。〔核:此条原文已入公有领域;本书译其大意〕
条目后面还有一句,大意是:所以后来人们习惯把坏人、恶人都叫作「神圣的」。〔核〕
这就是阿甘本全书书名的来历。一个被判了罪的人,有两样东西同时被拿走了:他不能被献祭——神那边不要他;杀了他不算杀人——人这边也不护他。
在阿甘本之前,很多学者读过这一条,一般的解释是:「神圣」这个词本来就有两面,既是圣洁的,又是可怕的、被诅咒的;神圣人就是被「献给」了神、因而变得可怕、谁都可以杀的人。这个说法,十九世纪以来的宗教学、人类学、心理学都讲过,叫「神圣的双重性」。〔核:此说见于宗教学与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阿甘本不同意。他说,这个解释把事情讲反了。神圣人恰恰不是被献给了神——条文明说不许献祭他。他是被双重地排了出去:排出了人的法律(杀他不算杀人),也排出了神的法律(不能拿他献祭)。他不属于任何一边,他落在两套法律都不管的地方。〔转述:据《神圣人》第一卷第二部分〕
然后他走了关键的一步。他说,在罗马,还有另一个人也站在这种「两边都不管」的地方:主权者。主权者可以宣布法律暂停,他站在法律外面;神圣人被法律放逐,他也站在法律外面。一个是拿着剑的,一个是被剑指着的,两个人一左一右,站在同一道门槛的两边。他说:主权的领域,就是一个杀人不算杀人、也不算献祭的领域;而落在这个领域里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可以被杀,不能被献祭。〔转述:据《神圣人》第一卷第二部分〕
先把公道还给他,这一步是真的看见。
那种「神圣的双重性」的老解释,有一个毛病:它把一个处境读成了一个词的本来意思。好像「神圣」这个词生来就既圣洁又可怕,一个人被叫作「神圣」,他就自动变得可怕了。阿甘本把它翻了过来:不是词让人变得可怕,是一种法律处境——被两边同时排出——让人落进了谁都可以对他下手的地方。一个人的遭遇,不是一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一套规矩「做」出来的。
用本书的尺子说:他把一个被当作「本来就在那儿」的词义,查成了一种被做出来的处境。这正是本系列总原则里的前一半——发生对发现的解构。
回到那个被冷处理的同事。有人会说:他那种人,本来就招人烦,活该。阿甘本会说:不对,不是他本来招人烦,是他被放进了一个「规矩两边都不管」的位置;把任何一个人放到那个位置上,谁都可以对他不客气。这个看法,让很多受过冷处理的人第一次觉得被说中了。
说他「只读了最早那一刻」之前,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误会了他的用法。他从来没说古罗马的神圣人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说罗马法两千年没变。他拿这个古词,是当作一个「范式」来用的——本书第四章讲过,范式是拿一个单例去照亮一类。神圣人这个形象,是一块透镜:透过它,可以看见今天的难民、被无限期关押的人、被放进「等候区」的人身上,同一个结构——被双重排出、任凭处置。他在讲方法的那本小书里,还专门说过,神圣人是一个范式,不是一个历史的起源。〔待核:《万物的签名》中涉及神圣人为范式的说明〕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本书同意:神圣人作为一块透镜,确实照亮了很多东西。
可是一块透镜,是有焦距的。拿一块只对准「被双重排出」那一刻的透镜去看两千年,看到的每一处,都会只剩那一刻。那个处境后来被磨成了一句骂人的话,被罗马法一代代改写,被后来的规矩替换——这些,透过这块透镜看不见;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是因为这块透镜的焦距不在那里。本书第三十章会看到,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说过比「透镜」更重的话。
这一章是本编的第一对,也是他全部《神圣人》计划的起点:主权者与神圣人,拿剑的与被剑指着的,人的法与神的法。
开门:一个人的遭遇,不是一个词的本义,是一套规矩做出来的处境。这是真看见。
那么,这个古词后来怎样了?
请注意费斯图斯那条的最后一句:后来人们习惯把坏人、恶人都叫作「神圣的」。也就是说,到这位学者编书的时候,「神圣人」这个法律形象已经没人用了,只剩下一个词的余音,变成了一句骂人的话。〔本书的读法〕一个古老的处境,在几百年的使用里,被磨成了一个口头禅。
再往后,罗马的法律一直在变:共和国变成帝国,帝国的法学家们一代一代地注释、修订、编纂,几百年后又被整理成一部大法典;那里面,杀人要不要论罪、谁可以不经审判被处死,写得越来越细。〔本书的概括〕「杀了不算杀人」这种处境,在罗马法自己的历史里,是一段有来历、也有去处的东西:它出现过,被用过,被磨掉过,被别的规矩替换过。
阿甘本读这个古词,读的不是它的这一段一生,而是它「最早」的那一刻:一个被双重排出的人。然后,他拿这一刻,去照亮后面两千年。
这就是本书根里的第三环露头的地方:一个有来历、有去处的古老处境,被读成了西方政治的起点。第三十章会拿他的原句来核。
回到那个被冷处理的同事。
阿甘本帮我们看清了他的处境:不是他本来招人烦,是他被放在了一个两边都不管的位置上。这一步看清,已经很有用。
可是看清之后,还有一步。一个被冷处理的人,最需要的不是一个「他处境真惨」的诊断,而是有人把他的处境「拉回规矩里」:如果他有问题,就走正式的程序,写清楚什么问题、怎么处理、什么时候复查;如果他没问题,就把他的名字重新放回开会通知和任务分派的名单里。前一种是给他一个说法,后一种是给他一个位置。两种都比「谁都可以对他不客气」好。
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处在「冷处理」里的人——在单位里,在一个群里,在一个家族里。你不必替他出头;你只需要做一件很小的事:下一次开会、聚会、分工的时候,问一句「某某要不要叫上」。问出来,他就被重新写进了一张名单。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个人的遭遇不是一个词的本义,是一套规矩做出来的处境——对「神圣的双重性」老解释的一次真拆。
回写了没有:没有。这个古老处境在罗马法里有来历、有去处,被用过、被磨成口头禅、被别的规矩替换;他读的只是它最早的那一刻,拿它去照亮两千年。
带走的话「可以被杀,不能被献祭」——他把这个古词查成了一种被做出来的处境,这是真看见;可这个处境后来被磨成了一句骂人的话、被罗马法一代代改写,这一段一生,他没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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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个住在别人家里、却不算「这一家」的人。
一位住家保姆,在一户人家做了七八年。她住在这个家里,每天做这一家的饭,带这一家的孩子,知道这一家每个人的口味、脾气、秘密。孩子第一个会叫的,可能是她。可是过年拍全家福,她站在镜头外面;年夜饭她在厨房吃;家里商量大事,她不在场。她在这个家里面,又在这个家外面。
更微妙的是:正因为她不算「这一家」,这一家才更像「这一家」。有一个人站在门边上,门里面的人才更清楚自己是门里面的人。
阿甘本给这种处境起了一个拗口的名字:被排除地包含。
《神圣人》第一卷的第一部分,从一个词讲起:例外。
他说,「例外」这个词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被拿到外面去的」。〔核〕一个例外,不是和规矩无关的东西,而是被规矩特意拿出去的东西。一条规矩说「凡年满十八岁者皆有选举权,但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除外」——那个「除外」的人,恰恰是被这条规矩亲手放在外面的;他被排除,正是因为规矩提到了他。所以,例外是一种特别的关系:被排除,同时被包含——被包含在「被排除」这件事里。〔转述〕
他接着讲主权者。施米特说,谁决定例外,谁就是主权者。阿甘本指出这里有一个悖论:主权者既在法律外面,因为他可以让法律暂停;又在法律里面,因为是法律授予他宣布例外的权力。他替主权者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站在法律外面的这个人,宣布法律没有外面。〔核:据《神圣人》第一卷第一部分转述〕
他还讲了一个意大利语里的老词:「放逐」。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同时有两个意思,一是被逐出,一是「任由」——被放逐的人,是被丢出去、任凭处置的人。〔核〕他说,主权和被放逐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放逐」:不是简单地赶出去,而是赶出去,又握在手里,任凭处置。
这一部分,是阿甘本对本书那把尺子最大的一次贡献。
一般人想「排除」,想的是一条线:线里是我们,线外是他们,两边互不相干。阿甘本看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很多被排除的人,恰恰是被牢牢地写在规矩里的——他们被一个「除外」条款点了名,被一个「特殊情况」贴了标签,被一个「不算」安排在了门边。排除本身就是一种把人纳入的方式。
回到那位住家保姆。她不算这一家,这句话本身,就是这一家对她的一种安排:她被放在门边,不是因为这一家忘了她,恰恰是因为这一家时时刻刻记得「她不是我们」。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他看见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正在成形的那一格,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形状在那里冒头、站不稳。这是这套书写过的哲学家里,对这一格看得最准的一位。
那句替主权者说的话——「我,站在法律外面的这个人,宣布法律没有外面」——值得停下来多看一眼。
它的意思是:主权者一旦宣布例外,被放进例外里的一切,就都成了法律的事——连法律的暂停,也是法律的一种运作。无论你被放在门里还是门外,你都在这套规矩的手心里。
这句话很深,也很吓人。它说出了一种处境:你以为自己被丢出去了,就自由了;其实丢出去也是被握着。
可是请留意这句话的形状。「没有外面」,是一个全称:无论门里门外,全在手里。本系列《否定序列》清点过偷运走的几条通道,其中有一种很难察觉:宣称「没有外面」——一样东西四面八方都是它,你就找不到它的出生,也找不到它的尽头。那本书讲福柯一环时说,福柯的「权力无所不在」,就是这样一种没有外面的免检。〔本系列《否定序列》福柯一环〕
阿甘本在这里说的「法律没有外面」,本书先只记下,不急着判:这是他替主权者说的话,不是他自己的立场。第三十章要看的是,他有没有在自己的句子里,也立起了一个「没有外面」。
他讲「放逐」时,提到过一个意大利语的细节,值得多看一眼。
他说,在意大利语里,和「放逐」同根的一些老说法,除了「被丢出去、任凭处置」,还有一个几乎相反的意思:「随心所欲、不受拘束」——一匹马「被放开了缰」,就可以撒开蹄子跑。〔待核:据《神圣人》第一卷第一部分的词源讨论转述〕同一个词,一面是被丢弃,一面是被放开。
阿甘本拿这个细节,是为了说明被放逐的人处境的暧昧:他被丢出去了,看起来「自由」了,其实是被丢给了一只随时可以下手的手。
本书想从这个细节里读出另一层:一个词,同时带着两个相反的意思,说明这两个意思是一起长出来的——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被放开」和「被丢弃」确实是同一件事;在另一些时候、另一些地方,它们分开了,一个人被放开了缰,就真的跑向了一片新的草场。一个词的两面,是它一生里走过的两条路。阿甘本只取了其中一条路的尽头:被丢弃。另一条路——被放开以后,跑出了一个新的去处——在他的「放逐」里没有位置。
这是本编的第二对:里与外,包含与排除。
开门:排除本身是一种把人纳入的方式;门边那一格,是一个真实的、被做出来的位置。这是本书判决一左栏——门槛上的长——在政治里最清楚的一次出现。
可是请把那位住家保姆的故事讲下去。
真实的故事里,门边的人不一定永远在门边。有的人家,保姆做了十年,有一年过年,老人说了一句「一起吃吧」,从此她上了桌;孩子长大了,结婚时请她坐在亲戚那一桌;老人去世,家里在讣告的名单里写上了她的名字。这不是她「终于变成了这一家的人」,也不是她「一直是外人」,而是这一家和她一起,长出了一种新的关系:这个家的边界,被她和他们一起,一点一点改写了。
也有另一种故事:门边的人被一纸合同保护起来——休息日写清楚,工资按时发,受了委屈有地方说理。她仍然不是「这一家」,可她也不再是谁都可以随便对待的人。
两种故事都不在「里」与「外」之间来回。前一种,是门槛被走过去以后,屋子被重新布置了;后一种,是门槛上装了一个有期限、有人问、有地方记的东西。两种都是回写。
阿甘本把「被排除地包含」看得比谁都准,却只看它的一个样子:一个被握在手里、任凭处置的人。门边的人怎样被一起走过门槛,门边怎样被装上一纸说得清的约定——这一段,在《神圣人》第一卷里没有位置。在那里,门边只有一种命运:被放逐,被握着。
这正是口述 02 的一个现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里与外这根轴上拉锯。被放在门边的人,要么被拉进来当成「我们」,要么被推出去当成「他们」,来来回回;他的第三种可能——和门里的人一起改写这扇门——不在这根轴上。
每个家、每个单位、每个群里,都有「门边的人」:刚嫁进来的媳妇,刚调来的同事,刚搬来的邻居,借住的亲戚,外包公司派来的员工。
他们常常被「特殊对待」:说话客客气气,可是重要的事不告诉他;待遇不差,可是名单里没有他。这就是阿甘本说的「被排除地包含」。
看清这一层,可以做两件小事,都不难。
第一件,替他们在门槛上装一个说得清的东西:他在这里的位置是什么,可以参与哪些事,有问题找谁。写清楚了,门边就不再是一个谁都可以随便对待的地方。
第二件,找一个机会,请他走过门槛:一次家庭会议,一次项目讨论,一次聚餐。不是「让他变成我们」,而是看看他走进来以后,这个家、这个单位,会不会因此长出一点新的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排除本身是一种纳入,门边那一格是被做出来的真实位置——他对「正在成形那一格」看得最准的一次。
回写了没有:没有。门边的人只有一种命运:被放逐、被握着;和门里的人一起改写这扇门,或者在门槛上装一纸说得清的约定——这两条路,书里没有。
带走的话他看出了排除本身就是一种纳入,门边那一格是被做出来的,这是他最准的一次看见;可门边的人不只会被握着,也会被一起走过门槛,或者在门槛上装一纸说得清的约定——那是回写,书里没有。
你一定在医院里见过一台监护仪。
病床边那台机器,屏幕上跳着几条线、几个数字:心率,血压,血氧。护士每隔一会儿过来看一眼,在本子上记下几个数;医生查房,先看屏幕,再看人。那几条线平稳,大家就松一口气。
可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不只是那几个数字。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教了三十年书,桌上还放着学生寄来的明信片;他爱下象棋,爱听评书,脾气有点倔。那台监护仪量得出他的心跳,量不出他是谁。
家属有时会觉得难受:在这里,他好像只剩下了「活着」这一件事——一个会跳的心,一口会喘的气。他的一辈子,被挡在了病房门外。
阿甘本全书开头的第一段,讲的就是这两种「活」。
《神圣人》第一卷的第一句话,大意是:古希腊人没有一个词能表达我们今天说的「生命」;他们用两个词。〔核:据该书导言开篇转述〕
一个是「佐埃」:一切活着的东西共有的那种活着——人、牛、鸟、神,都活着。一个是「比奥斯」:一个人或一群人特有的那种活法——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过日子的样子,比如哲学家的生活、政治的生活。〔核:据该书导言转述〕
他说,古希腊的城邦,是建立在把这两种活分开的基础上的:光是活着的那一种,被留在家里——生孩子、吃饭、养家;有资格的那一种,才进入城邦——说话、议事、做公民。他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的一句话,大意是:城邦为了活着而生成,却为了活得好而存在。〔核:《政治学》1252b30〕他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城邦把「光是活着」纳入进来,是为了把它变成「活得好」;可是这一纳入,同时就是一次排除——光是活着的那一面,被放在城邦的门槛上,在里面,又在外面。
从这里,他得出了本书第二十六章说过的那一对:西方政治最根本的那一对范畴,不是敌与友,而是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排除与包含。〔核:据该书导言〕
这个区分抓住了一件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事:人可以被当成「光是活着的东西」来对待。
病房里的监护仪,养老院里按时发的药,一张只剩身份证号的表格——在这些地方,一个人确实只剩下了「活着」:他的一生,他的脾气,他的学生和象棋,都不在场。人能被这样对待,而且常常是在最需要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
阿甘本把这件事说透了:一种权力,可以只抓住一个人的「活着」,而放掉他的一切「活法」。这是一次真看见。本系列福柯卷讲过,从近代起,权力开始管「活着」本身;阿甘本把这件事看得更尖:管「活着」的最极端形式,是把一个人剥得只剩活着。
可是,这一对词本身,站得住吗?
这个问题,已经有人问过了,而且问得很硬。本书先把他们的话摆出来,写明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德里达在晚年的一门讲课里,专门读了阿甘本这一段,指出亚里士多德用这两个词,远没有这么整齐:亚里士多德也用「比奥斯」说动物的生活方式,也用「佐埃」说人的生活,甚至说神——他在《形而上学》里说,神的活动就是一种最好的「佐埃」。〔核: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十二卷第七章,1072b26—30;德里达的批评见《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待核讲次〕一位英国学者专门写了一篇长文,一段一段对《政治学》的原文,结论相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阿甘本说的那种「光是活着」与「政治的活」的截然对立;「为了活着而生成、为了活得好而存在」那句话,讲的是一条从低到高的路,不是一次把人排出去的切割。〔核:芬利森二〇一〇年论文,见参考书目〕
用本书的话说:这两个词在希腊人那里,更像一条光谱的两段——从活着,到活得好,中间是一段一段往上走的路;它们不是一刀切开的两块。
说这一刀切错了之前,也要说清它为什么这么有力量——为什么那么多人一读就被说服。
第一,它清楚。一对词,一刀两段,谁都记得住:光是活着的,和有资格活的。复杂的世界一下子被分成了两块,你立刻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站在被剥光的那一边。
第二,它有道德上的急迫。当你看见一个人被剥得只剩活着,你不需要一条光谱,你需要一声喊。这一刀,就是那一声喊。
第三,它能解释很多东西。难民、无限期关押的人、病床上只剩生命体征的老人、被当作一串数据的消费者——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处境,一下子被这一刀串了起来。
这三样都是真的,本书不否认。本书只指出它的代价:一刀两段以后,那条「从活着走到活得好」的路不见了;所有在路上的人——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一个刚拿到居留证的难民,一个床头贴了卡片的老人——都只能被归到两块里的一块。而他们最需要的,恰恰是有人看见他们在路上、并且帮他们往前走一步。
这是本编的第三对,也是他全部二元的起点:光是活着与有资格地活,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
开门:人可以被当作「光是活着的东西」对待,这种对待是一种权力做出来的。这是真看见。
关门,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这一对词本身。希腊人那里本是一条光谱,一段一段往上走的路;他把它切成了一对,而且说这一刀是西方政治的根。一条路被读成了一道切口。
第二个地方,是那台监护仪旁边发生的另一件事。
一个好的病房,不只有监护仪。护士会在床头贴一张小卡片:「王老师,爱听评书,右耳听力好一些」;家属会带来一副象棋,放在床头柜上;医生查房时,除了看屏幕,也会问一句「今天想下棋吗」。慢慢地,这个病房里的规矩变了:新来的护士会先看那张卡片,再看那台机器。一个被当成「光是活着」的人,他的「活法」一点一点被写回了病房里——写在一张卡片上,写进了下一班护士的交接里。
这就是回写:不是在「光是活着」与「有资格地活」之间来回,而是一个病房学会了,把一个人的活法写进照顾他活着的那套规矩里。今天很多医院都在这样做,而且越做越细。
阿甘本的那一对,没有给这件事留位置。在他那里,「光是活着」一旦被分出来,就只有两种命运:被纳入(成为有资格的活),或者被排除(剥成赤裸生命)。病房床头那张卡片——一个把活法写回活着之中的小东西——不在这根轴上。
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这根轴的名字,就叫佐埃与比奥斯。
本书要把这一对换成什么?一条光谱。
一头是一个人只剩生命体征:躺在那里,只有监护仪上的几条线。另一头是一个人完整的活法: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象棋和评书。中间,是一段一段的路:他能坐起来了;他能说几句话了;他认出了来看他的学生;他下完了一盘棋。每往前走一段,他的「活着」里就多长回来一点「活法」。
一个好的照顾,不是在两块之间把人搬来搬去,而是帮他在这条光谱上往前走一段,并且把每走一段的经验记下来:他今天能坐多久,喜欢谁来看他,哪一种话让他高兴。这些记下来的东西,会让下一次的照顾从新的地方开始。
光谱上的每一格,都比两块里的任何一块更接近真实的人。
如果你家里有人在住院、在养老院、在长期卧床,你可以做一件阿甘本的书里没有的事。
写一张「他是谁」的卡片。不写病情,写人:他以前做什么工作,爱吃什么,爱听什么,怕什么,怎么称呼他他最高兴,哪只耳朵听得清楚。把它交给照顾他的护士、护工,请他们贴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过一段时间问一问:这张卡片有没有用?要不要改?
这张卡片很小,可它做的是一件大事:把一个人的活法,写回照顾他活着的那套规矩里。健康的事交给医生;这张卡片,是家人能做的那一半。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可以被一种权力当作「光是活着的东西」对待,这是真看见。
回写了没有:没有。希腊人那里的一条光谱被切成一对,并被说成西方政治的根;把活法写回活着之中的那张床头卡片,不在这根轴上。
带走的话佐埃与比奥斯,在希腊人那里是一条从活着走到活得好的路;阿甘本把它切成了一对,说这一刀是西方的根——可一个好的病房,会在床头贴一张「他是谁」的卡片,把活法写回活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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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听人讲过:航班取消,被困在一个国际机场的中转区里。
你没有那个国家的签证,出不了机场,进不了那个国家;你原来的航班没了,也回不去。你就待在登机口和免税店之间那一片地方,一天,两天。那里有灯,有椅子,有饮水机,有时候还有人发一份盒饭;可那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里面」,又被那个国家的警察管着。你问工作人员你算哪里的人,他们说不清;你问你有什么权利,他们也说不清。
这种地方,世界上有很多,而且多数时候,待在里面的人很快就离开了,只留下一段有点荒诞的回忆。
阿甘本说,有一种地方,是这种处境做到了极端。他管它叫「营地」。
《神圣人》第一卷的第三部分,有一章的题目大意是「营地作为现代的法则」。〔核〕此前一年,他还写过一篇短文,就叫《什么是营地》。〔核:收入《无目的的手段》〕
他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营地不是从普通的刑法里长出来的,是从例外状态和军事管制里长出来的。十九世纪末,西班牙人在古巴、英国人在南非,为了镇压当地的抵抗,把大批平民集中关押起来——这是最早的一批。〔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营地,法律上的根据是一种「保护性拘留」:不经审判,不必有罪名,为了「国家的安全」就可以把人关起来;而这种拘留,依据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那场国会纵火案之后颁布的紧急法令——一道从来没有被正式撤销过的「暂时」法令。〔核〕
他说,营地就是这样一种空间: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常规,营地就出现了。在营地里,法律被暂停了,可这个暂停本身,是被法律安排好的;里面的人被剥掉了一切身份和权利,只剩下「活着」,而这个「活着」完全落在管辖者的手里。营地是一个「在里面又在外面」的地方被做成了一块实实在在的地皮,画进了地图。〔转述〕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刺眼的话:凡是这种结构被做出来的地方,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在营地里。他举的例子里,有一九九一年意大利南部一座足球场,当时临时关押了一批偷渡来的难民,几天后遣返;有法国一些国际机场里给外国人设的「等候区」。〔核:据该章转述〕
这一章的最后,是本书前面引过的那三条论纲;其中第三条的大意是:今天西方的基本生命政治范式,不是城邦,而是营地。〔核:该书英译本第 181 页〕
说这一章之前,本书要先说清一件事:二十世纪的营地,是人类历史上最黑的地方之一。在那里死去的人,他们的苦难是真实的,不是任何一本哲学书的例子。本书在第七编会专门写那些在营地里仍然在做见证的人,只转述,不借用,守住他们的尊严。
阿甘本这一章有一个大功劳:他指出,营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群疯子的发明;它有一条法律上的来路——紧急法令,保护性拘留,一个从来没被撤销的「暂时」。一个社会要做出营地,前面有一段一段的路,每一段在当时看起来都「合法」「暂时」「为了安全」。这是对「营地是一次彻底的反常」这种说法的一次真拆:它不是反常,它是某一种常规被推到尽头的样子。
他还有一个提醒,今天依然有用:在一个机场的等候区、一个临时的收容点,不要因为「很快就会结束」就不去问一问——里面的人有什么权利,谁在管,记在哪儿。
用本书的尺子看,营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
回写需要几样东西:一个长出来的东西能沉回去,一个人能开口,一句话能被听见、被记下,一个错误能被人指出、被改正。营地做的,恰恰是把这几样东西一样一样地切断:被关的人不能开口,开了口没人听,听了没人记,记了也不会改任何事。营地之所以最黑,就是因为在那里,SDE 发动机的第三步被整个拆掉了;剩下的,只有两头——管辖者与被管辖者,活着与被处置——之间最赤裸的那一根轴。
本系列福柯卷第六十六章说过:阿甘本写的那种处境,恰恰是回写完全不可能的处境。这一章可以把这句话说得更完整:营地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所以在那里,拉锯被拉到了尽头。
那么,拿营地当照亮全部的范式,会发生什么?
本书第四章说过,范式是一种很好的认法:拿一个单例,照亮一类。可是拿哪一个单例,是有讲究的。拿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去照亮一切有例外、有临时措施的地方,照出来的每一处,都会长着营地的脸——回写都被看成不可能,剩下的都是那一根轴。
回到那个机场中转区。一个被困了两天的旅客,可以投诉;航空公司会补偿,会记录,下一次同样的事发生,也许会有一套更好的安排;一个国家可以修改它的中转规定,让被困的人有一个清楚的去处。这些都是回写,而且真的发生过、一直在发生。拿营地去照这个中转区,这些回写都会被照成「表面文章」;可是对被困的那个人来说,那份补偿、那条新规定,是实实在在的。
这就是本书判决三:最黑的一处被当成了全部。本系列福柯卷第六十六章接过一句批评,说他把例外说成了常态,把最极端的处境当成了现代社会的真相;那一章认为这条批评有道理——把最黑的一处当成全部,和把最亮的一处当成全部,是同一种毛病。本书接着判,不改判;本书补上的,是这个毛病的来历:正因为他的尺子上没有回写,他才会把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当成照亮一切的那一处。
这一章最容易被误读,也最容易被骂,所以要先让他的辩护者把话说足。
一种辩护说:他说「我们都在营地里」,从来不是说机场等候区和二十世纪的死亡营是一回事。他说的是「范式」:营地是一个最干净的样本,在那里,某种结构——法律暂停、人被剥光、只剩活着、任凭处置——不加掩饰地做到了底;拿它当镜子,可以认出日常里同一个结构的淡淡影子。一个范式不是等号。说一张照片照亮了一个年代,不是说这个年代里每个人都长得像照片上那个人。
本书同意这条辩护的前半:范式不是等号,他也不是在说一切都是死亡营。
可是请看这条辩护的后半:「日常里同一个结构的淡淡影子」。一个结构在最黑的地方做到了底,在日常里只剩淡淡的影子——这两者之间,差的是什么?本书的回答是:差的正是回写的多少。在最黑的地方,人不能开口、开口没人听、听了不会改;在日常里,人能开口、有时有人听、偶尔会被记下、有时会改一点。这些「偶尔」和「有时」,不是影子的浓淡,是另一样东西——是第三步正在发生。
一面只会照出「同一个结构」的镜子,照不出这些「偶尔」和「有时」。所以问题不在他说了等号,而在他的镜子只有一种焦距。
本书在导论里说,要把第三根梁「最黑一处当全部」换成一张谱。这里先把这张谱的样子画出来。〔本书的读法〕
最左边,是营地:回写被切得最干净,被关的人不能开口,开口无人听,听了不会改。
往右一点,是一个临时收容点:里面的人能开口,有时有人听,偶尔会有一份记录,可是很少改变什么。
再往右,是那个机场的中转区:被困的人能投诉,会得到补偿,会被记录,下一次的规定可能因此改一点。
再往右,是一个有紧急条款的宪法:宣布紧急状态要写明期限,议会要监督,到期必须复议,结果要公开。
最右边,是一个小区的停车规定:每年春节后复议一次,由业委会召集,结果贴在一号楼大堂。
这张谱上的每一处,都有「例外」「临时」「特殊情况」;它们的差别,就在回写的多少。阿甘本把最左边那一格当成了整张谱。本书要做的,是把整张谱摊开:你在哪一格,就在哪一格用力,把回写往右推一格。
你生活里有没有一个「临时」的地方?一间住了三年的出租屋,一份签了五年的临时合同,一个「暂时」安置的老人,一个「先这样」的安排。
阿甘本会提醒你:不要因为它是临时的,就不去问。这个提醒很对。
本书再加一步:问的时候,看看它在那张谱上的哪一格。你能不能开口?有没有人听?听了记不记?记了改不改?找到它缺的那一样,往右推一格——哪怕只是让房东在合同上写一句「每年续约时双方可提出修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营地不是天降的反常,是一段段「合法」「暂时」的路推到尽头的样子——这是真拆。
回写了没有:没有。营地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他拿它照亮一切,照出来的每一处都没有回写。一张拉锯的谱,被他只看了最左边那一格。
带走的话营地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所以拉锯在那里被拉到了尽头;正因为他的尺子上没有回写,他才会把这最黑的一格,当成了照亮一切的那一处。
你一定办过一张出生证明,或者见过家里人办。
孩子出生第三天,医院发下一张纸:姓名、性别、出生时间、出生地点、父母的名字。这张纸很薄,可它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份文件。凭着它,孩子才能上户口,才能打疫苗、上学、看病、办身份证、出国。一个人一辈子要填无数张表,几乎每一张都会问一句:出生日期?出生地?
你大概很少想过:一个人的权利,为什么要从「在哪里出生」开始算?
阿甘本想过。他说,这个问题藏着现代政治的一个秘密。
《神圣人》第一卷第三部分,有一章专门读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核〕
宣言的第一条,大意是: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核:此文已入公有领域〕阿甘本说,请看那个「生」字。宣言把人的权利,放在了「出生」这件光秃秃的事实上:你生下来,就有这些权利。可是紧接着,宣言又说,一切主权在本质上属于国民。〔核〕「国民」这个词,在拉丁文里的词根,正是「出生」。〔核〕也就是说:一个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的国民;他的出生,直接变成了他的国籍。
阿甘本说,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秘密:它把一个人光秃秃的「出生」——光是活着的那一面——直接写进了国家的根基里。平时,出生和国籍贴得严严实实,谁也看不出这里有一道缝;可是一旦有人失去了国籍,这道缝就裂开了:他还是「生下来的人」,却不再是任何一国的「国民」;于是宣言许给「人」的那些权利,一样也落不到他身上。〔转述〕
他借阿伦特讲过的一段历史,列了一串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欧洲好几个国家陆续立法,可以剥夺某些人的国籍——先是归化的外国人,后来越来越宽;一九三五年,德国的法律把一部分本国人降为「二等国民」。〔核:各国立法年份待逐一核对〕他说,这些法律一步一步地,把出生与国籍之间的那道缝撬开,最后撬出了营地。
这一章的看见,和第十一章讲阿伦特时是一路的,而且更尖:人权不是悬在天上的,它落在一张出生证明、一本户口簿、一个国籍上;那张薄薄的纸一旦被拿走,「人权」两个字就兑现不了。
阿甘本比阿伦特多走的那一步,是指出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一次事故,而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结构:国家从一开始,就把「光是活着」写进了自己的根基——你因为出生而属于它,它也因为你的出生而握着你。
这个看法让很多人第一次看清了一件事:那张出生证明,既是一份保护,也是一次登记;既给了你权利,也把你放进了一个可以被「除外」的名单里。
可是,请把那张出生证明的一生看完。
它不是一张一次写死的纸。一个人长大了,可以改名,户口簿上会记下「曾用名」;结婚了,会添一页;搬家了,户口可以迁移;出生证上写错了一个字,可以去更正,更正的记录也会留下来。一个人的一生,在这些文件上一页一页地被写下、被改动;每一次改动,都有日期,有经办人,有依据。那张最初的纸,是一本账的第一页,不是一块刻死的碑。
国家那一边也一样。二十世纪的那一段黑暗之后,各国一起做了几件事: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写进了一条,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得被任意剥夺;一九五一年订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又订了两个关于无国籍者的公约,规定怎样保护没有国籍的人、怎样减少无国籍的发生。〔核:各条约名称与年份为常见可查口径〕这些条约做得够不够好,各方有很多批评;可是它们的来历很清楚:阿伦特写过的那一道裂缝,被一代人记了下来,写进了新的规矩。
这就是回写:一次撬开「出生」与「国籍」的历史,没有停在那里;它沉回去,改了此后「人权」两个字的写法。
他在这一章的结尾,和在那篇题为《我们难民》的短文里,提了一个大胆的主张:未来的政治,应该从难民这个形象开始想。〔核:据《神圣人》第一卷与《无目的的手段》所收短文转述〕
他的理由是:难民打破了「人」与「公民」、「出生」与「国籍」之间那种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连接;正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国,他让人看见了这个连接是被做出来的,是可以不这样的。从难民开始想,就是从一个不被「出生即国民」捆住的位置开始想。
这个主张有它的深刻:一个站在门边的人,往往比门里的人更看得清这扇门是怎么造的。本书第十一章讲过,阿伦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站在门边、看清了门的人。
可是本书第十一章也问过一句:一个难民,能不能开始?阿伦特在无国籍的那些年里写作、结交、帮助别的流亡者;真实的流亡社区里,有人开学校,有人组织互助会,有人把大家的名字记在一个本子上,好让走散的家人找到彼此。从难民开始想,可以只想他「不属于任何一国」的那一面;也可以想他「和别人一起开始、一起记账」的那一面。阿甘本选了前一面。后一面,是本书想补上的。
这是本编的第四对:人与公民,出生与国籍。
开门:人权落在一张出生证明上,那张纸既是保护也是登记——这是真看见。
关门:他把出生与国籍之间的那道缝,读成了现代国家的根基;在他那里,这道缝只有两种状态——被贴严(国民),或者被撬开(赤裸生命、营地)。
而那张出生证明的一生——改名、更正、迁移,一页一页地往下写——和那一代人把裂缝写进公约的那段历史,都不在这一对里。它们不是「贴严」,也不是「撬开」,是第三样:一本可以往下写的账。
这是本书根的第二环,在「人权」这一题上的样子:不回写,所以只会在「国民」与「赤裸生命」这根轴上拉锯。
还要把公道说完整:那些公约并没有让无国籍、难民的处境消失,今天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落在这道缝里。阿甘本对这些人的关注,是对的,而且是需要的。本书只是说:看见一道缝,可以只看见它被撬开的样子;也可以看见,有人一直在往这道缝里写东西——每一条新的保护条款,每一次成功的更正,每一个被找回的名字。后一种看见,不会让人盲目乐观;它只是让人知道,这道缝不只有一种命运。
中国人对「谁算自家人」这件事,有一本很老的账:族谱。
老族谱有它的规矩:按男丁一代一代往下记,女儿出嫁以后,名字常常不上谱,或者只在父亲名下附一笔;入赘的、过继的、外姓收养的,各有各的记法。一本族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出生即成员」:生在这一姓的男丁,自动在里面;其余的人,在里面又在外面。〔本段是对传统修谱惯例的概括,各地做法不一〕
可是族谱不是一次写死的。每隔几十年,一个家族会重修一次族谱;每一次重修,都会讨论一些老问题:出嫁的女儿要不要写?她的孩子要不要附?远走他乡的那一支还要不要续?近些年,不少地方重修族谱时,开始把女儿和男丁一样写进正文。〔本段是对近年修谱中常见讨论的概括,不指具体某地某族〕
这正是本章说的那本「往下写的账」:一个家族的成员边界,没有停在「生为男丁」与「不算」之间来回;它在一次次重修里被改写了,而且每一次改写,都有年份、有主修的人、有写在序言里的理由。
阿甘本讲「出生即国民」,讲的是这本账被撬开的那一刻;一本族谱被一代代重修、边界被一次次改写的那种样子,不在他的书里。
找出你家里的户口簿,或者你自己的一份重要证件,翻一翻。
你会看见它上面的一些改动:迁入、迁出、婚姻状况、曾用名,每一条都有日期。这是一本关于你的账,它一直在被往下写。
试一件小事:如果你家里有一件证件上的事一直没办——一个写错的字没更正,一次迁移没登记,一个老人的信息多年没更新——这个星期去问一问怎么办。问清楚了,写在一张纸上,夹进户口簿里:什么事,找谁,需要什么材料。一本账最怕的,是有一页一直空着。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权落在一张出生证明上,那张纸既是保护也是登记。
回写了没有:没有。出生与国籍之间的缝,在他那里只有「贴严」与「撬开」;证件一页一页往下写,一代人把裂缝写进公约——这本往下写的账,不在他的轴上。
带走的话他看出了人权落在一张薄薄的出生证明上,那道缝一撬开,人就只剩活着;可那张纸不是刻死的碑,是一本往下写的账——改名、更正、迁移,一代人把裂缝写进了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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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个很会「查来历」的人。
家族聚会上,长辈说:「我们家从来就是长子管祖屋。」他笑着说:「从来?我查过族谱,这条规矩是一九八三年分家时才定的,之前是轮流管。」大家一愣,都觉得他说得对。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另一件事,有人说「女孩子嫁出去就不该管娘家的事」,他说:「这没什么好查的,人天生就是往外走的,古今中外都一样。」
同一个人,同一张嘴,前一句在查别人的「从来如此」,后一句自己立了一个「天生如此」。他自己没察觉。
本书这一章要做的,就是在阿甘本自己的一本书里,找这样两句话。
这一章是本书的第一个接缝章。本系列《否定序列》的增补卷定下过一套抓接缝的办法,本章照做。〔本系列《否定序列》增补卷第三章〕
第一,找两种句子。一种叫「挥刀句」:同一个人对前人用发生学的语法,不问真假,问来历——「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怎样来的」。一种叫「磐石句」:他对自己找到的东西,用发现的语法——「这是根本的」「从一开始就这样」。两种句子出自同一支笔,并排放在一起。
第二,找那一个词:一样还在正在成形里的东西,在这个词上被宣布为定型,并且封了顶,从此不许再问它的来历。
第三,守纪律。先按他最好的辩护者读一遍;凡是带着「也许」「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的句子,一个也不许读漏;找到反对本书的原文,照登;核不到原文的,不加引号,标「待核」。〔本系列三条认输的教训:别读漏正在成形的标记;范畴诊断不是抓现行;同构不是反驳〕
他的书还在版权期内,本章一律转述,括注所据的译本页码;意大利文原词,凡本书未能亲核的,都标出来。
先看他挥刀。
《神圣人》第一卷导言,他对福柯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福柯说,生命政治是近代才出现的,大约在十七、十八世纪跨过了一道门槛。阿甘本说:福柯的这个判断需要修正和补全;福柯一路查下来,一直走到了主权与生命交汇的那个地方的门口,却没有走进去。〔核:据该书导言转述〕
这是一个地道的发生学动作:他不问福柯说得对不对,他问——你画的那条「近代的门槛」,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停在了那里?他把福柯的一个「发现」——生命政治是近代的发明——查成了一次有来历的划界。
整本书里这样的动作很多:他查「神圣的双重性」这个老解释的来历,说它是十九世纪宗教学的一个神话(第二十五章);他查人权宣言,说「生而自由」那个「生」字是现代国家悄悄写进去的(第二十九章);他查营地,说它有一条从紧急法令来的路(第二十八章)。每一处,都是拿发生对付发现。
这是本系列总原则的前一半:解构。他做得极好。
再看同一本书里的另一种句子。
第一句,还在那篇导言里。他说:西方政治最根本的那一对范畴,不是敌与友,而是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佐埃与比奥斯、排除与包含。〔核:该书英译本导言,页码待与意大利文本对齐;意大利文原词待核〕
第二句,紧接着。他说:之所以有政治,是因为人是这样一种活物——在语言中把自己与自己的赤裸生命分开,并与之对立,同时又在一种被排除的包含关系里,保持着与它的联系。〔核:据该书导言转述〕
第三句,也在导言里。他说: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领域,构成了主权权力的原初的——尽管是隐藏的——核心。〔核:据该书导言转述〕
第四句,在全书第三部分的末尾,三条论纲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原初的政治关系是放逐;主权权力的基本活动,是把赤裸生命作为原初的政治要素生产出来。〔核:该书英译本第 181 页〕
第五句,是第三条论纲:今天西方的基本生命政治范式,不是城邦,而是营地。〔核:同上〕
研究者据他书中的说法指出:他认为西方政治「从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而这恰恰说明,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总范式。〔核:芬利森二〇一〇年论文注释〕
把两种句子并排放。
挥刀句:福柯,你说生命政治是近代的——你画的这条门槛是从哪里来的?
磐石句:西方政治最根本的那一对,是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这一对是原初的核心,从一开始就在。
同一支笔。前一句对福柯做发生学:查你的起点。后一句对自己做发现学:我的这一对,是根本的,是原初的。他查掉了福柯那条有生日的门槛,立起了一条没有生日的门槛。
这就是本书根的第三环,落在了原文上: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被查掉来历的,是福柯的「近代」;被立成原样的,是他自己的那一对。
按增补卷的办法,还要找到那一个词。本书找到三个候选,逐一登记,不强求。
候选一:「根本的」(那一对「根本的」范畴)。〔意大利文原词待核〕这个词把一对从诸多可能的区分里拿出来,放到了最底下。可它本身是一个排序词,说「根本」不等于说「从一开始」;单凭它,还不足以判为接缝。
候选二:「原初的」(「原初的——尽管是隐藏的——核心」「原初的政治关系」「原初的政治要素」)。〔意大利文原词待核〕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而且落在最要紧的地方:它把一个结构,从「在历史中出现的」挪到了「在一切之前的」。这是本系列《否定序列》说的第五个语法指纹——比较级封顶:「原初」就是定义成比你能查到的再往前一点,于是在结构上查不到。它的来历也清楚:他老师海德格尔那一环的接缝词,正是「更原初的」(本书第三章)。学生把老师的比较级,推到了最高级。
候选三:「尽管是隐藏的」。这个插入语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它让那个核心越是查不到,越显得在底下。本系列《否定序列》管这种走私通道叫「奥秘海关」:把不可追问说成深度——「它很深,所以不许问」和「不许问,所以显得深」,在现象上分不开。
本书的裁定:接缝落在「原初的」这个词上,「尽管是隐藏的」是它的护照。〔本书的裁定,意大利文待核;核不到则降级为「据英译本」〕
按纪律,还要把他句子里所有的谨慎语气一个一个登记,免得冤枉他。
他在导言里说到生物政治身体的生产是主权的原初活动时,前面带着一个限定,大意是「甚至可以说」。〔待核:此限定语的原文与位置〕按本系列认输教训的第一条——别读漏正在成形的标记——这一句不能当接缝。本书照此处理:这一句不进接缝,只作旁证。
他在读亚里士多德那句「为了活着而生成、为了活得好而存在」时,说那几乎像是一种「被排除的包含」——「几乎像是」。〔核:据该书导言转述〕这一句也不进接缝。
可是请注意这些限定语在全书里的走向:它们大多出现在导言里,出现在他刚开始提出这个想法的地方;到了全书的末尾,那三条论纲里,限定语不见了,句子变成了平平的陈述——「原初的政治关系是放逐」。这正是本系列《否定序列》说的第一个语法指纹:情态动词消失。一个在开头还带着「甚至可以说」的想法,在结尾成了一条论纲。
找到反对本书的原文,要照登。有两段。
第一段,在他后来那本讲方法的小书《万物的签名》里。他专门说明过:他找的「本源」,不是年代上的一个起点,不是某一天某一年;而是一股此刻仍在起作用的力,一个事情「冒头」的时刻。〔核:据该书第三篇转述〕照这个说明,「原初的」不是说「历史的第一天」,而是说「此刻底下一直在起作用的那股力」。这是他最好的辩护。
第二段,在他最后一卷《身体的使用》的结尾。他明说:问题不在于让形而上学—政治机器的两半互相对抗,也不在于考古式地回到这道裂缝之前一个更原初的开端,而在于让这台装置本身失效。〔核:该书英译本第 266 页〕照这一段,他在晚年亲自放弃了「往回追一个更原初的开端」。
本书的回应,分两步。
先认。这两段是真的,而且说明他自己对「原初」这个词是警惕的。所以本书收窄判决二:不说他把拉锯当成了「历史的第一天」,只说他把拉锯当成了「一股此刻底下一直在起作用、查不到出生的力」——在一九九五年的书里,叫「原初」;在二〇一四年的书里,叫「没有外面」。
再看。一股「此刻一直在起作用」的力,和一个「从第一天就在」的结构,对本书的尺子来说,差别不大:两者都不许问「它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会不会结束」。而《身体的使用》那一段,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他不再往回追裂缝之前,因为裂缝之前没有东西可追;他也不追裂缝之后,因为出口只剩让装置失效。裂缝本身,前后都查不到——它从「原初」退成了「没有外面」,禁锢还在。
本章的核验状态,照实写在这里:
已据英译本与研究文献核到:「根本的那一对范畴」一语及其所列三对;「原初的、尽管是隐藏的核心」一语;三条论纲(英译本第 181 页);「从一开始」一说(据研究者转述);《身体的使用》第 266 页的自我收窄。
待核:以上各句的意大利文原词,尤其「原初的」「根本的」「尽管是隐藏的」三处;「甚至可以说」这一限定语的原文与位置;《万物的签名》第三篇关于「本源」的原句。
本书没有比前人多说一句的地方:芬利森已经指出,他所谓的例外逻辑,在某个层面上仍然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排除的逻辑,即使那种排除同时是一种包含。〔核:芬利森二〇一〇年论文注释〕本书多出的,只是两步:把这个「仍然是对立」放回了他自己的原句上,找到了接缝的那个词;并且用王德生博士的口述说出它的病因——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本书自认的软处:本章从「他写了『原初的』」走到「这是他发生学里没被拆的发现」,中间那一步是本书走的,靠的是本书的尺子,不是他的原文。原文只能证明他写了这个词,证明不了这个词在他的体系里承担的就是本书说的那个功能。这一步,留给读者和后来的复核者。
回到那个很会查来历的亲戚。
他查长辈的「从来如此」,查得对;他立自己的「天生如此」,立得太快。你身上大概也有一样的地方:对别人的道理,你很会问「这是哪来的」;对自己最信的那一条,你说「这还用问吗」。
试一件小事,用本章的办法对自己抓一次接缝:写下你最近一次说「本来就是这样」「天生如此」「从来都这样」的那句话。然后问自己:如果换成我最不服气的那个人来说这句话,我会不会去查它的来历?会的话,就替自己查一次:它是哪一年、在什么事上、从谁那里进到我心里的?
查出来,不是要你扔掉它。本系列《否定序列》说过:起源不定罪,起源只撤销豁免权。查出来的那一刻,它就从「天生如此」变成了「我的一段路」——一段可以往下写的路。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也关门。同一本书里,他对福柯挥刀,查掉了一条有生日的门槛;又用「原初的」一词,立起了一条没有生日的门槛。
回写了没有:没有。接缝落在「原初的」上,「尽管是隐藏的」是它的护照;晚年他放弃了「原初」,退成了「没有外面」——裂缝前后都查不到,禁锢还在。
带走的话同一支笔:对福柯,他问「你这条近代的门槛从哪里来」;对自己,他写下「原初的——尽管是隐藏的——核心」。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接缝,落在「原初的」这个词上。
本编五章,拆《神圣人》第二部分的前两卷:《例外状态》(二〇〇三年)与《内战》(二〇一五年)。〔核〕
《例外状态》是阿甘本最常被法学家引用的一本书。它很薄,却做了一件大事:把「紧急状态」「戒严」「全权」「紧急法令」这些散在各国宪法史里的东西,写成了一部两百年的谱系,并且说,例外状态正在变成现代治理的常规手段。〔核〕《内战》是两篇讲课稿,讲古希腊城邦里的内战和霍布斯的《利维坦》。〔核〕
本编前四章一章拆一样:第三十一章,「紧急」这两个字的两百年;第三十二章,古罗马的「停法日」;第三十三章,权威与权力——他笔下西方法律的那台「双重」机器;第三十四章,内战——家与城之间的来回。第三十五章是本书第二个接缝章:同一本《例外状态》里,他把例外查成了一段有来历的路,又把西方的法律体系立成了一台由两根柱子撑起的机器。
本编是判决二(拉锯被当成原样)的主场,也是本书那把总钥匙——「暂时」三问: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用得最多的一编。
你一定在单位里听过这句话:「现在是特殊时期,大家辛苦一下。」
第一次听,你信了:项目确实急,客户确实催,加几天班,应该的。三个月后,又听到:「这个季度比较关键,大家再坚持一下。」一年后:「今年形势特殊。」你慢慢发现,「特殊时期」已经成了这个部门的常态,周末加班、深夜回消息、临时改需求,都被这四个字盖住了。没有人宣布过「从今以后周末都要上班」,可周末确实都在上班。
你也一定见过另一种「紧急」:医院的急诊室。那里的每一刻都是真的紧急,一个病人送进来,几分钟里要做很多决定,很多平时的规矩要让路。可是急诊室有一套和你们部门很不一样的东西:什么情况算紧急,谁有权决定,决定以后要记在哪里,事后有没有人回头看——这些都有章可循。很多医院还有一种会,专门在事后坐下来,逐例回看那些出了问题的急救,讨论下一次怎样做得更好。〔本段是对医院急诊流程与病例讨论制度一类做法的概括〕
同样是「紧急」,一种变成了永远,一种每一次都被收回来、被记下、被复盘。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写的是前一种的两百年。
《例外状态》第一章,他做了一件法学家们很少做的事:把各国关于「紧急」的法律,排成了一条长长的路。〔核:据该书第一章转述,以下各项史实均为常见可查口径,细节待核〕
路的起点,他放在法国大革命。一七九一年,法国的一道法令区分了三种状态:和平状态、战争状态、围城状态。「围城状态」本来是一个军事的说法:一座要塞被敌人围住了,城里的一切权力交给守城的指挥官。可是没过多少年,这个说法就被搬出了要塞,用到了整座城市、整个国家,用来对付的也不再是外敌,而是国内的骚乱。一座被围住的城,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宣布」的状态——没有敌人围城,也可以宣布。
然后是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的扩展。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宪法里陆续写进了各种紧急条款。美国内战时,林肯总统暂停了人身保护令,不经审判就可以关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国的政府纷纷从议会手里拿到「全权」,用法令直接统治。本书第九章讲过的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在短短十几年里被用了很多次,最后为一场彻底的改变铺了路。
路的这一头,是二〇〇一年秋天。那年十一月,美国总统签署了一道军事命令,允许对被怀疑涉及恐怖活动的非美国公民进行无限期的拘押,由军事委员会审理。阿甘本说,被这样拘押的人,既不是依照国际法受保护的战俘,也不是依照本国法律受审的刑事被告;他们落在两套法律都不管的地方。〔核:据该书第一章转述〕
他由此下了一个判断:例外状态正在变成现代国家的一种常规的治理手段——「暂时」的措施,一次次被延长、被扩展,最后成了治理本身的样子。〔核〕
这一章的功劳,本书前面说过几次,这里说得完整一点。
第一,他把「紧急」查成了一段有来历的路。很多人以为,紧急状态是一种很古老、很自然的东西:国家遇到危险,当然要采取非常手段。阿甘本说,不,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一套——可以被「宣布」的围城状态、可以从议会手里拿走的「全权」、可以不经审判的拘押——是从一七九一年起,一步一步长出来的。它有生日,有路,有每一步的推手。这是一次地道的发生学:把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查出了出生日期。
第二,他看清了这条路走的方向:每一次「暂时」,都比上一次走得远一点;每一次「特殊」,都给下一次留下了先例。一个部门的「特殊时期」是这样变成常态的,一个国家的紧急权力,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第三,他提醒人们:一个被放在「两套法律都不管」的地方的人,不管他做过什么,他的处境本身就值得被问一问。这个提醒,二十多年来被很多法学家、律师、人权工作者接住了。
这是本编的第一对:规范与例外,平时与紧急。
开门:「紧急」有一部两百年的发生史,而且这条路有方向——暂时越走越长。这是本书判决二的左栏:他看见了一条路。
那么,这条路上还有什么?
回到急诊室。急诊室也是「紧急」,也暂停了很多平时的规矩;可是它每一次都被收回来:病人稳定了,就转到普通病房,回到平时的规矩里;那一次紧急里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结果怎样,都被记下来;隔一段时间,还有人坐下来一例一例地回看,改下一次的流程。急诊室的「紧急」,每一次都沉回去,改了急诊室自己。
国家的紧急权力,也有这样的一面。本书第九章讲过,二十世纪后半叶,很多国家的宪法在写紧急状态的时候,不只写「可以宣布」,还写了谁来宣布、议会怎样监督、多久必须复议、哪些权利即使在紧急时刻也不许碰。还有法学家专门设计过一种紧急宪法的方案:紧急权力到期自动失效;要延长,必须经过议会越来越高比例的多数同意——时间拖得越久,延长就越难。〔核:美国法学家阿克曼二〇〇四年的「紧急宪法」方案;见参考书目〕
这些做法,恰好是本书那把总钥匙的三问: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它们不是「规范」,也不是「例外」,是第三样:一个会被收回、会被复议、会被记下的例外。
《例外状态》第一章把两百年排成了一条路,这条路上只有一个方向:越走越长。那些让例外被收回来、被复议、被记下的做法——它们也在这两百年里,一步一步长了出来——在他的谱系里很少出现,出现时多半被读成例外更深地住进了规范里。〔本书的读法〕
这是根的第一环在「紧急」这一题上的样子:不回写。一条路,他查到了来历,查到了方向,唯独没有查那些让路回头的东西。
本书想在他那条路旁边,再画一条路。它也从大约同一个时候开始,也走了两百年。
一边,是「围城状态」被搬出要塞、用于全国;另一边,是一些人一直在想办法,给这种状态装上刹车。十九世纪起,一些国家的议会开始要求:宣布戒严要经过议会批准,或者至少事后要向议会报告。二十世纪,一些国家的法院开始审查紧急措施,问一句:这项措施真的必要吗?有没有超出紧急的范围?二战以后,一些国际公约规定,即使在紧急状态下,有些权利也不许被暂停——比如不受酷刑的权利。〔本段是对近代以来紧急权力受议会、司法与国际公约约束这一趋势的概括,不指具体条文,细节待核〕
这条路上,有很多失败:批准变成了走过场,审查来得太晚,公约被无视。可它也有很多成功:一些紧急状态真的到期结束了,一些拘押真的被法院宣布违法,一些被关的人真的被放了出来,并且得到了赔偿。
两条路,同样长,同样真。阿甘本的谱系,只画了第一条。本书不说第二条比第一条更「真实」;本书只说,一个查来历的人,如果只查一条路,他查出来的就不是两百年,而是两百年的一半。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那些「收回来、复议、记下」的办法,他不是不知道;他的意思恰恰是,这些办法并没有阻止例外变成常规。紧急条款写进了宪法,紧急状态照样被一再延长;议会监督写在纸上,议会照样一次次投票同意。所以,这些「第三样」,只是让例外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这条辩护有它的分量。确实有很多写得很好的紧急条款,被用坏了;确实有很多复议,变成了走过场。
可是请注意这条辩护的形状:「有些被用坏了」,推出「全都只是外衣」。本书第十五章说过:警惕它被用坏,不等于把它留在轴外。一个急诊室的病例讨论,也可能变成走过场;可是一个开得好的病例讨论,和一个根本不开的急诊室,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急诊室。一条会被用坏的复议条款,和一条根本不存在的复议条款,也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宪法。
把「会被用坏」读成「只能是外衣」,就等于说:在「规范」与「例外」之外,不可能有第三样。这正是本书根的第二环: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本章开头拿急诊室作对照,这里说清楚:急诊室为什么能把「紧急」收回来?
不是因为急诊室的人更有德行,而是因为急诊室里有几样东西,是「特殊时期」没完没了的那个部门没有的。
第一,紧急有一个进口,也有一个出口。什么样的病人进急诊,有分诊的标准;病情稳定到什么程度就转出去,也有标准。一个病人不会在急诊室里住一年。
第二,每一次紧急都留下记录。谁在几点做了什么,用了什么药,为什么这样做,都写在病历上。这份记录不是为了追责,至少不只是;它是为了下一个人接手时知道发生过什么。
第三,有人定期回头看。一例一例地看,看哪里做对了,哪里差一点,下一次流程怎么改。改了的流程,第二天就用在下一个病人身上。
进口与出口,记录,回头看——这三样,正是回写的三件套:有期限,有人问,有地方记。一个「紧急」有了这三样,它就不会变成永远;没有这三样,再小的「特殊时期」也会一路走成常态。
阿甘本看见了没有这三样的那种紧急,看得比谁都透。本书想说的只是:有这三样的那种紧急,也一直在世上,而且就在离你最近的那家医院里。
回到那个「特殊时期」没完没了的部门。
阿甘本会提醒你:看清它。「特殊时期」已经成了常态,不要再被这四个字盖住。这个提醒很有用。
本书再加一步:学急诊室。下一次领导说「特殊时期,大家辛苦一下」,你可以客客气气地问三句——
这个特殊时期,到什么时候?
到时候,谁来看一看要不要结束?
这段时间我们多做了什么,记在哪儿,结束以后怎样补回来?
三句话问下来,「特殊时期」就不再是一张没有期限的通行证,它成了一件有起点、有终点、有账的事。
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领导,更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宣布「特殊时期」时,在通知的最后加一行——「本安排至某月某日止,届时由某某召集复盘,加班情况记入某表,事后调休」。这一行字,就是急诊室和一个永远特殊的部门之间的全部差别。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紧急」有一部两百年的发生史,而且路有方向——他看见了暂时怎样一步步变成一直。
回写了没有:没有。两百年里一样长出来的「收回、复议、记下」——急诊室式的例外——在他的谱系里很少出现,出现时被读成外衣。
带走的话他把「紧急」查成了一条两百年、只朝一个方向走的路;可同样是紧急,急诊室每一次都把它收回来、记下来、回头看——那条让路回头的东西,他的谱系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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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听老人讲过,或者在书里读到过:从前的衙门,到了年底要「封印」。
腊月里挑一个日子,官府把大印洗干净,封存起来,从这一天起,衙门停止办理公事,官员们放假过年;过了正月,再挑一个日子「开印」,一切照常。封印和开印之间,衙门的公事停了——可这个「停」,有日子,有仪式,有开始,也有结束。〔本段是对旧时官府年终封印、年初开印习俗的概括,各朝各地日期不一〕
一个国家的法律,能不能也这样「停」一段?古罗马人有过这样的日子。阿甘本为它写了一整章。
《例外状态》第三章的题目,是一个拉丁词,意思大致是「法律的停止」——就像「夏至」「冬至」那个「至」字里的「停住」,太阳停在那里,法律也停在那里。〔核:据该书第三章转述,词源说明为阿甘本所给〕
罗马共和国遇到极大的危机——一场叛乱、一次大军压境——元老院可以发出一道「最终决议」,号召执政官和其他官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共和国;与这道决议相连,有时会宣布一段「停法」:法庭停审,公务暂停,平时约束官员、保护公民的那些法律,统统停下来。〔核:据该书第三章转述,具体制度细节学界有争议〕
阿甘本读这一段,做了一个很关键的区分。以前的学者——包括施米特——一般把现代例外状态的祖先,追到罗马的「独裁官」:危机时授权一个人全权处理,六个月为期(本书第九章讲过)。阿甘本说,不对,那是另一回事。独裁官是一个被授予了超大权力的官职;而「停法」不是授予谁什么权力,是法律本身停下来,留出一片空白。现代的例外状态,祖先不是独裁官,而是这片空白:一个法律不在、却仍然被法律安排好的空间。〔核:据该书第三章转述〕
还有一个细节,阿甘本自己在书里讲了,本书要特别拿出来。
到了帝国时期,「停法」这个词的意思变了。它不再用来应对叛乱,而是用于一种公共的哀悼:皇帝或皇室成员去世,全城停止公务、停止审判,举国哀悼一段日子。〔核:据该书第五章转述〕阿甘本还把它和罗马人的另一些节日放在一起读——比如一些狂欢的节日里,奴隶和主人暂时交换位置,平时的规矩全部颠倒。〔核〕他说,这些都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面孔:法律退场、秩序悬空的时刻。
请停下来看这个变化。
一个起初用来应对危机的「停法」,几代人以后,变成了一种有固定时机、有固定仪式的哀悼;另一些「停法」的时刻,被做成了日历上的节日。也就是说,一种危险的、没有边界的「停」,在罗马人几百年的使用里,被一步一步地收了回来:它被安放到了一个有来由(为了哀悼)、有期限(哀悼期多长)、有仪式(怎样停、怎样恢复)的位置上。
这和中国旧时的封印、开印,是同一种东西:一个「停」,被做成了日历上的一格。
先把公道还给他。
把现代例外状态的祖先从「独裁官」挪到「停法」,是一次很有眼光的区分。独裁官的说法,会让人以为例外状态的问题只在于「一个人权力太大」;阿甘本指出,问题更深:是法律本身留出了一片自己不在的空白,而这片空白是被法律安排好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没有独裁者的民主国家,也可以有例外状态。
他还自己讲出了那个变化:「停法」后来变成了哀悼、变成了节日。一个认真的学者,把对自己的论点不太方便的史料也摆了出来。本书佩服这一点。
这是本编的第二对:法律在与法律不在,秩序与空白。
开门:现代例外状态的祖先,不是一个权力很大的人,而是一片法律自己留出的空白。这是真看见。
关门,在他怎样读那个变化。
阿甘本读「停法」从应对危机变成哀悼、变成节日,读出的是:这些都是同一个「空白」的不同面孔;秩序里一直藏着一片法律不在的地方,它有时候以危机的样子出现,有时候以哀悼的样子出现,有时候以狂欢的样子出现。〔本书的读法〕
本书读出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变化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一个危险的、没有边界的「停」,被一代一代罗马人收了回来,安放进了日历、仪式和期限里。它从一片可以吞掉一切的空白,变成了一格有起点、有终点、大家都知道怎么过的日子。中国旧时的封印,也是一样:衙门的公事停了,可停得有日子、有章法,停完了照常开印。
在阿甘本那里,「停法」只有一种命运:它是秩序底下那片永远在的空白,时隐时现。在本书这里,「停法」有一段一生:它出现过,被用过,被驯服过,被做成了节日。前者是一根轴——秩序与空白——上的来回;后者是一条路,路上长出了第三样:一格日历。
这是本书根的第三环,在一条他自己摆出的史料上:他看见了「停法」的变化,却把变化读成了同一样东西换了面孔。一段一生,被读成了一个原样的几次露脸。
第九章说过:施米特本来有两样东西——门口那一拍的决断,和「委托的专政」——有期限、有授权、要交还。阿甘本接走了前一样。
这一章可以把那一句说得更完整:罗马人对付危机,本来有好几种办法。一种是独裁官:六个月,期满交还。一种是停法:法律停下,留出空白。而停法本身,后来又被收成了哀悼和节日。这几种办法,排成一张谱:从一片没有边界的空白,到一个有期限的官职,到一格日历上的节日。
阿甘本从这张谱上,挑了最左边那一格——没有边界的空白——作为现代例外状态的祖先。挑得有眼光;可是另外几格,是罗马人自己在几百年里长出来的回写,他把它们读成了同一片空白的面孔,或者读成了另一回事。〔本书的读法〕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把「停法」后来变成哀悼、变成节日,读成了一次「驯服」;可阿甘本恰恰想说,这些后来的样子,暴露了那片空白从来没有被驯服——它只是换了一身衣服,躲进了仪式里。一个皇帝死了,全城停法,这不正说明,皇帝这个人本身,就是法律悬置的那个点吗?狂欢节里主奴颠倒,不正说明,秩序底下一直藏着一片无序吗?
这条辩护很深,本书认真接住。一样东西被做成了仪式,确实可能说明它太危险,只能被关在仪式里。
可是「被关在仪式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一片会吞掉一切的空白,被人们一代一代地画出了边界,限定了时间,规定了怎样开始、怎样结束。它还在,可它不再是没有边界的。中国旧时的封印也一样:衙门停办公事,有日子,有仪式,开印那天,一切照常。一片被关进日历里的空白,和一片随时可以被宣布、没有期限的空白,对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日子。
把前者读成后者换了身衣服,就又回到了那根轴上:秩序,或者空白。
本章说了好几次「一格日历」,这里把它说完整。
一片没有边界的空白,怎样变成日历上的一格?至少要长出三样东西:一个开始的日子,一个结束的日子,一套大家都知道的过法。封印有封印的日子,开印有开印的日子,中间怎样过——官员回乡、衙门留人值守、急事怎样处理——也各有章法。罗马的公共哀悼,也有它的日子和它的仪式。
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一代一代的人,在一次次的「停」里,慢慢摸出来、定下来、写下来的:上一次停得太久出了乱子,下一次就把日子定短一点;上一次急事没人管,下一次就留人值守。每一次「停」的经验,都沉回了下一次「停」的规矩里。
所以「一格日历」不是一个偶然,它是一长串回写的结果。阿甘本在这一长串回写的两头,只看见了开头那片空白,和结尾那一格日历「看起来像」空白的样子;中间那一长串把空白一点一点收回来的回写,他没有看。
你家里有没有一种「停」?
一个家里有人去世,全家停下一切,守七天;一个孩子考试前一个月,家里停掉所有的聚会和旅行;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工作全部停掉。这些「停」都是必要的;可是有的停,有日子、有章法,停完了日子照样往前走;有的停,停着停着就忘了什么时候该恢复。
试一件小事:给你家里正在进行的某一种「停」,定一个「开印」的日子。比如:「考完试那个周末,我们恢复周日的家庭聚餐。」「这次复查以后,爸爸可以恢复每天下楼散步半小时。」〔健康方面的安排请遵医嘱〕写在一张纸上,贴在门后。一个有「开印」日子的停,就不会变成永远的停。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现代例外状态的祖先不是一个权力很大的人,而是法律自己留出的一片空白。
回写了没有:没有。「停法」后来被罗马人收成了哀悼、做成了节日——这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他把它读成同一片空白换了面孔。
带走的话罗马人的「停法」,几百年里被一步步收成了哀悼、做成了节日,就像旧时衙门的封印与开印——一个没有边界的停,变成了日历上的一格;他看见了这个变化,却读成了同一片空白换了面孔。
你一定见过这样一个大家庭。
家里管钱管事的,是大儿子:谁家孩子上学缺钱,找他;老房子漏雨要修,他张罗;过年谁家做东,他排。这是明面上的「权力」,有账可查,有事可办。
可是家里真正说了算的,是老太太。她平时不管事,钱不经她手,活也不归她派;可是遇到大事——要不要卖老房子,两个儿子吵翻了谁让步——大家最后都去听她一句话。她那一句话不是命令,不写在任何地方,可是一出口,大儿子定下的事可以作废,作废的事也可以重新算数。
一个管事,一个说了算;一个有账,一个没账。这个家就靠这两样撑着。
阿甘本说,西方的法律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家。
《例外状态》的最后一章,题目是两个拉丁词:「权威」与「权力」。〔核〕
「权力」,是罗马官员依法拥有的那种权力:执政官可以召集军队,裁判官可以审理案件,每一种权力都写在法律里,有范围,有期限。
「权威」,是另一样东西。在罗马的私法里,一个未成年人、一个受监护的人自己做的某些事,法律上不算数;需要他的监护人站出来,说一句「我来担保」,这件事才算数。这个担保的资格,就叫「权威」。〔核:据该书第六章转述〕在公法里,元老院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可是它有「权威」:它的意见,能让官员的行为获得分量。
阿甘本还特别引了一句古罗马的名言。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晚年在自己的功业记录里写道,大意是:我在权威上超过所有人,在权力上却不比我的同僚们多一点。〔核:《奥古斯都功业录》第三十四节;此文已入公有领域〕阿甘本说,这句话道出了一种新的统治:皇帝的根基,不在他拥有哪一种写在法律里的权力,而在一种法律之外的「权威」——一种活生生的、附着在他这个人身上的分量。
然后他下了全章最要紧的判断:西方的法律体系,呈现为一个双重结构,由两个异质而又协调的要素构成:一个是规范的、严格意义上法律的——权力;一个是失范的、法律之外的——权威。〔核:该书英译本第 85—86 页〕在极端情况下,权威就像一股力量:在权力生效的地方把它悬置起来,又在权力失效的地方把它重新激活。〔核:同上〕
他说,这两个要素互相支撑,而把它们连在一起的装置,就是例外状态。〔待核:此句原文与位置〕
这一章的看见,和那位老太太一样,是很多人心里有、却说不出的。
一套秩序,不只靠写下来的规矩运转;它还靠一种写不下来的分量: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传统「说了算」。平时,这种分量藏在规矩后面,看不见;一到大事,它就露出来,能让规矩作废,也能让作废的规矩重新算数。阿甘本把这两样东西分开,给它们起了名字,指出它们一直在一起工作。这是一次真看见。
回到那个大家庭。说这个家「靠账和规矩运转」,只说了一半;说它「靠老太太一句话运转」,也只说了一半。它靠两样东西一起转,这才是实情。
可是本书要请读者回忆第十一章。
「权威」这个拉丁词,阿伦特也读过,而且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她说,这个词的词根,是「增益」「增补」:罗马人的权威,是一代一代的人不断为城邦的奠基「添加」东西的那种资格;一个有权威的人,是一个能把先人的基业往前推一步、又不背离它的人。她由此看重一部宪法可以被一代一代的人修正、补充——她说,这种增补,才是权威真正的来源。〔核:据阿伦特《论革命》与《什么是权威》转述〕
同一个词,两种读法:
阿伦特读的「权威」,是一个回写的装置:先人立下的基业,被后人一次次增补,每一次增补都沉回基业里,让它长大,而不是推翻它。
阿甘本读的「权威」,是一台机器的一根柱子:它站在法律之外,能把法律悬置,又能把法律重启;它和「权力」一起,一左一右,撑起一台双重的机器。
两种读法都能在罗马的材料里找到根据。阿甘本选了后一种,而且把它推成了「西方法律体系」的结构。〔本书的读法〕
这是本编的第三对:权威与权力,法律之外与法律之内。
开门:一套秩序靠写下来的规矩和写不下来的分量一起运转,这两样一直在一起工作。
关门:这两样被他排成了一台双重机器的两根柱子,中间用例外状态连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一个悬置另一个,又重启另一个。悬置,重启,再悬置——这正是本书说的拉锯,而且是在他自己的原句里:权威在权力生效的地方把它悬置,在权力失效的地方把它重新激活。〔核:英译本第 85—86 页〕
回到那个大家庭。老太太的一句话,确实能让大儿子定下的事作废,也能让作废的事重新算数。可是一个过得好的大家庭,还有另一件事在发生:老太太那一句句话,慢慢地被家里人记住了,变成了这个家的规矩——「老房子不卖,这是奶奶定的」「逢年过节轮流做东,这是奶奶定的」。她去世以后,这些话没有随她一起消失,它们被写进了家里的约定,被大儿子照着办,被孙辈照着问。写不下来的分量,一点一点被写了下来;而写下来的规矩,也常常会被下一代人拿来问一句:「奶奶当年为什么这样定?现在还这样合适吗?」
这就是阿伦特说的「增补」:权威不只是悬置和重启权力,它还一次次沉进权力里,被写成规矩;规矩又一次次被后人增补。这不是一台两根柱子的机器,是一棵一边长、一边往自己根上添土的树。
这正是口述 01 最干净的一个现场:他把一切发现变为发生——查出了法律背后那份法律之外的分量;又把发生变为二元发生——这份分量和法律成了一台双重机器的两极,只能互相悬置、互相重启。至于这份分量怎样一次次沉进法律、被写下、被增补,不在他的这台机器里。
奥古斯都那一句「权威超过所有人,权力不比同僚多一点」,也有一段后来的一生,值得看一看。
奥古斯都身上那份「法律之外的分量」,在他死后没有随他一起消失。他的继承者们,一个接一个,都需要被授予同样的地位;慢慢地,这份原本附着在一个人身上的分量,被写成了一道一道的法令。今天罗马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块青铜板,上面刻着公元一世纪后期授予一位新皇帝各项权力的法律条文,一条一条,写明他可以做什么——其中有几条,明说是「照着奥古斯都当年的样子」。〔核:所谓「韦斯巴芗治权法」青铜板,藏罗马卡比托利欧博物馆;条文内容细节待核〕
一份写不下来的「权威」,在两三代人以后,被刻进了一块青铜板,变成了一条一条写下来的「权力」。
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读法。阿甘本那一路会说:你看,权威被伪装成了法律,那台双重机器更隐蔽了。本书这一路会说:你看,一份法律之外的分量,被一次次沉进法律里,写成了条文,有了先例,有了可以被后人查考、引用、争论的依据——这是回写,也正是阿伦特说的「增补」。
两种读法都有道理。本书只指出:第二种读法,在他的书里没有出现。
这里先点一条线索,第七十三章再追。
阿伦特写「权威即增补」,是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美国,眼前是一部两百年里被修正过很多次、仍在运转的宪法。阿甘本写「权威与权力的双重机器」,是在二〇〇〇年代初的欧洲,眼前是无限期关押、紧急法令、各国一再延长的特殊措施。
两个人看的是同一个拉丁词,站的是两片不同的土。一片土里,看得见增补;另一片土里,看得见悬置。本书不认为哪一片土更「真」;本书只指出,一个词有两种读法,说明这个词有两段一生;把其中一段读成「西方法律体系」的结构,另一段就被挡在了门外。
本章说,阿伦特的读法里,权威不是一台机器的一根柱子,是一棵一边长、一边往自己根上添土的树。这个比喻值得多说几句,因为它正好对着本书的那台发动机。
一台两根柱子的机器,两根柱子是先立好的;机器运转,是两根柱子之间的来回:一根压下另一根,另一根又顶起来。它可以转很久,可它不长。今年的机器和一百年前的机器,是同一台机器。
一棵树不一样。它的根、干、枝,没有哪一样是先立好的;每一年,枝叶长出来,落下的叶子烂进土里,让根下的土厚一点;根扎得深一点,枝叶就长得多一点。今年的树,和一百年前的那一棵,是同一棵树,又不是同一棵树。
本系列的发动机有三步:张力积累,逼出形状的改变,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两根柱子的机器,只有前两步:张力在两根柱子之间积累,逼出一次悬置或者一次重启。树有第三步:长出来的,落回去,改了土。
阿甘本看见了那份法律之外的分量,看见了它和法律一起工作,这是真看见;他把这份一起工作,画成了两根柱子,没有画成一棵树。
你家里、你单位里,一定也有一个「老太太」:一个平时不管事、大事上说了算的人。
不必去削弱他的分量;那份分量常常是这个地方最宝贵的东西。可以做的,是阿伦特说的那件事:把他说过的、大家都认的那几句话,记下来。不是为了约束他,而是为了让这份分量不只系在一个人身上。
试一件小事:给你家里写一张「老规矩」清单,只写三五条——每一条后面注明是谁、在哪一年、因为什么事定下的。过年时拿出来念一念,问一句:「这一条现在还合适吗?要不要改?」改了的,在后面添一行:哪一年、谁提议、改成了什么。
一张会被念、会被问、会被添一行的清单,就是一个家里的「增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秩序靠写下来的规矩和写不下来的分量一起运转——他给这两样起了名字。
回写了没有:没有。「权威」被读成双重机器的一根柱子,与「权力」互相悬置、互相重启;阿伦特读出的那一面——权威即增补,分量一次次沉进规矩——被挡在了门外。
带走的话同一个拉丁词「权威」:阿伦特读出的是一代一代往基业上添东西的增补,阿甘本读出的是悬置、重启、再悬置的一根柱子——他把这个词的一段一生,读成了西方法律体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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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个家族的「内战」。
老人留下一套房子,几个子女为了怎么分吵了起来。先是在饭桌上吵,后来是在家族群里吵,再后来,有人请了律师,有人把多年前的旧账翻出来:「当年爸妈给你出了首付,给我什么了?」「妈生病那几年,是谁在医院守着?」吵到最后,一个家不像家了——饭桌上的事上了法庭,法庭上说的全是饭桌上的事。
也有另一种结局。吵了一阵之后,几个人坐下来,请了一位大家都信得过的长辈,把事情一条一条摊开,最后签了一份协议:房子怎么处置,钱怎么分,谁照顾老人的那份辛苦怎么算。协议的最后一条写着:「此事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许再拿这件事说事。」几年后,逢年过节,一家人又坐到了一张桌子上。
阿甘本有两篇讲课稿,讲的就是一座城里的「家族内战」。
二〇一五年,阿甘本出版了《内战》,副标题的意思大致是「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书里是他二〇〇一年在美国一所大学讲的两堂课。〔核〕
第一堂课讲古希腊。希腊人管城邦里的内战叫「斯塔西斯」。〔核〕阿甘本借一位法国古典学家的研究说:希腊人对内战既怕又离不开,城邦的历史里一再出现内战。〔核:据洛罗《分裂的城邦》等研究转述〕他的看法是:内战不在「家」里,也不在「城」里,而在家与城之间的那道门槛上;内战发生时,家里的恩怨被变成了城邦的政治,城邦的政治又退回成了家族的血仇——家被政治化,城被家化。〔转述〕
他还讲了一件雅典的事:公元前四〇三年,雅典在一场血腥的内战之后恢复了民主,交战双方立下了誓约,大意是:不许追念旧恶。〔核: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三十九、四十章等所载;阿甘本的讨论据该书第一讲〕阿甘本说,这个「不许追念」,恰恰说明内战从来没有真正结束:它被压进了记忆的底层,城邦随时可能再次滑回那道门槛。
第二堂课讲霍布斯的《利维坦》。那本书的封面上,一个巨人由无数小人组成。阿甘本说,霍布斯的国家,是从内战里、为了结束内战而建起来的;可是那一群组成巨人的小人,随时可能散开,重新变回一群互相为敌的人。内战不是国家之前的一个阶段,而是国家一直背着的另一面。〔转述〕
这两堂课看见了一件很深的事:家与城、私与公之间,没有一道铁墙。
那个分房子的家族,最能说明这一点:一件家里的事,吵着吵着就成了一件「法律」的事;一场法律的官司,打着打着又全是家里的旧账。家与城之间的那道门槛,平时看不见;一吵起来,它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他对雅典大赦的读法也很敏锐:一个「不许追念」的誓约,说明大家都知道,那段记忆还活着,还危险。
可是请把雅典那件事读完。
公元前四〇三年的和解,不只是一句「不许追念旧恶」。据亚里士多德那本讲雅典政制的书所载,当时的协议写得很细:愿意离开雅典、到附近一座小城去住的人,要在限定的日子里登记;两边的财产怎样处置,写了条款;谁要是违背誓约、翻旧账,谁就要受罚——据说有一个人带头翻旧账,被当众处决,从此再没人敢违约。〔核:据《雅典政制》第三十九、四十章转述,细节待核〕
也就是说,那一句「不许追念」,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份写得很细的协议的最后一条:它有登记的期限,有财产的条款,有违约的罚则。雅典人没有把内战「压进记忆的底层」了事,他们把结束内战这件事,写成了一份有日子、有章法、有人执行的约定。后来的研究者常说,这次和解是古代少有的成功,雅典此后几十年没有再陷入内战。〔核:史家对此次和解成效的一般评价〕
还有一件事:这份协议被写了下来,写进了后人的书里。两千四百年后,阿甘本读到的,正是这份被记下来的协议。
这是本编的第四对:家与城,私与公。
开门:家与城之间没有铁墙,内战就发生在这道门槛上——这是真看见,又一次站在门槛上。
关门:内战在他那里只有两种状态:爆发(城滑回家、家冲进城),或者被压下去(不许追念,藏在底层,随时再爆发)。这是一根轴上的来回:内战与和平,记忆与遗忘。一九九五年那本书的结尾,他说只有看清了西方那道基本的生命政治裂缝,才能止住这种摆动、结束那场分裂各城的内战;二〇一五年这本书,他说内战是国家一直背着的另一面。〔核:前一句见《神圣人》第一卷英译本第 180 页〕两本书隔了二十年,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场拉锯,一直在。
而雅典那份协议——登记的期限,财产的条款,违约的罚则,被写下来传给后人——不是内战,也不是遗忘,是第三样:一份把结束写下来的约定。
那个分房子的家族也是一样。他们最后签的那份协议,最后一条写着「以后谁也不许再拿这件事说事」;可是前面那几条——房子怎么处置、钱怎么分、照顾老人的辛苦怎么算——才是这句话能管用的原因。一句「不许再提」,如果前面什么都没写,就是把内战压进了底层;前面写清楚了,它就是一份和解的封口。
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这里的轴,是内战与和平;拉锯的名字,叫「一直背着的另一面」。
第二堂课讲霍布斯,本书也补一句。
霍布斯的《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的年代。〔核〕阿甘本说,那个由无数小人组成的巨人,随时可能散开,重新变回一群互相为敌的人——内战是国家一直背着的另一面。
可是英国后来的事,也值得一看。内战、复辟、又一场被称为「光荣」的政权更替之后,英国人没有等来一个永远稳固的巨人,也没有一再滑回内战;他们一次次地立法、修法,议会一年一年开会,法院一案一案判,一个巨人慢慢学会了在不散开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改变自己的样子。〔本段是对十七世纪后期以来英国宪政演变的概括,不指具体法案〕
巨人会散开,这是真的;巨人也会长大,这也是真的。一个会在不散开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巨人,就是一个会回写的国家。阿甘本只写了巨人散开的那一面:巨人,或者一群人;国家,或者内战。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太乐观了。雅典的和解是一个例外,历史上更多的内战,是和解了又打,打了又和解;一个家族分完了房子,几年后可能又为别的事翻脸。阿甘本说内战是「一直背着的另一面」,恰恰是清醒:你以为签了协议就结束了,其实只是暂时压住。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和解确实会破裂,协议确实会被撕毁。
可是「会破裂」和「只能是暂时压住」,中间还隔着很长的一段路。一份写得好的协议,和一句空的「不许再提」,破裂的可能不一样;一次和解被写下来、被后人读到,下一次内战时,人们就多了一个可以照着做的样子。雅典人自己后来也这样引用那次和解。〔待核〕回写不保证永远不再打仗;它只保证,下一次不必从零开始。
雅典那句「不许追念旧恶」,还有一层意思,值得单独拿出来。
「不许追念」,听起来是要大家忘掉。可是真正的和解,很少靠忘掉;它常常靠的是另一件事:把该记的记下来,把不该再翻的封起来。雅典人记下了协议的条款、登记的期限、违约的罚则;封起来的,是每一家私人的旧仇——不许再拿到法庭上去翻。
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不提」。一种是什么都不记,大家心照不宣地不说,那段事就沉在每个人心里,随时可能冒出来。另一种是把事情写清楚、做个了结,然后说「到此为止」——这句话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前面有一份大家都签了字的账。
阿甘本读那句誓约,读出的是前一种:内战被压进了记忆的底层。本书读出的是后一种:内战被写进了一份协议,然后被封了口。前一种是内战与遗忘之间的拉锯;后一种是回写:一段血腥的经验,被写成了一份可以被后人读到、照着做的东西。
如果你的家族、你的单位里,有一场正在进行或者刚刚结束的「内战」,可以试一件小事。
不要只说「算了,别提了」。坐下来,把结束这件事写下来,三样东西:这次吵的是什么,最后怎么定的;每个人认了什么、让了什么;以后遇到类似的事,先怎么办。写完请大家看一遍,各自留一份。
最后可以加一句「此事到此为止」。有了前面那几样,这句话才不是把事情压进底层,而是给一件事封了口。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家与城之间没有铁墙,内战发生在这道门槛上——又一次站在门槛上的看见。
回写了没有:没有。内战只有「爆发」与「被压下」两种状态;雅典人把结束写成一份有期限、有条款、有罚则、传给后人的协议——这第三样,他读成了「不许追念」。
带走的话雅典人结束内战,不只说了一句「不许追念旧恶」,还写下了登记的期限、财产的条款、违约的罚则,传给了后人;他只读到了那一句,于是内战在他那里成了一场永远在背后的拉锯。
你一定遇到过一位这样的语文老师。
他批改作文,最常写的评语是:「这句话太绝对了。」学生写「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读书」,他圈出来:「都?你查过吗?」学生写「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他圈出来:「自古?从哪一年?」他教学生,下判断之前先问来历,说话要留余地。
有一年开家长会,他在台上说:「你们这一代孩子,从小就被手机毁了,注意力天生就比我们差。」台下的家长们点头。没有人举手问他:「都?你查过吗?天生?从哪一年?」
他自己大概也没察觉:批改别人的作文时,他用的是一支笔;讲自己的看法时,他用的是另一支。其实是同一支。
本书第三十章在《神圣人》第一卷里找过一次这样的两支笔。这一章在《例外状态》里再找一次。
办法和第三十章一样,按本系列《否定序列》增补卷的规矩:先找「挥刀句」——他对前人做发生学、问来历的句子;再找「磐石句」——他对自己找到的东西做发现学、立原样的句子;然后找那一个词,看一样还在正在成形里的东西,在哪个词上被宣布为定型、封了顶。
纪律也一样:先让他最好的辩护者说话;一切限定语逐条登记,不许读漏;反对本书的原文照登;意大利文原词凡未亲核,一律标出。
这一章比第三十章多一个难处:《例外状态》这本书里,他的限定语更多、更细。本书要在这些限定语里慢慢走。
先看他挥刀。整本书里,他挥得最漂亮的有三刀。
第一刀,查出生地。一般人以为,例外状态是专制君主的东西:国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对,现代的例外状态——可以被「宣布」的围城状态——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里出生的,不是在专制传统里。〔据该书第一章转述,页码待核〕这是一刀很准的发生学:一样被当作「专制的本性」的东西,被查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出生地。
第二刀,查一句老话的翻转。中世纪有一句法谚,大意是「必要不知有法」:一个人在极端的必要之下,比如快饿死了去偷一块面包,法律对他就失去了约束力——这句话本来说的是一个个别的、特殊的情形。他说,到了近代,这句话被悄悄翻转了过来:「必要」不再是让法律在某一个特殊情形里失效的东西,而变成了法律最终的根基和源头。〔核:据意大利文本第 37 页所载之意转述〕一句话的意思,在几百年里被翻了个个儿——这是把一个被当作「本来如此」的原则,查成了一段有先后的路。
第三刀,查一个错认的祖先。本书第三十二章讲过:他说,现代例外状态的祖先不是罗马的独裁官,而是罗马的「停法」;以前的学者,包括施米特,认错了祖宗。
三刀,一个动作:不问一个说法对不对,问它是从哪里、在什么时候、怎样长出来的。这是本系列总原则的前一半:解构。他做得极好。
再看同一本书的最后一章。
第一句:西方的法律体系,呈现为一个双重结构,由两个异质而又协调的要素构成:一个是规范的、严格意义上法律的,我们为方便起见可以把它记在「权力」名下;一个是失范的、法律之外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威」。〔核:该书英译本第 85—86 页〕
第二句:在极端情况下,权威就像一股力量,在权力生效的地方把它悬置,在权力失效的地方把它重新激活。〔核:同上〕
第三句(待核):把这两个要素连在一起、让这台法律—政治机器运转起来的装置,就是例外状态。〔待核:此句原文与位置〕
再往后四年,《王国与荣耀》里,同一个形状长大了:超越的秩序与内在的秩序、王国与治理、一般的天意与特殊的天意——这几对两极,界定了那台神圣治理世界的机器的运作。〔核:据研究者引述该书英译本第 207 页〕
这一章的限定语比第三十章更多,本书一条一条登记。
限定语一:「呈现为」。他没有说西方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双重结构,他说它「呈现为」——看起来是、显现为。〔意大利文原词待核〕这是一个带着余地的说法:它描述的是一个样子,不是一个本质。
限定语二:「为方便起见」。他说,那个规范的要素,「为方便起见」可以记在「权力」名下;那个失范的要素,「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威。这两个拉丁词,被他明说是两个方便的标签。
按本系列《否定序列》增补卷给「偷运」下的定义——把正在成形的东西宣布为定型,并且封顶——正在成形的标志,恰恰就是「留了余地」:一个工作假设,一个方法上的方便,一个术语约定。〔本系列《否定序列》增补卷第三章〕这两个限定语,正是这样的标志:「呈现为」是一个工作假设,「为方便起见」是一个术语约定。
所以,按纪律,这两句本身不能判为接缝。在这两句里,那台双重机器还是一个正在成形的东西:一种看法,两个方便的名字。
那么接缝在哪里?在那两个方便的名字,后来长成了什么。
请看这条路:
在《例外状态》第六章,是「呈现为一个双重结构」,两个「为方便起见」的名字。
在同一章里,紧接着,这两个名字之间有了一种固定的动作:一个悬置另一个,又重启另一个。
在全书的结尾,这个结构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法律—政治机器」,而例外状态被说成是让这台机器运转起来的装置。〔待核〕
四年后,在《王国与荣耀》里,限定语不见了:几对两极「界定」了「那台机器」的运作——这台机器,已经是西方治理的机器。
再往后,在最后一卷《身体的使用》里,他说出口是「让这台装置本身失效」。〔核:该书英译本第 266 页,见本书第三十章〕
一路看下来:一个「呈现为」的样子、两个「为方便起见」的名字,长成了一台有名有姓的机器;机器又长成了西方的机器;最后,整部大书的出口,是让这台机器停下来。正在成形的那一对方便的名字,在「机器」这个词上被宣布为定型,而且封了顶——出口只剩让它停转。
本书的裁定:这一章的接缝,落在「机器」这个词上。「呈现为」与「为方便起见」,是它长成之前的那两道余地;余地在后来的书里一道一道消失,这正是本系列《否定序列》说的第一个语法指纹:情态消失。〔本书的裁定;意大利文原词待核,核不到则降为「据英译本」〕
和第三十章比,这一章的接缝证据要弱一些:第三十章的「原初的」是在同一本书里完成升格的;这一章的「机器」,是跨了几本书才长成的。按本系列认输的教训——「有原文」不等于免检——本书把这一裁定标为「部分成立」:他确实在同一本书的开头和结尾用了两种语气;可是从「方便的名字」走到「西方的机器」的每一步,是不是都在他自己的句子里完成的,还要逐本核对原文。
把两种句子并排放。
挥刀句:你们以为例外状态是专制的本性?它出生在民主的革命里。你们以为「必要不知有法」是一条古老的原则?它在几百年里被翻了个个儿。你们以为它的祖先是独裁官?你们认错了祖宗。
磐石句:西方的法律体系,是一台由两根柱子撑起的机器;两根柱子互相悬置、互相重启;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是例外状态;出口,是让这台机器停下。
同一支笔。前一种句子,每一句都在查一个「本来如此」的来历;后一种句子,立起了一台没有来历的机器——它不是在一七九一年出生的,不是在某一段路上长出来的,它就是「西方的法律体系」。那台机器的两根柱子——规范与例外,权力与权威——被他拆成了发生;可这两根柱子本身,成了他没再拆的东西。
这正是口述 01: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
也正是口述 02: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一台两根柱子的机器,两根柱子之间唯一的动作是「悬置」与「重启」——这就是拉锯;而一台只会拉锯的机器,唯一的出口就只能是停机。
照纪律,反对本书的东西照登。
第一,他的辩护者会说:他在最后一章说得很清楚,这两个要素只有在它们「保持联系、又保持异质」的时候,这台机器才能运转;而一旦两者完全重合——权威和权力合为一体,比如一个人既是最高的法律又是法律之外的力量——机器就变成了致命的机器。他的出口不是「停下一切」,而是把两者拆开,让法律和生活各自回到没有这台机器的地方。〔待核:该书末章相关论述〕
本书的回应:这条辩护说明他的出口是「把两极拆开,使其互不相关」——在两极之间打开一片空。这仍然在两极里:要么两极被机器连着(拉锯),要么两极被拆开、中间空着(停锯)。第三样——两极之间的关系被一次次改写、被记下、被增补——仍然不在里面。
第二,近邻。有政治学者专门批评过这一路「例外的行话」,大意是说:阿甘本和施米特都把政治写成了「法律」与「例外」之间的事,眼里没有「政治社会」——那些议会、法院、政党、媒体、公民团体在日复一日地争论、妥协、修改规矩的地方;在这种写法里,关于自由与安全之间该怎样权衡的一切辩论,都显得是一种幻觉。〔核:据研究文献转述,论者与篇名待核〕本书没有比这位学者多说的地方,在于「他缺了日常的政治社会」这一判断;本书多出的,是用王德生博士的口述说出了这个缺口的病因——不回写——并且在他的原句里找到了「方便的名字」长成「机器」的那一步。
第三,本书第三十一章提过的那种紧急宪法方案:紧急权力到期自动失效,延长需要议会越来越高比例的多数同意。〔核〕它恰好是「权力」与「权威」之间的第三样:它既不让例外成为一片法律之外的空白,也不假装例外不存在,而是给例外装上了一条会越来越难走的回头路。在阿甘本的双重机器里,这种设计只能被读成机器的又一个零件;在本书的尺子上,它是回写。
本书附录要列一张「他的二元清单」。到这一编为止,已经在他的书里找到的,先记在这里:〔出处见各章〕
观众与艺术家(第 16 章);拥有与失去(第 17 章);会说话与不会说话、仪式与玩(第 18 章);声音与语言(第 19 章);声音与意义(第 20 章);普遍与个别(第 21 章);做与不做(第 22 章);剧情与出口(第 23 章);主权者与神圣人、人的法与神的法(第 25 章);包含与排除(第 26 章);佐埃与比奥斯(第 27 章);营地与城邦(第 28 章);人与公民、出生与国籍(第 29 章);规范与例外(第 31 章);秩序与空白(第 32 章);权力与权威(第 33 章);家与城、内战与遗忘(第 34 章)。
十七章,二十二对。每一对旁边,本书都写下了一样他没有写的第三样:看进到做里、白兔子挪到书架上、学会「鸟」以后、一家人的手势卡片、推敲、群里的第一页账、带着第二行说「不」、丑角的一句好词、罗马法的改写、门槛上的一纸约定、床头的卡片、一张拉锯的谱、往下写的出生账、急诊室的病例讨论、封印与开印、老规矩清单、雅典的和解协议。
二十二对,十七样第三样,没有一样在他的书里。
本章的核验状态,照实写在这里:
已据英译本与研究文献核到:「西方的法律体系呈现为一个双重结构」一句及其中「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两处限定(英译本第 85—86 页);权威悬置与重启权力一句(同上);《王国与荣耀》几对两极界定神圣治理机器一句(据研究者引述英译本第 207 页);《身体的使用》第 266 页。「必要不知有法」被翻转一事,据意大利文本第 37 页所载之意转述。
待核:「例外状态出生于民主革命传统」一句的页码;「例外状态是让这台机器运转的装置」一句的原文与位置;末章「两者重合即成致命机器」一段;以上各处意大利文原词,尤其「呈现为」「为方便起见」「机器」三处;「例外的行话」一说的论者与篇名。
本章自认的软处有两处。第一,接缝是跨几本书才长成的,每一步是不是都在他自己的句子里完成,需要逐本核对;本书已把裁定标为「部分成立」。第二,「呈现为」与「为方便起见」这两个限定语,本书读作「正在成形的标记」;他的辩护者可以说,这两个限定语一直保留着,他从来没有把那台机器当成本质——如果核对原文后发现,他在后来的几本书里始终保留着同样的余地,本章的裁定要降为「未能成立」,照登。
回到那位语文老师。
他批改作文的那支笔,是好笔:问来历,留余地。他讲自己看法的那支笔,是同一支笔,只是忘了对准自己。
你身上大概也有这样两支笔。试一件小事:找一段你最近写的、说的、发的话——一条朋友圈、一段工作总结、一次对孩子的训话。用那位老师批改作文的办法,圈出里面所有的「都」「从来」「天生」「就是」「西方人」「现在的年轻人」。每圈一个,在旁边问一句:你查过吗?从哪一年?
如果你发现,自己最确定的那句话里,恰好有一个「方便的名字」——你为了说话省事而随手起的一个标签——后来变成了你看一切的那台「机器」,那就在它旁边写上日期和一句话:「这是我在某年某事上起的名字,下次遇到反例,回来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也关门。同一本书里,他三刀查出例外的来历;又把两个「为方便起见」的名字,一路长成了一台两根柱子的机器。
回写了没有:没有。两根柱子之间只有悬置与重启——拉锯;出口是把两极拆开、中间空着——停锯。紧急宪法那样的第三样,被读成机器的零件。
带走的话同一支笔:对前人,他查出例外出生在民主的革命里、「必要不知有法」被翻了个个儿;对自己,他把两个「为方便起见」的名字,一路长成了西方的一台机器。接缝,落在「机器」这个词上;出口,是让它停下。
本编五章,拆《神圣人》第二部分的后三卷:《语言的圣礼》(二〇〇八年)、《王国与荣耀》(二〇〇七年)、《圣职》(二〇一二年)。〔核:各卷年份与编号待逐卷核对〕
这三本书是整部大书里最「神学」的三本:誓言、三位一体、天意、天使、礼仪、欢呼、祭司的职分。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就停下了,觉得离自己太远。其实它们问的是三个很近的问题:一句话为什么能捆住人?一个组织里,挂名的和干活的是什么关系?掌声、点赞、欢呼,为什么是权力离不开的东西?一个人坐在一个岗位上,他做的事算他的,还是算那个岗位的?
本编前四章一章拆一样:第三十六章,誓言;第三十七章,王国与治理;第三十八章,荣耀与掌声;第三十九章,职分。第四十章做本编的总账:他笔下的这几台机器,为什么都停不下来——因为被机器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
本编主要对应判决四(双极机器)。本书那条因果链——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拉锯被当成原样,出口只剩停锯——在这一编里,落到了一台一台具体的「机器」上。
你一定和小时候的朋友拉过钩。
两个孩子,伸出小指勾在一起,念一句「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然后大拇指一按,盖个章。答应的事也许很小——明天一起去买冰棍,不告诉别人那个秘密——可是那一勾一按之后,两个孩子都觉得,这件事和刚才不一样了:它被「定」住了。谁要是反悔,就是「说话不算数」,这是孩子世界里最重的一句罪名。
长大以后,你还会遇到各种「拉钩」:婚礼上的誓词,入职时签的承诺书,入党、入会、就职时举起右手念的那几句话,法庭上作证前的宣誓。这些话说出来的那一刻,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捆住了。
一句话,凭什么能捆住人?阿甘本为这个问题写了一本书。
二〇〇八年,阿甘本出版了《语言的圣礼》,副标题的意思是「誓言的考古学」。〔核〕
书一开头,他反对一种很常见的说法。一般人以为,誓言的力量来自宗教:人对着神发誓,怕神惩罚,所以不敢违誓;宗教衰落了,誓言也就没那么灵了。他说,这个说法把次序弄反了。不是先有宗教、再有誓言;而是誓言比宗教和法律都更古老,宗教和法律,反倒是从誓言里长出来的。〔转述:据该书前半部分〕
那誓言是什么?他说,誓言是人在语言里做的一件最特别的事:让话和事绑在一起。一般的话,说出来和做出来是两回事,我说「明天下雨」,雨下不下与我的话无关;可是誓言不一样,「我发誓」这三个字一出口,说话的人就把自己押了上去——他的话要和他的事一致,否则他就是一个违誓的人。〔转述〕
他还说,古代的誓言里,祝福和诅咒总是一起出现的:守誓的人得福,违誓的人受咒。一句誓言的另一面,永远是一句潜在的诅咒。〔转述〕
他由此给出了一个很大的判断,大意是:人是这样一种活物——他必须用誓言把自己绑在自己的话上;人和语言之间的这层关系,是一切法律、宗教、政治的根。而在现代,誓言在政治里越来越空,人和自己的话之间那根绳子松了。〔转述;原书论证极细,本书只取大意〕
说他的考古学,不妨先看一个古罗马人发誓的样子。
罗马史家李维记载过一种很古老的立约仪式。两个民族要订立和约,罗马这一边派出专管宣战媾和的祭司,当众宣读条款;读完以后,祭司举起一块燧石,击杀一头猪,同时念道,大意是:如果罗马人民首先背弃这些条款,那么在那一天,愿天神朱庇特像我今天击杀这头猪一样击杀罗马人民,而且击得更重。〔核:李维《罗马史》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大意;此文已入公有领域〕
这个仪式里,阿甘本说的几样东西都在:一句话和一件事被绑在一起——话说出来的同时,一头猪被击杀;祝福和诅咒连在一起——守约则安,违约则遭击杀;而且,这句话的力量不只来自朱庇特,更来自那一整个当众宣读、当众击杀的动作。
可是这个仪式里,还有一样东西,他的书里说得少:条款。祭司当众宣读的,首先是一份写好的条款;击杀那头猪,是为了让这份条款被记住。一句誓言的背后,常常站着一份可以被宣读、被抄录、被后人查考的文本。
这本书看见了一件很真的事:捆住人的,首先是说话这件事本身,而不是话后面站着的神或者法官。
孩子拉钩,没有神在旁边看着,也没有法庭;可是两个孩子都觉得被捆住了。那股力量从哪里来?来自那一勾一按,来自那句念出来的话,来自两个人一起做了一个动作。婚礼上的誓词也一样:新人念誓词的那一刻,台下的亲友看着,两个人都知道,这句话说出来了,就收不回去了。
用本书的尺子说:他把誓言的约束力,从「神在上面看着」那种先在的东西,查回到了「说出来、一起做」的这件事上。约束力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的,是在说话里长出来的。本系列哈贝马斯卷有一句口径:约是发生学。阿甘本在这本书里,是走到了这句话门口的人。
这是本编的第一对:话与事,祝福与诅咒,守誓与违誓。
开门:誓言的约束力,是在说出来、一起做的那一刻长出来的;它比宗教和法律更早。这是真看见。
关门:在他的书里,誓言只有两种命运——守,或者违;福,或者咒。一句誓言说出来以后,话和事要么绑住,要么断开。而现代的问题,是那根绳子松了,话和事越来越分离。
那么,那两个拉过钩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很多时候,孩子们的钩没有「守」也没有「违」,而是「改」了:第二天下雨了,买冰棍改成了一起看动画片;那个秘密后来两个人商量好,可以告诉妈妈。他们重新拉了一次钩。这不是违誓,也不是守誓;这是两个人一起,把一句话往下改了一步。
婚礼上的誓词也是这样。一对过了二十年的夫妻,当年那句「无论贫穷富有、健康疾病」,有没有被「守」住?也许守住了,可是守住的方式,早就不是当年想的那样:他们吵过很多次,一起改过很多次家里的规矩,一起熬过一些年,也一起重新说过一些话。有的夫妻在结婚二十年时,会重新办一次小小的仪式,把当年的誓词重念一遍,再加上几句这二十年里学到的话。那几句新加的话,就是回写:一句誓言,被二十年的日子一点一点改写、增补了。
阿甘本的书里,誓言只有「绑住」与「断开」两头:守与违,福与咒。一句誓言被两个人一起一次次改写、重念、增补——这种样子,不在他的考古学里。〔本书的读法〕
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这里的轴,是话与事;拉锯的名字,叫「守誓与违誓」。
他说现代政治里的誓言越来越空,这个判断值得认真对待。
就职宣誓、入职承诺,确实常常只是一个程序:念完了,签完了,没人再记得。一个违背了就职誓言的官员,很少因为「违誓」受罚;一个违背了入职承诺的员工,面对的是合同条款,而不是那句承诺本身。话和事之间的那根绳子,在很多地方确实松了。
可是本书想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绳子松了,是因为誓言本身空了,还是因为誓言说完以后,没有人回头看它?
一句誓言,如果说完就被锁进抽屉,它当然会空。如果它每年被拿出来念一次,每次念的时候问一句「这一年我们守得怎么样,哪里要改」,它就不会空;它会被日子一点一点填满。很多运转得好的团体,都有这样的做法:每年一次的「重温」,不是重复一遍旧话,而是把旧话和这一年的事对一对,改一改。
誓言的空,不是因为它离开了神,而是因为它离开了回写。
中国人对誓言,也有很老的一套做法。
一九六五年,在山西侯马出土了一大批春秋时期的玉石片,上面用朱笔写着字,研究者称之为「侯马盟书」。〔核〕那是当时晋国的一些贵族立下的誓约:效忠于某一位宗主,不与敌对的一方来往,如有违背,愿受神明惩罚。这些誓约写好以后,和祭祀的牲畜一起埋进了土里。两千多年后,它们被挖了出来,我们今天还能一片一片地读。
民间也有一句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借钱、分家、买卖田地,光说不够,要写下来,按上手印,请中人作证。〔本段是对传统契约习惯的概括〕
这两件事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一句誓言的力量,不只在说出来的那一刻,还在它被写下来、被保存下来、能被后人拿出来对一对。一份写下来的约,下一次起了争执,大家可以翻出来看;看了觉得不合时宜,还可以一起重立一份,新旧两份都留着。
阿甘本的考古学,挖的是誓言说出来的那一刻——话与事被绑住的那一下。本书想补的,是那一刻之后的事:盟书被埋进土里,契约被收进箱子,一句话变成了一份可以被翻出来、被对照、被重立的东西。那是誓言的回写。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重温誓言」「改写誓言」,恰恰说明了誓言的衰落。一句真正的誓言,是不能改的;能改的,就不再是誓言,只是一份可以协商的合同。阿甘本说现代政治里的誓言空了,正是因为一切都变成了可以改的合同,再也没有一句话能真正把人绑住。
这条辩护很深,本书认真接住。确实,一句随时可以改的话,分量会轻。
可是请回到那对重念誓词的夫妻。他们重念的,不是一份重新谈判的合同;他们没有把「无论贫穷富有」改成「在收入不低于某某数额的前提下」。他们保留了当年那句话,又在后面加了几句这二十年里学到的话。当年那句话没有被改轻,反倒因为这二十年的日子而变得更重了。
一句誓言被回写,不是被改成合同,而是被日子加厚。前一种是誓言的衰落;后一种,是誓言的生长。他的书里,只有前一种。
你手里一定有几句「誓言」:结婚时说的话,入职时签的承诺,对孩子许过的愿,对自己发过的誓——「今年一定要减掉十斤」「以后再也不对孩子吼」。
大多数这样的话,都在「守」与「违」之间拉锯:守了一阵,违了一次,愧疚,重新发誓,又守一阵,又违一次。
可以试一件小事,把拉锯变成回写。挑一句你说过的誓言,写在一张纸上,下面画三栏:这句话当初想说的是什么;这些日子里,我守住了哪些、没守住哪些;如果今天重新说这句话,我会怎么说。第三栏写出来的,就是这句誓言的第二版。
如果这句誓言是两个人一起说的——夫妻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就两个人一起写第三栏。写完,可以像孩子那样,再拉一次钩。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誓言的约束力在说出来、一起做的那一刻长出来,比宗教和法律更早——走到了「约是发生学」的门口。
回写了没有:没有。誓言只有守与违、福与咒两头;一句誓言被两个人一起一次次改写、重念、增补——不在他的考古学里。
带走的话他查出誓言的力量不来自神,而来自说出来的那一刻,这是真看见;可一句誓言不只会被守或被违,还会被两个人一起改写、重念、增补——孩子第二天重新拉的那一次钩,就是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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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这样一家公司,或者听人讲过。
公司有一位董事长,年纪大了,很少来上班;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总经理在管:招人、定价、签合同、处理客户投诉。董事长偶尔出现在年会上,讲几句话,大家鼓掌。可是谁都知道,公司名义上是董事长的;总经理做的每一件事,最后都挂在「董事长的领导下」这几个字底下。
有人会说,董事长只是个摆设。可是真到了大事——要不要卖掉一个厂,要不要换掉总经理——大家还是要等董事长一句话。一个「在位但不管事」,一个「管事但不在位」;两个人缺了哪一个,这家公司都转不起来。
阿甘本说,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一千多年来就是这样一家公司。他为此写了一本很厚的书。
二〇〇七年,阿甘本出版了《王国与荣耀》,副标题的意思是「关于经济与治理的神学谱系」。〔核〕
他从一个希腊词讲起。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家政」:一个家的管理——怎样安排仆人、怎样支配财物、怎样让一个家运转起来。今天「经济」这个词,就是从它来的。〔核〕
他发现,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用这个「家政」的词,去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上帝是一个,可又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这怎么说得通?神学家们的办法是:在「本质」上,上帝是一个;在「家政」上——在上帝怎样安排、管理这个世界上——祂分成了三位。〔核:据该书前几章转述〕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神学里就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上帝「是」什么,一样是上帝怎样「管」这个世界。
后来,这两样东西越分越开。一边是「王国」:上帝高高在上,是万物的主宰,祂统治一切,却不亲手管具体的事。另一边是「治理」:天意一环一环地落到世界里,天使们像一级一级的官员,替上帝把具体的事办下去。〔转述〕他还引了十九世纪法国一位政治家的一句名言:国王统治,但不治理。〔核:此语通常归于梯也尔〕
然后他下了全书的大判断:西方的权力,一直是一台由这两极组成的机器——王国与治理,超越的秩序与内在的秩序,一般的天意与特殊的天意——这几对两极,界定了那台神圣治理世界的机器的运作。〔核:据研究者引述该书英译本第 207 页〕他说,今天的国家、今天的经济,都是这台机器在世俗世界里的后代: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王国」挂名、「治理」管事的世界里。〔转述〕
书里有一个词,中国读者其实很熟:天意。
中世纪的神学家把天意分成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天意」,上帝定下的普遍秩序,太阳东升西落,四季轮转;一种是「特殊的天意」,上帝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具体安排。〔转述〕阿甘本说,这一对,正是那台治理机器的两极:普遍的法则,和对具体事情的一件一件的处理。
他还指出,后来经济学里讲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上每个人各顾各的,结果却自动形成了秩序——身上还带着这个天意的影子:一种没有人在管、却又处处在管的安排。〔转述,待核:该书相关讨论〕
中国人说「老天爷自有安排」,说的也是这种东西:一个不露面的安排者,和它落到每个人身上的具体遭遇。有人遭了难,老人会说「这是命」;有人走了运,也说「老天开眼」。
可是中国人也常说另一句话:「尽人事,听天命。」天命是有的,可是在听天命之前,人要先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尽;做尽了,才轮得到天命。这句话里,人不只是天命的执行者或承受者,人做的事,也在参与那个「安排」。
阿甘本的治理机器里,人要么是被天意安排的对象,要么是替天意办事的官员。「尽人事」——人做的事回头参与、改写那个安排——不在这台机器里。
这本书的看见,本书第九到十二章已经讲过同一路的几处,这里说它最特别的一点。
他看出,「管理」本身有一部历史。今天我们以为,管理是一件技术的、中性的事:怎样把一个公司、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运转好,就像修一台机器。阿甘本说,不,「管理」这个念头,是从神学家讨论上帝怎样安排世界那里一路长过来的;今天的管理者身上,还带着那个「替上帝把具体的事办下去」的影子。〔转述〕
这是一次地道的发生学:一个被当作「本来就是技术」的东西,被查出了一段神学的来历。本系列《否定序列》讲福柯那一环时说,阿甘本嫌福柯的十八世纪太浅,一路把治理的地层往下挖了一千年——指的就是这本书。〔本系列《否定序列》福柯一环〕
回到那家公司:说董事长是「摆设」,只说了一半;说总经理「才是真正的老板」,也只说了一半。一个挂名、一个管事,两样一起,这家公司才转得起来。阿甘本给这件事找到了一千年的来历。
这是本编的第二对:王国与治理,挂名与管事,统治与管理。
开门:管理不是本来就中性的技术,它有一千年的神学来历——这是真看见。
关门:他把这一千年,画成了一台两极的机器。两极——王国与治理——互相需要、互相支撑;机器靠它们之间的配合运转。本书第三十三章讲过同一个形状:权威与权力,两根柱子。这里又是两根柱子:一个在位不管事,一个管事不在位。
可是请看「家政」这个词本来的意思。
一个家的管理——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一个好的管家——每天在做什么?她不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也不只是在「替谁」办事。她在做一件很具体的事:看这个月哪里花多了,下个月少买一点;看哪样家务分给谁不合适,下周换一换;看哪个孩子最近情绪不好,调整一下晚饭的时间。一个家的管理,本身就是一场一天一天的回写:今天的经验,改了明天的安排。
那家公司也一样。一家运转得好的公司,总经理不只是「在董事长的名义下」管事;他每个月看报表,每个季度复盘,把犯过的错写进流程,把新的做法报告给董事会,董事会据此改公司的章程。挂名的与管事的,不只是一台两极的机器,还是一个会被管事的经验一次次改写的整体。
阿甘本查出了「家政」这个词的神学来历,却很少看这个词最朴素的意思:一个家,一天一天地被管得更好。在他的机器里,治理只是在王国的名义下「执行」;治理的经验怎样回头改写王国——一个家的规矩、一家公司的章程、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在这台机器里。〔本书的读法〕
这是口述 01 的又一个现场:他把管理查成了发生——一千年的神学来历;又把这段发生画成了二元——王国与治理的两极机器。
书里还有一章讲天使,写得很有意思。
中世纪的神学家们,花了很多心思给天使分等级:哪一级离上帝最近,只负责赞美;哪一级负责传达命令;哪一级负责管具体的国家、城市、个人。阿甘本说,这套天使的等级,就是一套最早的「官僚体系」:一级管一级,层层传达,每一级都在「替上面」办事。〔转述:据该书相关章节〕他还提出了一个很妙的问题:末日审判以后,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些天使还做什么?神学家们的回答是:他们不再管事,只剩下一件事——赞美。〔转述〕管事的活儿停了,赞美还在。
这个问题,把本编下一章要讲的「荣耀」引了出来:一台治理机器,当它什么都不必管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荣耀。
本书只想补一句。今天的「一级一级的官员」——一个公司的层级,一个机关的科室——也有停下来的时候:一个项目结束了,一个部门撤销了。可是一个好的组织,在一个项目结束的时候,除了开一个表彰会,还会做一件事:把这个项目里学到的东西写下来,交给下一个项目。天使们在末日以后只剩赞美;一个好的项目组在结束以后,还剩一份总结。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管理被经验一次次改写」,恰恰是阿甘本要批评的东西。今天的治理,最拿手的就是「根据反馈不断调整」:大数据、绩效考核、用户画像,每一天都在根据你的行为改进它对你的管理。这种「回写」,不是让人更自由,是让管理更无孔不入。阿甘本说治理是一台机器,正是因为它这样不停地自我调整、永不停歇。
这条辩护很有力,本书认真接住。确实有一种「回写」,只朝一个方向:管理者根据被管理者的数据改进管理,被管理者却无从知道、无从过问、无从改写管理者。
可是请注意:这种「回写」,恰恰缺了本书说的那三样——有期限、有人问、有地方记——里的后两样。被管理的人不能问,也看不到记在哪里。这不是回写太多,是回写只有一半:只有管理者那一头在写,被管理者那一头的笔被拿走了。
一个好的家政,不是管家单方面根据孩子们的表现调整规矩;是孩子们也能说「这条规矩不合理」,而且说了以后,规矩会被改,改了会被写在墙上。本书说的回写,是两头都有笔的回写。
每个家里,都有一个「管家」:记着每个月的开销,安排谁洗碗谁倒垃圾,记得谁下周要体检。这个人常常很累,而且常常觉得自己的辛苦没人看见。
可以试一件小事,让这个家的「家政」变成两头都有笔的回写。每个月找一个晚上,全家坐下来十分钟,把这个月的「家政」摊开说一说:哪些安排好用,哪些不好用;谁觉得哪件事不公平;下个月怎么改。说定的改动,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厨房墙上,写上日期。
这张纸,就是一个家的「治理」回头改写这个家的「王国」——改写这个家的规矩。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管理不是本来中性的技术,它有一千年的神学来历——把治理的地层往下挖了一千年。
回写了没有:没有。一千年被画成王国与治理的两极机器;「家政」最朴素的意思——一个家一天一天被管得更好,治理的经验回头改写规矩——不在机器里。
带走的话他查出了「管理」这个词一千年的神学来历,这是真看见;可他把这一千年画成了一台挂名与管事的两极机器——「家政」最朴素的意思,一个家一天一天被管得更好、规矩被两头一起改写,不在机器里。
你一定在公司年会上鼓过掌。
领导上台讲话,讲完了,台下响起掌声。你也在鼓掌——你未必听清了他讲什么,你也未必同意他讲的每一句;可是大家都在鼓,你不鼓,会显得很怪。掌声响得越久、越齐,台上的人越显得有分量;如果台下稀稀拉拉,那就是一件大事了。
你也一定在手机上点过赞。一条消息,一个视频,一张照片,点赞数越高,它就越「重要」;一个人发了一条动态,没有人点赞,他会失落好几天。
掌声、点赞、欢呼——这些看起来不是权力本身,只是权力周围的热闹。阿甘本说,恰恰相反:权力离不开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的正中间,是空的。
《王国与荣耀》的后半本书,讲「荣耀」。〔核〕
他翻了大量中世纪的礼仪文献、拜占庭宫廷的仪式记录、教会的赞美诗。他发现,古代的宫廷和教会里,有一种反复出现的东西:欢呼。皇帝出场,众人齐呼「万岁」「胜利」;主教登台,信众齐唱赞美的诗句。这些欢呼有固定的词、固定的次序、固定的场合。〔转述:他的讨论据二十世纪几位研究中世纪礼仪与王权的史家的成果,见参考书目〕
他问:上帝已经是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了,为什么还需要人不停地赞美祂、给祂荣耀?皇帝已经握着权力了,为什么还需要众人欢呼?
他的回答很特别,大意是:因为权力的正中间,是空的。那台「王国与治理」的机器,一边是高高在上、什么也不做的王国,一边是忙忙碌碌、替它办事的治理;机器的正中间,是一个空的位置,荣耀就是用来把这个空位置遮起来、装饰起来的东西。他还举了拜占庭和中世纪艺术里常见的一种图像:一个空着的宝座,上面没有人,只放着一本书或者一件袍子——一个为了荣耀而预备、却空着的座位。〔核:此类「预备的宝座」图像为艺术史常见母题〕
他又说:现代的民主和媒体,是这种欢呼的新样子。舆论、民意、收视率、点赞,都是古代欢呼的后代;今天的权力,仍然靠这样一种不停的、有组织的赞同活着。〔转述〕他借了一位法国作家的说法,叫这种社会「景观社会」。〔核:德波〕
而在最后,他说:荣耀之所以围着一个空的中心转,是因为人最本己的东西,恰恰是一种「无作」——不被任何工作占满、不为任何目的所用的状态;荣耀本来是在庆祝这种无作,却被权力拿去,装饰了自己空着的宝座。〔转述,待核:该书末章论述〕
这半本书,看见了一件每个人都有体会、却很少有人说破的事:权力需要被看见、被赞同、被欢呼,而且这种需要不是装饰,是它的一部分。
年会上的掌声,不只是礼貌;它在告诉台上的人、也告诉台下每一个人:这里的秩序是被认可的。一个领导如果连续几次讲话,台下都没人鼓掌,他的位置就会晃。点赞也一样:一个平台上,点赞的数字决定了什么被看见、什么被埋掉;这些数字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他指出这种欢呼有它的历史——从拜占庭的宫廷,到今天的屏幕——这又是一次发生学:掌声不是「本来就有」的礼貌,是一套被做出来、传下来、换了样子的东西。
那个空着的宝座的图像,也很有力。它让人想到:很多时候,人们欢呼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而是那个位置本身。
这是本编的第三对:荣耀与空位,欢呼与沉默,被赞同与被冷落。
开门:掌声、点赞、欢呼,是权力的一部分,而且有一部历史——这是真看见。
关门,在两个地方。
第一,荣耀只有一个方向:从下往上。众人欢呼,君王受之;信众赞美,上帝受之;观众点赞,平台受之。在他的书里,这条路是单行的:下面的人只能给出赞同,不能给出别的。
第二,这条单行道的中心,是空的;出口,是揭出这个空,让机器停下,回到那种不为任何目的的「无作」。
可是请回到年会。
一个好的年会,不只有掌声。有的公司,年会上除了领导讲话,还有一个环节:员工匿名提问,领导当场回答;答不上的,写下来,一个月内给出书面答复,贴在公司的公告栏上。第二年的年会,第一件事,是汇报去年那些问题的处理结果。这样的年会,掌声还在,可掌声旁边多了一样东西:一条从下往上、又从上往下的路。下面的人不只能鼓掌,还能提问;提的问题会被记下来、会被回答、会改变一些事。
点赞也一样。一个平台上,点赞是单行的;可一个好的社区里,除了点赞,还有评论、有建议、有「这条规则不合理」的投票,而且投票的结果真的会改变规则。
这不是「欢呼」,也不是「沉默」,是第三样:一条两头都有笔的路。阿甘本把荣耀写成了一条只能往上走的单行道,中心是空的,出口是停下;一条会被下面的人改写的双行道,不在他的书里。〔本书的读法〕
这是根的第一环,在「荣耀」这一题上最清楚的一次:下面的人只有一个动作——赞同,没有第二个动作——改写。不回写,所以只会在欢呼与沉默之间拉锯。
那个空着的宝座,本书想多看一眼。
在他那里,空座是一个秘密的揭示:权力的中心是空的,一切荣耀都在遮盖这个空。这个读法很深,也很有冲击力。
可是空着的座位,在日常里还有另一种样子。一个家里,老人去世以后,年夜饭桌上常常留着他的那个位置,摆一副碗筷。那个座位是空的,可它不是一个秘密,也不是在遮盖什么;它是在记着一个人——记着他坐在那里时说过的话、定过的规矩、讲过的故事。这个空座,让一家人每年都想起他,也让他的一些东西,一年一年地传下去。
同样是空座:一种是权力中心的空,被荣耀遮盖;一种是家里的空,被记忆填满。前一种,是阿甘本看见的;后一种,是一个被回写的空——一个人走了,他的位置被一家人一起守着,他的一部分被写进了这个家的日子里。
书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古代的欢呼,是被组织的。有固定的词,固定的次序,有人领头,众人跟着。〔转述〕今天的年会,鼓掌也常常是被组织的:什么时候鼓,鼓多久,有时候还有人专门带头。
为什么掌声需要被组织?阿甘本的回答是:因为权力需要一个整齐的、一致的赞同,来遮住中间那个空。
本书想从这个细节里读出另一层:一样东西需要被组织,说明它本来不是自动发生的。人们不会自动地、整齐地鼓掌;要让他们整齐,就得有人去安排。反过来说,如果不去安排,掌声就会变得参差不齐——有的人鼓得响,有的人不鼓,有的人一边鼓一边皱眉。这些参差,本来就是下面的人在「写」:他们在用掌声的大小、长短、有无,告诉台上的人一些东西。
被组织的掌声,是把这些参差抹平;一个好的组织,恰恰应该去听这些参差,把它们记下来,当成下一次改进的依据。整齐的掌声是荣耀;参差的掌声被听见、被记下,是回写。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年会答疑」「意见箱」「投票改规则」,在今天恰恰常常是荣耀的新形式。一家公司办一个答疑环节,问题是事先挑过的;一个平台设一个「意见反馈」,按钮点下去没有任何回音;一次「民意征集」,结论早就定好了。这些都是让被统治者觉得自己参与了的装饰——欢呼换了一种更聪明的样子。阿甘本说荣耀无所不在,正是指这些东西。
这条辩护很有力,本书认真接住:确实有很多「反馈渠道」,只是装饰。
可是怎样分辨一条渠道是装饰,还是真的回写?本书给一个很简单的检验:看第二年。一条装饰的渠道,第二年什么都不会变,去年提的问题没有下文,今年照样再征集一次。一条真的回写的渠道,第二年会有一张单子:去年提了什么,哪些改了,哪些没改、为什么没改。
有没有这张单子,是装饰与回写的分界线。他的书里,只看见了没有单子的那一种。
你每天都在给出「荣耀」:点赞,鼓掌,转发,好评。
这些动作不坏。可是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在你点赞、鼓掌、给好评的同时,多做一个动作——写一句具体的话。不是「太棒了」,而是「这一段对我有用,因为……」或者「这一点我不同意,因为……」。如果你是在一个单位、一个群、一个平台上,还可以多问一句:这里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下面的人说的话被记下来、被回答、被用来改点什么?
如果没有,你可以提议设一个:一个意见箱、一个每季度一次的答疑、一张贴在公告栏上的「去年大家提的问题和处理结果」。
有了这样一个地方,掌声就不再只是单行道。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掌声、点赞、欢呼是权力的一部分,而且有一部从拜占庭到屏幕的历史。
回写了没有:没有。荣耀是一条只能往上走的单行道,中心是空的,出口是停下;一条两头都有笔、下面的人能改写上面的双行道,不在书里。
带走的话他看见了掌声是权力的一部分,而且看见了宝座的正中是空的;可一个好的年会,掌声旁边还有一张「去年大家提的问题和处理结果」——下面的人不只会鼓掌,还会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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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在一个窗口前排过队。
一个办证的窗口,一个银行的柜台,一个医院的挂号处。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人,你并不认识他,也不关心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他是不是一个好人。你只关心一件事:他在那个位置上盖的章、签的字、敲的回车键,算不算数。
你会发现,只要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做的事就算数——哪怕他今天情绪很差,哪怕他其实不太喜欢这份工作。反过来,一个再好的人,如果不坐在那个位置上,他盖的章就不算数。
做事的人和做成的事,好像是分开的:算数的,是那个位置。
阿甘本为这件事写了一本书,追到了一千五百年前的一场神学争论。
二〇一二年,阿甘本出版了《圣职》,副标题的意思是「职责的考古学」。〔核〕
他从一场古老的争论讲起。公元四世纪,北非的教会里吵过一件事:一些神父在迫害时期向官府屈服过,交出了圣书;迫害过去以后,他们还能不能主持圣事?他们施的洗、做的弥撒,还算不算数?有一派人说,不算:一个有污点的神父,他做的圣事是无效的。另一派——后来以奥古斯丁为代表——说,算:圣事的效力,不取决于做事的那个人是好是坏,而取决于这件事本身做了没有;只要按规矩做了,它就有效。〔核:多纳图派争论,大意〕
后来,教会把这个立场定成了一条原则,大意是「圣事凭所做之事本身生效」。〔核〕阿甘本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时刻:做事的人和做成的事,在这里被正式分开了。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效,不再看他这个人,而看他所在的那个「职分」——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父,他是不是按规矩做了。〔转述〕
然后他一路往后追。他说,「职分」这个词,后来从教会走进了世俗世界:官员的「职务」,公务员的「岗位」,每一个现代人都熟悉的那个「我是在履行职责」。他还说,近代哲学里讲「应当」、讲「义务」的那一路伦理学——一个人应当做什么,不是因为他想做,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这个「职分」的后代。〔转述:据该书后半部分;他对近代伦理学的这一追溯争议很大〕
他的判断是:西方人从此被一种「必须去做」的逻辑捆住了——存在变成了职责,人变成了他的岗位;要从这里出来,出口仍然是那个词:无作——从「必须去做」里松开。〔转述〕
这本书看见了一件现代人天天在经历、却很少追问的事:我们越来越多地「作为某个岗位」活着,而不是作为自己活着。
窗口后面的那个人,他的情绪、他的想法、他今天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那个位置上。很多人下班回家,会觉得一天里没有一刻是「自己」:开会是作为部门负责人,接电话是作为客服,回家辅导作业是作为家长。一个人被一连串的「职分」切成了片。
阿甘本查出这件事有一千五百年的来历,而且源头是一场关于「坏神父做的圣事算不算数」的争论——这又是一次地道的发生学:一个被当作「现代社会本来如此」的东西,被查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出生地。
这是本编的第四对:做事的人与做成的事,人与岗位,存在与职责。
开门:「岗位」有一段一千五百年的来历;人与他的职分被分开,是一件被做出来的事——这是真看见。
关门:他把这一分,读成了一台机器:一头是做事的人,一头是算数的职分;人被职分吞掉,存在被职责吞掉;出口是从「必须去做」里整个松开。
可是请回到那个窗口。
一个好的窗口,有一样东西,常常贴在窗口里面、办事的人看得见的地方:一本交接班的记录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下班前要写几行:今天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怎样处理的,哪个规定不好用,明天的人要注意什么。明天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先看这几行,再开始办事。过一段时间,这些记录被整理出来,报上去,窗口的办事规程改了一条。
这就是回写。人确实和岗位分开了——换一个人坐在那里,章照样算数;可是每一个坐过这个位置的人,都在这个位置上留下了几行字,而这几行字,一点一点改写了这个位置本身。一个岗位,不只是一个吞掉人的空位;它也是一本被一代一代坐在那里的人往下写的账。
那场古老的争论也一样。「圣事凭所做之事本身生效」这条原则定下来以后,教会并没有从此不问神父的品行;它又慢慢长出了一整套关于神父怎样培养、怎样考核、犯了错怎样处理的规矩。〔本书的概括〕做事的人与做成的事分开了,可是做事的人的经验,一直在往职分里写。
阿甘本的书里,人与职分只有两种关系:被吞掉,或者整个松开。交接班的那几行字——做事的人往职分里写的回写——不在这台机器里。〔本书的读法〕
书的后半,他把近代伦理学里的「应当」「义务」,也追到了这场关于职分的争论里:一个人应当做某事,不是因为他想做,而是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这种想法,是教会礼仪里「职分」的世俗后代。〔转述;这一追溯在研究者中争议很大〕
本书不在这里判这个追溯对不对,只想说一件日常的事:「应当」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子里,还有另一个来历。
一个家里,「吃完饭应当自己洗碗」这条规矩,是怎么来的?常常不是谁从上面定下的,而是一家人吵过几次、商量过几次,最后定下的;定下以后,如果有人觉得不公平,还可以再商量。一个班里,「值日生应当擦黑板」,是班会上大家一起定的;定了不好用,下个学期可以改。
这种「应当」,不是从一个职分里掉下来的,是一群人一起长出来的;它会被执行,也会被修改。阿甘本追到的,是从上面掉下来的那种「应当」;一群人一起长出来、又一起改的那种「应当」,不在他的考古学里。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交接班记录」,恰恰是职分吞人的最高形式。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干得越久,他的一切经验都被写进了岗位手册,他自己也就越成为那个岗位的零件;他写下的那几行字,最后变成了下一个人的规矩,下一个人又被这些规矩捆住。你说的回写,不过是让机器越来越完善。
这条辩护有它的道理:一本越写越厚、越写越细的岗位手册,确实可能把人捆得越来越紧。
可是请看这条辩护的前提:它假定,写下来的东西只会让规矩更多、更细、更紧。一本好的交接班记录,常常写的恰恰是另一类东西:「这条规定在某种情况下不合理,建议取消」「这件事其实不需要老人家跑三趟,一趟就够」。写下来的,不只有加法,也有减法;不只有「必须」,也有「可以不必」。
一本会做减法的岗位手册,恰恰是阿甘本想要的那种「松开」——只不过它不是一次整个松开,而是一条一条地、有记录地松开。本书说的回写,不是机器的自我完善,而是坐在机器里的人,一条一条地改机器。
很多学校、很多单位的走廊上,挂着一块牌子:历任校长,历任院长,历任站长。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后面写着任职的年份。
这块牌子,可以有两种读法。
阿甘本那一路会说:你看,人来人往,名字换了一个又一个,那个位置一直在;人只是位置的暂时占有者,职分比人长久。
本书这一路会说:你看,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这个位置被改写的历史。那一年,这位校长把早读改成了晨跑;那几年,那位院长把一个科室拆成了两个;那一任站长在任上修改了一套沿用多年的规程。一个位置之所以还是这个位置,又不是当年那个位置,恰恰是因为一个一个坐过它的人,在上面留下了东西。
那张名录,是一本回写的目录。只是很少有单位,把每个名字后面「这一任改了什么」也写上去。如果写上了,后来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位置不是一个吞人的空位,是一张被一代代人改过的桌子。
你每天大概都在「履行职责」:作为员工、作为家长、作为子女、作为某个群的管理员。
可以试一件小事,让你的某一个「职分」变成一本往下写的账。挑一个你每天都在做、却常常觉得被它吞掉的角色。准备一个小本子,每天或者每周写三行:这周做这个角色时,哪一件事让我觉得「这不是我」;哪一条规矩、哪一个习惯,其实可以不这样;我打算怎样改一点,或者跟谁商量改一点。
一个月以后翻开看:你会发现,这个角色没有吞掉你;是你在一点一点地改写它。
如果你是一个管着窗口、管着岗位的人,更可以试一件事:在你管的每个岗位上,放一本交接记录,而且每个月看一次,挑出一条「可以不必」的规定,真的把它删掉。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岗位」有一千五百年的来历,人与职分被分开是一件被做出来的事。
回写了没有:没有。人与职分只有「被吞掉」与「整个松开」两种关系;交接班记录上那几行字——坐过这个位置的人一条一条改写这个位置——不在机器里。
带走的话他查出人与岗位被分开,源头是一千五百年前一场关于坏神父的争论,这是真看见;可一个好的窗口里有一本交接记录,每个坐过这个位置的人都在上面写几行,一条一条改写这个位置——这是回写,不是吞没。
你一定在小区的游乐场里见过一架跷跷板。
两个孩子,一头一个,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中间那根支点,一动不动。只要两个孩子还在,这架跷跷板就可以一直这样动下去:一头起,一头落;这头落,那头起。它动得很热闹,可是它哪儿也不去。
过了一会儿,两个孩子玩腻了。一种结局,是两个人都跳下来,跷跷板停在那里,一头着地,一头翘着。另一种结局,是孩子们自己改了玩法:第三个孩子跑过来,站在中间;或者他们把支点往一边挪了挪,让轻的那个孩子也能把重的那个翘起来;或者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规矩——谁先落地三次,谁就去推秋千。第二天,他们来玩的时候,还照着昨天那个新规矩玩。
一架跷跷板,有三种命运:一直上上下下,停下来,或者被玩它的人改了。
这一章做第六编的总账。
把第五、六两编里他写到的「机器」排在一起。
| 章 | 机器 | 两极 | 中间 | 他给的出口 |
|---|---|---|---|---|
| 33 | 法律—政治机器 | 权力与权威 | 例外状态 | 把两极拆开,使其互不相关 |
| 36 | 誓言 | 话与事;祝福与诅咒 | 那一声「我发誓」 | (话与事之间的绳子已经松了) |
| 37 | 治理机器 | 王国与治理 | 一个空的位置 | 揭出中心之空 |
| 38 | 荣耀 | 欢呼的人与受欢呼者 | 空着的宝座 | 回到那种不为任何目的的无作 |
| 39 | 职分 | 做事的人与做成的事 | 岗位 | 从「必须去做」里整个松开 |
〔各行据本书第 33、36—39 章;「他给的出口」一栏是本书对各书结论的概括,其中第 33、38 两行的原文待核〕
五台机器,一个形状:两极,一个中间,一个「停下」的出口。
这正是那架跷跷板:两个孩子,一根支点,跳下来。
还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机器,为什么在他笔下停不下来,除非整个停掉?
答案藏在他后来一篇很短的文章里。本书第五十二章会细拆这篇文章,这里先借一句。他说,世界上有两大类东西:活物,和装置;在这两者之间,作为第三类,是主体——主体是活物和装置之间那场无休止的争斗的结果。〔核:《什么是装置》英译本〕紧接着他又说:既然每一种装置都对应着一种主体化的过程,那么,一个装置的主体,就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核:同上〕
请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读。
第一句说:人是被装置做出来的——一个员工是被公司做出来的,一个信徒是被礼仪做出来的,一个窗口办事员是被岗位做出来的。这是真看见:器具不可消,器具在造人。
第二句说:被装置做出来的人,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换句话说——被机器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
这一句,就是这五台机器停不下来的原因。一台机器,如果坐在里面的人能一条一条地改它——像那本交接班记录,像那张「去年大家提的问题和处理结果」,像那对重念誓词的夫妻——它就不必整个停掉,它会一边转、一边变。可是在他那里,坐在机器里的人,本身就是机器的产物;他们手里的笔,是机器给的;他们写下的任何东西,都只会让机器转得更顺。于是,唯一的出口,只能是整个停掉。
这正是口述 02 在他的原句里的样子: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被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就是「不回写」在他理论里的正式说法;两极之间的来回,就是拉锯;「整个停掉」,就是停锯。
口述 01 说: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
这五台机器,每一台都是一次「将发现变为发生」:誓言的约束力不是神给的,是说出来的;管理不是中性的技术,有一千年的来历;掌声不是礼貌,是权力的一部分;岗位不是现代的本来,出生在一场神学争论里。五次,都是真看见。
每一台,又都是一次「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誓言成了守与违,管理成了王国与治理,掌声成了欢呼与空位,岗位成了人与职分。五次,都被画成了一台两极的机器。
而「机器」这个词本身,本书第三十五章已经找到了它的来历:它是从两个「为方便起见」的名字,一路长成的。到了这一编,这个词已经不再带任何限定语:王国与治理「界定了那台机器的运作」。一个方便的名字,长成了一台没有来历、只能被停掉的机器——这就是「发现禁锢」落在他后期著作里的样子。
先让他最好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把他的「无作」读成了「停下」「跳下跷跷板」,太消极了。他的研究者们反复说明过,无作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一件事从它被派定的用途里松开,于是它可以被新的方式使用。〔核:研究文献中对「无作」的一般说明〕安息日不是瘫痪,是节日;节日里人们照样吃饭、唱歌、聚会,只是这些事不再为了干活。无作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它打开了新的使用。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而且同意它的一半:无作不是瘫痪,它确实打开了什么。
可是请看它打开以后。节日过完了,第二天,人们回到工作里;回到的工作,是不是因为这个节日而改了一点?如果改了——比如一家人在节日里发现,平时晚饭总是匆匆忙忙,于是定下每周有一个晚上慢慢吃——那么这个节日就不只是「松开」,它还「写回」了日子。如果没有改,节日就只是跷跷板停下的那一会儿,第二天,两个孩子又上去了,照旧一上一下。
本书第二十二章说过:「能不」是自由的一半,另一半是「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无作也一样:松开是一半,松开之后写回去的那一点,是另一半。他的研究者们为前一半辩护得很好;后一半,在他的书里仍然很少。
还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和他同一代,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二」,专门批评西方政治神学里这台「二的机器」,说它总是把一个东西劈成两半,再让一半统治另一半。〔待核:埃斯波西托《二:政治神学的机器与思想的位置》,二〇一三年〕本书没有比他多说的地方,在于「西方政治神学是一台二的机器」这一判断;本书多出的,是指出阿甘本自己的分析,也落在这台机器的形状里,并且用王德生博士的口述说出了病因:不回写。
说到这里,要把公道完整地还给他。
第一,这五台机器,每一台他都查出了真来历。誓言、治理、荣耀、职分——今天谁要认真想这几件事,都绕不开他这几本书。
第二,「被做出来的人」这件事,他看得极准。一个人确实是被他所在的组织、礼仪、岗位、屏幕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用」这些东西,其实是被它们做成了某一种人。本系列一再说「器具不可消」,他是把这件事说得最透的哲学家之一。
第三,他对「回写」的怀疑,有真实的来由。今天确实有一种「回写」,只有管理者那一头有笔:根据你的数据改进对你的管理,而你看不见、问不了、改不了。他不信任这种回写,是对的。
本书的批评只有一句:不信任一种只有一头有笔的回写,不等于不可能有两头都有笔的回写。交接班记录,年会上的答疑,重念的誓词,每月一次的家庭会议——这些两头都有笔的回写,就在日子里。它们不完美,常常被用坏,可它们让很多机器,不必整个停掉,也能一点一点地变。
回到那架跷跷板,把本书的尺子说完整。
第一条路,一直上上下下:两极之间的拉锯。这是他看见的机器的日常。
第二条路,跳下来,停住:揭出中间的空,让机器停转。这是他给的出口。
第三条路,玩的人改了玩法:挪一挪支点,加一个人,定一条新规矩,第二天照着新规矩玩。这是回写。
本系列的发动机有三步:张力积累,逼出形状的改变,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跷跷板上的一上一下,是张力;跳下来,是形状的改变;改了玩法、第二天照着玩,是回头改写了路和土。他的五台机器,都走到了第二步。第三步,每一台都差一点。
第六编的结论:他的机器之所以停不下来,除非整个停掉,是因为在他那里,被机器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这正是不回写;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两极之间拉锯;拉锯被当成机器本来的样子;出口只剩停锯。
把五台机器,都放到那架跷跷板的三条路上。
| 机器 | 一直上上下下(拉锯) | 跳下来(停锯) | 玩的人改了玩法(回写) |
|---|---|---|---|
| 权力与权威 | 悬置、重启、再悬置 | 把两极拆开,中间空着 | 紧急权力到期自动失效,延长越来越难;老规矩清单 |
| 誓言 | 守,违,重新发誓,又违 | 誓言空了 | 重念誓词,加上几句;立字为据,旧约新约都留着 |
| 王国与治理 | 挂名的与管事的互相支撑 | 揭出中心之空 | 每月一次的家庭会议;尽人事 |
| 荣耀 | 欢呼与冷落 | 回到无作 | 年会答疑与第二年的那张单子 |
| 职分 | 人被岗位吞掉 | 从「必须」里整个松开 | 交接班记录;名录上「这一任改了什么」 |
〔前两列是本书对他各书的概括;第三列是本书补上的例子,出处见各章〕
每一行的第三列,都不在前两列之间:它不是「一半拉锯、一半停下」,它是另起的一样东西。这张表,就是本书第二根梁——「停锯当出口」——要换成「回写当出口」的样子。
第三十五章的清单,在这一编里又添了几行。〔出处见各章〕
话与事、祝福与诅咒、守誓与违誓(第 36 章);王国与治理、一般的天意与特殊的天意(第 37 章);欢呼与空位、欢呼的人与受欢呼者(第 38 章);做事的人与做成的事、人与职分(第 39 章)。
到这一编为止,二十一章,三十一对。每一对旁边,本书又写下了他没写的第三样:重念的誓词与加上的几句话、每月一次的家庭会议、「尽人事」、项目结束时的总结、年会上的答疑与第二年的那张单子、交接班记录、一群人一起定下又一起改的「应当」。
一张越来越长的清单,一个越来越清楚的形状:他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成了一对;他没写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回写。
这一编还留下一个问题,本书第十三编会回来答。
如果「被机器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是对的,那么今天最大的那台机器——一台会说话、会判断、会替人写东西的大模型——是不是就是他说的那台机器的最终形态?人被它做成某一种人,却无法回头改它?
本书先透露一点第十三编的答案:恰恰是在这台机器面前,「回写」第一次变得看得见了。一个人和一台大模型一起写东西、一起判断,写下的每一句、改过的每一处、签下的每一个名字,都可以被记下来;而这台机器本身,也在一次次地被人的反馈改写。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回写,而在于回写是一头有笔,还是两头都有笔。
你生活里一定有几架「跷跷板」:和家人为同一件事一次次地争,和同事为同一个流程一次次地扯,和自己为同一个习惯一次次地拉锯。
大多数人只知道两条路:继续上上下下,或者干脆跳下来——不争了,不管了,躺下了。
试一件小事,走第三条路。挑一架你身边的跷跷板,想一想:它的支点在哪里?能不能挪一挪?能不能加一个人——一个大家都信得过的第三方,一条大家都认的规则?能不能定一条新的玩法,写下来,下一次照着玩?
改完以后,记一笔:哪一天改的,改了什么。下一次又拉起锯来的时候,先翻出这一笔看一看。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誓言、治理、荣耀、职分,每一台机器他都查出了真来历;「被做出来的人」这件事,他看得极准。
回写了没有:没有。五台机器,同一个形状:两极、一个中间、一个停下的出口;原因是「被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这就是不回写在他理论里的正式说法。
带走的话一架跷跷板有三种命运:一直上上下下,跳下来停住,或者玩的人改了玩法;他的五台机器,只有前两种——因为在他那里,被机器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
本编五章,拆《神圣人》第三部分:《奥斯维辛的剩余:档案与见证》,一九九八年出版。〔核〕
这是阿甘本全部著作里最沉重的一本,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本。它读的是二十世纪那场浩劫的幸存者留下的证言,尤其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的书;它问的是:一个人怎样为一件无法被完整讲述的事作见证?
本编的写法,和前几编不同,先交代清楚。
第一,只转述,不借用。书里写到的那些苦难,是真实的人受过的;本书不把它们拿来当例子,不拿它们去比附任何日常的烦恼。每一章开头的「家常」处,本编改为读者自己可能有过的经验——读一本证言,走进一座纪念馆,听一位老人讲往事——而不是拿日子里的事去比营地里的事。
第二,守住尊严。幸存者的证言,只作概括,不复述细节;书中涉及的营中用语,第一次出现时说明它的来历,此后尽量少用。
第三,拆的是阿甘本的论证,不是那段历史。本书对这段历史本身,不作任何「解构」;本书要问的,只是阿甘本从这段历史里得出的那个哲学结论,站不站得住。
本编前四章:第四十一章,被剥到最后的人;第四十二章,见证的悖论;第四十三章,羞耻;第四十四章,历史学家们的反对。第四十五章做总账:最黑的一处,是二元最干净的一处,却不是全部——因为就在那里,仍然有人在写。
本编是判决三(最黑的一处)的主场,接本系列福柯卷第六十六章判,不改判。
你也许在一座纪念馆里,站在一面墙前面。
墙上刻满了名字,密密麻麻,一个挨一个,从地面一直到你够不着的高处。你本来想读几个,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不是因为字太小,是因为你忽然意识到,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个会笑、会饿、会想家的人。你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走出纪念馆,你会想: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呢?那些连名字都被拿走了的人呢?
阿甘本这本书,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囚犯们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用来称呼营中处境最极端的一类人:他们因为饥饿、劳役、恐惧,被消耗到了最后,对周围的一切不再有反应,不再分辨,不再挣扎,像是已经越过了活人和死人之间的那条线。营里的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这个外号的字面意思是「穆斯林」——它的来历至今说不清,有几种猜测,没有定论。〔核:此营中用语见于多位幸存者的记述;词源诸说并存〕
这个外号本身带着那个时代的轻蔑和残酷。本书只在这里提一次,此后称他们为「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
幸存者们在回忆里写到这些人时,几乎都带着一种特别的沉重:他们是营里的人最不愿看见、却又每天都看见的。连其他囚犯,也常常避开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每个人都看见了自己可能的下一步。〔据多位幸存者记述转述〕
阿甘本把这些人,放在了整本书的中心。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转述:据该书前两章〕
以前人们谈论伦理,常常说:人有尊严,人无论落到什么境地,都保有做人的尊严。可是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让这句话很难再说下去:他们还有尊严吗?他们还算「人」吗?如果说他们不算,那是对他们的第二次剥夺;如果说他们算,那「人」和「尊严」这些词,就要重新想过。
他由此说: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是一个「极限的形象」:在他们身上,人和非人之间的那条线,变得分不清了。他们既不是活着的人——他们已经不再以活人的方式反应;又不是死去的人——他们还在呼吸。他们站在活与死、人与非人之间的门槛上。〔转述〕
他还说,这就是本书第四编讲的那种「赤裸生命」最终的样子:一个人被剥到只剩活着,而这个「活着」本身,也快要被剥掉了。〔转述〕
这一章,本书要把公道说得格外完整。
第一,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连幸存者都不愿多谈的人。很多关于那段历史的书,写的是抵抗者、是英雄、是在极端处境里仍然保持尊严的人;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常常只是一笔带过。阿甘本说:不,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中心。这个选择,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第二,他让人不得不重新想「尊严」这个词。如果尊严只是一种人人天生就有、怎样也拿不走的东西,那么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身上发生的事,就无法被说清楚。阿甘本逼着读者承认:尊严是可以被剥夺的,而且有人亲手去剥夺过。这个承认,让「尊严」从一个安慰人的词,变成了一个需要被守护、被争取的东西。
用本书的尺子说:他把「尊严」从一个「本来就在那儿」的东西,查成了一个可以被拿走、因而也需要被一次次守护的东西。这是一次真看见,而且是在最沉重的地方做出的。
这一章绕不开「尊严」这个词,本书想在这里把它的两种用法分开。
一种用法,把尊严当成人身上一样天生就有、怎样也拿不走的东西,像一枚刻在骨头里的印章。照这种用法,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仍然「有」尊严,只是它被遮住了、看不见了。这种说法是出于善意,可阿甘本指出,它有一个危险:如果尊严怎样也拿不走,那么剥夺它的那些人,好像也就没有真正做成什么;那段历史里最可怕的那一面,被一句安慰人的话抹平了。
另一种用法,把尊严当成一样在人与人之间长出来、需要被一次次守护的东西:一个人被叫出名字,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被给予一小块面包,他的尊严就在这些动作里。照这种用法,尊严是可以被剥夺的——而剥夺它,是一件真实的、可怕的、要被追究的事;尊严也是可以被一次次重新给出的——而给出它,是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可以做的事。
阿甘本坚决反对前一种用法,本书同意他。本书想补上的,是后一种用法的另一半:尊严既然是在人与人之间长出来的,它就不只会被剥夺,也会被重新给出;不只会在门槛上消失,也会在门槛上被一个伸出的手重新接住。
这是本编的第一对:人与非人,活着与死去。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被他放在了这一对的正中间:门槛上。
开门:尊严不是本来就在的,它可以被剥夺,因而需要被守护——这是真看见。
那么,本书要问的是什么?
本书不问那些人「算不算人」——这个问题,本书不认为应该由任何一本哲学书来回答;他们是人,他们的遭遇是人对人做下的事。本书只问一件事:阿甘本把他们放在门槛上以后,这道门槛,在他的书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在他那里,这道门槛是一个极限:人在这里被剥到最后,人与非人分不清了。它是一个「点」,一个最黑的点。
可是幸存者的证言里,还写了另一些东西。有人写到,在营里,有人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分给快要撑不住的人;有人写到,有人在夜里低声给身边的人背诵一首诗、讲一个故事,只为了让对方记得自己还是一个人;有人写到,有些已经被剥到最后的人,被同伴拉了回来——被人扶着,被人喂着,被人叫着名字,活到了解放的那一天。〔据多位幸存者记述转述,均不复述细节〕
这些不是英雄故事,它们很小,很脆,常常失败。可是它们说明了一件事:即使在那道门槛上,人与人之间,仍然有东西在长——一小块面包,一首诗,一声叫出的名字。那道门槛,不只是一个人被剥到最后的点,也是一些人把另一些人往回拉的地方。
阿甘本的书里,这道门槛主要是前一种。本书在第四十四章会看到,他的批评者们,正是在这里提出了最重的反对。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引那些分面包、叫名字的事,会给读者一种错觉,好像营地里还有一个「人性的空间」,好像在那里做一个好人仍然是可能的。阿甘本恰恰要打破这种错觉。莱维自己写过一个叫「灰色地带」的说法:营地里,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界线常常是模糊的,很多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一些在平时无法想象的事;在那里谈「人性」,常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轻松。〔核:「灰色地带」为莱维《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一章的题名与主题〕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灰色地带」是真的,那里的每一个选择都沉重得无法用平时的尺子去量。本书引那些小小的扶持,不是为了在营地里找一个「人性的空间」,更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在那里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本书只想说:即使在灰色地带里,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动作——哪怕很少、很脆、常常失败——也确实发生过,而且被幸存者记了下来。记下它们,不是为了证明那里「还不算太坏」,而是为了不让那些伸出过手的人,在一个哲学范式里再一次消失。
这里本书要做一个很慎重的区分,免得被误读。
本书不是说「营里也有温情,所以没那么黑」。那段历史的黑,是任何温情都抵消不了的;本书引那些小小的扶持,不是为了冲淡什么。
本书要说的是另一件事:阿甘本拿那道门槛当「范式」——拿最黑的一处,去照亮现代政治的全部。本书第二十八章说过,营地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可是「最干净」不等于「完全没有」。如果在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仍然有人在给别人分面包、叫名字、背一首诗,那么拿这个地方当「没有回写」的范式,就连这个地方本身也没有说全。
这不是替那段历史减轻什么,而是替那些在那里仍然伸出手的人,把他们做过的事记下来。
还有一件事,和这一章开头那面刻满名字的墙有关。
在营里,一个人的名字常常被一个编号取代。拿走一个人的名字,是剥夺他的第一步。
战后,很多纪念机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名字找回来。有一家纪念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请遇难者的亲人、朋友、邻居,为每一个他们记得的人填一张表——名字,出生的地方,家人,最后一次被看见的地方。这些表格一张一张地被收集起来,至今仍在增加。〔核:以色列亚德瓦谢姆纪念馆「证言页」项目,细节待核〕
一个被编号取代的名字,被一个记得他的人写回来;写回来的名字,被收进一个一直在增补的名册里。这是回写,而且是最朴素、最郑重的一种。
阿甘本把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写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形象;这有他的理由——他要让人看见剥夺到了什么程度。本书只想在他的形象旁边,放上那一张一张被亲人写回来的表格。
这一章的「放回日子里」,不是拿营里的事去比你的日子,而是请你做一件和这段历史有关、又就在你身边的事。
你家里或者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一位经历过大苦难的老人——战乱、饥荒、流离?他们中很多人,一辈子没怎么说起那些事;说起来,也常常只说一两句就停下。
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试着在一个安静的时候,陪他坐一会儿。不追问,不催促;他愿意说,你就听,听完以后,征得他的同意,把他说的记下来——写在本子上,或者录下来,标上日期。他不愿意说,你就不问,只是陪着。
一位老人说出来的几句话,被一个年轻人听见、记下,这件事本身,就是在那道门槛上,把人往回拉的一种方式。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尊严不是本来就在的,它可以被剥夺,因而需要被守护——在最沉重的地方做出的一次真看见。
回写了没有:没有。那道门槛被写成一个人被剥到最后的点;幸存者证言里那些分面包、叫名字、背一首诗、把人往回拉的事——门槛上仍在长的东西——在他的范式里很少出现。
带走的话他把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放在了书的中心,逼人承认尊严可以被剥夺、因而需要被守护;可幸存者也记下了,就在那道门槛上,仍有人分出一小块面包、叫出一个名字——那道门槛不只是一个点,也是有人把人往回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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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听过一位老人讲他年轻时经历的一件大事。
他讲得很慢,讲到某一处,忽然停下来,看着窗外,很久不说话。然后他说:「算了,不说了。你们没经历过,说了也不懂。」或者他说:「我能讲的,都是我看到的;最苦的那些人,他们没能回来,我替他们讲不了。」
你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意识到:你听到的,是一个幸存者的讲述;而那段经历里最深的部分,恰恰是讲述者自己也够不着的。
阿甘本这本书的核心,就在这一句「我替他们讲不了」上。
普里莫·莱维,意大利的化学家,二战时被关进奥斯维辛,活了下来。他后来写了好几本书,记录营里的日子,其中最后一本,书名的意思大致是「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核〕
在那本书里,莱维说过一个很沉重的意思,大意是:我们这些幸存者,并不是真正的见证者。我们是少数,是因为某种幸运、某种技能、某种妥协,没有沉到底的人。那些沉到了底的人——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才是完整的见证者;可他们没有回来,或者回来了也已经说不出话。我们是替他们说话,是在讲一件我们自己并没有完整经历的事。〔核:据莱维该书相关章节转述〕
阿甘本抓住了这句话,把它推成了全书的核心。〔转述:据《奥斯维辛的剩余》第一、四章〕
他说:见证,本身就包含着一道缺口。真正该作见证的人,恰恰是不能作见证的人;能作见证的人,恰恰是没有经历到底的人。所以,每一份证言,都是在为一个不能说话的人说话;证言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说出了自己说不出来的东西。〔转述〕
他还说,见证者就站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一个人在见证时,既是一个说话的主体,又是一个正在被剥夺说话能力的人;证言就发生在这种「主体化」与「去主体化」之间。〔转述〕
他给书起的名字里有「剩余」这个词。本书第五十六章会细讲,他借用了古代先知书和保罗书信里「余民」的说法:得救的不是全体,只是一个剩余。他说,奥斯维辛的见证者,就是这样的剩余:既不是死者,也不是幸存者,既不是被淹没的,也不是被拯救的,而是分开这两者的那个东西。〔核:据研究者对该书结尾的转述〕
书名里的「剩余」,有一个很古老的来历,值得在这里说一说。
《旧约》的先知书里,反复出现一个说法: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只是一个剩余。〔核:《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等;此文已入公有领域〕后来保罗在《罗马书》里引了这句话。〔核:《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这个「剩余」,不是全体,也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而是在分割之后留下来的那个东西。
阿甘本说,奥斯维辛的见证者,就是这样一种剩余:他们不是全部的受害者,也不是其中某一个确定的部分;他们是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之间,留下来的那个东西。〔转述〕
这个比喻很深。本书只想提醒一句:在先知书里,「剩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开始——剩下的那些人,要回来,要重建,要把发生过的事讲给后代听,要把律法重新写一遍。一个「剩余」之所以要紧,恰恰是因为它会往下长。阿甘本借来了「剩余」这个词,却主要取它「在两者之间」的那一面;「剩余」往下长的那一面,在他的书里很少出现。本书第五十六章讲他读保罗时,还会回到这件事。
这一章的看见,有一种让人不得不停下来的力量。
每一个认真听过幸存者讲述的人,都会碰到那一句「我替他们讲不了」。阿甘本没有绕开这句话,也没有用「总之要记住历史」这样的话把它盖过去;他盯着这句话,承认它的全部重量:有一部分真相,是任何讲述都够不着的。
他还看见了一件很细的事:一个人在作见证的时候,他自己也在变。一个幸存者讲述营里的事,他不是一个站在外面、平静地转述的人;他一边讲,一边重新被那段经历拉回去,一边又努力站在今天说话。见证不是一件从一个现成的「我」嘴里说出来的事,而是一个「我」在说的过程中,一边被拆开、一边被拼起来的事。
用本书的尺子说:他看见了见证是一场发生——不是一份现成记忆的复述,而是一个人在说与不能说之间,一次次长出来的一段话。
这是本编的第二对:幸存者与沉没者,能说与不能说,主体化与去主体化。
开门:见证是在说与不能说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而且它的核心是一道缺口——这是真看见。
关门:这道缺口,被他写成了见证的本质,而且写成了一个固定的结构:见证永远是「为不能说话的人说话」,永远站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证言的价值,被放在了它说不出来的那一部分上。
可是请看莱维自己做了什么。
莱维说了「我们不是真正的见证者」这句话,然后呢?他没有停下来。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书;他一次又一次去学校给年轻人讲;他在那本最后的书里,专门写了一章,讲他和德国读者之间的通信——他的书被译成德文以后,很多德国人给他写信,有的是忏悔,有的是辩解,有的是追问;他一封一封地回,把这些往来整理出来,写进书里。〔核:据该书相关章节〕
这就是回写。一个幸存者,承认了自己讲不全,然后仍然一遍一遍地讲,讲给那些曾经站在对面的人的后代听;听的人写信回来,他再回信;这些往来,又被写进书里,传给更多的人。那道「讲不全」的缺口,没有被他当成终点,而被他当成了一次又一次讲述的起点。
还有一层:很多幸存者的讲述,后来被记录、整理、保存,成了档案;这些档案进了法庭,成了审判的依据;进了教科书,成了下一代人认识那段历史的材料;进了纪念馆,成了墙上那些名字。〔本段是对二战后幸存者证言被记录、用于审判与教育这一过程的概括〕一句「我替他们讲不了」,被一代代人接住,写进了法律、课本和墙上。
阿甘本的书,把见证写成了能说与不能说之间一个永远的悖论。证言怎样被听见、被回信、被记下、被写进法律和课本——这一段,在他那里很少出现。〔本书的读法〕
这是本书根的第一环,在最沉重的一题上的样子:不回写。见证在他那里,是一个悬在两头之间的声音;它被听见以后怎样改写了世界,不在这个悖论里。
书的后半,阿甘本还做了一个区分:档案与见证。〔转述:据该书第四章〕
「档案」这个词,他借自福柯:一个时代里,哪些话能被说出来、哪些话说不出来,这一整套规则,就是那个时代的档案。「见证」不一样:它关心的不是什么能被说出来,而是一个人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怎样开口。档案问的是说出来的与没说出来的,见证问的是能说与不能说。
这个区分很精致。可是请注意:这又是一对。档案在一边,见证在另一边;前者是规则,后者是悖论。
在真实的历史里,这两样东西是缠在一起、互相改写的。一份证言被说出来,被记下,就进了档案;进了档案,它就改了那个时代「能被说出来」的规则——一件以前说不出口的事,因为有人说了、有人记了,后来的人就能说了。反过来,档案里多了这一份,下一个见证者开口时,就不必从零开始;他知道,有人说过,有人听过。
见证写进档案,档案又让下一次见证成为可能——这是一个环,是回写。在阿甘本那里,这两样东西,被分成了一对。
在这一章,本书要格外认真地请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那些「被记下、被写进法律和课本」,阿甘本并不否认;他想说的,是另一件更难的事——无论记下多少、写进多少,那道缺口都不会被填满。那些沉到底的人,他们的经验,任何档案都装不下。如果我们以为把证言收进档案、刻上墙、写进课本,就「处理」了那段历史,我们就犯了一个大错。他盯着缺口,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自以为是。
这条辩护,本书完全同意它的警告:那道缺口是真的,不会被填满;以为「已经处理了」,是一种危险的轻浮。
本书的回应只有一句:缺口不会被填满,不等于缺口旁边不需要一次次地写。莱维知道自己讲不全,所以他一遍一遍地讲;一座纪念馆知道墙上的名字永远不全,所以它每年都在补。缺口和回写,不是互相排斥的;恰恰是因为缺口在那里,回写才永远不能停。把缺口当作见证的本质、把回写当作次要的事,和把回写当作「已经处理完了」,是两种相反的偏差。
这些年,有一种工作越来越多地被人做起来:口述史。
一些大学、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派人去找亲历过某段历史的老人——战争、迁徙、建设、灾荒——坐下来,请他们讲,录下来,整理成文字,存进档案。〔本段是对口述史工作的一般概括〕做这件事的人,常常要跑很多次;第一次,老人只说几句客气话;第三次、第五次,才慢慢讲到真正的事。讲出来的东西,也常常和别人讲的对不上,要一条一条去比对、去注明。
这是一门慢慢听的手艺。它的前提,恰恰是承认那道缺口:老人讲不全,讲不准,有些事永远讲不出来。可是做这件事的人,没有因此停下;他们把讲得出的部分一点一点记下来,把对不上的地方标出来,把讲不出的地方也注明「此处受访者沉默良久」。
一份好的口述史,不假装缺口不存在,也不让缺口成为终点。它就是缺口旁边的回写。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证言」:长辈讲过的往事,一本旧日记,一封没寄出的信。
中国读者也有自己的纪念馆,有自己的幸存者证言。很多地方的纪念馆里,有一面刻满遇难者名字的墙;这些名字,是一代代人一个一个查访、核对、补刻上去的,至今仍在增补。〔本段是对国内相关纪念馆名单墙增补工作的概括〕
试一件小事:如果你家里有一件长辈讲过、却没有人记下来的往事,找个时间把它写下来,一页纸就够。写的时候注明:这是谁、在哪一年、对谁讲的;哪些地方是你记得清楚的,哪些地方是你拿不准的。写完,交给家里的另一个人看一看,请他补一两句。
你不会写全。可是你写下的这一页,就是那道缺口旁边的一次回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见证是在说与不能说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核心是一道真实的缺口。
回写了没有:没有。缺口被写成见证的本质、一个永远的悖论;莱维一遍遍讲、和德国读者一封封通信,证言被记下、进入法庭与课本——这一段在他那里很少出现。
带走的话莱维说「我们不是真正的见证者」,然后他一遍一遍地讲,一封一封地回信;阿甘本接住了前一句,把它写成了见证的本质——缺口不会被填满,可正因为它在那里,缺口旁边的回写才永远不能停。
你也许在读一本证言的时候,读到过一个很小的细节,从此放不下。
它往往不是书里最惨烈的那一段,而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一个人低下了头,一个人别过了脸,一个人在某个时刻,脸红了。你会停在那一页很久,想: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为什么会脸红?
阿甘本在这本书里,专门为这一个细节写了一章。
先说莱维。
莱维在那本最后的书里,有一章专门讲羞耻。他说,解放以后,很多幸存者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羞耻: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而不是他?我是不是在某个时刻,没有把面包分给别人?我是不是因为比别人更会适应、更会躲,才活了下来?〔核:据莱维《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相关章节转述〕这种羞耻,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活着本身。
再说阿甘本。
他从一位法国幸存者的记述里,引了一个细节: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一队囚犯被押着转移,看守随意从队伍里挑人枪毙;有一个年轻人被点到的时候,他的脸红了。〔核:据阿甘本转引之记述;原作者为法国作家安泰尔姆,本书只转述大意,不复述场景〕
阿甘本问:他为什么脸红?不是因为害怕——害怕的人脸会发白;也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他说,这一刻的脸红,是一个人忽然被交给了他自己:在这一刻,他不能逃离自己,也不能承担自己;他被钉在了自己身上。他借一位哲学家早年的说法,说羞耻的本质,就是这种「无法逃离自己」。〔转述:据该书第三章;所借说法出自列维纳斯早年论文〕
他由此说:羞耻,正是那种「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同时发生的时刻——一个人在被剥夺一切的时候,恰恰最强烈地意识到「这是我」;而这个「我」,正在被交出去。〔转述〕
这一章,是这本书里最细的一章。
他看见了一件很少有人说清楚的事:羞耻不只是「做错了事」的感觉,它还可以是「我就是我、却又无法承担我」的感觉。幸存者那种「为什么是我活下来」的羞耻,那个年轻人在被点到时的脸红,都不是犯了错;它们是一个人被逼到了自己面前,却无处可站。
他还看见了:一个「我」,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在最极端的时刻,「我」一边被剥夺,一边又最强烈地出现;它是在被拆开的同时被拼起来的。用本书的尺子说:他看见了「我」是一场发生,而且是在最黑的地方看见的。
这是本编的第三对:主体化与去主体化,承担自己与被交给自己。
开门:「我」不是现成的,是在被剥夺与出现之间发生的;羞耻就是这场发生最尖的那一刻——这是真看见。
关门:在他那里,羞耻被写成了一个结构,一个「我」永远被钉在自己身上的时刻。它是一道门槛,人在这里既是主体又不是主体;然后,这道门槛就停在那里。
可是请看幸存者们后来怎样对待这种羞耻。
莱维的羞耻,没有停在那里。他把它写了出来,写成了那本书里的一章;读到这一章的人,很多人第一次明白了幸存者身上那种说不清的负担。那份羞耻,被说出来、被读到、被理解,变成了后来的人认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还有另一种羞耻,属于另一边。战后,在那个发动了这场浩劫的国家里,一代又一代人,也在面对一种羞耻——不是幸存者的羞耻,而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做下的事的羞耻。这种羞耻,被慢慢地做成了很多具体的东西:审判,赔偿,纪念碑,写进课本的历史,学生们被带去参观的遗址。〔本段是对战后德国「反思过去」这一长期过程的概括,不指具体政策〕莱维收到的那些德国读者的来信,就是这个过程里很小、很具体的一部分。
一种羞耻,被说出来、被写下、被做成一件件具体的事,它就不只是一个人被钉在自己身上;它成了一个人、一个民族回头改写自己的起点。
阿甘本写羞耻,写的是那道门槛本身——被交给自己、无法逃离的那一刻。羞耻被说出来以后,怎样变成了承担,变成了改写——这一段,不在他这一章里。〔本书的读法〕
中文里有两个意思相近、又很不一样的词:羞耻,和负责。
羞耻是一种被钉住的感觉:我被交给了我自己,我逃不开。负责是一种伸出去的动作:我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去认、去补、去改。一个只有羞耻、没有负责的人,会被那份感觉一直压着;一个只有负责、没有羞耻的人,他的负责常常只是一套手续。
真正的负责,常常是从羞耻里长出来的:一个人先感到了那份无法逃离,然后才开始伸出手去做点什么。羞耻是门槛,负责是走过门槛以后的那一段路。
阿甘本把羞耻写得极深,写成了人被交给自己的那一刻。本书想补上的,是从这一刻长出来的那一段:负责。羞耻在他那里是一道门槛;在本书这里,它是一段路的起点。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把羞耻「转化」成了承担和改写,这恰恰是阿甘本要警惕的。一个民族把羞耻做成了纪念碑和课本,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已经处理好了」,羞耻就被安放、被消化、被遗忘了。阿甘本坚持羞耻是一道无法逃离的门槛,正是为了不让它被这么轻易地「处理掉」。
这条辩护,本书同意它的警告。确实有一种纪念,是为了忘记;确实有一种「已经反思过了」,是为了不再反思。
可是本书要再用一次第三十八章立下的那个检验:看第二年。一种为了忘记的纪念,第二年什么都不会变;一种真正的回写,第二年、第十年、第五十年,还在补名字,还在改课本,还在回答新的追问。一个民族的羞耻,如果被做成了一座每年都有人来、每年都在增补的纪念馆,它就没有被「处理掉」;它被守着。
羞耻不必永远停在那道门槛上,才能不被遗忘;它可以被一次次地写回去,因而一次次地被记住。
中国人讲羞耻,有一句很老的话:知耻近乎勇。〔核:语出《中庸》;此文已入公有领域〕
这句话里,羞耻不是终点。知道羞耻,离勇敢就不远了——一个人感到了羞耻,接下来要做的,是鼓起勇气去改、去补、去承担。羞耻是一个开头,勇是它长出来的样子。
这句话,和本章说的「羞耻被说出来,就成了回头改写的起点」,是同一个意思。它不否认羞耻的分量;它只是说,羞耻不该停在那里。
阿甘本的羞耻,停在了「知耻」;本书想替他接上「近乎勇」。
这一章不拿营里的事比你的日子。本书只想请你想一想另一件事: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种说不清的羞耻?不是因为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某种处境——活得比别人好一点,在某个时刻没能站出来,在某个人最需要的时候不在场。
这种羞耻,很多人一辈子都压在心里,不说,也放不下。
试一件小事:如果有这样一种羞耻,找一个你信任的人,把它说出来——不需要说全,说一两句就够。说完以后,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份羞耻,能不能变成一件我今天可以做的小事?一次迟到的道歉,一封信,一次探望,一件替当年那个人做的事。
羞耻被说出来、被变成一件事,它就不再只是把你钉在自己身上。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我」在被剥夺与出现之间发生,羞耻是这场发生最尖的一刻——在最黑的地方看见的发生。
回写了没有:没有。羞耻被写成一道无法逃离的门槛;它被说出来、被写下、被做成承担与改写——莱维的那一章,一个民族几十年的反思——不在这一章里。
带走的话他看见了羞耻是一个人被交给自己、无法逃离的那一刻,这是全书最细的一处;可莱维把羞耻写成了一章,一个民族把羞耻做成了一座每年都在增补的纪念馆——羞耻被说出来,就成了回头改写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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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里也许有一位长辈,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
他写得很认真,一段一段地回忆当年的事。写完以后,家里的亲戚们传着看,看着看着,有人说:「这一段不对,那年搬家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有人说:「他把两件事记混了。」有人拿出一封旧信,一张老照片,证明某一处他记错了年份。老人起初有点不高兴,后来他在书的最后加了一页:「以下是家人们的补充和更正」。
那本回忆录,因为有了这最后一页,比原来更真了。
阿甘本的这本书出版以后,也有很多人写来了「补充和更正」。这一章,把他们的话摆出来。
本书按纪律,把最硬的几种反对照登;每一种都注明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第一种反对,来自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人。两位法国学者在书出版后不久,写了一本书,专门检验阿甘本对那段历史的用法。〔核:梅斯纳尔与卡昂,二〇〇一年〕他们的意思大致是:阿甘本从莱维的书里挑出了几句话,把它们推成了一套哲学,却没有顾及莱维那些话前后的语境;他把「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的形象,而这些人在历史上,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人。〔转述,待核〕
第二种反对,来自一位美国思想史家。他写过一篇长文,专门讨论阿甘本处理这类「极限事件」的方式。〔核:拉卡普拉,收入其二〇〇四年文集〕他的意思大致是:阿甘本有一种「全有或全无」的写法,喜欢把最极端的情形推成普遍的真相;这种写法很有冲击力,却容易抹掉历史里那些程度的差别、那些具体的处境、那些人们在极端处境里仍然做出的不同选择。〔转述,待核〕
第三种反对,本书在第四十一章已经提到:幸存者的证言里,一再写到营里的人与人之间,仍然有扶持、有交换、有低声的诗句、有被叫出的名字。一些研究者据此说:把营地写成「一切关系都被切断」的地方,是把最黑的一面当成了全部。〔据研究文献与幸存者记述概括〕
第四种反对,最有意思。它来自阿甘本自己的书。
《奥斯维辛的剩余》的最后几页,阿甘本放了一些很特别的证言:它们来自几十年后,两位波兰研究者对一批幸存者的访谈——这些幸存者,自己就曾经是营里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他们活了下来,后来讲出了当年的经历。〔核:阿甘本书末所引访谈,出自两位波兰学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人数与细节待核〕
阿甘本把这些证言放在书的最后,作为全书的「见证」。他的读法是:这些人讲的,恰恰证明了见证的悖论——他们是「完整的见证者」,却是在事后、在已经不再是那个状态的时候,才能说话。〔转述〕
本书想换一种读法来读这最后几页。
这些曾经被剥到最后的人,后来开口了。有人扶过他们,有人喂过他们,有人叫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活了下来;几十年后,有研究者去找他们,问他们,记下他们说的话;这些话被印成书,又被一位意大利哲学家读到,放进了他自己书的最后几页。
一条从营里的门槛,一直通到一本哲学书最后几页的路。每一段,都是回写:扶持,活下来,被找到,开口,被记下,被读到。
阿甘本自己的书,以这条路结尾;他的理论,却把这条路读成了一个悖论。〔本书的读法〕
说到这里,要把公道还给阿甘本。
第一,他没有回避那些证言。他把那些曾经被剥到最后的人的声音,放在了书里最显眼的地方,让它们成为全书最后的话。这是对这些人的一种郑重。
第二,那些历史学家的反对,他未必全都认,可他的书引起了这么多认真的反对,本身就说明它触到了一个真问题:哲学应该怎样对待这样一段历史?这个问题,在他之前很少有人这样尖锐地问过。
第三,他对「全有或全无」的偏好,有他的理由:在那段历史面前,一切「程度」「分寸」「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说法,都可能显得轻浮。他宁可说得太重,也不愿说得太轻。本书理解这种选择。
这场争论,最后落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上:一本哲学书,应该怎样对待一段真实的、沉重的历史?
本书看到三种姿态。
第一种,把历史当成例子:哲学先有一个想法,然后从历史里找几个合适的片段,来说明这个想法。这种姿态最常见,也最危险:历史里那些不合适的片段,就被悄悄放下了。
第二种,把历史当成范式:拿历史里最极端、最干净的一处,去照亮一整类事情。阿甘本走的是这一种。它比第一种认真得多,可它也有它的代价:最极端的那一处,被当成了一整类事情的真相。
第三种,把历史当成一张一直在被补画的图:哲学提出一个判断,历史学家拿证据来补、来改,哲学再根据补上来的东西,改自己的判断;一来一回,判断和历史一起变得更准。这种姿态最慢,也最不漂亮;可它是唯一一种让哲学和历史互相回写的姿态。
那几位历史学家的反对,就是在邀请阿甘本走第三种姿态。他的书最后几页放进了那些证言,走出了半步。本书在附录里给自己也留了「补充与更正」的一页,是想在这第三种姿态上,多走一步。
这是本编的第四对,不在他的书里,而在他和他的批评者之间:哲学的形象与历史的具体,全有与全无。
开门:他逼着哲学直面那段历史,引来了一场认真的争论——这场争论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一本书出版了,历史学家们读了,写来了补充和更正。
关门:在他的理论里,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是一个「形象」,一个悖论的承载者;他们作为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后来怎样被扶、被找到、被记下、开了口——这一条路,他放进了书里,却没有放进他的理论。
本书没有比那几位历史学家多说一句的地方,在于「他把具体的人变成了哲学形象」「他全有或全无」「营里仍有关系」这几点判断;这些,他们都先说过了。本书多出的,只有两步:一是指出他自己书的最后几页,恰恰是一条回写的路;二是用王德生博士的口述说出这一切的病因——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在这里,轴是「完整的见证者」与「不能说话的人」,拉锯的名字,叫「见证的悖论」。
还有一件事,本书在这里特别记下。
莱维的第一本书,写于战后不久,讲他在营里的日子。〔核:《这是不是个人》,一九四七年初版〕将近四十年后,他写了那本最后的书,《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核:一九八六年〕在这本最后的书里,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自己四十年前写过的事,重新想,重新问,有些地方说得更深,有些地方修正了当年的看法,有些地方承认当年没有看清。〔据该书前言与各章大意〕
也就是说,莱维给自己的证言,出了一个「第二版」。他没有把第一本书当成定本,也没有因为「讲不全」而停下;他回头改写了自己的见证。
阿甘本读的,主要是这本「第二版」里的几句话。那几句话本身,就是一次回写的产物——一个幸存者四十年后回头重读自己。阿甘本从回写的产物里,读出了一个没有回写的悖论。
回到那本加了最后一页的回忆录。
一本回忆录,一部家史,一份关于过去的讲述,最好的样子,不是「一个人写完、谁也不许改」,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说它不对」;而是像那位老人那样,在书的最后,留一页给别人的补充和更正,而且注明每一条是谁补的、依据是什么。
试一件小事:如果你家里有一份关于过去的记录——一本家谱、一本回忆录、一段录音——给它加一页「补充与更正」。先请家里的一两位长辈看一看,把他们说的补上去,写明是谁、在哪一年说的;拿不准的地方,写「存疑」。
一份有「补充与更正」的记录,不会因此变得不可信;它会因此变得更真。本书自己,也在最后留了这样一页:附录里的「本书自认最弱处」和「引文核验总表」。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逼哲学直面那段历史,引来一场认真的争论——这场争论本身就是一次回写。
回写了没有:他的书回写了——书末那些曾被剥到最后的人的证言,是一条从门槛通到书页的路;他的理论没有,把这条路读成了悖论。
带走的话他的书以那些曾被剥到最后、后来开了口的人的证言结尾——扶持、活下来、被找到、被记下、被读到,是一条完整的回写之路;他把这条路放进了书的最后几页,却没有放进他的理论。
你也许在一个湖边,看过人量湖的深度。
一条小船,一根带刻度的长绳,一个坠子。船在湖面上一格一格地走,每走一格,放一次坠子,记一个数。靠岸的地方浅,中间深,有一处特别深——那是湖心的一个深潭。量完以后,他们画出一张图:一圈一圈的线,从岸边到湖心,越往里越深。
没有人会拿湖心那一处最深的数,去说「这个湖有这么深」。那一处是真的,它是这个湖最深的地方,也是最要紧、最危险的地方;可是这个湖,是那一整张图。
这一章做第七编的总账,也做本书判决三的总账。
先把前四章压成一张表。
| 章 | 那一对 | 他写到了哪里 | 他没写进理论的那一段 |
|---|---|---|---|
| 41 | 人与非人,活与死 | 那道门槛:一个人被剥到最后的点 | 门槛上仍有人分面包、叫名字、把人往回拉 |
| 42 | 能说与不能说,幸存者与沉没者 | 见证的悖论:证言的价值在它说不出的部分 | 莱维一遍遍讲、与德国读者一封封通信;证言进入档案、法庭、课本 |
| 43 |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 | 羞耻:被交给自己、无法逃离 | 羞耻被说出、被写下、被做成一个民族几十年的反思 |
| 44 | 哲学的形象与历史的具体 | 那些人作为一个悖论的承载者 | 他自己书末那几页:扶持、活下、被找到、被记下、被读到 |
〔出处见各章;第四列为本书的读法〕
四处,四对,每一对他都写到了门槛;每一处,门槛之后的那一段路,都没有进入他的理论。
本书在第二十八章说过:营地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所以拉锯在那里被拉到了尽头。
这一编读下来,本书要把这句话说得更完整:回写被切得最干净,不等于回写完全没有。
那段历史里,有两件事,本书在这里郑重地记下。
一件在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一位历史学家,在被封锁的隔离区里,组织了一群人,秘密地收集、记录隔离区里的一切:日记、传单、照片、孩子们的作文、统计数字、证言。他们知道自己很可能活不下来;他们把这些材料装进铁皮箱和牛奶罐,埋进了地下。战后,人们挖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今天,这批档案是研究那段历史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核:林格布卢姆档案,其组织者与埋藏、发掘经过为史学界常见记述,细节待核〕
另一件,就在奥斯维辛。一些被迫在焚尸场劳动的囚犯,偷偷写下了他们看到的事,把手稿装进容器,埋在焚尸场附近的地下。他们在手稿里写着,希望将来有人能找到、能读到。战后,其中一些手稿被陆续发现。〔核:所谓「奥斯维辛手稿」,发现经过与作者为史学界常见记述,细节待核〕
请把这两件事,放在本书的那把尺子上。
在一个人被剥到最后、说话几乎不可能的地方,有人在写;写下来的东西被埋进土里,等着未来;未来的人把它挖出来,读到了,把它写进了历史、法庭、课本。这是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件事——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了后来的土——在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一个样子。
这不是英雄故事。写下这些的人,大多没有活下来。本书记下这两件事,不是为了说「那里其实没那么黑」,而是为了说:就在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仍然有人把回写当成了最后能做的事。拿这个地方去当「没有回写」的范式,连这个地方本身,也没有说全。
还有一件事,就在那段历史结束后不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联合国先后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的公约,一份是《世界人权宣言》。〔核〕前一份公约里的那个核心的词——「灭绝种族」——是几年前一位法学家专门造出来的;他自己的很多亲人,就死在那场浩劫里。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四处奔走,推动各国接受这个词、签署这份公约。〔核:莱姆金,造词与推动公约之事为常见记述,细节待核〕
请把这件事,也放在本书的尺子上。一个人经历了家破人亡,他没有停在「这件事无法被说出」上;他给这件事造了一个名字,把这个名字写进了一份国际公约,让后来的法庭可以用它去审判、去追究。一段最黑的经历,被写回了人类共同的法律里。
这份公约做得够不够好,今天仍有很多批评;它没有阻止后来所有的悲剧。可是它改了土:从那以后,这件事有了名字,有了罪名,有了可以被追究的依据。
阿甘本的书,很少讲这一段。在他那里,那段历史照亮的,是现代政治的一个「范式」;在这里,那段历史被一代人写回了法律,改了现代政治本身。
现在可以把判决三,说得完整了。
判决三:最黑的一处。他打开的门:盯住被剥到只剩「活着」的人。他关上的门:在那里回写被彻底切断,拉锯拉到了尽头;尽头被当成了范式、当成了全部。
本系列福柯卷第六十六章说过:他写的那种处境,恰恰是回写完全不可能的处境;有人批评他把例外说成常态、把最极端的处境当成现代社会的真相,那一章认为这条批评有道理——把最黑的一处当成全部,和把最亮的一处当成全部,是同一种毛病。
本书接着判,不改判,并且在这一编里,把这个判断往前推了两步:
第一步,指出病因。正因为他的尺子上没有回写,他才会把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当成照亮一切的那一处(第二十八章)。
第二步,收窄「回写完全不可能」这一句。本书在这一编里看到,即使在营里,回写也没有「完全」不可能:有人分面包,有人叫名字,有人把手稿埋进土里。所以本书对福柯卷第六十六章的那一句,做一次公开的收窄——不改判,只收窄:
收窄前:他写的那种处境,恰恰是回写完全不可能的处境。
收窄后:他写的那种处境,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处境;即使在那里,回写也没有完全消失——而他的理论,没有给这些残存的回写留位置。
这次收窄,登记进附录「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把本书的根,放到这一编里再看一次。
口述 01: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尊严不是本来就在,可以被剥夺;见证不是现成记忆的复述,是在说与不能说之间发生的;「我」不是现成的,是在被剥夺与出现之间发生的。三处,都是真看见。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人与非人,能说与不能说,主体化与去主体化;每一处,都被写成了一对之间的门槛;这个二元,成了他没有再拆的东西——「见证的悖论」「羞耻的结构」,被当成了见证与羞耻本来的样子。
口述 02: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见证在他那里,永远悬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羞耻永远钉在承担与逃离之间。证言被听见、被回信、被记下,羞耻被说出、被做成反思——这些回写不在他的理论里,于是那两道门槛,就成了永远的门槛。
按本系列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在这一编,这个条件是:当证言被压下、档案被销毁、幸存者被迫沉默,而且没有任何人去找、去听、去记的时候,他的见证悖论一点不差。
在那样的条件下,那道缺口确实只能是缺口:没有人会听到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没有人会读到埋在土里的手稿,没有人会去补刻墙上的名字。见证只能悬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永远落不了地。
这个条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今天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也许仍然存在。所以他的书,对这些地方、这些时刻,是一面准确的镜子。
他错的,只是把这个条件当成了见证本身的条件。在那个条件之外——在有人去找、去听、去记的地方——见证不只是悖论,它是一次次落地的回写。
这一编,要比别的编更完整地把公道还给他。
他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很深的郑重。他不愿意让那段历史被轻易地「消化」掉,不愿意让「我们已经记住了」「我们已经反思过了」这样的话,盖住那道永远填不满的缺口。在一个越来越习惯于把一切都「处理掉」的时代,这种郑重是珍贵的。
本书对他的批评,不是说他太郑重了,而是说:郑重,不只有「守住缺口」这一种样子。莱维一遍遍地讲,是郑重;林格布卢姆那群人把档案埋进土里,是郑重;一座纪念馆每年补刻几个名字,也是郑重。这些郑重,都是回写。
守住缺口,和在缺口旁边一次次地写,不是两种相反的态度;它们是同一种郑重的两面。他守住了前一面,本书想替他补上后一面。
回到本章开头那张湖的深度图,把这一编画完整。
湖心最深的那一处:那些被剥到最后的人,那道人与非人之间的门槛。阿甘本把这一处测得最准,本书完全承认。
往外一圈:营里那些小小的扶持——一小块面包,一声名字,一首低声背诵的诗;那些被埋进土里的档案和手稿。
再往外一圈:活下来的人开口了;莱维一遍遍地讲,一封封地回信,四十年后给自己的证言出了第二版;一些曾经被剥到最后的人,几十年后对研究者讲出了当年。
再往外:证言进了档案,进了法庭,进了课本;一个名字被亲人写回名册;一个新的罪名被写进国际公约;一个民族几十年地面对自己的羞耻。
最外一圈,是今天:一座纪念馆每年补刻几个名字;一位年轻人坐在老人身边,听他讲几句,记下来。
一张图,一圈一圈,从湖心到岸边。阿甘本给了我们最里面那一圈最准的数;这一编,想把其余几圈也画上。
这一编又添了几行。〔出处见各章〕
人与非人、活与死(第 41 章);幸存者与沉没者、能说与不能说、档案与见证(第 42 章);主体化与去主体化、承担自己与被交给自己(第 43 章);哲学的形象与历史的具体(第 44 章)。
到这一编为止,二十五章,三十九对。本编每一对旁边的第三样,是这一编里最重的几样:一小块面包与一声名字,一封封回信,一个民族几十年的反思,一本回忆录最后那一页,埋在土里的档案,一份写进国际法的公约。
它们都不在他的理论里。有几样,在他的书里——最后那几页证言。
回到那个量湖的人。
一张湖的深度图,要一格一格地量,从岸边到湖心,每一格都记下来。湖心那一处最深的数,要记得最清楚,因为它最危险;可是图上的每一圈线,都要画上。
你对一段历史、一件往事、一个人的了解,也可以这样画。最黑、最痛的那一处,要记得最清楚,不要回避;可是也要记下那一处周围的那些线:有人伸过手的地方,有人留下字的地方,有人后来走出来的地方。
试一件小事:如果你正在给孩子讲一段沉重的历史——课本上的,或者家里的——讲完最痛的那一段以后,多讲一句:「在那样的时候,也有人……」然后讲一个人伸出手、留下字、把别人往回拉的事。孩子记住的,就不只是湖心那一处的深,还有那一整张图。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尊严、见证、「我」,都在最黑的地方被他查成了发生;他守住了一道不该被轻易填满的缺口。
回写了没有:没有。四处门槛都成了永远的门槛;而就在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仍有人把手稿埋进土里——他的理论没有给这些残存的回写留位置。
带走的话营地是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却不是回写完全消失的地方:就在那里,有人把档案装进牛奶罐埋进土里,等着未来的人读到。拿这个地方去当「没有回写」的范式,连这个地方本身也没有说全——拉锯的尽头,不是拉锯的全部。
本编六章,拆《神圣人》最后的两卷:《最高的贫困》(二〇一一年)与《身体的使用》(二〇一四年)。〔核〕
这两本书,是整部大书的出口。前面八卷,他一路拆主权、例外、治理、荣耀、职分;到了这里,他终于要说:那么,另一种活法是什么样子?他的回答有几个词:使用,不占有;生命的形式;无作;撤宪之力。
本编对本书格外要紧,因为本书在导论里写下过一条推翻条件:如果在他任何一本主要著作里,长出来的东西——使用、生命的形式、共同体——被正面写成可以定型、可以沉回去改写那两极,并且被他当成正题,那么判词就要收窄。本编就是来核这一条的。
本编还要核一件事。本书第十三章说过,他在最后一卷里处理过亚里士多德的「习性」;本书当时预想,他把习性当成了机器的零件。这一编据研究文献核过以后,发现这个预想说重了——他没有把习性扔进机器,他想救它。本书已在第十三章公开收窄,第四十七章写明经过。
所以本编的调子,和前几编不同:这是他离回写最近的一编,也是本书要认得最多的一编。前五章一章一样:第四十六章,方济各会的袍子;第四十七章,中动态与习惯的使用;第四十八章,生命的形式;第四十九章,无作;第五十章,撤宪之力。第五十一章做总账,并照实报账推翻条件。
你一定在公共图书馆借过书。
那本书不是你的。你借回家,在灯下读,折过一个角——然后又小心地抚平;在某一页夹了一张便签,写下你的想法。两周以后,你还回去了。下一个人借走它,也许会看到你忘了拿走的那张便签。
那本书你没有「占有」过,可你确实「用」过它;而且用得很深——它进了你的脑子,改了你的一些想法。
你身边也许还有别的这样的东西:小区里一个「共享工具角」,谁家要用电钻、梯子,去拿,用完放回;宿舍里一个公用的电饭锅;单位里一台大家轮流用的打印机。这些东西,谁都不「拥有」,谁都在用。
八百年前,有一群人,把这种「只用、不占有」,当成了一辈子的活法。
十三世纪初,意大利阿西西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方济各,放弃了全部家产,穿上一件粗布袍子,带着一群追随者,过一种绝对贫穷的生活:不拥有房子,不拥有土地,不拥有钱,连身上那件袍子、手里那块面包,都不算自己的。他们后来成了一个修会,叫方济各会。〔核〕
问题很快就来了。一群人总要住在某处、吃某些东西、穿某件衣服;如果这些东西都不算他们的,那算谁的?教会的法学家们为此争了上百年。方济各会的人说:我们对这些东西,只有「事实上的使用」,没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所有权归教廷,我们只是用。〔核〕
十四世纪初,一位教宗发布了一道诏书,把这个说法驳倒了。他的理由很干脆:像面包、饮料这样一用就没了的东西,「用」和「占有」是分不开的——你吃掉了一块面包,你还说你没有占有它?〔核:若望二十二世一三二二年诏书大意〕方济各会的「只用不占有」,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了。
阿甘本在《最高的贫困》里,细细地读了这一段历史。他的看法是:方济各会的人输在一个地方——他们把「使用」说成了「放弃权利」,也就是用法律的语言,给法律外面的一种活法下定义;一旦用了对方的语言,就只能在对方的战场上输掉。他说,他们本来应该做的,是把「使用」当成一种正面的、自己成立的活法,而不是「所有权的反面」。〔转述:据该书第三部分〕
这一章,本书要认得很多。
第一,「用」和「占有」确实是两回事,而且很多时候,「用」比「占有」更根本。图书馆的书,共享工具角的电钻,一个人一辈子真正用得深的东西,常常不是他拥有的东西。今天的世界把一切都往「占有」上推:买下来,登记在名下,算进资产。阿甘本提醒人们:还有一种和东西相处的方式,叫「用」。
第二,他看出了方济各会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他们的想法不好,而是他们用了错的语言去守护它。一种新的活法,如果只能用旧制度的词来说自己,它就会被旧制度收编。这个看法,对任何想做点新事情的人都有用。
第三,本书前言借王德生博士的历程作类比时说过:第二站尽头撞上的问题是「这份知识到底归谁」,阿甘本在这本书里的回答是「不归谁,只使用」。这一处,他和本书借来的那段历程,靠得很近。
这是本编的第一对:用与占有,事实与法律。
开门:「用」是一种和东西相处的方式,它不是「占有」的反面,而是一种自己成立的关系——这是真看见。
那么本书要问:一种「只用、不占有」的活法,怎样才能活下去?
请看方济各会自己的历史。方济各最初给修会写的会规,被教廷退回来要求修改;两年后,一部修改过、篇幅短了很多的会规才被正式批准。〔核:方济各会一二二一年会规与一二二三年会规〕此后的几百年里,这个修会一次又一次地为「怎样才算守贫」争论、分裂、改革,分出了好几个支派,每一支都有自己对会规的解释和补充。〔核:方济各会的分支与改革史大意〕
这段历史可以有两种读法。阿甘本那一路会说:你看,一种法律外面的活法,被一次次拉回到法律的争论里,这正是它失败的地方。本书这一路会说:你看,一种「只用不占有」的活法,本身也有它的规矩;这套规矩被写下、被退回、被改写、被一代一代的人争论和补充——这恰恰是它活了八百年的原因。它不是在「法律」和「法律之外」之间来回,而是一套被一次次改写的会规。
回到那个共享工具角。它能运转下去,靠的不是「谁都不占有」这一句话,而是墙上贴着的那张小纸条:用完放回;电钻的钻头坏了找谁;谁上个月借走了梯子还没还。这张纸条隔一阵就被改一次:加一条「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借电钻」,删一条已经没人遵守的规矩。一个「只用不占有」的角落,靠的是一张会被改写的纸条。
阿甘本说,方济各会输在用了法律的语言。本书想补一句:他们也许不是输在「用了语言」,而是输在把会规当成了必须守住的一块磐石,而不是一张可以一起改写的纸条。〔本书的读法〕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会被改写的纸条」,恰恰是阿甘本想摆脱的东西。一张纸条写多了,就成了规章;规章多了,就成了制度;制度一旦立起来,「只用不占有」就又变成了一种要被管理、被登记、被执行的东西。他要的,是一种不需要纸条的「用」——人和东西之间自然而然的关系。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纸条确实可能变成规章,规章确实可能变成捆人的东西。
可是请看那个共享工具角。如果没有那张纸条,它能维持多久?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然后电钻丢了,梯子坏了,大家互相埋怨,角落就没了。「不需要纸条的用」,在一个很小、很熟、很短的圈子里可以成立;一旦圈子大了、时间长了,总要有一样东西,让后来的人知道这里的「用」是怎么个用法。
这样东西,可以是一部越写越厚、越来越捆人的规章,也可以是一张越改越合用的纸条。两者的区别,不在写不写,而在改不改。
回到本章开头那本图书馆的书。
从前的图书馆,每本书的封底都贴着一张小卡片,一格一格地盖着借出和归还的日期;有的图书馆,还让借书的人在卡片上签个名。〔本段是对旧时图书馆借阅卡做法的概括〕翻开一本老书的借阅卡,你会看到这本书在几十年里被哪些人借过、借了多久;有时候,你会在某一格里,认出一个你认识的名字。
这张小卡片,很有意思:它不记录谁「拥有」这本书——书一直是图书馆的;它记录的是这本书被「用」的历史。一本书被用了多少次、被谁用过,都在上面。
阿甘本说,「用」应该是一种正面的、自己成立的关系,而不是「所有权的反面」。本书同意。本书只想补一句:这种正面的「用」,也可以有自己的账——不是所有权的账,而是使用的账。一张借阅卡,就是一本使用的账;它让一本谁都不占有的书,有了一段被一代一代人用过的历史。
「只用不占有」,不必是「不留下任何记录」。它可以留下的,是一张使用的账。
「只用不占有」的东西,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难题,经济学家叫它「公地悲剧」:一片谁都能放牧的草场,每个人都想多放几只羊,最后草场被啃光了,谁也用不成。很多人由此得出结论:公共的东西必然被用坏,要么分给私人,要么交给政府管。
一位美国学者,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访世界各地真实存在的「公地」:瑞士山区的牧场,日本村庄的林地,西班牙的灌溉渠,菲律宾的水利系统。她发现,很多公地并没有被用坏;有些已经被一代代人共同使用了几百年。她由此在二〇〇九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核: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九九〇年〕
这些活了几百年的公地,有什么共同点?她总结了几条,其中几条特别值得本书记下:用这片公地的人,自己参与定规矩;规矩可以被用的人一起修改;有人看着,看的人常常就是用的人自己;违规的人受罚,罚得有轻有重,先轻后重;有地方可以调解纠纷。〔核:据其所列「设计原则」大意〕
请把这几条放在本书的尺子上:用的人自己定、自己改——两头有笔;有人看着、有罚、有调解——有来历、有记录、有回头看;活了几百年——一段时间、一群人。这正是回写,而且是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必然被用坏」的地方。
本书要照规矩写明:「公共的东西可以靠使用者自己定、自己改的规矩长期维持」——这个判断,这位学者先说了,而且是用几十年的实地研究说的。本书第四十六章那个共享工具角、那张隔一阵改一次的纸条,只是她的研究在一个小区楼道里的样子。
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如果读到她的书,也许会找到一种比「放弃所有权」更好的语言,来说他们的「只用不占有」:不是放弃权利,而是一群使用者自己定规矩、自己改规矩。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这句话,说的正是「只用不占有」能维持下去的那个条件:借来的东西,用完了要还;还的时候,最好比借的时候好一点——借来的车,加满油再还;借来的书,夹一张便签写几句感想再还。下一次,别人才愿意再借给你。
一样东西在许多人之间借来借去,用而不占,靠的不是大家都不想要它,而是一套很朴素的规矩:借要说,还要准,坏了要赔,好了要谢。这套规矩,没有写在哪里,却被一代代人守着、改着。它是「只用不占有」在日子里最老的一本账。
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一样「大家都在用、谁也不占有」的东西?一台公用的打印机,一个家族群里的共同相册,一个单位的会议室,一个小区的花园。
它们常常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没人负责,谁都在用,坏了没人管。
试一件小事:替这样东西写一张小纸条,只写三行——怎样用;坏了找谁;每隔多久大家一起看一看这张纸条要不要改。贴在它旁边,写上日期。
这张纸条,就是方济各会那部会规最朴素的样子:它不让任何人占有这样东西,却让所有人都能一直用下去。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用」是一种自己成立的关系,不是「占有」的反面;一种新活法不能只用旧制度的语言说自己。
回写了没有:没有。在他那里,「只用不占有」要么被拉回法律的争论,要么活在法律之外;方济各会会规一次次被写下、退回、改写、补充——一张会被改写的纸条——不在这一对里。
带走的话方济各会发愿只用不占有,他查清了他们为什么在法律上输了,这是真看见;可一个能活下去的「只用不占有」,靠的是一张隔一阵就被大家改一次的纸条——共享工具角是这样,方济各会八百年的会规,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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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用过一把用了很多年的菜刀。
刚买来的时候,它很沉,你握不惯,切菜时总是不稳。用了一两年,它的刀柄被你的手磨得光滑,形状好像也贴合了你的手;你的手呢,在虎口、在食指的侧面,长出了薄薄的茧,正好是握它的地方。再过几年,你闭着眼睛也能用它切出均匀的丝。
这时候,你很难说是你在用这把刀,还是这把刀在「用」你:刀被你的手改了,你的手也被刀改了。用的人和被用的东西,在「用」里一起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阿甘本最后一卷书的第一部分,讲的就是这件事。
《身体的使用》这个书名,来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开头的一句话:他在给「奴隶」下定义时,说奴隶的工作,是「身体的使用」。〔核:《政治学》1254b18,阿甘本据此开篇〕亚里士多德还把奴隶叫作「有生命的工具」。〔核〕
阿甘本从这个最刺眼的地方出发,想重新想一想「使用」这件事。〔转述:据该书第一部分〕
他借了古希腊语法里的一个东西:除了主动态、被动态,还有一种「中动态」——做这个动作的人,在做的时候,自己也被这个动作影响、改变。他说,「使用」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恰恰常常是中动态:一个人使用一样东西,同时也在被这次使用改变;用的人和被用的东西之间,不是一个主体支配一个客体,而是在「用」这件事里一起被构成。他说,由此构成的那个「自己」,不是一个现成的主体,它就是这个关系本身。〔转述:据该书第一部分,研究者引述该书英译本第 60 页前后〕
他还讲了「对自己的使用」:一个人在和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同时也在和自己打交道;人最早、最根本的「用」,是对自己的用。〔转述〕
然后是本书在第十三章埋下的那面小旗:习性。
本书在第十三章写过一个预想:据研究者的讨论,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习性」归进了他要拆掉的那台把潜能和实现分开的机器。写这一编之前,本书去核了研究文献,结果如下。〔据研究文献转述,原书第一部分第六章题为「习惯的使用」〕
他确实批评了一种对习性的理解:把习性当成一种「拥有」——一个主人手里握着一项能力,想用就拿出来用,不想用就收着。他说,习性在这种理解里,成了主体想要做存在的主人的地方:「拥有」把「存在」占为己有。〔核:据研究者引述该书英译本第 60 页〕
可是他没有停在批评上。他想把习性从「潜能—实现」的框子里救出来。他说:使用,是习性获得存在的形式,它在潜能与实现的简单对立之外;这里没有一个「拥有」习性、决定用或不用的主人,由使用这一关系构成的那个「自己」,不是主体,只是这个关系本身。〔核:据研究者引述该书英译本第 60 页前后〕他把这种状态叫作「习惯的使用」:一种从来不和做分开、从来不需要被「拿出来用」的潜能。〔核:研究者引述该书英译本第 58 页〕
还有研究者这样概括他在这里的意思:身份是在使用和练习中被构成的,并且始终保留着撤销自己的能力。〔核:据《阿甘本的哲学谱系》所收一章转述〕
所以,本书在第十三章的那个预想,说重了。他没有把习性扔进机器;他想救它,而且救出来的东西——在使用中被构成的身份——离本书说的发生,已经非常近。
按本系列的规矩,写作中发现证据推翻了某一处判定,要登记,不悄悄改。本书已在第十三章改写了那一段,并在这里登记:
收窄前(第 13 章原预想):他看见了亚里士多德的习性之环,却把它当成了机器的零件。
收窄后:他批评了「作为拥有的习性」,把习性救成了「习惯的使用」——一种一直已经在用、在使用中构成自身、又始终保留撤销自身之能力的状态。
这一章,是全书里本书要认得最多的一章。
「中动态」这个看法,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回写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用的人被用改变,被用的东西被用改变;刀磨了手,手磨了刀。本书前言借王德生博士的历程作类比时说过:第三站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阿甘本后期的「使用」用中动态写主体在自己的动作里被改变——这一处,他和第三站认了亲。现在可以说得更具体:认亲,就认在这一章。
「习惯的使用」也是一次真看见:习性不是一个人手里握着、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一件东西,它是一直在用、在用中活着的。一个老厨师的手艺,不是他「拥有」的一项技能,是他每天在灶台前一直活着的一种样子。
用本书的尺子说:在这一章,他把「使用」「自己」「习性」都查成了在关系里发生的东西;他离发动机的第三步——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只差很近的一段。
那么,还差什么?本书仔细地看,看出两样。
第一样,是时间。
请回到那把菜刀。刀柄被磨光、手上长出茧,不是「一直已经」如此的;是一年一年、一顿一顿饭磨出来的。第一年的手和第十年的手,不是同一只手;第十年的手,是前九年的每一次切菜,一层一层沉积出来的。本书第十三章那位外婆,也是这样:她说「今天不做」的那个「不」,是四十年做出来的「不」。
「习惯的使用」说习性「一直已经在用」,「从来不需要被拿出来用」——这个说法抹掉了「潜能—实现」的那个框子,这是它的好;可是它同时也抹掉了那个框子里藏着的一样东西:先后。先是不会,做了一次,会了一点;再做一次,又会了一点。这一次一次沉积下去的先后,正是回写的时间。「一直已经」,是一个没有先后的现在。
第二样,是记下与一起改。
中动态讲的是一个人和一样东西之间的相互改变:刀和手。可是一个厨房里,不只有一个人和一把刀。一家人一起吃饭,有人嫌咸,有人嫌淡;掌勺的人听了,下一次少放一点盐;家里有个本子,记着谁不吃辣、谁对什么过敏〔过敏等健康事项请遵医嘱〕、孩子最近爱吃什么。一个厨房的手艺,是被一家人一起改出来、记下来的。
「对自己的使用」写到了一个人被自己的动作改变;一群人一起把各自的使用记下来、一起改一套做法——这一层,不在这一章里。
还有研究者的那句概括,值得再看一眼:身份在使用中被构成,并且始终保留着撤销自己的能力。
这句话的前半,是发生;后半,是本书要仔细看的地方。
「撤销」是一个方向:往回,把已经长成的松开、拆掉。本书一直说的回写,是另一个方向:往前,把长成的沉下去,让下一次从新的地方开始。一只长了茧的手,保留着「撤销」的能力——它可以不再切菜,茧会慢慢退掉;可它更常做的,是带着这层茧,去学一样新的刀工。
「始终保留撤销自己的能力」,是在两头之间留一道门:构成,或者撤销。本书想补的,是第三样:构成以后,沉下去;沉下去以后,长出新的。〔本书的读法〕
中国的手艺,很多都有一样东西:谱。拳有拳谱,琴有琴谱,菜有菜谱,棋有棋谱。
一本谱,很像本书第四十七章说的那本「传给下一个人的窍门本」:一位师傅,把自己几十年练出来的东西,写下来、画下来,交给徒弟。可是一本好的谱,又不只是记下一套现成的动作。很多老谱上,一代一代的人都在上面加过字:某一招,师爷这样练,师父改成了那样,旁边注一行小字;某一道菜,原来的方子这样,后来的人根据本地的口味改了,也注一行。〔本段为一般概括〕
这样的一本谱,就是回写的三层都齐了的样子:每一个练的人,在一次一次的练里被改变——中动态,一个人一瞬间;一代一代的人在上面加字——一段时间;一门手艺的所有传人,都在这本谱上留过笔——一群人。
阿甘本讲「习惯的使用」,讲一个人的手艺是一直在用、在用中活着的;这一点,一本谱完全同意。可是一本谱还说了另一件事:一个人手上的功夫,会随着这个人老去;要让它活下去,就要写下来,交出去,让下一个人在上面接着写。
一只长了茧的手,是一个人的回写;一本被一代代人加过字的谱,是一门手艺的回写。前一种,他写到了;后一种,是本书想替他补上的。
一双新鞋,刚穿的时候常常磨脚;穿了一阵,就合脚了。
鞋被脚撑开了一点,脚也适应了鞋,长了一点茧;两样东西,在一天一天的走路里,互相改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是本书第四十七章说的中动态,在一双鞋上的样子:用的人被用改变,被用的东西也被用改变。
有的老鞋匠会说:一双好鞋,要穿三个月才算是你的。〔本段为一般说法〕这「三个月」,就是那一段时间的沉积:不是「一直已经」合脚,是一天一天走出来的合脚。
回到那把菜刀,或者你手上任何一样用了很多年的东西:一支笔,一个键盘,一把琴,一辆车。
试一件小事:摸一摸你手上因为它长出来的那一点点变化——一层茧,一个习惯的姿势,一种闭着眼也能做的动作。然后想一想:这一点点变化,是哪一年开始的?中间有没有一次,你因为用它,学会了一样新的东西?
再做一件事:如果这样东西不只是你一个人在用——一个家里的菜刀,一个办公室里的工具——找一个小本子,记下这些年大家用它时摸索出来的窍门:刀要怎么磨,哪一种菜要怎么切,哪一个按键有点松。交给下一个用它的人。
一个人手上的茧,是中动态;一本传给下一个人的窍门本,是回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而且开得很大。中动态是回写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他批评「作为拥有的习性」,把习性救成了在使用中构成自身的「习惯的使用」——本书在此公开收窄第 13 章的预想。
回写了没有:差一段。「一直已经在用」抹掉了一次一次沉积的先后;「保留撤销自己的能力」只留了往回的门;一群人一起记下、一起改一套做法——不在这一章里。
带走的话刀磨了手,手磨了刀——他的中动态,是回写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这是他离回写最近的一步;可手上的茧是一年一年磨出来的,不是「一直已经」的;一本传给下一个人的窍门本,才是回写的另一半。
你一定认识一个「过得很像他自己」的人。
也许是楼下那位退休的老先生:每天早上六点去公园打一套拳,七点买菜,上午看报写字,下午去老年大学上课,晚上九点准时睡。他的日子,不是谁给他排的,也不是他照着哪本书学的;是他几十年过出来的。你要是问他为什么这样过,他会笑一笑说:「就这么过惯了。」
你会觉得,这位老先生的「样子」和他的「日子」,是分不开的:你没法说他是先有了一个「样子」,再照着去过日子;也没法说他只是在过日子,没有样子。他的样子,就是他的日子过出来的;他的日子,也就是那个样子。
阿甘本最后一卷书的第三部分,讲的就是这个。
这一部分的标题,是一个他用了很多年的词:生命的形式。〔核:该书第三部分〕
他说,西方的政治和哲学,一直把生命切成两半:光是活着的那一面,和有资格、有形式的那一面(本书第二十七章讲过佐埃与比奥斯)。权力就在这道切口上运作:把人的一部分抓住,把另一部分排出去。他要找的,是一种切不开的生命:一种永远不能和它的形式分开的生命。〔转述:据该书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里有几章的题目,本身就很能说明他在想什么。有一章的题目大意是:「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有一章讲「风格」,想为一种「风格的存在论」开个头。还有一章,题目是一句很家常的话,大意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核:该书第三部分章题〕
他从中世纪修道院的会规讲起:修士们的生活,被一条条会规规定——几点起床,几点祈祷,吃什么,穿什么;可是到了某个时候,会规和生活分不清了——不是修士照着会规过日子,而是修士的日子本身,就成了会规。〔转述:此讨论主要在《最高的贫困》〕他说,这就是「生命的形式」最早的样子:一种规则变成了生活、生活变成了规则的活法。
他还借了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说法:一门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人们说话的规则,不是写在字典里的,是在人们一起说话、一起做事的方式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核:阿甘本对「生命的形式」一词的使用借自维特根斯坦,研究者有说明〕
这一章,本书要认得和上一章一样多。
「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这句话,几乎就是本书那张图纸的第一行: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那位老先生的「样子」,就是他几十年的日子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不是先有一个样子,再去照着活。这是地道的发生学,而且是在他自己的书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的。
「风格」这个词,也用得很好。一个人的风格,不是一套规定,也不是一堆偶然;它是一个人在无数次做事里,慢慢显出来、稳下来的那个样子。本书的七个词里,这叫「定型」——稳住、可认、可传;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句家常话,说出了规则最朴素的来历:一群人一起做事,做着做着,就有了「我们的做法」。
用本书的尺子说:在这一章,他写出了形状从日子里长出来、稳下来——写到了显露与定型。这一次,他没有把「定型」判成「捕获」。这是全书里少见的一处。
说到维特根斯坦,本书要做一件对账的事。
本系列的《否定序列》清点过「仍在岗的免检品」——一些被点破过、至今仍在承重的「本来如此」——其中有一件,就是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说到最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再往下没法问了。〔本系列《否定序列》第九章清点〕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的判词,说他「后期第一式写出、第二式一半、第三式被拒」——生活形式写出来了,它怎样被改写,被拒绝往下问。
阿甘本借来这个词,也借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句话,可以是一个起点: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是怎样做成这样的,以后要不要改?它也可以是一个终点: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不必再问了。
在他的书里,这句话更靠近哪一头?本书读下来,更靠近第一头的前半:他用它说明规则是从做事里长出来的,这是起点;可「以后要不要改、怎样一起改」——这一半,他没有接着写。〔本书的读法〕
这是本编的第三对,也是他全部二元的出口:生命与形式。他要的,是一种切不开的生命。
开门,而且开得很大: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风格;「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形状从日子里长出来,稳下来——显露与定型,都写到了。
那么,还差什么?和上一章一样,差那一段:沉下去,记下来,一起改。
回到那位老先生。他的日子「就这么过惯了」,这是定型;可是他的日子也在变:去年膝盖不好,把打拳改成了散步;前年孙子来了,下午多了一件事,接孙子放学;老年大学换了一门课,他的晚上就多了一小时练字。他的「样子」没有散,可它一直在被日子改。这些改动,有的他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有的他跟老伴商量过,有的是医生建议的。
一个人的风格,一群人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一座修道院的会规,都是这样:它们从日子里长出来,稳下来,又一点一点被日子改写。修道院的会规,本书上一章说过,被写下、被退回、被修改、被补充了几百年。
阿甘本写「生命的形式」,写到了从日子里长出来、生命与形式分不开;这种形式怎样被一次次改写、被记下、被一群人一起修改——修道院会规那几百年的修订史,老先生小本子上的那几行字——在他那里很少出现。在他那里,「生命的形式」更像一种要被找到、被守住的状态,而不是一本一直在往下写的账。〔本书的读法〕
这是本书根的第一环,在他最好的一章里的样子:他写出了形状从日子里长出来,差一步写到长出来的形状沉回去改日子。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他缺了「形式被一次次改写」,可研究者概括他的「生命的形式」时,恰恰说它是一种永远在给自己赋予形式的生命——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变。这不就是你说的改写吗?〔核:研究文献摘要中「一种从不赤裸、始终在给自己赋予形式的生命」之说〕
这条辩护,本书要认真对待,因为它说到了点子上:他的「生命的形式」确实不是一个固定的样子,而是一个一直在形成中的样子。
本书的回应是:「一直在形成」,和「被改写、被记下」,还差着一层。一个一直在形成的样子,可以是一个人每天都有一点不一样,却什么都没留下;也可以是一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回头看一看,把变了的地方记下来,下一次从记下来的地方接着走。前一种是流动,后一种是回写。
那位老先生的日子,如果只是「一直在变」,他明年就不会记得今年为什么把打拳改成了散步;他小本子上的那几行字,让这个变化沉了下来,成了他明年日子的起点。
他写出了「一直在形成」——这是回写的前半;「形成的东西被记下、成为下一次的起点」——这是回写的后半,本书在第五十一章把它叫作「一段时间」的那一层。
阿甘本讲「生命的形式」,很多时候是从中世纪修道院的会规讲起的。这里不妨具体地看一看,一座修道院的一天是什么样子。〔本段为一般概括〕
天不亮就起床,唱早课;然后是劳动,读书,吃饭,午休;下午再劳动,黄昏唱晚课,天黑就睡。每一个时辰做什么,写在会规里;一年里哪一天纪念什么,也写在会规里。一个修士的一辈子,就是一天一天照着这张时间表过下来的。阿甘本说,到了某个时候,会规和生活分不清了:不是修士照着会规过日子,而是修士的日子本身,就成了会规。
这个观察很准。可是请留意一件事:这张时间表本身,也一直在变。一座修道院,隔一段时间会开一次全体的会,讨论哪一条规矩不合时宜了,哪一个时辰要调整,冬天和夏天的作息怎样不同;一个修会,几百年里会一次又一次地「改革」,回到会规的原意,又根据新的时代改写它。〔本段为一般概括〕
所以,修道院的「生命的形式」,不只是一种生命和形式分不开的状态;它还是一张一代一代被一起改写的时间表。一个修士的日子成了会规,会规又被下一代修士的日子改写。
这正是本书那张图纸的第三道方程,在一座修道院里的样子:形式从日子里长出来,又沉回去改写日子。阿甘本写到了前一半,写得极好;后一半,修道院自己的历史里写得清清楚楚。
书里那一章的题目——「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是一句很家常的话。本书想请读者留意,这句话在日子里常常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关门的:「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你别问。」这句话一出口,规矩就成了一块碑。
一种是开门的:「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这是某年某月、因为某件事定下来的;你觉得不合适,可以提。」这句话多了几个词:「现在」「某年某月」「因为」「可以提」。多了这几个词,规矩就成了一本账。
阿甘本借来的那句话,本书读来,更像前一种的前半;本书想补上的,是后一种的那几个词。
你有没有自己的「样子」?一套早上起来的顺序,一种做事的节奏,一种跟人说话的方式。它们是你过出来的,你大概会说:「就这么过惯了。」
试一件小事,给你的「样子」出一个第二版。找一个安静的晚上,写下你现在一天的样子,一行一件事。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这里面,哪一件是这两年新长出来的?哪一件其实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我了?如果只改一件,改哪一件?
改完以后,在那张纸的最后写一行日期。一年以后,再拿出来看一次。
你的「生命的形式」,就这样从「过惯了」,变成了一本一直在往下写的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开得很大。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风格;「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显露与定型都写到了,而且这一次,定型没有被判成捕获。
回写了没有:差一段。形式从日子里长出来,写到了;形式被一次次改写、记下、一群人一起修改——修道院几百年的会规修订史、一个人小本子上的几行字——很少出现。
带走的话「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这是他离本书那张图纸最近的一句话;可一位老先生的样子,不只是几十年过出来的,还在被膝盖、孙子、一门新课一点一点改写——形式从日子里长出来,也要沉回日子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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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有过一个真正的假日。
不是那种带着电脑去度假、每天还要回几封邮件的假日,而是一个真的什么都不必做的日子:早上醒来,不看手机;中午做一顿饭,不为了营养,也不为了拍照,只是想做;下午在院子里坐着,看一会儿书,打一会儿盹。那一天,你做了很多事,可没有一件是「为了」什么。
到了傍晚,你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这一天,你第一次是「你自己」,而不是一个员工、一个家长、一个要完成什么的人。
阿甘本一辈子都在写这样一天。
《身体的使用》的第一章,题目大意是「没有工作的人」。〔核:该书第一部分第一章〕
它来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一个很有名的问题:木匠有木匠的活,鞋匠有鞋匠的活,那么人作为人,有没有他本身的「活」?还是说,人天生就是「没有活」的?〔核:《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七章,1097b 前后〕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人有他的活,那就是按理性而活。阿甘本说,这个问题比答案更要紧:人也许恰恰是没有一项被派定的活的——没有哪一项工作能把人定义完。〔转述〕
他由此讲「无作」。这个词在意大利文里的意思,大致是「不被一项工作占满」「不被派去干活」。〔核〕他说,人最本己的样子,不是完成某一项工作,而是能够把一切工作、一切被派定的用途,暂时悬置起来——不是不做事,而是做的事不再为了某个外在的目的。〔转述〕
他最常举的例子,是节日和安息日。安息日那一天,人不工作;可人不是什么都不做——人吃饭、唱歌、祈祷、和家人在一起。这些事都照样做,只是它们不再「为了」什么:吃饭不是为了有力气干活,唱歌不是为了挣钱。〔转述〕本书第三十八章说过,他在《王国与荣耀》的末尾说,荣耀之所以围着一个空的中心转,是因为人最本己的东西,恰恰就是这种无作。
这一章看见的,是一件现代人越来越难做到的事:让一件事不「为了」什么。
今天的人,连休息都在「为了」什么:休息是为了恢复体力,好继续工作;运动是为了健康,好活得更久;读书是为了提升,好在竞争里不落后。一件事如果不「为了」什么,我们就会觉得它是浪费。阿甘本说,恰恰相反:人最像人的时刻,就是做一件不为了什么的事的时刻。
「人没有一项被派定的活」,这个看法也很解放人:你不必被你的职业、你的角色、你的「用途」定义完;你永远比你的工作多出一点。
本书第二十二章讲「能不」时说过:一个只能做、不能不做的东西,是机器,不是人。「无作」是这句话在一整天、一整种活法上的样子。
这是本编的第四对:工作与无作,为了与不为了。
开门:人没有一项被派定的活;一件事可以不「为了」什么——这是真看见。
关门:本书前面几编说过好几次:挂空挡,发动机转着,车不走;节日过完了,第二天怎么办,他不说。
这一章本书想换一个角度,看安息日本身。
在那个传统里,安息日不只是「不工作」的一天。那一天,人们一起读经;而且读的是一个固定的循环:一年里,经文被分成一段一段,每个安息日读一段,一年读完,第二年从头再读。〔核:犹太传统每周诵读经文段落、一年一轮的做法,细节待核〕每一年读到同一段,读的人都不一样了——长大了一岁,经历了一年的事;每一年的讨论,也都会带进这一年的新问题。同一段经文,被一年一年地重读,一年一年地读出新的意思;而这些新的意思,又被写进注释、讲道、代代相传的讨论里。
也就是说,这一天,不只是停下来;它是一个定期回来、定期重读、定期往下写的日子。停下来,是为了回头看;回头看,是为了把看见的写下去。
中国人的节日也有这一面。清明节,一家人去扫墓,不为了什么;可是在墓前,老人会给孩子讲这位长辈是谁、做过什么;回家的路上,一家人会说起今年家里的事。一个节日,把一家人的记忆,一年一年地重讲、重写一遍。
阿甘本的无作,写的是节日里「不为了什么」的那一面,写得很美;节日里「定期回来、重读、往下写」的那一面,不在他的无作里。〔本书的读法〕在他那里,节日是锯子停下来的那一刻;在本书这里,节日还是一年一次回头改写的时刻。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把节日说成「回头改写的时刻」,又把它变成了一件「为了」什么的事——为了改进,为了传承,为了下一年更好。这正是阿甘本要反对的:一切都被收编进一个目的里,连节日也不放过。
这条辩护很敏锐,本书认真接住。确实,如果清明节扫墓变成了一项「家族文化建设」的任务,它就不再是节日了。
可是请看清明节墓前的那几句话。老人给孩子讲长辈的事,不是「为了」传承——他只是想起来了,就讲了;孩子听了,记住了一点,也不是「为了」什么。这件事不为了什么,可它确实改写了一点东西:孩子心里多了一个人的影子,这个家的记忆多了一个听的人。
回写不一定是「为了」什么的;很多最深的回写,恰恰发生在不为了什么的时刻。本书第四十八章那位老先生,他小本子上的那几行字,也不是为了改进人生才写的。
阿甘本把「不为了什么」和「回头改写」分成了两头;在节日里,它们常常是同一件事。
「人没有一项被派定的活」,有一群人对这句话体会最深:刚退休的人。
一个人工作了三四十年,每天几点起床、去哪里、做什么,都被工作安排好了。退休的第一天,他忽然发现:没有人派给他任何活了。很多人第一年过得很难:不知道早上起来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还算什么人。阿甘本说的「无作」,在他们身上,先是一种空。
可是很多人过了第一年,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日子:有人开始学画画,有人每天去公园教人打太极,有人给社区做义工,有人帮子女带孩子,也有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每天慢慢地散步、看书。这些日子,不是谁派给他们的;是他们在那片「空」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请留意这个过程:先是被派定的活没了——这是无作;然后在无作里,长出了新的样子——这是形成;再然后,新的样子慢慢稳下来,成了他们退休以后的日子——这是定型;而这些日子,又会随着身体、家人、兴趣的变化一点点改。
无作是这个过程的开头,不是它的全部。阿甘本把开头写得很深;开头之后的那一段,是每一个退休的人自己走出来的。
一座城市,也有它的「安息日」:一年里的几个节日,一条老街每年的庙会,一个城市每年的一场灯会。
这些节日,很多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看起来年年一样:同一天,同一条街,同样的灯。可是真正办过的人都知道,它们年年在变:哪一年人太多出了事,第二年就改了路线、加了疏散的出口;哪一年有人提议加一种新的灯,好看,第二年就多了;老手艺人走了,年轻人接手,做法又变了一点。〔本段为一般概括〕
阿甘本讲节日,讲的是那一天人不为了什么;这一面很美,每一个在灯会上走过的人都感受得到。本书想补的是另一面:一个节日之所以能年年办下去,是因为每一年办完,都有人坐下来复盘——哪里好,哪里差,明年怎么改——并且把这些写下来,交给明年办的人。
一个节日,是一年一次的「不为了什么」;一个节日的历史,是一年一次的回写。
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日」?一周里有没有一个晚上,或者一个下午,你什么都不「为了」?
如果没有,先试着给自己留一个。
如果有,可以再试一件小事:在那个不为了什么的时间里,留十分钟,翻一翻你自己的一样旧东西——一本旧日记,一个相册,一个小本子。不为了总结,也不为了计划,就是翻一翻。翻到哪一页让你停下来了,就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一句今天的话。
一年以后,你会有一本被一个个「安息日」一句一句写过的旧东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没有一项被派定的活;一件事可以不「为了」什么——这是真看见。
回写了没有:没有。无作写的是节日里「不为了什么」的一面;节日里「定期回来、重读、往下写」的一面——一年一轮的诵读,清明墓前的几句话——不在他的无作里。
带走的话安息日那一天,人不为了什么;可那一天,人也在把同一段经文一年一年地重读、读出新意、写进讨论里——节日不只是锯子停下的那一刻,它还是一年一次回头改写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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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经历过一条班规、一条家规的「立」与「废」。
一个班主任接手一个新班,第一天就定了十条班规;学生们照着做了一个学期,觉得有几条太严,开始偷偷不守;第二学期,换了一位班主任,把十条全废了,另立了八条新的。第三学期,又换人,又立又废。
家里也常这样:孩子上初中,父母定了一套手机规矩;孩子不服,吵了一架,规矩废了;过了一阵,父母又定了一套更严的。立,废,再立。
这一章讲的,是阿甘本给这种「立与废」开的最后一剂药。
《身体的使用》的最后,有一篇结语,题目大意是「走向一种撤宪之力的理论」。〔核〕
他从一个老问题讲起:政治思想里一直有一对概念——「制宪之力」和「被制定的权力」。一场革命,是制宪之力:人民起来,推翻旧宪法,立一部新宪法;新宪法立起来以后,就成了被制定的权力,一套新的秩序。他说,问题在于:每一次制宪之力,最后都变成了一种新的被制定的权力;革命者立起来的新秩序,又成了下一场革命要推翻的旧秩序。立与废,一轮一轮,没有尽头。〔转述〕
他说,出路不在于再立一部更好的宪法,也不在于往回追溯一个更原初的起点,而在于找到一种不同的力量:它不立任何新的东西,只让旧的装置失效。他管这叫「撤宪之力」。〔核:研究者引述该书英译本第 266—268 页前后〕据一位研究者的读书笔记,他对这种力量的描述大意是:它永远不化为一种被构成的权力;它是一种不打算把自己化为现实的潜能;它让装置所构建的那些关系失效,却不毁灭关系的双方。〔据研究者笔记转述,原文待核〕
他还说:问题不在于让那台形而上学—政治机器的两半互相对抗,也不在于考古式地回到这道裂缝之前一个更原初的开端,而在于让这台装置本身失效。〔核:该书英译本第 266 页,见本书第三十章〕
这篇结语,看见了那一轮一轮「立与废」本身的问题。
那个换了三任班主任的班,学生们学到的,不是守规矩,而是「规矩会被换掉」;那个立了又废的家,孩子学到的,不是怎样用手机,而是「吵一架就能废掉」。一轮一轮的立与废,最后教会人的,是不相信任何规矩。
阿甘本说:出路不在于立一个更好的。这句话很清醒。很多人以为,只要这一次立得够好、够周全,就不会再被废掉;可是立得越周全,被废的时候就越彻底。
他还说:出路也不在于回到裂缝之前。这是他对自己早年那个「原初」的一次明确的收回(本书第三十章已照登)。
这是本编的第五对,也是他整部大书的最后一对:制宪与被制定,立与废。
开门:一轮一轮的立与废,本身就是问题——这是对「拉锯」最清醒的一次描述,而且是他在整部大书的最后写下的。
关门:他给的出口,是第三种力量——撤宪之力。可是请看它的样子:它不立新的,只让旧的失效;它永远不化为被构成的东西。
这正是本书一直说的「停锯」。立与废之间来回,是拉锯;撤宪之力,是让锯子停下,而且规定它永远不再变成一把新锯子。本书在前面说过,他最明确的「第三样」,常常落在两极之间:既不……也不……(第二十一、六十五章)。撤宪之力,就是一个既不立、也不废的第三样——它在立与废这根轴上,占了中间那个「松」的位置。
那么,回写在哪里?
回到那个班。还有第四种班主任。她接手的时候,没有立十条,也没有全废前任的;她把前任的十条贴在黑板边,说:「这十条,我们每个月一起看一次,觉得哪一条不合适,就提出来,大家投票,改了的写在旁边,写上日期。」第一个月,改了两条;第二个月,删了一条,加了一条;一个学期下来,黑板边那张纸上,写满了修改的笔迹。
这个班的规矩,既没有被「立」成一块碑,也没有被「废」掉,也没有被「撤」成一片空白;它被一个月一个月地改写了。这不是立与废之间的一个中间点,也不是让一切松开;它是另起的一样东西:一张会被大家一起改写的纸。
本书第十四章叫它「修订程序」: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来重议?结果记在哪儿?那个班的回答是:每个月,全班,黑板边那张纸。
撤宪之力,是在立与废这根轴上找到了中间那个「松」;修订程序,是离开了这根轴。前者是停锯,后者是回写。
「撤宪」「使之失效」这个念头,阿甘本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保罗。他在读《罗马书》的那本书里说,保罗用了一个希腊词,意思是「使之失效」「使之不再起作用」:弥赛亚来了,律法不是被废除,而是被「使之失效」——它还在,只是不再以原来的方式起作用。〔转述:据《剩余的时间》;本书第五十六章细拆〕
可是保罗在《罗马书》里,紧挨着这个意思,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中文和合本译作:「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核:《罗马书》第三章第三十一节;此译本已入公有领域〕
「废了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保罗在这里,恰恰拒绝了「废」这一头;可他也没有说「照旧守着」。他说的是:律法在信里被重新理解、重新立定了——同一部律法,被一种新的活法回头改写了意思,因而更坚固。
阿甘本读保罗,读出了「使之失效」;本书读这一句,读出的是「使之失效,又更加坚固」——一部律法没有被废,也没有被松开,而是被改写了。这第三种读法,恰恰是回写。本书第五十六章还会回到保罗。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那张黑板边的纸,每个月改一次,还是一种「被制定的权力」——它只是改得勤一点。阿甘本要的撤宪之力,比这深得多:它要让「制定」这件事本身失效,而不是让制定变得更民主、更频繁。
这条辩护有它的深度。本书承认:修订程序不是撤宪之力,它不让「制定」失效,它让制定变成一件会被一起改写的事。
本书的回应只有一句:让制定失效,和让制定会被改写,是两种不同的出口;前一种,他写了;后一种,他很少写。而对一个班、一个家、一个社区来说,后一种是今天就能做的;前一种,常常只能停在一篇结语里。
还有一层:撤宪之力「不毁灭关系的双方」,只让关系失效。那个班的学生和老师,关系没有失效;他们的关系被一张纸改写了——从「定规矩的人」和「守规矩的人」,变成了「一起改规矩的人」。关系不是失效了,是被改写了。
本章说的那张黑板边的纸,不妨把它一年的样子写出来,让读者看得更具体。〔以下为示意〕
九月,第一版,五条:早上七点四十前到校;作业当天交;课上发言先举手;值日按表轮;有事找班长或老师。全班签名。
十月,第一次一起看:有同学说,住得远的公交常晚点,七点四十太紧。投票,改成「七点五十前」,旧的划一道线,旁边写上日期和提议人的名字。
十一月:有同学提议加一条「借东西要还」,因为班里丢了好几支笔。加上。
十二月:「课上发言先举手」这一条,大家觉得讨论课上太死板,改成「讨论课可以直接说,但不打断别人」。
一月,期末:全班看这张纸,已经写满了划线和新字。老师拍下来,存进班级档案;下学期,新的一版从这里开始。
一年下来,这个班的规矩,没有被「立」成一块碑,也没有被「废」掉,更没有被「撤」成一片空白。它被一个月一个月地改写,每一次改,都有名字、有日期、有理由。这就是本书说的离开那根轴:不在立与废之间,而在另一个维度上一直往下写。
撤宪之力说:不立新的,只让旧的失效。本书在前面说,这只是轴上的「松」。
可是「撤掉」这件事本身,也可以是回写,只要它被写下来。一个班决定删掉一条没用的规矩,一个单位决定取消一项多余的流程,一个家决定不再过某一个已经没人在乎的节日——删掉,没有错;本书第七十五章说,回写包括删。
区别在于:删的时候,有没有写下「某年某月,因为什么,这一条删了」。写下来的删,是回写:后来的人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什么、为什么没了,需要的时候还能找回来。没写下来的删,只是消失:后来的人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什么,也许哪一天又从头立一遍。
撤宪之力要的「失效」,如果也能写下一行「某年某月,失效,因为……」,它就离开了那根轴。
回到你家里那条立了又废的规矩——手机、零花钱、回家时间、谁洗碗。
大多数家庭只知道三条路:立一条更严的;吵一架废掉;或者干脆不管了,「随他去」——最后这一条,就是家庭版的撤宪之力。
试一试第四条路:把现在的规矩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全家都看得见的地方,约好一个日子——比如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晚饭后——全家一起看一次这张纸。谁觉得哪一条不合适,就提;大家商量;改了的,在旁边写上新的,写上日期,旧的不要擦掉,划一道线就好。
一年以后,这张纸会很乱,满是划线和新写的字。那正是它最好的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轮一轮的立与废本身就是问题;出路不在立一个更好的,也不在回到裂缝之前——他在整部大书的最后,把拉锯看得最清楚。
回写了没有:没有。撤宪之力是立与废之间那个「松」,规定永远不化为被构成的东西——停锯;一张每月被全班一起改写的纸——修订程序——离开了这根轴,不在他的出口里。
带走的话他在整部大书的最后,把立与废的拉锯看得最清楚,给的出口是撤宪之力:不立,不废,只松;可一个班还可以把规矩贴在黑板边,每个月一起改一次——那不是轴上的中间点,是离开了这根轴。
你也许在某个地方,见过一座修了一半的桥。
两岸的桥墩立起来了,桥面从这一岸伸出去,伸到河心,停在那里。站在桥头望过去,你能看见它要去的方向,看见对岸那个等着它的桥墩;可是中间还有一段,空着。
一座修到河心的桥,和一座没修的桥,是很不一样的:它已经走了大半,方向是对的,桥面是结实的;它只是还差一段。
这一章做第八编的总账。本书要说的,是阿甘本最后一卷书,把桥修到了河心。
本书在导论里写下过一条推翻条件,在提纲里又细分成三条。这一编读完,按规矩,先报账。
第一条:如果在他任何一本主要著作里,长出来的东西——使用、生命的形式、共同体——被正面写成可以定型、可以沉回去改写那两极,并且被他当成正题,判词收窄为「多数著作如此」。
第二条:如果《身体的使用》《不可实现者》里的「样式」「形式」确实是这样的回写,判词改为「中前期」。
第三条:关于第五十六章的物证,那一章写到时再报。
本编的核对结果如下。〔以下各项出处见第 46—50 章〕
他在《身体的使用》里,正面写出了这样几样东西,而且都是章题、是正题:
「习惯的使用」:习性不是一个主人手里的一项能力,而是一直在用、在使用中构成自身的状态;研究者概括为:身份在使用和练习中被构成。
「对自己的使用」与中动态:用的人在用里被改变;由使用构成的那个「自己」,就是这个关系本身。
「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形式从日子里长出来。
「风格的存在论」:一个稳下来、可认的样子。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规则从一起做事里长出来。
这几样,按本书的七个词对一对:从日子里长出来——是「路」和「土」长出「形状」;稳下来、可认——是「定型」;用的人被用改变——是回写的一种。
所以,第一条推翻条件的前半——长出来的东西被正面写成可以定型的形式,并且是正题——成立了。
后半呢?「沉回去改写那两极」。本书读下来,他在这一卷里对那两极——光是活着与有资格地活,潜能与实现——的处理,是让它们「失效」:研究者概括说,他的「生命的形式」这个概念,是被设计来让这些区分失效、并且克服它们的。〔核:据研究文献摘要〕让两极失效,和被长出来的形式回头改写两极,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把轴拆掉,后者是轴被一次次改动。这一半,没有成立。
第二条,本书只读了《身体的使用》;他二〇二五年出的英文新书《不可实现者》,本书尚未读到。〔据检索〕这一条,本轮只能记为「就《身体的使用》而言,部分成立;《不可实现者》待读」。
报账结论:推翻条件部分触发。判词需要收窄。怎样收窄,本书给出建议,请王德生博士裁定(见本章第七节)。
为什么说「部分」?要把本书一直说的「回写」拆开来看。
本书一路写下来,回写其实有三层。
第一层,是一个人在一次做事里被改变:刀磨了手,手磨了刀;用的人被用改变。这一层,他写到了——中动态、对自己的使用、习惯的使用。
第二层,是时间:一次一次做下去,每一次都沉积在上一次上面,先后不能乱;第十年的手,是前九年一层一层磨出来的。这一层,他的「一直已经在用」把它抹平了(第四十七章)。
第三层,是一群人一起记、一起改:一本传给下一个人的窍门本,一张每月被全班一起改写的班规,一部被写下、退回、修改、补充了几百年的修道院会规,一张「去年提了什么、改了什么」的单子。这一层,在他的书里很少出现;他给这一层的位置,是撤宪之力——让它失效。
压成一句:他有了回写的「一个人、一瞬间」那一层,没有「一段时间、一群人」那两层。
本书认为,这是对口述 02 的一次细化,而不是修改:在 SDE 的方法里,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他的最后一卷,有了一个人一瞬间的回写;可是一个人一瞬间的回写,沉不下去,也记不下来,于是到了一群人、一段时间的尺度上,他仍然只能在两极之间看见拉锯,出口仍然是让锯子停下——撤宪之力。〔本书的细化〕
为什么他走到了第一层,却没走到后两层?
本书第一编说过,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演电影,编本雅明,三十一年后把一本书印出来。那些回写,恰恰都是后两层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群人,一版一版地记下来、改下去。他的手,最熟悉的就是后两层。
可是他的学说,一直警惕后两层:一段时间沉积下来的东西,他怕它变成「原初」;一群人一起记下来的东西,他怕它变成「制度」「装置」「机器」。本书第三十五章说过,他把两个「为方便起见」的名字,一路长成了一台机器;他对「长成」这件事本身,就有一种深的不信任。
所以,他能写的回写,只能是不沉积、不记下、随时可以撤销的那一种——一个人、一瞬间。他的学说允许回写发生,却不允许回写留下。
这是本书对他最精确的一句诊断。
这一编,是本书认得最多的一编,公道也要还得最完整。
第一,他的最后一卷,是他整部大书的一次自我回写。一九九五年的第一卷,讲的是「原初的」切分;二〇一四年的最后一卷,他明说不再往回追原初,而是去写使用、形式、风格。一部写了二十年的书,最后一卷改写了第一卷的方向——这本身就是一次长时间的回写,是第二层。本书第八章说过,这部大书的编号是边写边改的;现在可以说得更完整:它的思想也是边写边改的。
第二,他写出的「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是这套书写过的哲学家里,离本书那张图纸最近的一句话之一。本书要向他学的,就有这一句。
第三,他对「长成」的不信任,有真实的来由:二十世纪欧洲,太多长成的东西变成了压迫。本书不认为这份不信任是错的;本书只认为,它不该让后两层回写一起被挡在门外。
回到那座修到河心的桥。
这一编,他把桥修到了河心:用的人被用改变,形式从日子里长出来,风格稳下来,规则从一起做事里长出来。方向是对的,桥面是结实的。
还差的那一段,是本书一直在补的:时间一层一层地沉积;一群人一起记下、一起改。那张每月被改的班规,那本传给下一个人的窍门本,那部几百年的会规。
本书不说他走错了方向;本书说他停在了河心,并且把「停在河心」叫作出口——撤宪之力,无作。一座桥停在河心,确实没有人能从它上面过去作恶;可是也没有人能从它上面过去回家。
按推翻条件的部分触发,本书建议这样收窄,列出三种方案,请王德生博士裁定:
方案甲(判词字面不改,加一句副判):判词照旧;副判加一句——「到最后一卷,他走到了回写的前半步:形式由活出来,用的人被用改变;后半步——沉下去、记下来、一起改——他仍然没走。」
方案乙(判词改一个词):把判词里的「却不让发生回写」改为「却不让回写留下」。改后全句为: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
方案丙(判词按推翻条件第二条改为分期):判词前加「在他的中前期著作里」,另为最后一卷单写一句判语。
本书倾向方案乙:它改动最小,又最准——「不让回写留下」,正好说出了第四节那句诊断:他的学说允许回写发生,却不允许回写留下。判词是全书的承重物,按系列规矩由口述立、由王德生博士裁定,本书不私改。〔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王德生博士裁定采用方案乙;前言、导读已据此改定,结语照此。〕
判决一的右栏,也需要跟着收窄。原来写的是「门槛上长出来的东西不许定型、不沉回去」;这一编读下来,「不许定型」说重了——最后一卷里,风格、形式,都是定型。建议改为:「门槛上长出来的东西,可以稳成风格,却不沉回去改写两极、不留下一群人的账。」登记待统稿时回改。
这一编的清单,要加一个区分。〔出处见各章〕
有几对,是他自己想解开的:主动与被动(他用中动态去解);潜能与实现(他用「习惯的使用」去解);生命与形式(他用「生命的形式」去解)。这几对,本书不再把它们算成「他的二元」,而记作「他想解开的二元」——他的办法,是在两极之间找一个中间的状态,让两极失效。
有几对,仍然是他的:用与占有、事实与法律(第 46 章);构成与撤销(第 47 章);工作与无作、为了与不为了(第 49 章);制宪与被制定、立与废(第 50 章)。
到这一编为止,三十一章:他的二元四十六对,他想解开的二元三对。
这个新的区分,本身就是这一编的结论:他在最后一卷里,开始自己去解他的二元了;他解的办法——找一个中间状态、让两极失效——仍然是在轴上找一个点,而不是离开这根轴。
本章说,他把桥修到了河心。那么,剩下的一半谁来修?
本书的回答是:不是一个哲学家,是很多人。
那位退休的电工,在楼道墙上贴了一张表格;那对夫妻,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纸;那位班主任,在黑板边贴了一张会被改写的班规;那群病人,一条一条改了审批规则;那些律师,一案一案把被关押的人拉回了法律能问的地方;那位译者,在再版的译后记里写明「这一版改了什么」。
他们大多不读阿甘本,也不知道「回写」这个词。可是他们每天都在修那座桥的另一半:一段时间,一群人,写下来,改下去。
一位哲学家把桥修到河心,是他的功劳;剩下的一半,从来都是日子里的人修的。本书能做的,只是把他们修桥的样子,记下来,放在那半座桥的旁边。
回到那座修到河心的桥。
你心里大概也有一座这样的桥:一件你已经想得很清楚、做了一大半的事——一个习惯改了一半,一段关系修了一半,一件工作做到了河心。
大多数时候,差的那一段,不是「再想得更清楚一点」,而是本章说的那两层:时间,和别人。
试一件小事:挑一件你「做到了河心」的事,写下两行。第一行:「要让它沉下来,我需要每隔多久回头看一次?」第二行:「要让它留下来,我需要把它记在哪里、告诉谁、请谁一起改?」
两行写出来,桥就不止在河心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这一编开得最大。习惯的使用、中动态、生命是由活出来的形式、风格、「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把桥修到了河心。
回写了没有:有了一层,差两层。一个人一瞬间的回写,他写到了;一段时间的沉积、一群人的记下与一起改,他没有。推翻条件部分触发,判词已按裁定收窄为「不让回写留下」。
带走的话他最后一卷书,把桥修到了河心:用的人被用改变,形式从日子里长出来——他有了回写的「一个人、一瞬间」;差的是「一段时间、一群人」。他的学说允许回写发生,却不允许回写留下。
本编六章,拆阿甘本写《神圣人》那二十年间,穿插写下的几本小书:《剩余的时间》(二〇〇〇年,读保罗的《罗马书》)、《敞开》(二〇〇二年,人与动物)、《亵渎》(二〇〇五年)、《什么是装置》(二〇〇六年)、《什么是同时代》(二〇〇八年)。〔核:各书年份据常见书目〕
这几本书都很薄,很多读者最先读到的阿甘本,就是它们。它们也最「好用」:手机是装置,孩子玩旧东西是亵渎,看得见时代暗处的人是同时代者——这些说法,常常被人拿去解释自己的日子。
本编前五章一章一本:第五十二章,装置;第五十三章,亵渎;第五十四章,同时代;第五十五章,敞开;第五十六章,剩余的时间。第五十六章是本书根的物证主场:他逃出二元的办法,是在二元上再切一刀。第五十七章做本编的总账。
本编主要对应判决四(双极机器)。本书在第四十章已经找到了他的一句原话:被装置做出来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本编要在这句话出生的那本小书里,把它看清楚。
判词已按王德生博士的裁定改定为: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本编起,全书照此。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早上醒来,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手已经摸到了手机。
你并没有决定要看它;是手自己去的。你打开它,看了几条消息,刷了几条视频,抬头一看,二十分钟过去了。你本来是想看一眼天气的。
你也一定有过另一种时刻:你拿起手机,给远方的父母打了一个视频电话,看见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父亲在旁边逗狗。那一刻,这部手机是一扇窗户,让隔着一千公里的一家人坐在了一起。
同一部手机,一时像一只拽着你走的手,一时像一扇你自己推开的窗。
阿甘本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专门讲这样的东西。
二〇〇六年,阿甘本做了一场讲演,后来印成一本很薄的小书,题目就叫《什么是装置》。〔核〕
「装置」这个词,他借自福柯。他追了这个词的来历:它在拉丁文里的前身,是基督教神学家用来翻译那个希腊词「家政」的——就是本书第三十七章讲的,上帝怎样安排、管理这个世界。〔核:据该书转述〕一个今天用来说机器、设备的词,身上带着一千多年前神学的签名。
然后他把福柯的「装置」大大扩展了。他说:凡是有能力捕获、引导、决定、拦截、塑造、控制或者保障活物的姿态、行为、意见或话语的东西,都可以叫装置。不只是监狱、疯人院、学校、工厂、告解、法规这些明显和权力有关的东西,还有笔、写作、文学、哲学、农业、香烟、航海、电脑、手机——为什么不呢——还有语言本身,它也许是最古老的装置:几千几万年前,一个灵长类不经意地让自己被它捕获了,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面对什么后果。〔核:该书英译本相关段落,转述〕
他接着说: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有两大类东西——活物(或实体)与装置;在这两者之间,作为第三类,是主体。他所说的主体,是活物与装置之间那场关系——可以说,那场无休止的争斗——的结果。〔核:同上〕
他还说:既然每一种装置都对应着一个主体化的过程,那么,一个装置的主体,就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核:同上〕他又说,今天的装置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装置,把人做成某一种主体;今天的装置,常常只是让人「去主体化」——一个被手机捕获的人,并没有得到一种新的主体性,只得到一个号码,一个可以被管控的号码。〔转述,待核:该书后半部分〕
文章的最后,他说,对付装置的办法,是一件他叫作「亵渎」的事——把被装置捕获、被隔离开的东西,还给共同的使用。〔转述〕这是下一章的题目。
这篇短文,是本书要认得最多的几处之一。
「器具不可消」——这是本系列一再说的一句话:前人以为,器具对每个人都一样,比较的时候可以消去,于是看起来有一个赤裸的「人一般」;其实,器具一直在和人一起做事、一起把人做出来。阿甘本这篇短文,是把这句话说得最透、也最普及的文字之一。一部手机不只是一件工具,它在把你做成一个醒来先摸手机的人;一支笔不只是一件工具,它在把你做成一个会写字的人;一门语言,更是如此。
他还看出了一件今天越来越明显的事:有些装置,不是把人做成一个更丰富的人,而是把人削成一个数字——一个用户编号,一条行为数据,一个被推送的对象。那个醒来先摸手机的人,很多时候确实只是一个号码。
本书前言借王德生博士的历程作类比时说,第三站拆掉了主客之间那面墙;这篇短文说「主体是活物与装置之间那场关系的结果」——主体不先在,是在关系里被做出来的。这一处,和第三站同路。
这是本编的第一对:活物与装置。第三类,是主体——被这两者之间的争斗做出来的东西。
开门:主体是在活物与装置的关系里被做出来的;器具不可消——这是真看见,而且是本系列那把尺子里最要紧的一条。
关门:主体被做出来以后,不可能正确地使用那个装置。本书第四十章已经说过:这一句,就是「不回写」在他理论里的正式说法——被机器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机器。于是出口只有一个:亵渎,把东西从装置里拿出来。
请回到那部手机。
很多人和手机的关系,确实就是阿甘本说的那样:被它拽着走,成了一个号码。可是也有另一些事,每天都在发生:一个人发现自己醒来先摸手机,于是把它放到了客厅充电,床头换了一本书;一家人坐下来定了一个「手机公约」——晚饭时手机放在门口的篮子里,周末上午全家不刷视频——写在一张纸上贴在门边,隔一个月改一次;很多用户对一个软件的某个功能提意见,软件在下一个版本里真的改了;有人干脆学会了自己改软件的设置,关掉推送,删掉那些拽人的功能。
这些事,都是被装置做出来的人,回头改了装置——或者改了自己和装置的关系。它们不是「正确地使用装置」,也不是「把东西从装置里拿出来」;它们是第三样:人和装置之间,一次一次地互相改写。
阿甘本说「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句话有一半是对的:没有一种「正确的」用法,能让人完全不被装置做成某一种人。可是「不能正确地使用」,不等于「不能回头改」。人和手机、人和笔、人和语言,一直在互相改写:人被语言做成会说话的人,人又一代一代地改着语言。本书第十八章说过:每一代孩子都在改他们的母语。
这是判决四最清楚的一处:器具在造人,他看得最准;被造的人回头改器具,他的理论不许。
他说语言也许是最古老的装置,这一句值得单独拿出来看。
说语言是装置,有道理: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一门现成的语言捕获了;这门语言的词、语法、说法,决定了他能怎样想、怎样说。一个人说汉语长大,和说另一种语言长大,看世界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
可是语言这个装置,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一直在被用它的人改写。每一年都有新词冒出来,有的几个月就没人用了,有的留了下来;一些老词的意思悄悄变了;一代人觉得别扭的说法,下一代人说得很顺。编词典的人,每隔若干年就要修订一次,把新词收进来,把旧义注上「旧时用法」。〔本段是对语言变化与词典修订的一般概括〕
一个被语言做出来的人,同时也在改语言;一代一代人被语言捕获,也一代一代地改写着这个装置。如果语言是最古老的装置,那它也是最古老的一个证据:被装置做出来的人,能够回头改装置。
阿甘本举出了这个最好的例子,却没有从它身上读出这一面。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的那些「回头改」——手机公约、关掉推送、给软件提意见——都太小了,改变不了装置的逻辑。一个人把手机放到客厅,平台照样在算法里研究怎样让他更离不开;用户提的意见被采纳,只是让平台更懂得怎样留住用户。阿甘本说「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说的是这个大逻辑,不是每个人的小办法。
这条辩护有它的分量,本书认真接住:个人的小办法,确实改不了一个平台的大逻辑。
可是请看「回写三层」(本书第五十一章)。一个人把手机放到客厅,是第一层:一个人一瞬间改了自己。一家人定一个公约、每隔一个月改一次,是第二、三层的开头:一段时间,一群人。再往上,一群用户一起反映、一群研究者一起调查、一些社会一起立规矩——规定平台必须让用户看得见、关得掉某些功能,规定未成年人使用的时长——这些是更大尺度上的第二、三层。〔本段是对各国平台治理与未成年人保护一类做法的概括,不指具体条文〕
大逻辑是真的;大逻辑也是在被一层一层地回写的。「个人的小办法改不了」,推不出「回写不可能」;它只推出:回写要从一个人走到一段时间、一群人。
每一部手机里,都有一个很少被人仔细看的地方:「设置」。
打开它,你会看见一长串选项:通知,隐私,屏幕使用时间,定位,权限。大多数人买了手机,用默认的样子一直用下去;很少有人一项一项地看过,更少有人改过。
可是这一页「设置」,恰恰是被装置做出来的人,回头改装置的最近的一扇门。你可以关掉某个软件的推送,让它不再在半夜拽你;你可以看一看「屏幕使用时间」,知道自己一天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哪里;你可以收回某个软件读取通讯录、定位的权限。〔本段为一般描述,具体功能因设备而异〕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页「设置」里的很多选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很多是这些年,在用户的抱怨、研究者的批评、各地规矩的要求下,一点一点加进去的。〔本段为一般概括〕也就是说,这一页本身,就是一长串回写的结果:很多人说「这里不对」,设计者改了,加了一个开关,让下一个用户可以自己改。
阿甘本说,装置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装置。本书想请你今天打开那一页「设置」,改一项。你改的那一项,也许就是很多年前某个人抱怨了一句、才被加进来的。
有的家庭,会给自己定一个「数字安息日」:每周有一段时间,比如周六下午,全家的手机都放进一个篮子里,谁也不碰。〔本段为一般做法〕
这段时间里,人不为了什么:一起做饭,一起散步,一起发呆。这是阿甘本说的无作,落在一部手机上的样子。
可是这个办法要长久,常常还需要一样东西:一张全家都签过名的纸,写着这段时间从几点到几点、紧急情况怎么办、谁可以提出调整;过一个月,一家人坐下来看一看,要不要改。一段不为了什么的时间,靠一张会被改的纸,才守得住。
回到你醒来就摸到的那部手机。
试一件小事,走完回写的三层。第一层:今晚把手机放到卧室外面充电,明早看看自己醒来的第一件事变成了什么。第二层:连续做一个月,每周日晚上花一分钟,记一句这一周的变化。第三层:如果你和家人住在一起,把你的办法说给他们听,问他们愿不愿意一起定一两条家里的「手机公约」,写下来,一个月后一起看一次要不要改。
三层走完,你和这部手机,就不只是一个被捕获的人和一台装置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主体是在活物与装置的关系里被做出来的,器具不可消——本系列那把尺子里最要紧的一条,他说得最透。
回写了没有:没有。被装置做出来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装置,出口只有把东西拿出来;人和装置之间一次次地互相改写——手机公约、改版、立规——不在他的理论里。
带走的话他看出了一部手机正在把你做成一个醒来先摸手机的人,这是真看见;可他说被做出来的人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它——不能「正确地」用,不等于不能回头改:一家人贴在墙上的手机公约,就是人回头改装置的第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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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个孩子玩大人不要了的东西。
一把报废的车钥匙,一个坏了的收音机,一张作废的银行卡,一沓过期的票据。在大人手里,这些东西曾经管着很要紧的事:开一辆车,存一笔钱,证明一笔账。现在它们没用了,被孩子拿去,钥匙成了宝剑,收音机成了飞船的控制台,银行卡成了超市游戏里的「钱」。
孩子玩得很认真。那一刻,这些曾经那么「要紧」的东西,从它们原来的用途里被松开了,成了一件玩具。
阿甘本为这件事写过一篇很美的短文。
二〇〇五年,阿甘本出了一本小文集,叫《亵渎》,其中有一篇题目大意是「为亵渎辩护」。〔核〕
他从罗马人的一对词讲起:「神圣的」和「世俗的」。在罗马人那里,一样东西被献给神、放进神庙,它就成了「神圣的」——从人的共同使用里被拿走、被隔离开;把它从神圣那一边拿回来,还给人的共同使用,就叫「亵渎」。〔转述〕
他说,孩子玩旧东西,就是一种亵渎:那些曾经属于经济、战争、法律的东西——一把钥匙、一枚硬币、一张证书——被孩子拿来玩,它们原来那个「要紧」的用途被悬置了,它们被还给了一种新的、自由的使用。他还举了猫玩毛线团的例子:猫把毛线团当老鼠玩,捕猎这个动作还在,可它不再为了吃,它成了游戏。〔转述〕
他还有一个很尖锐的判断:今天的资本主义,像一种宗教;它把一切东西都放进了一个隔离开的领域——商品、展品、景观——而且和从前不同,它让亵渎变得几乎不可能:你刚想把一样东西拿回来随便用,它马上就被做成了一件新商品、一个新展品。〔转述:他借自本雅明「资本主义作为宗教」之说〕
他说,今天政治最要紧的任务,是亵渎那些不可亵渎的东西。〔转述〕
这篇短文,本书第十八章讲「玩」、第二章讲帕索里尼的片场时,已经碰过两次。它是阿甘本最好读、也最温暖的一篇。
他看见了「玩」的一种很深的力量:一样东西被玩,不是被毁掉,是被从它的用途里松开,得到了一种新的活法。一个孩子把报废的车钥匙当宝剑,他没有否定车钥匙,他只是让它换了一种活法。
他还看见了今天的一种困境:很多东西,刚被人拿来玩,马上就被卖回给我们。孩子们自己发明的游戏,很快就被做成了收费的软件;年轻人在街头随手画的涂鸦,很快就被印上了商品。亵渎,越来越难。
用本书的尺子说:亵渎,是回写的前一半——把一样东西从被隔离的地方,还给共同的土。
这是本编的第二对:神圣与世俗,隔离与共用。
开门:玩,是把一样东西从它的用途里松开、还给共同使用——这是回写的前一半,真看见。
那么,后一半在哪里?
本书第二章说过:一九六四年帕索里尼的片场,是一次完整的回写——一部古书被拿来用,放进新土,长成了一部新电影,新电影又回头改了人们读那本古书的方式。本书第十八章说过:一个孩子玩坏收音机,后来也许修好了它,从此爱上了修东西,二十年后成了一个工程师。
亵渎之后,东西不只是「被还回来」;它还可能长成一样新的东西,而这样新东西,又会回头改那片土。孩子把车钥匙当宝剑,玩着玩着,一群孩子发明了一套「骑士游戏」的规矩:谁是国王,谁守城门,钥匙宝剑碰到谁,谁就要退出一局。这套规矩,第二天、第二个月还在玩;新来的孩子,要先学这套规矩。一把报废的车钥匙,从神圣(大人的要紧事)里被拿出来,又长成了一套孩子们自己的、会被改的规矩。
阿甘本的亵渎,写到了「还回来」:东西被从隔离里松开,回到一种自由的使用。还回来以后长成什么、那套新长出的规矩怎样被传下去、怎样被改——这一段,在他的亵渎里很少出现。在他那里,亵渎是一个动作,一次松开;本书想补的,是松开以后的那一段路。
这是根的第一环,在他最温暖的一篇文章里的样子:他写到了把东西还给土,没有写还回去的东西怎样在土里长。本书第五十一章的话说:他有了回写的「一瞬间」,没有「一段时间、一群人」。
他说今天的资本主义让亵渎几乎不可能——这个判断,值得单独看一看。
它有一半是真的:很多东西,刚被人拿来玩,就被卖了回来。
可是另一半,也在发生。一群人在网上自己写代码、自己做百科、自己编教程,不收钱,谁都可以用、可以改;一个小区的人把一块闲置的空地变成了共同的菜园,自己定规矩、自己轮值;一群家长把孩子们用不上的书和玩具放进一个「共享角」,定一张借还的纸条。〔本段是对开源、共享百科、社区菜园一类做法的概括〕这些东西,不是没有被商业碰过,也不是永远不会被收编;可它们有一样东西,让它们比一次性的亵渎走得远:它们有自己的规矩,而且规矩会被一起改。
一次亵渎,一松手就可能被收回去;一片会被一起改写的共同的地,才守得住。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让孩子把游戏规矩「写下来、一起改」,就把一次自由的玩,又变成了一套规章;阿甘本说的亵渎,要的正是那种没有规章、随时可以换一种玩法的自由。孩子的游戏一旦被大人帮着「写下来」,就不再是游戏了。
这条辩护有它的道理:大人太急着把孩子的游戏整理成规矩,确实会把游戏玩死。
可是请看孩子们自己怎样玩。没有大人插手,一群孩子玩「骑士游戏」,玩到第三天,也会有人说「上次说好了碰到三次才出局」;有人不服,大家吵一架,改成「碰到两次」;新来的孩子,要先听老孩子把规矩讲一遍。孩子们自己,就在立规矩、记规矩、改规矩。这不是大人强加的规章,是游戏自己长出来的回写。
本书说的「帮他写下来」,只是给这件孩子们本来就在做的事,一张纸。自由的玩和一套会被改的规矩,在孩子们那里,从来不是两回事。
阿甘本有一个很尖锐的判断:今天,很多东西被放进了博物馆——不只是真正的博物馆,还有景点、展览、被围起来拍照的地方——一样东西一旦「博物馆化」,就只能被看,不能被用了;这是今天的一种「神圣」。〔转述〕
这个判断,很多人去景点时都有体会:一条古街,修得很漂亮,却只剩下拍照的人;一座老房子,门口拉了一条线,谁也不能进去坐一坐。
可是也有另一种样子。有的老街,修好以后,老住户还住在里面,楼下还开着老铺子,街坊还在门口下棋;游客来了,看的是一条还在过日子的街。有的博物馆,专门留出一间屋子,让孩子们可以摸、可以玩、可以动手做一件复制的东西。有的老厂房,改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进去用的空间:有人在里面开读书会,有人在里面教孩子画画,每隔一段时间,使用的人一起商量这里怎么安排。〔本段为一般概括〕
这些,都是「亵渎」之后的回写:一样被圈起来的东西,被还给了使用;还回去以后,又长出了一套使用者一起定、一起改的做法。
一座只能被看的老房子,和一座有人住着、有人用着、有人一起商量怎么用的老房子,是两种很不一样的「保护」。前一种,是博物馆;后一种,是一个还活着的地方。
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些「旧物新用」:旧衬衫剪成抹布,饼干盒装针线,旧轮胎做成花盆,孩子小时候的衣服改成一床百家被。
每一样,都是一件东西从它原来的用途里被松开——这是阿甘本说的亵渎;然后,它长成了一样新东西,在这个家里又用了很多年——这是回写。
有一种百家被,是用家里好几代人的旧衣服拼起来的:这一块是奶奶的衬衫,那一块是爸爸小时候的裤子,这一块是孩子第一件毛衣。〔本段为一般描述〕一床这样的被子,就是一个家一段一段被回写的历史,盖在身上。
回到那个玩报废车钥匙的孩子。
大人常常只做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把旧东西收走,说「这不是玩具」;要么随孩子去,玩够了就扔。
还有第三件事可以做。孩子玩出了一套游戏,你可以问他:「你们的规矩是什么?」请他讲给你听,帮他把规矩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他玩的地方。过一个星期,问他:「规矩有没有改?」
一个孩子把一把车钥匙从大人的世界里拿出来,玩出了一套自己的规矩,又学会了把规矩写下来、一起改——他就走完了亵渎,也走完了回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玩是把东西从用途里松开、还给共同使用——回写的前一半,他写得最温暖。
回写了没有:差后一半。亵渎是一次松开;还回去的东西怎样长成一套孩子们自己的、会被改写的规矩——一片会被一起改写的共同的地——很少出现。
带走的话一把报废的车钥匙被孩子当成宝剑,这是亵渎,他写得最美;可孩子们还会玩出一套「骑士游戏」的规矩,第二天、第二个月照着玩、跟着改——东西被还给土以后,还要在土里长。
你一定在家族里见过两种老人。
一种老人,什么新东西都学:七十岁学会了用手机付款,七十五岁学会了发视频,家族群里最活跃的就是她。她和这个时代贴得很紧,年轻人说什么,她都跟得上。
另一种老人,总有点跟不上:他不太会用手机,看不惯年轻人的很多做法,常常说「这事不对劲」。大家有时候嫌他啰嗦。可是偶尔,他说的一句话,会让一屋子年轻人愣住:「你们天天说方便,方便了以后,你们还跟邻居说话吗?」「你们存了那么多照片,哪一张你们回头看过?」
这第二种老人,和时代有一点错位。可正因为这一点错位,他看见了一些贴得很紧的人看不见的东西。
阿甘本有一篇短文,讲的就是这第二种人。
二〇〇八年前后,阿甘本在一门课的开场讲了一篇短文,后来印成小册子,题目就叫《什么是同时代》。〔核〕
他说,真正同时代的人,不是和他的时代完全贴合的人。完全贴合的人,被时代的光照得睁不开眼,反而看不见时代。真正同时代的人,是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一点错位的人——他属于这个时代,又不完全属于;正因为这一点「不合时宜」,他才能看清这个时代。〔转述〕
他还说:同时代的人,是那种把目光投向自己时代的人,他看见的不是时代的光,而是时代的暗处。〔转述〕他借了一个天文学的说法:夜空里那些黑暗,不是没有光,而是一些很远的星系发出的光,正在朝我们跑来,却还没有跑到。看见这片黑暗,就是看见那些还没到达的光。〔转述〕
他还举了时装的例子:时装永远在「现在」,可是一件衣服一被说成「时髦」,它就已经在变得过时;时尚总是在「已经不」和「还没有」之间。〔转述〕
这篇短文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有、说不出的一件事: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时代,需要和它保持一点距离。
那个「跟不上」的老人,他的价值恰恰在这里。他说的那几句话,不是因为他比年轻人聪明,而是因为他站在一个稍稍错开的地方,看见了大家都在光里、所以看不见的那一块暗。
那个天文学的比喻也很美:黑暗不是空,是还没到的光。一个时代最要紧的东西,常常还没有显出来;能在它还没显出来的时候看见那片暗的人,就是同时代的人。
用本书的尺子说:他看见了「看」这件事本身有位置、有时间——看的人不是一个站在时代之外、看什么都一样的眼睛,他站在某个时刻、某个错开的地方。这是对「看的人都一样」这种说法的一次拆解。
这是本编的第三对:贴合与错位,光与暗,「已经不」与「还没有」。
开门:真正看清一个时代,需要和它错开一点;看的人有自己的位置和时间——这是真看见。
那么,那个错位的人,看见了暗处以后,做了什么?
在阿甘本那里,同时代的人最要紧的动作是「看见」:看见暗处,看见还没到的光。他站在光与暗之间,站在「已经不」与「还没有」之间——又是一道门槛。
回到那个「跟不上」的老人。他说了那句「你们还跟邻居说话吗」,然后呢?有一种结局,是大家愣一下,笑一笑,接着刷手机;老人接着啰嗦,接着被嫌。另一种结局,是一个年轻人听进去了,第二个周末,他敲开了隔壁的门,送了一盘饺子;再后来,楼里有了一个邻居群,逢年过节,大家会在楼下摆一张桌子。老人那一句错位的话,被一个年轻人接住,写回了这栋楼的日子里。
一个同时代的人,最有价值的时候,不只是他看见暗处的时候,而是他看见的东西被别人接住、写回时代里的时候。那些「还没到的光」,不是只能被看见;它们会被一些人一步一步地迎过来。
阿甘本的同时代者,是一个看的人;他看见的东西怎样被接住、怎样写回时代——不在这篇短文里。〔本书的读法〕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要同时代者去「写回」时代,就是要他重新贴合时代,这就失去了他的错位;一个被时代接住的批评者,很快就变成了时代的一部分,不再看得见暗处了。阿甘本坚持同时代者要保持错位,正是为了保住这双眼睛。
这条辩护很有道理:一个批评者一旦被收编,确实会失去他的眼睛。
可是请看那个老人。他的那句话被年轻人接住了,楼里有了邻居群;老人自己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贴合时代」的人,他还是那个有点跟不上的老人,下一次,他又会说出一句让大家愣住的话。被接住的,是他看见的东西,不是他这个人。
错位的眼睛,和被接住的话,可以同时存在。一个同时代者保住自己的错位,同时让自己看见的东西一次次被别人写回去——这不是失去眼睛,是让眼睛看见的东西不白看。
本章开头举的是一位老人。其实,和时代错开一点的,不一定是老人。
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每年春节回一次老家;他在城里跟得上一切,回到老家,又能看见城里人看不见的东西:哪一家的孩子没人管,哪一条老路被新路绕开了,哪些老手艺快没人会了。回到城里,他又能看见老家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在两个地方都有一点错位。
这种错位,让他成了两边的「同时代者」。可他最有价值的时候,不是他看见了两边的暗处,而是他把看见的东西带过去、带回来:把城里学到的一个办法,教给老家的父母;把老家的一门手艺,拍下来、写下来,带回城里给更多的人看。
一个同时代者,也可以是一个两头搬运的人。他错开的那一点,让他看得见;他来回走的那一趟一趟,让他看见的东西不白看。
阿甘本讲同时代,举过时装的例子:时尚总是在「已经不」和「还没有」之间,一件衣服一被说成时髦,它就已经在变得过时。
本书想讲一个和时装有关、却很少被写进哲学的地方:街角的改衣铺。
一件衣服,买来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穿了几年,人胖了瘦了,款式过时了,拿去改衣铺:袖子改短,腰身放宽,旧的领子换一个新的。改衣铺的师傅,手里过的是一件一件被穿过的衣服;她的活,就是让一件衣服,跟着穿它的人一起变。〔本段为一般描述〕
时装在「已经不」与「还没有」之间来回;改衣铺,在另一个维度上:它不追赶时尚,也不守着旧样子;它把一件已经穿过的衣服,改成一件还能接着穿的衣服。
一个看得见时代暗处的同时代者,如果也会像改衣铺的师傅那样,把时代里还能用的东西改一改、接着用,他看见的东西,就不只是被看见,还被穿回了日子里。
有的家庭,会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一代人,都在同一本本子上,写几页「我这一代看见的时代」。
爷爷写:我年轻时,家里最大的事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爸爸写:我年轻时,世界怎样变了,我跟上了哪些,没跟上哪些。孩子写:我现在看见的,是什么。
每一代人,都和自己的时代贴得很紧,又和上一代、下一代的时代错开一点。一本这样的本子,把三代人的「同时代」放在一起:每一代人都看见了上一代看不见的暗处,也被下一代看见了自己看不见的暗处。
这本本子,就是一个家的「同时代」的回写。
你家里有没有一个「跟不上」的人?一位老人,一个不爱用新东西的亲戚,一个总是说「这不对劲」的朋友。
下一次他又说出一句让你愣一下的话,试一件小事:别急着笑,也别急着反驳。把那句话记下来,想一想:这句话说的暗处,是什么?我能不能做一件很小的事,把它迎过来一点?
做了以后,回去告诉他:「你上次说的那句话,我照着做了一件事。」
一个错位的人看见的东西,被一个贴合的人接住、写回日子里——这就是一次同时代的回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看清一个时代要和它错开一点,看的人有自己的位置和时间——对「看的人都一样」的一次拆解。
回写了没有:没有。同时代者站在光与暗、「已经不」与「还没有」之间,他的动作是「看见」;他看见的东西被接住、写回时代——不在这篇短文里。
带走的话他说真正同时代的人,是和时代错开一点、看得见暗处的人,这是真看见;可一个「跟不上」的老人说的那句话,被一个年轻人接住、送出了一盘饺子——错位的眼睛看见的东西,要被接住、写回去,才不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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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养过一条狗,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不知道该把它当成什么。
它是家里的一员吗?它有名字,过生日,生病了你会半夜带它去医院,它走了你会哭好几天。可它又不是人:它不上户口,不能继承你的东西,你出门旅行时可以把它寄养在别处。你家里的老人也许会说:「一条狗而已。」你的孩子会说:「它是我弟弟。」
人和动物之间的那条线,在你家客厅里,每天都在被画、被擦、被重画。
阿甘本为这条线写过一本书。本书第三章已经讲过其中一个例子——那只蜱虫。这一章把整本书拆开。
二〇〇二年,阿甘本出版了《敞开:人与动物》。〔核〕
他的核心说法是:人和动物之间的那条线,不是自然就在那里的;是一台他称之为「人类学机器」的东西,一遍又一遍地划出来的。〔转述〕
他举了一个很妙的例子:十八世纪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给一切生物分类定名。轮到人,他给人起的学名里,没有写人有什么特征,而是写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大意是:「认识你自己」。〔核:林奈对「人」的界定附以此语,史学界常见说法〕阿甘本说:你看,人没有一个固定的特征可以把他和猿分开;人是那种必须「认出」自己是人的动物——人是在这种自我认识里,被做成人的。〔转述〕
他说,这台机器有两个版本。古代的版本,是把动物「人化」:把一个活物,比如野孩子、奴隶、蛮族,放在人与动物之间,看它能不能被做成人。现代的版本,是把人「动物化」:把人身上的某一部分——光是活着的那一部分——分出来,当成动物。两个版本,做的是同一件事:在人身上,一遍遍地把「人」和「动物」分开,又接起来。〔转述〕
在书的最后一章,他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在我们的文化里,人始终是动物与人同时被分割、又被接合的结果。〔核:该书英译本第 92 页〕
书的最后,他说出了他的出口:让支配我们人之观念的那台机器失效,不再是去寻找新的、更有效或更真实的接合,而是显示那个中心的空、人之内把人与动物分开的那道裂隙,并在这空中冒险——悬置的悬置,动物与人的安息日。〔核:同上〕
这本书看见的,是一件每个养宠物的人、每个在动物园里看过猩猩眼睛的人,都隐隐感到过的事:人和动物之间那条线,不是一条天生的线。
林奈那个例子,尤其让人难忘:人给万物都写了特征,轮到自己,只写得出一句「认识你自己」。人之为人,不是因为有某样动物没有的东西,而是因为人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自己认成人。这是地道的发生学:「人」不是一个现成的类别,是一个一遍遍被做出来的东西。
本书第三章说过,学生在这里比老师走得更远:老师海德格尔在蜱虫身上看见一道线,学生在蜱虫身上看见一台划线的机器。
这是本编的第四对:人与动物。它在他那里的形状,本书前面已经见过很多次:一台两极的机器,中间是一道裂隙,出口是让机器停下。
可是这一章有一处特别要紧的地方,本书要把它单独拿出来:他明确地拒绝了「新的接合」。
他说,让那台机器失效,「不再是去寻找新的、更有效或更真实的接合」。这句话,在本书的尺子上,分量很重。
「接合」,就是把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重新接一次、重新做一次。一个家里决定「这条狗是家人」,是一次接合;一个社会立法规定不许虐待动物,是一次接合;一群人和他们的牲畜、他们的土地,几千年里一起长成了一种活法,是无数次接合。这些接合,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很快又被改掉。
本书一直说的回写,落到人和动物之间,就是这些「新的接合」:一次一次地重新接,接了以后记下来,发现不对再改。阿甘本在这本书的最后,恰恰把这一条路关上了:不要新的接合,只要中心的空。
这是全书里,他最明确地拒绝回写的一句话。不是没写到,是写到了,然后说不要。〔本书的读法〕
说到这里,本书要讲一件很长的事。
人和狗在一起,已经很久很久了。研究者们大致认为,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而且这件事不是人单方面「驯」出来的:人和狼的某些群体,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起生活、一起狩猎,彼此都变了——狗变得会看人的脸色、会听人的手势;人也变了,人的居住、打猎、看家的方式,都因为有了狗而改了样子。〔本段是对狗的驯化与人犬共同演化研究的一般概括,细节争议很多〕
这是一场几万年的回写:人和动物之间的线,不是被一台机器划了又划,而是被人和动物一起,一点一点地改写出来的。今天你家客厅里那条被叫作「弟弟」的狗,就站在这条长长的路的最新一格上。
还有近一百多年的事。很多国家陆续立了保护动物的法律,规定不许虐待,规定实验动物要怎样对待,规定养宠物要怎样登记、怎样负责;这些法律,一次次地被改、被补。〔本段是对各国动物保护立法演变的一般概括〕这也是回写: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被一代代人写进了规矩,又一代代地改。
阿甘本看见了那台划线的机器,看得极准。可是在他那里,人和动物之间只有「被机器分割、接合」与「让机器停下」两条路。人和动物几万年一起改写彼此、一代代人把新的关系写进规矩——这条路,他看见了它的名字(「新的接合」),然后把它推开了。
书里讲「古代版本」的那台机器时,提到过一类特别的人:在森林里长大、被人发现时不会说话的「野孩子」。〔核:阿甘本在书中提及此类人物〕这类孩子,被当成了人与动物之间那道线的活标本。
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法国南部的森林里发现了一个男孩,大约十一二岁,不会说话,像动物一样生活。一位年轻的医生收留了他,给他起名叫维克多,用了好几年时间教他。这位医生写了两份很长的报告,一份一份地记下他用了什么办法、哪些办法没用、哪些有一点用、下一步打算怎样改。〔核:伊塔尔关于「阿韦龙野孩」的两份报告,细节待核〕
维克多最后没有学会说话,医生的努力,按当时的期待,是失败的。可是那两份报告留了下来。后来的很多教育者,读了这两份报告,从这位医生一次次调整的办法里,学到了怎样教那些学得特别慢的孩子;一些影响很大的教育方法,就是从这里受到启发的。〔本段是对该报告对特殊教育与早期教育影响的一般概括〕
请看这件事的形状。在阿甘本那里,野孩子是人类学机器的一个标本:一个被放在人与动物之间的活物。在这位医生那里,野孩子是一个要一天一天去教、一次一次去试的孩子;而医生的那两份报告,是一次长长的回写——失败被记下来,改法被记下来,后来的人从这些记录里接着走。
同一个孩子,一个人看见了机器,一个人写下了报告。
本书在这里要写明一位先说过相近意思的批评者。
有一位美国哲学家,专门讨论过这本书,意思大致是:阿甘本回到宗教的比喻,至多是把「人与动物」这对二元,换成了「宗教与科学」这对二元;而另一条路——重新认真看待动物、看待科学对动物的研究——被他放下了。〔核:凯莉·奥利弗二〇〇七年论文摘要〕
本书没有比她多说的地方,在于「他换了一对二元」这一判断。本书多出的,只有两步:指出他在书末亲口拒绝了「新的接合」;并用王德生博士的口述说出病因——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拒绝新的接合,就是拒绝回写。
说人与动物之间的「新的接合」,城市里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小区里的流浪猫。
一个小区里,流浪猫多了,住户们常常分成两派:一派喜欢,天天喂;一派讨厌,嫌吵、嫌脏,要求赶走。两派在业主群里吵,吵了一轮又一轮。这正是一根轴:喂,还是赶。
有的小区,走出了第三条路:几位愿意出力的住户,和物业、和附近的动物救助组织一起,定了一个约定——固定几个喂食点,定时定量,吃完收拾干净;请专业的组织帮忙,把猫捉去做绝育手术,再放回来,让数量慢慢稳定下来;有一张表,记着每一只猫的样子、做没做过手术、谁在照看;每隔一段时间,在业主群里公布一次情况,大家有意见可以提。〔本段为一般概括,具体做法请咨询专业动物保护组织〕
这张表、这个约定,就是本书说的「新的接合」:人和一群动物之间的关系,不是被一台机器划线,也不是被放任不管,而是被一群住户一起,写成了一套会被改的做法。
阿甘本在《敞开》的末页说:不要新的接合。一个小区的流浪猫约定,是一个很小、却很真实的反例。
还有一件很多父母都会做的事:给孩子讲动物。
一个孩子问:「小狗会想我们吗?」「为什么我们吃猪肉,不吃小狗?」这些问题,大人常常答不上来,或者随口一句「就是这样的」。
本书想建议一种答法:不给结论,讲来历。「很久很久以前,人和狼一起打猎,慢慢地……」「不同的地方,人和动物的关系不一样……」再加一句:「你长大了,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和动物应该怎样相处。」
这一句,把一个孩子请进了人和动物之间那条线的改写里:那条线不是划好了的,他将来也可以在上面写一笔。
如果你家里有一只动物——一条狗,一只猫,一缸鱼,一只老人养的鸟——你每天都在和它做「新的接合」。
试一件小事:和家里人一起,写一张这只动物的「家规」——它吃什么、几点遛、谁负责、它不舒服时找哪家医院、家里出远门时它怎么安排。〔宠物健康请遵兽医建议〕写上日期。半年以后,一起看一看,哪一条改了,为什么改。
你会发现,这张纸上写的,就是你们家和这只动物之间,一点一点被改写出来的那条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与动物之间的线不是天生的,是一台机器一遍遍划出来的;林奈只能给人写一句「认识你自己」。
回写了没有:没有,而且是明确拒绝。他在书末说:不再去寻找新的接合,只要中心的空——人和动物几万年一起改写彼此、一代代写进规矩的那条路,被他看见,然后推开。
带走的话他在《敞开》的最后一页说:不要新的、更好的接合,只要显示中心的空——这是全书里他最明确地拒绝回写的一句话;可你家客厅里那条被叫作「弟弟」的狗,正站在人和狗几万年一起改写彼此的那条路的最新一格上。
你一定见过一个家里、一个班里,有人想打破一种分法。
一个班里,同学们分成了两派:城里来的和乡下来的,彼此不太来往。新来的班主任想打破这种分法。一种办法,是宣布「从今天起,大家都是一个班的,不分城里乡下」——可这句话一说完,两派照样各坐各的。另一种办法,是她在两派里面,各自又分了一刀:她把全班按「爱读书的」「爱运动的」「爱画画的」重新分了兴趣小组,城里乡下的孩子被打散到了各个组里。原来那道线没有被抹掉,可它被新的线切断了,不再那么要紧。
还有第三种办法,本书放到这一章的最后讲。
阿甘本读保罗,读出的是第二种办法。本书的根,在这一章找到了最干净的物证。
二〇〇〇年,阿甘本出版了《剩余的时间》,副标题的意思是「对《罗马书》的一个评注」。〔核〕书分成六天,像一门讲六天的课,一天读保罗书信开头的几个词。〔核:该书目录〕
第三天,他讲了一个古代画家的故事。据罗马作家普林尼记载,两位画家阿佩莱斯和普罗托格尼斯比赛画线:普罗托格尼斯画了一条极细的线,细得不像是人手画出来的;阿佩莱斯拿起笔,沿着这条线的正中,又画了一条更细的线,把它纵向剖成了两半。〔核:据该书第三日「阿佩莱斯之切」一节转述〕
阿甘本用这个故事讲保罗。他说:律法把人分成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在律法之下的和在律法之外的。律法本身,就是一条不断分割的原则。〔核:该书英译本第 48 页之意〕保罗做了什么?保罗没有取消这道分割,也没有宣布一个新的、人人都有的普遍身份;他在这道分割上,又切了一刀:按「肉体」与「灵」再分一次。于是,犹太人里有「不是犹太人的」——只是肉体上的犹太人;非犹太人里也有「不是非犹太人的」。两边各留下一个与两者都不重合的「剩余」:非—非犹太人。〔核:据该书第三日及研究者转述〕
他说,弥赛亚的宣告没有自己专属的对象;它分割律法划出的那些分割本身,使它们失效,而永远不抵达任何最终的根据。〔核:据研究者引述该书〕
他还说,这个「剩余」,才是保罗说的那个得救的「余民」:它不是全体,也不是某一部分,而是分割被再分割之后,留下的那个东西。〔转述〕
先把公道还给他,这一章的看见非常漂亮。
第一,他看出了打破一种分法的两种常见办法都不灵:宣布「大家都一样」,旧的分法照样在;换一个更高的普遍身份,新的身份又会划出新的外人。他找到了第三条:不取消旧线,而是在旧线上再切一刀,让旧线不再那么要紧。那位打散兴趣小组的班主任,用的就是这一招,而且常常真的有用。
第二,「剩余」这个说法,让人看见一种很特别的位置:一个人既在某一群里,又不完全属于那一群;他因此不能被任何一道线完全抓住。今天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农村孩子,一个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一个跨了两个行当的人——他们都是某种「剩余」。
本书第一编第三章说过,本雅明给了阿甘本「让它停下来」;这一章里,他从保罗那里,给「停下来」找到了一种最精巧的做法:不是砸掉线,而是让线失效。
本书在提纲里写下过第三条推翻条件:如果核对原文发现,「分割分割」不是在二元上再切一刀,而是回写出了新的一维,那么这一处物证作废。
现在核对的结果是:他的原话,是「分割那些分割」「使它们失效」「永远不抵达任何最终的根据」;画家的故事,是在一条线上再画一条线。这是再切一刀,不是另起一维。第三条推翻条件没有触发,物证成立。〔据研究者引述该书,意大利文原句待核〕
那么,这一处物证证明了什么?
它证明了本书的根,在他最精巧的一处论证里,仍然成立。口述 01 说: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
请看他逃出二元的办法:律法的分割是一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他用来打破它的,又是一对(肉体与灵);打破之后留下的,是一个用双重否定写出来的位置(非—非犹太人)。进去是一对,出来的办法是再一对,留下的是一个「既不……也不……」。他逃出二元的刀,本身还是一把二元的刀。这就是「禁锢」这个词最精确的样子:连出口都是用同一种刀法切出来的。
口述 02 说: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再切一刀,是在同一根轴上再做一次分割;它让旧的线失效,却不让任何新的东西沉下来。「永远不抵达任何最终的根据」——这句话,本书读来,正是「不让回写留下」:切了又切,没有一处落地。
可是请看保罗自己做了什么。
保罗不只是写了《罗马书》里的那几句话。他一生在做的,是另一件事:在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座城市里,和一群一群的人一起建立小小的聚会;离开以后,给他们写信。那些信,很多是回信:一个地方的人写信来问他问题,他回信回答。他在给哥林多人的信里,有一处就是这样开头的,和合本译作:「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核:《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此译本已入公有领域〕
一封来信,一封回信;回信被那群人一遍遍地读,读出新的问题,又写信去问;保罗再回。这些信被抄下来,传到别的聚会,被别的人读、被别的人照着做、被别的人争论。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们被收进了一部书里。
保罗那几句「非—非犹太人」的话,就长在这样一场一来一往的通信里。
本书第四十二章说过,莱维和德国读者的通信,是一次回写;保罗的书信,是一场更大、更久的回写:一群人和一个人之间,一封一封地来回,每一封都回头改了那群人怎样过日子,也改了保罗自己下一封信怎样写。
阿甘本读保罗,读的是一封信里的几个词,读出了「再切一刀」;保罗一生的做法——一封一封来回的信——在他的评注里,很少成为正题。〔本书的读法〕
读保罗的,不只阿甘本一个。本系列巴迪欧卷写过另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读法。〔本系列第 196 号〕
巴迪欧读保罗,读出的是「普遍」:保罗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巴迪欧说,这是一次事件,一次从「空」里掉下来的断裂,它让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普遍真理成为可能;人对这个事件保持忠诚,就成了它的主体。〔转述,据巴迪欧《圣保罗》大意〕本系列巴迪欧卷的判词,大意是:他看见的每一次「突然」,都是一股早就在流的洪流走到定型、显露出来的那一刻,他把这一刻当成了从空里掉下来的事件。
阿甘本读保罗,恰恰不要这个「普遍」:他说,普遍又会划出新的外人;他要的是「剩余」,一个不属于任何一边的位置。〔转述;阿甘本在书中对这一路普遍主义读法有所回应,具体所指待核〕
两个人读同一封信,一个读出了一次「事件」,一个读出了一刀「再切」。放在本书的尺子上:一个把保罗读成了一个从空里掉下来的断点,一个把保罗读成了一道线上的再一道线。两个人都没有读那一封一封来回的信——那一场几十年、几百年的回写。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保罗的书信是「回写」,可是阿甘本读保罗,恰恰是为了读出一种「时间」——弥赛亚的时间,一种被压缩了的、正在结束的时间;在这种时间里,一切都「好像不」: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哭的,要像不哭。〔核:《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之意,阿甘本在书中细读此段〕这种「好像不」,就是让一切身份失效、又不取消它们。你说的通信、聚会、一点点改规矩,都还在普通的时间里;阿甘本要的,是普通时间里的一道裂缝。
这条辩护很深,本书认真接住:「好像不」是保罗书信里很重要的一种态度。
可是请看这几句话出现在哪里:它们正出现在保罗回答哥林多人来信的那一章里——那一章的开头,就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一种「好像不」的时间,是在一封回信里被讲出来的;而那封回信,是一场一来一往的通信中的一环。弥赛亚的时间,也许确实是普通时间里的一道裂缝;可是讲出这道裂缝的,是一场普通时间里的回写。
回到本章开头那个班。
班主任的第一种办法,宣布「大家都一样」——是巴迪欧那一路的「普遍」。第二种办法,打散兴趣小组、在旧线上再切一刀——是阿甘本那一路的「再切」。
还有第三种办法。一位班主任,既不宣布「大家都一样」,也不急着重新分组;她让城里来的和乡下来的孩子,两两结对,每周一起做一件小事——一起出一期黑板报,一起照顾班里的植物角,一起去看一位生病的同学。每做完一件,在班级日志上写一句:这件事是谁和谁一起做的,做得怎么样。一个学期下来,班级日志上写满了两个名字一组的记录;那道城乡之间的线,没有被宣布抹掉,也没有被另一道线切断,它被一件一件一起做过的事,慢慢地改写了。
第三种办法,不是一道新线,是一本一起写的日志。保罗和他的那些聚会,做的就是这件事。
保罗的书信,还有一段后来的历史,值得一提。〔本段为一般概括〕
那些信,写给地中海沿岸一个一个的小聚会;收到信的人,读了,抄下来,传给别的聚会。一封信,在几十年里被抄了很多遍,传到了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抄得多,有的地方抄得少;有的信后来失传了,只能从别的信里知道它曾经存在过。
几百年里,各地的教会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哪些信应该放进大家共同读的那本书里,哪些不放。这个讨论,本身也是一次长长的回写:一代一代的人读这些信,争论这些信,最后把它们定成了一本书;而这本书,此后又被一代一代的人翻译、注释、重新理解。
阿甘本读的,是这本书里的一封信、一封信里的几个词。可是那几个词能被他读到,是因为有这样一段一千多年的回写:写信,回信,抄写,传递,争论,编定,翻译,注释。
保罗一生做的,和他身后那些人做的,是同一件事。
保罗的回信,给了本书一个很朴素的启发:一封好的回信,是什么样子?
它先说明「我收到了你的信」,并且把对方的问题复述一遍,让对方知道自己被听懂了;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回答,答不了的,说明为什么答不了;最后说一句「下次有问题,再写信来」。
这样一封回信,就是一次两头有笔的回写:对方的问题,被认真地记下来、回答了;回答里没说清的,下一封信可以接着问。今天的很多「回复」——客服的、单位的、平台的——如果都照着这个样子写,很多拉锯就不必一轮一轮地重来。
你身边一定有一道这样的线:一个家族里的两房,一个单位里的两个部门,一个小区里的老住户和新住户。
大多数人面对这道线,只会两招:说「都是一家人,不分彼此」,或者重新分组、重新站队。
试一试第三招。找一件具体的小事,请线两边各一个人一起做;做完了,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记一句。下一次,换两个人。
一道线,不一定要被宣布抹掉,也不一定要被另一道线切断;它可以被一件一件一起做过的事,写成另一个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打破一种分法,宣布「大家都一样」和换一个更高的普遍身份都不灵;在旧线上再切一刀、让旧线失效,是一种精巧的办法。
回写了没有:没有。第三条推翻条件未触发——「分割那些分割」是再切一刀,不是另起一维;他逃出二元的刀,本身还是一把二元的刀。保罗一生那一封封来回的信,不在他的评注里。
带走的话进去是一对,出来的办法是再一对,留下的是「既不……也不……」——他逃出二元的刀,本身还是一把二元的刀,这是本书之根最干净的物证;而保罗一生做的,是一封一封的回信,一场几十年、几百年的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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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做第九编的总账。先把五本小书排成一张表。
| 章 | 书 | 那一对 | 他写到了哪里 | 没写的那一段(回写) |
|---|---|---|---|---|
| 52 | 《什么是装置》 | 活物与装置 | 主体是二者争斗的结果;不可能正确地使用 | 人和装置互相改写:手机公约、改版、立规 |
| 53 | 《亵渎》 | 神圣与世俗 | 把东西从隔离里拿出来,还给使用 | 还回去以后长出一套会被改写的规矩 |
| 54 | 《什么是同时代》 | 贴合与错位,光与暗 | 看见时代的暗处 | 看见的东西被接住、写回时代 |
| 55 | 《敞开》 | 人与动物 | 机器划线;中心之空;拒绝新的接合 | 人和动物几万年互相改写;一代代写进规矩 |
| 56 | 《剩余的时间》 | 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肉体与灵 | 再切一刀,留下剩余 | 保罗一封封来回的信 |
〔出处见各章;最后一列为本书的读法〕
五本小书,五处看见,五处都停在同一步前面。
判决四:双极机器。他打开的门:器具、仪式、誓言、制度都在参与把人做出来。他关上的门:被做出来的人不能回头改装置,装置只在两极之间来回;出口只有停机。
这一编,判决四的两边都说到了最清楚的地方。
左边:《什么是装置》是本系列「器具不可消」这一条,说得最透的文字之一。一部手机,一支笔,一门语言,都在把人做出来——这是真看见,而且是本系列那把尺子里最要紧的一条。
右边:同一篇文章里,他写下了那句话:被装置做出来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本书第四十章说,这一句就是「不回写」在他理论里的正式说法。这一编又看到,在《敞开》的最后一页,他亲口拒绝了「新的接合」;在《剩余的时间》里,他逃出二元的办法,是再切一刀。三处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形状:被造的人不能回头改器具;新的接合不要;出口是再切一刀、让一切失效。
本书第五十一章把回写拆成了三层:一个人一瞬间的改变;一段时间的沉积;一群人一起记下、一起改。
这一编的五本小书,放在这三层上看:
《亵渎》写到了第一层:孩子把车钥匙当宝剑的那一刻,东西被松开了。
《什么是同时代》写到了第一层的「看见」:一个错位的人,在一瞬间看见了暗处。
《什么是装置》《敞开》《剩余的时间》,连第一层都主要写成了「被做」「被分割」「被再切」——人是被动的那一方。
第二层、第三层——一段时间、一群人——五本书里都很少出现。手机公约、孩子们的游戏规矩、楼里的邻居群、动物保护的法律、保罗的书信,全在第二、三层。
这一编的结论:他看见了器具在造人,看得最准;被造的人一段时间、一群人地回头改器具——这两层,他的五本小书都没有写,而且在两处(《敞开》的末页、「不可能正确地使用」)明确地关上了。
这一编的书,是他最好读的书,本书要还的公道也最具体。
第一,这五本小书,每一本都给普通读者留下了一样能带走的东西:看清手机在做你;学会让一样东西从用途里松开;保持一点和时代的错位;看见人和动物之间的线是划出来的;知道打破一种分法还有「再切一刀」这一招。本书不认为这些东西因为缺了回写就不值钱;它们很值钱。
第二,他对「新的接合」「正确地使用」的拒绝,有真实的理由:很多「新的接合」,只是旧机器换了一个更漂亮的样子;很多「正确地使用」,只是更顺从地被装置做成某一种人。他的拒绝,是一种防备。
第三,本书补上的那些第二层、第三层的例子,也常常失败:手机公约坚持不了三个月,邻居群变成了广告群,动物保护的法律执行不下去,保罗的聚会后来也吵得四分五裂。回写不是一种保证。
本书的批评仍然只有那一句:防备新的接合被用坏,不等于拒绝新的接合。一个拒绝了所有接合的人,只剩下再切一刀;一个肯接、肯记、肯改的人,接坏了还能再接。
这一编添了几行。〔出处见各章〕
他的二元:活物与装置(第 52 章);神圣与世俗(第 53 章);贴合与错位、光与暗、「已经不」与「还没有」(第 54 章);人与动物(第 55 章);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肉体与灵(第 56 章)。
他想解开的二元:主体与客体(第 52 章,他说主体是关系的结果);普遍与特殊(第 56 章,他用「剩余」去解)。
到这一编为止,三十七章:他的二元五十四对,他想解开的二元五对。
第五十六章给了这张清单一个关键的注脚:他想解开二元的办法——「剩余」「既不……也不……」「再切一刀」——本身,还是用二元的刀法切出来的。
按本系列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这一编的保底是:当一个装置把一切回头改它的通道都关死了——用户不能提意见,提了没人理,理了不会改;当一种分法被写死在制度里,没有任何一起做事、一起记账的空间——他的判断一点不差。在那样的装置面前,被做出来的人确实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它;唯一剩下的,确实只有把东西从里面拿出来,或者在旧线上再切一刀。
这样的装置和制度,今天仍然有。所以他的五本小书,对它们是一面准确的镜子。
他错的,只是把这个条件当成了一切装置的条件。在那个条件之外——在还有一扇可以提意见的门、一张可以一起改的纸、一场可以来回的通信的地方——被做出来的人,一直在回头改装置。
最后,给想自己去读这五本小书的读者,一点建议。
《什么是装置》最短,可以先读。读的时候,带着你的手机:他每说一句,你看一眼手机,想一想它在把你做成什么样的人。读完以后,做本书第五十二章那个练习:打开设置,改一项。
《亵渎》里那篇讲玩的文章,适合和孩子一起读,或者读完去看孩子玩。看的时候,留意孩子们玩着玩着,会不会自己定出规矩来。
《什么是同时代》,适合在一个你觉得「跟不上」的时候读。读完,想一想你看见了哪一片暗,能不能把它说给一个人听。
《敞开》最难,可以先读关于那只蜱虫的那一章。读完,看一看你家的狗、猫,或者小区里的流浪猫,想一想人和它们之间的那条线,是谁划的,怎样在被改。
《剩余的时间》,适合有一点《圣经》底子的读者。读的时候,旁边放一本保罗书信,读到他讲的那几个词,翻回去看看那封信的前后:那封信是写给谁的,回的是什么问题。
五本书读完,本书建议你做一件事:在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写一句你自己的「第三样」——他写到了哪里,你想替他往前走哪一步。
这一编的五个练习,放在一起,其实是一个练习:从一瞬间,走到一段时间,再走到一群人。
一瞬间:今晚把手机放到卧室外面;今天让孩子把旧钥匙拿去玩;今天把那位老人的一句话记下来;今天给家里的狗写一张家规;今天请线两边的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
一段时间:一个月后回头看一次,记一句变化。
一群人:把你的办法说给家里人、同事、邻居听,请他们一起定、一起改,写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
阿甘本的五本小书,大多停在第一步前后;你可以替他走完后两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器具在造人,这是本系列尺子里最要紧的一条,他说得最透;五本小书各给了读者一样能带走的东西。
回写了没有:没有。「不可能正确地使用」「不要新的接合」「再切一刀」——被造的人回头改器具的第二、三层,五本书都没写,两处明确关上。
带走的话五本小书,他看见了器具在造人,看得最准;可他写下了「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在《敞开》的末页拒绝了新的接合,逃出二元时又切了一刀——被造的人一段时间、一群人地回头改器具,这两层,他关上了。
本编六章,请阿甘本的近邻与论敌说话。
这套书有一条规矩:凡是本书的判断,别人先说过的,要写明「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凡是反对本书的,要照登。前九编里,本书已经一处一处地这样做了:芬利森、凯莉·奥利弗、德里达、梅斯纳尔与卡昂、拉卡普拉……本编把最要紧的几家集中请上来,每一家单独一章。
这几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和阿甘本读同样的书——福柯、施米特、本雅明、阿伦特、保罗——也都和阿甘本吵过架;而且每一家,都在阿甘本缺的那一块上,抓住了一点东西。
第五十八章,埃斯波西托:他要一种「肯定的」生命政治,晚年又提出「建制的思想」,是离本书的回写最近的一位近邻。第五十九章,奈格里与哈特:他们站在同一根轴的另一头——制宪之力。第六十章,德里达:从语文学上撬「佐埃与比奥斯」那一对。第六十一章,朗西埃与拉克劳:他们说阿甘本把政治写成了存在的结构。第六十二章,布拉顿与二〇二〇年那场争论。第六十三章,近邻总表。
本编要回答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本书说的「回写」,是不是别人早就说过了?如果说过了,本书多出了什么?
你一定经历过「人情往来」。
邻居家孩子结婚,你随了一份礼;过两年你家老人过寿,邻居也来随一份。你帮同事顶过一次班,他记着,下次你家里有事,他主动替你。中国人管这叫「人情」,还有一句话:人情是要还的。这份「要还」,有时候让人觉得累——总欠着谁、总被谁欠着;可也正是这份「要还」,把一个院子、一个单位里的人,一根一根地拴在了一起。
你也一定见过另一种做法:有人觉得人情太累,干脆什么都不随、什么都不欠,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他清净了,可他也和这个院子断开了。
意大利有一位和阿甘本同时代的哲学家,从这件事里,读出了整个西方政治的一个秘密。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一九五〇年生于那不勒斯,比阿甘本小八岁。〔核〕他和阿甘本一样,从福柯的生命政治出发;可他走了另一条路。
他从一个拉丁词讲起。「共同体」这个词,词根里有一个古老的词,意思是一种「礼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你收了礼,就欠了一份要还的情。一个共同体,就是一群彼此欠着这份情的人。〔核:据其《共同体》一书,一九九八年〕这正是中国人说的「人情」。
「免疫」这个词,词根里也有同一个古老的词,前面加了一个「免」:免疫,就是被免除了这份义务的人——不欠谁、也不被谁欠。〔核:据其《免疫》一书,二〇〇二年〕
他说,现代政治,就是一部「免疫」的历史:为了保护个人不受共同体的侵扰,一层一层地筑起保护——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国家边界、防疫隔离。免疫有它的好:没有它,人就被人情和危险压垮。可是免疫走到极端,就会反过来伤害它要保护的生命:像身体的免疫系统一旦失控,就会攻击自己。他说,二十世纪最黑暗的那段历史,就是一种免疫走到了疯狂——为了保护一个「民族的身体」,去清除身体里被当成病毒的那一部分人。〔转述:据其《生命》一书,二〇〇四年〕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和阿甘本很不一样的方向:一种「肯定的」生命政治——不是权力对生命的统治,而是生命自己的政治。〔转述〕他借了一位法国医学哲学家的说法:活的东西,不只是服从规范,它会自己产生新的规范;一个生了病的身体,会在病中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新的活法。〔核:埃斯波西托借用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中「生命的规范性」之说〕
两个人读同样的书,得出了很不一样的结论。
阿甘本说:生命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把生命剥光、排出去;出口是让那台机器停下。
埃斯波西托说:生命政治不只有这一面。它确实可能走到最黑的地方,可是生命本身,有一种会自己产生规范、自己找到新活法的力量;政治可以站在这一边,而不是只站在「剥」或「停」那两头。他批评阿甘本,把生命政治写成了一种只会走向死亡的东西。〔转述,待核:埃斯波西托对阿甘本的具体批评出处〕
还有一件事,本书特别要记下。埃斯波西托晚年写了一本书,副标题的意思大致是「政治存在论的三种范式」:一种是「制宪」的——奈格里那一路,强调不断起来推翻、不断重新开始的力量;一种是「撤宪」的——阿甘本那一路,只让旧的失效;第三种,是他自己提出的「建制」的——一种不断在建立、又不断在修改的制度性实践:制度不是一块死的石头,是一种活的、一直在被做、一直在被改的东西。〔待核:埃斯波西托二〇二〇年《建制的思想》一书的副题与要点〕
这一章,本书要郑重地认一个近邻。
「生命会自己产生新的规范」——这几乎就是本书那台发动机的第三步: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了规矩。一个生了病又慢慢好起来的人,他的日子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少吃什么,多做什么,几点睡;这套新的平衡,不是医生从外面给他定的,是他的身体和他的日子一起长出来的。〔健康安排请遵医嘱〕
「建制的思想」,更是离本书说的回写只有一步之遥:一种不断在建立、又不断在修改的制度性实践——这正是本书第十四章的「修订程序」、第五十章那张每月被全班改写的黑板纸。
所以,本书要照规矩写明:「制度可以是一种一直在被做、一直在被改的活东西」——这个判断,埃斯波西托先说过了;「建制」对「撤宪」的这一分,也是他先分的。本书没有比他多说的地方,在于这一分本身。
埃斯波西托借来的那个说法,出自一位法国医学哲学家康吉莱姆。这个说法很值得用大白话讲一遍,因为它离本书的尺子特别近。
一般人以为,「正常」就是一个标准:体温多少度、血压多少,达到了就是正常,达不到就是病。康吉莱姆说,不对。活的东西不只是被一个外面的标准量着;它自己就会「立标准」。〔转述:据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大意〕
举一个很日常的例子。一个人扭伤了脚踝,好了以后,他走路的姿势会有一点变:重心稍稍偏向另一只脚,上下楼梯会先迈那只好的脚。这不是医生教的,是他的身体自己形成的一种新的走法。这种新走法,对他来说,就是新的「正常」:他照着它走了很多年,走得很稳。〔健康问题请遵医嘱,此处只作比喻〕
一个身体,在一次伤、一次病里,长出了一套新的规范;这套规范沉下去,成了它以后的日子。这正是本书说的回写,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体上。
埃斯波西托从这里出发,想象一种站在「生命会自己立规范」这一边的政治。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里,生命主要是被剥、被抓、被排出去的那一方;在这里,生命是会自己长出规矩的那一方。
那么,本书多出的是什么?本书自己掂量,有两样。
第一样,病因。埃斯波西托指出了阿甘本缺一个「建制」;本书用王德生博士的口述,说出了阿甘本为什么缺: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而「制宪」与「撤宪」,恰好是同一根轴的两头(下一章细说);「建制」之所以是第三种,是因为它是回写,离开了这根轴。埃斯波西托分出了三种范式;本书说出了第三种和前两种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第二样,尺度。埃斯波西托讲建制,讲的主要是制度、政治、共同体这一层;本书一路讲的回写,从一个人手上的茧,到一家人的手机公约,到一个班的黑板纸,到一个民族的纪念馆,是同一个动作在各种尺度上的样子。本书第五十一章说:回写有三层——一个人一瞬间,一段时间,一群人。「建制」主要在第三层;本书想说,三层是一件事。
这两样,本书认为是多出来的;是不是真多出来了,留给读者和复核者去判。
公平起见,也要说一说这位近邻的软处。〔本书的读法〕
他讲「免疫」讲得极透,可「免疫」与「共同体」本身,也是一对:一头是欠情,一头是免除。他的「肯定的生命政治」,很多时候是在这一对之间找一个平衡——不要太免疫,也不要被共同体压垮。这个平衡本身,也可能只是在轴上找一个中间点。
他的「建制」,是离开这根轴的那一步;可在他更早的书里,这一步还没有那么清楚。可以说,他自己也是在很多年里,一步一步地走到「建制」这里的——这本身,也是一次思想上的回写。
公平起见,也让阿甘本这一边回应埃斯波西托。
一种回应会说:你说的「建制」——一种不断建立、又不断修改的制度——听起来很好,可是历史上几乎每一种制度,最初都是这样说自己的:我们是活的,我们会改。然后呢?几十年以后,它们都变成了一块石头:修改的程序被少数人把持,「一起改」变成了「照章办事」。阿甘本不信任建制,不是因为他没想到建制可以是活的,而是因为他见过太多活的建制变成了死的。
这个回应,本书认为有分量。一个会改的制度,确实可能慢慢变成一个不会改的制度。
可是请看这个回应的前提:「几乎每一种制度最后都变成了石头」。这句话,如果是真的,也是一个经验的判断:它需要一个一个地去数、去查——哪些制度变成了石头,变成石头用了多久,有没有哪些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一个社区的互助本子,一个班级的黑板纸,一部被一代一代增补的宪法,有的很快就死了,有的活了很久。
本书的回应是:制度会变成石头,所以要看的是让它不变成石头的那些做法——定期复议,结果公开,谁都能提——而不是因此放弃制度。把「会死」读成「只能死」,又回到了那根轴上。
回到那份「人情」。
人情太重,人会被压垮;一点人情都不要,人会被断开。大多数人在这两头之间来回:这阵子人情太多,烦了,少随几份礼;那阵子太冷清,又主动去走动走动。这是一根轴上的拉锯。
还有第三样。有的院子、有的家族,把人情往来慢慢地变成了一套大家认可、又会一起改的做法:红白喜事随礼有个大致的数,年年大家商量着调;谁家有难处,院子里有一个互助的小本子,谁出了力、谁领了情,记一笔,不是为了算账,是为了下一次有人需要时,知道该找谁。
试一件小事:你所在的院子、家族、同事圈子里,如果人情让人累,不要只想着「少来往」;试着和几个人商量一件事:有哪一种人情往来,可以定一个大家都轻松的做法,写下来,一年后再商量要不要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埃斯波西托看见了生命会自己产生规范,晚年又分出了「建制」——离回写最近的一位近邻。
回写了没有:回写了,而且他先说了「制度是一直在被做、被改的活东西」。本书多出的,只是病因(不回写→拉锯)与尺度(三层是一件事)。
带走的话埃斯波西托说,生命会自己产生新的规范;他晚年还分出了第三种——「建制」:一种不断建立、又不断修改的制度。这个判断他先说了;本书多出的,是说出了阿甘本为什么走不到这第三种: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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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认识一个「总想推倒重来」的人。
家里装修,住了几年,他就想把墙拆了重新隔;单位里一个部门,做了一年,他就想整个重组;一个计划,还没做完,他就想换一个更大的。他身上有一股劲,停不下来,总觉得「现在这个不行,要重新来」。和他在一起很累,也很有意思:很多新东西,确实是这种人闯出来的。
你也一定认识另一种人:总想「算了,别弄了」的人。墙不拆,也不修;部门不重组,也不管;计划不换,也不做。他身上有一股反过来的劲:什么都不立,让它们自己松掉。
一个总想立新的,一个总想不立。这两个人,常常看彼此不顺眼。
政治哲学里,也有这样一对人。
安东尼奥·奈格里,一九三三年生于意大利帕多瓦,比阿甘本大九岁;二〇二三年去世。〔核〕他年轻时是意大利激进运动的理论家,一九七九年被捕,后来流亡法国多年。〔核:生平大要为常见记述〕
他的核心概念,是「制宪之力」:人民起来,推翻旧秩序,立一个新秩序的那种力量。他写过一本书专门讲这个概念,说:制宪之力是一种永远不会被它所立的宪法完全装下的力量,它是一种持续的、开放的创造。〔核:据其一九九二年《造反》一书大意〕
二〇〇〇年,他和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合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帝国》,后来又写了《诸众》《大同世界》等几本。〔核〕他们说,今天的世界上,有一种新的主体,叫「诸众」:无数不同的人,不被统一成一个「人民」,却能一起行动、一起创造。〔转述〕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出版后,奈格里写过一篇书评,批评得很重。〔核:奈格里二〇〇三年发表的书评〕他的意思大致是:阿甘本把生命写成了「赤裸的」、被动的、只能被剥夺的东西,看不见生命本身那种生产、创造、反抗的力量;阿甘本的思想,最后落到了一种无力的等待上。〔转述,待核〕
阿甘本那边呢?本书第五十章说过,他在最后一卷的结语里,讲的正是这件事:每一次制宪之力,最后都变成了一种新的被制定的权力;革命者立起来的新秩序,又成了下一场革命要推翻的旧秩序。他给的出口是「撤宪之力」:不立,只松。〔核:见本书第五十章〕这可以读作对奈格里这一路的回应。
一个说:要立,一直立,永远不停地立。一个说:别立了,立了就变成旧的,只松。
两个人各对一半。
奈格里对的是:生命不只是被剥夺的,它有一股会自己起来、会自己创造的劲;把生命只写成「赤裸的」,是把它写小了。本书第四十五章讲那些埋进土里的档案、第五十四章讲那个两头搬运的年轻人,看见的都是这股劲。
阿甘本对的是:一轮一轮的「立」,最后都变成了旧的;只相信「立」,就只能一轮一轮地推倒重来。本书第五十章那个换了三任班主任的班,就是这样。
用本书的尺子看,这两个人的争吵,是一场很典型的拉锯。
「制宪」与「撤宪」,是同一根轴的两头:一头是立,一头是松。奈格里站在立的那一头,而且要「永远不停地立」——制宪之力永远不被它立的宪法装下,也就是说,它永远不让自己定型;阿甘本站在松的那一头,撤宪之力「永远不化为被构成的东西」——也不让自己定型。
请注意:两头有一个共同点——都不让长出来的东西定下来、留下来。一个不停地立,立了就再推;一个只松,松了不再立。两个人方向相反,拦下的是同一步:长出来的东西沉下去,被记下,被一起改。
本书第三章说,阿甘本和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各把光谱的一头当成了地面,拦下的是同一步。这一章可以说:阿甘本和奈格里,站在同一根轴的两头,拦下的也是同一步。
上一章的埃斯波西托,分出的第三种——「建制」——恰恰是这一步:不是立,也不是松,是一直在建、一直在改。〔本书第五十八章〕
公平地说,奈格里和哈特后来也在往这一步走。
他们后来的书里,越来越多地谈「共同」和「共同的制度」:大家一起管理的资源、一起定的规则、一起维护的空间;他们说,诸众不只要起来反抗,还要学会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制度。〔待核:哈特与奈格里《大同世界》《集会》中关于「共同之制度」的论述〕
这本身也是一次回写:两个一辈子讲「制宪之力」的人,在后来的书里,把「怎样把立起来的东西维护下去、改下去」也写了进来。
本书不说他们已经走完了这一步;本书只说,这一路在往回写那边走,阿甘本那一路没有。
奈格里和哈特说的「诸众」,还有一个问题,本书想问一问:一群不被统一成「人民」、各不相同的人,一起行动以后,会不会记账?
他们的书里,诸众最动人的样子,是一起行动的那一刻:一场集会,一次罢工,一个被占领的广场。这些时刻,很像本书第五十四章说的那种「错位的人看见暗处」、第六十一章说的「不被算进去的人站起来」。
可是一场集会散了以后呢?一个广场被让出来以后呢?很多这样的行动,散了就散了;也有一些,留下了东西:一份大家一起写的声明,一个后来一直在运作的互助组织,一套大家讨论出来、后来一直在用的开会规矩。〔本段是对各类社会运动后续组织化的一般概括〕
留下东西的那些,是诸众学会了记账。奈格里和哈特后来谈「共同的制度」,谈的正是这件事。本书只想说:诸众的力量,不只在它一起行动的那一刻,也在它行动以后,留下了一本大家都能翻、都能改的账。
奈格里和阿甘本,其实站在同一片土上。
他们都是意大利人,都经历过意大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段动荡的年月:工厂里的罢工,街头的运动,后来越来越多的暴力;一九七八年,一位前总理被激进组织绑架并杀害,整个国家陷入震动。〔核:一九七八年莫罗事件〕这段年月,意大利人后来常常叫它「铅之年」。
在这同一片土里,两个人长出了相反的结论。奈格里说:运动失败了,是因为立得还不够彻底,要继续立、永远立。阿甘本说:运动失败了,恰恰说明每一次「立」都会变成新的压迫,所以不要再立。〔本书的读法〕
这正是本书第十五章说的:同一片土,可以推着两个人走向一根轴的两头。土在推,这是真的;可土推出来的,不一定只有这两头。那一代意大利人里,也有人在运动失败以后,回到了自己的街区、工厂、学校,去办一个合作社、一所夜校、一个社区诊所,一年一年地维持、一年一年地改。〔本段是对该时期意大利地方合作与社区实践的一般概括〕他们很少写成哲学书,所以很少出现在哲学史里。
回到那两个人:总想推倒重来的,和总想算了不弄的。
大多数家庭、大多数单位里,都有这两种人,而且常常就在一个人身上:今天想推倒重来,明天想算了不弄。
还有第三种人,很少被注意到:他不推倒,也不放手;他每隔一段时间,把正在用的东西拿出来看一看,改一小块。家里的墙不拆,可每年春节前,他把家里的布置调一调,把不用的东西清一清;部门不重组,可每个季度,他把流程里最别扭的那一步改掉。
试一件小事:挑一样你一直想「推倒重来」或者一直想「算了不弄」的东西。不推倒,也不放手;这个月只改其中最小的一块,改完记一笔。下个月,再改一块。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奈格里看见了生命会起来创造;阿甘本看见了一轮轮的立都会变旧——两人各对一半。
回写了没有:两人都没有,而且拦下的是同一步。「制宪」与「撤宪」是同一根轴的两头:一个不停地立,一个只松;都不让长出来的东西定下、留下。奈格里与哈特后来在往「共同的制度」那边走。
带走的话奈格里要永远不停地立,阿甘本要不立、只松——两人站在同一根轴的两头,方向相反,拦下的却是同一步:长出来的东西沉下去、被记下、被一起改。
你一定翻过一本很厚的字典,查一个你以为很熟的字。
查完了你才发现,这个字有七八个意思,有的你从来没见过;字典还在每个意思后面列了例句,从古书里来的,从现代小说里来的。一个你以为只有一个意思的字,在两千年里,被不同的人用出了这么多样子;它的意思,不是一刀切开的几块,而是一串一串、彼此牵连的用法。
有人拿这个字说了一个很大的道理,前提是这个字「只有」某一个意思——你翻完字典,心里就会打一个问号。
本书第二十七章已经说过:阿甘本全书的第一句话,建立在两个希腊词上,佐埃与比奥斯;而这两个词在希腊人那里,未必分得那么开。这一章,请一位先提出这个问号的人说话。
雅克·德里达,一九三〇年生于阿尔及利亚,二〇〇四年去世,本系列已经为他写过一本书。〔本系列第 134 号〕
他晚年在巴黎讲了两年课,题目大意是「野兽与主权者」,讲稿在他身后出版。〔核:讲课于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三年,第一卷出版于二〇〇八年〕在第一年的课里,他专门用了一讲的篇幅,读阿甘本的《神圣人》。〔待核:具体讲次〕
他的批评,大致有三点。〔转述,待核〕
第一,语文学上的。阿甘本说,希腊人用佐埃说光是活着,用比奥斯说有资格、有形式的活,城邦把前者排出去、把后者纳进来。德里达翻亚里士多德的原文,说这两个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这样整齐的分工:亚里士多德也用比奥斯说动物,也用佐埃说人,甚至说神的活动是一种最好的佐埃。本书第二十七章已经提过这一点。〔核:《形而上学》1072b26—30〕
第二,关于「第一」。阿甘本常常说自己看出了某件事的「原初的」结构,或者说前人都没有看到、他是第一个指出来的。德里达对这种「第一」「原初」的说法很警惕,他一辈子都在拆「起源」:他说,凡是宣称找到了一个干净的起点的地方,那个起点本身,总已经被别的东西渗透了。〔转述〕
第三,关于「主权」。阿甘本把主权写成一个站在法律门槛上、决定例外的位置;德里达同意主权有这种古怪的结构,可他说,主权从来不是一个干净的、一次完成的决断,它总是在被分割、被拖延、被自身侵蚀——他用了一个医学的词,「自身免疫」:一个系统为了保护自己,反过来攻击自己。〔转述:据德里达晚年《无赖》等书〕
这一章,本书要认两件事。
第一,「佐埃与比奥斯分不开」这一判断,德里达先说了,芬利森后来专门写文章说得更细。本书第二十七章说那两个词在希腊人那里「更像一条光谱的两段」,是接着他们说的,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
第二,德里达对「原初」「第一」的警惕,和本书第三十章找到的接缝,是同一个方向:本书找到的接缝词,正是「原初的」。本系列德里达卷有一个判断,说他一辈子都在拆「起源」,拆得最彻底。在「原初」这一处,德里达是本书的前辈。
那么,本书多出了什么?这要先看德里达自己停在了哪里。
本系列德里达卷的判词,本书在导读里借过一句:不封顶,但要签收。那本书的意思大致是:德里达拆起源、拆封顶,拆得极好——任何一个说法都不能宣布自己是最后的;可是他拆完以后,不肯让任何东西稳下来、被签收、被认下来,一切都在无限的延迟里。〔本系列第 134 号的判断,大意〕
请看德里达对阿甘本的第三点批评:主权总是在被分割、被拖延、被自身侵蚀。这个看法很深,可它的方向,和阿甘本的撤宪之力,其实很像:一个说主权一直在自我拆解,一个说要让主权的装置失效。两个人都看见了拆,都没有写立起来之后怎样被一起改。
所以,在本书的尺子上,德里达和阿甘本的这场争论,是两位「不封顶」的人之间的争论:一个说你的起点不干净,一个说你的机器该停下。本书第二十七章讲的那张病床头的卡片、第二十九章讲的那本往下写的出生账——长出来的东西沉下去、被签收、被一起改——两个人都没有写。
本书多出的,是这一句:德里达拆掉了阿甘本的「原初」,可德里达自己也不签收;他们争的是起点干不干净,回写不在他们的争论里。
阿甘本和德里达之间,不是单方面的批评。
早在一九九〇年代初,阿甘本就在一篇讨论弥赛亚与主权者的文章里,给德里达的解构下过一个很重的判断,大意是:解构是一种被冻住了的弥赛亚主义——它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延迟,却永远不让那个到来发生。〔待核:此文收入英文文集《潜能》,具体措辞待核〕
两位老对手,互相说对方停住了:德里达说阿甘本停在一个不干净的「原初」上,阿甘本说德里达停在一场永远的等待里。
放在本书的尺子上,两个人说得都对,而且说中的是同一件事:两个人都没有写,那个「到来」如果发生了,发生以后怎样被签收、被记下、被一起改。德里达把到来无限推迟,阿甘本把到来写成让一切失效的那一刻。一个不让它来,一个让它来了以后什么也不留。
回到那本很厚的字典。
一个字在字典里,有七八个意思,一串一串地牵连着;这说明它不是一刀切开的,是被人一代一代用出来的。可是字典本身,也是一样东西:它每隔若干年修订一次,把新的用法收进来,把旧的用法标上「旧」。它不假装一个字只有一个意思,也不因为意思太多就放弃编字典。
这正是本书想补的那一步:承认一个词没有干净的起点,然后把它的用法一版一版地记下来、改下去。
试一件小事:挑一个你们家、你们单位里常用、却常常被吵来吵去的词——「孝顺」「加班」「公平」「自由」。请几个人各自写一句,这个词在自己心里是什么意思,放在一起看一看。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意思;那就把这几种意思都记下来,注上是谁说的。下次再吵的时候,先把这张纸拿出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德里达从语文学上撬开了「佐埃与比奥斯」那一对,又对「原初」「第一」保持警惕——在这两处,他是本书的前辈。
回写了没有:两人都没有。德里达说主权一直在自我拆解,阿甘本说让主权的装置失效——两位「不封顶」的人争的是起点干不干净;签收与一起改,不在他们的争论里。
带走的话德里达拆掉了阿甘本的「原初」:两种「活」本来就分不开——这一点他先说了;可德里达自己也不签收。他们争的是起点干不干净,而长出来的东西怎样沉下去、被一起改,不在这场争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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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在小区的业主大会上见过这样一幕。
大会讨论要不要改停车规定。按规矩,只有业主能投票。会开到一半,后排站起来一个年轻人,说:「我是租户,在这里住了五年,每天停车的是我,不是房东。你们定的规矩,我得守;可你们开会,不让我说话。」
会场一下子安静了。有人说「规矩就是规矩」,有人说「他说得有道理」。那天的会没有结论。可第二年,业委会改了章程:租户可以列席大会,在涉及日常生活的事上发言,虽然还不能投票。
一个「不被算进去的人」站起来,要求被算进去;他说的话,改了一个章程。
有两位法国和阿根廷出生的哲学家,说阿甘本恰恰看不见这样的一幕。
雅克·朗西埃,一九四〇年生于阿尔及利亚,法国哲学家。〔核〕
二〇〇四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谁是人权的主体?」〔核〕他批评的对象,是阿伦特和阿甘本这一路对人权的看法:人权要么是有国籍的公民的权利——那就等于公民权;要么是光秃秃的人的权利——那就等于没有权利,因为一个被剥光的人什么也争不到。阿伦特和阿甘本都走到了后一个结论:人权是空的。〔转述〕
朗西埃说,这个结论漏掉了一样最要紧的东西:政治。人权,恰恰是那些「没有这些权利的人」的权利——不是说他们已经有了,而是说,一个不被算进去的人,可以拿着这些写在纸上的权利站出来说:你们说人人平等,那我呢?这一站,就是政治。〔转述〕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无份者之份」:一个社会里总有一些不被算进去的人,政治就是这些人要求被算进去的时刻。〔核:朗西埃《歧义》等书的核心概念〕
他批评阿甘本,把这种一次一次发生的政治,写成了一种存在上注定的结构——例外、赤裸生命、营地;一旦写成了「存在的结构」,被剥光的人就只能是被剥光的人,他们站起来说话的那一刻,就没有位置了。〔转述〕
埃内斯托·拉克劳,一九三五年生于阿根廷,二〇一四年去世,长期在英国教书。〔核〕
他在一本讨论阿甘本的文集里,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赤裸生命,还是社会的不确定性?」〔核:收入二〇〇七年出版的阿甘本研究文集〕他的批评大致有两点。〔转述,待核〕
第一,阿甘本太依赖词源和起源:他从一个古词、一个古老的法律形象出发,推出一个现代政治的「原初结构」;可是一个词的来历,不能决定它今天的意思,更不能决定今天的政治。
第二,阿甘本笔下的那些被剥光的人,完全没有行动的能力,只能被动地等待;他看不见,社会里的一切身份、一切秩序,都是不确定的、可以被争夺的——被排除的人,可以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争夺对一个社会的解释权。阿甘本把这种争夺写没了,剩下的只有一种「虚无主义」的等待。〔转述〕
这一章,本书也要认两件事。
第一,「阿甘本把政治写成了存在的结构」——这个判断,朗西埃和拉克劳先说了。本书第十二章说他把福柯那根有生日的轴推回到了「从一开始」,第三十章说接缝落在「原初的」一词上——这些,都是在他们开的这条路上往前走,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
第二,「被剥光的人会站起来说话」——这一点,也是他们先说的。本书第十一章讲难民能不能开始,第四十一章讲门槛上有人把人往回拉,都和他们是一路的。
那个站起来说话的租户,就是朗西埃说的「无份者之份」。
那么,本书多出了什么?也要先看他们自己停在了哪里。
请把那个租户的故事讲完。他站起来说话,是朗西埃说的政治时刻;可是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在第二年:业委会改了章程,租户可以列席、可以发言。这是回写:一次站起来说话,沉进了规矩里,让下一个租户不必再站起来争一次。
朗西埃对「政治时刻」看得极准;可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区分,把「政治」和他叫作「治安」的东西分开:政治是不被算进去的人打破现有分配的那一刻,治安是维持现有分配的一切日常管理。〔核:朗西埃《歧义》中「政治」与「治安」之分〕在这个区分里,改章程、定规则、记下来——这些都更像「治安」那一边的事。政治是那一刻的打破,治安是之后的维持。
这又是一对。朗西埃拆掉了阿甘本的「存在的结构」,可他自己也把政治和治安分成了两头:一头是打破的一刻,一头是维持的日常。那个租户站起来的那一刻,他写得最好;第二年章程被改、从此租户可以列席——这一步,在他的区分里,不太算「政治」。
拉克劳的「争夺」与「不确定」,也更多地落在争的那一刻:一个社会的解释权,被一次一次地争夺。争夺之后,赢下来的东西怎样被写进规矩、又怎样被下一轮争夺改写——他谈得少一些。〔本书的读法〕
本书多出的,是这一句:朗西埃和拉克劳看见了被剥光的人会站起来,这是阿甘本缺的;可站起来之后,那一次站起来怎样沉进规矩、让下一个人不必再站——他们也写得少,朗西埃甚至把它分到了政治的对面。
本书说的回写,恰恰是把「站起来的那一刻」和「改章程的那一年」连在一起:没有前者,不会有后者;没有后者,前者就只能一次一次地从头来。
也让阿甘本这一边回应。
一种回应会说:朗西埃和拉克劳要的「站起来、要求被算进去」,前提是有一个身份——租户、工人、女性、少数族群——拿着这个身份去争。可是阿甘本的「随便哪一个人」(本书第二十一章),要的恰恰是不靠身份的共同体。一个靠身份去争的政治,赢了以后,又会有新的身份被排除在外——永远有下一个「不被算进去的人」。阿甘本不写「站起来争」,是因为他想跳出这个一轮一轮的争。
这个回应很深。本书承认:一轮一轮的争,确实会一直有下一个被排除的人。
可是请看那个业主大会。租户站起来,章程改了,租户可以列席;过几年,也许又有人站起来:「我是在这里上班的保安,我每天也在这里」;章程又改了一次。这确实是一轮一轮的;可每一轮,都让这个小区的「我们」大了一点,而且每一轮都被写进了章程,下一轮的人可以从上一轮停下的地方接着争。
一轮一轮的争,如果每一轮都不留下,就是拉锯;如果每一轮都写进章程,就是回写。不是跳出争,而是让每一次争都留下一笔。
回到那个业主大会。
如果你是那个站起来的人,你已经做了最难的一件事。本书想提醒你再做一件:会后,把你提的要求写成一两句话,交给业委会,请他们写进下一次大会的议程;第二年,去看看章程改了没有;改了,就告诉下一个新来的租户。
如果你是坐着的那个人,本书想提醒你:一个不被算进去的人站起来说话,不必把它当成捣乱;可以把他的话记下来,拿到下一次会上去议。
一个人站起来的那一刻,加上一个人把它记下来的那一笔,才是一次完整的回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朗西埃和拉克劳看见了:阿甘本把政治写成了存在的结构;被剥光的人会站起来说话、争夺——这两点,他们先说了。
回写了没有:他们也写得少。朗西埃把政治(打破的一刻)与治安(维持的日常)分成两头;拉克劳落在争夺的那一刻——站起来之后那一次沉进规矩,不太在他们的主轴上。
带走的话一个租户在业主大会上站起来说「我也住在这里」——朗西埃和拉克劳看见了这一刻,这是阿甘本缺的;可故事真正的结局在第二年:章程改了,下一个租户不必再站起来——这一步,他们也写得少。
你一定看过天气预报。
每天晚上,屏幕上一张地图,一片片云图,一个个数字:明天有雨,降水概率百分之七十,气温十二到十八度。你照着它决定带不带伞。你大概很少想过:这张地图,是成千上万个气象站、卫星、雷达、浮标,每时每刻测量、上报、汇总,再由一套一套的模型算出来的;而且,模型每一次算错了,气象部门都会回头看,改模型,下一次算得更准一点。〔本段是对天气预报体系的一般概括〕
天气预报这件事,让一整个社会,第一次能「看见」明天的天。它不是谁的命令,也不是谁的自由;它是一套一直在测、在算、在错、在改的东西。
二〇二〇年以后,有一位美国学者,拿这类东西,来回答阿甘本。
本书第七章已经写过二〇二〇年春天那场争论:阿甘本连续发表短文,把当时的防疫措施读作例外状态;他的老朋友南希和很多学者纷纷回应。这一章不重述那些,只请一位在那之后专门写了一本书回应他的人出场。
和第七章一样,本章不评判当时各国具体的防疫政策,只写各方公开发表的观点。
本杰明·布拉顿,美国学者,研究技术与城市、设计与政治。二〇二一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大意是「真实的报复:后疫情世界的政治」。〔核〕
他的批评,大致是这样的。〔转述,待核〕
他说,二〇二〇年的疫情,让很多人文学者露出了一个习惯:一听到「监测」「数据」「模型」「管控」,就条件反射地把它们读成权力对生命的捕获——读成阿甘本说的生命政治、例外状态。可是一场传染病,是一件真实的事:病毒不管你的哲学,它照样传播。一个社会要对付它,需要一样东西:能「看见」自己——知道病毒在哪里、传得多快、谁需要帮助。这种看见,靠的是测量、汇总、建模,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他由此提出一种「肯定的生命政治」:不是把生命政治当成坏东西去反对,而是承认一个社会需要照顾所有人的生命,然后问:这种照顾,怎样做得更好、更透明、更不容易被滥用?他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看见」,而在于谁来看、怎样看、看了以后对谁负责。〔转述〕
他还批评了一种他认为很普遍的姿态:把一切集体的、规划的、技术的东西都当成可疑的,只相信个人的自由和怀疑;他说,在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面前,这种姿态是一种失职。〔转述〕
公平起见,布拉顿自己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据相关讨论概括,待核〕
有人说,他对技术和规划太乐观:「看见」一整个社会的能力,一旦建立起来,确实可能被滥用;他说「更透明、更不容易被滥用」,可是怎样保证?也有人说,他把人文学者对权力的警惕,说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这不公平——那些警惕,来自二十世纪真实的教训。
本书把两边都摆出来。本书不在这场争论里站队;本书只拿本书的尺子,看一看这场争论的形状。
用本书的尺子看,阿甘本与布拉顿之间,又是一根轴。
一头是阿甘本:集体的看见、测量、管控,是捕获;出口是拒绝、让它停下。
另一头是布拉顿:集体的看见、测量、照顾,是必需;出口是做得更好。
两头各对一半,这一点和第五十九章奈格里与阿甘本的争论很像。可是这一次,有一处不一样,本书要特别指出来。
布拉顿那一头,里面藏着回写:「看了以后对谁负责」「怎样做得更好」——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总钥匙那三问: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天气预报那套东西之所以值得信,恰恰是因为它每一次错了都会回头改模型,而且改了什么,是可以被查的。
所以,在这一根轴上,布拉顿站的那一头,比阿甘本那一头,离回写更近。
可是本书也要指出布拉顿的软处:在他的书里,回写更多是「系统自己改进」——模型改得更准、系统做得更好;被看见、被测量的那些人,他们怎样回头改这个系统——他们能不能看到关于自己的数据,能不能说「这里算错了」,能不能参与决定这个系统什么时候该停——这一层,他谈得不够。〔本书的读法〕
本书第三十七章说过:有一种回写,只有管理者那一头有笔;本书说的回写,是两头都有笔的回写。布拉顿走到了「系统有笔」;阿甘本看见了「系统有笔会很危险」,却把整支笔都扔了。第三样,是两头都有笔。
二〇二〇年以后,很多中国读者都熟悉一种很小的东西:小区群里的「接龙」。
一个人在群里发起:「需要代买药的,请接龙:楼号、房号、需要什么。」一行一行,大家往下接。接完了,志愿者照着单子去买、去送;送完了,在后面标一个「已送」。下一次,有人在群里说:「上次接龙格式太乱,这次请大家按这个格式。」格式改了。〔本段是对社区互助中「接龙」做法的一般概括〕
这件很小的事,恰好是本章那根轴之外的第三样:它是一种集体的「看见」——谁需要什么,一目了然;可是这个「看见」,是每一个人自己写上去的,每一个人都看得到全部,每一次都可以被大家一起改格式。它不是一个从上面测量你的系统,也不是一个人关起门的自由;它是一张两头都有笔的单子。
阿甘本看见了集体的看见会变成捕获;布拉顿看见了集体的看见是必需。一张每个人自己往下接、每次都会被一起改的接龙单,两个人都很少写到。
按本系列的规矩,也给阿甘本这一头写一条保底。
当一个社会的「看见」系统,只有上面一支笔——被看见的人看不到自己的数据,不能说「这里错了」,不知道这些数据存多久、给谁用,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要求它停下——他的警惕一点不差。在那样的系统面前,拒绝,确实可能是被看见的人唯一能做的事。
这样的系统,今天仍然有。
他错的,只是把这个条件当成了一切集体看见的条件。在那个条件之外——在还有接龙单、还有能被查的模型、还有能提意见也会被答复的地方——集体的看见,可以是两头都有笔的。
回到本章开头那张天气图,说一件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天气预报是怎样变准的。
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用电子计算机算天气;最早的那些预报,常常不准。几十年里,气象部门做的事,说起来很朴素:每天把预报和实际的天气对一对,错了,就找原因——是观测站太少,还是模型里哪一条算法不对;找到了,改;改完了,第二天再对。一年一年,一代一代。〔本段是对数值天气预报发展过程的一般概括〕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天气预报的准确程度,大约每过十年,就能往前多预报准一天。〔待核:此说为气象界常见概括〕
这就是回写的三层都齐了的样子:每一次错,是一瞬间;一年一年地对、一年一年地改,是一段时间;成千上万个观测站、一代一代的气象工作者,是一群人。而且,每一次改了什么,都被记下来,可以被后来的人查。
布拉顿拿天气预报一类的东西作例子,说一个社会需要「看见」自己;本书想补一句:天气预报值得信,不只是因为它「看见」了,而是因为它每一次看错了,都回头改,而且改了什么都留着账。
你所在的地方,一定有某种「集体的看见」:单位的考勤表,学校的成绩单,小区的出入登记,家族群里的健康打卡。
面对它们,大多数人只有两种态度:要么照填,不多想;要么反感,能躲就躲。
试一试第三种:挑一样你每天在填的表,问三件事——它到什么时候?谁来看它、对谁负责?我能不能看到关于我的那一部分、说「这里不对」?如果答不上,就去问一问能管这张表的人;如果答得上,就把答案告诉身边一起填表的人。
一张被问过这三件事的表,就从一支笔的,开始变成两支笔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布拉顿看见了一个社会需要「看见」自己,集体的照顾是必需;他的批评者看见了这种看见可能被滥用。
回写了没有:一半。布拉顿那一头离回写更近——系统会回头改自己;可被看见的人怎样回头改系统,两头都有笔的那种回写,他谈得不够;阿甘本那一头,把笔整个扔了。
带走的话阿甘本说集体的看见是捕获,布拉顿说集体的看见是必需——两人又在一根轴上;布拉顿那头离回写更近,可一张每个人自己往下接、每次都被一起改格式的接龙单,才是两头都有笔的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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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写过一篇需要「引文献」的东西:一篇论文,一份报告,一个方案。
写着写着,你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子;然后你去查资料,发现早有人说过了,说得比你还好。你有一点失落,然后你做了一件对的事:在文章里写上「某某已经指出……」,再写「本文在此基础上……」。
这件事,本书前面一直在做。这一章,把它们汇成一张表。
本系列有一条规矩:凡是本书的判断,别人先说过的,要写明「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的地方」;凡是本书自认多出来的,要说清多出了什么,交给读者去判。
这条规矩,不只是礼貌。本书一路讲回写:一个判断,被别人说过、被别人改过,就沉进了一片共同的土里;后来的人在这片土上接着说,要先认出哪些是土、哪些是自己添的。一本不认近邻的书,就是一本不回写的书。
下表按本书各处出现的先后排列。〔各家书名、年份,凡本书未亲核者,均见参考书目「待核」栏〕
| 近邻 | 他们先说了什么 | 本书在哪里接着说 | 本书自认多出了什么 |
|---|---|---|---|
| 芬利森 | 佐埃与比奥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截然对立;阿甘本的例外逻辑在某个层面上仍是对立的逻辑;他认为有一个单一的总范式 | 第 27、30 章 | 找到接缝落在「原初的」一词上;用口述说出病因(不回写→拉锯) |
| 德里达 | 两种「活」分不开;对「原初」「第一」的警惕 | 第 27、60 章 | 指出德里达自己也不签收——两人争的是起点,回写不在争论里 |
| 凯莉·奥利弗 | 阿甘本回到宗教比喻,至多是把「人与动物」换成了「宗教与科学」这对二元 | 第 55 章 | 指出他在《敞开》末页亲口拒绝了「新的接合」 |
| 梅斯纳尔与卡昂 | 阿甘本把莱维的话推成哲学,忽视语境;把具体的人变成哲学形象 | 第 44 章 | 指出他自己书末的证言,是一条完整的回写之路 |
| 拉卡普拉 | 阿甘本「全有或全无」,把最极端的情形推成普遍真相 | 第 44、45 章 | 用「一张拉锯的谱」「一张深度图」替换第三根梁 |
| 「例外的行话」一路(论者待核) | 阿甘本与施米特眼里没有日常的政治社会 | 第 35 章 | 找到「方便的名字」长成「机器」的那一步 |
| 埃斯波西托 | 生命会自己产生规范;「建制」作为「制宪」「撤宪」之外的第三种;西方政治神学是一台「二的机器」 | 第 40、58 章 | 说出「建制」与前两种不在同一维度——前两种是一根轴的两头;回写三层是一件事 |
| 奈格里(与哈特) | 阿甘本把生命写得太被动;生命会起来创造 | 第 59 章 | 指出制宪与撤宪是同一根轴的两头,拦下的是同一步 |
| 朗西埃 | 阿甘本把政治写成了存在的结构;「无份者之份」会站起来 | 第 61 章 | 指出朗西埃自己把政治与治安分成两头,站起来之后沉进规矩的一步不在政治里 |
| 拉克劳 | 阿甘本太依赖词源与起源;被排除者没有行动能力 | 第 61 章 | 同上:争夺之后,赢下来的东西怎样写进规矩又被改写 |
| 布拉顿 | 二〇二〇年以后,主张一种「肯定的生命政治」:社会需要看见自己 | 第 62 章 | 区分「系统有笔」与「两头都有笔」 |
| 阿特尔 | 以「门槛」作为读阿甘本的框架 | 导论第五节(本书的门槛比喻);第 65 章 | 门槛错三处:只在两间屋之间才有、是踩出来的、是走过去的地方 |
| 沃特金 | 以「无差别/不可区分」作为阿甘本的方法 | 第 21 章(本书的读法);第 65 章 | 指出「既不……也不……」是他最常见的第三样,仍在轴上 |
| 普罗佐罗夫等 | 无作是积极的,不是瘫痪 | 第 40、49 章 | 认一半;另一半是松开之后写回去 |
| 研究者对「习惯的使用」的概括 | 身份在使用与练习中被构成 | 第 47、51 章 | 回写三层:他有了一瞬间,差一段时间、一群人 |
把这张表从上往下看一遍,会看出一件事:几乎每一位近邻,都抓住了阿甘本缺的一块,同时,自己也停在了某一处。
德里达拆掉了「原初」,自己不签收。朗西埃看见了站起来的那一刻,自己把「之后」分到了治安那一边。奈格里要永远地立,和阿甘本站在同一根轴的另一头。布拉顿走到了「系统有笔」,没走到「两头都有笔」。只有埃斯波西托,在晚年走到了「建制」——离本书说的回写最近。
这张表本身,也是一场拉锯的样子:一家说「你太被动」,一家说「你太原初」,一家说「你太全有全无」,每一家都从一个方向拉他一把。这些拉扯,一点一点地改写了人们读阿甘本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次学术上的回写:一本书出版了,一群人读了、反对了、补充了,这本书在后来的人眼里,就不再是刚出版时的那本书了。
把表里最后一列压一压,本书自认多出来的,只有三条。
第一条,一个根:把这些近邻从各个方向指出的毛病——太原初、太二元、太全有全无、太被动、太没有政治社会——收成一个根: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两条,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第二条,接缝的位置:在他自己的原句里,找到了这个根落下的那几个词——「原初的」(第三十章)、「机器」(第三十五章)、「新的接合」的拒绝(第五十五章)、「再切一刀」(第五十六章)、「不可能正确地使用」(第五十二章)。
第三条,回写三层:把「回写」拆成一个人一瞬间、一段时间、一群人三层,指出他晚年有了第一层、缺后两层;并且用这三层,给每一位近邻也量了一量。
这三条是不是真的多出来了,本书不自己下判断;按本系列的规矩,这件事交给另一位读者,换一双手来复核。
在这张表的末尾,本书也要把自己的软处摆出来。
第一处,本书说的「回写」,和埃斯波西托说的「建制」,到底差多少?本书在第五十八章说,多出的是「不在同一维度」与「三层是一件事」。可是一位严格的复核者也许会说:这两条,一条是换了一种说法,一条是把一个政治概念推广到了日常——都不算真正的新东西。如果复核者这样判,本书认。
第二处,本书给每一位近邻都找了一个「停在了某一处」。这样做有一个危险:每一位哲学家都被量成了「差一步」,好像只有本书的尺子是完整的。本书第七十五章会专门把刀转向自己:本书的「回写」,会不会也是一根被当成原样的轴——一头是「留下」,一头是「不留下」?
第三处,这张表里的很多书,本书只读了研究者的转述,没有读原书。这些都在参考书目里标了「待核」。
这三处,都写进附录的「本书自认最弱处」。
回到你写过的那篇需要引文献的东西。
「某某已经指出……本文在此基础上……」这句话,是一个人做学问时最诚实的一句话。它不只用在论文里。
一个家里,一个单位里,常常有人提出一个「新办法」,其实早有人提过、试过、失败过;也常常有人照着一个老办法做,却不知道这个办法当年是谁、为什么定下的。
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在家里或单位里提一个新主意之前,先问一句:「以前有人提过类似的吗?当时怎么样了?」问到了,就在你的主意前面加一句:「某某以前提过……这一次我想改的是……」
这一句话,就是一次回写:你认出了土,然后在土上添了一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十几位近邻,每一位都抓住了他缺的一块;本书一处一处写明了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回写了没有:这张表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一本书被一群人读、反对、补充,在后来人眼里改了样子;本书自认多出的只有三条:一个根、接缝的位置、回写三层,交给别人复核。
带走的话几乎每一位近邻,都抓住了阿甘本缺的一块,同时自己也停在了某一处;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很多,自认多出的只有三条——一个根,接缝落在哪几个词上,回写有三层——是不是真多出来了,交给另一双手去判。
本编十二章,是全书的总解构。
前十编,本书一编一编地拆他的书,每一编最后一章做一次小账。这一编,把这些小账合成一本总账。
本编按本系列的规矩走:先请他最好的辩护人上台,把他的话说足(第六十四、六十五章);再给出一个根的严格证明(第六十六章);然后按本书的因果链,一环一环地讲——为什么不回写就只能拉锯(第六十七章),拉锯怎样被当成原样(第六十八章),为什么出口只剩停锯(第六十九章),回写为什么就是那第三维(第七十章);最后是判词完整版与三根梁的替换、闪光点与保底、病根与死法、向他学什么、以及把刀转向本书自己(第七十一至七十五章)。
本编的判词,已按王德生博士的裁定改定: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
本编沿用的「回写三层」——一个人一瞬间、一段时间、一群人——是本书第五十一章对口述 02 的细化;本编照用,并在用到处注明。
你一定在法庭剧里看过这样一幕:检方说完了,法官转向另一边:「辩方,请陈述。」
一个好的审判,不是检方一直说到底。检方说得再有理,也要停下来,让辩方把最好的理由摆出来;听完了,才能判。有时候,辩方的一句话,会让整个案子翻过来。
本书前十编,一直在「检方」这一边:一处一处地指出他没写回写。现在,本书要停下来,请辩方。
本书要请的,不是随便哪一位替他说话的人,而是最好的那几位:他自己,和几位最认真读他的研究者。
第一位,是阿甘本本人。本书前面已经照登过他的几段自辩,这里汇在一起。
第一段,在《万物的签名》里:他找的「本源」,不是年代上的一个起点,而是此刻仍在起作用的一股力,一个事情「冒头」的时刻。〔核:据该书第三篇转述,见本书第三十章〕
第二段,也在那本书里:他用的「范式」,不是一个拿来归纳或演绎的例子,而是一个单例照亮一类,那个「类」不先在,是从单例里显出来的。〔核:据该书第一篇末四条小结,见本书第四、五十二章〕
第三段,在最后一卷《身体的使用》的结语里:问题不在于让那台机器的两半互相对抗,也不在于回到裂缝之前一个更原初的开端,而在于让装置本身失效。〔核:该书英译本第 266 页,见本书第三十、五十章〕
三段合起来,他会这样替自己辩护:「你说我把拉锯当成了原样?我说得很清楚,我的『原初』不是历史的第一天,我的范式不是一个总的本质;我晚年已经明说不再往回追原初。我没有立任何磐石,我只是在让磐石失效。」
第二位,是美国学者德拉·杜兰泰。他在二〇〇九年出版了一本很厚的阿甘本导论。〔核:书名与年份据常见书目〕
他最要紧的一个主张是:读阿甘本,不能只读《神圣人》;阿甘本全部思想的中心,是「潜能」,而这个中心,是在他早年的诗学、语言、美学著作里长出来的。〔转述,待核〕
本书第三编之所以把他「被忽略的那一半」单列出来、放在总解构之前,正是和这位辩护人同一个方向。他会这样替阿甘本辩护:「你们只读了营地和例外,就说他只会写最黑的那一处;可他一辈子最在意的,是人的『能不』——那是一种自由,不是一种绝望。」
第三位,是美国学者科茨科。他翻译了阿甘本的很多书,包括《身体的使用》;二〇二〇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专门讲阿甘本思想的「轨迹」。〔核:书名与年份据常见书目〕
他会这样替阿甘本辩护:「《神圣人》不是一个开头就定好结论、然后二十年一直重复的计划;它是一路在变的。前几卷确实很黑,可到了后几卷,他越来越多地在写『另一种活法』——使用、生命的形式、无作。你们拿第一卷的『原初』去判他全部,是把一条路当成了一个点。」〔转述,待核〕
本书第五十一章已经照这一条报过账:推翻条件部分触发,判词收窄为「不让回写留下」。这位辩护人的话,本书已经接住了一半。
第四位,是一位在欧洲任教的学者普罗佐罗夫。他在二〇一四年出版了一本讲阿甘本与政治的书。〔核:书名与年份据常见书目〕
他是阿甘本「无作」最有力的辩护人之一。他会这样说:「你们总说无作是停下、是挂空挡。可无作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一件事从它被派定的用途里松开,于是它可以被新的方式使用。一种『无作的实践』,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它不去抢夺权力,不去立一个新的主权,而是让现有的权力装置变得无用、变得可以被随意使用。这不是逃避,这是一种很难的做法。」〔转述,待核〕
本书第四十、四十九章已经接住过这一条的一半:无作不是瘫痪。
第五位,是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米尔斯,二〇〇八年出过一本讲阿甘本哲学的书。〔核:书名与年份据常见书目〕
她的读法比前几位更有保留:她对阿甘本的见证伦理有批评,也有同情。她会替阿甘本说一句很公道的话:「他的问题问得太尖,尖到答案常常站不住;可如果没有他这样问,很多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问题。一个把问题问到尖处的哲学家,不能只用答案去量他。」〔转述,待核〕
把五位的话合起来,就是阿甘本能得到的最强的辩护。本书把它压成五条,尽量说得比他们自己还要有力:
第一条:「原初」不是历史的第一天,是一种方法上的说法;他晚年亲口放弃了往回追原初。
第二条:他的中心是「潜能」与「能不」,那是自由的一种,不是绝望。
第三条:《神圣人》是一条一直在变的路,后几卷写的正是另一种活法。
第四条:无作不是停下,是让一切被派定的东西变得可以被自由地使用;这是一种积极的、很难的实践。
第五条:他对「立」「建制」「回写」的不信任,来自二十世纪真实的教训;一个见过太多活的制度变成死的制度的人,有理由不再信任任何制度。
五条都有分量。本书一条一条地回答;有的认,有的认一半,有的不认。
第一条,认一半。本书第三十章已经收窄:不说他把拉锯当成了「历史的第一天」,只说他把拉锯当成了「一股查不到出生的力」——一九九五年叫原初,二〇一四年叫无外。他放弃了「往回追」,却没有因此承认那道裂缝有一个可以结束的一生。
第二条,认。「能不」是自由的一半,本书判决五的左栏就写着它。本书只补另一半:「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第二十二章)。
第三条,认,而且本书已经据此收窄了判词。本书在第五十一章说:他最后一卷,把桥修到了河心。
第四条,认一半。无作确实打开了新的使用;本书只问:打开以后,新的使用留不留下?一个节日过完,第二天有没有什么被改了?(第四十九章)
第五条,本书最认真对待的一条,也是本书唯一不认的一条。不信任一种会被用坏的东西,不等于只能放弃它;让它不被用坏的办法——期限、复议、记录、谁都能提——本身也是回写。把「会被用坏」读成「只能被用坏」,又回到了那根轴上。
五条合起来,本书的判词只收窄了一次(第五十一章),根没有动: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
回到那一幕法庭剧。
很多人在家里、在单位里「判」一个人的时候,只有检方,没有辩方:「他这个人就是……」说完就算了。
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心里给一个人下了一个很重的判断——一个同事、一个亲戚、一个孩子——先停一停,替他做一次辩护人:写下他最可能为自己说的三句话,尽量写得比他自己能说的还要有力。写完了,再看你的判断,哪一处要收窄,哪一处不变。
一个经过了辩护的判断,才站得住;而且,它常常比原来那一个更公道。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五位辩护人的五条,是他能得到的最强辩护;本书认了两条,认一半两条。
回写了没有:本书在这里回写了自己——判词已因第三条收窄过一次;唯一不认的是第五条:不信任会被用坏的东西,不等于只能放弃它。
带走的话请他最好的五位辩护人上台,本书认了「能不」是自由、《神圣人》是一条变化的路,认了一半「原初只是方法」「无作是积极的」;唯一不认的是:见过太多制度死掉,不等于制度只能死——让它不死的办法,本身就是回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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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根温度计。
它从最冷到最热,中间有无数个刻度:零下十度,零度,十五度,二十七度,三十八度……温度不是只有「冷」和「热」两种,它是一条连续的线,中间有无穷多的过渡。
可是请注意:不管中间有多少刻度,它仍然是一根线。它能告诉你冷热,却告诉不了你空气干不干、风大不大、今天是阴天还是晴天。那些东西,不在这根线上,它们是另外的维度。
这一章,讲阿甘本最硬的一条辩护,和一根温度计的关系。
本书的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发生的二元发现;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对这个根,阿甘本自己有一条现成的、非常硬的辩护。他会说:「你说我二元?我明明说过,我用的不是二分,是两极。」
这条辩护有原文。他在那本讲方法的小书《万物的签名》里说:范式把一般与特殊之间的二分中和了,用一种两极的、类比的模型,取代了二分的逻辑。〔核:据研究者引述该书第一篇〕他又借一位意大利哲学家的逻辑,说:类比项作为第三项,既不是 A,也不是 B;它介入二分,不是为了把两者收进一个更高的综合,而是把它们变成一个被两极张力贯穿的力场;在这个力场里,两者的实体同一性蒸发了;这个第三项,就是这种不可辨识性。〔核:该书英译本第 20 页之意〕
也就是说,他明明白白地反对「非此即彼」;他要的,是一个有无数过渡、两头都在其中蒸发的力场。本书说他「二元」,好像没读懂他。
这条辩护,必须认真对待。
本书先认一步,而且认得很真。
第一,他确实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本书前十编一再说他站在「门槛」上、在「之间」、在「不可区分之区」——这本身就说明,他的兴趣不在两头,而在两头之间那片连续的地带。
第二,「力场」是真的动态。两极之间有张力,张力在推,东西在变——这是有路的,不是两块死的石头。这正是王德生博士口述里用的词:「二元发生」,不是「二元发现」。他的发生是真的。
第三,「实体同一性蒸发」,是真的拆。两头原来以为自己是一块铁板——「人」「动物」「规范」「例外」——在力场里,这块铁板化开了。这是对「本来就在」的一次真解构。
可是,请看这个力场的形状。
一个力场,由两极撑起;两极之间有无数过渡,有张力,有蒸发——它是一根温度计:刻度再多,仍然是一根线。
他说「第三项」,可这个第三项是什么?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它「既不是 A,也不是 B」,它是「不可辨识性」,是两极之间那片分不清的地带。他最明确的第三项,就是这根线上两头之间的那一段。
本书第二十一章讲「随便哪一个人」——既不是普遍,也不是个别;第五十章讲「撤宪之力」——既不是立,也不是废;第五十六章讲「非—非犹太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一路下来,他的「第三」都是这个样子:用两个「不」字,在一根线上圈出中间那一段。
中间那一段,再宽、再动、再蒸发,也还在那根线上。
那么,本书说的「第三样」,是什么?
请回到那根温度计。一个人想知道明天出门要不要带伞,只看温度计是不够的;他要知道湿度、气压、云。这些不是「冷」与「热」之间的某一个刻度,它们是另外的维度。一个只有温度计的人,无论刻度多细,都算不出明天会不会下雨。
本书的第三样,就是这样一个「不在线上」的东西:回写。
用这套书的那张图纸说: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三样东西互相生成。回写,就是最后那一句——土被长出来的形状和走过的路改写。一台只有两极的机器、一个两极张力的力场,里面只有两样东西在互相拉:一头和另一头。第三样——那片会被改写的土——不在这个力场里。
所以,本书不说他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本书说:他的发生,是一根线上的发生——两极之间有无数过渡、有张力、有蒸发;可是那片会被这一切改写的土,不在这根线上。两极再动,土不动;土不动,下一次的张力,就还在原来那两极之间攒起来。这就是拉锯。
这正是口述 02 的意思: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二元轴」,不必是非此即彼的两块;一根有无穷刻度的温度计,也是一根轴。
这个区别,可以用一件家常事检验一下。
一对夫妻为「钱归谁管」吵了很多年。本书第六十七章会细讲这个例子,这里先用它检验一下「两极」和「第三维」。
「两极」的看法会说:这对夫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他管」或「她管」,中间有无数种过渡——他管大钱她管小钱,他管这个月她管下个月,两个人一起管某些……这些过渡都是真的,而且一直在变。
可是请问:这些过渡,有没有一种,让他们不再吵?只要这些过渡都还在「他管—她管」这根线上,每一次换一个刻度,下一次还会吵:刻度换了,心里那点不公平没变。
让他们不再吵的,常常是一件不在这根线上的事:一张写下来、贴在墙上、隔半年一起改一次的约定。它不是「他管多少、她管多少」的又一个刻度;它改的是这对夫妻之间的「土」——从此,钱怎么管,不再是一次一次的争,而是一张会被一起改的纸。
两极之间的无数刻度,是他看见的;那张纸,是另一个维度。
你生活里一定有几根「温度计」:一件事,你和别人在它上面来回调了很多次刻度——加班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孩子管严一点还是松一点,父母那边去得勤一点还是少一点。
试一件小事:挑一根你调了很多年刻度的「温度计」,问自己:有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这根线上的又一个刻度?比如,不是「管严一点还是松一点」,而是「每个月和孩子一起看一次规矩,改一条」;不是「去得勤一点还是少一点」,而是「和兄弟姐妹一起定一张轮流表」。
找到了,你就离开了那根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确实不是非此即彼:两极之间有无数过渡、有张力、实体在蒸发——他的发生是真的。
回写了没有:没有。他最明确的「第三项」,是两极之间的不可辨识性——仍在那根线上;那片会被改写的土,不在两极的力场里。二元轴不必是两块,一根有无穷刻度的温度计,也是一根轴。
带走的话他最硬的辩护是:我用的不是二分,是两极——这是真的;可一根温度计刻度再多,也还是一根线,量不出明天会不会下雨。他的第三项在线上,本书的第三样——回写,那片会被改写的土——不在线上。
本书的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两条:
口述一:他的问题是: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是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即发生的二元发现。即他的发生是二元发生,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
口述二:在 SDE 方法论里面,就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本书前十编,在他的书里一处一处找到了这个根的证据;这一章,把它们收成一次完整的证明。证明的办法,是把口述拆成几个能拿原文检验的小命题,一个一个地对原文;先写死什么情况下本书认输;最后写明这个证明证到了哪里、没证到哪里。
本章所引他的话,都是转述;据英译本与研究文献核到的,标出页码或出处;意大利文原句,凡未亲核者,统一在第九节列出。
口述一拆成三个:
命题一:他把一切发现变为发生——凡前人说「本来就在」的,他都查出了来历。
命题二:他把发生变为二元发生——拆到底,剩下的总是一对;发生只在两极之间进行。
命题三:这个二元,是「发生的发现禁锢」。又分三件:
三甲,那一对本身不再被拆,被当成了原初、基本、没有外面的东西;
三乙,他给的出口,也在这一对之内——两极之间的空,或者在这一对上再切一刀;
三丙,他说过的「第三样」,都落在两极之间,不回头改写两极。
口述二拆成一个:
命题四:病因是不回写——被他的机器做出来的东西,不能回头改机器;长出来的东西,不被允许沉下来、留下来。
认输的条件,先写死:只要在他任何一本主要著作里,找到一种不在两极之间、能回头改写两极、并被他当作正题的第三样,命题三就被推翻。
证据很多,这里只列最硬的几条。
在《神圣人》第一卷,他说赤裸生命不是天然的底子,而是主权决断留下的疤痕;生产出一个生命政治的身体,是主权权力的原初活动(第二十五、三十章)。「光是活着」被查成了一件被做出来的事。
在《例外状态》,他查出例外状态出生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而不是专制传统;查出「必要不知有法」这句老话在几百年里被翻了个个儿(第三十一、三十五章)。
在《王国与荣耀》,他把「管理」查出了一千年的神学来历(第三十七章);在《圣职》,他把「岗位」查到了一千五百年前一场关于坏神父的争论(第三十九章)。
在方法上,他说范式所属的那一类,从来不是范式预先假定的,而是从范式里显出来的(第四、六十四章)。
命题一成立。这是本系列总原则的前一半:解构。他做得极好。
到第五十七章为止,本书在他的书里记下了他的二元五十四对。这里只列最有代表性的几本书,每本拆到底剩下的那一对:
《神圣人》第一卷:西方政治最根本的那一对范畴,不是敌与友,而是赤裸生命与政治存在、佐埃与比奥斯、排除与包含(导言;第二十六、二十七章)。
《例外状态》:西方的法律体系,呈现为一个双重结构——规范的要素与失范的要素,权力与权威(英译本第 85—86 页;第三十三、三十五章)。
《王国与荣耀》:王国与治理,超越的秩序与内在的秩序,一般的天意与特殊的天意——这几对两极,界定了那台神圣治理世界的机器的运作(据研究者引述英译本第 207 页;第三十七章)。
《敞开》:在我们的文化里,人始终是动物与人同时被分割、又被接合的结果(英译本第 92 页;第五十五章)。
《什么是装置》:世界上有两大类东西,活物与装置(第五十二章)。
《剩余的时间》:律法本身是一条不断分割的原则,把人分成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据研究者引述英译本第 48 页;第五十六章)。
政治、法律、神学、人与动物、技术、宗教,六个领域,拆到底都是一对。
命题二成立。
三甲:那一对被当成原初、基本、没有外面的东西。
《神圣人》第一卷:他说那一对是「最根本的」范畴;说之所以有政治,是因为人是这样一种活物——在语言中把自己与自己的赤裸生命分开、对立起来;说把赤裸生命纳入政治,构成主权权力「原初的——尽管是隐藏的——核心」;全书末尾的论纲说「原初的政治关系是放逐」(第三十章)。研究者据此指出,他认为西方政治「从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存在一个单一的总范式(第三十章)。
接缝,本书第三十章裁定落在「原初的」一词上,「尽管是隐藏的」是它的护照。
反证照登:他在最后一卷里明说不再往回追「更原初的开端」(第三十章)。所以三甲收窄为:一九九五年,那一对被写成「原初」;二〇一四年,它退为「没有外面」——裂缝前后都查不到出生。三甲成立,但收窄。
三乙:出口也在这一对之内。
《敞开》末页:让那台机器失效,不再是去寻找新的接合,而是显示中心之空——悬置的悬置(第五十五章)。
《剩余的时间》:弥赛亚的宣告分割律法划出的那些分割,使它们失效,永远不抵达任何最终的根据;画家在一条线上再画一条线(第五十六章)。
《身体的使用》结语:撤宪之力,让装置失效;据研究者笔记,它永远不化为被构成的东西(第五十章)。
出口,要么是两极之间的空,要么是在二元上再切一刀,要么是让两极都失效而不再立。三乙成立。
三丙:他说过的「第三样」,都在两极之间,不回写。
他两次明确说过「第三」。一次在《什么是装置》:在活物与装置之间,作为第三类,是主体;主体是两者之间那场争斗的结果;而装置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第五十二章)。一次在《万物的签名》:类比项作为第三项,既不是 A 也不是 B,是两极力场中的不可辨识性(第六十五章)。
两个「第三」,一个是两极之间争斗的结果,且不能回头正确地使用装置;一个是两极之间的不可辨识。都在两极之间,都不回写。三丙成立。
最硬的一条,是他自己的那句话:装置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第四十、五十二章)。被做出来的,不能回头改做它的东西——这正是「不回写」在他理论里的正式说法。
第二条,《敞开》末页那一句:不再寻找新的接合(第五十五章)。「接合」就是把关系重新做一次;他拒绝的,正是回写。
第三条,最后一卷的核对(第四十七、五十一章)。本书在这里认过一次输:他没有把亚里士多德的习性扔进机器,他把它救成了「习惯的使用」——在使用中构成自身;他写出了「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这些,是回写的第一层:一个人一瞬间被自己的动作改变。可是「一直已经在用」抹掉了一次一次沉积的先后;「始终保留撤销自己的能力」只留了往回的门;一群人一起记下、一起改——这两层,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他给它们的位置,是撤宪之力:让它失效。
所以命题四要照实写成:他允许回写发生,不允许回写留下。这正是改定后的判词: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
命题四成立,按回写三层细化(本书的细化)。
本章第二节写死的认输条件:在他任何一本主要著作里,找到一种不在两极之间、能回头改写两极、被他当作正题的第三样。
核对结果:他最后一卷的「习惯的使用」「生命的形式」「风格」「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是正题,而且离回写很近——所以本书在第五十一章报账:推翻条件部分触发,判词收窄。可是这些东西的方向,是让两极「失效」、被「克服」,而不是被长出来的形式回头改写两极;而且它们不留下(第五十一章)。
认输条件未被完全满足;已部分满足的那一部分,已经据此收窄了判词。
这个证明证到了哪里,没证到哪里,照实写:
证到的,是原文层:他写了这些句子,这些句子有这个形状——拆到底是一对,出口在一对之内,第三项在两极之间,被做出来的不能回头改。
没证到的,是一步推论:从「他处处写成一对」,走到「这个二元是他发生学里没被拆掉的发现」「病因是不回写」——这一步,是本书走的,靠的是这套书的尺子:形状、路、土三样互相生成,第三样是土被改写。这一步,在书里明写为「本书的判断」,不冒充他的原文。
近邻:芬利森、凯莉·奥利弗、朗西埃、拉克劳、埃斯波西托等人,已经从各个方向说过相近的话(第六十三章)。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很多;本书自认多出的,只有三条:一个根、接缝的位置、回写三层。是否真多出,交复核。
已据英译本或研究文献核到:「最根本的那一对范畴」;「原初的、尽管是隐藏的核心」;三条论纲(英译本第 181 页);「从一开始」(研究者转述);《例外状态》双重结构(第 85—86 页);《王国与荣耀》两极(据研究者引述第 207 页);《敞开》第 92 页;《什么是装置》两大类与第三类、「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剩余的时间》分割分割与第 48 页;《万物的签名》第 20 页类比项;《身体的使用》第 58、60、266 页前后。
待核:以上各处的意大利文原句,尤其「原初的」「根本的」「尽管是隐藏的」「机器」「不可能正确地」诸词;「甚至可以说」限定语的原文位置;撤宪之力「永不化为被构成」的原句。核不到的,统稿时一律降为「据英译本」。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命题一成立: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
回写了没有:没有,而且证到了原文层——命题二、三成立(三甲收窄),命题四成立并细化为「允许回写发生,不允许回写留下」;认输条件部分满足,已据此收窄判词。
带走的话拆成四个命题,一个一个对原文:他把一切发现拆成了发生;拆到底剩下的总是一对;出口在一对之内,第三项在两极之间;被做出来的不能回头改——他允许回写发生,不允许回写留下。这是原文证到的;从这里到「这就是他的病因」的那一步,是本书的尺子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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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讲一个本书在导论里就预告过的例子。
有一对夫妻,结婚十年,为一件事吵了十年:钱归谁管。
刚结婚时,钱归丈夫管,因为他挣得多。过了两年,妻子觉得丈夫乱花,要求自己管;丈夫让了。又过了两年,丈夫觉得妻子太抠,家里该花的不花,又要回来。于是又换。换来换去,每一次换,都伴着一场大吵;每一次吵完,都「说好了」;可是说好了什么,谁也没记下来。下一次,又从头吵。
十年里,他们试过很多种办法:他管大钱她管小钱,按月轮流,各管各的……每一种都用了一阵,又吵回来。
后来有一天,两个人坐下来,没有再争谁管,而是做了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把家里每个月的钱分成三份——一份他自己支配,一份她自己支配,一份放进一个两人一起管的账户,这一份怎么用,要两个人商量;然后,把这几条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门上,约好每隔半年,两个人一起看一次这张纸,觉得哪里不合适,就改,改了的地方写上日期。
从那以后,他们还是会为钱的事拌嘴,可是很少再吵回十年前那种样子。那张纸,被改了好几次,每一次改,都是坐下来商量着改的。
这一章要回答的,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前十年只能来回吵,后来那张纸一贴,吵就停了?
先看前十年。
他们在一根轴上:一头是「他管」,一头是「她管」。中间有很多种过渡——大钱小钱、按月轮流、各管各的——这些过渡,都是这根轴上的刻度(本书第六十五章那根温度计)。
每一次换刻度,是一次改变:形状变了,钱的管法变了。可是改变以后,什么都没留下:没有记下为什么换、换了以后哪里好哪里不好、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怎么办。这对夫妻之间的那片「土」——他们彼此的信任、对「公平」的感觉、家里的习惯——一点也没有被这次改变改写。
土不变,张力就在老地方重新攒起来:他心里那点「她太抠」,她心里那点「他乱花」,一点一点地攒,攒够了,又是一场吵。吵完了换一个刻度,又什么都不留下,又从头攒。
这就是拉锯。
再看那张纸。
本书的发动机有三步:第一步,张力在积累;第二步,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第三步,改变回头改写路和土。
前十年,他们一直在做第一步和第二步:攒,吵,换。每一轮都走到了第二步,每一轮都没有第三步。
那张纸,就是第三步。它不是又一次换刻度——「三份」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种新的分法;要紧的不是「三份」,而是纸上的另外几样东西:写下来了,贴出来了,约好了半年一看,改了要写日期。这几样东西,回头改写了这对夫妻之间的土:从此,钱怎么管,不再是一次一次的争,而是一件有来历、有记录、有下一版的事。他心里的「她太抠」、她心里的「他乱花」,不再只是攒着;每半年,它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被说出来、被变成纸上的一行字。
土变了,张力就不再在老地方攒了。下一次的拌嘴,是从那张纸的最新一版开始的,而不是从十年前开始的。
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
压成一句话,就是王德生博士的口述二:在 SDE 的方法里,就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这一章想把这句话的「所以」讲清楚。它有三步。
第一步,任何一个张力,都有两头:一件事,总有至少两种相反的要求——他要这样,她要那样;紧一点,松一点;立,废。有两头,就有一根轴。这一点,不管回不回写,都一样。
第二步,张力逼出改变。改变可以是往这头挪,也可以是往那头挪,也可以停在中间某个刻度。只要改变以后什么都不留下,土就不变。
第三步,土不变,张力就在同样的两头之间重新攒起来。于是下一次改变,还在同一根轴上;再下一次,还在。一轮一轮,就是拉锯。
反过来:只要改变以后,有东西沉回去、改了土——写下了、记下了、约好了下一次一起看——下一次的张力,就不在原来那两头之间攒了,它在一片被改写过的土上攒;下一次的改变,就不在原来那根轴上了。一轮一轮,是往前走。
拉锯和往前走,差的不是改变的大小,而是改变之后留不留下。
现在可以说清楚,这为什么是阿甘本的病因。
他看见的所有拉锯——规范与例外、立与废、欢呼与冷落、守誓与违誓——都是真的;他把这些拉锯看得比谁都细。可是在他的学说里,改变之后不许留下:留下就是定型,定型就是捕获;于是,在他看见的每一处,土都不变,张力都在同样的两头之间重新攒起来。
所以,他看见的世界,处处都是同一根轴上的来回。不是世界只有拉锯,是他的学说里没有第三步,于是他只能看见拉锯。
这就是口述二的「所以」。
本书第五十一章把回写拆成三层;这个例子,正好三层都在。〔回写三层为本书对口述二的细化〕
一个人一瞬间:某一次吵完,丈夫心里忽然明白了一点,下次说话软了一点。这是第一层,前十年也有过;可它沉不下去,下一次一着急,就又回去了。
一段时间:那张纸约好了半年一看,一版一版地改下去。这是第二层。
一群人:那张纸是两个人一起定、一起改的;如果家里还有老人、孩子,他们也可以在纸上添一行。这是第三层。
前十年,只有第一层;后来,三层都有了。第一层的回写,常常是真的,可它一个人扛不住,一段时间留不住。阿甘本最后一卷写到了第一层(第四十七章);后两层,是那张贴在冰箱门上的纸。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那张冰箱门上的纸,看起来很温暖;可是请想一想,在很多家庭里,这样一张纸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人用来管另一个人的工具。「纸上写了,你就得照做」「你上个月超支了,纸上记着呢」。一张纸,可以让吵架停下,也可以让一方从此有了一个更有力的武器。阿甘本警惕的,正是这种「写下来」变成「管起来」的时刻。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一张纸确实可能变成武器。
可是请看那张纸上的另外几样东西:它是两个人一起定的;它约好了半年一起看;改了要写日期。一张纸变成武器,常常是因为它只有一个人能写、只有一个人能改、只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一张两个人都能写、定期一起看、每次改都留痕的纸,很难被一个人拿去当武器。
区别不在写不写下来,而在谁手里有笔、多久一起看一次。本书第三十七章说过:本书说的回写,是两头都有笔的回写。
你生活里一定有一件和这对夫妻很像的事:为同一件事,和同一个人,吵了很多年。
试一件小事,照这一章的三步做:
第一,写下这根轴:一头是什么,一头是什么,你们在中间换过哪几种刻度。
第二,写下每一次换刻度之后,留下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什么都没留下」,那就是拉锯的原因。
第三,这一次,别再换刻度;和那个人一起写一张纸——不必写谁对谁错,只写三样:现在怎么办;多久一起看一次;改了写上日期。贴在你们两个都看得见的地方。
下一次再吵的时候,先去看那张纸。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拉锯是真的,他看得比谁都细。
回写了没有:这一章讲清了「所以」——拉锯和往前走,差的不是改变的大小,而是改变之后留不留下;他的学说里没有第三步,于是他只能看见拉锯。
带走的话一对夫妻为钱吵了十年,换过很多种管法,每一次都什么也没留下,所以一直在同一根轴上来回;一张贴在冰箱门上、半年一改、改了写日期的纸,让吵停了——拉锯和往前走,差的不是改变的大小,是改变之后留不留下。
你一定在家族聚会上听过这样的话:「我们家的人,脾气都急。」
爷爷脾气急,爸爸脾气急,你也脾气急;家里三代人,吵起架来都是一个样子:先是一句话顶上去,然后声音越来越大,然后有人摔门,然后几天不说话,然后不了了之。说多了,大家都信了:这是「我们家的性格」,是遗传,是天生的,改不了。
可是如果有人去翻这个家的旧事,也许会发现另一个样子:爷爷年轻时在一个很苦的地方长大,吵架是他唯一能让人听见自己的办法;爸爸小时候,家里从来没有人教过他怎样好好说一件事;到了你这一代,没有人坐下来想过这件事,于是就照着上一代的样子来。三代人吵架的样子一样,不是因为天生,而是因为每一次吵完,什么都没留下——没有一次,有人坐下来说:「我们换一种吵法。」
一场三代人的拉锯,被说成了「我们家的性格」。
这一章讲:拉锯是怎样被当成原样的。
先说清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错觉,谁都会犯。
一件事来来回回发生了很多次,每一次都差不多是一个样子,人就会觉得: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历史总是在重演」「人性就是这样」「这个单位就这个风气」「我们家的人都脾气急」——这些话,都是这样说出来的。
要看出一场拉锯不是原样,需要一样东西:记录。你得知道,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中间有没有哪一次不一样;如果有,那一次为什么不一样。没有记录,一场拉锯的每一轮,看起来都和上一轮一模一样;看得多了,它就成了「本来如此」。
不回写的历史,看起来就像命运。因为每一轮都没有留下改变的痕迹,人们能看见的,只有一轮又一轮的重复。
现在把这个道理放到阿甘本身上。
他是一个查来历的高手,他不缺记录——他翻了两千年的档案。那么,他怎么会把拉锯当成原样?
本书的读法是:他查的,是拉锯每一轮的来历;他没查的,是有没有哪一轮留下了东西。
请回想他查过的那些:罗马的神圣人,中世纪的天使与荣耀,近代的紧急法令,二十世纪的营地,今天的无限期拘押。每一处,他都查出了一个「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的动作;每一处,他都查得极细。可是这些查出来的东西,被他排在一起的时候,排成了一条只有一个动作的长线:两千年,一次又一次,同一个动作。
那些让拉锯停下来的东西——罗马的委托专政有六个月的期限(第九章),停法后来被收进了日历(第三十二章),雅典的内战被一份写得很细的协议结束了(第三十四章),紧急权力被一步步装上了期限和监督(第三十一章),一九四八年,一段最黑的经历被写进了国际公约(第四十五章)——这些,不在他的那条长线上,或者在线上被读成了「同一个动作换了面孔」。
一条只收集了重复、没有收集回写的档案,看起来,当然就是一部命运。
所以,在一九九五年的《神圣人》第一卷里,那场两千年的拉锯,被写成了「原初」:原初的政治关系,原初的核心,从一开始。〔第三十章〕
本书第三十章找到的接缝,就在这里:一个在一轮一轮重复里显出来的动作,被宣布为一切之前的那个东西。用本系列《否定序列》的话说,这叫比较级封顶:「原初」就是定义成比你能查到的再往前一点,于是在结构上查不到;它的来历,是他老师那一环的「更原初的」。〔第三、三十章〕
到了二〇一四年,他在最后一卷里放弃了「原初」:不再往回追一个更原初的开端。〔第三十、五十章〕
这是一次真的松动。可是,放弃了「原初」以后,那场拉锯变成了什么?
他说:问题不在于回到裂缝之前,而在于让这台装置失效。〔第三十章〕这句话的意思是:裂缝之前,没有东西可以回去;裂缝本身,也不会自己结束;唯一能做的,是让它失效。
本书第三十章把这叫作「从原初退为无外」:那场拉锯,不再被说成是从第一天就有的,可它仍然被说成是没有外面的——往前查不到出生,往后等不到结束,只能被停掉。
「原初」是时间上的封顶:往回查不到。「无外」是空间上的封顶:往外找不到。本系列《否定序列》说,福柯那一环的「无处不在」,是空间上的免检;阿甘本早年把它推成了时间上的免检,晚年又退回了空间上的免检。〔第三十章;本系列《否定序列》福柯一环〕
原初也好,无外也好,都是同一件事:一场没有回写的拉锯,被当成了原样。
回到那个「脾气都急」的家,讲一个可能的后来。
有一年,家里的一个孙女读了大学,学了一点心理学。过年回家,一家人又为一件小事吵起来,眼看又要摔门。她没有跟着吵,也没有躲,她说:「我们先停五分钟,每个人说一句,自己刚才最气的是哪一句话。」大家愣了一下,居然照做了。那一次,没有人摔门。
后来,这成了这个家的一个小规矩:吵到要摔门的时候,谁都可以喊一句「停五分钟」。不是每次都管用,可是管用的次数,越来越多。又过了几年,家里人不再说「我们家的人都脾气急」了;他们说:「我们家的人脾气急,可我们有个停五分钟的规矩。」
这就是一场拉锯被回写以后的样子:它没有消失——脾气还是急;可它不再是「原样」了,它有了一个一代人改过的地方。「本来如此」变成了「本来如此,可是我们改过」。
阿甘本的两千年,缺的就是这一句「可是我们改过」。
这一章,对上的是口述一的后半句:「即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
「发生的二元发现」:他发现的,不再是一个本来就在的东西——他是发生学家,他知道一切都是发生的;他发现的,是发生的一个「形状」:一对,两极,一根轴。然后,他把这个形状,当成了发生本来的样子。
「发现禁锢」:这个被当成原样的形状,反过来把他后来看见的一切发生,都关进了这个形状里。他再查到新的东西,也只会查到同一根轴上的又一次来回。
那个「我们家的人都脾气急」的家,也是一样:一旦信了「这是我们家的性格」,以后每一次吵架,都会被读成性格的又一次发作;那一次偶尔好好说了话的例外,会被当成「那天他心情好」,不会被当成一个可以学的样子。
回到那个「脾气都急」的家。
你家、你单位、你自己身上,一定也有一句「本来如此」:「我就是这个性格」「我们这里就这个风气」「这种事历来都这样」。
试一件小事,给这句话做一次「查回写」:不查它有多少次重复——那些你已经知道了——只查有没有哪一次不一样。有没有哪一次,那个人没有急?有没有哪一年,这里的风气好过一阵?那一次、那一年,为什么不一样?
找到了,把它写下来,贴在显眼的地方。下一次你又想说「本来如此」的时候,看一眼那一次例外。
一句「本来如此」,只要找到一次留下了东西的例外,就会松动。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查来历查得极细,两千年的档案都翻过。
回写了没有:没有。他收集的是每一轮拉锯的来历,没收集哪一轮留下了东西;一条只有重复、没有回写的档案,看起来就是命运——一九九五年叫原初,二〇一四年叫无外。
带走的话一场三代人的吵架,被说成「我们家的性格」;两千年的拉锯,被说成「原初」「无外」——不回写的历史,看起来就像命运。他查了每一轮拉锯的来历,却没查哪一轮留下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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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两个人拉一把大锯,锯一根很粗的木头。
一个人往这边拉,一个人往那边拉,来来回回。锯得好的时候,锯口越来越深,木头最后被锯断了。可是如果锯子卡住了——木头太硬,或者两个人的劲不合——锯子就只在同一道浅浅的口子里来回,锯了半天,木头纹丝不动。
两个人累了。这时候他们有几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拉,也许哪一下就通了;一个是换一个角度、换一把锯、磨一磨锯齿,重新来;还有一个,是放下锯子,坐下来歇着,不锯了。
这一章讲:为什么在阿甘本那里,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如果本书前两章说的是对的,那么阿甘本的出口,几乎是被逼出来的。推理很简单:
第一,世界是一场拉锯:规范与例外,立与废,活着与有资格地活——两头来回,没完没了。(第六十七章)
第二,这场拉锯是原样:它没有一个可以追回去的出生,也没有一个自己会到来的结束——原初,或者无外。(第六十八章)
第三,拉锯的两头,都是陷阱:站在任何一头,都是被那台机器捕获——立,就会变成新的压迫;被纳入,就是被抓住。
那么,还剩什么?
不能站在任何一头;拉锯又不会自己结束;唯一剩下的,就是让锯子停下来:不站队,不立新,只让那台机器失效。这就是无作,就是撤宪之力。
无作,是不回写的最后一站。如果第三步——改变之后留下、改写土——不存在,那么一个不愿意站在任何一头的人,只能停。
那么,为什么他不选第二个选择:换一个角度、磨一磨锯齿、重新来?
因为在他那里,「换一把锯」就是「立一个新的」。换一个角度,就是新的制度;磨一磨锯齿,就是改良;重新来,就是新的制宪。而这些,在他的学说里,都会变成新的机器、新的捕获——本书第五十、五十九章说过,他和奈格里之间的争论,就在这里。
所以,在他那里,拉锯的人只有三个选择:站在一头(被捕获),换一把锯(变成新的机器),放下锯子(无作)。前两个都不行,只剩第三个。
本书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选择里,漏了一个。
回到那两个锯木头的人。
锯子卡住了,他们放下锯子,坐下来歇一会儿——这没有错,累了就该歇。可是一对有经验的锯木工,歇的时候会做另一件事:他们会看一看那道锯口,说一说刚才哪里不顺——是锯齿钝了,还是拉的节奏不对,还是木头这一段有个节子。说完了,记在心里,或者在木头上画一道记号;下一次拉,就换一种拉法,或者先把锯齿磨一磨。
这不是「站在一头」,不是「换一把新锯立一个新制度」,也不是「放下锯子不锯了」。这是第四个选择:停下来,回头看,把看见的留下来,再接着锯。
这就是回写。它不在他的三个选择里,因为在他的学说里,「留下来」就等于「立一个新的」,而「立一个新的」就等于「新的机器」。本书一路说的回写,恰恰是在「立一个新的」和「不立」之间,被他挤掉的那一样:不是立一块碑,是留一道记号;不是换一台机器,是改一改拉法。
中国人有两句老话,本书前面各用过一次,这里放在一起。
一句是「尽人事,听天命」(第三十七章)。一件事,先把自己能做的做尽,然后才轮到天命。在阿甘本那里,只有「听天命」那一半——一场原样的拉锯,人能做的,只是停下来;「尽人事」那一半——人做的事回头参与、改写那个安排——被挤掉了。
一句是「知耻近乎勇」(第四十三章)。羞耻不是终点,勇是它长出来的样子。在阿甘本那里,只有「知耻」那一半——被交给自己、无法逃离的那一刻;「近乎勇」那一半——从羞耻里伸出手去改——被挤掉了。
两句老话,都是一个意思:停下来,是一站,不是终点;停下来以后,还有一段路,叫「尽人事」,叫「勇」。本书叫它回写。
本书第八章记下过一句待核的话:他在最后一卷的序言里,大意是说,诗与思的作品,从来不能被完成,只能被放下。〔待核〕
这句话,放在这一章里看,意思就很清楚了:一部作品,不能被完成——这是对的,反身的发生不能自我封顶;可是他给的出路,只有「放下」。
一个编了一辈子书的人,最清楚还有第三条路:出第二版。一部书不必完成,也不必放下;它可以在序言里写明「这一版改了什么」,然后等下一版。本书第五章说,他一生做编者,做的正是这第三样;他给自己的书,只留了前两样。
「完成」与「放下」,又是一对;他在这一对里,选了「放下」。这是无作落到他自己的书上的样子。
说到这里,要把公道还给他。
第一,停下来,本身是有价值的。在一场越拉越凶的拉锯里,有人说「先停下」,常常能救人。一个在二十世纪看过太多「一直往前开」的灾难的人,把「停下来」当成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可以理解的。本书第十章说过,本雅明的紧急制动闸,就是这样一种清醒。
第二,无作里的那个「不为了什么」,本书第四十九章也认过:人最像人的时刻,常常是做一件不为了什么的事。
第三,他挤掉回写,不是因为粗心,而是因为警惕:他怕留下来的东西变成新的机器。这份警惕,本书第六十四章已经说过:有分量,但不能因此放弃回写。
你手上有没有一把「卡住的锯」?一件做了很久、做不下去的事,一段来来回回、走不出去的关系,一个一直改不掉的习惯。
很多人在这种时候,只知道两个选择:硬拉下去,或者干脆不做了。
试一试第四个:先停下来,歇一歇——这是对的。然后,趁着歇的时候,回头看一眼那道锯口:刚才哪里不顺?写下一两句,画一道记号。下一次再拿起锯子的时候,先看那道记号,换一种拉法。
停下来,是一站;回头看、留下记号、再接着锯,是一段路。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停下来本身有价值;无作里「不为了什么」的那一面,是真看见。
回写了没有:没有。若拉锯是原样、两头都是陷阱、「换一把锯」就是新机器,出口就只剩停锯;他的三个选择里,漏了第四个——停下来,回头看,留下记号,再接着锯。
带走的话如果拉锯是原样,两头都是陷阱,换一把锯又会变成新的机器,出口就只剩放下锯子——无作,是不回写的最后一站;漏掉的是第四个选择:停下来,回头看那道锯口,画一道记号,再接着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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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从一台洗衣机开始,这一章回到那个楼道。
本书导论讲过五拍:刘阿姨贴上「暂时停用」;纸条贴了一年,暂时成了一直;洗衣机变成了杂物台;一个周末,孩子们把它敲成了一面鼓;最后,一位退休的电工换了一根排水管,撕掉那张发白的纸条,在墙上贴了一张表格。
导论说:前四拍,阿甘本写得比谁都深——第一拍他叫例外,第二拍他叫例外状态,第三拍他叫使用,第四拍他叫亵渎;只有第五拍,他没写。
这一章,把第五拍写完整。
那张表格上,写着这样几行:〔导论第一节〕
这台机器谁都可以用;
用完开盖晾干;
坏了找四〇二;
修过一次:某月某日,换排水管,二十八元,四〇二垫付,欢迎各家分摊;
下面留了一片空白,让后来修过的人往下写。
请一行一行地看。
第一行,「谁都可以用」:它没有把这台机器变成谁的——没有占有,这是阿甘本的「使用」。
第二行,「用完开盖晾干」:一条规矩,很小,从大家过去的使用里长出来——这是阿甘本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第三行,「坏了找四〇二」:一个可以问的人——这是本书那把总钥匙的第二问:到期谁来问?
第四行,「修过一次:某月某日……」:一笔账,有日期,有花了多少,有谁做的——这是总钥匙的第三问:问完记在哪儿?
最后,「留了一片空白」:一个下一版——这是编者的第三条手艺(第五章),也是这张表之所以不是一块碑的原因。
现在可以说清楚,这张表格为什么不是前四拍之间的某一个折中。
前四拍,都在一根轴上:能用,还是停用?归谁,还是不归谁?被敲成鼓的那个下午,是这根轴上的中间一格——不算能用,不算停用,谁也不归。
那张表格,不是「一半能用」,也不是「一半归四〇二」。它改的不是这台机器在那根轴上的位置,而是这栋楼的土:从此,这栋楼多了一个「坏了找谁」的地方,多了一笔记下来的账,多了一片留给下一个人的空白。下一次机器再坏,这栋楼不会再从「暂时停用」开始,它会从那张表格的最新一行开始。
这就是本书说的「第三维」:不是轴上的一个点,是土被改写。
本书第六十五章用温度计说过:刻度再多,也还是一根线;湿度、气压、云,是别的维度。这张表格,就是那个楼道里的「湿度」:它不在「能用—停用」那根线上,它在另一个方向上。
用这套书的那张图纸,把这件事说一遍。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那张表格(形状),是这一年的拉锯(路)和这栋楼的邻里、钱、没有物业(土)一起长出来的。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下一次机器坏了怎么办(路),会被这张表格(形状)和这栋楼的人(土)一起带出来。
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这栋楼的土——大家之间的那点信任、「公共的东西有人管」的感觉——被这张表格(形状)和修机器的这一段经历(路)改写了。
最后这一句——土被改写——就是回写。一个只有两极的力场里,只有两样东西在互相拉;这张图纸里,有三样东西在互相生成,第三样,就是那片会被改写的土。
回写,就是第三维。阿甘本的发生,前两样都有:形状确实从路和土里长出来(资格是被做出来的),路确实在走(暂时成了一直);唯独第三样——土被长出来的东西改写——他不许。所以他的发生,在一根轴上;本书的发生,在一张图纸上。
本书一路上,给回写起过好几套说法。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出它们是一件事。
总钥匙的三问: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导论)
编者的三条手艺:有来历,有标记,有下一版。(第五章)
急诊室的三件套:有进有出,有记录,有人回头看。(第三十一章)
修订程序的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结果记在哪儿?(第十四章,借自本系列第一二一号)
回写的三层:一个人一瞬间,一段时间,一群人。(第五十一章,本书的细化)
放到那张表格上:「修过一次,某月某日」——是期限、是来历、是记录;「坏了找四〇二」——是谁来问、谁来重议;「留一片空白」——是下一版、是回头看;这张表贴在墙上,全楼的人都看得见、都能往下写——是一群人;它贴了一年又一年——是一段时间;那位退休电工某天闲着换了一根管子——是一个人一瞬间。
几套说法,说的都是那张表格。
公平起见,要说一句:这张表格也会坏。
也许几年以后,墙上的表格被人撕了,没人再往下写;也许「欢迎各家分摊」那一行,一直没人分摊,四〇二心里不痛快,下次不修了;也许楼要拆了,洗衣机被搬走了,表格也跟着没了。
回写不是一种保证。本书第七十五章会专门把刀转向自己:本书的回写,会不会也变成一种新的「原样」?
可是请看:即使这张表格坏了,它也留下过东西。那几年里,这台机器有人修、有人管;楼里的人知道了「公共的东西可以这样管」;下一次再有一台公用的东西坏了,也许有人会想起那张表格。一张坏掉的表格,也比一张从来没有贴过的表格,多留下了一点土。
这一章的练习,就是全书的练习。
找一样你身边「在拉锯」的东西——一台公用的机器,一件来回吵的家事,一条立了又废的规矩,一个改了又回去的习惯。
替它写一张表格,只写五行:
谁都可以用(或者:这件事是大家的事);
一条从过去长出来的小规矩;
有事找谁;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怎么处理的、花了什么;
留一片空白,给下一次。
贴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前四拍——例外、例外状态、使用、亵渎——他写得比谁都深。
回写了没有:这一章写的就是回写——第五拍的那张表格不是轴上的一点,是土被改写;他的发生在一根轴上,本书的发生在一张三样互相生成的图纸上。
带走的话楼道墙上那张表格:谁都可以用,用完开盖,坏了找四〇二,修过一次某月某日二十八元,下面留一片空白——它不是「能用」和「停用」之间的一点,是一栋楼的土被改写了。回写,就是第三维。
全书的判词,经王德生博士口述立根、读完最后一卷后按推翻条件收窄、再经裁定改定,最后是这一句:
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
它的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两条:
口述一: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是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即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
口述二:在 SDE 方法论里面,就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副判(画面):他把世界从「本来就在」里放了出来,又关进了一间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出口只剩站在门槛上。
一句话简介:他看见了拉锯,没看见回写,就把拉锯当成了世界。
判词这一路是怎样长成的,也照实记下,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次回写:导论立下第一版(把门槛住成家);口述一到,改为「二元禁锢」;口述二到,因果方向改正为「不回写是因,拉锯是果」;第五十一章报账,推翻条件部分触发,按方案乙把「不让发生回写」收窄为「不让回写留下」。四版,每一版都注明了日期和来由。
五条判决,一路下来收窄过几处。这里把最后的样子并排放。
| 判决 | 他打开了什么 | 他关上了什么 | 收窄记录 |
|---|---|---|---|
| 一 门槛上的长 | 潜能、童年、使用、生命的形式——一切在门槛上发生;最后一卷写到了「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风格」 | 长出来的东西可以稳成风格,却不沉回去改写两极、不留下一群人的账 | 第 51 章:原「不许定型」说重了,改 |
| 二 拉锯被当成原样 | 例外一步步沉成常态——他看见了一条路 | 这条路被当成一股前后都查不到出生的力:一九九五年叫原初,二〇一四年叫无外 | 第 30 章:不说「历史第一天」,改为「查不到出生的力」 |
| 三 最黑的一处 | 盯住被剥到只剩活着的人 | 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一处,被当成照亮全部的范式 | 第 45 章:对福柯卷第 66 章「回写完全不可能」一句公开收窄为「被切得最干净,未完全消失」(本书的收窄) |
| 四 双极机器 | 器具、仪式、誓言、荣耀都在把人做出来;器具不可消 | 被装置做出来的人「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装置;拒绝「新的接合」;出口是停机 | 无 |
| 五 挂空挡的自由 | 「能不」是自由里最常被忘掉的一半 | 自由停在「选」那一拍;「不」之后长出新东西的那一拍,不在他的学说里 | 无 |
本系列每一本书,都要给哲学家做一次「三方程体检」。那张图纸,本书在导论里用大白话讲过: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三句话,三道方程。
第一道:形状从路和土里长出来。他写出来了——资格不是本来就在的,是被一套规矩、一次次登记做出来的(第二十五、二十九章);最后一卷里,生命的形式是由活出来的(第四十八章)。通过。
第二道:路从形状和土里长出来。他写出来了——暂时一步一步沉成一直;例外有一部两百年的路;管理有一千年的路(第三十一、三十七章)。通过。
第三道:土从形状和路里长出来——长出来的形状、走过的路,回头改写那片土。这一道,他在一个人一瞬间的尺度上写到了(中动态,第四十七章);在一段时间、一群人的尺度上,他不许:被装置做出来的人不能正确地使用装置,不要新的接合,撤宪之力永不化为被构成的东西(第五十、五十二、五十五章)。未通过,部分写到。
体检结论:前两道方程通过,第三道方程被拒——他写到了第三道的第一层,拒绝了后两层。用本系列的话说,这是「土只被剥,不被养」:土在他那里,是被剥的对象(赤裸生命),不是被长出来的东西一年一年养厚的那一片。
这和口述二是同一件事:第三道方程,就是回写。
本书在导论里说,要拆他的三根梁,换上三根新的。现在把替换做完。
第一根梁:拉锯当原样。
原梁:西方政治从一开头(或者:没有外面地)就是一场「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的拉锯。
换上:拉锯是某一片没有被回写的土上的一段路。它有生日——在那一片土里,在那几次没有留下东西的改变之后;它可以结束——当某一次改变留下了东西,土被改写,下一次的张力就不在原来的两头之间攒了。
检验:那个「脾气都急」的家,有了「停五分钟」的规矩以后,说的是「本来如此,可是我们改过」(第六十八章)。
第二根梁:停锯当出口。
原梁:既然拉锯是原样、两头都是陷阱、「立」就会变成新机器,唯一的出口是让一切失效——无作,撤宪之力。
换上:回写当出口——停下来,回头看,留下一道记号,再接着锯。出口不在两极之间,在另起的一维:一张有日期、有签名、留着空白的表格;一张两个人都有笔、半年一改的纸;一份写明期限、谁来问、记在哪儿的通知。
检验:那张贴在墙上的洗衣机表格(第七十章);那张每月被全班改写的黑板纸(第五十章)。
第三根梁:最黑一处当全部。
原梁:营地是现代政治的范式;在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地方看见的,就是一切地方的真相。
换上:一张拉锯的谱。从最左边——回写被切得最干净,被关的人不能开口;往右——临时收容点,机场中转区,有期限、有监督的紧急条款;到最右边——一个每年复议、结果贴在一号楼大堂的停车规定(第二十八章)。每一格都有例外、有临时、有特殊情况;差别在回写的多少。而且,即使在最左边那一格,回写也没有完全消失:有人把档案装进牛奶罐埋进土里(第四十五章)。
检验:一张湖的深度图,湖心最深那一处测得最准,可湖是那一整张图(第四十五章)。
判词之外,本书还留了一句副判:他把世界从「本来就在」里放了出来,又关进了一间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出口只剩站在门槛上。这里说一说,为什么是这个画面。
「放了出来」:他是发生学家。凡是前人说「本来就在」的——主权、法律、管理、岗位、人与动物之间的线——他都查出了出生日期。一个从「本来就在」里被放出来的世界,是一个一切都有来历、一切都可以不这样的世界。这是他最大的功劳。
「只有两个房间」:可是他放出来的世界,每一处都被他看成了一对——规范与例外,活着与有资格地活,王国与治理,人与动物。一间屋子里只有两个房间,人就只能在两个房间之间来回。
「出口只剩站在门槛上」:两个房间,进哪一间都是被捕获;唯一不属于任何一间的地方,就是中间那道门槛。所以他一生最动情的地方,都在门槛上:潜能,童年,使用,剩余。
那为什么屋子只有两间?本书的回答,就是口述二:因为不回写。一间屋子,是靠住在里面的人一次次地改、一次次地添,才从两间长成三间、四间的——添一间书房,隔出一间儿童房,把一面墙打通。长出来的东西不许留下,屋子就永远是两间。
最后,把全书用到的回写的几套说法,压成一张速查卡,方便读者带走。
| 说法 | 三样东西 | 出处 |
|---|---|---|
| 总钥匙三问 | 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 | 导论 |
| 编者三手艺 | 有来历,有标记,有下一版 | 第 5 章 |
| 修订程序三句 | 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结果记在哪儿? | 第 14 章(借自本系列第 121 号) |
| 急诊室三件套 | 有进有出,有记录,有人回头看 | 第 31 章 |
| 回写三层(本书的细化) | 一个人一瞬间,一段时间,一群人 | 第 51 章 |
| 装饰与回写的分界线 | 看第二年:有没有「去年提了什么、改了什么、没改为什么」那张单子 | 第 38 章 |
| 两头都有笔 | 被看见、被管的那一头,也能看、能说、能改 | 第 37、62 章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三方程前两道通过——形状与路,他都写出了发生。
回写了没有:第三道被拒,只写到第一层。判词四版一路收窄、注明来由;三根梁换上:拉锯是一段路,回写当出口,一张拉锯的谱。
带走的话三方程体检:形状从路和土里长出来,他写到了;路从形状和土里长出来,他写到了;土被长出来的东西改写——他只写到一个人一瞬间,拒绝了一段时间、一群人。判词就落在这里: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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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的规矩:拆完一位哲学家,要把他的闪光点一处一处列出来——他亲眼看见发生的地方。本书在预研时列过二十处候选;写完全书,照实核对,最后是下面这二十处。每一处写一句他看见了什么,一句差的是哪一步。
一、潜能里包含「能不」(第 13、22 章)。差的一步:潜能会被一次次的实现养厚——「今天不做」的那个「不」,是四十年做出来的。
二、人不是生下来就在语言里(第 18 章)。差:学会「鸟」以后,语言回头改了孩子,孩子也改了语言。
三、作品在做的过程中现身(第 16 章)。差:看进到做里,做进到看里。
四、「有」与「没有」之间有一种可以停留的姿态,而且有它的历史(第 17 章)。差:白兔子有一天被挪到书架上。
五、一个人的遭遇不是一个词的本义,是一套规矩做出来的处境(第 25 章)。差:那个古老处境在罗马法里也有它的一生。
六、排除本身是一种纳入(第 26 章)。差:门边的人也会被一起走过门槛,或者在门槛上装一纸说得清的约定。
七、人可以被一种权力当成「光是活着的东西」(第 27 章)。差:床头那张「他是谁」的卡片。
八、营地不是天降的反常,是一段段「暂时」的路推到尽头(第 28 章)。差:一张拉锯的谱。
九、人权落在一张出生证明上(第 29 章)。差:那张纸是一本往下写的账。
十、「紧急」有一部两百年的发生史,而且路有方向(第 31 章)。差:另一条两百年的路——期限、监督、复议。
十一、现代例外状态的祖先是一片法律自己留出的空白(第 32 章)。差:那片空白后来被收进了日历。
十二、秩序靠写下来的规矩和写不下来的分量一起运转(第 33 章)。差:权威即增补。
十三、誓言的约束力来自说出来的那一刻,比宗教和法律更早(第 36 章)。差:重念的誓词,立字为据。
十四、管理有一千年的神学来历(第 37 章)。差:家政最朴素的意思——一个家被一天一天管得更好。
十五、掌声是权力的一部分(第 38 章)。差:第二年那张单子。
十六、尊严可以被剥夺,因而需要被守护;见证是在说与不能说之间发生的(第 41、42 章)。差:缺口旁边一次次的写。
十七、「用」是一种自己成立的关系;用的人在用里被改变(第 46、47 章)。差:一段时间的沉积,一群人的一起改。
十八、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第 48 章)。差:形式也要沉回日子里去。
十九、器具在把人做出来,器具不可消(第 52 章)。差:被做出来的人回头改器具。
二十、人与动物之间的线,是一台机器一遍遍划出来的(第 55 章)。差:人和动物几万年一起改写彼此。
二十处,每一处都是真看见;二十处,差的都是同一步。
本系列的规矩,还要给收回动作起一个名字。本书一路的名字,是王德生博士口述里的原词:二元禁锢;病因,是不回写。
二十处看见,收回在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东西,不许留下。这不是二十个错误,是一个动作做了二十次。
所以本章的标题是:看见二十处,收回一处。
二十处看见,差的都是同一步。这不是巧合,本书在这里把原因说一遍。
每一处看见,都是他在某一段发生里,看见了形状怎样从路和土里长出来:尊严怎样被剥夺,资格怎样被做出来,暂时怎样变成一直,一个古词怎样被用出新意思,一个孩子怎样走进语言。这是三方程的前两道,他走得极好。
每一处差的,都是第三道: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那片土。孩子学会了「鸟」,语言回头改了孩子;白兔子挪到书架上,那段日子沉进了一生;一张出生证明,一页一页往下写。
为什么每一处都差在这里?因为在他的学说里,第三道方程只有一种样子:被捕获。长出来的东西一旦沉下去、留下来,就成了定型,定型就是被机器抓住。所以,他每一次走到第三道方程的门口,都会停下——不是因为看不见,而是因为他的学说告诉他,走进去就是被捕获。
这就是口述一里「禁锢」那两个字的意思:不是他看不见回写,是他的学说把回写预先判成了捕获;于是二十处看见,都在同一道门口停下。
本系列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他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本书各编写过几条保底,这里合成一张表。
| 他在这一题上完全对,当且仅当…… | 出处 |
|---|---|
| 一套秩序正在借「暂时」悄悄固化,而被排出去的人没有任何开口、签字、记账的地方 | 导论、第 28 章 |
| 证言被压下、档案被销毁、幸存者被迫沉默,而且无人去找、去听、去记 | 第 45 章 |
| 一个装置把回头改它的通道都关死了:不能提意见,提了没人理,理了不会改 | 第 57 章 |
| 一个社会的「看见」系统只有上面一支笔:被看见的人看不到、说不了、叫不停 | 第 62 章 |
| 一种分法被写死在制度里,没有任何一起做事、一起记账的空间 | 第 57 章 |
五条保底,说的是同一个条件:回写的通道被切断。在那个条件下,他的每一句判断都一点不差:拉锯确实只能拉锯,出口确实只剩停下。
他错的,只是把这个条件当成了一切的条件。这就是本书对他最公道、也最严格的一句话:他是回写被切断之处最准确的诊断者,却把那一处当成了世界。
照实写推翻条件的最后状态:
第一条(任何主要著作里出现能回头改写两极的第三样且为正题):部分触发,判词已收窄(第 51 章)。
第二条(《身体的使用》《不可实现者》的「样式」「形式」是回写):就《身体的使用》而言部分成立;《不可实现者》(二〇二五年英文版)本书至今未读到。这一条仍然开着。本书在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里写明:读到这本书以后,若它正面写出了一段时间、一群人的回写,判词需再收窄,或改写为分期。
第三条(阿佩莱斯之切是另起一维):未触发,物证成立(第 56 章)。
这一章的练习,是给一个你很佩服、又常常不同意的人,做一张同样的表。
第一栏:他看见了什么——写十条,尽量写足,写到比你原来以为的还多。
第二栏:每一条,差的是哪一步。
第三栏:他在什么条件下完全对。
写完你会发现两件事:他比你以为的看见得多;他差的那一步,常常是同一步。知道了那同一步,你既不必全盘接受他,也不必全盘拒绝他——你可以带着他的十处看见,替他走那一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二十处闪光点,每一处都是真看见。
回写了没有:二十处差的都是同一步——看见二十处,收回一处。五条保底说的是同一个条件:回写的通道被切断;他是那一处最准确的诊断者,却把那一处当成了世界。
带走的话二十处闪光点,二十处真看见,差的都是同一步;五条保底,说的都是一个条件——回写的通道被切断。他是回写被切断之处最准确的诊断者,却把那一处当成了世界。
本系列拆每一位哲学家,都要追一次病根:他为什么非这样不可?他那片土里,为什么长不出另一种看法?
先说清楚:病根不是罪名。本系列《否定序列》有一句话,本书一路在用:起源不定罪,起源只撤销豁免权。查出一个人为什么这样想,不是为了说他坏,是为了说明他的「这样想」也是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唯一可能的想法。
本书在前面几编里,已经零零散散地埋下了几条病根的线索。这一章把它们收齐。
以下六条,都是本书的解读,不是他的自述;每一条写明出处,供读者核对、反驳。
第一条,土:二十世纪最黑的那一处,和意大利的「铅之年」。
他出生在战争里,成长在一座刚从法西斯统治里走出来的城市(第一章);他一生最用力盯着的,是二十世纪最黑的那一段历史(第七编);他壮年时,亲眼看见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运动从高潮走向暴力和失败(第五十九章)。一个在这样的土里长大的人,见过太多「立起来的新东西变成了新的压迫」。这片土,推着他不信任一切「立」,不信任一切「留下来」。
第二条,两位老师。
海德格尔给了他「往最原初处挖」,本雅明给了他「让它停下来」(第三章)。两样东西接在一起,恰好是本书判词的后半:把拉锯当成原样(往最原初处挖,挖到的就成了原样),出口只剩停锯(让它停下来)。
第三条,法学的第一课。
他学法律出身,法学的第一课是:画一条线,分出里外(第一章)。他看世界的第一副眼镜,是一台分类的机器;他后来一生盯着的,正是这台机器在它的边上做的事。一副画线的眼镜,看什么都先看见一条线的两边。
第四条,语文学家的井。
他是一个语文学家:在一个古词里看出一整个世界,是他的本事(第十五章)。一口井挖得越深,井口周围的地面就越显得无关紧要;一个习惯从词根里找答案的人,容易把一个词最早的意思,当成这件事本来的样子——「神圣人」的最早那一刻,被拿去照亮两千年(第二十五章)。
第五条,焦距:最黑的一处。
他的范式,是一块透镜;他选的透镜,焦距总是对准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那一处(第二十五、二十八章)。选这样的焦距,有道德上的理由:最边上、最黑的地方,最需要被看见。可是一块只对准最黑处的透镜,照出来的每一处,都没有回写。
第六条,手艺与学说分了家。
他的一生,一直在回写:演电影、在瓦尔堡的书库里读书、编本雅明、三十一年后把一本书印出来(第一编);可是他的学说,不许回写。本书第五章说:一个人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最不容易被他当成哲学的材料;他把编辑当成手艺,把停下当成哲学。
六条病根,说的是同一件事:他那片土里,长得出最深的井,长不出井口边上那一圈天天被人踩、天天被人修的地面。
本系列拆每一位哲学家,也要给他的学说写一个「死法」:如果这套学说有一天死了,它会怎样死?
这不是咒他,是预测:一套学说身上最弱的那一处,往往就是它将来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主死法:回写死。
一套不许回写留下的学说,自己也很难被回写。它的每一个核心判断——例外、赤裸生命、营地、无作——都被写成了没有外面、查不到出生、只能被停掉的东西;后来的人读它,很难在它上面「接着写」:你要么全盘接受它的诊断,要么全盘拒绝。于是,它最可能的死法,不是被驳倒,而是被一次次地「引用」:变成一句句警句——「我们都在营地里」「例外成了常规」——在各种文章里被借来借去,越借越薄;本书第七十六章会讲,「例外」这个词在法学院里的流行,就有这样一面。
一句被反复引用、却从不被接着写的话,就是一句死了的话。这是回写死:死于不让回写留下,自己也没有被回写。
次死法:封顶死。
「原初」与「无外」,是两个封顶的词(第六十八章)。一套学说一旦封了顶,它就不会自己长了;它只能等着下一位查来历的人来,把它的顶揭开。本系列《否定序列》说过:每一环都会被下一环查出来历。阿甘本查出了施米特的「决断」、福柯的「无处不在」的来历;下一环查他,查的就是「原初」与「无外」的来历——本书第三十、六十八章,就在做这件事。
说完死法,也要说一条活路——这是本书对他最温和的一个预言。
他的学说里,最不会死的,是第三编那一半和最后一卷的那几章:潜能、童年、使用、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这些东西,恰恰是他离回写最近的地方;它们不是封了顶的判断,而是一些还在长的看法。后来的人读它们,可以接着写:接着写「能不」之后的那一拍,接着写「一直在用」之后的那一层沉积,接着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以后怎样一起改。
他的学说里,会活下来的,正是他走到了回写门口的那几处。这不是讽刺;这是本书对他的一种敬意。
给自己写一次病根和死法,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挑一个你最坚定的看法——关于人、关于工作、关于教育孩子。写下三行:
第一行,病根:它是在什么样的土里、跟着哪位「老师」、从哪一次经历里长出来的?
第二行,死法:如果有一天这个看法让你吃了大亏,最可能是在哪一处?
第三行,活路:这个看法里,哪一部分是还在长、可以被你接着改的?
写完,把第三行圈出来。那是你这个看法里,最值得留下的部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六条病根——土、两位老师、法学的第一课、语文学家的井、最黑处的焦距、手艺与学说分家——都说明他的「这样想」是长出来的。
回写了没有:主死法是回写死——不让回写留下的学说,自己也难被回写,最可能被一次次引用成警句而变薄;次死法是封顶死。活路,是他走到了回写门口的那几处。
带走的话六条病根说的是同一件事:他那片土里长得出最深的井,长不出井口边天天被人踩、天天被人修的地面。他的学说最可能死于回写死——被一次次引用成警句;最可能活下来的,是他走到了回写门口的那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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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的规矩:拆完一位哲学家,要写清楚本书——也就是这套书的那把尺子——要向他学什么。拆一个人,不是为了把他扔掉,是为了把他身上最好的东西,接进来。
本书认为,这把尺子至少要向阿甘本学六件事。
第一件,查「签名」。他说,一个概念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身上会带着来历的印记;一个今天的法律概念,身上可能还带着中世纪神学的签名(第十五、三十七章)。这套书一直在查「来历」,可是很少查到「一个词身上带着的另一个领域的签名」这么细。这是一门手艺,要学。
第二件,器具不可消,而且要说到最透。本系列一直说器具不可消;阿甘本在《什么是装置》里,把一部手机、一支笔、一门语言怎样把人做出来,说得比本系列任何一卷都透(第五十二章)。这一条,要把他的说法接进来,当作「器具不可消」最好的一个讲法。
第三件,「能不」。本系列讲自由律,讲纠缠、选择、激发;阿甘本提醒我们,「选择」那一拍里,有一半最容易被忘掉——能不(第二十二章)。一个只会「做」的复合主体,是一台机器;本系列讲人—AI 复合主体的时候,要把「能不」写进去。
第四件,站在门槛上看。这套书的七个词里有「正在成形」;阿甘本是这套书写过的哲学家里,在这一格上看得最久、最准的一位(前言)。要学他在门槛上多站一会儿的耐心——不急着让一样东西定型。
第五件,「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这句话,几乎就是本系列那张图纸的第一行,而且说得比图纸更有温度(第四十八章)。要把它接进来,当作「形状从路和土里长出来」在一个人的日子上最好的一种说法。
第六件,警惕一头有笔的回写。这是本书从他身上学到的最要紧的一件。他对「回写」的不信任,本书不认;可他的不信任指出了一个真危险:有一种回写,只有管理者那一头在写——根据你的数据改进对你的管理,你看不到、说不了、改不了(第三十七、六十二章)。所以本书要给本系列的「回写」加一条纪律:回写必须两头有笔。只有一头有笔的,不算本书说的回写。
学完了,还要画分界线:他和本系列前面几卷写过的几位哲学家,哪里像,哪里不一样。本书画五条。〔各卷判词均为本系列前卷的判断,此处引其大意,不改判〕
和海德格尔。本系列海德格尔卷说:他看见了存在就是显露,却把秩序阶段的脚手架误认为地面。阿甘本是他的学生,两次听他的研讨班(第三章)。分界线:老师把定型那一端的脚手架当成了地面,学生把正在成形那一格的门槛当成了唯一能停的地方。两人方向相反,拦下的是同一步: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改写土。而且,学生的接缝词「原初的」,是老师接缝词「更原初的」的最高级(第三十、六十八章)。
和帕斯卡。本系列帕斯卡卷说:他把中间看清,再判它不是家。分界线:帕斯卡看清了中间,判它不是家;阿甘本看清了门槛,把它当成了唯一能停的地方。两人都在中间那一格看得极准;一个要离开,一个要留下;都没有写中间那一格怎样被一代代人踩低、修过。
和德里达。本系列德里达卷说:不封顶,但要签收——他不封顶,却不签收。分界线:阿甘本也不签收,而且在「原初」「无外」那里封了顶;德里达拆掉了他的「原初」,自己也不签收(第六十章)。两位「不封顶」的人,互相说对方停住了。
和福柯。本系列福柯卷说: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分界线:福柯的生命权力有一个生日(近代);阿甘本把它推回到「从一开始」(第十二、三十章)。福柯晚年写了「书写自我」——一个人每晚写下、第二天照着改——阿甘本没有接这一面(第十二章)。
和巴迪欧。本系列巴迪欧卷说:他看见的每一次「突然」,都是一股早就在流的洪流走到定型、显露出来的那一刻,他把这一刻当成了从空里掉下来的事件。两人都读保罗(第五十六章)。分界线:巴迪欧从保罗那里读出了一次从空里掉下来的「事件」,阿甘本读出了一刀「再切」;两人都没有读保罗一生那一封封来回的信。
还有一条分界线,本书只能写到「倾向」。
本系列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本书,给出过一个病型:「两个先验加一座桥」——两岸是本来就在的,中间架一座桥。〔本系列马哲卷,大意〕
阿甘本的病,和它很像:也是两头,也是中间一格。可是有一处不一样:马哲卷那里,两岸本来就在;阿甘本这里,两岸也是生出来的——他知道规范与例外、活着与有资格地活,都是被做出来的——只是,「生」只准二元地生,生出来以后不回写,于是一直是两岸。
这算同一种病,还是两种病?本书的提纲把它列为一个开放的问题。本书的倾向是:算两种,而且可以排成一个次序——「两个先验加一座桥」是发现学的二元;「二元禁锢」是发生学的二元:一位已经承认一切都是发生的哲学家,仍然掉进了二元。后一种,更难看出来,也更值得这套书警惕——因为这套书自己,就是一套发生学。
这一章的练习,是一张「学」与「分」的清单。
挑一位对你影响很大的人——一位老师、一位长辈、一位作者。写两栏:
第一栏,我要向他学的:写三件,写具体。
第二栏,我和他的分界线:写一件——在哪一处,我走的路和他不一样?为什么?
写完,你就既不是他的影子,也不是他的反对者;你是一个接着他写的人。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六件要学:查签名、器具不可消、能不、在门槛上的耐心、生命是由活出来的形式、警惕一头有笔的回写。
回写了没有:本书在这里回写了这把尺子——给「回写」加了一条纪律:必须两头有笔。五条分界线画完;与马哲卷的对账,本书倾向算两种病。
带走的话这把尺子要向他学六件事,最要紧的一件是:回写必须两头有笔——这是从他对回写的不信任里学来的。他和海德格尔、帕斯卡、德里达、福柯、巴迪欧,各有一条分界线;和马哲卷的对账,本书倾向说:「二元禁锢」是发生学的二元,更难看出来,也更值得这套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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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言说过:本书把阿甘本的某些「发现」拆成了发生;本书自己也会把这次拆写成一个结论,交给明天的读者。所以第十一编的最后一章,刀要转向本书自己。
这不是客气话。本系列的总原则说: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拆成了发生,这叫解构;然后,今天的哲学家又偷偷地把自己的发生,打造成一个新的发现,留给明天的人去学、去拆。这套书自己,也在这部历史里。一套只拆别人、不拆自己的尺子,就是一块新的磐石。
本章给这把尺子——具体地说,给本书一路用的「回写」——写死法。
最可能的一种,本书叫它「记账死」。
回写要记下来:日期、谁做的、改了什么。可是记下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会变成一座档案馆。一座档案馆,如果只许往里放、不许改、不许删,它就成了一块新的碑——一切都被记下了,一切都不能动了。本书第三十九章说过,一本越写越厚的岗位手册,可能把人捆得越来越紧。
更坏的一种:记下来的东西,被拿去管人。一张家里的约定,变成一方对付另一方的武器(第六十七章);一套社区的记录,变成对每个人的监视。这时候,回写就成了阿甘本说的那台机器——而且是一台更精巧的机器,因为它披着「我们一起改」的外衣。
防止记账死的办法,本书已经写在自己身上:回写必须两头有笔,而且必须会删。本书第七十章那张洗衣机表格,要留一片空白;第五十章那张黑板纸,旧的要划一道线、不要擦掉,也要能删掉已经没用的规矩。一套只会加、不会删的回写,会死于记账。
第二种死法,更难察觉,也是本书最担心的。
本书一路说:阿甘本把拉锯当成了原样。那么,本书会不会把「回写」当成了原样?——好像世界上的一切,本来就该回写;好像一切不回写的,都是病。
本书第六十五章说过,「二元轴」不必是两块,一根温度计也是一根轴。那么本书的尺子里,是不是也藏着一根轴:一头是「留下」,一头是「不留下」?本书把阿甘本放在「不留下」那一头,把自己放在「留下」那一头——这是不是又一场拉锯?
本书的回答分两步。
先认:这个危险是真的。本书在全书里给每一位近邻都找到了一个「差一步」(第六十三章),这个形状本身就值得警惕:好像只有本书的尺子是完整的。
再答:「回写」在本书的图纸里,不是一个极,而是第三道方程——土被长出来的东西改写(第七十一章)。它不是「留下」这一头,它是「长出来的东西和那片土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有时候是留下,有时候是删掉,有时候是划一道线、写上「此条作废」;有时候,最好的回写是把一张写满了的表撕掉,重新开始,并且注明「某年某月,旧表作废,因为……」。回写不是「留下」的同义词;回写是「改写土、并且说清楚改了什么」。
如果有一天,这套书把「回写」用成了「一切都要留下」的意思,那它就死了——死于把自己的第三道方程,偷换成了一个极。
本书第三十五章找到了阿甘本的一个接缝:两个「为方便起见」的名字,跨了几本书,长成了一台「机器」。
这套书自己,也有很多「方便的名字」:三道方程,六条路,三个原理;三块地;三号位;七个大白话词;本书又加了几个:回写三层,两头有笔,拉锯的谱。这些名字,在一开始,都是为了说话方便、为了让普通读者看得懂。
它们会不会有一天,长成一台「机器」——一套一切都要塞进去、塞不进去的就是错的框子?
会。只要这套书停止在它们身上写「这是在某年某事上起的名字,下次遇到反例,回来改」(第三十五章的练习),它们就会长成机器。
防止这种死法的办法,是给每一个名字留一个推翻条件。本书给「回写三层」留的推翻条件是:如果有人找到一种回写,它既不是一个人一瞬间、也不是一段时间、也不是一群人,而且确实改写了土——这三层就不够了,要改。
第四种死法,本书在第六十三章已经承认过:本书说的「回写」,和埃斯波西托说的「建制」,也许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如果复核者这样判,本书认。可是认了以后,还要问一句:如果只是换了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有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如果连这个也没有,这套书在这一处,就没有资格说自己多出了什么,应该老老实实地把「回写」这个词让给「建制」,或者在书里写明:「回写」是「建制」在日常尺度上的一个大白话说法。
这不是丢脸的事。本系列一再说:认出了土,然后在土上添了一点——这是回写;如果连「添了一点」也没有,那就只认出土,也是一件诚实的事。
最后,按规矩,本书给自己写死几条推翻条件。
第一,如果有人在阿甘本的原著——尤其是意大利文原本,和本书尚未读到的《不可实现者》——里,找到一种被他当作正题、一段时间、一群人的回写,本书的判词要再收窄,或改为分期。
第二,如果有人证明,本书找到的几个接缝词——「原初的」「机器」——在意大利文原本里另有意思,或者带着本书没有读到的限定语,相应的接缝裁定作废。
第三,如果有人证明,「回写必须两头有笔」这一条纪律,在实际中系统地造成了比它防止的更多的捕获——比如,一切「两头有笔」的社区记录,最后都变成了更细密的相互监视——本书对阿甘本第五条辩护(不信任制度)的「不认」,要改成「认」。
第四,如果复核者判定本书自认多出的三条——一个根、接缝位置、回写三层——都已被前人说过,本书在第六十三章的「自认多出」一栏,要改为「无」。
这四条,写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
这一章的练习,是全书最难的一个:给你自己最相信的那一样东西,写死法。
也许是一种教育孩子的办法,一种过日子的原则,一套你在单位里推行的做法。写下三件事:它最可能怎样死——变成了什么样子,就算是死了?它身上哪一个「方便的名字」,最可能长成捆人的机器?什么样的反例出现,你就改?
写完,把它和你的那样东西放在一起。下一次你特别确定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眼。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而且这一次是对自己开门。
回写了没有:本书回写了自己——四种死法(记账死、回写成了新原样、方便的名字长成机器、换了一种说法);四条推翻条件;回写不是「留下」的同义词,是「改写土、并说清改了什么」,包括删。
带走的话给这把尺子写死法:它最可能死于记账——只会加、不会删;死于把「回写」偷换成「一切都要留下」;死于自己的方便名字长成机器;或者,它只是把「建制」换了一种说法。每一种,本书都留了推翻条件。一套只拆别人、不拆自己的尺子,就是一块新的磐石。
本编三章,看阿甘本身后——他的词离开他的书以后,在世界上走成了什么样子。
他还在世;「身后」在这里的意思,不是他去世以后,而是他的书出版以后:他的几个词——例外状态、赤裸生命、装置——被法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记者、网友借去用了,用出了各种样子。
本编三章:第七十六章,「例外」这个词在九一一之后的法学院里怎样流行、又怎样变薄;第七十七章,生命政治的第二代——从「剥」到「护」;第七十八章,他在中国:译本、讨论,和一个被借走的词。
本编的问题,是本书第七十三章那个预言:他的学说最可能死于「回写死」——被一次次引用成警句,越借越薄。这个预言,在他身后应验了多少?又有多少地方,他的词被人接住、接着写了?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词,忽然到处都是。
某一年,大家都在说「内卷」;某一年,大家都在说「破防」;某一年,满屏都是「躺平」。一个词刚出来的时候,说它的人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说起来很有劲;用的人多了,它什么都能指,说起来也就不那么有劲了。几年以后,它要么沉下去,成了字典里的一个普通词;要么就被忘了。
二十一世纪初,法学界也有过这样一个词。
二〇〇一年秋天以后,美国开始在海外关押一批被怀疑与恐怖活动有关的人,他们被称作「敌方战斗人员」:既不按战俘对待,也不按刑事被告对待。二〇〇二年起,一批人被关到了古巴关塔那摩湾的一处军事基地。〔核〕
法学家们要描述这种处境,发现手里的词不够用;二〇〇三年,阿甘本的《例外状态》出版,书的第一章,正好讲到了那道军事命令。〔核:见本书第三十一章〕「例外状态」这个词,很快在法学期刊、人权报告、政治学课堂里流行起来。一个处境有了名字:一群人被放在了法律既管着、又不保护的地方。
这是这个词最有力的时候:它让很多人第一次看清了一件事。
可是一个词用多了,会变薄。
没过几年,「例外状态」被用来说几乎一切:机场安检是例外状态,城市里的临时管制是例外状态,一场选举后的紧急法令是例外状态,一个公司的加班制度也被人叫作「例外状态」。〔本段是对该词泛化使用的一般概括〕一个本来指着一群具体的、被关在具体地方的人的词,变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套的标签。
本书第七十三章说的「回写死」,在这里看得见:这个词被一次次引用,可是很少有人在它上面「接着写」——接着问:这一个例外,和那一个例外,有什么不一样?这一个,有没有期限?有没有人可以问?记在哪里?这个词被借走了,它的锋利却一点点磨掉了。
可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条线,本书要照实写下来。
就在「例外状态」这个词流行的同时,美国的法院,一案一案地审理那些被关押者提起的诉讼。二〇〇四年,最高法院在两起案件里裁定,被关押者有权在美国法院对自己的关押提出质疑;二〇〇六年,最高法院裁定当时设立的军事委员会不合法;二〇〇八年,最高法院裁定,关塔那摩的被关押者享有宪法保障的人身保护令权利。〔核:拉苏尔案、哈姆迪案、哈姆丹案、布迈丁案,大意;细节待核〕
这些裁决有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没有。关押持续了很多年,至今仍有争议;很多人批评这些裁决来得太晚、做得太少。〔据相关讨论概括〕
可是请看这条线的形状:一个被放在「法律既管着又不保护」之处的处境,被一群律师、一个个被关押者、一级级法院,一案一案地拉回了法律能问、能管、能记的地方。每一个裁决,都写进了判例;后来的案子,从这些判例接着走。
这是回写,而且是在「例外」这一题上,最正面的一次回写。
阿甘本的书,给了这个处境一个名字;律师们和法院,一案一案地改写了这个处境。前一件事,让人看见;后一件事,让处境变了一点。两件事都需要;可是在他的理论里,后一件事——法律一案一案地把例外拉回来——很少出现,出现时多半被读成「例外更深地住进了规范里」。〔本书的读法,见第三十一、三十五章〕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说法院「回写」了例外,可是请看结果:那些裁决下来以后,关押仍然持续了很多年;有人被关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受审;每一次法院划出一条线,行政那一边就找到一条新的路绕过去。这不正说明,阿甘本是对的吗——例外不会被法律拉回来,它只会更深地住进法律里。
这条辩护有它的分量,本书认真接住:那些裁决确实来得太晚、做得太少;被关押者的处境,确实没有因为几个判例就彻底改变。
可是请看这条辩护的推理:「法院的回写不够」,推出「法院的回写没有用」。一个被关了很多年、终于能在法庭上质疑自己关押的人,和一个连这一步都没有的人,处境是不一样的;一个判例被写下来,后来的律师和法官就多了一件可以用的东西。
回写不够,要做的是回写得更多、更快、两头更有笔;不是因此宣布回写不可能。把「不够」读成「不可能」,又是那根轴上的一次来回。
一个词的流行,也有本书那两条路:拉锯,或者回写。
拉锯的那条:「例外状态」被借来借去,什么都能套,每一次用,都是一次「看,又一个例外」;用完了,什么都没留下,下一次再用,还是一样。它越用越薄。
回写的那条:同一个词,被一些律师、法官、研究者接住,一案一案地问——这一个例外,有什么期限?谁可以挑战它?裁决记在哪里?每一次问,都留下了一个判例、一份报告、一条修改。这个词在他们手里,没有变薄,它长成了一套可以用的工具。
一个词的命运,不在它被说了多少次,而在它被说了以后,留下了什么。
一个词可以越用越薄,也可以越用越清楚。「例外状态」在法学界,也有被写清楚的一面。
有一些法学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什么都能套的标签,而是拿它去做一件很细的事:比较各国的紧急条款,一条一条地看——谁有权宣布,宣布时要经过什么程序,最长能持续多久,延长要多少票,哪些权利即使在紧急时刻也不许碰,结束以后要不要向议会报告、要不要接受审查。〔本段是对比较宪法学中紧急权力研究的一般概括〕
这样的研究,把一个「看,又一个例外」的词,拆成了一张一张可以比较、可以改进的表格。一个国家修宪的时候,立法者可以翻开这些表格,看看别人是怎么给例外装上期限和监督的。
这正是本书第十四章的「修订程序」,被一群法学家做成了一门学问。阿甘本的那个词,在他们手里,没有死于被引用;它被接着写了下去,写成了一套可以让「暂时」有尽头的工具。
回到那些忽然到处都是的词。
下一次你用一个「热词」——「内卷」「躺平」「例外」「系统」——试一件小事:用之前问自己一句:我说的这一个,具体是哪一件事?它和别人说的那一件,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可以,把这一件事写清楚一点:它从什么时候开始,谁能改变它,改变了记在哪里。
一个被你写清楚的热词,就不会在你手里变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例外状态」让很多人第一次看清了一群人被放在法律既管着又不保护之处。
回写了没有:一半。这个词被借来借去、越用越薄——回写死的样子;同一时期,律师与法院一案一案把例外拉回可问、可管、可记之处——回写,在他的理论里很少出现。
带走的话「例外状态」在九一一之后到处流行,越借越薄——这是回写死的样子;同一时期,一群律师和一级级法院,一案一案把被关押者拉回了法律能问、能记的地方——这是回写。一个词的命运,不在被说了多少次,而在被说了以后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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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同一种病、同一种遭遇,走到了一起。
一个罕见病患者的家长群,一个癌症康复者的互助会,一群照顾失智老人的家属。起初,他们只是在群里互相倾诉、交换信息:哪家医院看得好,哪种药副作用大,怎样跟医保打交道。后来,有的群做得越来越大:他们整理出一份一份的经验文档,请医生来讲课,和药企、和医保部门坐下来谈,有时候还真的推动了一些政策的改变。〔本段是对各类患者与照护者互助组织的一般概括〕
一群被一种病「剥」到很苦的人,没有停在「被剥」里;他们一起,开始「护」自己,也「护」后来的人。
阿甘本之后,研究生命政治的人里,有一代人开始专门研究这样的事。
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阿甘本把它推到了最黑的一处——被剥到只剩活着的人。在他们之后,研究生命政治的学者里,出现了一批人,本书姑且叫他们「第二代」。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再只看权力怎样「剥」生命,也看生命怎样被「护」,以及被剥的人怎样自己起来「护」。〔本段是对二〇〇〇年代以来生命政治研究转向的一般概括〕
本书第五十八章讲过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埃斯波西托,他要一种「肯定的」生命政治。还有几位,本书在这里各用一两句带过。〔以下各家均据研究文献概括,书名年份待核〕
一位英国社会学家研究过他叫作「生物学公民」的东西:患者、残障者、罕见病家庭,拿着自己的病、自己的身体,组织起来,向医疗体系、向国家提出要求——他们不再只是被管理的「病人」,而是一群有话要说、也说得上话的公民。〔核: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
一位法国人类学家研究过「人道主义理性」:今天很多国际救援、难民救助,都以「保护生命」的名义运作;他既看见了这种保护的真实,也看见了它的问题——被保护的人,常常只被当成「需要被救的身体」,他们自己的声音被忽略了。〔核:法辛《人道主义理性》〕
第二代学者们最常讲的一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据相关历史研究概括,细节待核〕
那时候,一种新出现的致命传染病,在一些人群里蔓延,病人很多,药却很少。新药的审批程序很慢:一种药从研制到获准上市,要走很多年的临床试验。等不起的病人和他们的朋友们,组织了起来:他们去学医学、学统计、学药物审批的规则,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去找药品监管机构,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哪些试验可以加快,哪些病人可以提前用上试验药物,患者代表能不能参加审评。
几年以后,监管机构真的改了一些规则,设立了一些加快审批的通道;患者代表也开始参加一些审评会议。〔核:美国药品加速审批制度约于一九九二年前后建立,细节待核〕这些规则,后来被用在了很多别的疾病上。
一群被一种病剥到最苦的人,没有停在「被剥」里,也没有只是站在门外喊「不」;他们学会了规则的语言,走进门去,一条一条地改规则,而且改了的规则,留下来,护住了后来的很多人。
这是本书一路说的回写,在生命政治这一题上最完整的一个样子。
一个人一瞬间:一位病人决定不等了。
一段时间:好几年,一次又一次地去谈,一条一条地改。
一群人:病人、朋友、医生、研究者、监管者,一起。
而且两头都有笔:被管理的那一头——病人——拿起了笔,在管理的那一头的规则上写了字。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写到了「剥」:一个人被剥到只剩活着。第二代的生命政治,写到了「护」:被剥的人和别人一起,把「护」写进了规则。本书第七十三章说,他的学说最可能活下来的,是他走到了回写门口的那几处;这一章可以加一句:他的学说被接着写下去的地方,恰恰是第二代把「剥」接成「护」的地方。
公平起见,也要说说第二代的问题。
「护」也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剥」:一群人以保护的名义,替别人做了所有决定;一个患者组织,大了以后,只代表了最会说话的那一部分病人。法辛研究人道主义时看见的,正是这种危险。〔据前述〕
这一点,阿甘本是对的:保护,也可能是一种捕获。本书第七十四章说,要从他身上学的最要紧的一件,就是这个:回写必须两头有笔。一个「护」,如果只有保护者那一头有笔,就又回到了那台机器里。
第二代学者讲的那些大故事,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小的样子。〔本段为一般概括,医疗决定请遵医嘱〕
很多罕见病、慢性病的患者和家属,都有自己的病友群。一个运转得好的病友群,常常有几样东西:一份不断更新的「新手须知」——刚确诊的人先看什么,常见的弯路是什么;一张「就医经验表」——哪家医院、哪位医生、怎么挂号,大家一条一条补;一个定期整理的「问题清单」——大家最常遇到的困难,汇总起来,有机会就带去和医生、医院、有关部门沟通。
这些东西,每一份都注明了是谁整理的、哪一年更新的;每一个新进群的人,都从上一版开始,而不是从零开始。
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在一个很小的群里:一群被一种病放到门槛上的人,一起把自己的日子写成了一本往下写的账,护住了后来的人。
回到那个罕见病家长群,或者你身边任何一个「同病相怜」的群。
很多这样的群,停在了倾诉:大家互相安慰,分享一点信息,然后沉寂。
试一件小事,帮它往前走一步:提议大家一起整理一份文档——这一年里,大家各自摸索出来的经验:哪一家医院的哪一位医生最有耐心,医保报销有哪些坑,家里怎样安排照顾最省力。写上日期,写上是谁提供的。〔医疗决定请遵医嘱〕
一年以后再更新一次。这份文档,就是一群被剥的人,一起开始「护」的第一页。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第二代学者看见了生命不只被「剥」,也被「护」,被剥的人会自己起来「护」。
回写了没有:回写了——一群病人一条一条改了审批规则,改了的规则留下来护住了后来的人;这是回写三层齐全、两头有笔的一次。第二代也有问题:「护」若只有保护者一头有笔,又回到机器里。
带走的话阿甘本写到了「剥」;他之后的一代人,写到了「护」:一群被一种病剥到最苦的人,学会了规则的语言,走进门去一条一条改规则,改了的规则留下来,护住了后来的人。他的学说被接着写下去的地方,恰恰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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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在书店的哲学书架前,见过他的书。
封面多半很素,书名有点拗口:《神圣人》《例外状态》《王国与荣耀》《敞开》《渎神》《剩余的时间》……翻开,第一页就是一串拉丁文、希腊文,你又轻轻地放回去了。
可是你也许没注意到:他的几个词,已经从这些书里走了出来,出现在很多你读过的文章里。
阿甘本的书,二〇〇〇年代以后陆续被译成中文。据本书所见,吴冠军、蓝江、王立秋、薛熙平、钱立卿等多位学者,先后翻译了他的多部著作,包括《神圣人》第一卷、《例外状态》、《王国与荣耀》、《剩余的时间》、《敞开》、《渎神》等;有的书有了不止一个译本。〔待核:各书译者、出版社与年份,统稿前逐一核对〕国内也有不少研究他的论文和专著。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回写:一套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满是拉丁词根的思想,被一位一位译者,一个词一个词地搬进了中文。每一个译名的选择——「赤裸生命」还是「裸命」,「装置」还是「部署」,「无作」还是「非功效」——都是一次小小的改写:一个词进了中文,就带上了中文的意思,也会被中文读者用出新的样子。〔各译名为中文学界常见的几种译法,待核〕
一个译者,就是一个编者。本书第五章说:编者做的,是在不假装作品已经完成的前提下,给它一个可以读的版本,注明哪里是空白,等下一个人。好的译本,也是这样:它有译注,有译后记,有对译名的说明;下一个译者,可以在它上面接着改。
他的哪一个词,在中文世界里走得最远?
本书的观察是:「装置」,或者和它相近的「系统」。〔本书的观察,待核〕
二〇二〇年前后,中文网络上有一篇讨论外卖骑手处境的长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骑手们被一套算法系统安排着送餐的时间和路线,时间越算越紧,人越跑越急。〔核:《人物》杂志二〇二〇年九月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围绕这篇报道的讨论里,有一些评论借用了福柯、阿甘本一路的说法:人被一个「装置」「系统」做成了某一种人。〔待核:相关评论的具体出处〕
这个借用很准:一个外卖骑手,确实是被一套算法一点一点做成了一个「永远在赶时间的人」。本书第五十二章说过:器具在把人做出来——这是他看得最准的一处。
可是这个故事,还有下一步。报道引起讨论以后没几天,一家外卖平台发布说明,表示会在系统里给顾客增加一个选项,愿意多等几分钟的,可以给骑手多一点时间;后来,平台们陆续调整了一些算法规则。〔核:饿了么于报道发表后次日前后发布相关回应,细节待核〕这些调整够不够,各方仍有很多讨论。〔据相关讨论概括〕
请看这件事的形状:一群被系统做出来的人,他们的处境被一篇报道写了出来;成千上万的读者读了、说了;平台回应了,改了一点规则。被装置做出来的人,经由一篇报道、一场讨论,回头改了装置——哪怕只改了一点。
阿甘本说:装置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这件事说:不能「正确地」使用,不等于不能回头改;改的办法,常常是一群人一起,把处境写出来、说出来、记下来。
还有一件事,本书要照实交代。
在本书的提纲里,本书原本打算讨论一种说法:有人把阿甘本的「无作」,和中文网络上流行过的「躺平」放在一起读。写到这里,本书去查了,没有查到足够可靠、能够引用的公开讨论。〔核查结果:未能确认〕按本系列的纪律——核不到的,不写——本书不写这一联系。
本书只说一句本书自己的看法,并且标明是本书的读法:「躺平」是一个说法很多、含义很杂的词;如果有人拿它和「无作」相比,本书第四十九章说过的那句话也许有用——无作是一个开头,不是全部;停下来以后,还有一段路。
本书想在这一章里,再说一件很小的事:译后记。
一本从外文译过来的书,最后常常有一篇译后记:译者说一说,这本书是怎样译成的,哪几个词最难译、为什么这样译,哪里可能译得不好、请读者指正,谢谢哪些帮过忙的人。
这一篇短短的文字,是本书一路说的回写最好的样子之一:它有来历(这本书是怎样来的),有标记(哪里拿不准),有下一版(请读者指正)。一个认真的译者,常常在再版的时候,根据读者的来信改几处译名,在新的译后记里写明「这一版改了什么」。
阿甘本的书来到中文里,每一本都经过了这样一位译者的手。他的思想里不许回写留下;他的书在中文里,却是被一篇篇译后记、一次次再版,回写着活下来的。
这一章,是本书最想让中国读者带走的一章。
一个被借走的词,有两种命运。一种,是被借去当一个标签:「这就是装置」「我们都被困在系统里」——说完,什么都没留下,下一次再说一遍。另一种,是被借去当一把工具:借着它,看清一个具体的处境;然后,和别人一起,把这个处境写出来、问出来、改一点,并且把改了什么记下来。
前一种,是本书第七十三章说的回写死;后一种,是回写。
阿甘本的词,来到中国,两种命运都有。本书希望,它们在中文里,更多地走第二种。
回到书店里那本你放回去的书。
下一次你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装置」「系统」「例外」「赤裸生命」这样的词,试一件小事:问一问,这篇文章在借这个词,是当标签,还是当工具?如果是当标签,你可以替它走一步:想一想,它说的那个具体处境,能不能被写得更清楚,能不能被问一问——到什么时候?谁能改?改了记在哪里?
如果你自己就在某一个「系统」里——一个平台、一个考核、一套规则——试着和身边的人一起,把你们的处境写下来一页,交给能改它的人。写下来,就是一群被做出来的人,回头改装置的第一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的书被一位位译者搬进了中文——译本本身就是回写;他的「装置」一词,帮很多人看清了被算法做成某一种人的处境。
回写了没有:两种命运都有。被当标签借来借去,是回写死;被当工具借去,写出处境、引起讨论、推动平台改了一点规则,是回写。「无作」与「躺平」之联系,核不到,不写。
带走的话他的「装置」一词来到中国,帮很多人看清了一群外卖骑手怎样被一套算法做成了永远在赶时间的人;一篇报道、一场讨论之后,平台改了一点规则——不能「正确地」使用装置,不等于不能回头改。一个被借走的词,可以当标签,也可以当工具。
本编五章,让大模型出场。
本书第五十二章讲过他的那篇短文:一部手机、一支笔、一门语言,都在把人做出来。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一台会说话、会判断、会替人写东西的机器。今天有了。它坐在几乎每个人身边,一天一天地参与着人怎样想、怎样写、怎样做决定。
如果他说的「装置」有一个最大的样子,大概就是它。
本编要问五件事:第七十九章,他最拿手的那种「发现」——从一个古词、一段档案里认出一个范式——是不是已经被机器做掉了?第八十章,人和机器之间,是又一场拉锯,还是一种回写?第八十一章,一个人在数据里只剩一行记录,是不是今天的赤裸生命?第八十二章,机器会不会「能不」?第八十三章,把 AI 还给使用以后,还差什么?
本编用到王德生博士立下的一条总原则:「发现死亡」与「发生升级」——一个领域里过去叫作「发现」的活,被 AI 做掉了,而 AI 做它的方式,其实是发生;人只有升级到发生,才能找回创造、自由与幸福。
还要说一句: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写成的。本书前言写明了: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本编讲人与机器,本书自己也在被讲的对象里。
你也许试过,让一个大模型帮你查一个词的来历。
你问它:「『经济』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几秒钟以后,它告诉你: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家政」,后来被神学家用来讲上帝怎样安排世界,再后来才有了今天的意思;它还顺手告诉你,古汉语里也有「经世济民」的说法,近代日本学者用它来翻译西方的那个词。
你愣了一下:这不就是本书第三十七章讲的那一段吗?阿甘本花了一整本书,一千年的地层,才挖出来的那条路,它几秒钟就给你铺出来了。
本章要问的,就是这件事。
阿甘本最拿手的活,本书前面说过好几次,可以归成三样。
一样是「考古」:一个今天的概念,往下挖,挖出它的地层——「管理」挖到神学的家政,「装置」挖到拉丁文的译名,「例外」挖到罗马的停法日(第三十二、三十七、五十二章)。
一样是「签名」:认出一个概念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时,身上带着的来历的印记(第十五、七十四章)。
一样是「范式」:从一堆材料里,认出一个单例——神圣人、营地、巴托比——拿它照亮一整类事(第四、二十五、二十八章)。
这三样,都要读极多的书,记极多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时代之间来回。这是一个语文学家几十年的功夫。
今天,这三样活,机器能做多少?
考古:能做很多。问一台大模型某个概念的词源、演变、在不同领域的用法,它能在几秒钟里给出一条相当完整的路,常常比一般读者自己查一个星期还全。它会出错,会编造出处,需要核对;可是在「把一条路铺出来」这件事上,它已经比绝大多数人快得多。
签名:也能做一部分。一个今天的法律用语,身上带着哪个神学概念的影子,机器能列出好几个候选。
范式:这一样最难,机器也在做。给它一堆材料,让它挑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它会挑;挑得好不好,要人来判。
本系列有一个总判断:每一个领域里过去叫作「发现」的活,都在被机器做掉。阿甘本的这三样活,至少前两样,大部分已经在被做掉了。
可是,机器是怎样做这些活的?
它不是「发现」了一个本来就在那里的词源。它是从海量的文字里——一代一代的人写下的辞书、论文、注释、书信、网页——学出了词和词之间的关系,然后在你问它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生成」出一条路。〔本段是对大模型工作方式的一般概括〕它给你的那条「经济」的来历,不是从某一个本来就在的地方取出来的,是在你问的那一刻,从一大片别人写下的土里,长出来的。
也就是说:机器做「考古」的方式,本身就是一次发生,而且是一次回写的产物。那片让它能长出这条路的土——成千上万人写下的文字——本身,就是一代一代人回写下来的:每一部辞书都是前一部的修订版,每一篇论文都在前人的论文上添了一笔。机器之所以能在几秒钟里铺出一条一千年的路,是因为有一千年的人,一版一版地把这条路写了下来、改了下去。
这正是王德生博士的那条总原则:AI 做了那个「发现」,而它实际是发生。
那么,阿甘本在这件事里站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他最拿手的活,恰恰是被一片回写出来的土养大的;他的学说,却不许回写留下。
他读的每一部辞书、每一份档案,都是前人一版一版留下的;他在瓦尔堡的书库里读书,那座书库随着问题不断重排(第四章);他编本雅明,一版一版地往下编(第五章)。他的考古学,是站在一座回写出来的档案馆上做的。机器今天能把他的活做掉一大半,也是因为这座档案馆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被读。
可是他从这座档案馆里挖出来的,常常是一个「原初」——一个最早的、被当成原样的切分(第三十、六十八章)。他用回写的成果,挖出了一个不许回写的结论。
机器不会替他改这个结论;机器只会更快地铺出他挖过的那些路。要改这个结论的,是人:人要从「挖出原初」,升级到「看见这条路是一版一版写出来的,并且接着写下一版」。这就是「发生升级」。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机器能铺出一条词源的路,可它铺不出阿甘本的「范式」。范式不是查资料,是一种判断:在一千条路里,认出那一条能照亮一个时代的;这需要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押上去——他在法学院里学过画线,在帕索里尼的片场站过,在瓦尔堡的书库里读过书,所以他才会在一个古罗马的辞书条目上停下来。机器没有这样的一生,它挑出来的「例子」,只是统计上最常见的那一个。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而且认它:范式里那一份「押上一生」的判断,机器做不掉。
可是请看这条辩护说的是什么:一个人之所以能在一个条目上停下来,是因为他的一生——他的土——把他推到了那里。这正是本书一路说的发生:判断是从一个人的土里长出来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判断停下来以后,会不会回头改他的土?他在神圣人那个条目上停下来,照亮了一个时代;这一次照亮,有没有让他下一次再看别的条目时,看得不一样?本书第四章说过:范式是一次照亮,照亮之后,书架要重排。
机器做不掉「押上一生」的那一份判断;人要做好的,是判断之后的重排。
那么,在机器能做掉大半「考古」的今天,一个人还剩什么?
本书的回答是三样,都是回写的样子。
一样是判:机器铺出的十条路,哪一条是真的、哪一条是它编的,要人去核——本书一路标的「核」与「待核」,就是这件事。
一样是签:一条路被核过了,要有人认下来,说「这一条我核过,某年某月,依据是什么」。机器不签收;签收的是人(第八十章)。
一样是接着写:一条路铺出来了,它不是终点;下一版在哪里?这个词,在今天的日子里,被用出了什么新意思?这一笔,要人来添。
机器做掉了「发现」;人剩下的,是发生的最后一步:判、签、接着写。
下一次你让一个大模型帮你查一件事的来历,试一件小事:
它给你答案以后,挑其中一条最要紧的,自己去核一下——查一本书、问一个懂行的人、找一个原始出处。核过了,在旁边写一句:「某月某日核过,依据是……」核不到,写「待核」。
然后问自己一句:这件事,在我的日子里,有没有一个新的用法、新的意思,是它没说到的?有,就写下来。
你做的,就是机器做不掉的那一段:判,签,接着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的考古、签名、范式,三样都是真本事;今天大半被机器做掉,而机器做它的方式,本身就是发生。
回写了没有:他没有。他的考古站在一座回写出来的档案馆上,挖出的却是一个不许回写的「原初」;人剩下的,正是他不写的那一步——判,签,接着写。
带走的话机器几秒钟就铺出了他花一整本书挖出的那条一千年的路——它能做到,是因为一千年的人一版一版把这条路写了下来;他的考古站在一座回写出来的档案馆上,挖出的却是一个不许回写的「原初」。机器做掉了发现,人剩下的是:判,签,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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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让一个大模型帮你写一段话,写完了,你不知道该怎么算。
它写的那段话,比你自己写得顺;你改了几个词,加了一句自己的例子,发了出去。有人夸你写得好,你心里有一点别扭:这到底算谁写的?
你也许也见过两种相反的说法。一种说:机器只是工具,就像一支笔,写出来的当然算人的。另一种说:人越来越依赖机器,最后什么都是机器写的,人只剩一个名字。
一种说人是主人,一种说人成了附庸。这是一对。
先用阿甘本的尺子,量一量人和大模型的关系。
他会说:大模型是一台装置——一台最大的装置;它在把人做成某一种人:会先问它、再想自己的人;会先让它起草、再改几个词的人;慢慢地,不太会从一张白纸开始写的人。这是真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他还会说:被装置做出来的主体,不可能正确地使用这个装置(第五十二章)。所以,「人是主人、机器是工具」这个说法,是一个幻觉;人和机器的关系,只能是一台机器把人一点一点地做成它的附件。出口呢?只剩一个:让这台机器失效,把它从人的生活里拿出去,或者至少「亵渎」它,把它当玩具(第五十三章)。
这就是那根轴:一头是「人是主人」,一头是「人成了附件」。阿甘本站在第二头看得最清楚,出口是停机。
本系列有一个说法,叫「人—AI 复合主体」: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想、一起写、一起做决定,做成的东西,既不单是人的,也不单是机器的,而是这个「复合体」的。〔本系列相关各卷的说法,大意〕
这个说法不在那根轴上。它不说人是主人,也不说人成了附件;它说的是:人和机器在一起做事的时候,两边都在被改——人被机器改了想法的顺序、写字的习惯;机器也被人改了:人的每一次追问、每一次纠正、每一次「这里不对」,都在改它下一次怎么回答,而且在更大的尺度上,人的反馈会被用来改进下一代的机器。〔本段是对人机协作与模型改进的一般概括〕
这正是本书第四十七章讲的中动态:用的人被用改变,被用的东西也被用改变。刀磨了手,手磨了刀。
可是,本书第五十一章也说过:中动态只是回写的第一层——一个人一瞬间。一个复合主体,要不变成阿甘本说的那台机器,还要有后两层:一段时间,一群人。
后两层落到人和机器身上,是两个很具体的问题:谁签收?记在哪儿?
谁签收:一个复合主体做成的东西,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认下它——「这段话,是我和机器一起写的;其中哪几处是我的判断,哪几处我核过;出了错,由我负责」。机器不会签收;它不能被追问,不能被追责,不能在明年回头改它今年的话。签收的,只能是人。
记在哪儿:一个复合主体做事的过程,要被记下来——问了什么,机器答了什么,人改了什么,为什么改。记下来,下一次才能从这里接着走;记下来,别人才能来核、来问、来改。
本书自己,就在这样做。前言写明了: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全书的判断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他审定。每一次口述的原话,都记在登记卡上,一字不改;每一次判词的收窄,都写明了日期和来由(第七十一章);每一处拿不准的史实,都标了「待核」。这本书是一个复合主体写成的;签收的,是王德生;记下来的,是这本书里的那些登记卡、交接记录和核验表。
这就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回写:不是人是主人,也不是人成了附件,而是一个会签收、会记账、两头都有笔的复合体。
公平起见,要说清阿甘本在这里对的那一半。
一个不签收、不记账的「复合体」,确实就是他说的那台机器。一个人让机器写了一段话,改几个词就发出去,从不核对,从不写明,出了错就说「是机器写的」——这个人确实正在被做成机器的附件:他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复合体的一方,他只是机器的一个出口。
一台机器,如果只有它那一头在改——根据人的使用数据改进自己,却不让人看见改了什么、为什么改——它就是本书第三十七章说的「一头有笔的回写」,是一台更精巧的机器。
所以,本书对这一题的判断是:人与机器之间,可以是一场拉锯,也可以是一种回写;差别就在两件事上——人签不签收,两头有没有笔。
下一次你和一个大模型一起写一样东西——一封信、一份报告、一段发言——试一件小事,做一个「复合体」,而不是一个「出口」:
写完以后,在你自己的草稿里,记三行:这件东西,哪几处是我的主意;哪几处我核过、怎么核的;哪一处我不太确定,下次要再看。
如果这件东西要交给别人,在合适的地方,诚实地写一句:「本文在某某工具协助下完成,某某部分由我核对并负责。」
这三行和这一句,就是签收,就是记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会看得很准:大模型正在把人做成某一种人,一个不签收的人只是机器的出口。
回写了没有:人与机器之间,差别就在人签不签收、两头有没有笔;一个会签收、会记账的复合体,离开了「主人/附件」那根轴——本书自己就是这样写成的。
带走的话人和机器之间,一头是「人是主人」,一头是「人成了附件」——他看见了后一头;第三样是复合体:人签收,两头都有笔,过程记下来。一个不签收的人,是机器的出口;一个签收、记账的人,是复合体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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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有过被一行记录决定的时刻。
申请一笔贷款,系统说「综合评估未通过」,没有别的解释;找一份工作,简历被一个筛选系统退回,你不知道是哪一个词出了问题;一个平台把你的账号限制了,客服说「系统判定」,问不出为什么。那一刻,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只是某张表上的一行:一串数字,一个分数,一个标签。
本书第七十八章讲过外卖骑手:一个人被一套算法做成了永远在赶时间的人。这一章,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地方看。
用阿甘本的尺子,这件事很好说。
本书第二十七章讲过:一个人可以被一种权力当成「光是活着的东西」——只剩生命体征,只剩一个身份证号。今天,一个人可以被一套系统当成「光是一行数据的东西」:只剩信用分、点击记录、行为标签。本书第五十二章也讲过,他说今天的装置,常常不是把人做成一种新的主体,而是让人「去主体化」——一个被手机捕获的人,只得到一个号码,一个可以被管控的号码。〔转述,待核〕
一个只剩一行记录的人,就是数据里的赤裸生命:他的一生、他的理由、他那一天为什么晚还了钱、他简历里那一段空白是因为照顾生病的父母——这些,都被挡在了那一行数据外面。
这是一次准确的看见。本书完全承认。
可是本书要问一个他很少问的问题:那一行记录,能不能被那个人回头改?
本书第二十九章说过:一张出生证明,不是一块刻死的碑,是一本往下写的账——可以改名、可以更正、可以迁移。数据里的那一行,也有同样的问题:它是一块碑,还是一本账?
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在做同一件事:把「那一行」从一块碑,变成一本账。〔以下为对各地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一类做法的一般概括,不指具体条文〕
一个人,有权知道:关于我的记录里写了什么。
一个人,有权要求:写错的地方,改过来。
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有权要求:不该留的,删掉。
一个人,在被一套自动的系统做出对他很重要的决定时,有权要求一个解释,甚至要求由人来重新看一次。
中国也在二〇二一年施行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其中写明了个人对自己信息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核:《个人信息保护法》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具体条文待核〕
这些规定执行得够不够好,各方有很多讨论;可是它们的形状很清楚:被记录的那一头,也拿到了一支笔。看得到,说得了,改得了,删得掉。
这是本书那条纪律——回写必须两头有笔——在数据时代最具体的样子。
一行只有系统那一头能写的记录,是赤裸生命:一个人被剥到只剩一行字,而这行字他看不到、改不了。阿甘本看见的,是这一种。
一行两头都能写的记录,是一本账:系统写,人也写;系统记错了,人可以改;系统做了决定,人可以要一个解释。这不是把数据「停掉」——在今天的世界里,完全停掉数据,就像完全停掉语言一样,做不到;这是让数据成为一本两头都有笔的账。
阿甘本的出口,是让装置失效、把东西从装置里拿出来。对一个被一行记录决定了贷款、工作、账号的人来说,这个出口太远了:他不能让银行、平台、招聘系统都失效。他能做的,也是很多人正在做的,是拿起那支笔:查,问,要求改,要求解释。
被剥到只剩一行字的人,最需要的,不是那一行字消失,而是那一行字旁边,有他能写的地方。
这件事,也有回写的三层。〔回写三层为本书对口述二的细化〕
一个人一瞬间:你第一次去查了一次关于自己的记录,发现一处错,要求改。
一段时间:你每年查一次;你记下每一次查到了什么、改了什么。
一群人:很多人一起发现同一类错,一起反映;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报道;一部法律加了一条;一个平台改了一套规则。本书第七十八章的外卖骑手,第七十七章的患者群体,走的都是这一层。
阿甘本写到了那一行字;本书想补的,是这三层。
按规矩,写一条保底。
当一个系统里,被记录的人看不到自己的记录,不知道它怎样被用、给谁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要求更正或解释,而且这一切没有任何规矩约束的时候,阿甘本的判断一点不差:那个人就是数据里的赤裸生命。
这样的系统,今天仍然有。
在那个条件之外——在还有查阅、更正、删除、解释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真的能被用上的地方——那一行记录,就不只是一块碑。本书想说的只是:去用那支笔;那支笔不会自己用。
试一件小事,给自己的某一行记录,做一次回写。
挑一个和你关系最大的「系统」——银行、一个常用的平台、单位的考核系统。查一次:它关于你记了什么?有没有地方可以看到?有没有写错的?
看得到的,截一张图,写上日期,存起来。有错的,按它给的办法去要求更正,记下你是哪一天提的、得到了什么回复。看不到的,去问一问:我能不能看?找谁看?
一年以后再查一次,看看那一行字有没有变。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个人可以被一套系统当成「光是一行数据的东西」——数据里的赤裸生命,他会看得很准。
回写了没有:他没写。那一行记录可以是一块碑,也可以是一本账;看得到、改得了、删得掉、要得到解释——被记录的那一头也拿到一支笔,这是两头有笔的回写。
带走的话一个被一行记录决定了贷款和工作的人,是数据里的赤裸生命——他会看得很准;可这个人最需要的,不是那一行字消失,而是那一行字旁边,有他能写的地方:看得到,改得了,删得掉,要得到一个解释。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问一个大模型一件事,它说「这个我不能帮你」。
有时候你觉得它有道理:你问的是一件确实不该帮的事。有时候你觉得它莫名其妙:一件很普通的事,它也不肯做;你换一个说法再问,它又肯了。你心里会冒出一个问题:它「不做」,是它自己的判断,还是只是一条规定在起作用?它是真的「能不」,还是只是「不能」?
本书第二十二章讲过阿甘本的「能不」:一个人能做而选择不做,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地方;一台机器能做就一定做。今天,机器也会说「不」了。
先把几种「不」分开。
第一种,是「不能」:这件事它做不到——它不知道答案,或者它没有这个功能。这不是「能不」,这是没有那个「能」。
第二种,是「被规定不做」:它能做,可是有一条规则告诉它,这类事不做。这种「不」,很像本书第三十九章讲的「职分」:窗口里的人,不是自己不想办,是规定不让办。
第三种,才是阿甘本说的那种「能不」:能做,而且在这一刻,经过一番斟酌,选择不做。
今天的大模型,这三种「不」都有,而且常常分不清。〔本段是对大模型拒答现象的一般概括〕这正是很多人困惑的地方:一个「不」字,背后可能是没本事,可能是一条规定,也可能是一次真的斟酌。
用阿甘本的尺子,他大概会这样说:机器的「不」,都是第二种——一台装置按它被设定的方式运作;它的「不」,和它的「做」一样,都是装置的一部分,不是真正的「能不」。真正的能不,属于人:人能把一切被派定的用途悬置起来。
这个判断有它的道理:一台机器的拒答,确实常常只是一条规则在起作用。
可是这个判断,也碰到了一个它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一个人的「不」,就都是真正的「能不」吗?本书第二十二章讲过,外婆说「今天不做」的那个「不」,是四十年做出来的;一个人的「能不」,也是被一次次的做、一次次的不做、一次次事后的回想,一点一点养出来的。人的「能不」,也有它的来历,也有它被规定、被习惯、被教出来的一面。
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机器的不是真的,人的不才是真的」,而在于:一个「不」,能不能被问、被解释、被回头改。
本书一路给回写立过几套说法。落到一个「不」字上,也有一个三件套:
为什么不?——这个「不」,要能被说出理由。
找谁问?——觉得这个「不」不对的人,要有地方去问、去申诉。
记在哪儿?——这一次的「不」和它的理由、这一次的申诉和结果,要被记下来;记下来的东西,要能回头改那条规则。
一个有这三件套的「不」,不管是人说的,还是机器说的,都是一个可以被回写的「不」:说错了,可以改;规则不合理,可以改规则。一个没有这三件套的「不」,不管是人说的,还是机器说的,都是一堵墙:你只能撞上去,或者绕开。
本书第二十二章说:「能不」是自由的一半,另一半是「不」之后长出来的东西。落到机器身上,可以说:一台机器的「不」,要成为一个好的「不」,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能不,而在于它的「不」之后,有没有一条可以回头改它的路。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要机器的「不」有理由、有申诉、有记录,就是要把机器的「不」变成一套更完善的规则;可是一套更完善的拒答规则,只会让这台机器更有效地管住人——什么能问、什么不能问,被一套越来越细的规则定下来。阿甘本真正在意的「能不」,恰恰是那种不能被写成规则的东西。
这条辩护有它的深度,本书承认:一套越来越细的「不许」,确实可能让人越来越被管住。
本书的回应是:本书要的,不是「更细的不许」,而是「能被问、能被改的不许」。一条能被申诉、申诉了会被记下、记下了会被用来改规则的「不」,和一条不能问、不能改的「不」,对那个被拒绝的人来说,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处境。前一种,他手里有一支笔;后一种,他只有一堵墙。
至于那种「不能被写成规则的能不」——本书同意,它属于人;本章下一节说的,就是它。
这一章,还要把问题转回人身上。
在一台什么都能做的机器面前,人的「能不」,变得前所未有地要紧。
一个学生,可以让机器替他写完作业;他也可以不。一个写报告的人,可以让机器替他想完所有的论点;他也可以先自己想一遍,再去看机器怎么说。一个做决定的人,可以把决定交给机器的推荐;他也可以听完推荐,再自己判一次。
这些「不」,都不是拒绝使用机器,而是在使用之中,保住一段自己的「能不」:这一段,我自己来。本书第八十章说,复合主体要有人签收;签收之前,人要先有一段自己判过、自己做过的东西,才签得下去。
这一段「能不」,也要被养:今天自己先想一遍,明天也先想一遍,慢慢地,它就成了一个习惯。本书第四十七章说:习性是在使用中构成的。人的「能不」,在一个什么都能做的机器旁边,也要这样一天一天地养出来。
两件小事,一件关于机器的「不」,一件关于你自己的「不」。
第一件:下一次一个机器、一个系统、一个窗口对你说「不」,试着问那三句——为什么不?我找谁问?这件事会被记下来吗?问不到答案的,把你问的过程记下来;很多规则,正是被这样一次次的问,改掉的。
第二件:挑一件你最近常常直接交给机器做的事——写一段话、做一个决定、想一个主意。这一周,每一次都先自己做一遍,哪怕只做一半,再去看机器的。一周以后,看看你自己的那一半,有没有变厚一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会说机器的「不」只是装置的一部分——这一点常常是真的;人的「能不」在机器旁边变得前所未有地要紧。
回写了没有:一个「不」的好坏,不在它是不是「真的」能不,而在它之后有没有一条回头改它的路——为什么不、找谁问、记在哪儿;人的「能不」,也要在使用中一天一天养出来。
带走的话机器也会说「不」了。一个「不」,不管是人说的还是机器说的,要成为一个好的「不」,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能不,而在于它之后有没有一条路:为什么不,找谁问,记在哪儿——说错了,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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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见过一个孩子第一次玩一个大模型。
他不问它功课,也不问它正经事;他让它编一个「会飞的包子」的故事,让它用古诗的样子写一首关于他家小狗的诗,让它假装是一只恐龙回答问题。他玩得哈哈大笑。那一刻,这台花了很多人很多钱、被很多大人当成「生产力工具」的机器,在他手里成了一件玩具。
本书第五十三章讲过:孩子把报废的车钥匙当宝剑,这是阿甘本说的「亵渎」——把一样被隔离、被派定了用途的东西,还给自由的使用。今天,孩子们正在亵渎一台最大的装置。
先说:这是好事,而且是很要紧的好事。
一台大模型,很容易被当成一个只为「效率」「产出」「竞争」服务的东西:写报告更快,做题更快,赚钱更快。阿甘本会提醒我们:一样东西一旦只剩一种用途,人就被它的用途捕获了。孩子拿它编会飞的包子,大人拿它写一首没有任何用处的打油诗,一群朋友拿它玩一个接龙的游戏——这些「没用」的玩法,恰恰是把这台机器从「只为效率服务」里松开的办法。
还有另一种亵渎:有人把一些模型的内部公开出来,让谁都能拿去改、拿去用、拿去研究;有人用它们做一些大公司不会去做的小事——给一个方言做词典,给一个小村子做一本村志。〔本段是对开放模型与社区使用一类做法的一般概括〕这些,都是把一台机器从少数人手里,还给更多人的使用。
本书第五十三章说:亵渎,是回写的前一半——把东西还给共同的土。
后一半呢?
孩子编完了会飞的包子,笑完了,就走了。这是一次很好的玩;可是第二天,他又从头编一个。这台机器在他那里,是一次一次的玩,没有留下什么。
可是也有这样的孩子:他玩了几次以后,开始把自己和机器一起编的故事,抄在一个本子上;他发现机器编的故事有一个毛病——总是一样的结尾——于是他自己改结尾;他把本子拿给同学看,同学们也开始往里写。一个学期下来,这个本子成了一本班级故事集,每一篇后面都注着:哪一段是机器写的,哪一段是谁改的。
这就是亵渎之后的回写:一台被还给了游戏的机器,在一群孩子手里,长成了一本会被一起改写、而且写明了谁写了什么的书。
大人也一样。一群人用一个开放的模型给一个方言做词典,每一个词条,都有人核、有人改、有人注明来源;一年一版,一版比一版全。这台机器,被从「生产力工具」里松开,又被一群人一起,长成了一件有账、有版本、会被改的东西。
还有一个你每天都见、却很少注意的东西,恰好是一台机器身上最朴素的回写:更新说明。
你手机上的每一个软件,隔一阵就会更新;更新的时候,常常会有一小段文字:「本次更新:修复了某某问题;优化了某某体验;根据用户反馈,调整了某某功能。」〔本段是对软件更新说明的一般概括〕
这一小段文字,很像本书第七十章那张洗衣机表格上的一行:「修过一次:某月某日……」它说了改了什么,有时候还说了为什么改——「根据用户反馈」。
一个好的更新说明,是两头有笔的:用户提了意见,开发者改了,并且在说明里写出来;下一次,用户看了说明,知道自己的话被听见了,会再提。一个坏的更新说明,只写一句「修复了一些已知问题」——改了什么,没说;为什么改,没说。
一台最大的装置,身上也可以有一张这样的表格。人们对它的每一次反馈,它的每一次改动,能不能被写清楚、被人看见、被人再问——这是这台机器是不是「两头有笔」的一个很朴素的检验。
把第十三编收一收。
阿甘本看见了这台最大的装置会把人做成它的附件(第八十章),会把人剥成一行数据(第八十一章),它的「不」只是装置的一部分(第八十二章)。他给的出口,是亵渎:把它从用途里松开,还给游戏。这些都是真的,而且都有用。
本书补上的,是每一处的下一步:人签收,过程记下来(第八十章);那一行数据旁边有人能写的地方(第八十一章);一个「不」之后有一条回头改的路(第八十二章);亵渎之后,玩出来的东西长成一本会被一起改写的书、一份写清楚的更新说明(本章)。
五章合起来,就是本书对这台最大的装置的全部意见:它可以是一场拉锯——人和机器互相拉扯,谁也不改谁;也可以是一种回写——两头都有笔,改了什么都写清楚,下一版从这一版接着走。
阿甘本没有见过这台机器。如果他见过,他会看得很准它怎样捕获人;本书想替他补上的,是人怎样和它一起,一版一版地把彼此写得更好。
两件小事。
第一件,亵渎:这周找一个不为任何用途的时间,和家里人或朋友,用一个大模型玩一个没用的游戏——编一个故事,写一首打油诗,猜一个谜。不为了什么,就是玩。
第二件,回写:把你们玩出来的东西里,最喜欢的那一个,抄下来,注明哪一段是机器写的,哪一段是谁改的,写上日期。下一次玩的时候,从这里接着编。
还有一件,如果你愿意:下一次你用的某个软件更新了,去读一读它的更新说明;如果你曾经给它提过意见,看看它有没有被写进去。没有的话,再提一次。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亵渎是对的——把一台只为效率服务的机器还给游戏、还给更多人的使用。
回写了没有:亵渎只是前一半;后一半是玩出来的东西长成一本会被一起改写、写明谁写了什么的书,一份两头有笔的更新说明。第十三编五章合起来:这台最大的装置,可以是拉锯,也可以是回写。
带走的话一个孩子让大模型编会飞的包子,这是亵渎,是对的;他后来把故事抄进本子、改掉千篇一律的结尾、同学们接着往里写,每一篇注明谁写了哪一段——这是回写。一台最大的装置身上,也可以有一张洗衣机旁边那样的表格:一份写清楚改了什么、为什么改的更新说明。
本编三章,把拆开之后的阿甘本,交还给日子。
这套书的每一本,最后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一个普通人,读完这位哲学家,能带走什么?本书的回答分两半。
一半是他给的:看清自己站在哪一道门槛上。一个休学在家的孩子,一个陪护老人的家属,一个签了又签临时合同的员工——他们都站在某种「在里面又在外面」的地方;阿甘本比谁都更能帮人看清这一格。
另一半是本书想补的:门槛是用来走过去的;走过去,屋子就会多一间。怎样走?用本书一路攒下的几样工具——「暂时」三问,回写三层,两头有笔,第二年那张单子。
本编三章,一章一个板块:教育,健康,事业。每章先用他看清门槛,再用本书的工具走过去。
健康一章,只谈日子怎样安排、怎样记下、怎样和家人一起改,不谈任何诊疗与用药;一切医疗决定,请遵医嘱。
有一户人家,孩子上初二那年,不想去学校了。
起初是早上起不来,说肚子疼;后来是到了校门口不肯进;再后来,房门一关,谁叫也不开。父母先是劝,劝不动就骂,骂完了后悔,又去哄;哄了几天,孩子去了两天学校,又不去了。班主任打电话来,亲戚们各有主意,有人说「惯的」,有人说「送去封闭学校」,有人说「先休学一年再说」。〔本章所述为一类常见处境的概括,孩子身心健康方面的问题请寻求专业人士帮助〕
一年过去了。这个家,一直在一根轴上来回:上学,还是不上学?管严,还是放松?这周好一点,下周又回去了。
这就是一场拉锯。
先用阿甘本,把这个孩子站的地方看清楚。
他站在门槛上:在学校里,又不在学校里——学籍还在,人不去;在家里,又不完全在家里——房门关着,谁也进不去。本书第二十六章讲过「被排除地包含」:他被学校、被家、被亲戚们的议论,放在了一个在里面又在外面的位置上。
他还在用阿甘本最看重的那样东西:「能不」(第二十二章)。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做的事不多;关上房门、不去学校,是他手里为数不多的一个「不」。这个「不」,不一定是懒,也不一定是病;它常常是一个信号:这一套,我暂时跟不上了。
阿甘本还会提醒大人一件事:别急着把这个孩子「纳入」回去——急着把他推回教室,推回那台把他做成某一种学生的机器,可能正是把他推到门外的那股力。
这些看见,都是真的,也都有用。一个能这样看见孩子的大人,至少不会把关上的房门,只读成「不听话」。
可是,阿甘本给不了这个家下一步。
照他的学说,出口只剩停锯:不逼,不纳入,让一切停下来,等着。一个家,停得了一个月,停不了一年;一个孩子,也不能一直停在门槛上。本书第四十九章说过:无作是一个开头,不是全部。
这个家需要的,是第四个选择(第六十九章):停下来,回头看,留下一道记号,再接着走。
下面几样东西,是本书一路攒下的;放到这个家里,可以这样用。〔以下仅为家庭沟通与安排上的建议,孩子身心状况请寻求专业帮助〕
「暂时」三问。「先休学一年」「先在家歇一阵」——这些「暂时」,都要问三句:到什么时候?到时候,谁来和孩子一起看一看?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记在哪里?一个没有回答这三句的「先歇一年」,很容易歇成两年、三年(第三十一章)。
一次坐下来,写下来。像本书第三十四章雅典人结束内战那样,不只说一句「好了,不吵了」,而是坐下来,写三样东西:这一年,我们各自最难受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先怎么办——比如,每天孩子愿意出房门一次,一起吃一顿饭,不谈学校;以后,遇到吵起来的时候,谁都可以说「停五分钟」(第六十八章)。写在一张纸上,孩子也签一个名字。
两头有笔。这张纸,孩子也能改。他觉得哪一条不合理,可以划掉,写上他的。一张只有父母能写的纸,是一份管教条例;一张孩子也能写的纸,是一个家的约定(第三十七章)。
一段时间。约好每个月的某一天,一家人一起看一次这张纸,改一改。孩子这个月出了几次房门,吃了几顿饭,去了几次楼下,记一笔——不是为了考核,是为了看见:这条路,有没有在往前走一点(第六十七章)。
一群人。老师、心理老师、信得过的亲戚、孩子愿意说话的某一个人——把他们请进这张纸里来: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本书第四十四章讲过一位医生为一个特别的孩子写的两份报告:失败被记下来,改法被记下来,后来的人从这些记录里接着走。
这些工具,不是为了把孩子「弄回学校」。
本书一路说:第三样,不是两极之间的一个点。一个在门槛上站了一年的孩子,最后走过去的,不一定是原来那间教室;也许是换一所学校,也许是先读一个他喜欢的技能课,也许是休学一年、在这一年里学会了修自行车、帮邻居带孩子、跟着外公种菜,第二年带着这一年的东西回去。
要紧的,不是他走进了哪一间屋子,而是这一年,没有白白地在一根轴上来回:它被一张纸记下来了,被一家人一起改过,孩子自己也在上面写过字。这一年沉下去,成了他以后的土。
本书第十八章说过:一个孩子学会了「鸟」这个词,看世界的眼睛就变了。一个孩子和家人一起写过一张约定、一起改过它,他看「规矩」的眼睛也会变:规矩不只是从上面压下来的东西,也是可以一起写、一起改的东西。这也许是这一年里,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那张「孩子也能签、也能改」的纸,看起来很民主,可它仍然是一张要孩子守的纸;一个已经被学校这台机器压到关上房门的孩子,你又给了他一台小机器——每天出房门一次、每月一起看一次、记一笔——这不是把他纳入回去的另一种办法吗?阿甘本会说:先让他停下来,不要再给他任何规矩。
这条辩护,本书认真接住:给一个被压垮的孩子再加一套规矩,确实可能是在伤口上加码。所以,这张纸上的第一条,也许应该是:「这个月,什么都不要求。」
可是请看:「这个月什么都不要求」,写下来,和不写下来,是不一样的。写下来,孩子知道这是一个约定,有期限,到期大家会一起再看;不写下来,它就只是父母今天心软、明天可能又变的一句话。一个被写下来、孩子也签了名的「暂时不要求」,恰恰是在保护他的「能不」:它让他的停下来,有了一个不会被随时收回的边界。
写下来,不一定是加规矩;写下来,也可以是把一段停下来,保护起来。
如果你是老师,班里有这样一个站在门槛上的孩子,本书也有一句话给你。
不要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把他「管回来」,要么「随他去」。可以试着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定一张很小的纸:这一周,他可以做到什么;你可以为他做什么;下周什么时候一起看一看。写上日期,你签,他签。
一张有两个人签名、下周会再看一次的纸,就是一道门槛上的第一块踏板。
教育里的门槛,不只有一扇关上的房门。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复读。
一个孩子高考没考好,家里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复读一年。这一年,他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高中毕业了,又没有离开高中;同学们都去了大学,他还在原来那栋楼里,或者在一所专门的复读学校里;他是学生,又不像学生。很多复读生说,那一年最难受的不是题难,是「不知道自己算什么」。〔本段是对复读处境的一般概括〕
这正是阿甘本最会看的那一格:在里面又在外面。他能帮这个孩子和家长看清,这一年的难受,有一半来自这个位置本身,不全是孩子不够努力。
然后,用本书的工具,把这一年从「暂时」变成一段有账的路。
复读开始的那一天,问那三句:这一年到什么时候算完?——不只是高考那一天,还有:如果明年还是不理想,我们怎么办,现在先说一句。到时候,谁来和孩子一起看?这一年里,他每个月学会了什么、哪一次考试出了什么问题、他最累的是哪几周,记在哪里?
一本复读的日志,不是给老师看的成绩单,是孩子自己的账:这个月我弄懂了哪一类题,哪一类还是不会,哪一天我特别想放弃、后来是怎么过来的。家长也可以在日志的后面写几行:这个月我们做了什么,哪一句话说重了,下个月想少说什么。
一年以后,不管结果怎样,这个孩子手里有一本账。它记着一个十八岁的人,怎样在一道门槛上站了一年,又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还有一种门槛:转学。
一个孩子跟着父母换了城市,转进一所新学校。第一个月,他常常是一个「门边的人」:班里的小圈子早就形成了,他坐在教室里,却不在任何一个圈子里;老师很客气,同学也不坏,可是没有人叫他一起吃午饭。本书第二十六章讲的那位住家保姆,在另一种场合里,也是这个样子。
家长和老师,常常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催孩子「主动一点」,要么等他「慢慢就适应了」。前一个是把他推进去,后一个是让他在门边站着等。
还有第三个办法,是一纸很小的约定。本书第五十六章讲过一位班主任:她让城里来的和乡下来的孩子两两结对,每周一起做一件小事,在班级日志上写一句。对一个转学生,也可以这样:请班里一位愿意的同学,陪他一个月,每周一起做一件事——领一次作业本,出一期黑板报,去一次图书馆;一个月后,老师问一问两个人,要不要继续,要不要换一个人。
这一纸约定,不是逼他融入,也不是让他在门边等;它是在门槛上铺了一块踏板,而且写明了一个月后回头看一次。
孩子大了,门槛也跟着变。一个读到大二、大三的孩子,突然说想休学一年。〔涉及身心健康的,请寻求专业帮助〕
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本书前面说的那张「孩子也能签、也能改」的纸,在这里要反过来:纸上的第一支笔,应该在他手里。
父母能做的,是请他自己写那三句:这一年我打算做什么,到什么时候?到时候,我愿意和谁一起看一看——父母、一位老师、一位朋友?这一年里我做了什么、想明白了什么,我记在哪里,愿不愿意给家里看?
他写了,父母在后面加一行: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们担心什么,我们答应不做什么。两边都签个名。
一个成年的孩子,手里握着那支笔,他的这一年,就不是「被安排的休学」,也不是「放任的逃避」;它是他自己一段有账的路。父母的笔也在,只是写在后面。
本书第五十章讲过一位班主任:她没有立十条新班规,也没有全废前任的,她把班规贴在黑板边,每个月全班一起看一次,改了的写在旁边,写上日期,旧的划一道线,不擦。
如果你是老师,这张黑板纸是本书最想送给你的一样东西。
它有几个很小的细节,值得照着做。第一,第一版不要写太多,五条就够,留出空白。第二,每一次改,写清楚是谁提的、为什么改;学生提的,写学生的名字。第三,旧的不擦,划线;一个学期下来,这张纸上满是改动的痕迹,学生看得见:这个班的规矩,是我们一起改出来的。第四,学期末,把这张纸拍下来,存档;下一届接手的老师,看一眼就知道这个班走过什么路。
一张这样的纸,教给学生的,可能比任何一堂课都多:规矩不只是从上面压下来的,也是可以一起写、一起改、而且改了会被记下来的东西。
还有一个很多家长天天在用的地方:家长群。
家长群里,常常有两种声音来回拉锯:一种是「学校安排得太多了」,一种是「学校管得太松了」;每学期吵一次,吵完了,什么都没变,下学期再吵。
本书第三十八章那个检验,在这里可以用:看第二年。一个好的家校沟通,每学期末会有一张单子:这学期家长们提了什么,学校改了什么,没改的为什么没改。如果你是家委会的成员,可以试着提议做这样一张单子;如果学校没有,家长们也可以自己先做一张:这学期大家提过的意见,一条一条列下来,学期末去问一问,把回复贴在群公告里。
一张单子,就能让家长群从一场每学期重来一次的拉锯,变成一本往下写的账。
最后,一个这几年所有家长和老师都绕不开的门槛:孩子用大模型写作业。
一头说:这是作弊,禁止。一头说:这是趋势,随他。这又是一根轴。
本书第八十二章说过:在一台什么都能做的机器旁边,人的「能不」前所未有地要紧;那一段「这一段我自己来」,要一天一天养出来。落到作业上,可以试一个很简单的约定:先自己做一遍,哪怕只做一半,再去问机器;问完了,在作业旁边写一行——哪一处是我自己的,哪一处是机器提醒我的,我核过没有。
这一行,就是本书第八十章说的签收。一个从小就习惯在作业旁边写这一行的孩子,长大了,会是一个和机器一起做事、又知道哪一处是自己负责的人。
还有一种门槛,比休学更安静:留级。
一个孩子没跟上,留了一级。第二年,他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也许桌椅都没换——身边却是一群比他小一岁的同学。他听的是同一本教材,做的是同一类题;在大人眼里,这是「再来一遍」。可是对他来说,这一遍和上一遍不一样:上一遍他是跟不上的那一个,这一遍他是「留下来的」那一个。他在这个班里,又不完全在。
「再来一遍」,最怕的是真的只再来一遍:同样的办法,同样的节奏,同样卡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一场拉锯:第一年跟不上,第二年还是跟不上,第三年换一所学校,再跟不上。
让这一遍和上一遍不一样的,是回写:把上一遍卡住的地方,写下来。哪一章开始跟不上的?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家里有事,身体不好,还是一开始就没听懂某一个概念?这些写下来,交给这一年的老师;这一年,就从上一年卡住的那一页开始,而不是从第一页重来。
留级的那一年,如果有一张「上一年卡在哪里」的纸,它就不是重来,而是接着走。
说到学校,本书想替一类很少被说起的人说一句:那些自己也站在门槛上的老师。
代课老师,临时聘用的老师,刚来的年轻老师。他们在学校里,又不完全在:课一样上,班一样带,可是很多会不叫他们,评优轮不到他们,学期一结束,也许就要走。本书第八十六章会细讲临时岗;这里只说一件和教育有关的事:一个站在门槛上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也容易站在门槛上——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位置,把一个班这一学期走过的路记下来、交给下一个人。
所以,学校如果能为这样的老师做一件事,本书想推荐这一件:请每一位代课、临时的老师,学期末留一页交接——这个班这学期学到了哪里,哪几个孩子需要多看一眼,哪一个办法在这个班管用。交给接手的人,署上他的名字。
一个临时的老师,就这样在一个班的账上,留下了他的一笔。
最后,本书想给学校说一句。
一所学校,常常有两种声音在拉:一种要「严」,一种要「松」;这一任校长严,下一任松,再下一任又严。本书第十四章说过,还有第三样:修订程序——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结果记在哪儿?
一所学校的校规、作业量、考试安排,如果每学年末由老师、学生代表、家长代表一起看一次,改了的地方公开写明,没改的也说明理由,那么这所学校的规矩,就不再是在「严」和「松」之间来回,而是一年一年地往前长。
门槛上的孩子、门槛上的老师、门槛上的规矩——都是一样的道理:门槛是用来走过去的,走过去以后,要留下一笔,让下一个人从这里接着走。
这一章写到最后,本书想转过身来,说说父母。
一个关上房门的孩子,一个复读的孩子,一个休学的大学生——他们站在门槛上;他们的父母,其实也站在门槛上。父母在「严」与「松」之间来回,在「是我的错」和「是孩子的问题」之间来回,在「要不要告诉亲戚」和「怎么跟单位请假」之间来回。很多父母那一年,比孩子还累。
父母也需要自己的那一页账。不是记孩子的事,是记自己:这个月,我哪一句话说重了,哪一天我撑不住了,我最怕的是什么,我从哪里得到了一点帮助。写下来,给自己看;如果夫妻两个人愿意,互相看一看。
本书第四十三章说过「知耻近乎勇」:很多父母在这一年里,会有一种说不清的羞耻——孩子这样,是不是我没教好?这种羞耻,压在心里,会变成对孩子的更多要求,或者对自己的更多责备。写下来,说出来,它才可能长成一点勇气:去找一位专业的人,去和孩子好好谈一次,去改一件自己一直没改的事。
一个站在门槛上的家,孩子要走过去,父母也要走过去。两边都有笔,两边都留下一点东西,这一年,才不只是熬过去的一年。
把这一章用到的工具,收成一张清单,方便带走:
「暂时」三问:休学、复读、先歇一年,都问——到什么时候?到时候谁来一起看?这段时间记在哪里?
一张孩子也签、也能改的约定:第一条可以是「这个月什么都不要求」。
一本复读或休学的日志:孩子写自己的,父母写在后面。
一纸转学生的结对约定:一个月,一件事,回头看一次。
一张黑板纸:五条起步,改了写名字和日期,旧的划线不擦,学期末存档。
一张家长群的学期单子:提了什么,改了什么,没改为什么。
一行作业签收:哪一处是我的,哪一处是机器提醒的,我核过没有。
一页父母自己的账。
这些工具,都不能保证孩子一定会走过门槛;它们能保证的,只是这一年,不会白白地在一根轴上来回。
有的孩子,站的门槛更久:他学得特别慢,或者和别的孩子很不一样。〔涉及发育、学习困难等,请寻求专业评估与帮助〕
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常常被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在班里,又跟不上班;被照顾,又被隔开。本书第二十六章说的「被排除地包含」,在他身上最明显。家长常常在两头之间来回:一头是「一定要跟上普通班」,一头是「算了,别对他要求了」。
本书第五十五章讲过一位医生和一个野孩子:医生用了好几年教他,孩子最后没学会说话;可是医生留下的两份报告——哪些办法没用、哪些有一点用、下一步打算怎么改——后来启发了很多教特别孩子的人。
一个学得特别慢的孩子,家里和学校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份报告:不是评分,是记录——这个月试了什么办法,他的反应是什么,哪一点点进步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家长记一份,老师记一份,每隔一段时间放在一起看。
这份记录,不能保证孩子追上别人;可它能保证,这个孩子身上的每一点变化都被看见,每一次试错都不白试;下一位老师、下一所学校,可以从这里接着走。
教育里的门槛,不只在中小学。一个读研究生的年轻人,也常常站在一道门槛上:他是学生,又是半个研究者;他在实验室里干活,又不算正式的员工;他的论文,写了三年,一直「还差一点」。
研究生和导师之间,最常见的一场拉锯,是关于论文:「你再改改」「我已经改了很多遍」;「这个方向不行」「可是您上次说可以」。没有人记下来上一次说了什么,下一次就从头争。
本书想推荐一件很小的事:每一次和导师谈完,研究生自己写几行,发给导师确认——这次谈了什么,定了什么,下一次什么时候再看。导师回一句「是」,或者改一句。一年下来,这一串往来,就是这篇论文的「决定记录」。
两头都有笔,论文就不再是一场「还差一点」的拉锯,而是一本一版一版往下改的稿子。
读完这一章,也许你会问:这么多工具,我怎么知道自己用对了?
本书只给一个很小的检验,就是第三十八章那一条:看第二年。
一年以后,那个关上房门的孩子,家里有没有一张被改过好几次的纸?那个复读的孩子,手里有没有一本日志?那个班,黑板边有没有一张写满了修改痕迹的规矩?那个家长群,有没有一张「提了什么、改了什么」的单子?
有,就是回写;没有,这一年就只是又一轮拉锯。
结果不一定如人意:孩子也许还没回到学校,复读也许还是没考好。可是只要那张纸、那本日志还在,这个家、这个班,就已经从门槛上往前走了一步——下一年,是从这张纸的最新一版开始的,不是从头开始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帮大人看清了孩子站在门槛上,看清了关上的房门是一个「不」,不只是不听话。
回写了没有:他给不了下一步;本书的工具给得了——「暂时」三问,一张孩子也能改的约定,每月一看,一群人一起——不是为了把孩子弄回原来那间教室,是为了让这一年沉下去,成为他以后的土。
带走的话一个在「上学/不上学」之间拉锯了一年的孩子,站在门槛上——阿甘本帮我们看清了这一格;可门槛是用来走过去的:一张孩子也签名、也能改、每个月一起看一次的纸,就是门槛上的第一块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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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户人家,老父亲中风以后,出院回家。〔本章所述为一类常见处境的概括,不涉及任何诊疗与用药;一切医疗决定请遵医嘱〕
医生说,能恢复多少,要看康复。头几个月,全家都很拼:请了护工,女儿每天下班过来,儿子周末从外地回来,家里的一间房改成了康复室。后来,进步慢了下来;再后来,好像停住了。这时候,大家嘴里开始有一句话:「先这样凑合吧。」
「先这样」,一凑合就是三年。女儿累得睡不好,儿子心里愧疚又回不来,护工换了三个,老人越来越少说话。每隔一阵,家里就吵一次:要不要换一家康复机构?要不要把老人接到儿子那里?吵完了,还是「先这样」。
这一家,一直在一根轴上:「治好」和「没治好」。治好的希望淡了,又不甘心说「没治好」;于是停在中间,一个叫「凑合」的地方。
先用阿甘本看清这一格。
老人站在一道门槛上:在家里,又不完全是家里的一员——很多事,大家当着他的面商量,却不问他;在活着,又好像只剩下「活着」——本书第二十七章讲过,一个人可以被当成「光是活着的东西」,只剩一张监护单上的数字,只剩吃饭、翻身、吃药的时间表。
照顾他的那一家人,也站在一道门槛上:他们的日子,被一个「暂时」占住了,三年没有被收回来(第三十一章)。
这些看见,都很要紧。一个能看见这两道门槛的家人,至少会在商量大事的时候,先问一问老人自己;至少会意识到,那个「先这样」,已经不是暂时的了。
可是这个家需要的,不只是看见。下面几样东西,本书一路攒下的,放到这个家里可以这样用。〔仅为家庭安排与记录上的建议,健康问题请遵医嘱〕
一张「他是谁」的卡片。本书第二十七章讲过:写一张卡片,不写病情,写人——他以前做什么工作,爱听什么,怕什么,怎么称呼他他最高兴,哪只耳朵听得清楚。贴在他床头,给每一个新来的护工、每一个来探望的人先看。一个被当成「光是活着」的人,他的活法,就这样被写回了照顾他的那套日子里。
一本家里的照护笔记。不是医院的病历,是家里的账:这一周他哪天精神好,哪天不愿意说话;哪一种说话的方式他会笑,哪一种会让他烦;哪一件小事他最近能自己做了。本书第六十二章讲过天气预报是怎样变准的:每天对一对,错了找原因,改了记下来。一本照护笔记,是一个家对自己的「天气预报」。
「暂时」三问。那个「先这样」,问三句:到什么时候?到时候,谁来召集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段时间,谁做了什么、多做了多少,记在哪儿?一个问过这三句的「先这样」,就不再是一个无限期的凑合,而是一段有起点、有复查、有账的安排。
一张轮流表,两头有笔。女儿、儿子、护工、老人自己——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写在一张表上;每个月,一家人(包括老人,如果他能表达)一起看一次,谁觉得不公平、谁撑不住了,就说,就改。本书第三十七章说:一个家的「家政」,应该是两头都有笔的。
把老人自己请进来。他说话少了,不等于他没有话。本书第十九章讲过一家人的手势卡片:一个手势表示「我要喝水」,一个表示「我累了」,一句话表示「等我说完」。请他参与定这几个手势,请他在轮流表上用他能用的方式「签」一个名字。
这些工具,不是为了「治好」他——那是医生的事,本书不谈。
本书想说的,是「治好」和「没治好」之外,还有第三样:一段一起过出来的日子。本书第五十八章借过一位医学哲学家的话:生命会自己产生新的规范;一个在病里的人,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新的活法。这种新的活法,不是「治好」,也不是「没治好」;它是一段被一家人一起写出来的日子:一张卡片,一本笔记,一张轮流表,几个只属于这个家的手势。
本书第七十七章讲过一群病人怎样一起改写了规则。一个家,也可以是一个很小的「病人群体」:一起把这段日子,写成一本往下写的账。
这本账,也许不能让老人好起来;可它能让这三年,不白白地凑合过去。它能让女儿知道自己的辛苦被看见了,让儿子知道自己能从远处做什么,让护工一来就知道这位老人是谁,让老人知道,他还在这个家里说得上话。
如果你是那个一直在照顾的人,本书想单独对你说一句。
你的日子,也被一个「暂时」占住了。你也需要那三问:你的这一段,到什么时候?到时候,谁来和你一起看一看?你多做的这些,记在哪儿,谁知道?
试着给自己也写一页账:这个月,你睡了几个好觉,哪一天最撑不住,你需要谁来替你一天。拿给家里人看。一个照顾者的累,被写下来、被看见,是一个家把「凑合」变成「安排」的第一步。
健康这件事,很多时候不是「一场病」,而是「一段很长的日子」。血压、血糖、关节、睡眠——很多人的一辈子,有一大段是和一种慢慢的毛病一起过的。〔本节只谈日子怎样记录与安排,一切诊疗、用药与指标解读,请遵医嘱〕
这样的日子,也容易变成一场拉锯:这阵子注意一点,那阵子又松了;复查结果好一点,高兴几天,又回到老样子。
本书第六十二章讲过天气预报是怎样变准的:每天对一对,错了找原因,改了记下来。一个人和一段慢慢的毛病过日子,也可以有一本自己的「天气预报」:不是医院的化验单,是自己的日子账——这一周睡得怎样,哪几天特别累,吃了什么、做了什么之后感觉不一样,心情怎样。
这本笔记有两个用处。第一个,是带去见医生:医生只见你十分钟,一本记了一个月日子的笔记,能让这十分钟里说的话,更接近你真实的日子。第二个,是给自己看:一年翻下来,你会看见,哪些变化是跟着日子来的,哪些改动是真的有用的——这些,请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判断和调整。
一个病人手里有了这本笔记,医患之间,就多了一支笔:不只医生写病历,病人也写自己的日子。
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最常见的一场拉锯,在兄弟姐妹之间。
住得近的那个,出力多,心里委屈;住得远的那个,愧疚,又不知道能做什么;出钱的和出力的,谁也觉得自己付出得多。每隔一阵,吵一次;吵完了,照旧。本书第六十七章那对夫妻为钱吵了十年,很多兄弟姐妹为照顾父母,也是这样吵了很多年。
本书在这一章前面说过一张两头有笔的轮流表。这里说得更细一点。
表上不只写「谁哪天去」,还写三样东西:每个人能做什么——住得近的,可以陪看病、陪吃饭;住得远的,可以负责和医院、和保险打交道,可以每周固定时间视频,可以每季度回来替换一次,让住得近的人歇一歇;每个人不能做什么——说清楚,比默默不做好;多久一起看一次这张表——约好一个日子,兄弟姐妹一起开一个线上的小会,谁撑不住了,就说。
还有一件事:把老人自己请进来。他想让谁陪看病,他想吃什么,他觉得哪个孩子太累了——他的话,也写进表里。
一张这样的表,不会让所有人都觉得公平;可它让每个人的付出,都被看见、被记下;让每一次不公平,都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出来、被改一改。
康复这件事,常常有一个让人灰心的阶段:头几个月进步很快,然后,好像停住了。〔康复方案请遵医嘱与康复师建议〕
停住的时候,人最容易在两头之间来回:一头是「再加把劲,一定能好」,一头是「算了,就这样了」。本书第六十九章说过拉大锯:锯子卡住了,有人硬拉,有人放下;还有第四个选择——停下来,回头看那道锯口,画一道记号。
在康复的平台期,这一道记号,可以是很小的记录:这一周,他能自己做的事情里,有没有哪一件,比上个月多做了一点?哪一天精神特别好,那天做了什么?哪一种说话的方式、哪一首歌、哪一位来访的人,让他愿意多动一动?
这些记录,不一定能让平台期马上过去;可它们能让一家人看见,停住的日子里,也有一点一点的变化;也能在见康复师的时候,带去一些具体的东西,请专业的人帮着判断下一步。
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在某一天,把老人送进养老院。
那一天以后,老人站在一道新的门槛上:他还是这个家的人,又不住在家里;他住在养老院里,又不是养老院的「自己人」。子女们常常也站在门槛上:送进去了,心里不安;不送,又实在照顾不了。
阿甘本会提醒我们:一个机构,很容易把一个人做成「光是活着」的对象——按时吃饭、按时吃药、按时睡觉。本书第二十七章说过那张床头卡片;在养老院里,它更要紧:请家人和护理员一起写一张「他是谁」,贴在房间里;每一位新来的护理员,先看这张卡片。
还有两件事。第一,和养老院约定一个固定的沟通方式:多久通一次话,谁来说,说什么;家人发现了问题,找谁,多久会有回复。第二,如果养老院有一本家属意见本,去写;写了,下一次去看一看有没有回复。本书第三十八章那个检验——看第二年那张单子——在养老院里,就是看这本意见本有没有回音。
一个住在门边的老人,身边有一张卡片、一条沟通的路、一本有回音的意见本,他就不只是被照顾的对象,也还是一个说得上话的人。
本书在这一章前面,给照顾者留了一页账。这里再多说几句,因为照顾者常常是最被忽略的那个人。
一个照顾者,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没事,我能撑。」撑一个月,撑一年,撑三年。他的「暂时」,也在悄悄变成「一直」。
本书想给照顾者的,不是一句「要照顾好自己」——这句话大家都说,说了也没用;而是一个可以写下来的安排:每个月,有哪几天,你可以完全不管?这几天,由谁来替?替的人需要知道什么——写一张交接单:老人的作息、脾气、要注意的事。
本书第三十九章讲过窗口里的交接班记录:一个岗位,能被一个一个人接着坐下去,靠的是那几行字。照顾一个老人,也是一个岗位;这个岗位要能被人替下来,也靠那几行字。
一个能被替下来的照顾者,才撑得久。
最后,说一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看病。〔本节不涉及任何诊疗建议〕
很多人看病,只有两种姿态:要么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句不问;要么不信医生,自己上网查、自己拿主意。一头是全交出去,一头是全收回来——这又是一根轴。
还有第三样,本书想推荐:带着自己的那一页去。那一页上写三样东西:这段时间我的日子怎样(前面说的健康笔记);我最想问医生的两三个问题;上一次医生交代的事,我做了哪些、哪些没做成、为什么。
看完病,在那一页的背面,记下医生说的要点,和下一次复查的日子。
这一页纸,不是为了和医生争论,也不是为了替医生做决定;它是让医患之间,两头都有笔:医生写病历,你写你的日子;医生给建议,你记下来、照着做、下一次带着结果回来。这是一段一段接着走的看病,而不是每一次都从头开始。
很多家庭,照顾老人的重担落在住得近的那个孩子身上;住得远的,心里愧疚,又不知道能做什么,常常只能打钱、打电话、逢年过节回来一趟。
本书想说:远方的子女,能做的其实不少,而且很多恰恰是「回写」的活。
他可以做那本照护笔记的「整理者」:住得近的人每天随手记几句,他每周把它整理成一页,发给兄弟姐妹,也存一份;三个月下来,一家人都看得清老人这段日子的样子。
他可以做那张轮流表的「召集人」:每个月约好一次线上的家庭小会,他来主持,把上个月的事过一遍,谁累了、谁要调整,记下来。
他可以做和医院、保险、养老机构打交道的「联络人」:哪些手续、哪些问题、哪些回复,他来跟进,记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
这些事,不需要人在身边;需要的是一个人愿意把分散的东西,一页一页地记下来、理清楚、交给大家看。本书第五章说过编者:一个家的照护,也需要一个编者。远方的那个孩子,可以是这个编者。
还有一件事,很难说,本书还是想说:告别之后。
一个被一家人照顾了很多年的老人,终有一天会走。走了以后,那张床头卡片、那本照护笔记、那张轮流表,常常被收起来,放进一个抽屉里,再也不打开。
本书想请你在收起来之前,做一件事:翻一翻那本笔记,在最后一页,写几句话——这几年,我们一起学会了什么;哪一件事,我们做得好;哪一件事,如果重来,我们想做得不一样。写完,请每一个参与过照顾的人,都写一句。
这一页,不是为了总结,是为了让这几年沉下去。本书第三十八章说过年夜饭桌上那个空座:一个人走了,他的位置被一家人守着,他的一部分被写进这个家的日子里。那本笔记的最后一页,就是这样一个位置。
下一次,这个家里又有人需要照顾的时候——也许是你自己——有人会想起这本笔记,从最后一页接着写。
每年一次的体检报告,大概是很多人一年里唯一一份关于自己身体的「正式文件」。〔本节不涉及任何指标解读,请遵医嘱〕
它常常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拿到手,翻到有没有「箭头」,没有就放进抽屉,有就紧张几天,然后也放进抽屉;第二年再拿一份,再放进去。一种,是完全不看,觉得「反正也看不懂」。
本书第十二章说过:一张关于你的表,旁边可以写一页你自己的话。体检报告也是这样。试着在每年的报告后面,夹一页纸:这一年我的日子有什么变化——换了工作,搬了家,家里多了一个孩子,睡得少了;这一年我做了什么尝试,感觉怎样;医生这次说了什么,我打算怎么做。
五年以后,把五份报告和五页纸放在一起看。报告上的数字,要由医生来解读;那五页纸,是你自己的一本账:它让你看见,你的身体和你的日子,是一起变的。
一份每年被放进抽屉的报告,是一块碑;一份每年后面夹着一页纸的报告,是一本往下写的账。
健康里还有一件天天都要做的事:吃饭。〔本节不提供任何饮食或营养建议,特殊饮食需求请遵医嘱〕
很多家庭的饭桌上,也有一场拉锯:一个人要少油少盐,一个人嫌没味道;老人要软烂,孩子要脆香;这周决心「吃健康一点」,下周又回到老样子。每一次争,都是「你太讲究」对「你太随便」。
有的家庭,慢慢长出了一个很小的东西:一本菜单本。上面记着这个家常做的菜,每道菜后面写几句:谁爱吃,谁不能吃,怎样做大家都能接受,某一次改了做法、大家觉得怎样。家里掌勺的人换了——孩子长大了开始做饭,老人做不动了——这本菜单本,就是交接。
这本本子,不是营养学,也不是规定;它是一个家的饭桌,被一年一年地回写出来的样子。本书第四十七章说过:一个厨房的手艺,是被一家人一起改出来、记下来的。
很多人都有一件「一直想坚持、一直没坚持下来」的事:每天走一万步,每周游两次泳,每晚十一点前睡觉。〔运动与作息安排,如有健康问题请遵医嘱〕
这也是一场拉锯:坚持了两周,断了;愧疚,重新开始;又断了。很多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就是没有毅力。」本书第六十八章说过,这是把一场拉锯当成了「本来如此」。
本书想换一种做法:不追求「坚持」,追求「记下」。每一次做了,记一笔;没做,也记一笔,写一句为什么没做——加班了,下雨了,不想动。一个月以后,翻一翻:哪些日子最容易断?断的原因里,哪一条是可以改的?改一条,下个月再看。
这是回写三层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每一次做或不做,是一瞬间;一个月一个月地翻看、改一条,是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找一个朋友一起记、互相看,就是一群人。
「没有毅力」,常常只是「没有记下来」。
还有一个地方,本书想提一句:家族群里的健康消息。
某种食物能治某种病,某种做法一定要试,某条消息「转给你爱的人」。很多家庭的长辈,每天在群里转这样的消息;年轻人要么不理,要么在群里反驳,吵一架。一头是全信,一头是全骂——又是一根轴。〔本节不评判任何具体健康信息的真伪,请以正规医疗机构意见为准〕
本书第七十九章说过:机器做掉了「发现」,人剩下的是判、签、接着写。一个家族群,也可以有一个很小的约定:转健康消息之前,先问一句「这条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医生或正规机构说过?」拿不准的,不转,或者转的时候写一句「未核」。
有的家庭,还会指定一个愿意查的人,谁看到拿不准的消息,先私下发给他,他查一查,再回到群里说一句。这就是本书一路说的「两头有笔」:长辈能转,年轻人能核,核的结果写回群里;下一次,大家都多了一点判断的底子。
最后,说一个比家更大的地方:医院。
很多医院都有意见箱、意见本、满意度调查。病人和家属,常常觉得写了也没用。本书第七十七章讲过一群病人怎样改写了药品审批的规则;那是一个很大的例子。在一家医院、一个科室里,也有很小的例子:病人提过「候诊时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后来科室装了一块叫号屏;家属提过「探视时间太死」,后来改了几条。〔本段为一般概括〕
这些改动,很少有人知道是谁提的、什么时候改的。本书想推荐一件事:如果你在一家医院、一个科室里提了意见,过一段时间去看一看,改了没有;改了,告诉身边的病友;没改,再问一次为什么。
一个看病的人,不只是被治的那一头;他也可以是那本意见本上写字的那一头。
越来越多的老人,一个人住。〔本节不涉及健康判断,紧急情况请及时就医或求助〕
子女不在身边,老人自己觉得「还能行」,子女也觉得「暂时还好」。这个「暂时还好」,常常一直持续到某一天出了事——摔了一跤,好几天没人知道。
本书的那三问,在这里可以问得很具体:这个「还好」,到什么时候要重新看一次?——比如每半年,子女回来一趟,一起看看家里哪里要改:浴室要不要装扶手,东西要不要放低。谁来问?——除了子女,楼里有没有一位邻居、社区里有没有一位工作人员,愿意每隔几天问一声?记在哪儿?——一张贴在门后的小纸:紧急联系人,常去的医院,子女的电话。
还有一个很多社区在做的小办法:几位独居的老人互相结对,每天早上在群里说一声「我起来了」。〔本段为一般概括〕这一声,就是一群人的回写:谁没说,就有人去敲门。
一个独居的老人,身边有一张纸、一位邻居、一个每天早上的「我起来了」,他的「还好」,就不再是一个没有期限的暂时。
还有一种门槛,落在孩子身上:一个生了病、需要长期治疗的孩子,他的学业怎么办?〔治疗安排请遵医嘱〕
他常常在两头之间:一头是「先治病,学习不管了」,一头是「一边治疗一边硬撑着跟课」。前一种,病好了回到学校,已经跟不上,也和同学疏远了;后一种,身体吃不消。
中间可以有一张纸:家长、孩子、班主任,一起定——这一段时间,孩子的学习做到什么程度;老师多久把课堂的重点发给他一次;班里哪位同学愿意每周和他通一次话,讲讲班里的事;什么时候大家再一起看一次,要不要调整。
这张纸,让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医院和学校之间,不只是一个「缺课的人」,而是一个还在这个班里、只是暂时换了一种方式在场的人。等他回来的那一天,班里有人记得他,他手里也有这一段的账。
最后,一种很多家庭都有、却很少被说出来的日子:家里有一位行动不便的人——因为年纪,因为一场病,或者生来如此。〔涉及康复与辅助器具,请遵专业人士建议〕
这样的家,常常在两头之间:一头是「什么都替他做」,一头是「让他自己想办法」。前一种,他慢慢地什么都不做了;后一种,他常常做不到,又不好意思说。
本书第四十七章讲过中动态:用的人在用里被改变。一个家,也可以和这位家人一起,慢慢改出一套「这个家的做法」:哪些事他自己来,家里怎样改一改让他能自己来——一个扶手,一张矮一点的桌子,一个放在手边的篮子;哪些事需要帮,怎样帮他觉得舒服。这些,写在一张纸上,由他来定、大家一起改。
这张纸,不是照顾的清单,是一个家和一位家人一起,把「不便」写成「我们这样过」的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帮人看清了病床上的人可能被当成「光是活着」,照顾者的日子被一个「暂时」占住了三年。
回写了没有:他给不了下一步;本书的工具给得了——床头卡片,照护笔记,「暂时」三问,两头有笔的轮流表,把老人自己请进来——「治好」与「没治好」之外,一段被一家人一起写出来的日子。
带走的话一个中风的老人,一家人三年的「先这样凑合」——他们一直在「治好」和「没治好」之间来回。第三样不是两者之间的一点,是一段一起写出来的日子:一张「他是谁」的卡片,一本照护笔记,一张每月一起改的轮流表,几个只属于这个家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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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单位,签的是一份一年的临时合同。
第一年,领导说:「好好干,明年看情况转正。」第二年,续了一年,领导说:「今年编制紧,再等等。」第三年,又续了一年。他做的活,和正式员工一样多,有时候还更多;可是开会有些会不叫他,发福利有些福利没有他,评优的名单里永远没有他。〔本章所述为一类常见处境的概括〕
他心里一直在一根轴上来回:转正,还是走人?每年合同快到期的时候,他就焦虑一次:再等一年,还是辞职?等下来了,松一口气;过几个月,又开始焦虑。
五年过去了,他还是「临时」的。
用阿甘本看,这个年轻人站在一道很清楚的门槛上:在单位里,又不完全在——活是一样的活,身份不是一样的身份(第二十六章);他的「暂时」,没有期限地延长着,一年又一年,暂时成了一直(第三十一章);他还有一点像本书第二十五章那个被冷处理的同事:因为他「不算」,所以很多事可以不算他。
这些看见,对他很有用。很多年轻人在这样的位置上,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好;阿甘本会告诉他:不全是你的问题,是你被放在了一个被做出来的位置上。
可是阿甘本给他的出口,只有两个:一个是站在门外说「不」——辞职,走人(第六章);一个是让一切停下来,不再在乎——躺下。这两个,都在那根轴上:「走人」是一头;「不在乎地留着」,是停在中间。
下面几样东西,放到这个年轻人手里,可以这样用。〔以下仅为个人与团队层面的一般建议,涉及劳动合同与权益的具体问题,请咨询专业人士或有关部门〕
「暂时」三问,写成一张纸。下一次续合同的时候,别只问「明年能转吗」,把三句话问出来,而且请对方写下来:这个「暂时」到什么时候?到时候,由谁、按什么标准来评?评的结果和理由,记在哪里、给不给我看?一个被写下来的「再等等」,和一个只是嘴上说的「再等等」,是两件很不一样的事(第九、三十一章)。
给自己记一本账。每个季度,写一页:这三个月我做了什么,有什么是只有我会做的,哪一件事是我接手以后改好的。这本账,第一是给自己看的——它让你看见,这五年不是白白在一根轴上来回,而是一层一层地沉积了东西(第四十七章);第二,到了评的时候,它是你手里的一支笔。
把你的回写留在岗位上。本书第三十九章讲过窗口里的交接班记录:每一个坐过这个位置的人,都在上面写几行,一条一条改写这个位置。你改好的那些流程、摸索出的那些窍门,写下来,交给团队——署上你的名字和日期。一个岗位上留着你的名字,你就不只是一个「临时」的人。
第二年那张单子。如果你所在的单位,每年都会「征求意见」,本书第三十八章那个检验可以用上:看第二年——去年提的,改了没有?没改的,为什么?你可以和同样处境的同事一起,把你们的意见写成一张单子,交上去,第二年去要那张「改了什么、没改为什么」的回复。一个人的焦虑,是拉锯;一群人的一张单子,是回写(第六十一章那个在业主大会上站起来的租户)。
两头搬运。本书第五十四章讲过那个两头搬运的年轻人:他在两个地方都有一点错位,所以两边都看得见。一个临时岗上的人,常常也是这样:他看得见正式员工看不见的东西。把你看见的东西说出来、写下来,带到能改它的地方去。
这些工具,不保证他能转正;也不是劝他一定要留下。
本书想说的,是「转正」和「走人」之外,还有第三样:不管留还是走,这五年,要留下东西。留在他自己身上——一本季度账,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本事;留在那个岗位上——一份署着他名字的流程说明;留在那个单位里——一张同样处境的人一起递上去、第二年要来了回复的单子。
如果他最后走了,他带走的是一本账,而不是五年的焦虑;如果他最后留了,他留下的是一个被他改写过的岗位,而不是一个终于盖上的章。
本书第五章说过:一个编者,一辈子在替别人的书找样子,每一版都注明日期、留一片空白。一个在临时岗上的人,也可以做自己这五年的编者。
先让他的辩护者说话。
一种辩护说:你让一个临时工每个季度给自己记一本账,写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只有自己会做——这恰恰是今天最常见的一种捕获:人不再需要别人来考核他,他自己考核自己,自己给自己加压,越记越累。本系列其实有一位近邻,专门写过这件事:今天的人,常常是自己剥削自己的「功绩主体」。〔待核:指韩炳哲相关论述〕阿甘本会说:你给了他一台更贴身的机器。
这条辩护很有力,本书认它一半:一本只为了「被评上」而记的账,确实可能变成自我剥削的工具。
所以本书要把那本账的写法说得更清楚: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是写给考核的;它记的不只是「我做了多少」,还有「我这一季学会了什么」「我哪一天最累、需要什么」「我下一季想少做什么」。一本也记着「少做什么」「需要什么」的账,就不只是一台加压的机器;它是一个人在一段被「暂时」占住的日子里,替自己留下的一支笔。
区别仍然是那一句:谁手里有笔,笔在为谁写。
如果你是那个一年一年说「再等等」的领导,本书也有一句话给你。
下一次你说「再等等」的时候,在后面加一行字,写下来:「到某年某月,由某某按某某标准评,结果书面告知。」这一行字,对你来说很小;对那个年轻人来说,是他五年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暂时」有一个尽头。
临时岗是一种很长的「暂时」;试用期是一种很短的「暂时」。可是很多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这三个月开始的。
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拿到一份合同,上面写着:试用期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在单位里,又不完全在:活要干,可是很多人还不把他当「自己人」;他想表现好,可是不知道「好」的标准是什么;三个月快到的时候,他整夜睡不着,不知道能不能转正。〔本节为一般性讨论,涉及劳动权益的具体问题请咨询专业人士〕
这三个月,也可以用「暂时」三问来过。
入职的第一周,找带你的人问清楚:试用期结束时,由谁、按什么来评?中间会不会有一次谈话,告诉我哪里做得好、哪里要改?评的结果,会不会写下来告诉我?
问这些,不是找麻烦。很多单位的试用期之所以让人焦虑,恰恰是因为这些没有人说清楚;一个肯问、又问得客气的新人,常常会让带他的人也第一次想清楚这件事。
然后,给自己记一本三个月的小账:每周三行——这周学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哪里卡住了、去问了谁。到了第六周、第十周,拿着这本账,主动找带你的人谈一次:我这一段是这样的,你看哪里要调整?
三个月以后,不管结果怎样,你手里有一本账:它记着你在一个新地方,怎样从门边走进来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不在任何一家单位里:外包员工、平台上的骑手和司机、接单的设计师和程序员、按小时计酬的零工。〔本节为一般性讨论〕
他们站的门槛,比临时岗还要宽:他们为一家公司干活,却不是这家公司的人;他们的「老板」,常常是一个平台、一套算法,找不到一个可以当面说话的人。本书第八十一章讲过「只剩一行记录的人」:一个接单的人,在平台上常常就是一行——评分、接单量、准时率。
这一行,怎样变成一本账?
一个人能做的:把自己的那一行,自己也记一份——接了多少单,哪几单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平台怎么处理的,你申诉了没有、结果怎样。截图,写日期。这份账,在你需要申诉、需要证明、需要和平台说理的时候,就是你手里的那支笔。
一群人能做的:本书第七十八章讲过外卖骑手的处境被一篇报道写出来、平台改了一点规则。同一个平台上干活的人,也可以一起记:哪一条规则最不合理,大家各自遇到过什么;汇成一份,交给平台,或交给能帮你们说话的人和机构,第二年再去问一次:改了没有?
一个在平台上只剩一行的人,是阿甘本会看得很准的那种处境;这一行旁边有没有他能写的地方,是本书想补的那一笔。
还有一种职业上的门槛:转行。
一个做了十年会计的人,想去做产品;一个当了十五年老师的人,想去做培训;一个在工厂干了二十年的师傅,想自己开一家店。转行的那一两年,人站在两个行当之间:老行当的本事,新行当不认;新行当的规矩,他还不熟。很多人在这一段里,来回拉锯:干不下去了,想回去;回去了,又不甘心。
本书第五十四章讲过一种人:两头搬运的年轻人——他在两个地方都有一点错位,所以两边都看得见。一个转行的人,恰恰是这样的人:他带着老行当的眼睛,看得见新行当里别人习以为常、其实有问题的地方;他也带着新行当的眼睛,回头看老行当,看得见当年没看见的东西。
所以,转行的那一两年,不必只当成「从零开始」。试着给自己记一本「搬运账」:老行当里的哪一样本事,在新行当里用上了;新行当里的哪一个做法,要是早知道,老行当里的哪件事就能做得更好。这本账,第一,让你看见自己不是从零开始的;第二,某一天你会发现,这本账本身,就是你在新行当里别人没有的那一样东西。
几个朋友一起创业,头一年,常常是这样的:什么都是大家一起拍板,吃着饭就定了;谁说得有理听谁的,吵一架也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人多了,事多了,拍板越来越难:谁说了算?一件事,今天这样定,明天那样改;老员工说「以前不是这样的」,新员工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的。
本书第九章讲过施米特:谁在门口拍板,谁就是主权者;也讲过他的另一种专政:有期限,有授权,要交还。一个创业团队,从「谁拍板」走到「怎样拍板」,走的正是这一步。
一个很小的做法:从第二年开始,每一次大的决定,写三行——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定,什么时候回头看。每个季度,团队一起翻一次这本决定记录,哪一条要改,就改,写明改的理由。
几年以后,这本决定记录,就成了这个团队最早的「章程」。它不是一次立下的,是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次一次改出来的。本书第五十八章说过埃斯波西托的「建制」:一种不断在建立、又不断在修改的制度。一个团队的决定记录,就是一个最小的建制。
职业里还有一道门槛,人人都要过:离开。辞职,被裁,退休,合同到期。
离开的时候,最常见的两种样子:一种是吵翻了走,门一摔,什么都不留;一种是悄悄地走,东西一收,谁也不说。两种都一样:这一段,什么都没有留下。
本书第三十四章讲过雅典人结束内战:不只说一句「不许追念旧恶」,还写下了期限、条款、罚则。离开一份工作,也可以把结束写下来——不是写给谁看的检讨,是一份交接:我手上这些事,做到了哪一步;哪些东西在哪里;哪些人要特别联系;这个岗位,我觉得哪里可以改。
写好交接的人,走得体面;接手的人,不必从零开始;这个岗位,因为你坐过,多了一页字(第三十九章)。
如果离开得不愉快——被裁,或者受了委屈——更要把事情写下来:发生了什么,哪一天,谁说了什么,你怎么回应的。〔涉及权益的,请咨询专业人士〕这份记录,在需要的时候,是你手里的一支笔;不需要的时候,它也是你给自己这一段的一个了结。
最后,给带团队的人几件具体的事。本书一路攒下的工具,落到一个团队里,大概是这样。
一本交接记录:团队里每一个岗位,都有一页,谁坐过、做过什么、改过什么(第三十九章)。人来人往,这一页一直在。
第二年那张单子:每年征求一次团队的意见,第二年一开头,先把去年的那张单子拿出来——提了什么,改了什么,没改为什么(第三十八章)。
一份工作群的公约:什么时间不发工作消息,什么事必须当面说,紧急的事怎么找人——写下来,大家签,每半年改一次(第五十二章的手机公约,换到工作群里)。
一次「停五分钟」:开会吵起来的时候,谁都可以喊一句「停五分钟」,每个人写一句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再接着开(第六十八章)。
这几样东西都很小。可是一个团队有了它们,就不再只是一个在「管严」和「放松」之间来回的地方;它成了一个一年一年往下写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上面留了一笔。
职场里最常见的一张纸,是绩效表。
它常常是一头有笔的:上级打分,员工签字;分数怎么来的,员工看不太清;员工有意见,不知道找谁说,说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每年一次,打完了,放进档案,第二年再来一次。〔本节为一般性讨论〕
本书第三十七章说过:只有管理者那一头在写的「回写」,恰恰是阿甘本警惕的那台机器。一张绩效表,怎样变成两头有笔?
员工能做的:在自评那一栏,不只写「完成了什么」,也写「我觉得哪一项标准不合理、为什么」「我需要什么支持」;打完分以后,请上级花十分钟,说一说分数怎么来的,记下来。
带团队的人能做的:每年结束,把团队对考核标准的意见汇成一张单子,交上去;第二年开头,把回复告诉大家——这就是第三十八章那张「第二年的单子」。
一张两头都有笔的绩效表,不一定让每个人都满意;可它让「打分」这件事,从一次一次的判决,变成一本可以被一起改的账。
本书第三十一章开头就讲过一个「特殊时期」没完没了的部门。这里把它放回职场,再说几句具体的。〔涉及劳动权益,请咨询专业人士〕
一个项目很急,加班是真的需要;问题常常不在加班本身,而在它没有尽头、没有账。
如果你是被要求加班的人,可以客客气气地问三句:这一段到什么时候?到时候谁来看一看要不要结束?这段时间多出来的工作,怎样记、怎样补?问不出答案,也可以自己记:哪天加了多久,做了什么,谁安排的。
如果你是安排加班的人,本书第三十一章那一行字,请真的写上:「本安排至某月某日止,届时由某某召集复盘,加班情况记入某表,事后调休。」
一段写清了期限、复盘和补偿的加班,是一次急诊室式的紧急;一段什么都没写的加班,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暂时」。
本书第十五章讲过一个学手艺的人:他从五位师傅那里学到了「招」,没学到「养」——收工以后擦工具、看做坏的那一件、记旧本子。
职场里的师徒,常常也是这样:新人跟着老员工,学的是怎么应付客户、怎么处理报表、怎么在会上说话——这些是招;老员工每天下班前理一理今天的事、每周看一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每年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一页——这些是养,新人常常看不见,也不去学。
如果你是师傅,本书想请你把你的「养」也教出去:给徒弟看看你的那个旧本子,告诉他你每天下班前做的那五分钟。如果你是徒弟,本书想请你除了学招,也问一句:「您平时怎么记、怎么回头看?」
一个行当,靠招活下来;靠养,才一代一代地变好。
这些年,很多人除了本职,还有一份副业:周末接一点活,晚上做一点小生意,业余写点东西、拍点视频。
他们也站在一道门槛上:在本职里,又有一半心思在外面;在副业里,又不是全职。很多人在这两头之间来回拉:本职做烦了,想全职做副业;副业不稳,又缩回来。
本书第五十四章说过两头搬运的人:在两个地方都有一点错位,所以两边都看得见。一个有副业的人,也可以这样用他的错位:把副业里学到的——怎样直接面对客户,怎样自己定价,怎样从零做起——带回本职;把本职里的——流程、规矩、协作——带到副业里。
给自己记一本「两边的账」:两边各学到了什么,各卡在哪里,哪一样东西可以从这边搬到那边。有一天你要决定留在哪一边的时候,这本账会比一时的冲动更可靠。
本书第四十九章讲过刚退休的人:工作了三四十年,某一天,没有人派给他任何活了。阿甘本说的「无作」,在他们身上,先是一种空。
这里只从「事业」的角度,补一件事:退休那一天之前,很多人会做一次交接;可是很少有人给自己做一次交接——把自己这三四十年的工作,写成几页。
不是写给单位的总结,是写给自己、写给家人、也许写给一个年轻同行的:我这一辈子在这个行当里,学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做坏了什么,如果重来,我想做得不一样的是哪一件。
本书第五章说过编者的手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值得被自己编一次:有来历,有标记,有下一版——下一版,可能就是退休以后的那些日子:教人、带孙子、做义工、学一样新东西。
最后,说一件每个上班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你对单位的某件事有意见,怎样让它走到能改它的地方?〔本节为一般性讨论〕
很多人只有两种做法:忍着,或者在私下抱怨。前一种,意见烂在心里;后一种,意见在同事之间转来转去,走不到能改它的人那里。
本书第六十一章讲过业主大会上站起来的那位租户:站起来说话之后,要把要求写进下一次的议程。在单位里,道理一样:把你的意见写成几句话,说清楚是什么事、为什么、你建议怎么改;交给能管这件事的人,或者单位里正式的意见渠道;记下你是哪一天交的;过一段时间,去问一次。
如果同样的意见,好几个同事都有,就一起写。一个人的抱怨,是拉锯;一群人写下来、交上去、第二年去要回复的一张单子,是回写。
职业的门槛,有时候在最开头:还没进门,就被挡在门外。一个毕业生投了一百份简历,回音寥寥;一个中年人失业了,一次次面试,一次次「回去等通知」。
这是一个很煎熬的位置:他想进去,门不开;他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很多人在这里,陷进一场和自己的拉锯:这个月很拼,投很多,没有回音;下个月心灰意冷,不投了;再过一个月,又拼一阵。
本书想给他一本很朴素的账:每投一份,记一行——哪家、什么岗位、哪一天、用的是哪一版简历、有没有回音;每面一次,记三行——问了什么、我答得怎样、我觉得哪里可以改。一个月翻一次:哪一类岗位回音多一点?哪一个问题我总是答不好?改一处,下个月再看。
还可以做一件事:找一位在你想去的行当里的人,请他看看你的简历和这本账,说一两句。一个人的求职,是一场拉锯;有了一本账、多了一双别人的眼睛,它就开始往前走。
还有很多人的「事业」,就在自己家里:一家夫妻开的小店,一门父子相传的手艺,一个兄弟姐妹一起做的生意。
家里的生意,门槛最模糊:谁是老板,谁是伙计?哪些钱是店里的,哪些是家里的?一件事,是生意上的事,还是家里的事?本书第三十四章讲过「内战」发生在家与城之间的门槛上;很多家族生意的争吵,正是这样:店里的事变成了家里的恩怨,家里的恩怨又搬进了店里。
本书第三十四章那份雅典的和解协议、第六十七章那张冰箱门上的纸,在家族生意里可以合成一样东西:一份写下来的「家里的生意规矩」——谁管什么,钱怎么分、怎么记,大事谁来定,吵起来先怎么办,多久一家人坐下来看一次这份规矩。
一家小店,有了这样一份会被一家人一起改的规矩,它就不只是一个靠感情撑着的地方;它是一个一年一年往下写的家业。
还有一道门槛,很多职场里的女性都要过:生了孩子,休完产假,回到岗位。〔涉及权益的具体问题,请咨询专业人士〕
回来的那一段,她常常在两头之间:在单位里,又一半心思在家里;岗位还在,可是这几个月里,事情变了,人也变了,她像一个「半个新人」。很多人在这里拉锯:拼命追回来,身体和家里吃不消;放慢一点,又怕被边缘。
这一段也可以有一张纸,而且最好是她和上级一起写的:休假前,把手上的事交接清楚(本章第十一节);回来的第一周,坐下来谈一次——这几个月变了什么,她现在能承担什么,接下来三个月怎样一步一步回到原来的节奏,三个月后再谈一次。家里那一头,也可以有一张轮流表(第八十五章),谁在哪一段时间接送孩子、谁在哪几天可以加班。
一段被写下来、约好了回头看的回岗,不是一个人咬着牙撑过去的日子,而是一段两头都有笔的过渡。
把这一章的工具收一收:
「暂时」三问,写下来:临时合同、试用期、特殊时期的加班,都问。
一本自己的账:季度账、试用期周记、零工的接单记录、转行的搬运账、副业的两边账。
岗位上署名的回写:交接页,流程说明,师傅的旧本子。
一张两头有笔的绩效表。
一本团队的决定记录:从拍板到章程。
离开时的一份交接;不愉快时的一份记录。
第二年那张单子;一群人一起写的意见。
这些工具,都不保证你能转正、能升职、能留下;它们保证的只是:不管留还是走,这几年会留下东西——留在你身上,留在岗位上,留在那个地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帮一个签了又签临时合同的人看清:不全是你不够好,是你被放在了一个被做出来的位置上。
回写了没有:他的出口只有「走人」与「不在乎地留着」——都在轴上;本书的工具给得了第三样:写下来的「暂时」三问,自己的季度账,岗位上署名的回写,一群人的一张单子——不管留还是走,这五年要留下东西。
带走的话一个签了五年临时合同的人,一直在「转正」和「走人」之间来回——阿甘本帮他看清了这是一个被做出来的位置;本书想补的是:不管留还是走,这五年要留下东西——一张写下来的「暂时」三问,一本季度账,一份署着他名字的流程说明。
全书从一台洗衣机开始,最后也回到那个楼道。
二楼的拐角,一台公用的洗衣机。刘阿姨贴上「暂时停用」;纸条贴了一年,暂时成了一直;它成了杂物台;一个周末,孩子们把它敲成了一面鼓;最后,一位退休的电工换了一根二十八块钱的排水管,撕下那张发白的纸条,在墙上贴了一张表格:谁都可以用;用完开盖晾干;坏了找四〇二;修过一次,某月某日,二十八元;下面留一片空白。
八十六章写下来,本书说的,其实就是这五拍。前四拍,阿甘本写得比谁都深:例外,例外状态,使用,亵渎。第五拍,他没写。本书写的,是第五拍。
全书的判词,最后是这一句:
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
它的根,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两条。一条说: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即发生的二元发现;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一条说:在 SDE 的方法里,就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这句判词本身,是一次回写的结果。它在导论里是一个样子,口述一到来时改了一次,口述二到来时改了一次,读完他最后一卷、按事先写下的推翻条件报了账,又收窄了一次。四版,每一版都注明了日期和来由。本书不想只说回写,也想做一次。
把全书压成几句话,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这套书里写到的第一个,把全部力气押在「正在成形」那一格上的哲学家。潜能,童年,使用,门槛,剩余——他在门槛上站得比谁都久,看得比谁都准。
他把一切「本来就在」都拆成了发生:主权、法律、管理、岗位、誓言、人与动物之间的那条线,他一样一样查出了出生日期。
可是他拆到底,剩下的总是一对;他把这一对,当成了拆不动的底。他的出口,总在这一对之内:两极之间的空,或者在二元上再切一刀。他看见了器具在造人,却说被造的人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器具;他在《敞开》的最后一页,亲口拒绝了「新的接合」。
他的最后一卷,把桥修到了河心:用的人在用里被改变,形式是由活出来的。他有了回写的「一个人、一瞬间」;他没有「一段时间、一群人」。他的学说允许回写发生,却不允许回写留下。
他是回写被切断之处最准确的诊断者——营地,被压下的证言,关死了一切通道的装置;在那些地方,他的每一句话都一点不差。他错的,只是把那一处,当成了世界。
而他自己的一生,一直在回写:在帕索里尼的镜头里站进一部古书;在瓦尔堡那座随问题重排的书库里读书;编一个死去的人的遗稿,三十一年后把一本书印出来。他的手走完了发动机的第三步,他的笔停在了第二步。
本书的总比喻,是门槛。
门槛是最要紧的地方。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那是最不稳当、也最有可能的一刻。他把全部目光投在这里,这是他最深的看见。
可是门槛错在三处。它只在两间屋子之间才有——一座不许回写的房子,永远只有两间。它是一代一代人踩低的——中间那块凹下去的地方,是几十年的脚印,不是原初。它是用来走过去的——走进去,屋子会因为你进去而重新布置一遍。
本书想留给读者的,就是这一句:门槛是用来走过去的;走过去,屋子就会多一间。
本书的根,还有一个画面:拉锯。
两个人拉一把卡住的锯,锯子只在同一道浅口子里来回,木头纹丝不动。他看见了这场拉锯,看得比谁都细;他给的出口,是放下锯子。
可是你去看一棵被锯过一道口子、却没有被锯断的树。过几年,你会发现,树皮从口子的两边慢慢长过来,一年一圈,把那道锯口包了起来。锯口没有消失——你剖开树干,还能看见它,被一圈一圈的年轮裹在里面;可是树没有停在那道口子上,它带着那道口子,接着长。〔本段是对树木愈伤生长的一般描述〕
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一道伤,没有被抹掉,也没有成为终点;它被长出来的东西一圈一圈地包住,沉进了树的身体里,成了这棵树的一部分。下一年的年轮,是在包住了锯口的那一圈上,接着长的。
拉锯会停;锯口会合上;树会接着长。
他晚年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诗与思的作品,从来不能被完成,只能被放下。〔待核〕
本书同意前一半:一部作品不能被完成。反身的发生,不能自我封顶;这本书也不能。
本书不同意后一半。「完成」与「放下」之外,还有第三样:出第二版。一部书不必完成,也不必放下;它可以在最后写明「这一版改了什么」,留一片空白,等下一版。他一辈子做编者,做的就是这第三样。
本书也想这样结束:附录里有一页「本书自认最弱处」,写着本书可能错在哪里、什么证据出现就要改;有一张「引文核验总表」,写着哪些已核、哪些待核;有一张「他的二元清单」,每一对旁边写着本书给的第三样——有的也许给错了。
这些,都是留给下一版的空白。
本系列有一条总原则: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发生对发现的替代历史;每一位哲学家,都是这部历史里的一环,一环里有两半——解构,和悖论。
阿甘本这一环,两半都很清楚。
解构那一半:他替掉了施米特的「决断」——那一拍从无中来的拍板,被他显形为一台机器上的零件;他替掉了福柯那盏「无处不在」的探照灯的照明范围——治理的地层,被他往下挖了一千年(第九、十二、三十七章)。他还替掉了很多小一些的磐石:「神圣的双重性」,「必要不知有法」,例外状态出生于专制传统的说法(第二十五、三十五章)。
悖论那一半:他自己站的那块地方,不受追问。他挖到底,立起了一块「原初」;晚年放弃了原初,又立起了一块「无外」;他的出口,立起了一块「无作」——停下来以后,不必再交代(第三十、六十八、六十九章)。王德生博士的口述,给这一半起了名字:发生的二元发现,发现禁锢。
下一环会查他。本书在这一环里做的,就是下一环的活:查出「原初」「无外」的来历——它们是一场没有回写的拉锯,被当成了原样。
可是本书也知道,自己也在这部历史里。本书立起的「回写」,也会被下一环查。本书在第七十五章已经给它写好了死法;本书希望,下一环查它的时候,能在它身上找到的,不只是一块新的磐石,还有一张留着空白、注明了日期的表格。
最后,替一个没有读过他任何一本书的普通人,把他留下的东西,压成三样。
第一样,一双看门槛的眼睛。当你、或者你身边的某个人,站在「在里面又在外面」的地方——一个签了又签的临时合同,一扇关上的房门,一张病床,一行决定了你贷款的数据——他会帮你看清:不全是你的问题,这是一个被做出来的位置。
第二样,一个「不」字。他提醒你,能不做,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地方;在一台什么都能做的机器旁边,这一个「不」,比任何时候都要紧。
第三样,一句提醒:「暂时」会悄悄变成「一直」。他一辈子都在追这件事,追得比谁都细。
本书想在这三样后面,各添一笔。
看清了门槛,就走过去;走过去,屋子会多一间。
说了「不」,再写下「我希望换成什么」;「不」之后长出来的,是自由的另一半。
遇到「暂时」,问那三句: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
这三笔,就是本书想替他留下的那一笔的三个样子。
读完一本拆哲学家的书,最容易犯的一个错,是觉得自己比那位哲学家高明了:他差一步,我知道了那一步。
本书想提醒你:那一步,知道和走,是两回事。
阿甘本知道回写——他的手一辈子都在回写;他只是没有把它写进学说。我们多数人正好相反:学说里懂得很多,手上很少做。知道「暂时」三问的人很多,真的在一张通知的末尾加上那一行字的人很少;知道「两头有笔」的人很多,真的把一张家规贴出来、让孩子也能改的人很少。
所以,如果这本书对你有一点用,它的用处不在你读完以后多了一个判断,而在你合上书以后,做了一件小事:在某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日期,一个名字,留了一片空白。
那一笔,比这本书里的任何一句话都要紧。
全书的每一章,都以一个小练习结束。最后一个练习,是全书所有练习的合订本。
找一样你生活里「在拉锯」的东西——一件来回吵的家事,一个签了又签的「暂时」,一个关上的房门,一段「先这样凑合」的日子,一个你每天被它做成某一种人的装置。
先用阿甘本,看清你站在哪一道门槛上。
然后,用本书的那几样工具,走过去:问那三句——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写一张纸,两头都有笔;约一个日子,一起回头看;改了的地方,写上日期;留一片空白,给下一次。
最后,在那张纸的最下面,写一句话:
「本来如此,可是我们改过。」
带走的话他在门槛上看得比谁都久,却把门槛住成了唯一能停的地方;他看见了拉锯,却把拉锯当成了世界。门槛是一代代人踩低的,是用来走过去的;锯过的树,会一圈一圈把锯口包住,接着长。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这本书,想替他留下那一笔。
说明:本书目按类排列。凡书名、译者、出版社、年份,本书未能亲核者,统一标「待核」,统稿前逐项核对;核不到的,保留书名,删去不确的版本信息。本书所引阿甘本著作,以英译本页码为主要依据,意大利文原本待核处已在附录八列出。
《没有内容的人》,一九七〇年。
《诗节:西方文化中的词语与幻象》,一九七七年。
《童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与历史的起源》,一九七八年。
《语言与死亡:关于否定之所在的研讨课》,一九八二年。
《散文的理念》,一九八五年。
《来临中的共同体》,一九九〇年。
《潜能》(英文文集,收一九八六年讲演《论潜能》等),英文版一九九九年。
《巴托比,或论偶然》,一九九三年(与德勒兹一文合刊)。〔待核〕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神圣人》I),一九九五年;英译本一九九八年。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收《我们难民》《什么是营地》《关于姿势的笔记》等),一九九六年。
《诗的终结》等文(收入《意大利的范畴》),一九九六年。〔待核〕
《奥斯维辛的剩余:档案与见证》(《神圣人》III),一九九八年。
《剩余的时间:对〈罗马书〉的一个评注》,二〇〇〇年。
《敞开:人与动物》,二〇〇二年。
《例外状态》(《神圣人》II.1),二〇〇三年;英译本二〇〇五年。
《亵渎》,二〇〇五年。
《什么是装置》,二〇〇六年。
《王国与荣耀:关于经济与治理的神学谱系》(《神圣人》II.4),二〇〇七年。
《语言的圣礼:誓言的考古学》(《神圣人》II.3),二〇〇八年。
《万物的签名:论方法》,二〇〇八年。
《什么是同时代》,二〇〇八年。
《最高的贫困:修道规章与生命的形式》(《神圣人》IV.1),二〇一一年。
《圣职:职责的考古学》(《神圣人》II.5),二〇一二年。
《身体的使用》(《神圣人》IV.2),二〇一四年;英译本二〇一六年。
《内战: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神圣人》II.2),二〇一五年。
《普尔奇内拉》,二〇一五年。
《书房里的自画像》,二〇一七年。
《我们处在哪里?作为政治的疫情》,二〇二〇年。
《笔记》第一卷(一九七二—一九八一),二〇二四年。〔据检索〕
《不可实现者:走向一种政治本体论》(英文版),二〇二五年。〔据检索;本书未读,见附录八〕
《神圣人》合订本(英文),二〇一七年。
中译本:吴冠军、蓝江、王立秋、薛熙平、钱立卿等学者先后译出多种。〔各书译者、出版社、年份待核〕
德拉·杜兰泰:《阿甘本:批判导论》,二〇〇九年。〔待核〕
米尔斯:《阿甘本的哲学》,二〇〇八年。〔待核〕
普罗佐罗夫:《阿甘本与政治》,二〇一四年。〔待核〕
沃特金:《阿甘本与无差别》,二〇一四年。〔待核〕
阿特尔:《阿甘本:超越解构的门槛》,二〇一五年。〔待核〕
科茨科:《阿甘本的哲学轨迹》,二〇二〇年。〔待核〕
《阿甘本的哲学谱系》(论文集),相关一章论亚里士多德与「习惯的使用」。〔待核〕
卡拉尔科、德卡罗利编:《阿甘本:主权与生命》,二〇〇七年(收拉克劳《赤裸生命,还是社会的不确定性?》)。〔待核〕
芬利森:论阿甘本对亚里士多德之误读的论文,《政治评论》,二〇一〇年。
梅斯纳尔、卡昂:《经受奥斯维辛检验的阿甘本》,二〇〇一年。
拉卡普拉:《接近极限事件:定位阿甘本》,收入二〇〇四年文集。
凯莉·奥利弗:论《敞开》之文,二〇〇七年。
关于其疫情时评之研究论文(「不能以反例驳倒」一说所据)。〔待核〕
关于「例外的行话」之论文。〔论者待核〕
埃斯波西托:《共同体》(一九九八)、《免疫》(二〇〇二)、《生命》(二〇〇四)、《二》(二〇一三)、《建制的思想》(二〇二〇)。〔后两种待核〕
奈格里:《造反》(一九九二);与哈特合著《帝国》(二〇〇〇)、《诸众》(二〇〇四)、《大同世界》(二〇〇九)、《集会》(二〇一七);《例外状态》书评(二〇〇三)。〔书评待核〕
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讲课二〇〇一—二〇〇二,出版二〇〇八);《无赖》(二〇〇三)。
朗西埃:《歧义》(一九九五);《谁是人权的主体?》(二〇〇四)。
布拉顿:《真实的报复:后疫情世界的政治》(二〇二一)。
南希:《病毒的例外》(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待核〕
法辛:《人道主义理性》。〔待核〕
阿克曼:《紧急宪法》(二〇〇四)。
韩炳哲:论「功绩社会」诸书。〔待核〕
费斯图斯:《论词语的意义》(「神圣人」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第十二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二卷;《政治学》第一卷。
李维:《罗马史》第一卷。
普林尼:《自然史》(阿佩莱斯与普罗托格尼斯之事)。
《奥古斯都功业录》。
《圣经》(中文和合本):《以赛亚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
《中庸》。
施米特:《论专政》(一九二一)、《政治的神学》(一九二二)。
本雅明:《暴力批判》(一九二一)、《译者的任务》、《打开我的藏书》、《历史哲学论纲》(一九四〇)。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九五一)、《人的境况》(一九五八)、《论革命》、《我们难民》(一九四三)、《什么是权威》。
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一九七六);一九七六年法兰西公学院讲课;晚年「自我技术」诸讲。
海德格尔:全集第三十三卷(一九三一年讲课)。
莱维:《这是不是个人》(一九四七)、《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一九八六)。
安泰尔姆:《人类》。〔待核〕
列维纳斯:早年论羞耻之文。〔待核〕
卡夫卡:《家父之忧》。
麦尔维尔:《抄写员巴托比》。
于克斯屈尔:动物环境研究。
林奈:《自然系统》。
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
洛罗:《分裂的城邦》。
伊塔尔:关于「阿韦龙野孩」的两份报告。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三十九、四十章。
《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第 185 号,尤其第六十六章)。
《西方哲学 2500 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及其增补卷。
《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 120 号,附录六候补名单)。
《后现代的 SDE 解构》(第 126 号)。
《发生落点》(第 121 号,「修订程序三句」)。
《普通人都能懂的海德格尔》(第 177 号)。
《普通人都能懂的德里达》(第 134 号)。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巴迪欧》(第 196 号)。
《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第 172 号,「约是发生学」)。
帕斯卡卷、柏拉图卷、维特根斯坦卷、亚里士多德卷、马哲卷。〔各卷书号统稿时补全〕
| 年份 | 事 | 回写了没有(本书第八章的读法) |
|---|---|---|
| 1942 | 四月生于罗马 | —— |
| 1964 | 在帕索里尼《马太福音》中饰使徒腓力 | 回写了:一部古书被用出新作品 |
| 1965 | 罗马大学法学毕业,论文写薇依的政治思想 | 回写了:一个问题长出来,只是一出生就是一对 |
| 1966、1968 | 两度参加海德格尔勒托尔研讨班 | 没有:挖法与「停下来」接在一起 |
| 1970 | 《没有内容的人》 | 两个房间 |
| 1974—1975 | 伦敦瓦尔堡研究所研究员 | 书库回写了;他只带走照亮 |
| 1977 | 《诗节》 | 永远的停留 |
| 1978 | 《童年与历史》 | 走到门口 |
| 1970 年代末起 | 主编本雅明意大利文著作(至 1996) | 回写了:一版一版 |
| 1981 |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找到本雅明波德莱尔书手稿 | 回写的开头,三十一年后成书 |
| 1982—1990 | 《语言与死亡》《散文的理念》《来临中的共同体》;1986 潜能讲演 | 离回写最近的一半 |
| 1995 | 《神圣人》I | 没有:「原初」 |
| 1998 | 《奥斯维辛的剩余》 | 书末证言是回写之路;理论没有 |
| 2000—2008 | 《剩余的时间》《敞开》《例外状态》《亵渎》《什么是装置》《王国与荣耀》《语言的圣礼》《万物的签名》 | 双极机器;拒绝新的接合;再切一刀 |
| 2004 | 拒绝按指纹,取消纽约大学课程 | 对自己回写,对制度没有 |
| 2011—2015 | 《最高的贫困》《圣职》《身体的使用》《内战》《普尔奇内拉》 | 桥修到河心:一个人一瞬间 |
| 2012 | 本雅明波德莱尔书意大利文本出版(三人合编) | 回写了:走过了门槛 |
| 2020— | 疫情时评与结集 | 世界写回了他,他没写回框架 |
| 2024、2025 | 《笔记》第一卷;《不可实现者》英文版 | 待读 |
〔年份据常见书目与生平介绍,部分待核,见附录八〕
人生 SDE 序列(大白话)
土:战后罗马的法学院与文学圈;普罗旺斯的一位老哲学家与一位诗人的好客;伦敦一座随问题重排的书库;意大利的出版社和一个死去的德国人留下的五个文件夹;六七十年代意大利的动荡与失败;二十世纪最黑的那一段历史,和它的幸存者留下的书。这几样缠在一起,推着他。
路:从法条,到一个站在线外的人(薇依);从线外的人,到「更原初的」那一层(海德格尔);从「更原初」,到「让它停下来」(本雅明);从停下来,到一部二十年、九卷的大书;从大书的最黑处,到最后一卷的「使用」与「生命的形式」。每一步都和上一步有一点不同,先后不能乱。
形状:一篇没出版的论文;一部电影里的一个门徒;一本写忧郁与幻象的书;一套意大利文的本雅明;一部九卷的《神圣人》;一个站在门槛上的哲学家的样子。
回写:他的手一直在回写——演、读、编、印;他的学说不许回写留下(第八章)。这一行,是他一生的序列表最后一列最常见的那两个字:手,是;笔,否。
| 编号 | 书名 | 意大利文初版 | 本书主场 |
|---|---|---|---|
| I |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 1995 | 第四编 |
| II.1 | 例外状态 | 2003 | 第五编 |
| II.2 | 内战 | 2015 | 第 34 章 |
| II.3 | 语言的圣礼 | 2008 | 第 36 章 |
| II.4 | 王国与荣耀 | 2007 | 第 37、38 章 |
| II.5 | 圣职 | 2012 | 第 39 章 |
| III | 奥斯维辛的剩余 | 1998 | 第七编 |
| IV.1 | 最高的贫困 | 2011 | 第 46 章 |
| IV.2 | 身体的使用 | 2014 | 第 47—51 章 |
说明:九卷不按编号顺序出版,编号在写作中有调整,例如《内战》以 II.2 编入而晚于 IV.2 出版。〔各卷编号与年份以意大利文初版为准,待逐卷核对〕这部讲「一切定型都是捕获」的大书,本身一边定型、一边回头改自己的编号(第八章)。
说明:「他的二元」指他拆到底剩下、并据以立论的那一对;「他想解开的二元」指他自己试图以中间状态使之失效的那一对。每一行最后一栏,是本书给的第三样——回写的一个样子;有的可能给错了,欢迎更正。出处为本书章次。
| 章 | 那一对 | 拉锯的来回(在他那里) | 本书给的第三样 |
|---|---|---|---|
| 16 | 观众与艺术家 | 会看的越来越会看,会做的越来越说不清 | 看进到做里,做进到看里 |
| 17 | 拥有与失去 | 抱着幻象,哀悼没失去的 | 白兔子挪到书架上 |
| 18 | 会说话与不会说话;仪式与玩 | 每一次开口都回到那道门槛;仪式收回,玩拆散 | 学会「鸟」以后;过年一年一改 |
| 19 | 声音与语言 | 语言立在一个被抹掉的声音上 | 一家人的手势卡片 |
| 20 | 声音与意义 | 在缝里活着,在结尾合上即死 | 推敲 |
| 21 | 普遍与个别 | 既不……也不……,永远「来临中」 | 二十年写出来的「如你所是」;留言簿式的账 |
| 22 | 做与不做 | 停在「不」,一直停到死 | 带着第二行说「不」 |
| 23 | 剧情与出口 | 就地待在缝隙里 | 一代代演员磨出的「拉齐」 |
| 25 | 主权者与神圣人;人的法与神的法 | 拿剑的与被剑指着的,一左一右 | 罗马法里这个处境的一生;把冷处理的人写回名单 |
| 26 | 包含与排除 | 门边的人被放逐、被握着 | 一起走过门槛;门槛上一纸约定 |
| 27 | 佐埃与比奥斯 | 被纳入,或被剥光 | 床头「他是谁」的卡片;一条光谱 |
| 28 | 营地与城邦 | 最黑一格照亮全部 | 一张拉锯的谱 |
| 29 | 人与公民;出生与国籍 | 贴严,或撬开 | 往下写的出生账;族谱重修;无国籍公约 |
| 31 | 规范与例外 | 暂时越走越长 | 急诊室三件套;紧急宪法的递增多数 |
| 32 | 秩序与空白 | 空白时隐时现 | 封印与开印;一格日历 |
| 33 | 权力与权威 | 悬置、重启、再悬置 | 权威即增补;老规矩清单 |
| 34 | 家与城;内战与遗忘 | 爆发,或压下去 | 雅典和解协议;分房协议 |
| 36 | 话与事;祝福与诅咒;守誓与违誓 | 守、违、重新发誓、又违 | 重念誓词;立字为据 |
| 37 | 王国与治理;一般与特殊的天意 | 挂名的与管事的互撑 | 每月家庭会议;尽人事;项目总结 |
| 38 | 欢呼与空位;欢呼者与受欢呼者 | 欢呼与冷落,单行道 | 年会答疑与第二年那张单子 |
| 39 | 做事的人与做成的事;人与职分 | 人被岗位吞掉,或整个松开 | 交接班记录;名录上「这一任改了什么」 |
| 41 | 人与非人;活与死 | 门槛上被剥到最后的点 | 一小块面包、一声名字;证言页 |
| 42 | 幸存者与沉没者;能说与不能说;档案与见证 | 悬在能说与不能说之间的悖论 | 莱维的通信;口述史;见证写进档案 |
| 43 |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承担与被交给自己 | 钉在自己身上 | 知耻近乎勇;一个民族的反思 |
| 44 | 哲学的形象与历史的具体 | 全有或全无 | 回忆录最后一页「补充与更正」 |
| 46 | 用与占有;事实与法律 | 被拉回法律,或活在法律外 | 共享工具角的纸条;借阅卡 |
| 47 | 构成与撤销 | 构成,或撤销 | 传给下一个人的窍门本 |
| 49 | 工作与无作;为了与不为了 | 挂空挡 | 一年一轮的诵读;清明墓前的几句话 |
| 50 | 制宪与被制定;立与废 | 立了又废,废了又立;出口是「松」 | 每月被全班改写的黑板纸 |
| 52 | 活物与装置 | 被造者不可能正确地使用 | 手机公约;语言被一代代改写 |
| 53 | 神圣与世俗 | 还回来,然后没有下文 | 孩子们自己立、记、改的游戏规矩 |
| 54 | 贴合与错位;光与暗;已经不与还没有 | 只看见 | 错位者看见的被接住;两头搬运 |
| 55 | 人与动物 | 分割、接合;拒绝新的接合 | 人犬共同演化;伊塔尔的报告;一只狗的家规 |
| 56 | 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肉体与灵 | 再切一刀,永不落地 | 保罗一封封回信;两两结对的班级日志 |
〔本表按章合并同章各对列出,各对总数与正文第 57 章口径一致;第二编五家之对(规范与例外、立法与打断、人与公民、让人活与让人死、潜能与实现)见第 15 章总表〕
| 章 | 那一对 | 他解的办法 | 本书的读法 |
|---|---|---|---|
| 47 | 主动与被动 | 中动态 | 回写的第一层;差一段时间、一群人 |
| 13、47 | 潜能与实现 | 习惯的使用 | 抹掉了沉积的先后 |
| 48 | 生命与形式 | 生命的形式 | 写到从日子里长出,未写沉回去 |
| 52 | 主体与客体 | 主体是关系的结果 | 被造的主体不能回头改装置 |
| 56 | 普遍与特殊 | 剩余 | 仍以「既不……也不……」切出 |
第五十六章的注脚:他解二元的办法——剩余、既不也不、再切一刀——本身仍是二元的刀法。
说明:意大利文原词为常见对应,未经本书逐一亲核者统一标于附录八;中文译名列学界常见的几种,本书所用者在前。
| 意大利文 | 本书用的中文 | 其他常见译法 | 大白话 | 对上 SDE 的哪一处 |
|---|---|---|---|---|
| homo sacer | 神圣人 | 牲人 | 可以被杀、不能被献祭的人 | 形状被剥、土被切断 |
| nuda vita | 赤裸生命 | 裸命 | 只剩「活着」 | 土被剥到只剩身体一层 |
| zoē / bios | 佐埃/比奥斯 | 生命/生活 | 光是活着/有资格的活法 | 一条光谱被切成一对 |
| stato di eccezione | 例外状态 | —— | 「暂时」把规矩放一放,放成了一直 | 一条路 |
| bando | 放逐 | 禁令 | 丢出去又攥在手里 | 门槛上的位置 |
| soglia | 门槛 | 阈限 | 在里面又在外面 | 正在成形那一格 |
| zona d'indifferenza | 不可区分之区 | 无差别区 | 两样东西分不清的地方 | 两极之间的线段 |
| iustitium | 停法 | —— | 法律停下来的日子 | 空白,后被收进日历 |
| auctoritas / potestas | 权威/权力 | —— | 说了算的/管事的 | 两根柱子;阿伦特读作增补 |
| oikonomia | 家政 | 经济、安济 | 一个家的管理 | 治理的来历 |
| gloria | 荣耀 | —— | 掌声、欢呼 | 单行道 |
| giuramento | 誓言 | —— | 拉钩 | 约是发生学 |
| ufficio | 职分 | 职务 | 岗位 | 交接班记录 |
| dispositivo | 装置 | 部署、配置 | 一部手机:你用它,它也在做你 | 器具不可消 |
| profanazione | 亵渎 | 渎神 | 把东西还给游戏 | 回写的前一半 |
| potenza / impotenza | 潜能/非潜能 | —— | 能,也能不 | 正在成形的厚度 |
| inoperosità | 无作 | 非功效、闲置 | 挂空挡 | 停锯 |
| uso | 使用 | —— | 用而不占 | 中动态=回写第一层 |
| forma-di-vita | 生命的形式 | 生活形式 | 日子和它的样子分不开 | 形状从路和土里长出 |
| potere destituente | 撤宪之力 | 解构权力 | 不立,只松 | 轴上的「松」 |
| potere costituente | 制宪之力 | —— | 立一个新的 | 同一根轴的另一头 |
| paradigma | 范式 | —— | 一张老照片照亮一个年代 | 显露的一种认法 |
| segnatura | 签名 | 标记 | 概念身上的来历 | 查来历 |
| qualunque | 随便哪一个 | 任何 | 如你所是 | 既不……也不…… |
| resto | 剩余 | 余数、余民 | 分割之后留下的 | 再切一刀 |
| contemporaneo | 同时代 | —— | 和时代错开一点的人 | 错位的眼睛 |
译名说明
本书的译名,以普通读者读得懂为第一原则,其次照顾学界常见译法。几处要说明:
「赤裸生命」不用更短的「裸命」,是因为「赤裸」二字让普通读者一眼看出「被剥光」的意思。
「装置」不用「部署」「配置」,是因为本书要让读者把它和手机、电脑这些日常的「装置」连起来想——他本人举的例子里,正有手机。
「无作」保留学界常见译法,同时在正文里始终配一个大白话:挂空挡;它不是懒,是「不被派定的活占满」。
「撤宪之力」是本书为和「制宪之力」对举而用的译法,学界另有几种译法,统稿时对照中译本定。
「神圣人」保留字面,同时在第二十五章说明:这里的「神圣」,不是圣洁,是「被双重排出」。
凡中译本已有通行译名而本书未用者,统稿时一律在此表补注,方便读者对照中译本阅读。
说明:只收本书反复出现、普通读者可能不熟的人物,每人一小段,注明在本书中出场的主要章次。生卒年为常见说法,个别待核。
西蒙娜·薇依(1909—1943),法国哲学家。做过工厂女工,到过西班牙内战前线,死于英国。怀疑「权利」一词,讲「神圣」是人身上无名的那一块。阿甘本的毕业论文写她(第 1、22 章)。
帕索里尼(1922—1975),意大利诗人、导演。不信教,却原原本本拍了《马太福音》,用外行演员,阿甘本在片中演使徒腓力(第 2 章)。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在普罗旺斯勒托尔开研讨班,阿甘本两次都在。本系列有其专卷(第 3、13、74 章)。
本雅明(1892—1940),德国作家、批评家。写过《暴力批判》《历史哲学论纲》,死在逃亡路上。阿甘本主编其意大利文著作,一九八一年找到其遗稿(第 3、5、10 章)。
阿比·瓦尔堡(1866—1929),德国艺术史家。藏书按「好邻居」排架、随问题不断重排,后成伦敦瓦尔堡研究所(第 4 章)。
卡尔·施米特(1888—1985),德国法学家。「谁决定例外,谁就是主权者」;一九三三年加入纳粹党(第 9、33、35 章)。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国出生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当过近二十年无国籍者;写过人权的终结,也写过开始、宽恕、承诺与宪法的增补(第 11、29、33 章)。
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提出生命权力;晚年讲「书写自我」。本系列有其专卷(第 12、52、74 章)。
普里莫·莱维(1919—1987),意大利化学家、作家,奥斯维辛幸存者。写过《这是不是个人》《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和德国读者通信(第 42—44 章)。
方济各(约 1181—1226),意大利阿西西人,放弃家产,创立方济各会,发愿「只用不占有」(第 46 章)。
保罗,一世纪基督教使徒,写过多封给各地聚会的信,其中不少是回信。阿甘本读其《罗马书》(第 50、56 章)。
巴托比,美国作家麦尔维尔一八五三年小说中的抄写员,一句「我宁可不」(第 22 章)。
普尔奇内拉,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那不勒斯丑角;提埃波罗之子画过一组他的素描(第 23 章)。
让-吕克·南希(1940—2021),法国哲学家,阿甘本的老朋友;二〇二〇年撰文回应他(第 7 章)。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1950— ),意大利哲学家,讲免疫与共同体、肯定的生命政治、「建制」(第 58 章)。
安东尼奥·奈格里(1933—2023),意大利哲学家,讲制宪之力与诸众,与哈特合著《帝国》(第 59 章)。
德里达(1930—2004),法国哲学家,晚年讲课中批评阿甘本对佐埃与比奥斯的区分。本系列有其专卷(第 60 章)。
朗西埃(1940— ),法国哲学家,讲「无份者之份」(第 61 章)。
拉克劳(1935—2014),阿根廷出生的政治理论家(第 61 章)。
布拉顿,美国技术与设计理论学者,二〇二一年出书回应疫情中的人文学界(第 62 章)。
读阿甘本、也读这本书,常见十种误读。前五种是对阿甘本的,后五种是对本书的。每一条先说误读,再说实情,最后说本书的立场。
一、「他说国家都是集中营。」实情:他说的是「范式」,不是等号。营地是一个最干净的样本,在那里,「把人排出去又攥在手里」这个动作不加掩饰地做到了底;拿它当镜子,可以照出日常制度里同一个动作淡淡的影子(导论第七节,第 28 章)。本书的立场:批评不在他说了等号——他没说;而在他的镜子只有一种焦距,照不出日常里那些「偶尔」和「有时」发生的回写。
二、「他反法律,是无政府主义者。」实情:他不信任一切「立」,因为立起来的东西会变成新的压迫;可他不是要大家乱来。他想的是一种不靠立、也不靠废的活法:规矩像修士的袍子那样被穿着、被用着,却不被当成谁的财产、谁的武器(导论第七节,第 46、50 章)。本书的立场:这个想法离回写很近;差的是,这种活法的规矩怎样被一起改写、被记下来。
三、「无作就是懒,就是躺平。」实情:无作是从「必须实现某个功能」里松开;节日里人照样吃饭、唱歌、聚会,只是不为了什么(第 49 章)。本书的立场:它是一个开头,不是全部——停下来以后,还有一段路。至于它和「躺平」的联系,本书核不到可靠的公开讨论,按纪律不写(第 78 章)。
四、「他只写最黑暗的东西。」实情:他被忽略的那一半——诗、童年、散文、喜剧——写得温暖而美,而且恰恰是他离回写最近的地方(第三编);他最后一卷写到了「生命是由活出来的一种形式」(第 48 章)。本书的立场:读他,必须读这一半;本书为此单列了一编,放在总解构之前。
五、「他是一个二分主义者。」实情:他明确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分,用的是两极的力场——两极之间有无数过渡,两头的实体同一性在其中蒸发(第 65 章)。本书的立场:本书说的「二元」,不是非此即彼的两块,而是一根轴——一根温度计刻度再多,也还是一根线;他最明确的「第三项」,就在这根线上。
六、「本书说他错了。」实情:本书说他在回写被切断之处完全对(第 72 章保底合表),错在把那一处当成了世界。本书列了他二十处闪光点(第 72 章),认了辩护人的两条、认了一半两条(第 64 章),并据此收窄了判词。本书的立场:拆一个人,是为了把他身上最好的东西接进来(第 74 章)。
七、「回写就是多定规矩。」实情:回写不是加规矩。写下来,也可以是把一段停下来保护起来——一张「这个月什么都不要求」的约定(第 84 章);回写还包括删(第 75 章)。本书的立场:规矩越写越多、越来越捆人,是回写的一种死法,不是回写本身。
八、「回写就是一切都要留下。」实情:回写是改写土、并说清楚改了什么——包括删掉、作废、重来,只要注明(第 75 章)。本书的立场:一座只会加、不会删的档案馆,是「记账死」;一张划了线、写了「此条作废,某年某月」的纸,是回写。
九、「回写就是系统自我改进。」实情:只有管理者那一头在写的「回写」——根据你的数据改进对你的管理,你看不到、说不了、改不了——恰恰是阿甘本警惕的那台机器(第 37、62 章)。本书的立场:本书说的回写,必须两头有笔;这一条纪律,是从他的警惕里学来的(第 74 章)。
十、「本书的尺子是完整的。」实情:本书在第 75 章给这把尺子写了四种死法和四条推翻条件;在第 63 章承认,「回写」也许只是埃斯波西托「建制」的另一种说法;在附录八列了八处自认最弱处。本书的立场:一套只拆别人、不拆自己的尺子,就是一块新的磐石。
判词:他把一切发现都拆成了发生,却不让回写留下;于是发生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他又把这场拉锯当成了西方的原样,出口只剩让锯子停下。
根(王德生口述):
一、他将一切发现变为发生,但是又将发生变为二元发生,即发生的二元发现。即他的发生是二元发生,这个二元就是发生的发现禁锢。
二、在 SDE 方法论里面就是因为不回写,所以只会在二元轴上拉锯。
副判:他把世界从「本来就在」里放了出来,又关进了一间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出口只剩站在门槛上。
一句话:他看见了拉锯,没看见回写,就把拉锯当成了世界。
因果四环:不回写 → 只能在两极之间拉锯 → 拉锯被当成原样(原初/无外) → 出口只剩停锯(无作、撤宪之力)。
五条判决:
一、门槛上的长:打开——一切在门槛上发生;关上——长出来的可以稳成风格,却不沉回去改写两极、不留下一群人的账。
二、拉锯被当成原样:打开——暂时一步步成了一直;关上——当成查不到出生的力。
三、最黑的一处:打开——盯住被剥光的人;关上——回写被切得最干净的一处,被当成全部。
四、双极机器:打开——器具不可消;关上——被造者「不可能正确地使用」,拒绝新的接合。
五、挂空挡的自由:打开——能不;关上——停在「选」,不到「激发」。
三方程体检:形状从路和土里长出——通过;路从形状和土里长出——通过;土被长出的东西改写——被拒,只写到第一层。
三根梁替换:拉锯当原样 → 拉锯是一段路;停锯当出口 → 回写当出口;最黑一处当全部 → 一张拉锯的谱。
回写速查:
「暂时」三问:到什么时候?到期谁来问?问完记在哪儿?
编者三手艺:有来历,有标记,有下一版。
修订程序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结果记在哪儿?
急诊室三件套:有进有出,有记录,有人回头看。
回写三层(本书的细化):一个人一瞬间,一段时间,一群人。
装饰与回写的分界线:看第二年那张单子。
两条纪律:两头有笔;包括删。
保底:回写的通道被切断时,他每一句都对。他是回写被切断之处最准确的诊断者,却把那一处当成了世界。
全书每章以一个小练习结束。这里按编汇总,便于读者挑着做。每一条后注章次。
第一编 一个人
写下你最常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以及它的生日与土(1)。回想一次被拉进别人故事里的经历,写下它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2)。写下你心里两位「老师」各说过的一句话,再写第三行——你自己长出来的做法(3)。按「现在最想弄明白的问题」重排一次书架或抽屉(4)。给家里「有人在编」的一样东西写上日期和名字,留一页空白(5)。给一样每天被要求「同意」的东西找出它的三问(6)。给一条你常用来解释别人的道理,加一行「它在什么情况下会错」(7)。给自己排一张五行的人生序列表(8)。
第二编 五家同一根轴
给最近一次「特殊情况我先定了」补上期限、谁来问、记在哪儿(9)。回想一次「停下来不跟了」,看它之后留下了什么(10)。和一位「门边的人」一起开始一件小事,或给他一个承诺(11)。在一张关于你的表旁边,写一页你自己的话(12)。一样想学会的事,一周做三次,每次写一句(13)。替一件拉锯多年的事写一张三行的修订程序纸条(14)。给心里最重要的一位「师傅」写两行:一招,一样「养」(15)。
第三编 另一半
自己做一次你最常评论的事(16)。给一只「白兔子」写三行(17)。给正在学说话的孩子,或正在学新行当的自己,记一本词本(18)。和家人定三个只属于这个家的手势(19)。给一篇总结写一个回头改开头的结尾(20)。给一个你在乎的群记下第一页账(21)。带着第二行说「不」(22)。在笑声之后,加一句正经的(23)。在门槛上多站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写下想被记下的东西(24)。
第四编 神圣人
下一次分工时,问一句「某某要不要叫上」(25)。在门槛上装一纸说得清的约定,或请门边的人走过门槛(26)。写一张「他是谁」的卡片(27)。看你所在的「临时」处在拉锯谱的哪一格,往右推一格(28)。把家里一件一直没办的证件事问清楚、写下来(29)。对自己最信的一句「本来如此」,抓一次接缝(30)。
第五编 例外与内战
学急诊室:给「特殊时期」问三句,或在通知末尾加一行(31)。给家里的一种「停」,定一个开印的日子(32)。写一张「老规矩」清单,注明来历,过年念一念(33)。把结束一场家族吵架的事写下来,再说「到此为止」(34)。圈出你一段话里所有的「都」「从来」「天生」(35)。
第六编 誓言、荣耀与职分
给一句你说过的誓言写第二版(36)。每月一次十分钟的家庭会议,改动写在墙上(37)。点赞时多写一句具体的话;提议设一张「去年提了什么、改了什么」的单子(38)。给一个吞掉你的角色记三行周记;在你管的岗位上放一本交接记录,每月删一条「可以不必」(39)。挪一挪一架跷跷板的支点,记一笔(40)。
第七编 奥斯维辛的剩余
陪一位经历过苦难的老人坐一会儿,征得同意后记下他的话(41)。把一件长辈讲过的往事写成一页,请另一个人补一两句(42)。把一种说不清的羞耻说出来,变成一件今天能做的小事(43)。给一份家里的旧记录加一页「补充与更正」(44)。讲完一段沉重的历史,多讲一句「在那样的时候,也有人……」(45)。
第八编 用,不占有
替一样公用的东西写一张三行的纸条(46)。把一样公用工具的窍门写成本子,传给下一个人(47)。给自己一天的样子出一个第二版(48)。在一个不为了什么的时间里,翻一样旧东西,在空白处写一句(49)。把家里的规矩贴出来,每月一起改,旧的划线不擦(50)。给一件「做到了河心」的事写两行:多久回头看,记在哪、请谁一起改(51)。
第九编 几本小书
把手机放到卧室外面,走完回写三层(52)。请孩子讲他的游戏规矩,帮他写下来(53)。把一位「跟不上」的人的一句话记下来,做一件小事,再告诉他(54)。给家里的动物写一张家规(55)。请线两边的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记一句(56)。从一瞬间,走到一段时间,再走到一群人(57)。
第十编 近邻与争论
和几个人商量一种轻松些的人情往来,写下来(58)。这个月只改一样东西最小的一块(59)。把一个常被吵来吵去的词,请几个人各写一句(60)。站起来说话之后,把要求写进下一次议程(61)。给一张你每天在填的表,问三件事(62)。提新主意之前,先问「以前有人提过吗」(63)。
第十一编 总解构
给一个人做一次辩护人,写他最可能说的三句(64)。找一样不在那根线上的东西(65)。和吵了多年的人一起写一张纸(67)。给一句「本来如此」找一次例外(68)。停下来,回头看锯口,画一道记号(69)。替一样在拉锯的东西写一张五行表格(70)。给一位你佩服又不同意的人做一张三栏表(72)。给你最坚定的看法写病根、死法、活路(73)。写一张「学」与「分」的清单(74)。给你最相信的一样东西写死法(75)。
第十二、十三编 身后与 AI
用一个热词之前,先把它说的那一件事写清楚(76)。给一个同病相怜的群整理一份经验文档(77)。问一篇文章:这个词是标签还是工具(78)。核一次机器给的答案,写「某日核过」(79)。和机器一起写东西时,记三行签收(80)。查一次关于自己的记录(81)。先自己做一遍,再看机器的(82)。玩一个没用的游戏,把最喜欢的一段抄下来,注明谁写的(83)。
第十四编 用得上
给休学的孩子一张他也能签、也能改的约定;复读日志;转学生结对;黑板纸;家长群学期单子;作业签收;父母自己的一页账(84)。床头卡片;照护笔记;两头有笔的轮流表;体检报告后夹一页;家里的菜单本;坚持的那件事记下来;健康消息先核再转;独居老人的门后小纸;给照顾者的一页账(85)。把「再等等」写成三问;季度账;试用期周记;零工接单账;转行搬运账;团队决定记录;离开时的交接;两头有笔的绩效表;求职账;家族生意规矩(86)。
本书一路说「写一张纸」。这里给四张最常用的纸的样子,读者可以照着抄,按自己的事改。
模板一:「暂时」三问
事情:____(例:孩子先休学一年/特殊时期加班/先这样照顾父亲)
一、到什么时候:__年__月__日;到时如果还没好,先怎么办:____
二、到期谁来一起看:____(至少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当事人)
三、这段时间记在哪儿:____(一本笔记/一张表/群公告)
签名:____ 日期:____
模板二:两头有笔的约定
我们现在这样做(不超过五条):
1.____
2.____
3.____
谁都可以提出修改;多久一起看一次:____
修改记录(旧的划线,不擦):
__年__月__日,由__提议,改__为__,理由:____
参与的人签名:____
模板三:一本季度账(给自己看的)
这一季,我学会了:____
做成了:____
卡住了,去问了谁:____
最累的是哪几天,为什么:____
下一季想少做的一件事:____
需要谁帮我什么:____
模板四:第二年那张单子
去年我们提了什么|改了没有|没改的理由|今年要不要再提
____|__|____|__
使用说明:四张纸都要留空白;都要写日期;改了不擦,划线;一年以后,回来看一次。
| 前卷 | 前卷判断(大意) | 本书的关系 | 状态 |
|---|---|---|---|
| 福柯卷(第 185 号)第 66 章 | 他写的处境恰恰是回写完全不可能的处境;把最黑的一处当成全部 | 接着判;前一句公开收窄为「回写被切得最干净,未完全消失,其理论未给残存回写留位置」 | 本书的收窄 |
| 《否定序列》福柯一环 | 他查了照明范围,把治理挖回一千年 | 接着判;指出他把「无处不在」推成「从一开始」,晚年退为「无外」 | 不改 |
| 第 120 号附录六 | 候补名单:例外状态、赤裸生命 | 本书为其单人卷 | —— |
| 第 126 号 | 阿甘本归《谁握住了哪一面》 | 建议:单人卷先出,彼书第 10 章接着判 | 建议 |
| 海德格尔卷 | 把秩序阶段的脚手架误认为地面 | 分界线:老师当地面的在定型端,学生停住的在正在成形端;接缝词「更原初的」→「原初的」 | 不改 |
| 帕斯卡卷 | 把中间看清,再判它不是家 | 分界线:阿甘本把门槛当唯一能停之处 | 不改 |
| 德里达卷 | 不封顶,但要签收(他不签收) | 分界线:两位不封顶者互说对方停住;阿甘本另在原初/无外处封顶 | 不改 |
| 巴迪欧卷 | 把洪流显露的一刻当成从空里掉下来的事件 | 分界线:同读保罗,一读事件,一读再切;都未读那一封封回信 | 不改 |
| 哈贝马斯卷 | 约是发生学 | 第 36 章:阿甘本走到门口 | 不改 |
| 第 121 号 | 修订程序三句,二十人第三句零 | 第 14 章借以逐家问五位前人 | —— |
| 维特根斯坦卷与《否定序列》在岗免检品 | 「生活形式」被拒往下问 | 第 48 章:阿甘本借来此词,也借来此问题 | 不改 |
| 马哲卷 | 两个先验加一座桥 | 本书倾向:「二元禁锢」为发生学的二元,算两种病 | 本书的倾向 |
| 柏拉图卷 | 说的是发现,做的是发生 | 第 5 章同构:说的是停锯,做的是回写 | 不改 |
| 近邻 | 先说了什么 | 本书多出 |
|---|---|---|
| 芬利森 | 佐埃/比奥斯不对立;例外逻辑仍是对立逻辑;单一总范式 | 接缝词;病因 |
| 德里达 | 两种活分不开;警惕「原初」 | 他自己也不签收 |
| 凯莉·奥利弗 | 换了一对二元 | 他亲口拒绝新的接合 |
| 梅斯纳尔、卡昂 | 把莱维推成哲学,忽视语境 | 书末证言即回写之路 |
| 拉卡普拉 | 全有或全无 | 拉锯的谱、深度图 |
| 埃斯波西托 | 生命产生规范;建制;二的机器 | 建制与前两者不同维;三层一件事 |
| 奈格里、哈特 | 生命会创造 | 制宪与撤宪是一根轴两头 |
| 朗西埃、拉克劳 | 政治被写成存在结构;无份者会站起来 | 站起来之后沉进规矩一步 |
| 布拉顿 | 肯定的生命政治 | 系统有笔与两头有笔之别 |
| 阿特尔、沃特金、普罗佐罗夫等 | 门槛、无差别、积极的无作 | 门槛错三处;既不也不仍在轴上;松开之后写回去 |
详见第 63 章。本书自认多出的三条:一个根(口述一、二);接缝的位置(「原初的」「机器」、拒绝新的接合、再切一刀、「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回写三层(本书的细化)。是否真多出,交复核。
一、《不可实现者》未读。推翻条件第二条因此仍开着:读后若它正面写出一段时间、一群人的回写,判词需再收窄或改为分期。
二、意大利文原句多未亲核。全书接缝裁定(第 30、35 章)所依之词——「原初的」「根本的」「尽管是隐藏的」「机器」「呈现为」「为方便起见」「不可能正确地」——均据英译本与研究文献;意大利文另有含义或另有限定语者,相应裁定作废或降级。
三、第 35 章接缝仅「部分成立」。「方便的名字长成机器」跨书完成,须逐本核对;若后书始终保留同等余地,降为「未能成立」。
四、「回写」与埃斯波西托「建制」之别。复核者若判为换一种说法,本书于第 63 章「自认多出」一栏改为「无」,并在第 58 章注明「回写」是「建制」在日常尺度上的大白话说法。
五、本书的尺子可能自成一轴。「留下/不留下」是否又是一根轴,第 75 章已答;答得是否成立,交复核。
六、本书曾公开收窄自己的一处判断。第 13 章原预想「他把习性当成机器零件」,核后改为「他把习性救成习惯的使用,抹掉了沉积的先后」(第 47 章登记)。
七、第 44—45、76—78 章多处史实据研究与报道之一般概括。细节待核,核不到者删去细节、保留判断,或删去该例。
八、「回写三层」「两头有笔」「包括删」三处为本书之细化与纪律,本书照用;是否作为本系列通用口径,由王德生博士另行裁定。
| 条件 | 触发则 | 状态 |
|---|---|---|
| 任一主要著作中,长出之物被正面写成可定型、可沉回改写两极的第三样,且为正题 | 判词收窄 | 部分触发,已收窄为「不让回写留下」 |
| 《身体的使用》《不可实现者》的样式、形式确为回写 | 判词改为分期 | 前者部分成立;后者未读,开着 |
| 阿佩莱斯之切为另起一维而非再切一刀 | 第 56 章物证作废 | 未触发 |
| 接缝词在意大利文中另有含义或限定 | 相应接缝裁定作废 | 待核 |
| 「两头有笔」在实践中系统地造成更多捕获 | 对第五条辩护改为「认」 | 开着 |
| 本书自认多出三条均被前人说过 | 第 63 章改为「无」 | 交复核 |
已据英译本或研究文献核到(部分):《神圣人》I「最根本的那一对范畴」「原初的——尽管是隐藏的——核心」、之所以有政治之句、三条论纲(第 181 页)、「从一开始」(研究者转述);《例外状态》双重结构与权威悬置/重启权力(第 85—86 页);《王国与荣耀》两极(据研究者引述第 207 页);《敞开》末页(第 92 页);《什么是装置》两大类与第三类、「不可能正确地使用」;《剩余的时间》阿佩莱斯之切、分割那些分割、律法为不断分割之原则(第 48 页);《万物的签名》范式四条、类比项(第 20 页);《身体的使用》章题、习惯的使用(第 58、60 页前后)、第 266 页;一九八一年发现本雅明手稿及二〇一二年成书;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短文与次日南希回应。
待核(按类汇总,统稿逐项处理):
一、生平:演员名单与外景地;勒托尔参加者;瓦尔堡长文篇名;《诗节》献辞;主编本雅明起始年;二〇〇四年《世界报》文章日期;南希文中移植一事;二〇二二年都灵委员会;「解药」一语出处;「作品只能被放下」出处。
二、前人:施米特两书;魏玛宪法第 48 条使用;本雅明诸文;阿伦特诸书;福柯讲课;亚里士多德诸处;海德格尔全集第 33 卷;费斯图斯条目;莱维诸章;安泰尔姆;列维纳斯;卡夫卡;麦尔维尔;于克斯屈尔;林奈;伊塔尔;李维;普林尼;《奥古斯都功业录》;韦斯巴芗治权法;《雅典政制》;侯马盟书。
三、阿甘本各书:年份与编号;各章节所述之原句位置;意大利文原词(见本附录第一节第二条);「甚至可以说」限定语位置;撤宪之力原句;《巴托比》「去创造」;「同时代」天文比喻;《敞开》野孩子;「新的接合」意大利文。
四、近邻与研究:附录「参考书目」第二、三部分所标待核各项。
五、史实与一般概括:一七九一年法令;林肯;二〇〇一年军事命令与关塔那摩;最高法院四案;阿克曼方案;林格布卢姆档案;奥斯维辛手稿;一九四八年两份文件;莱姆金;亚德瓦谢姆证言页;药品加速审批;《个人信息保护法》;《人物》报道与平台回应;中文各译本;数值天气预报。
核验纪律:核不到的,不加引号,标「待核」。本版统稿时,凡属判断所依的原句,已尽量据英译本与研究文献核对;其余一般性史实与出版信息,仍保留「待核」标记,不冒充已核——这是本书对读者的一个承诺:出版前再逐项核对,核不到的删去细节、保留判断,删改登记于本附录。
给读书会、课堂或家里一起读这本书的人。每编三题,不求标准答案;讨论完,建议每人写一句「我打算改的一件小事」,下一次读书会开头先念一念。
导论与第一编 一、你生活里有没有一台贴着「暂时停用」的「洗衣机」?它现在在第几拍?二、阿甘本「一生在回写、学说不许回写」,你身上有没有类似的反差?三、你最常问自己的那个问题,是哪一年长出来的?
第二编 一、你从哪几位「师傅」那里,学到了「招」却没学「养」?二、「修订程序三句」里,你们家、你们单位最常空着的是哪一句?三、「警惕它被用坏,不等于把它留在轴外」——你同意吗?举一个例子。
第三编 一、你有没有一只「白兔子」?它挪到书架上了吗?二、说「不」之后,你希望换成什么?三、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丑角」,他的一句话让一件事转了弯?
第四编 一、你见过「冷处理」吗?被冷处理的人,怎样才能被写回名单?二、「门边的人」在你们家、你们单位是谁?三、一张拉锯的谱:你所在的「临时」在哪一格?
第五编 一、急诊室能把紧急收回来,你们单位的「特殊时期」为什么收不回来?二、你们家有没有一种「停」,没有开印的日子?三、你们家的「老规矩」,有哪一条可以改了?
第六编 一、你说过的一句誓言,第二版会怎么写?二、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第二年那张单子」?三、你坐过的一个岗位上,你留下了什么?
第七编 一、你家里有没有一段没人记下的往事?二、「缺口不会被填满」与「缺口旁边要一次次地写」,你怎么看?三、讲完一段沉重的历史,你会怎样讲「在那样的时候,也有人……」?
第八编 一、「只用不占有」的东西,在你身边有哪些?它们靠什么维持?二、你手上的「茧」是哪一年磨出来的?三、你的日子的「样子」,这两年改过哪里?
第九编 一、你和手机之间,有没有一张「公约」?二、你身边有没有一个「跟不上」、却看得见暗处的人?三、一道线,你试过「两两结对」的办法吗?
第十编 一、「建制」与「回写」,你觉得是一回事吗?二、你站起来说过话吗?之后留下了什么?三、「系统有笔」和「两头有笔」,你身边各有什么例子?
第十一编 一、你给一个人做过辩护人吗?判断变了没有?二、你们家有没有一句「本来如此」,其实改过?三、这本书的尺子,你觉得会怎样死?
第十二、十三编 一、你最近常用的一个热词,是标签还是工具?二、你和机器一起写东西时,签收了吗?三、关于你的哪一行记录,你想去查一查?
第十四编 一、你家里正在拉锯的是教育、健康还是事业?二、四张模板里,你最先想用哪一张?三、一年以后,你希望在哪一张纸上看见改动的痕迹?
说明:本索引只收全书反复出现的词,注其首次讲清楚的章次与主要出现处,便于查检。
本书的词
回写:导论第二节;第 5、67、70 章;回写三层,第 51 章;两头有笔,第 37、62、74 章;回写包括删,第 75 章。
拉锯:导论第一节;第 67 章;拉锯的谱,第 28、71 章。
门槛:导论第五节;第 26、45、71 章;结语。
二元禁锢:前言第六节;第 66、74 章。
发生的二元发现:前言第六节;第 66、68 章。
第三样:导论第一节;第 65、70 章。
「暂时」三问:导论第八节;第 31、84—86 章。
第二年那张单子:第 38 章;第 84、86 章。
修订程序三句:第 14 章。
编者三手艺:第 5 章。
急诊室三件套:第 31 章。
接缝:第 30、35 章。
保底:第 72 章。
死法:第 73、75 章。
本系列的词
形状、路、土、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导论第二节。
三方程:导论第四节;第 71 章。
三块地:导论第四节。
器具不可消:第 52、74 章。
发现死亡、发生升级:第十三编编序;第 79 章。
复合主体:第 80 章;前言第十节。
自由律:第 22 章。
阿甘本的词
神圣人:第 25 章。赤裸生命:第 27 章。佐埃与比奥斯:第 27、60 章。例外状态:第 31 章。被排除地包含:第 26 章。放逐:第 26 章。营地:第 28 章。停法:第 32 章。权威与权力:第 33 章。内战:第 34 章。誓言:第 36 章。家政、王国与治理:第 37 章。荣耀:第 38 章。职分:第 39 章。见证、剩余:第 42、56 章。羞耻:第 43 章。使用:第 46、47 章。习惯的使用:第 13、47 章。生命的形式:第 48 章。无作:第 49 章。撤宪之力:第 50 章。装置:第 52 章。亵渎:第 53 章。同时代:第 54 章。人类学机器:第 55 章。阿佩莱斯之切:第 56 章。潜能与能不:第 13、22 章。范式:第 4、64 章。签名:第 15、74 章。随便哪一个:第 21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