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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学派解构入门

普通人都能读懂的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360 号 · ISBN 979-8-90690-572-7 · 约 42.8 万字

目录（出版信息 · 作者介绍 · 前言 · 导读 · 导论 · 上编十二编六十六章 · 下编五编五十节 · 结语 · 参考书目 · 附录八件）

作者介绍

王德生（Desheng Wang），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SDE Universes 平台主持人。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现居湖南娄底。

前言

◆一、评论区里的好几种道理

打开手机，刷到一条公共事务的新闻，比如某个地方要不要改一条办事的规矩。你多半会点进评论区，看到这样一幕。这是我构想的一幕，不是哪一条真实的评论。

第一条说：这还用问吗，每个人都是奔着自己的好处去的，规矩改了，该钻空子的照样钻，该吃亏的照样吃亏。第二条说：问题不在人，在规矩本身，规矩立得严，人自然走正路。第三条说：你们太天真，这种事从来是几个说得上话的人坐下来谈好的，评论区吵翻了天也没用。第四条说：得把眼光放长，二十年前留下的老办法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才是病根。再往下翻，有人说这是立场问题，有人说这是叫法问题，同一件事换一种说法，整个味道就变了。

怪的地方在于，往下读，每一条都不是胡说。你点头，再点头，点到第五条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说服了五次，而五个结论彼此对不上。你想找个人裁一裁，却发现没有这个人：每个人手里的尺子不一样，用自己的尺子去量，自己总是对的。

这种感觉，大多数人都有过。它不只发生在评论区。朋友聚会聊起一件公共的事，同事午饭时说起一项新办法，家里长辈和年轻人看同一条消息，都会出现。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各人立场不同、见识不同、脾气不同。这些当然都有。但我想请你换一个问法：如果这不是脾气的问题，而是各人起手的时候就带着不同的“前提”，那会怎样？

◆二、越精细，越说不清

你可能会说，评论区是普通人聊天，专业的人不会这样。我想说的恰好相反：专业的版本只是更精细，并没有更统一。

政治学里有许多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概念、模型和一套看家的材料。拿算账的一派来说，它能把一次集体选择写成一道可以演算的题；看制度的一派，能把一部章程一条一条拆开，告诉你每一条在实际中起什么作用；讲权力的几派，能把一个会议上谁说了话、谁没说话、什么话题压根没人提，一层一层剥给你看。这些工作做得都很认真，在各自的范围里，也都越做越确定。

可是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对“同一件事”的判断并不会收拢。没有哪一年，学科内部的几条路因为谁赢了而合成一条。相反，每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常见的结果是：旧学派各自作出自己的解释，旧学派里又长出新学派。学派的确定性在各自内部不断增加，学科整体的“说得清”却不见增加。

有一块地方是例外，需要先说在前面：选举的统计、民意调查、计量分析这类事情，有明确的操作办法，大家可以对着数据争，争得出来，统一性也比较强。我把它叫作测量层。本书讲的不是这一层，而是往上走的两层：一层是“为什么会这样”的解释，一层是“该怎样才好”的规范。越往上走，越靠前提撑着，越是各说各话。

常见的回答有几个：政治太复杂；人的价值不同；说话的人太多。这些都有道理，但都回答不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异象出现之后，学派不是变少，而是常常变多？所谓异象，就是某个学派的起点接不住的那类事，比如一件大事发生了，没有一家的理论预料到它。学派们并没有因此退场，各自找了办法留下来，这个“办法”是什么，是本书要追的线索。

◆三、一个学科诊断

我对这件事的诊断，先用一句话说出来。

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是互动，也就是人和人、人和制度之间发生的变化，起伏，以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当的。在《属性纠缠论》里，这一类属性被称作二号位的互动属性：变化、波、善。政治学的特点是，“善”，也就是共同的好、公正、凭什么让人服从，被直接写在了台面上。

研究互动的人，必须先说清楚互动的两头是什么。一头是被互动的对象：国家、制度、规则、权力是怎样的东西，这对应一号位的客体属性。另一头是参与互动的人：人是什么样的人，对应三号位的主体属性。可是在社会科学里，这两头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先测准再往下走，它们没法一次测定，研究者只能先“预设”。预设不同，推出来的理论就不同，于是学派一个个出来了。

这就是诊断的核心：社会科学以互动属性为中心，必然对两端产生预设；预设各不相同，理论各不相同，学科就缺少统一性，多元化严重，往深处滑，就是相对主义，到头来变成一句怎么都行。

拿政治学最爱问的那个问题来说：一个人凭什么要服从别人的命令？这个问题把“善”直接推到了台面上。有的学派说，因为服从对自己划算；有的说，因为这是共同体里本来就该有的位置；有的说，因为程序正当；有的说，因为大家都认可这样叫。每一种回答都说得通，可是它们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是各自悄悄改写了问题里的“人”和“服从”究竟是什么意思。分歧的根子，在回答之前就埋下了。

注意，我说的不是“多元不好”。多元本身是好事，每个学派都看对了一些东西。我说的是：多元之下没有裁判，各家的差别又恰好藏在没人去检查的前提里。这才是需要被说出来的毛病。

◆四、学派的出生证

怎样把这个诊断变成读者能用的工具？我用一个很朴素的做法：给每个学派发一张“出生证”。

一个学派的符号，是“预设的主体属性”乘以“预设的客体属性”。中间那个乘号的意思是联合设定：不是分别挑一样人的看法、一样制度的看法，再拼在一起，而是两头一起设定、互相配套。你把人设成精打细算的人，制度就顺势被设成一张价目表，奖什么罚什么写得明明白白；你把制度设成有分量的机构，人就顺势被设成按位置行事的人。反过来也一样。

互动属性不是出生证上的第三个预设，而是学派自己的具体内容：它从这对预设里推出来的权力、政治、国家、合法性的讲法。所以，同样叫“权力”，在不同学派里是不同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它们用词不严，而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起点走过来。

出生证上还有一栏附注，写这个学派把意义押在哪里：创造、自由、幸福，权重怎样配。政治学把“善”摆在台面上，所以这一栏在政治学里常常是明说的，不必猜。

按这个符号去读，不止政治学。语法学、法学、语言学的学派，也都符合这个定义。但本书只管政治学，别的学科留给同一系列的别的书。

◆五、路径依赖与政体依赖

出生证只说了学派从哪里来，还要说它怎样走。

学派以它预设的“S”起手。S是显露出来的样子：人是这个样子，制度是这个样子，一上来就当作摆在那里的现成样子。然后它再往下问：这个样子是怎样一步步走出来的，也就是D，差异序列，走过的路；又缠着哪些条件，也就是E，特征纠缠，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D和E这两个维度的矛盾冒出来的地方，就是异象。

遇到异象，学派有两条出路，而且只有这两条。第一条，吸收。吸收又有三种办法：免检，说这件事不必检验，不算问题；改名，说这其实就是我这个概念里的一个参数，换个叫法而已；先验，说按定义它不可能出现，或者按定义我就是对的。第二条，分叉：异象撑开了一个新学派，新学派带着自己的一对预设重新上路。

注意这里没有第三条路，没有“回头改自己的起点”。起点一改，就不再是原来的学派了。所以学派只走一条路。这件事要分两层说，两层不能混。

第一层是总称，管整个社会科学。我认可的说法是：自然科学的依赖是方程依赖，社会科学是路径依赖，人文科学是原理依赖。三类学科各有各的毛病。社会科学的学派以预设的S起手，异象只被吸收或分叉，于是只走一条路，这个总的毛病叫路径依赖。

第二层是专名，管社会科学里的各门学科。同样是路径依赖，落到不同的学科，被锁住的是国家的不同侧面。打个比方，经济学看的是国家的“波”：路径、速度、粘性，它被锁住的是路径，形成路径依赖；法学看的是国家的“场”：连接、次序、结构，也就是制度，它被锁住的是制度，形成制度依赖；政治学看的是国家的“粒子”：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的那些具体特征，合起来就是政体，它被锁住的是政体，形成政体依赖。美国的政体和中国的政体不一样，这是谁都知道的；我在这里只说各学派起手时预设了哪一种政体，不评价哪一种更好。

所以本书给政治学下的专名是政体依赖：一个政治学学派起手时，已经预设了一种政体，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并把它当作国家“本来的样子”，也就是政治学里的S，显露出来的样子。异象来了，它就读成“政体偏离”“混合型”“过渡期”，起点的那种政体不动。六路径只走一条，是政体依赖的形式；死守预设的政体，是它的内容。

还要防一个混淆。政治学里本来就有“路径依赖”这个词，是历史制度主义自己的概念，指的是制度一旦走上一条路，就越走越固定，很难回头。这是一种制度演化的说法。本书的政体依赖是另一回事，它是对学派起点的诊断：说的不是制度怎样演化，而是学派在开口之前预设了哪一种政体、又怎样守住它。两者有关系，第四十二章会专门讲清楚。

把前面这几节压成三句话，导读里会一句一句用日常话讲，这里先摆出来：

第一句：每个政治学学派的起点，都是借来的一对预设：预设什么是人，预设什么是国家与制度。权力与政治这些“互动内容”，是它从这对预设里推出来的。

第二句：学派不会因为异象退出，只会把异象吸收（免检、改名、先验）或分叉出一个新学派；它死守的，是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这就是政治学的政体依赖，所以政治学多元，却没有裁判。

第三句：出路不在再造一个学派，而在把被冻结的两端放回发生里：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是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的。

◆六、这本书怎么读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讲学派，十二编，六十六章。第一编先把尺子造好：出生证、意义预设、两条起手的路、被堵住的原理、三种吸收、分叉、三层，共七章，读完就有了全书的工具。接下来从古典、契约论、十九世纪，走到旧制度主义和行为革命，再进入权力、国家与历史、理性选择与制度、民主与比较、建构与批判。第十一编换一个角度，不看理论，看几个国家的实践，因为一国用的理论和它走的路，要分开读。最后一编回过头来横读，一路读到出路，也读到本书自己可能被锁住的地方。上编的总名，就叫“学派的政体依赖”；第一编叫“方法：政体依赖是怎样发生的”。

每一章都有同一副骨架：一个日常的主例，一张出生证，意义预设，学派走的路，异象，吸收还是分叉，它看对了什么，最后是三五句“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小账记两件事：这一章用了哪些概念，以及这个学派的哪个起点被锁住了。每章最多一张表，就是出生证那张，其余都用大白话讲。

下编是六国大事录，从1977年到2026年，一年一节，共五十节，每节约两千字，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六国大致均衡，个别年份是跨国的大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学派的预设平时像水下的石头，风平浪静时看不见，大事一来才露出来。我借一个类比来用，只是类比，不是定论：把每件大事看成一场考试，当年手里有的学派是考生，当时的意义需要是出题人。每一节都问同样的几个问题：当时在用哪些学派，预测了什么，实践里发生了什么，意义押在哪里，异象是被吸收还是被改写。

为什么要六国？只拿一个国家举例，学派容易被误读成这个国家的学说；六个国家各有自己的政治学传统，也各有自己的实践，放在一起，才看得出学派的差别是预设的差别，而不是国别的差别。

另外，陪读的是同一个小区业主群里的六位居民。他们在导论里亮相，在个别章节里再露面，每处只一两句，做提醒用，不是主角。

还有一个词要说明：本书的名字里有“解构”。它不是拆台，更不是挖苦。我的意思是把一个学派像拆开一块表那样，摊开来看里面有哪几个零件：它借来了什么预设，推出了什么内容，遇到异象时哪个零件卡住了。拆完以后，每个零件都还在，每个学派看对的地方也都还在。读者读完，应当比读之前更懂得每个学派好在哪里，也更清楚它在哪里转不动。

用词上我也尽量守同一个规矩：一个术语，全书只用一个说法；先说白话，需要时再括注原词。你读到“出生证”“吸收”“令与从”这些词，它们在第一章、第五章第一次出现时会被讲清楚，之后含义不变。

◆七、这本书不做什么

我也想先说清楚不做什么。

它不是学术综述，不会把各学派的重要论著逐一过一遍。它也不替任何学派打分，不比较“哪个国家的制度更好”，不评价在任的领导人，不对具体个人或群体下诊断，也不表态支持哪一种政策。写到各国的事，只描述、不评价；书里出现的统计读数，只是描述，不拿来给任何人或国家打分。

讲治理怎么做的书已经有了，本书不重复，只讲学派的预设和路径。个别思想家和论战，已经有专门的书讲过，本书遇到时一句带过。

最后，这本书敢给出一个出路，也敢把“怎样算我错了”写出来，放在导读里。你读每一个学派，不妨始终带着三个问题：它把人预设成了什么，把制度预设成了什么，遇到接不住的事，它做了什么。三个问题问熟了，评论区里那些各有道理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各自站在哪一块石头上了。

导读

◆一、三句判词

本书的全部内容，可以压成三句话。这三句话不是并列的三个观点，而是一条链：第一句说学派从哪里来，第二句说学派怎样走，第三句说走不通的时候还能往哪里去。前两句是诊断，第三句是主张。诊断可以对，而主张错；主张可以有用，而诊断不全对。所以下面的可错条款也分开写，一条管一句，方便你分别去查。我先把它们摆出来，再一句一句用日常话讲。

第一句：每个政治学学派的起点，都是借来的一对预设：预设什么是人，预设什么是国家与制度。权力与政治这些“互动内容”，是它从这对预设里推出来的。

第二句：学派不会因为异象退出，只会把异象吸收（免检、改名、先验）或分叉出一个新学派；它死守的，是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这就是政治学的政体依赖，所以政治学多元，却没有裁判。

第三句：出路不在再造一个学派，而在把被冻结的两端放回发生里：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是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的。

第一句：起点是借来的一对预设。

设想你和朋友去看一场球赛，赛后复盘。你心里先认定的是：球员都是为自己的数据在踢，进球靠的是个人想表现。朋友心里先认定的是：球队是一个整体，进球靠的是整套战术。两个人看的是同一场球，你们复盘出来的“这场球是怎么赢的”，从第一分钟就不一样。你们并不是看了比赛才得出各自的看法，而是带着看法来看比赛的。

政治学的学派也是这样。一个学派在开口讲权力、讲政治之前，已经有两个前提在手：人是什么样的人，国家与制度是什么样的东西。前一个对应主体，后一个对应客体。这两个前提不是在政治学里测出来的，是起手时带进来的，所以我说是“借来的”。借自哪里？有的借自对人性的一种看法，有的借自某种社会观，有的借自别的学科的模型，各家不同。借来之后，权力是什么、政治是什么，是顺着这两个前提推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本身。

这句话要读得准：它不是说学派的结论都是错的，也不是说借来就不好。它只说一件事：要理解一个学派，先问它借了什么，再看它推出了什么。

第二句：学派只会吸收或分叉，没有第三条路。

回到球迷。你押的队输了，你心里的那套看法会不会因此改掉？多半不会。你会说“今天裁判有问题”，这是免检：这场球不算数。或者说“他们只是状态不好，换作平时早赢了”，这是改名：输球被改叫成了状态的一个参数。或者说“我的队按道理就是最强的，输只是偶然”，这是先验：按定义我就是对的。当几个球迷都这样想，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有人另起炉灶，组一个“战术派”的小圈子，这是分叉。

学派遇到异象的做法，和这几位球迷并无两样，只是更体面、更有条理。三种吸收加一种分叉，是它们的全部选择；“回头把自己的起点改了”，在常态里几乎看不到，因为起点一改，学派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学派了。这样一来，学派不会退出，只会累积，学科也就越来越多元，可是多元之下没有裁判，因为每个学派用的是自己的尺子。放到政治学里，那把尺子就是学派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异象来了，它说这是“政体偏离”、是“混合型”、是“过渡期”，预设的政体不动。这就是政治学的政体依赖。

第三句：出路在于把两端放回发生里。

前两句是诊断，第三句是出路，也是全书最大胆的一句。

先想一个场景：一个公园里的广场舞队。刚开始没有谁是领队。有一天，有个人先跳起来，别人看着跟了；第二天她换了个动作，另一些人也跟着换；日子久了，大家都默认她是领队，新来的人一眼就认定“那位是领队”。领队这个身份，并不是哪天有谁发给她的，是在一次次“先带着跳”和“跟着跳”之间长出来的，长到后来稳定了，才成了一个看上去摆在那里的归属。

这里的“令”，是提出要求、起头带动；“从”，是照着做、接受。我的意思是，权力也是这样：它不是谁手里攥着的一件东西，而是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发生，再逐渐稳成一个谁属于谁的样子。而各个学派，大多是把这个“稳成之后的样子”抓住，当作起点，把它前面长出来的过程冻住了。出路就是把被冻结的两端，也就是人和制度，放回长出它们的过程里。第六十四章会用一次投票怎样长出结果来演示，这里只先交代方向。

◆二、怎样算它们错了

一套诊断，如果没有说明“怎样算错”，就只是一个说法，不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判断。所以我把三条可错条款写在这里，也写在最后一章。它们和三句判词一一对应。

条款一：若在某个政治学分支里，学派的分歧并不沿“预设的主体属性／预设的客体属性”排列，或者存在一个不依赖这类预设的学派，本诊断在该分支收窄。

白话是：我说学派的分歧是沿着“对人的预设”和“对制度的预设”排开的。如果你在某个分支里，发现各学派争的是别的东西，不沿着这两条线分；或者你能指出一个学派，它根本不靠这类预设起手，那我这条诊断，在那个分支里就要缩小适用范围。注意，条款只说“收窄”，不说“整本书作废”，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分支一个分支地检验。

条款二：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

白话是：我说学派遇到异象只会吸收或分叉。如果你找到一个学派，它遇到接不住的事，平常就是回过头来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那一种政体，改了就走，不拐弯，那这个学派不适用政体依赖的诊断。这里的关键词是“常态”。偶尔一次改起点算不上，要看是不是它的一贯做法。

条款三：若按“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重写的分析，并不比原学派多解释任何一个异象，第三句判词不成立。

白话是：出路好不好，要看它做了什么。我主张把权力放回令与从之间去重写；如果重写出来的分析，并不比原来的学派多解释任何一个异象，哪怕只多一个也不行，那我的第三句话就站不住。这条是对我自己最硬的一条：不是说得好听就算数，要拿出多解释的东西来。

收窄说明：测量层（选举统计、民调、计量）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

白话是：别拿选举统计、民意调查这类有明确办法的工作来反驳我。我的诊断本来就说，测量层可以相对统一，所以它们统一，不算反例；多元严重的，是需要预设撑着的解释层和再加上价值分歧的规范层。

举个检验的样子。还是那几位球迷：如果有一位球迷，押的队输了以后，常态的做法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最初的看法不对，重新把“球赛是怎么赢的”从头想一遍，换了一套看法再来，那么，这位球迷身上就看不到这种依赖，条款二对他就要认账。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每次输球都能找到不同的理由把看法保住，那条款二的诊断就在他身上成立。放到学派上，就是读它的论著、读它对大事的回应，看它的常态究竟是哪一种。我并不预先断定结果，章章都要去查。

把这些条款写出来，还有一个理由：一本批评别人“只会吸收异象”的书，自己必须先摆出“在哪种异象面前我会认错”。否则，我对别人的批评，就会变成我对自己的免检。

这三条在书里会被一遍遍使用。读到某个学派时，你可以随时问自己：这个分支里，它的分歧是不是沿着这两个预设排的？它面对异象的常态做法是什么？按令与从重写，到底多解释了什么？这三问就是检验。第一编第七章会再把它们展开一次，最后一章再回来对账。

◆三、全书怎么读

上编十二编怎么排。

先方法，后学派，再横读。第一编七章是方法，里面立出生证、意义预设、两条起手的路、被堵住的原理、三种吸收、分叉、三层与三种依赖，读不懂这七章，后面会像在看一串人名。第二、三、四编走古典、契约论、十九世纪，这三编基本按思想的年代排，让你看到最早的一批预设是怎样立起来的。第五编是从旧制度主义到行为革命，政治学开始自称科学。第六到九编改成按问题排：权力，国家、结构与历史，理性选择与制度，民主与比较。因为二十世纪以后，同一个问题上常常同时站着好几个学派，按年代排会把它们拆散。第十编是建构、话语与批判，是对前面各编所预设的主体和客体的一轮追问。第十一编是国家政治实践，另放一张意义权重的表。第十二编横读与解锁，把吸收的方式并排比较，再给出出路和本书自己的可错之处。

下编为什么按六国排。

下编不按学派排，而是按年份和国别排。原因有两个。其一，学派的预设平时看不出，事件一到才露出，所以要拿一件件真实的大事去考；其二，一国的例子容易把学派读成某国的学说，六国轮着来，才能让读者看见差别在预设，不在国别。六国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每节先写当年的意义需要，再写当时在用的学派与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学传统，然后是预测和实践的记录、意义中心，最后看异象被吸收还是被改写。有的年份没有学派预测到，就多写一小段例外检验。每节末尾，用一行写同年他国的大事，当作旁证。

每章末尾的小账。

每章最后有两行小账，第一行写“本章动用”，列出这一章用了哪几个概念；第二行写“锁定记录”，记下这一章里，这个学派的哪个起点被它自己的预设锁住了。读完全书再回头把小账连起来看，你会发现被锁住的起点并不多，反复出现的就那么几处。这是本书的一条暗线，也是最后检验可错条款时的底账。

第十二编的几章。

第十二编的前几章是并排比较：一战、大萧条与法西斯，冷战的终结与9·11，2008年到2016年，AI与政治，看各派怎样吸收同一批异象，再回头问什么才算异象。第六十四章给出路：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第六十五章讲让回写改写起点，也就是一个学派要怎样才算真正学会了东西。第六十六章最后落到这套方法自己：SDE也有它自己可能被锁住的起点，所以可错条款在那里再写一遍。

哪些章可以跳读。

你不必从头读到尾。

如果只想要全貌，读导论，第一章，第七章，然后直接跳到第五十九至第六十六章，这是主线。

如果你对某个学派感兴趣，可以直接去那一章。每章开头都会先交代这个学派的起点，所以单独读也读得通。只有两处别跳：第一章的出生证，和第五章的三种吸收，这两样是后面所有章的语言。

如果你关心国别，可以先读第十一编，再去下编里挑自己国家的年份读。下编每一节都是独立的，可以按年份读，也可以只挑一个国家的各节连起来读。

如果你更在意道理而不在意历史，第二到第四编可以略读，它们是源头，不是工具。

不论你走哪条路，每一章末尾的“带走的话”值得看，三五句，可以当作这一章的复习。

如果你时间很紧，只有一个晚上，我建议这样读：导论读完，再读第一章看出生证怎么填，第五章看三种吸收，第六十四章看出路，最后翻一翻第六十六章的可错条款。这样读下来，书里的骨架你已经摸到了，其余的章，等你对哪个学派好奇时再去翻，下编则等你想看真实的大事时再翻。

读完以后，你若发现某处我错了，请照着上面的三条去指。能指出来，这本书就算有用了。

导论

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次投票：六种解释

◆一、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先交代一句：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真实的小区，也不是真实的人。人物的年龄、职业、住处，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有一个小区，一共有六栋楼。物业公司的合同年底到期，业主群里发起了一次线上投票：是继续请现在这家物业，还是换一家新的。新的那家报价低一些，承诺管得更细；现在这家用了好些年，电梯维修拖拖拉拉，让人有怨言，可是它熟悉小区，大家也习惯了。按这个小区的规定，只有业主有票，租户没有票。

投票之前，群里已经热闹了一阵。有人转发了两家公司的报价单，有人拍了电梯里贴着的维修通知，有人问新公司的保洁到底多久来一次，有人回一句“现在不也这样”。还有人悄悄建了几个小群，只拉自己信得过的邻居。群里不少人从没发过言，这次也只是看着。

投票开了一个星期，群里的消息刷了几百条。结果出来了：同意换的比不同意的略多，但参加投票的业主不到一半。群里随即又吵了起来。有人说结果有效，有人说参与的人太少，不能算数。

这个场景很平常，换成任何一个小区，都可能发生类似的事。请你留意一个细节：从头到尾，没有人说谎，也没有人需要说谎。大家看到的是同一份报价单、同一个投票结果、同一场争吵。接下来的差别，全在读法上，也就是各人读这件事时手里先拿着什么。

现在请六位住户出场。他们都住在这个小区里，都在这个群里，都读了同一个结果。但是他们读出来的，是六个不同的故事。

◆二、小林：算账

小林三十一岁，程序员，住五号楼。他的身份有点绕：名下有一套房，因为上班近，自己住的是小区里租来的另一套，所以既是业主，又是租户。

他读这件事的方式，是算账。他把每个人都看作会掂量得失的人：投一票要花时间，要先去读报价、读条款，而这一票对结果的影响，小到几乎看不出来。算下来，不投最划算。所以他对参与率不到一半一点都不奇怪：这正是每个人都算过账之后的结果。他把制度看成一张价目表：规则定了投票的方式，也就定了投与不投的代价。谁最在乎，谁就会花力气，比如有的人手里的车位、商铺受物业影响大，他们一定会认真投。所以他推出来的政治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少数在乎得最多的人，大多数人理性地不管。

他的读法有道理。他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投，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乎的人很卖力。只是，他想不明白另一件事：为什么还有不少人，明明知道一票没用，还是认认真真投了，甚至在群里为了谁对谁错争得面红耳赤？

◆三、陈姐：小团体博弈

陈姐四十五岁，在小区门口开美甲店，也是车位小组的组长，住二号楼。

她看这件事，看的是人群怎么分成一个个小团体。在她眼里，没有孤零零的“业主”，只有车位组，只有养狗的，只有老人多的几栋，只有做生意的，每一块都有自己最在意的事：车位组最在意停车费怎么收，养狗的最在意有没有人管遛狗，老人多的几栋最在意电梯。她把制度看成这些小团体较量的场地：物业换不换，其实是各个小团体拿自己的票去换各自想要的东西。所以她推出来的政治是：谁的人多，谁的动员做得好，谁就能让天平偏一偏。

她的读法同样有道理，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投票之前，群里先是各种小群、小话。可是她的读法对那些哪个小组也没加入的人，几乎没有话说，这些人，算不算政治的一部分？

◆四、老周：规则和程序

老周六十二岁，退休的中学教师，做过业委会委员，住三号楼。

他读这件事，先去翻小区的章程和投票规则。他把人看成在规则里行事的人：同样一个人，规则怎么定，他就怎么做。这次投票最让他在意的，是参与率不到一半这个数。他要问的是：章程规定，要有多少比例的业主参加，投票才算有效？公示了几天？谁来统计？这些问题不弄清，结果好坏都是空话。他把制度看成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好规则能让一般人做出不坏的选择，坏规则会让好人也做出坏的事来。所以他推出来的政治是：政治的重点在条文，在程序，在谁依据哪条规矩办了什么。

他的读法也有道理。很多争吵，换一个程序就消了大半。可是，他很难解释，为什么同一份章程，在隔壁小区能运转得好好的，到了这里却吵成这样？条文一样，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五、王姨：几个人早商量好了

王姨五十八岁，前纺织厂的工人，爱串门，住一号楼。

她说：别看群里这么热闹，我早就听说了，几个人在一起吃过饭，早就把这件事商量好了。她把人分成两种：少数会拿主意、有门路的人，和大多数跟着走的人。她把制度看成一层表面：投票、公示、群里的接龙，这些都是为了让事情看上去是大家决定的。所以她推出来的政治是：真正的决定在背后，在那几个人手里，群里的热闹只是给后面的决定盖一个章。

我得再说一遍，这是她的读法，我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有这样的事。但这个读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它让人去问，到底是谁先提出换物业，谁先拟好了报价，谁在群里最早表态。她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一块。可是她的读法也有一个麻烦：如果无论结果怎样，她都说是早就商量好的，那这个读法就没法被推翻了。

◆六、小雨：说法抢先

小雨二十七岁，新媒体运营，住六号楼。

她读这件事，读的是“说法”。投票之前，群里最先有人写了一句话：这次又是有人想折腾。几天以后，又有人写了另一句：这是业主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同一件事，一旦被叫作折腾，想换的人就像在无事生非；一旦被叫作维权，想留的人就像在护着利益。小雨看到的是：人不是先有立场再有说法，而是被说法塑造的，今天自称是维权的人，几天前可能还只是随口抱怨。她把制度看成说法的战场：群里的规则、投票的页面，都是让某种说法站稳的地方。所以她推出来的政治是：谁先给事情起了名字，谁就抢到了半场。

她的读法看到了很多人忽略的事：名字是有力量的。可是她也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电梯的确坏了，修了又坏，这是说法吗？总得有一块东西，是说法之外的吧？

◆七、大刘：谁有票

大刘三十八岁，房产中介，手里有几套出租房，住四号楼。

他读这件事，一开口就是：“这里面有两拨人。”一拨是业主，一拨是租户。小区里租房住的人不少，他们每天用电梯、过大门，物业好不好，他们感受最直接，可是他们没有票。有票的业主里，又有自住的和出租的，出租的人关心的是租金和房价，不一定关心每天的服务。大刘把人看成占着不同位置的人：位置决定了你有什么、要什么、能说什么。他把制度看成这些位置的分配：谁有票，谁没票，这条线是怎么划的，往往比投票的结果更重要。所以他推出来的政治是：这次投票的结果，早在划定“谁有资格投票”的时候，就决定了一大半。

他的读法同样有道理，没有票的人，在这次政治里几乎消失了。但是他的读法也有一个难题：同样是有票的业主，位置一样的人，投法为什么也不一样？

◆八、六种读法，没有裁判

现在把六位并排放在一起。

小林说，是算账的结果，所以参与率低；陈姐说，是小团体的博弈，所以结果略偏；老周说，是程序的问题，所以这个结果有没有效还得查章程；王姨说，是几个人早商量好的，所以群里的热闹是个幌子；小雨说，是说法抢先，所以怎么叫它很重要；大刘说，是谁有票的问题，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每一个读法，都能解释这件事里的一大块，每一个读法的缺口，又恰好是另一个读法的强项。小林答不出的“为什么还有人认真投”，陈姐可以说是小组的动员；陈姐答不出的“没有加入任何小组的人”，小林可以说是个体的算账；老周答不出的“同样章程为什么不同结果”，大刘可以说是位置不同。这样绕一圈，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他们各自的故事里，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看这件事之前，都已经决定了“人是什么，制度是什么”。

也许你会想：把六个读法拼起来，各取一部分，不就得到完整的答案了吗？恐怕不行。因为他们连“看到了什么事实”都不一样。参与率不到一半，在小林眼里是理性的冷漠，在老周眼里是程序可能失效的信号，在大刘眼里是有票的人本来就少，在王姨眼里是早已商量好的人不需要别人来投。同一个数字，六种意思。拼接的前提是大家说的是同一件事，可是他们的分歧，恰恰在于这是什么事。

如果你问：“到底谁对？”六个人会各有各的回答，而且各有各的道理：小林会说看数据，陈姐会说看谁在动，老周会说看条文，王姨会说看背后，小雨会说看说法，大刘会说看位置。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尺子去量，量出来，自己总是对的。没有一把站在六个人之上、大家都认的尺子，所以也没有裁判。

◆九、本书要做的事

回到开头那个感觉：同一件事，各家说法都有理，却没有人能裁。现在可以把它说得更准一点了。不是因为大家不讲理，而是因为六个人都先把“人”和“制度”放定了，再去看事；放定之后，眼前的事就只剩下能被这一套放法看见的那部分。

这本书不当那个裁判，也不做第七种读法。六种读法我都不想否定，每一种都看对了一些东西，我会在每一章专门写出“它看对了什么”。

这本书要做的事情，换一个方向：不去问“这个学派说得对不对”，而去看“这个学派是怎样走上自己的路的”。它起手的时候，借来了怎样一对关于人和制度的预设；它从这对预设里，推出了怎样的权力与政治；遇到接不住的事，它是免检，是改名，是先验，还是分叉出一个新的学派。把这些路一条一条画出来，你会看到，小林为什么看不见小团体，陈姐为什么看不见条文，老周为什么看不见说法，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各自的起点，已经把某些东西放到了视线之外。

把六位居民的预设并排看，大致是这样的：小林把人预设成会算账的个体，把制度预设成一张奖惩的价目表；陈姐把人预设成属于某个团体的人，把制度预设成团体较量的场地；老周把人预设成在规则里行事的人，把制度预设成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条文与程序；王姨把人预设成少数拿主意、多数跟着走的两种人，把制度预设成遮在事情外面的一层表面；小雨把人预设成被说法塑造的人，把制度预设成说法争夺的战场；大刘把人预设成占着不同位置的人，把制度预设成位置的分配。六种预设各不相同，各自推出的政治也各不相同：对小林，政治是少数人的盘算；对陈姐，政治是人数的较量；对老周，政治是条文的执行；对王姨，政治是背后的安排；对小雨，政治是名字的争夺；对大刘，政治是资格的划线。这正是出生证的样子：一对预设，加上由它推出来的政治。

这六位居民会在后面几个地方再露面，每处只有一两句。到那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读法，已经有了名字、出身和来路。

第一编
方法：政体依赖是怎样发生的
编序

上编共十二编六十六章，讲学派怎样出生、怎样走路、怎样接住异象；下编另有五编五十节，拿六国五十年的大事去考它们。

本编各章：

  • 第 1 章　学派的出生证：主体预设 × 客体预设
  • 第 2 章　意义的预设：创造、自由、幸福
  • 第 3 章　两条起手的路：S→D→E 与 S→E→D
  • 第 4 章　被堵住的原理：异象为什么改不动起点
  • 第 5 章　三种吸收：免检、改名、先验
  • 第 6 章　分叉：多元化是从哪里来的
  • 第 7 章　三层与三种依赖：本书怎样算错

第一编是方法，共七章，先把尺子造好：出生证、意义预设、两条起手的路、被堵住的原理、三种吸收、分叉，最后是三层与三种依赖。读不懂这七章，后面会像在看一串人名。

本编是三条可错条款在书里第一次完整展开的地方（第 7 章）。有两处别跳：第 1 章的出生证，和第 5 章的三种吸收，这两样是后面所有章的语言。

第 1 章

学派的出生证：主体预设 × 客体预设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政治学学派，是从哪一对借来的预设里长出来的？

◆一、日常主例

先说一个我构想的场景，不是真事，人物也是虚构的。

三年级二班的家长群里，有七十来位家长。学校要成立家长委员会，每个班出一名代表，去和学校谈课后服务和午休安排。班主任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推一位。群里于是热闹起来。

第一个说话的是一位妈妈，她说，代表要找时间多的人，开会随叫随到，谁家老人带孩子、自己在家的，最合适。马上有人接话：光有时间不够，要会说话，能把话谈到点子上，不然去了也是白去。又有一位爸爸说，应该抽签，谁抽到谁去，最公平，谁也别觉得被安排了。还有人悄悄在小群里说，不如选孩子成绩最好的那家，学校会给面子。

吵到后来，卡住的是一个说不出口的问题：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人说，理性的家长就是只管自家孩子的家长，他最清楚自己要什么，反而不会替别人乱做主；有人说，真正理性的人恰恰是能把自家孩子放一放、替全班着想的人。同样用“理性”这个词，说的却是两种人。

还有一个更安静的分歧：代表去了学校，谈的算什么？有人觉得是把全班的意见汇总起来带过去，像送一份清单；有人觉得是和学校讨价还价，谁嗓门大谁拿到的多；有人觉得学校本来就有章程，代表不过是去听安排、传话。这三种想法，对“学校”“家委会”这些东西是什么，看法也不一样。

这个小场景里没有谁在撒谎，也没有谁不讲理。他们的分歧，早在谈到“选谁”之前，就已经埋下了：各人心里先放着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和一个“这套安排是什么样的”，然后才开口。

◆二、学派的出生证

政治学里的学派，也是这样出生的。每个学派在起手的时候，先借来一对预设：一个说的是“人”，叫主体属性；一个说的是国家、制度、规则这一类“物件”，叫客体属性。把这一对预设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学派的出生证。

先把几个词交代清楚，免得后面混。主体属性，说的是这个学派认定的“人”：他算得清账，还是属于某个团体，还是按规则行事。客体属性，说的是这个学派认定的“对象”：制度是一张价目表，是一片较量的场地，还是一套摆在那里的条文。这两样，都是学派在动手研究之前就定下来的，不是研究出来的结论。我把它们叫作预设。

本书给学派写的符号是：预设的主体属性 × 预设的客体属性。这个“×”不是乘法，也不是“加上”，它的意思是联合设定：两样一起放下，缺了哪一样，另一样都立不住。认定了人是算账的，制度才可能被看成一张价目表；认定了制度是一套条文，人才会被看成在条文里行事的人。

出生证还有第三栏：从这一对预设里推出来的东西。政治学研究的中心，是人和人、人和制度之间的互动，也就是权力怎样运转、政治怎样发生。在《属性纠缠论》的说法里，这属于二号位的互动属性：变化、波、善这一类。社会科学以互动属性为中心去研究，对它两端的客体属性和主体属性，就不得不先作出预设，于是出来各种理论。所以互动内容不是学派去世界里找到的，而是它从那一对预设里推出来的：预设不同，推出的政治就不同。

用家长群里的三种想法，做一张最小的出生证：

学派（读法） 预设的主体 预设的客体 推出的互动内容
算账读法 会掂量得失的个人 一张奖惩的价目表 政治是各人算计之后的合力
团体读法 属于某个圈子的人 圈子们较量的场地 政治是人数与动员的较量
规则读法 在规则里行事的人 一套摆在那里的条文 政治是条文的执行与修改

表后补一句：每一行的起点，都是一个“显露出来的样子”，也就是 S。算账读法一开口，先摆出来的是“个人加价目表”这个样子；团体读法先摆出来的是“圈子加场地”；规则读法先摆出来的是“人加条文”。从这个样子出发，才走到后面的事。

◆三、为什么说是“借来的”

读者可能会问：这些预设是怎么来的？回答是：大多不是政治学自己发明的。有的借自对人性的一种看法，有的借自某个时代的社会经验，有的借自别的学科的做法。这里我只说笼统的话，具体到哪个学派借了什么，留给后面各章。要紧的是看清一件事：借来的东西，在被借来的地方也许有它的道理，可是借进政治学以后，它成了起点，而起点本身，没有人再去检验。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学科里会同时住着许多种说法，而且各自都能解释一大块现象。因为每一个预设，对着世界的某一面是看得清的。算账读法对“为什么很多人不投票”看得清楚；团体读法对“为什么结果偏向人多的一边”看得清楚；规则读法对“为什么同样的事换个程序就吵不起来”看得清楚。看得清的地方，就是它的功劳。

◆四、意义预设：出生证上的附注

出生证上还有一行小字：这个学派把意义押在什么上。同一个“人”的预设，可以通向不同的目标：有的学派看重做出新东西，有的看重人能自己做主，有的看重大家过得舒心。这一栏第2章专门讲，这里先记住：出生证是三栏加一行附注，不是一句口号。

◆五、它看对了什么

把学派说成“借来一对预设”，听上去有点像在挑毛病，其实不是。我要先说明这一做法本身看对了什么。

第一，预设是研究的必要代价。没有一个学者可以不带任何假定走进世界，想把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同时看全，只会什么也看不见。先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才可能说出一点能被检验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借来的预设是一架梯子，没有它就上不去。

第二，学派的一致性来自出生证。你读一位算账派学者的十篇文章，会发现他们讲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每一篇的底色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他们共用同一个起点。认出了出生证，就认出了这个学派在读什么、不读什么。

第三，出生证让比较成为可能。两个学派吵架，吵的常常不是事实，而是起点。认出这一点，吵架就变成了有条理的比较：你从哪里出发，他从哪里出发，各自走到了哪里。

回到那个家长群。如果读到这里，你再回头看那些关于“谁是理性的人”的争论，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在争论哪位家长更合适，而是在争论“人是什么样的”这个预设。导论里的小林，把人看成会算得失的人，他在这里大概会说：找愿意付出时间成本的人，别指望谁大公无私。老周把人看成在规则里行事的人，他可能会说：先把代表的产生办法和职责写清楚，人选倒在其次。他们的话，各自推得出来。这只是一两句的回扣，每个人的完整出身，在后面各章才会写。

◆六、把三张出生证带回家长群

光说“读法不同”还不够具体，不妨顺着三张出生证，把家长群的事往下推一推，看它们各自会怎么办。

算账读法认定，每位家长都是掂量得失的人，制度是一张价目表。它一看到“选代表”，先问的是：当代表要花多少时间，能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谁会愿意当？所以它推出来的办法是：给代表一点实在的好处，比如孩子在班里多一些被照应的机会，或者至少让他的辛苦被看见。反过来，如果代表什么好处也没有，却人人都要他替自己说话，大家就都会盼着别人去当，自己搭个便车。在它眼里，最后选出谁，取决于谁的账算得过来。

团体读法认定，家长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人，而是分属不同圈子：住得近的拼车圈，孩子同一个兴趣班的圈，几位爱说话的妈妈组成的圈。它一看到“选代表”，先数的是人头：哪个圈子的人多，哪个圈子的动员做得早。它推出来的办法是：想让自家圈子的意见被听到，就得有自己人在代表的位子上，或者至少让代表欠自己圈子一份情。在它眼里，最后选出谁，取决于哪个圈子站得更齐。

规则读法认定，家长是在规则里行事的人，制度是一套摆在那里的条文。它一看到“选代表”，先问的是：班里有没有规定，代表怎么产生，任期多长，谁来记录，代表带回来的意见怎样公示？它推出来的办法是：先把这些写清楚，人选倒在其次，因为同一个人，在清楚的规则下和在含糊的规则下，会做出两种不同的事。在它眼里，最后选出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选出之后怎么办。

三张出生证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对同一场选举，真的是在看三件不同的东西：一个看账，一个看人头，一个看条文。它们都没有说谎，也都不需要说谎。

◆七、出生证不是标签

关于出生证，有三个容易发生的误会，趁早说清楚。

第一，它不是给人贴的标签。出生证属于学派，不属于某一个具体的人。一位学者可能同时受过几种训练，在不同的问题上用不同的起手方式，本书不替任何个人下诊断，也不预测谁会说什么。我们读的是学派这一套东西的结构，不是读人。

第二，一个名字下面可能有几张出生证。同一个学派的旗号底下，常常有好几个支派，各自把预设调得略有不同：有的把“人”看得更窄，有的放宽一点；有的加了一条条件。本书讲的是主干，支派的细微差别，后面各章遇到再说。读者不必因为“我读到的某位学者好像不完全是这样”而怀疑这个框架，框架本来就是一个粗线条的地图。

第三，它不等于说这个学派“没有道理”。看出一个学派借了预设，就像看出一座房子有地基，地基不是房子的缺点。我们要做的，是看清每座房子的地基在哪里，各自能盖多高。

◆八、读出生证的三个问题

最后给读者一个以后每章都能用的小工具。读任何一个学派，先问三句：

一问，它把“人”预设成什么？是算得失的，是属于某个团体的，是按规则行事的，还是别的。二问，它把“制度”或“国家”预设成什么？是价目表、场地、条文，还是别的。三问，从这一对预设里，它推出了怎样的政治？回答完这三问，学派的出生证就填好了。后面各章，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把一个学派的出生证摆在你面前，再看它怎样走自己的路。

◆九、起点的 S，到底是哪一块

有读者会追问：出生证上写的“S”，究竟指什么？它不是学派的全部理论，只是学派起手时摆出来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制度里”这一句。理论的其余部分，比如它的概念、它的模型、它的研究方法，都是从这一句往后长出来的 D 和 E 的工作。读一个学派，如果能把这一句找出来，你就抓住了它的根。找不出来的时候，不妨看它最不愿意讨论什么：一个学派最不愿意讨论的，往往正是它的预设。

带走的话
①学派的出生证，是“预设的主体属性 × 预设的客体属性”，再加它推出来的互动内容。
②“×”是联合设定：两样一起放下，缺一样另一样立不住。
③权力、政治这些互动内容，是学派从预设里推出来的，不是它在世界里先找到的。
④预设是梯子，不是错误；问题只出在把梯子当成地面，不再检验。
⑤以后读任何一个学派，先问三句：它把人预设成什么？它把制度预设成什么？从这一对预设里，它推出了怎样的政治？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主体属性与客体属性、“×”联合设定、互动属性（二号位）、S 作为起手的样子、意义预设（预告）

锁定记录：尚未锁定任何一个具体学派；只立出生证这一格式，用家长群里的三种读法做示范。

第 2 章

意义的预设：创造、自由、幸福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学派不只预设了人和制度，它还暗中押了一个“为了什么”，这一注押在哪里？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某个单位，十二个人，年底有一笔六万元的年终奖金要分。分配办法出来之前，办公室里先吵了起来。

负责财务的老赵提出，按全年的业绩来分：谁给单位拉来的项目多，谁多拿。他的理由很朴素：不拉开差距，大家下一年就没有劲头做新的东西。年轻的小孟不同意，她说，这里面有人家里负担重，有人这一年家里出了事，按业绩分是在奖励运气，应该让每个人拿到差不多的数，至少别差太多，这才叫公平。办公室里年纪最大的刘姐摆摆手：你们都说得对，可是我只想问，钱发下去，大家这个年是不是过得开心？不如拿出一部分，大家一起吃顿好的，剩下的平分。

三个人其实都在说“公平”，至少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公平的。可是他们嘴里的这个词，装的东西并不一样。

老赵的公平是：多做的人多得。他心里盼的是以后能有更多的东西做出来，这一块蛋糕明年能更大。小孟的公平是：每个人自己的日子应该能由自己做主，不该被一份分数表决定；至少，不该让谁因为别人帮不上的原因陷进窘迫里。刘姐的公平是：大家都觉得是公平的、都高兴，这个单位才算一个好单位。

如果把三个人的话摊开，他们并没有在争一个事实，争的是这笔钱“为了什么”。一个押在做出新东西上，一个押在每个人自己拿主意上，一个押在大家过得舒心上。我把这三样叫作创造、自由、幸福。吵架的时候没有人说“我押的是创造”，大家只说“这才公平”。

◆二、先问一句：为什么要立这一栏

第1章已经立了出生证的三栏：主体预设、客体预设、推出的互动内容。这一章加一行附注，写学派的意义预设。

为什么要加？因为只看前三栏，会有一个怪现象：两个学派对人和制度的看法非常接近，推出的政治却在价值上南辕北辙。比如同样把人看成会算得失的个体，有人关心的是总量能不能做大，有人关心的是每个人手里的选择余地，有人关心的是大家的满意程度。这差别不在前三栏里，它在学派心里“为了什么”的那一注上。

我把意义分成三种，是沿用本系列的统一说法：创造，是做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自由，是人能自己做主，不被别人的安排完全决定；幸福，是人过得舒心、满意。一个学派不可能同时把三样都押到满，它总会有一个中心，再给另外两样配上轻重不同的权重。比如“创造为主，自由次之，幸福最后”，或者“自由为主，另两样随后”。这是一种粗略的读法，不是精确的计量，我也不想假装能给每个学派打出分数。

◆三、政治学的特别之处：善写在台面上

经济学里，意义常常藏在效率、产出这些词的后面，不容易被看见。政治学不一样。它的核心概念，几乎个个都带着价值：共同善，正义，合法性。一个国家凭什么让人服从，一套规则凭什么算公正，一种权力凭什么算正当，这些问题一提出来，就已经是“善”的问题了。

所以在政治学里，“为了什么”不是躲在后面，而是摆在台面上，大家一上来就吵它。上面的办公室就是个缩影：三个人的话里都有一个“公平”。在政治学里，这个词变成了“正义”“共同善”“合法”，同样是一个词，装着不同的东西。

这带来一个麻烦：因为善是公开讲的，大家就容易以为分歧是价值立场的分歧，仿佛只要把立场摆开、各自表态就行。可是价值立场往往是预设的主体和客体推出来的。如果你认定人本质上是会算得失的个体，你很难把“共同善”理解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多半会把它读成“许多人各自满足之后的总和”；如果你认定人是属于共同体的，共同善就是先在的，个人满足倒是后来的事。意义预设与前两栏是缠在一起的，不是另外加上去的一块。

◆四、理论的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

这里要先分清两件常被混在一起的事。

一件是学派的意义预设，说的是一套理论心里押着什么。另一件是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说的是一个国家在做事的时候，实际把力气用在哪一维上。两者不一定一致。

回到办公室。假如这个单位有一份文件，写着“分配要体现多劳多得”，这是单位的“理论”。可是实际发奖金的时候，领导们看了看群里的气氛，决定拿出三分之一来大家一起吃饭。这是实践的选择。你要判断这个单位押的是什么，不能只读文件，也不能只看这一次发钱，要两样都看，而且要分开看，再看它们之间的差距。

本书对待国家也是同样做法：一个国家所用的理论，和它实际走出来的路，分开读。读理论，看它的预设和推出的政治；读实践，只描述这个国家在某个阶段，力气大致用在创造、自由、幸福哪一边，发生了什么事，不评价这样做好不好，也不比较哪国制度更好。这一节我只立规矩，具体到各国，在国家实践那一编再写。

有一点要先打个预防针：一个国家声称指导自己的理论是什么，并不能直接告诉你它的实践走向。不能从学派名字倒推实践，也不能从实践倒推它“其实是”哪个学派。两者之间有距离，这距离本身就是要读的东西。

◆五、走的路

这一章的主线只有一条：把意义预设读出来，要读三步。

第一步，听学派怎么说“好”。它把什么叫作值得追求的？是总量，是选择，还是满意？第二步，看学派给“人”和“制度”的预设，与这个“好”是否配套。比如，一个学派说它最看重人人自己做主，可它又把人预设成只会跟着规则走的人，那么它的“自由”多半是很窄的一种。第三步，看它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先舍弃谁。冲突是最好的试金石：创造和幸福冲突的时候，哪一个让路？自由和创造冲突的时候，哪一个先退？

这三步，不是给学派挑错的清单，而是读出它的重心。读出重心以后，你会明白，为什么两个学派在同一件事上谈得毫不相干：他们不是在争谁的事实更准，而是在押不同的注。

◆六、它看对了什么

把意义也当成一种预设，这么做看对了几件事。

第一，价值判断没有被偷偷带进来。很多学派自称只做描述、不做评价，可是它们挑选研究什么、把什么看作“问题”，已经暗含了意义。把意义预设摆到出生证上，是把暗含的东西拿到明处。

第二，它能解释一种常见的鸡同鸭讲。两个人争论一个政策，一个说它有效率，一个说它不公平，听上去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其实一个押在创造，一个押在别的维度上。认出这一点，争论反而容易降温。

第三，它帮读者保持距离。当你读到一个学派说“这才是正义”，你可以先问一句：这个“正义”押在哪里？这并不是要你对它不信，而是要你知道自己正在读的是哪一种“好”。

◆七、三种“好”在办公室里各自的样子

不妨把办公室的事再往下推一年，看看三种押注各自会带来什么。

假如这个单位采纳了老赵的办法，按业绩来分。第二年，大家确实更肯去拉新项目了，年底的数字也漂亮。可是慢慢地，有人开始只接容易做成的项目，难啃的、一时看不到回报的，没人愿意碰；负担重的同事，因为拿得少，有点心灰意冷。押在创造上，得到了新东西，也付出了别的代价。

假如采纳小孟的办法，大致平分。第二年，办公室里的气氛平和了，没有人为了几百块钱红脸。可是几位做得多的同事，渐渐觉得“多做无益”，工作节奏慢了下来；而小孟最看重的“每个人自己做主”，其实也没有完全实现，因为钱是平分了，用不用得上、怎样用，仍然不由个人定。押在自由上，也有它够不着的地方。

假如采纳刘姐的办法，拿一部分聚餐、剩下的平分。年底那一顿，确实热热闹闹。可是第二年有位刚入职的同事悄悄说：聚餐的菜，我并不爱吃，我更想把那笔钱拿回来自己安排。押在幸福上，“大家高兴”到底是谁的高兴，也是一个要问的问题。

我讲这个，不是要说哪一种更好。我想说的是：三种押注，每一种都得到了一样东西，也丢了一样东西。一个学派的意义预设，就是它选择得到什么、愿意丢掉什么。

◆八、权重是怎么看出来的

意义预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三样东西的轻重搭配，所以要看权重。办法不是去问学派“你押什么”，因为学派多半会说“三样都要”。办法是看紧张的时刻。

在办公室里，只要钱足够多，三种办法都能照顾到，没有人需要选择。可是一旦这笔钱缩水，只剩一半，争论就变得尖锐起来，这时候你才看得出，谁的话最先让步。老赵肯不肯放下“拉开差距”？刘姐肯不肯放下聚餐？这就是权重露出来的时刻。

对学派来说，这样的时刻在于：当它的理论遇到了创造、自由、幸福互相拉扯的情形，它先护着哪一个。比如，一个看重创造的学派，遇到“总量涨了、却有人明显过得更难”的局面，会怎样叙述这件事：把它叫作发展的代价，还是叫作必须补救的缺口？叙述的方式，往往就透出了权重。

这个读法有一个限度：它是粗略的，只能分出中心和大致的先后，给不出精确的比例。我也提醒自己，不要把权重读成对学者个人价值观的诊断。这里读的是理论的结构，不是写理论的人心里想什么。

◆九、意义预设会不会变

最后一个问题：学派的意义预设，是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般来说，在一个学派的主干上，它相当稳定，因为它和出生证的前两栏缠在一起，要改它，往往要连前两栏一起动。可是在学派的边缘，也就是支派和新近的变体里，意义的权重常常有微调：有的支派在原来的中心上，悄悄给另一维加了一点分量。这样的微调，在后面讲到分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新的学派常常是从意义的缝隙里长出来的。

办公室里同样如此：老赵坚持按业绩分，可是第二年他自己也提议，留出一小笔钱给确有困难的同事。这不等于他改了主意，而是他的权重，悄悄挪了一点点。

一个容易踩的坑：把“好”当成事实

读意义预设，最常见的失误，是把某个学派的“好”当成了一个无需讨论的事实。办公室里，老赵说“不拉开差距就没有劲头”，听上去像是一句关于人性的事实陈述，其实它夹带着一个押注：我们要的是更多新东西。如果换一个押注，同一个事实可以导出完全不同的做法。所以读到“这样做更有效率”“这样才合理”的时候，不妨多问半句：有效率，是对着什么说的？合理，是对着什么说的？这半句问出来，意义预设就浮出水面了。

带走的话
①学派除了预设人和制度，还暗中押着一个“为了什么”：创造、自由、幸福。
②政治学的善写在台面上，所以分歧容易被当成纯粹的价值立场之争，其实它和前两栏缠在一起。
③理论的意义预设和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要分开读，不能由名字倒推实践。
④读意义预设，三步：听它怎么说好，看它是否配套，看冲突时它先舍弃谁。

小账
本章动用：意义预设（创造、自由、幸福与权重）、“善”写在台面上、理论与实践分读

锁定记录：把“公平”“正义”这类大词锁在各自的意义重心上；尚未锁定具体学派。

第 3 章

两条起手的路：S→D→E 与 S→E→D

这一章的问题：学派都从“摆出来的样子”起手，可后面往哪里走，有几种走法？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对夫妻刚拿到新房钥匙，要装修。妻子叫阿芳，丈夫叫老何，两人都很认真，只是做事的路子完全不同。

阿芳先去买了一本厚厚的户型册，在桌上画图纸。客厅放什么，厨房怎么转角，书房朝哪个方向，她要在纸上先把整个房子的最后样子画出来，再倒着排：先拆什么，后做什么，水电什么时候进场。图纸画好，她才去找师傅，一项一项照着做。

老何不信图纸，他说纸上的东西看着都好，墙一刷就不是那回事。他先找了一间小房，买了几块地板和一桶漆，在一面墙上、一小块地面上先做了一个样子，看光线下颜色怎样，看这面墙有没有潮气，看地板拼上去有没有缝。哪里不对，就改哪里。等这个小样板立住了，他才开始铺到全屋。

两个人都从一个“摆出来的样子”起手：阿芳的样子在纸上，老何的样子在那一小块墙面上。可是接下来，阿芳先想的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也就是先安排过程，然后才去核对现场有没有什么拦路的条件；老何先看的是“现场有什么条件在起作用”，然后才从这些条件里，慢慢摸出该怎么做、先做什么。

走到一半，两个人都遇到了麻烦。师傅一敲墙，发现阿芳图纸上想要打通的那堵墙，里面是承重结构，动不得；老何的样板间做得挺好，可是铺到卧室，才发现卧室朝北，样板间的好光线根本不适用。

◆二、先把三个字母放回来

本系列用三个字母描述任何一个发生的事情。S 是显露出来的样子，也就是已经摆在眼前的结构态；D 是差异序列，也就是一步一步走过的路；E 是特征纠缠，也就是缠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那些条件。装修就是个例子：最后的房子是 S，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做出来的次序是 D，墙里的管线、朝向、潮气、预算、师傅的手艺这些缠在一起的东西是 E。

三个字母排起来，一共有六种次序，叫六路径：S→D→E，S→E→D，D→S→E，D→E→S，E→S→D，E→D→S。每一种次序，意思都不同：先看样子，还是先看过程，还是先看条件。

阿芳走的是 S→D→E：先有样子，再排过程，最后才核对条件。老何走的是 S→E→D：先有一个样子，再去核对条件，最后才在条件里摸出过程。两条路都是从 S 起手，只是第二步和第三步调了个个儿。

◆三、走的路：学派为什么偏爱这两条

政治学的学派，几乎都是从 S 起手的。原因我在第1章讲过：学派一开始就把“人”和“制度”的预设摆好，这一对预设合起来，就是一个显露出来的样子。所以它的第一步，天然是 S。后面的事，就分成了这两条路。

S→D→E，大致是这样：先定下人和制度的样子，然后问，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制度里，一步一步会做出什么，这些选择怎样累积成结果，最后才去看有哪些外部条件在拦着。第1章里那个算账读法，大致就这样走：先摆出“算账的人加价目表”，再推演各人怎样选，最后才补充一句“当然现实里还有各种限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示意，具体到某个学派，各章会细看。

S→E→D，则是另一种走法：先定下人和制度的样子，然后去看是哪些条件在缠绕这个样子，使它非得是这样，最后才从这些条件里，解释历史过程是怎样走过来的。把制度读成“某种位置的分配”，从位置读出人们能做什么，再从这里去讲过去发生了什么，大致可以归到这一路。同样，这是示意，不是给任何一个学派盖章。

我不想说这两条路谁对谁错。它们各有所长：先排过程的路，推演清楚，容易形成可以检验的说法；先看条件的路，对现场更敏感，不容易被图纸骗。

◆四、另外四条路在哪里

问题在于，六条路里，另外四条几乎没有被哪个学派当作主路。这四条都不是从 S 起手的：两条先从 D 起手，也就是先去看一步一步怎样走过来，再回头看样子；两条先从 E 起手，也就是先去看那些缠在一起的条件，再看样子怎样显露。

为什么不走？我的看法是：不是学者们没想到，而是学派的出生证已经把起点钉在了 S 上。预设的主体和客体，本来就是一个现成的样子，不可能从中间插入一个“先看过程”或“先看条件”，而不动摇这个样子本身。要想从 D 起手，就得把“人是什么样的”先放一放，先去看这个人、这个制度，是怎样一次一次长出来的；要想从 E 起手，就得先承认，所谓“人”和“制度”，是一堆条件缠出来的暂时结果。这两样，都等于把出生证上的预设，从“前提”降为“结论”。学派很少愿意这么做，因为它一旦这么做，前面的推演就要重新来过。

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我不是在说，有一条路更高明。也不是说从 D 或 E 起手就一定更好，那样不过是换了一个单一路径。我要说的是：只走两条路，而且都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这是一个学科结构上的现象。它的后果，要到第4章才看得清。

◆五、异象来了，会怎样

回到装修的两个人。阿芳发现那堵墙动不得，她怎么办？她多半会说：图纸要改，那堵墙留着，换一个布局。但她不会怀疑“我要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这一点：客厅要开阔，厨房要通透。她改的是过程和条件的安排，没有改最初的样子。

老何发现卧室朝北，样板间的结论不能照搬，他怎么办？他会再做一个朝北的样板间。但他没有怀疑，“先做个样板间看看”这个路子本身。

两个人都遇到了接不住的事，两个人都做了修改。可是修改的范围是有限的：他们改的是后半段，起点是原样不动的。这就是起手之后的路径：S 定下来以后，D 和 E 之间怎么调，都在这个起点的范围里。

对应到学派身上：当现实里出现了一件学派的预设接不住的事，学派会调整后面的说法，补一条条件，加一个但书，换一种测量方法，很少回头去改最初的出生证。这是下一章要讲的内容。

◆六、它看对了什么

两条起手的路，各自都看对了东西，值得公平地说一说。

S→D→E 看对的是：一件事要被说清楚，需要一个可以讲出来的“样子”，还要有一条可以追踪的过程。没有样子，过程是散的；没有过程，样子是死的。很多政治学的好研究，就是这样把一个简明的模型一步步推下去，推出一个可以拿去核对的说法，这是一种很强的纪律。

S→E→D 看对的是：任何样子，都不是凭空站着的，它被许多条件缠着，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成立。先看条件，再讲过程，能避免把一个时代的特殊情形当成永恒的真理。

所以问题不在这两条路本身。问题在于，几乎所有学派都只在这两条里选，而且都选定了 S 作为起点。这个单一，才是本书要讨论的。

◆七、如果换一种装修的路

阿芳和老何走的是两条常见的路。不妨想象另外两对夫妻，看看别的次序会是什么样。

一对夫妻，先不动笔，也不买漆，而是把老房子住了十年的痕迹拿出来看：哪个角落总是堆杂物，哪面墙总是返潮，孩子一放学在哪儿写作业，家里人晚上最常待的是哪个位置。这是先看过程，也就是 D 起手。看了半个月，他们心里慢慢有了一个“这个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轮廓，然后才去画图、去量尺寸。这条路下来的房子，也许没有图纸那么漂亮，但总有一两处正好戳中日子里的痛处。

另一对夫妻，先去量房子本身：朝向、层高、管线、承重墙、楼上楼下的邻居、预算有多少、工期要赶在什么时候。这是先看条件，也就是 E 起手。条件摆满一桌，他们才发现有些想法根本做不到，有些想法却因为条件而意外地顺：比如那根不能动的柱子，恰好可以做成书房和客厅之间的隔断。房子的样子是从条件里长出来的，不是先想好了再塞进去的。

这两条路，在装修里并不稀奇，只是我们通常不叫它们什么。我想说的是：次序一换，同样一间房子，看到的东西不同，做出的决定不同，走出来的结果也不同。

◆八、次序为什么重要

读者也许觉得，三样东西最后都要考虑，先后又有什么关系？关系在于，先看到的东西，会定下后面的东西怎么被看。

阿芳先有图纸，所以后面看到那堵承重墙，第一反应是“它挡住了我的图”，是一个障碍。老何先有条件，所以看到同一堵墙，第一反应是“它是房子的一部分”，是一个已知量。同一堵墙，在不同的次序里，成了不同的东西。

学派也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比如一次选举里有人没去投票，在先有“算账的人”这个样子的学派那里，它是一个需要用算账来解释的结果；在先有条件的学派那里，它是一个由长期的处境共同塑造的状态；在先看过程的学派那里，它是一段历史中的一个节点。事情是同一件，被看成的东西，因为次序不同而不同。

所以，路径单一，不只是少了几种方法，它意味着学科对异象的“第一眼”是单一的。第一眼一样，后面再怎么补充，底色也不会变。

◆九、次序与意义的关系

这里要把第2章带回来。次序也和意义预设有一种不明显的联系。

先排过程的路，天然对“做出新东西”友好，因为它习惯于设计一条通向目标的路，容易与创造的押注配套。先看条件的路，对“人能不能自己做主”比较敏感，因为它首先问的是：一个人在这些条件里，到底有多大的余地。至于大家是否舒心，常常要在两条路的结果出来之后，才被追问。

这不是铁律，只是一种倾向。我提它，是想让读者知道，路径和意义不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它们像是同一个学派的两只手，一只管往哪走，一只管为什么走。后面各章写到具体学派，会把这两只手一起看。

为什么本书只讲到起手之后的两步

也许有读者问：既然六条路都有，为什么本书把重点放在 S 起手的两条上？因为这两条是现实中真正被走的路。本书的任务不是设计一条理想的路，而是先把已经发生的事看清楚：学派怎样起手，怎样走，在哪里停住。看清楚以后，另外四条路才有意义，才不会变成空洞的口号。到后面讲到“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我们会看到一条从 D 起手的路，到那时，这一章留下的空位就有了内容。

再补一句，免得误会：我说的“起手”，是指学派的主线。一个学派的内部，有时会有人短暂地走另一条路，比如做一项很扎实的历史个案研究，那就是在 D 上用了力气。可是当他回到学派的主干，把个案写成结论的时候，往往又被纳入了原来的样子。个别的探索，没有改变主线的方向，这是理解“政体依赖”的一个要点：依赖的是主线，不是每一个人、每一篇文章。在政治学里，学派起手的那个S，具体就是它预设的一种政体：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六条路只走一条，是政体依赖的形式；把那种预设的政体当作国家本来的样子，是它的内容。

带走的话
①S、D、E 排起来有六种次序，叫六路径。
②多数政治学学派从 S 起手，因为出生证本身就是一个现成的样子。
③起手之后，常见的是两条路：S→D→E（先排过程，再核条件）和 S→E→D（先核条件，再讲过程）。
④另外四条路，尤其是从 D 或 E 起手的路，几乎没有学派当作主路。
⑤不是哪一条路更高明，而是只走一两条路，会让学派看不见路外的东西。

小账
本章动用：S、D、E、六路径、S→D→E 与 S→E→D、预设即起点

锁定记录：把学派的起点锁在 S，并指出 D 起手与 E 起手两类路径在主流学派里的缺位。

第 4 章

被堵住的原理：异象为什么改不动起点

这一章的问题：学派遇到接不住的事，为什么多半是补后面，而不是改最前面的起点？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户人家，客厅旁边的小卫生间里，装着一台用了十一年的电热水器。有一天早上，水不热了，男主人老方找人来修，换了一个加热管，花了一百多元。他心想，这回应该能再用几年。

三个月后，漏水，修了。半年后，温度显示不对，修了。又过了几个月，开关出了问题，再修。每一次，师傅都说是零件的小毛病，换了就好。每一次，老方也觉得这是运气不好，赶上了。他心里的账是这样的：这台机器已经修过几次，说明我在它身上花了不少钱，更说明它的“根本”是好的，只要把这些小毛病一个个清掉，它就能稳下来。家里人劝他换一台新的，他摆手：已经修了这么多次了，再换，前面的钱岂不白花了？

奇怪的是，修的次数越多，他越觉得“还该修”。修理记录本身，成了不能放弃的理由。

后来有一次，新来的师傅看了一眼，指着内胆说：这台机器十几年了，水垢结在里面，这几处毛病，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样子。老方听了，沉默了一阵，却还是留下了一句：再修这一回吧。

◆二、先说清楚：“异象”到底是什么

在这本书里，异象是个有点特殊的词。它不是指“数据里有点出入”，也不是指“某个例子不好解释”。它指的是 D 与 E 之间出现矛盾的地方。

放回热水器上：D 是这台机器一次又一次地坏、一次又一次地修，这是走过的路；E 是机器的年龄、内胆的水垢、线路的老化、使用的习惯，这些缠在一起的条件。当 D 说“我一直在出毛病”，E 说“这些毛病有同一个根”，两者合起来对“这台机器还能用”这个样子提出了质疑，这就是异象。它是起点接不住的地方。

再放回学派身上：学派的起点是预设的 S，比如“算账的人加价目表”。现实里出现了一件事，从过程看（D）它不像是这个 S 会产生的，从条件看（E）它也不是这个 S 能容纳的，两边合起来，在逼这个 S 去修改。这就是异象。

◆三、被堵住的是哪一条原理

本系列有三条原理，叫三原理：当三维里有两维发生矛盾，会推动第三维发生变化。D 与 E 的矛盾推动 S，是其中一条，我这里叫它“回写”：走过的路和缠在一起的条件，合起来改写那个显露出来的样子。

按理说，异象一出现，这条原理就该起作用：D 和 E 吵起来，S 就得动。热水器的例子里，如果这条原理畅通，结局应该是：修过几次，坏的原因集中指向内胆，于是“这台机器还能用”这个判断被改写，换一台。

可是我们看到，老方家里，这条原理被堵住了。堵住不是说没发生任何事：修理在继续，记录在增加，D 越写越长，E 的暗示也越来越明显。堵住的是最后一步：D 与 E 合起来的力，没有落到 S 上。S 稳稳地待在那儿，“这台机器是好的”。

◆四、走的路：它是怎么被堵住的

我把堵住的过程拆成三个步骤，每一步都有日常的影子。

第一步，起点决定了哪些事“算数”。老方心里先有一个“这台机器是好的”，他看到的每一次故障，就自动被归到“小毛病”里去。小毛病，意思是：不是机器本身的问题。这一步是读，不是撒谎：他确实认为是小毛病。起点像一副眼镜，戴上以后，哪些东西是“相关的”、哪些是“噪音”，已经有了分类。

第二步，后面越走越长，起点越来越贵。每修一次，老方就多投入了一份钱，一份心思，一份“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的体面。这时候，要承认起点错了，代价不只是换一台新机器，而是要把之前所有的修理都重新解释一遍，这笔账太重了。学派也一样：一个起点推演了几十年，写了无数的文章，培养了几代学生，立起了测量的方法和检验的办法，要改它，所有这些都得重新来过。这并不需要谁有坏心眼，只是改动的成本，跟着推演一起长大了。

第三步，补后面比改前面便宜。老方想让机器好起来，最顺手的办法是再换一个零件，加一条保养，改一个使用习惯，这些都是在 D 和 E 的层面上做文章，花得少，见效快，而且不动摇起点。久而久之，补丁成了惯例，惯例成了“本领”。学派里的类似做法是：加一个条件，添一个变量，划一个适用范围，让原来的说法在新的范围里仍然成立。

三个步骤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闭环：起点决定什么算数；算数的东西不足以推翻起点；推翻起点的成本越来越高；于是异象被送去补后面，起点原样保留。

◆五、这不是学者的固执

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提醒：这个诊断说的是结构，不是人。我不对具体的学者作任何性格的评判，也不认为政治学家比别人更固执。热水器的故事里，老方只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做的每一步，单独看都合情合理：修一修，比换新的便宜；已经修了，不如修到底。问题出在这些合理步骤的叠加方式上。

同样，一个学派之所以把异象送去补后面，是因为每一次补，在当时都有好理由：数据要谨慎，一个反例不足以推翻一个理论，学科需要稳定，等等。这些理由大多是对的。只是当它们每一次都对的时候，起点就再也没有机会被动一下。

◆六、为什么这在社会科学里尤其明显

自然科学里，起点常常是一个方程，数据一旦和方程对不上，方程就得改，路径比较短。本书的说法是：自然科学的亏缺在方程依赖，社会科学的亏缺在路径依赖，人文科学的亏缺在原理依赖。这是管整个系列的总称。落到社会科学的三门学科，又各有专名：经济学看国家的“波”，路径、速度、粘性，形成路径依赖；法学看国家的“场”，连接、次序、结构，形成制度依赖；政治学看国家的“粒子”，整体、稳定、独立，也就是政体，形成政体依赖。社会科学的起点是预设的主体和客体，它们不是被一次测量就能推翻的方程，而是整个视野的底色，所以异象来了，它们更容易被保留。在政治学里，被保留下来的，就是学派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异象被读成“政体偏离”“混合型”或“过渡期”，预设的政体不动。

还有一层：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和人的互动，而互动本身就是中心。互动的结果，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没有一种解释能被一次事件判决。这给了“补后面”更大的空间。

要补充一句：测量层的东西，如选举统计、民调和计量，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这一点，在第7章会再讲。

◆七、它看对了什么

保持起点稳定，并不只是一种惰性，它也看对了一些东西。

第一，起点稳，才能积累。如果每遇到一个反例就推倒重来，学科什么也建不起来。有些异象是偶然的，有些是测量的误差，保持起点不动，给时间一个机会去区分哪些是噪音，哪些是信号。

第二，补后面，有时候真的能补好。热水器也许真的只是换了个零件就能再用五年。学派加了一个条件，真的有可能让它变得更精确。我们不能预先断定每一次补都是错的。

第三，它让改动有秩序。局部的修补不会拖垮整个学派，这对学术共同体是一种保护。

我关心的，只是当“补后面”成为唯一的反应，原理就被堵死了。

◆八、如果回写畅通，会是什么样

想象一个另外的老方。他同样修了第一次、第二次，但在第三次之后，他做了一件小事：把几次修理的记录摆在一起，问师傅，这几个毛病是不是同一个原因？师傅说，多半是内胆老化。他心里一动：那么“这台机器是好的”这个判断，就得重新看了。他算了算，再修两次的钱，够买一台新的；于是他改了主意。

这里发生的，正是回写：D（修了几次、每次什么毛病）和 E（机器的年龄、内胆的状况）一碰，S（这台机器还能用）改写了。注意，这里没有谁特别聪明。他只是让 D 和 E 有机会碰到一起，并且允许这碰撞的结果落到 S 上。

可见回写不神秘，也不罕见，日常生活里经常发生。我们只是不太留意它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没有发生。

◆九、学派里的几个具体堵点

热水器的例子是个人的，学派的堵点还多了几层制度化的东西。我只说笼统的情形，不对具体学科的某个机构下断语。

一层是教材和课程。一个学派的出生证，一旦写进教科书，就成了入门者最先学到的东西。第一次学到的“人是什么样的”，往往最难动摇。

一层是评价办法。论文怎样才算好，课题怎样才算立得住，在一个学派内部有一套大家熟悉的尺子。一个从别的起点出发的研究，常常被这把尺子量得不合格，不是因为它错，是因为它不在这把尺子的刻度上。

一层是共同体的语言。同一学派的人说同一套话，彼此一点就通。有人想换一个起点，就得先学会另一套话，成本不低，旁人也未必听得懂。

这三层，都不需要任何人的恶意，也不一定是谁的设计，它们是学科长大过程中自然长出来的。它们合起来，让起点越来越稳。

堵住了，怎么办

读者会问：既然堵住是结构，那出路在哪？

本章不回答，只留一个线索。第6章会讲：当异象大到装不进去的时候，学派会分叉；第64、65章会讲：怎样让回写真正发生，让起点被改写。这里先记住，堵住不等于死路，它只是说，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学派倾向于补后面。外力有两种：一种是异象足够大，大到撑开新的学派；另一种是学派自己愿意，让 D 与 E 的碰撞，落到自己的起点上。

两个常见的反问

关于这一章，常有两个反问，顺便回答。

第一个反问：学派如果真的知道自己在补，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回答是：很多时候，它并不“知道”。从里面看，每一次补都是一次认真的科学工作：发现问题，提出修正，加以检验。只有站到外面，把许多次修正并排放在一起，才看得到它们总在后半段发生。这需要一个旁观的位置，这本书试着提供这个位置，但这个位置并不比学派内部的人更聪明，只是站得不同。

第二个反问：如果起点永远不改，学派不就早该被淘汰了吗？回答是：淘汰需要一个裁判，而社会科学恰恰没有统一的裁判。自然科学里，方程和数据对不上，分歧可以被一次一次的实验压缩。社会科学里，每个学派有自己的尺子，量出来的结果各自成立，所以谁也不会因为对手的批评而退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旧学派的淘汰，而是学派数量的增加。这个现象，下一章会更清楚。

热水器的结尾

回到老方。他最后是怎么决定的？我构想的结尾很平常：过了两个月，热水器又坏了，这回修不好了。老方蹲在卫生间门口看着那台旧机器，嘟囔了一句：早知道三次之前就该换。家里人没有接话。他们心里明白，三次之前，老方是听不进这句话的，因为那时他的“这台机器是好的”还没有被足够大的事推倒。这就是起点被改动的典型样子：不是被一次道理说服，而是被一件大到装不进去的事撑开。这和下一章要讲的分叉，有一点远亲的关系。

带走的话
①异象，是 D 与 E 发生矛盾的地方，也就是学派的起点接不住的事。
②按三原理，D 与 E 的矛盾本应推动 S 改变，这条原理叫“回写”。
③在学派里，回写常被堵住：起点决定什么算数，改起点的成本越积越高，补后面又比改前面便宜。
④这是结构，不是人的固执；每一步都合理，叠加起来却堵住了原理。
⑤起点稳有它的好处，问题在于它成了唯一的反应。

小账
本章动用：异象（D 与 E 的矛盾）、三原理与回写、政体依赖、测量层的收窄说明（预告）

锁定记录：把学派的起点锁在 S，指出回写被堵住的三个步骤。

第 5 章

三种吸收：免检、改名、先验

这一章的问题：回写被堵住以后，异象是怎样被“消化”掉的？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家做家居小件的公司，月底开复盘会，十来个人围着一张长桌。上个季度的业绩比前一季度掉了不少，会议室里投影上是一条向下的折线。

销售经理先开口：这是淡季，每年这个时候都这样，不用大惊小怪。运营的小郑接着说：这个季度的口径变了，上个季度把几笔预付款计进了业绩，这个季度没计，所以数字不是一个东西。会议开到一半，老板问：那新品的反响呢？负责新品的同事翻了翻资料，说：新品的客户评价不错，数据没起来，大概是运气不好，赶上了几个大客户推迟下单。

三种说法，没有一句是胡编的，每一句都有一点道理。可是会开完，折线还在向下，会议纪要里写的是：淡季因素、口径调整、偶发因素，总体可控。

没有人想过要问：如果不是淡季，我们会看到什么？如果口径没变，数字会差多少？如果不是运气，那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被提出来，因为三种说法每一种，都已经把这件事消化了。

◆二、吸收是什么意思

上一章讲到，异象来了，回写被堵住，起点没有改。那异象去了哪里？它没有消失，它被吸收了。吸收是这本书的核心词：学派把一件接不住的事，转成自己说得通的东西，使这件事不再构成对起点的威胁。

吸收有三种常见的办法，会议室里正好有三句话，各对应一种。这里的定义以本系列统一的说法为准。

免检，意思是：异象被判为不必检验，不算问题。“这是淡季”，是一句典型的免检：下滑是正常的，不用查，查了也是白查。免检的特点是，它不去回答“为什么”，而是回答“为什么不必问”。

改名，意思是：异象被改称为已有概念的一个参数，或者一个“某某效应”。“口径变了”是一句改名：下滑不再是“业绩下滑”，而成了“口径差异”。事情还在那里，只是换了一个名字，放进了已有的账本里，一个已有的框架里有了它的位置，框架本身就不用动。

先验，意思是：异象被宣布按定义不可能，或者按定义成立。“大概是运气”是一句先验的味道很重的话：我们的做法是对的，这是前提，所以下滑只能是外部的偶然，不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先验的特点是，结论早已在定义里，无论看到什么，都能装得进去。

◆三、学派里的三种吸收

把会议室搬回政治学，三种吸收各有各的影子。我只举两个例子，其余的留给后面各章，一章一章地看。

先说改名。有一种经典的说法认为，投一票对结果的影响小到几乎看不出来，所以从算账的角度，不去投才合算。可是现实里，有很多人去投了。这是一件接不住的事。后来的做法之一，大致是在“算账”的式子里增加一项，比如“尽了公民义务的满足感”，这样，去投票的人也成了算账的人。我对具体的学术史不作断言，只用它作个示意：异象没有让“人是算账的”这个预设动一下，而是被改称成算式里的一个参数。这样做不是不可以，它也许真有一些道理；但是你要看到，起点毫发无损。

再说先验。有一种说法认为，权力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有人说“我看了，这个地方的决策并不是少数人操纵的”，一种可能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他们藏得好。如果无论看到了什么，都能说成“藏得好”，那这个说法就不再接受任何检验，它按定义成立。我仍然只把它当一个示意：任何学派，只要把自己的起点写成“按定义成立”，就有走上这条路的危险。

免检常以“这不是我们学派要研究的问题”的面貌出现：一个事件被判为不属于本学派的范围，所以不必解释。比方说，有一个只肯研究条文的读法，遇到人们没按条文办事、自发聚到一起商量，它说“这不属于制度研究”，这件事就被挡在了门外。这是我构想的示意，不指哪一个具体学派；具体学派的免检，留到后面各章，一章一章地看。

◆四、走的路：吸收是怎样一步步完成的

吸收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条小路。

第一步，认出异象。异象来了，它有一个形状：它是 D 与 E 的矛盾。这一步学派常常是做得很好的，有些学者甚至是最先把异象指出来的人。

第二步，选一种吸收。选哪一种，取决于这个学派的起点：起点是一套测量，就容易改名；起点是一条定义，就容易先验；起点是一个范围划定，就容易免检。这里没有谁规定，是起点本身偏爱的做法。

第三步，把吸收的结果写回去。免检的写成“本学派的研究范围”，改名的写成“某某效应”，先验的写成“定理”或“基本假定”。从此，这件异象不再是异象，它成了学派的一部分。

第四步，学派变得更厚了。多了一个效应，多了一个假定，多了一条范围说明，学派看上去更完整、更丰满。可是完整的代价是：起点比以前更难被碰到了。这一步，连带着上一章讲的“改动的成本越积越高”。

◆五、怎么辨别：是吸收，还是真的解释

读者可能会担心：难道所有的解释都是吸收吗？淡季真的可能是淡季，口径变了也真的可能是口径变了。我同意。所以要有一个辨别的办法。

一个简单的办法是问：“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会看到什么？”如果一个说法能够回答，并且这个回答可以拿去核对，它是一个解释。比如：如果下滑真是淡季，去年同期应该也有同样幅度的下滑，翻一翻去年的数据就知道。如果回答不出来，或者无论看到什么都能容纳，它多半是吸收。

另一个办法是看后续动作：这个说法之后，有没有人去做一件原本不会做的检查？有，说明它打开了新的路；没有，说明它关上了门。

我不想让这个办法变成对任何人的指控。吸收是一种结构上的现象，不是对哪位学者的判决。同一位学者，在不同的问题上，可能一会儿在认真检验，一会儿在不自觉地吸收。这是正常的。

◆六、吸收之外：还有分叉

异象也不一定都被吸收。有的时候，异象大到装不进去，反而撑开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叫分叉。会议室里，如果有人坚持追问下去，也许会诞生一个新的小组，专门研究客户为什么推迟下单。分叉是下一章的主题，这里先点一下：吸收和分叉，是学派面对异象的两种常态反应，除此之外的第三种，也就是真正改写起点，是少见的，也是这本书最后想讨论的。

◆七、它看对了什么

吸收这个说法，并不是在说学派在耍花招。它看对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三种吸收，都是理智上说得过去的办法。免检让研究者不被每个反例牵着走，改名让旧框架有了灵活性，先验让一个理论有了清晰的核心。没有它们，学派无法工作。

第二，认出吸收，是读学派的一个有用的透镜。当你读到“这只是一个效应”，你可以问一句：这个效应能不能被检验？当你读到“按定义如此”，你可以问：定义是从哪里来的？

第三，它帮我们看清多元为什么长期存在。每个学派都有一套自己的吸收方法，异象在别家那里是大问题，在自家这里只是个参数，于是各家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必输。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没有裁判。

◆八、如果复盘会换一种开法

不妨把同一个会议，换一种开法，看看吸收与不吸收的差别。

销售经理说“这是淡季”，会议主持人没有接着点头，而是问了一句：去年同期掉了多少？小郑去翻数据，三分钟后回来说，去年同期掉了大约一成，今年掉了三成。于是“淡季”变成了一个可以量的因素：它解释了一部分，没有解释全部。剩下的两成，需要另找原因。

小郑说“口径变了”，主持人又问：如果把预付款按原口径补回来，数字是多少？一算，补回来以后，下滑缩小了一些，但仍然存在。于是“口径”也成了一个可以量的因素，同样只解释了一部分。

负责新品的同事说“运气不好”，主持人再问：哪几个大客户推迟了？推迟的理由是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报价、交期出了问题？于是，“运气”被拆成了几个具体的客户，具体的原因，其中有一两个，指向了公司自己的交期。

这样开一场会，会议要长得多，也更不舒服。但是折线上的下滑，被一块一块地认领了回来，其中有一块，是公司自己需要改的。这就是不吸收的样子：每一个解释，都要回答“如果不是这样”，都要和 D、E 碰一碰。

◆九、吸收的代价

吸收不是白得的，它有代价，而且代价常常在后面才付。

第一，异象积压。被吸收的东西没有消失，它们各自带着没有回答的问题，留在原地。积压得多了，学派的说明越来越长，例外越来越多，一个简明的起点，被越来越厚的补丁包裹。

第二，学习被拖慢。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学习，是因为异象能传到起点。吸收把这条通道截住了，学派在表面上更完整，在实质上却不再从现实里学东西。

第三，对话变难。因为每个学派都用自己的方式吸收，当两个学派谈同一个异象时，常常发现对方根本不认这是个异象。你说这是问题，他说这是效应；你说这是反例，他说这是定义。对话于是变成各说各话。

三种吸收会叠加

最后一个观察：三种吸收不是互相排斥的，常常叠加使用。会议室里，三句话叠在一起，下滑被“淡季”免了检，被“口径”改了名，被“运气”定了性，三层之后，什么也不剩。学派里也是如此：一个异象先被说成不属于本学派的范围，万一被追问，就说成一个已知的效应，再追问，就退回到基本假定，说这是定义。三层防线，层层后退，又层层稳固。

认出叠加，对读者很有用。当你听到三个说法依次递出来，不妨暂停，把每一个都问一遍“如果不是这样，会看到什么”。多数时候，你得不到答案，但至少你知道了答案在哪里缺着。

吸收有时是诚实的

最后要提醒一句公平话：吸收不都是遮掩，有时它是诚实的、并且在当时是对的。比如，一个学派在遇到异象时，明确写下“这一点我们暂时解释不了，先放在范围之外”，这是诚实的免检，它把空缺标了出来，留给后人。再比如，把一个异象改名成“某种效应”，同时清楚地写出它的测量方法和适用条件，这样的改名是可以被检验的，等于给异象开了一个窗口。

所以，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吸收，而在于吸收有没有标出自己的边界。标得清楚的，是在为后来的人留路；标得模糊的，是在替起点遮风挡雨。读一个学派的时候，不妨看它的补丁上有没有标签：标签写明了“这里是补的”，通常比没有标签的更值得信任。

吸收与测量层的关系

还有一个预告。本书把政治学分成三层：测量层，解释层，规范层。吸收主要发生在后两层。在测量层里，选举统计、民调、计量这些东西，有操作判据，一个数字对不对，大家用差不多的办法可以复核，所以异象很难被吸收得无影无踪。到了解释层，数字背后“为什么”的问题，要靠预设来撑，吸收的空间就大了；到了规范层，又加上价值分歧，吸收更难被察觉。这一点在第7章会专门讲。这里先记在心里：当有人说“数据显示”，你可以放心地多信一点；当他接着说“这说明”，就轮到我们这几章的透镜出场了。

带走的话
①吸收，是学派把一件接不住的事转成自己说得通的东西，使它不再威胁起点。
②三种吸收：免检（不必检验，不算问题）、改名（改称已有概念的参数或“效应”）、先验（按定义不可能，或按定义成立）。
③辨别的办法是问：如果不是这样，会看到什么？答得出且可核对，是解释；答不出，多半是吸收。
④吸收是结构现象，不是对任何学者的指控。
⑤除了吸收，异象还可能撑开一个新学派，这叫分叉，下一章讲。

小账
本章动用：异象、回写、三种吸收（免检、改名、先验）、分叉（预告）、政体依赖

锁定记录：把学派对异象的反应锁在吸收与分叉两种常态上，三种吸收各给出一句日常辨认法。

第 6 章

分叉：多元化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学派接不住的事越积越多，吸收到吸收不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分叉。今天政治学里一家挨一家的学派，就是一次次分叉留下来的。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街上有一家川味小馆，叫“巴适小炒”，老板娘带着一位老师傅，开了十几年，菜做得有名：麻、辣、鲜，出菜不快，但客人愿意等。后来生意好了，开了第二家，在写字楼旁边；又过了两年，开了第三家，在大学城。三家店用同一本菜谱，同一批调料，老师傅也轮流去各店带过徒弟。

写字楼那家先出了事。中午的客人是赶时间的上班族，一半人嫌上菜慢，另一半人吃完下午还要开会，说辣得说不出话。店长没有改菜谱，只在菜单上加了一行小字：“微辣可选”，又把几个耗时的菜放进“午市快手”一栏。店长对总店说：菜谱没动，只是多了两个选项。

大学城那家的情形不一样。学生钱包薄，爱拼桌，一个宿舍六七个人来吃，要的是量大、价低、能分着吃。这家店先是推出“半份”，后来干脆做了几个“拼盘”，调料也悄悄放宽了：不那么麻，多放了糖。一年以后，这家店的员工提到总店，已经说成“他们那边的做法”。

有一次老师傅去大学城店尝菜，吃了两口，放下筷子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味道。店长不服气：门口天天排队，客人说好吃，难道不对？两个人都没有错，只是各自用的尺子不一样：一个量的是“像不像当年的味”，一个量的是“客人认不认”。

请留意这里的顺序。三家店起初是一家店。写字楼店最初是吸收：加个选项，菜谱不动。大学城店也是吸收，只是吸收得多，一件接一件，吸收下来的东西堆在一起，自己成了一套。到了某一天，这套东西不再是总店菜谱的补丁，它有了自己的“开店原则”：以量、价、分着吃为先。这就是分叉。没有谁开过会宣布分家，也没有谁“选择”了分叉，是一次次吸收累出来的。

◆二、分叉是怎么发生的

把餐厅的故事换成学派的故事，次序是一样的。

前几章已经讲过：学派起手时，带着一对借来的预设，一头是对人的预设，一头是对国家与制度的预设；碰到接不住的事，也就是异象，它首先做的是吸收，免检、改名、先验，三种办法随便用。吸收不是坏事，它让学派有韧性，不会一碰到难题就散架。可是吸收有成本。免检要不断扩大“不算数”的范围，改名要不断添加新的“参数”和“效应”，先验要把定义越写越紧。吸收到后来，补丁的数量会超过原来的主体。写字楼店和大学城店的差别，就在于补丁的数量。

分叉发生在这个时点。一部分人觉得，与其再多写一个“例外”，不如干脆把这些接不住的事当作起点，重新放一对预设，从头推。这样，原来的异象不再是异象，而成了新学派的“常态”；而原来的学派，反过来变成了新学派眼里的异象：为什么它连这么明显的事都看不见？

所以我说，分叉是异象“撑开”一个新学派。撑开，不是推翻。老学派并没有消失：它仍有一批人在用，仍旧在大学里开课，仍旧有自己的杂志和门徒。老学派和新学派并排站着，各自带着一张出生证，各自有各自的异象表。

这里有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分叉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另立门户”。他们多半说的是，我是在把老学派没有做完的事做完，或者说，我是在回到问题的本来面貌。这是自然的。餐厅的店长也不说“我们另起炉灶”，只说“我们更懂这里的客人”。所以分叉在当事人那里常常不叫分叉，叫“发展”、叫“修正”、叫“回到本源”。叫什么不重要，要看的是，起点有没有换，换的是哪一头。

◆三、改哪一头

出生证有两头，分叉就有三种走法。

第一种，保留对制度的预设，换掉对人的预设。老学派认为制度是一张规则的价目表，人在表里算账；新学派觉得，人不是只会算账的，人是有归属的、有情感的、会被说法左右的。于是制度还是那个制度，人换了一副样子，推出来的政治也就跟着变。

第二种，保留对人的预设，换掉对制度的预设。老学派认为制度是起决定作用的条文，新学派觉得，条文只是表面，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们之间实际的力量对比。人还是那样的人，制度换成了另一个东西。

第三种，两头同时换。这种分叉走得最远，新学派与老学派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语言，连“什么算一件事”都对不上。后面讲到行为革命、建构主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例子。

说明一句：这三种走法，是我为了讲清楚而作的归纳，并不是说每一次分叉都严格落在其中一种上。实际的历史里，分叉常常是慢慢滑过去的，换一头的时候，另一头也跟着松动。但如果你拿起一个新学派，问它的出生证与它的前辈比，换了哪一头，这三个答案大致够用。

分叉之后，新学派马上会做两件事。一是补上自己的意义预设：它把意义押在创造、自由、幸福的哪一边，往往和老学派不同，因为新预设一换，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也跟着换。二是写自己的历史：把前辈学者排成一个谱系，说自己继承的是其中好的那一支，旧学派则是被误导的那一支。这一步很重要，它让分叉看上去像一条连续的故事，而不像一次断裂。

◆四、分叉之后，谁来裁

现在可以回答这一章的核心问题：多元化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分叉的累积，而分叉之后，没有谁来裁。

先把自然科学的情形放在旁边看。两种方程同时站着的时候，通常可以安排一次检验，同一个条件，两个方程给出不同的数，实验一做，总有一个被抛下。因为方程里的量，大家用同一把尺子量。这就是方程依赖的好处：分叉之后可以淘汰。

社会科学里，这一步走不通。原因不是研究者不努力，而是分叉的两个学派，已经不在同一个起点上。大学城店和总店要比一比谁做得对，比什么？比客人的数量？总店本来就不是靠量取胜的。比味道？味道的好坏恰恰是两家分歧的地方。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成功标准，这个标准是从它自己的出生证里长出来的，因此用它自己的尺子量，它总是对的。

于是学派一多，出现的就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理，说久了，滑向另一句话：怎么都行。这就是社会科学里常说的相对主义。这不是说研究者主张相对主义，多数人并不这样想；而是说，学科的结构让相对主义成了一种自然的结果：既然没有裁判，大家只好互相礼让，各讲各的。

有人会问：既然测量层有统一的办法，把测量结果拿出来比，不就能裁了吗？这一点留到下一章细说。这里先说结论：测量层能统一的，是“数怎么量”，裁不了的，是“数说明什么”。同一个投票率，在不同学派眼里是不同的意思，这是导论里已经看过的。

◆五、老学派怎样回应分叉

分叉发生以后，老学派并不会静静看着。回到餐厅：总店的老师傅，对大学城店的做法，大致有三种态度。

一种是把它当作自己的特例。“那不过是我们的菜谱遇到了穷学生。”这样一说，大学城店不是另一家，只是总店在特殊环境里的变形，总店的原则丝毫没有受损。这是把分叉出来的新学派，当作又一个需要吸收的异象。学派之间的口水战，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你说我是你的特例，我说你是我的特例。

一种是划界。“那是另一门生意，和我们没关系。”这样一来，大学城店不再需要被解释，因为它被放到了圈外。学科里也有这样的划界，说某某的东西“不算政治学”，或者“那是社会学的事”。划界的好处是清静，坏处是异象并没有因此消失，只是不再有人负责。

还有一种是借用。老师傅尝了几次，觉得大学城店的拼盘确实好卖，回头悄悄在总店也推一个。这时候，新学派的东西，以另一个名字回到了老学派里。借用是最常见的，也最不声张。时间久了，老学派里夹着许多新学派的零件，却没有承认它们的来路，这又让老学派的起点显得比实际更完整。

这三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回头改自己的起点。所以分叉发生之后，吸收并不会停下来，它换了一个对象继续：这回吸收的是新学派。吸收与分叉，就这样交替着进行，一个学科的历史，大半是这样写成的。

◆六、新学派自己也走进一条单行道

还有一件事要说，免得读者以为分叉是一次解放。新学派撑开以后，很快也会建起自己的出生证，自己的起点，自己的一套吸收办法。大学城店起初只是为了接住学生，过了几年，它也有了自己的“原则”：价格不能涨，份量不能少，上菜要快。当写字楼里的白领偶尔来吃一顿，嫌弃太甜，大学城店也会说：“这是你们不懂我们的客人。”

新学派的路，同样是一条以预设的 S 起手的路，也同样会在自己的异象面前，选择免检、改名、先验。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分叉叫作“撑开”，而不叫“改正”：撑开的，是一个新的空间，空间里仍然是一条路。分叉让路径多了几条，没有让每一条路变得更宽。

因此，一个学科的多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学科的活力。活力指的是学科愿意回头改自己的起点；多元指的是，起点很多。两件事常常同时出现，却是两回事。本书说政治学的政体依赖，指的是后者：每一个起点，也就是每一种被预设下来的政体，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很远，而没有一个学派常态地回头改写它预设的政体。这是诊断，不是判决，所以才需要下一章的三条可错条款。

◆七、分叉不等于进步，也不等于退步

顺着这一章，容易产生两种误会，要先排除。

第一种误会：分叉就是进步，学派越多越好。不对。分叉只说明有异象被某一派认真对待了，不说明新的预设更接近事实。新学派接住了老学派接不住的东西，同时也制造了自己的盲区。餐厅里也是这样：大学城店接住了学生，却失去了老街上愿意等一盘菜的客人。

第二种误会：分叉就是退步，学派越多越乱。也不对。如果没有分叉，异象只会被吸收下去，吸收的成本最终由整个学科承担，学科会变得越来越僵。分叉至少让接不住的东西有了立足之地。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学科没有分叉；我们能要求的，是知道分叉发生在哪里、换了哪一头，这样才不至于把两家人说的话当成同一家人说的话。

所以，本书对分叉的态度是：既不欢呼，也不惋惜，只是把它画出来。每一章讲一个学派，都会问它是从哪一个学派分出来的，撑开它的异象是什么，换的是出生证的哪一头。把这些问题一章章问下去，你会得到一幅分叉的地图。地图上有几条主干，主干之间互相是异象，这就是政治学的多元。

◆八、它看对了什么

“分叉”这个办法，看对了一件事：异象是有分量的。吸收可以拖延，但拖不到永远。一个学科里，总有一些人对“接不住的事”特别敏感，他们不愿意把它打发成“例外”或者“不算数”，宁愿承担另起炉灶的代价。这样的人，是学科里最诚实的一批。他们有时候错，有时候对，但他们让异象留在了台面上。

还有一件事也看对了：分叉是低成本的。要让一个学派改写自己的起点，需要整个共同体点头，几乎不可能；要让一小部分人另立一套，只需要他们自己愿意。所以在现有的条件下，多元化其实是学科处理异象最经济的办法，只是它付出了“没有裁判”的代价。

带走的话
分叉不是谁决定的，是吸收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吸收下来的东西自己长成了一套。
新学派的出生证，通常是对老学派换了一头：换人，换制度，或者两头一起换。
学派一多，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各有各的尺子，没有裁判；没有裁判久了，就滑向“怎么都行”。
分叉不等于进步，也不等于退步。读一个新学派，先问它撑开的是哪一个异象，换的是哪一头。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异象、三种吸收、分叉、政体依赖、意义预设、测量层。

锁定记录：学派一旦分叉，各自的成功标准由各自的出生证定出，所以分叉之后无法互相裁判；这一点会在以后每个学派上反复出现。

第 7 章

三层与三种依赖：本书怎样算错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是政治学，为什么有的部分大家能达成一致，有的部分怎么也谈不拢？还有，凭什么说这本书的诊断有可能是错的？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在诊断任何人。老丁四十出头，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年初体检，报告拿回来一页一页翻：血压在范围内，血糖在范围内，血脂在范围内，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都写着“未见异常”。医生看完报告说：指标都正常，放心。可是老丁这两个月总觉得累，早上起来像没睡过，下午三点脑子发空。他把报告又看了一遍，一条异常也没有。

这件小事里，其实有三种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

第一种：血压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办法。用什么仪器、坐几分钟、测几次、取什么值，都有规定。换一家医院，数字略有出入，但出入有范围，大家知道怎么对。这是测量。

第二种：他为什么累？这就不是读数能回答的了。可能是睡眠，可能是压力，可能是某种读数没有覆盖到的问题，也可能就是换季。每一种说法都能找到一点支持，也都能把别的说法解释成“次要因素”。到底是哪一种，取决于你一开始认为人的疲倦是怎么回事。这是解释。

第三种：他该不该为此请几天假，或者该不该对领导说少加点班？这又不一样了。这里再不是“怎么回事”的问题，而是“该怎么办才好”的问题，牵涉到他想要什么样的日子，公司愿意让步到哪里。这是规范。

指标正常，人却不舒服：不是体检骗了人，而是测量、解释、规范这三层，本来就不是一个层，测量层的“正常”，替代不了解释层的“为什么”，更替代不了规范层的“怎么办”。

◆二、三层

政治学也是这三层。

测量层，是有操作判据的那一层。选举的得票和席位，民意调查的抽样与问法，议会表决的记录，各种计量模型的估计，这些工作有办法可循，同行可以重复，做错了会被指出。不同学派在这一层上，统一性较强：你用算账的方法算选票，我用团体的方法算选票，票数是同一个数。

解释层，是靠预设撑着的那一层。为什么投票率下降？为什么一个政权稳得住，另一个稳不住？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这里运转得好，在那里运转不好？这些“为什么”，测量层给不出答案，只能给出材料。要从材料走到答案，必须先有一对预设，把人和制度放定。放得不同，答案就不同。多元严重，就出在这一层。

规范层，是在解释层之上再加价值分歧的那一层。该不该强制投票？什么样的制度算好？权力应该怎样分配？这里不但要预设，还要说清楚“善”是什么。政治学的特点之一，是这一层几乎写在台面上，不像有些学科那样把价值藏在后面。所以规范层的分歧最难弥合：即使两个人对“事实”看法一致，对“该怎么办”也可以不一致。

三层的关系，可以用老丁的例子再看一遍：测量层的读数是共同的底；解释层在这个底上盖起各自的房子；规范层又在房子上挂上各自的匾。底可以相同，房子和匾却不会相同。这不是研究者不努力，是层次本身的性质。

◆三、三层怎样混在一起

三层的麻烦，不在于每一层各自有多难，而在于它们常常被悄悄混在一起讲。

比如有人说：投票率下降，是民主出了危机。这句话里装着三件事。“投票率下降了”，是测量层的话，可以去查，查的人只要用同一个办法，就能对上。“原因是人们对政治失望”，是解释层的话，换一个人，可以说原因是生活节奏变了，是投票太麻烦，是人们已经满意了不必去投，每一种说法都能找到几个例子。“这是危机”，是规范层的话，要看你认为投票率应该是多少，认为民主的核心是不是参与。三件事一股脑说出来，听上去像一句话，其实跨了三层。反对的人也常常是这样：他们说“投票率没什么可怕”，其实是在规范层上否认前一个人的判断，却被听成是在测量层上否认事实。

测量层本身也不是空手来的。投票率，分母用的是登记的选民，还是适龄的全部人口？民意调查，问题的措辞、排列的次序、受访者的抽样，都会影响结果。这些选择，没有一个不是人定的约定。然而它们是明说的，可以查，可以重做，别人可以拿另一种约定再算一遍，比较两个结果。测量层统一性较强，不是因为它没有约定，而是因为它的约定是摆在桌面上的约定。一旦有人把某个读数直接拿来回答“为什么”，那就已经悄悄走到了解释层，分母的约定也就被悄悄带进了预设里。

所以读政治学的时候，一个有用的习惯是：每听到一个判断，先问它在哪一层。属于测量层的，看它怎么量的；属于解释层的，看它借了怎样一对预设；属于规范层的，看它押了怎样的善。问完这三问，很多看似不可调和的争论，会变得清楚：原来双方吵的不是同一层。

◆四、三种依赖

前面几章已经说过，本书的诊断是：学派以预设的 S 起手，异象被吸收或分叉，于是学派只走一条路。这件事要分两层说，两层不能混。第一层是总称：放在整个社会科学上，它叫路径依赖。第二层是专名：落到政治学里，学派起手的那个 S，具体就是它预设的一种政体，所以本书给政治学的专名是政体依赖。这里先说第一层，再说第二层。路径依赖并不是所有学科共有的毛病，它是社会科学的特点。

按本书的口径，三类学科有三种依赖。自然科学是方程依赖：学派靠一组方程起手，异象出现在方程闭合不了的地方，修补就在方程里做，好处是方程可以拿到实验里去检验，出错容易被发现。社会科学是路径依赖：学派靠预设的一个起点起手，异象出现在起点接不住的地方，修补就在路径上做，偏偏社会科学的起点是预设，不是可以直接检验的方程，所以出错很难被发现。人文科学是原理依赖：靠某一条原理把一切解读成它的例子，解读不通的就再加一条解释，也是自己说自己。

这三种说法，我想提醒你两点。第一，它们讲的是“主要的毛病在哪里”，不是说自然科学没有路径、社会科学没有原理，哪一类学科都是三者兼有，只是各有各的短处。第二，三种依赖和三层，是两种不同的切法：三层是从“一个主张属于哪一类”来切，三种依赖是从“一类学科常犯哪一种毛病”来切，彼此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本书主要讲社会科学里的政治学，所以重点放在社会科学这一种依赖上，另外两种只在对照时才提。

◆五、三门学科，国家的三个侧面

社会科学这一种依赖，落到不同的学科，被锁住的东西并不一样。社会科学的三门大学科，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看的都是国家，却各自被锁在国家的一个侧面上。打个比方：经济学看的是国家的“波”，看东西怎样流、流多快、流起来有多黏；法学看的是国家的“场”，看各部分怎样连起来、谁先谁后、搭成什么结构，这套连接、次序、结构，就叫制度；政治学看的是国家的“粒子”，看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这些整体、稳定、独立的具体特征合起来，就是政体。比如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一样，大家都看得见。三门对照如下：

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看国家的哪一面 波 粒子 场
关心的特征 路径、速度、粘性 整体、稳定、独立 连接、次序、结构
被锁住的东西 路径 政体 制度
依赖的专名 路径依赖 政体依赖 制度依赖

读这张表要注意一件事：经济学那一列的“路径依赖”，是经济学的专名，和社会科学的总称同用一个词，层次却不同。总称管三门，说的是三门共有的毛病：以预设的 S 起手，只走一条路；专名各管一门，说的是这一门被锁住的是国家的哪一个侧面。不要把两层读混。

政体依赖说的是什么？一个政治学学派起手时，已经预设了一种政体：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它把这种政体当作国家“本来的样子”，也就是政治学里的 S，显露出来的样子。异象来了，它就读成“政体偏离”，读成“混合型”，读成“过渡期”，起点的那种政体不动。所以，政体依赖就是 S 在政治学里的具体形态；六条路只走一条，仍是它的形式。我在书里只描述各学派预设了哪一种政体，不评价哪一国的政体更好。

还要防一个混淆。第四十二章的历史制度主义也讲“路径依赖”，那是它自己的概念，说的是制度一旦走上一条路就越走越固定，是一种制度演化的说法。本书的政体依赖是对学派起点的诊断，两者不是一回事。

◆六、怎样算错

写到这里，我必须把一件事说明白：一本批评别人“只会吸收异象”的书，自己必须先摆出，在什么情形下它会认错。下面是三条可错条款，与导读里的三句判词一一对应。

条款一：若在某个政治学分支里，学派的分歧并不沿“预设的主体属性／预设的客体属性”排列，或者存在一个不依赖这类预设的学派，本诊断在该分支收窄。

这是对第一句判词的检验。白话是：我说学派的分歧，是沿着“对人的预设”与“对制度的预设”这两条线排开的。你可以一个分支一个分支地查：把这个分支里的几个主要学派拿出来，问一问，它们的争论是不是主要落在这两个预设的差异上？如果你发现，某个分支里的学派争的是别的东西，不沿这两条线分，或者能指出一个学派，它根本不靠这类预设起手，那么这条诊断，在那个分支里就要缩小适用范围。注意，条款说的是“收窄”，不是“整本书作废”。我也不预先断定，只能章章去查。

条款二：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

这是对第二句判词的检验。白话是：我说学派遇到接不住的事，只会吸收或分叉。如果你找到一个学派，它平常就是回头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那一种政体，改了就走，那么政体依赖的诊断，对这个学派不成立。关键词是“常态”。某位学者个人改了主意，不算；某个学派偶尔一次大修，也不算；要看它面对异象的一贯做法，是不是改起点。读一个学派的论著，读它对大事的回应，答案就在那里。

条款三：若按“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重写的分析，并不比原学派多解释任何一个异象，第三句判词不成立。

这是对第三句判词的检验，也是对我自己最硬的一条。白话是：我主张的出路，是把权力放回“令”与“从”之间去看，不当作谁手里攥着的一件东西。出路好不好，不能靠说得好听。如果按这个思路重写出来的分析，哪怕一个异象都没有比原来的学派多解释，那我的第三句话就站不住。第六十四章会真的做一次这样的重写，到时请你拿着这条去对。

收窄说明：测量层（选举统计、民调、计量）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

白话是：别拿选举统计、民意调查、计量分析这类有明确办法的工作来反驳我。我的诊断本来就说，测量层可以相对统一；它统一，不算反例。多元严重的，是靠预设撑着的解释层和再加上价值分歧的规范层。这一句不是给自己留后路，而是把诊断的适用范围划清：反例要到解释层和规范层里去找。

◆七、三条条款各自会怎样被查

光说“可以被反驳”是不够的，要说清楚，反驳的人该拿什么来。下面各举一个反驳的样子，不是说它们已经出现了，是说如果出现，应当是这副模样。

查条款一，反驳者要做的是：选定一个分支，比如讲政党怎样竞争的，把其中几个主要学派的争论逐个摆出来，然后指出，它们的分歧不在对人和对制度的预设上，而在别处，比如只在于用哪组数据、取哪个时间段。如果这样的指认站得住，我的说法就要在这个分支里收窄。反过来，如果争论看上去在“用哪组数据”，细看却是因为两家对“人为什么这样选”的预设不同，才选了不同的数据，那么条款一仍然成立。所以这条的检验，要深入到争论的肚子里去，不能只看表面。

查条款二，反驳者要做的是：找出一个学派，读它几十年里对异象的回应，指出它的常态是回头改写预设的政体，每次大事之后，起点都有实质的变动，而不是在原起点上添补丁、分家、换说法。这件事需要证据：要对比它前后的出生证，看主体预设和客体预设是不是真的换了，而不是名词换了。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每遇到一个学派，就去查这件事，查的结果会老老实实写在“吸收还是分叉”一节里。

查条款三，反驳者要做的事最硬：拿一个原来学派留下的异象，用“令与从之间长出来”的办法重写，然后核对，这个重写比原学派多解释了什么。多解释，是指原来说不通或只能靠免检、改名、先验解决的地方，现在说得通了。如果一个也找不出来，第三句判词就站不住。这一条，要到第六十三章先定下什么叫异象，到第六十四章才真正动手，所以现在还只能是预告。

这三种查法，难度并不相同：条款一要翻很多资料，条款二要比较长时段，条款三要做一次新的分析。请记住这个不对称：我把最难的一条，放在了最后。

◆八、条款怎么用

三条条款不是摆设，书里会反复用到，这里先交代用法。

读每个学派时，你可以随手问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学派的分歧，是不是沿着“主体预设／客体预设”排的？第二，它面对异象的常态做法是什么，吸收、分叉，还是改起点？第三，若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这件事能不能多解释一点？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每一章末尾小账里的“锁定记录”会记一笔；第三个问题，留到第六十四章集中答。第六十六章会把三条条款连同“怎样查”“什么结果算错”再收一遍，文字不变，只补查法。

我也要提醒自己两个容易犯的错。一个是把条款读成“全有或全无”：条款一和条款二都是分支一个一个地查，也许大部分分支成立，个别分支收窄，那才是诚实的结果。另一个是把“成立”读成“证明”：诊断在某个学派身上没有被反驳，只是没有被反驳，不等于被证明。一套诊断能做的，是把自己放在可以被反驳的位置上，让别人有路可走。

◆九、它看对了什么

这一章讲的是“层”和“依赖”，它们本身不是学派，没有出生证，所以不写“看对了什么”，改成说一句：三层的区分，看对了一件事——不是所有的分歧都一样深。测量层的分歧可以靠更好的办法消掉，解释层的分歧靠预设撑着，规范层的分歧还要再加价值。把它们分开，我们就不会为了本不该争的事争，也不会指望靠多做一次调查，就解决一场关于“善”的争论。

带走的话
政治学的分歧分三层：测量层有办法，统一性较强；解释层靠预设，多元严重；规范层再加价值，最难弥合。
自然科学是方程依赖，社会科学是路径依赖，人文科学是原理依赖；落到政治学，专名是政体依赖：学派死守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
本书有三条可错条款，分别管三句判词：分歧不沿预设排、常态是改起点、重写并不多解释，都可以让诊断收窄或不成立。
测量层统一，不算反例；反例要到解释层和规范层里去找。

小账
本章动用：测量层、解释层、规范层、方程依赖、路径依赖（总称）、原理依赖、政体依赖（政治学专名）、三门对照表、三条可错条款、收窄说明。

锁定记录：把“数怎么量”的统一，读成“数说明什么”的统一，是三层混在一起时最常见的锁定；每个学派读同一份读数，却读出各自的意思。

第二编
古典：共同体与善
编序

第二、三、四编走古典、契约论、十九世纪，基本按思想的年代排，让你看到最早的一批预设是怎样立起来的。本编是第一站：古典。

本编各章：

  • 第 8 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城邦先在于个人
  • 第 9 章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两座城
  • 第 10 章　马基雅维利：政治从道德里脱出来
  • 第 11 章　博丹与主权：权力第一次被写成“最高”

如果你更在意道理而不在意历史，第二到第四编可以略读，它们是源头，不是工具。

第 8 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城邦先在于个人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是先有“我”，再结成共同体；还是先有共同体，“我”是在里面被安放出来的？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大年三十，老家的堂屋里摆开一张大圆桌。爷爷坐在正对大门的位子上，这个位子没有人说过是“上座”，可是谁都知道。他的左手边是大伯一家，右手边是二叔一家，孩子们的位子靠近门口，因为方便出去放炮仗。今年家里添了一个人：大伯的儿子刚结婚，新媳妇第一次回来过年。她端着碗站在桌边，不知道往哪里坐。有人把她往靠厨房的那头拉，说“你坐这儿，上菜方便”。她坐下了，心里明白：这个位子既是照顾，也是一个答案。

这张桌子，在新媳妇到来之前就已经摆好了。座次不是今天谁商量出来的，是几十年里一点一点定下来的：谁是长辈，谁是晚辈，谁家排老几，谁离灶台近。她走进来的时候，没有一个“空白的我”可以先选位子；她是“大伯家的儿媳”，才有位子。反过来，如果哪个人没有座次，不被安排在桌上，她也就不算这家的人。

再留意一点。座次不光是排队，它还把每个人该做的事也带上了：爷爷第一个举杯，大伯负责说开场的话，新媳妇帮着端菜，小孩子负责给长辈敬一句吉祥话。每个位子都有一份差事，差事合起来，才是一顿完整的年夜饭。桌子大于任何一个坐在上面的人。

这个场景里的直觉，大致就是这一章两位老师的起点：共同体在先，个人在后；个人的样子，是在共同体里被安放出来的。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人天生要在共同体里生活，凭言语与理性分辨好坏对错；一个人是什么样，要看他在整体中承担什么
客体预设 城邦是一个有目的的整体，先于个人，目的是让大家过上好的生活
推出的互动内容 政治就是把城邦各部分安排得各得其所、通向共同的善；好坏政体，看它是否朝着这个善
附注：意义预设 重心在“幸福”（过得好），“自由”限于公民之间，“创造”不在中心

起点的 S，是已经显露出来的城邦：一个有秩序、有分工、有座次的整体摆在那里，个人是它的部分。

先说柏拉图。他的《理想国》从一个问题起头：什么是正义？他的办法是把城邦放大，看大字。一个城邦里有三类人，各管一摊：治理的人，守卫的人，生产的人；与之对应，一个人的灵魂也有三部分：理性、血气、欲望。每个部分各司其职，不越位，就是正义。他把善放在最高处，只有真正认识善的人才配治理，所以他提出哲人王。人是什么？是适合某一摊的人；国家是什么？是各摊各得其所的整体。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在《政治学》里改了不少地方，但没有换起点。他说，城邦出于自然，而且先于个人，因为整体必须先于部分：手离开了身体，就不再是手。人是要在共同体中生活的动物，有言语，能分辨正当与不正当，这就是人与别的动物的差别。城邦的目的，不只是活下去，而是活得好。

要提醒两点。一，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不是今天说的“自然界”，更接近“一件事发展到完成时的样子”，所以城邦是人的自然，是完成了的家庭、村落的样子。二，两位老师并不相同：柏拉图要的是高度统一的城邦，连财产和家庭都主张在统治阶层里共有；亚里士多德批评这种统一，认为城邦本来就是不同的人合成的，过度求一，反而不成城邦。这一分歧后面会再看。

◆三、意义预设

两位的意义，大致押在“幸福”上，也就是过得好、过得完满。亚里士多德用的词常被译作“幸福”或“繁荣”，指的是一个人把自己的能力用到好处，是一种活得充实的状态。城邦存在，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生活能够实现。

自由在这个框架里，有一席之地，但窄。它主要是公民之间轮流统治与被统治的自由，是参与城邦事务的资格，而不是后来说的“每个人不受干涉”。这里要说一件容易被略过的事实：城邦里的公民，是一个有限的群体，奴隶、妇女、外来者通常不在其中。亚里士多德还提出过“天生的奴隶”这样的说法。这一点留到下面“异象”里讲。

创造不在中心。柏拉图对诗人和新花样相当警惕，亚里士多德重的是完成、成熟，而不是开新。意义的重心放在把一个已有的好秩序维持下去、实现出来。

分清理论和实践：这里讲的是学派的意义预设，不是古希腊各城邦实际做了什么。城邦的实践千差万别，雅典的民主、斯巴达的军事化生活，都与两位的理论有距离。

◆四、走的路

按本书的读法，柏拉图走的是 S→E→D。他从显露出来的理想城邦（S）起手，先说构成它的条件，也就是人的三种本性与三类人（E），然后才讲怎样把人培养到各就各位，教育、选拔、训练（D）。路径是先有格局，再有条件，再有过程。

亚里士多德更像 S→D→E。他从城邦这个完成的整体（S）起手，随后回头讲它是怎样长出来的：家庭，村落，城邦（D），然后才分析让城邦成形的各种条件，人口、地域、财富、阶层（E）。他有一段发生的叙述，这是他比柏拉图更接近“发生”的地方。

可是请留意，两个人的叙述里，起点都没有动。亚里士多德虽然讲了家庭到城邦的长成，但那是为了说明城邦“本来就是这样”，是在证明终点，不是在检验起点。终点被当作了标准，过程用来证明它的合理，这是 S 起手最典型的样子。

由此推出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是让每个人各安其位，朝向共同的善；坏的政治，是各部分只顾自己，或者统治者只顾自己。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成六种：统治者追求共同利益的，有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他叫 polity）；偏向自己利益的，是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判断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统治者人数多少，二是为了谁。他偏爱一种混合的、依靠中间阶层的政体，认为中间的人最稳，最不易走极端。

◆五、异象

古典的这条路，遇到过几件接不住的事。

第一，好人不一定被城邦认出来。柏拉图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罪名是不敬城邦所信的神和败坏青年。后人普遍认为，这件事深深影响了他：如果整体是善的来源，为什么整体会杀掉最有智慧的人？柏拉图的答案，是整体还不够好，要让真正懂善的人来治理。注意，这个答案没有改动“整体先于个人、整体通向善”的起点，只是把原因归到“整体没有被正确地治理”，这是一种吸收。

第二，现实的城邦太不整齐。亚里士多德的学园，据传统说法，收集过一百五十八个城邦的政制材料，这些城邦各自有各自的安排，并没有哪一个与理想型完全吻合。他的办法是分类、比较、混合：把千差万别的城邦分进六种政体，再说哪一种在什么条件下最适合。这比柏拉图灵活，但仍然是把现实放进已有的格子里；放不进的，就说它是“变态”的，也就是偏离了正常形态。偏离，是一种改名：异象被改称成同一整体的退化形态。

第三，城邦里有人不在“整体”之内。奴隶、妇女、外邦人，每天都在城邦里劳动和生活，可是按公民的标准，他们不算部分。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说有些人天生适合被统治，这等于把“谁是整体的一部分”写进了定义。这是先验的做法：按定义，他们本来就应该在那里。

第四，更大的东西出现了。亚里士多德之后不久，亚历山大的帝国使城邦不再是希腊世界的主要单位，许多人生活在一个远大于城邦的政治空间里。以城邦为整体的起点，面对这么大的异象，只能勉强沿用。后来的学派里，斯多亚学派谈到世界城邦，罗马人谈到共同的法，大致可以看作从这里撑开的分叉，但这是后话，也不是两位老师自己的路。

第五，柏拉图自己后来的犹疑。据传统的说法，柏拉图晚年写下《法义》，那是他最后也是最长的一部对话；里面设想的城邦有成文的法律，允许私产与家庭，不再要求哲人王一手包办，而是强调法律的统治，主张把不同的原则搭配起来，以免权力集中到任何一方（亚里士多德就把它读成一种混合政体）。不少读者因此把它看作他对自己早期方案的一次实质性修订，我也这样读：理想的治理者太少，现实的人太多，只好靠法来代替人。这一处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是古典里少见的、近于“回头改”的动作。可是请仔细看，改动的是通向善的办法，从“靠懂善的人”变成“靠好的法”，通向共同的善这个终点，仍然没有动。办法换了，起点还在。

◆六、吸收还是分叉

亚里士多德的六种政体表，是一台很精巧的吸收机器。你给它一个现实里的政权，它总能找到一个格子：为多数人谋利的，叫共和；为富人谋利的，叫寡头；为一人谋利的，叫僭主。凡是对不上的，就说是“混合”，或者“偏离”。表是开放的，格子可以不断细分，可是表所依据的两条标准，人数和为了谁，始终没有变。这样的机器，对异象的耐受力很强，因为任何异象都能被翻译成表里的一个位置，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很难被异象撼动。

把几件事排在一起，可以看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做什么。

苏格拉底之死，被吸收为“统治不当”，起点未动，这是改名加一点先验。现实城邦的千差万别，被吸收为“偏离的形态”，也是改名。奴隶与妇女，被吸收为“天生如此”，这是先验。三件事，三次吸收，没有一件逼着他们改起点。

这里要查条款二。古典作家在异象面前，常态是不是直接改写起点？从这两位的做法看，不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是真实的，他反对过度统一，反对财产公有，修改了许多具体主张，可是“城邦先于个人、通向善”这个起点，他没有碰。他是一位修正者，不是起点的改写者。所以条款二在他们身上不被反驳，政体依赖的诊断成立：他们预设的那一种政体，城邦作为通向善的整体，始终没有被改写。但要补一句：这是我读出来的，是否算常态，要看你对“起点”的划法，如果把“整体”的内容也算起点，那亚里士多德对统一程度的修改，也可以算作起点内部的调整。这一点我标出来，请读者自己判断。

分叉在哪里？古典这一支，本身就是后来很多学派的老家：契约论反过来问“个人先于整体”，自由主义把“幸福”换成“不受干涉”，近代国家理论把“善”从政治中请出去。它们都从这对预设的某一头起手。第三编起的契约论，就是把“城邦先在于个人”整个倒过来。

还要补一笔，免得读者误以为这一派只有“整体压倒个人”一个声音。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地方，恰恰是在保护个人的位置：他认为人对自己的东西有一种自然的关心，把一切都变成公有，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也认为，家庭有自己的权威，不能被城邦吞掉。这些主张，是在“整体先于个人”的框架里为个人留的空间。它不是对起点的改写，却是起点内部的一次拉扯，后来的人把这个拉扯拉得更大，就成了契约论与自由主义的开端。

◆七、它看对了什么

这一派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人是被放进去的。每个人都是先有家，先有街坊，先有语言，然后才有“我想要什么”。座次也好，语言也好，我们是从里面长出自己的。现代的许多研究，回过头来重新承认这一点。

第二，政治离不开“好不好”的问题。把善写在台面上，是这一派给政治学留下的最长久的东西。后来有的学派想把善请出去，请出去之后，又以别的名目请回来，这说明善没法真正绕开。

第三，中间的人重要。亚里士多德关于中间阶层使政体稳定的看法，今天仍被人引用，用来讨论为什么极端的贫富分化让共同体难以维持。我不做评价，只说这是一个耐用的观察。

带走的话
古典学派的出生证：人天生在共同体里，城邦是通向善的整体，先于个人。
柏拉图走 S→E→D，亚里士多德更像 S→D→E，但两人的起点都没有动。
他们面对的异象，大多被吸收：好人被杀，改称“治理不当”；现实参差，改称“偏离”；奴隶妇女，写进定义。
这一派看对了：人是被放进去的，政治离不开善，中间的人重要。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E→D 与 S→D→E、改名、先验、条款二。

锁定记录：整体先于个人这个起点，被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谁不在“整体”之内，由定义决定，而不由经验检验。

第 9 章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两座城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同时属于两个共同体，两边的要求不一致，政治该以哪一个为准？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陈三十多岁，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她是从乡下出来的，每年清明回老家，要去祠堂前站一站。祠堂里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祖训，大意是凡事留三分余地，不赶尽杀绝。族里的长辈说话时，也常提起这句，叫晚辈遇事要想着退一步。

回到公司，规矩换了一套：账要对到分，凭证不全不能报，供应商催款，没有流程批准不能提前付。有一回，一个老供应商在年底急着要钱，说家里等着用，小陈心里想起祖训里那句“留余地”，很想帮他一把，可公司规定摆在那里，她提前付不了。

小陈在这两种要求之间，不是在做一道对错题，而是在两种“我属于哪里”之间。老家的祠堂，要她对“这一族”交代；公司的制度，要她对“这一家公司”交代。两边都有自己的最后一道说法，两边都认为自己才是更要紧的。多数日子里，两边不冲突，她过得平静；冲突的那一天，她才发现自己同时站在两块地上。

更有意思的是，这两块地并不并列。祖训说的，是一个人活着最后要对什么负责；公司规矩说的，是在这一份差事里怎么办事。一个管“终极的归属”，一个管“眼前的安排”。大多数时候，人是把前者放在心里，把后者放在手上。这个场景，就是这一章的底：一个人身上同时有两种归属，一种指向最后，一种指向眼前。

还可以再追问一步：小陈会不会因为祖训，就在公司里放宽规矩？多数人不会。她多半是自己垫上一点人情，比如私下问一句供应商的难处，帮他催催流程，把可以做的做在规矩之内。这个办法，正是“两种归属各管一摊”的日常版本：祖训不去改公司的账，公司的账也不去改祖训的心。两边相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两座城；一旦哪天两边的话撞在一起，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一直站在两块地上。奥古斯丁与阿奎那，就是把这件日常的事，放大成了一个文明的问题。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人是被爱所牵引的受造者，终极归属在上帝，在世则又是有缺陷、会偏离的
客体预设 世间的政治秩序是有用但暂时的，它的好坏不能自己定，要由更高的法来衡量
推出的互动内容 政治是安排人们在世的和平与公共生活，它有价值，但不是终点；高于它的法可以衡量它
附注：意义预设 终极的幸福在彼岸；在世的政治以和平与秩序为目标，自由与创造不居中心

起点的 S，是已经显露的“两座城”的格局：一座指向上帝，一座指向自己，在历史中交错在一起。

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起因是公元 410 年西哥特人攻入罗马城。罗马人受到震动，有人把罪归到基督教头上，认为抛弃旧神才招致灾祸。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写一部很长的书，把历史看成两座城的并行：一座是以爱上帝为本的城，一座是以爱自己为本的城。区分两座城的，不是地域，不是国籍，而是人心里最爱什么。两座城在现世混在一起，难以分辨，要到最后才分开。

对政治的态度，因此有一个很特别的转折：国家有用，却不是终点。国家的和平，是两座城的人共同需要的，信徒也要过日子，也要借用世上的安宁。但国家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因为没有对上帝应有的敬，它缺最重要的东西。他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大意是离开了正义，国家与大盗帮伙没有多少区别。我这里只是转述，用意是说，正义是衡量国家的更高尺度。

阿奎那在十三世纪，面对的是另一件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重新进入西欧，其中大量关于自然、人和城邦的论述，与教会的信仰并不一致。阿奎那的工作，是把二者安顿在一起。他认为人天生是社会的、政治的存在，需要共同体来达成善；国家有它自己的自然地位，不只是堕落的补救。他把法分成几层：永恒法、自然法、人法、神法。人间的法律要符合自然法，才称得上完全的法律。恩典不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

◆三、意义预设

两位的意义，终极处都放在幸福上，但是那是另一种幸福：在上帝里的完满。尘世的幸福是有限的，不能完全。这就使得在世的政治，有了一个“次一级”的意义定位：它值得做好，却不值得当作一切。

与亚里士多德相比，这里有一个重要变化。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是在城邦里实现的；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的幸福，最终超出城邦。城邦因此不再是人的最高归属，而是一个中间站。

自由和创造，在这个框架里都不居中心。自由在这里主要意味着从罪里解脱，而不是不被政府干涉。创造则主要属于上帝，人是受造者，人的“作”是对上帝秩序的参与。这也是理论层面的意义预设，不是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没有创造、没有对自由的渴望。

理论与实践要分开读：中世纪欧洲的现实是教权与王权、教会与贵族之间长久的争夺，与两位思想家笔下的“秩序”并不一一对应。

◆四、走的路

奥古斯丁的路，大致是 S→D→E。他从两座城的终局格局（S）起手，随后讲历史怎样从亚当起一路走来，两座城如何交错（D），最后回到人心里的爱，也就是那些缠在一起、决定一个人属于哪座城的条件（E）。终局先在，历史是为了通向它；爱是历史里的内在驱动。

阿奎那更像 S→E→D。他从一个被安排好的整体（S）起手，这个整体里写着自然法；然后讲自然法刻在人的本性里，人靠理性认出它（E）；最后才讲具体的人法怎样一步步根据自然法制定，社会怎样实际运转（D）。他的路比奥古斯丁平，更靠近日常的法律与制度。

两条路的关系，可以借小陈的两种归属来看：奥古斯丁更重那个“最后要对谁交代”的归属，所以他对世上的政治看得相对冷静；阿奎那尝试把“眼前的安排”也接回到“最后的归属”上，使二者连成一条线。

奥古斯丁对“和平”的说法，值得多说一句。他承认，两座城里的人，在现世都需要一种安宁：有饭吃，有秩序，有可靠的约定。这份安宁，是两座城共同使用的，信徒借用它，别人也享用它，但信徒心里清楚，这份安宁不是最后的东西。因此在他笔下，国家的角色相当克制：它守住日常生活的底线，不必也不能负责人的最终命运。这一点，使他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对现存的政权有一种冷静的容忍，另一方面也留下了批评的余地：只要国家自称是终点，就越过了界线。

由此推出的政治是：政治要为人间的和平与公共的善服务，同时受高于它的法衡量。国家不能自己定义什么是正当，教会、神法与自然法，是国家的尺。一项人法若违背自然法，就不能算完全的法。这个框架后来对“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法”这一直觉影响深远。

◆五、异象

这一条路，遇到过几类接不住的事。

第一，两座城无法被识别。奥古斯丁说，两座城在世上是混杂的，谁属于哪座城，只有上帝知道。受洗的人里可能有属于地上之城的，圈外的人里也可能有属于上帝之城的。这使得“哪些人是我们这一边”这个问题，在经验上无法回答。奥古斯丁对此的处理，是把答案推到末日：现在不用分。这是一种免检：该检验的东西，被判定为不必检验、也不可能检验。

第二，两个权威的冲突。中世纪的现实里，教会和世俗君主常常争谁有最后的发言权，比如围绕主教任命的争执，这场叙任权之争的高潮在1076年前后到1122年的《沃尔姆斯协定》之间，大约半个世纪；而教权与皇权、王权之间的较量，此后还时断时续地延续了几个世纪。理论上说，精神的事归教会，世俗的事归君主，各管各的；实践里，什么算精神的事，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理论的处理，是区分“目的”：凡关涉终极的，高于凡关涉眼前的。这把争议转成了一个分类问题，是改名。

第三，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一个异教哲学家写的，他对幸福的理解里没有上帝，对城邦的看法也没有恩典这一环。阿奎那的做法，是把亚里士多德当作“自然的”部分接受，再让恩典在它之上补全。“恩典成全自然”，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说法，也是一种改名：本来冲突的地方，被改写成“层层相叠”的关系。

第四，不义之法算不算法。阿奎那的四层法里，人法要从自然法推出。那么一条明显违背自然法的人法，还算不算法？他的回答大意是：它缺少法的完全含义，更像对法的歪曲。可是他同时很谨慎：对那些违背人的善的不义之法，他说良心上并不受约束，却又补上一句，为了避免丑闻或骚乱，人们仍可以忍耐；只有当法要求人去做违背神的善的事，比如逼人拜偶像时，才说万万不可遵守。也就是说，“更高的法”这把尺子是有的，用它的时候却要小心翼翼。这是一种折中，也是一种吸收：尺子保住了，尺子的锋刃被磨钝了。

第五，爱的对象无法检验。奥古斯丁用“爱什么”来区分两座城，一个共同体是什么样，取决于它所爱的东西是否同一。这个说法很有力量，他据此把罗马的光荣，解读成对荣誉的爱，而不是真正的正义。可是“爱什么”，在经验上很难被第三者证实，外面看到的，只是行为。于是爱成了一个最终的解释，凡是行为对不上的，就说爱不对。这是一种先验的用法：解释自己保证自己。

◆六、吸收还是分叉

综合来看，这一派的常态是吸收，而且是以改名为主：把冲突改称成层次。三件异象，没有一件让他们回头问：两座城、两种权威、两种智慧，是不是可以不在一个起点上放？

不过，这一派身后也有明显的分叉。十四世纪，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写了《和平的保卫者》，主张权力的源头在共同体本身，而不在教会，也不是教会托付的；这等于把“世俗共同体”从“两座城”的格局里拉出来，让它自成起点。后来的宗教改革也有类似的力量，把教会的权威打破，使世俗权力和个人良心各自站到前台。这些，大致可以看作从“两座城”这对预设里撑出来的新学派，换的是客体一端：政治秩序不再是次一级的、暂时的，而有了自己的根。

对条款二而言，奥古斯丁与阿奎那都不是起点的改写者；他们的常态是吸收，偶有分叉发生在后来者身上。对条款一而言，他们的分歧确实沿着预设排：奥古斯丁对人更悲观，对世间秩序更冷淡；阿奎那对人的理性更乐观，给世间秩序一个稳定的自然地位。分歧在于对人的预设与对制度的预设，条款一不被反驳。

◆七、它看对了什么

这一派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人确实同时属于不止一个地方。小陈的祠堂和公司，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家、族、宗教、国家、职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最后一句”，它们之间不总是和谐。把这种多重归属摆到政治学的桌面上，是这一派的贡献。

第二，政治不是一切。承认政治有边界，国家之外还有衡量国家的尺度，这个直觉后来在各种形式里反复出现。

第三，规则之上有规则。一项法律合不合理，不能只问它是不是被制定出来，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在被追问。我不对它作评价，只说它是这一派留下的一份耐用的问题。

带走的话
这一派的出生证：人是被爱牵引的受造者，政治秩序有用但暂时，要受更高的法衡量。
奥古斯丁走 S→D→E，阿奎那更像 S→E→D。
他们的异象：两座城无法识别（免检）、两种权威冲突（改名）、异教哲学（改名为“恩典成全自然”）。
这一派看对了：人有多重归属，政治不是一切，规则之上还有规则。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D→E 与 S→E→D、免检、改名、分叉、条款一、条款二。

锁定记录：把“最后的归属”放在“眼前的安排”之上，异象一出现，就用层次去吸收，而不回头问两个归属是否能在同一起点上放。

第 10 章

马基雅维利：政治从道德里脱出来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想把事办成，而这个世界里的人并不都按道德说的那样行事，政治还应不应该先问“好不好”？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周日早上的菜市场，卖鲫鱼的大姐站在水盆后面，网兜一捞，鱼在盆沿上翻腾。她对每一个走近的人，说的是差不多的话：“早上刚到的，一点不腥。”“这是最后几条了，亏本卖你。”

你在她的摊前站了一会儿，听见她对前一位客人说“最后几条”，对后一位也说“最后几条”。盆里的鱼，并没有因为卖出去几条而少了多少。你于是知道，这句话不能全信。可是你也没有生气。你开始还价，她假装不肯，你作势要走，她又叫住你，把秤上多放了半条。最后大家都满意：你买到了便宜，她卖掉了鱼。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想的地方：她的话不全真，你的话也不全真。你说“隔壁才卖这个价”，隔壁其实贵一些。双方都不太老实，市场却照常运转，而且大体运转得不坏。如果她句句实话，反倒可能吃亏：说“这鱼是昨晚的”，买的人就走开了；如果你句句实话，说“我其实很想买，别家我还没问过”，价就压不下去。

换句话说，在这个场景里，“不说假话”这条道德，并不是菜场的运行规则，真正的运行规则是另外一套：看人、看势、看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能咬死价，什么时候该让一步。老练的人都懂这套，却不会把它写进家训。

马基雅维利做的事，就是把这套“实际怎么运转”的东西，认真写下来，不再披上“应该怎么样”的外衣。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人大体上是自利、善变、爱面子、畏惧强者的；少数人有魄力与能耐（virtù），多数人随势而动
客体预设 国家是需要夺取、保住和扩大的东西，处在充满偶然（fortuna）的环境里，靠实力和手段维持
推出的互动内容 政治是获取和保持权力的技艺；道德规范是工具，要看效果；成功的统治者善于顺势而为
附注：意义预设 创造（建立新的秩序）与自由（共和国的自治）居中心，幸福不居中心

起点的 S，是显露出来的“国家”：一个摆在那里、等着被拿下和守住的东西，它的好坏要看稳不稳。

先交代人和书。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官员，长期做外交和军政事务。1512 年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他丢了职位，一度还被捕。他在乡下的闲居期间，写了《君主论》（一般认为成于 1513 年，作者去世后的 1532 年出版），又写了《论李维》。《君主论》教君主怎样获取与保住国家；《论李维》则以罗马共和国为样本，讨论共和国怎样兴衰。

他的主体预设，在《君主论》里相当直白：人总的说来是忘恩的、善变的、怕危险的、贪利的。他的客体预设是：国家不是一个自然的、先在的整体，也不是上帝秩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要靠人的力量建起来、守住的东西。政治由此脱离了神学和伦理学，自己成了一门独立的技艺。

他的说法，不是“道德没有用”，而是“道德不能当作政治的起点”。一个君主若只想着按善行事，他周围那些不按善行事的人，会很快让他倒台。所以他要学会“不善”，必要时。不过，他也不主张无度的残忍，他认为残忍要用得恰到好处，一次用够，不要拖下去。

◆三、意义预设

他的意义，若要放进创造、自由、幸福三个槽位，创造和自由是中心。

创造，是因为他特别关心“新秩序的建立者”：开国者、新君主、立法者。《君主论》里最受称赞的人物，往往是那些从无到有创建国家的人。创造在这里是奠基，是把一盘散沙变成有形的政治体。

自由，是因为《论李维》里他对共和国的态度。他看重的是一个共同体不被外人支配、也不被内部的一小撮人支配。在他看来，平民不愿被人支配，贵族则想支配别人，这两种性情的冲突，不一定是坏事，只要有制度让冲突转成对自由有益的力量，罗马的共和国就是靠这种冲突保持活力的。

幸福不居中心。他并没有说幸福不重要，他只是不把“人过得好”当作政治的第一问题。第一问题是：国家能不能立得住。

这里要标一句：怎样读马基雅维利，学界长期有争论，有人偏重《君主论》，读成君主的教师；有人偏重《论李维》，读成共和主义者。我这里取的是比较常见的读法，把两部书合在一起看，意义重心落在创造与自由，这是我读出来的，不是唯一的读法。

◆四、走的路

按本书的读法，马基雅维利走的大致是 S→D→E。《君主论》开头，先把“各种君主国”分类（S），这是国家的各种显露样子；接着讲怎样得到它，靠自己的武力，靠别人的武力，靠运气，靠罪行，靠同胞的拥护（D）；最后才是那些缠在一起、让一件事成败的条件：时势、运气、人心、军队（E）。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成败的一半，取决于运气（fortuna），一半取决于人的魄力（virtù）。这里的 fortuna 不是迷信，而是指不受人控制的变化，像一条会涨水的河；virtù 也不是道德上的“美德”，而是一种临事应变的能耐。一个好的君主，要在涨水之前修好堤坝，涨水之后能适应河道。

这条路的特点，是起点非常实在：国家是一个要被拿下和守住的东西。它的所有分析，都围绕着“怎样守住”。这样的起点，让他看到了许多别的学派看不到的事，比如伪装的作用、恐惧与爱戴的比较、对使用暴力的“一次用足”的建议。

他有几个著名的建议，也值得看一眼，因为它们正好是这个起点的产物。

一个是关于恐惧与爱戴。他说，最好是既被爱又被怕，但两者很难兼得，必须二选一时，被怕比被爱更稳，因为爱靠人的情分维系，人是善变的，一遇到利害就断；怕靠一种担心惩罚的心理，更难撤掉。这个建议里，包含着他对人的预设：人是随利害转向的。如果换一个预设，认为人本来重情义，这个建议就不会这样写。

一个是关于狐狸与狮子。统治者要有狮子的力量，防备豺狼；也要有狐狸的狡猾，识破陷阱。只有狮子，容易中计；只有狐狸，吓不住敌人。这个比方说的不是“要不要欺骗”，而是“要能两手并用”。

一个是关于人民与大人物。在他的分析里，一个国家里总有两种性情：大人物想支配别人，普通人民只想不被支配。君主若靠大人物上台，会发现身边都是自以为与他平起平坐的人，难以指挥；若靠人民上台，则容易相处，因为人民要的比较少。这个观察，已经带着后来“精英与大众”的影子，我们到第六编还会遇到。

这三个建议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个都是从“人会怎么想怎么做”这个预设直接推出来的，没有一个是靠检验得来的。它们好用，是因为在许多情境里确实应验；它们不可检验，是因为一旦不应验，总可以说是运气，或者说用得不够恰当。

由此推出的政治是：权力是能力与时势的合力；善恶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由结果决定；一个君主要有两副面孔，既懂得遵守规则，也懂得必要时越过规则。菜场卖鱼的大姐，大概不会读《君主论》，但她身上做的，就是这一套“看势、留余地、两副面孔”的功课。

◆五、异象

马基雅维利的路，也遇到几件接不住的事。

第一，他自己的榜样倒了。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是《君主论》里被赞许最多的人物之一：夺城掠地，处理手下，手段干净利落。可是 1503 年，他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而他自己恰好重病，局面整个翻转，他很快失势。按“手段对就能成”的逻辑，他本该成功。马基雅维利在书里的解释是：那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命运异乎寻常的极端恶意。这里，“运气”承担了一件重活：凡是魄力解释不了的失败，都归到运气名下。这是改名，也带一点免检的味道：失败不算对理论的检验。

第二，成功不等于被认可。他在书里讲到西西里的阿加托克利斯，一个靠残忍上台并长期执政的人。马基雅维利承认，他得到了权力，却得不到荣耀；他的说法大意是，这样的手段可以夺得权力，却谈不上荣耀。这个例外被他单独拎出来：这样的手段能得到权力，却换不来荣耀。这等于在权力之外承认了另一个衡量。如果荣耀也算数，那么“结果决定一切”这个起点，就需要打折扣。他没有重写起点，而是把荣耀放在一边，当作一个附带的尺度。

第三，两本书的口气不一致。《君主论》像是君主的教练，《论李维》像是共和国的赞歌。后来有人，例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把《君主论》读成一部讽刺，是表面教君主，其实是把君主的伎俩公之于众，提醒人民。这一读法在今天仍被讨论，不少学者并不接受。我不在此裁定，只是指出：这样的分歧，说明这一起点本身撑得住好几种读法。

第四，他的现实主义，可以被不同的人拿去用。有人把他读成“国家理由”的老祖宗，有人读成共和主义的传人。这件事说明，同一个起点分出了两条路。

◆六、吸收还是分叉

马基雅维利自己，对异象的做法，大体是吸收：博尔贾失败，归给运气（改名）；阿加托克利斯得不到荣耀，当作例外（免检）。起点没有动：政治是获取和保持权力的技艺，成败要看实力与时势。

而他身后的分叉非常明显，而且换的是不同的头。一条往“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的方向走，沿着“国家的利益高于道德”这个线索展开，后来成为国际关系里现实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条往共和主义走，把《论李维》里的自由、冲突、公民的参与拉出来，二十世纪下半叶，波考克（J. G. A. Pocock）的《马基雅维利时刻》等著作，把这一条线重新接上，讲共和的自由传统怎样从佛罗伦萨一路传到大西洋世界。同样的文本，一边的人读出了“强权的技艺”，一边的人读出了“自由的条件”。他的预设是一对，推出的东西可以分两支，这是出生证带来的结果：他对人的预设（自利、善变）与对国家的预设（要被守住），既能推出对强者的建议，也能推出对制度的建议。

对条款二，他的做法不构成反例：他没有在异象面前直接改写起点。对条款一，他的分歧沿预设排：他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分歧，正是在“人是否朝向善”“国家是否先于个人”这两条线上。他既是古典的反对者，也是古典的接班人，两条线他都拿来用了。

◆七、它看对了什么

他看对了四件事。

第一，政治里有“不干净”的东西。承认权力、欺骗、武力、恐惧的存在，不把它们扫到地毯下，是他对政治学最大的贡献。后来所有讲权力的学派，都在某种程度上欠他一笔。

第二，成败里有偶然。承认运气，承认没有人能控制全部条件，让政治学始终保留一个诚实的余地。

第三，冲突不一定是坏事。他在《论李维》里认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争斗，使罗马保持了自由和活力。这一直觉，后来在多元主义的讨论里反复出现，我们到第六编再碰上它。

第四，政治要有“样子”。他认为，统治者不必真有所有的美德，但一定要看上去有；因为大多数人是凭外表和结果判断的，很少有人深入内部。这件事今天读来，仍然很扎手，但它指出了一个稳定的现象：政治里，被看见的样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后面讲到建构、话语的几章，我们会看到有学派把这一点当作整个起点，而他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说了一句。

带走的话
马基雅维利的出生证：人自利善变，国家是要夺取和守住的东西，政治因此是获取与保持权力的技艺。
他走的路是 S→D→E：先看国家的各种样子，再看怎样得到，最后看时势与运气。
他的异象有博尔贾的败落、阿加托克利斯的“无荣耀”，被分别吸收为“运气”和“例外”。
他看对了：政治里有不干净的东西，成败里有偶然，冲突不一定坏，政治要有样子。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创造与自由）、S→D→E、改名、免检、分叉、条款一、条款二。

锁定记录：把一切魄力解释不了的失败归给“运气”，使得“手段决定成败”这个起点从不会被一次失败检验到。

第 11 章

博丹与主权：权力第一次被写成“最高”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共同体里，总得有一个不能再被上诉的“最后一句话”吗？这个“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被写成理论的？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老贾一家五口，老人、夫妻、两个孩子，住在一套三居室里。今年要不要买房，家里争起来了。爷爷主张继续租，说不欠债睡得安稳；老贾主张买，说租金白交了；老贾的妻子觉得再等等，孩子上学的事还没定。三个人各有一堆理由。

过去，这样的事，爷爷说一句就算了结，别人说什么，到他那里就停了。可这几年，家里有了一个新办法：每周日晚饭后开个家庭会议，大家举手。有了会议，爷爷就不再是“最后一句”，他只是一票。头两次，家里热闹得很，也确实多了些主意；可到了第三次，会议没有结论，爷爷说“那就先不买”，老贾说“会议还没定”，两人对了一下，谁也不让。妻子在旁边说了一句：“我们到底听谁的？”

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章的底：不论是爷爷拍板，还是会议表决，一个家要能动起来，总要有人或有办法给出最后一句。如果没有，每一件事都会悬着；如果最后一句是谁、依据什么，这件事本身就成了家里最大的政治。

注意，这里的争论，不是爷爷好还是会议好，而是“最后一句”该落在谁手里、有多大。这就是主权的问题。

后来的做法是这样的：家里说好，普通的事，会议定；牵涉到大笔的钱，比如买房，会议先议，议完由老贾夫妇拍板，爷爷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这个办法，有人满意，有人觉得别扭，但它至少让“最后一句”有了名字。回头看，这个家真正经历的，不是在“一个人说了算”和“大家说了算”之间选一个，而是要把几种权力的名目分开：谁有资格提事，谁有资格讨论，谁有资格定。博丹要处理的，是比一个家庭大得多的东西，但他问的问题，和这个家的妻子问的那一句是同一句。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人是服从者：在一个共同体里，人要么是下命令的，要么是听命令的；公民是依赖于他人主权的自由臣民
客体预设 国家是一个有最高、持久、不可分的权力的共同体；没有这个权力，就没有国家
推出的互动内容 政治的核心是主权：谁有权给全体立法，谁不受别人立的法的约束；政体的区别，在于主权在谁手里
附注：意义预设 重心在秩序与安定（近于“幸福”的底座）；自由收窄在法律之内，创造居末

起点的 S，是显露出来的“主权者的命令”：一道没有人能再上诉的命令。

让·博丹（Jean Bodin，约 1530—1596），法国的法学家，写作的年代正是法国宗教战争的年代。1572 年圣巴托洛缪之夜的大屠杀，让整个法国对“国家会不会垮”有了切身体会。1576 年，他出版了《国家六论》（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他想回答的问题是：国家靠什么才能稳住？

他的答案是主权。他给出的定义大意是：主权是一个国家绝对的、永久的权力。“绝对”，指不受已有的人定法律束缚；“永久”，指不是临时委托的，不会期满收回。他列举了主权的若干标志，大意是：给全体立法而不需要得到别人同意，宣战与媾和，任命高级官员，作最后的裁判，赦免，铸币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立法的权力，因为其余的权力都可以看作它的展开。

他的另一个重要区分：国家形式和统治形式不同。国家形式看主权在谁手里（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形式看主权怎样运用。这使他能够谈论“君主制国家而治理得像民主”这样的情形，不再混为一谈。

他对家庭的看法也颇为相关。在他的论述里，家庭是国家的根基，家长对家庭有权威，家庭的秩序与国家的秩序相互呼应。所以爷爷拍板还是会议表决这个小场景，恰好落在他关心的问题上，当然，这只是我借来说明的比喻。

◆三、意义预设

博丹的意义，可以放在“幸福”的底座上，也就是秩序和安定。他经历了内战，最想避免的是国家分崩离析。主权的意义，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让共同体免于解体。

自由在他的框架里被收窄了。人民有自由，那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主权者不受人间法律约束，臣民却要受约束。但这里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限定：博丹认为，主权者仍然受神法与自然法约束，也要遵守自己对臣民作出的正当契约。绝对不等于任意。

创造居末。国家是要保住的东西，不是要创新的东西。

理论与实践分开读：这是理论层面的意义预设。十六世纪的法国，王权、贵族、等级会议、教会之间的现实关系，要复杂得多，博丹的主张在当时是一种有立场的主张，不是对现实的白描。

◆四、走的路

按本书的读法，博丹走的是 S→E→D。他先把“主权”这个显露出来的最高权力写成起点（S）；接着讲它受什么约束、与什么条件缠在一起，神法、自然法、契约、国家的基本法（E）；最后才讲主权怎样取得、怎样运用：靠武力，靠选举，靠继承，靠合法战争（D）。

这条路的特点，是把最后一句话放在最前面。你读他的书，会觉得国家这个东西，有了主权，其余一切都可以推出来：政体、官职、法律、战争。这让他的论述非常有条理，也让他对“权力在哪里”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洁的答案：权力在最高那一点。

由此推出的政治是：政治的核心是命令与服从；法律本质上是主权者的命令；国家的统一取决于主权不可分割；若主权被分成几块，国家就会陷入争吵和内战。这一点，他特别强调，主权不可分，也不可转让。

主权与法律的关系，是这条路上最特别的一环。在他看来，法律的本质是主权者的命令，既然如此，主权者不能被自己的命令捆住：他可以改，可以废，不受自己此前法令的约束。这与古典的想法恰好相反：亚里士多德希望法律统治，连统治者也要服从；博丹把法律放在主权者之下。但博丹同时划了几条线：神法与自然法在主权之上；与臣民订立的正当契约，也要遵守；王国里关于继承等的根本规矩，按他的说法，主权者同样不能随意变动。这几条线，使他的“绝对”成为一个带着框的绝对。

他还有一个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小定义：公民，是依赖于他人主权的自由臣民。换句话说，公民不是“共同掌权的人”，而是“在同一个主权之下的人”。这一步把古典里公民参与统治的含义，换成了公民受统治而享有一定自由的含义。人的属性，从“参与者”变成了“服从者”，这正是出生证第一栏里的主体预设。

他的路里有一个小小的特点：它把权力当作一件摆在那里的东西，谁拿着，谁就是主权者。这一前提，在今天仍是许多政治学讨论的背景。导读里第三句判词所说的“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要反对的，就是这一类想法。这一章只先指出：博丹是第一个把“手里攥着”说得这么清楚的人之一。

◆五、异象

博丹的路，也遇到了几件接不住的事。

第一，混合政体。古典传统里，混合政体被认为最稳，罗马、威尼斯、英国都被拿来当例子。按博丹的主权不可分，混合政体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个人分享最高权力，必然争出一个最高。他的处理，是重新读这些例子：威尼斯，他认为实质上是贵族制；罗马，表面混合，实际主权在人民；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形，也被放进单一主权的框架里重新解释。凡是看上去分享的，被改称成“其中一个才是真主权，其他是官职的分配”。这是改名。

第二，主权者受不受约束。如果主权绝对，那他什么都能做？博丹的回答，是主权者不受人间法律的约束，但受神法、自然法和契约约束。这样一来，“绝对”的意思变成了“不受人间法律约束”，而其余的约束，从定义上就被留在了主权概念之外。这是先验的处理：一旦把定义调好，约束也好，绝对也好，都能同时成立。

第三，抵抗的问题。法国宗教战争中，新教一方的作者，比如弗朗索瓦·奥特芒（François Hotman）的《法兰克高卢》（1573），以及署名布鲁图的《反暴君论》（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1579，真实作者至今存疑），主张在某些情形下，臣民有权抵抗暴君，国王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且受条件限制。这些人，后人常称作“君主制讨伐者”（monarchomachs）。他们的主张，直接否定了主权必须是单一的、无条件的。博丹的回应，是坚持主权不可抵抗：臣民可以逃，可以祈祷，可以忍受，但不能起来反抗主权者。这是用起点硬挡。

第四，更晚近的异象：联邦。后来出现了主权似乎分在联邦和成员之间的国家形式。这件事博丹没见到，但它是对他起点的长期压力，后人要么说主权实质上在某一层，要么说主权可以分，两种说法都有。

第五，咨议与会议。现实的王国里，国王不是一个人闭门做决定，身边有顾问、有法院、有各种等级的代表会议，有的还握着征税的同意权。按主权的定义，这些机构只能算提建议，不能算分享主权。博丹大致是这样安排的：会议可以进言、可以陈情，决定仍在主权者。至于现实里某个会议的“建议”，君主不敢不听，那算不算分享，他的理论没有给出一个可以量出来的界线。这个界线在哪里，要靠对具体情形的判断，而判断恰恰是起点本身提供不了的。家里那场会议也是这样：爷爷嘴上说“只是一票”，可他不点头的事，后来有没有办成，大家心里有数。

◆六、吸收还是分叉

把几件事排在一起：混合政体，被改名；主权受约束，被先验处理；抵抗，被硬挡；联邦，则留待后人。博丹自己的常态，是吸收，几乎不动起点，所以条款二在他身上不被反驳。

分叉在他同时代就发生了。上面说的君主制讨伐者们，是从同一批事实里推出了另一个起点：权力来自人民，且受条件限制。这是换了客体一头：国家不再是一个有绝对权力的单位，而是一份有条件的委托。这一支后来与契约论汇合，第三编里我们会看到，霍布斯、洛克、卢梭，实际上都在这条分叉的河流上。更有意思的是，霍布斯又回到了博丹的“绝对”，但换了论证的方式：不靠神法，靠契约。所以主权这个起点，被不同方向的学派一次次拿来用。

◆七、它看对了什么

博丹看对了四件事。

第一，共同体需要一个能终结争论的点。一个家，一个班，一个国家，如果每件事都可以无限期地吵下去，它就办不成事。他的主权概念，是对“终结点”的一次系统的思考。

第二，权力的类型可以分开说。国家形式与统治形式的区分，使我们可以问“最后一句在谁手里”，也可以问“日常怎样办事”，这两个问题常被混为一谈。

第三，内战的教训。他是在战乱里写的，因此对“没有终结点会发生什么”有切身感受。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

第四，权力是一个可以被问到底的问题。在他之前，权力常常散落在习惯、身份、传统里，说不清到底谁说了算。他把这个问题逼到了尽头：一定要问，最后一句在谁那里。逼问本身，就是一种推进。后人可以不同意他的答案，却很难绕开他的问题。我们读下面几编，会发现契约论、国家理论、制度分析，都是在回答这个被逼出来的问题，只是各自换了起点。

带走的话
博丹的出生证：人是服从者，国家有最高、持久、不可分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主权。
他走的路是 S→E→D：先写下最高那一点，再讲它受什么约束，最后讲它怎样取得和运用。
他的异象有混合政体、主权受约束、抵抗、联邦，被分别改名、先验处理、硬挡与留给后人。
他看对了：共同体需要终结争论的点，权力有不同的类型，内战是现实的教训，最后一句必须被问到底。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E→D、改名、先验、分叉、条款一、条款二。

锁定记录：把权力当作摆在最高处的一件东西，凡是与它不合的事实，都改读成“这其实是某个主权者”。

第三编
契约论：国家是造出来的
编序

本编是契约论，按年代接在古典之后，仍是最早的一批预设立起来的过程。

本编各章：

  • 第 12 章　霍布斯：自利的人与利维坦
  • 第 13 章　洛克：权利先于国家
  • 第 14 章　卢梭：公意与“强迫自由”
  • 第 15 章　休谟与边沁：对契约的批评与功利主义的吸收
  • 第 16 章　康德与罗尔斯：契约的复活

如果你更在意道理而不在意历史，第二到第四编可以略读，它们是源头，不是工具。

第 12 章

霍布斯：自利的人与利维坦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秩序能从哪里来？为什么霍布斯的回答是“得有一个手里有剑的人”？

◆一、日常主例

先说一个我构想的场景，不是真实的人和事。三个年轻人合租一套两居室，一人一间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公用。他们是阿昊、小岳和莫莉，之前互不相识，是在租房软件上凑到一起的。

搬进去第一个周末，莫莉提议：“咱们约法三章吧。”三个人在客厅的白板上写下三条：水电燃气按人头平分；晚上十一点以后不开外放，不大声说话；不经另外两人同意，不带人在家过夜。写完，三个人各签了名，还拍了照，发在合租小群里。

头两个月风平浪静。到了第三个月，夏天来了，空调开得多，电费翻了一倍。小岳常年在家办公，空调一开一整天，另外两人白天都在外面，凭什么平分？阿昊说，白板上写的就是平分。小岳说，写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层。莫莉夹在中间，两头都说得通，却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了十一月，更难办的事来了。阿昊带朋友回来玩到凌晨一点，小岳敲门提醒，阿昊说：“朋友就坐一会儿，又没有过夜。”小岳说，已经违反第二条了。阿昊说，第二条说的是外放和大声说话，我们没外放。双方都说自己照着白板办事，也都觉得对方在钻空子。

这时候三个人发现了一件事：白板上的字是三个人共同写的，但没有一个人有权说“这一条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让违反的人真的付出点什么。有人提议，每人先交三百块放进一个“公共基金”，由莫莉保管，有人违约就扣一百，谁的意思算数，由她来定。莫莉很不想当这个人，可是另外两人都说，不然谁来管？

这个小小的场景，就是霍布斯讲的故事的缩小版：先有一纸约定，约定自己管不住自己，最后需要一个手里握着“钱袋”的人，来说了算。

◆二、学派的出生证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生活在英国内战的年代，1651 年出版《利维坦》。他在这本书里画出了契约论里最硬的一版。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怕死、自保、彼此相差不大的个体，每个人都会为了保住自己而算计 国家是人造出来的机器，靠一个握有最高裁断权的主权者撑着；契约没有强制，只是一纸空话 权力是让别人听从的能力；政治是在恐惧里造出一个最高裁断者，用服从换取和平；这里的“善”，首先是活着和安宁

这张表里，起点的 S 是一幅很清晰的画面：一群自利而又势均力敌的个体，和一个高过他们每个人的主权者。画面里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里要说明一下“×”。霍布斯并不是先有了“人是自利的”这个想法，再有了“国家是机器”这个想法，然后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两个设定是联合着立起来的：人这样自利，所以国家必须那样强；国家那样强，所以人只能被当成这样自利的人来对待。去掉其中一个，另一个也站不住。权力、服从、和平这些互动内容，是从这对联合设定里推出来的。

◆三、意义预设

按本书的做法，理论的意义预设和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分开读。这一章只读理论。

霍布斯把意义押在幸福里最底下的那一层：活着，不横死，能安稳过日子。他的自然状态是一幅可怕的画面，人人对人人，随时可能被杀；一旦有了主权者，这种恐惧就被压下去。《利维坦》里有一段话，说在没有和平的地方，勤劳没有位置，因为成果没有保障。这句话的意思是，创造要靠和平才有可能，创造不是第一位的，和平才是。

自由在他那里也被重新定义了：自由大致就是没有外在的障碍拦着你。这是一种很薄的自由，不是后来洛克、密尔那种厚实的自由。所以，如果要给霍布斯的意义预设画一个分布，重心压在“安全”这个幸福的底层，自由很薄，创造是附属的。

在政治学里，“善”是写在台面上的，不像经济学那样躲在价格后面。霍布斯的善很朴素：别死，别乱。他不谈“美好生活”，也不谈“德性”，这正是他同古典那一编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谈城邦让人活得好，霍布斯只要求国家让人活下去。

◆四、走的路

在六种次序里，霍布斯这一派走的是先 S，再 D，最后 E 的路。

先说起手的 S：一个自利的个体，面对一个高高在上的主权者。这一幅画是他的起点，也是他一生没有离开的地方。

接着是 D，也就是怎样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霍布斯写了一段故事：先是没有任何公共权威的自然状态，人人都是别人的威胁；然后人们彼此约定，把自己的裁断权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个会议；于是主权者出现。这个故事要小心读：霍布斯并不是说历史上真有这么一天，大家聚在一起签了约，他用的是一个设想，一个“如果没有国家会怎样”的思想实验。他自己也说，全世界并没有处处都是这样的状态，不过内战和某些部落的生活，可以让人看出它的样子。所以这条 D 是推演出来的，不是考证出来的。

最后才是 E，也就是那些缠在一起的条件：资源有限，人人大致平等，人人都怕死，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心思。在霍布斯那里，这些条件是作为“人性”一次性列出来的，列完就固定了，没有再往里加东西。

这条路的好处，是推演非常干净：条件少、步骤短，每一步都能看清。这条路的代价，是 E 被冻结在一张清单上。后来遇到的麻烦，几乎都来自这张清单没写到的那一部分：人在没有剑的时候，是怎样也能合作的？

回到合租的场景。三个人写白板，是霍布斯所说的“约”；有人违约却没有人能罚，是“没有剑的约只是话”；三百块基金和莫莉的保管，是主权者的诞生。故事严丝合缝，这正是它的魅力。

◆五、异象

异象是学派的起点接不住的事。霍布斯这一派，大致碰到四件。

第一件，是“剑手也是人”。主权者既然也是自利的人，谁来约束他？霍布斯的回答是：主权者没有对臣民订约，所以不存在他违约的问题；而且，臣民保留自保的权利，要是被命令自己去死，可以不从。可是，这个例外和“绝对主权”之间的拉扯，他自己没有完全理顺。后来洛克用一个比喻问过这个问题：人们提防鼬和狐狸的伤害，却觉得被狮子吞下反倒安全，这说得通吗？回到合租：莫莉保管了基金，如果她自己也想拿去用，谁来管？

第二件，是“没有剑也有合作”。人们并不是只在被盯着的时候才守约。合租的三个人，头两个月就是在没有人盯、没有人罚的情况下，好好相处的，因为他们要在一个屋檐下住很久，翻脸不划算，也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坏。霍布斯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他在书里假想过一个“愚人”，说订了约也可以不守，他对这个愚人的回应是长远来看不守约不划算。但是，把合作全部归到“长远的算计”上，并不够说清楚：为什么有人会在根本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时，仍然守约？

第三件，是“约的意思”本身会长出来。白板上的三条，在使用中不断被重新读：什么叫“外放”，什么叫“过夜”，什么叫“平分”。没有人事先能写完所有细节，细节是在争吵和折衷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霍布斯的主权者像个裁判，可是裁判一出场，规则本身的意义，也会随着他的裁断被改。

第四件，是“国与国之间”。霍布斯自己指出，各国君主之间，仍处在互相戒备的状态，像拿着武器、互相盯着的角斗士。这就是说，他的故事在国家的外边没有收尾：没有更高的主权者，他的理论只能停在一个未解决的地方。

◆六、吸收还是分叉

这些异象，学派怎么办？

先看免检。有一种做法是把“没有剑也有合作”说成“其实暗中有剑”：人们守约，是因为害怕名声坏掉，害怕下次没人跟自己合作，害怕被排挤。这种说法一出来，所有的合作都可以被说成是看不见的剑的作用，异象就不再成为问题了。这其实有点像前面讲过的“免检”：一件事如果无论发生什么都能用同一个说法解释，它就不再接受检验。

再看改名。后来的博弈论研究者，把“没有剑也有合作”改叫“长期重复交往中的合作”，研究它在什么条件下出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也是一次改名：霍布斯的“恐惧”换成了“对未来收益的考虑”，故事的底色没变，仍然是自利的个体算计着得失。这个改名很有成果，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后来对它做了大量研究。我在这里不评价，只指出，它保住了起点。

再看先验。有一种读法把“自然状态”当成按定义成立的东西：凡是没有最高权威的地方，就是自然状态，就是危险的。这时候，任何没有最高权威却运转良好的例子，都可以被读成“还没出事”或者“暗中有权威”，于是它从定义上就不可能被推翻。

最后看分叉。霍布斯这条路上，最有名的一次分叉，是洛克。洛克接受了“人造国家”这个起点，但是改了人的预设：人在自然状态里并不是那么危险，是有自然法的；也改了国家的预设：国家不是一台握有无限权力的机器，是一个受托办事的人。他从同一幅“契约”的画里，走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这是下一章的事。另一支，是后来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他们把霍布斯那幅画从国内搬到国与国之间，认为没有世界政府，所以国家之间处于互相戒备的状态。这一支沿着霍布斯的路走下去，学派内部再次分叉：有的人主张靠均势，有的人主张靠制度，有的人主张靠观念。这些我留到后面的章节再讲。

◆七、它看对了什么

霍布斯看对的东西，有五样，都不能丢。

第一，秩序不是白来的。一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能够安稳地出门、睡觉、做买卖，背后有一套谁都不太想起的东西在撑着。当这套东西松掉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它的分量。

第二，承诺需要保证。光说“我保证”，不足以让别人相信。合租的三个人最后需要基金和保管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人和人之间，信任需要有个东西来托着。

第三，恐惧在政治里是真的在干活。有人觉得这是个阴暗的看法，但是你只要想想那些让人紧张的时刻，比如夜里一个人走进没有路灯的窄巷，就知道人确实会在不安全的时候，把自己手里的权利让出去，换一份安稳。

第四，把国家看成人造的东西，这个想法非常有力。国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祖宗留下来的，是人造出来的，所以也可以被拿来检查和讨论。后面整个契约论传统，都站在这一步上。

第五，他把“谁说了算”这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很多人谈政治，喜欢先谈理想，谈什么是好生活，谈得热闹，却绕开了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吵到最后，谁的话算数？霍布斯不绕。合租的三个人，如果一开始就想清楚这件事，也许就不会在十一月吵得那么凶。他的办法未必是唯一的办法，可是他逼着后来的人，不能再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后面各章里，洛克要给这个“说了算”加上边界，卢梭要把它还给全体，休谟和边沁要问它是不是真要靠一纸约定，康德和罗尔斯要问它凭什么站得住，说到底，都是在回答霍布斯留下的这道题。

带走的话
霍布斯这一派的出生证，是自利的个体乘以握剑的主权者。
它从这对预设里推出的权力，是让人听从的能力；推出的善，是活着和安宁。
它的路是先看见一个有秩序的画面，再倒推怎样走到那里，最后把条件一次列完。它走得干净，也走得窄。
它最难接的异象，是没有剑也有合作；它的办法，是把合作解释成看不见的算计，或者改名成长期的自利。
读它的时候，别问它对不对，问它的起点把什么放到了视线之外。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六路径中的先 S 后 D 再 E、异象、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把人锁成“自利而势均力敌的个体”，把权力锁成“最高裁断权”，合作被锁在“其实有看不见的剑”这个解释里。

第 13 章

洛克：权利先于国家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有些东西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是“我的”，那么国家凭什么来管它，又该管到哪里为止？

◆一、日常主例

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四人间的大学宿舍，住着阿彬、老贺、小丁和二宝，上下铺，每人一个带锁的小柜子，宿舍里只有一台公用的饮水机，靠门边放着。

柜子的规矩从来没有人专门讲过，却人人都懂：柜子里放的是自己的东西，零食、衣服、充电宝，别人不能开，开了就是越界。有一回，二宝没打招呼拿了阿彬柜子里的半包饼干，阿彬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把柜子加了一把锁。全宿舍都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二宝也红着脸道了歉。注意，这里没有任何一条宿舍规定写着“柜子里的东西归个人”。

饮水机就是另一回事了。桶装水要有人搬，要有人换，水钱要有人收。起初，四个人轮流，后来慢慢变成老贺一个人在做，因为他的体力好，也肯做。三个月后，老贺在群里发了一句话：“我搬了这么久，往后我每天先接，没问题吧？”这话听着有点玩笑，也有点认真。小丁说：“那你每天占着饮水机我们怎么办？”老贺说，这水是我搬上来的。二宝说，水钱是大家一起出的。

这时候，隔壁宿舍的人也来接水，接得很勤，一天好几壶，水桶很快见底。阿彬抱怨，水是我们四个人的，凭什么给别人用？隔壁的人说，这是学校的饮水机。争了一阵，没有结果。

最后，是宿管阿姨走来说了几句，定了两条：水钱按人头出，换水大家轮，谁多干了活，下个月少交点水钱；隔壁的人想接就接，但是要自己带壶，不能把桶里的水接空。四个人都说行，因为她说话，他们愿意听。

这个小场景里有三样东西：一个人人认同、不用说出口的“我的”，一个怎么分都有争议的“大家的”，还有一个站在外边、大家愿意听的裁判。这三样东西，就是洛克理论的三个骨头。

◆二、学派的出生证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政府论》两篇，1689 年底匿名出版，书名页印的是 1690 年。书出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写在霍布斯之后，也是在一场政治动荡的阴影里写的。他的契约论，起点不是怕，是“我有”。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在国家之前就是自己的主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劳动和劳动所得，大体讲道理，守自然法 国家是人们为了更稳妥地保护生命、自由、财产而委托出来的受托者，权力有边，办不好可以收回 权力是被托付的，用来保护权利；政治是限制权力、监督受托者；这里的“善”，是权利得到保护

起点的 S 是一幅不同于霍布斯的画面：一个已经“有东西”的人，站在一个后来才被请进来的国家前面。

“×”在这里也是联合设定。如果人在国家之前就有权利，国家就只能是个受托者；如果国家只是受托者，权利就必须是先在的。这一对预设如果拆开，一边就倒了：人没有先在的权利，国家就不必有边；国家没有边，先在的权利也无处安放。

◆三、意义预设

洛克理论的意义，重心在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有“家底”的自由。

他的自由，是不受他人任意的支配，由自己处理自己的人身与财物。生命、自由、财产，这三样他常常并列。其中财产尤其重要，因为它是自由能落地的地方：你要是什么也没有，所谓自由也无处使用。

创造在他这里是有位置的。他讲，人把自己的劳动掺进了原本无主的东西里，那东西就成了他的。这个讲法里，劳动是造出价值的东西，创造因此是产权的来源。到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义预设是“自由为中心，创造为来源，幸福附带”，和霍布斯的“安全为中心”明显不同。同样是契约论，同样是人造国家，一个把意义押在不死，一个把意义押在自己说了算。

按本书的做法，这是理论的意义预设；不同国家后来怎样用它、改它，那是国家实践，要放到后面的章节里单独读，不能把理论的意义直接记在哪个国家的账上。

◆四、走的路

洛克这一派，走的路我读作先 S，再 E，最后 D。这是我这本书的读法，不是洛克自己的说法。

起手的 S，是“有权利的人”。他从一开始就把“我的”当成已经显露出来的事实：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劳动的成果。国家后面才登场。

接着是 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条件。洛克补进来的条件，比霍布斯要多：自然法，也就是人人大体都明白不可伤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物；劳动，也就是人用劳动把东西变成自己的；财产的限度，也就是不能让东西烂在手里，也要给别人留下足够多、足够好的。这些条件，把自然状态从一个人人自危的地方，改成了一个大体平和、但缺一个裁判的地方。

最后才是 D，也就是怎样走到国家：缺的是一个公认的裁判。在自然状态里，每个人都是自己案子的法官，谁都可能偏向自己；于是人们同意放弃自己执法的权力，把它委托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换取公平的裁判。这条 D 走得顺：缺了裁判，所以要裁判；裁判是受托的，所以有边；越界，就可以收回。

用宿舍的场景对一遍：柜子是 S，早就在那里；劳动、水钱、够不够用，是 E；宿管阿姨出来裁断，是 D。三个环节环环相扣。这也是洛克比霍布斯显得“温和”的原因：他的国家出场得晚，权力是借来的，随时要还。

这条路有一个特点。起点的 S 里，已经装进了相当多的东西，比如什么叫“自己的”、什么叫“劳动”、什么算“够了”。这些东西看起来像常识，其实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常识。所谓“路径单一”，在这里表现为：路是通的，但每一步都踩在一个已经预先装好的 S 上，没有一步是在检验这个 S 本身。

◆五、异象

洛克这一派碰到的异象，有五六件。

第一件，“先于国家的财产”其实不是先于国家的。回到宿舍：柜子里的东西归自己，谁都明白，可是什么东西能放进柜子，柜子能放多大，放不放得下一台冰箱，这都不是柜子自己决定的，是宿舍的规定、学校的管理、大家的默契共同决定的。换到更大的地方，土地的边界、继承、货币、债务，都要靠法律来界定。休谟后来指出的，正是这个问题：财产的规矩，是社会里长出来的，不是在国家之前就有的。如果产权是国家和社会一起造出来的，那“国家只能保护先在的产权”这句话，就站不稳了。

第二件，“同意”在哪里。洛克说政府需要被统治者同意，可是现实里没有几个人签过什么约。他的解释是“默许同意”：你住在这个国家，使用它的道路，享受它的保护，就等于同意了。可是，一个人只是出生在这里，没有搬走，算不算同意？回到宿舍：新生被分配进来，从没被问过愿不愿意接受这一套，他住下，就算同意了吗？

第三件，“够不够”。洛克为劳动取得财产设了条件：要给别人留下足够多、足够好的，不能让东西白白烂掉。可是当土地都被占完了，当货币让积累不会腐烂，这个条件还怎么算？他自己也看到了货币的出现改变了积累的限度。这个难题，在他的体系里是个裂缝。

第四件，谁算“人”。洛克笔下的“人”，在字面上是普遍的，可是他同时代的现实里，妇女、仆人、被奴役的人、远方的原住民，并不都被当作有同样权利的人。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一点有很多讨论；他自己在殖民地事务上的参与程度，学界有不同的判断，我在这里不下结论，列入待核。这件事对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了出生证的另一个特点：预设的“主体”一旦划了界，界外的人就从视线里消失了。

第五件，是“谁来判断君主违约”。洛克说，人民可以收回委托；可是谁来判断委托已经被辜负？他的回答是人民自己判断，并且人民不会轻易行动。这个回答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留下了一个没有裁判的缝：用来裁判裁判的裁判，在哪里？

第六件，是权利和多数的拉扯。洛克一方面说，人们进入共同体之后，事情由多数人的意思决定；另一方面又说，有些权利是任何多数都不能取走的。两句话各自都有道理，放在一起，就留下一个问题：当多数人想要的东西，正好踩到某个人的“柜子”，听谁的？宿舍里，如果四个人里有三个人说，大家的柜子得抽查，防止藏违禁电器，剩下那个人的锁，该不该开？洛克的体系给出了方向，却没有给出一把尺子。

◆六、吸收还是分叉

异象面前，洛克这一派怎么办？

免检。第一件异象，常被轻轻放过：“自然状态里的财产”被当作一个理论上的起点，不是历史事实，所以不必追问它在历史上怎么来的。这样一来，产权到底是先在的，还是社会造的，这个问题就从检验清单里划掉了。

改名。第二件异象最典型：没人签约，那就把“没有反对”改名叫“默许同意”。名字一改，从来没有同意过的人，也变成了同意过的人。这是一个很精巧的改名，既保住了“政府来自同意”这个起点，又让现实里的所有政府都能被放进来。

先验。第一件和第四件有时被先验地处理：“劳动属于自己，所以劳动成果属于自己”，这是按定义成立的；“人是理性的、自由的”，也是按定义成立的，凡不合此定义的，就不在这个“人”的范围内。

分叉，是洛克这条线上最有看头的地方。向一边，洛克的子孙走向权利优先：二十世纪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里，把洛克的先在权利推到更远，认为国家只能管很小的事。向另一边，卢梭从同一个契约的起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他不满意洛克的财产社会，认为公共的意志高于私人的权利，这是下一章的事。还有一支，是边沁和休谟，他们干脆怀疑契约本身。一个洛克，分出了三个方向，这正是出生证的一个典型现象：同一个起点，不同的人抓住不同的缝隙，往不同的方向走，每条路都有自己的理，而没有裁判。

◆七、它看对了什么

洛克看对的东西，今天仍然很重要。

第一，权力要有边。一个人，不管他是国王，还是一个管事的宿管、一个物业经理，只要手里有权，就有越界的可能；认真给权力划边界，是政治里最值钱的想法之一。

第二，裁判要中立。宿舍里最后能平息争吵的，是宿管阿姨，因为她不是争吵的一方。洛克看到，人不能做自己案子的法官，这个洞见，后来的法治思想中到处可见。

第三，个人有一块不可随便取走的领地。柜子上的那把锁，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东西。没有这样一块领地，人很难安心地做事，也很难愿意去创造。

第四，委托是可以收回的。把权力看成借来的、有条件的，这与把权力看成天生就该属于某人的想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感觉。

第五，劳动和创造被认真对待了。他把“我造出来的东西”当作权利的来源，这个想法让人在做事的时候有底气：我花了力气的东西，不会被随便拿走。老贺搬水搬得多，想要一点补偿，这个念头是自然的，也有洛克一路的道理。后来的很多制度设计，比如对发明、对作品、对辛苦经营的保护，多少都带着这个念头的影子。

带走的话
洛克这一派的出生证，是有先在权利的人乘以受托的国家。
它推出的权力是被托付的权力，推出的善是权利得到保护。
它的路是先看见一个“有东西的人”，再补进自然法与劳动这些条件，最后补一个裁判。
它最难接的异象，是权利其实不先于社会，同意其实没有人签；它的办法，是把没有反对改名叫默许同意，把“人”的范围先验地划定。
读它的时候，别问它对不对，问它的起点把什么放进了“我的”，又把谁放到了界外。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先 S 再 E 后 D 的路、异象、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把“权利先在”锁在起点的 S 里，“同意”被锁在可以改名的“默许”里，“人”的范围被锁在预设的主体里。

第 14 章

卢梭：公意与“强迫自由”

这一章的问题：全班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和“大家真正想要的”，为什么可能不是一回事？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初二（3）班有四十个学生，学期初要选班长。班主任说，投票吧，谁票多谁当。

候选人有三个：篮球打得好、人缘最旺的大奔；成绩最好、不太爱说话的小薇；爱管闲事、点子多的阿灿。投票结果：大奔十九票，阿灿十二票，小薇九票。大奔当选。有人说这很公平，有人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大家投给大奔，多半是因为喜欢和他一起玩，没有人认真想过班长要干什么。

两个月后，班里要用班费去一次春游。班费是全班每人交的，一共两千多块。班长大奔收了大家的意见，每人说了一个地方：有人想去游乐场，有人想去水上乐园，有人想去郊外爬山，有人想去商场看电影。他把意见一票票统计，游乐场最多，十四票。方案定了。

可是，游乐场门票贵，一个人要两百多，班里有三四个同学家里困难，不好意思说不去。有一位同学腿脚不便，游乐场对他几乎没有一样能玩。投票时，他们都没有投游乐场，但也没人替他们说话，票数里他们只是几个零散的数字。

班主任看了结果，沉吟了一下，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去了一个免费的郊野公园，每个人都能去，每个人都有事做，大家带点吃的，反而玩得很开心。事后，有同学说：“比游乐场好玩。”

接着发生了一件小事。春游那天出发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半，有个同学一贯爱迟到，那天又迟到了二十分钟，全班等他。这事之前班会上有一条班规：迟到罚款五块，用来充班费，是大家一起通过的。这个同学被罚了，他嘟囔：“这条规矩谁愿意要啊。”旁边的同学说：“可当时你也举了手。”他一时语塞。

这个场景里，有两样东西：十四个人想去游乐场，这是“大家各自想要的加起来”；最后去郊野公园，是“对全班都说得过去的”。卢梭对这两样东西的区分，是他最有名的想法。

◆二、学派的出生证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社会契约论》（1762）里，提出了一个与霍布斯、洛克都不同的契约。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生而自由，但在社会里被他人的眼光、攀比和依附塑造；人既有为自己的一面，也能成为公民，去关心共同的事 国家是全体成员联合成的共同体，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不能转让，也不能由别人代表 权力是公意的运行；政治是让公意显露、让人服从自己参与定下的法；这里的“善”，是共同的善

起点的 S，是一个“我们”：全体成员合成的一个有共同意志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个人的相加，它自己有意志，这个意志叫公意。

“×”在这里的联合性，格外明显。主体被设想成能够为了共同的事放下私利的公民；客体被设想成这些公民合成的整体。没有前一个设定，后一个整体就只是一堆人；没有后一个设定，前一个公民就没有地方使用自己的公民身份。互动内容是它推出来的：公意，以及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的说法。

◆三、意义预设

卢梭的意义，重心也在自由，但他的自由与洛克的不同。

洛克的自由是不被别人干涉，保有自己的领地。卢梭的自由有另一层：服从自己给自己定的法，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人被欲望牵着走，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其实不自由。真正自由的人，是按自己参与立下的规矩行事的人。

所以在卢梭这里，自由和平等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基本的平等，就谈不上大家共同立法。幸福和创造不是主轴；他对奢华、对竞争、对艺术科学是否让人变好，态度很复杂，常常带着警惕。

在这一点上，三位契约论者各有各的重心：霍布斯押在安全，洛克押在带产权的自由，卢梭押在共同立法的自由。他们都用契约这个词，意义却三分了。按本书的做法，这是理论的意义预设；后世有些国家和运动引用过他，但是引用的程度和方式，是国家实践的事，不记在卢梭本人的账上。

◆四、走的路

先交代一个背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之前，已经写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5），那本书里，他对“社会是怎样把人弄坏的”有很尖锐的描写。所以他的契约论，不是对现状的辩护，而是想在一个已经不平等的社会里，找一条重新立法的路。这也是他同霍布斯的差别：霍布斯怕的是人和人互相伤害，卢梭怕的是人被社会弄得不是自己。

卢梭这一派，我读作先 S，再 E，D 很薄。这同样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自己的话。

起手的 S 是公意：一个整体想要什么。书里反复讲，公意永远指向共同的利益；它与“众意”不同，众意只是每个人私下想要的东西加在一起，公意是把互相抵消的私利去掉之后剩下的。

接着是 E。为了让公意显露出来，卢梭补进了一连串条件：国家要小，小到大家能彼此认识；财富不能差得太悬殊，没有人富到能买下别人，也没有人穷到要卖自己；公民要有一份对共同体的感情，他甚至设想过一种“公民宗教”；还有，人们在表决时最好各自独立，别拉帮结派。这些条件，是公意能够出现的土壤。

最后才是 D，也就是公意是怎样从私意里长出来的。这一段，恰恰是他写得最薄的。他设了一个“立法者”，一个外来的、有智慧的人，帮着一个民族写下最初的法；之后，公意就在表决里显露。可是，从“每个人想着自己”到“大家想着共同的事”，中间是怎样一步步走的？立法者出手一次，就够了吗？

回到班里的场景。公意的 S，是全班真正说得过去的方案，也就是郊野公园；E，是班里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彼此熟识，家境虽有差别但并不悬殊；D，则是班主任那句“再商量商量”，是一场没有被写进任何规程的补充讨论。卢梭的路，把 D 的一部分交给了立法者，也就是班主任这个角色。这是这条路走得最吃力的地方。

◆五、异象

卢梭这一派，碰到的异象有四五件。

第一件，谁能认出公意。公意和众意在理论上分得很清，在现实里却分不清。班里那十四票，到底算不算公意？班主任说“再商量”，到底是替公意把了一次关，还是替自己的偏好把了一次关？一旦某个人说“我知道什么才是大家真正想要的”，他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很难检验的。立法者、领袖、先知，在历史上都有过这样说话的人。卢梭本人当然没有授权任何人这样做，但是他的概念给这种说话方式留下了位置。

第二件，少数。如果有人的看法和公意不一致，怎么办？卢梭有一句有名的话，大意是：谁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也就是“迫使他自由”。这里值得停一停。迟到的同学，被罚五块，他嘟囔，别人说你当时也举了手。从这个角度看，罚款就是在帮他守住自己的承诺，是“迫使他自由”。可是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对付另一些人，比如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定规矩的人，那些确实不同意的人。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有多宽，后来的读者争了两百多年。有人把它读成对民主的深刻说明，有人把它读成通向强制的门。我这里不评价，只描述争论本身。

第三件，大国。卢梭自己清楚，他的方案最适合小国、小城邦，像日内瓦，像古代的城邦。现代的大国，人民不可能亲自开会立法，只能选代表。可是他恰恰认为主权不能被代表。他批评英国人，说他们只在选举的时候是自由的，选完了又成了奴隶。在大国里，他的路几乎走不通，可是大国就是现代的现实。

第四件，投票本身会“转圈”。当人们的偏好不同时，票数相加得到的结果，不一定能代表任何一种稳定的意志。这个问题后来被一个专门的定理讲得更细，放到第40章再说。

第五件，被排除在“我们”之外的人。卢梭的“我们”是公民，公民在他那个时代主要是男性的、有一定身份的人。妇女的位置，他在《爱弥儿》里的看法，到今天仍然引来很多批评。“我们”划到哪里，公意就只在哪里生效。这一点与洛克的“人”一样：预设的主体划了界，界外的人在这套理论里没有声音。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把一个容易误会的地方说清：这一节讲的是学派怎样对待这些异象，不是说某位学者有意回避。大多数后来的研究者，都认真地讨论过上面这些问题，有些人的讨论非常细。这里要看的是，学派的起点是不是因此被改动了。

先看先验。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公意总是正确的。这句话如果被当作定义，就成了先验的保护层：凡是投票结果与公意不合的，都说是“没有显露出公意”，是被私利遮住了；凡是少数的反对，都说是“没有认清自己的真实意志”。这样一来，公意永远不会错，也永远无法被检验。

再看免检。第一件异象里“谁来认出公意”的问题，常被放到一边：理论说公意的存在条件是公民独立、没有结党，现实中没有做到，是现实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

再看改名。第二件异象里的“强迫”，被改名为“自我约束”，被改名为“使人成为他真正想成为的人”。名字一换，强迫就不再是强迫，而是帮忙。

最后看分叉。这条线分出的路，有好几条。一条走向参与式民主与协商民主，认为公意不应该由一个立法者来宣布，而应当通过大家持续的参与和讨论长出来，这是第九编要讲的。另一条走向共和主义，强调公民的美德与共同的善。还有一条，是批评者的路：有学者把他读成极权民主的源头，有学者把他读成现代民主的源头，我把这两种读法都当作争论的材料，不下判断，具体出处列入待核。

◆七、它看对了什么

卢梭看对的东西，有四样。

第一，“各自想要的加起来”，和“大家要的”，确实不是一回事。班里那十四票和郊野公园之间的差距，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票数告诉你每个人伸出了几只手，却没有告诉你，在这些手中间，什么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个区分后来成了政治思想里的老问题。

第二，自由里有一层“自己定规矩”。被罚的那位同学，嘴上抱怨，心里明白那条规矩他举过手。人对自己参与立下的规矩，服从起来的感觉，和对别人强加的规矩，是不一样的。这是任何一个管过班级、管过团队的人都能领会的东西。

第三，平等是自由的条件。如果班里有的同学家境困难，却不敢说出来，那么即使全班举手，举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公意。卢梭看到，政治上的平等离不开物质条件上的某种平衡。

第四，人是被社会塑造的，这一点他看得很深。大奔当选，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比较过谁更适合当班长，而是因为大家喜欢他、想被他看得起。卢梭很早就留意到，人的很多欲望是在和别人比较中长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后来讲偏好是怎么形成的，讲舆论怎样塑造选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这一点也提醒我们：投票时每个人拿出来的“我想要”，本身就已经被周围的人和事塑造过。

带走的话
卢梭这一派的出生证，是能为共同的事放下私利的公民乘以全体合成的主权者。
它推出的权力，是公意的运行；推出的善，是共同的善。
它的路是先看见一个整体的意志，再补进让它显露的条件，最后把“公意怎样长出来”交给一个立法者。
它最难接的异象，是谁来认出公意；它的办法，是宣布公意总是正确，把反对者改名成“还没认清自己”。
读它的时候，别问它对不对，问它的起点把“我们”放在了哪里，又把“我”放在了哪里。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先 S 再 E 而 D 很薄的路、异象、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把“整体的意志”锁在起点的 S 里，把公意的成因交给一次性的立法者，把少数的不同意锁成“尚未认清”。

第 15 章

休谟与边沁：对契约的批评与功利主义的吸收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从来没有人签过契约，规矩是怎么来的？如果不靠契约，又靠什么来判断一条规矩好不好？

◆一、日常主例

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五个同事住在同一个小区，每天早上拼一辆车去二十公里外的科技园。车是老罗的，其他四人是小禾、阿宁、大齐和丽丽。拼车群是小禾建的，群名叫“早班车”。

头一个星期，没有什么规矩。老罗七点四十五分在小区门口等，有一天阿宁迟了三分钟，其他人都在车上等她。第二天，阿宁又迟了，这回大齐有点不高兴，在群里半开玩笑地说：“咱们是不是定个规矩，过点不候？”丽丽回：“等三分钟，也不算啥。”老罗说，油钱谁来出，也说一下。

规矩就这样一条条争出来了。第一条，等人，最多三分钟；第二条，油费和过路费五人平分；第三条，谁请假，前一天晚上在群里说一声。三条都是群里零零碎碎聊出来的，没有投票，没有签字，也没有谁说“咱们来订个契约”。

过了一个月，出了争议。大齐的家离得最近，上车最晚；丽丽的家最远，上车最早，早到绕了一大圈。平分油费，是不是对丽丽不公平？按里程算，又是不是太麻烦？阿宁则提出，她是新手妈妈，早上经常迟到，三分钟的规矩对她太紧，能不能放宽到五分钟？大齐说，放宽到五分钟，四个人每天等她，大家一共多花二十分钟。

在这场争论里，出现了两种说话的方式。一种是这么说的：“这条规矩从第一天就这样，大家一直这么办的，现在改了不合适。”另一种是这么说的：“咱们算算，等五分钟，对阿宁多大好处，对另外四个人多大坏处，哪个更合算？”

前一种说话的方式，是休谟式的：规矩是慢慢形成的习惯，它的分量来自“一直这么办”。后一种说话的方式，是边沁式的：规矩的好坏，看它让多少人少受苦、多得益。没有一个人提到“契约”，也没有人问过，当初是谁答应过这些规矩。

◆二、学派的出生证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对契约论批评得最有力的两个人。休谟的《论原始契约》，1748 年发表；边沁的《政府片论》，在 1776 年出版。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而是两条不同的路，在一个地方碰在了一起：都不认“契约”这个起点。

这一章的出生证，写两行。

学派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休谟 人是有情感、有习惯、能同情别人、慷慨有限的存在，在反复交往中摸索出彼此都方便的做法 制度是习惯和惯例慢慢沉淀的结果，政府因为有用而被服从 权力是习惯性的服从；政治是惯例的演化与调整；这里的“善”，是对大家有用、让人安心
边沁 人是趋乐避苦的感受者，每个人的苦乐可以比较、可以相加 法律和制度是调节苦乐的工具，好坏只看它增加还是减少全体的幸福 权力是改造苦乐分布的手段；政治是计算与改革；这里的“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起点的 S，在休谟那里，是一张由惯例织成的网；在边沁那里，是一个苦乐的总账。

这里的“×”同样是联合设定。边沁把人设成苦乐的感受者，才可能把国家设成苦乐的调节器；反过来，只有当国家被设成调节器，人才需要被还原为苦乐的承载者。休谟把人设成靠习惯和同情行事的人，才可能把制度设成慢慢长出来的网。

◆三、意义预设

这一章的意义，重心明确落在幸福上。

边沁写得最直接：幸福，具体说是快乐多、痛苦少，是衡量一切的尺子。他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成立法的目标。自由对他是手段，要看它是否带来幸福；创造也是手段，要看它是否增加幸福。连“权利”这个词，他都很警惕，认为那些脱离了幸福的“自然权利”，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休谟的幸福，更温和：安稳、有用、让人舒服。他重视的是社会能否平稳地运转，人们能否安心。他对革命的态度很谨慎，因为革命常常带来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大的混乱。

于是在契约论这一编里，意义的重心完成了一圈：霍布斯押安全，洛克押带产权的自由，卢梭押共同立法的自由，休谟与边沁押幸福。注意，这是理论的意义预设；不同国家的法律改革、福利制度，是否受过功利主义的影响、受到多深的影响，是国家实践的事，要到第十一编单独读。

◆四、走的路

休谟与边沁走的路，不一样，值得分开看。

休谟这条路，我读作先 E，再 D，最后 S。他在《人性论》（1739—1740）里讲正义的起源，有一个很有名的思路：人的慷慨有限，东西又不是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人们需要一套规则来分配；这套规则不是谁坐下来商量好的，而是在反复交往里，大家慢慢发现“各管各的东西”对谁都方便，于是形成默契，一代代传下来，成了惯例。这里，起点是缠在一起的条件（E），中间是长期的演化（D），最后沉淀成稳定的规矩（S）。

读到这里，要停一下。这条路，已经很接近本书最后要提议的那一种：规矩不是起点，而是从条件和过程里长出来的结果。我得承认，休谟在这一点上，看得比契约论者都远。但是，他的 E 是一张固定的清单（有限的慷慨、物资不足、人性大体不变），他的 D 又是一个缓慢到几乎看不见的过程。他可以很好地解释规矩怎样“稳下来”，却很难解释规矩怎样“被改好”。所以在他那里，守旧的味道比较浓。

边沁这条路，我读作先 S，再 D。他先把理想的 S 摆出来：幸福总和最大的社会。然后问，用什么办法走过去，这是改革的 D。至于 E，也就是现实里人们具体处在什么条件下、各种条件怎样缠在一起，他处理得很简单，基本上把它们都还原成“苦乐”两个量。

回到拼车群。“大家一直这么办的”，是休谟式的 E→D→S：先有条件（五个人，一辆车，不同的路程），再有试探和默契（头一个星期的等人），最后沉淀成规矩（三条）。“咱们算算哪个更合算”，是边沁式的 S→D：先立一个标准（总的方便最大），再用它去衡量规矩的修改。

两条路都有自己的长处，又各缺一块：休谟缺“怎样改”的标准，边沁缺“条件是什么”的细节。

◆五、异象

休谟这一路碰到的异象，主要有两件。

第一件，惯例没有好坏。如果规矩是自己长出来的，那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都对？拼车群里，“丽丽路远却平分油费”这条规矩，是大家这样用着用着形成的，可是丽丽心里觉得不公平。休谟式的回答是，规矩的权威来自长期的习惯和有用，若有更有用的办法，可以慢慢改。可是，谁来判断“更有用”？这个标准从习惯本身长不出来，要从习惯之外借。

第二件，变革。习惯有惯性，但有时候需要改得快一些。休谟对激烈变革很谨慎，他承认在统治忍无可忍的时候人们可以反抗，但门槛很高。这对已经被惯例压着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长的等待。

边沁这一路碰到的异象，也有两件。

第一件，苦乐能不能相加。阿宁多等的五分钟，和四个人各自多等的五分钟，是不是可以直接加起来？丽丽的不满和大齐的不满，哪个更重？如果一个人的苦乐无法同另一个人的苦乐放在同一把尺子上量，那“总和最大”这个标准就悬空了。

第二件，少数的苦。如果为了让四个人多快乐一点，让一个人多受很多苦，总账上是划算的，那该不该做？后来罗尔斯的批评，抓的就是这一点：功利主义把社会当成一个大的个人，用总账来决定，没有认真对待“人和人是分开的”。拼车群里，如果四个人每天多睡十分钟，代价是阿宁每天被迫起得更早、带孩子更手忙脚乱，总账上也许划算，对阿宁却未必说得过去。

两位还共同留下了一件没解决的事：谁来定“好”的标准。休谟说，标准是有用和让人安心，边沁说，标准是幸福的总和，可是这两个标准本身，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像是从人的感受里自然跑出来的，其实也是一个选择。拼车群里，五个人若各自抱着不同的标准，一个看重省钱，一个看重睡眠，一个看重公平，一个看重面子，再精细的账，也算不出一个共同的答案。标准的分歧，不是账本能解决的。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他们怎么对待契约论的异象。休谟批评契约论，有一个常被人讲起的比喻：一个人在睡梦里被抬上了船，醒来之后船已离岸，你说他留在船上，就是同意了船长的管辖吗？他无处可去。这个比喻讲的，正是“默许同意”的软肋，也就是上一章洛克那条路上的异象。契约论者听了这样的批评，后来并没有放弃起点，而是把“真的签过”改成了“假如大家都理性地考虑，会同意”，也就是假想的同意，这是下一章康德和罗尔斯的路。换句话说，对契约论的批评，被契约论吸收了一次，吸收的方式是改名加分叉。

接着看契约论的异象。契约论遇到的最大麻烦，是没有人签过约，休谟和边沁都抓住这一点，直接换了起点。所以对契约论而言，他们是一次“分叉”：从同一个问题（规矩从哪里来、凭什么服从）出发，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预设。

再看他们自己怎么吸收异象。

边沁这一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改名。第二件异象（少数的苦）逼出了“规则功利主义”这类的修订：不再对每一个行为算总账，而是先问，哪一套规则，大家长期遵守下来，总的结果最好。这样，“不能随便牺牲少数”的直觉，被改名成“遵守某些权利规则，长远看总账更好”，原来的起点（幸福总和）没有动，只是中间加了一层。这类修订具体由哪位功利主义者在什么时候提出，我这里不细说，列入待核。

先验的做法也有。有人说：凡是人们实际选择的东西，就是他们认为能带来幸福的东西，所以只要看选择，就能看到幸福。这是一个循环的说法，一旦成立，幸福这个概念，便不会再被事实反驳。

免检同样出现。“苦乐能不能相加”这个问题，常被说成是技术问题：现在量不准，将来能量准。这样一说，起点便躲过了检验。

休谟的一路，比较难被吸收，反而在后来分叉出去：他那条“规矩是演化出来的”线，后来被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接住，一个看路径怎样锁定，一个看习惯怎样成为文化的脚本，这是第42、43章的事。边沁那一路，则分别成了福利经济学、政策评估和一部分公共政策分析的底色，具体怎样延续，也留到后面再讲。

◆七、它看对了什么

这两位看对的东西，各有三样。

休谟看对了：第一，规矩常常不是谁设计出来的，是用出来的。拼车群的三条规矩，没有一条是一次定下来的，都是在摩擦里一点点磨出来的。第二，承诺本身也要靠惯例，一个人说“我答应你”，这句话为什么有分量，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个习惯。第三，不必假装每个人都签过约，才能谈服从的理由。

边沁看对了：第一，规矩的好坏，终究要看它给人带来什么，不能只看它的来历。第二，每个人的苦乐都算数，不因身份高低而不算。第三，制度可以改，要改，就要有一个说得清楚的理由。

带走的话
休谟的出生证，是靠习惯和同情行事的人乘以慢慢沉淀的惯例网；边沁的出生证，是趋乐避苦的感受者乘以调节苦乐的工具。
它们推出的权力，一个是习惯性的服从，一个是改造苦乐的手段；推出的善，一个是有用而安心，一个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休谟的路是先条件，再过程，最后稳下来；边沁的路是先立标准，再设计怎样走过去。
它们最难接的异象，一个是惯例没有好坏，一个是苦乐无法相加、少数会被牺牲；办法，是借标准、改名、说将来能量准。
读它们的时候，别问谁驳倒了契约，问它们各自的起点，把哪一块放到了视线之外。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先 E 再 D 后 S 与先 S 再 D 两条路、异象、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休谟把 E 锁成固定清单、把 D 锁成缓慢演化；边沁把人锁成苦乐的承载者，把标准锁在“总和”上。

第 16 章

康德与罗尔斯：契约的复活

这一章的问题：既然从来没有人真的签过约，契约还能不能用来检验规矩公不公平？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真实的家庭。表姐家有三个孩子：十岁的豆豆、八岁的乐乐，和六岁的小满。周日是外婆的生日，桌上一个圆形的蛋糕，外婆说要给孩子们分。

大人们都在厨房里忙，客厅里先吵了起来。豆豆说，我最大，我先切。乐乐说，你切的肯定不平均。小满说，我要有奶油花的那块。三个孩子各有各的道理，谁也不让谁。

表姐从厨房出来，没有去判谁对谁错，只说了一句话：“这样吧，谁切，谁最后拿。”

屋里一下安静了。豆豆想了想，慢慢拿起刀。他先比了比，又换了一个方向，每一刀都量得很仔细。切完，乐乐先挑，小满第二个挑，豆豆拿剩下的那块。三块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人再抱怨，连小满都没有要奶油花那块了。

这个办法为什么管用，孩子们没有说，大人们也没有说，却都明白：切蛋糕的人不知道自己最后会拿到哪一块，所以他只能把每一块都切得一样好。他得站在一个他自己不知道会落在哪个位置的立场上做事。

不过，办法也有它的边界。蛋糕上有一圈杏仁片，小满喜欢杏仁片，乐乐不爱吃，豆豆无所谓。三块虽然“一样大”，对三个孩子来说却并不一样好。外婆自己只想吃很小一块，不要奶油，她那一份，大人早在切之前就悄悄留好了，没有人问过这样分合不合适。“切的人最后拿”这条规矩解决了一件事，却对“什么才算好的一块”没有任何说法，也没有说蛋糕该先分给谁。它能保证切法公平，不能决定谁在分配的范围之内。

这个场景里的那条规矩，是罗尔斯这一路最想要的东西：一个不用事先知道谁对谁错，只靠一个站位，就能逼出公平的办法。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章讲两个人，一前一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康德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正确，但在实践中行不通》（1793）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里，把契约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理念”；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里，又把这个理念做成了一套可操作的设计。后者是整条线上最著名的一次复活。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有理性、能自己立法、本身就是目的的存在；在罗尔斯那里，是自由而平等的人，有正义感，也有自己对好生活的看法 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要经得起所有人共同检验的；检验的办法是一个设想的“原初状态” 权力是经得起共同同意的权力；政治是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原则；这里的“善”，被分成“正当”与“好生活”两块，“正当”优先

先交代康德的一个关键想法。他不把契约当作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而当作一块试金石：一条法律，如果整个民族都有可能同意它，那么立法者就可以认为它是正当的；如果整个民族不可能同意，它就是不正当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弯。霍布斯和洛克还在讲一个故事，康德已经把故事换成了问题：“这条规矩，大家能不能共同接受？”没有人需要真的签过名，这一问就够用了。上一章休谟指出的“没有人签过”，到这里不再是麻烦，而成了设计的前提。

起点的 S，在这里换了位置：不再是一个历史上的契约，而是一个思想上的检验台。

“×”的联合性，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主体被设成能够站在无偏的立场上推理的人，客体被设成可以由这种推理来检验的基本制度。互动内容，也就是正义原则，是从这对设定里推出来的：罗尔斯推出了两条，一是人人享有同样的基本自由，二是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在机会公平、并且对处境最差的人最有利的情况下才可接受。

◆三、意义预设

这一章的意义预设，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把“善”拆成了两块。

康德的重心在自由，但自由的含义和卢梭相近又更深：自由是按自己给自己立的、普遍可以通行的法则行事，不被欲望和外在的力量牵着走。人是目的，不能只被当作手段，这条想法成了后来很多权利思想的底子。

罗尔斯的重心，同样明确放在自由和公平上。他提出，“正当”要优先于“好”：社会的基本制度，应当只管公平的框架，不替人规定什么叫美好的生活；至于一个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创造，是安稳，是修行，让每个人自己去决定。

在政治学里，“善”是写在台面上的，可是在罗尔斯这里，台面上的善很薄，厚的那一块，被请出了台面。这是有意的做法：多元社会里，人们对好生活的看法差得太远，所以制度只在最低限度上谈共同的善。这个选择本身，也是一种意义的押注：押在自由和公平上，把创造与幸福留给个人。

按本书的做法，这是理论的意义预设；某些国家在制度设计中受到过这套思想多大的影响，是国家实践的事，要到第十一编单独读。

◆四、走的路

康德与罗尔斯走的路，我读作先 S，再 E，最后 D，并且在最后有一个回头。

先看起手的 S。罗尔斯的起点，是我们已经有的一些很稳的判断：奴隶制不公正，因宗教不同迫害人不公正，因出身而决定命运不公正。这些判断，就像一个已经显露出来的结果，等着一个理论来解释它们。

接着是 E，也就是为推理设计的条件。原初状态的条件有几个：参与者不知道自己的出身、性别、财富、才能，也不知道自己对好生活的看法，这一层叫“无知之幕”；他们知道社会运转的一般规律，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自由、机会、收入。这些条件的设计，是为了排除偏见，也就是让切蛋糕的人不知道自己拿哪一块。

然后是 D，也就是在这些条件里推理：处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罗尔斯的回答，是两条正义原则。

最后是那个回头。罗尔斯提出一种叫“反思平衡”的做法：把推出来的原则，和我们原来的判断对照，不合的时候，两边都可以调整。也就是说，原则可以改，判断也可以改，来回调，直到相互吻合。这是本书特别想指出的一点：在这一编的几位里，这是最明确的一次“回写”：推理的结果会反过来修改判断，判断也能反过来修改原则。至于这个回写能走多远，要看它能不能真的改动起点里的预设，还是只改动起点里的某些细节。

回到蛋糕的场景。“大家都觉得不公平”是 S；“切的人最后拿”是 E，一个让切的人不知道自己拿哪块的条件；切得平均，是 D；而杏仁片这件事，如果被发现了，就会把整个做法拉回去重新想，这有点像反思平衡。

◆五、异象

这一路碰到的异象，有五件左右。

第一件，无知之幕里的人，到底是谁？如果一个人什么身份都不知道，他就成了没有来历的、被抽空的人。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里提出过这样的质疑：人是在家庭、社群、传统里长成的，一个先于所有这些的“自我”，是个抽象。回到蛋糕：切蛋糕的孩子，如果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怎么知道哪一块“好”？他至少得知道，人们喜欢奶油花，也要避开杏仁片。

第二件，范围。罗尔斯的原则主要是给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用的。那么，国与国之间怎么办？他后来写了《万民法》（1999）来处理，但是这一章的“我们”，依然主要是一个封闭社会里的成员。

第三件，家里面。苏珊·奥金（Susan Okin）在《正义、性别与家庭》（1989）里指出，罗尔斯的理论对家庭内部的分工和权力基本没有细究，而家庭恰恰是很多不平等发生的地方。表姐家的蛋糕规矩，是大人定的；谁来切蛋糕、谁来洗碗、谁不被问，原初状态里没有讨论。

第四件，谁在最初的契约之外。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在《种族契约》（1997）里提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契约”，常常是某些人之间订的，另一些人被排除在外。这是对契约论的一种批评，指向的是“主体预设划界”这件事本身。

第五件，是理论内部的：如果人们对“好生活”的看法差别非常大，他们真的会选出同样的原则吗？罗尔斯自己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1993）里，承认他早先的理论依赖了一套相当“厚”的人生观，在深刻的多元社会里很难得到所有人的同意。他于是把理论改成了更窄的“政治性的”理论，只要求在基本制度的原则上形成“重叠共识”。

◆六、吸收还是分叉

第五件异象，值得多说几句，因为它给我们的诊断出了一道难题。

罗尔斯的这次转向，到底是“改写起点”，还是“吸收”？从一个角度看，他确实改了很多：从一个讲普遍正义的理论，收缩为一个讲特定社会里政治原则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看，起点那对设定，也就是自由而平等的人乘以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被放弃，被改的是理论对自己的说明：它不再自称是对所有人都成立的真理，而只说是政治上的共识。我读作“改名加收窄”，不读作改写起点。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读法，也是一个对本书第二条可错条款的真实考验：如果多数学派在多数时候都像罗尔斯这样，真的改动了起点，条款二就该起作用。这一点留到最后一章再回头看。

其余的异象，各有各的去处。

免检：第一件异象里的“抽象的自我”，常被说成是故意的，是一个必要的抽象，不需要再检验。

改名：第四件异象，有人把被排除的人群“加入”到原初状态里去，也就是扩大“人”的范围，起点没动，名单变长。

先验：原初状态里选出来的原则，按设计就是公平的，因为设计的时候已经把公平放进去了。这是一个很强的先验保护层：凡是选出来的，就是公平的；凡是不公平的，就是设计没做好。

分叉，在这条线上异常热闹。诺齐克（1974）从权利出发，反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从“人是社群里的人”出发，反对抽象的自我。女性主义者从家庭与性别出发，补上被预设掉的主体，这是第51章的事。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正义的理念》（2009）里，主张不必先设计出完美的原则，只要比较现实中哪些做法更不公正，这条路走向了“比较”，不走“先验制度”。每一个分叉，都是从罗尔斯的某一条缝隙里长出来的。

◆七、它看对了什么

康德与罗尔斯看对的东西，有四样。

第一，一条规矩的公平，可以靠“站位”来检验，不必靠谁的善意。切蛋糕的人最后拿，不需要他是好人，只需要他不知道自己拿哪块。这是一个很深的想法：好的制度，应该经得起坏人来用。

第二，人不应当仅仅被当作手段。无论是蛋糕，还是一个国家，只要把某些人当作别人的工具，就会引起人们本能的不安。这一点从康德到今天，一直是权利思想最坚实的底子。

第三，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人的命运影响太大，应当接受所有人的检验。出身、天赋不是人选的，却深深影响了人的路。把这件事放到政治学的中心，是罗尔斯很重要的贡献。

第四，它让“为什么要听”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可以讨论的形式。在一个人人对好生活看法不同的社会里，政治不能靠“我的善比你的善高”来说服人，只能靠“这条规矩，你站在我的位置，也能接受吗”。表姐那句“谁切谁最后拿”，没有给任何孩子上一堂关于公平的课，只是重新安排了一下大家的位置。这个办法朴素，却可以搬到很多场合去用。

带走的话
康德与罗尔斯这一派的出生证，是能站在无偏立场上推理的自由平等的人乘以要接受共同检验的基本结构。
它推出的权力，是经得起共同同意的权力；推出的善，是“正当”优先，“好生活”留给个人。
它的路是先从稳固的判断出发，再设计一个让偏见退场的条件，最后在原则与判断之间来回调。
它最难接的异象，是被抽空的自我、被排除的人和深度的多元；它的办法，是改名、收窄和把公平放进设计里。
读它的时候，别问它对不对，问它的起点，把谁请上了“人”的名单，又把谁留在了幕外。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先 S 再 E 后 D 并回头的路、异象、免检、改名、先验、分叉、回写。

锁定记录：把“人”锁成能抽象推理的自由平等者，把“公平”锁在原初状态的设计里；反思平衡的回写，没有改到出生证上的那对设定。

第四编
十九世纪：国家、阶级与官僚
编序

本编走十九世纪，是按年代排的三编里的最后一编：国家、阶级与官僚。

本编各章：

  • 第 17 章　托克维尔：平等的路径
  • 第 18 章　密尔：自由与代议
  • 第 19 章　黑格尔：国家作为伦理实体
  • 第 20 章　马克思：国家是阶级的工具
  • 第 21 章　韦伯：合法性与官僚制

如果你更在意道理而不在意历史，第二到第四编可以略读，它们是源头，不是工具。

第 17 章

托克维尔：平等的路径

这一章的问题：当“大家都一样”成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事实，它会把政治带向自由，还是带向另一种听话？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早上八点多，某小区十一号楼的电梯，从一层升到十八层，里面挤着六七个人：拎着菜篮子的老蔡，背着书包的初中生，穿西装的中年人，还有上个月刚搬来的一对小夫妻。电梯里没有谁管谁，也没有谁需要向谁行礼，谁先出、谁后出、谁替谁按楼层，全靠一点默契。

前一天，穿西装的人换了新车，车就停在楼下，邻居们都看见了。电梯里老蔡随口问了一句：“听说换车了？”西装的人连忙摆手：“代步的，代步的。”老蔡也笑着接上：“都一样，都一样。”到了九层，小夫妻出去了，剩下的人谁也没再说话。

值得看的不是谁炫耀了什么，而是这几句话。没有任何规矩禁止换车，也没有人真的以为车都一样。可是大家顺着“都一样”说了下去，因为谁都不想被人看成站得高一点的人，也不想被人看成站得低一点的人。差别一露头，旁人心里就会给你打个分，于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往中间收。电梯里因此很太平，也有一点闷。

托克维尔对政治的兴趣，恰恰是从这种地方起的。他想问的是：没有人天生高人一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最先变掉的是什么？是礼貌，是说话的分寸，还是人们心里怕什么、看谁的脸色？这些小变化攒多了，国家怎么组织、人们愿不愿意自己管自己的事，也就跟着变。电梯里这几句话，在他眼里不是闲话，是一个社会的底色。

再看电梯里的另一个细节。到了九层，小夫妻走了，剩下的人不约而同地低头看手机。这不是冷漠，是另一种“收”：既然谁也不比谁高，谁也不必向谁交代，那每个人就退回自己的屏幕、自己的小日子里，把电梯里这一小块公共的空间留给沉默。托克维尔管这种退缩叫个人主义，意思不是自私，而是一种平静的、有根据的感觉，让每个人把自己和家人朋友圈起来，对大伙的事不再上心。电梯里的两种现象，一种是看多数的脸色，一种是退回小圈子，正是他要连在一起讲的东西。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预设的主体属性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不再被出身固定在某个等级里，所以既想要自由，更放不下平等；容易缩回自己和身边小圈子里过日子，又格外在意多数人怎么看
预设的客体属性 社会的“基本状态”，也就是人们身份条件的平等：它被当成一个先在的事实，各种法律、习惯、制度，都被看成从它长出来的
推出的互动内容 变化：平等的推进是几百年的大势，不是谁的主张；它既可能通向人人参与的自由，也可能通向人人缩在家里、由一个温和而庞大的权力照管的另一种不自由
意义预设（附注） 重心押在自由；把幸福（安稳舒适）看成对自由的诱惑；创造居后，他认为平等时代的人更爱实用的东西，而不太爱远离用处的理论

这张证上的S起点，是“条件平等”这个社会基本状态。托克维尔看美国，是先认出这个状态，再往前追它从哪里来，往后追它会走到哪里去。

◆三、意义预设

托克维尔把意义押在自由上，这一点他自己并不掩饰。他不是平等的反对者，他认为平等的推进几乎是挡不住的；他的忧虑是，人们为了平等和安稳，会心甘情愿地把自由一点点交出去。所以他的整本书，是一本替自由找条件的书。

他还有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判断：平等时代的人，对平等的爱，往往比对自由的爱更热切、更持久（这是大意，不作引用）。自由要靠自己去争、去练，辛苦而且有风险；平等却是人人立刻能感到的好处。所以他不放心：没有谁强迫，人们也可能自己选择放弃自由，只要换来的是大家一样的安稳。这是他的意义预设里最尖锐的一处，也是他写书的动机。

幸福在他那里是个危险的词。在他看来，平等时代的人最容易满足于舒适的小日子：房子、工作、家人、一点积蓄，别的事交给有人管。这种幸福并不坏，可是它恰好是不自由的入口。至于创造，他留意到平等社会里的人更看重马上有用的东西，对远离用处的理论兴趣不大，这说明创造在他的账里排在后面。

要分开读的是：这是他这个人和他这个学派的意义预设，不等于后来引用他的国家或政党的做法。后人拿他的“社团”“地方自治”去做什么，那是各人的意义选择。

◆四、走的路

托克维尔大致走的是S→D→E，而且第二步被锁住了一个方向。

第一步是S。他到美国去，原本的公务是考察监狱制度，同行的有朋友博蒙。但他后来写成的两卷《论美国的民主》（1835 年和 1840 年），中心已经不是监狱，而是他认出的那个东西：条件的平等。他的说法大意是，美国社会的许多事实，似乎都能从这个最初的事实里推出来。电梯里那句“都一样”，便是这个事实在日常口气里的样子。

第二步是D。他把平等的推进看成跨越几百年的大趋势，从中世纪等级社会一路走来，法国和美国只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不同位置。他甚至认为这个趋势带着某种天意般的味道，谁也无法拦下。注意，这里的D是一支单向的箭：只会向平等走，不会掉头。后来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年）里，他又追问法国革命前后哪些东西没变，指出中央集权的做法其实早在旧制度里就长好了，革命只是接了过来。这是他最像历史学家的一面，也是他最认真对待D的地方。

第三步是E。大势定了方向，可是走到哪儿，要看缠在一起的条件。他在第一卷的后半部分把这些条件分成三类：自然环境、法律、民情（习惯和心态）。他的排序是民情最重，法律其次，自然环境最轻。所以他要观察的，是美国人怎么办学校、办教会、办各种民间的社团，怎么在乡镇上自己商量事情，怎么靠陪审团学会替别人想。这些东西缠在一起，决定了平等究竟变成自由，还是变成顺从。

他举的例子很具体：新英格兰的乡镇，居民自己开会，自己选出办事的人，自己决定修路、办学、照顾穷人的事。一个普通人在这里学到的是，公共事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件件可以插手的小事。他的说法大意是，乡镇之于自由，好比小学之于知识：不一定决定一切，却是人第一次尝到它的地方。

两条出路在第二卷里说得很清楚：一端是人们学会结社、自己管事，平等和自由并存；另一端是人们各顾各的小家，让一个温和的、什么都照管的权力来安排生活，这种权力不用残暴，只用无微不至。电梯里的“都一样”，若只是礼貌，那是前一条路上的小插曲；若人们连楼道里的事也懒得商量，等着别人来管，那就在后一条路的入口上了。

把这条路和第3章的两条起手路对照，托克维尔的特点很清楚：他先把S和D定死，让E去负责分叉。只有最后一步有选择，前两步没有。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美国自己的奴隶制和种族等级。托克维尔在第一卷里专门有一章谈美国的三个种族，对奴隶制的后果相当担忧。可是请注意，这件事被放在了单独一章，没有被放进“条件平等”这个基本状态里讨论。条件平等是白人社会内部的事，被奴役的人和被驱赶的人，是另一章的话题。这个安排本身，说明起点接不住这件事。

第二个异象，是财富的不平等。他在第二卷里提到过，工业的发展可能造出一种新的贵族，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距离，比旧贵族与佃农还要大。可是这条提醒和他的基本状态并不顺：如果社会的基本状态是平等，那么越来越深的经济差距，算不算基本状态的变化？他没有把它展开成一个同等分量的论题。

第三个异象，是他亲身经历的法国。1848 年革命以后，共和国很快转向，1851 年又出现了政变，随后是帝制。他本人当时在政坛上，对这个结果相当失望。照他的框架，这是平等通向另一种不自由的那条路，可是问题恰恰在这里：这一条路和自由那条路，在事情发生以前，都已经写在他的框架里了。无论法国走向哪边，他都说得通。

这三件事里，前两件是起点接不住的事，第三件是起点太能接住的事。接不住的，要靠旁注或另起一章；太能接住的，说明这个框架不容易被推翻。

第四个异象，来自“民情”本身。他把民情排在最前面，可是民情又从哪里来？如果民情是平等造出来的，那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原因；如果民情有自己的来源，比如宗教、历史、移民带来的习惯，那平等就不是唯一的起点。他在书里两种说法都用过。这不是写得不严谨，而是他的起点要同时担当“最初的事实”和“要解释的结果”两个角色，二者难免缠在一起。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奴隶制与种族问题，走的是一种近于免检的做法：它被放进另一章，成为“例外的状况”，不动平等这个基本状态本身。新的经济贵族，走的是改名：托克维尔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叫“工业贵族”，这样它就成了平等时代里的一个新现象，而不是平等这个基本状态的反例。法国的结局，走的是先验：平等的大势只有两个终点，自由或服从，任何一个结局出来，都已经在预先划定的两端里，所以事后看，什么也不会错。

不过，这不等于托克维尔的路没有分叉。后世的政治文化研究，把他的“民情”当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题目；关于社团和民间组织如何支撑民主，也有人接着往下做，社会资本这个题目常常把他当作祖师爷来引用。这些分叉，是把他那一步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条件，独立出来当学派的起点。我们会在第48章再回头看它。

另一个分叉走向比较政治：怎样比较不同国家的民主走了不同的路。这也是在他的三类条件之上拉出来的。分叉的好处是各自走得很深，缺点是回头看，他原先一手拿着D的大势、一手拿着E的条件的那种平衡，被拆成了两家。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平等不只是法律上的一句话，还是日常的口气和姿态。电梯里的“都一样”，法律没有规定，但它实实在在管着人的举止。很多后来的政治学，只看投票和法律，反而漏掉了这层。

第二，他看见多数人的压力不一定来自法律，也可以来自舆论。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地方，不同意见更难被容忍，因为没有一个“高于众人的人”可以替你撑腰。这条判断后来被密尔接过去，在下一章里我们会看到。

第三，他看见自由要靠练习。小到邻里议事、办社团，大到当陪审员，人是在做这些事的过程里学会自己管自己的。把政治放到习惯里去看，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份礼物。

第四，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成“别国应当照搬的样子”，他写美国，是为了回头看法国，看他自己的国家会走到哪里。

带走的话
托克维尔读政治，先认出“大家都一样”这个底色，再看它被大势推到哪里，最后看缠在一起的习惯把它带向哪边。他的预设把人看成既要平等又怕被孤立的人，把社会看成以平等为基本状态的整体。这个起点让他看得很深，也让他对反方向的变化、对基本状态之外的人，不容易腾出手来。
读他的书时，不妨留一个问题：如果平等这条箭有时会掉头，他的框架里放得下这件事吗？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D→E（D被锁成单向）、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条件平等是社会的基本状态”，D被锁成只向平等推进的单向箭，异象被放进另一章或事先划好的两个终点。

第 18 章

密尔：自由与代议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的事和大家的事，界线画在哪里？画界线的人，凭什么说得清？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二岁的晨晨，每个周六上午有一节奥数班，下午有一节游泳课，这是暑假前妈妈替他报好的。这个周六，他想把上午腾出来，去同班同学家一起搭一座拼插的城堡，两个人已经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零件。

晨晨对妈妈说：“这是我自己的周末。”妈妈说：“你还小，哪能自己拿主意？”爸爸在一边插话：“你搭城堡可以，那你的作业呢？还有，你同学家里人答应了吗，别给人家添麻烦。”晨晨不服：“我搭城堡，又没伤着谁。”

这段对话里其实有三个不同的问题，藏在同一个周末里。第一，这件事是不是只关乎晨晨自己：他想搭城堡，不上奥数课，吃亏的主要是他自己。第二，这件事会不会碰到别人：同学家人愿不愿意，别人的时间和地方有没有被占。第三，晨晨能不能算一个“可以自己做主”的人：十二岁，究竟算不算。

这三个问题，正是密尔写《论自由》（1859 年）时反复纠缠的问题。他的名声来自一条简短的原则：除了防止对别人的伤害，不能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他使用强制的力量。可是你一旦拿这条原则回到晨晨的周末，立刻会看到，原则本身虽然简单，要用起来，每一个词都要问：什么算自己的事，什么算伤害，什么算一个够成熟的人。

这一家最后的办法是折中：上午的奥数班照上，下午的游泳课换成去同学家，作业晚上补。没有哪一方的原则赢了，折中是靠三个人当场商量出来的。密尔的原则在这里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它只是告诉大家该吵什么、不该吵什么：吵线在哪里，而不是吵谁的嗓门大。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预设的主体属性 有各自不同的性情和才能、能在讨论和试错里变得更好的个人；个性本身是福气，也是进步的来源
预设的客体属性 社会与政府是对个人施加力量的东西：力量既可来自法律，也可来自习俗和舆论；一个政府好不好，要看它把公民养成了什么样的人
推出的互动内容 善：强制只能用来防止对别人的伤害，不能为了“对你好”；代议制优于其他政体，因为它让公民参与、在参与中长本事
意义预设（附注） 自由居中；创造（个性、天才、“生活的实验”）居次；幸福是最终的底，但他要的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的长远幸福

S起点，是“个人自己的领域”这条界线。密尔先把这条线划出来，别的事再围绕它展开。

◆三、意义预设

密尔是边沁式功利主义的继承人，他的父亲詹姆斯·密尔是边沁的朋友。所以说到底，他的最终衡量标准是幸福。可是他把幸福理解得很宽，不是眼前的快乐加总，而是一个会成长、会进步的人的长远利益。要得到这种长远利益，必须有自由。这样一来，自由成了台面上的主角，幸福退到后面做地基。

创造在他那里有特别的分量。《论自由》里有一章专讲个性，主张人们要有“生活的实验”，天才和不同寻常的人，需要空间。社会如果只剩下一种活法，哪怕那种活法再好，也是死的。这是政治学里很早就把创造当成自由的用处的一例。

密尔和边沁还有一个差别，值得在这里说一句。边沁把快乐看成可以加总的量，同样多就同样好；密尔却认为快乐有高低之分，他的说法大意是，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这个说法出自他的《功利主义》，是大意，不当原话）。这就是说，幸福在他那里已经带上了质的判断，自由的用处，是让人能够去追更高的那一种。

需要分开的是：这是他的理论意义预设。后来引用他的各国政府，对“自由”的理解、对界线的画法各不相同，那些是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我们到第十一编再谈。

◆四、走的路

密尔的路，按本书的读法，大致是S→E→D。

起手是S：先立一条规则，划出每个人“只关乎自己的领域”。这个领域里，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趣味和志业的自由、结社的自由，社会不该干预。这条规则是整本书的起点，所以后面所有的论证，都是在替这条线辩护。

第二步是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条件。他很清楚，这条规则不是在所有地方、对所有人都一样适用。他明说，它只适用于“能力成熟”的人，孩子不在内；也不适用于他所说的落后社会，那里的人还没有能力通过自由和平等的讨论来改善自己，对他们采取专制的办法，只要目的是让他们进步，在他看来可以成立。这一句话后来引起很多争论，原因我们稍后再说。

第三步是D，也就是走过的路、变化的过程。《论自由》为什么要保护不同的意见？理由正是D：如果一个意见是对的，压制它，人们就失去了真理；如果它是错的，压制它，人们就失去了在对照中把真理看得更清楚的机会；就算它一半对一半错，也只有让各种意见碰撞，才能拼出更完整的图景。社会靠讨论和试验，一点点修正自己。

这一套在政府的问题上也一样。他在《代议制政府》（1861 年）里主张，最好的政体是代议制，因为参与会让公民长本事：投票、讨论、担任公职，人是在做这些事的过程里变得更有见识、更有责任感。他还主张比例代表制，在制度上让少数派的声音不被多数完全淹没；同时他也支持给受教育更多的人更多的票，这一条在今天看来很难接受，但放在他的体系里是可以推出来的：既然投票是要让人学会，那么学得多的人该多说几句话。

他对代议制的设想也有具体的操心：议会不适合亲自起草每一条法律，更适合讨论和监督；办事的事交给受过训练的官员，议会的任务是盯着办事的人。这一分工，下一章的韦伯会从另一头接过去，把官员的那一半讲透。

把这些放在一起，你会看到S先划线，E说明线在哪里适用，D说明为什么要保护不同的声音。起点没变，只是在条件和变化上不断添加。

回到晨晨的周末：爸爸说“作业呢”，是在问线的另一边，也就是涉及别人和未来的部分；妈妈说“你还小”，是在问E，也就是晨晨算不算那个“成熟的人”；晨晨说“没伤着谁”，是在守着S划的线。三个人各自守着密尔体系里的一个环节。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界线本身。什么叫“只关乎自己”？一个人喝酒，影响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可是也影响了家人的收入和心情；一个人读什么书，看起来是自己的事，可是书读多了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又会影响周围。这条界线从来没有一个人人认同的画法。密尔自己也承认，几乎每个行为都会间接影响别人，他的办法是区分直接的伤害和间接的、轻微的影响，可是这个区分，还是要靠人在具体情形里判断。

第二个异象，是被排除的人。孩子和“落后社会”被放在原则之外。孩子这一条，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可是第二条的分量完全不同：密尔自己从 1823 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多年，那是一家管着印度大片地方的机构。他在理论上说自由对成熟的人才适用，而哪些社会、哪些人算“成熟”，判断的权力恰恰掌握在他所属的一方手里。这说明界线不仅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也是“谁有资格自由”的。

第三个异象，是多数的压力不通过法律。他从托克维尔那里接过了“多数的暴政”这个想法，并且推进了一步：最难对付的不是法律，而是舆论和习俗。可是他的原则主要针对的是强制，用强制力量去干预舆论，本身违反了他的原则。于是习俗的压力只能靠讨论、靠少数人的坚持去慢慢对付，规则本身帮不上太多。

第四个异象，是投票的权重。主张公民在参与中学会，同时又主张更有学识的人多投几票，这两条放在一起，平等的参与和学得多少的差别，究竟谁说了算，是一个不容易说清的难处。

第五个异象，是他的理由本身。密尔坚持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功利之上，也就是长远的好处，而不是一份先在的“权利清单”。可是“个人领域不受干预”这条原则，读起来又很像一条权利规则。如果自由的理由是长远的功利，那么在某些情形下，限制自由能带来更大的功利，原则就该让步；如果原则绝不让步，那它靠的就不是功利。后人对此争论了很久，有人说两者可以调和，有人说二者勉强同居。这个缝，正是起点里同时放了两种东西的结果。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对孩子和“落后社会”的处理，是先验：他把“成熟”定义成适用原则的前提，于是原则适用的范围本身，成了定义的结果，原则不会因为这些人而出错。界线的模糊，走的是改名：后来的讨论把各种边界上的情形，换成不同的词，比如“伤害”“冒犯”“间接伤害”，用来给界线补丁。比如法哲学家范伯格（Joel Feinberg）在《刑法的道德界限》（1984—1988，四卷）里，把“伤害”和“冒犯”分开来，分别讨论。名字多了，但“自己的领域”这条线的画法，没有被改动。多数压力的难处，近于免检：它被认为是可以靠社会本身慢慢改善的东西，不再计入规则的缺口。

再看分叉。密尔的路确实分出了几支。一支沿着“自由”往权利的方向走，强调个人的权利有不可侵犯的底线；一支沿着“幸福”往福利的方向走，强调国家要为公民的长远利益做点什么；还有一支追着“成熟”这个词，问国家能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对你好而干预你，这是后来关于家长式干预的争论，今天仍然没有定论。三支都说自己是密尔的继承人，三支都能找到他的话为证。这是分叉的典型样子：起点没变，S划线这一步没人动，是在线的两侧各立一块新的牌子。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自由需要一条看得见的线，也看见这条线不是一劳永逸的。晨晨的周末里，三个人吵的恰好是线在哪里，而不是该不该有线。

第二，他看见压制不同意见的代价，不只由被压制的人承担，也由所有人承担，因为社会少了一种可能被证明是对的想法。这是他整个体系里最结实的部分。

第三，他看见参与有教育作用。投票、讨论、办事，不只是产生结果的手段，还是培养人的办法。后来很多关于协商民主、公民教育的研究，都能找到这条线索。

第四，他最早在大学者里明确站出来，反对因性别而限制人的权利。《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 年）是他把自己的原则，用到最难动的习俗上的一次尝试。这件事说明，他的原则能用来批评他自己的时代，不只是替它辩护。

第五，他把讨论当成了政治的基本动作。不同意见碰在一起，不是政治的麻烦，而是政治自己的修理工。这个想法后来在协商民主的研究里再次出现（第45章会回头看），它的根子，在这里。

带走的话
密尔把政治读成一条界线，把人读成需要空间去成长的个体。起点是个人领域这条线，条件交给“谁够成熟”，变化交给讨论和试验。这个起点让他看到了自由的价值和压制的代价，也让他在“谁有资格”这一步，必须靠定义来过关。
读他时，可以带着晨晨的周末去问：线在哪里，谁来画，画线的人自己站在线的哪一边？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E→D、先验、改名、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个人自己的领域”这条界线，条件E以“成熟”为前提被定义，界线两侧的争论走成分叉而非改线。

第 19 章

黑格尔：国家作为伦理实体

这一章的问题：人是先有自己再进入国家，还是在家庭、社会和国家里才成为一个人？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某城老街上，有一家开了六十多年的点心铺，叫“福源斋”。门口的木牌上写着三条店规：不赊账，不退货，打烊后不开门。三条都是老掌柜立的，现在掌柜是他的孙子，姓钱。

有一天快打烊，隔壁楼里独居的陈婆婆走进来，要买两块白糖糕，一摸口袋，钱包忘在家里了。新来的学徒小马站在柜台后面，一脸为难，指着木牌说：“婆婆，不赊账。”钱掌柜从里间出来，没有看木牌，把糕包好递过去：“拿着，明早来了再说。”陈婆婆道了谢走了。

小马不服：“规矩不是写着吗？”钱掌柜说：“规矩是给生人立的。”过了两天，一位外地来的游客，在同样的时间走进来，同样没带够钱，同样想先拿走。钱掌柜这一次，指了指木牌，微笑着摇头。

两件事，同样的规矩，同样的掌柜，结果却完全不同。小马看到的是规矩被破坏了，一半的人对一半的人区别对待；钱掌柜看到的，是这家店跟这条街上的人是怎样的关系。规矩是写出来的，关系是长出来的，两者同时在这个小铺子里管着事。黑格尔想问的，就是这类事：规则和人情，不是两样东西，是同一个更大的整体在不同位置上的样子。

再看这条街的另一头。钱掌柜有一回因为进货的价钱，同供货的老师傅吵得很凶，可是第二天照常下单。吵架没有让关系断掉，反而是老关系里才有的吵法。换成一桩纯买卖，不满意就换一家；这条街上的关系，不满意要先说出来，说完还得继续往来。店规管的是生意，街坊的信任管的是店能不能在这里开下去，两样东西叠在一起，才是福源斋。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预设的主体属性 要在被承认中才成为自己的人：自由不是一个人躲开别人，而是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制度里被认可、也认可别人
预设的客体属性 国家是“伦理”的整体：不是一纸契约，也不只是利益的调节者，而是共同生活的理性在制度上的实现
推出的互动内容 变化：历史是自由意识的展开；制度在冲突和调和中把个人的特殊利益和共同的普遍利益连起来
意义预设（附注） 自由居中，但是“在制度里实现的自由”，不是“免于干预的自由”；幸福让位于承认和归属；创造出现在历史的整体运动里，而不是个人的才能上

S起点，是“国家这个伦理整体”。黑格尔先把整体定下来，再说个人怎样在整体里得到位置。

◆三、意义预设

黑格尔写《法哲学原理》（出版于 1820 年底，书名页标的是 1821 年），核心是“自由”。但他说的自由，和前面几章里的不同。前面的自由，是把别人挡在门外的自由；他要的是个人在制度里认出自己、被认出来的自由，是做一个有位置的成员。他有一句出名的话，说的是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这里不展开引用。

幸福是什么位置？他承认个人有追求自己福利的权利，那是市民社会的事，但那还不是最高的东西。创造也不是个人的才华，而是历史自己在做事：个人常常是在追求私利时，无意中推动了更大的东西。

黑格尔批评过一种他认为空洞的自由：想怎样就怎样。他觉得这样的自由其实是被一时的冲动牵着走。真正的自由，是做出选择以后，在一个别人也认可的框架里把它落实。比方一个人决定开店，他得有产权被承认，有合同的规矩可依，有顾客愿意上门，缺了哪一样，这个决定都只是想法，还不是自由。所以在他那里，自由不是门外的空地，而是屋子里已经摆好的一套相互承认。

要分开的是：黑格尔对自己所处的普鲁士国家怎么看，后人有很多不同的读法。他的理论的意义预设（自由在制度里实现）和一国的现实做法，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四、走的路

黑格尔的路，看上去是D的路，细看却是一种特别的S→D→E。

他的名声来自辩证法，也就是矛盾推动前进，所以人们容易以为他整个人都是D。可是《法哲学原理》的结构，是一个层层上升的整体：先是抽象的权利，再是道德，最后是伦理。伦理又分三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环从最紧密的感情，到各顾各的利益，再到把前两者纳入的共同体。对照“福源斋”：钱掌柜对陈婆婆，是家庭式的亲近；店规和生意，是市民社会的买卖；这条街的人们对这家店的信任，把前两者扣在一起，近于国家那一环。

起手的S，是这个整体。他不是从个人出发再造国家，而是反过来，从整体出发再说个人怎么在其中立住。他明确批评把国家看成契约的做法，理由是契约出自任意的同意，而国家不是任意的。

他对三环的安排相当具体。家庭靠感情维系，成员的身份来自爱，而不是来自交换。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彼此依赖，靠劳动、交换、法律保护和行业团体联在一起。国家则是前两者的归宿，他设想的国家有君主、负责执行的行政部门、以及由各个等级组成的立法机构，主张的是立宪君主制（这几点是大意）。要留意的是，他的三个部门不是为了互相拆台，而是同一个整体的三个环节，这与契约论里分权制衡的想法不同。

第二步D：历史是整体自己展开的过程。从东方到希腊罗马再到日耳曼世界，自由的意识一步步扩大，国家是这个过程的现时的形态。第三步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条件，被他预先收进了S里：家庭、市民社会、等级、官僚、君主，都是这个整体的内部环节，而不是外部的条件。

所以他的辩证法看似是D，运动的终点却是一个已经被写出来的S：理性的国家。他有一个出名的判断，大意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话后来被读成两种意思：一种是为现状辩护，一种是说真正的现实必须经得起理性的检验。两种读法在后人中都有。

他还给官僚一个位置：官员是“普遍等级”，应当超出私人利益，为整体服务。这一条后来由韦伯接过去，用另外的眼光重新看。

福源斋的故事里，这个位置是看不见的，因为铺子里没有官员。但把镜头拉大，一条街要运转，总得有人管卫生、管秩序、管纠纷，这些人如果只是替自己的小圈子办事，街就散了。黑格尔要的是一群超出私人利益、为整条街着想的人，他们的身份不靠出身，靠受过的训练和通过的考试。这一点在他那个时代，是相当有锐气的主张。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他自己看到的：市民社会里的贫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承认，市民社会越富，就越产生一批被甩出去的穷人，他们失去了尊严，对社会怀有怨气，被称为“贱民”。他明白这是一个难题，说市民社会靠自己解决不了。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形：学派自己的创始人，把异象指了出来。

第二个异象，是现实与理性的差距。如果凡现实的都合乎理性，那么今天的现实里不合理的东西怎么办？1830 年和 1848 年前后，欧洲的动荡接连发生，他的学生辈分成了不同的立场。

第三个异象，是国与国之间。他认为在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裁判，国与国的争端最后要由历史来裁。这就留下一个问题：一个把国家看成伦理整体的体系，对跨国的伦理没有位置。

第四个异象，是个人在整体里的不同意见。承认是双向的，可是当个人觉得整体并没有承认自己，怎么办？按他的框架，这要么是个人还没长成，要么是制度还不够理性，没有第三种回答。

第五个异象，是谁没有被承认。按他的原则，承认应当是双向的、人人的，可是他在家庭这一环里给女性安排的位置，是在家里，没有给她们进入市民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同等通道。这一条，后来被女性主义的批评读出来，我们会在第51章专门看。它的要紧之处在于：整体说“我承认每个人”的时候，那个“每个人”是谁，是由整体自己划的。

◆六、吸收还是分叉

贫困问题，走的是改名加免检：他把被甩出来的人称为“贱民”，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现象，给出警察、行业团体、向外开拓殖民地这几种局部的缓解办法，然后让它们留在市民社会这一环里，国家这一环的结论没有被改。现实与理性的差距，走的是先验：只有合乎理性的才算真正的现实，不合理性的现存东西，只是“还没有成为现实”，因此不会成为理论的反例。国与国的问题，是免检。

分叉则非常明显，而且很戏剧性。黑格尔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分成了所谓的右派和左派，有人守着国家和宗教的整体，有人把辩证法拿去批判现实。最有名的一支，就是下一章的马克思，他的出发点，就是对《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把“国家是整体”倒回去，问整体是谁的整体。另一条分叉在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一批英国学者，被称为唯心主义者，把共同体和公共善带回英国政治思想，格林（T. H. Green）和鲍桑奎（Bernard Bosanquet）是常被提到的名字。到了二十世纪，“承认”这个词又被重新捡起来，有人用来分析身份政治和社会不平等，比如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泰勒的承认政治。

还要补一句：对黑格尔本人的政治立场，后人的读法从来不一致。有人读出一个替现存国家辩护的保守派，有人读出一个主张把自由落到制度里的改革者。这种读不齐，恰好说明他的体系有很大的弹性：整体的名字不变，里面的内容可以按读者的需要重新填。这也是政体依赖常见的一个表现：起手预设的那种政体，也就是作为伦理整体、靠自身理性保持稳定的国家，名字稳稳不动，解释却可以放得很宽。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个人不是孤零零先存在的。语言、家庭、行业、街坊，这些东西先于我们，我们是在里面长成自己的。契约论里的“先有个人”，在他这里被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个“个人”从哪里来？

第二，他看见制度不是冷冰冰的规则，而有感情和习惯的一层。钱掌柜给陈婆婆的那两块糕，不违反店规，而是店规背后的那层东西在起作用。

第三，他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分开。市民社会是买卖、竞争、各顾各的利益；国家是把这些利益纳入共同生活的更大的东西。这个区分，后来在社会科学里几乎是通用的框架。

第四，他看见现代社会自己会制造贫困，并且诚实地承认了。

第五，他看见了“承认”这件事的分量。一个人要的不只是东西，还有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陈婆婆那两块白糖糕值不了多少钱，她记住的是掌柜没有让她难堪。后来有人把这个想法用在社会不平等上，看见被轻视的人要的往往不只是钱，这一条思路，就是从这里接过去的。

带走的话
黑格尔把人读成在承认中长成的人，把国家读成伦理的整体。他的起点把整体定在前面，所以他对个人如何被整体接纳看得很深，对整体接纳不了的东西，只能靠“还没成熟”来说。
读他时，可以想想福源斋：那三条店规，到底是写在牌子上，还是长在这条街上？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D→E（E被收进S）、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国家是伦理整体”，E被预先收进整体内部，现实与理性的差距被定义为“尚未成为现实”。

第 20 章

马克思：国家是阶级的工具

这一章的问题：一条看上去对谁都一样的规则，是谁定的，又在替谁说话？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指任何真实的平台或站点。某城区有一个外卖配送站点，站长姓彭，手下有三十多名骑手。订单由平台的系统自动派发：离得近的、评分高的、在线时间长的骑手，优先拿到近而好跑的单子。站点墙上贴着一张规则表，写着“准时率”“好评率”“在线时长”三项，每一项后面都有分数。

新来的骑手小郭，评分刚起步，在线时间也短，所以几天来分到的单子大多比较远，路上耗的时间长，超时就扣分，扣了分下次更拿不到好单。他去问老骑手：“这规则是谁定的？”老骑手说：“算法是平台总部的，站长只管排班，你要是想多拿点好单，就多跑几个晚高峰。”

小郭想了想，又问：“那规则对大家不是一样的吗？”老骑手笑了笑：“是一样的，所以才没处说理。”

这一幕里有马克思式的几个问题。规则看起来对每个人一样，可是落到不同位置的人身上，结果不一样：站长、老骑手、新骑手、平台的人，各自从这套规则里拿到的不同。再追问一步：这套规则是谁写的，在写的时候替谁的需要着想？还有一步：想改规则，谁说话有分量？这三问，就是用马克思的眼光去读一张规则表的办法。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人：站长老彭。他不是平台的老板，也不是骑手，夹在中间。一头他要向平台交代站点的单量和准时率，一头他要向骑手解释这周为什么单子少。马克思式的读法不会把他简单地放进哪一边，而会问：他的收入从哪里来，谁能扣他的钱，他在多大范围内能改规则？站长这个位置，说明阶级位置不总是黑白分明，中间还有很多层，这也是后人争论的一个地方。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预设的主体属性 在生产关系里占着某种位置的人：一个人的处境，看他拥有什么、靠什么谋生，由此形成阶级；他怎么想，大体由他的社会存在来决定
预设的客体属性 国家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机器；法律、制度的“中立”外观，是这个功能的一部分
推出的互动内容 变化：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国家的形态跟着生产方式变
意义预设（附注） 自由和创造并重：人通过劳动创造自己，被异化的劳动让创造变成了负担，真正的自由是创造能力的充分发展；幸福不是单列的目标

S起点，是“阶级位置”。马克思先问你站在生产关系的哪个位置，再问国家站在谁那一边。

◆三、意义预设

马克思早期的手稿里有一个核心想法：劳动本来是人的创造活动，人在劳动里把自己的力量对象化，认出自己；而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创造变成了为别人干活，产品和人对立起来，这叫异化。所以他的理论有很强的创造维度。至于自由，在他的设想里，不是免于干预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充分发展，以全体人的充分发展为条件（这里是大意，不作直接引用）。

幸福在他那里不是一个独立的目标。他更在意的是人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自由而充分地发展，这与密尔的“幸福为底、自由居中”不同。

需要分开的是：这是理论的意义预设，不是对任何国家实践的评价。各国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做法和意义选择，我们到第58章再按国家实践的办法来读，这里不碰。

早期手稿里，他把异化分成几个方面来讲：劳动者与自己的产品疏远，与劳动过程本身疏远，与人之为人的创造能力疏远，与他人疏远（这是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大意概括）。放到外卖站点上，你可以不同意这套说法，但能看出它想捕捉的那种感觉：每一单都是我跑的，可是哪一单该我跑、跑多少、怎么算，不由我定。

◆四、走的路

马克思给出的因果顺序，从下往上走，是E→D→S；而他看事的入口，却是S。

先说入口。他看一个社会，先问各种人在生产里处于什么位置，是拥有工厂的人，还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人，是地主、佃农，还是小手工业者。这就是S：阶级位置。《共产党宣言》（1848 年）的开头，把以往的历史概括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中讲到国家的那一句，大意是现代国家的行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再说因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年）里，他有一段著名的概括：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上面；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E是生产条件，D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推动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更替，S最后显现为国家和法律。

所以他的路径是，从E出发，经过D，最后落到S。这是本书后面第64章想走的方向的前半段：让国家和权力从底下长出来。可是请注意，他的入口仍然是S：必须先认出两大阶级，才能让D和E的论述展开。他的D是阶级斗争，被限定为一种特定的矛盾；他的S，是依据所有制划分的阶级位置。

这样读，外卖站点的故事就清楚了：站长、老骑手、新骑手、平台，是四个位置，位置不同，对规则的需要不同；规则是在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关系里长出来的，不是凭空的；而谁来改规则，要看谁手里有什么。这个读法并不要求你认同它的全部结论，它只是一种看规则的办法，让你先问位置，再问规则。

这里要补一句关于“阶级”二字的用法。在马克思那里，阶级不是收入高低的档次，而是人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有没有工厂、土地、资本，还是只有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两个收入相近的人，可以分属不同的阶级。他在《宣言》里预言社会会越来越分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但在他分析具体历史的文章里，比如《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用到的阶级和阶层远不止两个：金融家、工业资本家、小资产者、农民、工人，各有各的算盘。理论的入口是两大阶级，具体的分析却要不断添加，这个反差，本身就是下面几个异象的来源。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国家有时并不按资产阶级一时一地的意愿行事。马克思自己就分析过十九世纪英国限制工作日长度的法令，在《资本论》里用了很多篇幅。法令限制了雇主，却不是雇主要的。他的解释是，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维护资本整体长远利益的需要。可是问题也在这里：每次国家出手，都可以说是为了长远，这样无论国家做什么，似乎都不会错。

第二个异象，是国家看起来独立于所有阶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年）里，他分析 1851 年法国的政变：一个看似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政权，靠着分散的小农的支持上台。他给出的说法是，资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社会权力，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个解释很有想象力，可是它同时表明，国家有很强的自主运转的空间，这与“工具”二字并不完全贴合。

第三个异象，是工人不按阶级投票、不按阶级认同。后来的很多事情，从民族情感压过阶级，到各种不同行业、不同地位的人混在一起，都不是他当年的两大阶级可以简单地装下的。他自己写历史的时候，用的阶级并不止两个，这说明他知道现实更复杂。

第四个异象，是管理国家的人有没有自己的利益。官僚和官员的位置，若只是统治阶级的代理，那他们为什么有时会有自己的打算？这一条韦伯会拿去做文章，我们下一章再看。

第五个异象，来自马克思自己。1871 年巴黎公社之后，他在《法兰西内战》里谈到，工人不能简单地接过一套现成的国家机器来使用，这是对早先说法的一个调整，1872 年 6 月为德文版《宣言》写的序言里，他和恩格斯也提到，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拿现成的国家机器，去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国家机器如果有自己的结构和惯性，那么“工具”这个比喻，就需要附加条件。起点的创始人自己，也在拿事实去推这个起点。

◆六、吸收还是分叉

吸收的做法很丰富。对国家不按雇主意愿行事，走的是改名：用“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来解释，国家仍然是阶级的工具，只是看得更远的工具。后来恩格斯在晚年的信里，说经济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同时承认政治、法律、思想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使得“决定”的意思变得弹性很大（这是他 1890 年 9 月写给布洛赫的信里的意思，我用的是大意）。这种说法既能保住E→D→S的链条，又能容纳反例，近于先验。工人不按阶级认同，被称为“虚假意识”，近于免检：这是意识没有跟上位置，不是位置的说法错了。

分叉则是整个二十世纪政治学的一大风景。有人坚持国家是工具，有人强调国家的结构本身决定了它必须保护资本积累，有人转向文化和同意，有人干脆把国家当作自主的行动者。这些我们会放在后面的第32章、第33章、第34章分别讲，这里不抢跑。只提一点：这些分叉恰好沿着一条线排开，也就是对“国家是否有自主性”的不同回答，这是对第1章里“分歧沿预设排列”那个判断的一个检验点。

还有一支分叉，是用另一种工具重写马克思：二十世纪后期，有一批学者被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理性选择的模型，把阶级、剥削这些概念拆开重做，科恩（G. A. Cohen）和罗默（John Roemer）是这一路的代表人物。这一支很有意思，因为它把“位置”这个起点，换到了算账的方法上去，说明同一个问题，可以被装进不同学派的出生证里。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规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哪怕是看上去对谁都一样的规则，也有人写，也有人从中受益多、受益少。这个问题一旦被问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很多现代政治研究，不管认同不认同他的答案，都在问“谁的规则”。

第二，他把经济放进了政治。国家不是浮在空中的，它和人们靠什么吃饭、谁拥有什么，缠在一起。

第三，他把位置放在了人前面。同样是“一个人”，站在不同位置，处境、需要、能说的话都不一样，这一点，在谁有资格上桌说话这类小事里，随处看得到。

第四，他把变化当成基本的东西，不是例外。社会不是稳定的结构，而是在矛盾中不断变形的过程。

第五，他逼着后人把“中立”这个词拿出来检验。一条规则说自己对所有人一样，这个“一样”是不是已经站在某个位置上说的？今天很多关于算法、关于平台规则的讨论，用的就是这个问法，不管提问的人是不是读过他。

带走的话
马克思读政治，先认出人在生产里的位置，再把国家读成这种位置关系在制度上的显露。起点是阶级位置，因果从底往上走。这个读法让人看见规则背后的位置，也让它在国家的自主性这类事情面前，需要不断添加新的解释。
读他时，可以先拿一张规则表问三句：谁写的，替谁着想，谁能改？至于答案，由你自己下判断。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E→D→S的因果与S入口、改名、先验、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阶级位置由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的自主性被解释为“长远利益”或“归根到底”，工人的不同认同被解释为意识滞后。

第 21 章

韦伯：合法性与官僚制

这一章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听从命令？一套按规矩办事的机器，为什么让人觉得要多跑一趟？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指任何真实的办事大厅。老段一大早拿着网上公布的清单去办事大厅，替家里办一份证明。清单上写着：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户口簿原件，近期照片一张，填好的申请表。他全部备齐，还多复印了一份，揣着去排队。

排到窗口，工作人员接过材料，翻了翻，说：“申请表用的是旧版，上周起换了新版，请重填。另外，这份证明需要先到二号窗口盖一个受理章，再回我这里。”老段说：“我这是网上下载的。”工作人员说：“网上的还没更新，抱歉。”老段重填了表，到二号窗口排队盖章，回头再排一次，到下午才办完，嘟囔着：“材料明明齐了，为什么还要再跑一趟？”

这一天里没有人欺负老段，也没有谁在刁难。窗口的人客气，也没有拿一点好处。可是老段感到的不顺，却是真的。韦伯想解释的，就是这种又让人踏实、又让人憋气的东西：为什么人们愿意服从一套按书面规矩办事的机构？这套机构，为什么偏偏会生出这样的麻烦？

◆二、学派的出生证

项目 内容
预设的主体属性 带着意义行动的人：人的行为是有“想法”的，服从也不只是被迫，常常是因为相信这个命令是正当的；官员则是受过训练、按职权办事的专业人员
预设的客体属性 国家是在一定地域内，成功垄断了正当使用暴力的权力的人类共同体；统治靠“正当性信念”撑着；官僚制是现代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推出的互动内容 善（合法性）：统治能否稳定，取决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它正当；正当性分三种纯粹类型，传统的、魅力的、法理的
意义预设（附注） 他自己主张价值中立，意义预设不挂在台面上；底下看，自由（个人在铁笼般的规则里怎么保有自主）和创造（魅力是新东西的来源）是他忧虑和期待所在，幸福几乎不出现

S起点，是“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以及“官僚制”这两个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的工具：把现实里混杂的东西，提炼成一个清晰的、拿来比较的模型。

◆三、意义预设

韦伯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价值中立，意思是研究者要把“是什么”和“应该怎样”分开。所以他的书不在台面上押意义。可是在字里行间，你读得出他担忧什么。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年）里，用“铁笼”一词描绘理性化把人关在规则里的前景（这个译法来自帕森斯的英译，原词的译法有争议）。他担心的，是一个只剩下按规矩办事的专家、没有灵魂的社会，里面的个人怎么保有自由和判断。

魅力型统治是他笔下的新东西的来源：一个人带来了新的东西，人们因为相信他而追随，但魅力迟早要变成日常的规矩，这叫“日常化”。创造因此在他那里是稀有的、不稳定的。幸福几乎是缺席的：他从不承诺哪种统治会让人更幸福。

他在《以政治为业》里谈政治家应有的品质，也透露了他看重什么：激情，责任感，和分寸感。还有一个有名的区分：信念伦理只问自己的动机是不是纯正，责任伦理则要为行动的后果负责。他倾向后者。这是他留给政治的一份“规矩”：官僚是按规则办事的，政治家则要承担选择的责任，两者不能混。

要分开的是，这是他的理论预设，不等于任何国家对“效率”“公平”的选择。

◆四、走的路

韦伯的路，大致是S→D→E。

起手是S：三种正当性。传统型，因为“向来如此”而服从；魅力型，因为相信某个人身上有非凡的东西而服从；法理型，因为相信规则是依照合法程序制定的而服从。三种都是纯粹类型，他自己说，现实中很少见到纯的，常常混杂在一起。

第二步是D：类型与类型之间怎么变。最著名的是魅力的日常化：领袖去世了或者运动稳定了，追随者要有个办法让事业延续，于是产生规则、职位、继承办法，魅力走向传统或法理。这一步，让他的类型不再是静止的分类，而有了方向。现代化的大势，在他看来，是法理型和官僚制越来越占上风，也就是理性化。

第三步是E：这些变化缠着什么条件。经济的、宗教的、身份群体的、军事的条件，他在《经济与社会》里一个个讲，书是他去世后由遗稿整理出版的（1921—1922 年）。

在 1919 年 1 月于慕尼黑所作的演讲《以政治为业》里，他给国家下了那个常被引用的定义：一个在特定地域内，成功地垄断了正当使用暴力的人类共同体。注意“正当”二字，这是他的定义与单纯“暴力”的区别。

官僚制是他的另一个理想类型：层级分明，权限由规则规定，办事靠书面文件，官员是领薪水的专业人员，受过训练，公事与私人分开。它的长处，是同样的事同样处理，可预期，不凭人情。

三种正当性，都可以用小例子帮忙想象，这是我构想的类比，不是韦伯的原话。一家传了三代的老字号，儿子继承铺子，没有人觉得有问题，这是传统型。一个靠直播圈粉的店主，粉丝因为相信他这个人而来，他一走，生意就散，这是魅力型。一家连锁店，不管谁当店长，都按同一本手册开门、结账、处理投诉，这是法理型。魅力的日常化，就是那位直播店主开始立规章、招店长、写手册的时候。

现在回到办事大厅。老段的第二趟，在韦伯那里不是偶然：窗口的人只对规则负责，规则写了“新版表”“受理章”，她就照办。她不能因为老段看着老实就通融，因为一旦通融，对下一个人就没了依据。规则让每个人受到同样的对待，同时也让每个人撞上同样的僵硬。这两件事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大厅里还有一个细节。老段前面的一位老大爷，腿脚不太方便，想不排号直接去窗口，被工作人员客气地请回取号机前面：“您先取个号。”这不是不近人情，而是同一张取号单，把大爷、老段、后面的年轻人排成了同一队。规则的冷，和规则的公平，来自同一个地方。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服从的原因。韦伯自己就承认，人服从可以出于习惯、感情、利益，不只是相信正当。他的办法是说，只有加上了正当性的信念，统治才更稳固。可是怎么知道一个人服从是因为相信，还是因为不得不？这在经验上很难分开。

第二个异象，是官僚制的毛病。办事慢、重形式、各管各的，这些后来被组织社会学反复研究。美国学者默顿 1940 年的《官僚结构与人格》一文，讲官员为了守规则而把规则当成目的。韦伯本人并非不知道，他担心官僚会在政治上“过强”，所以要求政治家要有能力驾驭官僚。可是他的理想类型里，效率是核心，毛病是附带的。

第三个异象，是类型的混杂。传统、魅力、法理，在现实里常常叠在一起，如果每个事例都是“一部分是这个、一部分是那个”，类型对判断的帮助就变小了。

第四个异象，是民主本身。韦伯对现代议会民主的看法，不是纯粹的法理型：他留意到大规模的选举政治里，政党机器和有魅力的领袖都在起作用，议会既要监督官僚，又需要能带出方向的政治家。后人常把这个想法称为领袖民主一类的东西，这个称呼是后人概括的，不是韦伯自己的一套完整学说。这就让“法理型”的纯净类型有了缺口：现代国家恰好是三类混在一起最明显的地方。

第五个异象，是正当性的内容。他的定义是“相信正当”，可是人们为什么相信，什么能让人不再相信，这些问题在他的框架里没有充分展开。

这个异象也可以拿办事大厅来问：老段为什么不抗议，只是嘟囔两句？是他相信这套规矩正当，是他习惯了，还是他算过抗议不划算？三种答案都说得通，而在大厅里能看到的，只是同一个行为：他回去重填了表。可见“相信”是看不见的，能看见的只有服从，要从服从倒推相信，中间隔着一层猜测。韦伯把这层猜测当作研究者要下的功夫，后来的调查则试图用问卷去量，量出来的，已经是另一个东西了：被问的人愿意怎么回答。

◆六、吸收还是分叉

吸收的方式很清楚。官僚制的毛病，走的是改名：被称作“形式主义”“非正式组织”“官僚病”，这些名字让毛病变成一个可以研究和治理的附带现象，而不是理想类型本身的问题。正当性的原因问题，走的是先验：正当性被定义为“相信正当”，凡是稳定持续的秩序，都可以说有正当性，因为不然它为什么持续；这个定义让命题很难被推翻。类型的混杂，近于免检：不纯是正常的，纯粹类型本来就是模型。

分叉也很多。一支往组织研究走，把官僚制的运转、毛病、改良当作独立题目，成了组织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大宗；一支往正当性走，试图把“相信”换成可以测量的东西，比如民意调查里的信任度，另有学者给正当性设计了多层的标准（比如比瑟姆 1991 年的《权力的合法化》）；一支往国家能力走，也就是我们第34章要谈的国家回归。其中一支把正当性变成调查问卷上的题目，这就进入了第7章所说的测量层，那里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

还要补一个观察：韦伯在官僚制上的矛盾，使后来的人分成了两路。一路觉得他把官僚制看得太好，忽略了它的毛病；一路觉得他恰恰看见了毛病，所以才有“铁笼”这样的警语。两路都能引他的话，这不是误读，而是他的类型本来就带着一点两面性：规则既是保障，也是牢笼。这种既有分叉、又都说自己忠于原作的情形，在这本书里会反复出现。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他看见服从有一层是“相信”。仅靠强制，统治是昂贵而脆弱的，大多数时候人们是因为觉得应该才服从。这一条，让政治学不再只盯着武力和利益。

第二，他看见现代组织靠规则运转的力量，也看见它的代价。办事大厅的第二趟，是规则公平的代价，这个洞察至今有用。

第三，他把国家的定义落在了手段上，而不是目的上：不管一个国家想做什么，它的共同点是垄断了正当的暴力。这使得比较各种国家变得可能。

第四，他对理想类型这种工具的自觉：模型不是现实，是拿来量现实的尺子。

第五，他提醒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多数时候，政治学要解释的不是惊天动地的革命，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一个窗口，一个章。统治不只在宫殿里，也在办事大厅的取号机旁边。把政治学拉回这样的地方，是他很实在的贡献。

带走的话
韦伯把政治读成命令和服从的关系，把服从读成因为相信而服从，把现代的趋势读成规则的越来越多。他的起点是几个清晰的类型，所以他能把乱糟糟的现实排成可比较的几堆；他的限制，也在类型本身，凡是类型接不住的，就被说成混杂或附带。
读他时，可以回到办事大厅，问一句：这第二趟，是规则出了毛病，还是规则正在发挥它该有的作用？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D→E、理想类型、改名、先验、免检、分叉、测量层。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与官僚制”，正当性被定义为“相信正当”，官僚制的毛病被当作附带现象。

第五编
从旧制度主义到行为革命
编序

第五编是从旧制度主义到行为革命，政治学从这里开始自称科学。

本编各章：

  • 第 22 章　旧制度主义：宪法与机构
  • 第 23 章　团体论：本特利与杜鲁门
  • 第 24 章　行为革命：政治学要做成科学
  • 第 25 章　伊斯顿的系统论：政治是一只输入输出的黑箱
  • 第 26 章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与现代化理论
  • 第 27 章　后行为主义：科学的政治学，丢了什么

从下一编起，排法改变：第六到九编按问题排，不再按年代排。

第 22 章

旧制度主义：宪法与机构

这一章的问题：把宪法和机构的条文读得再细，能不能读出一个国家的政治？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柳湾苑是个只有四栋楼的老小区，新搬来的许峰想在自家车位旁装一个充电桩。他是个认真的人，先去物业要了一份《管理规约》，回家从头读到尾。第十九条写着：在公共区域加装设施，须经相关业主同意，并报物业备案。第二十一条写着：物业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答复。

许峰照着办。他先挨家收齐了邻居的签名，再把申请表和签名页一起递到物业窗口，拿了回执。第八天，没有人回话。他翻回去再读，第二十一条写得清清楚楚，是“应当”；可是整份规约里，没有一条写“到期不答复怎么办”。他去问住了二十年的老住户，对方笑着说：这种事，得先让三号楼那位退休的会计点头，她点了头，物业才会动。这位会计在规约里没有名字，没有职务，没有哪一条提到她。

许峰读条文读得没有错，条文也没有骗他。只是他手里的那份东西，说的是事情该怎样，没有说事情实际怎样走。旧制度主义的故事，差不多就是许峰这一周的故事放大了许多倍：它把条文读得极细，细到后来人很难再比；可读完条文，它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把政治读完了。

◆二、学派的出生证

旧制度主义是政治学最早站稳的学院样子，大致盛行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它研究的东西很具体：宪法怎么写，议会和内阁怎么分权，法院管什么，各级政府的权限怎么划。常被放进这一脉的名字有白芝浩（《英国宪制》，1867）、戴雪（《宪法研究导论》，1885；初版题作《宪法研究导论讲义》，第三版 1889 年起改今名）、威尔逊（《国会政体》，1885；《行政之研究》，1887）、古德诺（《政治与行政》，1900）、布赖斯（《现代民主政体》，1921）、芬纳（《现代政府的理论与实践》，1932）。“旧制度主义”这个名字本身，是后来的人给它贴的，当时没有人自称“旧”的。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守规则的人：公民与官员大体按规则指的方向行事，毛病出在规则不好 国家是法律写定的一套机构：宪法、议会、内阁、法院，各有权限 政治就是机构按权限分工与制衡；“善”就是设计得好的制度

这个学派的起点，也就是它的 S，是“写在纸上的机构”：条文、组织图、权限表。你可以把它们一件一件摆出来看，看得见，数得清。

“×”在这里是联合设定，缺一不可。因为预设了人会照规则走，条文才有资格解释行为；因为预设了国家就是一套写定的机构，人才只需要被当成“守规则的人”来对待。把任何一边抽掉，另一边就站不住：如果人不总照规则走，条文读得再细也只是纸面；如果国家不只是条文机构，守规则的人也解释不了多少。这对预设不是从政治里观察出来的，它是从法学和道德哲学里借来的：法学告诉它国家是一套规范，道德哲学告诉它人可以被规范教好。

◆三、意义预设

旧制度主义把意义主要押在自由上。这里的自由，是“免于被滥用的权力”的自由：宪法的第一要务是限权，是把权力关进分权与程序的笼子里。第二位是幸福，具体说是“好政府”带来的安稳；创造几乎不在它的视野里，它不问一个社会怎样长出新东西，只问现有的东西怎样不出乱子。这是我读出来的权重，不是这些作者的自述。

它的“善”写在台面上，而且写得很直白：好制度本身就是善。这一点要和后来的行为革命对照着看，到第24章你会看到，那一边正是要把这种直白的“善”请到括号外面去。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当旧制度主义说“设计得好”的时候，参照物常常是作者自己熟悉的那个国家：威尔逊看的是美国的联邦与国会，白芝浩看的是英国的内阁与议会。每个人都把本国经验当作“好制度”的样子，然后拿去衡量别处。这不是谁的过错，是任何一个学派起手时都难免的：预设的主体与客体，总要有个原型，而原型多半是身边的样子。

◆四、走的路

我把旧制度主义读作 S→D→E。它先摆出显露出来的结构：宪法、机构，这是 S。接着它也谈过程，也就是 D：一个法案怎样三读通过，一个条款怎样修改，一位官员怎样任命。但是这里的 D 有一个特点，它几乎全被写成了条文规定的程序，也就是把“走的路”又写回了 S。真正走出来的路，和条文规定的路有多大差别，它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把这个差别当主角。

最后才轮到 E，也就是让条文成立的那些缠绕的条件：一个民族的历史、习惯、教育程度、社会结构。这些东西，好的旧制度主义者其实都谈过。白芝浩就把英国宪制分成“表面庄严的部分”和“实际办事的部分”，并且把内阁这个最管用的东西，写成立法机关里挑出来的一个委员会，说它的会议在实际做法上也是保密的，一般不留正式记录，外人很难知道里面怎样商量。布赖斯跑过很多国家，看的是活生生的民主怎样运转。但这些观察多半放在背景里，放在注脚里，没有进入学派的核心定义。

于是出现一条清楚的路径单一：从 S 出发，一路在 S 里面打转。要追问这条路径怎样“锁死”，看它对坏结果的反应最清楚。结果不好，它的结论总是“条文设计得不够好”，下一步便是改写条文、重设机构。出路永远在 S 里，起点本身没有被碰过。就像许峰，被拖了一周之后，他最自然的想法是：这份规约该加一条“逾期视为同意”。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也常常管用，但它仍是用条文去补条文。

这条路上有一个很干净的例子，就是“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和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都主张把政策的决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前者是政治，由民选的人负责，后者是行政，由受过训练的官员按规程去办。这个想法在组织图上漂亮极了：一边是议会和首长，一边是科层的各个部门，线条清楚，权限分明。它的好处是让行政变得可学、可教，后来的公共行政学由此起步。可是放到许峰的小区里，就能看出它的局限：物业经理收到申请，是“执行”还是“决定”？他说“得先问一下会计”，这是在执行规约，还是在替规约做补充？条文的图上画得出这条线，现实里这条线是一段一段走出来的，每次走的地方还不太一样。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最有名：魏玛。1919 年的魏玛宪法，在当时许多人眼里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很现代的宪法，条文里有比例代表制、公民权利清单、总统与议会的分权。1933 年，魏玛共和国走到了尽头。更让条文派难堪的是，这部宪法常被说成从未被正式废除，实际的运转却整个换了样子。条文还在，政治已经不是那个政治。

第二个异象是“照抄”。十九世纪以来，许多新成立的国家直接参照别国的宪法起草自己的，特别是参照美国式的总统制宪法，拉丁美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条文有时像到几乎一字不差，运转起来却各有各的样子。这等于一个天然的对照实验，而结论是：同一份条文，可以长出不同的政治。条文派要的“毛病出在规则”这句话，在这里不够用了。

第三个异象在英国那边。英国没有一部集中成文的宪法，大量靠惯例运转，但它从总体上看运转得相当稳。如果好制度必须写成条文，这里就是一个对照；如果好制度可以不写成条文，那么“读条文”就不是读政治的主路。这个异象不是批评，只是描述。它迫使人去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规则起作用？

三个异象放在一起，指向同一处：条文本身不会走路。让条文走起来的是别的东西：人们愿不愿意照着办，谁有力量不照着办，旁边有没有人盯着。用我们的话说，这是 D 与 E 的矛盾：条文说的路（D），和这条路缠在一起的条件（E），对不上。而旧制度主义的起点，恰好看不见这种对不上。

第四个异象，是旧制度主义者自己看到的。威尔逊在写《国会政体》的时候就发现，美国宪法写的是国会、总统、法院三权分立，实际上办事的地方在国会里的各个常设委员会，他把它们叫作一个个“小立法机关”，并说委员会室里的国会才是干活的国会；委员会的名字和权力，宪法条文里一个字也找不到。他把这件事如实地写了下来，书名都叫“国会政体”，而不叫“宪法政体”。也就是说，这个学派里最敏锐的人，早已发现了条文与运转之间的缝。但是缝被发现了，起点却没有动：这些观察被当作“对条文的补充说明”，学派仍然以条文为主干继续往前走。这正是政体依赖的味道：学派起手预设的，是宪法条文写定的那一种政体；异象不是没有看见，而是看见了也被读成“条文之外的补充”，起点的政体不动。

◆六、吸收还是分叉

旧制度主义对异象的第一个反应是吸收，三种吸收都用上了一点。

先是改名。条文以外的那些东西，被叫作“惯例”“不成文的部分”“宪法的运行”，收进来当条文的补充。这样一改名，那些走样的东西就成了“补充”，学派的起点不必动。许峰那位退休会计，在这套说法里被称为“实际的做法”，然后写进一个括号里。

再是免检。条文以外的社会条件，被划到了另一门学问，比如社会学或历史学名下。政治学家做的事是“比较机构”，至于机构背后的社会为什么这样，不算政治学分内的事。这一划，异象就被送出了门，学派不必检验它。

先验的味道也有一点，就是“设计好的制度自然运转好”这个判断，一旦运转得不好，便说“那就是设计得不好”。这个说法永远不会错，因为好坏是事后才判定的。

然而吸收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分叉。二十世纪初，本特利一类的人认为，真正的政治在团体的较量里，不在条文里，于是有了团体论（下一章）；二十世纪中叶，行为革命的人说，要看人到底做了什么，而不是规定他做什么（第24章）。到了 1984 年，马奇与奥尔森发表了那篇后来很出名的《新制度主义》，主张政治学在冷落制度的几十年里丢了东西，要把制度请回来，但这次的“制度”已经和条文不是一回事了：它包括规范、惯例、认同和程序（第41至44章会逐一讲到）。分叉不是旧学派自己做的，是被撑开的。

除了这三种，它还有一种自我限定的办法：把适用范围缩小。条文分析在成熟的宪政国家里看上去效果不错，到了条文与现实脱节的地方，便说“那里的制度尚未成熟”，仿佛条文失灵只是个别地方的毛病。这样一缩，理论的核心仍然完整，异象只是在边缘之外。许峰的小区在这个说法里，大概会被归入“规约尚未落实好的小区”，规约本身不必被怀疑。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至少看对了三件事。第一，规则确实管用。一份写得好的程序，能让一场争吵少掉一半，这一点，许峰的小区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第二，它保留了读文本的手艺。读宪法、读判例、读议事规则，这是一门要下功夫的活，而且后来的许多学派读不好条文，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读。第三，它开了机构比较的先河：总统制与议会制，联邦制与单一制，这些后来被反复使用的分类，大半从这里来。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今天人们批评“只看条文”，常常忘了，没有条文的政治分析会更糟。许峰要是不读规约，连“七日内应当答复”这一句都不知道，也就无从知道自己被拖了。条文是政治里最容易被拿出来对质的部分，它给所有后来的学派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底：先问规定怎么写，再问实际怎么走。旧制度主义的毛病，不在读了条文，在于读完以后停下来了。

带走的话
旧制度主义的起点，是写在纸上的机构；它借来的预设，是守规则的人加上条文式的国家。异象出现时，它多半把毛病算到“条文不够好”上，于是出路一直在 S 里，路径便只有一条。你若遇见只看条文的分析，不妨问一句：条文说的，和实际走的，中间隔着谁？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S 起手（S→D→E）、三种吸收（改名、免检、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把政治锁在写下来的结构（S）里；D 被写回条文，E 退到背景。

第 23 章

团体论：本特利与杜鲁门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政治不是条文，而是一群群人凑在一起，那这“一群群人”能解释多少事？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桂香苑是个十年的小区，中心花园有一块空地，物业说准备重新规划，征求意见。很快冒出三伙人。第一伙是车位组，组长孙师傅开网约车，晚上总找不到位子，他们想把空地的一半划成停车位。第二伙是遛狗的，二十来个人，群里叫“汪汪队”，想要一块围起来的宠物活动区。第三伙是接送孩子的家长，早晚高峰在大门口挤成一团，想要一块能放滑梯的地方，顺带把小区门口让出一点。

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说“我代表全体业主”。每个人开口都是“我们这一伙”。物业收到的，不是几百份各自不同的想法，而是三份拧得很紧的诉求，外加一些零散的声音。最后的方案是：划出六个车位，宠物区缩成一半，滑梯换成小号的。谁都不满意，谁也都得了一点。

再看一个细节。孙师傅自己养了一条狗，儿子也在上小学。他既是车位组组长，又是汪汪队的成员，又是接送家长里的一个。三伙人的名单里，他的名字都在。所以他在车位组里拍桌子，到了遛狗的群里反而劝大家让一步，因为他知道那一边也是自己。

团体论的全部想法，几乎都在这间小区里：政治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人面对一部条文，而是人先凑成块，块和块互相推，结果是推出来的。

再补一个细节。小区里还有一位独居的王奶奶，住五楼，每天下午都要到花园那排长椅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她不开车，不养狗，孙辈也不在身边，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群。三伙人的方案里，都没有提到那排长椅。最后画线的时候，其中一个车位恰好压在长椅旁边，奶奶是过了几天才发现长椅被挪到了墙角。没有人故意要为难她，只是在这场较量里，没有一个“代表她的团体”。这个小场景，我们留到“异象”部分再回头来看。

◆二、学派的出生证

团体论的开山之作，是本特利 1908 年的《政府的过程》。这本书当时没有多少人理会，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杜鲁门 1951 年的《政府过程》把它重新捡起来，并加以补充，团体论才成为一个有名的学派。杜鲁门之外，莱瑟姆（1952）等人也在同一方向上写过。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团体里的人：政治上起作用的单位是团体，不是孤零零的个人，也不是观念 社会是许多团体互相施压的场；政府是压力汇合、平衡的地方 政治是团体之间的压力与平衡；政策是压力的合力；“善”是各方利益大体平衡

它的起点 S，是显露出来的一个个团体：车位组、汪汪队、家长群，有名字，有人头，有诉求，能数得出来。

团体论借来的预设，有一半来自对旧制度主义的反感：条文太空，要看真实的东西。它借来的另一半，来自当时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认为个人的想法大半是团体生活的产物。因此这里的“×”是这样联合设定的：因为人只在团体里才成为政治的人，社会才会被看成一张团体的网；因为社会是团体的网，人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不用单独去问，只看他所在的团体就够了。

本特利对当时流行的写法很不满意：研究政治，不要一上来就谈“国家的目的”“公共精神”“民意”这类大词，这些词看不见摸不着，要看人们实际做了什么，而人们实际做的事，总是和别人一起做的，也就是团体的活动。杜鲁门接过来，把“利益团体”界定为一群有共同态度、并向社会其他群体提出要求的人。这个界定很宽，宽到一个临时凑起来的邻居群也算。杜鲁门还有一个看家的判断：政府机构本身，也会成为团体压力的一个来源，法院、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对一个把预设放在团体上的学派来说，这样一路推下去，社会里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归到团体名下。

团体论也不是完全从零开始。杜鲁门就把这一路的渊源追到了很早的地方，他的书里引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论“派系”一篇里的看法，派系的根子“种在人的天性里”，意思是社会天然分成许多利益不同的派别，要靠这些派别互相牵制来防止一家独大。这个渊源让团体论带上了一点“老传统的新说法”的味道：它把一个古老的担心，改写成了一个描述性的社会理论。

◆三、意义预设

团体论的意义，押在自由和幸福的混合上，自由的那一半特别指结社的自由，也就是人可以自己凑起来争。幸福的那一半，则是各团体的利益能得到一点满足。创造几乎不在里面。它对“善”的态度很有特点：它不去规定什么是共同的善，它认为共同的善就是各团体较量之后的合力。换句话说，善不预先存在，是压出来的。这是我对它权重的读法。

◆四、走的路

我把团体论读作 S→E→D。先有 S：团体显露出来。然后是 E：团体之间缠在一起的关系，重叠的成员，互相的施压，共同的对手。杜鲁门最有名的一个想法在这里：一个人同时属于几个团体，这些“重叠的成员”，像孙师傅那样的人，会把团体之间的冲突磨平，因为他在一边拍桌子，另一边就得让一步。社会因此不容易被撕成两半。

最后才是 D：平衡的移动。杜鲁门的说法是，团体的力量对比一旦失衡，被压的一方会组织起来反弹，让平衡回来。这里就看出路径单一的地方：D 被预设成“向平衡回摆”。变化是摆动，不是走向别处。这条路上，E 和 D 都是围着 S 转的，团体从没被问过“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团体的”。

杜鲁门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概念，是团体“接近决策点的途径”。同样是一伙人，谁与物业经理说得上话，谁与居委会熟，谁能把意见送到真正拍板的人面前，这件事决定了他们的力量，比人数还重要。桂香苑里，车位组有孙师傅，他的网约车常常接送物业经理的朋友，两人有交情；遛狗的汪汪队没有这样的路子，倒是有一位在街道办工作的成员。于是在团体论看来，结果的偏向，来自力量对比加上接近决策点的难易。这个思路让政治研究变得非常具体：不再争论“应该怎样”，而是描述“谁推了谁，谁离门更近”。

可是你再仔细看，这个描述里的每一个团体都是已经站好队的。团体怎样产生，怎样解散，怎样改变自己的诉求，D 的部分，被放进了“平衡”的概念里一笔带过。

半年以后，桂香苑还有一段后续，是我继续构想的。滑梯缩小之后，接送孩子的家长组心里不服，开始在群里晒孩子在狭窄地方磕碰的照片，物业又加了两个座位的休息区，又拆了一个车位。孙师傅的车位组反过来不满，要求恢复。这就是团体论所说的“平衡的移动”：一边被压得过了头，另一边就弹回来。这个描述抓住了许多真实的拉锯，可是它说不清一件事：那次拉锯之后，各团体有没有变成别的样子？家长组里有人后来加入了汪汪队，因为发现两边都需要同一块空地，两个团体的边界其实在松动，这样的变化，“平衡”这个词接不住。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来自奥尔森。1965 年，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里提出：人数多、好处分散的群体，反而不容易自动组织起来，因为每个人都盼着别人去出力。这和团体论的假设正好相反：团体论说有利益就有团体，奥尔森说有利益未必有团体。桂香苑里的情形可以说明这一点：车位组二十个人，行动起来很快；而全小区几百位业主共同关心的电梯保养，却没有一个小组。

第二个异象来自沉默的人。沙特施奈德 1960 年在《半主权的人民》里指出，压力团体的世界有偏向，有资源、有组织能力的人说话大声，其余的人等于缺席。后来洛伊（1969，《自由主义的终结》）也批评多元的团体政治，让政府成了谁嗓门大就听谁的。一个只看团体的学派，看不到“没有团体的人”，这是它的盲区。

第三个异象来自政府自己。团体论把政府画成一块“受压力的场地”，可是官员有自己的看法，部门有自己的利益，法官有自己的专业判断，他们并不总是被推着走的。政府有时是推手，不只是场地。

三个异象放在一起，仍然是同一类毛病：团体论的起点只看到已经显露的团体（S），没有问团体怎样出现、怎样不出现（D 与 E）。

第四个异象，其实就藏在上面的小区里：团体不是现成的，是被造出来的。汪汪队最初只是一位叫小敏的年轻人在花园里遇到几位遛狗的，顺手拉了一个群；孙师傅的车位组，是有一次停车费上调，几位司机凑在一起发牢骚，才有了组长这个称呼。团体论把团体当起点，当“已经有了”的东西；可是从日常生活看，团体恰恰是需要有人出力、出钱、出主意才能出现的。谁愿意做第一个站出来拉群的人？拉群的人有什么条件？这些问题不回答，团体论就只是描述了结果。

王奶奶那把长椅，正是这个异象的缩影：一个真实存在的利益，因为没人拉群，而在整场较量里消失了。

◆六、吸收还是分叉

杜鲁门有一个聪明的办法来对付沉默的人：他说他们是“潜在团体”。意思是，利益还在，只是还没有组织起来，一旦现有的平衡受到威胁，他们就会站出来。这个说法既保护了理论，又不容易被推翻。它是一次改名：沉默，被改成了“尚未显露的团体”。因为任何沉默都可以说成“潜在”，没有哪一次沉默能够证明理论错了，所以它也带上了一点免检的味道。

对于奥尔森，团体论没有一个完整的回答。它的后路是分叉：奥尔森那一路发展成了理性选择（第39章）；达尔等人把团体改写成“多个权力中心”，保留了团体的多元，但加上了选举与竞争，形成多元主义（第29章），一般把它看成团体论的近亲；沙特施奈德与洛伊一路，则同精英理论的问题连在一起（第28章）。一个学派被三面撑开，说明它的起点接不住这么多事。

换句话说，“潜在团体”这个词的作用是：只要有人沉默，就把沉默解释成“潜伏”，等于给每一个异象预先发了一张通行证。我们不能说杜鲁门的想法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些时候，被忽略的利益会突然冒出来，变成一场运动；但是，这个解释既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冒出来，也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永远不冒出来。一个怎么都不会错的补丁，说明它很可能是在保护起点，而不是在说明事实。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分叉出去的几个学派，每一个都拿着团体论的一个残片，又在残片上加了新的预设。达尔加了选举，奥尔森加了算账，精英理论加了少数人的组织优势。团体论本身并没有因此改写自己；它像一个被拆开的零件盒子，每个新学派取走一件。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把政治从议会厅搬进了社会，让人看见政治其实是一件很多人都在做的事。第二，“重叠成员”是个了不起的想法，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复杂的社会里，冲突常常被消化而不是爆炸。第三，它开启了对游说、利益集团、行业协会的系统研究，这些东西今天依然是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日常题目。

第四，它给后来的方法留下了一个很实用的问题：谁在桌上，谁不在桌上。这个问题本来是团体论的副产品，后来被“无决策”和“三面孔”的研究拿去，做成了一整个学派（第30章）。也就是说，团体论最有价值的一些发现，往往来自它的局限：它让人看清团体，同时也让人看清团体看不到的地方。

带走的话
团体论借来的预设是：人是团体里的人，社会是团体的场。它的起点是显露出来的团体，所以对“没有成团的人”和“团体怎样成形”始终说不清楚；遇到沉默，它改名为“潜在团体”。读到任何一句“这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不妨问一句：没上桌的是谁？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S→E→D、改名与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团体被锁成起点（S）；团体怎样形成（D）与沉默者的处境（E）没有被问。

第 24 章

行为革命：政治学要做成科学

这一章的问题：把政治学做成像自然科学那样可测量、可检验的科学，到底得到了什么，又让什么留在了门外？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巷口的“果然鲜”是一家水果店，老板姓贺。开了三年，他一直凭感觉做生意：“老顾客爱买进口车厘子”“下雨天没人来”。后来他办了会员，建了一个四百多人的微信群，每笔订单都存了下来。有一天他把两年的记录导出来，一张一张地看。

数字让他吃了一惊。买得最多的不是他以为的老顾客，而是每周四傍晚、带着小孩的年轻家长；“下雨天没人来”其实不对，下雨天群里下单的人更多，只是不进店；他舍不得降价的那批进口水果，打了折也只多卖了很少。他把凭感觉定的几条规矩，一条一条改了。

可是数字也有够不着的地方。有位每周必来的阿姨，三个月前突然不来了。数据上，她是“流失会员”，原因一栏是空的。后来送货的小伙子随口说，阿姨去女儿家住了。这件事数字里查不到。

贺老板这件事，包含了行为革命的好处与问题：有了数据，感觉被检验了，许多想当然被推翻了；可是数据只数得出“做了什么”，数不出“为什么”。

贺老板后来还试过一次问卷。他在群里发了一个小表格：为什么不来了？选项有“价格贵”“不新鲜”“太远”“其他”。回收了一百来份，“其他”那一栏占了一大半，写的都是“没什么原因”“最近忙”。他拿着这份表发愁：表格是认真设计的，答案也是认真填的，可是除了“最近忙”，他什么也没学到。他后来干脆每周挑几位老顾客，在店里聊十分钟，反倒问出了不少东西，比如有人嫌店里的塑料袋太薄，拎不动。这十分钟的聊天，不在他的数据表里，却改变了他进货的方式。

◆二、学派的出生证

行为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国是中心。芝加哥大学的梅里亚姆（《政治学的新面向》，1925）倡导政治学要向心理学、统计学学习；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1936）把政治说成对“得失”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 1940 年俄亥俄州伊利县选民的追踪调查（1944 年成书《人民的选择》），开了用抽样问卷研究投票的先例；密歇根大学的《美国选民》（坎贝尔等，1960）把党派认同的测量推上高峰。这一切，达尔在 1961 年有一篇半调侃的文章，标题里把行为主义叫作一场“成功的抗议”，还给这座纪念碑写了墓志铭。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行为的发出者：投票、表态、参加，都是可以观察、数出来的行为 政治世界里有规律，可以像自然那样被测量、检验；事实与价值可以分开 政治是行为的规律；“善”放进括号，不属于科学

起点的 S 是“可以观察的行为读数”：问卷里的一个选项，选票上的一个叉，名单上的一个数字。

这里的“×”是联合设定。因为人被设定为行为的发出者，才可以一个一个地数；因为世界被设定为有规律，数出来的东西才值得积累。这两个预设并不是从政治里观察出来的，是向自然科学借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有可测的行为、有稳定的规律，政治学照着这个样子，把自己的对象裁成那个形状。

行为革命后来被总结成一份“信条清单”，伊斯顿等人归纳过，大意有这么几条：政治里要找出规律性，规律要拿来检验，要发展可靠的研究技术，要尽量量化，要把价值判断与经验解释分开，要把研究系统化，要追求“纯”科学而不是马上应用，要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这份清单读起来像是一份对科学家的要求，而它同时也是一份对“政治”的预设：政治里的东西，必须是可以被这样处理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革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芝加哥那边就有人做过很具体的田野实验，比如戈斯内尔（Harold Gosnell）研究怎样劝人去投票，成果是 1927 年的《把选民拉出来》；战争期间，对宣传效果、士气、民意的调查有了大量需求；战后，计算机与抽样技术成熟，大学里有了钱。当年的意义需要，加上方法的成熟，才让这个学派一举成为主流。

◆三、意义预设

行为革命的意义重心在创造，不过是“知识的创造”这个意义上的创造：把政治学做成会积累的科学，每一代能在上一代的肩上往上叠。自由占第二位，主要是研究自由，价值上的自由。至于幸福，几乎被明说排除了，因为“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好”属于价值，价值要放到括号外。

这里有个看起来矛盾的地方：它声称价值中立，但这一声称本身就是一种意义选择，是把意义押在“可以检验的知识”上。我的读法是，它并不是没有意义预设，是把预设放在了不被检验的位置。

括号这个说法值得多想一下。把价值放进括号，并不等于价值消失了，只是不再被讨论。贺老板决定“测什么”，就是一个价值选择：他测了购买的次数和金额，没有测顾客的心情和邻里的关系；他选择了盈利作为店的目标，而没有选择“做街坊的朋友”。数据本身不会替他回答这些，他只是不再把它们当成问题。行为革命在政治学里做的是同一件事：选择测投票、测态度、测政策，而不测“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是好的”。于是价值藏进了研究题目的选择里，藏进了资助、藏进了课程设计里。

◆四、走的路

我把行为革命读作 S→D→E。起手是 S：可观察的行为读数。然后是 D：把读数按时间排开，看变化，看趋势，比如某一年到下一年支持率的升降。但这里的 D 大多是“横切面加几次追踪”，它是一张张照片，不是一条路。最后是 E：那些缠在一起的条件，被拆成一个个“变量”，在统计里“控制”起来。

这就是它的特征：E 本来是缠着的，一缠就是一团；它的办法是把缠着的东西拆开，一项一项去看，看每一项各占多少。拆的好处是清楚，拆的代价是，缠本身不见了。就像贺老板的数据，周四傍晚、带小孩、下雨，它们是分开记下来的，可是那位阿姨的生活，是缠在一起的。

这里还有一层讽刺，值得说清楚。抽样调查的做法，是把每个人从他的家庭、街坊、团体里“抽”出来，一个人一份问卷，一个人一行数据。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伊利县的调查，本来发现人们的投票同所在的社会圈子关系很深，这是一个关于“缠绕”的发现；但是调查的技术，恰好以个人为单位，把圈子抽走。前一章的团体论说团体是政治的单位，这一章的调查把个人变成单位，二者在同一个时代里并行：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预设，各自走一条单一的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行为革命那么擅长回答“多少人”和“多大比例”，那么不擅长回答“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数字是 S，是显露出来的结果；而“为什么”在 D 与 E 里，在缠绕的细节里，数字的格子装不下。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来自行为研究自己的发现。康弗斯 1964 年一篇很有名的论文（《大众信念系统的性质》，收在一本论文集里）指出，大多数选民并没有一套前后连贯的政治观念；他们对许多问题没有稳定的看法，换一次问法，答案就变。到 1970 年，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正式用上了“非态度”这个词。这对行为革命是一击：它的主体预设是“可以被问出态度的人”，调查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什么态度可供问出。

第二个异象，是大变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的民权运动、城市骚乱、越战，许多人感到，手里的调查数字和街上发生的事距离很远。一个讲规律的学派，对规律断掉的地方没什么话说。伊斯顿在 1969 年做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演讲时，公开提出“相关性”与“行动”要优先，意思是学科的成就已经和眼前的紧迫问题脱了节（第27章专讲这个转折）。

第三个异象，是同一个读数的多种意思，就是我在导论里说的：同一个参与率，有人读作理性的冷漠，有人读作程序失效的信号。数字本身不分辨，意思得靠预设来给。

第四个异象，是一次性的大事。革命、战争、一个国家的崩溃，不会像选民那样有几千个样本，它们一个国家只发生一次，不能抽样，也无法重复。行为革命的方法依赖大量的、可比的、重复的案例，对那些最重要又最稀少的事件，它最没有办法。它的办法通常是把这些事件放进“小样本，不可靠”的框子里，留给历史学去处理。于是政治里最重大的转折，反而成了这个科学最不愿意谈的东西。这不是批评它不努力，是它的起点就决定了：凡不能数的，难以进入。

◆六、吸收还是分叉

行为革命对异象的吸收很熟练。康弗斯的发现，被称作“非态度”或“测量误差”，这是改名：人没有想法，成了题目没问好。凡数字解释不了的部分，叫作“残差”，也是改名：没解释的，是随机的。价值问题则被免检：它不是科学的事，所以与科学无关。

到了六十年代末，吸收吸不下了，出现分叉。一路是后行为主义（第27章），要求把相关性和价值请回来；一路是理性选择（第38至41章），不再满足于记录行为，而要从“人为什么这么算”推出行为；还有一路向解释和诠释学的方向去，认为不去理解意思，数字就是空的（第50至52章）。三个方向，各拿走行为革命的一块。

还要再说一句关于“控制变量”的事。统计里把一个因素“控制住”，意思是看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它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但它的前提是：各个因素可以分开，各算各的账。如果因素之间本来就缠成一团，控制住一个，其余的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行为革命后来遇到的许多争论，如到底是收入影响投票，还是教育、地区、年龄在起作用，往往就卡在这里。学派的回答是再加变量、再换模型，办法是越来越精细的，起点却没有变。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细化的政体依赖”：起手预设的，是一个可以拆成一个个变量、各算各账的政治整体，模型越做越细，这个预设不变。

对于理性选择这一路，值得补一句。它的出发点是：行为学派记录下来了人们做什么，可是没有告诉我们人们为什么这么做。理性选择因此从一个简单的假设出发，人会算账，然后从这个假设演绎出行为。这在方法上是一次转向：从归纳到演绎，从问卷到模型。但它同时留着行为革命的核心预设，就是政治可以像科学那样被解释，价值留在门外。所以与其说它是行为革命的反对者，不如说它是行为革命的一个分支，换了一条路在同一个方向上走。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让许多想当然的话经受了检验，有些被证明是对的，有些被推翻。贺老板的数据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它把方法摆到了桌面上，别人可以重复，可以反驳。第三，测量层是它做得最好的地方：选举统计、民意调查、计量，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各个学派都用它的成果。这一点按我们的诊断，是应该的，不算反例。

第四，它把政治学变成了一门可以教、可以学的手艺。一个研究生可以学会设计问卷、抽样、做回归，然后回答一个别人可以检查的问题。在这之前，政治学更像一门师徒相承的见识，要靠读很多书、长年的体会；在这之后，它有了一套可传授的程序。一个学科有没有这样的程序，对它能不能积累，影响极大。贺老板的账本也是同样：一旦有了数，别人就可以接着他往下算。

带走的话
行为革命借来的预设是：人是可数的行为，世界有可测的规律。它把缠在一起的条件拆成变量，因此清楚，却也把“缠”拆没了。凡数字解释不了的，它改名为误差。看到任何“数据表明”，不妨问两句：它数的是什么？它没数的是什么？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价值中立也是一种选择）、S→D→E、三种吸收（改名、免检）、分叉、三层（测量层）。

锁定记录：行为读数锁成起点（S）；E 被拆成变量，缠本身被放掉。

第 25 章

伊斯顿的系统论：政治是一只输入输出的黑箱

这一章的问题：把政治画成一个“输入—输出”的系统，得到了一张清楚的图，也漏掉了什么？

◆一、日常主例

家里有个电饭煲。你放米，放水，按下“煮饭”，二十分钟后饭好了。你并不需要知道里面的发热盘是怎么控温的，你只关心三件事：放进去什么，按了什么，出来什么。饭夹生了，你的办法是改输入：下次水多放一点，或者换“精煮”键。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黑箱”思路：箱子里怎样，先不管，管输入，管输出，管出来的结果怎样回头调整输入。

再把场景换成外婆家（这也是我构想的场景）。外婆的那个老电饭煲，米是东北的米，水是内胆的刻度线，每次按下去，饭刚刚好。有一天饭突然夹生了，她加水、减水、换米，调了五六回，还是夹生。最后拿去修，发现里面的一个感温的小零件坏了。这时黑箱的办法失效了：输入再怎么调，也调不过内部的毛病。

伊斯顿的系统论，就是这样一个电饭煲式的政治学。它在很多情形下确实管用，这是它流行的原因；它在某些关键时刻调不动，这是它的盲区。

不妨把这两种人比较一下。会用电饭煲的人，和会修电饭煲的人，不是一种人。前者依靠输入输出的经验，三次五次之后就摸出了门道，用起来省心；后者要打开盖子，看到发热盘、感温片和线路，才能回答“为什么”。社区里的工程师和用户，各自都对，只是各自的问题不同。系统论回答的是前一种问题。它告诉你：怎样从外面看一个系统，怎样用最少的信息把它管住。至于盒子里为什么会这样，是另一种问题，需要另一种起点。

◆二、学派的出生证

伊斯顿在 1953 年出版《政治系统》，1965 年又出了《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两本。他给政治下的界说很有名：政治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他的系统论常被叫作一只黑箱：社会里的需求和支持流进来，经过政治系统的处理，变成决定和政策流出去，这些结果又回到社会，引起新的需求和支持，这叫反馈。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向系统输入需求与支持的“输入端”，满意、不满意都会变成信号 政治系统是有边界、对环境开放、靠反馈维持自己的整体 政治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变化是系统对压力的适应；“善”是系统的存续与稳定的支持

起点的 S，是“系统”这只盒子本身，边界清楚，里外分明。

“×”的联合设定在这里是：因为把人只看作一路输入的信号，所以政治系统才可以被画成一个不管人的内心、只管流量的盒子；因为政治系统是个盒子，人的一切举动才被当成输入或者输出。这两个预设借自当时的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是工程师和生物学家的语言，伊斯顿把它搬到了政治上。

伊斯顿的系统论有几个概念，值得用白话说一下。第一，“环境”：系统外面的社会和世界，它们给系统施压。第二，“需求”：人们对系统提出的要求，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第三，“支持”：人们对系统的认可，愿意守规矩，愿意交税，愿意承认这个系统有资格做决定。第四，“压力”：需求太多、支持下降，都会让系统吃紧。他还谈到了需求进入系统之前会被筛选、归并，有一些“守门”的环节，不是所有的要求都能原封不动地进箱子。

他对“系统”的下的界说也要留意：系统的特点，是它的决定被社会“接受为有权威”，所以政治系统同别的系统，如家庭、企业、教会不同。这样一界定，家里的事情、公司的事情，就不在这只盒子里了。盒子的边界，由“权威性分配”来划。

◆三、意义预设

系统论最看重的是“存续”：系统能不能持续下去。放进创造、自由、幸福这三个里，它更接近幸福，具体说是“支持”，也就是人们对系统的满意和认可。自由在它那里是弱的，被写成“输入需求的渠道”；创造是更弱的，系统要的是平稳地处理，不是长出新东西。这是我读出来的权重。

它的善也有特点：善不是某种实质的好，而是“能把需求处理好、让支持保持住”。一个系统能否存续，成了判断它好不好的最硬的尺子。

要补一层。系统论把“存续”当作首要的目标，可是存续本身并不告诉你，存续下来的是什么样的系统。一个让大多数人满意的系统存续，与一个让大多数人无奈的系统存续，在盒子图上长得一样：支持是正的，反馈是通的。这使得意义在这张图里只能表现为一个数——支持的高低，意义的内容反倒进不来。这是我的读法。

◆四、走的路

我把系统论读作 S→E→D。首先是 S：系统这只盒子。其次是 E：环境，以及从环境流进来的需求与支持，这是缠绕的条件。最后是 D：转换与反馈的环路。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说的地方。环路看起来是一条 D：有来有回，有时间，有顺序，好像终于有了路。但仔细看，这条路是个圈：输出回到输入，系统自己调整参数，然后再来一遍。回写只回到参数，不回到起点，系统是什么类型，从不被改写。圈里可以有无数次调整，盒子始终是同一只盒子。也就是说，D 被写成了 S 的自我复制。

把电饭煲的故事拿来走一遍。米和水是输入，也就是社会的需求；按键是一种“转换”的指令；饭是输出，也就是决定；吃饭的人说“夹生了”，是反馈，它回到下一次放水的量。这里面，S 是电饭煲这个整体，E 是米、水、插座的电压、锅里的温度，所有缠在一起的条件，D 是“放入—加热—出饭—评价—再放入”这条循环。

走到这里，你会发现政治学家的难处：电饭煲的箱子里有几个固定的零件，政治系统的箱子里却是人。人会因为饭夹生而决定改吃面，会因为太多次夹生而决定不再用这个锅，甚至决定自己造一个新锅。这些事，在盒子的图上，要么是“支持下降”，要么是“系统崩溃”，没有第三种写法。

再回头看那只电饭煲，想想“外婆为什么能调好”。因为外婆用了很多年，她的输入输出经验里，包含了米的品种、季节的湿度、锅用了多久。这些缠在一起的条件，使得她“调对了”，而不是简单地“放对了”。把这些东西叫作“环境”，是可以的；但“环境”一词把它们都放进一个背景框里，不再区分哪些是关键、哪些是次要。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条件，被写成了一个笼统的外围。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突变。系统论擅长解释“为什么系统能持续”，不擅长解释“为什么系统会断”。一个盒子从里面崩掉，换成另一只盒子，这在它的图里没有位置：箭头只有输入、输出、反馈，没有“换盒子”。批评者很早就说，它偏向解释稳定，看不好变化（第60章会讲到几次没有人预料到的转折）。

第二个异象是盒子里的人。黑箱的好处是不去管里面，可里面的官员有自己的利益，部门有自己的打算，政策并不是需求的自动变形。后来的“国家回归”（第34章）正是要把盒子打开，指出国家自己也是一个有想法的行动者。

第三个异象是抽象过度。系统论把什么都装得进去：有需求，有支持，有环境，有反馈。可是什么都装得进去，也就很难说它什么时候错。理论一旦怎么都对，它给人的东西就变少了。

第四个异象，是“权威性”这个词。伊斯顿用“权威性分配”来界定政治，意思是：被社会接受为有权威的分配。可是哪些分配被接受为有权威，要看社会怎样承认，而承认本身是政治里最核心的事。于是定义里用到了一个需要被解释的东西，圈绕回来了。批评者的意思不是它没有价值，而是说，系统论把最有意思的问题，放在定义前面，没有放在研究里面。

再换个角度想：在电饭煲的故事里，“饭好吃不好吃”有外面的标准，吃饭的人说了算。在政治系统里，“处理得好不好”的标准，是系统自己通过“支持”来读出来的。系统在读自己的成绩单。

第五个异象是边界。系统论要求系统有清楚的边界，里面是政治系统，外面是环境。可是现实中，有些事情的边界很不清楚：国际组织的决定会进入国内，跨国的企业和网络改变本国的分配，社会里的非正式权威也在做权威性的分配。盒子画得越清楚，这些跨界的东西就越难放。伊斯顿本人当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谈到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边界是分析性的，而不是实体的。但这等于承认，边界是研究者画的，不是世界里本来有的，而这又回到了预设的问题。

◆六、吸收还是分叉

伊斯顿本人是个善于修补的人。1975 年，他发表《对政治支持这个概念的再评估》，把“支持”分成两种：一种是针对具体政策或官员的“特定支持”，一种是对整个体制本身的、更深更稳的“散布支持”。这样，人们对某个政策大发牢骚，并不意味着系统要垮：因为深一层的支持还在。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区分，同时也是一种改名：有些不满，被放进“特定支持下降”，而系统的图纸没有动。

对突变，他的说法是，系统的目标是“在变化中存续”，变化是系统的适应。这一说法有先验的味道：凡变化都可以读作适应，凡不适应的就是崩溃，两种结果都在定义之内，不可能错。这是我的读法，不是他的话。

真正的分叉在别处。国家回归把盒子打开；政治文化研究把“输入端”的人换成有记忆、有价值的人（第48章）；理性选择把盒子里的转换换成算计（第38至41章）；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则是在盒子内部画功能分工，下一章专讲。

如果拿三种吸收来数，系统论的吸收性很强。支持分两种，是改名；变化即适应，是先验；至于抽象过度，用的是免检：越是大的框架，越不接受具体的检验，“这只是一个分析框架，不是一个理论”，这类说法在系统论的讨论里很常见，意思是框架本身不分对错，只有有用没用。这句话一说，框架就不会输了。这是我的概括，不是哪位学者的原话。

不过也要公平地说，这个学派留下了很多可以拿来检验的小命题：比如，对一个具体政策的不满，不必然伤害对体制的认可；比如，需求太多、渠道太窄，会让系统吃紧。这些说法可以用调查去核对，它们是测量层上有意义的东西。真正撑不住的是总框架，而不是这些小命题。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给政治学一个清楚的流程图，让人可以问：需求从哪里来？有没有渠道？决定怎样回到社会？这样的问题既简单又有力。第二，反馈概念影响深远，今天人们讲民意调查怎样回头影响决策，讲政策评估，都带着它的影子。第三，它让“支持”成为可以研究的东西，哪怕后来的人觉得它太平，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为政治学的常用词。治理该怎么做，是另一本书的话题，这里只讲它的预设。

第四，它提醒人们：政治里有一类事情，不管里面怎样，从外面看就能管。一个城市的热线电话、一个单位的意见箱，都在这个思路里。这类做法今天已经很常见，只是很少有人记得它背后的这位学者。

带走的话
系统论借来的预设是：人是输入端，政治是一只靠反馈维持自己的盒子。它的环路看着像一条路，却只调参数、不改盒子，所以变化多半被读成适应。看到“输入—输出”的图，不妨问：箱子里到底是谁？这只箱子会不会被换掉？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S→E→D、改名（支持分两种）、先验（变化即适应）、分叉。

锁定记录：系统（盒子）锁成起点（S）；D 被写成圈，回写只回参数，不回起点。

第 26 章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与现代化理论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所有国家都像一台机器，有同样一组零件和功能，那“发展”是不是就是把零件装齐？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家做社区团购的小公司，三十来人。客服负责接住顾客的投诉和要求；运营把各个小区团长的诉求合成本周的活动；群里的通知和周报让大家知道今天要干什么；新人入职有培训，也有招聘；老板和几位合伙人制定规则；仓配主管把规则变成每天的分拣和送货；两边闹了纠纷，由一位合伙人来裁。

看这张分工，你会觉得它像一台机器：每个人是一个零件，每个零件有一项功能，机器因此运转。有一天仓配主管突然跳槽，配送停了半天，大家的第一反应是“零件掉了”。

但是这个比喻有它的难处。隔壁一家同样做团购的公司，也有客服、运营、仓配，客服的话在那边几乎没人听，在这边却能直接改活动。同样的零件，功能的分量完全不同。再有，这家公司本来没有“培训”这个岗位，新人都是老员工带，可是新人一样上手了：功能在，零件不在。一个功能并不总是对应一个固定的结构。

结构功能论的整套想法，都在这个小公司里，它的好处与难处也在这里。

再补一件事。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有一天决定“升级管理”，把原来大家一起干的活，拆成了更细的岗位：专门的培训专员，专门的法务，专门的数据分析。分工细了，每个岗位的功能更清楚，可是开会的时间也多了，各部门之间开始互相推诿。他困惑地说：照理说，结构分化得越细，机器该越强才对。这句话，恰好是这个学派的核心期待：分化会带来能力。而它也恰好是后来被追问的地方：分化之后，整合从哪来？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个学派的代表是阿尔蒙德。1956 年，他发表《比较政治体系》；1960 年，他与科尔曼主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把一套功能清单拿去比较亚、非、拉美的政治；1966 年，他与鲍威尔合著《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路径》，把“发展”放到了中心。同一时期，现代化理论在更广的范围兴起：李普塞特（1959）观察到越富的国家越容易有民主，勒纳（1958）描写传统社会怎样被媒体与城市改变，罗斯托（1960）提出经济成长的阶段。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占着角色的人：在结构里担任位置，被社会化成这个角色 所有政治体系都有同一组功能，只是由不同结构来承担；社会按阶段由传统走向现代 政治是功能的履行与结构的分化；发展就是分化与整合的提高；“善”是体系的能力

起点的 S，是“结构的清单”：政党、利益集团、官僚、法院、媒体，一个国家有哪些，摆出来对照。

“×”的联合设定是这样的：因为人只是占位的人，所以体系看上去就是一些位置的组合；因为体系是位置的组合，所以任何国家都可以拿同一张功能表去对它。这对预设是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借来的，帕森斯一路的传统用“社会如何维持自己”回答问题，阿尔蒙德把它搬到了政治。

再说一下阿尔蒙德 1956 年那篇文章的来历。他在文章里先把当时世界上的政治体系粗分了几类，如英美式的、欧洲大陆式的、前工业化的、极权式的，然后说，这些体系在“结构”上很不一样，但在“功能”上可以比较。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一个大解放：以前比较政治学是一国一国地写，只讲每个国家各自的宪法和机构，现在有了一张共同的表。他的思路承接着社会学里帕森斯等人的功能主义，大意是问：一个社会要维持下去，得有哪些事情被做成。

最后补一点，关于“现代”。李普塞特的论文，其实是在统计上比较了一批国家，发现富裕程度、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同民主稳定之间有相关。这是测量层的发现，站得住，它的问题出在后面：当相关被读成“阶段”，当“现代”被读成目标，一个统计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关于世界该往哪走的预设。

◆三、意义预设

结构功能论与现代化理论，把意义明显押在创造上，不过是“发展”意义上的创造：一个社会创造出更强的能力，更复杂的结构，更多的参与。幸福排第二，主要指物质生活的改善；自由排第三，被看成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跟来的东西。这是我读出来的权重。

要注意，理论与国家实践要分开读。理论把创造放在中心，并不等于哪个国家照着它做；国家实践有自己的意义选择，那是第十一编的事。

◆四、走的路

我把它读作 S→E→D。S：结构清单。E：功能，也就是各结构怎样互相缠绕、各承担什么作用；阿尔蒙德的清单里，四项属于输入一侧（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沟通、政治社会化与人员吸纳），三项属于输出一侧（规则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裁决）。最后是 D：发展的阶段。

D 在这里很特别。它不是被观察出来的路，而是预先写好的阶段表：从传统到现代，一格一格。D 本来应该是走出来的，到这里却变成了地图上画好的格子，也就是把 D 冻结成了 S 的一种。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正是这张地图。

现代化理论里最清楚的阶段表，来自罗斯托。他把经济成长分成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的准备、起飞、走向成熟、高额群众消费。五个阶段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国家都被安排在其中的某一格上。勒纳讲的是另一条链子：城市化带来识字，识字带来媒体接触，媒体接触带来参与。两条链子有共同的结构：前一格是后一格的条件，一格一格走。

这里要小心辨认：一条路，若是前一格必然导向后一格，那它就不再是“走出来的路”，而是“指定的路”。真实的 D 是有岔路的、会回头的，有的国家跳过了某一格，有的国家停在了半途。当 D 被写成阶段表，出现跳格和回头，学派的反应是“这个国家异常”，而不是“这张表不对”。

再看 E 的部分。结构功能论里，与 E 最接近的东西是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一个国家的人怎么学到该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政治该有什么态度。阿尔蒙德与维巴 1963 年的《公民文化》就是顺着这条线走的（第48章会专讲）。它们让“缠绕”进入了视野，这是这个学派比前面几个学派走得远的地方。但是，缠绕在这里是被当作“功能要求”的一部分来放的：社会化的功能是让人学会扮演角色，文化的功能是让体系获得支持。缠绕仍然围着结构转，没有成为起点。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经济上去了，政治没有跟着走向预期的样子。亨廷顿 1968 年《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指出，现代化会扩大参与，如果制度跟不上，反而带来动荡，经济发展并不自动带来稳定。奥唐奈 1973 年又从拉丁美洲的经验出发，指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后面，可以跟着一种官僚威权形态，与李普塞特的想法不吻合。

第二个异象是功能的循环。凡是存在的结构，就有它的功能；凡是有功能，就说明结构合理。这样的说法很难出错，因为凡存在的都能被解释。批评者认为它说不清变化，因为变化需要有一个不合理的东西挤进来，而这个解释里不许有这样的东西。

第三个异象是“传统一现代”的二分。把不同国家放在一条直线上，一头是传统，一头是现代，各国只是在线上的位置不同。可是许多国家同时带着两头的东西，而且发展的次序并不一样。这条线的另一个来头也被追问：谁来定哪一头叫“现代”？

第四个异象，来自对李普塞特命题的追问：富，到底是带来民主，还是只是维持了民主？普泽沃斯基等人在 2000 年的研究中提出，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更不容易从民主退回去，但是收入的上升本身并不一定引起民主的出现。这个区分很重要，它把一条“必然的路”拆成了两件事：一件是怎样进去，一件是怎样留住。现代化理论里的“阶段”说法，被拆开以后，变得不再那么整齐。

这里再回到那家小公司，看一看功能的循环。我们说，每家公司都需要“培训”这项功能，因为新人要上手。然后我们发现某家公司没有培训岗位，新人也上手了，于是我们说，老员工带新人“承担了培训功能”。再往后发现某家公司的新人从没上手，一直在出错，公司照样运转，我们又说，这家公司的“培训功能”是失败的，或者“潜在的”。你看，无论发生什么，功能这个概念都能把它收进去。一个说法什么情形下都不会错，它就不太能告诉我们什么。批评功能论的人，常常就是抓住这一点：它擅长描述一个结构的作用，而不擅长说明，这个结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六、吸收还是分叉

吸收也是有的。凡是不符合阶段的国家，被叫作“过渡的”，意思是还在路上，等着走完。这是改名：异象被改称为中间状态。“功能在，结构不在”被叫作“功能等价物”，也是改名，没有动功能表。还有先验：现代化的方向，从定义上就是目标；所以不符合的，是还没到，而不是路错了。

分叉非常明显。亨廷顿一路走向秩序优先的政治学，认为首要问题是制度化；依附论（第36章）更激烈地翻转了问题：贫穷不是还没现代，而是被安排成了边缘；发展型国家理论（第37章）则把问题改成国家怎样主动追赶；国家回归（第34章）重新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同一个现代化论，被四个方向撑开。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典型的“带着地图修地图”的现象。每次发现新异象，地图的格子增加一个、名称改一个：先是“传统”和“现代”，后来是“过渡”，再后来有“混合”“转型”之类的中间格，格子越来越多，地图越画越细，而“社会沿着一条路向一个方向走”这个基本的想法，没有变。这是政体依赖的另一个样子：起手预设的那种政体，也就是走向“现代”的那一种国家整体不动，异象被读成“过渡期”“混合型”，补丁越加越多。

还要补充一点。阿尔蒙德本人也不断修订自己的框架。到 1966 年与鲍威尔合写的书里，“发展”已经被放进了标题，系统的“能力”成为核心，原先的功能清单被重新组织。这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既说明学派在认真对待异象，也说明它每一次都是在原来的框子里添格子，而不是换框子。条款二里说的“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在这里恰好可以拿来检验：我看到的是添格子，不是换起点，但这是我的读法，读者可以对照原书自己判断。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给比较政治学一种共同语言：不同国家终于可以排在同一张表上，问“这件事谁在做”。第二，它指出了同一功能可以由不同结构承担，这使比较超出了名字的限制：别问有没有政党，问政党做的那件事由谁做。第三，经济发展与政治形态之间的统计关联，今天仍被反复检验，这是测量层的东西，有它扎实的一面，我们按诊断，不当它是错的。

第四，它第一次认真地提出了“能力”的问题：一个体系能不能把事做成。不管你怎么评价它的框架，这个问题至今仍是比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里的常见问题。

带走的话
结构功能论借来的预设是：人占着位置，所有体系有同一张功能表，社会按阶段走。D 被预先写成了阶段，路就不再被追问。看到“落后”“过渡”一类的词，不妨问：这条线是谁画的？走不进这条线的国家，是错了，还是线不够用了？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理论与国家实践分开读）、S→E→D（D 被冻结成阶段）、改名与先验、分叉、三层（测量层）。

锁定记录：结构清单与功能表锁成起点（S）；D 被写成预定的阶段，不再是走出来的路。

第 27 章

后行为主义：科学的政治学，丢了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当政治学终于做得像科学，数字都好看了，为什么有人说它把最要紧的东西丢了？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真实的店。

城东有一家连锁超市的分店，店长姓赵。总部每周发一张看板，把各家分店排个名次：出勤率、顾客投诉率、货损率、每人每小时的销售额，一共十来项，红的是差，绿的是好。赵店长这家店，连着四个季度，满屏绿色，在区里排第二。

年底，店里干了五六年的三个老员工，先后递了辞呈。理货的阿琴说得很平常：不是钱的事，也没有谁欺负她，就是每天上班像在被一张表量着，量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在忙什么。收银的小董说，有一回她给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送货到楼下，被系统记了一条“脱岗”，她后来再没送过。

赵店长拿着看板去找区经理，说我的数字是好的啊。区经理看了半天，也说，数字确实是好的。

这件事里有两个很自然的反应。一个是给看板加一栏：员工满意度，每季度问卷打分。这一栏第一次出来是七十八分，大家松了口气，觉得总算把“不开心”也量进去了。另一个反应是区经理自己的：下个月他不看看板，在几家店里各泡了半天，和员工喝茶，听他们讲没有被任何一栏记录下来的东西。

第一种做法，没有动看板的逻辑，只是添了一格；第二种做法，已经不太像看板的事了。这两个动作，几乎就是后行为主义出现之后，政治学里发生的两条路。

要说明的是，这个例子和第24章小店老板看会员数据的例子不一样。那里是拿数据看顾客，这里是拿数据看自己人，并且问：数据看得越细，看漏了什么。

◆二、学派的出生证

行为革命的主张，前面两章已经讲过：政治学要看可观察的行为，要像科学一样检验。后行为主义不是反对这一点，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追问：这样做出来的科学，对眼前的世界管不管用。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带着价值与责任的行动者，研究者也是，不能把自己放在局外 政治事务是急迫的、会出问题的现实，价值与事实缠在一起，不能先拆开再研究 政治学的任务包括“相关”与“行动”：知识要对当下的危机说得出话，学者要担得起后果

这个学派的符号里，预设的主体与行为革命不同。行为革命把人当成可以被观察、可以被计数的行为者，研究者站在外面看。后行为主义把人放回有价值判断的位置，并且把研究者也算进来：你选什么题、不选什么题，本身就是一个态度。

它的客体预设也变了。行为革命的政治世界，是一个有规律、等着被发现的世界。后行为主义的政治世界，是一个此刻正在出事的世界。

起点的 S，就是眼前显露出来的那些急事。这个学派的故事，不是从一条规律开头，而是从一些让人坐不住的场面开头。

◆三、意义预设

第2章讲过，政治学的意义不是藏着的，“善”就写在台面上。行为革命把重心押在创造上，也就是新知识：我们要造出一套更准的、能被检验的政治知识。自由和幸福当然也在，但它们是知识的后果，不是出发点。

后行为主义把这个重心挪了一下。在它看来，如果知识造得越来越多，而眼前的人并没有因此过得更自由、更好，那么知识这件事就没有完成。所以它把更多的权重放到自由和幸福这一头，而且是放在“现在”，不是放在“将来知识成熟之后”。

这里要分清理论与实践两层。这是理论层的意义配置，不是说哪一国的政治就是这样。这个学派出现在美国的学院里，是学者们对本学科的自我追问，不等于美国的政治实践选了哪一维，那是第54章的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意义配置里有一个内部的张力：创造并没有被扔掉，它还得继续生产知识；可是自由与幸福又要求知识“马上”管用。创造要耐心，幸福要及时，这两样放在一个学派里，后面会出事。

◆四、走的路

先说这个学派的背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越南战争，有城市里的骚乱，有民权运动，有大学校园里的抗议。政治学界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刚刚把“行为革命”的旗帜举起来：调查、统计、模型，期刊上的文章越来越讲究方法。可是不少学者发现，手里这套越来越精细的工具，对眼前的事帮不上忙。

1969年，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在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上，以会长身份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政治学里的新革命》（刊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69 年第 63 卷第 4 期）。这位学者在前面的章里已经出现过，他本人正是行为革命和系统论的中坚。他这次说的，大意是：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把方法磨得很细，而对眼前的危机说不出话；学科需要一种“相关性”的信条，并且要为行动负责。他把这个方向叫作后行为主义，注意，他的意思是在行为主义之上往前走，不是推倒重来。

那么这个学派走的是怎样一条路？

它起手于 S，也就是眼前显露的危机和场面。越战、骚乱、贫困，是看得见、摆在那里的东西。接下来它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科对这些事说不上话？这一问，就把目光转向 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我们的研究是被什么塑造的？是研究经费的来源，是学科内部对“科学”的定义，是学者对价值的回避。它追问的重点是这些缠绕在学科自身的东西。

而 D，也就是危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它走得比较少。后行为主义者更多地说“我们现在该做什么”，较少说“这件事是怎么来的”。第3章讲过两条起手的路，后行为主义大体偏向从显露的场面直接去问条件，历史的路径放在了后头。

这条路带来的好处是行动感强，缺点是容易陷在“应当”里：应当相关，应当负责，应当有价值立场。可是应当什么，谁来定？

还有一件事要交代。同一个时期，另一些学者从另一个方向提出批评，比如一些政治理论家认为，把政治学做成实证科学，本身就丢掉了政治学最古老的任务：追问什么是好的政治生活，什么是正义。他们对行为革命的批评，和后行为主义有重叠，但出发点不同。前者往后看，要把古典的问题找回来；后者往前看，要对眼前的事有用。两者都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收拢进来，但在学科里并不是一伙。

◆五、异象

后行为主义自己的路上，有几个绕不开的难处。

第一个难处是“相关”到底怎么量。行为革命有一套检验的办法：假设、数据、显著性。后行为主义说，学问要相关，要有价值，可是“相关”本身没有判据。一篇论文对眼前的事是不是相关，由谁说了算？说了算的人，是不是又回到了各说各话？回到文章开头的超市：赵店长的看板上每一项都能核，可是“员工是不是在这里活得像个人”，没有一栏，也没有人能为它定一个统一的核法。后行为主义指出这个缺口，是对的；可它自己并没有补上一把统一的尺子。

第二个难处是价值进来之后怎么办。这个学派说，价值不能回避，研究者要亮出自己的立场。可是，如果每个人都亮自己的立场，那么学科就分裂成立场的集合，就是第1章讲过的“多元却没有裁判”。后行为主义想拯救相关，却可能把学科推向更厉害的各说各话。

第三个难处是，它自己的核心主张“要对危机负责”，在危机过后怎么办。越战结束，骚乱平息，那种“坐不住”的感觉淡了，这个学派的起点（眼前的急事）就失去了推力。起手于 S 的学派有一个弱点：S 变了，起点就空了。

第四个难处在二十世纪末被人再次提起。2000年前后，美国政治学界出现过一次被称作“重建运动”（常用俄语词 Perestroika 的音译）的风波：起因是有人匿名发出一封公开信，批评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刊物和学会的治理，认为学科过度偏向一种方法，别的路子被边缘化。这件事说明，三十年前那个关于“方法压过问题”的担忧，在学科里并没有消失。具体经过和影响，我在文末列入待核，正文只取这个意思。

把这四个难处并排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后行为主义提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可是它没有改掉自己的起手式。它仍然从一个“显露的现实”出发，仍然在这个起点上提要求，只是把要求从“要准”换成“要有用”。

◆六、吸收还是分叉

这个学派的处境有点特别：它本身就是一次分叉，同时又很快被它所批评的学派吸收了一部分。

先说分叉。后行为主义出现以后，学科里确实长出了几条新的路。有人把价值问题重新请回政治理论，规范性的讨论在学院里重新活跃，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后来的正义理论（第16章会遇到）。有人另立门户，组成了专门的团体，批评主流政治学为现状服务，主张政治学应当站在被忽视的人群一边，这一路后来和激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有交集。还有人沿着“政策研究”的方向走，把学科的重心放到公共问题的分析上。这些，都是后行为主义撑开来的空间。

再说吸收。回到超市：给看板加一栏“员工满意度”，是最典型的吸收。它承认了“不开心”这件事，却把它改成了一个指数，放进原来的看板，用原来的办法管理。政治学里同样如此：主流的做法，是把价值问题改称为一个研究议题，把“相关性”改称为“政策影响”，仍然在原来的方法框架内处理，价值成了变量，不再是起点。这是第5章讲的“改名”。

另一种吸收是免检：把后行为主义的批评，当作“学科内部早就知道的事”，不再追究。还有一点，我认为是先验：行为革命的主张者可以说，方法的严格本来就是为了服务于将来的相关，现在的不相关是暂时的。这样，批评被收进了“将来会好”的承诺里。

那么这个学派自己有没有被一个更大的东西改写起点？就我的读法，没有。它在二十世纪末遇到风波时，仍旧站在原来的位置，提的还是相关与价值。这符合第二条可错条款的预期：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是吸收或分叉，不是直接改起点。当然，这也是我的读法，别的读法可以不同意。

◆七、它看对了什么

后行为主义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工具的精细和问题的紧迫不是一回事。一个学科可以把方法做得极为严谨，而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一句话也说不上。这个提醒，对于任何一个靠数据说话的行当都有用。

第二，研究者不在场外。你选了什么题，没选什么题，用哪一种方式界定“正常”，这些都带着价值。把这一点说破，是对“价值中立”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预设的一次松动。

第三，它把“为什么”放在了“怎么量”前面。第1章的出生证里有一个提醒：学派是从预设里推出理论。后行为主义的做法，等于在说：先看你的预设能不能接住眼前的事，再谈方法。这和本书的做法有相通之处。

它没做到的，是把“眼前的事”本身当成会发生、会变的东西。它的危机是先在的，等着学者去应对，而危机是怎样一次次长出来的，不在它的视野里。这是后面几章反复要回到的地方。

带走的话
数字好看，不等于看见了人。后行为主义最大的功劳，是在学科最得意的时候问了一句：好看给谁看，有用给谁用。
它的起手是眼前的急事，它的盲点是急事过去以后，起点就没有了力气。
下次看到一张满屏绿色的看板，不妨问两句：这里面少了哪一栏？这一栏要是加上了，是不是又被做成了一个新的数字？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S→E→D 的偏向、改名与先验两种吸收、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眼前显露的急事”，危机一过便失去推力，价值只能作变量进入

第六编
权力：精英、多元与三张面孔
编序

第六到九编改成按问题排，本编的问题是权力。因为二十世纪以后，同一个问题上常常同时站着好几个学派，按年代排会把它们拆散。

本编各章：

  • 第 28 章　精英理论：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
  • 第 29 章　达尔与多元主义：权力分散在多个中心
  • 第 30 章　无决策与卢克斯的三面孔：权力看不见的那一面
  • 第 31 章　福柯：权力生产主体
  • 第 32 章　葛兰西：霸权与同意
第 28 章

精英理论：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

这一章的问题：为什么无论换谁上台，台上总像是同一类人？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小区和人名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城北有个老小区，叫槐荫里小区，三百多户。业委会五个委员，三年一换届。每到换届，物业会在楼下贴一张通知，征集候选人。通知贴了两个星期，报名的往往只有六七个人，勉强凑够名额。

这一届的五个委员里，有三个是上一届的老面孔，一个是上上届的，只有一位是新来的，叫小岑，三十出头，做财务的，报名那天说，自己是被邻居推了一把。头一年，小岑很积极，提了不少想法，比如把公共收益的账单按月贴出来，把会议记录拍照传到群里。可是一年以后，他自己承认，这些事没那么好办：账要对，记录要整理，业主问起来要回答，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时间。到了第二年，他开会时发言越来越少，会前的碰头会，他也开始说“你们定就行”。

有意思的是，老面孔们也并不是想把持什么。其中一位退休的老会计，说自己早就想退了，可没人接手，她担心账一断，下一届什么都接不上。另一位在街道办事处有熟人，业委会遇到手续上的事，总是他打个电话就办了，换一个人去，要来回跑几趟。

于是，三年又三年，名单还是那几个名字。

没有人宣布过“这个位子是我们的”，没有人暗中操纵，大家都有理由。可是结果摆在那里：能进业委会的，是愿意花时间的、懂账的、认得人的、知道手续的这些人。这一类人，一直是少数。

这个场景，是精英理论最想解释的东西：并没有谁在霸占，却总是那些人。

◆二、学派的出生证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在能力、资源和愿意担责的程度上天然不齐；少数人会组织、会拿主意，多数人不愿或不能 权力是组织里的位置，位置总是少，要被占住；凡要成事的集体，都得靠组织 任何社会、任何组织里，真正管事的总是少数，这个少数的构成会变，但“少数管多数”这件事不变

这张表里，有两层要分开看。

主体预设是：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动的、能拿主意的、肯把事情组织起来的；另一类是需要被带着走的、不愿意操心的、容易被说服的。这个分法，不是说谁高贵谁低贱，而是说，能力和意愿在人群里分布不均，政治只会落在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身上。

客体预设是：政治的核心是组织。组织里有位置，位置的数目是有限的，一个位置被占，另一个人就占不到。权力不是空气，权力是座位。

从这一对预设里推出来的，是它的互动内容：少数管多数，是一个事实；换了谁，这个事实不变。

起点的 S，是名单。精英理论起手就问：现在台上是谁？把名字、出身、人脉列出来，一个个看，看出共同点，就是它的第一步。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的理论里，意义的权重配得有点特别，我称之为“看穿”。

三位代表人物的立场并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情绪：对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人民自己统治自己”，抱着怀疑。这种怀疑的价值，在于认识：把包在外面的好听话剥掉，看里面实际是什么。这是一种创造，是认知上的创造，也就是造出一个更冷的、更贴近事实的看法。

自由在这个学派里是一个难以兑现的诺言。他们并不反对自由，但认为在组织面前，自由往往要打折扣。幸福则几乎不进入它的考量：它想要看清的是“谁管事”，不是“人们过得好不好”。

所以，我的读法是：创造（认知上的）居中心，自由是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幸福缺席。这是我对理论的读法，不是三位学者自己说的话。

再说一句：这是理论层的配置。至于哪个国家在实践中怎样选，要留给第十一编，那里的做法，是把理论和实践分开读。

◆四、走的路

先介绍三位。

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意大利人，在十九世纪末（1896 年）写了一本讲政治学要素的书，提出一个观点：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个“统治阶级”，人数很少，掌握权力、享受好处；被统治的是大多数。这个少数之所以能管住多数，不是靠力气，是靠组织：少数人容易联合，多数人彼此分散，没法联合。这是“有组织的少数管没组织的多数”这个主张的由来。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也是意大利人，原本是学工程和经济学的，后来转到社会学。他的一个著名说法是“精英的循环”：精英不是一直不变，旧的精英会衰老、会僵化，新的精英会从下面冒出来，替换旧的，所以历史上“换人”是常事，但“精英管事”不变。他借用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狮子和狐狸来打比方：靠力量和信念维持的，像狮子；靠机巧和谈判周旋的，像狐狸；两种精英交替，社会在两者之间摆动。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国出身，后来长期在意大利生活。他研究的是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些组织的口号是平等和民主。他在1911年出版的著作里提出，凡组织必走向少数人统治，这个说法后来被称作“寡头统治铁律”。理由很朴素：组织大了，就得有专人办事；专人懂行、掌握信息、认识人；时间一长，群众越来越依赖他们，也越来越难以把他们换下来。

这三位的路径是怎样的？

起手于 S：台上的人，眼前的名单。这个起点和上一编的制度主义不同，制度主义起手于条文，精英理论起手于人。

接着追问 E：为什么总是这些人？答案是缠绕在一起的几个条件：组织需要专门的知识，专门的知识需要时间，时间需要闲暇和资源，少数人更容易联络彼此，多数人则被日常生活分散。这些条件缠在一起，把位置筛给了少数。

最后才是 D：怎样一步步变成这样。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帕累托的“循环”，正是 D 的版本。但是它的 D 只有一种走法：旧换新，新变旧。其余的走法，比如“组织一开始就设计成不让少数固定下来”，不太在它的视野里。

所以，这个学派偏向 S→E→D，而且 D 被压成了一个固定的形状。回到槐荫里小区：小岑的变化，在这个学派看来是教科书一般的例子，从想改变的新人，到慢慢变成“你们定就行”。这个变化的过程，是 D；让他变化的条件，是 E；最后显露的格局，是 S，三者都被归结为一句话：组织的规律。

另一个要提的人是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他在1956年写了《权力精英》，把军队、大公司、政府高层看成互相咬合的一个圈子。他的出发点和上面三位不同，但在“少数管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也算这个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分支。这里只带一句。

◆五、异象

这个学派的路上，有几个撞墙的地方。

第一个是“谁算精英”。如果用地位来认，就找职位最高的人；如果用声望来认，就问大家觉得谁说了算；如果用决策来认，就看谁在关键事上拍的板。三种方法出来的名单，常常不一样。名单一变，“少数管多数”的说法就不那么稳了。回到小区：业委会的五个人是一份名单；街道上有熟人的那位又是另一份名单；谁说话大家听，可能还是一份。到底哪份算“精英”？

第二个是反例。1956年，美国的三位学者（李普塞特、特罗、科尔曼）研究过一个排字工人的全国工会（《工会民主》一书），发现这个组织内部长期有两个党派竞争，职位换来换去，并没有固定的寡头。这个案例，常被拿来当作“铁律”的反例。你会看到，米歇尔斯的说法遇到的最大麻烦，不是别人不同意，而是有的组织不照他说的走。

第三个是时间。“循环”的说法有一个毛病：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放进去。老人下去了，新人上来了，说是循环；新人变得像老人，说是铁律；新人真的改变了做法，说是新精英带来了新的方式。三种结果都在理论的覆盖范围内。一个理论如果什么结果都容纳，它就不再告诉你什么。

第四个是“看不见的精英”。如果一个人说，台前热闹，其实背后有人说了算，而没有证据；你拿证据来反驳，他又说，证据正是被他们藏起来的。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一种免检的姿态：它把自己放到了检验不到的地方。我要强调，这不是在说某个具体的人这样想，而是说这个学派的方式里，有这样一种滑下去的可能。

◆六、吸收还是分叉

把这些异象放回第5章的三种吸收，精英理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免检。工会里的两党竞争，被它说成“例外”“暂时”，或“表面”：竞争的背后，仍然是少数人轮流坐庄。换句话说，一个反例被判为不必检验。

改名。“民主的组织”被改称“寡头的一种形式”，选举被改称“精英之间的轮换”，群众参与被改称“被动员”。名字一改，原来的异象，成了它的又一个证据。

先验。“凡组织必有寡头”，在米歇尔斯的表述里，有一种近乎按定义成立的味道：组织大了，需要专人；专人形成圈子；圈子就是寡头。如果寡头的意思是“负责办事的少数人”，那么任何组织都有寡头，这个说法只是在重复定义。

再说分叉。

最明显的一条，是多元主义。下一章要讲的达尔，就是在这个学派的对面出发的：他不同意权力总在同一群人手里，要用具体的决策去查。多元主义不是精英理论内部的一次修补，而是撑开了另一个起点。

还有一条是“竞争性精英”的路子：不否认少数管事，但认为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少数之间要竞争，由选民来裁决谁上。这条线在熊彼特那里讲得最清楚，第45章会遇到。它吸收了精英理论的事实，改写了它的结论，是一种吸收中带分叉的做法。

另外，也有人沿着米尔斯的方向，把关注点从人转向了制度与阶级，那就接到第七编的国家与结构那一路去了。

那么，精英理论自己是否直接改了起点？就我的读法，没有。它每一次面对新的情形，都是添一个解释，起点仍然是“少数管多数”。

◆七、它看对了什么

精英理论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组织的代价是真实的。不管多么民主的口号，一个组织要运转，就得有人花时间、懂门道、认识人，这些东西不会平均地落在每个人头上。槐荫里小区里，老会计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

第二，权力有“座位”的一面。位置是稀缺的，谁坐在上面，有一部分是可以查的。很多研究，都是从查名单开始，查出了事实。这一点，后面的学派再批评它，也离不开。

第三，它让人对好听的话保持一点距离。当一个口号说“一切为了大家”，精英理论提醒你，先看看是谁在做事，做事的人怎么挑出来的。这是认识上的一种卫生习惯。

它没看到的，是“少数”是怎样一次次被造出来的。它把少数当作一个已经有了的东西，只问他们怎么待在上面，不问这个“少数”，是怎么从一堆都有理由的小选择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小岑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选择在哪些地方被条件推着走，这一段，在精英理论里被压缩成了一句话。

带走的话
总是那几个人，不一定是有人在霸占。可能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累起来，就成了格局。
精英理论的起手是名单，它的盲点是名单怎样写成的。
下次你看到一份总是那几个名字的名单，可以问三个问题：谁算在里面，谁没算？换过人以后，做法变了吗？如果有一次换人真的变了做法，这个说法还成立吗？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认知上的创造居中心）、S→E→D、免检、改名与先验三种吸收、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少数管多数”，反例一律归入例外或表面，少数是怎样造出来的不进视野

第 29 章

达尔与多元主义：权力分散在多个中心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不先认定谁是精英，只去看一件件具体的事是谁定的，会看到什么？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学校、班级和家长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某小学五年级一班，家长群有五十多人。一个学期下来，群里大致形成了几个小团体，没有人命名，大家心里有数。

最活跃的是接送组，七八位家长，住得近，每天放学在校门口碰头，顺路捎彼此的孩子。第二个是兴趣班组，几位家长为孩子报了同一个周末的绘画班，拼车、拼课，群里常常讨论哪家机构靠谱。第三个是晨跑组，爸爸们居多，早上带着孩子在操场跑步，后来变成了一个小圈子。还有一位家委会的负责人，单独一类，她和班主任走得近。

这个学期里，群里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春游去哪儿。接送组倾向去近郊的农场，路近、孩子累不着；兴趣班组想去美术馆，有一位家长认识那里的讲解员。最后投票，美术馆赢了，因为兴趣班组那天提前在群里发了详细的行程，谁看了都觉得“准备得挺好”。

第二件，班费怎么用。一位家长提议买一批课外书放在教室角落。这次是接送组赢了：她们人多，而且有一位家长提前去书店问过价，做了清单。兴趣班组没有强烈意见。

第三件，要不要请假期里的家庭作业辅导。这一次，没有哪个小团体占上风，最后是家委会负责人和班主任商量了个折中的办法，大家都说行。

三件事，三个赢家。若问“这个班的家长群，是谁说了算”，你很难说出一个固定的名字。

这个场景，恰好是多元主义最喜欢的样子：权力不在一个地方，在多个地方，看是哪件事。

◆二、学派的出生证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同时属于多个群体，在不同的事情上换着位置；大多数人并不一直把心思放在政治上，但有事要紧时会出手 权力是可以用来影响决策的资源（时间、钱、信息、人数、身份、关系），资源分散在许多人手里，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资源 权力是分散的，没有一个固定的统治集团；谁能影响结果，要看具体的事，要一件一件地查

这个学派的主体预设里，人不是“精英”与“群众”这样一刀切的两类，而是一个人同时站在几个位置上：既是家长，又是某个兴趣班的学员家属，又是某个邻居群里的活跃分子。他今天在这件事上投入，明天在另一件事上沉默。

客体预设里，权力不是一个座位，而是一堆可以拿来用的东西。时间是资源，人缘是资源，信息是资源，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人数，有的人有身份。而且这些资源很少集中在一个人手里。

它的互动内容因此很具体：别问谁是统治者，去问一件事上谁影响了结果。

起点的 S，是已经显露出来的一个个决策。多元主义的步骤是，找几件有争议的、已经了结的事，看结果是谁的意思。

◆三、意义预设

多元主义者里，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1915—2014）是最有名的一位，他同时也是一位关心民主的理论家。以他和他的学派为代表来读，这个学派的意义配置是：自由居前，幸福居中，创造居后。

自由，在这里的意思是不被一个固定的集团垄断。只要有多个中心，就有人可以对抗另一些人，没有谁能一直赢。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也是这个学派最看重的东西。

幸福，在这里是“满意的人多”。多个团体各有所得，谁也不会长期被拒之门外，这就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

创造不是它的中心。这个学派并不特别在意一个社会会不会产生新的东西，它更关心已经有的利益怎样被安放。

这是我对这个学派的理论配置的读法。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学院里的理论，而不是某个国家的实践。有人觉得这个学派的描述，更像是在描述一种特定的政治生活，我们留到第54章。

◆四、走的路

先看达尔做了什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位叫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的社会学者，研究美国南部一座城市亚特兰大，1953年出版了一本书，说这座城市的实权掌握在一小批商界和社会名流手里。他的办法是请人说：你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把被反复提到的名字列出来，就是权力结构。这个办法叫“声望法”。它和上一章的精英理论是同一个方向。

达尔不同意。他和同事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做了长期的研究，1961年出版了《谁在统治？》（Who Governs?）。他的办法不是问大家谁有声望，而是挑几个具体领域，看一件件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城市更新，公立教育，政党提名。在每个领域里，他追踪谁提了建议，谁否决了，谁的意见最终被采纳。

结果是：不同的领域，有影响力的人不太一样。在城市更新里，市长和他的班子最重要；在教育里，另一批人发挥作用；在政党提名里，又是另一批。没有一群人，在每一个领域都稳定地说了算。他还描述了这个城市的政治人物的变化：早年是少数出身显赫的家族，后来是商人，再后来是不同族裔出身的政客。权力的来源，在逐渐分散。

这就是多元主义的第一步：不去问谁是精英，去看具体决策。

这个学派走的路是 S→D→E。起手于 S，也就是已经了结的一件件决策结果；然后顺着 D，追踪这些决策走过的过程，谁在什么时候参与、提议、反对；最后才把 E，也就是资源的分布，放进来作解释。回到小学的家长群：春游那件事，从提议、行程、投票到结果，是一个 D，赢的人和输的人，都在这条路上被找出来了。

这条路的好处在于，它很扎实。一个主张，要能落在可以查的决策上，不能空说。这是它对精英理论最有力的回应：你说有一群人说了算，你拿出他们说了算的那件事来看。

达尔在1957年给权力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大意是：甲对乙有权力，意思是甲能让乙去做乙本来不会做的事。这个定义里的“做”，是可以观察的行为。它跟这个学派的起点是配套的：权力要在行为里看得见。

后来达尔又写了一些讲民主的书，用“多头政体”（polyarchy）这个词，指有多个中心、有竞争、有广泛参与的政治形态。这些后话，这里只一句带过。

◆五、异象

多元主义的路，也遇到了四个难处。

第一个难处是研究者的选择。达尔选了城市更新、教育、政党提名这三个领域去查，可是为什么是这三个？如果挑的是别的领域呢？一个学派如果由自己挑选的议题来检验自己，那么检验的结果，有一部分是挑选的结果。回到家长群：我只数春游、班费和作业辅导，当然看到三个赢家；但是，如果有一类事压根没有被拿出来表决，比如“某些家长因为上班没法参加任何活动，他们的孩子是否被落下了”，它就不在我的统计里。这是下一章要专门讲的。

第二个难处是资源的叠加。达尔在最初的研究里强调，资源是分散的，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人数，有的人有身份。但是资源会不会叠加在同一群人身上？钱可以买到信息，信息可以带来人缘，人缘又可以换来职位。如果是这样，分散的说法就要打折扣。达尔自己到了八十年代，在著作里也把大型企业当作民主社会里的一个难题来谈（有评论概括为：企业管理者不对雇员负责，企业本身并不民主），有人把这读作对早期看法的一次修正，具体是否算修正，评论者看法不一。

第三个难处是特定的位置。另一位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在七十年代的著作《政治与市场》（1977）里提出，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里，商业界有一种特权：政府要靠经济运转，所以政府的决策不能不顾及商业界的反应。这不是商业界在某件具体的事上“赢了”，而是他们站的位置本身就让事情朝某个方向偏。这个意思，用决策法是看不出来的。

第四个难处是多数人的沉默。多元主义的描述里，大多数人并不积极，达尔把他们看成主要心思不在政治上的人，不是被压制，只是没兴趣。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同样一个沉默，既可能是满意，也可能是想说而不敢说，也可能是根本没想到可以说。决策法里，沉默看起来都一样。

◆六、吸收还是分叉

这些难处，多元主义有的吸收，有的撑出了新路。

改名是最常见的。沉默的人，被改称“选择不上场”的人，也就是满意或冷漠的人。商业界的优势，被改称“众多资源中的一种”。大型企业的特殊位置，被改称“强大的团体之一”。每一个异象，都被安放进“多个团体”这个框架里，框架本身没有动。

免检也有。议题选择的问题，常常被认为是技术性的，可以靠多做几个城市、多挑几个议题来解决。方法上有补救，起点上的疑问就免了。

先验的味道，在“多元”这个词里隐隐存在：只要有多个相互竞争的团体，就算多元；如果有一件事，所有的团体都不争，那就是“共识”。这样一来，竞争是多元的证据，不竞争也是多元的证据。

再说分叉。

第一条分叉，是下一章要讲的“无决策”。两位学者在六十年代初发表论文，批评多元主义只看见决策台面上的东西，没看到哪些事根本上不了台面。这是在多元主义的地盘里，撑开一个新学派。

第二条是有人把林德布洛姆等人的修正称作“新多元主义”：保留多个团体的描述，但承认不同团体的分量不一样，商业界处于特殊位置。这一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边缘改写，也可以看作一次吸收中的修正。

这里需要提一个检验。第二条可错条款说：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达尔后来的修正，算不算直接改写？我的读法是不算：他承认资源可以叠加，承认大企业的特殊位置，但他仍然把权力放在“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力”里，仍然把多个中心当作基本图景。改的是边，起点没有动。当然，这是我的判断，不同的读者可能认为他改得更多。

◆七、它看对了什么

多元主义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不要先下结论。它拒绝在没有查具体的事之前，先断言谁说了算。这一点，是对一切“背后一定有人”的说法的解毒剂。你要说，就把那件事拿出来。

第二，人是多重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事上，位置不一样，立场也不一样。把人看成一个固定的类别，是常有的偷懒。家长群里的人，今天是接送组的，明天是兴趣班的，后天什么组也不是。

第三，赢和输是会换的。这个学派提醒我们，一个没能赢的团体，不意味着永远会输；有一个出口，社会才不会僵死。

它没看到的，是“哪些事能被拿出来争”本身，是怎样被定下来的。它拿决策当作观察的起点，可是进入决策的门，是谁在守？

带走的话
要问“谁说了算”，先问“哪件事”。达尔的功劳是把一句大话，改成了一个可以查的问题。
多元主义的起手是已经了结的事，盲点是没有被拿出来的事。
下次看到一个人说“这里是某某说了算”，可以请他举一件事；也可以问自己：我数过的这几件事，是谁挑的？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自由居前）、S→D→E、改名、免检与先验三种吸收、分叉、可错条款二的检验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可观察的决策”，进不了议程的事和商业的位置，只能当作例外或资源的一种

第 30 章

无决策与卢克斯的三面孔：权力看不见的那一面

这一章的问题：一件事从来没有被提出来，算不算有人在行使权力？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合唱团和人物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有一个业余合唱团，在市里一座老文化馆排练，二十来个人，平均年纪五十出头，有退休的，也有还在上班的。每个月第一个周六，团务会议在排练前开半小时，由团长主持，议程贴在黑板上，几年没怎么变过：这个月排哪几首，演出服要不要换颜色，年底聚餐订哪家饭店，经费还剩多少。

会开得很顺。每一件事都有人发言，有时还有争论，比如演出服是藏青好还是酒红好，争得很认真，最后举手表决，通过。外人来看，这是一个民主得很到位的小团体。

可是，团里有几件事，从来没有上过议程。

一件是新团员为什么待不久。每年招进来七八个人，不到三个月，走掉一半。老团员嘴上都说“人家可能没时间”，没有人在会上问一句究竟。另一件是排练厅在二楼，没有电梯，一位六十多岁、膝盖不好的女士，来过两次就没再来；有人在会后私下提过一句，团长说“下次再议”，下次没有人再提。

还有第三种东西，更难说清。团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认识：合唱团就是“能唱准高音的人”的事，唱不准的，当个“陪练”就好。这个认识，没有人写过，大家好像一直都这么想。因此，那些唱得不太准、却很热心的人，自己也不觉得该在团务会上说什么。

这三件事，从不同的层面显示了同一个问题：在这个团里，谁有权，不只看谁在会上赢了。

◆二、学派的出生证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有自己的利益和想法，但可能被挡在门外，或者根本没想到要说 权力不只在决策的那一刻，还在议程的设定、门的把守，以及人们对“什么是正常”的认识里 权力有多个面：赢得决策是一面，不让事情上桌是一面，让人觉得没必要上桌是又一面

这个学派在预设上，比多元主义多往前走了一步。它仍然承认人有自己的利益，可是补了一句：人的利益不一定表现为公开的要求。沉默的人，有可能是想说而说不出，也有可能是没想到可以说。

它的客体预设也往深处挖了一层。权力不只是影响一个决策，更是影响哪些事可以成为决策。这就像是一座房子，进门之前，先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线外的事，不管有多重要，都进不来。

起点的 S，有点特殊：它要在已经显露的东西里，找出缺的那一块。这个学派的第一个动作，不是看谁赢了，而是看什么没有出现。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的意义，大体押在自由上，而且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能够说，能够把自己的要求提上桌面。

在多元主义那里，自由是“没人垄断”；在这里，自由是“有门可进”。有门，才有后来的赢和输。缺了门，赢的人和输的人再多，也只是在已经选好的范围里打转。

幸福在这里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不是“满意的人多”，而是“不满意的人有没有地方说”。一个安静的社会，不一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可能是一个不让人开口的社会。

创造方面，卢克斯等人有一个意思：人们的想法，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被别人塑造出来的？如果是后者，这里的创造，就是指从被塑造的想法里挣出来的自主。这是我的读法。

分清理论与实践：这是学院里的批评传统，不是对哪个国家的政治的评价。

◆四、走的路

先介绍几个人。

彼得·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莫顿·巴拉茨（Morton Baratz）是两位美国学者，1962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权力的两张面孔》。他们的意思是：多元主义者只看决策那一面，可是权力还有第二张面孔，就是不让某些事进入决策。他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无决策”（non-decision-making）：通过控制议程、拖延、转移、用规矩和惯例，使得对某些人不利的议题根本不被讨论。

在他们之前，另一位美国学者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在1960年出版的《半主权的人民》里已经提出过一个想法：组织本身就带着偏向，有些议题被组织进来，有些被组织出去。这是后来“偏向的动员”这个说法的来源，也是无决策论的一个思想背景。

英国学者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在1974年出版了一本薄书，叫《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提出权力有三面。第一面是决策：谁在公开的冲突里赢了，这是多元主义看的。第二面是议程：谁把事情挡在门外，这是巴克拉克和巴拉茨看的。第三面是偏好的塑造：权力可以通过影响人们怎么想、想要什么，使得冲突根本不出现。他的说法大意是，最高明的权力，是让别人想要你想要的东西。

这三面的路径是怎样的？

起手于 S，但是起在 S 的缺口上。多元主义的 S 是赢了的决策；无决策论的 S 是没有出现的议题。它问的是：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出现？

接着是 E：缠绕在这件事周围的条件，包括议程的规矩、惯例、谁坐在把门的位置上、什么样的话被看作“不合时宜”。这些东西缠在一起，筛掉了一些议题。

最后才是 D：这件事是怎样一步步变成不被提的。回到合唱团：“下次再议”，是一个典型的 D 的片段：一个提出来的事，被一个温和的句子推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再提，事情就这样走没了。

所以它走的是 S→E→D。但是，三面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变化：第二面还有人在把门，“谁在把门”是可以查的，第二面仍然是行为层面的东西；到了第三面，门卫没有了，规矩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没有谁特意去守。第三面越深入，权力越没有明确的主人。

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会遇到福柯，他正是从这里往下走。

这里值得多停一下，因为这一点牵涉这个学派的方法。第二面孔留给研究者一个抓手：有人提过，有人挡过，有一句话、一封信、一次拖延，可以拿来作证据。巴克拉克和巴拉茨后来在1970年的一本书里，把这个办法用到了美国一座大城市的贫困与种族问题上，大意是考察城里的某些要求怎样被压在门外；那座城市是巴尔的摩。具体的案例细节我不展开。要紧的是，这个办法依然遵守行为革命留下的规矩：看得见的行为才算数。它在多元主义的框架里，往前挤了一步，却没有走出这个框架。

到了第三面，抓手松了。卢克斯本人也说得很清楚，他要讲的是一种没有明显冲突的权力，它的成功，恰恰在于冲突没有发生。一个学派的研究办法，是要靠冲突才抓得住的，现在要研究没有冲突的权力，办法就得换。这就是第三面一直被人追问的缘故。

◆五、异象

无决策论和三面孔，也有自己的异象。

第一个难处是：怎么证明“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本该发生？多元主义的批评者提出过这个问题：你说议题被挡在门外，可是我们看不到它，你凭什么说它存在过？巴克拉克和巴拉茨的回答是：要看到一个被表达过的不满，被压下去了，有可观察的痕迹。合唱团里，有人私下提过楼梯的事，团长说“下次再议”，这就是痕迹。但是，第三面就没有痕迹了：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提，没有不满，也没有动作，那么如何证明这里有权力？卢克斯的回答，是用“反事实”：如果没有这种塑造，这些人会怎么想？可是反事实不是观察到的，它是一个推断。

第二个难处是：谁来判断“真实的利益”？第三面的论证里，隐含一个说法：这些人的想法，不是他们真实的利益所要求的。可是，是谁在说他们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如果是研究者，那研究者的位置从哪里来？他自己的想法，是不是也被塑造过？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反身问题。回到合唱团：我说那些唱不准的热心人“其实想上会发言，只是被一个认识压着”，我凭什么这么说？也可能，他们就是觉得这样挺好。

第三个难处是不可证伪。如果任何沉默都能被解释为权力，那么沉默就没有办法反驳这个说法。这跟精英理论里“背后一定有人”的问题是同一类：证据怎么摆，都落在理论里面。

第四个难处是权力的“无主体化”。三面越深，权力越没有一个可以指认的人。第二面还有一个“守门人”；第三面里，没有人做什么，权力是整个格局本身。这样一来，“谁对谁行使权力”这个问法，慢慢失去了对象。

多元主义一方的回应，也值得老实记下。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研究者可以随时指着任何一个没发生的事说“这里有权力”，那么研究就没有办法出错了。他们主张，要说一件事被压下去，至少要有一个真实存在过的、被人表达过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苛刻，它和无决策论的第二面其实相容，难的是第三面。合唱团里，楼梯的事有人提过，这符合第二面的标准；“唱不准的人不必发言”这个认识，没人提过，只能靠旁人的推断，这就进了第三面的地带。

这四个难处，不是反驳这个学派看到的东西，而是在说它的起点，也就是“S 里缺的那一块”，在深入的时候怎样一步步变得难以检验。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这个学派自己是被谁吸收的。

多元主义对它的回应，一部分是免检：没有证据的事，不算数。另一部分是改名：把“议程被控制”改称为“议程设置的多样性”，把“偏好形成”改称为“社会化”，这些词语变得中性，问题也变得不那么刺眼。

再看这个学派自己对异象怎么处理。

面对“无法证伪”的批评，卢克斯的办法，是承认这是一个难处，但坚持第三面是真实的，只是研究起来更难。这近乎先验：权力的第三面，按定义存在，难以观察是它的性质，不是它的缺点。这是我的读法。需要补充的是，卢克斯在2005年出版了修订版，对一些批评作了回应，具体修改了什么，我在文末列入待核，正文不展开。

面对“谁来判断真实的利益”，常见的做法是改名：把“真实的利益”改称为“反事实中的偏好”或“自主的条件”。名字变了，问题的形状没有变。

再说分叉。

最大的分叉，是福柯。他把“没有门卫的权力”这个线索拉到底，让权力成为一张没有中心的网，下一章就是他。

另一条分叉，是葛兰西的霸权论：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人们会同意，第32章会看。

还有一条，是研究方法上的分叉：有的学者不再争论权力有几面，而是回到具体地方，去做长期的田野研究，看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没有行动。比如约翰·加文塔（John Gaventa）1980年出版的研究（《权力与无权》），写的是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处矿区山谷，即克利尔福克山谷，把三面孔的想法用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看那里的人为什么长期没有行动。细节我不展开。

这个学派有没有直接改过起点？按我的读法，也没有。从第二面到第三面，是同一个起点（S 里缺的那一块）的深入，没有换起点。它在面对批评时，是把要求越抬越高，不是回头去改。

◆七、它看对了什么

无决策论和三面孔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没有出现的事也是事。一个会议开得再顺，也要看看议程之外有什么。合唱团里那些没有上桌的事，比上桌的事更能告诉你这个团是怎么运转的。

第二，门比桌子重要。多元主义看桌子上谁赢；这个学派问谁在管门。很多时候，输赢在门口就分了。

第三，想法不是凭空来的。人们想要什么、觉得什么理所当然，有一部分是在日子里被养出来的。这一点，把权力的讨论从行为推进到了认识。

它没看到的，是门和门卫是怎样被造出来的，而不只是它们在那里。“下次再议”这个句子，是怎么一次次变成惯例，变成没有人写过的规矩的？这个“变成”的过程，正是它的 D 被压缩的地方。

带走的话
没有出现的事，也要数。会开得顺，不等于该说的都说了。
这个学派的起手是 S 里缺的那一块，它的盲点，是缺口一旦深到没有人守门，就很难再往下查。
下次开会，不妨在会后问一句：有什么事，我们三年来从没有谈过？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积极意义上的自由）、S→E→D、免检、改名与先验、分叉（至福柯与葛兰西）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S 里缺的那一块”，越深越难检验，缺口无主体后只能由研究者替人认定真实利益

第 31 章

福柯：权力生产主体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我”本来就是被一层层管出来的，那是谁在管，又是谁在被管？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公司和人物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写字楼里有一家互联网公司，叫晨光，三百多人。去年，公司上线了一个内部应用，功能很朴素：上下班打卡，记录步数，每月汇总成“健康积分”；年底的体检，公司统一安排，结果自动进入每个人的档案页；再加上每季度的绩效评分，一个人的“自己”，渐渐在手机上摊开成一张图。

小贾是公司的产品助理，入职第三年。他说自己本来就爱早起，这个应用上线以后，他早上六点五十起床，七点半出门，走路去地铁站，因为步数可以加分。他不觉得有人逼他，没有人逼他，有的人一个月积分很低，也没有任何惩罚。

年底体检结果出来，页面上一行字：体重指数偏高，建议控制饮食、定期复查。小贾愣了一下。他以前从没想过这个词会和自己连在一起。那天晚上，他买了一块运动手表，装了三个健康应用，还把晚饭改成了沙拉。几个月后，同事问他怎么忽然这么自律，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再往下想一层：谁规定他必须这样？没有人。他自己的选择，一个个都是自愿的。可是“一个应该早起、应该控制体重、应该有评分的人”，这个样子，是不是在这一件件小事里，被一点一点造出来的？

这个问题，就是福柯留给政治学的问题。

◆二、学派的出生证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主体不是先有的，是被知识与制度一层层造出来的；人在被观察、被测量、被归类中成为“这样的人” 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是遍布各处的关系网，没有中心，而且不只是压制，还会生产知识、习惯和人 权力与知识互相咬合，权力的效果是造出主体

这张表和前面几章不一样。前面几章的学派，都在预设一个已经有了的人：精英和群众，团体里的成员，被挡在门外的人。福柯的预设是反过来的：人是权力的结果，不是权力的起点。

这听起来像是什么都不预设，可是它恰恰是一个很强的预设：它把“主体”定为被生产的东西。用本书的话说，它预设了主体的属性是“被造的”，然后再从这里出发，去看权力怎么造。

客体的预设同样大胆：权力不再是一个座位，也不是一堆资源，而是一张网。网上没有中心，每一个节点都既承受权力，又传递权力。他最有名的一个看法是：权力不是压在人头上的东西，它还在“生产”：生产出知识，生产出身体的习惯，生产出人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起点的 S，是今天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监狱、学校、医院、体检单、考勤表。福柯起手就问：这个“理所当然”，是什么时候、怎么长出来的？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的意义配置，不太好放进创造、自由、幸福三个格子里，但可以勉强读出一个重心。

中心是自由，但是它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的自由，已经被看成权力造出来的东西。它的自由，是认出自己是怎样被造出来的，并且有可能不照这样被造。福柯晚年谈到过一种“自我的塑造”，把它与一种生活的艺术联系起来，这条线可以读作创造：自己成为自己的作品。

幸福几乎不在它的议程上，它甚至对“幸福是目标”这个想法有所警惕：因为“什么是幸福的人”也是被造出来的。

这是我对理论的读法。它是学院里的理论，不是哪个国家的实践。

◆四、走的路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者。他的作品对政治学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本人并不愿意被归入任何一个学科。这一章只讲和权力有关的部分。

先看他的几本书。1975年，《规训与惩罚》出版，讲的是近代监狱的诞生。他的看法是，从公开的酷刑，到封闭的监禁，表面上是惩罚变得文明了，实际上，权力的作用方式变了：从对身体的暴力，变成对人的持续观察、纪律训练和归类评判。他借用英国思想家边沁设计的一种环形监狱，也就是“全景敞视”的构想：中间一座塔，四周一圈牢房，看守能看到每一个人，而犯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看着，于是自己管自己。福柯说，这种方式不只在监狱里，在学校、工厂、军营、医院里都有，他称之为规训。

1976年，《性经验史》的第一卷出版。他在这本书里反对一种常见的想法：权力就是压制，比如压制性。他认为近代以来，权力并没有简单地让人闭嘴，反而是让人说：说自己，说欲望，说身体，说出来，就被归类、被分析、被管理。他提出，知识与权力是互相缠着的：知道得越多，管得越细；管得越细，要知道的也越多。

七十年代后半期，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课里（1975—76 年度的《必须保卫社会》谈到生命权力，1977—78 年度的《安全、领土、人口》谈到治理术），又提出了“生命权力”和“治理术”这样的概念：权力不只管个别的身体，还管人口，管出生率、死亡率、健康、卫生，国家用统计和数字管理一整群人的生命。

把这些放在一起，他的路径是这样的。

起手于 S：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监狱、诊所、考试。然后往回追 D：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经过哪些具体的变化，在什么偶然的节点上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他把这种做法叫作“谱系”，意思是追问一个今天的东西从何而来，不是为了找一个光荣的起源，而是为了说明它本来可以不是这样。最后看 E：什么样的知识、制度、技术，缠在一起，让这件东西得以成立。

所以，它走的是 S→D→E。这在本书看来，是相当完整的一条路，也是福柯的力量所在。

回到晨光公司：小贾的体检单上的一行字，是 S；这一行字是怎么来的，医学的分类、公司的制度、手机的应用是什么时候一块儿凑到一起的，是 D；让这一切成立的医学知识、数据技术、劳动管理，缠在一起，是 E。福柯会说，“自律的小贾”就是这三者的产物。

但是请注意，这个学派的路径虽然完整，它的 D 和 E 却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是在讲“人被造出来”，却很少讲“人怎样造别的东西”。这个“被造”的方向性，是它的起点所决定的。

◆五、异象

福柯的路，遇到的异象，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是批判从哪里来。如果主体都是被权力造出来的，那么批评权力的人，他的批评又是从哪里来的？他自己的立场，是不是也是被造的？哈贝马斯在讲现代性的著作里提出过这类质疑（他的论战在站上的另一本书里讲过，这里一句带过）；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 1981 年的一篇文章（《福柯论现代权力：经验的洞见与规范的混乱》，载《实践国际》）里也说，福柯描述了权力的细节，却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权力是不好的，批评的规范基础不明。福柯没有直接给出一个“好”的标准，这是这个学派最被追问的地方。

第二个，是抵抗从哪里来。福柯自己说过，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抵抗。可是，如果抵抗的也是被造的主体，这抵抗是权力的一部分，还是权力的外面？回到小贾：如果他有一天不再打卡，是他挣脱了，还是他被另一种“反打卡”的说法造了出来？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干净的答案。

第三个，是大结构去哪了。福柯在一次访谈（后收进《权力/知识》）里有一句话，大意是政治理论里“砍掉国王的头”这件事还有待去做，说的是人们总盯着国家、主权、法律，而忽视了权力在日常里的微观运作。这当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醒。可是，战争、革命、国家的暴力、大规模的经济不平等，这些要靠哪套概念去讲？批评者认为，他的微观视角，在这些大事上，显得力不从心。福柯自己后来在治理术的讲课里，又把国家请了回来，这个转向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真问题。

第四个，是史实。一些历史学者对福柯所讲的监狱史、疯癫史提出过质疑，认为他的叙述有选择性，有些地方概括过度。福柯的辩护之一是，他讲的是一种“图式”，不是对每一座监狱的描写。具体的批评和辩护，我在文末登记待核，正文只取这个意思。

第五个，是不可检验。“权力无处不在”，这句话如果无论发现什么都成立，它就不告诉你什么。这跟精英理论的“背后有人”、三面孔里的“沉默也是权力”是同一类难处：它对什么都能解释，所以很难被推翻。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说吸收，看福柯的学派怎样处理异象。

面对“批判从哪来”，一种做法是改名：把“规范基础”改称为“抵抗的实践”或“自我的伦理”，把问题放到另一个概念下去讲。福柯晚年向古代的自我修养、自我塑造的方向走，有人读作对这个质疑的回应。这是改名，也是一次重要的挪动，但起点“主体是被造的”依然在。

面对“抵抗也是权力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近乎先验的处理：权力和抵抗按定义是同在的，你抵抗，就在权力关系里。这样，抵抗不再是权力的反例，反而成了它的证据。

面对“大结构”，福柯晚年讲治理术，把国家重新放进来，但放法是：国家也是一种“治理的实践”，不是权力的唯一中心。这是把异象改称为自己的一个例子。

面对“不可检验”，常见的做法是免检：他讲的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不是一套要被证伪的理论。这一种回答有它的道理，但也意味着，它在检验面前，退了一步。

再说分叉，福柯是整个政治学里产生分叉最多的一位。

一支是“治理术研究”：一批学者沿着他的讲课，研究现代国家和机构怎样用数字、统计和专家知识管理人口。这是对他的发展，也是一种吸收，把“权力生产主体”变成了一套可以做经验研究的办法。

一支是女性主义：有学者借用他的思路，讨论性别身份怎样被规范造出来，这条线第51章会遇到。

一支是后殖民研究：把“知识与权力的咬合”用到东方学、殖民史上，第52章会遇到。

还有一支是回到制度的批评：批评他的微观视角，要求把大结构带回来，这接到第七编。

按第二条可错条款的检验，福柯的学派有没有直接改过起点？他晚年的变化很大，有人认为他从权力转向了主体和伦理。我的读法是：他自己说过，他的工作的主题其实一直是人怎样成为主体，所以起点没有变，转的是重点。这个说法，我在文末登记待核。

◆七、它看对了什么

福柯看对了四件事。

第一，权力不只是压。以前的讲法，权力总是对人说“不”；福柯让人看到，权力常常说“来，我帮你”：帮你体检，帮你记账，帮你评分。这一面，在今天比他的时代更明显。

第二，今天的理所当然，值得追问。小贾说“我本来就爱早起”，福柯会问：这个“本来”，是什么时候有的？追问之后，人对自己的习惯，多了一分清醒。

第三，知识不是干净的。说一个人“体重超标”，是医学，也是一种把人归类的办法。知道这一点，并不是要拒绝医学，是知道知识总带着用法。

第四，他把权力的讨论，从“谁手里有”拉回到“怎么运作”。这与前几章的静态座位和资源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推进：权力在过程里。

他没做到的，是把这个过程的另一端也放进来：人被造出来之后，他怎么回头改写那些造他的东西。小贾买了手表、改了晚饭，这是被造的一面；而他如果某天向公司提出，积分的规则要改，这一面，是福柯最没有说清的地方。

带走的话
“我”不是凭空有的。福柯让我们看到，许多我们以为是自己的习惯，是在日子里被一点点养出来的。
他的起手是今天的理所当然，他的盲点是人怎样反过来改写那些造他的东西。
下次你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可以停一下，问问这个“本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S→D→E、免检、改名与先验、分叉、可错条款二的检验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主体是被造的”，抵抗按定义属于权力关系，人回头改写造他之物这一端缺位

第 32 章

葛兰西：霸权与同意

这一章的问题：一句话人人都在说，却没有谁逼着谁说，它凭什么站得稳？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家真实的单位。有一家区属图书馆，三十来号人。每个月总有两个周末要排人开馆值班，补贴不多。新来的小莫入职第二个月，被排上了头一个周六。他心里不乐意，嘴上没说什么。午饭时，馆里的老桂端着饭盒坐到他旁边，随口一句：年轻人嘛，多干点没坏处。旁边两三个人跟着点头。

没有谁向小莫下过命令，馆长也没有开过会讲这件事。半年之后，又来了一位新同事，轮到她排周六的时候，小莫在微信里对她说了几乎一样的话：多干点没坏处，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

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没有一个发令的人，却处处在场。老桂说它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在替谁说话，只当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小莫说它的时候，已经忘了自己当初的不乐意。更要紧的是，它悄悄改变了一件事的分量：从此谁要是开口说“我这个周末想休息”，就好像在说“我不愿吃苦”。不愿意没有被禁止，只是变得难以出口。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想弄明白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怎样变成“大家都这么说”，又怎样让说的人觉得这是自己的想法。

◆二、学派的出生证

葛兰西是意大利人，1891年生，早年办报、搞工人运动。1926年他在墨索里尼政权下被捕入狱，狱中从1929年起写下大批笔记，后来整理成《狱中札记》。1937年4月，在原定出狱的日子前后，他病逝于罗马。这些笔记写得零散，常用迂回的说法躲检查，所以后人读法很多。下面是一种常见的读法，不是唯一的读法。

栏目 葛兰西这一派的预设
主体预设 人活在“常识”里。每个人头脑里装的是从学校、教会、报纸、街坊、单位一层层得来的、半自觉的看法，这堆看法杂乱，却是人行动的底子。人可以被说服，也可以在斗争中变成有自觉的人
客体预设 社会是一个“历史集团”：经济里的阶级位置，同文化、教育、舆论、各种组织缠在一起。国家不止是官府和警察（政治社会），还包括由学校、媒体、协会等织成的“市民社会”
推出的互动内容 霸权：统治主要靠同意，强制只是外面包着的那层壳。要变革，先得在市民社会里一块阵地一块阵地地争

这个学派的起点，S是“已经稳定下来的同意”，也就是那句“大家都这么说”已经站稳了的样子。它不问这句话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先承认它稳了，再往下问它怎么稳的。

◆三、意义预设

葛兰西押得最重的是自由，其次是创造。自由，在他那里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是底层的人不再靠别人的头脑来想，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样的自由要靠“自觉”来换。创造，指的是新的集体意志、新的历史集团怎样造出来：旧的“常识”要被一点点换掉，换成一套新的。幸福在他这里不是起点，更像一个远处的结果。他对“自觉”的重视，也说明这套预设里藏着一个期待：人最终是可以看清自己头脑里装了什么的。这个期待既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负担，因为一旦有人始终看不清，或者看清了也不愿改，理论就得另外解释。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上面说的是理论自己的意义预设。后来有些政党、有些国家，把他当作思想资源之一，实际走的路与做的选择是另一回事，要放到第53章以后，按各国自己的实践去读，这里不评。

◆四、走的路

葛兰西走的路，我读作 S→E→D：先看到稳下来的同意（S），再追问它缠着什么（E），最后才谈怎么走（D）。

先说 S。他起手就是一个已经成形的局面：某个阶级或阶级联盟的看法，成了社会里“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不是先问人们怎么想，而是问：为什么这套想法占着上风，且占得这样安稳。

再说 E，也就是缠着的条件。他的回答是一片很厚的东西：学校教什么，教会讲什么，报纸登什么，工会、俱乐部、咖啡馆里的话怎么传，还有一批专门把这些话说顺、说圆的人。他把这些人叫作知识分子，并且分了两类，一类是旧秩序留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一类是从某个阶级自己里面长出来、替它说话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整片，是把“同意”缠牢的东西。底下还连着经济里的位置，但他不满足于只看经济，他认为文化与组织本身就是战场。

葛兰西还把常识分成两层来看。大部分常识是杂乱、沿袭下来的，像老桂那句经验之谈，没有人细究过它从哪里来。但常识里也有一点他称为“良知”（意大利文 buon senso，有的译本作“良识”）的核：人在亲身干活、吃过亏之后，会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变革的人要做的，是把这点良知接住，给它一套说得清的话和一个能聚起来的组织，而不是从外面灌一套新道理。这一点，使他的路不同于单纯的“宣传”：宣传是往空杯子里倒水，他认为杯子里本来就有东西。

最后是 D。他借用军事上的两个词：运动战，是一下子攻占国家机关那样的正面冲击；阵地战，是在市民社会里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争，学校、报刊、团体，一点点改变人们的常识。他认为在市民社会厚实的国家，光靠一次冲击是不够的，要打阵地战。这是一条被规划出来的路线，也就是战略。

回到图书馆。若按他的路子来看：先看到“多干点没坏处”已经稳了（S）；再问它靠什么稳：转正要馆长评，评语里有“肯吃苦”；排班表由老同志把持，人情在饭桌上走；年轻人一时无处可去，换一份工作要重新开始（E）；最后问怎么改：一个人硬顶，是运动战，多半被当作“不合群”；若要真换，得慢慢在饭桌、群里、评语的写法里，把另一种说法养成新的“常识”，比如“值班是岗位职责，该怎么补偿就怎么算”，这是阵地战（D）。

这里要点出政体依赖的发生方式。葛兰西起手预设的政体，是一个靠同意加强制维持稳定的国家整体。葛兰西的理论遇到不同的局面——意大利北方工厂，南方农村，教会，法西斯——每一次，他都把它重新读成“霸权的某一种形态”。起点没有动，动的是形态的名称。这不是缺点，这是任何一个学派的走法：从自己的S出发，把新局面接进来，而不回头问S本身站不站得住。

◆五、异象

异象是起点接不住的事。葛兰西这里至少有三处。

第一处，嘴上同意，手上不同意。小莫嘴上没说不，但每次周六都磨蹭，有时悄悄换班，有时迟到半小时。他到底算同意，还是不同意？葛兰西自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同一个人头脑里可以有两层意识：一层是做事时隐含着的，一层是从上面传下来、口头上跟着说的，这两层可以打架。这叫“矛盾意识”。但问题是：霸权的“同意”究竟有多深，没有一个判据。口头的同意算同意，手上的不同意也可以算“矛盾的同意”，两边都收得进来。

第二处，稳也是它，乱也是它。社会稳定的时候，说这是霸权成功；社会动荡的时候，说这是霸权出了危机，也就是他讲的“有机危机”。稳或乱，都能被这个概念收进来。凡是稳，就是同意的功劳；凡是乱，就是同意松动。什么样的局面算是反证，说不出来。

第三处，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听出不同的意思。老桂说“多干点没坏处”，是关照；馆长听着，是纪律；小莫听着，是代价。若同一句话承载的意思不一样，“同意”到底同意了什么？若连这一点都不确定，那个“集团”的统一还剩多少？

还有第四处，是起点以前的事。“多干点没坏处”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句站住了，而不是别的？理论承认有“有机知识分子”替一个群体把话说顺，可是新说法第一次出现、第一次被接受，那一小段路是怎么走出来的，笔记里讲得很少。霸权的分析几乎总是从话已经站稳的时候开始，所以它擅长解释“稳”，不擅长解释“生”。这也是政体依赖的另一个后果：起点是S，是一个已经稳住的政体，走过的路D就只能事后补写。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三种都有。

“矛盾意识”，是改名。嘴上同意、手上不同意这件事，没有动摇“同意”的概念，而是被改称为意识里的一个情形，成了理论里的一个参数。这样做有收益：它让理论能容纳“人是复杂的”。但代价也明显：同意到底多深，仍然不能检验。

“有机危机”与“霸权稳定”并用，是先验。理论一头把稳定读成同意，一头把动荡读成同意的松动，这两个读法按定义就成立，不用拿事实去碰。

至于“同意的深度怎么测”，在这一派里常常被推开：人的深层意识不是问卷问得出来的。这是免检：不是不可能测，而是被判为不必在这里测。

还有一个小小的观察：“霸权”这个词用的地方越多，越像一块万能的布。读撒切尔时期的英国可以用，读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可以用，读一间图书馆的排班也可以用。用得宽，有它的功劳，也让人更难说清，什么样的局面是它读不通的。

再看分叉。这一派撑出了好几支，每一支都带着自己的预设。

一支是英国的文化研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在1970年代末用霸权的思路读撒切尔主义（1979年1月他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发表的《右转大秀》一文常被引到），提出“威权民粹”之类的说法，把重点放在语言、形象、情绪怎样把一批人拢在一起。

一支是国际关系里的“新葛兰西学派”，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1981年的文章是常被提到的起点，把霸权从一国之内搬到世界秩序上。

还有一支走得最远，就是1985年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合写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他们认为，阶级的位置并不预先决定一个人会站在哪一边，霸权靠的是话语把各种诉求接起来。这就把原来的客体预设里的“经济位置”拿掉了，一个新学派由此站住。第50章谈建构主义时我们还会碰到这一脉。

这几支分叉出去，有的预设变了，但起点没变：都是从一个已经成形的“同意”或“话语的接合”出发。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看到权力不只在命令里，更在“不用命令”的地方。很多日常的约束，不靠谁盯着，靠的是一句话人人都在说，说久了，开口反对的人先觉得自己理亏。

第二，它看到人的头脑不是一块干净的白板，而是一个杂货铺，装着从各处得来的东西，而且同一个人身上可以有互相打架的两层。这对理解人们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帮助很大。

第三，它看到变化要靠一点一点把新的说法和新的组织养起来，不是只靠一次冲击。小莫若要把周末值班说成“岗位职责”，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小事，而不是一场爆发。

第四，它把日常生活里最不起眼的地方，饭桌、评语、排班表，请进了政治学的视野。

第五，它给出了一个很实用的问题清单。面对任何一个“理所当然”，可以依次问：这句话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在说？有哪些机构在替它背书？它让哪些话变得难说？有没有一点良知在底下冒头？这几个问题不要求你先接受它的整套预设，拿去读自己身边的事，已经够用。

带走的话
- 一句话人人在说，不等于人人同意，也不等于没人同意，要看缠着它的是什么。
- 这一派的起点是“已经稳定的同意”，它看得见稳是怎么稳的，却看不见这句话刚出来时是怎么来的。
- 稳也是它，乱也是它，这是它最需要自己警惕的地方。
- 下次听到“大家都这么说”，不妨先问：谁先说的，缠着它的是什么，开口反对要付什么代价。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读）、S→E→D、异象、三种吸收（改名、先验、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已经稳定的同意”这个S上；D只以战略路线的形式出现，没有变成回写起点的路。

第七编
国家、结构与历史
编序

第六到九编改成按问题排，本编的问题是国家、结构与历史。因为二十世纪以后，同一个问题上常常同时站着好几个学派，按年代排会把它们拆散。

本编各章：

  • 第 33 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相对自主与工具论之争
  • 第 34 章　国家回归：斯考切波
  • 第 35 章　摩尔与社会起源：通往民主与独裁的路
  • 第 36 章　依附论与后殖民：从边缘看中心
  • 第 37 章　发展型国家理论：追赶的政治
第 33 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相对自主与工具论之争

这一章的问题：国家到底是被谁握在手里的工具，还是一套有自己运转逻辑的结构？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个真实的小区。柳荫苑是一个十来年的老小区，规矩和导论里那个小区相仿，只有业主有票，租户没有。小区有业主委员会，由业主选出五名委员；物业公司则是业委会出面请来的，每年续一次合同。

这一年续约前，小区里出现了两种谈法。

第一种谈法盯着人。业委会的邱主任名下有三套房，两套出租；物业项经理和他是同乡，逢年过节两家走动。有业主在群里说：你看，业委会就是几家房东的班子，物业不过是他们雇来管事的人，说是代表全体业主，其实代表的是房多的人。

第二种谈法不管人，只管位置。有一位懂行的业主说：别盯着邱主任是谁。换任何人坐在那个位子上，都得让物业收得上费、电梯修得起、小区的房子别贬值，否则这个位子本身就坐不稳。去年业委会明明得罪了几家出租户，还是同意给物业涨了一点费，原因是电梯基金见了底。这不是邱主任喜不喜欢，而是位子逼着他这么办。

这两种谈法，几乎就是五十多年前两位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缩影：国家是一件被谁拿在手里的工具，还是一套有自己逻辑的结构？

◆二、学派的出生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话并不一致。有的话把国家说成资产阶级管理共同事务的一个委员会，有的话又说，在某些关头，国家看上去站在各阶级之上，有相当的独立性。后人把这两种口气发展成了两条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英国的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与希腊裔的法国学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新左评论》上来回交锋，这场争论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志。

争论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米利班德1969年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普兰查斯在同年的《新左评论》上撰文批评，说这本书虽然材料丰富，却是拿“人”来解释国家，是把问题放错了地方。米利班德次年撰文回应，反过来说，普兰查斯把一切都交给结构，人和人的选择反而不见了，好像历史是一台自己运转的机器。此后两人又各写了几轮，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外面的人看热闹，常常觉得他们是同一阵营里的吵架，其实他们争的，恰好是同一个预设的两种展开：先承认国家是阶级社会里的国家，再争“国家的阶级性”藏在人里还是藏在位里。

下面一张表里，左边读作工具论一路，右边读作结构论一路。

栏目 工具论（米利班德一路） 结构论（普兰查斯一路）
主体预设 人按阶级出身与利益行动。握着国家机器的官员、法官、军官、高管，同资本家出身相近、圈子相通、利益相连 个人只是结构位置的“承担者”，谁坐在上面不是关键，位置要求他怎么做，他就大体怎么做
客体预设 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办事的机构，是工具 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需要一个与各个资本家保持一点距离的国家，来维持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和阶级统治
推出的互动内容 权力＝谁握着机构，查人事、查关系、查钱 相对自主：国家可以做出不合某些资本家心意的事，因为它在为整体着想

两路共用的起点S，是“阶级社会里已经显露出来的国家机构”。它们都从这个机构出发，分歧只在于往下怎么追。

◆三、意义预设

这一派理论的意义，押在自由和创造上：自由，指的是人从阶级支配中摆脱出来；创造，指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的造成。幸福被放在这两样的后面。

国家理论自己是分析性的，它的重点是解释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规定国家应该怎样。所以它的意义预设比许多理论淡一些。但淡不等于没有。它说国家“为谁服务”的时候，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尺子，就是认为支配是该被超越的；这是自由这一维在起作用。它说国家靠经济养活自己的时候，背后又有对生产的看重，这是创造这一维。还要提醒一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在实践里押在哪一维，同这套国家理论讨论的问题不是一回事，要放到第53章和第58章，按各国自己的实践去读，这里只写学派的读法，不作评价。

◆四、走的路

两路的路径，我都读作 S→E→D，只是在E上分了岔。

S是国家机构的样子：议会、官僚、法院、军队、警察，它们显露在外，有章可查。两路都从这里开始，并且都认为：国家并不是空着手站在社会上头的裁判。

往下追E，也就是缠着的条件，两路讲得不一样。

工具论追的是人与关系。米利班德用大量经验材料，查英美两国的政府、军队、司法、大企业里的人从哪来，上过哪些学校，同哪些圈子往来，得出的印象是：国家机器的上层，同企业的上层，有很多重叠。这是在查“手”。回到柳荫苑，就是查邱主任名下几套房，查他同项经理的交情。

结构论追的是位置与需要。普兰查斯批评工具论把问题放在人身上，好像只要换一批出身不同的人上来，国家就换了性质。他的看法是，国家的性质由整个结构决定：它依赖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税从这里来，就业从这里来，所以不管谁坐在位置上，都得把这个运转维持住。这是在查“位”。回到柳荫苑，就是看电梯基金、物业费、房价，看这些东西怎样逼着任何一位主任做同样的事。

两路对D，也就是国家怎样一步步走成今天这个样子，都只用得很少。工具论把D读成“谁上台、谁下台”，结构论把D读成“结构自己再生产”。国家是怎样走出这套模样的，很大程度上被放进了背景里。比如柳荫苑的业委会是怎样一年年走成今天这样的：当初为什么设五个委员，为什么物业合同一年一签，是哪一次纠纷改了规矩——这些走过的路，在两种谈法里都没有位置，大家只盯着眼前的邱主任，或者眼前的电梯基金。这是政体依赖的又一种样子：S起手，预设一个已经成型的国家整体，E分岔，D被省略。

晚年的普兰查斯有了新的说法。他在1978年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里，把国家说成各阶级力量关系的一种“凝结”，国家内部本身就是战场。这实际上是想把D请回来，只是离他早年的结构论已经有距离了。后来的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关系”的读法：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不同的力量在其中不断以不同的策略博弈，国家的样子是这一次次博弈的结果。

◆五、异象

起点接不住的事，至少有三类。

第一类，国家做出对资本不利的事。比如，一些国家限制工作日的长度，规定最低工资，办起公共医疗，这些做法常常是在资本家反对的情况下出来的。工具论要解释：这个工具怎么会对着使用它的人？

第二类，国家机器的人不全来自资本家。很多官员来自普通家庭，一路考上来；许多国家的法官和公务员有自己的职业规矩。工具论的“出身论”遇到的难题是：出身不同，行为未必不同；出身相同，行为也未必相同。

第三类，对结构论而言，所有的事都能读成“终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国家给工人加了工资，是为了稳住需求；国家镇压了罢工，是为了秩序；国家让了步，是为了避免更大的冲击。一切都能被收进去，那这个说法还能被什么事情推翻呢？

在柳荫苑，这三类异象都有对应：业委会为什么有时得罪房东（第一类）；委员里也有自住的老教师和普通上班族（第二类）；无论物业费涨还是不涨，都可以说“终究是为了小区的运转”（第三类）。

还有一个两派互相指出的异象，值得单独说。工具论被追问：既然国家是工具，为什么资本家自己常常抱怨国家，彼此之间也在国家面前争得你死我活，而国家似乎替整个阶级考虑多过替某个资本家考虑？这需要“整个阶级”的概念，而这个整体的利益，是由谁、怎样界定的，工具论并没有交代。结构论则被追问：既然结构自动逼着国家这样做，为什么同样的结构里，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做法差别这样大？结构本身并没有给出解释，历史的偶然、人的选择，都被它放在了理论以外。两个问题合起来，其实指向同一件事：S起手之后，D被省略，而异象最常发生在D与E的矛盾里。

◆六、吸收还是分叉

吸收，有三种。

“相对自主”这个词本身，就是改名。国家做了对资本不利的事，被改称为国家的“相对自主”，成了理论里的一个参数。这个词的好处是：它承认现象。它的难处是：相对到什么程度，自主到什么程度，没有定准。

“终究有利于资本再生产”，是先验。结构论按定义规定了国家的功能，于是任何事实都可以读成这个功能的实现。这在逻辑上是封闭的。

工具论也有免检：当官员出身并不相同时，它说那是观念上被同化了，或者说那只是表面。这就把一类反例判为不必检验。

分叉，有这么几支。

一支是德国的“推导”论争。一些德国学者（如约阿希姆·希尔施等）在1970年代尝试从资本本身的形式出发，推出国家为什么必须是一个看上去独立于各个资本家的机构。他们追的是E的深处，说得更远，但依然从S出发。

一支是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的路子。他强调国家既要靠资本积累来养活自己，又要对选民负责，这两件事要求并不一致，国家在两头之间被拉扯。这里的主体预设有了变化，国家被看作有自己难处的行动者。

一支是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1970年代后期提出的看法：国家的管理者和资本家，各有各的目标，前者关心能否维持政权与运转，后者关心利润，两者因此在大方向上有共同点，在细处常常不一致。这个说法，后来成了国家自主性讨论的重要铺垫。

还有一支，是下一章要讲的“国家回归”，它离开马克思主义，把国家当作有自己目标和能力的组织。

以上分叉，各有各的预设，各有各的读法，但起点依然是同一个S：一个已经成形的、站在阶级社会里的国家。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不把国家看成站在高处、不偏不倚的裁判席，而是追问：这个机构的钱从哪来，运转靠什么，谁受益多。这个问法，哪怕你不同意它的答案，也很有用。

第二，两路合起来，把“谁坐在位子上”和“位子本身”分成了两个问题，一个问人，一个问位。很多日常的争吵，其实是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了一起：吵的是邱主任这个人，其实该问的是主任这个位子。

第三，它提醒你，国家是靠被它管着的经济来养活自己的，这使国家在某些方向上不可能完全随心所欲。

第四，这场争论留下了一个有用的区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位置。

第五，它拒绝把国家当成一个只会“好”或者“坏”的整体，而是让人去看国家内部的缝：财政部门、治安部门、福利部门，它们的目标未必一致。这个视角，直接引出了后来的“国家内部也是战场”的看法，也为下一章的国家回归铺了路。

带走的话
- 工具论查“手”，结构论查“位”，各自只照亮一半。
- “相对自主”这个词承认了现象，但没有说清相对到哪里。
- 当一个理论能把所有事都读成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时，要小心它是在说话，还是在下定义。
- 看一个机构时，先分开问两件事：谁在里面，位置要求什么。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双栏）、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读）、S→E→D、异象、三种吸收（改名、先验、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两路都锁在“阶级社会里已经显露的国家机构”这个S上；D被省略，国家怎样走成这样，被放进了背景。

第 34 章

国家回归：斯考切波

这一章的问题：国家是不是一个有自己想法、自己饭碗的行动者，而不只是社会各群体角力的场地？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个真实的村子。有个村子，想把村口通往镇上的那段两公里土路修成水泥路。钱的来路是：上级给一笔补助，村里自筹一部分。招标之后，一支外来的施工队接了活，领班叫小葛。村里负责盯这件事的，是村干部老郝。

路开修以后，几件事轮番冒出来。沙石车要从谁家的地边过？占了两户人家的菜地，补偿怎么算？施工队想赶在雨季前完工，砂石配比能不能偷偷省一点？上级到时候要来验收，按什么标准？

有人说，这条路修成什么样，看的是村里谁家说话算数：有拖拉机的人家想路宽一点，菜地被占的两户想路绕开，几个大姓之间还有旧账。这是一种读法，把村子看成各家各户较劲的场地。

也有人说，不对，你看老郝每天在忙什么：他在对照上级的验收标准，在算补助拨付的节点，在想自己年底的考核。路的宽度、厚度、完工日期，先是被补助的规矩、验收的清单划好了框，村里各家的意见是在这个框里挪动。老郝不是在替哪一家说话，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任务和饭碗。

第二种读法，就是“国家回归”这一派的味道。

◆二、学派的出生证

1985年，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合编了一本《把国家带回来》（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书名里的“回来”，是针对此前流行的一种看法：政治学里的多元论和结构功能论，把国家看成社会各种利益较量的场地，把国家里的官员看成传话筒；另一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看成阶级的附属物。斯考切波这一路认为，两种看法都把国家的自身逻辑漏掉了。她1979年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是这一路的奠基之作，比较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

栏目 国家回归这一派的预设
主体预设 国家里的官员和组织是有自己目标和判断的行动者。他们有自己的饭碗、考核、面子和使命，会按组织自己的逻辑行动，而不只是替社会上某个群体传话
客体预设 国家是一套有疆界、有人员、有汲取资源和使用强制手段能力的组织，同时处在国家与国家并存的国际环境里，要面对外部的军事与经济压力
推出的互动内容 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国家能不能定出自己的目标，能不能把目标做成；并且国家反过来塑造社会，包括塑造社会上各群体的样子

这一派的起点S是“一个有自己目标的国家组织”。它是出发点，不是追问的结果。

◆三、意义预设

这一派的意义，我的读法是押在创造上：国家有没有能力把一件事做成，做成一条路，建起一套制度，造出新的秩序。自由是第二位的，在斯考切波的革命研究里，她有意把“人们为了自由而革命”的说法压低，不想把意愿当作解释。幸福在她后来关于美国社会政策的研究里更多地出现，那是另一批作品。

这里也要把理论和实践分开。一个理论重视国家能力，同一个国家的实际选择，两件事不能画等号。这里讲的只是学派押在哪里。

◆四、走的路

斯考切波的路，我读作 S→D→E，和前面几章不同：先看国家的状态（S），再走一条事情发生的序列（D），最后才追缠着的条件（E）。

S，是她手里的核心观察单位：一个国家，是撑住了，还是垮了。她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要问的是：为什么法国（1789年起）、俄国（1917年）、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了社会革命，而同时代别的国家，比如普鲁士、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没有发生同样的革命？她把答案放在国家上：在国际军事和经济竞争的压力下，旧国家的行政和军事机器先撑不住了，出现崩溃；农民的反叛随后涌上来，借着这个裂口，才演成了社会革命。她特别强调，农民不是革命的发动者，而是在国家裂开以后，凭着自己村落里原有的团结，把裂口撑大的人。这一点，同当时流行的“革命是革命者做出来的”看法，正好反着。

D，是这条序列。她强调事情是一步一步出来的：国际压力→国家财政与军事危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农村里的反叛→新国家的建立。她用比较历史的办法，把几个国家的序列并排摆开，看哪几步相同，哪几步不同。她不愿意说革命是某些人“做”出来的，而主张革命是在这个序列里“发生”的。这个说法本身，倒与本书想强调的“发生”很接近，只是她的发生，是国家崩溃这一环为主的发生。

E，才是缠着的条件。是各国的农业结构，农民有没有自己的村落共同体，地主与国家的关系，国际环境怎样。这些条件摆在序列的后边，用来解释序列为什么在这里长成这样，在那里长不成。

回到村里的路。按这一派的读法：先看国家的状态（S）：这个村的“国家”，具体到老郝，是上级的补助规则和验收清单；再看事情怎样一步步走（D）：立项、招标、开工、占地、验收，每一步都有上级给的节点；最后才看缠着的条件（E）：村里有几个大姓，有多少户菜地被占，施工队和村里是不是熟人。这一条条，不是不重要，而是被放在了序列之后：它们解释的是，同样的补助、同样的验收清单，为什么在这个村走成这样，在隔壁村走成那样。国家的框先定下，社会的细节再往里填。

斯考切波自己的立场，也是借来的一对预设。学界通常认为，她从韦伯那里借来“国家是有自己组织逻辑的”，从托克维尔那里借来“国家的结构长期留下痕迹”，又承接了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比较阶级结构传统。她把这三样合起来，取了一个共同的起手式：S是国家。

◆五、异象

起点接不住的事，至少有三处。

第一处，国家没有崩，革命却发生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被推翻的例子，这与她的“国家先崩溃”的逻辑不吻合。斯考切波自己也很快做出回应，在1982年写了一篇讨论伊朗的文章，承认宗教网络与观念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她早期的结构论不太愿意放进来的因素。

第二处，国家能力怎么量。一个国家能做成的事是能力，做不成的事是什么？是能力不足，还是它本来就没打算做？如果成功就是能力强，失败就是能力弱，这个概念就会变成事后的标签。

第三处，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老郝是国家的末梢，也是村里人，他的婶子就是被占地的那两户之一，他的孩子和施工队小葛的外甥在一个学校。他是在替国家办事，还是在替村里办事？当官员同时也是社会里的人，“国家有自己的目标”这句话里的“自己”，要划到哪里为止？

第四处，是起点以前的事：国家的目标是从哪里来的？老郝的考核指标，是上级定的；上级的指标，是再上一级定的；再往上，也许是某种财政压力、某次检查、某位领导的关注。这条链条一路往上，到了某个地方，总有来自社会的东西进去：民众的抱怨、利益团体的游说、舆论的压力。国家回归这一派说，国家有自己的目标，可是这些目标的“原料”，很多是从社会里来的。理论在这里的处理方式，往往是从目标已经成形的时候开始讲，之前的那一段，就放在了视野之外。

◆六、吸收还是分叉

三种吸收和两种分叉，在这一派里看得相当清楚。

伊朗，用的是改名。观念、宗教、社会网络，被收进来，成了“促成条件之一”，国家依然是起点，观念成了国家崩溃之外的一项参数。这样做，让理论的覆盖面扩大了，但“国家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没有被动摇。

“能力”的标签化，近乎先验。国家做成了，是能力强；做不成，是能力弱，两头都按定义成立。要防止这一点，需要在事情发生之前，先说出什么样的结果会算作能力不足，这在许多使用这个概念的研究里并没有做到。

“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常被免检。研究者说，国家和社会的界线本来就是相对的，不必在这里纠缠，把它当作分析上的方便就行了。这是把一个麻烦的问题，判为不必处理。

还有一种吸收值得提一下，就是这一派自己的口号被别人收走了。“国家很重要”这句话，后来被几乎所有派别接受，多元论的研究者承认国家有影响，理性选择的研究者把国家写进了博弈的规则，制度主义更是把国家机构当成了研究对象。口号赢了，起点却不一定被接受：别的派别说“国家重要”，意思常常是“国家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国家是起点”。

分叉，主要有三支。

一支是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1988年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他把视线转回社会，认为很多国家之所以弱，是因为社会里有太多别的权威，如家族、地方头人，同国家争夺人们的服从。这是把被国家回归“赶走”的社会，又请了回来，并把它放在起点的位置。

一支是埃文斯在1995年提出的“嵌入的自主性”：国家官员既要有自己的组织逻辑，又要同社会里的某些群体保持联系，二者缺一不可。这是想把国家与社会缝回来，但缝的方式，依然是国家组织在先。

一支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84年区分的两种权力：国家可以专断地做事的权力，和国家能把政策真正渗透到社会各处的“基础性权力”。这个区分，把国家的力量拆成两面，让人不再只问“强不强”。

斯考切波自己后来的研究，也有一个值得读者自己判断的变化。她在关于美国社会政策的研究里，倾向于看“政体”而不只是国家，把政党、利益团体与国家机构放在一起看。这一步，是改写了起点，还是把社会请进了国家的叙述，学界有不同看法。本书的读法是：社会进来了，但出发的S，依然是国家和它的制度。这是我的读法，读者可以自己判。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看到官员不是传话筒。每一个层级的干部，都有自己的考核、自己的任务、自己的面子，这些东西常常决定了事情的走向，比“谁家说话大声”更早。

第二，它看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落到国内每一个具体的地方。补助的规则，验收的清单，层层往下传，最终落到村口那条路的厚度上。

第三，它用比较的办法，让“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这里、不发生在那里”变成一个可以追问的问题。法国、俄国、中国并排放着，哪几步相同，哪几步不同，一目了然。

第四，它让人看见国家也会失败，国家的崩溃本身，就是需要解释的大事。

第五，它改变了一个提问的习惯。过去遇到一件事没办成，人们容易问：是哪个群体在捣乱，是民意不够，还是资源不足？这一派多了一个问题：负责办这件事的那个组织，自己的人手、规则、考核，是不是就不允许它这样办？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到了不同的地方会走样，非常有用。有了它，村口那条路就不再只是两个村民之间的纠纷，而是一个组织怎样把上面的规矩翻译成脚下的水泥。

带走的话
- 官员有自己的饭碗，这句话听上去平常，却是这一派最结实的一块。
- 这一派的起点是“一个有自己目标的国家”，它擅长看国家如何撑住或崩塌，不擅长看国家的目标自己从哪里来。
- “能力”这个词用得越随意，越要问：什么结果会让你承认它不行。
- 看一件事，不妨先问：谁在框里挪，谁划了框。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读）、S→D→E、异象、三种吸收（改名、先验、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一个有自己目标的国家组织”这个S上；国家的目标从哪里长出来，被放在了D与E以外。

第 35 章

摩尔与社会起源：通往民主与独裁的路

这一章的问题：几个国家走到了不同的政体，是不是早在很久以前，由土地上谁和谁的关系定下了方向？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两个真实的村子。一条河的两岸，有两个村，河湾村和石坡村。两村吃的是同一条河的水，早年都想修一道水渠，把河水引进地里。

河湾村的地，大多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小块地，面积相差不大，谁家的地都靠着河，渠修好了，家家受益。修渠的事，是各家出人工，开会时谁家都有份说话，工料分摊也算得清。几年之后，渠修成了。

石坡村的地，早年大半在一两户大户手里，其余的人家多半是租种他们的地。大户自家挖了井，用不着渠；租户想修，没有钱，也没有地可以划出来，渠线要穿过大户的地，大户不点头。几次商量，都不了了之。渠没有修成。

多年以后，两个村办别的事也不一样。河湾村要办什么事，大家聚到一起吵一吵，吵完各自出力。石坡村则习惯了等：等有人拍板，等有人出面，等上头来人。有人说，这些差别，不是后来才有的，是当年谁手里有地、谁靠谁吃饭，早就埋下了。

这个小故事，是我构想的，用来说明摩尔那句话背后的想法，并不是说小户多的村子就一定好。

◆二、学派的出生证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是美国社会学家，1966年出版了《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这本书要问的是：为什么各国进入现代世界时走上了不同的路，有的成了议会民主，有的成了法西斯式的独裁，有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他比较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中国和印度。

栏目 摩尔这一派的预设
主体预设 人按在农业社会里所处的阶级位置行动：地主、农民、城里的商人，各有各的利益，也各自有结成同盟的对象
客体预设 每个国家进入现代，都要过农业商品化这一关；这一关怎样过，土地上的阶级关系怎样安排，决定国家的走向
推出的互动内容 通往现代的三条路：资产阶级革命通向议会民主；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通向法西斯式的独裁；农民革命通向共产主义

起点的S，是现代世界里已经显露出来的三种政体结果。他不是从古代开始写，而是先看到了结果，再往回找原因。

◆三、意义预设

摩尔押得最重的是自由，也就是民主与独裁之别。但他又不是单讲自由。他很在意每一条路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暴力和苦难：资产阶级革命的路上，有圈地、内战；自上而下的路上，有对农民的压榨；农民革命的路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血与火。他不愿意把任何一条路说成干净的路。创造，在他这里是现代化的另一面：土地上长出新的生产方式。他的“自由”，也不是抽象的权利清单，更接近于一个社会里的人，在多大程度上不必只靠上面的恩准过日子。幸福几乎不在场，他关注的是代价。

理论的意义预设就写到这里。各国后来实际走的路，和理论怎样看待它们，是两回事，不在这里评。

◆四、走的路

摩尔的路，我读作 S→D→E：先看结果（S），再回头追走过的路（D），最后追缠着的条件（E）。

S是三种结果：议会民主、法西斯式独裁、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他的起点，也是他要解释的对象。读他的书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他是站在现代的终点，向后看。

这个办法带来一个常被指出的麻烦：案例是按结果挑的。八个国家里，每个国家的结果在选案例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解释是在知道结果之后写出来的。这样写出来的解释，容易显得“很顺”，因为它是照着结果裁出来的。八个国家也不算多，一旦有一两个国家的解释勉强一点，整条路的说服力就要打折。这不是摩尔一个人的毛病，而是从S起手、往回找原因的学派都容易碰到的坎。

D是各国走过的路。英国有圈地运动和十七世纪的内战，法国有1789年的大革命，美国有南北战争，德国是容克地主与工业家结合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日本是明治维新，俄国和中国是农民起来推翻旧秩序。他把这些路，一条一条讲成故事。

E是缠着的条件。他在这里最看重的，是地主阶级怎样应付农业的商品化。如果地主自己转向市场，雇人干活，不再靠人身依附榨取，这样的地主阶级会同城里的商人合流，甚至同他们一起推翻旧王权，这是通向民主的路。如果地主继续用强制的办法榨取农民，又依靠国家的力量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们同工业家结盟，在上面完成现代化，这是通向法西斯的路。如果地主榨取得太狠，农民又有自己的村落共同体可以依靠，农民便有可能起来革命，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这里的关键，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联盟。

这个结论常被概括成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句话很短，我就只引这一处。

回到两个村：河湾村是小户、渠修成了、事情靠商量；石坡村是大户、渠没修成、事情靠等。摩尔式的读法，会从两村今天的做事方式（S）出发，回头追：当年谁修了什么、谁没修成（D），再追：当年土地怎样分、大户和租户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愿意放权的人（E）。

这样的路径，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现在的结果，是由很久以前的某个结构决定的。起点S一旦选定，原因就只能往回找，找到什么算什么。这和后面几章里的历史制度主义有相通之处，只是摩尔的“遗产”，是阶级联盟的格局。

◆五、异象

起点接不住的事，至少有三处。

第一处，德国和日本。在摩尔的框架里，它们是通往独裁的典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国家都成了议会民主国家。这当然不能简单读成他的错误，因为他的书讲的是进入现代的时候的路径，而战后的转变发生在外力的占领与重建之下。可是这件事摆在这里，说明农业结构的遗产，并不是不能被改变的。

第二处，印度。摩尔把印度放在书里，却承认它不属于任何一条路：既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农民革命，但它以议会民主的形式维持着。他对印度的前景看得相当谨慎。后来印度长期维持着议会民主的形式，这件事摆在那里，他自己的框架也没有给出一个让印度成立的位置。

第三处，后来大批出现的民主国家。二十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一世纪，许多国家转向了民主，其中很多既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土地上的阶级格局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农业占的比重很小。摩尔的三条路，解释不了这批新来的。

第四处，在同一条路的内部。英国、法国、美国都被放在“通向民主”的路上，可是三个国家的走法相差很远：英国经过了漫长的、反复的改革，法国的共和与帝制、复辟来回折腾了近一个世纪，美国则有一场南北内战。同一条路里这样大的差别，说明“路”这个词，可能把许多不同的东西装在了一起。摩尔自己也讲到了这些差别，可是在最后的归纳里，它们大多让位于那条总线索。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说吸收。

对德国和日本，常见的是免检：摩尔的书讲的是“起源”，战后的事不在这个范围。这个说法对一本书是公平的，但对一个学派就成了一个出口：凡是书出来以后的事，都可以说是“另一个问题”。

对“资产阶级”一词，常见的是改名：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却出现了民主，就可以把“资产阶级”放宽，包括城市里的商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这样，“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个命题，可以一路用下去，可是它也就越来越难被推翻了。

还有一种近乎先验：当一个社会没有走到预想的结果时，说它是“路径还没有走完”。这在逻辑上很安全，因为时间总是还有的。

分叉，在摩尔身后很清楚。

一支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伊芙琳·哈伯·史蒂芬斯和约翰·史蒂芬斯（Evelyne Huber Stephens, John D. Stephens）199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他们的比较研究发现，在许多国家，推动民主的主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倒常常对民主犹豫。这是把摩尔的阶级联盟逻辑留下，把主角换了。

一支是理性选择的路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2006年的《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卡莱斯·博伊克斯（Carles Boix）2003年的《民主与再分配》，都把民主的出现读成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博弈：精英什么时候会放权，取决于大众造反的威胁有多大，以及放权之后会损失多少。这一支把主体预设从阶级位置换成了算账的人，这是一次明显的换起点：从“阶级联盟”换成了“策略博弈”，它带来的是另一个学派。

还有一支，是斯考切波的批评与延伸。她在1973年就摩尔这本书写过长篇书评，指出他对国家的作用考虑得不够，她后来的国家回归，就是对这一点的接力。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几支分叉，各有各的预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接受了摩尔的问题，也就是政体的起源，要到更早的社会结构里去找。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不算吸收也不算分叉：这本书的读者里，有人把它当成方法的榜样，而不是结论的来源。他们学的是“把几个国家并排放着，追问同一件事为什么在这里发生、在那里不发生”，至于三条路的具体内容，可以放在一边。这样，学派的起点被保留了下来，结论却被悄悄放下。从政体依赖的角度看，起手预设的“政体起源于社会结构”这一点没有动，这是一个学派能长命的常见办法：把易错的结论和可用的方法分开，让后者继续走。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把今天的政体放回几百年的土地里去看。很多让人觉得是“制度选择”的事，背后是长期的、物质的、很难一下改变的东西。

第二，它看到联盟比想法重要。谁同谁站在一起，常常比谁有什么主张，更能决定事情的走向。

第三，它用比较，把偶然和结构分开：英国、法国、美国都走了民主，里面有各自的偶然；德国、日本都走了独裁，也有各自的偶然；但相同的地方，才是结构。

第四，它对代价的诚实，是难得的。他不肯替任何一条路说好话，这使他的书到今天仍然被读。

第五，它让“农村”回到了政治学的视野。很多政治学讲政党、选举、议会，好像政治只发生在城市和中央。摩尔提醒读者，一个国家的政治，常常是从乡下、从土地、从收租和纳粮的方式里长出来的。就像两个邻村的渠，要追问的不只是今天谁说了算，还有当年水怎么分、地怎么分。

第六，它让“长期”进入了日常判断。我们习惯拿最近几年的事去解释眼前的结果，摩尔的提醒是：有些结果的根，扎在几代人以前。读到这里，读者不必同意他的三条路，只需要在看一个地方的习惯时，多问一句：这个习惯的根，可能在哪里。

带走的话
- 摩尔式的读法，是站在结果上回头看，容易把“走到这里”读成“只能走到这里”。
- 他的三条路，是对八个国家的总结，不是对所有国家的预告。
- 当一个概念宽到什么都装得下，就该问问它还能不能被推翻。
- 看一个地方今天做事的习惯，不妨想一想：当年地是怎么分的。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读）、S→D→E、异象、三种吸收（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起点锁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显露的三种政体结果”这个S上，原因只能往回找；案例由结果挑出，路径多半事后补写。

第 36 章

依附论与后殖民：从边缘看中心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地方的位置，是它自己造成的，还是被它所处的整条链条排定的？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个真实的人。阿彬从内陆一个山区县出来，在沿海一座大城市的工厂打工，每年春节坐一趟返乡的长途大巴回家。

他的老家出毛竹。竹农把毛竹砍下来，按根或按斤卖给上门的收购商，价钱一年一个样，由收购商说了算。毛竹被拉走以后，在大城市变成了竹砧板、竹制家具、竹纤维的毛巾，标价比山里的原料高出许多倍。县里也有几家工厂，多是外面的企业来设的分厂，做的是装配和初加工，利润、设计、品牌都在别处。好一点的岗位，在省城或沿海。

阿彬每个月往家里汇钱，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着。县里的年轻人大半都在外面，留在家的是老人和孩子。春节前后，县城的房价和物价会热闹几天，过了初十，又回到安静。

有人听了，会说：这是山里人自己没办法，也许是不够努力，没把原料做成成品。也有人说，不对，你看这条链条上，谁定价、谁掌握设计和品牌、谁能把利润留在手里，早就不是阿彬一个人、一个县能改变的。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就是从自己看，还是从整条链条看。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章合在一处讲两个学派家族：依附论，和后殖民研究。它们出生的年代不同，路子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追问：从边缘的位置看，中心是什么样子的？

依附论起于二十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等人在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提出，初级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条件长期对前者不利。后来，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1960年代写出了“不发展的发展”的说法；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与恩佐·法莱托（Enzo Faletto）的《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1960年代末在西班牙语世界出版），则强调边缘国家内部的阶级同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1974年起写出了世界体系论。

后殖民研究起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78年的《东方学》，是常被提到的起点；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文章《庶民能说话吗？》（1988年）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著作，是随后的重要节点。

栏目 依附论 后殖民研究
主体预设 边缘国家里的人和阶级，被世界经济里的位置塑造；本国的精英常常同中心的资本结成同盟 人的自我是被殖民话语塑造的：“他者”由别人写出来，本人说话的位置被取走了
客体预设 世界是一个中心与边缘相连的整体，剩余从边缘流向中心，贸易、资本、技术的格局让落后一再重复生出来 知识、语言、表述的方式，本身带着殖民的历史，不是中立的工具
推出的互动内容 依附：边缘的“发展”形态，由它同中心的关系来定 表征：谁在描述谁，怎样描述，谁有资格说话

两个学派的起点S，一个是“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一个是“一套已经稳定的关于他者的表述”。都是已经显露、站稳了的东西。依附论更像在读“钱和货的流向”，后殖民更像在读“话和名字的流向”，一个偏物，一个偏说法，这也是它们后来既互相借用、又互相不满的原因。

◆三、意义预设

依附论押在创造和自由上：创造，指的是边缘有没有可能造出自己的产业、自己的技术；自由，指的是摆脱被别人定价、被别人安排的位置。后殖民研究押在自由上，具体说就是“说自己的话”的自由，以及被承认的自由。幸福在两处都不是起点。

分清一件事：这里讲的是学派自己的意义预设。哪些国家在实践中用过这些思想，用在哪一维，要放到第53章以后，按各国的实践去读，这里不作政策上的评价，也不替任何一方表态。

◆四、走的路

两个学派我都读作 S→E→D，只是依附论里有一支，更接近 S→D→E。

先说依附论。S是世界格局已经显露的样子：有中心，有边缘，有半边缘，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这是它起手的东西。弗兰克的说法比较激进：边缘的落后，不是没有发展的原因，而是与中心发展的联系造成的。

再说E，缠着的条件：贸易的条件，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进入，本国精英与外资的联盟，债务，价格的决定权。这些东西缠在一起，使一个地方很难仅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位置。

最后是D。早期的依附论，对D讲得比较粗：殖民、独立、进口替代、债务，几个大阶段。卡多佐与法莱托更重视具体的历史情境，他们强调各国的差别，主张“依附”不是一个铁板的状态，而是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级联盟下的样子。所以说依附论里有一支，把D放得更靠前。

阿彬的家乡，若用依附论去读：先看到那条价格链（S），再追问是什么缠着它：收购商的议价能力，外来工厂的所有权，设计与品牌在谁手里，县里年轻人的流出（E）；最后才问这条链是怎样一年年走成这样的（D）：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收购商，外来工厂什么时候来的，哪一次涨价没有留在山里。

再说后殖民。S是一套已经稳定的表述：关于“东方”、关于“落后的人”，有一整套说法，说得多了就成了自然。萨义德读了大量西方学者、旅行家、官员对东方的写作，发现这些写作有一种相似的套路。E是缠着的条件：大学、博物馆、出版社、殖民机构、语言本身。D是这些表述一步步形成的历史。萨义德的读法，借用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和福柯的话语分析（对这两位，本书在第31章和第32章已经讲过）；而“庶民”（subaltern）一词，也来自葛兰西，1980年代初起，一批南亚学者以它为名做了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由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等人带头。

两个学派合起来，有一个值得点出的共同习惯：它们都从“已经显露的格局”起步，追问的是这个格局怎样被维持，而不是这个格局第一次是怎样长出来的。

◆五、异象

起点接不住的事，我读出四处。

第一处，边缘里有人上去了。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东亚的几个经济体，如韩国、台湾，从原先被归在边缘的位置上，迅速工业化，收入也升了上去。依附论预期的是边缘的持续落后，这件事摆在眼前，需要另外解释。

第二处，同在边缘的位置上，各国差别大。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非洲的不同国家，非洲和东亚之间，走势很不一样。如果“边缘”这个词涵盖的范围太宽，解释力就要打折扣。

第三处，后殖民研究里的说话人。斯皮瓦克问：庶民能说话吗？她的回答大意是，在现有的表述结构里，庶民很难以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可是写这些书、教这些课的人，多半在大学里，用的是英语或法语。有批评者问：那么，谁在替谁说话？说话的位置被取走的人，没有出现在这些书里，书里的人又是谁？

第四处，“东方学”的铁板。萨义德把西方对东方的写作，读成一个相当统一的整体，后来有学者指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的写法差别很大，有的并不符合他讲的套路。统一的说法与多样的材料之间，有一道缝。

第五处，是阿彬自己。依附论讲的是国家与阶级，后殖民讲的是表述与话语，阿彬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每个月汇多少钱、为什么选这座城市而不是另一座、过年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在这两套话里都只是一个影子。他作为一个会选择、会算计、也会犹豫的人，没有真正站到前面来。这是它们共同的缺口：把人放在格局之内，而不是把格局看作人们一次次选择长出来的东西。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三种都出现过。

对东亚，依附论的常见处理是改名。一是“依附的发展”（有的学者用这个词描述巴西等国的工业化，如彼得·埃文斯1979年的研究）；二是“联合依附发展”（卡多佐的用语）；三是沃勒斯坦的“半边缘”。这些名字让理论接住了现象，同时也保住了“依附”和“世界体系”这个起点。

对“一个国家富了”这件事，有时是先验：富了，叫它半边缘或者核心；没富，叫它依附。两头都能按定义安顿。

对于“边缘各国差别大”，常见的是免检：这是“历史的具体差别”，属于个案研究的事，不影响总的格局。

对后殖民研究，对“说话人”的疑问，常被收进理论本身：它说这个矛盾正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连批评者也身在其中。这种说法有它的深度，但同样让这个理论很难被一件事推翻。

再看分叉。

依附论的最大的一支，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它把依附从国家层面拉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层面，中心、半边缘、边缘成为一个整体里的三个位置。

另一支，是对东亚的回应：发展型国家理论，我们在下一章讲。它的起点换了，不再把国家放在世界链条的受害位置上，而是看国家怎样主动追赶。这是一个明显的分叉：从“位置决定”转到“国家能做什么”。

后殖民研究这边，一支走向庶民研究，把眼光放到历史记录里被抹掉的人；一支走向文化与身份的混杂（巴巴）；还有一支，走向更晚近的“本体论转向”，主张不同的人群所生活的世界，本身就不止一个。这最后一支，第52章再讲。

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依附论和后殖民研究，各自在对方的方向上都有人想补。依附论的后来者开始讨论文化与教育怎样复制位置，后殖民研究的后来者又回头追问物质与劳动的问题。这些补充，说明两家都感觉到自己的起点留下了缺口，可是补的办法，多半是在原有框架旁边加一间屋子，而不是把起点换掉。

这些分叉，起点都有所变化，但有一条没变：先承认一个已经形成的格局，再追问它怎样被维持。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它让人看到，一个地方的位置，不能只用这个地方自己的努力来解释。价格怎么定，品牌在谁手里，利润留在哪里，这些放在整条链条上看，才看得清。阿彬的汇款和老人带孩子，是这条链条在家庭里的投影。

第二，它提醒我们，描述别人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同样一个地方，被叫作“落后的山区”，还是“有自己节奏的地方”，会影响外人怎样对待它，也影响本地人怎样看自己。

第三，它让“说话的位置”成为一个正式的问题：谁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谁来定义这个地方的好与坏。

第四，它把家乡与城市放进了同一张图里。阿彬的家乡不是孤立的“落后”，城市的繁荣也不是自己长出来的，两边在同一条链上。

第五，它们给了边缘一个能说出口的词。很多人身处一个位置，只觉得别扭、吃亏，却说不出为什么；有了“价格由谁定”“谁在讲我们”这样的问法，别扭就变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词本身不是答案，却是讨论的入口。

带走的话
- 依附论看位置，后殖民看说法；一个问钱往哪里流，一个问话谁在说。
- 两派的起点，都是一个已经站稳的格局，它们擅长解释格局怎样维持，不擅长解释格局怎样第一次长出来。
- 当边缘里有人上去时，看这个理论是改了起点，还是只改了名字。
- 看一个地方，先别急着问它够不够努力，也问一问：它在哪条链上，谁在定价，谁在讲它的故事。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双栏）、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读）、S→E→D（及S→D→E）、异象、三种吸收（改名、先验、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依附论锁在“中心与边缘的格局”这个S上，后殖民锁在“已经稳定的关于他者的表述”这个S上；格局怎样第一次长出来，被放在了D以外。

第 37 章

发展型国家理论：追赶的政治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落在后面的国家，要是想追上去，政府该不该下场、下到什么程度，这个学派凭什么把它写成政治学的中心？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村名、人名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不是真实的村子。

北坡村和南塘村隔着一条河，两个村子过去差不多穷，都靠几亩薄田和一点竹林过日子。前几年，南塘村的集体竹编厂接到了一笔外地商家的订单，做出来的竹筐竹篮卖到了城里的超市，村里的路修了，祠堂旁边盖起了新的办公楼。北坡村也有一个集体办的竹编厂，可是一直在做老样子的菜篮子，一个篮子赚几毛钱，厂里的老师傅们年纪都大了。

北坡村的支书老孟这一年睡不好觉。他不是不想放手让大家各做各的：村里不少年轻人早就出去打工了，愿意回来的人少，愿意拿自己的钱去试一条新路的人更少。靠个人和市场的自然选择，北坡村也许十年之后还在做几毛钱一个的菜篮子。于是老孟做了几件事：他带着村会计去镇上的信用社，把厂房和机器作了抵押，贷下一笔钱；他跑去南塘村的订单商家那里，求人家给北坡村一个小订单试试；他花钱请了一位退休的设计师来教厂里改样式；他还给厂里立了一条规矩：新样式的货，三个月交不出样品，今年的分红就要减。

这几件事里，有一个共同的做法：村里的“当家人”把村里的资源，包括厂房、信用、人脉，集中起来押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就是追上邻村。他既不是撒手不管，也不是什么都包办，他要的是，让这家厂子在市场上能卖出去。厂里有一位年轻的技术员嫌新规矩太严，嘟囔了一句“这不就是催着我们干活吗”。老孟没有收回规矩，但他把设计师请来的头一个月，把厂里最愁的原料采购交给了一个会算账的村民去管，这位村民不是他的亲戚。

故事里还有一处不显眼的地方，值得先记下来。老孟押上了厂里的厂房和机器，赌的是整个村子的家底，一旦样品交不出去、订单丢了，亏的不是他一个人。所以他的“下场”，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风险：他能不能看准，他身边有没有人敢对他说“这样不行”，都会决定这场追赶是追上了，还是把村子拖进了窟窿。后面整整一章，其实都在问这件事：当家的人下场，凭什么相信他看得准？

这个小故事，就是发展型国家理论想说的东西：一个落在后面的地方，当家的人不只是“守摊子”，而是把追赶当成最大的事；当家的人下场，却又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带着、逼着、护着厂子去市场里闯。

◆二、学派的出生证

先说这个学派是谁。它的名字常和日本通产省的研究连在一起：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1982年出了一本研究日本通产省的书，书里把日本的路子称作“计划理性”的国家，同美国那种只管规则、不管结果的“市场理性”的国家分开来讲。此后，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写韩国，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写台湾，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嵌入的自主性”，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后来又把比较范围扩到更多国家。这个学派有时也被叫作“发展国家论”，本书统一叫它“发展型国家理论”。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国家里有一批有能力、有目标的官员，他们能够看清“追赶”这件事，并且相对独立于各路利益集团
客体预设 落后是一道可以被追赶的差距；市场自己走不到那里，需要有人把资源集中起来、把方向定下来
推出的互动内容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带着干”：官员选产业、给信贷、定目标、设考核，企业按成绩拿到支持，做不出成绩就失去支持

这张表要读清楚一件事：在这个学派里，“国家”不是一个中性的裁判，而是一个有自己意图的行动者；“市场”也不是一台自己运转的机器，而是需要被引导的对象。起手的那一个显露出来的样子，也就是它的S，是一个“相对独立、有能力的官僚体系站在企业前面”的格局。后面的整套理论，都是从这个格局里一层一层推出来的。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押的意义，主要是“创造”：创造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生产能力，把差距补上。它说话的口气，常常是“产值”“出口”“技术”这类词。自由在这里是靠后的：企业家当然要有自由去闯，可是自由要服务于追赶，如果企业不听信号，国家可以收回支持。幸福在这个学派里更靠后一步：人们的生活改善被看成追赶成功之后自然而来的结果，而不是学派的出发点。

这里要把一件事分开说。上面讲的是理论的意义预设，也就是这个学派自己把意义押在哪里。至于哪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实际走了什么路、把意义放在了哪里，那是第十一编要讲的国家实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一个国家实践里的选择，可能与这个学派的意义预设重合，也可能偏离，我们按“读学派”和“读国家”分开来看。

◆四、走的路

这个学派从一个显露出来的格局起手：一批有能力的官员，面对一场追赶。这是它的S。起手之后，它顺着往下问的是E：这个格局是靠什么缠在一起的？约翰逊的回答是，一批精英官僚的任用与培养方式，加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贷、许可、产业政策这些手段，缠成了一张网。埃文斯后来提出的“嵌入的自主性”，其实是在说这张网的两个条件：官员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能被某个利益集团牵着走，这叫自主；官员又要和企业保持经常的往来、知道企业需要什么，这叫嵌入。两样缠在一起，国家才能既不盲目、也不空转。

然后才是D，也就是走过的路。韦德写台湾，阿姆斯登写韩国，都在讲同一类事：先选一批产业，给它们便宜的信贷、保护的市场，同时要求它们出口、交出成绩。这条路被概括成一个顺序：先有国家的目标，再有网络上的资源倾斜，最后才是企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径。用本书的说法，这是S→E→D的次序：先定下格局，再看缠绕，最后才讲走过的过程。

阿姆斯登在写韩国时有一个说法：国家给企业的支持不是白给的，要换回企业的成绩，她把这种安排叫作“互惠的控制机制”。这个说法正好补上了上面那条路里最要紧的一环：支持和考核是绑在一起的。企业拿了便宜的贷款，就要交出口的数字、投产的日期；交不出来，下一轮的支持就要收紧。韦德写台湾时用的是“被治理的市场”这个说法，意思也相近：市场没有被取代，而是被一只看得见的手拨动着价格和投资的方向。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就是这个学派最核心的做法：用市场的赛场，配国家的哨子。

这条路很像北坡村的老孟：他先认定了“要追上邻村”这个格局，然后才去盘点手里有什么，厂房、信用、人脉，最后才谈到厂子怎样一步一步改样式、交样品。我在这里不是说这个学派只描写了村子里的事，而是说，它的看法有一种内在的顺序，这个顺序决定了它能看见什么：它看得见官员怎样选择、怎样给资源，却很难看见企业怎样一点一点地摸出新做法，因为企业怎么走出来的那段路，在它的次序里排在最后，是被前面的格局“带出来”的。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1997年前后的东亚金融危机。几个被这个学派当作样板的经济体里，有的（韩国是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在1997年前后遇到了大麻烦，这场危机也让这个学派的名声受到了冲击。批评者说，国家和企业长期缠在一起，让一部分贷款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同情这个学派的人说，真正的问题是资本流动的突然放开，与国家原来的做法无关。同一件事，两种读法，都能自圆其说。这里出现的矛盾是，D和E对不上：一路走过来的成绩（D）很漂亮，可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E）却在某一刻变成了负担。

第二个异象，是同样用了“国家下场”的办法，有的地方追上去了，有的地方却没有。埃文斯在他的研究里就拿东亚与另外一些国家作了对比，他说，有些国家的官员更像是在“掠夺”，而不是在“发展”。科利后来的比较也说，同样是国家主导，结果因国家内部的组织方式不同而不同。这就是说，“国家下场”本身并不是答案，起手的S——有能力的官僚体系——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件事不能靠预设来保证。

第三个异象，来自社会自己的变化。国家与企业这张网，是在企业还年轻、社会声音还不大的时候织成的。后来企业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普通人的收入上去了，也有了自己的诉求，原来那种“官员在前、企业在后”的格局，就不再那么顺手。对这件事，学派内部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说明发展型国家完成了任务，自然退场；也有人说，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留下来。这里能看清的只是一点：学派的起点是一个“有能力、独立的官僚体系”，而这个官僚体系周围的社会，本来是它的背景，现在却变成了会动的东西，而它的起点里没有给这件事留位置。

第四个异象，是追赶成功之后怎么办。当一个经济体已经追到了前面，没有邻村可追的时候，“追赶的政治”还剩什么？这个学派的概念工具，是在追赶的路上磨出来的，可是路走完了，它的概念是不是仍然够用，学派内部并没有一致的说法。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对第一个异象，一种做法是改名：把危机里暴露的那些问题改称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样的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好处是，既承认出了问题，又不动“国家有能力、有目标”这个起点：出问题的是“变质了的国家”，不是“发展型国家”本身。另一种做法是先验：凡是没有追上的，一律说成“那里还不算真正的发展型国家”。按这个说法，成功的都是发展型国家，失败的都不是，理论就永远不会错，可也就永远没法被检验了。这一点我要说得谨慎：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这样用，但这样用在这个学派里是留有余地的。

再看分叉。埃文斯的“嵌入的自主性”，可以算是一次分叉：他不满足于“有能力的官僚”这个单薄的起点，加进了“和社会的关系”这个新的维度，于是出来一个新的版本，关心的是国家与社会怎样缠在一起。另一个方向的分叉，是认为国家能力要放到制度环境里去看，这就和后面要讲的制度主义接了头。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另一个方向批评这个学派：他们认为，所谓国家的成功，更多是由全球市场和外部环境带来的，这就从“国家”这一端走向了世界体系的读法，与第36章讲的依附论遥遥相望。

可见，面对异象，这个学派走的主要是改名和先验，真正撑开新路的是分叉。起点——“有能力、有目标的国家”——没有被改写，只是被补充、被收窄。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几件事。第一，国家与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国家可以用市场的办法去推动市场，这一点比“国家只管规则”或“国家什么都管”的两极都更贴近真实。第二，国家内部的能力差别是实实在在的。有的政府能把意图变成结果，有的不能，这是一道要花力气去解释的差别。第三，它提醒我们，经济成就背后常有一套政治安排，经济学家说的“增长”，常是政治学家说的“谁来组织”。

北坡村的故事里，这些都看得见：老孟不是在管所有事，他只在几个关键的地方下了手；他把采购交给了一个会算账的外人，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自主”和“嵌入”要同时有。

带走的话
-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起点是：有能力、有目标的国家，面对一场追赶。
- 它把国家写成“带着市场干”的行动者，意义押在创造上。
- 它的次序是先定格局、再看缠绕、最后讲走过的路，所以对企业自己摸索出的那段路着墨最少。
- 面对失败的例子，它多半改名或先验，真正的新路来自分叉。
- 追赶完成之后，它的概念还够不够用，是它自己的未解之题。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创造）、S→E→D、改名与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国家有能力、有目标”这个起点没有被改写，只被补充。

第八编
理性选择与制度
编序

第六到九编改成按问题排，本编的问题是理性选择与制度。因为二十世纪以后，同一个问题上常常同时站着好几个学派，按年代排会把它们拆散。

本编各章：

  • 第 38 章　唐斯：选民是消费者
  • 第 39 章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 第 40 章　阿罗不可能定理与公共选择
  • 第 41 章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是激励结构
  • 第 42 章　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的本尊
  • 第 43 章　社会学制度主义：制度是文化脚本
  • 第 44 章　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也能当起点
第 38 章

唐斯：选民是消费者

这一章的问题：把选民看成逛店的顾客，政党看成开店的老板，这个起点让我们看清了什么，又让我们对什么视而不见？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人名和细节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周五下班，小冯和三位同事想找个地方吃晚饭。大家掏出手机，打开同一个点评软件，搜“附近的餐厅”。屏幕上列出来二十几家，每一家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分数：4.8、4.7、4.6……小冯往下滑，看了前三家的分数，又点开其中一家，翻了两页评价，第一页是“好吃不贵”，第二页是一条长长的差评，说上菜慢。他看了两三条，就说：“这家分高，走吧。”

没有人去细究这个分数是怎么来的。是一千个人打的，还是几十个人打的？有没有商家请人刷好评？差评里说的“上菜慢”是周末的事，还是平时也这样？这些都值得弄清楚，可是弄清楚要花时间：翻几百条评价，对比几家店，少说也要半个小时，而这顿饭本身，不过一顿普通晚饭，吃不好，大不了下次不来。所以大家都只看分数，只翻前几条，就做了决定。

然而同一个小冯，到了他和女朋友的纪念日，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那一次他看了十几家店的菜单、环境照片、停车条件，甚至打电话问了有没有安静的位子。这一次，选错的代价大得多，他也就愿意花这份时间。

还有一个小细节。餐厅老板也知道大家只看分数，所以有的店会在门口贴出“扫码给好评送小菜”。这样一来，分数里掺进了别的东西，它不再单纯地反映味道，也反映店家怎样争取顾客的注意。顾客呢，明知道分数有水分，却也不会因此就去逐条核对，因为核对的代价仍然比一顿晚饭贵。店家与顾客，就这样在一个“看分数”的默契里各自盘算。

这个小场景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不是每次选择都把功课做满，而是看这件事值多少，再决定花多少力气去了解。这个道理，正是这一章的学派拿去解释政治的起点。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个学派的奠基之作，是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1957年出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他受到经济学里把企业家看成追逐利润的思路的启发，倒过来看政治：政党是想赢得选举的“企业”，选民是拿选票去“买”政策的“顾客”。此后，这条思路被政治学里的“理性选择”一派继承下来，成为这个派别在选举与民主问题上的出发点。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选民和政党都是理性的个体：有一套排好序的偏好，会权衡得失，选对自己最划算的那一个
客体预设 政治是一个“市场”：政党出价（提出政策），选民出票；选票是唯一的“货币”，信息是要花钱买的东西
推出的互动内容 两党竞争时，各自向人数最多的中间位置靠拢；选民对政治大多“理性地无知”；投不投票，取决于一票改变结果的可能性与付出的代价

这里要多说一句“理性”。在这个学派里，理性不是说一个人“想得对”，也不是说他的目的高尚，只是说他的选择前后一致：他喜欢的东西排得出先后，遇到新情况会挑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所以一个人愿意为了面子多花钱，也可以是理性的，只要他的排序是稳的。这个界定很宽，也正因为宽，才能装下各种各样的人；可是它同时也把一件事挡在了外面：这个排序是怎么来的？这个人为什么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个？学派把偏好当作已经给定的东西，不去问它从哪里长出来。

起点的显露样子，也就是S，是“一个带着偏好清单的个体，站在一排政策面前”。后面几乎所有的推论，都是从这个画面里推出来的。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把意义主要押在“自由”和“幸福”的一种特殊组合上。自由，是指个人的偏好被当作最后的依据，政治的好坏，要看它能不能让个人按自己的偏好选到想要的东西。幸福，在这里被理解为“偏好得到满足”，也就是顾客买到了自己想买的东西。创造在这个学派里几乎不出场：它并不关心社会怎样发明出新的东西，只关心既有的选项里，谁被选中了。

要补一句：这是学派的意义预设，不是说某个国家的选举实践押在了这里。选举这个制度在各个国家里承担着什么，是另一个问题。点评软件上的分数，也只是在“让每个人找到合口味的店”这件事上有用，它并不替人回答“这条街该开什么样的店”。

◆四、走的路

唐斯起手的S是那个带偏好的个体。接下来他问的，是D，也就是这个个体怎样走完一次选择的过程。他的回答很有意思：要作出好的选择，必须先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要花时间、要花钱；而一票对结果的影响小得可怜，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会少花力气去了解。这就是“理性无知”。小冯在点评软件上只看分数、不细究，正是这个道理的缩影。

那政治里怎么办？唐斯说，人们会用一些“省力的办法”：给自己找一个大概的立场，比如“这个党一向照顾我这样的人”，用这个立场代替一项一项的检查。这样，一堆复杂的政策，就被压缩成一把尺子，他把这把尺子叫作意识形态。

最后才是E：这些个体的偏好，在一条线上怎样排开，政党怎样跟着排。唐斯借用了更早的空间竞争的想法，把各种立场摆在一条从左到右的线上，每个选民站在自己合意的点上，两个政党为了多拿选票，都向人数最多的中间位置靠拢。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1948年已经提出了“中位选民”的想法，这个想法也成为了这条路的重要部件。

所以这个学派的次序是：S（有偏好的个体）→D（花多少力气了解、怎样选）→E（立场在一条线上怎样排）。这条路让它特别擅长做一类事：把选举中的各种行为，用一个统一的道理推出来，并且可以拿数字去检验。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叫“投票悖论”。按学派自己的算法，一票改变结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投票要花时间，要出门，要排队。所以理性的人应该不去投票。可是现实里，许多人去投了，而且很认真。这是D和E的矛盾：一路算下来的账（D），和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比如责任感、归属感、对一件事的在乎（E），对不上。唐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麻烦，他的办法是说，人们投票是为了让民主这套制度能够维持下去，这一点好处是大家共享的。

第二个异象，是政党并不总是向中间靠拢。现实里，政党常常把立场摆在偏一边的地方，也有很多政党坚持自己的主张，哪怕这样会丢掉一部分选票。线性排列的假设，在多党的情形下更是捉襟见肘：立场不只有一条线，政党也不只有两个。

第三个异象，是选民的“无知”并不均匀。有些人对政治格外关心，对一些问题格外清楚，对另一些问题又格外糊涂。这种有选择的在乎，在用“投入的力气多少”来解释的框架里，很难交代清楚：他们为什么偏偏对这件事花力气，对那件事不花？

这三个异象有一个共同点：每一次，起点那个“带偏好的个体”都没有错，错的是它没有说到的部分。偏好从哪里来、一个人为什么觉得投票是“该做的事”、为什么对某些事格外上心，这些都出自个体身上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也就是E。可是学派在起手的时候，就把偏好当作给定的，没有给E留下位置，到了异象出现的时候，只好从别处补。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对投票悖论，最著名的一次处理，来自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和彼得·奥德舒克（Peter Ordeshook）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他们在算账公式里加了一项“尽公民义务的满足感”，这样人们去投票就合理了。这是一次改名：把原来说不通的事，改成一个叫“满足感”的参数，装进账里。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在1994年的书里，就批评过这类做法：加了一项之后，无论人投不投票，都可以说是“这一项”的缘故，理论就不再冒险，也就不再能被推翻。这里要留意的，是先验的味道：只要一个人去了，就说他从中得到了满足；只要他没去，就说他的代价更大。账总是算得平的。

再看分叉。投票悖论逼出来几条新路。一条是“表达性投票”：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洛伦·洛马斯基（Loren Lomasky）在1993年出的书里提出，人们投票多半不是为了改变结果，而是为了表达自己是谁、站在哪一边，就像球迷穿队服去看球，并不指望自己的呐喊能决定比分。另一条是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一类学者讲的“低信息理性”：人们不是不动脑筋，而是用很少的线索，比如一个候选人的出身、一句话，凑出一个够用的判断。还有一条是莫里斯·费奥里纳（Morris Fiorina）一类学者讲的“回头看”：选民不去比较每个政策的细节，只看过去几年自己的日子好不好过，然后决定奖还是惩。还有一条路，来自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他在2007年的书里主张：选民的错误不是随机的，而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偏，因为对一个人来说，抱着一个好听但不准的看法，几乎不用付代价，而他的一票又几乎改变不了什么。这样，“理性”被放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人们理性地选择了不那么准确的信念。这一条路有点像是把原来的起点推到了极致，同时又暗暗改变了它：个体仍然在算账，可是账上算的东西，变成了“舒服的想法”，而不是“正确的结果”。

这几条路都留着唐斯最早的起点——个体会掂量——但把“掂量”的内容放宽了。

可以看到，这个学派面对异象，改名和先验用得最多，真正的分叉走出了新的支流，但支流几乎都保留着“个体”这个起点。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好几件事。其一，信息是有成本的，这一点在今天尤其明显：我们每天面对的东西太多，不可能件件细看。其二，政党确实在竞争选票，它们会盯着自己能争取到的那部分人，调整说话的方式。其三，它提醒我们，当一项政策的好处被摊在很多人身上，而坏处落在少数人头上时，少数人会比多数人更用力，这个道理为后面的奥尔森铺了路。

其四，它让政治学有了一套可以拿数字去试的说法。“中位选民”“理性无知”这些概念，都能转成可以去检验的预测：某个国家的政党立场是不是聚拢了，选民对某类问题的了解是不是随着代价上升而下降。后来的许多实证研究，哪怕不同意它的起点，也是在它划好的格子里做题。这是它留给整个学科的一份实实在在的遗产。

小冯在点评软件上的举动，也有这个学派的影子：他把力气花在值得花的地方，别的地方省着。这不是懒，是一种衡量。

带走的话
- 唐斯把选民看成逛店的顾客，把政党看成开店的老板，起点是一个带偏好清单的个体。
- 从这个起点推出了理性无知、意识形态是省力的尺子、两党向中间靠拢。
- 它最难交代的，是人们为什么还要去投票、还要为一件事在乎。
- 它面对这类事，用得最多的办法是在账里添一项，账总能算平，但也就不再冒险。
- 真正的新路是表达、低信息理性、回头看，它们保留了“个体会掂量”，改的是“掂量什么”。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自由与偏好满足）、S→D→E、改名与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个体按偏好算账”这个起点始终没有被改写。

第 39 章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一章的问题：大家都想要同一件好处，为什么常常没有人出力？而偏偏有些时候，人们又出了力，这该怎么说？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楼栋和人物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一栋六层的老楼，没有电梯，一个单元门洞里住着十二户人家。三楼到四楼的转角平台上，堆着几个旧纸箱、一辆没人骑的自行车、两袋装修剩下的碎砖。从上个冬天起，它们就在那里了。

每一户都看得见，每一户都嫌碍事。三楼的老卢每天提着菜篮子从旁边侧着身子挤过去，嘴上念叨：“这样不行，消防检查来了要出事。”五楼的小夫妻抱着孩子上下楼，更是提心吊胆。大家都同意这些东西该清走。可是谁来清？老卢心想，纸箱不是我的，凭什么我花半天；小夫妻想，我们才搬来一年，轮不到我们出头；住四楼的人想，反正你们楼上楼下都要经过，总有人看不下去。每个人都等着别人先动手。

这件事拖了小半年。有一天，居委会的人来做消防检查，在转角平台上贴了一张通知，写明：限三天内清理，逾期由居委会代清并公示。通知旁边，有人用笔在每个堆放的物品上写了门牌号：那辆自行车是四楼的，碎砖是五楼的，纸箱子里有两户人家的。第二天，东西就都搬走了。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略过。贴通知的那天，住二楼的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自己下楼把门口的几张废报纸收走了。没有人要求她，她的东西也不在名单上。邻居们后来说起这件事，只说“老太太闲不住”。这位老太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故事里没有答案，但它提醒我们：同一个楼道里，既有等别人的人，也有不等的人，一个只讲账的说法，能说清前者，却不容易说清后者。

这个小故事里有两件事：一件是，大家都想要的好处，没有人去出力；另一件是，一旦这件事变成“你家的东西你来清”，事情立刻有人办了。这两件事，正好是这一章的学派要讲的两头。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个学派的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年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书一开头，他就质疑当时流行的一个想法：有共同利益的人，自然会组织起来为这个利益行动。他的回答是：不会，除非有额外的东西推着他们。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每个人都是理性、自利的个体，只按自己的得失行动，不会因为“大家需要”就自动出力
客体预设 许多好处是“集体物品”：一旦有了，所有人都能享受，不能把不出力的人排除在外
推出的互动内容 “搭便车”：每个人都想享受而不付出；人数越多越难组织，小集团反而容易行动；大集团要靠“选择性激励”才能动起来

这里的S，是一个“许多个体围着一件共同的好事”的格局。

奥尔森说的“选择性激励”，有两种：一种是奖，只给出力的人，比如工会会员才能享受的互助保险；一种是罚，只罚不出力的人，比如不交会费就不再被接纳。关键在于，这些好处或惩罚是“私人的”，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头上，而不是大家共享的。他举的例子，往往是各种职业团体、农业团体：这类团体之所以长久，是因为它们除了替全体争取好处，还顺带提供一些只有会员才拿得到的服务。这一点后面会用到：楼道的通知，其实就是一种把公共的事私人化的办法。学派先把格局摆出来，然后问：在这个格局里，一个只算自己账的人，会怎么做？答案是，他会等别人做。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的意义押在“自由”和“幸福”之间的一道缝上。奥尔森看重的是个人的自愿，一个人愿意加入就加入，不愿意就不加入；可是他看到，自愿的结果，往往是大家共同需要的好处没人提供，福利落空。所以自由与幸福在他的框架里是拉扯着的：全凭自愿，公共的好处就缺；要让公共的好处有，就要加进一点强制或者额外的奖励。

后来他在1982年出了另一本书《国家的兴衰》，把这个逻辑搬到整个国家的层面，讨论各种利益集团怎样影响经济增长。到那里，意义的重心移向了“创造”，也就是增长。这是同一个学者前后的延伸，而不是说一个国家怎样选择，国家实践那一头，留给第十一编。

◆四、走的路

奥尔森起手的S，是那个“人人都想要同一件好处”的格局。按本书的次序，接下来他最用力的地方是E：哪些条件决定一件集体的事做不做得成。

他讲了几个条件。一是人数：人数少的时候，每个人从中分到的好处大，别人有没有出力一眼看得出来，不出力的人会面临压力；人数多了，每个人分到的那一份很小，自己出力或不出力，没有人看得见，也基本不会改变结果。二是能不能排他：如果可以把不出力的人挡在外面，比如工会会员才享受某些福利，那就好办；如果挡不住，如楼道的干净、街道的安全，大家都得益，那就难办。三是有没有“选择性的激励”：这是只给出力的人的好处，或者只罚不出力的人的惩罚，与大家共享的好处是两回事。

最后才是D，也就是事情怎样一步一步走。小集团怎样在一个人先开头之后自己动起来，大集团怎样靠着额外的东西被拉起来，奥尔森都讲了，但他是倒着讲的：先把条件摆出来，再说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过程。所以这条路是S→E→D：先定格局，再看条件，最后才说过程。

这条路的长处在于，它能把“为什么有的集体行动容易、有的难”，压缩成几个可以去查的条件。楼道里的故事很清楚：十二户人，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干净之外，没有谁盯着谁，于是没人动；居委会的通知把公共的事变成了私人的事，每个人面前出现了“你的东西你来清”，于是事就办了。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有些大集团在没有明显的选择性激励的情形下，还是动起来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民众自发的抗争，参加的人很多，也难说每个人都得到了额外的好处，他们中很多人甚至为此承担了风险。奥尔森的模型里，这是不该发生的：D（人们实际怎么走）和E（学派认定的条件）对不上。

第二个异象，来自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0年的《公共事务的治理》（Governing the Commons）。她收集了世界各地的例子：山地牧场、灌溉水渠、近海渔场，当地人没有靠政府，也没有把公共资源分成私有，却自己订出规矩，长年维持着。这些例子里的人数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而学派的预言是，这样的事很难长久。

第三个异象，是同样人数、同样条件的集体，结果却不一样。有的小区的楼道很干净，有的不；有的行业协会很有凝聚力，有的名存实亡。条件差不多，为什么不同？学派给出的条件解释不了剩下的差别。

第四个异象，是奥尔森后来那本《国家的兴衰》留下的。他认为一个社会越是长期稳定，各种以分利为目的的小集团就积得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容易被拖慢；他拿战后一些国家和各地区的差别来佐证。这个看法在学界引起了许多讨论，不少人指出，有些稳定很久的地方增长也不慢，有些组织严密的集团也带来了协调的好处。这里的矛盾，不是他看错了某一个例子，而是同一个起点，“集团会为自己争利”，在不同的E里长出了不同的D，而学派手里只有一个方向的结论。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对第一个异象，一种做法是改名：把一切出力的缘由，包括面子、友情、对正义的在乎，都叫作“社会性的选择性激励”。奥尔森本人在1965年的书里就提到过，社会地位与社会压力是小集团里的一种激励，所以这样处理并不离题。但问题是，一旦这样处理，凡是有人出力，都可以说是有某种激励在起作用，没人出力，则是没有。这样，理论又陷入先验：它不再冒险。

另一种吸收是免检：成功的集体行动被判为不在学派的管辖范围内，比如说，那是小团体，那是靠强制，或那是靠领袖的魅力。凡是学派不能解释的，就划出去。

再看分叉。奥斯特罗姆的路是最重的一次分叉。她没有把“自利的个体”整个推翻，但她不接受“集体物品的困境一定要靠外部的强制或者私有化来解”这个结论，她归纳出一些让当地人自己治理得好的条件，比如边界清楚、规则由使用者自己参与制订、有监督、有逐级加重的惩罚、有解决纠纷的渠道。这样，原来只有“个人”和“集体物品”两端的格局，加进了一个新的东西：规则本身，以及规则怎样被人们一起造出来。

另一些人的分叉是：杰拉德·马维尔（Gerald Marwell）和帕梅拉·奥利弗（Pamela Oliver）等人提出的“临界规模”的想法，认为只要有一小部分人先动起来，并且他们的行动让后来者更容易加入，整个集体就会“翻转”。这样，集体行动不再是每个人孤立地算账，而是后一个人的算法依赖前一个人的行动。这条路在时间上把D放到了前面，让过程影响条件。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8年提出的“门槛模型”，走的也是类似的方向：每个人心里有一道门槛，看到多少人已经行动了，自己才会加入；门槛低的人先动，带动门槛稍高的人，一步一步滚起来。同样的一群人，只要门槛的分布略有不同，结果就可以天差地别。这和奥尔森的静态算账不同，它把“别人做了没有”放进了每个人的算法里，等于让D回头改写了E。

可以看到，这个学派面对异象，改名、先验、免检都用过，而分叉也确实出现，并且有的分叉离原来的起点已经相当远。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共同利益并不自动变成共同行动。在它之前，人们常常以为只要大家都想要，事情自然就办成了。奥尔森让我们看到，“大家都想要”和“有人去做”之间，隔着一道要专门去搭的桥。

它还看对了人数与可见度的作用。小集团确实更容易行动，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别人的付出是看得见的。楼道故事里，居委会在每件杂物上写上门牌号，做的正是“让每个人被看见”这件事。

它还看对了一点，就是公共的事往往需要有人把它“私人化”。居委会的通知之所以灵，是因为它把“大家的楼道”换成了“你家的纸箱”。许多看上去无解的公共难题，其实是靠这样的转换解开的：把含糊的责任落实到名字上，把看不见的付出变成看得见的。这个观察，不依赖于人是不是真的自利，只要人们多少会等别人，它就有用。

最后，它提醒我们，一个组织能存在，常常是因为它顺带提供了些别的东西，比如保险、信息、一个可以见面的地方，让人们加入的缘由，未必是它的“宏大目标”。这个观察，在很多行业协会、业主组织、兴趣群里都能验证。

带走的话
- 奥尔森的起点是：自利的个体，围着一件人人都能分享的好事。
- 由此推出搭便车、小集团占优、大集团要靠额外的激励。
- 它的路是S→E→D，重心压在条件上，对过程说得较少。
- 面对大规模的自愿行动和各地自治的公共资源，它的主要办法是改名和划出去。
- 真正的新路是奥斯特罗姆的规则设计和临界规模，两者都把“过程如何改变条件”拉回了视野。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自由与幸福之间的拉扯）、S→E→D、改名与先验与免检、分叉

锁定记录：“自利个体加集体物品”的起点没有改写，被补进了规则与时间。

第 40 章

阿罗不可能定理与公共选择

这一章的问题：把每个人的偏好按公平的规矩汇到一起，得到的“大家的意思”，为什么有时候会转圈，转圈又说明了什么？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三位同事的名字和各自的口味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周五中午，阿昌、佳佳、老柯三个人要一起吃饭，候选的有三家：火锅店、面馆、烧烤摊。三个人各有各的口味排序。阿昌最想吃火锅，其次是面，烧烤排最后，因为他怕上火；佳佳最想吃面，其次是烧烤，火锅排最后，因为她中午不愿意吃得太重；老柯最想吃烧烤，其次是火锅，面排最后，因为他早饭刚吃过面。

他们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两两比较。先比火锅和面：阿昌和老柯都觉得火锅比面好，两票对一票，火锅赢。再比面和烧烤：阿昌和佳佳都觉得面比烧烤好，面赢。按理说，火锅赢了面，面赢了烧烤，那火锅应该能赢烧烤吧？可是一比，佳佳和老柯都觉得烧烤比火锅好，烧烤赢。

火锅胜面，面胜烧烤，烧烤胜火锅。三个人对着手机，笑成一团：这样转下去，永远定不下来。老柯提议：“这样吧，先投火锅和面，赢的再跟烧烤比。”这一提议，三个人都愣了一下，因为他们很快算出了结果：火锅先赢面，再输给烧烤，最后吃烧烤。而老柯，正好最爱烧烤。佳佳立刻看出了名堂：“你这是把面当垫脚石！要不先投面和烧烤？”可是那样算下来，最后吃的是火锅，而阿昌最爱火锅。

这个小场景里，有一个值得想一想的事：每个人的偏好都很清楚，投票的规矩也公平，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可是结果并不是三个人“共同的意思”，而是取决于谁来定先比哪一对。这就是这一章的主角想说的事情。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章讲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学派，而是由两股力量汇成的一条线。第一股，是社会选择理论。早在1785年，法国学者孔多塞（Condorcet）就注意到，多数投票可能转圈。1951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出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把这个现象推到了一般的形式：他先列出几条看上去都很合理的要求，再证明，在三个以上的选项面前，没有任何一种汇集办法能同时满足它们。阿罗后来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股，是“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他们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把经济学分析搬到政治决策上，认为官员、选民、利益集团都是各自盘算的个体。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每个人心里有一份完整的、前后一致的偏好排序，并且可以拿出来比较
客体预设 “社会的意愿”是由个人偏好经过某种规则汇集出来的东西，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源
推出的互动内容 汇集规则的好坏，要看它满足哪些性质；阿罗证明了几条合理性质不可能同时满足；公共选择进一步认为，政治决策是各人自利的产物

起手的S，是一张“每个人偏好排序的表”。这张表被当作已经摆在那里的事实，下面的所有论证，都是围绕“怎样把这张表变成一个结果”来做的。

◆三、意义预设

这条线把意义主要押在“自由”上，一种很具体的自由：每个人的偏好都应当算数，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单凭自己说了算。阿罗的“非独裁”这一条，正是这个意思。幸福在这里被理解成偏好的满足；创造几乎不出场。

要说明的是，这是学派的意义预设，不是国家实践。一个国家的选举规则选了什么，是另一回事。同时，公共选择那一支的意义有些不同：它更关心的是限制政府的力量，认为规则要使官员难以滥用权力，所以更靠近“自由”的另一层意思，即不受干预。

◆四、走的路

起手的S是那张偏好表。接下来，阿罗问的是E：用什么规则来汇集，这些规则要满足哪些条件？他列出来的条件，用白话说有四条：一是任何人的任何偏好排序都允许出现，不能事先规定“你们只能这样想”；二是如果所有人都认为甲比乙好，那社会的结果里也应当是甲比乙好；三是甲与乙谁排前面，只能看大家对甲与乙的态度，不能因为第三个选项丙的出现与否而改变；四是不能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再加上一条：结果必须前后一致，不能转圈。阿罗证明，当选项有三个以上时，这几条不可能同时成立。

不过，这条路在D的地方是空的。阿罗的论证看的是“表”和“规则”，而不是人们实际走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先谈什么、后谈什么，谁先提议，谁在中途改变了想法。上面吃饭的故事里，决定结果的恰恰是这个过程，是先比哪一对。后来的研究者理查德·麦凯尔维（Richard McKelvey）在1976年证明，在选项很多的情形下，谁掌握议程，谁就可以把结果引到几乎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发现，等于把D请了回来：转圈的地方，结果由过程决定。

公共选择这一支，走的是相邻的一条路。布坎南和塔洛克也从个体出发，但他们把这个个体放到了不同的位置上：不只是选民，还有官员、议员、游说的人。他们的想法很朴素：既然经济学假定商人是盘算自己的，那么没有理由假定一个人换了身份、坐进办公室，就忽然只盘算公家的。有了这个起点，他们接着问的是E：什么样的规矩，能让盘算自己的人，做出对大家不太坏的事？这样，他们的重心落在“规矩怎么定”上，而不是“偏好怎么汇”上。

所以这条线的次序，是S→E，D一开始缺席：先摆出偏好表，再检查规则的条件，至于投票是怎样一步一步进行的，在最初的框架里是看不见的。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现实里转圈很少见。如果阿罗式的困局随处可见，那现实里的多数决应当混乱不堪；可是在大多数时候，议会和委员会的投票结果相当稳定。塔洛克在1981年有一篇文章，就以“为什么这么稳定”为题，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E和S的矛盾：理论上的乱，和现实里的稳，对不上。

第二个异象，是偏好本身并不是现成的。人们并不总是带着一份排好的清单走进房间，很多时候，是在听别人说、和别人谈之后，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改变了想法。上面的故事里，要是三个人在谈话中发现，佳佳其实并不在乎吃什么，只是不愿意吃重口，老柯也不是非烧烤不可，只是想吃快一点，那排序就变了。表在谈话中长出来、在谈话中改，而学派的起点，是把表当作已经有的东西。

第三个异象，是同样是“一人一票”的规则，在不同的场合里，人们感到的“公平”并不一样。选班长，选餐厅，选一项法律，都是投票，可是人们对结果的认可度并不相同。学派把它们都当作“把偏好汇集成结果”的同一类事，而现实里的差别，则来自它没有放进去的那些东西：事情重不重要，人们愿不愿意服。

第四个异象，是人们不一定如实说出自己的偏好。阿兰·吉巴德（Allan Gibbard）在1973年和马克·萨特思韦特（Mark Satterthwaite）在1975年各自证明，只要选项在三个以上，又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几乎所有的投票办法都有可能被“策略性地报偏好”所利用。放回吃饭的桌上：佳佳明知自己最不爱的火锅可能笑到最后，就可能故意把烧烤报成自己的第一选择，好让烧烤去挡住火锅。这时，表上写的已经不是真实的偏好，而是算过之后的报价。这样，起点那张“现成的偏好表”又多了一层麻烦：表被填的时候，填表的人已经在考虑结果了。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第一个异象，一种处理方式是免检：转圈在现实里不多见，所以定理只是一个数学上的奇观，不必当真。另一种是改名：把现实里的稳定，归到“选项排在同一条线上”这样的特殊情形里。邓肯·布莱克在1948年就证明了，如果大家的偏好都是“单峰”的，也就是大家在同一条线上各有一个最爱、离最爱越远越不喜欢，那多数决就不会转圈。这个条件被当作一个“特例”补进了理论。但是，为什么现实里的人会把事情排在同一条线上，这一点没有被问：它被看作一个需要条件的特例，而不是一件需要解释的事。

第二种吸收，来自威廉·赖克。他在1982年出的《自由主义反对民粹主义》（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里，从转圈和议程可以被操纵出发，得出结论：所谓“人民的意志”是一个说不通的概念，民主不应被理解为把人民的意志表达出来，而只应被理解为人民有办法把不称职的官员赶下台。这是一次接近先验的处理：按定理的逻辑，“人民的意志”在定义上就不成立，不必再检验现实里有没有这种东西。

再看分叉。第一条路，来自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认为，阿罗之所以得到那样的结论，是因为只用了“谁比谁排前”这一点很少的信息；如果把人们之间的比较，比如谁更难受、谁更需要，也放进来，结论就会不同。这样，学派的起手S被加宽了。第二条路，来自协商民主的研究者，如约翰·德雷泽克（John Dryzek）和克里斯蒂安·李斯特（Christian List）2003年的一篇文章，他们指出，经过讨论，人们的偏好会趋向于排在同一条线上，所以协商本身就降低了转圈的可能。这等于把D（谈话的过程）请回来，反过来改变S（偏好表）。第三条路是公共选择自己的演变：布坎南强调，规则要在定下规矩的阶段，用一致同意的办法去选，不要等到具体利益摆上桌再争，这样就把问题从“怎样汇集偏好”挪到了“怎样定下汇集的规矩”。

所以这一支面对异象，免检、改名、先验都出现过，分叉也确实出现，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把D请回来的那条。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一件很反直觉的事：公平的规矩不一定产生唯一的、稳定的结果。很多人以为，只要程序公平，结果就应当是“大家的意思”。阿罗和孔多塞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没有这样一个现成的“大家的意思”，等着被找出来。

它还看对了议程的力量。在任何会议里，先谈什么、后谈什么、哪两个选项先比，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吃饭的故事里，老柯的那句提议，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在一个会里，不光要看谁有票，也要看谁摆了顺序。

公共选择还有一份贡献：它让人们对“公家”保持一点清醒。一个部门、一位官员、一个委员会，并不会因为名字里带着“公共”二字，就天然地只替公共着想。他们也有自己的考虑，也会被熟悉的人、常来往的团体影响。把这一点说破，并不是说他们是坏人，而是提醒人们：规矩要设计得即使碰上普通的人，也能运转。这个提醒，在从物业到大机构的各种场合里都用得上。

最后，它让政治学的讨论变得可以证明。很多关于“民主应当怎样”的话，讲的是理想，而它能把一些说法精确地写成条件，然后问：这些条件能不能同时成立？这是它留下的方法。

带走的话
- 这一支的起点是一张摆在那里的偏好表，目标是把表汇成一个“大家的意思”。
- 阿罗证明，几条看上去都合理的要求，在三个以上选项面前不可能同时满足。
- 转圈的时候，结果取决于谁摆顺序，这等于把过程请了回来，而起点里原来没有过程。
- 面对现实里的稳定，它用得最多的是免检和改名；赖克一路走到了先验。
- 真正的新路是把信息放宽，以及让谈话改变偏好表。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自由，非独裁）、S→E（D缺席）、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偏好表是现成的”这个起点没有被改写，只是被加宽，或被谈话改动。

第 41 章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是激励结构

这一章的问题：把制度看成一张“奖惩价目表”，我们能解释它怎样管住人，却为什么总是说不清它从哪里来？

◆一、日常主例

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和细节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四个年轻人合租一套三居室，阿峰、小艾、大宝、晓彤。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刚搬进来的头两个月，大家都说“随手收拾一下就好，别搞得像学校宿舍”。结果，水槽里的碗一天比一天多，卫生间的地漏堵了没人通，垃圾桶满了，大家都绕过去，每个人都觉得“我只是比别人晚一步”。

有一天晚上，小艾忍不住，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值日表：周一到周四各人负责一天，周五到周日，三天轮着排。表底下写了一行小字：值日没做，由下一个值日的人先做，漏做的人，下个周末要多扫一次地，并在群里说一声。

表贴出去之后，变化很快。起初大家嘀咕了几句，后来都开始照着做。奇怪的是，小艾自己心里也有点不踏实：她排的是周一，周一的垃圾最多，而周日最轻松，是晓彤的。她想起来，是自己写的表，自己排了周一，会不会显得小气？她想改，又怕改了反倒引起争议。大宝则有另一个主意：他和阿峰悄悄约好，各人值日的那天，要是有事，就互相替一下，不必多扫那一次地。到了月底，冰箱门上漏做的记号只有三个，四个人决定一起吃顿饭庆祝一下。

这个小小的值日表里，有几样东西：规则（谁哪天做）、奖惩（漏做就多扫一次地）、监督（大家都看得见冰箱门）、变通（互相替换）、还有一个悄悄埋着的问题——表是谁定的，定的人有没有给自己留好处？这些，正是这一章的学派在研究的东西。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个学派常被叫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它的形成，离不开几个人的工作。肯尼斯·谢普斯勒（Kenneth Shepsle）在1979年发表了一篇讨论多维投票模型的文章，提出“结构诱导的均衡”，并以国会的委员会分工为背景：上一章说过，多数决在理论上可能转圈，可是现实里国会的结果常常很稳，他说，原因在于国会的规矩，如委员会分工、提案的顺序，把可能性限制住了，规矩让结果稳了下来。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和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1988年又把委员会看成一种“安排”，让议员之间的交换能够兑现。经济史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1990年的书把制度称为人类设计出来的“游戏规则”。乔治·茨贝利斯（George Tsebelis）后来提出“否决者”的概念，用来比较不同的体制。1996年，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把“新制度主义”分成三支，理性选择是其中之一。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个体是会算计、会预测别人的理性行动者，有自己的偏好，按规则里的得失来行动
客体预设 制度是一套明确的规则与奖惩，它改变各种做法的“价格”，把个体的选择引到某个均衡上
推出的互动内容 制度怎样让合作变得可能：减少欺骗、降低谈判的成本、让承诺可信；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给相关的人带来好处

起手的S，是“规则摆在那里，个体按规则算账”。这个起点，与前面讲的唐斯、奥尔森共享同一个个体，它们的差别在于：唐斯、奥尔森把个体放在一个几乎没有规则的场地里，这一支则把规则请了进来，让规则成为个体行动的“价目表”。

◆三、意义预设

这一支押的意义，是“自由”与“创造”的一种组合。自由，指的是人们在规则之内自愿订约、自愿交换；创造，指的是好的规则让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社会因此积累起更多的价值，诺思关心的“经济绩效”，就是这个意思。幸福，在这里是偏好得到满足的意思，不是它的重点。

要提醒一句：这是学派的意义预设。至于某国的制度在实际中押了什么，是第十一编的事。

◆四、走的路

这个学派的路，要分成两段来看。

第一段，是“制度怎样起作用”。它的次序是S→D：先摆出规则（S），再看个体在规则下一步一步怎样行动、怎样预测对方（D）。这里它做得最好，也最精细。上一章留下的悬念，在这里有了回答：多数决在理论上会转圈，谁定议程谁得利，可现实里的国会很少转圈。谢普斯勒的解释是，规矩替人们先把议程定好了，哪个委员会管哪类事，提案按什么顺序上，改动要不要原提案人同意；规矩一定，可能的选项被收窄，结果就稳下来了。合租屋里同理：值日表不是让四个人天天重新投票决定谁洗碗，而是把那个可能转圈的问题一次性关掉，替大家省下天天重来的谈判。博弈论的工具，让它可以把“规则一变，人的行动怎么变”推得很清楚：值日表里加上“漏做就多扫一次地”，每个人的算盘就变了；有了这一条，漏做的代价就不只是尴尬。

第二段，是“制度从哪里来”，这一段它走得很吃力。通常的做法是用一种“功能性的解释”：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好处，没有这样的好处，它就不会被留下来。小艾贴值日表，是因为大家想要干净的厨房，所以才有了值日表。这个说法听起来顺，可它是倒着推的：从结果的好处，倒推原因。至于这张表为什么是由小艾而不是别人贴，为什么排的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这张表能被接受，它缺乏专门的工具去讲。

这一段的代表作之一，是茨贝利斯的“否决者”。他的想法很直接：要改变现状，需要多少个人点头？每多一个必须点头的人，而这些人的想法又彼此不同，改变就越难。放到合租的屋子里：如果换一套值日安排，只要小艾一个人同意就行，那么改动很容易；如果四个人都得点头，而且大宝和阿峰各有各的小算盘，改动就很难，表也就更稳。这个办法有一个好处，是不管面对哪个国家的议会、哪家公司的董事会，都可以用同一把尺去量。它的代价，则是把每个“否决者”都当成只盘算自己位置的人，对于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不再追问。

所以，这条路的次序，是以S起手，往下走一段D，到了追问来历的时候，E没有真正进场，被“功能”一句话代替了。E，是制度背后缠在一起的那些东西：人们之间的旧交情、谁资格老、谁说话算数、怎样才算“公平”的看法，这些都不是价目表里的数字。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有的制度明明不好，却长久存在。如果制度因为有好处才留下来，那么低效的制度应当被淘汰；可是现实里不少制度对大多数人没有好处，却延续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诺思自己在后来的著作里承认了这一点，他转向讨论“低效的制度为什么会长久”。这里是D和E的矛盾：走过的路（D）让某些安排变得难改，缠在一起的条件（E）把它们锁住了，可学派的起点没有这样的位置。

第二个异象，是同样的规则，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不同的结果。同一份章程，同一套值日表，在这间屋子里运转良好，在另一间屋子里却成了摆设。规则的文本相同，起作用的东西不一样。要解释这个，需要知道人们对规则的信任、对彼此的看法，这些不在价目表里。

第三个异象，是均衡太多。博弈论里有一条结论，叫“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只要博弈会重复进行，在相当宽的条件下，可以有许许多多个都稳定的结局。放回值日表：大家互相盯着、轮流做，是一种稳定的局面；每个人都偷懒，也互相不管，同样可以是稳定的局面。规则相同，两种结局都说得通。这样，“规则—激励—均衡”的链条，就只能说明“这个均衡可能稳定”，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是这一个”。

第四个异象，是偏好并非固定。制度本身会改变人们想要什么。四个人住了一年之后，大宝觉得“干净”是自己的事，不再只是为了躲开多扫那一次地。他的偏好，被这张表和一年的相处改变了，学派却把偏好当成起点，不当成结果。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对第一个异象，常见的做法是免检加改名：低效的制度长久存在，被归到“改变的成本太高”或“交易成本”这样的名下，这样，它仍然是“对某些人有好处”的安排，只是好处落在不同的人头上。对于偏好被制度塑造这一点，也可以改名为“信念”或“期望”，把它放进博弈的参数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就走了这样的路：他把文化看成人们对彼此行为的共同信念，并把这些信念当成博弈均衡的一部分。这样，学派的工具保住了，原来属于E的东西，被翻译成了“均衡里的信念”。

还有一种先验的味道：凡是存在的制度，都可以说是某个均衡，既然是均衡，就必然有人从中受益。这样，不管看到什么制度，都能够说得通，理论也就不再受到检验。

再看分叉。第一条路，是诺思自己的转向。他在2005年的书里，更多谈到人们的认知和观念怎样塑造制度，这已经离开了纯粹的“价目表”。第二条路，是格雷夫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2004年的文章，他们提出一种制度变化的理论：制度会在运转的过程中，把自己所依靠的条件慢慢改掉，所以一个原来稳定的制度，可能因为自己的运转而走向不稳定。这等于让D回头改E。第三条路，就是下一章要讲的历史制度主义：它不满足于“制度有好处所以存在”，而去追问制度是在怎样的历史关头、怎样一步一步被锁定的。

这几条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设法让“后来的东西”回头改动“先有的东西”，或者让“来历”进入解释。值日表的故事若按这个方向再讲一遍，就会发现，四个人真正需要弄清楚的，不只是罚得多重，而是这张表是怎么在这间屋子里被接受的：谁先开的口，谁当时没吭声，后来大家为什么觉得它“算数”。这些问题，价目表本身回答不了。

总的来说，这个学派面对异象，免检、改名、先验都用，分叉的几条路里，有的仍留在博弈论里，有的则已经走向别的学派的领地。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规则会改变行为这件事。值日表一贴，局面立刻不同，这说明人们的行为不只取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也取决于他们面前的规则怎样排。这个看法使得“换一套规则试试”成了一个有用的想法，而不是空谈。

它还看对了承诺可信不可信的问题。很多合作做不成，不是因为大家不想，而是因为没有人敢先做，怕对方不做。冰箱门上的公开表格，让人们更容易相信别人会做，这种信任是可以设计的。

它还看对了一件事：制度的比较，可以做得具体。“否决者有几个”“规则要几个人点头”“违规的代价是多少”，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对照。在以往只能说“这里的制度好、那里的制度差”的地方，它让人们能说出“差在哪一条”。这是它对整个学科的一份朴实的贡献。

最后，它看对了规则背后的分配：谁定的规则，规则怎样排，常常影响谁占便宜。小艾的那点踌躇，正是这个意思。学派提醒我们，在看一套制度的时候，要问一句：这套规矩是替谁安排的？

带走的话
-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把制度看成一张奖惩价目表，让会算账的个体按表行动。
- 它把唐斯、奥尔森的个体放进了规则里，所以能解释“规则一变，行为怎么变”。
- 它在“制度从哪来”这一步靠功能性的倒推，真正缠着制度的那些条件没有进场。
- 面对长久的低效制度、同样规则不同结果，它多半改名或免检，也有人分叉出去。
- 它留下的最大一个问题是：偏好和信念，本来也是制度长出来的，不能总当作起点。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意义预设（自由与创造）、S→D（E缺席）、免检、改名、先验、分叉

锁定记录：“个体按规则算账”的起点没有改写，来历与偏好是被翻译进参数的。

第 42 章

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的本尊

这一章的问题：这个学派管“路径依赖”叫本名，我们这本书给政治学派下的诊断叫“政体依赖”，这两个“依赖”是什么关系？

◆一、日常主例

先说一个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个真实的小区。

有个老小区，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楼与楼之间的路窄，窄到两辆车对头开来，总有一辆得退。后来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幼儿园，早晚接送的家长车一堵，物业的一位老师傅拿了几个锥桶、一桶白漆，在路面上刷了几个箭头，规定从东门进、西门出，单向通行。这是个权宜的办法，当时说的是“先这样管几个月，看看效果”。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可是围绕着这条单行道，别的东西一样一样长了出来。西门口的快递点搬到了出口边上，因为出来的车都从那里过。修车摊的老板把摊子摆在了路的北侧，因为南侧画了黄线。几户人家把自家的电动车充电桩装在了单行道必经的墙根。送外卖的骑手摸熟了“东进西出”的走法，导航软件里这个小区的路线也就这样存了下来。又过了些年，幼儿园搬走了，当年的理由已经不在。

后来有一届新来的业主代表提议：把单行道取消吧，它已经没有用了。这个提议开过两次会，两次都没有成。原因很具体：取消以后，西门口的快递点就没了人流，东墙边的充电桩要重新布线，修车摊没处摆，骑手们要重新认路。每一个人都说“理论上取消更合理”，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先承担取消的那一份代价。当年为了一件小事做出的权宜安排，如今成了规矩，成了谁也不能轻易动的东西。

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要讲的事：现在的样子，是被很早的一次选择、一路的积累一点点焊死的，而不是今天谁在合理地选择的结果。

◆二、学派的出生证

先交代这个学派的来历。“新制度主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回到政治学，分成了几支。其中一支特别强调时间，强调前面发生的事，决定后面能发生什么，这一支后来被称作历史制度主义。常被提到的名字有霍尔（Peter Hall，他研究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政策）、斯考切波、瑟伦（Kathleen Thelen）、斯泰因莫（Sven Steinmo）。斯泰因莫、瑟伦和朗斯特雷思（Frank Longstreth）1992 年合编的论文集《政治的结构化》（Structuring Politics），是这一支的代表作之一。后来把“路径依赖”讲得最清楚的，是皮尔森（Paul Pierson）2000 年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就叫《收益递增、路径依赖与政治研究》。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从这对预设里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嵌在制度和历史里的行动者：他们的利益、选项、甚至对自己“想要什么”的看法，都被已有的制度塑造过 制度是有时间厚度的东西：它由某些历史时刻留下来，会自我加强，不会随当下的需要轻易改变 政治的变化表现为“路径”：长时间的稳定，偶尔被关键节点打断，打断之后又锁进新的稳定

这个学派的起点，我读成“今天的 S（制度显露出来的样子）”：先看见一个有分量的、持久的制度形态，再问它是怎么来的。所以它的主体预设和客体预设里，“历史”都不是背景，而是设定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内部并不只有一种人性假设。霍尔和泰勒 1996 年发表在《政治研究》杂志上的那篇有名的综述，把这一支看成兼收并蓄的：解释制度怎样影响人的行动，既用计算的路子，也用文化的路子。也就是说，它对“人”的预设比较松，主要的重量压在客体这一头：制度是一个会“粘住”的东西。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没有把自己的价值押在哪个字上写得明明白白，下面是我的读法。

它的名字里有“依赖”二字，带着一点惋惜：路一旦走成，别的路就关上了。所以我读它的意义重心偏在“自由”的一边，特别是“选择的自由被历史窄化”这件事。创造呢？创造被它放在很少的几个时刻：关键节点，也就是旧秩序松动、新东西可以长出来的那一小段时间。除此之外，大部分日子里没有创造，只有路径在自己延伸。幸福也出现，但出现在一个间接的位置：稳定的制度让人有可预期的生活，这是好处，可是这个好处和“锁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要分清的是，理论的意义预设和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是两件事。一个国家的政策人员读不读历史制度主义，不决定这个国家的实践押在哪一维。这个区分我们到第十一编再细讲。

◆四、走的路

这个学派怎样做研究？它的典型步骤我把它概括为四步，当然各家做法不一。

第一步，找一个今天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结果。比如，为什么同样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国家的医疗保险由政府统一办，有的却分散在雇主和商业公司手里？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福利制度一旦建起来就很难削减？为什么同一种金融规则，在两个国家落地成两样？这样的结果，用“当下的最优选择”解释不通，因为没有人会在今天从零开始设计出这个样子。

第二步，往回走，找到分岔的那个时刻。这个时刻叫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那时候，几条路都是可能的，某个偶然的因素，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选战、一次危机、某个团体的联盟，让事情往一条路上偏了。

第三步，说明为什么偏了之后回不来。这里就是“路径依赖”的本尊了。皮尔森把它讲成“收益递增”：一条路走的人越多，继续走的好处就越大，换路的代价就越高。具体机制包括：建立制度要花一大笔固定成本；人们围绕这个制度学会了本事、结成了关系；别人也这样做，你也就得这样做；预期被固定下来，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会怎么做。回到老小区的单行道：快递点、修车摊、充电桩、骑手的路线，每一个都是“围绕它长出来的投资”，这就是收益递增。

第四步，在关键节点之间的长段时间里，用“自我强化”来解释稳定，用“外部冲击”来解释下一次关键节点。

把这四步放进我们的三个字母里，这个学派走的路是：先看到S（今天的制度），再沿着D（走过的路、发生过的分岔）往回追，最后才补上E（把当年的路牢牢缠住的条件，也就是那些自我强化的机制）。S→D→E，起手点是一个已经显露出来的样子。这一点跟第三章里讲的“两条起手的路”对上了：它是起手于S的、先找历史再找缠绕的那一条。

◆五、异象

这个学派看得很重的一个事实是“稳定”。它的异象，恰恰是变化，特别是那种没有关键节点、没有外部冲击，却一点一点把制度改了的变化。

第一个异象，渐进的变化。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和瑟伦 2005 年合编的《超越连续性》，提出了几种慢慢改变制度的方式（原书共列五种，下面是常被引用的四种）：在旧制度上叠一层新规则（叠加），旧规则原地不动、却不再适应变化的世界而失效（漂移），旧规则被换了用途（转换），新规则一点一点替代旧规则（取代）。这一整套说法的出发点是：你以为制度被锁住了，其实它一直在边缘处被改。这个事实，对一个把“变化”留给关键节点的学派，是个难题。

第二个异象，关键节点怎么认？有批评指出，关键节点常常是事后才被挑出来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再回头选一个“那时候是分岔点”。要是任何一个稳定的结果，都能追溯出某个分岔点，这个解释就有了太大的弹性。

第三个异象，行动者在路上到底有多少主动性？同一条路上，有的行动者顺着走，有的行动者反而借机改路。若全都归给“收益递增”，这就看不见人的主动；若把人放进来，就要问这个学派的“制度粘住”到底还有多少分量。

第四个异象，观念。同样的制度环境，两个政府做出不同的选择，只因为他们相信的东西不一样。霍尔 1993 年那篇关于英国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的文章，把“政策范式”当成了变化的核心。观念在这个学派里一直只是配角，一旦观念自己撑起了解释，它就成了下一章要讲的另一个学派。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回答最直接的问题：这个学派面对这些异象，是怎么处理的？

对渐进变化，它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不改起点，而是增加类别。“叠加、漂移、转换、取代”这几个词，是在原来“稳定与断裂”的两分法旁边添了几个新格子，渐进的变化被装进去了。我把这种做法读成“改名”：异象被改称为已有框架下的一种变化类型，学派的起点，也就是“制度是有时间厚度、会粘住的东西”，原封不动。我要强调，这是我对学派做法的读法，学者们自己并不这么说，他们认为这是对理论的发展。

对关键节点的认定，学派内部有后续的讨论，比如卡波西亚（Giovanni Capoccia）和凯莱曼（Daniel Kelemen）2007 年的论文，把关键节点界定为一小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行动者的选择影响结果的可能性特别大；并且要求不能看着结果倒推节点，而要用反事实的办法说明，当时确实还有别的选项可选。这是学派自己在理论内部修补，我读成“免检”的一种较轻的形式：问题被承认了，但被转成了方法上的规范，起点没有受到触动。

对观念，这个学派没能吸收，于是出现了分叉。观念怎么当起点，另起一个学派去讲，就是第四十四章的话语制度主义。它的创立者施密特（Vivien Schmidt）自己把它叫作“第四个新制度主义”，说明它是从原来的三支里长出来的，而不是被原来的三支吸收了的。

现在可以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和本书的政体依赖是什么关系？

先把词摆正。在这套社会科学丛书的总称里，社会科学整体被叫作“路径依赖”：学派以预设的 S 起手，异象只被吸收或分叉，于是只走一条路。落到三门学科上，又各有专名：经济学锁在国家的波上，是路径依赖；法学锁在国家的场上，是制度依赖；政治学锁在国家的粒子上，是政体依赖，也就是学派起手时预设了一种政体（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把它当作国家本来的样子。本书对政治学派下的诊断，用的是“政体依赖”；历史制度主义说的“路径依赖”，是这个学派自己的概念，这里保留原词，不去改它。

相同的地方有三处。第一，都讲“早先的东西锁住后来的东西”。第二，都讲这种锁住不靠某个人的故意，而靠一种自我加强的结构。第三，都认为打破需要代价很大的契机。

不同的地方有四处。第一，对象不同：它说的路径依赖，发生在世界里的制度身上，例如单行道、福利制度、医保体系，是一种制度演化的说法；我们说的政体依赖，发生在理论身上，是对学派起点的诊断，看的是一个学派起手时预设了哪一种政体、遇到异象时怎样护住它。它讲的是“制度怎么被锁”，我们讲的是“学派怎么被锁在自己预设的政体上”。第二，锁的位置不同：它里面的锁，是收益递增，是成本和预期；我们的锁，是学派的起点，也就是预设的那一种政体，异象撞上来，被读成“政体偏离”“混合型”“过渡期”，起点的政体不动，所以学派只走一条路。第三，它认为路径依赖是世界的一个规律，是好的解释；我们把政体依赖当作一种可被诊断的病，而且它自己也适用。第四，它对“怎么脱锁”的回答是等关键节点；我们的回答是回到发生，让被冻住的两端重新进入发生。

所以更精确的说法是：历史制度主义是路径依赖的本尊，因为它是第一个把“路径依赖”当成研究对象，并讲出了机制的学派；而我们这本书对政治学派的诊断另立了一个名字，叫政体依赖，看的不是制度怎样一路被焊死，而是“学派如何被自己起点上预设的那一种政体锁住”。两者一个是制度演化的说法，一个是学派起点的诊断，不能混成一个词。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学派也在被我们的诊断适用，它预设的是“有时间厚度、会粘住的制度”撑起来的国家，面对渐进变化时多了几个格子，起点不动，这正是吸收。把这一条写出来，是为了不偷偷给自己留例外。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看对了“后果不是当下的设计”。我们解释一个制度，常常习惯问“它有什么用”，仿佛它是为了现在的用处才存在。历史制度主义让我们再问一遍：它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留下来的？很多制度的今天，只是昨天的遗留。

第二，看对了时间的分量。同样的两个因素，先来后到不同，结果就不同。先有幼儿园后有快递点，和先有快递点后有幼儿园，单行道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这个“次序”，在我们的语言里，正是D的分量。

第三，看对了“稳定也需要解释”。很多学派把稳定当作默认状态，只解释变化。这个学派反过来问：这个东西为什么还没有变？稳定是要有力量去维持的，这个问题问得很深。

带走的话
路径依赖住在制度里，是这个学派自己的词；政体依赖住在学派里，是本书对政治学派起点的诊断。
历史制度主义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样子是被很久以前的选择一点一点焊成的。
它对自己也一样适用：面对渐进变化，它多开了几个格子，起点不动。
看一条路，要看它是怎么走成的，也要看走在上面的人，有没有机会重新选。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路径依赖与政体依赖（制度演化的说法与学派起点的诊断之异同）、S→D→E、改名、免检、分叉、意义预设

锁定记录：这个学派的起点——制度是有时间厚度、会自我粘住的东西——在渐进变化面前被保留，变化被改名为叠加、漂移、转换、取代；观念一旦自己成为起点，便分叉出话语制度主义

第 43 章

社会学制度主义：制度是文化脚本

这一章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常常做“合适的事”，而不是“最有利的事”？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家做家装材料批发的公司，年底开年会，在城里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来了一百多号人。

年会的流程大家都熟：先是老板上台讲话，回顾这一年；再是各部门的节目，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会计部集体扮成动漫角色的；然后是抽奖，每桌都有人举着手机录像；最后是颁奖。每讲完一段，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

新来的小蒋，是今年秋天入职的出纳，第一次参加年会。她注意到一件事：老板讲到“明年的目标是增长百分之三十”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早在他念完那句话之前就响了。有几个老员工是在老板刚吸气的时候就开始鼓掌的。小蒋本能地想，这个目标是不是挺让人高兴的？可是她邻座的采购老张，在底下小声跟旁边的人说：“又涨三十，今年也是涨三十，也没见发什么。”说完，他抬手，鼓得比谁都响。

小蒋想起自己上一家公司的年会，也是这个流程，也是这个鼓掌，也是这些抽奖。她后来跟朋友聊起，发现朋友的公司也一样，连抽奖时主持人喊的那几句话都差不多。没有人告诉过她该在哪里鼓掌、什么时候该哄堂大笑，她却什么都知道。

这就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要讲的事：人们做的很多事，不是算过了才做，也不是规定了才做，而是“这里就该这样做”。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支来自社会学里的组织研究。常被提到的名字有迈耶（John Meyer）和罗恩（Brian Rowan），他们 1977 年发表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讲组织为什么要搭起一些并不真有用的结构；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Powell）1983 年的《铁笼再探》，讲同一个行业里的组织为什么越来越像。进入政治学，主要靠马奇（James March）和奥尔森（Johan Olsen）1984 年的论文，以及他们后来提出的“适当性逻辑”。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从这对预设里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被意义和脚本装满的行动者：他按“我在这个场合是什么人、这时该做什么”来行动，不是按得失 制度不只是规则，还是符号、仪式、认知模板，也就是一整套“什么算正常”的文化脚本 政治的变化表现为“趋同”与“合法化”：组织和国家越来越像，因为都在照着同一份脚本演

它的起点，是一个已经成形的S：一套大家都认的“该这样”。它先看见这套样子，再问人们是怎么被它装满的。这里“制度”的范围比别的制度主义宽得多，连一个人心里的“我觉得这样对”，也算在制度里面。所以我把它的客体预设读成：脚本先于人，人是在脚本里长成的。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的意义，我读成押在“幸福”上，这里的幸福是被接纳、被承认的那种：做了合适的事，大家点头，你就是这个圈子里体面的一员。迈耶和罗恩讲得很清楚：组织要的是合法性，要在社会眼里“像个正经的组织”，效率反倒在其次。

创造在这里的权重很低，因为照着脚本演的是别人写好的东西。自由也低，因为选项在行动之前就已经被缩小了。这是这个学派给人的印象，也是它被批评的地方：人好像被文化压得没有缝隙。

和理论的意义预设分开，国家实践是另一回事。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里重视仪式和面子，不等于它的实践押在哪一维，这要放到第十一编里看。

◆四、走的路

先看它怎样解释“趋同”。

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讲了三条路，我换成大白话。第一条，被逼的：上级、法律、大客户要求你这样做，你就得照做，这叫强制性趋同。第二条，学着的：局势不明朗的时候，人们照抄看上去成功的同行，因为抄比想省事，这叫模仿性趋同。第三条，被教的：同一类专业人士受过同样的培训、读过同样的教材、出入同样的行业圈，想法越来越一致，这叫规范性趋同。

回到年会：强制，比如酒店只提供几种套餐，主持公司只做那几种流程；模仿，老板看别的公司都有抽奖，自己公司也要有；规范，各公司的行政、人事都是从相似的培训课里学来“年会应该这样办”。

再看它怎样解释“人们为什么做合适的事”。马奇和奥尔森区分了两种行动逻辑：一种是“后果逻辑”，你想想做这件事会得到什么，再决定做不做；另一种是“适当性逻辑”，你先问：我现在是什么身份，这种场合里，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做？按后一种逻辑，鼓掌不是因为目标令人高兴，而是因为身份是员工、场合是年会，该鼓。

再看迈耶和罗恩说的“神话与仪式”。他们观察到，组织的正式结构，比如设一个质量部、写一份员工手册、办一场年会，常常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让工作更顺，而是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正经的组织都有这些”。设了，就被看作靠谱；没设，哪怕干得好，也像是不够格。年会里掌声的功能，也可以这样读：它不是在表达对目标的满意，而是在确认“我们这场年会办成了一场年会”。

这一路进入政治学以后，意思是：政治里很多制度，也是为了“看上去像个现代国家”才搭起来的。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曾研究过各国为什么相继设立类似的科学政策机构，她的看法大意是：国际社会里流行的“国家该有什么”，会影响各国的做法。至于各国是否真的因此多了科学产出，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个学派关心的主要是“为什么都这样设”。

放进我们的字母里，这个学派的路径，是先站在S上（大家公认的样子），再让E（把人缠在脚本里的各种符号、关系、认知），去说明人为什么要这样走（D）。S→E→D，是第三章里的另一条起手的路，与上一章的历史制度主义正好相对：上一章是先回头找历史，这一章是先看缠绕。我这样读，是为了让两章的区别站得住。

◆五、异象

对这个学派来说，难题是“脚本之外的事”。

第一个异象，变化从哪里来？如果每个人都被脚本装满，那新的脚本是谁写的？一个组织怎么会突然做出别人没做过的事？这个学派擅长解释“为什么像”，却不擅长解释“为什么不像了”。

第二个异象，脱耦。迈耶和罗恩自己早就发现：组织常常是纸面上有一套、做起来是另一套。年会上拍手的人，回到办公室可不一定认可那个目标。要是脚本只在台面上演，那么台下的人在想什么、做什么，这个学派的说明力就弱了。小蒋身边的老张，嘴上鼓掌、心里不信，这是脚本在起作用，还是他在算计？两种读法都说得通。

第三个异象，利益。批评者常说，这个学派把权力和利益挤到了边缘：谁在写脚本？谁从脚本里得了好处？年会上谁坐主桌，谁的节目排在最后，这里面有没有算计？

第四个异象，脚本冲突。一个人常常同时处于几个脚本里：在家是儿子，在公司是员工，在老乡会里是后辈。几份脚本说的不一样时，听谁的？年会散场后，老张要赶回去陪在老家来的母亲吃饭，而年会的脚本要求大家留下来续摊。“员工”的脚本和“儿子”的脚本各说各话，他最后选了哪一个，这个学派的“适当性逻辑”本身给不出答案，因为它只说“按合适的做”，没说“当几个'合适'打架时怎样选”。要回答这个问题，往往得引进别的东西：对后果的权衡，或者某个脚本比别的更有分量的缘故。这样一来，学派的核心概念就得依靠它所反对的那种算计来补缺。

第五个异象，测量。“脚本”“合法性”这些概念，在经验研究里很难定出明确的判据。研究者常用的办法是看“是否趋同”，可趋同也可以用别的原因解释，比如大家碰巧面对同一种技术或同一种竞争。这使得学派的一些主张，在测量层上不如算账的学派那样好检验。

◆六、吸收还是分叉

对“变化从哪里来”，这个学派的主要做法是：把变化改称为“脚本的扩散与更替”。新做法并不是从零冒出来的，而是从别的场域搬来的、一个地方的做法传到另一个地方。就我的读法，这是改名：变化被重新叫做另一个地方的“趋同”，起点依然是“脚本先于人”。

对脱耦，这个学派的做法接近“免检”：既然组织要的是合法性，那么纸面上做和实际上做脱节，就是意料之中的，不算问题。这样一来，脱耦既不构成对理论的挑战，也不要求理论改什么。

对利益，这个学派先是把它当“另一个学派的东西”放着，后来有一些学者提出“制度创业者”这样的说法，来说明有的人会主动改写脚本。我读它为一种半分叉：它在朝着话语制度主义那边的方向走，但没有完全离开原来的起点。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这个学派把“趋同”当作它最有把握的发现，于是凡是不趋同的事，它倾向于当作“还没来得及趋同”。按这个思路，只要时间足够长，所有的年会都会长成一个样子。这是一个不容易被推翻的说法，因为推翻它需要等待，而等待时总可以说“还不够久”。我把这也读作一种缓慢的免检：异象被放进了未来。

和上一章并排放：历史制度主义的起点是“制度会粘住”，这一支的起点是“制度是脚本”。两个学派看的是同一个单行道、同一场年会，各自抓住了其中的一块：一个看到次序，一个看到脚本。它们之间没有裁判，每一个都是在自己的起点上把异象收进去。

再补一句它与上一章的分工。历史制度主义擅长解释“为什么一直这样”，这一支擅长解释“为什么大家一样”。前者看纵向的时间，后者看横向的邻居。老小区的单行道，纵向是被年月焊住的，横向却未必有别的小区在抄它；年会则相反，纵向没有多少历史，横向却被到处的邻居牵着。同样叫“制度”，两个学派抓住的是不同的绳头。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看对了“人不总是算得过来”。很多行为，算账解释不了，却用“身份”和“场合”一说就通。

第二，看对了“趋同”这件怪事。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国家会长得越来越像，哪怕并不真的更有效？这个学派给出了成体系的说法，而且这些说法在经验上有大量的材料支持。

第三，看对了合法性的分量。一件事做不做，不只取决于它有没有用，还取决于别人看了觉得它“像不像样”。这一点，第二十一章的韦伯其实早就碰到了，这个学派把它推到了更宽的地方。

第四，看对了制度的“软”。条文之外还有一层没写的东西，也在管着我们。

第五，它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当你看到一个制度“没什么用却到处都有”的时候，别急着断定它背后有阴谋或者有隐藏的效率。它可能只是一份大家都在照着演的脚本。这样的提醒，在上一章里的历史制度主义那里是找不到的：历史制度主义会问“它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而这一支会问“它为什么看上去是应该的”。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才把单行道和年会各看了半面。

带走的话
人们很多时候不是在算，而是在演：演自己在这个场合该是的那个人。
这个学派把制度看成一份大家共同照着演的剧本，所以它最会解释“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像”。
它最难回答的是：剧本是谁写的，又是怎么被改的。
下次你在年会上鼓掌，可以顺便问问自己：我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场合？两种可能都有，这个学派只是提醒我们，别漏了后一种。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S→E→D、适当性逻辑、三种趋同、改名、免检、半分叉、意义预设

锁定记录：这个学派的起点——脚本先于人——在“变化从哪里来”与“脱耦”面前被保留，前者被改称为脚本的扩散，后者被判为合法性逻辑下的当然

第 44 章

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也能当起点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一个词、一种说法就能改变人们的做法，那么“观念”该怎样放进对制度的解释里？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家做电商运营的公司，有个十几个人的部门，姑且叫它店铺运营组。组里的做法长期是这样：每个人手里管几家店，晚上九点以后还要在群里盯着数据，主管的口头禅是“多盯一点没坏处”。谁在群里回得快，主管会点个赞；谁没回，第二天开会会被问到。

有一年，组里新来了一位叫小魏的运营。她有天开会时随口说了一句：“咱们这样盯，是不是有点内卷了？”会上有人笑了一下，没人接话。可是这个词后来被另一位同事在群里用了，又被一个组长在周会上用了：“现在大家盯得太多，产出不增，纯属内卷。”过了一阵，这个词变成了组里的常用语：谁在深夜回消息，旁人会半开玩笑说一句“别卷了”。

再后来，主管提出了两件事：晚上九点以后，没有紧急的事不发群消息；考核从“在线时长和回复速度”改成“月度结果”。这两条规定出来，没有人觉得意外，因为“内卷”这个词已经在组里把“多盯没坏处”变成了“多盯是个问题”。同样一件事，同样那些人，改变发生在说法换了之后。

这个例子要讲的是：观念，在这里不是装饰，它是起因的一部分。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支是四个“新制度主义”里最晚出现的，被叫作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主要的提出者是施密特（Vivien Schmidt），她在 2008 年发表了一篇综述（《话语制度主义：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刊在《政治学年评》），2010 年又写了一篇文章，在题目里就把它称作“第四个新制度主义”。在她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谈观念的作用，常被提到的有霍尔 1993 年的政策范式研究、布莱斯（Mark Blyth）2002 年的《大转型：二十世纪的经济观念与制度变迁》（Great Transformations）等，他们是它的前辈和同路人。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从这对预设里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会思考、会说话的行动者：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有“背景观念”，也能在“前台”通过讲话去重新解释、去说服 制度不是只有外在的规则，也是被观念和话语不断重新解释的东西：规则在，意义却在变 政治的变化表现为“说法换了”：新的观念被讲出来、被传开、被接受，制度才跟着动

施密特有一个很清楚的区分：背景观念能力（人在制度里知道怎么做事，是内部的、没有说出口的），和前台话语能力（人能够批评制度、提出另一种说法，是向外的）。我读这个学派的起点，是一个“正在被讲的S”：不是已经定型的结构，而是一个正在被人讲述、被人争论的样子。

◆三、意义预设

这个学派把意义的权重，我读成偏向“创造”，同时带着“自由”。观念是新的东西，把新的说法讲出来，就是创造；人能够从原有的脚本里跳出来说话，就是自由。它跟上一章的对比很明显：社会学制度主义里人被脚本装满，到了这里，人有能力改脚本。

幸福呢？施密特讲到过“沟通性话语”：在公众场合讲得是否合情合理，会影响制度能不能被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合法性也是它关心的事，只是它是通过讲出来、听进去的路径去求的。

仍然要分开读：理论里的意义预设是一回事，一国的实践押在哪一维是另一回事，后者留给第十一编。

◆四、走的路

先说它把话语分成了哪几种。

施密特讲了两类话语：协调性话语，是政策圈子里的人彼此商量、拿出一套方案的话；沟通性话语，是政治家向公众讲这套方案、争取支持的话。放在我们的小例子里：组里几位组长私下商量“该怎么调整”，是协调；主管在周会上对全组说“我们不再比谁回得快”，是沟通。

再说它的解释方式。这个学派的做法，是不去先问利益是什么、规则是什么，而是先问：当时有哪些观念在场？谁讲了什么？讲给谁听？听的人接受了什么？某个观念怎样变成“人们认为可行的做法”？霍尔 1993 年的研究是个范例：他认为英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前后的经济政策变化，核心是政策范式的更替，也就是决策圈里对“什么是问题、什么算工具”的整体看法变了；而且这场更替并不只在官僚体系里发生，政界、媒体和金融市场都卷了进去。

霍尔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分法，他把政策的变化分成三级。我借来分析运营组：第一级，只是把已有工具的刻度调一调，比如把“晚上十点后不回消息”改成“晚上九点后不回消息”；第二级，换工具，比如把考核指标从“在线时长”换成“月度结果”；第三级，连整个目标和“什么叫好员工”的看法都变了，原来认为“肯盯的是好员工”，现在认为“盯得少而结果好的才是”。霍尔的看法是，真正的范式转换发生在第三级，它不是前两级累积起来的，而是整套看法被换了。运营组的故事里，“内卷”这个词所做的，正是推动了第三级的变化，前两级的规定不过是随后的补办。

她还强调两点，我借来读运营组。第一，话语不只是“观念的内容”，也是观念被人讲出来、被人争论的那个互动过程：小魏那句话的分量，一半在词本身，一半在后来谁接了、怎么接。第二，观念有深浅几层：最表面的是具体做法（九点后不发群消息），中间是成套的方案（考核看结果），最底下是对“什么叫好员工”的整体看法。这和霍尔的三级变化互相呼应，也提醒我们：同一个词，可以只动表层，也可以动到底层，传开之后到底动到哪一层，是要看出来的，不是事先预设的。

放进我们的字母里：它起手于S，不过这个S不是静态的制度，而是一个“被讲述的样子”；然后看D（说法一步步传开的路径，谁先讲、谁接着讲）；最后落在E（新的说法与原有的利益、规则、关系缠在一起，成了新的稳定）。我把它读成 S→D→E，和历史制度主义同一个次序，但每一步里放的是不同的东西：历史制度主义的 D 是事件和选择，这个学派的 D 是话语。

◆五、异象

它的难题，恰恰集中在观念本身。

第一个异象，观念为什么这个有效、那个无效？同样是一个新词，有的传开了，有的没有人理。小魏当初随口说的“内卷”，要是没有被另外几个人接上，就会跟别的玩笑话一样消失。这是不是说，观念要起作用，得靠别的东西配合，比如利益、关系、权力？那“观念”本身又解释了多少？

第二个异象，观念和利益怎么区分？一个主管愿意接受“内卷”这个说法，是因为他被说服了，还是因为这个说法恰好为他想做的调整提供了理由？有批评指出，如果观念总是正好服务于讲的人的利益，那话语不过是利益的包装。

第三个异象，起点在哪？话语制度主义说观念可以当起点，那这个观念自己又是从哪来的？是更早的制度塑造了它，还是它塑造了制度？这条线追下去，会回到别的学派的地盘。

第四个异象，可检验性。观念的作用特别难测。事后看，总可以说“那时候某个观念起了作用”，可是事前，你很难说出哪个观念会赢。要让这个说法不成为一句万能话，学派需要事先指出：在什么条件下，哪一类说法会传开，哪一类不会。这个要求，目前主要靠个案研究去回应，而个案是挑出来的，被挑中的往往是观念“赢了”的案例；那些观念没传开的，没人写，也就没人数。运营组里还有另外几个词，比如“摸鱼”“躺平”，同样被人在群里说过，却没有改变任何一条规定。如果只讲“内卷”的故事，就看不见这些没成的词。

第五个异象，时间。观念的作用常常要等一段时间才显现，而这期间别的因素也在变。小魏说出那句话的季度，恰好是公司业绩吃紧的季度，主管也许本来就想减少无谓的加班。到底是词改变了做法，还是做法本来要变、词只是顺手捡来的？这在实际的研究中很难一刀切开。

◆六、吸收还是分叉

话语制度主义面对这些，同样有自己的做法，而且它的做法和前三支很不一样：它不是被别的学派吸收，也不是在内部吸收异象，而是主动地把“异象”领进了自己的门。

对前三支的异象，它做的是分叉：历史制度主义解释不了的变化，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不了的创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解释不了的偏好变化，这个学派都说：“是观念在起作用”。这就是“异象撑开了一个新学派”。

那么它自己面对第一到第四个异象时呢？我读它的几种做法。对“观念为什么有效”，它的回答是引入“制度语境”：话语的作用取决于它说给谁听、在什么样的制度里说。这是把问题吸收进自己的框架，通过加条件来保持起点不动，我读成改名：把“为什么有效”改称“取决于制度语境”，起点，也就是观念可以当起点，原样保留。对观念和利益的区分，它承认两者缠在一起，但仍然坚持观念有自己的力量；这是把一个可能动摇起点的问题，转成了“如何区分”的方法问题，较接近免检。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个学派对自己有较强的反省，施密特明确说过话语制度主义要同其他三支“对话”，并不想取代它们。而这恰好验证了我们这本书的一个观察：学派很少推翻自己，更多的是边吸收边分叉，于是图景越来越多元，却越来越没有统一的裁判。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看对了“说法的力量”。同一件事，换个叫法，人们的做法就不同了。这个学派让我们认真对待那些被轻视的东西：词、故事、比喻、口号。

第二，看对了变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前三支多半把变化放在外部冲击或扩散里，这一支指出：变化也可能从人们对处境的重新理解里来。

第三，看对了“讲给谁听”。同一个观点，对圈子里的同行讲和对公众讲，效果不同。协调与沟通的区分，让我们有一个把“话语”拆开来看的工具。

第四，看对了人的能动性。人不是只被路径和脚本摆布，他们能说话，说出来的话会改变局面。这一点，与第四十三章里“人被剧本装满”形成了一个有益的对照。

把这个学派放在这本书的诊断里看，还有一层意思。它的起点是“观念可以当起点”，这一点把前三支都挡在门外的东西接住了，但是它也立刻被同一个诊断适用：起点一旦定下，新的异象，比如“没传开的词”和“词与利益的纠缠”，也会被它改名或转成方法问题，而不是推动它改写自己的起点。换句话说，分叉出来的新学派，不会因为是“最新”的，就躲得开政体依赖：它预设的国家，是由观念和话语撑起来、靠说服维持稳定的那一种。这不是对它的批评，它与前三支处在同一个位置上。

还可以问一个更朴素的问题：运营组里的这件事，到底谁说了算？小魏说了第一句，但如果主管不愿意接，这个词就会沉下去；而主管愿意接，也许因为他本就有苦衷。这是话语和权力、利益缠在一起的典型样子。话语制度主义让我们看见前一半，却需要借用别的学派去看后一半。多元的学派们，在这里恰好各有一块互补，却没有一个人能同时站在所有位置上，这又回到了本书最初的那句话：没有裁判。

带走的话
一个词有时比一条规定更早改变人们的做法。
话语制度主义让观念成了起点，所以它能解释前三支解释不了的那一块：说法换了，人的做法跟着变。
但它也要回答：为什么这个说法能传开，那个说法不行。
观念不是凭空来的，它也缠着利益、关系和规则，所以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孤立的起点。读一个词怎样改变一件事，别忘了问：还有哪些词没有成功，又为什么没有成功？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S→D→E、协调性与沟通性话语、分叉、改名、免检、意义预设

锁定记录：这个学派的起点——观念可以当起点——在“为什么有效”与“观念与利益的区分”面前被保留，前者被改称为制度语境，后者被转成方法问题

第九编
民主与比较政治
编序

第六到九编改成按问题排，本编的问题是民主与比较政治。因为二十世纪以后，同一个问题上常常同时站着好几个学派，按年代排会把它们拆散。

本编各章：

  • 第 45 章　熊彼特的最小民主，与参与式、协商式的反驳
  • 第 46 章　利普哈特：共识型与多数型
  • 第 47 章　转型与巩固：第三波民主化
  • 第 48 章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
  • 第 49 章　民主衰退与民粹主义的理论
第 45 章

熊彼特的最小民主，与参与式、协商式的反驳

这一章的问题：民主到底是“选出人来”，还是“大家一起把事想明白”？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它发生在另一个小区，和前面章节里出现过的小区没有关系。

有个叫梧桐苑的小区，一楼有一块架空层，也就是楼底下空出来的一整层，一直闲置，堆了些杂物。物业提出要改造，向业主征求意见。

第一种做法：物业做了一个方案，把架空层改成快递柜和自行车棚，贴了一张公告，在业主大会上用一张表请业主投票，只有“同意”和“不同意”两个选项。到场的业主不到三分之一，其中同意的占多数，方案通过。有人在会后抱怨：“我家有老人，想要的是个能坐着晒太阳聊天的地方，可是根本没有人问。”物业说：“你们投票的时候可以投不同意啊。”这话也对：你可以投不同意，可是“不同意”不等于“我想要别的”。

第二种做法（我构想的另一条路）：另一个小区里，业委会随机抽了十二位业主，包括两位老人、一位带孩子的妈妈、一位做夜班的保安、一位年轻的租户，请他们连着三个晚上坐下来，物业把成本、安全规定、可行的几种用法都摊给他们看，请他们一个一个讲自己想要什么，再逐条讨论。三晚下来，有人改了主意：原来想要儿童乐园的人，听说那块地方晚上有噪音扰民的问题，转而支持把一半做成社区活动室，一半做快递柜。

两种做法，都叫“让业主决定”。第一种，业主的角色是“批准或否决”；第二种，业主的角色是“一起想出来”。这两种想法之间的差别，就是本章要讲的。

◆二、学派的出生证

本章要讲的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场争论，所以我们要放三个学派的出生证。

最小民主（也叫程序民主、竞争式民主）的出处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42 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对民主的定义大意是：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政治家通过争取选民的选票来获得决策的权力。他怀疑“人民的意志”这个说法，认为普通人在政治问题上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力。后来达尔把现实中的民主叫作“多头政体”（polyarchy），也是在这条路上，不过他讲得更宽。

参与式民主的代表有佩特曼（Carole Pateman）1970 年的《参与和民主理论》和巴伯（Benjamin Barber）1984 年的《强势民主》。他们的主张大意是：民主不应该只在投票那一天发生，人们应该在工作场所、社区、学校等日常地方参与决定，在参与中变成更有能力的公民。

协商式民主的代表有科恩（Joshua Cohen）1989 年的文章、古特曼（Amy Gutmann）和汤普森（Dennis Thompson）1996 年的《民主与分歧》，哈贝马斯在这个方向上有很大影响，他的思想站上已有专书，这里一句带过。他们的主张大意是：正当的决定来自公民之间有理由地讨论，人们要拿出别人能接受的理由，并愿意被更好的理由说服。

学派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最小民主 普通人是信息有限、更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真正能做判断的是争夺职位的政治家 政治是一个市场式的竞争：政治家提供方案，选民以选票表态 民主的内容是“竞争性的选举”：换人，而不是出主意
参与式 人是能在参与中成长的人，能力是练出来的 政治是遍布生活各处的共同事务，不只是国家层面的选举 民主的内容是“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协商式 人是讲理的人，愿意给理由，也愿意被理由改变 政治是公共理由的交换，决定的正当性来自讨论的质量 民主的内容是“讨论的质量”

三者的起点，各自是一个S：最小民主起手于“选举出来的结果”，参与式起手于“人在场”，协商式起手于“理由摆出来”。

◆三、意义预设

三个学派在意义上站得很不同。

最小民主有一点冷：它的意义重心接近“自由”，特别是个人不被强人长期统治的那一种自由，加上一种被降到很低的“稳定”。熊彼特并不指望民主带来多少创造或幸福，他只想要一种可以撤换领导人的办法。

参与式把幸福和创造都放得很重。幸福来自“自己的事自己管”带来的成长；创造来自人们在参与里长出新的能力和新的做法。它对自由的理解也比较宽：不只是不被干涉的自由，还是自我治理的自由。

协商式更偏向“自由”与“善”的结合：自由，是一个人不是被命令、而是被理由说服；善，是讨论要朝着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的好去走。创造也有，一个好的商议能产生没人带来的新方案。

要提醒：这是各家理论本身的意义预设，不能拿来直接对应某个国家的实践。一个国家在使用选举，不等于它押在“自由”上；它的实践押在哪里，留到第十一编。

◆四、走的路

最小民主这一路，走法很干脆。它先给民主下一个能观察的定义：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这样一来，什么算民主、什么不算，就有了可操作的判据，可以拿来做比较、做统计、做排名。它起手于S（选举这个看得见的制度），然后用D去补充：竞争怎么展开，政党怎么争取选票，这是它后来发展成大量选举研究的地方。这一路最后落在测量层，可以说统一性最强。

参与式走的是另一条路。它从“人为什么需要参与”出发，起手于人的发展（可以看成一个E：人的各种能力和条件缠在一起，需要被养），然后看参与的机会怎么分配，最后落在制度上。它有一个常被提到的实践，就是巴西的参与式预算：一些城市把部分预算的使用交给居民讨论决定，最常被提到的起点是 1989 年前后的阿雷格里港。这类做法后来传到许多国家，规模和效果各地不同，我这里只描述，不予评价。

协商式走的是“先摆理由”这条路。它起手于一个规范性的想象，也就是理想的商议是什么样，然后一路问现实中的哪些做法能接近它。后来有学者做了实验性的做法，比如把随机抽出的公民聚到一起，经过信息提供和小组讨论后再看意见的变化，这类方法常叫“协商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ing），提出者是菲什金（James Fishkin）。这一路的难处在于，它的核心概念很难测量。

◆五、异象

最小民主的异象，是“选完之后”的事。选举只是一个时刻，选完以后政策怎么做、公众怎么被听到，这个定义里没有位置。而且，如果投票率很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到场，它仍然算民主，还是不算？这个定义对此的回答是：算，只要竞争是真的。可这样一来，“同意／不同意”的表决，就同“没有人问我想要什么”的抱怨并存了。

参与式的异象，是规模和成本。人人都参与，要花很多时间；时间不是平均的：有的人有闲，有的人要上夜班。结果是参与的人群可能偏向时间多的、表达能力强的人。梧桐苑的三个晚上，夜班保安能来吗？

协商式的异象，一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真实的讨论里有人话多，有人话少，有人用理由掩盖利益。二是怎么从讨论落到决定：讨论到最后，没有共识怎么办？还是要表决。三是谁有资格进圆桌：随机抽十二个人，代表得了全体吗？

三个学派互相指向对方的异象：最小民主指着后两家说“你们不现实”；参与式和协商式指着前者说“你们太薄”。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最小民主面对“选完之后”的做法。熊彼特之后的竞争式民主研究者，一般的回应是：这些是民主的“质量”问题，不是民主的“定义”问题。定义留着不动，更多的东西被放进“质量”这个篮子里。我读它为先验：民主“按定义”就是竞争性选举，所以这些追问被定义挡在了门外。

参与式面对规模问题的做法，是改名：把“人人参与”改称“有代表性的参与”、“在合适的层级参与”，起点，也就是参与能让人成长，原样保留。

协商式面对落地问题，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吸收：承认现实不理想，但把理想当作一个“调节性的标准”，用来评价现实，而不是描述现实。这个做法让理想不会被现实推翻，我读成先验。另一种是分叉：有的学者走向了制度设计，做出具体的圆桌、陪审团、公民议会，另成一支“协商制度研究”。

这三家吵了几十年，没有一家把另一家说服。原因也很清楚：它们对“什么是民主要做的事”的意义预设不同，最小民主问“能不能换人”，参与式问“人有没有成长”，协商式问“理由好不好”。同一块架空层，三个问题都对，可是答案不会合到一处。

把三家的“人”放在一起，还能看出一个更深的差别。最小民主对普通人的预设偏冷：信息不足、判断有限，所以别指望他们提出方案，只请他们表态。这个预设和第三十八章里把选民看成消费者的唐斯有相通之处，不过熊彼特要早得多，而且他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角色。参与式的预设正相反：能力是练出来的，不练就不会有，所以要把练的机会铺到日常里。协商式则预设人讲理：给了理由，会有人被说动。三个预设都不是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各自的起点；而梧桐苑那位说“没有人问我想要什么”的业主，在三个起点下会被读成三种人：一个需要被问一次的选民，一个需要被邀请进来练一练的公民，一个手里有一条值得被听的理由的商议者。

这三种读法，没有一种是凭空编的。同一个人身上确实可能同时有这三面，学派的作用，是各自把其中一面放大成了全部。

◆七、它看对了什么

最小民主看对了一件事：别把民主说得太大。一个能和平地换掉执政者的办法，已经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标准可以检验。把“人民的意志”这个说不清的东西放到一边之后，民主才有了一个能拿数字去量的判据，前面第七章讲的测量层，在这里立得最稳。

参与式看对了：一个只在投票日才存在的公民，和一个在日常中练习自己决定的公民，是不一样的。

协商式看对了：同一个人，听了别人的理由之后，真的可能改主意。这一点，梧桐苑那个想要儿童乐园的人，就是一例；在那个构想的场景里，他改变了想法。

带走的话
“同意或不同意”和“一起想办法”，都叫让大家决定，但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熊彼特让民主变得可检验，代价是变得很薄；参与式和协商式让民主变得很厚，代价是很难检验。
三家吵了几十年，因为它们各自押的意义不一样，不是因为谁蠢。
另外，三家在“层”上也不同。最小民主大半落在测量层：有没有竞争性选举、投票率多少、换过几次执政者，这些有判据，统一性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参与式和协商式大半在解释层和规范层：人参与了到底会不会成长、商议到底是不是更好，要靠预设撑着，还带着价值上的分歧。所以三家难有一次真正的交手：一家拿数字说话，另两家拿理想说话，对方的话在自己的尺子上都量不出来。
遇到一个民主的主张，可以问一句：它想要的，是换人、是成长，还是想明白？再问一句：它请来的，是哪一种人？是只肯表态的，还是愿意练习的，还是愿意讲理的？同一个小区里，三种人都住着，只是各个学派只给其中一种发了请柬。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三个）、意义预设、先验、改名、分叉、测量层与规范层

锁定记录：最小民主的起点——民主按定义就是竞争性选举——被定义挡住了“选完之后”的追问；协商式的理想被转成调节性标准，不受现实检验

第 46 章

利普哈特：共识型与多数型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共同体做决定，应该让多数说了算，还是尽量让所有人都点头？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家五口人，爷爷奶奶没有同住，住在一起的是爸爸、妈妈、十六岁的女儿、十二岁的儿子，还有外婆。现在要决定一件事：把住在老家的外公接来同住，还是继续让他一个人住。

家里开了一个会。爸爸觉得接来是应该的，妈妈同意；女儿说，接来了她的房间就要让出来，她不同意；儿子说，他无所谓，只要不影响他玩游戏；外婆本来想接，可是担心老头子来了会有新的矛盾。

如果按“少数服从多数”，数一数：爸爸、妈妈、外婆赞成，女儿反对，儿子弃权，三比一，通过。可是通过之后，女儿一个月都不跟外公说话，家里气氛很僵。

如果换成另一个规矩：一定要全家都点头才算。那么就得继续谈：女儿的房间能不能换成一个折中办法？儿子的游戏时间是不是要重新安排？外婆的顾虑要不要先和外公电话里谈？结果谈了三个星期，才定下来：外公来，但先住三个月看看；女儿的房间不让，在客厅隔出一个小间；每个周末家里轮流做饭，大家都说好。

这两种办法，哪一个好？我不判。我想用它引出本章的主题：一个共同体做决定的规矩，有两个很不同的方向。

◆二、学派的出生证

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是荷兰裔的美国政治学者，长期研究比较政治。他的几本书里，最常被引用的是 1999 年的《民主的模式》（Patterns of Democracy）。在这之前，他以 1968 年的《和解的政治》为起点，在 1969 年的论文里把“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这个说法立了起来，后来在 1977 年的《多元社会中的民主》里扩展；1984 年的《民主国家》比较了二十一个国家，1999 年的书扩展到三十六个。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从这对预设里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是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宗教、语言、族群、地区、政党，各有自己的身份和利益 政治制度是一组可以比较的“规则配置”：政党怎么分、政府怎么组、选举怎么算、权力怎么分层 民主的模式有两大类：多数型（权力集中给多数）和共识型（权力尽量分享）

它的起点是一个S：国家的制度配置显露出来的样子。他先把一堆国家的规则列出来，再比较。所以我读他的客体预设是：制度是一组可以拆成变量、再拼回来的配置。

◆三、意义预设

利普哈特明确地把一些价值写在台面上。他的论证里，一个关键点是：共识型民主在“代表性”和“包容性”上做得好，他还提出共识型国家在一些方面的表现不比多数型差，在某些方面更好。这是他的主张，我只转述，不下判断。

按我的读法，他的意义重心偏向“幸福”，即社会各个群体被纳入、被照顾，不被丢下。自由放在其次，他看重的是少数群体的权利，而不是单个人。创造的权重较低，他主要比较的是制度的结构，不是谁做出了新东西。

仍然要区分：理论的意义预设是利普哈特的，一国的实践押在哪里，不能直接用他的“模式”代替，这个留到第十一编。

◆四、走的路

利普哈特的方法很特别。他不先讲一个大道理，而是先列变量。

他把民主国家的制度，放进十个变量里比较。大致可以归成两组，他叫作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他叫“行政权与政党”的维度，看的是权力在政府和议会这一层是集中还是分享。变量包括：有几个有实力的政党；内阁是一党独掌，还是几个政党一起；行政和立法之间谁更强；选举制度让得票和席位对得有多齐；利益团体是各自为战，还是有组织地协商。

第二个维度，他叫“联邦与单一制”的维度，看的是权力在纵向上是集中还是分散。变量包括：国家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议会是一院还是两院；宪法修改难不难；有没有法院来审查法律是否违宪；中央银行独不独立。

两头各有一个极端。他把一头叫“多数型”，或者叫“威斯敏斯特模型”，因为英国的议会制被看成它的原型：多数党掌权，决策快，责任清楚。另一头叫“共识型”：多个政党分享权力，权力在多个层级、多个机构里被分开。

放进 SDE 的字母里：他起手于S，也就是各国制度显露出来的样子；然后用E（把这些配置缠在一起的社会条件，比如社会是否有深刻的分裂）去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选了共识型；D（历史怎么走到这里）放在更次要的位置。S→E→D。

他早期的“协和式民主”讲了四个特点：大联合（不同群体的领袖共同执政）、相互否决（少数群体有权拦住关乎自己根本利益的决定）、比例原则（职位和资源按比例分）、分段自治（每个群体管自己的事）。回到那个家里：外公来不来，各方的顾虑都得照顾，这是大联合；女儿的房间不让，这是一次相互否决；家里轮流做饭，是比例原则；各自管好自己的房间，是分段自治。当然，一个家和一个国家差得很远，这个类比是为了让你看清这几个词的意思，不是说家的做法可以搬去国家。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因果方向。共识型的制度，是原因还是结果？一个社会本来就分裂得深，才选了共识型；还是选了共识型，社会才变得包容？利普哈特倾向于前者作为条件，但批评者问：如果不能分清，那他比较出来的“表现”，能不能归功于制度？

第二个异象，变量太多，结果太整齐。有批评指出，十个变量能不能真的收成两个维度，这在后来的研究里有不同的结论，换一个时期、一组国家，两个维度的样子会变。

第三个异象，有些国家不在这个图里放得下。总统制的国家，行政和立法分别选出，有没有“内阁”？这个模型最初是照着议会制的国家画出来的，放到总统制国家上，要改动一些变量。

第四个异象，群体怎么界定。他的主体预设是“人属于分明的群体”，可是现实里，一个人可能属于好几个群体，群体的边界也会变。有的学者批评协和式民主可能把群体的边界固定下来，让原本可以流动的身份变成了硬壳，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则提出另一种设计思路，主张用选举规则等安排去鼓励跨群体的政党和合作；他认为协和式的大联合不容易形成，因为每个群体内部本来就在互相竞争。我这里只转述这个争论的存在，不替哪一方判断。

◆六、吸收还是分叉

利普哈特自己对这些批评，做了许多修订。他在 1999 年的书里把变量扩充了，用更多国家验证。这是在方法上修补，起点（制度是可拆成变量的配置，人属于群体）没动。

对因果方向，他的做法是多讲几个“条件”：社会的分裂程度、国家的规模等，把难题转成“在什么条件下”。我读成改名：因果问题被改称“条件问题”。

对群体边界，这个学派的主要做法接近免检：群体的边界被当成已知的数据，是进入分析之前就给定的，不是要解释的东西。这是本书要特别指出的地方，也是它最深的政体依赖：它预设的国家，是由一群边界已定的群体拼起来的整体，当“群体”成为预设，群体怎么形成、怎么变，就不在这个学派的视野之内。这一问，在第五十章的建构主义那里，会有一个正面的回答。

分叉也发生了：霍洛维茨一路的“整合式”设计，是在同一个问题上起的另一个学派，他们的预设里，人不是被群体固定的，而是会随着制度给出的好处和代价，调整自己愿意和谁联合。

再说一下三层。利普哈特的工作，测量层很扎实：比如“有效政党数”这类指标，有明确的算法；选举结果与议席分配有多不吻合，也有指数可以算。这一层，统一性较强，是诊断自己预言的结果，不算反例。到了解释层，问题就来了：这些指标背后，是不是真有“两个维度”、“共识型”这个整体是不是真的存在，要靠“人属于群体、制度是变量配置”这对预设撑着。到了规范层，再加价值分歧：包容和责任，到底哪个更要紧？这是意义的问题，数据回答不了。

回到那个五口之家。“三比一通过”，责任清楚，一周就定了，可女儿一个月不说话；“全家点头”，包容广，却谈了三个星期。多数型和共识型的差别，在这个小例子里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家里更看重“快”和“明确”，还是更看重“每个人都被听见”。这句话已经把意义预设说出来了：这两种做法，押的不是同一个字。

利普哈特的老家荷兰，是他早期构想“协和式民主”的重要材料，他 1968 年的《和解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就是以荷兰为样本写的。二十世纪中叶的荷兰社会，大致按宗教和政治信念分成几个各自有学校、报纸、工会、社团的“柱子”，不同柱子的领袖在上层坐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下层各过各的。他据此提炼出前面那四个特点。这个材料也提醒我们：他的模型不是凭空设计的，是从一类特定的社会里归纳出来的，所以它最贴合的是“有分明分段”的社会。一旦分段变得模糊，比如年轻人不再按柱子生活，模型要面对的就是它自己的预设了。这段历史的起讫年份，学界的说法不尽相同，这里只取大意。

同时，多数型也有它的道理，不能只讲共识型的好处。多数型的特点是责任清楚：选民知道该把账算在谁头上，下次选举时可以换掉。共识型里，几个政党一起执政，出了问题，谁的责任就不那么好分。这是两种模式各自的取舍。利普哈特自己主张共识型有长处，这是他的立场；但本书不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判高低，我们关心的只是：他的这对预设让他看见了什么、看不见什么。

◆七、它看对了什么

第一，看对了“民主不只一种模样”。在他之前，许多比较研究把多数型当作民主的标准样子，把其他形式当作偏离。他让共识型有了自己的名字和位置。

第二，看对了“可比较”。他把一堆复杂的制度变成可以并排放的变量，这让比较政治学能够一国一国地对照，这是方法上的推进。

第三，看对了分裂的社会需要特别的安排。一个社会如果深深地分成几块，让赢的一方拿走所有，输的一方就可能退出；这个洞察，对研究这类社会的人帮助很大。

第四，看对了责任与包容之间的张力。多数型的好处是责任清楚，共识型的好处是包容广，两样一般很难都拿到。这是个值得记住的思路，而它并没有说哪一个更好。

带走的话
一个共同体怎样做决定，至少有两种想法：让多数说了算，或者让尽量多的人点头。
利普哈特的贡献，是把这两种想法变成了十个可以比较的变量。
他的预设是：人属于分明的群体。这个预设让他看得清制度，却看不清群体是怎么来的。
少数服从多数和全家都点头，各有各的代价；选哪一个，是意义的问题，不只是技术的问题。同一个家，遇到小事用前一种，遇到大事用后一种，也很常见，这说明规矩常常要看事情的分量。可是“什么算大事”本身，又得有人先说了算，这一步通常不在任何一种规矩之内，两种模式都没有回答它。这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缝：规矩背后还有一条“选规矩的规矩”。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S→E→D、改名、免检、分叉、测量层与解释层

锁定记录：这个学派的起点——人属于分明的群体、制度是可拆的变量配置——在因果方向与群体边界面前被保留，前者改称“条件问题”，后者被当作给定的数据

第 47 章

转型与巩固：第三波民主化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国家怎样从一种统治方式走到民主，又怎样才算“走稳了”？“先转型、后巩固”这条路，是民主的真相，还是一个学派替自己铺好的轨道？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某中学初二（6）班，学期中途，原班主任调去管教务，换来一位新班主任，姓郑。

（6）班在年级里有点名气：上课说话的、迟到的、值日不做的，一抓一把。原来的班主任靠扣分和点名压着，压得住的时候安静，压不住的时候就是一片乱。郑老师接手的第一周，什么处分也没发，只在班会上说了一句：班规从今天起重订，大家一起订。

接下来两周，班里比从前还乱。原来被压着的人，这回敢大声说话了；原来靠“扣分”管事的班长，不知道自己还管不管得了；有几个调皮的男生，想看看新老师到底有多大底线。可是也有人开始认真起来：值日表怎么排，才不会总落在同几个人头上？座位多久轮一次？迟到了怎么办，是扣分，还是第二天早到十分钟补上？谁都不能保证最后订出什么，连郑老师自己也不能。三周以后，一份班规贴上了墙：值日按学号轮，座位两周一换，迟到的人自己提出补救办法。班里慢慢静下来。

到了期中考试之后，有人开始说：这个班稳了。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有一天，一个女生拒绝按表换座位，理由是她眼睛不好，想坐第二排。班长私下对她说了几句，她就不吭声了。后来有几次，座位该换，班长只是“口头通知一下”，没有人再去翻墙上那张表。郑老师看见了，没有出声，因为班里看上去很安静。

到这里，问题就来了。这个班算不算“稳了”？有人说：一个多月没出乱子，当然稳了。有人说：班规是大家订的，可没人照着执行，这叫稳吗？还有人说：关键要看，如果郑老师哪天又调走了，大家会不会说“还是回到老办法吧”？只有到那时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认了这套规矩。

这三种答案，恰好就是转型研究者在“民主巩固”上争了几十年的三个问题：没乱算不算（行为），按规矩办算不算（制度），心里认了才算不算（态度）。

郑老师后来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这也是我构想的），大意是：最难的不是头三周，而是第三个月，因为到那时，没有人再盯着这个班了。这句话把转型研究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说了出来：启动一个变化，靠的是有人在场、有人在谈；固定一个变化，靠的却是人不在场时它还照样运转。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章要看的学派，通常叫“转型学”，也就是研究一个国家怎样离开旧的统治方式、走向民主的那一支。它最有名的两块基石，一块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对“第三波”的概括，另一块是奥唐纳和施密特等人对“不确定的转型”的讨论。亨廷顿的说法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把起点放在一九七四年南欧的变化）起，世界上有一批国家先后走向民主，像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这是历史上的第三波；前两波，各自都有一次回潮。后来，林茨和斯泰潘把问题推进了一步：转型完了，还要“巩固”，民主才算成为“唯一的游戏”。

这一派的出生证，可以填成这样：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在不确定里算计的政治精英（当权者里的强硬派与温和派，反对派里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政体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的路，从旧统治到“松动”，到转型，再到巩固 转型：几方在谈判与试探中让出位置；巩固：新规则变成“唯一的游戏”；倒退：路走了一半又折回

表里的起点，是路的终点那个显露出来的样子：一个选举竞争、权力可以和平轮换的政体。学派先把这个样子立在前面，再回头问怎样走过去，走过去了怎样才算稳。

和它对照的还有一支更老的路子，叫现代化学派，起点是李普塞特等人提出的看法：国家越富、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有民主。它的主体预设是被经济水平和阶层位置推着走的社会，客体预设是一条经济发展的坡。后来有学者，如普沃斯基和利蒙吉，在一九九七年的文章里用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说：钱多了，不一定能“生出”民主，但有了民主之后，富的国家更难倒退。这等于把现代化学派的话改成：富是巩固的条件，不是转型的原因。这个修改，正好给转型学让出了位置：转型靠的是精英的选择，不是靠经济。

◆三、意义预设

转型学的意义预设，差不多是单点的：押在“自由”上。它关心的是选举能不能自由地举行，反对派能不能公开活动，公民的权利有没有保障。这里的自由，主要指政治上的自由，比较少讲吃饱穿暖的幸福，也很少把“创造”摆到前面。如果问它：新的政体能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它多半会说：这是民主“之后”的事，不在转型学的账上。

这里要分清理论和国家实践。转型学的意义预设是它自己的；各个国家转型之后，实际把权重压在哪一维，是另一回事：有的国家转型后花力气在经济增长上，有的花力气在补偿过去的不公上，有的花力气在把新的规则固定下来。这些都属于第十一编要讲的国家实践，本章只说理论。

◆四、走的路

转型学走的是“S→D→E”。先立终点的显露样子（S），再问怎样走过来的（D），最后才问条件（E）。

先看S。转型学一开始就有一个清楚的终点：选举竞争的民主。这是学派最硬的一块，它有操作的判据，也就是第七章讲的测量层：选举是不是竞争的，反对派是不是真有机会赢，在位的人输了是不是肯交权。亨廷顿还给过一个很直观的检验，大意是：一个政体如果经历两次由选举带来的执政者更替，就可以说它大体稳住了。这个检验好用，因为它不需要进到人们心里去。

再看D。D是走过的路。转型学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把D写成几方在不确定中的谈判与试探。奥唐纳和施密特的讨论里，一个重要的看法是：转型常常始于旧政权内部出现裂缝，强硬派和温和派意见不一，反对派里也分温和与激进，几方各自试探，最后谈出一个谁也没有完全预料到的结果。美国学者鲁斯托（Dankwart Rustow）更早（一九七〇年的文章《走向民主的转型：一个动态模型》）就提过，转型的道路可以因国而异，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对“我们是同一个国家”没有大的分歧。这等于说，D可以不同，路径上的次序却不能太乱。

最后看E。E是缠在一起的条件。转型学对E说得最少：经济怎样，社会里有哪些团体，军队站在哪边，国际环境如何，这些在它的故事里常是“背景”，而不是主角。精英们面对的是一个舞台，舞台上的灯光怎么布置，不是故事的重点。现代化学派恰好相反，它把E放在最前面，对D却说得很少。这样，两个学派各自占住了一半，却谁也没有把D与E放回同一个过程里去。

再看政体依赖本身。转型学起手预设的政体，是巩固了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整体是选举加宪政，稳定靠程序，独立靠人民主权；它把这当作国家“本来的样子”。转型学的每一步都围绕那个起点：终点是民主，过程就叫“转型”；没到终点，就叫“尚未巩固”；走歪了，就叫“倒退”。词汇里先有了路，所有的事都要在这条路上找位置。林茨和斯泰潘为“巩固”划了三个维度：行为上，没有重要的力量试图用非民主的方法去改变；态度上，绝大多数人认为任何变化都应通过民主程序；宪政上，所有各方都习惯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解决冲突。这是三个很好的维度，可它们都是以“民主已经是唯一的游戏”为准绳来量的，等于把终点的样子又拿来做了衡量的尺子。

从郑老师的班级来看，这条路径的优点和难处同时出现：它帮我们把“没乱”和“认了”分开，这是它的功劳；可是它判断班级“有没有走到”的尺子，仍然是那张墙上的班规。班规之外，座位悄悄回到班长说了算，这在尺子上是“没巩固”，可是班里的人为什么愿意悄悄回去，这样的事怎样发生，尺子本身没有回答。

◆五、异象

先交代一个背景。亨廷顿在讲第三波的时候，并没有把它说成一条只往前走的直路。他把此前的两波，都写成“波”加“回潮”：每一波涨上来之后，有一部分国家又退了回去。所以转型学并不天真，它早就知道会有回头路。问题出在另一处：它能说“退了”，却不太能说清“退到哪里去了”。退回去的，是原来那个旧政体吗？多半不是，而是一个新的东西。

第一个异象，是回头路。第三波走到九十年代，有些国家办了选举，反对派也有一定空间，可是在位者始终没有输过，或者输了也有办法留在位置上。这些国家既不是旧的威权，也没有走到“巩固”。转型学的路上，没有给它们留座位。

第二个异象，是路上的“灰色地带”。美国学者卡罗瑟斯在二〇〇二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转型范式的终结》，质疑把这些国家都当作“转型中”的框架还好不好用。他的意思是，许多所谓转型中的国家，既没有完成转型，也没有退回去，而是停在中间，长期如此。这不是“还没走完”，而是另一种稳定。

第三个异象，是巩固的内容总在变。林茨和斯泰潘最初的尺子，后来被不同学者往里加：有人加上法治，有人加上公民的平等，有人加上国家的治理能力。尺子越加越长，“没巩固”的国家名单也越来越长。在郑老师的班里，这就好比不断有人说：光有班规不够，还得有班会，有班级文化，有互相信任……到最后，没有一个班能算“稳了”。

第四个异象，是转型的原因。如果转型主要是精英的选择，那为什么第三波会成批出现？一批国家同时有那么多精英同时作出同一种选择，难道只是巧合？这又把人拉回E：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的压力、旧政权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这些条件不是背景，而是推动。

◆六、吸收还是分叉

先看吸收。

对第一个异象，转型学最常用的是改名：这些国家被称作“缺陷民主”“不完全民主”，或者“混合政体”。名字改了，路还在：它们是在路上，没走完。对第二个异象，常见的是免检：转型“需要时间”，“还没到时候”，所以停在中间不算对路径的反驳。而对第三个异象，是先验：只要“民主”被定义成“唯一的游戏”，没做到的就是没巩固，这是按定义成立的。把这三种吸收放在一起，就能看到政体依赖是怎样工作的：异象来一个，路径上就多一个名词，“政体偏离”“混合型”“过渡期”轮番登场，起点预设的那一种政体一点也没动。

再看分叉。第二个异象撑开了一个新学派：研究“竞争性威权”和“选举威权”的人。他们的出生证是另一张：主体是会利用选举来巩固权力的统治者，客体是一个“有选举、不公平”的稳定政体，互动内容是选举怎样为不民主的统治服务。他们不再把这些国家看成“尚未到站”，而是把它们当作另一种东西来研究。这是一次真正的分叉，因为它拒绝了“终点是民主”这个起点。另一次分叉发生在原因上：有些学者重新捡起结构路线，用阶级、国际环境、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解释转型，也就是把E请回桌面。

分叉出来的各支，又各自走自己的路。竞争性威权的研究走的是S→E→D：先看稳定的样子，再看撑着它的条件，最后才追问这样的政体是怎样形成的。结构一支走的是E→S→D。几支学派并排放着，没有一个人能说“是我对”，因为各自的起点不同，各自的“证据”也不同。这就是第六章讲过的：多元化从分叉里来。

◆七、它看对了什么

转型学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它把“不确定”放回了政治。民主不是谁事先设计好、再照图施工的，往往是几方在互相看不清底牌的时候，被推到一个谁也没完全想要的结果上。这一点和郑老师的班级很像：三周前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班规会长成什么样。

第二，它把“转型”与“巩固”分开了。启动一个过程和把它固定下来，是两件事，需要的条件不同。很多国家失败，不是败在启动，而是败在固定。

第三，它有一把可以操作的尺子。两次换手的检验，选举是否竞争的判据，都是测量层的东西，统一性比较强，不容易吵成相对主义；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结果，不算反例。这是转型学留给后来者的真本事。

带走的话
转型学把民主写成一条有终点的路。路上的每一个异象，都被安排成“还在路上”。
它的好处是让我们看清了“启动”与“固定”是两回事；它的难处是，终点既是目的地，又是量路的尺子，所以走不到的地方，只好叫作“没走完”。
读转型学的文章，可以多问一句：这里说的“稳”，是行为上稳、制度上稳，还是人心里稳？不同的稳，要看的东西完全不同。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六路径中的S→D→E、三种吸收、分叉。

锁定记录：把“民主”这个终点的显露样子（S）当作起点，D被写成精英的谈判，E退成背景。

第 48 章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的制度，放在不同的人群里，为什么运转得不一样？把答案放在“人们心里装着什么”，这条路能走多远？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有两个住宅区，我给它们起名叫“柳树巷”和“云澜府”，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

柳树巷是一片三十年的老楼，一共六个单元，住的多半是老邻居，有的人家三代都在这里。楼里有一个微信群，叫“柳树巷互助群”。群里最常见的话是：谁家有人在，帮我收一下快递；谁家有梯子，借我用用；楼下修车的老李今天出摊没有；三单元的奶奶一个人在家，谁下楼顺手去敲个门。有一次，一位住户出差，家里水管爆了，是邻居拿着他留在隔壁的备用钥匙进去关的阀门。事后没有人提这件事，那位住户回来，带了一箱水果敲了几家的门，仅此而已。

云澜府是五年前交房的新楼盘，三十几层的高楼，住户来自四面八方。也有一个群，叫“云澜府业主交流群”，群里同样有借东西的、问问题的，但常见的是另一种话：谁家装修动静太大，谁家的狗没拴绳，电梯广告能不能少一点。借东西的人少，问“有没有人认识靠谱的开锁师傅”的人多。一位住户的快递被人错拿，在群里问了三次，没人回。

两个地方的规矩看上去差不多：都有物业，都有群，都有公告栏。可是遇上同样的小事，一个地方事情很快就办成了，另一个地方要费好大的劲。读到这里，大多数人心里会冒出一个解释：柳树巷的人互相熟，互相信任。这个解释很自然，也很有力量，它就是这一章要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的路子的日常版：制度是一样的，差别在人和人之间那层看不见的东西。

过了半年，云澜府有一件事值得一说（仍是我构想的）。有位住户在电梯里贴了张纸条，写着“我家有一把梯子，需要的话敲门”。很多人看到，没有人敲门。再过两个月，这张纸条被人撕了一半。纸条这件事，读文化的人和读制度的人会读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说，这里还没有长出信任的习惯；后者说，一张纸条没有任何办法让人放心。两个读法都有些道理，也都没法裁。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路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是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他们到五个国家做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问人们对政治有多少了解，怎样看待自己和政府的关系，觉得自己能不能影响政治。他们把人对政治的取向分成几种：一种是“参与型”，觉得自己既能表达，也该被听见；一种是“臣属型”，知道政府对自己有影响，却觉得自己只是接受者；一种是“地域型”，几乎意识不到国家这个层面的政治。他们的看法是，一个稳定的民主需要的不是清一色的参与型，而是一种混合：既有积极参与的人，也有愿意服从的人，使得政府既能行动，又受到约束。这个混合他们叫作“公民文化”。

第二个源头是美国学者帕特南。他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研究意大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设立的地方政府，发现同一套制度，在北方和南方的表现差别很大。他的解释是：北方有长期的社团、合唱队、足球队、互助会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相帮忙的习惯更多，这就是“社会资本”；南方这类东西少，制度就空转。后来他又写了《独自打保龄》，说美国人参加各种团体的人少了，社会资本在下降。

这一派的出生证可以这样填：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被价值观、信任和习惯“装好了”的人，政治行为是内心取向的外显 制度是一个壳，它的好坏取决于壳里装着怎样的文化与关系 文化塑造制度的表现；信任越多，合作越顺，民主运转越好

这一派的起点，是调查里呈现出来的“态度分布”，也就是一张张问卷汇总后显露出来的样子：多少人觉得自己能影响政治，多少人说大多数人可以信任。S在这里是一批读数。

◆三、意义预设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这一派，意义的重心放在幸福与自由之间，偏向一种“能在一起过日子”的幸福。它关心的是合作顺不顺、人和人信不信，信任高，生活里的麻烦就少，这是幸福一类的东西。同时，它也守着自由：参与型文化预设公民可以自己表达。创造在这里排在后面。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创始人英格尔哈特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他认为人们的价值取向会随着生活的安全感改变，从物质上的“先吃饱”，转向表达、自主、生活质量，这是一条向着自由和自我表达走的坡。这里的意义权重很清楚：幸福打底，自由是上升的方向。

要分开的仍然是理论和国家实践：一个国家的政策如何，是实践的事。本章写的只是这一派自己的预设。

◆四、走的路

这一派走的是“S→E→D”：先看态度读数（S），再问这些读数背后装着什么（E），最后才问这些东西是怎样沉淀下来的（D）。

看S。阿尔蒙德和维巴的材料是问卷，帕特南的材料是各种社团的数量、报纸的订阅率、选举投票的情形，再加上对地方政府表现的打分。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操作判据，所以这一派的实证研究做得很扎实。

看E。E是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在这一派的口中，就是“文化”和“社会资本”：一批沉淀下来的习惯、期待、互相信任。在这里，E被写成了人群的一种“存量”，像仓库里的货，一旦有了，就能源源不断地被取用；没有，就一时补不上。柳树巷的“备用钥匙”就是这个存量的一种外形：不是谁写过规定，而是多年里一次次小事换来的信任。

看D。帕特南最有特色的一步，是把D拉得极长。他认为北方和南方的差别，要追到中世纪，一个地方有没有过城市自治的传统，会一直影响到今天。D被写成一条很长很慢的河，一旦流过，几个世纪都留着痕迹。

这条路的政体依赖在这里：它预设的政体，是由公民文化撑起来的稳定民主，国家整体稳不稳，要看公民的态度合不合这个样子。于是先看态度的读数，再用文化去解释读数，最后用历史去解释文化。起点是读数，终点还是读数。读数高，是因为有文化；有文化，是因为有历史；历史从哪里来？回到更早的读数。

换回柳树巷与云澜府来看：一个读文化的学者，会拿问卷去量两个地方的信任，量出来柳树巷高、云澜府低，再说，这就是两地差异的原因。可是柳树巷的信任，是不是从邻里互助里长出来的？还是因为邻居熟了才互助？这个先后，读数本身没法回答。

◆五、异象

先说一说这一派最仰仗的工具：问卷。问卷的好处是便宜、可比、能铺开；它的麻烦是，同一句话在不同地方，意思不一定一样。比如问“大多数人是否可以信任”，在柳树巷，人们想到的是门对门的邻居；在云澜府，人们想到的可能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数字相同，指的东西不同。这并不是说问卷没用，而是说，S这个起点，本身就带着一层要解读的东西。

第一个异象，是文化变得太快。战后一些国家的公民文化，在几十年里就有了很大变化，如果文化是长河，不该变得这样快。阿尔蒙德本人后来也承认，文化与制度是互相作用的，制度也在塑造文化。这样一来，“文化决定制度”的箭头就乱了。

第二个异象，是因果循环。不论是对柳树巷还是对意大利，我们都说不清：是信任带来了好的合作，还是好的合作带来了信任？有的批评者就指出，政治文化的解释常常在兜圈子，用“文化”解释制度，又用制度的表现来证明文化的存在。

第三个异象，是同一种文化，不同的结果。云澜府的住户，和柳树巷的住户，在别的场合，比如各自的老家，也可能是信任度很高的人。到了新的环境，信任下降了，因为这里没有那些让人彼此知根知底的条件。也就是说，同一个人在不同场所里的“信任”，是随条件起伏的。“文化是装在人心里的”这个预设，接不住这种起伏。

第四个异象，是社会资本有两副面孔。帕特南后来自己也区分了“粘合型”和“桥接型”：前一种在同类人之间很牢固，后一种把不同类的人连起来。一个小圈子里信任很高，对圈外却可能很防备。若是这样，信任多，不一定是民主的好事。

◆六、吸收还是分叉

回头看这几个异象，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每一个都在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文化并不是一个先在的存量，而是在一次次具体的往来里被“做出来”的。柳树巷的备用钥匙，是几十年里一把一把交出去的；云澜府的纸条没有人敲门，是因为还没有第一把钥匙。这一派的起点把“做出来”这个过程放在了读数的后面。

先说吸收。

对于文化变得太快，常用的是免检：说这是“表层的态度”在变，深层的价值没变，所以不算对文化稳定的反驳。哪些算表层，哪些算深层，则由学派自己说了算。

对于因果循环，常用的是改名：把“文化”拆成“制度化的信任”“制度内的社会资本”，把问题挪成一个变量的名字。在柳树巷的例子里，这就相当于给“备用钥匙”取一个新名词，然后说，这个名词和邻里互助是相关的。

对于同样的人不同的结果，用的是先验：文化被定义成稳定的东西，凡是随场合变化的不叫文化，叫“情境反应”。这样，文化永远稳定，因为不稳定的都不算。

再说分叉。第一支分叉，是理性选择的路子：他们认为“文化”这个词太含糊，所谓信任，不过是重复博弈里人们对对方行为的预期，与文化无关，和激励有关。这一支把主体换成了会算账的人，把客体换成了奖惩结构，是另一张出生证。第二支分叉，是英格尔哈特一路：他不满足于说文化稳定，而是说文化会随着一代人成长时的安全程度而更替，所以变化是有规律的。这是把D请了回来，却仍旧留在读数之内。第三支分叉，是把文化看成“工具箱”：美国社会学家斯威德勒在一九八六年的《行动中的文化》一文中提出，文化不是装在人心里的价值，而是人们可以挑着用的故事、符号、习惯，用来对付手头的事。这一支把主体换成了会选用文化的人，而不是被文化塑造的人。

三支分叉各有各的出生证，各有各的读数、各的解释。哪一支对，并没有裁判。

◆七、它看对了什么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这一派，看对了三件事。

第一，制度不是自己会跑的。同样的条文，到了不同的人群里，会走成不同的样子，这是一个朴素而有力的观察，是柳树巷和云澜府的差别。

第二，信任是可以被看见、被量的。在它之前，“人心”只是修辞，在它之后，才有人去问：谁信任谁，信任到什么程度。问了，就有了讨论的起点。

第三，它提醒人们，合作的底子有时来自政治之外：合唱队、足球队、街坊的互助会。这些东西不属于选举，却支撑了选举之后的日子。

带走的话
这一派把制度看成壳，把文化看成壳里的东西。它很会量壳里的东西，却不太讲得清这些东西是怎样装进去的。
它的难处是因果在兜圈子：文化解释制度，制度又证明文化。当文化变快，它只好说那是表层；当文化随场合变，它只好说那不叫文化。
下次听到“某地的人就是这样”，可以问一句：这个“就是这样”，是他们心里装的，还是他们所处的条件让他们这样？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六路径中的S→E→D、三种吸收、分叉。

锁定记录：把态度读数（S）当起点，把E写成人群的存量，把D拉成很长的历史河。

第 49 章

民主衰退与民粹主义的理论

这一章的问题：民主为什么会“退”，“民粹”又是什么？几套理论各自从什么预设出发，读出了什么不同的东西？本章只讲学派怎么读，不评价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治人物。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一个有十四个人的羽毛球群，叫“周三晚上打球”，在一所体育馆里包了固定的场地，每个人按次付场地费。

最初的时候，规矩简单得几乎没人说：打完球，群主在群里报个总数，大家各自转账，通常半天之内都收齐了。有人忘了，群里提一句，马上补上，补的时候还会发个“抱歉”的表情。没有人记账，也没有人去核对。

事情是一点点变的。有一次，某位球友连着三周没转，群里没有人说什么，群主自己垫了。又有一次，两位球友对“那周到底是五个人还是六个人”看法不同，各自在群里说了一句，不了了之。再后来，群主开始把每次的付款截图贴出来，在名单上标注“已付”。有人觉得这样太生分，说了一句“大家都是朋友，不至于吧”，群里安静了一会儿。又过了一阵，有人悄悄另拉了一个小群，只拉了六七个常来的人，约自己的场次。大群里还是照样报名，但回应的人少了。

这个群里没有人是坏人，没有人做过什么大的违规。要说的是：没有哪一天“信任塌了”，只是每一次小小的“没人说什么”，让下一次更容易发生。到后来，人们不再问“会不会有人不转”，而是问“我要不要也先等等看”。

后来群主想了个办法：每次由不同的人轮流收费，收完在群里说一声。这个办法管用了一阵，但轮到的人觉得是负担，有人干脆说“以后还是你来吧”。群主又接回了这个差事，脸上的表情有点无奈。办法换了几轮，群还在，只是从“十四个人的一个群”，变成了“一个大群，加两个小群”。

一个群里信任一点点下滑，和一个国家的民主一点点退，当然不是一回事。可是学者们谈“民主衰退”时，想要抓住的，恰好是这种“没有哪一天塌了”的感觉。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章不同于前面的章，因为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围着同一个现象摆开了几套读法。我挑最有代表性的几套，各自填一张出生证。

读法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衰退与守门人（戴蒙德、莱维茨基和齐布拉特等） 受规范约束、也会越界的政治人，关键是“守门”的人 民主是一套靠规则加上不成文的克制撑起来的东西 民主退，是规范被一点点放松；守门人松手，退就加速
薄意识形态（穆德） 把世界分成“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两块的人 政治是围绕这条分界线展开的观念竞争 民粹是一种“薄”的意识形态，需要和别的观念嫁接
话语与空洞能指（拉克劳） 靠被称呼而联合起来的人，诉求在话语中被“串联” 政治是不同诉求争夺同一个名字的过程 民粹是建立“人民”这个名字的一种政治逻辑
文化反弹（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 受成长时期安全感塑造价值观的一代人 社会价值的更替，会引起一部分人感觉被甩下 衰退与民粹，是价值更替引发的反弹

四行的起点各不一样。第一行，S是“民主正常运转”的基线样子，比如自由之家、V-Dem 这类机构给出的分数，或者一套公认的规范，然后看偏离。第二行，S是一套“纯粹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的话语样子。第三行，S是“人民”这个名字何时长成。第四行，S是价值调查里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差。

这四行没有全部列入，还有把民粹看成一种政治策略的路子（如韦兰），也有把它看作政治风格的路子。为了不拖长，下面主要讲四行。

◆三、意义预设

这几套读法的意义预设，差别不小。

守门人一派，押得最重的是自由，也就是权利、竞争、多元，加上一层对“不被滥用的权力”的在意。薄意识形态一派，表面上是在描述，但它把“多元”当作民主的核心，所以仍旧是自由打底。拉克劳一派，压在“创造”上：新的政治主体是被造出来的，“人民”这个名字是一次创造。文化反弹一派，押在“幸福”上：关心的是人们觉得自己被看见、被承认，生活有没有意义。

重要的是，理论的意义预设，并不等于任何国家或任何政治力量的意义选择。同一个“民粹”一词，不同读法下，有的把它视为对自由的威胁，有的把它视为对被忽视的人的承认。本章只记各派自己的预设。

◆四、走的路

先看第一条，守门人这条。它走的是“S→D→E”：先立一个常态（S），再看偏离是怎么发生的（D），最后才问条件（E）。

莱维茨基和齐布拉特的书《民主如何死亡》，核心的看法是：民主不是只死于政变，它更多死于选出来的人一点点把规则弄松。他们提出，支撑民主的有两条不成文的规范：一条是互相容忍，也就是把对手当作正当的对手，而不是敌人；另一条是制度性的克制，也就是有权力却不把权力用尽。守门人，指的是政党和政治精英，他们是把越界的人挡在门外的人。这条路的D，被写成一个个守门人松手的时刻。

在羽毛球群里，这条路看到的是：群主该不该在第一次没人转账时就说一句？这是守门人的时刻。它的盲点是E：为什么这个群的守门人会松手？因为大家都熟，怕伤和气，还是因为场地费很小，不值得吵？这些条件在这一读法里不是重点。

第二条，薄意识形态这条。穆德的说法是：民粹是一种“薄”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它自己的内容不多，只有“人民善、精英坏”这一个核心，得和左的、右的、别的内容结合起来才站得住。他强调的是民粹的“观念”。走的路是“S→E→D”：先看这套话语的样子（S），再看它依托的条件，比如对精英的不满、对代表制的失望（E），最后才是它怎样兴起（D）。穆德的研究也有一层很重要的贡献：民粹有“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就是有人提供这种话语，也有人愿意听。

第三条，拉克劳这条。他把民粹视为一种政治逻辑，不是一个固定的内容：当许多互相不连通的诉求，都得不到回应时，其中某个词可能把它们串在一起，这个词因此变得“空”，什么都能装进去，“人民”就是这样一个空的名字。走的路是“D→S→E”：先有一连串被忽略的诉求（D），然后一个名字把它们凝成一个整体（S），最后是这个整体怎样稳住（E）。这一条是四条里最偏重发生的，它把“人民”当作被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存在的东西。

第四条，文化反弹这条。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的书《文化反弹》，把衰退与民粹放在价值更替里读：一代代人在更安全的环境中长大，更看重自我表达与多元，而年长的、感到被甩开的人觉得原有的世界被替换了。走的路是“S→E→D”：先看调查里的价值差（S），再看经济与成长环境的条件（E），再讲这些条件怎样一代一代沉淀（D）。

这样看，四条路里有三条是以一个被确立的“样子”起手，分歧在于用什么当基线：规范，话语，价值。只有拉克劳那条是从发生出发，却又在“人民”这个终点上停住。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衰退常常不是一场政变。这是后来很多学者注意到的事：选举还在办，法院还在开庭，报纸还在出，只是一点一点地，竞争的条件被调整了。比如政治学者贝尔梅奥在二〇一六年的文章里提出过一个说法，大意是：许多“退”，是在合法的外衣下由行政权一点点放大而来的，而不是突然的断裂。这个异象让“常态”和“偏离”的界线变得模糊：在哪一天越的线？羽毛球群里也一样：哪一天是“信任没了”的那天？

第二个异象，是民粹的成分太杂。它可以出现在左边，也可以出现在右边；可以反对精英，也可以由精英发出；可以增加一部分人的参与，也可以削弱某些制度的制约。一个概念什么都装得下，就难以做判据：到底把什么算民粹，什么不算？

第三个异象，是需求与供给分不清。人们愿意听，是因为有不满；有不满，是因为有人把它讲出来。两者谁先谁后，如同羽毛球群里的“悄悄另拉小群”：是因为大群没法让人安心，所以才有小群，还是因为有小群，大群才更没法让人安心？

第四个异象，是衰退这个词自己。“衰退”预设了有一个“高点”可以退；可是若回头看，所谓高点，常常是某一段时间的读数。这是不是在拿一个很短的基线，去量一条很长的曲线？

◆六、吸收还是分叉

四套读法对同一个现象，会作出不同的预言，这一点值得单独说一说，因为它是判断它们各自站在哪里的最直接办法。

守门人这一派预言：政党和精英里，只要守门的人松手，退就会加速，所以它盯着的是精英的行为。薄意识形态这一派预言：只要有“人民对精英”的分界线，又有对现有代表制的不满，这种话语就会出现，所以它盯着的是话语与不满。话语这一派预言：诉求被长期忽略时，会有一个名字把它们串起来，它盯着的是诉求有没有出口。文化反弹这一派预言：价值的代际差越大，反弹越强，它盯着的是调查里的世代差。

于是同一个羽毛球群，四派会盯住四个不同的地方：群主有没有说话（守门人），群里有没有出现“我们这些老球友对新来的”这样的分界线（薄意识形态），人们有没有地方说出自己的不满（话语），年纪大的和年纪小的球友对“收费”的想法差了多少（文化）。每一派都能在群里找到自己的证据，也都能把别派的证据收进自己的故事。

先说吸收。

对第一个异象，最常用的是改名：不叫“倒退”，叫“民主后退”（backsliding）、“威权化”（autocratization），一系列新词按程度分档：从“侵蚀”到“崩塌”。每多一个词，路径上多一个站名，起点没有动：基线仍旧是那个“正常运转的民主”。

对第二个异象，常用的是先验：把“反对多元”写进民粹的定义里。政治理论家米勒（Jan-Werner Müller，二〇一六年《什么是民粹主义》）的看法就接近这一点：民粹不只是批评精英，还要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人民代表。于是，只要出现“唯一代表”的主张，按定义就叫民粹；不符合的，就按定义不叫。这样，概念变得清楚，却也变得难以反驳。

对第三个异象，常用的是免检：需求与供给“是互相强化的”，所以不必分先后。

再说分叉。这一章里，分叉是清楚的：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政治策略、文化反弹，本身就是一次次的分叉，每一支都在说，别的几支没抓住要害。它们很少直接互相否定，更多是各自积累自己的案例。读数与读数不同，因为起点不同：守门人那一支看规范是否松动，文化那一支看价值的代际差，话语那一支看名字，策略那一支看领导者怎样动员。同一个现象，四种读数，没有一把共同的尺。

需要指出，这一章里测量层与解释层的差别特别明显。民主的指数，如自由之家和 V-Dem 的年度分数，属于测量层，有操作判据，被许多研究者共用，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结果，不算反例；而“为什么退”，就进入了解释层，立刻分成了好几派。

◆七、它看对了什么

这几套读法，各自看对了一件事。

守门人这一派看对的是：民主靠的不只是条文，还有条文背后没写下来的克制。这在羽毛球群里一目了然：规矩没有写在哪里，靠的是“差不多”这种默契。

薄意识形态这一派看对的是：民粹要看它说的话，而不是看它的人数。把它抽成一条分界线，就好比量角器，可以拿去量不同的地方。

话语一派看对的是：名字有造的力量。“人民”不是现成的，是被喊出来的。

文化反弹一派看对的是：衰退与民粹不是凭空来的，一代代人成长环境不同，心里装的东西就不同。

带走的话
民主衰退和民粹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几套读法围着同一团烟。
每一套都以一个被设定的“样子”起手：规范、话语、价值，然后拿它去量偏离。异象来了，它们多半改名、先验，或者各自分叉。
读到这类文章，不妨问两件事：它拿什么当“正常”的基线？它说的“为什么”，是测量层的事，还是解释层的事？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多行并列）、意义预设、六路径中的S→D→E与S→E→D、三种吸收、分叉、三层。

锁定记录：以“正常运转的样子”或一套话语、价值的样子（S）为基线，把偏离写成衰退。

第十编
建构、话语与批判
编序

第十编是建构、话语与批判，是对前面各编所预设的主体和客体的一轮追问。

本编各章：

  • 第 50 章　建构主义：身份由互动造出来
  • 第 51 章　女性主义与交叉性
  • 第 52 章　后殖民与多元的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转向”
第 50 章

建构主义：身份由互动造出来

这一章的问题：人和国家的“身份”，是先有了再去互动，还是在互动里造出来的？说“身份是造出来的”，这个学派自己要补什么漏洞？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有一片老住宅区，叫“粮站巷小区”，是早年一个粮站拆迁后安置原来的职工和周边住户盖起来的，一共四排楼。我要讲的是：这里的人，什么时候开始说“我们粮站巷的人”。

刚搬进来的头两年，没有这种说法。楼里住着三类人：原来粮站的老职工和家属，因拆迁被安置过来的周边居民，以及后来买了二手房搬进来的外地人。大家各管各的，见面点头，说的是“我住三排”“你住哪一栋”。

第一次出现“我们巷子”，是在传达室。看门的老汤每天替人代收快递，有一天对一个新来的住户说：你们巷子里的人，就爱把快递放我这儿。他说的“你们巷子里的人”，只是随口，意思是住在这里的人。那个新住户愣了一下，没说什么。

第二次，是春节前的对联。几个老住户在传达室门口摆了张桌子，写对联送人，一张写给一排，一张写给二排。有人开玩笑说：给咱们巷子也写一副。于是写了一副横批，贴在小区大门口，字是“粮站巷里一家人”。这副横批是不是真心，没人说得清；但贴上去之后，进出的人每天看见。

第三次，是一场暴雨。小区的低洼处积了水，几个人在群里招呼：谁家有水泵，谁有沙袋，一起去排水。那一晚有二十几个人下楼，其中有老职工，也有外地来的二手房住户。事后，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句：咱们巷子的人，关键时候靠得住。

此后，“我们粮站巷的人”成了一个说得顺口的词。新搬来的人，被邻居问一句“你是哪排的”，回答完，就会被说一句“那是咱们巷子的”。有意思的是，这个“我们”不是搬进来那天就有的，也不是谁宣布的，而是在传达室、在对联、在暴雨里一点点长出来；而一旦长出来，它又开始反过来影响人们怎么做：有人看到陌生人在楼下发小广告，会说一句“不是咱们巷子的”。

这个过程，是建构主义要抓住的东西：身份不是预先装在人身上的标签，而是在一次次互动中造出来、再稳下来的。

与它对照一下，就更清楚。如果粮站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小区，他会说：人们聚在一起，是因为共同的利害，比如防汛、防盗，利害过去，“我们”也就散了。如果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读法，他会说：这是重复往来的人，为了降低往来成本，形成了互相信任的习惯。建构主义者不否认这些，他只是追问：利害和成本是怎样被“看成”利害和成本的？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话，让“积水”变成了“咱们的事”？

◆二、学派的出生证

建构主义在政治学里，主要在国际关系领域兴起，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最为集中。几个代表：奥努夫在一九八九年出版《我们造就的世界》，强调规则与言语行为在国际政治里的作用；温特一九九二年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后来写成《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同样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可以形成不同的“文化”，像敌人那样互相防备，像对手那样彼此竞争，也可以像朋友那样互相合作；卡赞斯坦等人则强调规范与认同怎样塑造国家的安全利益；芬尼莫尔和西金克研究规范是怎样兴起、扩散、被内化的。它们的思想背景，可以追到社会学里伯杰和卢克曼讲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以及安德森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等人说传统常常是后来才“发明”的。

出生证可以这样填：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身份和利益都尚未定型、靠互动与共享观念塑造的行动者 国际体系或社会秩序，主要是由共享观念（规范、认同、意义）构成的社会结构，而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分布 身份由互动造出：同样的结构，因共有的观念不同而成为不同的世界；规范在互动中兴起、扩散、固定

这个起点的S，是“共同的观念”这个显露出来的样子：大家都认的意思，成了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看世界的框架。比起前面的章，这一章的起点很特别：它的主体是“还没定型”的，也就是在预设里留了一个空；但客体那一端，又很实在地放了一个由观念构成的结构。

◆三、意义预设

建构主义的意义预设，重心放在“创造”上。身份是造出来的，规范是造出来的，连“敌人”和“朋友”也是造出来的，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姿态：什么都不是天生如此。它的第二个重心是“自由”：既然是造出来的，就可以改造，这给了人改变处境的空间。幸福在这里没有被正面处理。

有个细节值得留意：建构主义讲的“造”，是描述性的，不等于主张“该怎么造”。不同的建构主义者，在规范层的立场差得很远，有人推动人权规范的扩散，有人批评某些规范的扩散。这一点和第二章讲的“理论的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分开”是同一个道理。

◆四、走的路

建构主义走的路，最接近发生的一条：它的起点是“互动”，所以很自然是“D→S→E”或“D→E→S”。

看D。建构主义最爱讲的是过程：国家A对国家B做了一个姿态，B回应，A再回应，几轮之后，彼此对对方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温特的讲法，是把互动的几个回合讲成一个“相互造就身份”的过程。粮站巷里，传达室的一句闲话，对联，暴雨，也是这样一个一个回合。这是建构主义的强项：它把D请到了舞台中央。

看S。互动之后留下什么？留下共有的观念：大家都认可的名称、规范、角色。在温特的体系里，这叫“文化”，他区分了霍布斯式、洛克式、康德式三种，也就是敌人、对手、朋友三种基本关系。在粮站巷，S是“我们巷子的人”这个说法。

看E。E是缠在一起的条件。建构主义对E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暧昧：它承认物质条件的存在，温特甚至说自己是个有所保留的物质主义者，承认物质力量有一定独立的作用，可是在实际的分析中，物质条件通常被放在观念的下面，成了被观念“赋予意义”的东西。粮站巷如果没有那场暴雨，没有那块低洼地，没有那几台水泵，“我们”也不会这样长出来。但在建构主义的叙述里，这些东西多半退到幕后，主角是“说法”。

到这里就看到这条路的特点了：它从D出发，这是它的力量，但它很快在S（共同观念）这里把故事收住。一旦共同观念形成了，它就把这个观念当作新的起点，用来解释后来的行为。也就是说，建构主义讲的是“造”的故事，可是一旦造好，用的却是“已造好”的结果。

这就是政体依赖在这一派里的发生方式。国家的整体样子、它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都被读成共同观念造好的结果；它以“共同观念”为终点和起点，异象来了，往往被解释成“观念不同”，而不是去检查观念的形成过程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五、异象

芬尼莫尔和西金克对规范的描绘，常被概括为三步：先有少数倡导者提出，再在一部分人那里被接受并扩散，到了一定程度，就被当成理所当然。这三步用在粮站巷上，非常顺手：老汤的一句话是提出，对联是扩散，暴雨之后，“不是咱们巷子的”已是理所当然。可是顺手本身就是一个提醒：同样一套三步，也能套在没有长成的地方上，只要事后选择性地挑出那些“成了”的例子。

第一个异象，是物质因素不听话。有些国家的行为，用共同观念解释不了，比如一国面对邻国军力的快速增长，哪怕双方“观念”并无敌意，也会提高戒备。这是现实主义最爱举的例子，建构主义不是没有回应，但回应时，常要把物质因素重新说成观念的一种。

第二个异象，是谁在造。说“身份是互动造的”，这很容易，可是互动的双方并不平等，有的人说的话更容易成为“大家的说法”。粮站巷里，老汤在传达室的一句话，和外地住户在群里的一句话，分量不一样。建构主义有一个老问题，后来被叫作“行动者—结构”问题：人造了结构，结构又造了人，究竟谁先谁后？

第三个异象，是为什么有的建构稳定，有的转瞬即逝。粮站巷的“我们”稳住了；同一时期，邻近另一片小区也贴过类似的横批，却没有长出“我们”。学派要解释这种差别，需要的恰恰是那些它讲得最少的东西：条件。

第四个异象，是它几乎什么都能说通。既然身份是造的，那么任何一个已发生的事，都可以事后找到一套“观念的说法”来解释，这使它很难被检验。批评者常说：什么都是建构的，等于没说什么。

◆六、吸收还是分叉

这些异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在问同一件事，就是“造”这个动作，需要的不只是说法。粮站巷里，传达室的一句话要能被听见，要有人天天在那里；对联要有人写、有地方贴；暴雨要真的下。建构主义把这些都当作“背景”，但背景一换，故事就不是这个故事了。

先说吸收。

对第一个异象，建构主义常用改名：物质条件被改称为“物质在观念中的意义”。军力还是军力，但它之所以威胁，是因为被“解释为威胁”。对第二个异象，用的是先验：行动者与结构“互相构成”，这是按定义成立的，所以不需要分先后。对第四个异象，用的是免检：可检验性的问题被说成是“实证主义的偏见”，不属于建构主义该答的题。

再说分叉。建构主义内部的分叉很清楚。一支是温特一路的“主流建构主义”，愿意和主流的实证方法同桌，试图给出可检验的命题；另一支是更强调语言与话语的“批判建构主义”，认为不应把观念再变成变量。后者走向了后结构、话语的方向，这条线我们在后面几章还会遇上。还有一支专门研究规范的生命周期：规范先由少数倡导者提出，然后在一定的临界点上扩散，最后被内化成理所当然。这一支实际上已经在补第三个异象，开始问：为什么有的规范长得起来，有的不行。

◆七、它看对了什么，以及该打的补丁

它看对了三件事。第一，身份不是现成的，是一次次互动里长出来的。这一点，粮站巷里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第二，一个说法一旦稳定，会反过来约束人的行为，“不是咱们巷子的”就是例子。第三，名字和说法有真实的力量，不是装饰。

在此基础上，可以给它打三个补丁。这不是替它出路，而是顺着它自己的问题指出缺口。

补丁一：把“造”写完整。建构主义讲的是D，却在S这里就停了。补上的办法是回到过程：不但问“造出了什么”，还要问“为什么偏偏是这个被造出来，而不是别的”，这需要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条件。粮站巷的暴雨和低洼地，要被写进故事里。

补丁二：把“造好了”也当作还在发生。一个共同观念稳定下来，并不意味着不再变化。“我们巷子的人”在新一轮搬迁之后，还会被重新理解。补丁是让已经形成的S继续被D和E改写，这就是本书后面几章讲的回写。

补丁三：给“谁在造”一个交代。互动的各方分量不同，需要把这种不对等写进来，而不是只写“互动”二字。

带走的话
建构主义把身份看成互动里造出来的东西，这是它最有力的地方。
它的难处在于：故事讲到共同观念形成时就收住了，这时它又拿造好的观念去解释后面的事，把“造”变成了“已造”。物质条件和不对等的力量，则被安排在观念的下面。
读建构主义的文章，可以多问一句：这里的“身份”，是还在造着，还是已经造好、被当成现成的东西使用了？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六路径中的D→S→E、三种吸收、分叉。

锁定记录：把互动留下的共同观念（S）当终点，也当新的起点，E退到观念之下。

第 51 章

女性主义与交叉性

这一章的问题：主流学派预设的“人”，是不是悄悄漏掉了一些人？女性主义和交叉性把被预设掉的主体找回来，自己又预设了什么？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人物和细节都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设的。一个双职工家庭，两位大人，我叫他们小梅和阿杰，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一周里有三天请一位钟点工阿姨来做两小时的清洁，阿姨姓邓。

周三晚上七点，厨房。这一周的家务，其实两个人早就商量过，画成了一张表，写在餐厅的白板上：周一、周三阿杰洗碗，周二、周四小梅洗碗，周末分着做饭。照表来看，是对半分的。这天是周三，阿杰洗碗，洗得很认真，台面也擦了。

问题出在表外。孩子明天要交一份春游的回执，需要家长签字，前天群里发过通知，今天没人记得；孩子的鞋小了，得买；下周是孩子一位同学的生日，要想送什么；洗衣液快用完了，需要在下单之前看一眼库存；邓阿姨上周提过，厨房的抽油烟机滤网该换了，这话落在了小梅耳朵里，她记着，但没有对谁说。这些事，没有一件在白板上的表里，每一件都小，可是都得有人想起来，有人安排，有人在最后一刻补上。

洗完碗的阿杰觉得，自己这一周分担得不少。小梅也觉得，家务确实是对半分的。但是她晚上十点躺下的时候，脑子里还在过：回执，鞋，生日，洗衣液。两个人都不觉得对方在偷懒，可是都有点累，累的方式不一样。

而邓阿姨自己家里，周三的晚上也有一个厨房，一份没有谁写在白板上的表。她下班回家，要照顾一位卧床的老人。她的家务，在这个小家的账上，是“买来的服务”；在她自己家里，是一份无偿的、不在任何统计里的活。

后来，小梅和阿杰把白板上的表改了一次。他们在表的下面加了一栏，叫“要想着的事”，把回执、鞋、生日、洗衣液都写了上去，谁来“想”，也写上了名字。改完之后，有一周，两个人都觉得别扭：原来“想”这件事，是可以分的，可是一分，才发现以前它是没有名字的。这一栏的出现，没有解决所有的事，只是让原来看不见的东西，有了一个可以讨论的位置。

这一个晚上的厨房，可以引出这一章的两个词：一个是“看不见的活”，一个是“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看到的是不同的事”。

◆二、学派的出生证

女性主义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大片，里面的分歧并不小。我挑和政治学关系最近的几支，各填一行。

支脉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推出的互动内容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与男性一样的理性个人，应有同样的权利与机会 法律与制度，应对所有个人同等开放 争取平等的权利、投票、教育、就业；去掉制度上的排除
公私划分批评（如奥金、佩特曼） 被“家”所牵连的人，其家中的位置影响其在公共领域的位置 公共与私人的界线，本身是一种政治安排 家庭里的分工是政治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激进与结构一路（如麦金农） 在性别权力结构里被塑造的人 国家与法律，往往以某一类人的视角成型 权力不只在国会与政府，也在亲密关系和日常
交叉性（克伦肖、柯林斯等） 同时站在多个位置上的人（性别、种族、阶级等叠在一起） 多重的、互相交错的支配结构 不同位置叠加出的处境，不是各自处境的简单相加

表后说明起点的S：对前三行来说，S是“被排除在外或被分在一边”的显露出来的样子，比如投票权的有无，家务时间的分布；对交叉性来说，S是某一类人的处境被现有的类别漏掉的那个样子。

先说前面的几句背景。早在十八世纪末，英国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写过要求女性受教育的文章，十九世纪密尔也写过《妇女的屈从地位》，这是自由主义一路的源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女性运动里有一句响亮的话，叫“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一般认为它出自卡罗尔·哈尼施的一篇短文，写于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收入文集时才用了这个标题；哈尼施自己说，这句话并非她所创。八十年代，佩特曼在《性契约》里提出，社会契约的故事背后，还藏着一份没被讲的“性契约”；奥金则在《正义、性别与家庭》里批评罗尔斯等人，说他们谈正义时把家庭当作了黑箱。这些都是公私划分一路的重要文本。交叉性这个词，是美国法学者克伦肖在一九八九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的，她从一起涉及黑人女性的劳动诉讼谈起，说明只看性别或只看种族的法律框架，会让处于两者交叉处的人无处可去；更早，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康比河集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在一九七七年已发表过类似的声明。

◆三、意义预设

各支脉的意义重心不完全一样。自由主义一路把重心押在“自由”和“平等的机会”上。公私划分与激进一路，押在“自由”和“幸福”之间：既要有选择的自由，也看重日常生活里被承认与被关照的幸福，吉利根等人讲的“关怀伦理”，就属于把幸福里的“照顾”拉到台面。交叉性更多押在“被看见”，也就是一种承认，介于幸福与自由之间。

在这里，创造的权重相对较低，除非把“重新造出一套类别和语言”也算进创造。后现代的一支，如巴特勒，主张性别本身也是被反复表演出来的，这就偏向创造了，但那已是下一章要接的话题。

还是要分开：这些是各支脉自己的意义预设，不等于任何国家的实践。

◆四、走的路

女性主义的路径，各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起手：从某一类人的处境这个显露出来的S开始。

自由主义一路，走的是“S→D→E”：先看到权利和机会上的差（S），再追问这个差怎样形成（D），最后才问背后缠着什么（E）。它的办法是去掉制度上的排除，让女性进入已有的游戏。这里的预设，是游戏本身并不需要改。

公私划分一路，走的路比较接近“S→E→D”：先看到家里的分工与公共领域的位置相连（S），再指出让这两者连起来的条件，比如育儿、工资、法律对家庭的不干预（E），再讲这些怎样一代代沉淀下来（D）。在白板上的表里，S是一张看上去对半的表；E是那些不在表上的活；D是这样的分工怎样一年年固定。

交叉性这一路，走的是“E→S→D”，或者说是把E放在最前面：它先问一个人身上缠着哪几重位置（E），再看这些位置叠加出的处境（S），最后才是这样的处境怎样形成（D）。邓阿姨身上缠着的，就是“一位做清洁的女性，同时是别人家庭的帮手和自己家庭的照顾者”。这一条是整个女性主义里最重视E的一条。

不过，这样描述容易给人一种每一支脉各走一条路的印象。更准确的看法是：每一支脉先把一个被忽略的S抬出来，然后用自己的办法去追问另两维；它们最强的地方，是看到了主流学派的预设里缺了一部分人。

主流学派，比如第38章到第41章的理性选择，预设的“人”是一个没有性别的个体，他自己权衡得失；第22章的旧制度主义，把家庭放在政治的门外。这个“无性别的个体”，常常是一个背后有人为他准备饭菜、照看孩子的人。他的“理性”能够成立，是因为有一块他看不见的地方在替他撑着。

◆五、异象

第一个异象，是分工的稳定。法律上的权利，在很多国家已经平等，可是家务时间、照顾时间的分布，几十年里变得很慢。自由主义一路的“去掉排除”，接不住这样的事：门开了，路还是不平。

第二个异象，是女性的内部差别。不同的女性，处境差别很大。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女性和一个需要靠打零工为生的女性，面对的不是同一件事。以“女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类别，会漏掉一些人，这是交叉性提出的批评，也是女性主义内部的一次内部异象。

第三个异象，是男性内部的差别。同一个“男性”类别里，也有因为阶级、年龄、地位而处境各异的人。把任何一个类别当成铁板一块，都会撞上这一点。

第四个异象，是交叉性自己的难处：类别越分越细，没有止境。性别，加上种族，加上阶级，加上年龄，加上地区，加上职业……每多一个维度，群体就多分一次，最后个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交叉点”。美国学者麦考尔曾梳理过交叉性研究的几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对类别本身提出质疑（她称为“反类别”的路子，见二〇〇五年的文章），因为分类一多，研究方法就跟着变得难办。

◆六、吸收还是分叉

回到那张白板上的表，我们可以看到吸收是怎样在日常里发生的。表上“洗碗”一格，被当作家务的全部，等于把“家务”改名为“表上的活”，表外的活不叫家务，叫“顺手的事”或“本来就该想到的”。这是改名。又有人会说：家里的事，是两个人的私事，不需要拿到公共场合去算账。这是免检。还有人会说，两个人既然都是一家人，就不存在谁多谁少的问题。这是先验。三种说法都不是恶意，却把同一类异象收进了表外。

先说吸收。

主流学派对女性主义提出的异象，吸收得最多的方式是改名：加一个“性别”变量。研究投票的，多了一列“性别”；研究参与的，多了一格“女性比例”。变量加上了，学派原来的预设没动：主体仍然是一个可以被“性别”这个参数调整的个人。家务时间的差距，被改称为“偏好差异”或“选择”，也属于改名。

另一种吸收是免检：家庭属于私人领域，不属于政治。这个判断是在定义上把家务排除在政治学的题目之外，所以家务不在题内。奥金和佩特曼批评的正是这一点。

还有一种是先验：说“人”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包括了所有人，所以不存在“漏掉”的问题。

再说分叉。女性主义自己，就是一次大分叉的结果，它在各个学派的门口，撑开了新的出生证。而在女性主义内部，又是一次次分叉：自由主义一支，强调同等的权利；激进一支，强调权力结构；后结构一支，质疑“女性”这个类别本身；交叉性一支，强调多重位置的叠加。每一支批评前一支遗漏了什么，又被后来的一支指出自己遗漏了什么。

这里有一种有趣的结构：女性主义对主流学派的批评，几乎都是指出“预设的主体”漏掉了人，而它自己的各支又陆续被指出同样的毛病。这恰好是“学派以预设起手，异象撑开分叉”这个诊断的一次内部演示。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四件事。

第一，它看到主流学派的“人”并不是人人，而是一个被默认的、背后有人照料的人。这个发现，让整个政治学不得不重新检查自己的主体预设。

第二，它指出了界线本身是政治的。哪些事算公共，哪些事算私人，不是自然的，是一次次划出来的。白板上那张表，划出了“算家务的”，也划出了“不算的”。

第三，交叉性提醒我们：位置不是单选题。一个人同时在好几个位置上，处境不是各自效果的相加。邓阿姨的处境，既不是“女性的处境”，也不是“清洁工的处境”，是两者缠在一起之后的样子，这一点，对任何学派都是一次值得记住的提醒。

第四，它让“看不见”变成了一个可以研究的东西。以前一个人累，只说是累；有了这些概念，累的原因可以被拆开来看：哪些是时间，哪些是责任，哪些是被默认的期待。能够拆开来看，是任何研究的第一步。

带走的话
女性主义和交叉性的核心贡献，是把被预设掉的主体找了回来，并指出公共与私人的界线，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安排。
它自己的各支也有预设：自由主义一路预设游戏本身不用改，交叉性一路在类别上越分越细。被批评的毛病，往往会在批评者内部重现。
读到“人”这个字时，可以问一句：这是谁？这个人的饭，是谁做的？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多行并列）、意义预设、六路径中的S→D→E、S→E→D、E→S→D、三种吸收、分叉。

锁定记录：主流学派把“无性别的个人”当作主体预设，家庭与照顾被排除在S之外；女性主义的各支又各自以一类处境的显露样子起手。

第 52 章

后殖民与多元的世界：政治的“本体论转向”

这一章的问题：当一个学派说“世界不止一个”，它是在提醒我们换个角度看，还是把起点又钉在了另一个地方？

◆一、日常主例

先说一个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家的真事。

一户人家过年，灶上炖着一大锅腌菜炖肉。腌菜是老太太秋天自己腌的，肉是儿子从镇上带回来的。同一锅东西，在这个家里有好几个名字。老太太叫它“年菜”，说没有这一锅，年就不算开始；她年年先盛出一小碗摆在祖宗牌位前。早年从外地嫁进来的儿媳叫它“下饭菜”，她娘家过年不吃这个，刚嫁来时觉得太咸，如今吃惯了，却始终没当它是“年”。上小学的孙子叫它“奶奶的味道”，他在城里读书，每次回来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请来帮忙的邻居是个营养师，她叫它“高盐菜”，劝老太太少放点盐。

问题来了：这是一锅菜被四个人用四种说法描述，还是四个人面前，其实摆着四样不同的东西？

多数人会说，是同一锅菜，四种说法。菜是那锅菜，叫法是各人的。这个回答很自然，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件事：有一个大家共同面对的、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叫法只是后来加上去的。可是，老太太摆在牌位前的那一碗，是菜吗？对她来说，那一碗连着祖宗、连着年、连着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对营养师，那碗里是钠的克数。她们都不是在“描述”同一件东西，她们是在跟不同的东西打交道。

这个小场景，就是本章学派想说的话的日常样子。它的话分两层：第一层，说法和说法之间有高低，谁的叫法被当成“正经叫法”，常常不是因为它更准，而是因为说话的人站在有力量的位置上；第二层更激进，连“共同面对的同一个东西”这个前提本身，也只是其中一种世界的做法。

◆二、学派的出生证

这一章讲的不是一个学派，而是靠得很近的一族：后殖民理论、拉美的“去殖民”思想，以及近二三十年人类学和政治理论里的“本体论转向”，也就是常说的“政治本体论”。它们内部吵得不少，但出生证上的两栏，写得相当一致。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从这对预设里推出的互动内容
人不是抽象的、可以互换的“理性的人”，而是站在具体位置上的人：被殖民史塑造过的、属于某个共同体和某种世界的知者。位置先于观点。 世界不止一个。“自然在那里、文化各有各的看法”这种分法，本身是某一类世界（现代西方）的做法；别的共同体里，山、河、祖先，可能是会行动的存在，不是“资源”或“象征”。 政治是不同世界的相遇与争持：谁的世界被当成唯一的世界，谁的被当成“信仰”“习俗”“看法”；谁来替谁说话，在什么条件下说。

起手的 S，也就是显露出来的样子，是“已经各归其位的多个世界”：先有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先有这个世界、那个世界，然后才去问它们怎么相遇、怎么相处。

这里要先交代“×”的意思：学派的符号是“主体预设联合客体预设”，两样东西是一起设定的，缺一就立不住。这一族把主体放进位置里，才能说“谁在说话”；把客体放成多个，才能说“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互动内容，也就是“政治是世界之间的争持”，是它从这对设定里推出来的，不是另外观察到的事实。

◆三、意义预设

这一族的意义，按我们的读法，重心落在自由上，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自由：不是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一个共同体有权按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的世界，不被别人的叫法吞掉。后殖民的开山之作写的是“被描述的人”怎样被描述（见下一节），去殖民思想强调的是“夺回定义的权力”，都是这个方向。

幸福在这一族里以“好生活”的形式出现。安第斯一带的说法 buen vivir（西语，大致是“好好生活”），强调人和土地、他人和谐共处，不以收入和增长来衡量。它被写进了厄瓜多尔2008年的宪法。这里的幸福不是个人满足，而是关系好。

创造的分量较轻。这一族更擅长指出“现有世界怎样压住了别的世界”，不太擅长说“新世界该怎样造出来”。不过近年有人在补这一块，比如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2018年的《为多元世界做设计》一书，就是想把“多个世界”变成可做的设计。

要再说一遍：这是我们的读法，是给意义权重一个粗略的位置，不是给这一族打分，也不是说它“应该”是这样。

◆四、走的路

先说后殖民这一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78年的《东方学》，指出西方学术和文学里的“东方”，是一种与帝国权力缠在一起的描述方式；知识不是中立的镜子，它自己就是权力的一部分。这是起手的 S 加上第一步 D：从“被描述的样子”出发，追问这种描述怎样被生产出来。

接着是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20世纪80年代末的《庶民能说话吗？》，问的是：当知识分子替底层说话时，底层真的被听见了吗？还是又一次被代表、被改写？再接着是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2000年的《把欧洲地方化》，提出欧洲产生的政治概念（公民、国家、进步）被当作普遍的，其实是地方性的，要“把欧洲放回它自己的位置”。拉美这边，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提出“权力的殖民性”（九十年代起陆续提出，2000年有英文论文），说殖民关系结束后，按种族分等级的权力结构仍在延续。这些几乎都是 S→D：先摆出被压住的位置，再沿着历史把压的过程一步步追回去。

第二步是本体论转向。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从亚马孙民族志里概括出所谓“视角主义”：在那里的一些宇宙观中，人与动物各有各的“人的视角”，而不是人类独有视角、其余是自然。马里索尔·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2015年的《地球存在者》，写秘鲁安第斯一带的山，在当地人那里是有意愿的存在，不是风景。她和马里奥·布拉瑟（Mario Blaser）等人把这条路叫作“政治本体论”，2018年合编了《一个多世界的世界》，主张“多元世界”（pluriverse），也就是世界不必汇到一处。

这一步，路径变成了 S→E：先承认多个世界各自的样子，再看它们怎样缠在一起，比如同一座山，当地人、矿业公司、国家保护区部门各自在跟什么打交道。可以看到，这一族还是很少把 D→E→S 当起点，也就是很少问“一个世界是怎样在差异里一点点长出来、再稳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它们要么先摆位置再追历史，要么先摆世界再看相遇，起点总是一个已经分好的 S。

◆五、异象

这一族遇到的事，大致有四类。

第一类，是“谁来说话”自己带来的麻烦。斯皮瓦克早就问过，替庶民说话的人，也站在某个位置上。可是这一族自己的作者，大多是大学里的研究者。当一个研究者说“这个共同体的世界是这样的”，他是在代言，还是在翻译？这个问题，学派用自己的预设去回答，答案就是“要小心”，却回答不了怎样才算不小心。

第二类，是不同世界要在同一个制度里办事。2017年3月，新西兰通过《特阿瓦图普阿（旺格努伊河权利要求解决）法》，规定这条河本身是一个法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由代表来行使。这个安排来自旺格努伊河沿岸毛利部族长达百余年的主张。它是一个很动人的尝试，可是随之而来的实际问题是：河是法人，代表是谁、怎样代表、若与别的利益冲突怎样裁，这些问题还是要由现有的法院和程序来回答。也就是说，“多个世界”一进入同一套法律，就要翻成同一种语言。

第二类的另一个样子，在拉美。厄瓜多尔2008年宪法承认自然（宪法用的是 Pacha Mama，安第斯的“大地母亲”）有权利，玻利维亚2010年有《地球母亲权利法》。可是现实里，石油、矿业和这些权利之间的拉扯一直没停。2023年8月，厄瓜多尔以公投方式，约六成投票者主张停止在亚苏尼国家公园里开采石油，之后怎样执行，又成了新的争论。这些事说明：写进宪法，不等于不同世界的冲突消失了，冲突换了一个战场。

第三类，是“世界”内部不整齐。任何一个共同体里，都有老人和年轻人，有想守的和想走的，有妇女的处境和男人的处境。若把一个共同体写成一个整块的“世界”，这些差异就被压住了。本体论转向被批评的一个主要地方，正是这里：批评者说它容易变成一种新的本质主义，把一群人固定成一种样子。

第四类，是它自己的位置问题。“世界不止一个”这句话本身，是谁在什么位置上说出来的？说它的人，用的多半是从西方学术里长出来的概念，这就回到了第一类。

◆六、吸收还是分叉

这一族处理这些异象，大致有三条路，对应前面说过的几种吸收。

一是改名。内部不整齐的事实，被改称为“混杂性”，或者“策略性的本质主义”（这个说法出自斯皮瓦克，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后来自己又对它有所保留：为了政治行动，暂时把一群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说话，明知这是简化）。名字一改，异象就从“我的预设接不住的事”，变成了“我早就知道、而且有名字的事”。这是一个很体面的改名，但它没有回答：什么时候可以暂时当作整体，什么时候必须拆开看？

二是先验。有一种说法是，凡是用西方概念去描述别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殖民的。照这个说法，只要你使用了某个“外来”的词，你的描述就按定义失去效力。这种说法把检验的路堵上了：它不是一个可以被验证对错的判断，而是一个按定义成立的判断。

三是分叉。这一族内部，已经分出了好几支。后殖民理论侧重从话语和文本里揭露权力；“去殖民”一支（如瓦尔特·米尼奥罗等人）更强调知识本身要换基础；本体论转向一支更进一步，不再满足于“换看法”，主张“换世界”；而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一类的“宇宙政治学”，又在问不同世界怎样在一起商量事情。这些分叉，每一支都在为同一个难题找出口，但每一支都带着自己新的预设。批评也来自外部：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后殖民理论太重话语、太轻物质与阶级；有的人类学家批评本体论转向其实和以前讲“文化差异”差得不远。2008年在英国曼彻斯特有一场辩论，题目就是“本体论不过是'文化'的另一个说法”，结果反对这个说法的占多数，但争论并没有结束。

这里再回到前面的诊断：这一族是一个典型的“以互动属性为中心”的例子。它把“说法与世界的关系”放在中心，对主体和客体各设定了一个起点，于是出现了丰富的内部分叉，却没有一个大家都认的裁判。

◆七、它看对了什么

它看对了好几件事。

第一，它看见位置会决定什么被当成“常识”。我们这本书一开始就说过，同一个结果，站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会读出不同的故事；这个现象在这里被推到了极致：不只是读法不同，连“事实是什么”都可能随位置而不同。这一族提醒我们，很多“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其实有出处。

第二，它看见制度的翻译代价。河成了法人，山进了宪法，这些事说明：任何制度要容纳一个新的东西，都得先把它翻成制度的语言，而翻译总有损失。

第三，它看见多元不是缺点的同义词。它把“世界不止一个”当作要认真对待的事实，而不是需要尽快消除的混乱，这一点和我们的诊断是相通的：政治学的多元，来自各学派的起点不同。

但从我们的读法看，它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把“多个世界”当作终点，当作一个应该被承认的事实，却很少问这些世界是怎样在差异里长出来的，又怎样在互相缠绕中改变的。这一点留到第六十四章再说。

带走的话
- 同一锅菜四个名字，可能是四种叫法，也可能是四件事；后殖民与本体论转向这一族，赌的是后者。
- 它的出生证：位置里的人 × 多个世界；推出来的政治，是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相遇和争持。
- 它走的路多是 S→D 和 S→E，起点都是已经分好的位置或世界，很少从差异怎样长出世界说起。
- 它的异象是谁来说话、制度怎样翻译、世界内部不整齐；它用改名、先验和分叉来吸收。
- 意义预设按我们的读法偏自由，其次幸福，创造较轻；这是读法，不是判分。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三种吸收、分叉、S→D 与 S→E 两条路

锁定记录：起点的 S（“已经分好的多个位置或世界”）被锁住，D 与 E 的关系没有改写起点

第十一编
国家政治实践：意义权重的另一张表
编序

第十一编是国家政治实践，另放一张意义权重的表。第 53 章先讲理论与实践为什么要分开读，再逐国读过去。

本编各章：

  • 第 53 章　理论与实践为什么要分开读
  • 第 54 章　美国：实践押在创新与自由上
  • 第 55 章　英国：议会主权与它的几次转向
  • 第 56 章　德国与法国：欧洲大陆的两种国家
  • 第 57 章　日本：官僚、政党与追赶之后
  • 第 58 章　中国：从“建设”到“发展”，再到“美好生活需要”

如果你关心国别，可以先读本编，再去下编里挑自己国家的年份读。

第 53 章

理论与实践为什么要分开读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国家嘴上用的是哪套理论，和它实际走的是哪条路，是一回事吗？

◆一、日常主例

先交代，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家公司的真事。

一家连锁药店的总部，给下面的门店发了一份《换班与调休办法》，一共一页半。条文很简单：店员之间可以换班；每个月累计加班的时数，可以折成休息日；门店营业时间内，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在岗。办法下发给东街店和西街店，两家店的店长是同一天收到的。

东街店的店长老汤，是个爱省事的人。他的做法是：把办法贴在更衣室，说一句“自己商量着换，营业时间别空岗就行”。店员们很快在一个小群里约成了习惯，谁家孩子开家长会，谁就挑个人换一下，换完在群里说一声。老汤偶尔扫一眼排班表，只在有人一连几天都休不下来的时候插一句。

西街店的店长小郑，处理得很细。她要求换班先提交书面申请，由她批准；调休必须攒够整天，并且要在每个季度末统一排；排班表每周一公示，换一次，就改一次，谁换了谁都要签字。小郑说，这样才不出乱子，营业时间一次也没空过岗。

一年后，总部来人看这份办法的落实情况。同一页半的条文，东街店用得像是“大家安排自己的时间”，西街店用得像是“一套把人和岗位对准的流程”。如果要问这份办法“是什么意思”，该去看那页纸，还是去看这两家店？

你大概会说：两样都要看，而且不能混在一起。纸是总部的意思，店是各自做出来的样子；总部的意思再清楚，做出来的样子也可能走形；而做出来的样子，哪怕条文上一个字都没改，也已经是另一回事。

本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直觉说清楚，再把它搬到国家层面上来。

◆二、为什么要分开读

第二章已经讲过，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意义预设”，也就是它把意义押在创造、自由、幸福中的哪一个，以及怎样配重。这是理论的意义预设。它是学派的出生证上的一栏，属于学派自己。

一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学派，它是一大堆人、一大套制度、一段长长的历史，在许多年里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它在某一时期的主流做法里，把力气花在哪里，把资源押在哪里，这可以叫作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它是做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

为什么非分开不可，有三个理由。

第一，理论是写下来的，实践是做出来的。药店的办法写下来是一页半，但各家店做出来的，是上百个具体的决定。国家更是如此。宪法条文只是一部分，法院怎么判、官员怎么办、人们怎么利用或绕开，这些才是日常。

第二，同一种理论可以对应不同的实践，不同的理论也可能落在相近的实践上。东街店和西街店用的是同一份办法，这是前一种；而两家店用不同的话说自己，最后都保证了营业时间不空岗，这是后一种。

第三，国家会同时用好几种理论。一个国家的议会里，可能有人引一种学派的话，有人引另一种学派的话；大学里教的政治学，和政府文件里用的，常常也不是一套。把一个国家绑在一个学派上，对谁都不公平。

我们在经济学那本姊妹篇里已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导师在那里的说法是：不同学派的意义预设中心不同，所以要分清理论和国家实践，比如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的国家，其实践的主流可以读作“建设：创造”。本书把这个做法迁移到政治学来，这是本书自己的做法，不是政治学本身提出来的结论。迁移之后，同样要小心，后面会交代怎么小心。

◆三、政治学里，这件事为什么尤其要紧

在别的学科里，理论和实践混着读，通常只是不够精确；在政治学里，混着读会出事。原因是政治学有一个特点：它把“善”写在台面上。国家要为自己的做法讲理由，学者要为自己的理论讲价值，两边都爱用“自由”“平等”“公正”“幸福”这些大词。同一个词，在理论里是一个有来历的概念，在实践里可能是一句动员的话，也可能是一项具体的政策，还可能只是习惯的说法。

于是常见的误会有两种。一种是看到一个国家的文件里写了某个价值，就以为它的日常也是那样；另一种是看到一个国家的某项做法，就推断它信的是某个学派。前一种把纸当成了店，后一种把店当成了纸。药店的故事里，总部的那页纸上并没有“自由”两个字，东街店却做出了自由的味道；西街店的纸面和东街店一样，做出来的是“对准”。词和事之间，隔着一整段做的过程。

◆四、理论的意义预设：一张表

下面这张表，是照着上编各章的细读归纳的。每一行只留重心和配重的大意，括号里是章次，要细看请回到那一章。再强调一遍：这是我们的读法，不是判分，也不是学派自己的声明。

学派一路（章次） 意义的重心 配重大意
古典共同体论（第8章，亚里士多德一路） 幸福（过得好、过得完满） 好的共同生活是城邦存在的目的；自由偏窄，是公民轮流参与城邦事务的资格；创造不在中心，重在把已有的好秩序维持下去
契约论（第12至14章，霍布斯、洛克、卢梭） 因人而异：霍布斯押安全（幸福里最底下的一层），洛克押带产权的自由，卢梭押共同立法的自由 霍布斯那里创造要靠和平才有可能；洛克以劳动立产权，创造是自由的来源；卢梭那里幸福与创造都不是主轴
功利主义（第15章，边沁一路） 幸福 幸福是唯一的尺子；自由与创造都是手段，要看它们对幸福的贡献
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第17、18章，托克维尔、密尔） 自由 托克维尔专为自由找条件；密尔以幸福为底、自由居前，创造以“生活的实验”进入
马克思主义（第20、33章） 创造与自由居前 创造是路（劳动是人的创造活动，生产力的发展），自由是目标（每个人的充分发展）；幸福不是独立目标，放在后面
行为革命、结构功能论与现代化理论（第24、26章） 创造，指知识或发展意义上的创造 行为革命里自由第二，幸福被明说排除在括号外；现代化理论里幸福（物质改善）第二，自由第三
多元主义（第29章，达尔一路） 自由 自由是“没有谁垄断”；幸福居中，是满意的人多；创造居后
发展型国家理论（第37章） 创造 追赶与建设居前；自由靠后，要服务于追赶；幸福更靠后
理性选择一路（第38至41章） 自由与幸福的一种特殊组合 自由是个人偏好算数、自愿订约；幸福指偏好得到满足；创造在选民一支里几乎不出场，在制度一支里以“好规则让交易顺利、价值积累”的形式出现

表里的每一行，都是把一整个思想传统压成几句话，所以请把它当作路标，不要当成定论。同一行里的几位思想家，重心有时并不相同，契约论那一行就是例子，所以写成了“因人而异”。这张表的作用，只是让你看到：理论端的意义预设有配重的差别，不同学派不押同一维，也不是只押一维。

◆五、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用叙述来读

另一张表，也就是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本书不列表，用叙述写。原因是国家的做法太杂，一压成表格，就会被误读成“打分”。后面几章里，对每个国家，我们都会这样读：

第一步，看它写下来的：宪法、基本的制度安排，白纸黑字写了什么，把什么放在最前面。药店的办法对应这一步。

第二步，看它做出来的：这些制度在一段时间里实际怎样运转，发生过什么事，制度怎样回应。东街店与西街店对应这一步。

第三步，看它自己怎么说、学界怎么说：这个国家的政治学传统是什么，这个国家的人怎样为自己的制度辩护。

看“做出来的”，我们用的材料，是结构层面的、公开可查的：重大的立法和修宪，法院有影响的判决，制度的几次大转向，以及历史上几次大事件里制度的反应。我们不拿某一年的统计读数来给一个国家定性，因为读数只是一个时点的数，而且本书的原则是统计读数不进考核；我们更不拿个别人物的言行来代表一个国家。

三步放在一起，再问一个粗的问题：在这个国家的主流做法里，力气主要花在哪一维上？是创造（造出新东西、新产业、新秩序）、自由（保护个人和团体自己做主的空间）、还是幸福（保障大家的安稳和福利）？

答案往往是“某一维居前，另两维跟着”，而不是“只有一维”。有时在不同历史阶段，居前的一维也会换。我们描述的时候，说“押在哪一维”，指的是这种居前的倾向，不是说另两维不存在。

◆六、三种错位

分开读之后，你会看到三种常见的错位。

一是纸面强、做法弱。 条文写得很重的价值，在日常里却不那么起作用。药店的办法写了“保证营业时间有人”，但若两家店都做不到，这条就是纸上的。

二是同一套话，两种做法。 同一部法律、同一个学派的名号，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部门里，走成了不同的样子。东街店与西街店就是这样。

三是不用某个学派的名，却走着它的路。 一个国家的官员也许从没读过某个学派的书，但他们在做的事，在结构上和这个学派的预设相合。这不是巧合：现实里的做法，往往是各种需要和条件挤出来的，学派后来把它们概括成理论。

遇到这三种情形，我们不判断“谁对谁错”，只问一句：这一段说的是纸上的，还是做出来的？

◆七、本书各国章节怎样读

后面三章（第54到56章），以及第五十七、五十八章，都是国家实践。它们守同样的规矩。

规矩一，只按学派与结构层面写。就是写这个国家的政治学传统、主要制度的骨架、几次大的转向，不写具体的人和党派的得失，不评价任何在任的领导人。

规矩二，不评价制度，不写“哪国更好”。我们只问“押在哪一维、发生过什么”，不问“好不好”。一个国家押在自由上，另一个押在幸福上，并不意味着一个更高明。每一种押法，都有自己的代价，也有自己的成绩，而这些是下编逐年事件里再去看的。

规矩三，意义权重是读法，不是判分。我们说某国“押在创造上”，是我们依据可核对的事实作的一种读法；别人可以读成别的，只要他说清依据，我们就把它看成另一种读法，不是错误。

规矩四，所有事实，都经过核对，核不了的不写死。

为了让国与国之间能并排看，又不至于排出名次，每个国家我们都问同样四个问题：它的政治学传统，是围着什么问题长出来的；它的基本制度，把什么放在最前面；它经历过哪几次大的转向，转向前后押的是哪一维；它自己的政治学，后来是怎样概括这些经验的。问题相同，答案各异，这样并排，是为了看清差别，不是为了比高低。

这四条规矩，又回应了本书的三条禁令：不对具体个人或群体作诊断，不做政策表态，统计读数不进考核。

◆八、实践反过来改理论

药店的故事还留着一个小尾巴。总部看过两家店之后，第二年改了办法：加了一条，写明“门店可在不空岗的前提下约定换班方式”，又加了一条，要求调休的整天数不低于某个数。条文改了，两家店又各自往前走了一步。

这就是实践回写理论。国家层面也一样：一个国家做出来的东西，会被学者概括成理论，理论又被官员拿去当理由，理由又改变做法。理论与实践不是两条平行线，是互相缠绕着的。我们之所以要先分开读，是为了能看清缠绕的地方：哪一步是理论在引路，哪一步是实践逼着理论改口。这条线在第六十五章会再拿出来，讲一个学派怎样真正学习。

◆九、它可能怎样出错

这一节也要交代，分开读的做法本身，可能出错。

其一，把“居前的一维”读成了“唯一的一维”。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所以后面每章都会写明另两维在哪里。

其二，把不同时期的做法混成一个。国家是长出来的，一百年前与今天押的未必一样，所以我们总写明说的是哪个时期。

其三，用理论的话去套实践，或者用实践的话去评理论。药店的办法没有“错”，东街店与西街店也没有“错”，只是不能拿其中一个去证明另一个。

带走的话
- 理论的意义预设，是学派出生证上的一栏；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是一个国家在许多年里做出来的主流倾向，两样不能混着读。
- 读一个国家，看三步：写下来的、做出来的、自己怎么说的。
- 一个国家通常是某一维居前，另两维跟着；不同时期，居前的一维可能换。
- 本书写国家，只写学派与结构，不评价制度，不评价在任领导人，不比较好坏；意义权重是我们的读法，不是判分。

小账
本章动用：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两张读法（一张表，一张叙述）、三种错位

锁定记录：这一章不锁定学派的起点，只立读法；它预先承认自己的风险，即把居前的一维读成唯一的一维

第 54 章

美国：实践押在创新与自由上

这一章的问题：美国的政治学和美国的做法，各自把意义押在哪里，发生过哪几次大的转向？

◆一、日常主例

先交代，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个真实的社区。

美国中西部某个郊区，有一片新盖起来的住宅区。买房的时候，每户都签了一份厚厚的文件，里面有一章叫《契约与限制》：外墙只能刷哪几种颜色，院子里不能晾衣服，车不能长期停在街上，前院的草不能超过六英寸（约十五厘米）。这是我构想出来的规定，现实里各个社区的细则不一样。房子的主人同时也是业主协会的会员，每年交会费，每年选几位志愿者组成理事会，由理事会请一家公司来管日常。

有一年夏天，一位叫汤姆的业主出门两个月，回来发现信箱里有一封警告信：他家前院的草长高了，请限期修剪，否则罚款。汤姆不服气，说草是自己家的，他爱长多高长多高。他来参加了理事会的月会，在会上陈述了理由；理事们解释，这条规矩是所有人当初一起签的，目的是让整个社区的房子保值；另一位业主说，她就是为了这条规矩才买下这里的。会开了一个半钟头，最后汤姆交了罚款，但他也提了一个动议：把“六英寸”改成“八英寸”，下次年会表决。

这个小场景里有好几样东西，是美国政治里反复出现的：白纸黑字的契约；个人对自己财产的主张；一群人自愿凑在一起，自己立规矩、自己选人管、自己交钱；争议先在会上吵，吵不拢可以上法院；规矩不是不能改，但要走程序。

据美国社区协会研究基金会的统计回顾，2025年美国有大约三十七万个这类社区协会，约七千八百万人住在其中，大致每四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这个数字只说明这种形式相当普遍，不说明它好或不好。我们借它来看一件事：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往往能在最小的邻里单位里看到影子。

汤姆的故事里还有一层，值得单独说一句。他在社区里受到的限制，比在公共街道上受到的多得多，可是他并不是被谁强加的：这些规矩是他自己签字接受的。这种“先签约、再受约束”的方式，正是美国政治与法律里一再出现的思路：自由，不只是少受管，也包括可以自愿地约束自己；约束一旦成立，就按约办事，不满意，再按程序去改。这个思路，后面讲到美国学派的预设时，你还会再见到它。

◆二、美国政治学的出生证

如果要给美国政治学的主线填一张出生证，大致要写成这样。

预设的主体：有各自利益的人，会结成团体，团体各有各的盘算。这是美国立国时的看法。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787年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把“派别”看成人性里自然会长出来的东西，主张不去消灭派别，而是设计制度去控制它的后果。

预设的客体：制度是一台可以设计的机器。分权，制衡，联邦与州分工，把一个大共和国建成许多利益互相牵制的结构。机器造好了，大家各自行事，整体就不至于被某一派吞掉。

推出的互动内容：政治是团体之间的竞争与制衡；公共利益，是在这种竞争里磨出来的结果。

这对设定，和我们在第十三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八章等处已经见过的学派很亲。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1955年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就认为美国政治长期笼罩在一种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共识里，没有一个需要推翻的封建旧秩序。美国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也长得早：美国政治学会1903年成立；20世纪中期的行为革命主要在美国发动；达尔的多元主义、伊斯顿的系统论、后来的理性选择和公共选择，也大多在美国学界成形。美国政治学的各条主线，总体上在“追求利益的个人和团体”与“可设计的制度”这对设定里打转。

托克维尔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访问美国时，对美国人爱结社的习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在第十七章已经讲过，这里只提一句：业主协会这种小团体，是同一条线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是一条主线，不等于每一位美国学者都这样想。美国学界同样有批判的、历史的、重视观念与身份的各种支流，它们在别的章里出现。

◆三、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

先说理论端。这条主线的意义预设，我们读成自由居前：个人和团体的选择空间，是它最先要保护的东西。

再说国家实践。按第五十三章的读法，我们问：美国做出来的主流倾向，把力气主要花在哪一维？我们的读法是：自由与创造居前，幸福主要以“追求”的形式在场，保障的一层是后来逐步加上的。

自由居前，写在最前面：1776年的《独立宣言》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列为不可剥夺的权利，1791年的权利法案把言论、宗教、结社等自由写进宪法修正案。注意“追求幸福”这个措辞：幸福在这里是一项去追求的权利，不是国家要保证的结果。

创造也写得早。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授权国会“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办法是给作者和发明人一定期限的专有权利。到20世纪，国家出面大规模推动创造的事越来越多：二战结束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写了《科学，无尽的前沿》，倡导联邦资助基础研究，1950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之后，1958年有了航空航天局和《国防教育法》；1980年的《拜杜法案》允许大学等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对联邦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的发明保留专利权，推动成果转化。

幸福的保障层，则是在大萧条以后逐步加上的：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1965年建立的老年医疗保险和低收入者医疗补助。它们是“追求”之外的另一层。

要再说一遍：这是读法，不是判分。别人可以把美国读成别的权重，只要他讲清依据。我们的读法只是说，在写下来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和学界的自我概括三处，自由和创造都出现得早、出现得重。

◆四、走的路

美国的做法，大致可以沿着几次大转向来看。

第一次，立国设计。1787年制宪，1791年权利法案生效。这是 S 先行的路：先把制度的骨架，也就是显露出来的样子写定，再让历史去检验。

第二次，内战与重建。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战之后，1865年、1868年、1870年的三条修正案，分别废除奴隶制、规定公民身份与平等保护、规定投票权不因种族被剥夺。这是国家实践第一次大幅改写自己的宪法文本。

第三次，进步时代与新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改革，和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新政，使联邦政府的角色大幅扩大：监管、劳工、社会保障。联邦与州之间的分工，也在这一段反复重划。

第四次，民权时代。1964年的《民权法案》与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把“平等保护”落到公共场所、就业和投票上。

第五次，战后的科学与技术。上面提到的基础研究资助、航天、专利转化，使“创造”成为国家层面的长期安排。

如果用我们的路径语言来读，美国的实践大体是 S→D 的走法：先有一个写定的骨架，再沿着修宪、判例、立法一步步修补。州层面的试验是这条路上的一个特色。1932年，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一份异议意见里，曾把各州比作可以尝试新办法的“实验室”，这个说法后来被广泛引用。

改写宪法本身很不容易。宪法第五条规定，修正案要国会两院各三分之二通过，再经四分之三的州批准。两百多年里通过的修正案只有二十七条，其中前十条是权利法案。所以大量的改写，是通过另外两条路完成的：一条是立法，另一条是法院的判例。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通常被看作最高法院确立“司法审查”，即法院可以裁定法律是否合宪的开端。从此，宪法的意思，一部分是在法庭上一案一案地被定下来的。这使得美国的“S→D”，更像是一边判案、一边立法、一边偶尔修宪，把骨架慢慢撑开。

◆五、异象

对这条主线来说，有几件事是起点接不住的。

其一，自由的话与奴隶制的实践。立国文献里讲自由和平等，而奴隶制长期存在，宪法文本里也曾有对它的容纳。内战，是这个缝隙最大的一次爆发。

其二，自由居前的做法遇上大萧条。1929年之后，企业与银行大批倒下，失业者无数。按“团体竞争会磨出整体”的预设，市场与社会有自我修复的力量；可是现实里，修复迟迟不来。新政的一系列做法，是在这个异象面前把“保障”一层加了进来。

其三，冷战里的科技竞争。1957年的卫星事件，使原本由私人和企业担任的“创造”，被国家视为一项安全议题，产生了一批新的机构。

其四，多元主义没有想到的人群。达尔1961年的《谁在统治》以纽黑文为例，说明权力分散在多个中心；后来巴克拉克与巴拉茨、卢克斯等人指出，有些人的诉求根本没有进入议程。这一点在第三十章已经讲过，这里不重复。民权运动，也使人看到：有的人群，在“团体竞争”的图景里本来就没有座位。

其五，党派化与僵持。美国政治学里关于政党两极化、立法僵持的讨论很多，各家读法不同。这里不作评价，只记一笔：分权制衡的设计，在不同时期的党派格局下，会运转出很不一样的样子，设计者并没有预设这一点。

◆六、吸收还是改写

美国政治学面对这些事，几种吸收都见得到。

改名：党派的竞争，被称为“派别”，又被称为“利益集团”，再被称为“选民联盟”，名字一路改，核心的“团体竞争”图景没变。

免检：多元主义把没有进入议程的人群，早期当成“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意思是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这些人自己没有行动。

先验：自由主义共识的说法，在一段时间里，把异议当作“例外”，按定义属于边缘。

同时，分叉也很明显。行为革命之后，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演说里提出“后行为主义”，要求政治学关心价值与现实问题；理性选择与公共选择另成一支；还有把美国政治当成一段长历史去读的“美国政治发展”一路（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1982年的《建设新美国国家》常被放在这一路），它更重视制度怎样在时间里被一次次重做。

从我们的读法看，美国的实践更像是改写，而不只是吸收。内战之后的修宪、新政对联邦角色的重划、民权时代的立法，都是国家实践在改写自己的条文。但需要注意：这是国家实践的改写，学派层面的核心预设，即“追求利益的团体”与“可设计的制度”，则大多是被吸收或分叉消化的。这也是第五十三章说的“实践回写理论”的一个样子，只是回写得慢。

◆七、读法的边界

最后几句，说明这一章不做什么。

我们不写美国“好”或“不好”；不比较它和别国；不评价任何在任的总统、议员或党派；不预测它的将来。我们只记录：这个国家的主线学派怎样设定人与制度，它的主流做法在哪几个时期押在哪一维，又是怎样一次次改写自己。读到这里，你可以回头看汤姆那一把草：契约，程序，会上辩论，提动议改规矩，这里面自由与程序居前，居住地的“幸福”（房子保值、环境整齐）靠大家自己去追，创造呢，在这个小场景里几乎看不到，这正好说明：一个国家的主流倾向，到了具体的小单位，不会处处都在。

带走的话
- 美国政治学的主线：有利益的个人和团体 × 可设计的分权制衡机器；推出的互动是团体竞争。
- 国家实践，我们读成自由与创造居前，幸福先以“追求”的形式在场，后来加上保障一层；这是读法，不是判分。
- 它的走法大体是先写骨架、再修补：内战后的修宪、新政、民权立法都是改写。
- 学派层面多是吸收和分叉，实践层面更多是改写。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S→D 路径、三种吸收与分叉

锁定记录：多元主义一路的“团体竞争”图景被锁住；没有进入议程的人群，是它起点接不住的地方

第 55 章

英国：议会主权与它的几次转向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没有一部统一成文宪法的国家，靠什么运转，它的意义押在哪里，又是怎样一步步变的？

◆一、日常主例

先交代，下面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对哪个英国小镇的实录，也不是说英国人都这样。排队在世界各地都有，这里只借它说明一件事：有些规矩没有写在任何地方。

想象英国一个小镇的公共汽车站，下午五点。站牌下没有划线，没有栏杆，也没有人维持秩序，可是十来个等车的人，站成了一条斜斜的、先到先上的队。有人来得晚，东张西望，找不到队尾，就先站在旁边；有人看见他，往后挪半步，他便顺势站到了后面。车来了，大家一个接一个上。这时有个刚下火车的游客，拖着箱子直接走到车门口，站在了最前面。没有人喊，也没有人去拉他，但队里有位老太太轻轻咳嗽了一声，旁边的年轻人也看了他一眼。游客愣了愣，看见身后一条队，不好意思地退了下去。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被援引，没有人被罚款，没有谁有权命令谁。可是规矩确实在起作用，而且不止是排队本身：什么叫“过分”，什么时候该咳嗽一声，什么时候该装作没看见，这些都是靠一代代人在场上摸索出的默契来维持的。

注意那位老太太手里没有任何权力，她只有一声咳嗽。惯例靠什么维持？靠周围人的目光和日后继续在一起过日子的需要，违反的代价，是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这种约束既软又硬，软在没有人能强制你，硬在谁也不愿意成为那个被看一眼的人。

这个小场景，在英国政治学里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惯例”（convention）。英国的宪制里，惯例占的分量，比大多数国家都要重：首相由下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君主不拒绝议会通过的法案，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写成条文，而是靠大家照着做，久而久之，成了规矩。理解了这一点，才好理解英国的政治学为什么长成现在的样子。

◆二、英国政治学的出生证

英国政治学的主线，如果也要填一张出生证，大致是这样。

预设的主体：在传统里长大、懂得克制、愿意守惯例的行动者。这一路的思想，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到后来的保守主义思想，都强调人不是从零开始设计自己的社会，而是继承了一套已经长成的东西。

预设的客体：制度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不是一次设计出来的；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议会，议会之上没有一部更高的成文法。阿尔伯特·戴雪（A. V. Dicey）在1885年出版的《宪法研究导论》（初版书名略有不同）里，把这一点说得最清楚：议会有权制定或废止任何法律，英国的法律不承认有哪个机构可以推翻议会的立法。同样重要的是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67年的《英国宪法》，他的看法是：内阁既出自议会，又领导议会，行政与立法在这里是融合的，不是分开的，与美国的分权制衡成了对照。

推出的互动内容：政治是议会内部执政方与反对方的辩论与轮换，是在惯例的约束下进行的竞争。

这套安排，后来被比较政治学者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概括成“威斯敏斯特模式”，作为“多数型民主”的典型拿来和“共识型”对照，这一点第四十六章有专门的讲述。他的概括是一种读法，正因为被拿来当典型，英国自己的制度细节反而常被抹平：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做法，就与英格兰不太一样。

和美国那条“可设计的机器”比起来，英国这条线更像“长出来的习惯”。这是我们的读法，不是说英国学者的看法一致：从研究惯例的宪法学者，到后来关注利益集团、选举制度、国家结构的政治学者，英国学界同样很多元。英国政治学协会1950年成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895年创办，这些学界的机构，也是这条线的一部分。

◆三、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

理论端，议会主权这条主线的意义预设，我们读成自由居前，更准确地说，是“议会保护下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按普通法的传统，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而议会是最高的，所以自由受不受限，要看议会怎样决定。

国家实践端，按第五十三章的读法，英国不同时期的居前一维是换过的。我们的读法是：

十九世纪，自由与创造居前。这是第一个工业国家，自由贸易的主张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1846年废除《谷物法》常被看作一个标志。

二十世纪中叶，幸福居前。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想，1945年之后工党政府推进，1948年国民保健服务（NHS）开办，福利国家的骨架在这一时期搭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自由与创造再被推到前面：一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市场的角色重新放大。

说一句公允的话：这三段，不是说另两维缺席。十九世纪也有《济贫法》的改革和工厂法；战后福利国家时期，也有对言论、结社的保护；八十年代以来，同样保持了公共医疗体系。我们说的“居前”，指的是主流做法里力气花得最多的方向。这是读法，不是判分，也不是评论哪个时期做得“对”。

◆四、走的路

英国这条路，我们用路径语言读，是比较典型的 S→D，而且“S”是一个很特殊的 S：它不是一份写定的骨架，而是一个长出来、显露出来的、没有总纲的样子。那么，D 是怎么走的？

一是加入欧洲。英国1973年加入当时的欧洲共同体，1975年举行了英国第一次全国性公投，问是否继续留在其中。加入的法律基础，是1972年的《欧洲共同体法》。

二是权利与权力下放。1998年，英国通过了《人权法》，把《欧洲人权公约》里的权利引入国内法院可以适用的范围；同年的《苏格兰法》《威尔士政府法》以及北爱尔兰的和平协议，使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有了各自的议会或议会式的机构，英国进入了“权力下放”的年代。

三是法院的角色变化。2005年的《宪制改革法》，使最高法院与上议院分开，原来在上议院里的法律贵族，改由独立的最高法院行使终审权，这个法院2009年10月1日开始运作；大法官的职责也作了调整，不再同时兼任上议院议长、不再是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司法首脑。

四是议会自己的规矩。2011年的《固定任期议会法》，限制了首相自行决定解散议会的权力；2022年的《解散与召集议会法》将它废止，回到旧做法。这一进一出，说明连“议会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解散”这件事，也是在法律条文与惯例之间摇摆。

五是帝国的收缩。二战之后，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此后许多殖民地陆续走上独立的路，帝国变成了英联邦这样一个松散的联合。这不是一次宪制上的转向，却深刻改变了英国政治学的问题：研究的对象，从一个管着许多地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本土的国家。第五十二章讲的后殖民理论，有不少就是在这个背景里长出来的。

六是脱欧。2016年6月23日的公投，结果是脱欧一方略多；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离开欧盟。

◆五、异象

对议会主权这条主线来说，有这样几类事，是起点接不住的。

其一，欧洲法优先。一旦欧洲的法律在一些领域有高于国内法的效力，“议会可以制定或废止任何法律”这句话，就需要加限定。1990年前后的“福泰克塔”案，是学界常讨论的一例：英国法院在涉及欧洲法的案件中，对议会立法的适用作了暂缓处理。

其二，权力下放。议会是最高的，可是议会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了苏格兰、威尔士等地的议会。理论上，议会仍然可以收回；可是在实践里，有一条叫“苏埃尔惯例”的规矩，说议会通常不会在没有这些地方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就已经下放的事项立法。这条惯例近年虽已写进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有关法律条文，但法院并不强制执行它；在法律上它没有约束力，在政治上却很重。

其三，公投与议会主权。公投把最终的话交给了选民，而不是议会。2016年公投之后，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公投结果怎样转成法律？2017年1月，最高法院在“米勒案”里裁定，政府启动退出程序，需要议会立法授权。这是法院对政府与议会之间权限的一次划线。

其四，选举制度本身。英国下议院长期用的是每个选区得票最多者当选的办法。2011年5月，英国就是否改用“选择性投票”举行了全国公投，结果多数人反对。选举办法对政党格局的影响，是比较政治学的老话题，第四十六章讲利普哈特时碰到过这个变量；这里只记一笔：连选举办法这样的结构，英国也是交给选民投票来决定的，没有写成宪法里改不动的条款。

其五，法院审惯例。2019年9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认定：政府建议女王将议会休会（prorogation）的做法违法，休会无效。这等于一个法院，对一个原本由惯例和王室特权管着的领域，作出了判断。

◆六、吸收还是分叉

对这些异象，学界和实务界有几种处理。

改名：戴雪自己就分过“法律上的主权”与“政治上的主权”，前者在议会，后者最终在选民。这个区分，使公投、权力下放这些事，可以被说成“政治上的约束，不触及法律上的主权”。名字一分，异象就被收了进去。

免检：苏埃尔惯例不具法律约束力，因此学理上可以说“议会主权没有被动摇”。

先验：有一种说法是，议会既然是主权者，它自愿做的让渡，也就是它主权的行使，按定义不构成对主权的削弱。

分叉：学界在这里分得很明显。一边是“法律宪政主义”，强调权利要由法院来保护，《人权法》和最高法院的出现是其中的一步；另一边是“政治宪政主义”，认为权利的保护，主要应当靠议会与政治过程，约翰·格里菲思（J. A. G. Griffith）1979年的文章《政治性的宪法》常被放在这一路。两边对“法院该有多大角色”各持一端，到现在还没有裁判。

从国家实践看，更像是改写加惯例的再显形：2005年的《宪制改革法》、《人权法》、权力下放法案，都是以立法的方式改写自己；而2019年的休会案，是把一向不言自明的惯例，在法庭上写成了字。

◆七、这条线抓住了什么

英国的政治学传统抓住的一件事是：规矩可以不写，但不能没有。惯例让制度可以灵活地适应变化，不需要每次都修宪。从排队到内阁制，是同一套逻辑。

白芝浩还有一个说法常被引用：宪法里有“庄严的部分”，用来赢得人们的敬意，也有“有效率的部分”，用来真正办事。英国的君主与议会的仪式属于前者，内阁与多数属于后者。把两部分分开看，是理解这个制度的一把钥匙，也说明一个国家的制度里，常常有一些部分在“演给人看”，另一些在“办实事”，读国家实践时，两者都要看。

另一件是：最高权力的归属要说清楚。议会主权这个原则，给出了一个清楚的回答：最后谁说了算。也正因为这个回答清楚，后来的每一次转向，才都成了可以被讨论的问题。

它留给学理的难处，从我们的读法看，也在这里：当这个“最后的主权者”遇到了一个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时，比如欧洲法、地方议会、公投，原来的起点就要一次次加注。注多了，原来那句清楚的话，就变得需要很多的“但是”。

带走的话
- 英国政治学的主线：守惯例的行动者 × 长出来的制度与议会最高；推出的互动是议会里的辩论与轮换。
- 国家实践，我们读成不同时期居前的一维在换：十九世纪自由与创造，二十世纪中叶幸福，八十年代起自由与创造再回前面；这是读法，不是判分。
- 走的路是 S→D，起点是一个没有总纲的 S；转向有加入欧洲、权力下放、法院变化、脱欧。
- 学派层面多靠改名和免检吸收，也有分叉；实践层面更多是改写，并且把惯例写成了字。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S→D 路径、三种吸收与分叉

锁定记录：议会主权的“最高”这个起点被锁住，欧洲法、权力下放、公投都是靠加注而不是改起点吸收的

第 56 章

德国与法国：欧洲大陆的两种国家

这一章的问题：同在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各把意义押在哪里，各自从哪一次断裂里重新起步？

◆一、日常主例

这一章有两个小场景，都是我构想的，不是对哪栋楼、哪家店的实录。我们借它们说明一件事：一个国家的日常，怎样把它的政治习惯带进最小的细节。

第一个，德国一栋公寓楼的垃圾桶。 楼后院并排摆着几只桶：一只装纸，一只装厨余，一只装包装类的塑料和金属，一只装剩下的，各地的颜色和分法略有不同。三楼的一位老先生，每个星期都会把牛奶盒冲干净，压扁，投进装包装的那一只。他并不是怕被罚，只是觉得“本来就该这样”。他买的啤酒瓶和饮料罐，喝完要送回超市的回收机，机器吐出一张小票，抵下一次购物的钱。楼里搬来一户新人，头一个月总是投错桶，物业便在楼道里贴了一张图示，邻居也会敲门提醒一两句。

这背后有一段制度的历史。德国在1990年前后出现了“绿点”这个标识，由一家叫“双元体系德国”的公司，向使用包装的企业收取许可费，再由它去组织回收；1991年的《包装条例》，把回收包装的责任放在了生产者和销售者身上；2003年，一次性饮料包装开始实行强制押金。一栋楼里的桶，是这一整套“责任落到谁头上”的安排，落在了一个具体的地方。

第二个，法国一家咖啡馆的早晨。 巴黎某一天，地铁罢工，街上人少。一家街角的咖啡馆里，柜台前站着几位常客，端着小杯浓咖啡。有人抱怨上班的路变长了，有人说“罢工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有人说这次罢工没有道理。他们吵得并不凶，像是日常的一部分。服务员一边擦杯子，一边不时插一句。争论里没有人怀疑一件事：罢工这件事本身是可以做的。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就写明承认罢工权，这份序言被1958年的宪法承接，1971年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又赋予了它宪法价值。咖啡馆与公共讨论的关系，站上哈贝马斯卷已经讲过，这里只一句带过：我们要看的，是这种“吵但不否认彼此的权利”的样子。

◆二、两国的出生证

两个国家各有一张出生证。

德国。 德国的国家学传统很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的《一般国家学》（1900年前后）把国家当作可以用法律概念来分析的对象，“法治国家”（Rechtsstaat）是这个传统的关键词。德国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二战后重新建立，起点里带着一个沉重的问题：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会倒？

它预设的主体，是在规则与程序里行事的人；同时，因为有过纳粹的历史，这一路思想也带着对“多数可以做错”的警觉。它预设的客体，是一套要有防护的规则体系：1949年5月23日公布的《基本法》，第一条就写“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第一条和第二十条的基本原则不得修改；联邦宪法法院1951年成立，人民可以对侵犯基本权利提出宪法诉愿。由这对设定推出的互动内容，是在规则与法院的框架里的有序竞争与合作；民主要有能力保护自己，也就是常说的“防御性民主”（militant democracy，这个说法最初来自卡尔·勒文施泰因1937年的论述）。

法国。 法国的出生证很不一样。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它的起点，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

它预设的主体，是公民，也就是与国家直接相连的、彼此平等的个人，中间的团体（行会、教会、地方）被看得不那么重。这一路和第十四章的卢梭，是亲戚。它预设的客体，是国家作为共同意志的化身，共和国是要被“建成”的东西；第十七章的托克维尔，从另一个角度，对法国的这个中央集权传统有过细致的观察。由这对设定推出的互动内容，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国家的行动被赋予很大的正当性；社会的不满，常常以街头和罢工的方式，直接向国家表达。

法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也很有特点：1872年成立的“政治学自由学院”（后来的巴黎政治学院的前身），长期培养国家的官员；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1951年的《政党》，提出选举制度会塑造政党格局，后来被称作“迪韦尔热定律”。

这是我们的读法，两国的学界都不是铁板一块。

◆三、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

德国。 理论端，《基本法》的意义预设，我们读成自由与幸福并重，而自由先以“尊严”的形式出现。国家实践端，战后西德的做法，我们读成幸福（安稳与保障）和自由居前，靠规则托住，创造以工业与技能体系的形式在场。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提出“社会市场经济”一词，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把它推到前台，它力图在市场自由与社会保障之间划一条路。战后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度，让雇员代表进入企业监事会，也是这一路的做法。至于德国的职业教育“双元制”，学校与企业并行培养，则是“创造”以稳定的、规则化的形式存在的一例。

法国。 理论端，我们读成自由与平等的共和理想居前，国家是主角。国家实践端，我们读成自由、幸福与创造三者都由国家来承担：1945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团结”的幸福层；战后初期开始推行的国家计划，是国家带头“创造”的一例；而共和国的世俗原则（1905年12月9日公布的政教分离法），则是自由的一种法国式写法，即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以此保护个人的良心自由。

再说一遍，这是读法，不是判分。我们不说谁的权重更高，也不说谁更好；两国的差别，在于“托住”的东西不同：德国是规则和法院，法国是国家和共和理念。

◆四、走的路

德国。 路径上，它走的是一条“断裂之后重新写 S”的路，也就是把制度显露出来的样子重新写定。1933年的断裂，使战后的《基本法》有意识地改写了起点：给基本权利加上不可修改的保护，设置建设性不信任投票（第六十七条，只有选出新总理才能罢免现任总理），设立联邦宪法法院，保留联邦制。战后早期，还引入了选举门槛，目的是防止议会过度分裂。1990年10月3日，东德各州依《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加入联邦德国，统一不是另立新宪法，而是把原来的框架扩展到新的领土。

德国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线：联邦制。十六个州各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教育、警察等许多事务主要由各州管理，联邦参议院由各州政府的代表组成。战后的设计者把权力分散到各州，一部分原因就是要避免权力再次集中到一处。这使德国的“规则”不只是写在联邦层面，而是一层层向下铺开，前面那栋楼里各市各区垃圾桶的分法略有不同，也是这个结构的一个小小的影子。

从路径语言读：这是先把 S 重新写好（S），再沿着判例和立法一步步运转（D），并随时由法院检验。

法国。 路径上，它的特点是：每次大的危机，就重新写一个 S。法国先后有过五个共和国：1792年、1848年、1870年、1946年、1958年。1958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引发的危机之后，戴高乐推动制定了第五共和国宪法，行政权大为加强。1962年的公投，使总统改为全民直接选举。1971年，宪法委员会裁定一部限制结社自由的法案的相关条款违宪，这一次常被看作它开始依据权利文本审查立法的开端；由此，1789年的宣言与1946年的序言，都具有了可以用来审查法律的宪法效力。2000年，总统任期由七年改为五年。

法国的中央集权，在1980年代初也有过一次松动：1982年前后的一批权力下放法律，把一部分权限交给了大区、省和市镇。这是不是对“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改动，法国学界有不同的读法，有人说是国家换了一种方式运转，有人说是一次实质的分权。这里不下判断，只记一笔：连最强调中央的传统，也在 D 里一点点地调整着自己。

从路径语言读：德国是断裂后重写 S，再慢慢走 D；法国是一再重来 S，国家在 D 里始终是主角。

◆五、异象

德国。 对“法治国家”的传统来说，魏玛的倒塌是一个很大的异象：法律的形式一直在，而法治却被掏空了。二战后，法学界围绕“法与不法”的争论，比如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946年的论述，就是对它的回应；这场争论，在站上的《哈特与富勒》一卷已经讲过，这里不重复。第二个异象是1990年的统一：一个按“暂时性”设计的《基本法》，突然成了全德国的宪法。

法国。 对“共和国一元的公民与国家”这条线来说，有两类事是起点接不住的。一是1968年五月的风暴：学生与工人的大规模行动，把“国家居中”的秩序撞得不轻。二是共和国普遍主义与具体群体差异之间的紧张，这类紧张在好几章里都以不同的样子出现，下编里2004年头巾法的一节会专门讲。

三是，第五共和国自己带来的一个新情形：总统由全民直选，议会多数却可能属于另一方，于是出现总统与总理分属不同阵营的“共治”（cohabitation）。第一次共治出现在1986年，下编里有专门的一节。1958年的设计者并没有写下这个情形怎样运转，它是在做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这又回到了第五十三章的话：写下来的，与做出来的，不是一回事。

◆六、吸收还是分叉

德国的学界，对这些异象有很强的分叉意识：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复兴；战后的政治学内部，从“民主学”到后来的系统论、批判理论，各有各的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站上已有专门的哈贝马斯卷）。国家实践层面，则是改写：《基本法》的永久条款、联邦宪法法院、建设性不信任投票，都是对魏玛经验的直接改写。这在我们的诊断里是一个值得记下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实践，比一个学派更容易在断裂之后改起点。不过这只是一种读法，学派层面的情况，仍然需要各自的细看。

法国则更多是改写加重来：每次危机，重写宪法；而学界层面，如迪韦尔热定律，被后来的选举研究不断补充和修正。对于普遍主义与差异之间的紧张，法国的做法多是改名与先验并用：把群体差异的诉求称为“社群主义”，按共和国的定义，它不应该出现。这是一种常见的先验吸收，但我们只是描述它，不判断它。

◆七、两条线各抓住了什么

两国的政治学传统，各自抓住了一个问题。

德国这条线抓住的是：制度要有防护，规则要有人看守。联邦宪法法院、不可修改的基本原则，在这条线上是为了不让下一次断裂重演而设的。

法国这条线抓住的是：公共的东西要有人担当，也要有人敢说。国家作为主角，也让公民有一个可以直接对话的对象；咖啡馆里的争论与街头的罢工，是这个关系的两种样子。

这一章不比较两国，也不评价制度，更不评价任何在任的领导人。如果你要问“哪个更好”，本书的回答是：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只是：各自押在哪一维，经历过什么，又是怎样重新起步的。

带走的话
- 德国：规则与法院里的人 × 要有防护的规则体系；《基本法》把尊严放在第一条，是断裂之后重写起点的一个例子。
- 法国：与国家直接相连的公民 × 共和国作为共同意志；每一次大的危机就重来一个 S，国家始终是主角。
- 我们的读法：德国的实践是自由与幸福居前，靠规则托住；法国是自由、幸福与创造都由国家担当；这是读法，不是判分。
- 学派层面多靠分叉、改名、先验吸收；国家实践层面，两国都有过改写起点的时刻。

小账
本章动用：出生证、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S→D 路径、三种吸收与分叉、改写

锁定记录：德国法治国家传统的“形式合法即法治”被魏玛锁住，战后以永久条款改写；法国“公民—国家直接相连”的起点被锁住，群体差异靠先验和改名吸收

第 57 章

日本：官僚、政党与追赶之后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把“追上去”当成国家头等大事的国家，追上之后，意义押在哪里？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户真实的人家。设想东京近郊住了二十年的一位上班族，早上出门，先把分好类的垃圾送到街角的收集点。那个点由附近几户人家轮流照看，今天轮到谁，写在一块沿着邻居传递的回览板上：板子从这家递到那家，每家看过签个名，再递给下一家。街道层面的居民自治会，日语叫町内会，每年收一次会费，办夏天的祭典，也组织防灾演习。到了公司，下班时同事还在埋头做事，他轻声说一句“我先走了，大家辛苦”，这句话几乎人人都说，说了才算周到。公司里要办的大事，常常在正式开会之前，就有人一家一家打过招呼，开会只是把结论过一遍。

同一个人，早上被一种“大家轮流、人人有份”的安排接住，白天被另一种“先打招呼、再定事”的安排接住。这两样看上去都不算政治。可是日本的学者要讲清楚这个国家战后怎样走过来，绕来绕去总会碰到它们：国家怎样把人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人和政府是什么关系。本章借它们当一个入口，去看日本这条路押在哪里。

◆二、先交代读法

按第53章的约定，本章只做两件事：说清学者们用什么学派的眼光看日本，说清日本这个国家的实践，在创造、自由、幸福三维上主要押在哪一边。不评价制度好坏，不评价任何一任领导人，也不排“哪国更好”。下面出现的“押在创造上”“押在幸福上”，是本书的读法，用来帮助你看出一个国家的重心在哪里，不是给国家打分，更不是谁对谁错的裁决。

还有一点要提前说：日本是本书里少见的“理论大多是从外面借来、再拿回去验证”的案例。很多关于日本的政治学名著，作者是欧美学者，日本本国的学者则有自己的传统，两边读同一段历史，常常读出不同的重心。这本身就是出生证的又一个例子：谁来读，带着什么预设，读出来的日本就不一样。

◆三、战后：押在“追上去”上

先看一条大家都承认的主线。1947年新宪法施行，战后的改革一项接着一项。1955年，保守阵营合并成自由民主党，左翼的社会党同年也完成统一，两个大党形成对立的格局，后来的学者把此后长期的格局叫作“五五年体制”。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国家的头等大事是经济：1960年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此后高速增长持续到七十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前后。

这一段，从本书的读法看，实践的重心很清楚，押在创造上：把生产搞上去，把国民收入搞上去，追上先走的国家。同时，生活安稳这一维——也就是幸福——也被很大程度地接了进来，比如“大家都是中产”的社会感觉，在战后很长时间里是一种流行的自我描述。自由这一维，则主要由1947年宪法这件“已经定下来的事”撑着，政党之间吵得最凶的，是宪法第九条和安全政策这类问题，而不是经济怎么搞。这一段话，是我们的读法，当时的日本人未必这样分。

学者们怎么读这一段，是几条不同的路。

第一条路，现代化理论。日本被当成第一个走通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是个“样本”。它的出生证上，预设的人是被工业化带着走的人，预设的客体是一套逐步分化、逐步理性化的社会。它推出来的读法是：日本的成功，是现代化这条路上的一次顺利行进。

第二条路，发展型国家。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讲1925至1975年间产业政策怎样成长，主张官僚机构尤其是通产省，是日本追赶的领航者。这一派预设的是：国家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官僚是有能力、有方向感的主体。

第三条路，多元与理性选择。另一些学者盯着政治家。比如拉姆塞耶与罗森布拉斯特的《日本的政治市场》，把自民党的政治家看成要连任的人，把官僚看成他们委托办事的人，一切从选举规则和连任的算计推出来。村松岐夫等人则强调，保守政治里并不只有官僚一家说了算，各个利益团体通过自民党渠道进来，是一种有章法的多元。

第四条路，文化论。中根千枝在六十年代写过《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用“纵向”这个词概括日本组织的特点：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沿着上下级、前后辈展开。这类读法和文化的、集团的解释常常相连。

这四条路读同一段历史，各自抓住一块。把它们的出生证并排放一下，会更清楚：

读法 预设的主体 预设的客体 推出来的日本
现代化理论 被工业化带着走的人 逐步分化、理性化的社会 顺利行进的追赶者
发展型国家 有方向感的官僚 可以被引导的市场 官僚领航的增长
理性选择与多元 要连任的政治家，有诉求的团体 由选举规则搭起的场地 规则决定行为
文化论 活在上下关系里的人 一套先在的集团习惯 同一套习惯长出各种制度

它们的意义预设也不同。按我们的读法，前两条路把意义押在创造上，看的是怎样把生产搞上去；理性选择那条路把意义押在自由的一种窄意思上，即个人和团体怎样按自己的算计行事；文化论则更接近幸福这一维，看的是人在群体里怎样安身。这仍是读法，不是这些学者自己的说明。

后面我们看它们怎样接住异象。

◆四、把人组织起来的两种办法

回到开头的两件小事。

町内会有一段不简单的历史。1940年，内务省发出训令，要求各地整顿部落会、町内会，让它们成为市町村的下级组织，并要求每户都加入。战败之后，占领当局在1947年5月以政令形式下令解散这类组织，理由正是它们曾被战时体制所用；不过据记载，不少街区随后又自愿聚了起来。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那道政令随之失效，这类组织在各地继续恢复，以自愿加入的自治会的形式存在，却始终没有再得到一个统一的新法律根据。同一个名字，同一批邻居，在不同年代装进了不同的制度。

美国学者罗伯特·佩卡宁在《日本的双重公民社会》中提出：日本有数量很多的地方小团体，却缺少专业化的、能在全国层面替会员发声的大型团体，他称之为“有会员而无代言”。这个观察，和町内会这种“人人有份、却不太管全国大事”的状态相对应。至于公司里的“先打招呼”，日语里叫根回、稟议，是组织内部先取得多方同意再正式决定的做法。学者们常把它和町内会放在一起讲，说这是日本把人联结起来的两种基层办法。

这里要小心：这样的讲法容易滑向“日本人就是这样”的文化先验。我们下面会看到，这正是文化论最容易被吸收成先验的地方。

◆五、追赶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几次转折

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增长放缓，这是下编另有专节的事，这里只说政治上的几个节点。

1993年夏天，自民党在选举后失去执政地位，由多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五五年体制”在这一年被许多人看作结束。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众议院改为小选区加比例代表并立，按当时的设计共五百席，其中三百席是小选区，两百席按地区比例选出，后来比例席位几经削减，总数也随之下调。2009年8月，民主党在大选中大胜，实现了战后少有的、由选举带来的政权轮替。2012年底，自民党又回到执政位置。

在这几个政治节点之外，社会一侧也有一件事常被提起。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大批志愿者涌入灾区，一般认为这促使1998年出台了关于特定非营利活动的法律，让民间小团体更容易取得法人资格。佩卡宁一类的研究者就把这样的制度变化，当作“小团体多、大团体少”这一格局可能松动的线索。这是一个有章可循的变化，可以放在町内会旁边看：同样是社会组织，一种是按居住地划线、人人有份的，另一种是按兴趣和目标聚起来的，两种在制度里的位置并不相同。

这几个节点，从读法上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规则变了，行为也跟着变，这一部分最容易验证。不少研究者认为，选举制度改革以后，党内派阀的作用有所减弱，首相官邸的权力有所加强。这是制度论和理性选择论比较拿手的一块，属于第七章所说的测量层，有数据、有比较，可以对照。

意义的重心则出现了移动。追上去之后做什么，是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人口老龄化、增长放缓、社会保障的压力，使得“生活怎么过得安稳”被一再提起。2009年民主党的竞选口号里有“国民生活第一”的意思，把重心放在日常生活上。按我们的读法，这是实践的重心从创造向幸福这一维移动的一个信号。但是移到什么程度，是否稳定，是不是长期走向，本书不下判断。自由这一维，在这一阶段则更多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公民社会、地方自治、个人选择这类话题。

◆六、异象：追赶之后的几件“接不住”的事

对前面四条路来说，有几件事不好接。

第一件：发展型国家的读法，主要解释1975年以前的追赶。1990年之后，增长放缓，产业政策不再被看成成功的钥匙，这怎么处理？常见的处理是改名：把它说成“发展型国家完成使命后进入转型阶段”，原来的框架保住，异象变成了一个阶段名。

第二件：现代化理论预言国家会随着富裕而走向某种共同的模样，但日本富裕之后，政党格局、公司制度、社会组织仍有自己的形状。常见的处理是把“共同的模样”说得更宽，宽到足以容纳日本，这近于先验：按定义，只要走的是现代化，怎么走都算。

第三件：文化论遇到变化，也难处理。如果日本人就是集团主义，那么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包括非正式雇佣增加、年轻人对町内会参与减少，就成了对文化的“偏离”。文化论要么把变化免检为表面现象，要么就得承认文化不是起点，而是随制度一起变的东西，一承认，文化论就分叉了。

第四件：建构论读日本的安全政策。美国学者卡赞斯坦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研究里认为，日本的防卫观念不是由国际权力格局直接推出来的，而是由战后的规范与身份塑造的。这个读法看到了现实主义看不到的一块，成为一个分叉：它把“规范”这个本来不在客体里的东西，当成起点。

◆七、它看对了什么

现代化理论看对了追赶的头一段，那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确在往相近的方向走。发展型国家看对了，国家在追赶阶段可以有明确的目标和有力的官僚组织。理性选择与制度论看对了，规则一改，政客行为跟着改，这一点后来被选举制度改革再次证明。文化论看对了，同一套制度装进不同的社会，就会长出不同的样子，町内会就是例子。建构论看对了，观念可以成为起点，而不只是结果。

没有哪一条路看对了全部。更要紧的是，每一条路抓住的那一块，恰好是别的路里放不进去的一块。

带走的话
- 日本这条路，按我们的读法，战后很长时间押在创造上，同时接住了一部分幸福，自由主要由宪法这件已定的事撑着。这是读法，不是评分。
- 町内会与公司里的“打招呼”，是国家把人联结起来的两种基层办法，同一个名字在不同年代装进不同制度，提醒我们别把“日本人就是这样”当成起点。
- 异象面前，发展型国家论多半改名，现代化论多半先验，文化论或免检或分叉，建构论是一次真正的分叉。
- 九十年代以来最稳的结论，来自测量层：选举规则变，政党行为跟着变。
- 追上去之后意义押在哪里，是还在发生的事，这一章不下结论。

小账
本章动用：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开读）、三种吸收（改名、先验、免检）、分叉、测量层与解释层。

锁定记录：发展型国家论被锁在“追赶阶段的官僚领航”；现代化论被锁在“共同的模样”；文化论被锁在“文化先于制度”。

第 58 章

中国：从“建设”到“发展”，再到“美好生活需要”

这一章的问题：一国的实践在不同年代说着不同的话，这些话背后，意义押在哪一维上？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栋真实的楼。设想一栋六层的老楼，建成已有几十年，没有电梯。五楼住着一对老人，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下楼买菜一趟要歇三回。楼里有人提议：能不能加装一部电梯？

事情一提出来，三方各出一份力，各按各的来历说话。居委会，也就是居民委员会，是街道社区里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先出面，把住户召集到一起，听大家的想法。业主委员会，是业主们自己选出的代表，它管的是“这栋楼里属于大家的事，大家怎么表决”，一楼二楼的住户担心采光和噪音，顶层的老人盼着快点装，要靠它把表决组织起来。物业公司是业主们花钱聘请的服务者，它熟悉楼里的管线、门禁和日常维修，施工期间的协调、装好以后的日常保养，要靠它去做。

这三方的“来历”各不相同：居委会的来历是“你住在这里，是这个社区的居民”；业委会的来历是“你有房子，是这栋楼的业主”；物业的来历是“你付钱，我给你服务”。同一件事，三种不同的“凭什么由你来说话”。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三种来历，恰好对应着学者读中国时常用的三种眼光。

◆二、先交代读法

按第53章的约定，本章只描述学派与结构层面的事：各国的学者用什么眼光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实践主要押在哪一维。不评价制度，不评价在任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也不排“哪国更好”。

“建设”“发展”“美好生活需要”，是这个国家自己在不同年代使用的说法，本章借它们当三个路标。把它们映射到创造、自由、幸福三维，是本书的读法，也就是我们的读法，不是官方说法，更不是评分。本书沿用经济学那本的做法：对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把实践的主流读作“建设”，也就是创造这一维。这是推荐的读法，迁移到政治学来用，随时可以回改。

◆三、三个路标

先把官方自己的话放在桌面上，这些都是公开文献里有的。

1956年中共八大，把当时的主要矛盾说成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现状不能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的历史决议，把主要矛盾写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句话用了三十多年。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2012年十八大讲“五位一体”，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并在一起，2015年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17年十九大，主要矛盾改写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1981年以来这句话的第一次改写。

路标 官方的说法 本书读法下实践的主要押注
建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 创造为主
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后来又加上协调、共享 创造为主，开始接入幸福的内容
美好生活需要 需要从“物质文化”扩到更多方面 幸福的权重上升，自由一维的内容也出现在词汇里

口号之外，实践里发生过什么，也简单交代几件公开的事，只记事实，不加评语。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前后，按总量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官方宣布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并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事放在一起，从本书的读法看，印证了一个判断：这几十年里，实践的主要力气放在把生产与收入搞上去。2021年前后，“共同富裕”成为官方文件里的常用词，按我们的读法，它把“分得怎么样”放到了与“做得多大”并列的位置上。以上都只是描述，各家学者如何评价，并不一致。

这张表的第三列，是我们的读法。2017年的报告在讲“美好生活需要”时，列出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按我们的读法，这使得“需要”这个词，从原来偏物质的一端，扩大到了含有自由与幸福内容的一端。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实践重心的移动，移动到哪里，是还在发生的事，本书不下结论。

◆四、学者怎样读这个国家

读中国的学派很多，这里挑几条各有出生证的路。

第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它预设的人是处在一定生产关系里的人，预设的客体是物质生产条件。从这个出生证推出的读法是：先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再看社会的需要，主要矛盾因此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写。1981年到2017年这一次改写，在这条路里是一件“理论自己预留了的事”：矛盾分析本来就要求随条件更新判断。

第二条，发展型国家的路。约翰逊（1982）、阿姆斯登（1989）、韦德（1990）等人讲东亚的追赶，预设的是国家有明确的目标、有组织能力、能引导市场。对中国，这条路的读法常常和地方层面结合，比如让·奥伊在九十年代初讲“地方国家法团主义”：地方政府像一个公司，紧紧盯着本地的增长。另一些学者，如利伯塔尔与奥克森伯格（1988），讲政府内部是“碎片化”的，这是从结构去读。

第三条，现代化与转型的路。西摩·利普塞特五十年代末提出，经济发展会带来某些社会条件，有利于民主。这条路预设的是：人随着富裕会变，客体是一套朝某个方向演进的社会结构。拿这套出生证去读中国，会遇到一个张力：经济长期增长，其他方面的变化并没有按这条路最初设想的节奏出现。

第四条，社区与基层的路。本杰明·里德（2012）比较北京的居委会与台北的里长，路易吉·通巴（2014）研究北京的社区治理，都盯着基层组织“一头连着国家、一头连着居民”的双重身份。不同的研究，侧重不同：有的更看它作为国家末梢的一面，有的更看它作为邻里自治的一面。回到开头的老楼，三方里的居委会就是这种双重身份的典型，业委会与物业则是九十年代末住房商品化以后才大量出现的新角色。1998年前后福利分房停止，房子成了个人的财产，“业主”这个身份，在许多城市才第一次真正有了分量。

这四条路的意义预设也不一样。按我们的读法，马克思主义的路和发展型国家的路，都把意义主要放在创造上，一个讲生产力，一个讲追赶；转型论的重心在自由，它盼着的那种变化，说到底是个人与社会的权利安排；基层与社区的路，更靠近幸福，它问的是人在日常的居住与邻里里，过得是否安稳。这仍然是读法，不是这些学者的自述。

回头看老楼里的三方，会发现它们和上面几条路暗暗对得上。居委会的“居民”身份，是基层路最关心的；业委会的“业主”身份，背后是一套产权与权利的想法：2003年国务院的《物业管理条例》、2007年的《物权法》，先后为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提供了法律上的位置，后来民法典又接着规定；物业公司的“付钱得服务”，背后是合同与市场的想法。三种来历并不互相取代：楼里装电梯这件事，哪一种来历都不能单独办完。第三十三章讲物业和业委会究竟代表谁，那里有另一条线索可以对着看。

此外，国内的政治学在八十年代初重新恢复建设，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治理、协商、基层民主的讨论很多。这里不逐一展开，只提醒一点：国内外的学者，常常读同一件事，读出来的重心并不相同。

◆五、异象：几件“不好接”的事

对上面几条路，各有接不住的地方。我们按“吸收还是分叉”的框架，描述它们通常怎么处理，不判断谁对。

转型论遇到的张力。经济持续增长，而政治形态没有按预期那样变化，这是转型论最明显的异象。学者们的处理，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免检：说“时间还不够长，再等等”，让异象变成一个尚未到时的预告。一类是改名：提出“威权韧性”（黎安友，2003）之类的新概念，用一个参数去容纳它。还有一类是先验：认为按定义迟早会变，不变只是暂时现象。三种办法都是在保住起点。同时也有人走向分叉，比如裴敏欣（2006）提出“陷阱式转型”，说的是转型停在半路的可能，这相当于另开一条解释路线。

发展型国家论遇到的问题。这条路预期国家有明确的主导。但是对中国，常见的材料是政府内部的碎片化、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一个有明确目标的国家”这个预设需要加条件。有人把它说成“一个国家，多个层级”，是改名；有人干脆以地方为单位重新写，是分叉。

同类制度，走出不同的路。这里涉及的是比较研究的一个老问题。苏联与东欧同属一类制度，后来走向各异，中国又是另一种。任何一条路都要说清：同样的起点，为什么得到不同的结果。有人归因于政策顺序，有人归因于历史条件，有人归因于初始的社会结构。这相当于把E，也就是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的差异请回来：原来只看S起手的读法，被迫加入E。

国家自己的读法。同一个指导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实践重心不同，这在第53章里已经讲过：理论与实践必须分开读。2017年主要矛盾的改写，值得单独看一眼。是起点本身在改，还是起点之上的内容在更新？这取决于你把起点放在哪一层：放在“矛盾分析”这个方法上，起点没变，内容变了，这是一次学习；放在“物质生产为基础”这个判断上，则可能是一次真正的改写。本书不下结论，这个问题留到第六十五章再谈。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结构问题：国家自己的话，有时被学者当作“数据”，有时被当作“理论”。把“建设”“发展”“美好生活需要”当数据，就是看一个国家在每个年代把什么放在最前面；把它们当理论，就要问这些话背后的预设是什么。前者是描述，后者才是解构。本章只做前者，并提醒读者：把一国的官方话语，直接当成一个学派的出生证，是一种常见的误读。官方话语是国家实践的一部分，学派是学者读这个实践的眼镜，两者应当并排看，不能混为一谈。

◆六、它看对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路看对了：一个国家的头几十年，生产条件是第一位的事，需要随条件更新。发展型国家的路看对了：追赶期的组织能力、目标明确，对增长速度影响很大。转型论看对了：经济社会的变化会带来新的需要，而新需要会要求新的安排，这一点，连2017年的新表述也在用类似的意思。基层与社区的路看对了：国家与居民之间，有一层不能被简化为“上”或“下”的中间组织，老楼加装电梯这件小事，三方各管一段，谁也离不开谁。

带走的话
- 中国的实践，在本书的读法里，主流押在“建设”，也就是创造；“发展”阶段开始接入幸福的内容；“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扩大了词汇里的幸福与自由。这是读法，不是评分。
- 学者读中国的几条路，出生证各不相同，所以读出来的重心不同，这是出生证的差别，不是谁懂谁不懂。
- 异象面前，转型论多半免检、改名、先验并用，发展型国家论多半改名或分叉。
- 理论与实践要分开读：国家自己的话，是一回事；学者拿来读它的学派，是另一回事。
- 老楼里的三方，来历不同，各管一段，这是读基层的一个窗口。

小账
本章动用：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开读）、三种吸收、分叉、出生证、E 被请回来。

锁定记录：转型论被锁在“富裕带来某种共同形态”；发展型国家论被锁在“一个有明确目标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路被锁在“物质生产为基础”这一层是否可改，见第六十五章。

第十二编
横读与解锁
编序

第十二编横读与解锁，把吸收的方式并排比较，再给出出路和本书自己的可错之处。

本编各章：

  • 第 59 章　一战、大萧条、法西斯：三张吸收表
  • 第 60 章　冷战的终结与9·11：两个没有学派预测到的异象
  • 第 61 章　2008到2016：金融危机、广场运动与民粹
  • 第 62 章　AI 与政治：下一个大异象，各派会怎样吸收
  • 第 63 章　什么算异象：理论替学派挑一遍，国家实践再挑一遍
  • 第 64 章　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D→E→S 的政治学
  • 第 65 章　让回写改写起点：一个学派怎样真正学习
  • 第 66 章　SDE 自己的路径依赖，与本书的可错条款

前几章是并排比较：一战、大萧条与法西斯，冷战的终结与 9·11，2008 年到 2016 年，AI 与政治，看各派怎样吸收同一批异象，再回头问什么才算异象。第 64 章给出路：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第 65 章讲让回写改写起点，也就是一个学派要怎样才算真正学会了东西。第 66 章最后落到这套方法自己：SDE 也有它的路径依赖，所以可错条款在那里再写一遍。

第 59 章

一战、大萧条、法西斯：三张吸收表

这一章的问题：同样三件大事摆在面前，各个学派怎样把它们接住，哪些是吸收，哪些是分叉？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家真实的银行。设想一个小城，周一早上八点半，一家银行的支行门口，已经站了二三十位老人，手里攥着存折。前一个周末，有人在老年活动室里说，听外地的亲戚讲，这家银行可能出问题了。没人知道这话是怎么来的，也没人亲眼看到什么，可是到了周一，来的人越来越多。

每一位老人心里的账都很简单：我不是不信任银行，我只是想把这笔养老的钱先取出来一部分，万一呢。单独看，每一个人的举动都说得通，甚至很稳妥。可是二三十人同时这样想，银行门口就排起了长队，银行里的现金确实会一点点少下去，那个传言反而变得越来越像真的。支行行长走出来，向大家解释，一遍又一遍。

后来人们给这个现象起了名字，叫挤兑。它在这一章里是一个小小的模型：一个没人预料到的结果，由很多个各自说得通的小决定叠出来，叠出来以后，每个学派都能给它一个解释，而每个解释又都解释不了全部。如果小林在场，他会说这是再理性不过的算计；如果老周在场，他会先问银行的规则和监管条文。他们说的都对，只是都没有说完。

◆二、三件事是什么

先把事实摆一摆，只摆最稳的。

第一件，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打响，1918年结束。参战国之多、持续之久、伤亡之重，都超出了当时多数人的想象。1919年的和约，为后来的许多争论埋下了伏笔。

第二件，大萧条。1929年秋天，美国股市崩盘，随后几年里，银行大批倒闭，失业大幅增加。1933年初，美国的失业率已接近四分之一；德国在1932年，失业人数接近六百万，约占劳动力的三成。1933年3月初，新就职的美国总统宣布全国银行停业几天，用来整顿。我们开头的那个小城，是这幕大场面的缩小版。

第三件，法西斯主义的上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阁。德国一侧，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里，纳粹党得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的选票，两百三十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但没有过半。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

这三件事在时间上是一条链。一战的战后安排与赔款，牵动了二十年代欧洲的账目；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德国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靠外国资金撑着，1929年之后资金收缩，冲击传了过来；经济塌下去，政治上的极端力量随之壮大。这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学者写过不同的版本，这里只说链的存在。

这三件事前后相连，读法上却很不一样：一战是国与国之间的事，大萧条是经济的事，法西斯是国内政治的事。各个学派却往往想把三件事当成一件事来讲，因为它们的缠绕太深了。

◆三、各派怎样读

现实主义的路。英国学者卡尔1939年出版《二十年危机》，批评当时盛行的、期待靠国际组织与公开讨论维持和平的想法。他的出生证上，预设的人是追求自身利益与权力的人，预设的客体是没有更高权威的国际格局。一战之后的局势，在他眼里恰好印证了“权力与利益”这个起点。这条路的命题是：理想主义没有看到权力。它看对了一块，但对于国内政治的崩塌，也就是法西斯上台，这条路本来没有现成的话说，只能从国与国的格局里反推。

自由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路。它对一战的读法是：秘密外交、军备竞赛、缺少公开机制。战后新建了国际联盟，一批新的民主国家在欧洲出现。随后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许多民主国家又倒了下去。这就是它最大的异象：民主扩散了，却没有站稳。胡安·林茨后来在七十年代末的研究里，专门比较了民主政体的崩溃。旧制度主义的读法，则盯着魏玛宪法：比例代表制、总统的紧急权力，有人把它们视为政局不稳的制度原因，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归因太简单，因为类似的制度在别处并没有同样地倒下。

马克思主义的路。列宁在1916年把帝国主义写成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起点读一战，是列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读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读法西斯，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的一个有影响的提法，是把它说成金融资本中最反动一部分的公开专政。这条路看对了一块：经济危机与政治极端之间，的确有联系。它的缺口是：同样的危机，为什么有的国家走向法西斯，有的没有？为什么工人阶级里也有人投票给纳粹？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一度把社会民主党也叫作“社会法西斯”，后来又改了，这是理论自己在吸收异象的一个痕迹。

经济学与理性选择的路。凯恩斯代表的新读法，把大萧条看成需求的长期不足，政府需要出手；这条路在经济学里成了一个分叉，催生了宏观经济学。理性选择的路读挤兑：1983年戴蒙德与迪布维格的模型说明，每个储户的理性选择，合在一起会造成一个人人都不想要的结果。金德尔伯格1973年的研究则把大萧条的严重，归因于缺少一个愿意并有能力稳住国际经济的国家。这些读法都有可检验的地方，在测量层上力量较强。

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路。利普塞特在1960年的《政治人》里，提出法西斯的支持者里中间阶层占重要位置，他称之为“中间派的极端主义”。阿伦特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则盯着原子化的大众。巴林顿·摩尔1966年的研究，把德国、日本归到“自上而下的革命”一路。波兰尼1944年的《大转型》，把法西斯放在市场与社会之间反复拉扯的大背景里。这四种读法，各自抓住一段，都没有给出“一个总答案”。

精英理论的路。同一个37.3%，精英理论读出来的东西很不一样。它提醒读者：希特勒是在1933年1月，由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的，而这个任命，是总统周围一小圈保守派政治人物反复商量后的结果；1932年11月的又一次选举，纳粹得票其实有所回落。也就是说，通往总理府的最后一段路，不是选票直接铺的，而是少数人的谈判铺的。这是第二十八章要讲的路子最拿手的地方：它看见了台前的数字后面，还有一间小屋。它的缺口也在这里：小屋里的人之所以敢这样商量，是因为街上有一股力量在推，只讲小屋，讲不了街。

决策与建构的路，读一战。1914年的夏天，几个国家的领导层在几个星期里接连做出决定，彼此的承诺像齿轮一样咬住。后来的一些历史学者，比如克拉克2012年的《梦游者》，更强调各方的误判和互相之间的猜疑，而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计划。这种读法把“没人想要这场战争，却发生了”这件事认真对待，它和我们开头那个银行门口的小模型，是同一个形状：很多人各自合理的动作，叠成一个没人想要的大结果。

建构与话语的路。它不先问原因，先问说法。德国战败以后，社会上流传一种“后方被人捅了刀”的说法，说军队并没有战败，是后方出了问题。这个说法是怎么起来的，谁在传，被多少人接受，是后来的研究者们常拿来作例子的东西。按小雨的读法，这是说法抢先的一个大号例子：同一场战败，一旦被叫作“被出卖”，政治的方向就变了。

◆四、三张吸收表

把上面的读法，按事件整理成一张表。这里的“吸收”和“分叉”，是第五、第六章讲过的两个概念。

事件 接不住的学派与起点 常见处理
一战 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民主与交往应当带来和平 部分改名（把战争说成“制度不足”）；一支分叉出现实主义
大萧条 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己会回到均衡 一部分免检（等一等就好了），一部分分叉出凯恩斯一路
法西斯 自由主义的进步观：教育与富裕会带来民主 一部分先验（那是“偏离”，不算常态），一部分分叉出极权主义研究与民主崩溃研究

再把表读一遍：每一格里，学派做的都是“保住起点”这件事，只是保的办法不同。改名是最温和的，起点原封不动，只多了一个新的参数；免检要靠时间，“再等等”是它的口头禅，只要等得起，起点就不需要改；先验最彻底，它在起点上加一条定义，让异象从一开始就不算异象。分叉则是代价最大的：学派内部有人不愿意再保，于是另起一个学派。我们看到的凯恩斯一路、现实主义一路，都是这样诞生的。

这张表需要加几句话。表里的“常见处理”是本书的归类，不是学者们的自述。同一个学派内部，常常同时有人免检，有人改名，有人另起炉灶，所以“常见”二字是重要的。还有一点：表里的三件事本来都是“D与E的矛盾”出现的地方，也就是走过的路与缠在一起的条件，把起点接不住的地方撑开了。起点相同，路就窄；一旦起点被异象撑开，学派要么吸收，要么分叉。

◆五、谁看对了什么

现实主义看对了：国际格局里没有裁判，利益与权力不能被一纸条约取消。自由主义看对了：国际组织与规则，终究需要，战后秩序的许多制度正是在这个想法里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看对了：经济危机与极端政治相关。凯恩斯一路看对了：市场失灵时，政府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这影响了此后几十年国家的做法，比如1935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就是在这个氛围里出来的。制度论看对了：规则会塑造结果，但也看错了一部分，把规则当成了全部。社会学路看对了：极端政治有它的社会基础。建构路看对了：说法有力量。

意义的账，三件事之后也被重算了一遍。一战之后，和平被推到前台，和平既是安全，也是日子能过下去；大萧条使生计，也就是幸福这一维，成了政治的中心议题；法西斯的经验则使自由这一维被重新强调。这是我们的读法，不是评分，也不是对任何一个国家做总评。

◆六、三层：哪里能裁，哪里不能

用第七章的三层把这件事再过一遍，就能看出分歧出在哪里。

测量层：1932年7月的选票数字、席位数、失业人数，这些有统一的口径，各派基本不争。解释层：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投，是经济压力、是中间阶层的恐惧、是宣传的力量，还是几个精英的算计？各派靠各自的预设撑着，吵得最凶，而且没有谁能拿出一件让所有人服气的证据。规范层：法西斯是不是现代社会里的一次“偏离”，是不是同一条路上本来就可能出现的一站？这就要掺进价值判断，更难取得一致。

也要说明本书自己会在哪里错。如果在这三件事上，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大多数学派一遇到异象就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免检、改名、先验或分叉，那么第二条可错条款就在这里成立，政体依赖的诊断需要收窄。表里的归类是目前的读法，欢迎被材料推翻。

带走的话
- 同一类异象，各派接法不同：现实主义分叉，经济学一部分免检一部分分叉，自由主义改名，进步观先验。
- 没有一个学派在三件事里全看对，也没有一个学派全看错，每一派抓住一块。
- 每一次分叉，都是异象把起点撑开的结果，一旦撑开，就多了一个学派，也就多了一份“怎么都行”的可能。
- 挤兑是个小模型：很多个各自说得通的小决定，叠出一个没人想要的大结果，没有哪一条起点能单独接住它。

小账
本章动用：三种吸收（免检、改名、先验）、分叉、异象、D与E的矛盾、意义预设。

锁定记录：自由主义被锁在“交往与民主带来和平”；古典经济学被锁在“市场会自己回到均衡”；自由主义的进步观被锁在“教育与富裕带来民主”。

第 60 章

冷战的终结与9·11：两个没有学派预测到的异象

这一章的问题：当一件大事发生之前，没有哪个学派说得出它会来，发生之后，各派又是怎样把它说成“本来就在意料之中”的？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栋真实的楼。设想一栋老居民楼，傍晚六点钟，正是各家做饭的时候，整栋楼忽然断了电。楼道里很快站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举着手机的电筒，每个人嘴里都有一种解释：有人说是谁家同时开了空调和电磁炉，跳闸了；有人说是电费没交；有人说是外面线路在检修，通知贴过，只是没人看。

两个小时以后，灯亮了。后来知道，原因是总闸箱里一个老化的接头，物业一年前的巡检记录里其实写过一句“接头发黑”，当时没人当回事。灯一亮，楼里的人又都有了新的话：我早就觉得这楼的线路不行。王姨说，她前两天就听说了有些不对劲；小林说，这种老线路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概率问题。

请注意这个顺序：停电之前，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后来说“早就知道”的人，在当天下午向邻居发过一句警告。停电之后，每个人都找到了一条看上去很顺的因果线。这就是本章要讲的事：大事发生之前，各派都没有预言；发生之后，各派都能解释。解释得越顺，越要留神：顺，不等于预言过。

◆二、两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冷战的结束。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同年，东欧多国政权接连更迭。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1991年2月，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宣布解散该组织，7月1日条约正式终止。1991年12月，苏联解体，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文件，苏联不复存在。这是一个持续了四十多年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以几乎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在短短几年里收了场。

第二件，9·11。2001年9月11日，四架民航客机被劫持，其中两架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一架撞向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另一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里。近三千人遇难。10月初，美国开始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这件事对后来二十年的国际格局与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都有影响，本书只看学派怎样接它。

◆三、为什么说“没有学派预测到”

这句话要说准一点。说“没有预测到”，不是说学者们没有任何一点相关的想法，而是说：在事发之前，没有哪一个学派，把“它会来、大概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判断说出来过。

对冷战的结束，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1992年到1993年冬季号的《国际安全》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终结》。他的结论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大多没有预见冷战怎样结束，更没有预见它会以和平的方式、这样快的速度结束。他的标准是概率的，不要求准确到年月，只问有没有几个关键特征被预先说出来。他特别批评了当时追求行为科学化的路子，说它做出了许多相关性的统计，却没有给出可以用来预测的理论。他还借用波普尔的云与钟之喻（这个比喻由政治学者阿尔蒙德与根科引入政治学），说人间的事更像云，而不像钟。钟可以按方程走，云不能。

这里值得对上本书的诊断。自然科学的毛病，是方程依赖；社会科学总的毛病，是路径依赖，落到三门各有具体形态：经济学是路径依赖，法学是制度依赖，政治学是政体依赖。加迪斯批评的，是政治学拿“方程式的预测标准”来衡量自己，而学派本身的做法，却是从起手预设的那一种政体出发，一条路走到底。预测不了，不一定是因为学派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起点之外的事情，它压根没有位置放。

对9·11，情形略有不同。恐怖主义研究早就存在，此前也有过零散的警告，例如1993年世贸中心被炸。但是没有哪一个主流学派，把“一个非国家的网络，能以这样的规模直接打击一个大国的本土”当作头等大事来研究。国家，仍旧是几乎所有学派的主角。

◆四、冷战的终结：各派怎样接

新现实主义的路。沃尔兹1979年的理论，把两极格局看成相对稳定的。冷战结束，对它来说是个大异象。接法有两种。一种是承认结构变了，以后要用新的结构去分析，沃尔兹在1993年的文章里大体是这个路子；另一种是改名：沃尔福思1994至1995年冬季号的文章认为，苏联的衰落是国家相对实力下降的结果，所以现实主义仍然管用。把一场没人预测的结束，说成实力衰落的结果，这是典型的“事后解释”，起点没动，只多了一个说法。

米尔斯海默1990年的《回到未来》，倒是做了预测：冷战结束后，欧洲会更不稳定。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预测，后来的发展与它并不完全相合。它的价值正在这里：它是少数把自己押上去的判断。

自由主义与民主和平的路。它的起点是：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经济联系和国际制度能让合作成为可能。冷战的结束，在这个起点之上就读成了自由民主的胜利。福山1989年在《国家利益》上发表《历史的终结？》，把这个读法推到了最远：历史有一个方向，自由民主是那个终点。这在本书的框架里，更像先验：只要是朝这个方向走，就算数；走不到，就是暂时的偏离。

建构主义的路。温特1992年有一篇名文，讲无政府状态是国家自己造出来的；里瑟-卡彭1994年的文章讲观念如何进入政策。到了冷战终结这里，他们抓住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苏联领导层对自己的身份和利益重新想了一遍。这被不少人看作建构主义在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契机。它是一次真正的分叉：它把“观念”这个旧学派里没有位置的东西，当成起点。

制度、转型与比较的路。1989年以后，一批新的研究者忙着回答另一个问题：旧体制倒下以后，新的体制怎样建？亨廷顿1991年的《第三波》，就是这个潮流的代表。第四十七章会专门讲这一路。这里只提一句：转型研究是一个“事后长出来”的分叉，它的兴旺，本身说明了旧的格局给的学派不够用。

比较历史与国家能力的路。这一路回头去看苏联自己：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家机构的老化、各民族地区的动员。比如贝辛格2002年研究苏联的民族主义动员，把民族运动怎样一波波推高、又怎样反过来削弱中央，当作解体的重要一环。这一路的长处，是它盯的是具体的、慢慢积累的条件，也就是E。它的短处，是积累得再慢，也说不出为什么偏偏是1991年，而不是1988年或1995年。

还有一个值得单独说的读法。库兰1991年的文章讲东欧1989年的剧变，提出“偏好伪装”：很多人心里不赞成现有的体制，却不敢说出来，所以每个人都以为别人是赞成的；一旦出现一个触发点，隐藏的态度会一下子浮出来，局面剧变。这一路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把“为什么无法预测”本身变成了理论的一部分。大事不可预测，不是学者偷懒，而是这类事件的结构决定了它没有预兆可读。这是对“预测”这个标准本身的一次改写。

◆五、9·11：各派怎样接

现实主义的路。它的主角是国家，遇到非国家的行动者，一时没有现成的话。常见的处理是改名：把恐怖袭击读成“弱者对强者的非对称手段”，然后回到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上去讨论美国的反应。

理性选择的路。佩普2003年发表的文章《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认为这类行动背后有可以分析的战略目标，而不只是狂热。这是把一个看似“不理性”的现象，装进理性的起点里去，看对了一块，也留下争论：行动者的动机，究竟能不能只用战略来说清。

文明冲突的路。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冷战后的主要冲突线将沿着文明划分，后来又出了书。9·11以后，这个说法被大量引用。批评它的人也很多，比如爱德华·萨义德2001年10月在《国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被说得太整齐、太固定。这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分叉，在事发之后被重新点亮。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的路。第三十六章讲过的这一路，习惯把眼光放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上。有人把9·11放进这样的背景里读，也有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把“背景”说成“理由”，就是为暴力开脱。这场争论值得留意，因为它清楚地显示了三层怎样缠在一起：袭击的经过是测量层，背景与动机是解释层，该不该这样讲则是规范层。读者在这里最容易把三层混为一谈，吵起来的多半是这个原因。

建构与批判的路。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布赞等，1998）问的是：一个问题是怎样被说成“安全问题”的。9·11以后，“反恐战争”这个说法，成了研究者拿来分析的典型：同一个事件，被叫作罪案、战争还是别的什么，后面的做法就不同。这一路和小雨的读法是同一种眼光：说法抢先，路径就被说法划了。

◆六、为什么事前看不见

把两件事并排看，有一个共同的形状。一个格局，经过很长时间，表面上稳稳当当；底下的条件，也就是缠在一起的那些东西，一点一点在变：苏联的经济与民族问题，跨国网络与失败国家的空隙。这些变化，在每个学派的起点里，要么没有位置，要么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参数。等到某一天它们集中地显出来，显出来的样子，也就是S，对原来的所有起点都是新的。用本书的话说，这就是D与E的矛盾堆到了学派起点够不到的地方。事前，学派看到的是S，也就是显露的稳定样子；事后，大家一起回头去找D和E，于是每一条线都找得到。

这里还藏着一个意义上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的头几年，自由这一维的分量在许多讨论里陡然加重，民主化、市场化成了常谈。9·11以后，另一种讨论抬起头来：安全，也就是普通人能不能安稳过日子，与自由之间怎样平衡。这两段讨论，用我们的读法，是意义的权重在公共话语里的两次移动。它们是描述，不是对任何一国做法的评价。

◆七、吸收还是分叉：一张小表

异象 起点接不住的地方 常见处理
冷战怎样结束 新现实主义：两极稳定；行为科学：以统计代理论 改名（衰落）；分叉（建构主义、转型研究、偏好伪装）
冷战之后走向 自由主义：历史有方向 先验（偏离）；分叉（文明冲突）
9·11 国家中心的各派：主角缺席 改名（非对称手段）；分叉（安全化研究、战略逻辑研究）

这张表同样是本书的归类。

◆八、它看对了什么

新现实主义看对了：实力的相对变化的确在冷战终结里起了作用。自由主义看对了：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塑造了新的合作。建构主义看对了：观念和身份不只是结果。库兰一路看对了：重大的转折，常常没有预兆可读。理性选择看对了：行动背后可以有可分析的逻辑。批判一路看对了：叫什么，决定了怎么做。

没有一个学派是在事前说出来的，每一个学派都是在事后，才把这件事收进了自己的起点。这并不是学者的无能，而是起点只能看到起点能看到的东西。

带走的话
- 事后顺的解释，不等于事前的预言。
- 冷战的终结与9·11，都是“没有学派预测到”的异象，但这不表示学派没有用，只表示学派的起点之外，总有放不下的事。
- 各派的处理：新现实主义多改名，自由主义多先验，建构主义是分叉，库兰一路把“不可预测”变成了理论。
- 预测标准来自自然科学；人间的事更像云，不像钟。

小账
本章动用：异象、三种吸收、分叉、三层（测量层与解释层）、方程依赖与政体依赖（社会科学总称路径依赖）。

锁定记录：新现实主义被锁在“两极稳定”；自由主义被锁在“历史有方向”；国家中心的各派被锁在“主角是国家”。

第 61 章

2008到2016：金融危机、广场运动与民粹

这一章的问题：一场危机之后，人群散成了广场、选票和标签，各个学派怎样接，接住了哪一块？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接着导论里那个小区的业主群往下想一步。物业投票的结果出来，群里吵过一轮之后，热闹没有散，只是换了形状。

先是几个人悄悄退了群，退之前什么也没说。接着，没有票的租户们，自己拉了一个小群，名字叫“六栋楼的住户”，里面不分业主租户，聊的多是电梯和楼道灯。再接着，原来的群主改了群规：不许发长语音，不许发与小区无关的链接，发言前要改成“几号楼几零几”的备注。群里留下来的人，说话的口气也变了：以前是“我觉得”，现在是“你们这些人”。有人被叫作“折腾派”，有人被叫作“维权派”，叫着叫着，这两个词不再是说法，成了标签，贴在人身上。

小雨看着这一切，说，说法已经长到人身上了。大刘说，租户自己建群，是因为群里的规矩原来就没给他们位置。两个人的读法都没错，也都只说了一半，而且他们的读法在后面几节还会再露面：还有人是因为对结果不满意才走的，还有人是因为群里的吵架让他们觉得不值得待。

一个共同体里的信任出了裂缝，人们会同时做三件事：走开，另立门户，给彼此换名字。2008年到2016年这八九年，国家和社会层面发生的事，形状与此相近，只是大了许多倍。

◆二、三桩事是什么

只摆稳当的事实。

第一桩，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随后危机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各国政府出手救市，之后数年里，欧洲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希腊在2010年第一次接受外部救助。

第二桩，广场与街头。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位小贩自焚，引发持续的抗议，次年1月，总统离开国家，随后埃及等地相继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人们称之为阿拉伯之春。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多个城市出现占据广场的运动。2011年9月17日，纽约出现占领华尔街的行动，口号是“我们是99%”。

第三桩，民粹与选举的震荡。2014年，西班牙的新政党“我们能”成立；2015年1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胜出；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离开欧盟的一方获得百分之五十一点九；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

这三桩事在时间上相接，分析上却常常被拆开：金融危机归经济学，广场归社会运动研究，民粹归比较政治。我们这一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的是同一件事：一个起点被撑开，学派们怎样回应。

◆三、金融危机：读成了谁的错

经济学里的一个故事常被提起：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问了一个朴素的问题——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有人看到？后来英国学术院召集学者座谈，并由两位教授执笔回了一封信。不管细节如何，这个问题，正是前一章“没有学派预测到”的又一次出现。

政治学一侧的读法有几条路。

理性选择与制度的路，读激励：银行家拿着别人的钱下注，赢了自己分，输了政府兜底；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有旋转门。它从激励结构推出，危机是一个制度设计的结果。这是它的强项，有可检验的部分。

观念与话语的路。马克·布莱思2013年的《紧缩》一书，主张危机之后各国采取紧缩政策，不是只由经济规律决定，而是一套观念在起作用：把私人银行的债务，说成国家的财政问题。这是话语制度主义（第四十四章）的拿手戏，它的起点是“观念也能当起点”。

马克思主义的路，读成资本积累与债务的危机；历史与全球结构的路，比如亚当·图兹2018年的《崩盘》，把目光放在跨国银行间美元资金的网络上，读成一个全球性的结构脆弱。这两路读到的是危机的深层条件，也就是我们说的E。

精英与阶级的路，盯的是救助的分配：政府拿出大笔资金稳住银行，而失去房子的家庭得到的帮助要少得多。精英理论读成少数人的利益被优先照顾，阶级的读法读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位置差。这一路让许多人觉得“说到了点子上”，原因是它把抽象的危机，拉回到谁受益、谁承担的问题上。它的缺口，是对“为什么同样的分配，在有的国家引出广场，在有的国家几乎无声”，只能再加条件去说。

◆四、广场：没有领袖的运动

广场运动的特点，是来得快、没有明确的领袖、用社交媒体召集。

政治过程与资源动员的路，从蒂利、塔罗那一路下来，看的是组织、资源、政治机会。广场运动对它是个异象：没有组织，没有资源，竟然也聚起了人。它的接法是改名：这是“资源很少、技术很强”的新形式。

中东研究与威权政体的路。阿拉伯之春是又一个“没有人预测到”的例子。美国学者格里高利·高斯2011年在《外交》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什么中东研究错过了阿拉伯之春》。此前流行的读法，强调这些政权强大的强制力量与适应能力，黎安友2003年提出的“威权韧性”是代表。事发之后，这一路的处理分了三股：一股说这个概念本来就带条件，改名，把它写成“韧性有限度”；一股说原来的变量里没有包括青年人口、网络和物价，加进去，这是向E的请回；还有一股转去研究为什么有的政权没有垮，这是分叉。三种处理，都在原来的框子之外加了点什么，却没有人说原来的起点错了。

网络化抗议的路，泽伊内普·图费克奇2017年的《推特与催泪弹》，认为网络让动员极其容易，但是容易起来的运动，缺少长期组织的力量，所以在谈判桌前常常显得薄弱。这是一次小型的分叉，它从“组织”这个旧起点里，分出“网络”这个新起点。

建构与框架的路，看口号怎样把人聚起来。“我们是99%”把一个很模糊的不满，切成“我们”和“他们”两块，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政治。小雨的读法放在这里一点不违和。

◆五、民粹：算谁的账

民粹是三桩事里被研究得最多的。

观念的路。卡斯·穆德2004年的文章把民粹看作一种“薄”的意识形态：它把社会分成“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两块，说政治应该表达人民的总意志。扬-维尔纳·米勒2016年的《什么是民粹主义》更进一步，强调民粹的特点是声称只有自己代表真正的人民。

话语的路。拉克劳2005年的《论民粹理性》，把民粹看成一种建立政治身份的逻辑：许多不同的不满，被一个“空”的符号联结起来。

经济的路。罗德里克2018年的文章，强调全球化冲击带来的经济不安全，是民粹的重要土壤。这一路的读法，与大刘按位置读的眼光相通。

文化的路。诺里斯与英格尔哈特2019年的《文化反弹》，认为价值观的长期变化，引起一部分人群的反弹。它与经济路的分歧，是这一章最清楚的一道缝：到底是钱，还是认同？

制度的路，读公投。英国2016年的公投，是当时的政府自己决定举行的，问题只有两个选项：离开，或者留下。老周式的眼光会先问：一个把复杂的事压成“是”或“否”的程序，会放大什么、遮住什么？公投前后的几年里，不少研究者把目光放在这一点上：当问题被压成二选一，不同的不满就被塞进同一个格子里，投票的结果也就分不清是对欧盟的看法，还是对别的事的看法。这是旧制度主义最拿手的地方，它在这里看对了一块。第四十五章曾讲过“同意／不同意”的投票与圆桌会的区别，可以对照着读。

民主衰退的路。列维茨基与齐布拉特2018年的《民主如何死亡》，关注的是成熟民主国家里，不成文的规范是怎样被一点点侵蚀的。第四十九章专门讲这一路。

这些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谁是“人民”，谁来代表？而这恰恰是第一章讲“谁算理性的人”时，出生证上第一行要填的东西。

◆六、三桩事怎样连在一起，又为什么不能直接连

很容易把它们连成一条线：危机带来失业，失业带来不满，不满走上广场，又走进投票站，选出了不一样的结果。这条线好懂，也有一部分是对的，比如危机之后相当一些国家，生活的压力的确成了政治的头等话题。但是它有一个麻烦：同样的危机，各国的结果很不一样；同一个国家里，感到压力的人也并不都走向同一个方向。这就是经济路与文化路争论的起点，也是任何“单线”读法的难处。本书的读法是把它看成一个E的问题：缠在一起的条件很多，每个国家缠法不同，所以起点只盯一根线的学派，总会有接不住的国家。

按我们的读法，这几年里意义的权重也在公共讨论里发生了移动。危机直接动的是幸福这一维，也就是普通人的生计和安稳；广场上最响亮的是自由和尊严，要有人听见自己；民粹的选举则把“谁算人民”推到了前台，也就是一个共同体里，谁的声音被当作整体的声音。这是对公共话语的描述，不是评价哪一国、哪一派的做法。

◆七、吸收还是分叉

把三桩事放在一起，处理异象的办法可以大致排一排。

免检：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些读法把它说成“百年一遇的尾部事件”，意思是极少发生，不必改动模型。广场运动被看成“一阵风”，不必改动对政治参与的看法。

改名：广场运动被改称“低资源高技术的新型动员”；成熟民主国家里的民粹，被改称“民主倒退”的一个参数，与更早的转型和巩固理论接上。

先验：对于转型与巩固理论里的一个版本，认为一个民主国家一旦成为“唯一的游戏”，就不会再倒下。按这个定义，成熟民主国家里的倒退，要么不算民主，要么不算倒退，异象就被定义排除了。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处理，只是指出这种处理方式在理论上是可以出现的。

分叉：话语制度主义的壮大，网络化抗议研究的出现，民粹的“观念路”和“经济路”“文化路”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分叉。

◆八、它看对了什么

理性选择的路看对了：激励会塑造行为，监管的缝隙是实实在在的。观念的路看对了：同一场危机，被叫作什么，决定了接下来怎么办。资源动员的路看对了：持续的运动终究要靠组织。网络化抗议的路看对了：技术改变了动员的方式。经济路与文化路各自看对了一块，因为不同的人群，被不同的东西推着走。民主衰退的路看对了：规则不会自己守住自己。

◆九、三层再看一遍

选票数字、街头人数，是测量层，各派基本不争。民粹到底是钱引起的还是认同引起的，是解释层，要靠预设撑。民粹该怎样评价，是规范层。三层混在一起的时候，吵得最凶。

带走的话
- 一个共同体信任出现裂缝，人们会同时走开、另立门户、给彼此换名字，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形状与此相近。
- 金融危机、广场、民粹，分别由不同的学科去读，但它们是同一次起点被撑开。
- 免检、改名、先验、分叉，四种处理方式在这一时期都有清楚的例子。
- 经济路与文化路的分歧，是解释层的分歧，不是谁更懂事实。
- 学派们都在问“谁是人民”，这又回到了出生证的第一行。

小账
本章动用：三种吸收、分叉、三层、出生证、话语作起点、异象。

锁定记录：转型与巩固理论被锁在“唯一的游戏”；资源动员论被锁在“没有组织就没有运动”；经济学的某些模型被锁在“尾部事件不改模型”。

第 62 章

AI 与政治：下一个大异象，各派会怎样吸收

这一章的问题：一件还在发生的新事，已有的学派会各自怎样把它收进自己的路里？

◆一、日常主例

先说一个我构想的场景，不是真实的人家。

一家四口住在三居室里：爸爸、妈妈、上初中的女儿、住在小房间的奶奶。客厅茶几上新放了一台智能音箱。头两周，它只是报天气、放音乐。第三周，妈妈教会它“点晚饭”：对它说一声“老样子”，它就照着家里点过最多的那几家店下单。又过了几周，事情悄悄变了。爸爸下班路上说一句“晚饭”，音箱就按“常点”安排好；女儿嚷着“要炸鸡”，音箱先问一句“需要爸爸同意吗”，女儿不高兴，转头去求爸爸；奶奶不会用，每天晚上等饭，吃到什么吃什么。

没有人宣布过“以后晚饭由音箱决定”。可是一个月下来，家里晚饭吃什么，一半以上是音箱的“常点”定的。有一天妈妈想换口味，发现自己得先“教”音箱，才能改掉它已经替全家养成的习惯。

这一幕里有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到底是谁在决定？音箱只是爸爸的手，还是家里新来的一位“成员”，还是编写它的那家公司隔着屏幕在安排这家人的晚饭？这个问题一问出口，家里的争论就带上了政治的味道：谁有资格令，谁只能从，谁的口味被“常点”挤掉了。

◆二、先把话说小

AI 与政治，是全书上编里唯一一章在写“还没走完的事”。前面各章写的异象，都已经有学派先后作出了回应，可以回头看它们怎样吸收。这一章不同，事情还在发生，读者拿到书时，它又往前走了一截。所以我先把话说小，立三条规矩。

第一，凡是说“已经发生”的，我只写核过的、不容易翻案的几件，并且不写死细节。第二，凡是说“各派会怎样吸收”的，都是推演：我拿每个学派自己的起点，顺着往下走，看它最顺手的吸收方式是什么。推演可能错，错了正好成为检验。第三，我不判断这件事对世界好还是坏，也不替任何国家的做法打分，只描述，这是全书的约定。

那么 AI 凭什么算一个“异象”？第六十三章会专门讲什么算异象，这里先用一个朴素的标准：它让几个学派同时碰到了接不住的东西。第一，它挑战主体预设。学派们预设的“人”，是会算账的、属于团体的、守规则的、被说法塑造的、占着位置的人。现在家里多了一个会替人“决定”的东西，它算什么人？第二，它挑战客体预设。学派们预设的“国家与制度”，是价目表、场地、条文、表面、战场、位置分配。现在制度里多了一层看不见的代码，既像规则，又像执行者，又像传话的人。第三，它让令与从的关系变了形：一个人对机器发令，机器对另一群人发令，从的一方不知道令是谁下的。

◆三、已经发生的几件事

有几件事，核过，可以放心地说，但我只说骨架。

一件是选举里的声音。2024年1月，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有选民接到一通自动语音电话，声音模仿了当时在任的总统，劝人别去投票。后来联邦通信委员会在2024年2月裁定，用 AI 生成人声的自动语音电话，适用既有的限制自动语音骚扰的法律。这件事里，没有出现什么全新的法条，是旧法被拿来管新东西。

一件是欧盟的专门立法。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在2024年生效，条款分阶段适用，最早适用的是一批被禁止的用法。据律师事务所的通报，2026年5月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就推迟部分高风险条款的适用时间达成了临时协议；到7月初，有律所通报称欧洲议会与理事会已正式通过这一修订，只待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具体的新适用日期与条文，各家通报说法不一，我不写死，请读者以官方公报为准。这件事里，是一整套新的分级规则被写了出来。

一件是中国的规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电总局等部门，于2023年7月13日公布，自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针对向公众提供的生成式服务。这件事里，是一套针对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办法。

美国联邦层面与各州层面的做法并不一致，且在不断变化，我也不写死。三个地方，三种动作：旧法管新事，新法分级管，办法管提供者。我不比较它们高低，只提醒一点：它们都是在“令”和“从”已经出了形之后补上去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稳成之后才去规范稳成的样子。

这三个动作，也可以按第十一编的办法，当作三个国家在这件事上各自押的维来读，但只能读到框架这一层。旧法管新事的做法，把重心放在已有权利的延续上，更靠近自由这一维的习惯；分级管理的做法，把重心放在事前划出风险的边界，更像在给幸福设一道底线；对提供者的办法，把重心放在服务怎样进入公共领域，更接近创造这一维的语言。这只是把规则的语气翻译成意义的语气，不是对任何一国的评价，更不是说它们的全部实践都只押这一维。真要读实践，要看几年之后实际走成了什么样子，那是以后下编才做的事。

◆四、各派会怎样吸收

还得补一句，免得读者以为这些推演是对学派的取笑。每个学派在新事面前先用自己最顺手的概念去接，这是任何一门学问的本能，也是它们能积累起来的原因。真正要看的，不是第一反应，而是第二反应、第三反应：第一次接不住之后，起点还动不动。

现在回到小区。六位居民如果被问到“要不要让 AI 来帮业主群统计投票、拟公告、回答业主的提问”，他们各自会说什么？我想先替他们说，再扩到学派。这一段全是推演。

小林会说，这是信息成本的下降。算账的人，本来不投票的理由是读报价单太费劲；现在 AI 能把两家报价摘成三行，投票的成本降了，参与率应当上升。这在理性选择里是改名：AI 被收成“信息成本”这个参数里的一个变量。如果后来发现参与率没有升，他会说“成本降得还不够”，这就是下一步的免检。

陈姐会说，AI 让小团体多了一件武器。车位组可以用它批量写通知、批量回复，养狗的也可以。多元主义的读法是：它是新的资源，权力仍分散在多个中心，只是各中心的资源配比变了。这是改名，AI 被收成“资源”。她还会预言，会出现一个专门做“AI 业主助理”的新团体，这条路通向分叉。

老周会说，关键在谁给这个助理定规矩：它能不能改投票结果，谁来审计，出了错谁负责。这是制度主义的老路：新事物来了，先立章程。把 AI 收成“需要被规则框住的行动者”。他的盲点是：规则要框住的东西如果每个月都在变，章程跟不跟得上？

王姨会说，这下好了，几个人商量的事，AI 一句话就办妥了，更没人看得见。精英理论会把 AI 收成“少数人手里的新工具”，谁掌握它，谁拿主意。这是改名，也有先验的影子：无论 AI 怎样出现，都按定义是少数人的工具。

小雨会说，“AI 助理”这个名字本身就在抢先：叫它“助理”，它就是帮忙的；叫它“代理”，它就在替人做主；叫它“算法”，它就带了黑箱的意思。建构与话语的读法是：AI 在政治里首先是一个被争夺的词。这条读法最有效的地方是看到了名字，最容易碰壁的地方是，那台音箱到底订了谁的炸鸡，总有一个说法之外的东西。

大刘会说，用得起 AI 的和用不起的是两拨人，有数据的和被采集数据的是两拨人，租户连票都没有，更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数据被拿去干什么了。阶级与结构的读法把 AI 收成“新的生产资料”，位置的分配又多出一条线。

放大到学派，类似的推演还有两三条。福柯一路的读法，会把算法治理收成“权力生产主体”的新场所：打卡和绩效是旧的，推荐和评分是新的。行为革命以来的计量路线，会把它收成海量的新数据，政治学终于可以更准地测量了，这是测量层的统一，不算反例。国家能力一路，会把它收成国家汲取与监控的新手段。

◆五、吸收还是分叉

把这些推演摆在一起，能看到什么？大部分学派的最顺手的动作，是改名：AI 被改称为“信息成本”“资源”“工具”“生产资料”“数据”，一个现成的概念位置。少数学派的动作是免检或先验：它不改变我们已知的结构，只是加速。分叉也有苗头：已经能看到“算法治理”“平台政治”“数字主权”之类的名目，在不同学派的边缘生长，有的会长成独立的一支。

我并不是说这样吸收就不对。改名往往是学派最健康的工作方式：把新东西放进旧概念，让旧理论有机会去预测它。问题是，什么时候改名该停？一个判据是：改名之后，学派能不能说出一件在改名之前说不出的、可被检验的事。如果只是换个词，把原来的话再说一遍，那就是吸收，不是学习。这一点第六十五章还要接着讲。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要交代。条款二说，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的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AI 这件事刚好是个现成的检验场：过几年回头看，哪个学派在 AI 面前改写了对“人”的预设，而不是给“人”添一个新的参数，条款二就会在那个学派那里认账。我不预言谁会，但我把这个检验的位置先放在这里。

再补一个更细的观察点。看一个学派是不是在改写对人的预设，有个粗略的办法：把它回应 AI 的文章里，对“行动者”的定义找出来。如果行动者的清单里只是在原来的人群后面加了一个“算法”，而定义、动机、约束都沿用原来的一套，那是添参数；如果为了容纳“会代人决定的东西”，学派不得不重新回答“什么叫做一个决定”“谁算是在令、谁算是在从”，原来的人与制度的划法跟着动了，那才是动起点。前一种做法几乎不费力，后一种做法会让学派内部争吵很久。争吵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六、它们各自看对了什么

小林看对了：技术确实改变了参与的成本。陈姐看对了：资源总是先落到有组织的人手里。老周看对了：没有规则框住的新工具，出了事没人负责。王姨看对了：集中度是否上升，值得盯着看。小雨看对了：名字不是小事，叫“助理”还是“代理”，会影响人们怎样信它。大刘看对了：谁用得起、谁被采集，是一条新的分界。

六位居民都看见了真东西，也都只看见了一块。拼起来，也还是回到导论那个问题：他们各自的起点，把另外五块放到了视线之外。

◆七、令与从的一句预告

最后，回到那台智能音箱。如果不问“是谁在决定”，而问“决定是怎样长出来的”，故事就换了样子。起初是妈妈的一次次“老样子”，那是令；音箱的复读和订单，是从；爸爸的默认，也是从；女儿求爸爸，是对一个新出现的“令”的另找出路。几个星期，“常点”这个归属稳成了，看上去像摆在那里的规矩。于是谁也说不清它从哪天开始算数。AI 的新处在于：它让“从”的一方可以是机器，也让“令”的来源变得难找。这一点放在第六十四章里细讲。

带走的话
- AI 是政治学下一个大异象的候选，不是因为它新，而是因为它同时碰到了学派们对“人”与对“制度”的两个预设。
- 本章写的“已经发生的事”只有骨架，推演只是推演，请把它们当作等着被检验的话。
- 各派最顺手的动作是改名；该问的是改名之后能不能多说出一件可检验的事。
- 谁在 AI 面前改写对人的预设，而不是给人添一个参数，谁就是条款二的候选。

小账
本章动用：异象、三种吸收（以改名为主）、分叉、条款二、令与从的预告；六位居民的推演读法。

锁定记录：理性选择把 AI 锁在“信息成本”里；多元主义把它锁在“资源”里；精英理论把它锁在“少数人的工具”里；制度主义把它锁在“需要被规则框住的行动者”里。

第 63 章

什么算异象：理论替学派挑一遍，国家实践再挑一遍

这一章的问题：一件“对不上”的事，凭什么算学派的异象，而不是随手可以挥开的小毛病？

◆一、日常主例

这也是我构想的一户人家。

客厅西北角的墙上，有一块巴掌大的发黄水渍，是去年雨季冒出来的。男主人看了一眼说：“老房子都这样。”婆婆说：“擦一擦就好了。”读高中的女儿说：“这是装修时留下的吧，早就有了。”物业的师傅上门看过，说“不影响使用”。每个人说得都有根据，每一句话也都把这块水渍收进了自己早就有的看法里：老房子的通病，家务里的小事，旧账，用不着管的缺陷。

第二年雨季，水渍变大了一圈。大家又各自给了新的说法：今年雨水多；颜色深了而已；贴张画就挡住了。到了第三年，墙皮鼓了起来。这时才有人想起去楼上敲门。

这块水渍的日子，值得拿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在头两年没有成为“问题”？不是因为它不够大，而是因为家里每个人手里已经有一套现成的说法，能把它吃下去。它要变成问题，需要的不是再大一点，而是某个人的说法再也吃不下它：比如，有人算了一下，“老房子都这样”解释不了为什么只有这一面墙这样。

政治学里的“异象”，就是这样的一块水渍。

◆二、先说它不是什么

要立这个概念，先排除四种看起来像、其实不是的东西。

第一种，是测量上的误差。民调偏了两三个百分点，预测的选举结果和实际差了一点，那是测量层的事。测量有操作判据，偏差可以被追查、被改进，统计学的办法管得着。诊断本来就说，测量层统一性较强，这类事不算异象。

第二种，是一次离群值。一个小国出了个怪现象，一个年份的数据突然跳了一下。单独一次，它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数据的毛病。离群值要重复出现，或者出现在学派原本最有把握的地方，才开始有分量。

第三种，是定义之争。争“这算不算民主”“这算不算国家”，往往是在争一个词怎么划线。词的划线不同，事实就能各说各话，这时要先把词定清楚，才知道有没有事。

第四种，是价值分歧。两个学派对同一个事实没有分歧，只是对“该不该这样”不一致，这是规范层的事。分歧再尖锐，也不是异象，因为学派并没有在解释上落空。

排除之后剩下的，才是候选。

◆三、它是什么

按本书的语言，异象是 D 与 E 的矛盾出现的地方。D 是走过的路，E 是缠在一起的条件。学派以预设的 S 起手，S 里隐含着一份“事情应当怎样发生”的预期。异象就是：事情实际走过来的路（D），和缠在里面的条件（E），对不上学派起点所预期的那个样子。起点接不住它。

水渍的例子可以换成这个说法。家里每人起手的 S，是“墙面是好的，偶有污渍”。水渍的出现、变大、鼓起，是一条路（D）；楼上管道、雨季、老墙体、没有人敲门，是缠在一起的条件（E）。路和条件加起来，指向的不是“污渍”，而是“漏水”，这与起手的 S 对不上。对不上之后，大家并不是直接改 S，而是先把它收进已有的说法。这就是吸收。

从这里可以得出判断异象的三个问题。它们是我写这本书时一直在用的，现在放在明处。

第一问：学派在事前说过什么？一个学派对这类事，能不能在事件之前写下“会发生什么”，哪怕是一个粗的方向。如果它事前什么也没说，事后什么都能说，那么这件事不算它的异象，只算它还没有开口的地方。

第二问：学派事后加了什么？事件之后，学派对这件事的解释，是不是靠增加辅助条件撑起来的。每加一个条件，都要问：这个条件是事前就在学派里的，还是事后为这件事新添的。事后新添且只为这件事用的条件越多，说明起点越接不住它。

第三问：邻居能不能不加条件地接住？相邻的学派，能不能在不增加辅助条件的情况下，说出这件事。如果能，说明这件事是这个学派的异象，不是整个学科的异象；如果邻居也要加条件，这件事才是更大的异象。

◆四、理论替学派挑一遍

这三问在书里是怎样用的？每一章的“异象”小节，都是按这三问挑出来的。现在把挑的办法说成规矩，因为挑的人也有偏见，不交代办法，读者就没法检查。

第一条规矩：用学派自己的尺子挑。要挑某个学派的异象，先去读这个学派自己写下的预测、自己承认的难题，不用本书的概念去替它挑。理性选择有它自己承认的难题，比如大家明知一票无用为什么还去投；多元主义有它自己承认的难题，比如资源不均的时候，权力是否还算分散。先挑它自己承认的，再看它的吸收方式。

第二条规矩：再用邻居的尺子挑一遍。一个学派自己承认的难题，往往正好是邻居的强项，这就是导论里六位居民互相补缺的样子。邻居挑出来而本人没承认的，是第二批候选。

第三条规矩：最后才用本书的尺子。本书的尺子，是看起点有没有被冻住：D 与 E 的矛盾，在学派里有没有位置。这把尺子放在最后，是因为它最容易偏袒本书自己的主张。

有这三条规矩，读者可以拿它们去查每一章的“异象”。也可以反过来查：我挑的这个异象，是不是只有本书的尺子才能挑出来？如果是，它就不够硬，应当被降级。

◆五、拿一个现成的异象试一遍

用导论里小林留下的那个难题，把三问走一遍。难题是：明知一票几乎改变不了结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投。

第一问，学派事前说过什么？理性选择的起点是算账，顺着它推，投票的人应当很少。这是它事前写得下的话，而且写得很清楚。第二问，事后加了什么？学界里有人的做法，是在每个人的收益里再加一项：尽了公民的本分，心里踏实。这一项不是起点里原有的，是为了接住“人们照样去投”而添的；而且它一旦加进去，几乎什么投票行为都能解释，既能解释投的人，也能解释不投的人，因为本分的重量可以随意调。第三问，邻居能不能不加条件地接住？团体论可以说，人们是被所在的团体动员去投的；建构与话语可以说，投票是在认同一种说法；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后添条件，因为“人属于团体、被说法塑造”本来就在它们的起点里。

三问走完，结论是：这是理性选择的异象，不是整个学科的异象；它在理性选择那里靠辅助项撑着，在邻居那里不费力。至于团体论和建构读法能不能接住别的事，那是它们自己的异象表，要另挑。

这样挑有个好处：它不是在评判理性选择“错了”，只是说明它的起点在这一处被撑得最紧。我把这种判断叫作“紧处”。每一章里的异象，都是在找各学派的紧处。

◆六、国家实践再挑一遍

理论挑完一遍，还有第二遍，对象换成国家的实践。第十一编的做法是：一国用的理论，和它实际走的路，要分开读。理论有自己的意义预设，国家的实践有自己的意义选择。那么异象也要挑两遍。

国家实践的异象，是什么样子？按本书的意思，它不是“这个国家的做法出了错”，那是评价，书里不做。它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把重心放在创造、自由、幸福的哪一维上，沿着那一维一路做下去，之后遇到了这一维自己接不住的事。比如，一路押在建设与创造上的做法，遇到的接不住的事，常常出在分配和日常感受那一边；一路押在自由上的做法，遇到的接不住的事，常常出在共同承担的事情上；一路押在安稳与幸福上的做法，遇到的接不住的事，常常出在新东西怎样出现。这是框架层面的说法，具体哪个国家在哪一年遇到了什么，要到下编逐节核对着写，这里不写死。

国家实践挑出来的异象，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比学派更早撞上。国家不能像学派那样把“这不算个问题”放着，墙皮鼓起来的时候，要有人去敲楼上的门。其二，国家的处理方式也会表现为吸收或分叉：有的事被当作一时的情况，有的事被改了个名字写进新的目标里，有的事被写成按原则本来就应当如此，也有的事长出一个新的部门、新的做法，成了实践里的分叉。

◆七、两张表对不上的地方

于是有了两张表：理论的异象表，和国家实践的异象表。它们不会重合，把对不上的地方找出来，才是这一章最有用的收获。

一种对不上：理论的异象表上有，实践的表上没有。学界吵得很凶的一件事，在国家的日常里没有人觉得是问题。这类事要小心，它可能只是学派自己预设的产物。

一种对不上：实践的表上有，理论的表上没有。国家撞上了一件事，学派们谁也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难题，一直没有人写。这类事，是最值得补的缺口，也是下编里“例外检验”一小段所要看的东西。

一种对上：两张表上都有，且各派和各国的处理都是吸收。这是最硬的候选，因为它同时跨过了学派的尺和国家的尺。第六十一章的那几年，以及第六十二章的新事，都属于要去核对这一档的。

回到小区的六位居民。小林和老周在“哪些事算问题”上多半很快达成一致：投票有效性、参与率；陈姐和大刘关心的则是“谁没有被算进去”，这在小林的表里根本不是问题。王姨觉得最大的异象是“早就商量好了”，这件事在老周那里恰好是没有办法检验的。他们六个人的“问题清单”，本来就是六张不同的表。

◆八、为什么这一步重要

有人会问：既然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异象清单，不如各挑各的，何必立统一的规矩？原因在第三句判词里。判词说出路是把冻结的两端放回发生里，而这个主张要接受的检验，是看它能不能多解释一个异象。如果“异象”可以由挑的人随意定，那么“多解释了一个异象”也就可以随意说。所以必须先立规矩，规定什么算异象、谁来挑、挑几遍，之后条款三才有意义。这一章是给下一章的检验垫地基。

规矩立得太严，也有代价：它会把一些真异象挡在门外。比如一件事刚刚发生，学派们还没来得及开口，三问里的“事后加了什么”就无从回答。对这种情形，我的办法是先登记、不下结论：写成“待挑”，过几年再来挑。同样，挑出来的异象清单必须摆在书里，让别人能增能删。清单只有能被别人改动，才算是检验的一部分；只有我一个人能动的清单，那是我的账本。

带走的话
- 异象不是误差、不是离群值、不是定义之争、不是价值分歧；它是 D 与 E 的矛盾出现的地方，起点接不住它。
- 判断异象有三问：学派事前说过什么，事后加了什么，邻居能不能不加条件地接住。
- 挑异象的规矩是：先用学派自己的尺，再用邻居的尺，最后才用本书的尺。
- 国家实践的异象要另挑一遍：它是一国沿着自己押的那一维做下去，撞上的接不住的事。两张表对不上的地方，才是最有信息量的地方。

小账
本章动用：异象、D 与 E 的矛盾、三层中的测量层与规范层、意义预设（理论与实践分开读）、吸收与分叉；六位居民的清单对比。

锁定记录：把异象的挑选权交给学派自己的尺，是为了防止本书的起点把“不算问题”的事悄悄挑进来。

第 64 章

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D→E→S 的政治学

这一章的问题：把权力放回令与从之间去重写，到底比原来的学派多解释了什么？

◆一、日常主例

回到导论里那个小区的业主群。这一章要把那次“要不要换物业”的投票重新走一遍，不再问谁对，只问：那个“结果”是怎样长出来的？下面仍是我构想的场景，设定与导论一致：六栋楼，只有业主有票，租户没有票。

起头是一份报价单。有人把新物业的报价转进群里，附了一句“大家看看”。这是一句最轻的令：请你看。有人回了个“收到”，是从；有人回“现在不也这样”，是一种不从，但它也留在了序列里，后面的人会看到。

第二天，车位组的组长把报价单转到了自己的小群里，加了一句“车位费这条要注意”。同一份东西，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群、换了一句话，令的分量变了。又过了两天，群里先出现了“又有人想折腾”，隔了几天出现“业主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两个名字先后站稳，听到的人开始顺着其中一个说。再往后，有一位老业主发了一句：“先查章程，参与多少人才算有效？”这是对令本身的令：它要求大家先对规则从。

接着投票的链接发了出来，这是整个序列里最大的一句令。链接发出的当天夜里，人数涨得最快；到了第五天，数字几乎不动。投票页面关闭，同意换的略多，参与的业主不到一半。

到这里，“结果”出来了吗？页面上有了数字，但群里随即吵起来：算不算数？如果大多数人接着说“算”，并开始商量交接，结果就稳了；如果有人查出章程要求的参与比例没有达到，大家同意重投，结果就没有稳，数字只是一个中间站。所以那串数字，不等于结果。结果是在数字出现之后，经过又一轮的令（“这个结果有效”）与从（“那就按这个办”），才成为一个看上去摆在那里的归属。

◆二、令与从是什么

先把两个字说白。令，是任何一次“要求别人照着做”的动作：转发一份报价单、起一个名字、发一条链接、说一句“先查章程”。从，是任何一次“照着做”的反应：点开、转述、投票、沉默、改口。不从，也算序列里的一环，因为它被别人看见了，会改变下一轮的令。

令和从不是两个固定的人，也不是权力的拥有者与被拥有者。同一个人，在这一轮是令，下一轮是从。陈姐把报价单转进车位组，对群里是从（她转发了别人的东西），对车位组是令（她加了一句话）。权力，不在陈姐身上，也不在报价单上，它在这些来回里。

这是第三句判词的意思：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是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的。“稳成归属”的意思是：来回多了，某些令被人们默认地跟着走，某些人被默认地认作“该发令的人”，某些结果被默认地当作“决定”。一旦稳成，从外面看，它就像是摆在那里的东西：有人“掌权”，有一条“规则”，有一个“结果”。学派们抓住的，大多是这个稳成之后的样子。

令与从有两个容易产生的误会，趁早说开。

误会一：令就是命令，从就是服从。不是。令可以很轻，一句“大家看看”，一个表情，一次转发；从也可以很轻，点开看一眼。令的强弱，不是由发令的人是谁决定的，是由后面有多少环接上来决定的。一句话没人接，它就没有长成什么。

误会二：令总是从上往下，从总是从下往上。也不是。租户没有票，但租户可以拍一段电梯故障的视频发进群里，这是一条令；有票的业主看了，有人因此改了主意，这是从。没有票的人，在最后的计数里不算数，却在序列里发过令。大刘的读法抓住了计数的那条线，却不容易说清这一点：没有票的人，在稳成之前的路上，也是有分量的。令与从的读法，把“没有票”和“没有分量”分开了。

◆三、为什么叫 D→E→S

按三维来读这个故事，三件事各得其所。

D 是差异序列，也就是走过的路：报价单—收到—现在不也这样—车位组转发—折腾—维权—先查章程—投票链接—页面关闭—吵—重投或交接。这是一串先后的来回，每一环都改变下一环。

E 是缠在一起的条件：只有业主有票，租户没有票；电梯确实坏过；报价单上有一个具体数字；陈姐的车位组关系紧；小林既是业主又租着别处的房；群里有人从不发言；章程有一条关于比例的规定，没人记得清。这些条件不是排在令前面的“背景”，它们和令缠在一起：同一句“大家看看”，对有票的人是令，对没票的人只是围观。

S 是显露出来的结构态：那个结果、那个“代表”、那个“有效”或“无效”。S 不是一开始就摆好的，它是路和条件相遇之后显露的。

三原理里有一条讲两维矛盾推动第三维。放在这里：令往前推（D），条件往回缠（E），两者对不齐的地方，就是推出 S 的地方。令发得急、条件跟不上，S 就显露为“结果有争议、需要重投”；令发得缓、条件齐备，S 就显露为“大家默认了”。所以这一章标题里的次序是 D→E→S：先看令与从怎样走，再看缠着什么条件，最后看稳成什么。

这是六条路径里的一条。第三章讲过两条常见的起手：S→D→E 与 S→E→D，也就是先把稳成的样子立在前面，再去找走过的路和条件。大部分学派走的是这两条。这里换了方向，起手不是 S，是 D。

◆四、六位居民各抓住了哪一块

用这个读法，六位居民的故事并没有作废，各自抓住了稳成过程里的一块。

小林抓住的是“从”的成本：点开、读、投，每一环都有代价，所以有人会在序列里停下。陈姐抓住的是令的放大器：同一条令经过小团体，分量变了。老周抓住的是稳成时的签章：结果要经过“依章程办”这一环，才被认作结果。王姨抓住的是令的最初来源：第一句令从谁嘴里出来，往往决定了序列的形状。小雨抓住的是令的名字：“折腾”和“维权”两个名字，改变的是人们愿意从哪一边。大刘抓住的是谁的从才算数：没有票的人，从与不从，都不进入最后的计数。

这样排开，有一个好处：六个读法从互相打架，变成了同一个过程里的六个位置。但这还只是“能排开”，不是“多解释”。第三条可错条款要求的，是一件更硬的事。

◆五、怎样才算多解释了一个异象

条款三说：若按“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重写的分析，并不比原学派多解释任何一个异象，第三句判词不成立。

“多解释”要有一个看得见的标准，否则谁都可以宣布自己多解释了。我给三条。

第一，原学派的紧处。要选一个原学派自己承认的难题，或者上一章说的“事后靠辅助条件撑着”的地方，也就是用第六十三章的三问挑出来的异象。

第二，一个事前写得下的陈述。重写之后，必须给出一句话，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写下来，别人可以拿去核对。只在事后说“原来如此”的，不算。

第三，不是改名。这句陈述不能只是把原学派的话换成令与从的词。如果去掉令与从这几个字，陈述的内容与原学派相同，那就是改名，不算多解释。

用这三条，试两个异象。

异象一：同一份章程，两个小区，结果为什么不一样。这是老周的紧处，也是制度主义的紧处。制度主义的做法，是事后加辅助：说两地的“非正式制度”不同，或者“执行的力度”不同。这些词往往是事后才贴上去的，贴什么都行。

重写的办法是：章程相同，只是 S 的起点相同。不同的是 D 的形状和 E 里缠的东西。我可以事前写下这样一句话：在两个条文相同的小区里，如果投票前的头几天，令几乎都出自同一个小群，而不从的声音要么被很快淹掉、要么没有人回应，那么投票结束后“结果算不算数”的争吵会更长、重投会更多。这句话的内容，是令的来源集中度和不从的处理方式，它们在制度主义的起点里没有位置，也不是“非正式制度”换个名字，因为它不涉及任何一条规则，涉及的是序列。它也可以错：如果去查一批小区，发现集中度和争吵长度之间根本没有这样的关系，这一条重写就落空。注意，这句话是等待检验的预测，不是已经证实的结论。

异象二：明知一票几乎无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认真投，甚至在群里争得面红耳赤。这是小林的紧处，第六十三章已经走过一遍，理性选择靠加一项“本分的满足”来接。

重写的办法是：投票这个动作，不只是在取结果，它也是在序列里给自己定位——我从了，我不从了，我从了哪一个名字。一个人的这一环，会被下一个人看到。可以事前写下这样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一个人是否去投，对“他的投或不投会不会被群里看到”更敏感，而不只是对“他的一票会不会改变结果”敏感。比如，用匿名投票的小区和实名接龙的小区相比，前者的参与率会更低；或者，人们会在群里“晒”自己投了。这句话和团体论、建构的读法有重叠，所以我只主张：对理性选择，它多解释了这个异象，而且没有靠一项可以随意调的辅助。至于它比邻居多出了什么，不在条款三的要求之内。

条款三其实只要一个就够；我给两个，是因为只给一个，容易被说成巧合。

再补一个我不记分的。冷战的终结（第六十章）没有任何学派预测到。用令与从来读，一种说法是：令的效力靠大量持续的从撑着，当许多地方的从同时松动，令的归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稳成。听上去说得通，但这是事后读法，而且学界里早有关于“人们隐瞒真实态度、一旦看到别人也不从就集体转向”的讨论，所以它多解释了什么，不容易说清。我不拿它记分，只把它放着，等以后有更好的检验。

◆六、它看对了什么，又会错在哪里

这一章的重写，看对的东西是：政治里的许多“东西”，其实是过程的凝固。把过程找回来，学派之间的互相打架，有一部分就变成了同一个过程里的不同位置。

它可能错在哪里？第一，令与从是我选的语言，选另一种语言，也许同样能排开六位居民。这时，条款三要的就不是“能排开”，而是“多解释”，所以必须落在前面那两句可检验的话上。第二，D→E→S 也是一条路径，会有它自己的路径依赖，下一章和再下一章马上要讲。

还有一处弱点要先认下。已经稳成了很久的东西，比如一套运转多年的办事流程，并不需要每天重新长一遍，它有惯性。令与从的读法，在稳定期里容易显得啰嗦：明明大家照章办事，何必说成每次都在令与从？我的回答是，稳定不是没有令与从，是令与从已经成了习惯，几乎不再被注意；一旦遇到异象，习惯松动，来回才重新露出来。所以这一读法在动荡期最有话说，在稳定期只是换一种说法。这个限制，我宁可在这里讲明白，也不要读者在别处发现。

带走的话
- 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是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的；学派们大多抓住了稳成之后的样子。
- D→E→S 的次序是：先看令与从怎样走，再看缠着什么条件，最后看稳成什么。
- 多解释的标准有三条：原学派的紧处、一个事前写得下的陈述、不是改名。
- 本章给出两个待检验的陈述；它们若落空，第三句判词就要认账。

小账
本章动用：D、E、S、六路径中的 D→E→S、三原理（D 与 E 的矛盾推出 S）、异象、改名、条款三；六位居民各抓住的一块。

锁定记录：制度主义的起点把“章程相同”当作 S 相同，把序列的差异锁在了“非正式制度”一个词里；理性选择的起点把“一票的影响”当作唯一的收益，把序列中的定位锁在了辅助项里。

第 65 章

让回写改写起点：一个学派怎样真正学习

这一章的问题：学派遇到接不住的事，怎样才算真的学到了东西，而不是把事情吸收了？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一户人家，三口：爸爸，妈妈，读初二的儿子。

旧家规只有一条，写在冰箱门的便签上：晚上九点，手机交到客厅充电。这条规矩的背后有两个没写出来的前提。一个是关于孩子的：玩手机的孩子，作业必然受影响。另一个是关于办法的：手机只要放在客厅，问题就管住了。

头两个月，一切顺利。后来出了事。儿子九点准时交了手机，却在卧室里用平板写作业群里的接龙；有一次他作业早就写完，九点一到手机照样被收走，他和妈妈吵了一架。爸爸的第一个反应是改参数：九点改成九点半。过了一阵，又有人提出周末例外。再过一阵，又加了一条“查资料可以用”。便签上的字越写越多，每一条都是为了接住一件新发生的事。

直到一次家庭会议，妈妈忽然问了一句：“我们这条规矩，到底是要管手机，还是要管他睡够、作业有交代？”这句话一出，三个人才发现，前面的修订都没有碰那两个前提。会议后便签被撕下来，换成了新的两条：作业交代清楚，晚上十点前上床。手机放哪儿，不再写。

这件小事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修订”。前面三次是加条款，保护旧起点；最后一次是改起点，让规矩的目的换了一个位置。真正的学习，是后一种。

◆二、学习不是什么

先把话说准。学派不是不会变。它的论著一年比一年多，术语一年比一年细，方法一年比一年好，这些都是变化。但前面几章一直在讲的，是另一种变化：起点不动，周围在长。

三种吸收是学派保护起点的三种办法，这里再提一次，只为说明它们为什么不算学习。免检，是把异象判成“不算数”，起点不用动。改名，是把异象改称成原有概念里的一个参数，起点不用动。先验，是宣布异象按定义不可能或按定义成立，起点不用动。分叉，是另起一个学派，原来的起点同样不动。四条路的共同点是：起点不动。

所以我给“学习”下一个窄定义：一个学派的学习，是异象发生之后，学派回头改写了它的起点，也就是主体预设或客体预设，或两者的搭配。我把这叫作“让回写改写起点”。回写，意思是：从结果和异象那里返回来的东西，不止是修补结论，而是改写出发的地方。

◆三、怎样看出来是真的学习

光有定义不够，得有判据，否则每个学派都会说自己在学习。我给四条。

第一，改的是预设，不是参数。参数是“九点改九点半”，预设是“孩子玩手机就必然耽误作业”。看一个学派的修订，要问：它改的是“人是什么、制度是什么”的哪一句，还是只改了其中某个数、某个系数、某个适用范围。

第二，改动要在学派自己的文字里留痕。创始人或主要代表人，要在自己的论著里说出：我原来是这样预设的，现在不这样预设了。留痕让后人能查，也让旁人知道它不是悄悄换了说法。

第三，改完之后，能说出旧版说不出的可检验的话。这是第六十四章三条标准里的“事前写得下的陈述”。改了起点，如果说出来的话和原来一样，只是换了词，那还是改名。

第四，改完之后，这被当作学派的常态，而不是偶然。条款二说得很明白：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偶尔一次不算，要看是不是一贯做法。

这四条是一套，缺一条都不稳。比如光有第一条和第二条，没有第三条，可能只是自我批评写得漂亮；光有第三条，没有第一条，可能是在别人的预设上嫁接。

◆四、四种长得像学习的东西

在真正的学习旁边，有四样东西长得很像，容易看错。

一是换了新数据。学派拿到了更大的样本、更精细的测量，推出的结论更准了。这是测量层的进步，值得高兴，但它没有碰起点。二是借了新词。从邻近的学科借来一个概念，用它重新写一遍旧话，句子新了，意思没变。三是开了自我批评会。学派内部有人写文章说“我们的理论有局限”，这类文章常有，但如果下一步还是在原起点上添一个限定条件，就是第一种吸收的体面版本。四是扩大了适用范围。起点原本只管一类国家、一类问题，现在宣布它也管别的，这是走得更远，不是改了出发的地方。

这四样都有价值，我并不贬低它们。我只是提醒：它们不能算入条款二所说的“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把它们分开，是为了让条款二不被轻易地“满足”，也不被轻易地“推翻”。

◆五、令与从看学习

用上一章的话来说，学习是什么？

学派的起点，是一句令：从现在起，请按“人是这样、制度是那样”来看世界。异象，是世界回过来的一次不从：事情偏偏没有照这句令走。吸收，是令不动，把不从的事解释成“不算数”“不过是参数”“按定义就这样”；换句话说，令有一个自动防御：不从的反馈进不来。学习，则是令肯被从改：不从的反馈到了，令本身被重新发出，换了一个说法。

这样一看，学习难，就好懂了。起点是学派的身份。一个学派改了起点，它还是原来那个学派吗？这个问题问得太切，所以多数学派选择的是不改。有的人把这叫作“学派的惯性”，我的说法是：令的自动防御一旦成了习惯，就成了政体依赖：起手预设的那一种政体，被守成了学派的身份。

另一个难处是代价。一个学派的成员，用这个起点受过训练，发表过文章，评过职称，教过学生。让起点改写，是要这群人承认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有一部分站在了错的地方。这类代价，不是靠一篇文章能付清的。

◆六、几个候选，只列不判

下面这几位，是人们常常拿来作“学派内部自我修正”的例子。我把它们当作候选放在这里，不替它们下结论。要不要算数，请读者拿上面四条去查。

一位是欧洲一体化研究里的哈斯。他提出过新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会像滚雪球一样从一个领域“外溢”到另一个领域。到了1975年，他发表了一篇题目就叫《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过时》的文章。仅从题目看，这是创始人在自己的论著里留痕的一个样子，符合第二条。符不符合第一条、第三条，要读文章：他改的是预设，还是在说这个理论需要换一个办法解释。

一位是多元主义的达尔。他早年写的多元主义，强调权力分散在多个中心。晚些时候，他有一本书题为《多元民主的困境》，副题讨论自主与控制，里面谈到大型组织的自主性与社会的控制之间的紧张。这是不是改写了起点，还是在原有的起点里增添了新的问题，也要读文本才知道。

一位是研究公共资源的奥斯特罗姆。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常常推出，大家共用一份资源，最后难免被用坏。她和同伴考察了不少各地人们自己立规矩、自己管理共用资源的案例，写成了影响很大的著作（1990年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她后来在200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把她的工作读成对集体行动预设的改写；也有人读成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的分叉。同一个人，两种读法，说明要判断是学习还是分叉，真的需要把判据逐条用上。

再有就是现代化理论的修正者。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多半指亨廷顿1968年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认为社会动员快过制度成长，会带来动荡与政治衰败）指出，社会变化得快，并不会自动带来政治上的稳定，有时恰恰带来动荡。这也常被当作对现代化理论预设的一次回头。同样，要不要算数，请按四条查。

我把这几位放在这里，并不是要证明“政治学也会学习”。我只想说明：学习的候选是存在的，所以条款二不是一句空话，它在等人拿证据来对。

◆七、家规的两个后话

回到那户人家，家规的故事还有两个后话，对学派同样适用。

第一个后话：那次会议，儿子是坐在桌边的。不从的人被请到了令发出的地方，他说了一句“我不是不想睡，是躺下以后睡不着，所以才玩”。这句话是整个修订里最有分量的材料，它来自被规矩管着的一方，规矩的起草者原本不知道。学派里也一样：异象常常就是被研究的那些人自己的做法，他们没有按学派给他们画的样子行事。学派的材料里，有没有给“不从”的一方留位置，决定了回写有没有东西可回。

第二个后话：新便签贴上去，过了一个学期，也会遇到它接不住的事，比如儿子要备考，十点上床不现实。新的起点同样会固化成新的令，同样需要被不从改一遍。学习不是改一次就毕业的事，是一个循环：令发出，不从回来，令被改。从这个角度看，条款二里的“常态”两个字，指的就是这个循环有没有在转。

◆八、一个学派可以怎样做

假设某个学派真想学习，除了个人的勇气，有哪些做法可以让它更容易发生？这些做法不是我发明的，是从上面那些候选和家里的家规里归纳出来的，请当作建议的方向，不当作要求。

第一，把预测写在事前。起点要是只会事后解释，就永远没有可回写的东西。写在事前的话，错了就清清楚楚地错了。

第二，登记自己的异象，并且让邻居来挑。第六十三章说过，学派自己的清单和邻居的清单对不上，对不上的地方最有信息。让邻居来挑，是用别人的尺子给自己做体检。

第三，给起点留一条退路。允许创始人和后继者说一句“这个预设在这里不成立”，不被当作叛变。家规上最后换掉便签，是因为谁也没有因为妈妈那句问话而被当作“否定了过去的规矩”。

第四，把改过的地方明明白白写出来。如果下一代人读到的只有最新版，旧的预设怎样改的，就没了。留痕，不是为了羞辱谁，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哪些路走过、为什么换。

◆九、六位居民，一句话

如果这次换物业的投票后，六位居民各自被问：“这次结果，让你想改自己的读法吗？”我猜多数人会改参数：小林会说成本还要再降，陈姐会说动员要再早，老周会说章程该再细。真正会改起点的话，大概是这样一句：“我先前以为人是怎样的，这次看不对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业主群里很难听到，在学派里也很难听到。

替吸收说句公道话

这一章没有一个学派可以挑，所以不写学派看对了什么。我只替吸收说一句公道话：吸收并不是坏事，一个学派不吸收，立刻就碎了；它保护起点，等于保护一套积累。问题是，只有吸收，没有学习，积累就成了越长越重的壳。吸收与学习要并行，缺一不可。

带走的话
- 学习不是学派变多、变细，是异象之后起点被改写，也就是主体预设或客体预设被动了。
- 判据有四条：改的是预设，不是参数；在学派自己的文字里留痕；改完能说出旧版说不出的可检验的话；成为常态，不是偶然。
- 用令与从的话说：学习是令肯被不从改；吸收是令有自动防御，不从进不来。
- 学习的候选是有的，但要不要算数，请读者按四条去查，本书不替它们下结论。

小账
本章动用：三种吸收、分叉、政体依赖、条款二、第六十四章的“事前写得下的陈述”、令与从；六位居民的一句话。

锁定记录：学派把“起点”等同于“学派的身份”，所以异象来了宁可累积辅助条款，也不改起点；家规里的前三次修订就是这种锁定。

第 66 章

SDE 自己的路径依赖，与本书的可错条款

这一章的问题：一本批评别人只会吸收的书，自己会怎样吸收，又在什么结果面前认错？

◆一、日常主例

这是我构想的一个厨房里的下午。

有人想做红烧肉，翻出一份写得很细的菜谱：五花肉切三厘米见方，冷水下锅焯三分钟，冰糖炒糖色，酱油两勺，小火焖四十分钟。他照做了第一次，肉偏硬，味道偏淡。第二次，他想“大概是糖色不够”，多炒了一会儿，糖色发苦了。第三次，他想“大概是火太大”，把火调小，焖了一个小时，肉烂了，汤却寡。

三次下来，他每次都在菜谱的框子里找原因：糖、火、时间。没有一次回头问：我用的锅，是不是和菜谱里的锅一样？菜谱里的“小火”，在我家的灶上是什么火？他手里的菜谱，等于一个不能动的起点；每一次不对味，都被他吸收成了“某个参数没调好”。直到第四次，有人路过，说了一句“你这口锅盖不严，汤都跑了”，才把起点之外的东西指了出来。

写到这里，我得对自己说：这本书教了你怎样看别人的学派，现在这个菜谱，轮到我自己了。

这个下午有一个细节：三次失败里，每一次的“原因”都是合理的，糖色确实可能不够，火确实可能太大。它们都说得通，所以才危险。说得通的理由，最容易让人不再往菜谱之外看。读者读本书时，如果觉得令与从、D 与 E 与 S 样样都说得通，请格外留神：说得通，不等于被检验过。

◆二、SDE 的出生证

按本书的办法，先给 SDE 自己填一张出生证。下面这张表是我自己填的，读者尽可以不同意。

项目 内容
主体预设 人是在发生里的人：既发令也从令，在不同的轮次里换位置，不是一个固定的拥有者或被拥有者
客体预设 国家与制度是发生稳成之后显露出来的样子，不是先在摆好的物件
推出的互动内容 权力是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的过程；学派的分歧，出在各自把过程的哪一段冻成了起点

表里的起点，是 S 的一种读法：S 不是现成的，是显露的。它和别的学派的出生证并没有两样，同样是一对借来的预设，同样推出自己的互动内容。区别只在于，它把“预设”本身也看作发生的产物。但这一点绝不能当作免死金牌：说“我知道预设是发生出来的”，不等于我的预设就没有被冻结。本书不替政治学押创造、自由、幸福哪一个当中心，这一点不变；但“发生优先”是本书押的一个起点，需要被检验。

◆三、它会怎样吸收：四个症状

先把两个词分清。本书对政治学各派的诊断，是政体依赖：学派起手预设了一种政体（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异象来了只吸收或分叉，起点的政体不动。这是社会科学的总称“路径依赖”落在政治学这一门的具体形态；经济学那一门叫路径依赖，法学那一门叫制度依赖。SDE 不是一个政治学学派，它不预设哪一种政体，它守的是一条路：发生优先，出路走 D→E→S。所以讲 SDE 自己，我仍用总称，叫它“路径依赖”；它和本书对政治学的诊断同出一个形式（六路径只走少数几条），但不是同一个对象。

按前面各章的办法，这种依赖有几个可见的症状。我把它们逐个对准本书自己。

第一个症状：只走少数几条路。六条路径里，本书在描述学派时，几乎都走同一条：先看出生证（S），再看走的路（D），再看异象（E 与 D 的矛盾）；在讲出路时，走另一条：D→E→S。其余几条，也就是先看条件再看路、先看条件再看显露之类，用得很少。这不一定错，但说明本书的用法本身偏窄。有读者要是用别的次序去读同一个学派，得出的诊断可能和我不同。我欢迎。

第二个症状：先验。S、D、E 三个字，被我当作看一切政治现象的三个维度。如果有一类事，不管怎样排，三个维度都排不进去，我会怎么办？很容易说“那是还没分析透”。这就是先验：按定义三个维度是完备的。要避免它，我得给自己留一个检验的位置：见本章末“退路”一段。

第三个症状：改名。把别的学派的概念翻译成 S、D、E，听起来像是解释了，其实可能只是换了一套词。“制度是稳成之后的 S”，听着有道理，但如果它没有带来一句别人说不出的、可检验的话，就只是改名。第六十四章的三条标准，就是为防自己改名而立的。

第四个症状：免检。读者可以拿令与从去读一件事，读不通，我就可以说“这件事的令与从还没有长出来”。这等于把不通的东西判成“不算数”。所以我立一条规矩：凡是令与从读不通的，登记下来，不许用“还没长出来”来挡。

这四个症状，我不是说它们已经发生了，而是说它们最容易发生，我先把位置标出来。

◆四、本书的话落在哪一层

按第七章的三层，把本书自己的话也放一放。三句判词里，前两句落在解释层：说学派的起点是一对预设，说学派遇异象只吸收或分叉、死守起手预设的那一种政体，这些要靠逐章对照学派的文字来查，查得好不好，取决于读者手里的出生证填得准不准，所以它不会有统一的判据，多元也在所难免。第三句是一个主张，它的检验靠两个可以被别人核对的陈述，落在解释层的边上。测量层的东西，本书几乎没有，只有那两个陈述里提到的参与率、重投的次数、争吵的长度这类可数的东西，它们才是真正能被统计的。

这样说，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本书的话大多没有统一的尺。我不抱怨这一点，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但我也不拿它当挡箭牌：没有统一的尺，不等于怎么说都行，所以才有三条条款，才有“什么结果出现就算错”。

◆五、三条可错条款

现在把三条可错条款逐条收回来，写成本书怎样算错，什么结果出现就算错。条款的文字与导读、第七章一致，含义一个字不改；我只在每条后面补上怎样查。

条款一：若在某个政治学分支里，学派的分歧并不沿“预设的主体属性／预设的客体属性”排列，或者存在一个不依赖这类预设的学派，本诊断在该分支收窄。

怎样查：取一个分支，把它的主要学派列出来，各填一张出生证。什么结果出现就算错：一是，能指出这个分支里学派的主要分歧线，按别的东西排开，比如只按方法、只按研究对象的大小、只按年代，而且这条线无法还原成对人或对制度的预设之差；二是，能指出一个学派，起手并不靠这类预设。出现任何一种，诊断在这个分支就要缩小适用范围；收窄的只是这个分支，不是整本书作废。测量层的工作，不在这一条的反例之列，这是收窄说明写在先的。

拿条款一试一个分支，看它最可能在哪里被击中。第八编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放在一起，它们常被说成是“方法不同”：一个爱建模，一个爱比较历史，一个爱读文化，一个爱读观念。如果这条“方法线”就是分歧的真正排列，而且无法还原成预设之差，条款一就在这里被击中。我对此的回应是，方法的背后跟着预设：建模的一派先认定人是算账的、制度是激励；比较历史的一派先认定人是被走过的路塑造的、制度是留下来的印记。但这只是我的回应，读者完全可以说它不够，那就是条款一收窄的地方。

还有一处边界要老实交代。上编没有为国际关系、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学派专门设章；国际关系的几个学派，只在第五十九、六十章里作为“各派怎样读同一件大事”出现，没有逐个填过出生证、逐个查过条款，所以诊断在这几个分支里还没有被完整检验。这不是说它在那里成立，而是说它在那里是空白，请读者替我去填。

条款二：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

怎样查：读这个学派的论著，读它对大事的回应，用第六十五章的四条判据去核：改的是预设，在自己的文字里留痕，改完能说出旧版说不出的可检验的话，并且是常态。什么结果出现就算错：找到这样一个学派，上述四条在它那里成了一贯的做法，而不只是某位学者的个人转向或偶尔一次大修，那么对它，政体依赖的诊断不成立。上编讲到学派的各章，在“异象”和“吸收还是分叉”里都做了一次这样的检查；第六十五章列的几个候选，我没有替它们下结论，查实了，就以条款二认账。

条款三：若按“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重写的分析，并不比原学派多解释任何一个异象，第三句判词不成立。

怎样查：拿第六十四章提出的两个陈述去核。什么结果出现就算错：一是，同行去查，两个陈述都落了空；二是，原学派在它自己的起点之内，不用事后加辅助条件，也能给出同样的陈述；三是，把令与从这几个字拿掉，陈述的内容与原学派完全一样，也就是只是改名。三种情形，如果对第六十四章的全部异象都成立，而且之后也没有别的异象能补上，第三句判词就不成立。只成立一部分的，我只收回那一部分。检验没有设定期限，但检验的位置，在这里留着。

收窄说明：测量层（选举统计、民调、计量）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

这一句要放在三条条款旁边读：反驳要到解释层和规范层里去找，拿选举数字算得准不准来反驳，是找错了地方。

三条条款，各管一句判词：条款一管第一句，条款二管第二句，条款三管第三句。有一条被击中，被击中的那句话要认账，另外两句不一定跟着倒。这是我在导读里说的，现在再说一遍。

怎样指错，也交代一下，免得条款成了摆设。请指出是哪一条、在哪一章、哪一个学派或哪一个陈述，再说明出现了什么结果。只说“我不同意”，不够；说“在某分支，学派的主要分歧线是这一条，它不能还原成对人和制度的预设”，就够了。能这样指，这本书就多了一次检验，我也就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六、一条退路

再补一条，不算第四条条款，是我给自己留的退路。

如果将来出现一类政治事，不管怎样排，用 D、E、S 的哪一种次序、用令与从的哪一种读法，都排不出可检验的陈述，那么，要改的不是那件事，而是三维本身。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并且把它当作本书的起点被异象撞到的标志。这是第六十五章所说的学习，如果本书真要学，应该在这里发生。它和条款三不是一回事：条款三问的是，令与从的重写有没有多解释一个异象，管的是第三句判词；退路问的是，D、E、S 这套语言本身还够不够用，管的是整本书的起点。

◆七、回到小区，收一收上编

上编六十六章走到这里，六位居民还坐在业主群里。小林仍然在算账，陈姐仍然在盘点小组的票数，老周仍然在翻章程，王姨仍然在打听谁和谁吃过饭，小雨仍然在斟酌下一句用哪个词，大刘仍然在数谁有票。他们谁也没有被本书说服，也不需要被说服：每个人看见了真东西，也都只看见了一块。

本书能带给他们的，只有一件事：下次读同一个结果时，先问一句“我手里先拿着什么”。这件事做起来很小，可是它是从“读法”转到“学派怎样走上自己的路”的那一步。

读者若把上编每章的小账连起来看，会看到那份底账：每个学派的起点在哪几处被自己锁住，反复出现的是哪几个位置。底账就是检验三条条款的材料。请带着它去读下编。下编五十节，是五十次考试，每一次都在问同一件事：当年的这件事，学派们是吸收了，还是改了起点。对账，从那里开始。

至于那锅红烧肉，最后一次，他换了一口盖得严的锅，味道对了。起点之外的东西，往往只有换一个位置才看得见。这也是整本书想说的。

带走的话
- SDE 也有出生证，也有路径依赖的症状：只走少数几条路、先验、改名、免检；本书把它们的位置先标出来。
- 条款一管第一句，条款二管第二句，条款三管第三句；每一条都写了怎样查，以及什么结果出现就算错。
- 上编没有检验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等分支，那里是空白，不是成立。
- 本书留了一条退路：若有一类事用 D、E、S 怎样排都排不出可检验的陈述，要改的是三维本身。

小账
本章动用：学派的出生证（用于 SDE 自己）、路径依赖的四个症状、三种吸收（改名、先验、免检）、三条可错条款与收窄说明、第六十四章的三条标准、第六十五章的四条判据；六位居民的收束。

锁定记录：SDE 的起点把“发生优先”当作不用再问的前提，容易让不通的事被判成“还没长出来”，这是本书自己的锁定位置。

下编导论

大事是学派的一次考试

先说一个问题：凭什么拿大事来考学派。

上编十二编，讲的是学派怎样出生、怎样走路、怎样吸收异象。读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有些空：出生证、路径、吸收，都是在书页里发生的事，学派到底经不经得住真事，还没看。下编要补的就是这一块。它不再按学派排，而是按年份和国别排，从1977年到2026年，一年一节，共五十节，每节拿一件那一年那个国家发生的大事，问同一组问题：当时手里有哪些学派，它们读出了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学派怎样处理这个结果。

这个做法来自经济学那一本书的启发。那一本里有一个说法：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下的意义需要，加上过去学派的实践成功。评奖的人站在某一年，看见社会此刻需要什么，再回头在过去的学派里，挑出那个恰好经得住实践的。奖一颁，这个学派的预设就被当时的需要承认了一次。我把这个思路搬到政治学里，只是类比，不是定论：政治学没有颁奖机构，没有人每年出来宣布哪个学派赢了，所以这件事要由我们自己做。我们挑事件，让事件来当那场考试。

事件在本书里是什么。

用本书的话说，一件大事占的是F的位置：它是学派的预设与当下的意义需要碰在一起的地方。一边是过去：各个学派带着自己的出生证，已经在那里了；另一边是当下：那一年的人们和国家，要什么、怕什么、愿意押在哪里，也已经在那里了。大事一来，两边在同一个点上相遇。借前置里的比方说，当年手里有的学派是考生，当时的意义需要是出题人，事件是卷子。

这样看有一个好处。学派平时就像水下的石头，风平浪静的时候，谁也看不出一个学派的起点押在哪里；大事一来，水落了，石头露出来，你能看见这个学派先伸手去抓的是什么，抓不到的又是什么。

我再把话说在前面，免得你误会：这里的“考试”不是判分。我不会给每个学派打一个及格或不及格，也不会宣布哪个学派“预测对了所以更好”。有的学派预测得很准，但那是因为那件事刚好落在它的起点看得见的地方；有的学派预测得很差，但它的起点在别的事上也许看得很清楚。考试只是让你看到：每个学派面对同一件事，是怎么读、怎么错过、怎么收场的。

事件是怎么挑的。

五十个事件不是随手拿的，我定了一条标准：该年该国最能检验学派预设的一件事。

这句话里有三个意思，我分开说。第一，“该年该国”：每年只挑一件，每件都落在一个具体国家，或者在个别年份落在跨国的大局上。第二，“检验学派预设”：挑的不是最大的新闻，也不是死伤最多的事，而是那件最能让预设露出来的事。比如，一场选举，如果谁赢都能被各个学派顺着自己的路子读下去，它就不如一场谁也没读到的突变更适合当考题。第三，“最”：这个标准有主观的成分，同一年可能有两三件事都够格。凡是遇到这种情形，我选一件做正文，把另一件放在节末的旁证里，用一行带过，并告诉你它在哪里。

你可能会问：这样挑，会不会偏向那些“学派栽了跟头”的事，让书看上去更有说服力？这个担心是对的，所以我另外加了两条纪律。一是有“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情形，每节专门写一小段例外检验，反过来，也有那种学派读得相当准的年份，我照实写出来；二是挑选的标准写在这里，你可以拿去挑出别的事来，重新检验。

为什么是中、美、英、日、德、法六国。

下编选了六个国家：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选它们的理由有两个，也要说清楚它们不是什么。

理由之一，这六国的政治学研究来源和体制传统差别很大。美国是行为革命和理性选择的重镇，英国有议会主权和宪政学的老传统，德国有国家学和法治国的脉络，法国有自己的国家观和行政学传统，日本在追赶之后走出了官僚与政党的特殊关系，中国则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传统。把这些并排放着，你更容易看见：同一个学派的预设，换一个国家，是被重用还是被改造，是照搬还是被挑战。

理由之二，事件可核。这六个国家的大事，史料充足，各国的档案、媒体、研究都容易找到，我可以逐件核对，不必靠想象。

不过，我要说得老实：这不代表这六国最重要，也不代表别的国家不值得写。印度、巴西、俄罗斯、中东国家，同样有很好的政治学材料，我受篇幅与核实能力所限，没有写进来。更重要的是，选这六国不是为了评价这六国的制度谁强谁弱。三条禁令在下编照样有效：只描述，不评价制度，不评价在任领导人，不写哪国制度更好。我们只问：学派读出了什么，实践发生了什么。

六国轮着来，还有一个用处：同一个学派的预设，到了不同国家，常常被放在不同的位置上。一个在美国被当作主流的起点，在别的国家可能只是众多读法之一；一个在欧洲大陆被视为常识的国家观，在别处可能显得陌生。你读到后面会看见，学派的预设不会因为国境而变，变的是它被重用的程度，以及它撞上的国家自己的传统。

六国怎样均衡。

本书开头定下的要求，是下编在六国之间均衡，我的做法是这样的：每个国家各写8节，另有2节是跨国的大事，合起来是50节。再按五个十年来排，每个国家在每个十年里的节数不一样，这是因为每个十年里值得考的事不一样，但全程加起来是一样的。下面这张表就是排出来的结果，单位是节。

国别 1977—86 1987—96 1997—2006 2007—16 2017—26 合计
中国 2 2 2 1 1 8
美国 1 1 1 1 4 8
英国 2 1 2 3 0 8
日本 1 3 1 2 1 8
德国 2 1 2 1 2 8
法国 2 1 2 2 1 8
跨国 0 1 0 0 1 2

你会看到几处不平：最后一个十年里美国占了4节，英国是0；日本在90年代占了3节。这不是偏爱，而是事件要挑“最能检验的那一件”，而这样挑的结果，每个十年的分布本来就会不齐。我保证的是总数均衡，不保证每个十年也均衡。还有一点：跨国的两节，1991年苏联解体和2023年以哈冲突，不属于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们的考题压在好几个国家身上，单拿一国来写会写偏。

每一节怎样写。

每一节都按同样的六步写，外加一行旁证。你读熟了这个顺序，以后翻到任何一年，都知道哪一段在回答什么问题。

第一步，当年的意义需要。那一年那个国家的人们，要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这是出题人。第二步，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除了上编讲过的学派，我还要写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因为一国的人读一件事，常常先用本国习惯的话来读。第三步，预测与实践记录。学派事先说过什么，事后发生了什么，两边怎么对上，怎么对不上。第四步，意义中心。这一年的事，把意义押在创造、自由、幸福哪一个上？第五步，吸收还是改写。学派面对这件事，是免检、改名、先验，还是分叉，或者，偶尔，有谁真的改了起点？第六步，例外检验：只在这件事是“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情形里才写。最后是旁证一行，写同年的他国大事，让你看出这一年不止一个国家在考试。

“意义中心”是我们的读法，不是判分。

这里要特别提醒第四步。我在每一节里写“意义中心”，是用上编第二章立起来的创造、自由、幸福三栏，去读那一年的事，看它的重心落在哪一栏。这是我们的读法，是一种描述的工具，不是对一个国家的评分，不是说押创造的就比押幸福的高，也不是说押自由的就比押创造的低。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件事，换一个人来读，可能读出不同的中心；我写下我的读法，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可以反对的靶子。读不服的地方，请你照上编的三条可错条款，去指出我读错在哪里。

两本账，分开记。

下编的每一节，都要把两件事分开记：一件是学界手里的理论，它把意义押在哪里；另一件是这个国家当年实际走出来的路，它把意义押在哪里。两者常常错开：理论讲自由，实践可能在补幸福；理论讲稳定，实践可能在试创造。把它们分开记，是上编第二章立下的规矩，下编在每一节的“意义中心”里照做。写国家的路时，我只写公开的事实和各派公开的读法，不写“这个国家做得对不对”，也不评价在任的领导人；已经卸任的人，同样只记他们当年公开做了什么，不替他们编话。

三种容易读歪的地方。

读下编时，有三处最容易读歪，我先点出来。

一是把“预测错了”读成“这个学派错了”。预测只是学派的一个产出，而且常常是别人替它做的。学派的核心是起点，不是某一年的预言；有的学者根本没有对那件事发表过意见，我也不会替他编一个。我写的“预测与实践记录”，只写公开说过的、可以查到的，查不到的就老实写“此处没有记录”。

二是把“吸收了”读成“耍赖”。吸收是学派面对异象时最自然的反应，上编第五章已经讲过，免检、改名、先验，都是带着善意和逻辑做出来的事。我写吸收，不是为了抓错，是为了让你看见路径：它怎样一步步走到这里，又怎样一步步没有走别的路。

三是把“改写了”读成“这个学派赢了”。偶尔会有学者真的改了自己的起点，下编里遇到这种情形，我会照实写出来。可是改写是一个学者的行为，不等于整个学派都跟着改了，也不等于改完之后就更对。我要记录的是改动本身：改了什么，没改什么，改之后学派还认不认得出自己。

事件是初读，逐年核对。

最后说一件关于本书自己的事。下编五十个事件，我是初读，没有一件是定论。每一节里涉及的日期、人名、数字，我尽量逐件核对；核不了的地方，正文里不写死，而是写成不确定的说法，并且登进附录七的引文核验表，留给修订时补。如果你发现某一节的事实有错，那是我的疏漏，请指出来；如果你发现的是我的读法与你的不同，那不是错，是正常的。

开篇的示范：1989年，柏林墙倒塌。

为了让你看一看这一套做法实际是什么样子，我拿1989年的柏林墙来当个示范。这里只写框架，不替下编第十四编那一节展开，具体的事实也留给那一节去核对，我这里只用最确定的几件。

1989年11月9日夜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境通道开放，那道隔了东西两边的墙，从此不再是一道拦人的墙。第二年，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合成了一个。这是一件无人怀疑的大事。

现在我们不先问“发生了什么”，而是先问：“学派在它面前，先读出了什么？”请你想象几位熟悉本书上编的读者，各按一个学派来读这件事，只写他们起手的第一句话。

按理性选择一路的起点，那是一群人对“留下还是离开”的盘算，政治学要问的是：各人的算盘什么时候一起翻过来。按现代化与结构一路的起点，那是一个社会变得足够复杂之后，原来的政治外壳罩不住它了。按制度主义一路的起点，那是一套规则和另一套规则的相遇，要看旧规则的出口和新规则的入口怎么接。按精英理论一路的起点，那是上层几个人的决断和动摇，要看是谁先松了手。按建构与话语一路的起点，那是“我们是一个民族”这种说法被重新抢了回来，是名字的争夺。每一个起点都很自然，每一个起点各自看见了一部分，每一个起点各自漏掉了一部分。

等到下编第十四编那一节，我才会往下问：当年的意义需要是什么，各个学派事先说过什么，事后有谁接得住，有谁把它吸收进自己的路径里去了。现在你只要记住这个顺序：先看学派在它面前读出了什么，再看实践给出了什么，最后才谈吸收还是改写。

怎么读下编。

下编每一节都是独立的，你可以按年份读，也可以只挑一个国家的八节连起来读，看它在五十年里换了几次问题；也可以只读跨国的两节，看大局怎样压在好几个国家身上。每读一节，我建议你先合上书，用一两句话猜一猜：当年手里的学派，会怎样读这件事？然后再翻开书，对照看。猜错了没关系，猜的过程，就是你在用出生证。

第十三编
1977—1986：滞胀之后，市场与理性回到中心
编序

下编是六国大事录，从 1977 年到 2026 年，一年一节，共五十节，分五编。

本编十节，一年一节，从 1977 年到 1986 年。每节先写当年的意义需要，再写当时在用的学派与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学传统，然后是预测和实践的记录、意义中心，最后看异象被吸收还是被改写。

本编各章：

  • 第 67 章　1977　德国：德意志之秋
  • 第 68 章　1978　中国：改革开放启动
  • 第 69 章　1979　英国：撒切尔上台
  • 第 70 章　1980　美国：里根当选
  • 第 71 章　1981　法国：密特朗当选与1983年转向
  • 第 72 章　1982　英国：马岛战争
  • 第 73 章　1983　联邦德国：绿党进入联邦议院
  • 第 74 章　1984　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与“一国两制”
  • 第 75 章　1985　日本：广场协议
  • 第 76 章　1986　法国：左右共治

下编结语这样概括这十年：“这十年的起点是德国的“德意志之秋”，意义落在“秩序里的自由”，同时承认生命安全是幸福的底线。”

第 67 章

1977　德国：德意志之秋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77年的联邦德国，战后第二代人已经长大，经济还算稳，社会却被一件事拧紧了：以“红军派”（RAF）为代表的武装团体接连动手。4月7日，联邦检察总长布巴克在卡尔斯鲁厄街头遇害；7月30日，银行家蓬托在奥伯于尔瑟尔遇害（绑架未遂）；9月5日，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在科隆被绑架，护送他的四个人在袭击中丧生。绑架者要求释放关在斯图加特施塔姆海姆监狱的同伙。这一年需要回答一个朴素的问题：一个刚从魏玛和纳粹教训里学会“依法办事”的国家，怎样在不丢掉法治的前提下，保住人的性命。安全是幸福的底线，法治是自由的底线，两条线同时被拉紧。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有两条根。一条是国家学（Staatslehre）与法治国（Rechtsstaat）：国家是法律秩序，权力要受宪法约束，讨论的起点是“紧急时刻法律还管不管”。基本法里有“能自我防卫的民主”这个想法，来自对魏玛的反省。另一条是战后重建的政治学，常被描述为一门服务民主的学问，重制度、重政党、重比较。同期还有行为主义和系统论的影响：把政府看成处理需求的机构，需求太多就是“过载”。法学里有一条人所共知的旧线索，施米特（Carl Schmitt）对“例外状态”的讨论，是德国公法里人所共知的旧线索，一遇危机就会被重新提起。这几套框架的共同点，是都把“国家”和“法律”当作已经给定的东西来谈，主体预设是守规矩的公民，客体预设是一个有边界的法律秩序。

这些传统里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们在平时擅长回答“规则是什么”，在危机时则被迫回答“规则够不够用”。德国学界当时的讨论因此集中在两处，一是国家有没有权在特殊时刻暂时收紧公民的某些权利，二是这种收紧的边界由谁来划、划在哪里。前一个问题偏法学，后一个问题偏政治学，两门学问在这一年里靠得特别近。

预测与实践记录　没有哪个学派把“几周之内同时发生绑架与劫机”当作可预测的事件。实践过程是这样的：政府成立由总理施密特主持的大危机小组，各主要政党领袖也被请进来磋商；对绑架者的核心要求，政府没有答应。10月13日，一架汉莎航空的客机“兰茨胡特号”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劫持，提出同样的要求，飞机后来停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10月18日，联邦边防队的特种部队GSG 9突袭，结束了劫机。得知消息之后，施塔姆海姆监狱里的三名核心成员死亡，官方结论是自杀，质疑之声也持续了很多年。施莱尔随后被杀，10月19日晚，尸体在法国米卢斯的一辆车后备厢里被发现。此外，为切断在押人员与外界的联络，联邦议院在9月29日紧急通过了“接触禁令”法（10月2日起施行，追认了9月6日起已在执行的禁令）；这类做法在法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长久的争论。检验的不是哪个预测准不准，而是各家框架能不能把这场危机放回自己的语言里。

回头看这几周，实践并不是一条直线。政府一面坚持不交换，一面也在争取时间；施莱尔的家属向联邦宪法法院申请，要求国家设法救人，法院在10月16日驳回了申请，没有改变政府的做法。各党派在危机期间保持了少有的一致，反对党也参加了磋商，这在平时的议会政治里并不多见。事后的社会讨论里，既有人认为国家守住了底线，也有人认为代价是对公民自由的长久收紧，两种说法至今并存，本书只记录它们都存在，不判断谁对。细节的先后次序，我们不写死。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在这一年，政府押在“秩序里的自由”上，也就是先保住法治这条自由的底线，同时承认生命安全是幸福的底线。创造不在中心。社会层面的另一条线是，大量普通人在这个秋天开始问：“安全到什么程度，自由还剩多少？”这个问题此后成了德国公共讨论的老题目。

吸收还是改写　先看国家学与法治国的做法。它把事件吸收为“例外状态与法治边界”的问题：法律允许国家做什么，不允许国家做什么。这是一种先验式的吸收，因为答案早在基本法的框架里，事件只是来验证框架留的空间够不够。再看系统论与“过载”的读法。它把恐怖行动读成“系统受到的极端输入”，用改名的办法放进自己的词汇，吸收没有改变起点。还有一类读法，把事件整体交给警察学和刑法，政治学不必谈，这是免检。三种吸收都不需要改动自己的起点，这正是本书说的政体依赖：学派以预设的政体起手（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这是政治学里的S），也就是先承认一个现成的国家和法律，然后看事件在其中怎么安放。没有出现分叉意义上的新学派，但出现了新的追问：安全国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成为此后多年公法和政治学共同的话题。

还可以问一句：这次事件之后，有没有学派因此改了起点？在法学一侧，对紧急权和公民自由的讨论热了很多年，但都是在基本法的框架里展开的，框架本身没有被重写。在政治学一侧，对抗议、暴力和合法性的研究增加了，抗议研究后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这可以算一个小小的分叉，不过它的起点仍是“公民认不认可这个国家”这类老问题。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公共领域：许多普通人开始习惯用“自由与安全”这对词去谈国家。这对词本身，就带着前面说的那个预设：国家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只需要在两端之间找平衡。至于国家是怎样在一次次“令”与“从”之间长出来的，这一年的各种框架都没有去问。

例外检验　这次事件属于没有学派预测到的类型。它考验的是框架的接纳能力，而不是预言能力。接得住的，是把危机放回宪法和政党协商里的框架；接不稳的，是只看需求与输入的框架，因为它看不见“不肯交换”这一决定里的价值取舍。

旁证　同年，美国卡特政府上任；西班牙在6月15日举行了佛朗哥去世后的首次自由大选。

第 68 章

1978　中国：改革开放启动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76年之后，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哪里。1978年的需要，可以用最直白的话说：让生产上去，让日子好起来，同时把此前的一些案件和评价重新处理。这一年的意义需要，落在“发展”和“拨乱反正”两个词上，创造、自由、幸福在其中并不是分开喊的口号，而是同一个任务的不同侧面。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中国自己的框架，是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理论，实践既检验理论，也不断改写对理论的读法。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从学派的出生证来读，这套框架的主体预设是能动的人民和党的领导，客体预设是可以被认识也可以被改造的社会历史条件；互动内容是“实事求是”，即从实际出发。同一时期，外部世界的政治学另有一套：现代化理论、比较政治里的结构功能论、行为主义的科学化。这些框架在当时与中国的学界并无系统往来，学科自身也在恢复中，所以本节只描述，不替任何一边下判断。

这套“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的框架，内部其实有分工。理论一端负责给方向和名分，实践一端负责试出具体办法，两端之间靠“总结经验”这个动作往返。比较政治里有人把类似的做法称为政策试验，也有人用渐进调整来概括；这些都是外部学者的说法，是否贴切，各家意见不一。从本书的角度，只需要记住一点：这套框架的起点不是一个冻结的结构，而是一个往返的过程，所以它遇到异象时的反应，和一个只认定义的学派不一样。

预测与实践记录　时间线可以按公开材料排出来。1978年5月，真理标准的讨论展开。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六天。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同时批准平反一批历史案件，并同意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发到各地试行。会后几年里，农村的承包办法、对外经济往来、特区的设立等一系列做法陆续展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这个词是后来逐步通用的概括；1978年当时的文件和讨论，是一步一步试出来的，没有一份完整的“路线图”。这一点，恰好说明实践在先、概括在后。当年没有外部学派预测到这个转向；多数分析者后来是在事后追加解释。

再补几个可核的背景。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等人分别作了讲话，其中邓小平的讲话影响很大，主题是把思想解放和工作转向联系起来。三中全会对农业问题的处理，是同意把有关文件发到各地“试行”，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实践在先的做法。到1980年代初，农村承包的办法逐步推开。外交上，同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这些事放在一起，说明1978年的转向既有国内的一面，也有对外关系的一面，不是单一经济因素的产物。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1978年前后，国家实践的重心明显落在“建设：创造”上，即把力量用到生产与建设上；幸福在表述中表现为生活水平，自由的内容主要是农户、企业、地方有更多自主安排的余地。需要分开的是：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和某个理论的意义预设，是两张表，不能混着看。

把三个词摆在一起，更容易看清这一年的排序。创造，指的是把生产搞上去，这是当时表述中的第一位；幸福，指的是生活水平的改善，被放在创造的后面，作为目的；自由，指的是农户、企业、地方在具体事务上的自主空间，被放在手段的位置。这个排序是我们的读法，当时的文件并没有用这三个词。读这样的排序，有一个好处：它提醒我们，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年份，会把重心放在不同的维度上，所以不能拿一个年份的排序去代表整个时期。

吸收还是改写　这是本书比较特别的一节，因为这里的“学派”在公开表述中恰恰把“改写”作为自己的方法：实践遇到与既有提法不合的事，就修改提法。1978年的转向，就是官方框架把重心从一个提法换到另一个提法。按本书的判断标准，这是一个“异象推动框架改写起点”的例子：条款二说，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按这个标准，这一次是条款二需要对照检验的样本；算不算反例，取决于怎样界定“学派”，见下一段。至于这套框架在其他时候是否同样如此，本节不下结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仍是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之内说话，起点——对总体框架的承认——没有变。所以更稳妥的说法是：框架有一个会动的层面（具体提法、工作重点）和一个不动的层面（总体立场）。外部学派对此的读法差异很大：现代化理论把它读作追赶，比较政治学者有的从政党与国家关系读，有的从经济政策读。各家用各家的起点读，彼此不换。

最后，把这个案例放回本书的坐标里。政体依赖的诊断，说的是学派在异象面前不改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对这一节要分清两个层次：如果“学派”指整个理论体系，那么总体立场没变，变的是体系内部的具体提法和工作重点；如果“学派”指某个具体的政策判断，那么它显然被改写了。本书采用第一个层次的定义，所以不把这一节当作反例，只当作条款二需要继续检验的样本。这样处理，是为了避免我们自己的诊断在方便时收窄、不方便时放宽。

例外检验　这次转向属于没有外部学派预测到的情形。1976年之后，当时外部通行的现代化理论、结构功能论一类框架，并没有给出“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逐步打开国门”这样的预期；多数分析是事后追加的。对本书的意义是：看不见预测，并不等于看不见路径，这套框架自己把转向放在“实践在先、概括在后”的位置上，我们照它的说法记下，不替它补写一份事前的预言。

旁证　同年，埃及与以色列在美国戴维营达成框架协议（9月17日）；12月15日，中美双方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第 69 章

1979　英国：撒切尔上台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78至1979年之交的冬天，英国人叫它“不满之冬”：多个行业的罢工接连发生，垃圾没人收，一些服务停摆。通货膨胀、工会与政府的关系、谁来决定工资涨多少，成了人人都在谈的家常话。这一年的需要，是让日子重新“转得动”：物价稳住，罢工不要再这样蔓延，国家别再被说成“治不了”。幸福里的“稳”，被放到了最前面。

还要补一层：当时的英国人并不只是在抱怨罢工本身，更在意的是“到底谁说了算”。工资谈判、工会权利、政府的收入政策，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在被别人拖累。所以1979年的需要，说白了是想找一个能“把事情说定”的人，哪怕这个人的主张并不讨所有人喜欢。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大头是议会与威斯敏斯特模式：议会主权、内阁负责制、两党竞争，用来解释“谁赢了选举谁就能执政”。在选举研究里，通行的是阶级投票的框架，也有学者在谈政党认同的松动。197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政府过载”的说法（King），也有人谈民主政治的经济矛盾（Brittan），讲的是民主竞争下各党为了选票不断加码承诺，国家承担了做不到的事。左翼一侧，则有对“劳工运动前进势头停下来”的讨论（Hobsbawm），以及对“威权民众主义”的分析（Hall）。在经济思想上，货币主义和哈耶克一线的主张，通过智库和保守党内部讨论，进入了政党的政策语言。这些框架的主体预设不同：有的预设人是会算选票的，有的预设人是阶级的成员；客体预设也不同：有的把国家看成可以治理的机器，有的把国家看成阶级关系的产物。

这里还有一个英国特有的背景：威斯敏斯特模式不需要成文宪法来保证首相的权力，议会多数就够了，所以政府换人，政策方向可以变得很快。研究者有时拿它与联邦制、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对照，说这里“赢者通吃”。同一时期，劳资关系的研究者在谈“社团主义”，即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协商；1970年代英国的三方安排，被不少人认为是未能稳住的一次尝试。这几条线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谁有权力、通过什么渠道，决定国家的经济走向。

预测与实践记录　事件的骨架可以直接核对。1979年3月28日，下院以311比310的一票之差通过对卡拉汉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倒台。5月3日举行大选，保守党得339席，工党269席，保守党以43席的多数组阁；得票率保守党43.9%，工党36.9%，自由党13.8%，投票率76.0%。撒切尔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此后的实践，是以控制货币供应为锚的反通胀策略，加上对工会权力、国有企业和公共开支的一连串调整。当年各学派对这次选举的预测，并不整齐：选举研究里的一些模型强调经济与领袖评价，很多人看到了工党的困境；至于一个主张如此鲜明的政府会走多远，当时没有学派给出稳定的预测。

实践上，新政府推行的东西，起初并非一步到位。第一年的重点是控制货币增长、调整税收结构；对工会权力的限制，是通过随后几年的几部立法逐步做出来的；国有企业的出售，主要在后面的年份展开。早期经济的走向并不顺利，失业在随后几年里上升，公开的批评也很多。这些细节的年份与数字，我们不逐项写死，只记录一个框架层面的事实：这是一个以明确理念指导政策的政府，而不是随着各方压力走的政府。当年各学派对它能坚持多久，意见分歧很大。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在这一年的话语里，自由被放在中心，具体说是个人和企业从国家、工会的约束中解出来的自由；幸福被理解为稳定的物价与可以自己安排的日子；创造则落在“让市场去创造”这一句上。需要说明，这只是对当年政治话语和政策重心的读法，不是对政策好坏的评价。

再细看一层：撒切尔时期的话语里，自由、幸福、创造三者并不平均。自由在前台，说的是选择与自主；幸福在后台，说的是物价稳定带来的安心；创造被说成“企业家精神”，也就是由个人与企业承担风险去创新。这里还有一个值得记下的反差：同一年，英国左翼的话语把平等和互助放在中心，把幸福理解为公共服务与保障。两种话语的意义权重配置不同，所以对同一个罢工之冬，一边读出“秩序失序”，另一边读出“工人在维护自己的处境”。

吸收还是改写　议会主权与威斯敏斯特模式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吸收：一个政党赢了多数，就有权推行它的纲领，选举结果被当作一次“授权”，这个框架没有因为“一个比此前更有理念色彩的政府上台”而改动起点，属于先验式的吸收。“过载”一线则读作对自己的印证：它早就说国家管得太多，现在有政府要减负，等于拿到了一次检验，这是把事件读成对自己有利。左翼的读法把它读作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用的还是自己的老起点。此外，选举研究者发现，工党的支持者构成松动，他们用“阶级松动”（dealignment）来命名，这是改名式的吸收：异象被收进一个新的术语里，而没有动摇“阶级是基本变量”的预设。政体依赖的特征在这里很清楚：每一派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来安放1979，而没有一派因此改动自己起手时预设的政体，无论那是议会授权的国家、管得太多的国家，还是阶级对立中的国家。

如果回到本书的诊断，这一节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几乎所有学派都在1979年之后得到了新的研究材料，却没有哪一派被迫改写自己的起点。研究议会的人得到了“强势首相”的案例，研究政党的人得到了“意识形态政党”的案例，研究利益团体的人得到了“工会失势”的案例，研究国家的人得到了“国有变私有”的案例。每一类案例都落进现成的抽屉里。这就是政体依赖的日常样子：不是学派拒绝新材料，而是新材料总能被安放在旧起点上。

旁证　同年1月，伊朗国王离开伊朗，2月1日霍梅尼回国，其后伊朗确立伊斯兰共和国；这场革命此后被多派政治学者列为“没有被预见到”的大事。

第 70 章

1980　美国：里根当选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0年的美国人，面对的是“滞胀”：物价涨，工作难找，利率高，几乎所有家庭都在算开支。与此同时，1979年11月起，五十二名美国人在德黑兰的使馆被扣为人质，1980年4月营救行动失败，八名军人丧生。美国人需要的，是日子重新好算，国家重新有底气。幸福里的“有盼头”，和自由里的“少管一点”，一起被拉了出来。

这一年的另一层需要，是对“美国还行不行”的追问。越战之后、水门事件之后，再加上能源价格冲击与伊朗人质，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一度失去了自信。选举话语里，经常出现的是“振作”“复兴”“重新开始”这类词。意义上，这是一种把幸福和尊严捆在一起的需要：人们想要的不只是物价下来，还有“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办法”的感觉。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的政治学传统，在这一时期有几条并行的线。行为主义是主流底色：用调查数据研究投票，著名的密歇根模型强调政党认同。多元主义（以达尔为代表）把美国政治读作多个利益团体的竞争。理性选择与公共选择一线，把选民、政客、官僚都当作追求自身目标的行动者，布坎南等人把这套方法用到政府失灵的分析上。选举研究里还有“经济投票”的传统，认为选民根据经济表现奖惩在任者，菲奥里纳在1981年出版的书里谈“回顾性投票”。还有关于“选举重组”的理论，讨论某几次大选会不会永久改变政党力量的格局。这些框架的主体预设是：选民是理性的或是有政党认同的个体；客体预设是：政府是可以被奖惩的对象。

美国政治学的一个特点是方法上的分工很细：研究投票的人用调查数据，研究国会的人用理性选择，研究总统的人用制度史和个案，研究利益团体的人用组织分析。1960年代的行为革命让这门学问以科学自居，197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又提出要关心价值与相关性的问题。到了1980年，这些传统各有地盘，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美国政治学”。这正是本书所说的多元：每一块地盘都有自己对人和对政府的预设，对同一次选举，可以同时说出几种完整的故事。

预测与实践记录　核对到的数字：1980年11月4日，里根得489张选举人票，卡特49张，安德森为0；里根赢下44个州，普选票里根50.7%，卡特41.0%，安德森6.6%；共和党二十六年来第一次重新控制参议院。经济投票的框架在事后看是顺手的：高通胀、高失业、人质危机，在任者受罚。但选举前不少民调显示的是接近的局面，而差距之大，各模型事前并没有一致预测。再看之后的实践：1981年8月13日，总统签署大幅减税的法案；8月3日空管人员罢工，政府限期返岗后解雇了一万一千多名拒不返岗者；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紧缩货币对抗通胀，随后出现经济衰退。总的说，学界对“1980是不是一次重组选举”的争论一直没有统一结论。

同一次选举里还有两件可记的事。其一，选举人票与得票并不成比例：里根的普选票只有五成上下，却拿下九成多的选举人票，这是单一席位、赢者全得的制度放大的结果，算不上新异象。其二，共和党在参议院净增十二席，以五十三席对四十六席夺回多数；而那五十二名人质，是在里根宣誓就任的1981年1月20日获释离开伊朗的，在位的政府没能在任内等到这一天。这些是公开记录里的事实，我们只写事实，不写它们“意味着”什么。

再看选举之外的数据：1980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约为百分之五十四，说明这一次的胜利是在相当多人没有投票的情况下发生的。另一个常被谈到的现象，是“里根民主党人”，即一部分习惯投民主党的选民转而投了共和党，这在选举研究里有大量讨论。新政府上任之初，把减税、削减部分联邦开支、增加国防预算、放松管制列为方向；这些方向各自的效果，在随后的年份里被反复争论，这里不评价。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美国政治话语在这一年里，重心压在自由上（对政府的限制，对企业与个人的松绑），同时把创造放在紧挨着的位置：创新由市场来激励。幸福则被说成“让人们可以自己挣”。这是对竞选话语和政策重心的读法，与对政策结果的评价无关。

也要分清理论的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理论一侧，经济投票的框架押在幸福上，因为它认为选民看的是自己的日子过得怎样；公共选择押在自由上，因为它警惕权力扩张；多元主义押在自由与参与上。实践一侧，1980年代初美国的政策重心，更多地落在自由与创造上。两张表的重合并不是巧合，也不是必然：理论里有的押在幸福上，实践押在了自由上，这说明理论和实践并没有一一对应，需要分别读。

吸收还是改写　经济投票框架：吸收，而且是顺势的。它把这次选举读成这个框架的又一例证，用的是“奖惩”这个已有的概念，起点不变。多元主义：用改名的办法吸收。新保守主义和宗教右翼的动员，被读成“又一批利益团体”，没有动摇“权力分散在多个团体”的预设。理性选择与公共选择：把它读成对“政府过度扩张”论点的检验，框架更有底气，起点不变。有人以“重组”理论解释，那是把事件放进一个早有的框架。这一年更值得看的，是“分叉”的迹象：对政府角色的讨论从学界的边角走到中心，后来影响了政策研究与行政学的议程。不过这仍然是在原有预设下的外延，而没有谁因此把预设本身拿出来重想。

补充一个更细的观察：1980年的结果让“政府是不是问题”成了政治学里一个可以直接研究的变量，而不只是意识形态口号。此后，关于政府规模、监管成本、公共服务效率的实证研究增多，行政学、公共政策学里出现了大量新议题。这里面既有顺着新政府方向做的，也有反着做的。但无论顺着还是反着，研究的起点大多仍是已有的几个预设：个体是算账的，团体是争利的，政府是可以被改造的机器。因此，本节的判断仍是吸收为主，分叉为辅。

旁证　同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团结工会”成立（8至9月）；两伊战争在9月爆发。

第 71 章

1981　法国：密特朗当选与1983年转向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1年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头一次由左翼人物当选总统。此前二十多年，右翼一直执政。选民想要的，是更多的公平、更多的就业保障，以及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国家。幸福被放在中心，具体是工时、假期、退休年龄这些过日子的事；平等与公共的力量，被当作通往幸福的路。

补充一点日常层面的背景：在1981年之前，法国的工人和职员对工时、假期、退休这些事很有感觉，因为它们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庭一年的节奏。选票投给左翼，很大程度上是投给这些具体的期待。所以在这一年的意义需要里，“把日子过得宽松一点”不是抽象口号，而是排得出来的清单。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自己的传统，是国家与结构：国家是社会的组织者，行政精英（高等专科学校出身的官员）在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计划与国有部门是经济治理的常见手段。法国的政治学在政治科学基金会和巴黎政治学院一线，与社会学、法学、历史学靠得很近；迪韦尔热对选举制度与政党体制的研究、克罗齐耶对官僚现象的研究，都是有影响的线索。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的分量也不小，结构主义影响着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讨论。这些框架的主体预设是：行动者被结构和阶级位置塑造；客体预设是：国家是能够领导经济的中心机构。

法国的另一条传统线值得单独点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研究。法国的国家参事院、高等专科学校出身的官员群体、计划委员会，构成了一套“国家怎样自己管自己”的知识。这套知识在1981年有两重含义：对新政府来说，它是可以调用的工具；对观察者来说，它又是新政府要面对的一个现成的、有惯性的机构网络。政治学里讨论国家自主性的学者，会从这一点读出法国国家的独特性。这些读法是否站得住，各家意见不同。

预测与实践记录　可核的事实：1981年5月10日，密特朗在第二轮以51.76%击败吉斯卡尔·德斯坦。随后6月14日和21日的议会选举，社会党单独获得绝对多数（491席中的269席，过半线246席）。毛罗阿任总理，共产党有四名成员入阁。政策上，1981年9月18日国民议会以363票对117票通过废除死刑，10月9日公布；1982年初起，一批大型企业和银行被收归国有；每周工时、带薪假期和退休年龄，都做了调整，其中法定退休年龄由1982年3月26日的法令降到六十岁，自1983年4月1日起生效（可领的比例有条件规定）。这是一套在国内扩大需求、增加公共角色的政策，而同期的邻国多在收紧。法郎在1981年10月、1982年6月和1983年3月三次调整汇价，都是贬值。1983年3月，政府面临要不要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选择；总统的决定是留下，同时转向紧缩，即“紧缩转向”，财政部长德洛尔是这轮争论里的重要人物。哪个学派在1981年预言了这条路径，没有可靠的说法；事后的解释则很多。

1983年的转向，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看。当时美国、英国、联邦德国都在收紧货币，法国走相反的方向，在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约束下，空间很快变小。贸易逆差、通胀与法郎的压力，同时在上升。政府内部对要不要离开欧洲货币体系有不同意见，最后的决定是留在体系里并采取紧缩措施。此后的几年里，法国的通胀率逐步下降。这一系列叙述是公开材料中的共识性部分，具体数字、会议次序与各人立场，我们都不写死。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1981年的中心是幸福，其次是公平意义上的自由（摆脱因处境而受限）；创造被放在“国家带动”的位置。到了1983年，实践的重心发生了偏移，稳定币值和保持欧洲框架成为首要考虑。理论与实践也要分开：当年的纲领是一套意义预设，后来的选择是另一套意义选择。

把1981与1983两个年份并排放，意义权重的移动看得更清楚。1981年的纲领，把幸福与公平放在最前面，创造通过国有部门和国家带动来体现；1983年之后，自由的一个含义——货币、资本、贸易的开放——变得更重，稳定与竞争力成为首要。这个移动，是政府的意义选择在外部约束下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某个理论变了。要提醒的是：这样的描述只是读法，政策好坏另当别论，本书不评价。

吸收还是改写　这里有一个难得的案例，既能看吸收，也能看改写。一方面，国家与结构传统把1983年读成“外部约束下的调整”，起点（国家是领导者）没有变，只是领导的方式要改，属于改名式的吸收。另一方面，社会党内部和知识界出现了对“国家能做什么”的重新讨论，政府层面的话语也变了：从扩大国有到强调竞争力。这更接近“回写改写起点”——一次具体的失败把原有预设推动了。但要承认，这一改动发生在政党和政府的实践里，在学派层面是否同样发生，要另行检验。按本书的条款二，这里提供了一个正面的对照样本，政体依赖的诊断应该收窄。

再补一个提问：1983年之后，各学派怎样处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一线的读法，通常把它读成资本的国际约束对国家政策空间的限制，这个读法的起点是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结构一线，更强调国家要适应国际环境、改变工具。制度一线，则注意到欧洲货币体系这类制度如何约束了成员国的选择。三种读法各自讲了自己的故事，并没有谁推翻谁。这里面最值得记住的一点是：政府的实践路线被迫改变了，而学派对这件事的解释却大体保持原样，二者的步调不一定同步。

还有一点值得记下：这个转向发生之后，左翼阵营内部关于“什么才算左翼政策”的讨论持续了很多年，这说明实践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带来话语的统一。

旁证　同年，希腊成为欧共体第十个成员国（1月）；美国总统里根就任（1月），航天飞机首飞（4月）。

第 72 章

1982　英国：马岛战争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2年春天，英国国内经济仍然困难，失业人数很高，首相的支持率并不好。4月2日，阿根廷军队登上由英国管辖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是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英国社会的需要，是一个关于国家尊严、居民安全和承诺是否算数的答案；意义上，是“保护岛上的人”和“国家说话要算数”。

从日常的角度想一想：岛上只有约一千八百位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和国籍认同都与英国连在一起。对英国社会来说，问题不只是“一块远方的领土”，还有“一群说英语的人被外国军队接管”。这一点，是理解当时舆论为什么迅速集中的重要线索。同时，英国国内也有人强调谈判与外交的出路，意见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边倒。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的政治学在这一年里能动用的框架，有议会研究与威斯敏斯特模式：战争权属于王室特权，实际由内阁行使，议会事后监督。外交政策分析里常用的，有理性行为体模型和危机决策研究，以及威慑理论。选举研究里则有“经济决定投票”的传统。这些框架的主体预设是：政府是追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体，选民按表现奖惩；客体预设是：国际环境是需要威慑的竞争场。

英国的战争决策体制也值得一说。战时内阁（内阁中的一个小圈子）在此次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外交部、国防部与情报机构的分工与协调，成为战后检讨的重点。议会研究里，有对“首相的特权”与“议会的控制”关系的讨论：国家的战争权力，名义上属于王室，实际上由内阁行使。这类讨论没有因为这一次事件而被终结，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案例。

预测与实践记录　核对到的事实：4月2日阿根廷入侵，次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502号决议；英国特遣部队4月初起陆续出发；4月5日，外交大臣卡灵顿辞职；5月2日，英国潜艇击沉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三百二十一名船员和两名平民死亡；6月14日，阿根廷投降。阵亡人数：英军二百五十五人，阿根廷军人六百四十九人，岛上居民三人。1983年1月18日提交议会的福兰克斯报告，检讨了战前政府对这场危机的预判与应对。1983年6月9日大选，保守党以一百四十四席（共397席）的多数获胜。后来的选举研究者就“马岛因素”与经济好转谁的作用更大，一直争论不休。

再把时间线补完整一点：4月25日，英军收复南乔治亚岛；5月21日夜起，英军在东福克兰岛的圣卡洛斯登陆；6月14日，阿根廷驻军投降。战争期间，联合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外交斡旋同时进行，英国国内的报道与舆论管理也成为后来的研究题目。战后，阿根廷军政府失去权力，该国在1983年底回到文官统治。英国方面，1983年大选，保守党明显获胜。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在这场危机里，自由主要体现为居民的自决，幸福体现为保护和安全，创造不在中心。需要留意的是，战争中的牺牲是真实的，学派的读法不应当盖过这一点。

如果换到理论的意义预设上看，各家框架对这件事的押注也不同。威慑与理性行为体的框架，押在安全与国家利益上，更接近幸福里“安稳”的一层；议会研究的框架，押在责任与程序上，更接近自由里“受约束的权力”；认同与国内政治的研究，押在尊严上，这是三个词之外的一个补充。我们不替这些框架另立第四个意义，只是提醒：当事件牵涉生命和国家尊严时，三个词的排序会被迅速重排，而且重排的速度比理论调整的速度快得多。

吸收还是改写　议会研究与威斯敏斯特模式：吸收，国家在危机中行动，议会辩论（4月3日周六下院特别开会），框架无需改起点。理性行为体与威慑理论：把阿根廷军政府的行动读成“误判”，属于改名式的吸收：偏差被归入“信息不足”这个已有的概念。选举研究：把支持率的变化放进“事件效应”的范畴，同样是改名。每一派都能说得通，而没有一派因此改变自己的起点，政体依赖的诊断在此站得住。

最后补一个观察：这次事件之后，关于“国家为什么愿意为遥远的小地方打一场仗”的研究，有了不少新的作品，涉及国家认同、领土观念和国内政治动员。这些研究多半是在现成的框架里增加新变量：认同被加进理性行为体模型，成为“偏好”的一部分；国内动员被加进外交政策模型，成为“国内约束”的一部分。起点没有被重写，只是容量变大了。这个“容量变大”的过程，恰恰是改名式吸收的典型样子。

再补一句关于本书方法的说明：所谓“考试”，在这里只是一个类比。马岛战争并没有给哪个学派判分，它只是显示出各框架在面对一件突发的、牵涉生命的事时，各自从哪里开口。有的从程序开口，有的从利益开口，有的从认同开口，这三个起点，恰好对应着前面说的预设。说来说去，没有哪个起点能够独自把这件事讲完，这是多元的事实，也是政体依赖的结果：每一派都从自己预设的那一种政体看出去，只看得见它照得到的那一段。

事后回看，这场战争留给英国的，除了政治上的影响，还有大量普通家庭的记忆：出征的、牺牲的、归来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户人家。学派的叙述习惯把这些放进“成本”这一栏，本书也无法完全避免，只能在这里提醒一句。

例外检验　这次事件属于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情形。战前，英国政府对岛屿主权的立场、对防务投入的调整，都被事后调查拿来检讨，说明连实务界的判断也没有对准。对本书的意义是：学派没有预测到，并不等于学派无用，它们的价值在于事后能否容纳这件事。

旁证　同年，勃列日涅夫去世（11月），安德罗波夫继任；联邦德国政府更替，科尔在10月接任总理。

第 73 章

1983　联邦德国：绿党进入联邦议院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0年代初的西德，经济增长放缓，失业上升，同时出现了反核、环保、和平几股社会运动。北约1979年的“双轨决议”，涉及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引发大规模的和平示威。选民里有一部分人，觉得老政党回答不了新的问题：环境、核能、裁军、女性与社会运动。幸福里的“安全与未来”、自由里的“自己参与决定”，成了新的意义需要。

再说一个贴近生活的层面：1980年代初的西德，不少家庭对“核”这个字很敏感，一边是核电站，一边是导弹，一边是冷战中的前线位置。反核、和平和环保的诉求，不是书斋里的议题，而是邻居、同学、教会青年团里的日常谈话。这类谈话汇成了一股力量，需要一个议会里的出口。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自己的传统，有几条与此直接相关。国家学与法治国的框架，对政党的地位有专门讨论，“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和“政党民主”是常用的概念；联邦选举法设有百分之五条款。比较政治里，利普塞特与罗肯提出的“冻结假说”认为，欧洲政党体系大体冻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裂痕上。还有基希海默提出的“全民党”（catch-all party）一说，认为大党向各阶层开放。1977年，英格尔哈特出版《静悄悄的革命》，提出“后物质主义”价值的上升。这几套框架的主体预设有所不同：有的预设人按阶级和宗教归属投票，有的预设人在价值层面发生转变；客体预设则是：政党体系是稳定的制度结构。

德国的制度背景也要交代：联邦议院选举采用“两票制”，一票投选区候选人，一票投政党名单；名单票决定各党的席位比例，同时设有百分之五的门槛，意在防止小党林立，这也是魏玛教训的一部分。研究政党的德国学者因此长期关心“门槛之下”的小党怎样突破。一边是制度设计的稳定，另一边是新议题的涌入，两者之间的张力，就是1983年面对的格局。

预测与实践记录　事实：1983年3月6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投票率89.1%；基民盟与基社盟得48.8%，244席；社民党38.2%，193席；自民党6.9%，34席；绿党得5.6%，27席，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此前，1982年10月1日，科尔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接替施密特成为总理；12月17日，他有意在信任投票中落败，促成议会解散和提前选举。绿党成立于1980年。选举后，北约双轨决议的争论仍在继续，11月22日，联邦议院就导弹部署表决，以286票对225票、1票弃权同意部署。冻结假说对此怎么说？它没有预测到一个全国性的新政党，但也能解释：新的社会裂痕（价值）出现了。后物质主义的论点，则在事后得到一个重要的案例。

绿党内部也有自己的实践特点：它强调基层民主，提出过议员轮换的做法；党内对“原则”与“参与政府”的路线分歧，在后来的年份逐渐明显。这些做法与老党的组织方式差别很大，成为政党研究的材料。选举之后，议会里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变化：新议员的议事风格、议题的设置，都被观察者记录下来。我们这里只写框架层面的事，不替任何人编话。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绿党的出现，把自由（参与与自决）和幸福（环境、安全）推到了中心；创造被放在“另一种方式的发展”这个位置。需要说明，这是对政党话语的读法，不是对政策的评价。

同时要分清理论与实践。后物质主义理论本身，把意义押在幸福的“质”上，即从物质富足转向生活品质与自我实现；冻结假说押在稳定，意义上近于幸福里的“稳”；国家学押在自由里的程序与秩序。绿党的实践，则把自由理解为参与和自决，把幸福理解为长远的安全。三者之间有重合，也有错位：理论里关于价值变迁的论述，与绿党实际面对的具体议题（核能、导弹、污染），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是读法上要留意的地方。

吸收还是改写　这一节是一个典型的“分叉”案例。政党体系研究里的冻结假说，在面对新政党时，吸收的办法是改名：把绿党读成“新裂痕上的新政党”，起点——“社会裂痕决定政党体系”——保持不变，只是添上一个新裂痕。后物质主义理论则读作自己的印证，同样没有改起点。法治国与国家学框架，则把绿党读成需要接入议会程序的新行动者，吸收为程序问题。真正的分叉是：绿党本身。它的理论来源和主体预设（人与自然的关系、基层民主）与原有大党不同，在德国政治里撑开了一块新位置，成为后来研究政党体系变迁时必须面对的对象。

补一个细节：对比两个框架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更能看出政体依赖：两套框架各自预设了国家整体由什么撑起来。冻结假说强调的是社会裂痕与政党体系的对应，它的预设是“裂痕先于政党”；后物质主义理论强调的是价值变迁，预设是“价值先于政党”。两者都把政党当成结果，而不是当成发生的过程。绿党的实际形成，是运动、议题、个人和制度门槛反复互动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裂痕，也不是单纯的价值。这一点，两套框架都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起点来问。

把这一节放回全书的主线：一个新学派或新政党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学派被推翻。绿党进入议会之后的几年里，主流政党也在调整自己的议题，环保和裁军进入了它们的纲领。这是一种常见的发生方式：新的起点撑开一个位置，旧的起点把其中一部分议题吸收进来。两边都在变，但谁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出生证。

例外检验　就进入联邦议院这件事而言，没有主流学派在1970年代中期预测到：百分之五条款被普遍认为会挡住小党。事后的解释，在条款之外，归因于运动的组织力量和议题的突出。

旁证　同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的设想（3月）；美国出兵格林纳达（10月）。

第 74 章

1984　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与“一国两制”

当年的意义需要　香港问题的时间线很清楚：新界租约将在1997年到期，这个期限使香港的居民、投资者和两国政府，都需要一个说法。1984年的需要，是让主权、稳定与繁荣能够同时安放：主权问题要解决，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也要有明确的预期。意义上，幸福里的“稳”最突出。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需要还有更实在的一层：一套房子的租期、一份生意的合同、一个孩子的学校，都要看十几年后会怎样。1997年这个时间点，让很多人把自己的安排与一个政治安排连在了一起。因此，“五十年不变”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不是抽象的法律条款，而是可以拿来排日子的承诺。这个意义需要，我们理解为“预期”：人们需要的是可以预期。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这里要同时看到几套传统。中国的做法，来自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把统一与现状的维持放进一个框架里；“一国两制”是由邓小平等人阐述的构想，1982年宪法第三十一条也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国际法与外交学的传统，处理的是条约、主权和租约；英国政治学传统关心的是殖民地的宪制安排与责任；比较政治学里，关于联邦制、不对称自治的讨论提供了另一种语言。主权理论的老传统（从博丹以来）把主权视为最高而不可分，现实中则需要容纳“高度自治”这样的安排。这些框架的主体预设各不相同：条约一线预设国家是主权行为体，自治一线预设地方有可以被承认的特性。

还有一类框架值得提：外交史与谈判研究。谈判研究常把谈判看作各方在底线与利益之间寻找重叠，历史研究则强调当时的国际局势、双方国内的考虑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对这一段谈判，公开的叙述很多，不同作者的侧重也不同（具体细节不展开）。本书只关心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大多把“国家”和“主权”当作谈判桌上给定的主体，而不去追问这个主体是怎样形成的。

预测与实践记录　可核事实：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访问北京，中英开始正式谈判；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英国首相撒切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外交和国防除外），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不变，具体由此后制定的基本法加以规定。1985年5月27日双方互换批准书，声明生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个外部学派预测过这样一种安排；这套办法从提出到签署，更像是在实际谈判中逐步成形的。

再补一些可核的内容：联合声明的文本公开发布，附有三个附件，分别写明中方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安排和土地契约的处理；此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展开，1990年4月4日由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在1984年之后的几年里，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讨论在当地和北京、伦敦之间持续，这些讨论属于后来的故事，本节不展开。要指出的是：在1984年，声明所规定的是一个框架，具体的细节是后来逐步补充的。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个安排把幸福（预期稳定）放在中心，把自由放在“维持原有生活方式和制度”的意义上；创造方面，则着眼于继续保持经济的活力。本节只描述公开的文本和事实，不评价制度。

还要补一个区分：这一安排的文本，主要是在回答“怎样安排”，而不是“应当追求什么”。把它放进意义的三个词里，只是我们的读法：对香港居民来说，核心是预期稳定带来的幸福与保留原有生活方式的自由；对内地来说，核心是完成主权层面的事务并继续建设；对英方来说，核心是对居民的责任与体面的撤出。这三方的意义权重并不一样，条约文本是它们之间的一个交汇点，而不是三者的重合。

吸收还是改写　我们看到几种读法。主权理论的传统，把它吸收为“主权不变，治权可以分配”，保持主权最高这一起点，这是改名式的吸收。联邦制与自治研究，把它读作一种特殊的自治安排，放进自己的类型学里。国际法一线，把它读作条约义务。在国内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中，它是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办法，之后再用理论加以表述。四种读法都找得到位置，没有谁因此改变预设。这再次说明：多元学派面对同一份文本，可以各自读出完整的故事；它们之间没有裁判，只有各自的起点。

可以多问一步：这套安排对政治学的主要概念有什么触动？主权的传统概念强调最高与不可分，而这里出现了“主权归一方、治理由多种制度并存”的安排；联邦制研究强调的是宪法划分权力，而这里是通过条约与基本法共同规定。研究者往往选择给这个案例造一个新的类型名，或者把它归入既有类型的变体。这是改名式吸收的又一次演示。在学派层面，没有谁因此放弃自己的起点，这也不奇怪：一个案例，很少足以推动整个学派换路。

补充一个与本书整体判断有关的观察：这一年的案例，让我们再次看到多元学派之间“没有裁判”的状况。同一份文本，条约法学者看到的是条款，政治学者看到的是权力与制度，历史学者看到的是谈判过程，普通居民看到的是自己的日子。四种看法都有道理，而且互相不能替代。本书不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只记录它们各自的起点，并留待后面的章节讨论怎样把几种读法放进同一张图里。

例外检验　这一安排属于没有外部学派预测到的情形：主权、条约、自治的现成类型都装不下“主权归一方、制度并存五十年”这一整套办法。检验的结论与别的年份一样：类型学者把它收进自己的分类，没有谁因此改写起点；而这套办法本身，是谈判桌上一步步谈出来的。

旁证　同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10月）；美国里根竞选连任获胜（11月）。

第 75 章

1985　日本：广场协议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美元很强，美国国内对进口产品的不满上升。日本对美国有大量出口，也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日本的需要是：保住出口、就业和对外关系的稳定，不要被孤立。美国的需要，是让美元回落、缓和国内压力。对日本来说，幸福里的“稳”和“保住成绩”是首要的。

普通日本人对这一年的感受，主要通过几个具体的数字表现出来：物价、工资、出口企业的利润、进口商品的价格。日元升值意味着出国旅行变便宜，进口品变便宜，但出口企业的订单和利润受到挤压。因此，日本社会内部对广场协议的反应并不一致：有的行业担忧，有的行业欢迎。所谓“国家的需要”，是这些不同群体需要的叠加结果。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围绕几个问题展开。一是官僚与政党的体制研究：战后日本由自民党长期执政（后来被称为“五五年体制”），官僚体系在政策形成中地位重要，学者们争论“官僚主导”还是“政党主导”还是“多元协调”。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1982年关于通产省的著作，提出“发展型国家”的读法。另一些学者强调自民党的恩庇网络和选举动员，也有人强调日本的社会团体与企业网络。这些框架的主体预设是：行动者在组织与关系网络里行动；客体预设是：国家是能引导经济的稳定中枢。

日本政治学还有几条传统要提。其一是对“五五年体制”的研究：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之后长期执政，社会党是最大在野党，政党竞争的格局相对稳定。其二是对“族议员”和派阀的研究，讨论议员怎样在各个政策领域建立自己的影响。其三是日本式利益调整的研究，如行业协会、官民之间的非正式协商。学界对这些现象的概括，有强调官僚的，有强调政党的，有强调社会团体的。这些概括的主体预设与客体预设不同，因此在同一个问题上经常各说各话。

预测与实践记录　可核事实：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会晤，达成协议，同意通过协调干预让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参加的财政部长有：日本竹下登、美国贝克、英国劳森、联邦德国施托尔滕贝格、法国贝雷戈瓦。当时的日本首相是中曾根康弘。协议公布后的下一个交易日，美元对其他货币下跌约百分之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2月的约二百六十日元，升到1988年11月的约一百二十一日元；日本银行的官方贴现率，从1986年初的5%逐步降到1987年2月的2.5%。1987年2月签署卢浮宫协议，以稳定汇率。此后，日本进入资产价格上涨的时期，1990年前后泡沫破裂，进入长期低增长。关于协议与泡沫的因果关系，经济学界至今有争论：有人强调协议和宽松政策，有人指出时间上并不完全吻合。

再把时间线补一补：1985年协议之后，日元升值速度很快，出口行业的压力增大；政府和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安排；1986年4月7日，《前川报告》发表，主张日本经济向以内需为主的增长转变；1987年卢浮宫协议之后，汇率相对稳定；之后日本的股票和土地价格在几年内大幅上升。这些叙述各有出处，在细节上有不同说法，我们不写死。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日本的国家实践长期偏向“建设：创造”与产业追赶，1985年的重点是在国际压力下保住这一成绩，幸福表现为就业与企业的稳定；自由在这件事里不处在前台。

拆开来说：日本国家实践在高速增长时期押在创造与追赶上，创造的内容是产业与技术；幸福表现为稳定就业与家庭收入的提高；自由则不是中心。到了1985年，国际协调的压力使国家必须在原有重心之外，增加对外部规则的回应。这是意义选择的一次被动调整。至于后来的资产价格上涨，把一部分人的幸福感推高，又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压力，这属于结果层面，我们不展开评价。

吸收还是改写　官僚主导论：把协议读作“通产省与大藏省在外部压力下的调整”，属于改名式的吸收。政党与恩庇网络一线：把内需扩大读作对选民与业界的回应。发展型国家的框架则要面对一个问题：追赶完成之后，起点怎么办？当年很多讨论只是把“追赶”换成“国际协调”，起点没有变。美国方面的理性选择式解释，把协议读作各国在博弈中的协调。每个框架都能说通，而从日本国内的角度看，对“追赶之后”的路线讨论，一直到1986年的《前川报告》才有明显的官方表述。

最后补一层：对于“追赶型国家”的理论来说，1985年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点。追赶的目标已经接近达成，继续追赶的逻辑也就自然松动。理论上，有的学者在讨论日本如何成为“全球经济大国”，有的在讨论日本如何调整国内结构。但追赶的框架并没有因此被丢弃，它被改写为“成熟经济体的调整”，起点还在：国家与产业的关系，仍是分析的中心。这一点，值得与后面几十年的讨论对照着看。

最后补一个提醒：关于广场协议的各种解释，往往带有各国国内政治的色彩。美国国内的读法强调贸易失衡与保护主义压力，日本国内的读法强调外部压力下的被动调整，学术界的读法则分成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内政治三条线。把这些读法并排放，我们看到的不是哪个对哪个错，而是每个读法的起点不同：有的预设国家是追求利益的行为体，有的预设国家是被国内团体拉扯的场所。

例外检验　协议是政策设计，不是学派预测的对象；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是它与随后泡沫之间的联系。这一点至今没有定论，我们登记为“开放的问题”。

旁证　同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3月11日）；欧共体各国在12月（3日，卢森堡欧洲理事会）就《单一欧洲法案》达成协议，次年2月签署。

第 76 章

1986　法国：左右共治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6年3月，法国选民在议会选举中把多数票投给了右翼，而总统密特朗是左翼，任期到1988年才满。这意味着，总统与总理分属两个阵营，要在同一部宪法下一起把国家运转起来。选民的需要，既有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也有对国家政策方向的调整；国家的需要，是让这个“双头”安排不要卡住。

换成日常的说法：一个国家有两个“当家人”，一个管大方向，一个管日常事务，平时他们同属一个阵营，没有矛盾；1986年，两个人来自对立的阵营，却必须在同一张桌子上办事。普通人的需要很朴素：别吵得家里过不下去，该办的事要有人办。这种“要运转”的需要，压过了党派的立场，是共治能够走完的一个背景。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自己的传统在这里非常切题：宪法学与政治科学一线，研究第五共和国的制度设计。迪韦尔热把法国的体制称为“半总统制”（这个词并非他首创，1959年已见于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他1978年的《王的失败》等著作和1980年的一篇论文使它广为流传）。宪法的条文既说总统是国家的仲裁者，又说政府决定并领导国家政策，两句话放在一起，留下了解释的空间。国防与外交长期被视为总统的“保留领域”。选举制度研究中，迪韦尔热关于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关系的论述（简单多数制倾向于两党，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多党）早已广为人知。这些框架的主体预设是：行动者是遵守宪法游戏规则的政治家；客体预设是：宪法是可解释的、可运行的规则。

补充两条与共治直接相关的学术线索。一条是宪法学内部关于第五共和国“本来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长期争论：1958年的设计，带着议会制的成分；1962年总统改为直接普选之后，总统的分量明显加大。另一条是政党体系研究：左右两大阵营各有数个政党，选举时要在两轮投票之间结盟，这使得“多数”的形成方式很特别。1986年的共治，把这两条线索同时端上了桌面。

预测与实践记录　可核事实：1986年3月16日，国民议会选举举行，密特朗此前把选举办法改回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右翼联盟（共和国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获得议会多数，但多数很窄；国民阵线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国民议会，获得三十五个席位，共产党也是三十五席；右翼联盟（含部分无党派右翼议员）约二百九十一席，在五百七十七席中刚刚过半，过半线是二百八十九席；社会党仍是单一最大的党，但席位数各资料的统计口径略有出入，这里不列。3月20日，密特朗任命希拉克为总理。这就是第五共和国的第一次“共治”，持续到1988年。宪法条文怎样运行，当年有各种估计：有人担心会出现宪政危机，实际上双方大体维持了合作，不过也有摩擦，例如1986年7月，总统拒绝签署一项关于私有化的政令，政府改走立法程序。外交与国防方面，总统仍保持突出位置。1988年总统选举后，共治结束；新的政府把选举办法改回了两轮多数制。

共治期间的分工，大体是这样的：总统在国防和外交上保持较强的存在；政府在经济、社会和内政事务上主导。私有化、选举区划和一些经济政策，是双方有分歧的领域。1988年总统选举，密特朗再次当选，随后议会重新选举，共治结束。此后法国还经历过两次共治（1993至1995年、1997至2002年），这属于后文的故事，本节只提一句。需要提醒的是：共治能否顺利，取决于参与者的选择，宪法文本只提供了空间，而没有预先给出答案。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年的中心是自由与幸福之间的一种折中：选民用票表达对前几年政策的评价，制度则保证国家继续运转。创造不处在中心，更像是“让机器能转”的稳定要求。

再补一层：共治里的三个词，是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的。自由在这里更多是指权力的相互牵制，即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决定一切；幸福指的是国家日常的平稳运行；创造则表现为双方各自提出议程、在妥协中形成政策。这是我们的读法。理论的意义预设同样有分别：宪法学押在秩序与制度的清晰，政党研究押在竞争与代表，半总统制的类型学押在“稳定的可预期”。它们和实践的重合，是程度问题，不是全有或全无。

吸收还是改写　宪法学：吸收为“宪法条文留有两种读法，共治是其中一种”，起点——宪法文本是主要依据——没有变，属于先验式的吸收。半总统制的类型学：把共治读成该类型的一个典型情形，改名式的吸收。选举制度研究：把比例代表制的短暂使用读作制度与政党体系关系的又一次试验，同样没有改变起点。一个小小的分叉信号是：此后学界更多讨论“总统制化”与“任期同步”的问题，2000年的五年任期改革就是这种讨论的结果之一（那是下一章的内容）。在1986年当时，各派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最后补一层判断：共治给政治学带来的，是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让人看到同一部宪法在不同的政党格局下，可以运转成两种样子。这对宪法学是一个提醒：文本是一回事，运行是另一回事。但提醒归提醒，主流研究并没有因此放弃“文本加类型”的方法，而是把共治作为类型内部的一种“状态”记录下来。这再次说明：异象被安放在一个新的格子里，而不是推翻了画格子的方法。

补充一点：1986年的共治还留下了一个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结果，就是“制度的弹性”这个话题。一部宪法能在左右两个阵营分别主导的局面下都运转起来，说明文本之外还有大量非正式的默契。这些默契不写在条文里，却决定着事情怎样办成；政治学里关于“规范”和“惯例”的研究，从这类案例里得到了许多材料。

旁证　同年，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发射后爆炸（1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4月）。

第十四编
1987—1996：第三波的顶点与冷战之终
编序

本编十节，一年一节，从 1987 年到 1996 年。每节先写当年的意义需要，再写当时在用的学派与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学传统，然后是预测和实践的记录、意义中心，最后看异象被吸收还是被改写。

本编各章：

  • 第 77 章　1987　英国：撒切尔三连任
  • 第 78 章　1988　中国：价格闯关
  • 第 79 章　1989　德国：柏林墙倒塌与统一
  • 第 80 章　1990　日本：泡沫破裂
  • 第 81 章　1991　跨国：苏联解体
  • 第 82 章　1992　中国：南方谈话
  • 第 83 章　1993　日本：五五年体制终结
  • 第 84 章　1994　美国：共和党革命
  • 第 85 章　1995　法国：冬季大罢工
  • 第 86 章　1996　日本：小选区制下首次大选

下编结语这样概括这十年：“自由和创造仍在前，但幸福开始追上来。”

第 77 章

1987　英国：撒切尔三连任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7年6月11日，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拿到376席，得票42.2%；工党229席，得票30.8%；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组成的联盟22席，得票22.6%。保守党的多数是102席，投票率75.3%。撒切尔夫人成了自1820年利物浦伯爵以来，第一位带领本党连赢三次大选的领袖。

这一年英国人心里压着的问题很实在：八十年代初的衰退和高失业还没有完全过去，1984至1985年的矿工罢工刚刚收场，国营企业一家家转为民营，福利和医疗系统在争论里被反复提起。选民是在问，这套“少管一点、多卖一点、多让人自己拥有一点”的做法，到底能不能换来好日子。当年的意义需要，是在个人选择的空间和公共保障的厚度之间，再投一次票。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根子在议会研究和宪法学。白芝浩讲内阁与议会的运转，戴雪讲议会主权，后来的人把这套总结成“威斯敏斯特模式”：多数党执政，内阁集中权力，反对党等着下次换班。在这个传统里，选举研究是它最强的一支，巴特勒和斯托克斯等人的工作把阶级与投票连在一起，八十年代的选举研究者则热衷于讨论阶级纽带是否在松动、选民是否越来越“跟着议题走”。

另一支是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传统。左翼学者里有人提出撒切尔主义是“自由经济加强国家”的组合，也有人用“威权民粹”来概括它的动员方式。还有研究官僚与政策网络的学者，关心首相和白厅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他们公开的主张，这里只取其大意，不替任何人转述原话。

英国传统里还有一块常被忽略的内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英国是单一制国家，议会主权意味着中央可以重画地方的地图。1986年，大伦敦议会被撤销，就是这种逻辑的一次实际演示。研究者因此把撒切尔时期读成两面：对市场放手，对地方收紧。这两面在同一个模式里并存，并不矛盾。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看制度。一个阶级投票的老框架会说：工人阶级占多数的社会，工党应当有大席位。可1987年的结果是，保守党以四成出头的得票拿到近六成席位（376席占650席中的约57.8%），联盟以两成多的得票只拿到22席。这是单一选区多数当选制的老脾气，早被写进教科书，算不上新异象。

再看预期。多数模型有个“钟摆”的隐含预期：执政党久了会被换下。实际是反对党分成工党和联盟两块，保守党在分裂的反对票面前稳稳过关。这一结果并非完全出乎意料，民调在整个竞选期间大体领先，所以它更像是对现有框架的一次确认：按这些框架算，该赢的赢了。

真正让人觉得费解的是更深一层：许多学者曾判断，高失业与削减公共开支会侵蚀执政党的基础，但选民在很大程度上把账算成了“我的房子、我的工资”。这里没有哪个学派明确押错或押中，更多是各派用各自的账本解释同一个结果。

还有一层地理上的事实，容易被全国总数盖住。保守党的票集中在英格兰南部，工党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相对更稳，苏格兰选出的保守党议员很少，却要由一个主要靠英格兰选票形成的多数政府来管。威斯敏斯特模式讲的是“全国一个多数”，而1987年的地图上其实摆着几个不同的国内多数。这个缝隙，十年后会以权力下放的形式回到议程里，那是后面一节的事。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理论层面，选举研究押的是“选民如何选择”，把自由放在台面上，隐含的是个人偏好的聚合。国家实践层面，这一轮保守党政府把力气使在个人拥有房产、企业自主经营这些事上，意义中心偏在自由，创造居次，幸福被当作自由的副产品；工党和联盟的诉求则把幸福（公共保障）放得更靠前。1987年的投票，可以读作选民在自由与幸福之间，又一次把权重往自由一侧拨了拨。

“自由”在这一年有很具体的样子。1980年的住房法让公营住房的租户有权买下自己住的房子，到八十年代后半期，很多工薪家庭第一次成了房主；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也让一部分人拿到了股份。这些做法在政治学里被写成“财产所有的民主”一类的说法，批评者则认为它把保障换成了风险。两边都在谈自由，谈的是不同的自由：一边是拥有，一边是免于不确定。

吸收还是改写　按本书的诊断，学派在异象面前很少改起点。这一年的三连任被吸收得很干脆。选举研究把“阶级纽带松动”写成一个现象，名字叫“阶级与党派的脱钩”，这是改名：把旧框架接不住的部分，换个名字收进旧账本，起点依然是“阶级是投票的底色”。威斯敏斯特模式一派则接近先验：只要制度是多数当选制，多数就是按定义产生的，三连任无非是对手分裂的结果，不再追问下去。

左翼政治经济学批评走了另一条路，更接近分叉：它不愿把胜利只算成选票技术，于是从“同意是怎样被造出来的”入手，另立一套说法。分叉的好处是撑开了新问题，代价是它同样有自己的预设，比如把动员方式看得比选民的日常算账更重。

工党一侧的反应也值得记一笔。这次失利之后，工党启动了对自己政策的系统检讨，这是政党自己在学习，并没有要求政治学换框架。政党愿意改，学派却不必改，两者的节奏本来就不同。

三条路都走通了，没有一条路要求改写起点。一个选民既不属于阶级，也不属于话语，只是在家里算账，这个人始终没被放进任何学派的第一行。

最后补一句我们的读法。本书结论部分会把权力读成“令”与“从”之间长出来的东西。按这个读法，三连任不是一个“归属”，是三次选举里一次次重新长出来的：每一次，选民都在“令”（政府的主张）和自己的“从”（愿不愿跟）之间重新算过。只有把这三次放在一起，才看得出为什么反对党的分裂能起这么大作用：它让“不从”的人没有一个可以集中起来的去处。

旁证　同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美苏两国领导人12月8日在华盛顿签署《中导条约》。

第 78 章

1988　中国：价格闯关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8年的中国，要回答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商品价格是继续由计划定，还是逐步交给市场定。当时实行“双轨制”：同一种东西，一个国家定价，一个市场定价，两个价之间的差，让一部分人找到了倒买倒卖的门道。官方文献和后来的研究都提到，这种差价带来了不平的感受，成为改革要继续往前走的理由。意义上要解决的是效率和公平如何兼顾，更直白地说，是怎样让更多人在新的办法里有活路。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中国政治学和经济学一道，处在恢复重建的时期，那时的研究常常是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先有改革的做法，再由学者去概括、论证、争论。讨论价格问题的人当中，有的主张先理顺价格，有的主张先改所有制和企业，这两种思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都有人公开表达。同时，政治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刚刚起步，对政策过程的研究，更多用的是“决策”和“体制”这类概念。

背景也要交代。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在生产资料领域逐步形成价格双轨。1986年前后，学界和决策层都有过“配套改革”的设想，也有过更看重企业改革的主张，价格改革这块硬骨头被反复提起、又被往后挪。到1988年，双轨带来的差价、官倒的议论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叠在一起，价格问题成了绕不过去的一关。

这里只描述公开的路数，不替具体学者编话。

预测与实践记录　据公开资料，1988年5月，中央领导层讨论了价格改革的推进方式；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开会，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19日经政治局批准并对外公布。随后各地出现了抢购和挤兑，有研究估计，全国银行被提走的储蓄约三百九十亿元（另有统计称八月城乡储蓄存款净减少约二十六亿元，口径不同），对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调查显示八月的物价涨幅约百分之二十四点七。8月30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抑制涨价和抢购；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价格改革的闯关被推迟。

按事前的判断，价格改革设想分几年逐步推进，是要避免一次冲击；但消息传开后，人们是按自己的账本在行动：存款换成东西，是个很日常的选择。学界因此得到了一个后来被反复讨论的记录：预期本身会成为一种力量。

事后的讨论里，有一点特别值得写下来：人们是在读信号。方案通过的消息一公布，普通人听到的是“价格要放开”，他们并不知道设计者打算分几年走，只能按最坏的情形买东西、取存款。预期在这里成了独立变量，它不属于方案本身，却决定方案的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一年上涨百分之十八点八，接近两成。后来的讨论还把这段经历与1990年初波兰一次性放开价格的做法放在一起看，一个是分步，一个是一步；两种做法各有各的账，本节不比较优劣。

后来的公开事实可以补在这里：价格闯关推迟之后，经过几年的治理整顿，价格管制在九十年代初逐步退出，到九十年代中期，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形成，双轨之间的差距随之消失。也就是说，1988年的难题没有被绕过去，是换了时间、换了条件之后解的。把这个结果放回1988年看，就是同一个方向，在预期稳下来以后更容易走。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从理论上看，这一轮讨论的是效率与公平，关心的是怎样让生产力更快发展，偏在创造。从国家实践看，这次决策的出发点是推进改革、发展经济，意义选择的重心在创造；同时，抢购与挤兑暴露的是普通人对“日子会不会变坏”的敏感，幸福这一维在事后被迅速放回台面。创造被推到前面，幸福以“稳定”的形式追了上来。

吸收还是改写　这次经历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讨论里，被吸收成几种说法。一是把它看作改革方案节奏问题，认为方向没有变，是步子和配套要调整，这是改名：异象被写成了“节奏”这个参数。二是把它放进更大的“稳定与发展”的叙述里，价格波动是发展阶段的代价，这接近先验：按定义，发展中的体制必然有这种阵痛。三是在学界，有人把它当作需要重新设计渐进路径的证据，主张先稳住预期再动价格，这是分叉的苗头：撑开了“改革的顺序”这个新问题。

从政体依赖的角度看，这里有一点值得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这种路数，本身就内置了回写：实践出现了抢购，理论就要改说法。这与“学派不改起点”的诊断并不矛盾，因为被改的是方案，不是“改革要靠逐步放开价格和市场”这个起点。至于价格闯关为什么在这一年触发了那么强的反应，这里不下结论，留给经济史去讲。

一个更宽的比较视角是：不同国家的政治学，对同一类难题有不同的问法。美国的比较研究者倾向于问“改革的联盟是谁、反对者是谁”，欧洲的一些研究者倾向于问“国家有多强的能力把方案落下去”，中国的讨论则常常是“怎样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排顺序”。三种问法各有预设，各自留下自己的盲点，这是本书一路在说的多元，而不是谁错了。

用我们的读法再看一遍：方案是显露出来的结构态，也就是S；价格双轨怎样一步步形成，是走过的路，也就是D；人们手里的存款、对涨价的记忆、银行的承受力、商品的供给，是缠在一起的条件，也就是E。1988年夏天的情形是S先到了，E还没有跟上。这个读法不下结论说谁对谁错，只是提醒：方案写得再清楚，E没有预备好，S就站不稳。

旁证　同年，美国老布什当选总统；法国密特朗赢得连任；日本“利库路特事件”在6月被《朝日新闻》报道出来，涉及政界与企业的利益往来。

第 79 章

1989　德国：柏林墙倒塌与统一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发言人沙博夫斯基在记者会上宣布新的出境规定，说话含糊，被理解为“立即生效”，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边境口岸，墙开了。接下来的一年里，东德在1990年3月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两德在8月31日签署《统一条约》，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二加四”条约，10月3日东德依据《基本法》旧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

当年人们要回答的意义问题很朴素：能不能自由地走来走去，能不能有一份和西边一样的日子，一个民族能不能在一个国家里。自由是最先被喊出来的，幸福紧随其后，创造则在统一之后才变成大问题。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从国家学和宪法学长出来，讲“法治国”和“基本法”，战后又加入了对议会民主、联邦制、政党的研究。联邦德国的政治学有一个鲜明的底色：对魏玛的记忆让它很看重制度的稳固，所以宪法和法治国这条线很强。东西方对峙之下，比较政治里有一支研究苏联和东欧的传统，常用的是极权主义模型和后来的多元化修正；还有现代化理论，以及对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的研究。

还要补一句德国自己的特点。联邦德国的政治学一直把东德当作“另一个德国”来研究，有专门的德国问题研究传统；同时，不少人把两个德国并存当作战后秩序的一部分，统一在日常讨论里更像是一个遥远的宪法条款。《基本法》序言里写着德国人民要完成统一，这一条在几十年里更多像是一种姿态。1989年之后，这个姿态突然要变成操作程序。

在墙倒之前，信号其实一直在累积。1989年夏秋之间，大批东德公民经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场所和边境前往西方；十月上旬，莱比锡的周一游行规模越来越大。到11月9日，开放的是一个已经空了不少的管道。这些事后看起来连成一串，当时却很少有人把它们连起来读。

预测与实践记录　1989年的墙倒，在学界看来是一个几乎没有谁预测到的事件。研究苏东的专业学者有深厚的积累，但“这堵墙会在这一年的这个夜晚开”没有写进任何一个学派的预期里。

事后出现的解释，有这么几条。有学者提出“偏好伪装”的说法：人们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私下并不然，一旦有一个小的触发，伪装就会一起垮掉。有学者研究莱比锡周一游行，认为每个人是否上街，要看别人上街的数量，人越多，后面的人越敢来，这是“信息接力”的思路。还有学者用“退出与抗议”的框架来讲东德：不少人先走（经匈牙利等地西去），留下的人再喊，两股力量互相推动。这几个说法各有出处，是各自公开的主张，这里只取其大意。

另有一条常被讲到的线索，是外交与安全层面的谈判：统一要得到美、苏、英、法四国的同意，要处理边界、驻军和北约成员资格的问题，这就是“二加四”的含义，两个德国加四个战胜国。对政治学来说，这又是另一类研究对象，国际关系学者关心的是均势与谈判，德国国内的学者关心的是程序与权利。

至于统一的方式，在德国内部是一个宪法问题：依第23条加入，还是依第146条另立新宪法，最后走的是前者，《基本法》延用，成为统一德国的宪法。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1989年的街头，意义中心无疑是自由：走出去、说出来。统一以后，创造与幸福的问题才逐步变得具体：工厂、就业、养老、财政转移。理论层面，国家学与法治国传统押的是“秩序下的自由”；国家实践层面，联邦德国用已有的《基本法》框架容纳了新加入的地区，选的是连续性。

吸收还是改写　墙倒之后，各派的做法很不相同。

研究苏东的极权主义一派，被说成是“解释了稳定，没解释瓦解”，这是一个先验式的难处：模型按定义把体制写成铁板一块，瓦解就进不了账本。多元化修正的一派则把东欧各国的变化吸收成“改革的结果”，这是改名：体制变化被叫作转型。

东西两边的普通人，在统一之后很快发现，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移植，生活习惯、工作经历和彼此的看法却不能。1990年7月的货币联盟，把东德马克换成联邦德国马克，企业与就业随后面临巨大的调整。这些后续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的范围，本节只记一点：制度的统一和人的统一，是两件时间尺度不同的事。

另一路更有意思：这一年之后，“转型学”（研究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变）迅速成长，成了一个新方向，这是分叉。它把拉美和南欧的经验搬来，套在东欧身上，同时也留下一个后来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东欧的转型有它自己的特点，同时要变的不只是政治，还有经济和国家边界。

用我们的读法看，墙倒是显露出来的结构态（S）；此前几个月的出走和游行是走过的路（D）；东欧邻国的变化、苏联不再出手干预的态度、东德经济的处境，是缠在一起的条件（E）。现有学派大多从S或某个固定的预设出发：体制稳不稳，人是不是理性，国家强不强。D和E放在最前面的，几乎没有。这并不是说哪个学派错了，只是说，这件事暴露了它们共同的起点。

例外检验　这个事件属于“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情形。检验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学派因此废掉自己的起点，大家各自找到了解释的办法，而解释都是事后的。这符合本书的诊断，也提醒我们：事后解释的丰富，和事前预测的缺席，是两回事。

旁证　同年，东欧剧变接连发生：波兰圆桌会议后举行部分自由选举，匈牙利打开与奥地利的边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罗马尼亚在12月政权更迭。日本昭和天皇1月去世。

第 80 章

1990　日本：泡沫破裂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89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收在38,915.87点的历史高位，此前四年里涨了差不多三倍。到了1990年，股价和地价由高处回落。日本人问的问题变得具体：我的房子值多少，我的公司还撑不撑得住，政府和银行怎么说。当年的意义需要，是在“富起来”的感觉和“一旦出事谁来兜底”的忧虑之间找到交代。幸福与自由的诉求大多以安稳的形式出现。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自己的政治学有几条清楚的线。一条是官僚研究：战后一批学者研究官僚制的历史与运作，有学者强调官僚与政党在政策形成中互相渗透。一条是政党与选举研究，围绕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五五年体制”，讨论派阀、后援会、利益诱导。还有英语学界关于“发展型国家”的讨论，通产省被当作典型。八十年代末，理性选择的分析也被拿来讲自民党的议员与官僚、业界的关系。

九十年代初的日本，政治学面对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冷战的结束削弱了自民党长期依靠的“反共产主义”理由。五五年体制本是在冷战的对峙里定型的，保守阵营合并成自民党，对面是社会党，在外交与安保上长期对立。当这个国际背景松动，国内的基本对立线也开始变得模糊，这是后来政党重组的一个远因。

政治上，泡沫破裂的头一年并没有立刻冲击执政党。据公开资料，1990年2月18日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以512席中的275席仍保住了多数。选民对价格上涨、消费税和政治丑闻有不满，但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感受还没有传到选票上。政治后果要到几年以后才逐渐显现，这是破裂的一个特点：经济上的损失先落在账面上，才慢慢落到生活里。

预测与实践记录　这一年没有哪个政治学派对泡沫破裂做过明确预测，破裂本身是金融与经济的事。但政治学能问的问题是：既然官僚与政党的协调那么有效，为何没能在泡沫膨胀时降温、在破裂后迅速处置？

事实层面，据公开资料，日本银行自1989年5月起连续上调利率，大藏省在1990年3月对不动产贷款实行总量规制，股价和地价随后下行。至于具体日期和数字，本节只写到框架层面。日本政坛这时的背景是：消费税在1989年4月开征，“利库路特事件”的余波仍在，自民党在1989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中受挫。

于是，各派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账：官僚研究一派关心的是，“护送船团”式的协调为何放缓了不良债权的处理；政党研究一派关心的是，选举和利益网络如何让政治家对地价波动高度敏感；理性选择一派则关心激励，即银行、官僚、政治家各自的损失由谁承担。

这里有个细节：泡沫期的日本，国际上有人把日本模式当作可以学习的范本，日本自己的政治学里也有人用“日本株式会社”“发展型国家”来总结成功经验。破裂之后，同一套机制被改称为“护送船团”“官民一体”，被当作问题的来源。机制没有变，评价变了，评价的变化也提示我们：学派对同一事实的读法，常常跟着结果走，而不是反过来。

用我们的读法拆一下：破裂是显露出来的结构态（S）；之前几年的低利率、信贷扩张、地价上升，是走过的路（D）；银行、企业、官僚、政党之间交叉持股、互相担保、互相照应的关系，是缠在一起的条件（E）。泡沫破裂时，真正难办的不是价格本身，而是E：每一家的损失都连着另一家，谁先处理，谁先吃亏。官僚研究、政党研究各自看见了E的一段，没有一个学派把这整个纠缠放在第一行。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泡沫时期的社会，是创造与幸福一起上升的错觉：资产增值让人觉得创造在发生，也觉得日子在变好。破裂后，意义中心转到幸福里的“安心”，所以政策讨论长时间围绕保住银行、保住雇佣、保住稳定。理论上，官僚研究押的是效率与秩序，政党研究押的是代表与分配；国家实践在这几年里更倾向于稳定。

吸收还是改写　按本书的诊断，这一事件在日本政治学里主要被“改名”吸收：泡沫破裂被叫作经济问题，后来叫“不良债权问题”，政治学的旧框架照旧运转，官僚研究把它写成官僚制的一个“失败案例”，政党研究把它写成利益政治的一项“成本”。这些写法都没有触动各自的起点，一个起点是“官僚主导”，一个是“政党与利益网络”。

分叉的信号出现在九十年代初之后：一批学者开始讨论政治改革，认为问题出在选举制度和权力结构，这条线直接通向1993至1994年的选举制度改革。这是新学派在撑开：它的起点是制度设计，认为换一套选举办法，就能换一种政治。这个预设，在1996年的首次小选区选举时会受到检验。

同年夏天的海湾危机，又给日本添了一道题：在不派兵的前提下，日本怎样参与国际行动。据公开报道，日本后来出资约一百三十亿美元支持多国部队，国内围绕“贡献”的讨论持续了很久。这场讨论把外交与安保推上了政治议程，也让政党之间原有的分界线进一步松动。

拿同一时期的美国作个对照会更清楚。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也在处理大批储蓄贷款机构倒闭的事，国会、监管部门和被监管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成了研究的话题。两国的相似处在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靠得太近，不同处在于各自的政党、国会和官僚的结构。本节只指出这个可比之处，不比较两国后来的处理效果，更不评价哪一边做得好。

例外检验　泡沫破裂属于没有政治学派预测到的情形，但它首先是金融与经济的事，政治学能做的是事后追问：协调得那么有效的体制，为何没能降温？检验的结论是：各派把它放回自己的框架，没有谁因此换起点；真正撑开新位置的，是随后的政治改革论。

旁证　同年，海湾危机爆发，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0月3日东西德统一；11月，撒切尔夫人在党内压力下辞去首相。

第 81 章

1991　跨国：苏联解体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1年，苏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十五个独立国家。8月19日至21日，一场未遂政变让中央权力急速下坠；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方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不复存在，另组独联体；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又有八个共和国加入；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通过宣言，确认苏联停止存在。

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意义问题再清楚不过：货架、工资、证件上写的国名、边界那边的亲戚。自由与幸福以非常日常的形式混在一起。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的苏联研究有几套框架：极权主义模型、对苏联体制的多元化与官僚政治解读、现代化与趋同论，以及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英国和欧洲大陆有对东欧的区域研究。苏联自己的政治学是新近恢复的学科，原先的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学内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占据主流，较少把苏联当作主要案例。

需要补一个细节。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过一次全联盟范围的公投，询问是否保留一个更新了的联盟，据报道多数投票者表示赞成，但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这六个共和国的当局没有组织投票。这说明联盟内部对“单位”的看法已经分裂；同时，几个月之后联盟还是解体了，公投的结果没有挡住后面的事。约八成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赞成者约占七成六至七成八（不同资料口径略有差别）。

还有两个事实值得放进来。其一，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举行了总统直接选举，叶利钦当选，这使他拥有了一个与联盟领导人不同来源的合法性。其二，原定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被认为是政变者行动的导火索之一。这两条线合起来，说明1991年同时有两个“令”的来源，联盟的和共和国的，谁的“令”能让人“从”，成了问题。这是我们的读法，学界对因果的看法并不一致。

预测与实践记录　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一样，是一个“没有主流学派预测到”的事件。事前有零星的声音讨论苏联的民族问题与财政压力，也有学者早在八十年代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推论过帝国的衰落，但在主流研究里，解体是一个低概率事件。

事后的解释很多：民族主义说，中央与共和国的矛盾被联邦结构放大；经济说，改革和短缺相互叠加；精英说，上层的分裂让中央瘫痪；制度说，联邦制与党政结构留下了现成的“分家单位”。每一种都抓到一块事实，各自都在事后才显得顺理成章。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解释都带着各自学派的偏好。强调制度的人，看到联邦制留下的行政单位；强调精英的人，看到上层的分裂与谈判；强调社会的人，看到街头和罢工；强调经济的人，看到短缺与财政。这并不是说各说各话没有道理，而是说，面对一次足够大的事件，每个学派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起点，起点一旦被找到，路径就自动延伸，这是政体依赖最日常的样子：每一派预设的那一种政体，都在事件里找到了印证。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年，大街上的意义是自由和幸福的重新安排，而国家层面的意义选择是：以什么单位来承载这份自由与幸福，联盟，还是共和国。理论层面，极权主义模型押的是秩序，现代化理论押的是发展，民族主义一派押的是各自的自主。当共和国成为新的单位，创造被放在后面，成了十年后才展开的事。

吸收还是改写　这一次，各派的反应有些像1989年。极权主义一派说它“解释了体制的僵化，也预示了崩塌”，这是先验式的收编：既然体制按定义不稳，瓦解就是应有之义。苏联研究中的区域专家则多数改名：把解体称作“帝国的终结”或“联邦的失败”，再由此回头读一遍苏联史。

与此同时，另一些新的学科方向被撑开：转型学扩展到后苏联空间，“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成为专门的议题，“制度遗产”这类说法开始流行，这是分叉，也是日后历史制度主义讨论路径依赖的好材料（那是该学派自己的概念，说的是制度一旦走上一条路就越走越固定，属于制度演化的说法；本书说的政体依赖，是对学派起点的诊断，两者不同）。

在解体之后，“后苏联空间”成了一个研究对象，俄罗斯、乌克兰、中亚、高加索、波罗的海各自走出不同的路。比较政治学得到了一批新材料，原有的区域研究也得到了扩展，这意味着异象在这里不只是被吸收，还成了供养研究的一块土壤。

苏联的瓦解是分几步显露的：波罗的海三国在8月下旬到9月间陆续得到承认，12月才有别洛韦日和阿拉木图的两份文件。每一步都有自己的“令”和“从”，没有哪一步是单独决定全局的。

解释的风向也在这两年里转变。1989年，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后来扩成专书，把东欧和苏联的变化读成自由民主这一形式的胜利；1991年，亨廷顿出版《第三波》，把1974年以来的民主化概括为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本编的编名就取自这个说法。批评的人则指出，后来并不是所有转型都通向同一种民主。两种读法的分歧，仍是各自预设的分歧，一边预设人类的政治形式会趋同，一边预设各地的路径会各不相同。

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这些先后顺序很难分清：今天的证件上是什么国名，明天的工资用什么货币发，边界那边的亲戚怎样联系，每一件都要重新问一遍。政治学的概念表在这里显得过于整齐。

例外检验　这一年同样属于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情形。检验的结论与1989年相同：没有学派因此撤销起点；相反，每一派都从中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这一点本书不当作某派的缺陷，而是当作多元但没有裁判这一诊断的又一个例子。

旁证　同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2月底停火；南斯拉夫开始解体，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第 82 章

1992　中国：南方谈话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说清方向的时刻。1989年以后，对改革的快慢与性质有过不少争论，1991年底苏联解体又让这类争论更紧。社会上的实际问题是：做生意、办企业、引进外资，到底能不能放开手脚。意义上，这是创造与幸福的问题：怎样让更多人有机会做事、有收入。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中国当时的研究还是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的路数：实践中有做法，理论里有概括；同一套话语既用来论证政策，也被政策推动着更新。1992年前后，经济学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很热，政治学则更多在体制与政策的框架内讨论改革的方向、行政体制，以及干部制度。西方的研究者常用“威权体制下的改革”、新制度主义，或把中国与东欧、东亚比较。

谈话之前的背景，公开资料里有几个要点：1989年以后的经济环境偏紧，对改革的快慢有过不同判断；1991年起，上海媒体发表过主张深化改革的系列评论；1991年底苏联的变化，又加重了关于方向的讨论。这些背景说明，谈话不是凭空而来，它是在一个需要再次说明方向的时刻出现的。

需要补充的是，经济特区并不是1992年才有：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在1980年前后设立，1990年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也已宣布。1992年的变化，是从“几个点”向“更大范围”扩展：沿海、沿江、沿边相继设立开放地区，各地开发区迅速增多。这些事实说明，谈话是在已有试验的基础上说的，它改变的主要是预期与范围。

预测与实践记录　据公开资料，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访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期间多次谈到改革开放要更大胆，发展是关键，判断改革举措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姓“资”还是姓“社”不应成为争论的重点。他说过的一句话流传很广：“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说法常被引用，它的措辞以正式文献为准，这里不细究。

后续的公开事实是：1992年春，党的会议传达和学习了谈话精神；当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召开，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此后几年，开发区、外资、民营经济快速扩展。

从日常的角度看，南方谈话之后最直观的变化，是许多人对“能不能做”的预期改变了：办公司、下海、到特区工作，成为很多人认真考虑的选择。预期的转变先于具体制度的调整，这与1988年的抢购在形式上是同一类事，都是“信号改变预期，预期推动行动”，只是方向不同，一个导向囤积，一个导向开工。这一对比属于我们的读法，不是学界的共识。

外部学界在这段时间的判断很分散：有人预期中国会沿着东欧的路径走，有人预期改革会停下来，也有人认为渐进式的路径可以持续。事后看，这些预期都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完全证伪，因为各派对“成功”的定义不同。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这一年很明确地落在创造上：以发展为中心，通过放开和试验去扩大生产与收入。幸福以“生活改善”的形式被包含在创造里，自由主要体现为经济活动的自由度。理论层面，各派所押各不相同：新制度主义押激励，现代化理论押发展，强调国家能力的学派押的是推进改革的组织能力。

吸收还是改写　这一年的实践，在不同学派里被不同地吸收。

一是在中国内部，实践推动话语更新：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属于实践对理论的回写，是比较罕见的起点处也被触动的一例，但它触动的是经济体制的提法，政治学讨论中的更多概念仍沿用既有框架。

二是在国外，一部分研究把它改名吸收：叫作“渐进式改革”“双轨过渡”，放进比较转型学里；另一部分研究以先验的方式吸收，认为经济放开最终必然带来政治变化，这个预期没有被写成可检验的时间表。

三是分叉：以“发展型国家”为起点的研究，把中国放进东亚经验里一起读；以“地方政府竞争”为起点的研究，则围绕地方官员的激励去讲增长。

另外，中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解释，同样沿着“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的路数展开：先有谈话和实践，再由理论界把它整理成一套关于市场、所有制和发展阶段的说法。这条回路，使得理论的起点在不断被实践牵动，与本书说的“学派很少改起点”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也提示我们，这个诊断要对具体分支收窄地用。

本节不对任何制度或领导人作评价，只记录各派读法的分布。

谈话中关于判断标准的说法，后来被概括为“三个有利于”，即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对改革做法的一种提法，把争论的重心从“姓什么”挪到“有没有用”，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的一个例子。

国外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学者，在这几年里提出了几种有影响的说法。有人把中国的政策过程概括为“碎片化的权威”，强调多个部门和地方之间需要反复协调；有人讨论改革的政治逻辑，强调中央如何换取各方对改革的支持。这些都是学者公开的主张，这里只取大意。它们与中国国内“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的路数并行，彼此的概念并不重合，各自谈各自的一面。

把这一年放进本编的编名里读，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同一时期，许多国家忙着回答“政治形式往哪里去”，中国的讨论更多落在“经济怎么做”上。两种问法都是各自处境里的问题，不能互相代替。

旁证　同年，美国克林顿在11月当选总统；英国保守党在4月大选中胜出，9月16日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法国9月20日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公投，赞成票占51.05%。

第 83 章

1993　日本：五五年体制终结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3年7月18日，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得223席，比上届少52席，社会党跌到70席，新生党得55席，日本新党35席，新党先驱13席。此前6月18日，内阁不信任案以255票对220票通过，宫泽首相当天解散了众议院。8月，细川护熙领导的八党派联合政府成立，自民党自1955年建党以来第一次离开执政位置，持续了三十八年的“五五年体制”落幕。

日本人在这一年要回答的意义问题是：政治能不能清洁一些、换手一些；人们对金钱政治和派阀政治的厌倦，比对具体政策的不满更直接。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政治学里有现成的几套工具。官僚研究讲政策是怎样在官僚与政党之间形成的；政党与选举研究讲自民党的派阀、后援会、利益诱导；在中选区制度之下，同一选区内自民党候选人彼此竞争，这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金钱与派阀的制度根源。英语学界有“一党优位制”的比较政治学讨论，也有理性选择取向的“政治市场”研究。

还应看到一个制度背景。1955年之前，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各自分裂；1955年自民党由两个保守党合并而成，社会党也在同年统一，此后几十年形成“一个半政党”的格局：自民党一直执政，社会党长期是最大的在野党，却很少有执政的可能。这个格局能稳定，既靠战后的经济增长，也靠选举制度里的中选区：自民党在同一个选区推出多名候选人，只要整体比例不丢，就能一直保住多数。

选举前后的几个组织变化也要写下来。1992年，细川护熙成立日本新党；1993年6月，羽田孜、小泽一郎等人离开自民党，组成新生党，武村正义等人另组新党先驱。执政党一分为三，才有了不信任案的通过。选举后细川出任首相，后来在1994年春辞职，同年6月，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在自民党与新党先驱的支持下出任首相，自民党又回到政权之中。昨天的对手今天同桌，这件事让研究者再次意识到：政党的“理念”和“位置”，在这个体制里可以分得很开。

预测与实践记录　这里要分开说。五五年体制长期稳定，研究者留下了大量解释它的文献，这些文献各有说法，但“自民党在这一年下野”并不是它们的共同预期。八十年代末以来，利库路特事件和佐川急便事件等丑闻，让政治改革成为议程，党内也出现了分裂：一批议员离开自民党另组新生党和新党先驱，这是选举前就出现的事实。

按这些事实，选举的结果在方向上有人预期过，在程度和后续上则很少有人明确预言。一个流传较广的看法是：自民党本身仍是第一大党，但没有联合起来的多数。

随后，政治改革法案经过曲折，在1994年1月底获得国会通过；3月4日，配套的修正案划定了三百个小选区和两百个比例代表席位，把中选区改成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的新制度。

另一件值得记的事是，细川内阁的八党派构成极其复杂，从保守的新生党到左翼的社会党都在里面，共同点只有一个：不让自民党继续执政，并推进政治改革。联合政府持续的时间很短，1994年便换了首相。这说明，一场选举可以推翻旧格局，却不一定立刻立起新格局，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形成是两个阶段。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理论里，政党与选举研究把“代表与责任”当作意义中心，偏在自由，也就是选民选择权。这一年的国家实践，是选民用一次选举推动政治的“清洁”：意义选择偏向自由里的“可以换人”，幸福以“对政治的信任”的形式出现。创造在这一时点并不是主角。

吸收还是改写　1993年的政权更替，在日本政治学内部引起的是一次较大的改写，而不只是吸收。

“一党优位”的描述一度被视为日本政治的稳定特征，政权更替后，这一描述被收进“过渡期”的叙述里：这是改名，把异象写成了某个阶段。另一方面，选举制度的改革者把它当作自己的验证：中选区是病根，换制度就能换政治，这是分叉出来的制度设计学派。官僚研究一派则把政治家与官僚的关系重新读了一遍，因为联合政府里不再有自民党一家独大。

对官僚研究一派来说，还有一个微妙之处：长期被视为政策主导者的官僚，在联合政府里要面对多个政党的不同要求，以往可以通过自民党内部渠道解决的协调，需要重新找通道。这属于后来几年研究者继续讨论的主题，本节不展开。

这一年同时也说明，当政党格局变了，原来最稳定的研究对象会突然变成“历史”。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新制度里继续使用旧的概念，例如“派阀”“后援会”。这不是错，而是政体依赖的日常样子：研究者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党政治的样子，没有随格局一起改动。

选举之后，自民党虽然仍是议席最多的政党，却没能找到足够的联合伙伴，于是以第一大党的身份进入在野。这与教科书里“第一大党组阁”的想象不同，说明议席的数字要经过联合的算术，才变成执政的权利。

“五五年体制”这个说法本身，也来自政治学：据记载，政治学者升味准之辅在1964年用它概括1955年之后的政党格局。一个概念被提出，是为了描述一种稳定；到了1993年，这个概念反过来成了“被终结”的对象。学派的词汇就是这样，既是工具，也是时代的刻度。

例外检验　1993年的结果部分属于“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情形：方向有人看到，时点和形式没有。检验的结论是：研究者各自把它放回自己的框架，并没有因此放弃框架；而要真正检验“换制度是否换政治”，要等到1996年的第一次小选区选举及其后。

旁证　同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1月1日生效，欧洲联盟成立；美国克林顿1月就任，年内提出医疗改革方案。

第 84 章

1994　美国：共和党革命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4年11月8日的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在众议院净增54席，夺回了自1950年代初以来四十年的多数；参议院增加8席也转为多数；州长职位也有净增。纽特·金里奇后来被选为众议院议长。竞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在9月签署了一份《与美国有约》，提出一组立法承诺。

选民当时的心情是：对华盛顿不满，对税与政府规模不满，对克林顿政府的医疗改革方案怀疑。意义需要偏向自由，即少一点政府，也偏向幸福，即日子过得踏实。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政治学自己的传统，当时是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和制度研究的并存。国会研究是其中最发达的领域之一：梅休讲议员的连任动机，菲诺讲议员与选区的关系，考克斯与麦卡宾斯等人用政党“卡特尔”的观点讲多数党怎样控制议程，奥尔德里奇则从议员的集体行动难题来解释政党为何存在。还有投票行为研究、南方重组与党派重整的讨论，以及帕特南等人的社会资本论述。这些是各自公开的主张，这里只取大意。

这里不妨补一点国会研究的背景。1994年之前，民主党已连续控制众议院四十年，这一事实本身塑造了学者的想象：多数党的地位是一种“常态”，委员会制度、资历规则、议程控制，都是围绕一个长期多数党建立的。多数党换人，不仅是席位变动，还是整套规则的主人换了。新的多数党上台后，在委员会主席任期、议程设置上都做了调整，研究者把这些当作观察“制度如何适应新多数”的材料。

预测与实践记录　美国政治学有一个相当稳固的经验规律：总统所在党在中期选举中往往失利，所以克林顿的党失去一些席位，几乎没人感到意外。令人意外的是规模与结果：共和党夺回国会两院，且是众议院四十年来第一次。

两种预期与此相关。一种是南方长期的党派重整，南方白人选民逐渐转向共和党，这条线在1994年有了集中体现。另一种是现任优势：众议院的现任议员历来很难击败，国会研究者曾反复强调这一点。1994年多名民主党现任议员落选，让这一说法至少需要加上限定语。

执政方面，事实是：共和党掌握国会后，推动了预算与福利方面的立法，与白宫之间发生了1995年末至1996年初的联邦政府停摆；克林顿使用否决权，双方既对抗，也做过妥协。这里不评价任何一方。

需要说明，“有约”的含义本身就带着政治学的味道：把一组承诺在选前写成文件，让选民能事后核对，这是一种把“代表”变成“可检验承诺”的做法。理论上，它近于责任政党的想法，也就是选民按政党的纲领去选，政党按纲领去做。美国政治学里关于责任政党的讨论由来已久，1994年是一次接近这种想象的实例，但具体兑现了多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算法。

此后的事实也值得记下：1995年底到1996年初，因预算分歧，联邦政府出现过停摆；1996年8月，克林顿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国会多数的“令”和总统的“令”并存，各自能让对方“从”到什么程度，要看谁手里有否决、谁手里有预算。把权力读成令与从之间的长出来，在这个例子里看得最清楚：任何一方单独都写不完最后的结果。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与美国有约》的诉求，意义中心在自由：减少政府、减少税负、让个人和地方有更多主动；创造居其次，通过松绑去释放经济活力。民主党一侧则把幸福（保障与保险）摆得更靠前。国家实践在1994年之后，表现为意义权重向自由一侧偏移，同时在多项议题上仍留有两党拉扯的痕迹。

吸收还是改写　1994年的结果，被吸收得有些微妙。

一是改名：现任优势的规律并没有被推翻，而是被说成“在特定条件下会失效”，现任优势加上了“除非有全国性的浪潮”。二是党派重整的叙事把1994年放进“长期重整的完成”，这是先验式的收编：既然南方迟早要转，1994就是应有的一步。三是国会研究内部有分叉：重视政党作用的一支，把1994年之后的国会看作“政党更强”的证据，与强调个人连任动机的一支形成对照。

如果把视线从国会移开，放到选民身上，1994年的一个耐人寻味之处，是投票率在中期选举里本来就偏低，谁去投票、谁没去，对结果影响很大。研究者因此特别关注“动员”，即不同阵营的积极分子是否更愿意出门。这一点，把许多宏观的解释拉回到一个很朴素的问题：这一天，谁出了门。

没有人改写自己的起点。选民的“不满”在各派里分别被写成“效用”、“党派认同”、“议程”，每个人都认得出自己的账本。

共和党在州长和州议会选举中同样有明显收获，说明这场选举不是国会一地的事，它在全国各层级都留下了痕迹。研究者因此把它放进更长的党派地理变化里去读，而不仅仅读成一次对克林顿的评价。

至于1994年算不算“关键性选举”，研究者有不同看法。政治学里有“重整选举”的概念，指一次选举让政党的社会基础长期改变。有人认为国会层面的变化符合这个描述，南方的转向在此后延续；也有人指出，1996年克林顿仍然连任，总统层面没有同样的变化。这个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也不需要定论，它显示的是：同一次选举，用不同的标尺量，会量出不同的长度。

例外检验　就规模而言，1994年属于较少有人预测到的情形，虽然总方向有迹可循。检验的结论：国会研究者普遍把它当作补充材料，吸收进已有模型，没有出现放弃原有起点的情形。

旁证　同年，日本政治改革法案在1月底获国会通过、3月修正后定案；南非在4月举行全民族选举，曼德拉当选总统；卢旺达发生大规模屠杀。

第 85 章

1995　法国：冬季大罢工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5年5月，希拉克当选总统，得票约53%。11月15日，总理朱佩在国民议会宣布一套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涉及医疗保险的财政和公共部门的养老制度。11月起，铁路、巴黎地铁、电信等公共部门接连罢工，12月12日的游行规模最高到约一百万人（英文资料指巴黎一地，各方估计不一）；12月15日左右，政府撤回养老方面的改革，罢工在随后几天陆续结束。全年的罢工日数约六百万，前一年约一百万（据法国劳动部统计机构DARES的数字）。

法国人的意义问题是：谁来决定养老怎么算、负担怎么分。幸福（保障）与自由（国家少管还是多管）一起摆上了街头。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围绕国家与结构展开。一条线是对国家与行政的研究，如法国行政制度、“大学校”精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条线是社会学的传统，讲阶级、工会、社会运动，如图海纳等人的社会运动研究；一条线是宪法学，围绕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与总理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共治”。布迪厄等人则在公共场合支持罢工者，他们的主张是公开的，这里只取“批评技术官僚决策”这个大意。

这里有一个制度性的细节需要交代。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按职业分设多个制度，公共部门的一些职业有各自的特殊安排，养老的计算方式因此并不统一。改革者想让规则更一致、财政更可持续，当事者则认为这是在收回已有的保障。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冲突因此显得格外难解。这些细节很复杂，本节只写到框架层面。

预测与实践记录　法国的政治学有一个常识：这个国家的政府想改社会福利，常要面对街头。1968年的记忆、历届政府撤回方案的经历，都构成了这个“常识”的材料。所以1995年的罢工并不令人意外。让人觉得新鲜的是时间长、公众的理解度高（据当时的民调，较多人表示同情罢工者），以及政府最终撤回了公共部门养老方面的改革，但保留了社会保障财政改革的主要安排。11月15日宣布的方案里，最招火的两项，是把公共部门职工领取全额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向私营部门看齐，以及国营铁路公司的改革计划；这两项在12月中旬政府都作了让步。方案的其余细节很繁，本节只写到这一层。

按国家与结构一派的看法：精英主导的改革，遇到有组织的公共部门工会，会出现冲突；按社会运动一派的看法：罢工是反对“没有经过协商的改革”的方式；按宪法学一派的看法：强总统加强总理的结构，一旦决策者和社会之间的沟通不畅，结果就会是摩擦。

实践中，1997年，议会提前解散，左翼联盟上台，开始又一轮共治。这个后续本节只提一句，不展开。

街头之外，还有一条观察线：这场罢工发生在冬天，交通瘫痪使许多人上下班不便，但据当时的报道与后来的回顾，不少人选择步行、拼车、骑车去上班，并没有急着责怪罢工者。这种“忍着不方便的同情”，被不少评论者当作理解法国社会的一个线索：它说明，在这个国家，“罢工”并不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它被许多人当作对共同问题的一种表达。这是对当时场景的概括，不涉及具体统计。

1995年还有一个对照值得放在这里：希拉克在5月靠53%的选票当选，政府有选举带来的授权；而半年后，方案被撤回，靠的是街头。韦伯讲过合法性有不同来源，选票是一种，持续的接受是另一种。这件事把两种来源的错位摆出来：授权是一次性的，接受却每天都在重新发生。后来，1997年春，希拉克提前解散国民议会，左翼联盟赢得选举，若斯潘出任总理，又进入一段左右共治。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理论里，国家与结构的研究偏在“集体保障与国家责任”，也就是幸福；工会和左翼的诉求同样是幸福，并包含自由里的“免于不确定”。国家实践的一端，则是以财政可持续为理由的改革，创造与效率被放在前面。1995年的街头，是幸福把创造压回去的一次。

吸收还是改写　这次罢工被几套框架分别吸收。

国家与行政的研究把它改名为“改革的社会阻力”，放进长期的“法国例外”叙述里，这是改名。社会学传统把它看作一次社会运动的新形态，并围绕“公共部门的罢工为何能获得社会同情”展开，这是分叉：新问题是“为他人的罢工”。宪法学的讨论则近乎先验：只要制度是这样设计的，政府与街头之间的对抗就是它的“常态”。

从比较的角度看，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路径各不相同：有的通过长期的协商，有的通过立法后的逐步适应，有的则像法国这样，在公开的对抗里反复拉锯。政治学为这些路径各起了名字，但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同时解释所有国家，这也是本书所说“没有裁判”的又一个具体表现。

法国的传统里有个特点：学者本人也常常参与公共辩论，所以学派的分歧同时也是公共分歧。这让“没有裁判”的状况显得格外清楚。

罢工的后续里有一件事值得写下：1996年2月22日，法国修改宪法，让议会每年审议并表决社会保障的财政法案，这被看作对1995年争论的一种制度回应。街头的“不从”，最后长成了一个新的制度程序，这正是本书结论部分想强调的那种发生。

法国的这场罢工还暴露了一个常被提起的悖论：据常见的估算，法国工会会员占就业者的比例只有一成上下，在欧洲偏低，可是工会的动员能力却常常很强，一旦决定行动，参与者远多于会员。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因为工会代表的是公共部门里有组织的群体，有的说是因为罢工得到会员之外的人支持。这个比例是常见说法，各家口径略有不同。

旁证　同年，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1月17日）与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3月20日）；美国联邦政府在11月（14至19日）和12月（16日起）两度停摆。

第 86 章

1996　日本：小选区制下首次大选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6年10月20日，日本举行了依新选举制度进行的第一次众议院大选：500个议席，300席来自小选区，200席来自比例代表。自民党得239席，新进党156席，民主党52席。投票率59.65%，是战后众议院选举中第一次低于六成。桥本龙太郎继续担任首相，自民党、社民党与新党先驱的执政三党合计256席。

选民要回答的是：改了制度，政治会不会变得清洁、有政策可选。幸福里的“信得过”，是此时最缺的东西。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政治学继续使用官僚研究、政党与选举研究。选举制度改革以后，学者们更多引用比较政治学中的选举制度理论，如“小选区倾向于形成两大政党”的老规律，以及比例代表带来的多党结构。理性选择取向的研究在日本逐渐增多，用来分析政党、议员、选民的激励。这些仍是各自公开的主张，不替学者编话。

更细一点说，小选区制的逻辑来自政治学里一条很老的经验规律：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人的时候，选民倾向于把票投给有希望赢的候选人，小党因此吃亏，政党格局趋向两极。这条规律在英美有长期的支持，在日本能不能同样适用，则是1996年研究者的共同悬念。日本的新制度又不是纯粹的小选区：另外二百席来自比例代表，小党仍有生存空间，因此实际走向会比教科书复杂。

预测与实践记录　制度设计者的预期是：小选区制会促成两大政党之间的政权轮换，会减少同一政党内部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从而削弱派阀与金钱政治，并使政策竞争成为主角。

1996年的实际结果是：自民党回升到239席，比1993年选举多16席，比解散时多28席；新进党成为第二大党，但内部很快出现矛盾；新成立的民主党首次参战。投票率创出新低。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在这一年并没有出现。

不妨诚实地说，只凭这一次选举，不能判断制度改革成败。研究者能说的是：一，选举制度的确改变了候选人的竞选策略；二，第三势力在新制度下被压缩，但没有立刻消失；三，选民的冷淡成为新的问题。后续的政权更替，要到2009年才发生，这属于后面的节。

还应记一件事：新进党是1994年底由多个在野党合并而成的，1996年选举时是第一大在野党，但内部在政策和人事上并不一致，一年之后便解散。这是新制度催生出来的政党，也是新制度下第一批被考验的政党。合并的动机是在小选区里不被分散票数，这恰好是教科书规律在现实中的一个反应。

把席位拆开看，能看出新制度的作用。自民党在300个小选区里赢了169席，占56%以上；在200个比例代表席位中只拿到70席，约占35%。新进党在小选区得96席，约占32%，比例代表得60席，占30%。也就是说，小选区把第一大党的优势放大了，比例代表则保留了更均衡的分布。自民党总席位239，没有达到251的单独过半，仍需要与社民党、新党先驱合作，这和“一党独大”回来了的说法不完全一样。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选举制度改革的推动者，把意义押在自由上：让选民有真正的选择；同时押在幸福上：让政治更清洁、更可信。1996年的低投票率却显示，许多人没有觉得自己多了一份选择。国家实践的权重，是制度先行，把意义的兑现放在以后。

吸收还是改写　这一次，改革者的预设“换制度就换政治”遇到了第一份成绩单：部分兑现，部分落空。

按本书的诊断，我们预计的是吸收而不是改起点。看到的是这样：改名，投票率低被写成“政治冷漠”或“无党派层增多”；先验，“制度的效果需要时间”，这在逻辑上无法被一次选举推翻；也有分叉，一些学者转向研究选举制度如何与旧的后援会和派阀相互作用，提出“新旧并存”的描述。

最后一点属于我们的读法：1996年是日本“政治改革”叙述的转折点，从“要不要改”转到“改了以后怎么样”。前者是批评的语言，后者是检验的语言。检验的语言往往没有批评的语言那样有力，也更需要耐心，所以改革者的学派到了这一步，会格外明显地暴露自己的预设：它假定制度是政治的第一推动力，而选民、政党的旧习惯和社会结构，是被制度重新塑造的对象。这个预设在后面几年里会被反复验证，本节只记下起点。

有意思的是，改革者的学派恰恰是1990年那一节提到的分叉：它因为异象而生，现在轮到它自己面对异象。它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时间拉长。这并不奇怪，也不是缺点，这就是政体依赖的发生方式：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不动，让时间去证明它。

选举前不久，民主党由菅直人、鸠山由纪夫等人组成，这次是它第一次参加大选。从数字看，投票率59.65%，比上一次的67.26%低了约七个半百分点。改了制度，选民没有马上多出来，这个读数不进考核，只是提醒：制度给了新的选择，选民是否觉得这些选择与自己有关，是另一件事。

新制度还有一个影响，是在候选人与政党之间。过去中选区里，同一政党的几名候选人互相竞争，主要靠个人的后援会；小选区里，一个选区只有一个公认候选人，政党的提名和党首的声望变得更重要。后来有研究者用“首相权力的强化”来描述日本九十年代之后政治的变化，并把选举制度改革列为原因之一，这类说法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具体论述不在此展开。1996年只是这条线的起点。

回头看，1996年的价值在于它给出了第一份读数，而不是结论。后来的几次选举，才会让这份读数变成趋势或者变成偶然。写下这一点，是为了提醒读者：判断一项制度改革，需要的是几个周期的耐心，而不是一个选举夜的情绪。

旁证　同年，美国克林顿在11月连任；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2月9日发生爆炸，爱尔兰共和军结束停火。

第十五编
1997—2006：全球化与反恐
编序

本编十节，一年一节，从 1997 年到 2006 年。每节先写当年的意义需要，再写当时在用的学派与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学传统，然后是预测和实践的记录、意义中心，最后看异象被吸收还是被改写。

本编各章：

  • 第 87 章　1997　中国：香港回归
  • 第 88 章　1998　英国：北爱和平协议与权力下放
  • 第 89 章　1999　德国：科索沃战争，和平主义的转折
  • 第 90 章　2000　法国：五年任期公投
  • 第 91 章　2001　美国：9·11
  • 第 92 章　2002　中国：十六大与“三个代表”
  • 第 93 章　2003　英国：伊拉克战争
  • 第 94 章　2004　法国：头巾法与世俗原则
  • 第 95 章　2005　德国：默克尔上台与大联合政府
  • 第 96 章　2006　日本：安倍首次组阁

下编结语这样概括这十年：“这十年里，“安全”和“稳”成了幸福的主语。”

第 87 章

1997　中国：香港回归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此前的1996年12月11日，由四百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他得了三百二十票，回归当日宣誓就任。《基本法》早在1990年通过，1997年7月1日起施行。那一年对这件事的需要，我们读成两层。第一层是一桩历史悬案要有个了结，而且要和平地了结。第二层更难：一座高度市场化、法院和媒体都早已成型的城市，要在换了主权归属之后，照原样接着过日子。所以当年最缺的不是新东西，而是“稳”：生活方式不变，财产和营生不变，原有的规矩继续管用。还有一层具体的需要，是制度上的接口怎样接上。回归后，香港设立了自己的终审法院，终审权由原先的伦敦司法机构转到本地；原有的普通法传统、独立的货币与关税区、自己的立法机关，都写进了《基本法》。政治学上把这叫做制度的连续性问题：换了主权，规则的运转靠什么接住。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基本法》规定先由推选委员会、此后由选举委员会选出，并写明最终目标是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至普选，具体步骤留给后来的安排。这几项都是公开的文本，我们只记事实，不作评价。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中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理论和实践互相解释。一国两制先作为方针提出并写进联合声明，再由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回头概括成制度理论。国内研究大体沿几条线走：一是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讨论单一制国家里怎样安排高度自治；二是宪法学和《基本法》的研究，讨论中央与特区的权限怎样划分、条文怎样解释；三是港澳问题的历史与政治研究。香港本地的政治学者则更多讨论政制发展、选举办法和公民参与。海外的框架也各有读法：国际关系里的现实主义把它读成主权问题，自由制度主义关心权利保障能否自我维持，比较政治学则把特区放进“自治安排”的类别里与别处对照。这些读法各有预设，我们不替任何一位学者编他的原话，只写到框架层面。此外，过渡期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它比平常的政治学更依赖法学。主权、条约、《基本法》的位阶，这些概念支撑着大部分讨论；而政治学的行为研究、民调研究在香港本地同时展开，两者的话题常常对不上：前者问条文怎样读，后者问人们怎样想。

预测与实践记录　回归前的外界预测大致有两种。一种担心资金与人才外流、制度走样；另一种看好“平稳过渡”。公开可查的事实是：交接仪式如期完成；回归第二天，泰铢贬值，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扩散，香港很快就置身其中；1998年8月，特区政府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这在香港引起了持久的讨论。政制上，回归前选出的临时立法会在过渡期运作，1998年举行了回归后的首届立法会选举。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预测与实践的关系不是谁准谁不准那么简单：担心的是“人心与制度会不会松”，实际先到的却是一场外部金融冲击，对制度的第一次考试，来自一个没有人在政治学框架里预设过的方向。这是测量层之外、解释层之内的读法，我们只记录事实，不下判语。另一条可记的线索是民意。回归前后，香港的学术机构持续做民调，追踪市民对前途的信心和对政府的评价，这属于测量层，有操作判据；至于数字背后为什么起落，是解释层的事，各家读法不同，本书不引具体数字。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回归当年，意义的中心放在“幸福”里的安稳一端，也就是人们熟悉的生活不要突然变样；“自由”以“原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形式写进安排，是被保住的自由，而不是新开的自由；“创造”则体现在要保持这座城市作为金融与贸易中心的活力，是一项要继续做的事。三者的次序大致是安稳在前，保住在中，继续创造在后。国家层面的意义选择，则是把“统一”和“发展”放在同一张桌子上，让统一的完成不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理论的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这里要分开读，不能混成一句话。

吸收还是改写　回归这件事对各个学派的考验，是看它们怎样处理一个现成类别装不下的安排。国家结构理论里，特别行政区既不是联邦制下的成员单位，也不同于一般的地方行政区，于是学界给了它一个专名，把它安放在“自治”这个类别里：这是改名式的吸收，类别没变，多了一个“特别”。主权观念强的读法，把回归理解为“恢复”，按定义，主权本来就不可分割，这是先验的吸收：事情不必检验，定义已经回答了。自由制度主义的读法，则把它变成一个要长期观察的问题：权利保障靠的是条文，还是靠条文背后的法院、媒体和习惯？这个问题在回归之后以一件件具体个案的方式不断冒出来，围绕《基本法》解释权如何分工，也有不同读法，这里只记有分歧，不判断谁对。用SDE的话说，“一国”与“两制”都是已经显露的结构态，而两者在每一件具体事情里怎样重新长出来，靠的是它们之间的“令”与“从”。这是我们的读法，是不是比各学派的专名多解释了什么，要看后面的事怎样发生，现在不下结论。再换一个角度看，三种吸收在这里都有影子。免检：回归初期的不少争论，被放进“过渡期的正常磨合”这个类别，不当作对框架的挑战。改名：同一类争议，在不同立场的人嘴里，被分别称为“解释问题”“权限问题”或“权利问题”，名字不同，处理的办法也随之不同。先验：主权按定义不可分，所以不是可以讨论的变量。分叉则体现在后来的研究里：有人把香港放进“混合体制”的比较框架，有人专门研究“一国两制”本身，这些读法各自撑出了小小的研究圈子，但都还没有改变任何一个大学派的起点。

旁证　同年，英国5月1日大选，新工党赢得418席，在下院取得177席的多数，布莱尔出任首相。

第 88 章

1998　英国：北爱和平协议与权力下放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8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北爱尔兰各方与英国、爱尔兰两国政府签署协议，又称《贝尔法斯特协议》。5月22日，北爱和爱尔兰共和国同日举行公投：北爱投票率约81%，赞成约71%；共和国方面赞成约94%。这份协议要解决的，是持续了近三十年的暴力冲突；公开的说法是死者有三千多人。同一年，英国议会还通过了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权力下放的法律，苏格兰与威尔士在1997年9月已先行公投。当年的需要，首先是不再死人，其次是让两个互不信任的群体坐到同一张会议桌上，同一个政府里办事。两地同日举行公投，同一份文件在两个国家各投各的票，这在宪制上是少见的安排。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层变化。1997年大选后，新工党政府把权力下放当作整体宪制改革的一部分，1998年还通过了《人权法》，把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写进国内法。这样，英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里同时发生了地方分权与权利法典化两件事，与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老故事有了一些距离。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长期围绕议会和威斯敏斯特模式：议会主权、内阁责任、多数党执政、两党竞争。宪法学的老传统强调，议会可以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因此权力下放按定义是议会“授予”的，议会也可以收回。另一边，研究分裂社会的比较政治学提出了协和式民主的概念，主张在族群或宗教分裂的社会里，让各群体的代表共同执政、互相保留否决权、按比例分配职位。这个概念出自利普哈特的研究，在北爱问题上，后来有学者做了许多应用与论证。同时，爱尔兰、英国两边的冲突研究、民族主义研究和历史学者都有自己的读法。这里只写框架，不替人写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爱尔兰一侧也有自己的政治学：它的政党体系长期由两个没有明显左右分野的大党主导，分歧的源头是内战留下的立场，选举制度用的是单一可转移票制。这些背景使得南北关系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跨两个体制的比较。

预测与实践记录　协议设计的核心是：议会选举之后，行政职位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重要决定须在统一派与民族派两个阵营里同时过关，另设南北部长理事会和英爱理事会。1998年6月选出了新的议会，1999年12月2日，权力正式下放到北爱的新机构。预测和实践的记录相当清楚：机构设立后两个多月，就被暂停；2000年5月恢复；此后又多次暂停，有的停了很久。协议并没有一次性带来稳定，而是让暴力的争论变成了机构里的争论。同一年里，苏格兰、威尔士的下放方案相对平顺，1999年两地都选出了自己的议会。这说明同一套“下放”，放在不同的社会里，走出来的路很不一样：在有深层分裂的地方，它是一份停战文书；在没有的地方，它更像一次宪法管理上的调整。还有两点值得记。第一，协议关于身份的条文，让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被认作英国人、爱尔兰人或者两者，这把身份从出生时的事变成了自己的事。第二，武装团体的武器处置问题，是后来多次中止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政治机构的运转依赖安全问题的进展，两条线缠在一起。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份协议的意义重心在“幸福”：免于暴力、能安心送孩子上学。其次是“自由”，具体是身份被承认的自由：想当英国人的和想当爱尔兰人的，都能写进制度里。“创造”在这一年的位置靠后，它是和平以后才谈得到的事。国家层面的选择，是把“同意原则”写清楚：北爱的地位，由多数人同意来改变。这是一种以幸福和自由作底的实践选择，与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议会主权，不是同一回事。协议文本里还有“对等尊重”的说法，两种身份、两种文化与语言都被承认；1998年，协议的两位主要推动者，休姆与特林布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吸收还是改写　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传统学派，面对“议会可以授权也可以收回”和“授权后事实上很难收回”之间的矛盾，常见的处理是先验的：按定义，议会主权不变，下放只是授予，所以不构成异象。有学者提出，下放之后英国已经带上了准联邦的色彩，这是分叉的苗头，还是改名，要看后来怎么发展。协和式民主理论的处理，则是另一种：当机构被暂停，它们的支持者倾向于说，问题出在执行和各方的诚意，而不是模型本身；批评者则指出，把人事先分成统一派、民族派、其他三类，可能把身份固化。双方都在公开争论，我们不判输赢，只指出两处政体依赖的位置：一边的起点是“主权在议会”，另一边的起点是“群体是现成的单位”。用SDE的话来读，这份协议做的事是把一个已经显露为对立的结构态，重新放回“令”与“从”的往来里，让每一次表决、每一次让步，慢慢长出新的归属。机构被暂停的那几年，恰恰说明这个过程没有捷径。这是我们的读法。对协议本身，还有第三类读法：把它当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方案来读。这个读法强调，协议之所以能签下，是因为文本留出了模糊的地方，各方可以各取所需，谈判研究里常把这叫做建设性模糊。这个说法描述的是事实，但它也意味着，模糊留到执行阶段就要重新谈。从学派的角度看，这是一条不属于上面任何一个起点的路：它不预设群体，也不预设议会，而是看谈判里一步一步发生了什么。这条路的短处也明显：它描述得出过程，却很难预言下一步，所以在预测一栏里几乎交不出东西。

旁证　同年9月27日，德国大选，社民党与绿党组成的红绿联合政府随之上台，这是联邦德国第一个红绿联合政府。

第 89 章

1999　德国：科索沃战争，和平主义的转折

当年的意义需要　1999年3月24日，北约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开始对南联盟空袭，持续到6月，南联盟接受和平方案，北约于6月10日暂停空袭。起因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方面的冲突：1月15日拉察克事件中四十五人遇害，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转折点；2月起在朗布依埃的谈判没有谈成。对德国来说，当年的意义需要尤其尖锐：一个战后最重视“不再战争”的国家，一个由出身和平运动的绿党参与的新政府，在上台半年后，要决定是否让军队参加空袭。谈判层面，1999年2月起在朗布依埃进行的谈判，3月18日由阿尔巴尼亚、美国、英国代表团签署，南联盟与俄罗斯代表团拒绝签署，焦点之一是北约部队在科索沃的存在。科索沃本身的背景也要说一句：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解体，已经在波黑打过一场战争，此前德国军队已经以不同形式参与过波黑的行动。所以1999年的问题新在这一次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空袭，而且没有安理会的授权。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有国家学和法治国的深厚底子：国家是法秩序的承担者，行动要有宪法依据。1994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确定，联邦国防军在北约框架内域外使用，须经联邦议院同意。在国际政治研究里，“文明力量”这个概念被广泛用来描述战后德国：重视多边、重视法律、克制使用军事手段。政治文化研究则强调战后德国社会对军事的疏离。这些都是公开的框架，我们只写框架，不替学者写原话。德国政治学还有一条线是“防卫性民主”与战后宪法设计：联邦国防军被写成议会的军队，出兵必须经议会批准。这使得德国的军事决定，在程序上比多数盟国更依赖议会，也使得党内的争论直接变成议会里的计算。红绿联盟里，绿党的议员与绿党的党代会，是两个不同的决策场所，这一点在1999年看得清清楚楚。

预测与实践记录　按这些框架，人们预期德国会是联盟里最不情愿动武的成员，红绿政府更是如此。实际的记录是：德国空军战机参加了空袭；联邦议院在1998年10月16日、新政府就任之前，已以500票赞成、62票反对、18票弃权就参与北约的相关行动做出授权（动议由当时仍在任的科尔政府提出），这在战后德国的政治争论里被看成一道门槛。1999年5月13日，绿党在比勒费尔德开特别党代会，外长菲舍尔到会演说，会场外有人抗议，会场内也有人向他投掷颜料；大会没有推翻政府的立场。在国际法学界，2000年，独立国际科索沃委员会在其报告里把这次行动概括为“违法但正当”（英文原词大意是illegal yet legitimate），这个说法此后被反复引用。实践的结果，一边是联盟在不经安理会的情况下完成了军事行动，另一边是国际法与道义论证之间留下了一道缝。政府方面的公开论证，围绕人道灾难与阻止大规模驱逐；反对者的论证，围绕缺少安理会授权、行动的法律依据和手段的限度。一条走道德，一条走程序，在1999年的德国交织在一起。战争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科索沃过渡管理的安排，德国军队继续在当地参加维和，这是后话。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节的意义重心，从“幸福”和“自由”两端同时拉扯：一端是不让战争再发生，一端是不让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再发生。德国政府当时的论证，把“不再重演”里的“不再战争”和“不再有大规模暴行”放在同一条道德线上，结果是前者让位于后者。创造在这件事里几乎不在场。国家实践的选择，是以保护他人免于暴力为理由，暂时放下对军事手段的克制。绿党的难处，不在于不知道立场，而在于两个立场都是自己的：一个来自创党时的和平运动，一个来自对人权的承诺。这两个立场平时可以并行，到了1999年春天，它们第一次必须排出先后。

吸收还是改写　“文明力量”的概念，遇到德国出兵，有三种处理。第一种改名：说文明力量并不排除为文明目的使用军事手段，概念保住了，里面的限定词被悄悄改了。第二种分叉：建构主义一路更看重规范冲突，同一个国家身份里并存“绝不再战”与“绝不再让暴行发生”两条规范，究竟哪一条在某个时刻占上风，要看具体的争论怎样展开。第三种先验：法治国的框架里，只要联邦议院同意，程序即合宪，行动合法性的问题就转移到了议会。国际法的缝隙则留在了安理会授权那一环，这部分各派没有一致读法，我们只说有争论。这些处理的共同点，是起点没有动：国家被预设为按规范行动的主体，规范被预设为有清晰的次序。SDE的读法是，两条规范原本就不在一个排好的队列里，是在这次具体的“令”与“从”之间，才重新排出了次序。这是我们的读法。有一个细节值得提：这件事之后，“文明力量”类的研究者并没有放弃概念，而是倾向于把它拆成两种用法，一种强调手段，不使用武力；一种强调目的，促进文明的国际秩序。拆开之后，德国出兵可以被放进后一种用法，既不是异象，也不是反例。这是改名的典型动作：不改起点，只改定义里的一个词。

例外检验　没有哪个主流框架预测到：由红绿联合政府把德国空军送入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空袭。这是一个“没有学派预测到”的情形，我们把它登记为一次对“文明力量”类框架的考试，成绩留给读者自己判断。之所以说没有学派预测到，是因为这件事的新意不在出兵本身，而在谁出兵：一个被概念描述为克制的国家，一个由和平运动出身的政党掌握外交部的政府。预测落空的地方，恰好是各家框架里最稳的那个预设：德国的身份。

旁证　同年1月1日欧元启动，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

第 90 章

2000　法国：五年任期公投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0年9月24日，法国就把总统任期由七年缩短为五年举行公投。投票率只有约30.2%，赞成约73.2%，反对约26.8%，七年任期是1873年第三共和国时留下的做法。当时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读成“顺”：1986年、1993年、1997年法国都出现过总统与议会多数分属两派的“共治”，政府里两个人说话，人们对此既觉得有趣，又觉得费劲。缩短任期，让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靠近，目的是减少共治的概率，让一次投票尽可能给出一个清楚的多数。共治对法国政治的影响，要说得具体一点。共治时期，总统管外交与国防，总理管内政，两人同在一个政府里，各讲各的。1997年至2002年的共治，在希拉克总统与若斯潘总理之间进行，持续了整整五年，是第五共和国最长的一次。选民对这种状态的评价并不一致：有人觉得互相制衡是好事，有人觉得责任不清，出了事谁都可以推给对方。公投的程序也有讲究：宪法修正案先要由议会两院以相同文本通过，然后或者交公民投票，或者由两院联席会议以五分之三多数通过；2000年走的是公民投票这条路。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国家与结构两条线特别强。宪法学与政治学长期围绕第五共和国的制度做研究：迪韦尔热提出“半总统制”的概念，描述一个既有直选总统、又有对议会负责的总理的体制；萨托利等人也做过类型比较。国家主义的传统则把国家当作一个有自己历史和使命的实体来研究，共和主义的传统强调公民与国家之间不设中间层。比较制度研究里还有一个常见框架：选举日程会影响多数的形成，总统选举在前、议会选举在后，议会多数往往顺着总统的势头走。这是公开的主张，我们只写到这一层。宪法学者当年关于五年任期的争论，有几条线：一条主张这样做强化总统与选民的直接联系；一条担心总统作为国家仲裁者的角色会被削弱，因为任期缩短，总统更像一个党派领袖；还有人主张改革应连同议会的权力一起调整。这些线索的具体归属，本书不写到个人。

预测与实践记录　预测很明确：把总统任期缩短到五年，再配合选举日程调整，共治就会少出现。日程的调整，是此后通过组织法把总统选举排在议会选举之前。2002年4月至5月总统选举，6月议会选举，右翼多数赢得议会，与总统同属一边。至少在这一轮，预测与实践吻合。此外，公投本身的数字也是记录：不到三成的人去投票，赞成者占了七成多。投票参与这么低，既可以读成大家觉得无所谓，也可以读成缺少对立面，没人觉得有必要反对；两种读法都是对低投票率的解释，而不是投票率本身告诉我们的东西。关于低投票率还有一个背景：公投前的民调早就显示赞成者占多数，竞选中也没有激烈的反对阵营，主要政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相近，悬念不大。这类低悬念的公投，参与率偏低，在比较研究里是常见的现象；但“偏低”与“没有意义”不是一回事，这次结果改变了此后每一次总统选举的时间长度。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节的意义重心偏向“幸福”里的稳：政治别再来回拉扯。“自由”这条线在这里读成问责：任期短一些，选民多一次机会表态。“创造”的位置很弱：缩短任期没有直接去创造什么，它只是调整了一张时间表。国家层面的选择，则是把效率和清晰度放在优先位置，理论上的意义预设和国家实践的选择，在这里重合得比较高。此外，七成多赞成与三成参与放在一起，意味着多数人没有用选票表达意见，这在意义上可以读成“此事不是大家最关心的事”，与当年人们更关心的就业、治安等日常议题相比，任期长短排得靠后。这是我们的读法，不是民调的结论。改革的范围其实有限：缩短任期的同时，总统的权限没有改变；有人主张任期缩短要配套调整议会的权限，这次没有包括。

吸收还是改写　这件事对各学派的考验，是怎样处理“制度改了一个数字，是不是真改了什么”。半总统制的框架，面对任期缩短，倾向于把它读成体制内部的微调，类型还是半总统制，这是改名式的吸收：现象被命名为“调整”。批评的读法认为这一改动加强了总统在体制中的分量，议会的权重相应下降，学界有人用“总统化”一类概念来概括这类趋势，这是分叉的苗头，但还不足以成为独立学派。国家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框架则倾向于认为，选举日程只是技术，国家的连续性是更深的东西，这是免检式的处理。用SDE的话，任期的长短是已经显露的S，而总统与议会之间的“令”与“从”，每一次选举都要重新长一次。五年任期把两次生长的时间拉近了，但它们是不是长到一起，并不由这一条规定决定。这是我们的读法。三种吸收在这里排得很整齐。免检：低投票率被读成共识。改名：共治消失被读成制度的正常化。先验：总统居于体制中心，本来就是第五共和国的出发点，任期长短是细节。唯一动了地方的是日程：实践把时间表改了，理论的起点没改。还可以补一个测量层的问题：30.2%的投票率，在法国的全国性公投里属于很低的一档，比较研究里常把这当作议题距离感的信号，但这是解释，需要别的证据。半总统制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政体依赖的影子：它以第五共和国的某种运转状态为样本，样本变了，概念的边界却很少被重划。

旁证　同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的思路；4月，日本小渊惠三病倒，森喜朗继任首相。

第 91 章

2001　美国：9·11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1年9月11日，四架被劫持的客机，两架撞上纽约世贸中心，一架撞向五角大楼，一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约三千人遇难。9月14日，国会两院几乎一致授权总统使用武力：参议院98比0，众议院420比1，总统9月18日签署。10月，美国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10月26日通过《爱国者法》；2002年11月设立国土安全部；2004年发表9·11委员会报告。那一年美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和确定感，其次是对这件事的解释。10月炭疽邮件事件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不安，也推动了公共卫生与邮政安全方面的措施。对美国人来说，这件事不止是安全，还有本土从来没有被这样打到的震动。袭击之后，集会、捐款、挂国旗和志愿服务大量出现；总统支持率短期大幅上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里叫“聚旗效应”，早在1970年代就被穆勒提出。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为主流，用调查数据、模型与博弈来研究选民、国会、官僚。国际关系里，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足鼎立。比较政治学则有“转型”、“国家能力”与“失败国家”等概念。此外在公共领域有两个有影响的大叙事：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和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述。官僚政治研究从古巴导弹危机的分析开始，就强调政府不是一个整体行动者，而是许多部门的组合。这些都是公开的框架，我们不替任何一位学者写原话。还有两个常被引用的框架：一个是国会研究里总统权力与战争权力之争，1973年的《战争权力决议》是它的法律载体；另一个是公共政策研究里的“焦点事件”概念，说明重大事件会打开政策窗口，让原先搁置的方案获得通过。学界内部也有一点反思：怎样在没有预测的情况下继续做研究，有人主张多做情景推演，有人主张多做历史比较。后一个框架给出的预期，恰好与此后几个月的立法速度吻合。

预测与实践记录　按记录，主流框架并没有把“非国家行为体对本土发动此类袭击”当作主要的预测对象。袭击之后，实践有几条线：一是军事行动，对象从组织扩展到收留它的政权；二是国内安保体制的重组，包括信息共享、边境与航空安全；三是公民自由与安全之间的重新称量，这条线的争论至今没有停。9·11委员会的结论强调了机构之间信息没有打通。把这些放在一起，实践反过来影响了理论：此后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里，关于非国家暴力、国家能力和情报体制的研究显著增加。测量层上有几组公开读数可记：总统支持率在袭击后短期内明显上升；民调显示多数人愿意接受更严格的安检。这些读数反映的是当时的情绪，不宜当作长期偏好的证据，这也是本书的一条通则：统计读数不进考核。至于联邦政府的重组，国土安全部把二十多个原有机构并入一个部门，这是公开的事实。2001年12月，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倒台，这是联盟行动的短期结果；之后的长期部署与撤出，是更晚的事，本节不展开。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节的意义重心压在“幸福”里的安全一端，其余两端都被重新称了一次：自由被重新衡量，哪些可以让出来换取安全；创造转入技术与制度，监控、情报、边检的创造性投入。国家实践的选择，是把保护放在最前，国会的几乎一致授权说明了当时意义共识的集中度。“自由”一端的重新称量，在公共领域表现为对监控范围、拘押期限和审讯方式的争论，争论双方说的都是自由和安全：一方说没有安全就谈不上自由，另一方说为安全让出的自由未必换得回安全。这是两种意义权重的对撞，没有统计数字可以裁判。

吸收还是改写　现实主义面对非国家行为体，常见的处理是改名：把它读成“失败国家”的外溢，国家仍然是主要单位。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平论，则被延伸成“促进民主可以减少暴力”的政策叙事，这是把异象吸收进了自己的起点，值得留意的是，这一延伸在2003年的事件里受到了考验。文明冲突的论述在当时被广泛引用，它的处理是先验的：既然文明是基本单位，冲突就按定义成立。建构主义则分叉出了对“反恐战争”这个说法本身的分析，问它怎样造出敌我身份。四条路径各自的起点，一个都没有改，它们各自吸收了同一件事。SDE的读法是，这件事把一批原本散在各处的条件，缠成了一个突然的显露，而各学派的框架，都是在事后才把它们排成因果。这是我们的读法。还要补一条：理性选择一路对恐怖主义的分析，把恐怖组织当作在约束下做选择的行为者，计算成本与收益，这是把新异象放进旧模型的做法，属于改名式的吸收；与它并行的，是对激进化过程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那是另一套预设。两套预设各自积累材料，没有合并。

例外检验　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学派预测到”的异象。我们的做法是：只记录各派在事后怎样吸收它，不在事后假装它们曾经预测过；这也是本书的诊断自己的考试之一。更准确地说，预测的缺位发生在两个层次：一是事件本身，没有学派说它会发生；二是事件的类别，没有学派把“非国家行为体的本土袭击”列为一个主要变量。第二个缺位更值得记，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此后研究议程的转向。

旁证　2000年大选争议：2000年11月7日大选，佛罗里达州成为决胜点，最终票差只有五百多票；12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定停止重新计票，布什得选举人票271张，高尔266张，高尔的全国普选票多出五十万以上。

第 92 章

2002　中国：十六大与“三个代表”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两千一百多名代表出席；11月15日，十六届一中全会选出胡锦涛为总书记，江泽民仍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这个思想最早在2000年2月于广东提出：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会还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年的需要，我们读成两个：一是在经济成分和社会阶层都在变多的时候，让党的理论跟得上；二是在领导层交接的节点上，保持连续。同一时期的实践语境里，西部大开发已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在部分地区试点。报告的主题，用党的话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同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写在一起。这些都是公开文本，我们只记事实，不评价。2002年还有一个具体背景：2001年12月加入世贸之后，国内要按承诺调整大量法规与做法，企业与政府都要面对更开放的环境。这使得党的理论如何回应开放条件下的社会变化，成了一个现实问题，而不只是理论问题。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中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是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每一次实践上的新局面，会形成新的提法，新提法又进入理论序列去解释下一步的实践：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国内学界围绕这一时期有几条线：执政党建设与执政能力，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化，政治发展的路径，民主集中制的运作。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也有几套框架：现代化理论预期，经济发展会带来中产阶级，进而带来政治参与要求；法团主义的视角，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威权韧性”这个概念，则是在这个时期前后被提出来描述党的适应能力。我们只写框架，不替学者编原话，不评价制度与人。国内学界在这个阶段的研究，还有一条是关于“政治文明”的讨论：十六大报告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学界围绕这个提法做了不少阐释。国外的中国研究在这一时期有几种读法并存：一种沿用转型论，询问中国处于转型的哪一阶段；一种沿用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询问党的适应怎样发生；还有一种跳出两者，把中国当作一个独立的案例来研究。三种读法的区别是预设的区别，不是材料的区别。

预测与实践记录　现代化理论一类的预期，是新的社会阶层成长之后，会形成独立的政治诉求。公开记录里，实际的路径之一是：2001年7月1日的讲话之后，十六大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纳入党的组织范围，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与社会基础的表述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是对党自身定义的调整。在研究文献中，有学者对私营企业主做了调查，观察他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综合起来，预测与实践的关系是：理论预期的是外部组织的出现，而实践出现的是党自身的向外延展。哪一种读法更能解释后来的事，学界至今有不同意见，本书不判断。外部的记录里，另一类是对基层的调查：村民自治、基层选举、政务公开，是研究者长期观察的对象，各家的读法差别也大：有人看到的是参与的扩大，有人看到的是国家在基层的再嵌入。两种读法都有材料，这又一次说明，同一批事实，在不同预设下，会被排成不同的因果。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年的意义中心放在“创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整个叙述的出发点；“幸福”由“根本利益”和“小康”来表达；“自由”在这个叙述里不是主线，更多是以权利保障的形式在别处出现。这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实践主流是建设：创造”的读法是一致的。理论的意义预设，是“人的全面发展”，实践的选择，则是先发展，再分配。两者要分开读。还要看一个层面：“小康”这个词，我们读成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档幸福，它比“富强”更日常，也比“幸福”更具体。国家层面的意义选择，是在创造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幸福一端的权重，这是我们对公开提法演变的读法。

吸收还是改写　现代化理论遇到这件事，做的是改名与分叉：一部分研究者把它改称为“威权韧性”，意思是原有的政治体制并不因经济发展而必然改变；另一部分人更细地讨论吸纳、协商等机制，后来分叉出“协商威权”一类的说法。这些都是外部学派的吸收，起点没有变：社会被预设为现成的力量，国家被预设为要么回应要么压制。国内的“互相解释”则是另一种机制：实践长出新局面，理论把它收编，再回头解释实践，这里实践对理论有一种回写。用SDE的话，这就接近“让回写改写起点”：每次实践的显露，都可能改写下一次理论的起点。这是我们的读法，是否比外部学派多解释了异象，留给后面的事去检验。要提醒的一点是：国内的互相解释机制，与外部学派的政体依赖，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比较。前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政治过程，后者是研究者的分析框架。本书把二者并排，是为了看清各自的起点，而不是比较优劣，也不替任何一方做政策表态。还有一点可记：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一次，这是一项有规律的安排，研究文献常借此观察政治周期，比如政策节奏与会议日程的关系，这属于解释层的研究。回写这个词，是我们借来描述机制的，不是对某个具体决策的评论。

旁证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第 93 章

2003　英国：伊拉克战争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3年3月20日，美国领导的联军开始入侵伊拉克。两天前，3月18日，英国下院以412票对149票通过政府动议。在此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在2002年11月通过了第1441号决议，联合国监核视委的负责人布利克斯在3月报告了检查的进展，但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国、德国政府公开反对入侵。当时英国的需要，是在大西洋两岸的同盟关系与对联合国秩序的承诺之间做出选择，同时对“威胁是否迫近”作出判断。3月17日，下院领袖库克辞职，表示不同意这一方向。更远一点的背景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制裁和武器核查，核查在1998年中断；2001年之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与伊拉克的关系进入公共辩论。2002年9月，英国政府公布了关于伊拉克武器的情报文件，成为此后争论的焦点之一。英国国内的反对，也不只是党派之争，还牵动法律界、情报界与军方的意见；战争合法性的法律意见，当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议会研究和威斯敏斯特模式是最主要的框架：议会主权，内阁集体责任，多数党执政。传统上，宣战和派兵属于王室特权，由政府行使，不需要议会事先批准；2003年的投票在后来的讨论里常被说成一个先例，但是否已经形成惯例，是后话。核心行政研究讨论首相、内阁与顾问圈之间的权力关系，有人用“首相总统化”来概括这类趋势，这是公开的学界争论。国际关系里的“英国学派”强调国际社会、规范与干预的问题；自由干预主义则在英国的政策圈里有一定影响。威斯敏斯特模式里还有一个常被谈到的概念：大臣责任与集体责任。内阁成员对政府的决定共同负责，不同意者应当辞职；库克的辞职，正是这个规则的一次实际运用。因此，同一件事，既可以拿来证明规则在运转，也可以拿来证明规则靠个人的决断才能运转，取决于你从哪里起手。议会研究者另有一个常用的区分：议会的“辩论”与议会的“决定”。2003年3月下院的辩论被广泛报道，但辩论的充分与结果的走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预测与实践记录　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传统预期，内阁集体决策和议会辩论，会对战争决定形成一定的制约；按照核心行政研究的预期，首相的位置足以让他主导议程。实践的记录是：政府以下院多数通过了动议，工党内部有相当数量的议员投了反对票，库克辞职。后来的几次检讨：2004年的巴特勒报告审视情报，2016年7月的奇尔科特报告则得出结论：和平的办法当时没有用尽，战争并非最后手段。这条记录说明，制度程序走完了，并不等于判断被检验过。测量层上，战前英国国内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战争的支持随“有没有联合国的第二项决议”而变化；2003年2月中旬伦敦有大规模的反战游行，组织方与警方对人数的说法不同。这些读数反映的是当时的情绪，我们不引用具体数字。战争的短期军事结果，政权在数周内倒台，与长期的稳定化任务之间，评估出现了落差：占领后期的安全局势、重建与政治进程，成为此后几年里英国国内争论的主要内容。2009年，英国启动奇尔科特调查，2016年发表报告。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节的论证，是把“自由”和“安全”放在中心：让伊拉克人摆脱旧政权，让英国人和世界摆脱一种被认为迫近的危险。“幸福”以安全的形式出现，“创造”几乎不在场。国家实践的选择，是同盟与干预。理论的意义预设和实践的选择在这里分得很开：威斯敏斯特模式的意义预设是问责，而此事真正拉扯的，是问责之外另一端的安全。“自由”一端也有分歧：政府的论证把伊拉克人的解放放在前面，批评者认为战争本身带来的伤亡与动荡，与自由的目标相冲突。两种说法谈的是同一个词，意义权重的差别，决定了结论的差别。

吸收还是改写　威斯敏斯特模式遇到这件事，三种吸收都出现了。免检：议会通过了，就是制度正常运转。改名：反对声音被读成“执行与判断的失误”，而不是模型的问题。先验：既然特权属于政府，程序上就没有缺口。分叉：后来围绕“战争权”的宪法讨论，要求让议会有明确的事先批准权，这是一个正在长出来的新方向。核心行政研究的路径，则是把这件事读成首相权力的又一个例子，起点不变。用SDE的话，这里的缝隙在E：情报、盟友关系、国内政治压力是缠在一起的条件，D是一系列的事先商议与表决，S是显露出来的“开战”。程序只管S，不管E和D怎样走到那一步。这是我们的读法。国际关系的框架也受到考验。自由干预主义预期干预能带来更好的秩序，现实主义预期干预会超出预算和能力，英国学派则强调国际社会的规范要求。三种预期在此后几年陆续被拿来对照实际发生的事，每一种都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也都能给不利的材料找到解释：比如把它读成执行错误，或读成条件不具备。这正是政体依赖的样子：起手时预设的政体保住了，异象被改名为参数。威斯敏斯特模式内部也出现了自我修正的迹象：战争之后，议会对外交与国防事务的质询、对情报的监督安排被重新讨论。这是一种从实践回到制度的回写，只是它改的是做法，没有改模式的起点。

旁证　同年3月，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春季，中国内地和香港经历了非典疫情。法国、德国政府公开反对入侵伊拉克。12月，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被美军抓获。

第 94 章

2004　法国：头巾法与世俗原则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4年3月15日，法国总统签署第2004-228号法律，禁止在公立中小学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2004年9月新学年起施行。事情要从1989年说起：克雷伊三名女学生因不肯摘下头巾被学校开除，同年11月27日，最高行政法院出具意见，认为佩戴宗教标志本身不违反世俗原则，但张扬的、带挑衅性的可以限制。2003年7月，总统成立斯塔西委员会，12月11日提交报告，建议立法；2004年2月10日，国民议会以494票对36票通过，31票弃权。当年的需要，是给学校一个说得清楚的规矩。这件事的另一层背景是学校的位置。法国的公立学校，从19世纪末起被设计成培养共和国公民的地方，世俗、免费、义务三条一起写进了教育制度，因此，学校里的符号问题在法国从来不是小事，它碰到的是共和国最看重的一个制度。委员会的报告还涉及其他事项，例如公共服务中的世俗要求，但公众与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学校里的头巾。法律文本很短，只涉及公立中小学的学生，大学与私立学校不在其内；对学生的要求，是不得佩戴明显表明宗教归属的标志，违反者先对话再处理。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国家与结构这条线在这里很明显：共和主义强调每个人先是公民，不以所属群体的身份与国家发生关系；世俗原则以1905年政教分离法为起点，国家不承认也不资助任何宗教。历史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追溯世俗原则的形成与变迁；也有学者研究欧洲的穆斯林，讨论宗教的个体化与全球化。对照的框架来自英美：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少数群体的承认与权利，有学者提出，承认本身是一种政治需要。这些都是公开的主张，我们不替任何人写原话。宗教社会学的框架里，有一个常被用来描述法国的区分：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消失，而是宗教退出公共权力的运作；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概念是宗教的可见性，即宗教在公共空间里出现的方式。2004年的争论，恰好落在这两个概念的缝上：权力要退出，可见性该不该一并退出。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共和主义一路的预期是：学校作为共同的空间，把宗教差别暂时放在门外，会让共同体更完整。多元文化主义一路的预期则是：禁令会让一部分学生与学校疏远。实践的记录里，法律生效后，学校的争议大多转入具体个案的处理。法律之后，围绕世俗原则的争论并没有结束：2010年又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遮盖面部的法律（2010年10月11日公布，2011年4月11日起施行），把这条线延伸到学校之外。这一节的实践记录，不适合用“成功”或“失败”来写，因为两派预期的东西本来就不同。欧洲其他国家对头巾与宗教符号问题也有各自的处理，做法差别很大，从不干预到在特定岗位上限制不等，这使法国的做法成为比较研究里常见的对照。测量层上，教育部门与研究机构对学校内涉及宗教符号的个案做过统计，各年的数字起伏，口径也不同，这里不引用。能写的是：法律出台的同一年，法国还有关于移民、郊区与教育的大讨论，头巾只是其中一条线。把头巾单独拿出来评价这部法律，容易忽略其他条件。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节里，三者的权重在两派之间对立得最清楚：支持者把“自由”读成免于压力的自由，学校要保护学生不被家庭或群体施压，同时把“平等”和“共同体”放在里面，这是“幸福”的一种形式；反对者把“自由”读成表达与信仰的自由，要求承认差异。“创造”在这里几乎没有位置。国家实践的选择，是把共同的公民身份放在第一位；而理论的意义预设（共和主义的公民）与此是吻合的，这也是此节的特点。平等一端也值得说：支持者认为，禁令对所有宗教符号一视同仁，保护的是平等；反对者认为，实际受影响最大的是一个群体，平等在实施中打了折扣。平等不在我们的三项意义里，它是三项中任何一项的实现条件，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背后读。

吸收还是改写　共和主义遇到少数群体的抗议，常见的处理是先验的：按定义，学校属于公民的共同空间，所以符号不属于这个空间，这条定义本身不接受检验。多元文化主义遇到禁令，处理是改名：把它读成对少数群体的歧视，用承认失败来命名。分叉的苗头，则是对世俗原则本身的内部区分，有人在原则之内分出更宽松与更严格两种读法。三派的起点各不相同：共和主义预设的主体是抽象的公民，客体是统一的公共空间；多元文化主义预设的主体是带着群体身份的人，客体是承认的制度。SDE的读法是，一个头巾，同时落在“令”与“从”、规则与身份、家与学校的不同接缝里。每个学派抓住其中一条，都看到了真东西，也都留下了另一条。这是我们的读法。此后的讨论中，“世俗原则”这个词在不同阵营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有人把它读成保护个人信仰自由的框架，有人读成限制宗教在公共空间出现的原则。同一个词，两种方向，说明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各学派预设的容器；改变它的含义，比改变它的法条更容易。SDE的读法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如果头巾在学校里引发冲突，说明在“令”与“从”之间，有一条没有被说出来的接缝，把它写成法律只是处理了S的层面，D和E仍然需要在学校、家庭和社区里慢慢长。这是我们的读法，不是对法律效果的评估。

旁证　同年3月14日，中国全国人大修宪，把“三个代表”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11月2日，美国大选，布什连任。同年5月1日，欧盟迎来十个新成员国。

第 95 章

2005　德国：默克尔上台与大联合政府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5年5月22日，社民党在北威州选举中失败，总理施罗德随即宣布提前举行联邦大选。7月1日，他故意在信任投票中输掉，151票赞成、296票反对、148票弃权，总统随后解散联邦议院。9月18日大选：联盟党得35.2%，226席；社民党34.2%，222席；自民党9.8%；左翼党8.7%；绿党8.1%。没有一方能组成多数。10月10日，联盟党与社民党同意组成大联合政府，由默克尔出任总理，十六个内阁席位对半分，社民党拿了外交和财政；11月22日，联邦议院以397票选举默克尔为总理。当年的需要，是在一个选票分散的局面里，找到能运转的多数。还要补一句背景。施罗德任内的“2010议程”改革，涉及劳动市场和失业救济，在社民党内部和选民中引起强烈反应，一部分前社民党人加入了新成立的“选举替代”组织，这正是后来与民社党合流为左翼党的来源之一。所以2005年的提前大选，不只是对政府的表决，也是对一轮改革成本的表决。因此，提前选举在德国不是想办就办：总理不能自己解散议会，只能通过信任投票失败，由总统决定是否解散；总统在7月下旬决定解散，随后有两位议员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异议，法院在8月25日以七比一驳回，认为总理判断自己已难获多数支持，评估空间较大。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国家学与法治国是底色，《基本法》对政府稳定设计了不少保险，比如只有选出继任者才能罢免总理。政治学里有几个重要概念：沙尔普夫提出的“政治纠缠”，描述联邦与各州共同决策、容易陷入僵局；卡岑斯坦把战后联邦德国称为“半主权国家”；施密特等人用“大联合国家”来概括德国制度中必须与反对派合作的倾向；利普哈特的共识型民主，把德国放在偏共识的一端。这些概念的归属，我们不替作者写原话，只写框架层面的主张。政党研究里还有“人民党”的概念，指能吸引各阶层选民的大党，战后长期是联盟党与社民党；2005年两个大党合计得票约69.4%，低于2002年的七成七，这一点也进入了当年的讨论。联邦德国的联盟政治还有一个传统：联盟协议是一份很长的文本，把各部委的分工、各党的重点事项写得很细，这使大联合的运转更像是对一份合同的执行。

预测与实践记录　竞选之初，联盟党在民调中领先社民党二十个百分点左右，投票前一周仍多在四成以上、领先约九个百分点，实际结果35.2%对34.2%，几乎持平。这是测量层的预测失误，原因本书不下判断。预期方面，“政治纠缠”一路认为，联邦院与联邦议院的多数不一致时，改革很难；大联合政府在两院都有多数，被寄予了解开僵局的期望。实践的记录是：2006年通过联邦制改革，调整联邦与各州的职权；2007年起增值税从16%提到19%，同年议会通过法律，退休年龄自2012年起逐步提到67岁。后两项在竞选时并不是联盟党的主张，其中的曲折，当年的评论各有读法。关于总理选举里的397票，也值得读：联盟党与社民党合计有四百四十八个议席，397票意味着约五十位议员没有投他的票，而选举是无记名的。这说明，大联合的多数是在议席上算出来的，却不一定在每个人心里。默克尔成为联邦德国第一位女总理，也是第一位在民主德国长大的总理，这两点是公开的事实；它们在当时的评论里被反复提及，但并不改变制度运转本身。这类“第一次”是否改变了制度规则，不是本节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记事实。2005年的另一个测量层事实是小党的位置：自民党取得199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左翼党以新的名字进入联邦议院，绿党留在议院里。五个党的格局意味着，传统的“一个大党加一个小党”组合，在这次选举里算不出多数。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节的意义重心在“幸福”里的稳：不再来回拉锯，社会保险、劳动市场、税收的重大方向在大联合的框架里一起走。“自由”在这一年的选举辩论里，体现在对基尔霍夫提出的统一税率的争论上。“创造”以改革和竞争力的名义出现，但不是这一年的主角。国家实践的选择，是用共识压过竞争。具体地说，“幸福”在这里主要是社会保障与劳动市场的安全感，联盟协议里关于养老、医疗和税收的重大安排，都是为了让多数人感觉不会被突然甩出去；“自由”在2005年更多体现在对税制公平与企业负担的争论里。

吸收还是改写　“政治纠缠”一路面对大联合，处理是改名：大联合是解开纠缠的一种方式，概念保住了。共识型民主的论述，则把它看成体制本性的体现，起点是“社会是分裂的，需要协商”，这是先验的处理。新的变化是五党格局：左翼党进入之后，不再是两个大党加一个小党的老结构，传统的“两大块”描述需要增补，学界用“多党体系”一类的说法来描述，是分叉的苗头。我们的SDE读法是：选票的分散是E，缠在一起的是区域、阶层、历史记忆这些条件；大联合是D走出的一条路；S显露为一个以对半内阁为样子的政府。它是不是稳，要看后面的事。回头看，大联合还给学派留下了一个问题：当两大阵营一起执政，选民表达反对的出口在哪里。有的框架把这看成体制内的缓冲，有的看成反对力量流向别处的原因，对左翼党的读法也是如此。这属于解释层，各家读法不同，我们只记有这些读法。沙尔普夫的政治纠缠框架在另一个意义上受到考验：如果大联合在联邦院也有多数，纠缠理应缓解；但纠缠的另一个来源是各州的利益，这与党派多数无关。2006年联邦制改革的讨论，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

旁证　2005年5月29日，法国就欧盟宪法条约公投，反对者约54.7%，投票率约69.4%；6月1日，荷兰公投，反对者约六成。条约未能生效。条约的失败，使此后欧洲的制度建设改走另一条路，细节属于更晚的事。

第 96 章

2006　日本：安倍首次组阁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是战后出生的第一位首相，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继续。上一年，参议院在8月8日否决了邮政民营化法案，小泉纯一郎当天解散众议院，9月11日举行邮政解散选举：自民党拿到296席，与公明党合计327席，达到三分之二。2006年的需要，是小泉长期执政之后，如何接得住这笔政治资本。安倍提出的方向有“美丽国家”，他主张修改宪法，修订教育基本法，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这些在2006年底到2007年初相继推进。安倍上台的路径，是先任自民党干事长、官房长官，再在2006年9月的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接替任期届满的小泉。这个次序本身带有自民党传统的味道：由党内的位置一级一级走上去。同时，他是在小泉大选的巨大胜利之后继任的，接过的是一个议席很多的执政联盟，这是他既有的资源，也是他的约束。当时的外部环境里，对朝鲜政策、尤其是绑架问题，在日本民众中关注度很高，安倍此前因在这个议题上的表态而为公众所知；2006年10月，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同月安倍先后访问了中国和韩国。教育基本法也在2006年12月修订（12月22日公布），这是1947年制定以来的首次修订。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自己的政治学传统，有官僚与政党体制研究两大块。一边是官僚主导论：战后高速增长期，官僚机构在政策制定里起主导作用；另一边是政党优位论：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和族议员在决策中越来越重要；也有“模式化多元主义”这样的概括。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在1996年首次使用，学界开始讨论党首权力的增强、派阀的衰弱，以及首相官邸主导。这些是公开的框架，我们只写框架，不替学者编话。政治学家对自民党一党优位的研究，还有一条线是派阀：几个派阀轮流出总裁、分配大臣职位，是战后很长时间里自民党的运转方式。1990年代以后这个机制被削弱，小泉组阁时对派阀推荐的人选不再照单全收，成为被广泛讨论的事。政治过程研究里还有“官邸主导”的概念，指首相官邸而非党内的政调会或官僚机构成为政策的中心。2001年的中央省厅改革增强了内阁官房和首相的辅佐机构，这是官邸主导的制度基础，学界对这一点讨论较多。

预测与实践记录　制度研究的预期是：小选区制会推动政党集中，让党首更强，派阀更弱。2005年的邮政解散选举，常被拿来当作这个预期的实证：小泉把党内的反对者排除在外，另派候选人对垒，选举获胜。2006年的实践记录则更复杂：安倍组阁时有较高的支持率，但1年内就失去了；2007年7月29日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败给民主党，成为参议院第二大党，9月安倍辞职。同一个制度，同一个党，小泉与安倍的结果差别很大。这说明制度提供的是可能性，而非保证；个人、议题、党内关系，都是同等重要的条件。2006年底，防卫厅升格的相关法案获得通过（众议院11月30日、参议院12月15日通过，防卫省于2007年1月9日成立），安倍的议程在第一年的立法层面，并非没有进展。同年前后，日本经济处于一轮持续多年的景气扩张之中，有人称之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的好转是安倍开局时的背景条件之一。2007年的结果，至少有三类读法。一类强调议题，年金记录问题引起选民不满；一类强调内阁，个别阁僚接连出事；一类强调个人，首相的领导方式。三类读法各有材料，这里只记它们的存在。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节里，安倍的议程把重心放在“归属”：教育、宪法、防卫，说的是日本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更接近“幸福”里认同的一端，也带着“自由”里国家自主的意思。“创造”虽然也在，但是以国家形象的方式出现。小泉的邮政选举，则更接近另一个意义选择：改革。国家实践的选择，在战后与追赶之后之间转了方向。理论的意义预设与实践的选择，这里不必强行统一。还可以把小泉和安倍并排看：小泉的推动力是“改革”，把邮政这个具体制度当作靶子，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意义选择；安倍的推动力是“归属”，把教育和宪法当作靶子。同一个政党，一年之内，两个首相各自押了不同的意义。

吸收还是改写　官僚主导论遇到党首主导，处理是改名：官僚的作用没有消失，只是在“官邸”这个新名字下换了角色。政党优位论遇到邮政选举，处理是分叉：不再只看党内的族议员，更多看党首、官邸与选民的直接关系。制度研究的预期被2007年的结果部分地冲淡，学界的读法偏向于：党首主导有条件，条件之一是选民对议题的认同，这属于测量层与解释层之间的争论，我们只记有这种读法。SDE的读法是，党首权力是一个显露出来的S，但它是在“令”与“从”之间长出来的：令的内容变了，从的人群也变，S就跟着变。这是我们的读法。同一个条件放到不同学派里，便得到不同的结论。理性选择一路看选民对议题表现的奖惩，因此2005年与2007年的相反结果，被读成同一个机制的两面；制度主义一路看首相的权限，因此被读成权限有边界；文化一路看日本政治里协商与共识的传统，因此被读成强势领导难以持久。三条读法都能自圆其说，说明这件事没有判决性的证据，这对任何单一学派都是提醒。要补一点：这些读法里没有一个是关于意义的，它们都在问谁有权、谁得票；而安倍与小泉的区别，在意义上很清楚。这正是政治学里的一个缺口：权力的有无被反复分析，权力往哪一边用，被留给了价值判断。我们把这个缺口记在这里。

旁证　2005年9月11日，小泉的邮政解散选举，自民党赢得296席，与公明党合计超过三分之二。

第十六编
2007—2016：危机、广场与民粹
编序

本编十节，一年一节，从 2007 年到 2016 年。每节先写当年的意义需要，再写当时在用的学派与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学传统，然后是预测和实践的记录、意义中心，最后看异象被吸收还是被改写。

本编各章：

  • 第 97 章　2007　法国：萨科齐当选
  • 第 98 章　2008　美国：雷曼倒下与奥巴马当选
  • 第 99 章　2009　日本：民主党政权更替
  • 第 100 章　2010　英国：联合政府
  • 第 101 章　2011　日本：3·11与福岛
  • 第 102 章　2012　法国：奥朗德当选
  • 第 103 章　2013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一带一路”
  • 第 104 章　2014　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
  • 第 105 章　2015　德国：难民危机
  • 第 106 章　2016　英国：脱欧公投

下编结语这样概括这十年：“危机之后，幸福的保底和分配走到台前。”

第 97 章

2007　法国：萨科齐当选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7年的法国人心里压着几件没有了结的事。两年前，郊区接连发生骚乱；同一年，法国选民在公投里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失业率多年居高不下，年轻人找第一份稳定工作很难。社会里同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说，老办法走不下去了，要换个活法；另一种说，换可以，别把已有的保障换没了。我们的读法是，这一年法国最缺的意义，是“秩序与新开始”：要安全，要有活干，也要有人把话说得干脆。这两件事一旦同时摆上台面，谁能把“变”说得不吓人，谁就占了先手。落到普通人的日子里，这就是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不想天天担心门口的治安，也不想明天丢了工作，但我也不想听人讲一套我听不懂的大道理。竞选的头几个月，两位主要候选人都在回应这一类心情，一位以前做过内政部长，习惯用硬朗的口气谈秩序与移民；另一位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总统决选的女性候选人，她更多讲倾听与参与。两种口气，对应的正是同一份需要的两面。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政治学有自己的底色。一条线从托克维尔那里来：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提出，大革命看似断裂，国家集权的做法却一路延续。这条线养出了法国学界对“国家与结构”的偏爱，研究者习惯先问国家是怎么长成这样的，再问谁坐在上面。第二条线是官僚与组织研究，克罗齐耶一类学者写过法国行政体系里层层规矩带来的僵硬。第三条线是选举与政党研究：迪韦尔热总结的选举制度与政党数目的关系，两轮多数制的研究，还有专门做选举社会学的研究中心，长年记录哪类人在哪一轮投给谁。再加上第五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总统直选，总理对议会负责，学界常把它叫作半总统制，这个词也出自法国学者。美国式的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在法国一般被当作一种工具来借用，不算主流起手式。这些框架的共同点是：先看制度和阶层怎么排布，再看人怎么选。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记下：法国学界对“左”与“右”这根轴线的运用格外熟练，几乎每一次选举都会先问，这一票是沿着左右轴投的，还是跳出了左右轴。2007年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第一轮里居中的贝鲁拿到了接近五分之一的票，这给“左右轴够不够用”留了一个小小的疑问。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2007年4月22日第一轮，萨科齐得票31.18%，罗亚尔25.87%，贝鲁18.57%，勒庞10.44%，投票率83.77%。5月6日决选，萨科齐53.06%，罗亚尔46.94%，投票率83.97%。他于5月16日就任。选举制度那一派的预期很直接：两轮制逼着选民在第二轮把票收拢到左右两个阵营，所以关键在谁能吸收中间派和边缘派的票。事后的一种常见说法是，萨科齐的治安与移民主张把一部分原本投给极右翼的选民收了过来；另一种说法从理性选择出发，把贝鲁的选民看作位置居中、第二轮才被迫表态的一群人。结构那一派则提醒，总统选举之后紧跟着议会选举，五年任期与选举日程同步后，新总统手里的资源比过去更集中。实践上，萨科齐在竞选中主张精简公共部门开支、降税、简化欧盟条约并交议会批准，上任后这几条里有的推行得快，有的碰了墙。2008年他推动修宪，写入总统连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限制；7月21日凡尔赛两院联席会议以539票对357票通过，只比五分之三门槛多一票。同年秋天金融危机来袭，原有的施政日程被冲乱。预测和实践的关系，在这一年大体是对得上的：选举制度的逻辑被验证，具体能做成多少事，各派说法不一。另有两处可以顺手记下。一是罗亚尔作为第一位进入决选的女性候选人，选后她所在的社会党内部立刻展开了关于路线与领导的争论，这属于党内政治，这里不展开。二是欧盟的新条约：2005年公投否决宪法条约后，萨科齐主张把简化的条约交由议会批准而不再公投，此后2007年底签署的《里斯本条约》，确实走了议会批准的路径，2008年2月4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先通过了为批准条约所需的修宪，2月7日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分别表决批准。这件事在学界的读法是：同一个议题，用公投还是用议会来决定，本身就是一次选择，会改变结果的政治含义。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竞选里最响的词是工作、秩序、国家的体面，落在意义上，中心是幸福里的“安全感”和创造里的“干活的机会”，自由放在第三位。换成理论层面的话说：法国的国家与结构传统，把平等与秩序摆在前面，国家实践在这一年也没有离开这个传统，只是在“工作”与“秩序”两个词上加重了口气。需要补一句：这是对这次选举里被听见的诉求的读法，不是对萨科齐个人或任何选民的诊断。

吸收还是改写　这次选举对各派的考验不大，因为结果落在每一派都预料得到的范围里，没有逼谁改起点。更有看点的是各派怎样吸收“罗亚尔为什么输”。选举制度派说，输在第一轮没有拿够中间票，这是在原来的路里加了一个参数，属于改名。行为与选举社会学派说，投票行为沿着职业、地域、宗教这些老变量排布，部分选民投票的方向变了，变量没变，这是免检。国家与结构派说，法国的政治早已被总统制的集中结构定了调，换谁坐上去都得面对同一台机器。三种说法没有一个需要改写自己的起点，一个都吸收得下。我们的读法：它们都以“已显露的结构”起手，先看制度排布，再看选民落点，走的是从S到D的一条路；选民在那几个月里缠在一起的东西，比如对安全的焦虑和对工作的不安，在这些框架里只以“议题”这个壳子出现，没有被放进起手的位置。如果换一条路来读，起点就不一样了。把E放在前面：2005年的郊区骚乱、公投否决、年轻人的失业，这些东西早就缠在一起，缠成了一种“没人说得动谁、也没人肯听谁”的局面；然后是D，也就是2007年春天那几个月里，候选人一句一句把“令”说出来，选民一票一票把“从”递回去；最后才是S，决选里53.06%与46.94%的那条线。这样读，权力就不是萨科齐“拿到”了什么，而是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最后稳成一个就任日期。这是我们的读法，并不是说原有学派读得错，只是它们没有走这条路。

旁证　同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9月辞职，日本政局进入一年一换首相的阶段；美国的次贷风险在夏天开始显露，一年之后成为下一节的主角。

第 98 章

2008　美国：雷曼倒下与奥巴马当选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8年的美国人先后经历了两件事：一件是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信贷市场骤然冻结；另一件是11月4日选举，一位黑人参议员当选总统。这两件事放在同一年，意义需要很明显：第一是“保住饭碗和房子”，这是最底层的幸福需要；第二是“有人对这件事负责”，要求有说法；第三是“换一种可能”，对多年战争和经济下行的疲惫催生了对新开始的渴望。我们的读法是，这一年美国社会的意义重心从“创造的自信”一下子移到了“幸福的保底”。想一想一个普通家庭的账本：房贷还在继续，退休金账户在缩水，孩子的学费要交，单位里传出裁员的消息，这些东西并不需要经济学教材来解释，却足以决定一个人那年秋天把票投给谁。到了10月，各州的提前投票排起了长队，新选民登记数目也很大，说明这次选举的参与度被这种不安推高了。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政治学自20世纪中叶行为革命以来，主流是行为主义与计量研究：用民调、投票记录、国会表决名单做数据，找规律。第二条主线是理性选择：唐斯以后，选民、议员、官僚都被当作算账的行动者，国会研究里的委员会制度、总统与国会的博弈，都用这套工具。第三条是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它重历史，看制度怎样一层层叠起来。总统研究里，诺伊施塔特说的“总统的权力是说服的权力”在课堂里读了几十年。选举预测上，有一类依据经济增长与现任总统支持率给出结果的模型，在这一年被反复引用。简言之，美国主流学派的主体预设是会算账的个人，客体预设是可以测量、可以复制的政治行为。这套预设有很大的好处：它让政治学有了可以检验的命题，能同民调、统计放在一起工作。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一个背面：凡是不能被测量、不能被复制的事，比如一场金融危机怎样在几天之内改变选民的心情，就只能被当作背景。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9月15日雷曼申请破产；同日，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在竞选集会上说经济基本面是强的，这句话后来常被拿来说明他的处境。9月24日，他宣布暂停竞选回华盛顿处理救助法案。10月3日，七千亿美元规模的救助方案经国会通过后由总统布什签署。11月4日大选，奥巴马获得365张选举人票，得票率52.9%；麦凯恩173张，45.7%；投票人数创纪录，约1.31亿。各派的预测与解释是这样分布的：经济投票的模型说，经济下行时执政党吃亏，现任总统的党派输掉的可能性很大，这条预期在秋天之前就被写进了不少分析，事后看对上了。理性选择的读法是，选民对经济的评价是最直接的“算账”信号。政治发展的读法则提醒，同一件事在1930年代带来过大幅度的政党格局重组，要看这一次是不是也有结构性的变化。实践上，奥巴马2009年1月20日就职，同年2月17日签署了大规模的刺激法案，2010年又先后推动了医疗保险改革（3月23日签署）和金融监管改革（7月）。这一连串动作，是国家实践在危机后给出的反应。还有一点应当补上：奥巴马竞选的主题是“变”，一个简短的口号“我们能”被反复喊出，既是动员口号，也是对危机里那种无力感的回应。同时，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共和党一方在2010年中期选举里夺回了众议院，茶党运动成为那几年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现象；这些都不是雷曼倒下那一天能够预判的后续，它们说明危机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分几步长出来的。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理论层面，美国主流学派的意义押在自由与创造上，占主导的是个人选择和市场；国家实践在危机里把重心往幸福的保底挪了一步，大规模救助和扩大医保都落在这一端。两边的差，正好说明理论的意义预设和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应该分开读。

吸收还是改写　危机之后，学界里响起过不少问题：为什么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预判不了这场危机？需要说明的是，雷曼倒下首先是经济与金融的事件，政治学没有被期待去预测它；真正落到政治学头上的，是后续的选民反应、监管博弈和党派分化。吸收的方式大概有三条。一是免检：危机被说成“黑天鹅”，是外生冲击，政治行为的规律没变。二是改名：把选民的愤怒读成“经济投票”里的一个强信号，游说与监管俘获读成“代理问题”，旧工具照用。三是分叉：有人转向研究不平等与政治、金融业的政治影响，有人重新读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党派重组。我们的读法：吸收占多数，分叉在边缘。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以“可测的S”起手，先把选民与议员放进一个已经定好的博弈结构里；危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银行、监管者、选民之间缠在一起的那些条件，也就是E，它在模型里常被当作背景，起点没有被动。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银行、评级机构、监管者、购房人、投资人之间，早已缠成一张谁也看不清全貌的网，这就是危机的“缠”；D是2008年那一连串日子，9月15日、16日、24日、10月3日，一个个节点像骨牌；S是11月4日的选票和后来的新法律。这个读法的价值，不在于推翻原有的计量研究，而在于提醒：选民的“算账”是在一个先被冲乱的账本上做的。这是我们的读法。

例外检验　这一年没有哪个政治学学派预判到雷曼会倒，也没有谁预判到一位黑人参议员会在初选里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按我们的诊断，学派不预测“该由别的学科预测”的事，这条不算反例；对政治层面的事件，经济投票模型预测的是方向而不是幅度，这是测量层的统一性，在我们的诊断范围之外。

旁证　同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日本首相由福田康夫换成麻生太郎。

第 99 章

2009　日本：民主党政权更替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09年的日本社会，经历着十几年的低增长、年金记录混乱、非正式雇佣上升和首相像走马灯一样更换。这一年的意义需要，我们读作“有人负责”：大家要看到有一个能说话算数的政府，而不是官僚和派阀之间互相推。创造的需要退在后面，幸福的需要落在儿童补贴、教育、医疗这些看得见的地方。把这个需要放进日常生活里想：一位母亲站在窗口办理手续，被告知这一项归这个部门、那一项归另一个部门；一位老人去查自己的年金记录，发现有些缴费不见了。年金记录问题在2007年前后成为日本社会的大事，让很多人对“官僚做事靠不靠谱”有了亲身的体验。这一类具体的不满，积累起来，就变成了2009年夏天选民手里的那一票。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政治学有几条自己的传统。第一条是官僚研究：战后日本到底是政党决定，还是官僚决定，这个问题吵了很多年；有影响的说法强调通产省一类官僚机构在产业政策里的主导作用，也有学者用理性选择的方法解释自民党与官僚之间的授权和监督关系，认为官僚并不是自行其是。此外，日本政治学还有一条老线：战后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常被概括为讨论日本政治里“责任不明确”的体系，也就是权力运作时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负责人。这条线与官僚研究合在一起，为2009年“谁负责”这个意义需要提供了学术上的呼应。第二条是政党体制研究：自民党长期执政，被称为一党优位，学界讨论它靠什么维持，用的是派阀、选区服务、利益团体网络这些说法。第三条是选举制度研究：1990年代改成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之后，大家期待两大政党竞争的模式出现。这几条线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解释一个“稳定”的体制，而且假定这个稳定本身就是研究对象。需要补一句：这几条线并不都认为自民党的稳定是永恒的，1993年自民党曾短暂下野，学者们对此很清楚。但那一次之后，自民党很快又回到了执政联盟里，所以1993年可以被读成“体制的一次小波动”，2009年则是另一种性质：民主党在选举中单独拿到压倒性多数，自民党在选举中输掉了第一党的位置。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2009年8月30日众议院选举，民主党拿下480席中的308席，自民党119席。9月16日，鸠山由纪夫经天皇任命担任首相，内阁由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没有单独过半。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包括重整官僚体系、发放儿童补贴、取消高速公路收费、农户收入补偿、公立高中学费免除等。选举制度的研究者此前判断，小选区制会放大摇摆，一旦风向变，席位变动很大，这个判断被结果印证了。官僚研究者则提出另一个问题：民主党说要把决策权从官僚手里收回政治家手里，这能不能做成？之后的实践记录比较复杂：民主党政府设立了公开审查预算的程序，也遇到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的反复；鸠山在2010年6月辞职，此后菅直人、野田佳彦先后任首相；2012年12月，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重新取得多数。我们没有逐项核对每项政策的执行情况，选前的民调早已显示民主党领先，所以政权更替在2009年夏天并不让人意外，多数评论更关心的是领先到什么程度。民主党当年的主张里，儿童补贴、高中学费这些项目，是把过去给企业或给团体的钱，改成直接给到家庭，这是它在意义上押幸福的具体做法。所以这里只写框架层面：政权更替发生了，兑现纲领的难度也显露了。从选举数字看，民主党在小选区的席位远多于比例代表，这正是并立制的放大效应：得票率的变化被席位成倍地放大。这个机制，是选举制度学派在2009年之前就写进教科书的内容，所以他们对“摇摆很大”并不惊讶；他们较少预料的，是摇摆发生之后，新政府怎样与官僚体系打交道。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民主党的纲领把重心放在幸福这一端，也就是“国民生活第一”这类提法所指向的方向；同时又讲政治家主导，意在把“谁负责”的问题说清。自由与创造在这份纲领里是配角。

吸收还是改写　这次更替对“一党优位”的研究是一次重击。一党优位学派的起点是：自民党的稳定有一整套结构性原因。2009年的结果出来后，吸收的路径有三条。一条是改名：把它说成“选举制度的周期性摇摆”，自民党的优势不是消失，只是暂时失势。第二条是免检：把2009年的结果看作对麻生政府的惩罚性投票，不涉及体制。第三条是分叉：一部分学者转向研究政党竞争本身，问两大政党制是否真正形成，以及政治家主导为什么难。我们的读法：这个领域以前的学派多半从“官僚与政党的现成排布”（S）起手，去解释它为什么稳；当稳定被打破，最容易出现的是第一条与第二条路，因为学派的起点里没有放“稳定如何被一点点耗掉”这一段。官僚研究里的理性选择路径，也只能说这个授权关系变了，不能回答新的关系是怎样一步步长出来的。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年金问题、雇佣不稳、首相频繁更换，这些条件缠在一起，形成了“我们被晾着”的集体感受；D是2007年参议院选举以来民主党一步步扩大地盘的过程；S是2009年8月30日那个308比119的数字。这样读，2009年的更替不是一天之内的事，而是一段时间里“令”（选民要求换人）与“从”（议员与党员一起往一个方向走）逐步稳下来的结果。这是我们的读法。

旁证　同年，德国9月27日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连任总理，基民盟与自民党组阁；希腊新政府在秋天宣布，2009年的财政赤字远高于此前的申报，欧债危机由此展开。

第 100 章

2010　英国：联合政府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0年的英国，经过金融危机，银行业遭到大规模救助，财政赤字高企；议员报销丑闻也在前一年让议会的名声受损。选民的意义需要，我们读作“体面地收拾局面”：既要有人把账算清，又不愿看到公共服务被削得太狠。这个需要偏向幸福的保底，同时要求政治行为自身的清白，也就是合法性。想想普通人的反应：看到银行拿了公共资金救助，自己的工资却没怎么涨，看到议员报销单上出现荒唐的项目，心里生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不痛快。这类情绪在选举时不一定转成对某个政党的偏爱，更多是转成对“老办法”的不耐烦，于是第三党的得票上升，两大党都拿不到过半的位置。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政治学有一套自己的传统。核心是议会研究与威斯敏斯特模式：议会主权，单一政党多数组阁，内阁集体责任，政府与反对党对垒。利普哈特把英国当作“多数型民主”的典型，它的特点是选举制度造出单党政府。另一条线是宪法研究，戴雪以后，议会主权是教科书的第一句话。还有一条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有学者提出英国政府其实是一个“分化的政体”，权力散在许多机构和网络里，首相的权力不像看起来那么集中；也有研究者讲首相权力是否在变得更像总统。选举研究方面，英国有长期的选民调查。这些框架共同的预设是：选举会决出一个政党；联合政府是例外。还有一条老争论值得一提：相对多数制该不该改。自由民主党长期主张改用比例代表制，这样第三党的得票才能换成对应的席位，这是2011年那场公投的由来。补充一点：在二战后的英国，除了1974年2月那次短暂的少数政府，单党执政几乎是铁律，教科书里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就是靠这一点撑起来的。选举制度学派对“第三党得票多、席位少”的问题讨论很久，但把联合政府当作一个常态来研究的人比较少，所以2010年的这五天，对学界和对公众都有些新鲜。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2010年5月6日大选，保守党306席、得票36.1%，工党258席、29.0%，自由民主党57席、23.0%；650席议会中无人过326席的半数，这是1974年2月以来第一次悬浮议会。五天谈判后，5月11日卡梅伦就任首相，自民党同意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自民党的议员团和联邦执行委员会在12日零点刚过宣布，协议获压倒性通过；克莱格出任副首相。选举制度研究者此前的看法是，英国的相对多数制长期造出单党政府，但自民党等第三党的得票率一直不低，悬浮议会不是不可能。民调在选前几周就显示结果接近，所以悬浮议会不算意外。联合协议里，自民党最看重的一项，是把选举制度改革交付公投；但他们原本想要的比例代表制并没有进入公投，进入公投的是力度较小的替代投票制。这个落差，后来在自民党的支持者当中引起不少议论。协议执行中出现几件事：2011年通过了固定任期议会法，规定议会任期五年；2011年5月5日举行了关于选举制度改用“替代投票制”的公投，反对约67.9%、赞成约32.1%，投票率约42.2%，未获通过；自民党因学费政策等问题在民意里受损，2015年大选只保住8席。联合政府一直干到2015年。这些记录说明，威斯敏斯特模式面对多党格局，用的是协议加成文规则的办法，把例外变成了五年的常态。落到制度细节上，有几件事常被后来的研究者提起：联合协议写成了正式文本，还附上了政策清单；两党都为“怎样处理分歧”设计了程序；内阁里自民党人担任若干重要职位。这些做法背后的逻辑，是用成文的规则去填补“没有先例”的空白。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正是“原来的路里没有这一段，所以现场补出来”的典型例子。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联合协议的本质是把两个意义权重不同的政党捏在一起：一方更重财政纪律与企业，另一方更重公民自由与宪政改革。对选民来说，这五年被读成幸福保底与政治清白之间的取舍；创造与自由并未退场，但不是这五年里最响的词。若用理论与实践分开读的办法：威斯敏斯特模式本身的意义预设，是让多数党有权去做事，偏向创造与效率；联合政府的实践则偏向妥协，这个落差，是2010年值得记的一笔。

吸收还是改写　悬浮议会对威斯敏斯特模式是一次真考试。模式的预设是单党多数组阁，联合政府被放在“异象”一栏。吸收的做法有三条。一是改名：把联合政府称作“例外状态下的特别安排”，模式本身不动，这是改名。二是先验：有人从定义上说，威斯敏斯特模式指的就是单党政府加议会主权，联合政府不属于它，这等于按定义把异象排除。三是分叉：一些学者重新研究联合政府的运作规则，包括议会规则、内阁手册、协议的约束力，把联合政府当作新的研究题目。我们的读法：英国的议会研究以“已定型的议会安排”起手，走S到D的路，这条路对稳定的两党制很灵；面对联合政府，真正要追问的是各党之间缠在一起的条件怎样被谈成条文，也就是E到D的那一段，这一段在原来的教科书里是缺的。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金融危机后的财政压力、议会丑闻的信任损耗、三党得票接近，这些东西缠成了一个“谁都不能单独说了算”的局面；D是5月6日到12日那一周里，几个政党的谈判一步步走过来，每一步都是一个小的“令”与“从”，对方愿意让什么，自己愿意收什么；S是11日的任命和12日的协议。这样读，联合政府不是教科书里的“例外”，而是一条在现场长出来的路径，之后五年里它又反过来写进了《固定任期议会法》这样的成文规则。这是我们的读法。

旁证　同年，美国3月签署医疗改革法，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年底突尼斯爆发抗议，下一节会写。

第 101 章

2011　日本：3·11与福岛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沿海发生里氏9.0级的大地震，随后的海啸造成两万多人死亡或失踪，福岛第一核电站三个机组发生堆芯熔毁，周边居民大规模撤离，福岛县内的撤离者最多时约有十六万人（有资料给出的峰值约为16.4万）。这一年最急迫的意义需要，是最底层的“活下去、回得了家”。紧跟着是第二层：对政府说明与专家说明的信任。核电这类事，普通人没办法自己判断，谁能说清楚就成了关键。设想一个住在福岛县的家庭：先是房子在摇晃，接着是海啸警报，几天后收到“请撤离”的通知，却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能回去。这样的家庭要面对的，不只是失去财物，还有“该信谁”的难题：政府说的、电力公司说的、专家说的、网上流传的，常常彼此不一致。意义需要里的信任，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被反复消耗的。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政治学里，官僚与政党体制研究仍在，但这次灾难更多用到另外几个工具。一是危机管理与行政研究：中央与地方、首相官邸与官僚、电力公司与监管机关的关系，被拿来分析。二是政策网络研究：日本学界把电力公司、产业官厅、地方自治体、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叫作“核村”一类的说法，意思是这些主体抱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三是社会运动与市民社会研究：灾后反核游行、志愿者网络，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这些框架共同的预设，是把政策看作一张人与组织的关系网，先问网怎样排布，再问网出了什么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这类研究并非灾后才有。此前就有学者写过电力行业的监管与被监管者关系，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大型事故面前，常常倾向于“先保持稳定”，这一点在“安全神话”这个说法里有集中体现。但这些研究多数停留在学术圈里，没有转化为制度上的改变，这是下面要看的重点。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灾难发生时，首相是民主党的菅直人。国会和民间的事故调查报告都对官邸的应对与监管体制提出了批评，具体条目这里不逐条展开。菅直人在2011年5月要求关闭滨冈核电站，7月表示日本应降低并最终摆脱对核能的依赖。事故的国际核事件分级在4月中旬上调到最高的7级。2011年9月野田佳彦接任首相；2012年新设立了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用来取代原来的监管安排；2013年起，全国核电机组一度全部停运，之后逐步重启审查。政策网络的研究者在事故前已经警告监管机关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过近，这类研究事后被反复引用；但事故之前，没有任何学派预测到这一场地震与海啸本身。实践上的记录是：日本的能源政策在灾后摇摆，各政党在核电上的立场一度分化，后来的政权又做了新的调整。补充几条可以核实的记录：事故后居民的撤离范围从2公里扩大到3公里、10公里，再到20公里，3月15日又对30公里范围发出了屋内避难的指示；这样层层加码的过程，使许多居民被迫多次转移。另外，灾后因避难生活等原因离世的人，官方另行计为“灾害关联死”，没有算进地震和海啸当场的死亡里。这一类事实在后来的调查报告里被反复讨论，不是我们的发现，但它提醒我们：政治学框架里的“信息传递”和“决策链”，在现场是以小时和公里为单位的。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灾后的政治争论，围绕的是幸福里的“安全”和“信任”，创造（能源产业与技术）与自由（居民的去留选择）被一并拉进来争。若把理论与实践分开读：官僚与政党体制研究的意义预设，原本偏向秩序与增长；灾后的国家实践则在安全的一端重新配了权重。

吸收还是改写　福岛事故对政治学学派的冲击，主要落在“监管与被监管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吸收有三种。免检：把事故看作自然灾害引发的技术事故，政治体制的运作没有问题。改名：把监管失灵叫作“规制俘获”，纳入既有概念，原有的利益团体研究继续用。分叉：一部分学者转向研究灾害治理、核能政治和社会运动，形成新的研究方向，这条路算是真正的分叉。我们的读法：政策网络研究以“网络的现成排布”起手，走S到D；灾难暴露出的是网络里各个环节缠在一起的条件，也就是E，怎样一步步让一个本该互相制衡的结构变成了互相依靠。起点没有变，所以事后的反思大多是在原来的框架里加条款。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电力公司、官厅、地方政府、立地居民、研究者长期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稳定；D是3月11日以后的每一个小时里，谁下令、谁照办、谁沉默；S是后来新的规制机构和新的能源政策。这样读，福岛的政治学问题，不在于“谁错了”，而在于一张网的各个节点是怎样在日常里把“令”与“从”的关系变得太平整，以致于出事时没有缝可以插进一个独立的声音。这是我们的读法。

例外检验　没有哪个政治学学派预测过这次地震与海啸的发生，这不是政治学的任务；对“监管俘获”这类的预警，事前存在，只是没有改变制度。按我们的诊断，预警被制度吸收而没有改起点，恰好是政体依赖的常态做法，我们没有把它当反例。

旁证　德国在3月14日宣布对延长核电运行期限的决定暂停三个月，15日暂时关闭八座较老的机组，5月30日政府宣布2022年前关闭全部核电站，6月30日联邦议院以513票赞成、79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相应的修法，路线转得很快；最后三座核电站在2023年4月15日关闭。同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1月14日出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2月11日辞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10月20日死亡，阿拉伯之春的几个节点由此展开。

第 102 章

2012　法国：奥朗德当选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2年的法国，欧元区债务危机还没有走出，失业率居高，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紧缩成了欧洲的主调。法国选民的意义需要，我们读作“公平地分担”：愿意接受收拾局面，但不愿意看到负担只落在一部分人身上。这是幸福的保底，加上对公平的强烈要求。设想一户普通的法国家庭：父亲的工厂在缩减班次，儿子大学毕业后找不到长期合同，母亲看到电视里说政府要削减开支，同时又听说有富人把资产搬去国外。这样的家庭对“公平分担”四个字特别敏感，不是因为他们读过什么理论，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月的账单都在提醒自己。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政治学的底色与2007年一致：国家与结构的传统、官僚组织研究、选举社会学。这一年更常被拿出来用的，是选举研究里关于“左右轴”与“第三势力”的讨论：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在1980年代以后稳步上升，极左翼也有自己的位置；第一轮票源的分布，成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另一个常用框架是欧洲一体化研究：法国经济政策受到欧元区规则的约束，国家主权与共同货币的关系，在法国是一个长期的争论。这一年大部分分析的共同预设是：左右两大阵营轮流执政，各自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制度层面还有一件新鲜事：2011年10月，社会党首次举办开放式党内初选，党员之外的支持者也能投票，奥朗德正是在这场初选中胜出。这种做法借鉴了别国的经验，在法国政治学里引来一批研究：候选人由谁选出，是不是改变了党与选民的关系。另外，2000年以后总统任期改为五年，并把议会选举排在总统选举之后，学界的看法是这样会把新总统的势头延长到议会，使总统更像是国家的“总指挥”。2012年6月（10日与17日两轮投票），社会党和盟友在议会选举中也拿到了多数，这个预期被兑现了。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2012年4月22日第一轮，奥朗德得票28.63%，萨科齐27.18%，玛丽娜·勒庞17.90%，梅朗雄11.10%，贝鲁9.13%，投票率79.48%。5月6日决选，奥朗德51.64%，萨科齐48.36%，投票率80.35%。奥朗德在5月15日就任。竞选中他提出对百万欧元以上的收入征高额税率，并主张在欧洲的财政纪律之外加上增长内容，默克尔表示可以讨论增长方案。民调在选前长期显示奥朗德领先，所以选举结果本身不算意外；选举社会学的研究者更关注的，是勒庞在第一轮拿到近18%，这是国民阵线当时在总统选举中的最好成绩之一，我们没有逐一核对历史排名，所以只写这一个数字。实践的记录是：奥朗德任内，法国的失业与增长问题没有明显改善，他的支持率在任期中大幅下滑，最后他没有参加2017年的选举。我们不评价具体政策，只记下这条事实线。再补一笔关于欧洲层面的事：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法国的预算受到共同规则的约束，德国与法国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在新闻里被概括成一对搭档；奥朗德当选后，这一对关系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新闻里的常见说法，学界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各国国内的选举结果怎样限制了它们在欧洲谈判桌上的空间。这个问题，后面的几节还会再碰到。回到选民身上，这一年选前几周的民调把奥朗德放在领先位置，萨科齐在第一轮之后追得很紧，决选里差距缩小到三个多百分点。数字不大，却足以说明，在经济形势这样沉重的年份里，在任者很难靠一两场集会扳回局面，这是经济投票研究里一条很老的规律，2008年的美国也出现过。至于这一年的选举与上一次相比，有一个值得并排放的数字：2007年第一轮投票率是83.77%，2012年是79.48%，投票率有所下降，决选从83.97%到80.35%，也是同方向的变化。学界对此的读法不一：有人说，选民的热情在经济不景气中冷却；也有人说，这仍然是欧洲国家里相当高的水平。这里只记下数字，不作定论。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奥朗德竞选的话语把“公平”摆在最前面，落在意义上，是幸福里的分配这一端；萨科齐一方更多讲秩序与国家的地位。创造和自由在这次选举里不是最响的词。理论层面，法国的国家与结构传统偏重集体的秩序与平等，国家实践在这一年也依旧站在这一端。

吸收还是改写　这次选举对学派的考验，是左右轮替的预期被兑现了，但第一轮的票源出现了变化：国民阵线与左翼阵线合起来拿到近三成。吸收的方式有三种。免检：这是抗议票，选举进入第二轮就会回到左右之间，不必修改左右轴的框架。改名：把这种票叫作“抗议性投票”或“不满投票”，已有概念的一个参数。分叉：有一批学者专门做民粹主义与激进右翼的研究，也有人做“体制外”政治力量的研究，它们在后来几年长成了独立的领域。我们的读法：选举社会学以“已显露的阶层与地域分布”起手，走S到D；左右轴的框架在2012年还够用，因为结果仍然落在左右之间，但第一轮里缠在一起的条件，也就是失业、移民、欧洲和身份焦虑，不在左右轴上，只能以“其他变量”的名义出现。2014年和2017年，它们的重量会更清楚。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欧元区的约束、产业空心化的担忧、移民与身份的争论，这些条件缠在一起；D是2012年春天几个月里的竞选，每一个候选人把其中一小块拿出来当成“令”，要选民“从”；S是第一轮里的五个名字和第二轮里的两个名字。这样读，第一轮里的玛丽娜·勒庞与梅朗雄加起来近三成，不是“其他变量”，而是被左右轴切掉的那部分E，它们在这一年是潜在的，在之后几年里才显露为独立的S。这是我们的读法。

旁证　同年，11月美国奥巴马连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2月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自民党重新获得多数，安倍晋三再任首相；希腊在5月和6月连续举行了两次议会选举，债务问题同样压进了选票。放在一起看，2012年欧洲的几场选举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谁来承担欧元区危机的账。

第 103 章

2013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一带一路”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增速放缓的阶段，社会各界关心的是：靠什么继续往前走，怎样把改革推向更深的层面。我们的读法是，这一年的意义需要在“创造”和“幸福”之间同时拉伸：既要继续发展，又要让发展的成果落到民生上。落到日常里，一个在城市打工的人关心的是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学、老家的土地能不能有更好的安排、医疗保险能不能跨地方使用；一个在制造业的企业主关心的是融资、成本与出口。这些具体的关心，被放进“改革”这个大词下面，就成了全会决定里的一条条条目。这里只描述公开的事实和各派的读法，不评价制度与人。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中国政治学和相关学科的传统，是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这套传统在官方文件里的表述，是“发展”“改革”“治理”这些词。学术界的框架大致有几类：一类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的“国家治理”研究，讨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一类是政治经济学，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类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把“一带一路”放进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里讨论。海外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也有自己的概念，比如发展型国家、渐进改革、“威权韧性”等说法，各有立场和证据，这里不逐一评判。这些框架的共同点是：中国的实践被当成一个需要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都在解释，只是起手的预设不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是对中国学术与政策语境的一种描述：理论文件对实践作总结，实践的新情况又促成理论的新表述，这是一个循环。对这种循环的评价，各人不同，我们的任务是描述，不是评价。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开报道的要点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革在重点领域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点定在2020年。“一带一路”则是同年秋天提出的：习近平在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合称“一带一路”，2015年发布了愿景与行动文件。随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相继设立。政治经济学和国家治理两路研究者，对全会决定都有各自的解读，国际关系一路则把“一带一路”放进区域合作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讨论中；各派的评价分歧很大，这里不替任何一派下结论。同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被报道为若干改革做法的试验场，这是全会之前已经发生的事。试验区的做法与全会决定的“改革”总体表述之间，是不是前后呼应，研究者各有看法。再补两条可核实的事实线：一是全会决定中提出了2020年作为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点，这一点在公开报道里被反复提到；二是全会公报与决定的措辞，已有中英文版本公开，读者可以自己对读原文。至于各项改革后来推进得如何，本书不作评价，只说学派怎样读。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分开读：学术上，政治经济学和治理研究各有意义预设；国家实践这一年的重心，按公开文件的措辞，是改革与发展，落在“创造”一端，同时把“完善制度、提高治理能力”摆在总目标里，指向制度的稳定与效能。幸福作为民生改善，是发展的目的之一。

吸收还是改写　这个案例与前几节不同：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的传统，使得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更容易被写进理论表述，而不是被当作异象。这是我们的读法，不是评价。从政体依赖的角度，可以这样读：一种是国内的解释传统，把实践的新做法写进理论，起点不断被重述，吸收的方式是“再表述”，是否算改写，要看重述之后起点有没有变，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看得清。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方法问题：判断一个学派有没有改写起点，需要比较它前后的核心预设。对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比较的材料是几十年里的党的文件和学术文献，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本节只能提出问题，不能给出结论。另一种是海外的学派，面对中国的实践，通常把它放进自己已有的框架里解释，比如发展型国家、威权韧性，这是改名；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实践超出了这些框架，主张分叉，另立概念。我们的读法：双方各自走在自己的路径上，国内一路强调实践里缠在一起的条件（E），国外一路多从已显露的制度排布（S）起手，所以同一件事被读成两种样子。哪一种解释更有预测力，要由后来的事实决定，这里不下结论。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发展阶段的转换、增速的变化、国内外条件的缠结；D是2013年秋天的几个时间点，11月全会，9月与10月在中亚和东南亚的两次演讲；S是文件、机构与后来的合作平台。这样读，政策的“令”与“从”之间有长长的链条，从文件到执行，每一层都有自己的读法。这是我们的读法，它只描述结构，不评价内容。

旁证　同年，德国9月22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赢得第三个任期；2月，德国新党“德国选择党”成立，后来在2015年之后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第 104 章

2014　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4年的苏格兰人被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苏格兰要不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背后的意义需要有几层。一是“谁来决定”：认为苏格兰事务应由苏格兰人决定的人，把重点放在自由与自治上。二是“过得好”：担心独立后货币、养老金、就业不稳的人，把重点放在幸福的保底上。三是“我们是谁”：身份的需要，不好用钱算。想象苏格兰一个普通小镇的酒吧：有人说，我们的石油、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医院，不该让远方的议会拿主意；有人说，我的养老金、我女儿在英格兰工作的机会、我们用的英镑，换了国家就全要重新谈。双方都是认真的，只是账本不同。那几个月里，这类对话在餐桌上、工作单位里、报纸的读者来信里不停出现，投票率才会冲到84.59%。我们的读法是，这次公投里自由与幸福这两个意义，被摆在了同一张选票上。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的政治学传统，到了苏格兰问题这里分成几条路。一条是宪法与议会主权：戴雪以来，议会是最高的，权力下放是议会给的，也是议会可以收回的。第二条是“联合王国”研究：有学者把英国叫作“联合国家”，不是单一制国家，是由几个民族以不同历史合并成的国家。第三条是民族主义研究：格尔纳、安德森、史密斯等人对民族如何形成的讨论，在苏格兰问题上被大量引用。第四条是选举研究和公投研究，包括民调的方法和公投的运动效应。第五条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讨论权力下放之后中央和地方怎样分工。这几条路共同的预设，是国家结构先在，选民在其中表态。再补一点：公投之前，英国的宪法学者就争论过，苏格兰有没有权力自行举行公投。为了避免争议，2012年的协议明确由英国议会授权，这是议会主权传统在实践中的一个体现：苏格兰人可以投票，但投票的法律地位，要由威斯敏斯特认可。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2012年10月，英国政府与苏格兰政府签署爱丁堡协议，确定举行一次有法律效力的公投。2014年9月18日公投，问题是“苏格兰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结果是反对独立200.19万票，占55.30%，赞成161.80万票，占44.70%，投票率84.59%，是1910年1月大选以来英国选举和公投中最高的投票率。这次公投首次让16岁和17岁的人投票。民调在九月中旬曾显示双方非常接近，所以最后的差距，比不少人预期的要大。竞选后期，三个主要英国政党的领导人承诺给苏格兰更多权力，后来由史密斯委员会提出具体方案；公投失败一方的领导人萨蒙德在结果公布后的9月19日宣布将辞去苏格兰首席大臣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此后的记录是：2015年英国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的59个席位里拿下了56席。公投之后，英国又在2016年面对脱欧公投，苏格兰地区多数投票留在欧盟，独立问题再度被提起。另有一条细节：全苏格兰32个地方议会辖区里，赞成独立的一方只在其中四个取得多数，包括格拉斯哥和邓迪这样的大城市。九月初的一份民调（9月6日见报的YouGov民调，剔除未表态者后赞成51%、反对49%）曾显示赞成独立略微领先，英国三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随即赶往苏格兰，这个插曲说明，公投的最后两周，大家都把它当成一次真正悬着的事。苏格兰民族党在2011年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取得过半席位，这在一个本来为避免单党过半而设计的议会里是很不容易的，公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排上日程。2012年的协议签署后，两年的竞选期里，赞成与反对双方各自拿出了关于货币、石油收入、欧盟地位的论述，细节极多，这里不展开。另有两条事实值得一提：一是这次公投把投票年龄降到16岁，这是英国范围内的首次，由苏格兰议会专门立法确定；二是公投问题由选举委员会提出了修改，没有采用苏格兰政府最初设想的“你同意”式问法，而是改成了中性的问法。关于这个措辞会不会影响结果，学界讨论过，但这里不下结论。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主张独立的一方，意义中心在自由，也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同时也讲创造，即用自己的资源办自己的事；主张留在英国的一方，意义中心在幸福，也就是稳定和保障，同时讲共同体的延续。这是对双方主要论述的读法，不是对任何投票人的诊断，也不评价哪方对。

吸收还是改写　公投结果是“留下”，对于以“联合王国是一个整体”起手的学派，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考试。吸收的方式有三种。免检：结果证明联合没有动摇，英国的宪法安排运转正常。改名：把苏格兰的诉求叫作“分权需求”，用权力下放这个概念来接，所以后续就是史密斯委员会式的加权。分叉：民族主义研究和“联合国家”研究提供了另外的读法，认为苏格兰的诉求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不会因为一次公投而结束。我们的读法：英国传统的宪法与议会研究，以“议会给出的现成安排”起手，走S到D；苏格兰这一年显露的问题是，人们心里缠在一起的东西，也就是身份、资源、货币和历史记忆，不是靠条文里的“下放”一个词装得下的。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英格兰与苏格兰三百多年的合并史、1999年以来的权力下放经验、石油与财政的争论、身份感受，这些东西缠在一起；D是2012年协议到2014年9月之间的两年竞选，两方各自把一部分E变成“令”，要选民“从”；S是55.30%与44.70%的那条线，以及线以后的“新承诺”。这样读，公投不是一次性的裁决，而是令与从之间的一段拉扯，一段结束，下一段马上开始。这是我们的读法。

例外检验　这次公投的最终差距，没有哪个学派给出过精确预测；民调只能给出区间，所以这里不算学派的失败，是测量层的统一性。

旁证　同年5月，法国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得票居首位；12月，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安倍晋三的自民党联盟维持多数。

第 105 章

2015　德国：难民危机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5年夏天，大批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经由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涌向欧洲，德国成为许多人最想去的国家。意义需要在这里分成两头：难民要的是安全和活下去，德国社会里的一部分人想要做一个有担当的国家，另一部分人担心秩序、住房、财政和身份。我们的读法是，这一年德国的意义需要，同时拉在“人道的幸福”和“秩序的幸福”两端。设想一座德国小城的体育馆：前一天还是学校的运动场，第二天就成了临时安置点；街坊里有人送去衣物，有人在邻里群里问“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影响”。同一座城里，两种反应并存，既有主动去做志愿者的人，也有不放心的人，这是2015年德国很多地方的真实图景，不需要夸张，也不需要简化。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政治学的底色，有几条线。第一条是国家学和法治国传统：国家是法律秩序的承担者，权力要受法律约束；基本法第16a条规定了政治庇护权，这条在战后德国的历史记忆里分量很重。第二条是比较政治学里的联邦制与政党研究：德国的联邦制，各州在执行层面有很大的权力；大联合政府和联合内阁，使德国的决策常常靠谈判和折中。第三条是欧洲一体化研究，包括申根区的开放边界和都柏林规则。第四条是移民与公民身份研究，包括德国从“不是移民国家”到承认事实上的移民社会的转变。这些框架的共同预设，是德国的制度是稳定的、有法可依的，危机会在制度里被处理。德国学者沙尔夫提出的“政策纠缠陷阱”，也常被拿来讨论这一年：联邦与各州在许多事情上必须共同决策，结果往往卡在折中里，快不了，也难以大改。这个概念说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慢，难民危机里联邦与各州关于费用分担的反复磋商，正是它的现场。另一个层面在欧盟：按照都柏林规则，难民应在第一入境国登记，意大利和希腊承受了很大压力，于是围绕按配额在成员国之间分配难民的争论在这一年持续展开，一些中东欧成员国表示反对。德国这一年的做法，因此不只是国内政治，还是对欧盟共同规则的一次实际检验，研究一体化的学者在这里找到了许多材料。需要补充：德国的联邦制，使得难民的接收、分配、安置主要由州和市镇负责，联邦层面决定的是政策方向。这使得同一项政策在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落地速度，也让地方官员成为这一年新闻里的重要角色。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2015年8月下旬，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办公室对叙利亚人暂停适用都柏林规则，不再把他们遣返到第一入境国。8月底，默克尔表示德国能够应对，这句话后来成了她难民政策的符号，原话是“我们能做到”。9月4日，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决定让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入境。9月13日，德国恢复了边境检查。全年联邦移民与难民办公室收到的庇护申请约47.7万份，其中首次申请约44.2万份；而各州使用的登记系统（EASY）全年登记了约110万人。两个数字差得远，是因为登记早于正式申请，也有重复登记的情况。2016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同月20日生效。德国选择党在这个过程中从反对欧元的政党，转向反对移民，在2016年3月的几个州选举中取得成绩。另有一点：2016年新年之夜，在科隆等城市发生了针对女性的性侵犯事件，引发全国性的讨论，这一事件让难民问题从“人道”讨论转向“安全与融入”的讨论。我们不对任何群体作判断，只记下：事件之后，舆论的话题发生了转向，这是观察德国政治的一条线索。联邦制研究者关注的，是州和市镇要接纳、安置难民，行政压力分摊在地方；法治国传统的研究者讨论的，是边境管理与庇护权的关系。没有哪个学派在夏天之前预测到这一波难民潮的规模。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德国政府这一年的做法，按公开的讲法，是人道与责任，落在幸福里的“人的安全”这一端；反对的声音，讲的是秩序、承受能力和身份，落在幸福里的“社会的稳定”这一端。创造在这件事上，主要是德国企业界关于劳动力需求的讨论。自由在这里主要是迁徙的自由与国家的选择权之间的拉扯。

吸收还是改写　难民危机对德国的政治学框架，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压力测试。吸收有三种。免检：危机是外部输入，德国制度本身是稳的。改名：把“难民危机”叫作“治理挑战”，联邦制和法治国的框架继续用，加一章“整合政策”。分叉：一部分学者转到研究民粹主义和极右翼的兴起，另一部分转到研究公民社会和志愿者网络，这两条成了新的研究方向。我们的读法：国家学和法治国传统以“法律规定的现成秩序”起手，走S到D；而难民危机里缠在一起的条件，也就是战争、路线、边境、各国的互相推诿、德国社会的历史记忆，是E，这一段在法条里没有位置，只能用“例外状态”来接。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战争、路线、边境、邻国的互相推诿、德国社会的历史记忆，这些条件缠在一起；D是8月底到9月中旬那几个星期，每一天都有新的“令”和新的“从”，从匈牙利的车站到慕尼黑的火车站，再到边境的检查点；S是后来逐步形成的新规则，包括欧盟与土耳其的协议。这样读，默克尔那句话不是一个孤立的决定，而是在令与从之间被一天天推着走的一段过程，它的成败，不由我们来评判。这是我们的读法。

例外检验　2015年夏天的这一波难民潮及德国的决定，没有学派预测到。我们的判断是，这属于“没有学派预测到”的事件，各派事后的解释都是追认。

旁证　同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遭袭，11月13日巴黎发生多起袭击；英国5月7日大选，保守党赢得议会多数。

第 106 章

2016　英国：脱欧公投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6年6月23日，英国人被问：英国应当留在欧盟，还是离开欧盟？这个简单的问题背后装着许多不同的意义需要。有人想要的是“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也就是自由与自治；有人想要的是“过得稳”，担心离开欧盟后经济受损，也就是幸福的保底；还有人想要的是“被看见”，觉得多年来自己所在的地方没有被好好对待。我们的读法是，这次公投把自由、幸福和被看见的需要，压成了“留”与“离”两个字。想想一家小餐馆的老板：他靠欧盟的客人和欧盟的工人维持生意，也许会担心离开后手续变复杂；另一位在海边小镇开渔船的人，也许觉得多年来规则被别人定，自己说不上话。两个人不一定读过任何政治学著作，却都按自己的生活经验做了选择，这就是公投的特点：一个问题，装得下完全不同的经验。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英国政治学的传统，我们在2010年一节写过：议会研究、威斯敏斯特模式、宪法研究。针对这次公投，有几个框架被大量使用。一是选民行为研究：长期的选民调查、阶层与教育程度、年龄、地域的分布。二是欧洲一体化研究：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老争论，以及“欧洲怀疑主义”的研究。三是民粹主义研究，英国独立党在2015年大选里得票约一成多，却只拿到一个议席，成为选举制度研究常用的例子。公投之后的调查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被反复提到：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留下，年长者更倾向于离开，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具体百分比各家不一，这里不写死。四是公投研究：议会主权的国家里，公投到底有没有约束力。这些框架的共同预设是，选民在已有的议题和政党格局中做选择。补一点背景：2013年1月，卡梅伦在讲话中承诺，如果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会就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举行公投；2015年大选后，议会通过《欧盟公投法》，2016年2月，他公布了与欧盟谈判的结果，随后宣布公投日期。这些是公开的时间线，具体日期我们不逐一写死。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2016年6月23日，脱欧阵营获得17,410,742票，占51.89%；留欧阵营16,141,241票，占48.11%；投票率72.21%。英格兰和威尔士多数选择离开，苏格兰、北爱尔兰、大伦敦和直布罗陀多数选择留下。卡梅伦在结果公布后宣布辞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7月由特雷莎·梅接任。公投前，议会通过了2015年的《欧盟公投法》，法律上这次公投是咨询性的，但政府承诺执行结果。竞选期间，6月16日工党议员乔·考克斯遇害，全国竞选活动暂停了几天。大部分民调在最后阶段显示双方接近，留欧一方略占优势，博彩市场也偏向留欧，结果与此相反。2017年3月，英国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通知欧盟启动退出程序，2020年完成退出。后续记录里，议会与政府在退出方式上长期争论。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离开的一方，意义中心是自由，也就是“收回决定权”，同时带着创造的期望，想自己谈贸易、自己立规矩；留下的一方，意义中心是幸福的保底，以及合作带来的稳定。这是对两方主要论述的读法，不诊断任何选民，也不评价对错。补一句：理论与实践分开读，则英国议会研究的传统意义预设是稳定与效率，脱欧公投把自由（自主决定）这一端推到了台面上。

吸收还是改写　这次公投是各派的一场大考。各派怎样吸收，大致可以这样看。选民行为研究者说，教育、年龄、地域的分布早就显露了结构性裂痕，结果是旧变量的新表现，这是免检加改名。欧洲一体化研究者说，欧洲怀疑主义的积累是长期的，英国的特殊地位早已存在，这是把异象接进已有概念。民粹主义研究者则认为，这次公投是民粹浪潮的一部分，属于分叉后的新领域。宪法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更具体：议会主权与公投的关系，议会、政府与法院在退出程序中的权力划分。需要提醒的是，英国的公投有一个特别之处：在议会主权的国家，公投通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次也是咨询性的，却在政治上被政府承诺执行。这个“法律上可以不照做、政治上必须照做”的状态，就是宪法研究者关注的核心。我们的读法：英国的议会研究和选民行为研究，以“已显露的选民分布与议会安排”起手，走S到D；而公投里缠在一起的条件，也就是多年积累的地区落差、身份感受、对欧盟的感知，是E，它们在各自的框架里被当作变量，而不是起点。换一条路读，E放在前面：几十年的经济结构变化、地区之间的落差、对欧盟的复杂感受、移民话题，以及2008年以后的紧缩，这些条件缠在一起；D是2013年到2016年之间的承诺、谈判和竞选，每一步都是“令”与“从”的一次试探；S是6月23日的51.89%与48.11%，以及之后几年的谈判与立法。这样读，公投结果不是一个突然的“黑天鹅”，而是E长期积累、D一步步推出的S。这是我们的读法，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读法更对。

例外检验　公投的结果，大部分民调和市场没有预测到。这是测量层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是对投票意向的捕捉方法问题；我们的诊断只记一条：没有学派提前给出这个结果，事后每一派都能解释它。公投之后，学界出现了几类反思：对民调方法的检讨，对“被忽视的地方”的研究，以及对公投这一制度在议会制国家里如何使用的比较研究。这三类反思，大体都是在各派原有的路里加了新的题目，没有哪一类要求学派推翻起点。这正是政体依赖的常见样子：异象越大，旧框架里加的题目越多，起点却越稳。

旁证　同年11月8日，美国大选，特朗普赢得选举人团，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普选票上多出约287万票。选前的民调和多个预测模型普遍看好克林顿，结果相反。特朗普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三个州合计领先不到八万票，拿下这三个州的46张选举人票。

第十七编
2017—2026：民粹之后，疫情、战争与 AI
编序

本编十节，一年一节，从 2017 年到 2026 年。每节先写当年的意义需要，再写当时在用的学派与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学传统，然后是预测和实践的记录、意义中心，最后看异象被吸收还是被改写。

本编各章：

  • 第 107 章　2017　美国：特朗普就任与“美国优先”
  • 第 108 章　2018　法国：黄背心
  • 第 109 章　2019　日本：平成落幕、令和更替
  • 第 110 章　2020　中国：疫情与国家能力
  • 第 111 章　2021　美国：国会山事件
  • 第 112 章　2022　德国：俄乌战争与“时代转折”
  • 第 113 章　2023　跨国：以哈冲突
  • 第 114 章　2024　美国：大选
  • 第 115 章　2025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与债务刹车松绑
  • 第 116 章　2026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IEEPA不授权关税

下编结语这样概括这十年：“这十年里，最底层的“安全”和新的创造一起被重新配置，自由被拆成几种用法。”

第 107 章

2017　美国：特朗普就任与“美国优先”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华盛顿宣誓就任第四十五任总统，就职演说里最响的一句，就是“美国优先”。这一年，公众和学界都在追问同一件事：上一年的大选，几乎所有人都押了另一边，结果出来，是预测错了，还是这个国家变了？2016年大选，他拿到304张选举人票（选举人投票后的最终计数），对手227张，普选票上却是46.1%对48.2%，赢在了制度的算法上，输在了总票数上。于是这一年的意义需要有三层。第一层，要弄懂那些觉得自己被落下的人到底在想什么，不能只用一句“情绪”打发。第二层，要回答美国还要不要继续撑着战后留下的那套国际安排，盟友在等一个说法。第三层，要看制度自己的刹车，也就是法院、国会、媒体和各州，会不会起作用、怎样起作用。三层问题压在一起，政治学被推到了台前：人们不再只想听“选举怎么回事”，而是想听“这个国家的政治到底靠什么稳着”。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大致有三条线。第一条是行为主义和计量，用民调、投票数据说话，选举预测是它的看家本领；它的预设是，人的投票可以从年龄、收入、党派认同这些可测量的东西里读出来。第二条是理性选择，把选民和政客都当作算账的人，从“选民是消费者”的想法，一路延伸到议会里的联盟算术。第三条是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喜欢把今天放进几十年的制度演变里看，关心政党怎样重新排队、制度怎样把过去的选择固定下来。2017年真正派上用场的，还有比较政治里的两类工具：一类是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把民粹看成“纯洁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的一种说法；另一类是关于民主怎样衰退的研究，它担心的不是坦克上街，而是规则被一条条磨薄。国际关系那边，现实主义者倾向于把“美国优先”读成从海外收缩，自由国际主义者倾向于把它读成对战后秩序的拆台，也有人沿用美国对外政策的老分类，把它归进“杰克逊式”的一路，也就是重视荣誉、重视本国人安全、对远方事务不太热心的那一路。这些都是学派的读法，我们只记下，不替哪一派下结论。

预测与实践记录　这一年的事，大多可以按日子数。1月21日，华盛顿和各地出现大规模游行。1月23日，总统签署备忘录，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月27日，总统签署行政令，限制数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公民入境，各地法院随后接连作出暂停的裁定；之后修改过的版本几经往返，到2018年6月26日，最高法院以5比4认定其后的第三版禁令合法。4月，尼尔·戈萨奇经参议院确认进入最高法院，票数是54对45。5月9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被免职，17日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与大选有关的问题。6月1日，总统宣布要退出《巴黎协定》。7月下旬，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改的议案在参议院没能过关，最后一版“精简废除案”以49票对51票被否决。12月22日，大规模减税法案签署成法。把这份记录摆到学派面前，成绩单是混合的。民调和计量那一派在2016年大选夜的失手，引起了真诚的反思：各家模型给对手的胜率，从七成多到九成九不等，说明大家看的是同一批数据，却谁也没把“总票数”和“选举人票”之间的缝隙当成重点。至于“制度会不会挡住”，答案随议题而变：行政令被法院拦了又改，医改被国会内部拦住，法官任命和减税却顺利通过。可见“制度”并不是一块铁板，在不同的议题上，卡点落在不同的机构手里。没有哪个单一学派，能把这一串结果一口气解释完：民粹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要这样的总统，制度研究解释了他上任后哪些事办得成、哪些办不成，两边各管一半，中间那一段，也就是上任之后“令”怎样变成“从”，却没有人专门管。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把“美国优先”放进创造、自由、幸福三者里看，它的话语重心压在“幸福”上，而且是一种特定的幸福：工作、社区、身份被认真对待。但这一年的实际动作，减税、放松管制、法官任命，常被支持者读成“自由”（管少一点）和“创造”（让企业放手去干）。话语和动作的权重，在这里是错开的。所以要照本书的老规矩，把理论怎么解释它、国家实际走出来的路，分开读。学界多半在争它的话语，而日常生活里的人，更多是在问“我家附近的厂子回不回来”。反对的一方也各有各的意义押注：有人押在“自由”上，担心规则被侵蚀；有人押在“幸福”上，担心被点名限制的那些人的日子。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眼里，押的是不同的维度。

吸收还是改写　按本书的读法，各派对2017年的处理，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改名：把意外的选举结果改称为“民调误差”或“选民波动”，模型照用，参数换一个。第二种是免检：把这一年看成偶然的一届，不必动摇已有的对政党和选民的分类。第三种是分叉：对“为什么有人觉得被落下”，学界撑出了几块新地盘，有的把地理、种族和身份当起点，有的把全球化冲击当起点，有的盯着文化上的失落感，彼此并不容易对话。第四种是对民主衰退的研究，开始把美国自己当作样本，不再只拿别国当样本，这更像起点的小幅挪动，而不只是吸收。但最根本的那一对预设，也就是把选民看成“带着现成偏好上场的人”、把制度看成“已经摆好的规则”，各派都没有放下，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多加了几个变量。我们的读法是：异象在这里不是某个数字，而是“令”与“从”之间新长出来的一种关系，选民与政党之间的老连线松了，新的还没稳下来；学派因此只看到了稳定之后的结果，看不到“长”的那一段。要补上这一段，起点就得从“选民是谁”挪到“选民与政党之间的连线是怎么一次次接上、又一次次断开的”。

旁证　同年5月，法国的马克龙当选总统，也是绕开老党走出来的一条新路。

第 108 章

2018　法国：黄背心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8年11月17日，一个周六，法国各地的环岛和收费站前，出现了身穿黄色高可见度背心的人群。导火索很小：政府计划在2019年初上调燃油税，特别是柴油，目的是推动气候转型。此前几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份反对涨价的请愿，签名近百万人。黄背心的叫法也来自生活：法国法律要求司机车里备一件这样的背心，随手就能穿上，人人认得。那一年的意义需要，说白了是“算得过账”：对住在远郊、天天开车上班的人来说，油价每涨一点，月底就少一块，而他们觉得没有人认真听。另一重需要在更高处：2017年当选的马克龙，是绕开老党上来的，他推进改革的方式也偏向由上而下；一个习惯由工会、政党出面谈判的国家，忽然面对一群没有领袖、没有名单的人，大家都在问，这样的诉求，该找谁谈、怎么谈。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法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历来偏重国家与结构。托克维尔早就写过，法国的中央集权把中间的社团一层层削薄，旧制度留下的这条线，一直被后人拿来解释法国的政治。米歇尔·克罗齐耶研究科层现象，用“被封锁的社会”形容一个自上而下、难以协商的体制。皮埃尔·布尔迪厄把国家看成一个“场”，不同位置的人在里头争夺资源和说话的资格。皮埃尔·罗桑瓦隆写过“反民主”，意思是公民在投票之外，还有监督、阻止、评判三种办法，不能只算选举。再往里，是对第五共和国的制度研究：总统权力大，议会相对弱，选民每五年把重心押在总统一个人身上。2018年，评论里还流行一个说法，叫“边缘的法国”，指远离大城市的中小城镇与乡村。此外，社会运动研究（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民粹主义研究、理性选择的“税收与补偿”算法，也都派上了用场。这里写的都是各条传统公开的主张大意，不代表任何一位学者对这一事件说过什么具体的话。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看日子。11月17日第一个周六，全国上街的人数，内政部公布的数字在二十八万上下，媒体口径略有出入，此后每个周六都有行动。12月1日，巴黎凯旋门一带发生严重冲突，商铺受损，警方大量拘留。12月4日，总理宣布搁置税的上调。12月10日，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一批让步措施，包括提高低收入者的补贴、免税的加班费和年终奖，对部分低收入退休者撤回一项社保税上调，但没有恢复富人财产税。2019年初，政府发起全国大辩论，在各地办会、网上收集意见，从1月15日起，持续到3月中旬，约两个月；运动自己也办了一场“真正的辩论”。上街的人数在2019年上半年逐渐减少，到2020年3月因防疫封控，周六行动基本中止。把这段对照学派的预测：资源动员论说，缺组织、缺领袖的运动难以持久，这一条在很大程度上对了；政治机会结构论说，对话的渠道关得越紧，越容易走向街头，也大体符合；而理性选择的“加税补偿”模型，倒没能预见一个小税能点起这么大的火，因为它算的是钱，而街上的人要的，一半是钱，一半是被看见。另一件值得记的事：政府搁置了税，却没有因此换来平静。可见账算对了，“令”与“从”之间的话还是没接上。再往后看，全国大辩论是一次有意思的实践：它把“听”做成了一套有时间表的程序，却仍是由上面出题、由上面汇总，和街上的人想要的那种“当面谈”，不是一回事。研究者后来拿它当材料，去问一个问题：协商式民主的办法，能不能补上代议制里缺的那一段。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黄背心的诉求里，最响的是“幸福”：日子过得下去，被人当回事。其次是“自由”的变形，有人要求公民发起的公投，也就是把决定权从代表那里拿回来一点。“创造”基本不在台前。政府一方，推动气候转型和结构改革，意义的重心在创造，也就是让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长出来。两个重心撞在一起，所谓“转型的账由谁来付”，其实就是两种意义权重的对撞。理论说法与国家实际路径，在这里是错开的：官方话语讲转型和公平，实际的税制一开始偏重了开车的人；运动的话语讲民主，实际的行动是占路口、周六上街，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

吸收还是改写　三种吸收，这里都看得到。改名：把运动叫作“购买力问题”，于是答案就是补贴，这是把一个“要被听见”的问题折成“要多少钱”的参数。免检：把它看成情绪性的、迟早会过去的街头热度，不必改动对政党、工会和选举的分类。先验：有的读法一开始就宣布，没有组织的运动按定义成不了政治力量，所以它要么消失，要么被某个政党收编。分叉也出现了：关于“没有领袖的运动”、网络平台上的动员、公民发起公投的研究，各撑出一块新地方。本书的读法是，这些学派都从预设的“公民”和预设的“国家”出发，一个是会组织起来的人，一个是会谈判的机构；黄背心恰恰是“令”和“从”之间的中间环节断了，上面发出的令，没有中间的人去传，也没有中间的人去回，学派看见的是断了之后的街头，看不见断的过程。要接上这一段，办法不是再造一个学派，而是回头问：一条燃油税的规定，是怎样一路传到远郊一个司机的月底账上的？每一站有谁在传话、谁在改写、谁没有被问过，这才是“令”变成“从”或者变不成“从”的地方。

例外检验　事前，几乎没有哪个主流学派预测到这一场运动，事后各派都有解释，事前的位置却几乎空着。这条记入本书的账，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读法：我们事后读得通，不等于事前读得出。

旁证　同年12月22日起，美国联邦政府因预算问题出现部分停摆，持续三十多天，到2019年1月才结束。

第 109 章

2019　日本：平成落幕、令和更替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次日5月1日，德仁天皇即位，年号从“平成”换成“令和”。新年号是4月1日由官房长官在电视上举牌公布的，出典第一次取自日本自己的古典《万叶集》，不再取自中国古籍。退位的由来也有来历：2016年8月，明仁天皇通过电视讲话，表达了高龄之下难以继续履行职责的心情，之后国会在2017年6月通过一部只管这一次的特例法。对普通日本人，这是一个“翻篇”的日子：平成三十年，有泡沫破裂后漫长的不景气，有阪神和东日本两场大地震，也有相对安稳的日常。这一年的意义需要，是在一个老龄化、增长乏力的社会里，给大家一个“新开始”的说法。同时政治上还有一件现实的事：10月1日，消费税率从8%提到10%，用来补社会保障的费用，每个人买东西都要多掏一点。一边是仪式，一边是账单，两件事挤在同一年里。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日本自己的政治学传统，有几条清晰的线。第一条是官僚与政党体制研究：查默斯·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是外国学者的代表作，此后围绕“官僚主导还是政党主导”的争论，成了日本政治研究的主线。第二条是“五五年体制”及其后的研究：自民党长期一党优位，1990年代改成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的选举制度之后，研究者常用“官邸主导”一词来描述首相权力的集中。2014年设立内阁人事局，把高级官员的人事握在官邸手里，常被拿来作这个读法的证据。第三条是宪法学与政治学交叉的“象征天皇制”：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国家与国民统合的象征，第四条规定天皇不拥有国政权能，所以退位这件事，在制度上要靠特例法来办，而不是改皇室典范。第四条是比较政治里的选举制度、政党竞争研究，常拿日本当样本，讨论在小选区制下，会不会走向两党轮替。这些读法在2019年都用得上。还有一条常被忽略的线，是对老龄化社会的政治研究：日本的选民里老年人比重高，政党在社会保障、消费税上怎样取舍，被研究者当作“老年人政治”的典型案例，只是各家对这股力量到底有多大，看法并不一致。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7月21日，参议院改选一半席位，自民党与公明党合计保住了过半数，但执政联盟连同其他支持修宪的党派，合计没能保住修宪发议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给安倍政权推进修宪画了一道明显的界线。投票率约48.8%，比上一次低了近六个百分点。新出现的小政党，有的拿到了席位。到11月20日，安倍晋三通算在任2887天，超过桂太郎，成为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最久的首相。再看学派的预测：官邸主导的读法，在这一年继续占上风，因为首相既能稳住选举，又能掌握官员人事。政党竞争研究面对的，是一个长期现象：反对党分散，执政党得票不高也能赢；小选区制会把日本推向两党轮替，这个预言在2009年实现过一次，之后又退了回去。天皇退位本身不是预测问题，却是一次很好的制度检验：宪法框架容得下一次“特例法”，没有因此动摇象征天皇制的条文。这一年的选举结果并没有给执政联盟一个全面的胜利：席位略有减少，投票率走低，选民既没有被号召起来，也没有被推到对立面，更像是安静地留在了家里，这种“安静”是模型里最难放进去的变量。消费税率提高，延期过两次，最后按期实施，这也是官邸主导的一个旁证，因为可以延期，是首相的决定。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令和更替，主要是一种“幸福”的仪式：大家在同一个日子里共享一个新开始，社会的情绪被安放。消费税与社会保障，则是“幸福”的另一面，有人要兜底，有人要出钱。创造和自由都不是这一年的台面中心；修宪议题里有“自由”和“安全”的讨论，但在这一年被选举结果压住了。理论上的说法，如官僚主导、政党竞争，与国家实际走出的路，一个偏稳定、一个偏渐进，二者在这一年是对齐的，没有出现理论与实践明显错开的地方。这也提醒我们：意义的权重不是越戏剧越重要，有时恰恰是对齐的年份，才看得出一个体制平时靠什么在转。

吸收还是改写　这一年没有一个强烈的异象，所以谈不上哪个学派被迫吸收。但有几处能看到吸收的惯性。“官邸主导”这个说法，可以读作一次改名：当年用“官僚主导”讲不通的地方，换一个词，框架整体保留，只把主角从官僚换成官邸。反对党分散、执政党稳赢，被读作“选择不足”或“弃权”，参数换了，起点没动。至于“年号从汉籍改为国书”这件事，各派读法差别很大：有人读成文化自觉，有人读成一次仪式性的叙事更新，也有人读成对既有体制的再确认，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来接，大致算是分叉。本书的读法是：这些学派都以现成的“国家”（官僚、政党）和现成的“国民”为起点，而一个年号、一个即位日，在“令”与“从”之间长出了一种无人下令、却人人在做的共同动作：大家一起记新年号、一起过新时代的第一天，这个动作既靠不了官僚，也靠不了选举。学派没有为它预留位置，所以每到这样的日子，政治学只能退到一边，让别的学科去说。消费税的上调则是另一种情形：它是一条“令”，百姓付钱就是“从”，中间的转化有现成的程序，学派管得住，这一对的差别，正是仪式与账单的差别。把这两件放在同一年读，本书想说的只有一句：政治里有一半是账，另一半是共同的动作，只算账的学派，会漏掉后一半。

旁证　同年6月，香港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大规模游行，持续到年底。

第 110 章

2020　中国：疫情与国家能力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实行“封城”，公共交通停运、离汉通道关闭；随后湖北其他城市和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不同级别的应急响应，到1月底，各省份都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响应。春节假期延长，学校改上网课，许多人在家里住了两个月。这一年最基本的意义需要，是“活下来、少受罪”：人们要的是病有人治、饭有人送、消息有人说清楚。这一层需要超过任何一种主义。紧接着是第二层：怎样既控制疫情，又让生活和生产尽快接上。3月以后，复工复产成了头等大事，学校、工厂、商场按先后顺序重新开门，4月8日，武汉解除了持续七十多天的离汉通道管控。还有第三层，是对“说清楚”的需要。2019年12月30日，武汉的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醒同行注意一种聚集性肺炎；1月3日，他受到警方训诫；2月7日，他因感染新冠去世，年仅34岁。他的去世在网上引起了很大范围的悼念和讨论。3月，上级调查组作出调查结论，19日，武汉警方撤销了训诫书并向其家属道歉。信息怎样发、谁来发，成了这一年的公共话题。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中国自己的政治学，有一个常被说起的特点：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学者一边用理论去读国家的做法，一边又把国家的做法写进新的理论里。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2020年大量政策讨论的背景。官方表述常用“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类的说法，来概括国家动员能力。学界方面，“国家能力”是一个有长期积累的题目，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发表过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讨论中央在财政和调控上的能力。国际上的框架，主要是国家能力研究：从查尔斯·蒂利的“战争造国家”，到迈克尔·曼区分的“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后者指国家把命令真正落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本事；福山则强调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三者要配套。另一条线是政体比较，问的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谁更会应对大流行。这里只写各家公开的主张大意，不对任何一国的制度作评价。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看一份事前的“预测”。2019年10月，一份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的排名发表，把各国的防疫准备度排了座次，美国排第一，英国排第二，外界一度据此认为，富裕、制度成熟的国家准备得最好。但2020年一年下来，各国的实际表现，与这份排名并不对得上号：有的排名靠前的国家，感染和死亡人数很高；有的排名靠后的国家，控制得相对稳；也有排名靠前、表现也不错的。这说明，国家有多少资源和制度，和它关键时刻“用得起来”，是两件事。再看学派。国家能力论大体预言，基础性权力强的国家，更容易把防疫措施落到位，这一点在不少国家的比较里有支持，但没有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政体比较论预言，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各有短长：前者信息更公开、社会信任更容易累积，后者动员更快、措施更统一；系统的比较研究给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指标，结果不同。至于中国的实践，公开的事实是：2020年里，采取了大规模封控、核酸检测、健康码和分级分类的复工，随后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为总方针（4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已有此表述），这套做法延续到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出通知，大幅放松限制。这里只记事实，不评价。还要补一条：5月的全国两会比往年推迟，到5月22日才开幕，这也是疫情对政治日程的直接影响。9月8日，全国召开了表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会，官方叙述在此前后基本定型。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年，各国都面对“自由、幸福、创造”三者的权重重排。把“幸福”理解为活下来、少受罪，那么它压倒了一切，各国的政策分歧，是在其余两者上：行动自由让出多少，经济创造力保留多少。中国的做法，在这一年把意义的重心压在“幸福”里的“安全”一端，同时快速恢复生产，保留了“创造”的底座。其他国家则有不同的组合，有的优先保护行动自由，有的优先保护经济运转。理论说法与实际路径的关系，也值得分开看：官方叙述用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学界叙述用的是国家能力，两者各有侧重，都不是对实际做法的简单复述。

吸收还是改写　这一年，没有一个学派被迫放弃自己的起点，大部分是三种吸收。改名：把防疫的好坏说成“治理能力”或“社会资本”的差别，旧概念多了一个新参数。免检：把这一年看成特殊的“非常时期”，常规的理论照旧适用，等回到常态再说。先验：有的读法在事前就把结论写进了定义，比如“某种政体按定义就会这样应对”，于是不管事实如何，结论都成立。分叉也有：关于“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大流行下的政治信任”“健康码与数字治理”的研究，各自撑出了新地方。本书的读法是：这些学派都从预设的“国家”（有能力或没能力）和预设的“公民”（服从或不服从）出发，而疫情里发生的，是“令”到“从”的一条很长的链：政策怎样变成社区里的一道门、一个二维码、一份通知，每一环都有人传话、有人变通、有人承受。国家能力不在国家手里，而在这条链是否一直接得上。

例外检验　大流行本身，没有哪个政治学学派在事前把它写进了预测里。前面提到的排名也是公共卫生的预测，不是政治学的。所以这一年，对所有学派都是一次没有准备的考试，包括我们自己的读法：我们的链条说，事后讲得通，但事前并没有给出可以检验的预言。

旁证　同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5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

第 111 章

2021　美国：国会山事件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两院在华盛顿召开联席会议，依法清点各州选举人票，确认上一年11月大选的结果。就在这天，总统当天上午在白宫附近的一场集会上讲了话，之后一批人涌向国会山，冲破警戒线，进入国会大楼，会议被迫中断，议员撤离，当晚复会，清点在7日凌晨完成。事件中和事件后不久，有人死亡，上百名警察受伤。1月20日，乔·拜登宣誓就任总统，政权按时交接。这一年的意义需要，说白了是三句话。第一句，“选举结果算数吗”：输的一方肯不肯认。第二句，“暴力能不能算政治的一部分”。第三句，“这件事要不要有人负责，谁来负责”。对这个国家的多数人来说，这一天之后，最基本的需要是确认：规则还管用，交接还会照常发生。而对另一部分人，需要则是另一种：他们觉得自己的声音一直没有被认真对待，要求把对选举的疑问摆到台面上来审查。这两种需要同时存在，也是这一年政治学最难处理的地方，因为同一个“选举”，两边心里装的不是同一件东西。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政治学对这一类事，有一套现成的概念。一条是民主巩固理论，其中有个简单的检验，叫“两次轮替检验”，意思是政权在选举中输掉、交出去，之后又在选举中赢回、再交接，才说明规则被各方接受。另一条是研究“输家的同意”：选举输掉的一方，愿不愿认账，被当作民主稳不稳的核心指标，大量调查显示，这种认账与党派身份、对结果的信任密切相关。再一条是极化研究，区分意见上的分歧和“情感极化”，后者指对对方阵营的厌恶和不信任，不再只是政见不同。还有制度层面的框架：总统制下的行政与立法对峙，被胡安·林兹在上世纪90年代作为“总统制之困”的题目提出过；《选举人票计票法》是1887年的老法律，条文含糊，几方都读出对自己有利的意思。除此之外，政治暴力的研究、选举法研究，也都在这一年忙了起来。本书只写这些框架本身，不判断哪一方的主张是否成立。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1月1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对前总统的弹劾案，罪名是煽动叛乱，投票中有十名共和党议员加入；2月13日，参议院审理后表决，57票主张定罪，未达到所需的三分之二，结果为无罪。此后，众议院在7月设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调查1月6日的事；2022年底，国会修改了选举人票计票的老法律，把条文写得更明确，限制副总统的角色，并提高了议员提出异议的门槛。对照学派的预测：巩固论认为，当一国的政权交接已经发生过多次，民主的基础就稳了；这一次的交接如期完成，是支持这个说法的。极化研究和“输家同意”研究，则很早就警告，当失败一方不认账成为常态，问题就大了，事后看，这类警告是有分量的，但事前并没有人给出具体的日期和形式。还可以补一条更早的记录：大选之后的几周里，各州官员按各自的法定程序完成了计票和确认，各级法院审理了六十多起对结果的诉讼（仅特朗普一方的竞选团队提起的就有六十三起），据多方统计，没有一起改变结果。这说明，在选票怎么算、谁来签字这些环节上，制度是照着条文在转的；真正的压力集中在最后一站，也就是联席会议清点这一步，而这一步恰恰是老法律写得最含糊的地方。要说明的是，党派之间对这次事件的叙述差别很大，调查和司法程序仍在不同层面展开，这里不对结论多作判断。

此后各州的立法也走了不同的方向：2021年，多个州修改了投票规则（据布伦南中心年底的统计，至少有19个州颁布了34项收紧性的法律，25个州颁布了62项扩大性的法律），有的收紧了邮寄投票和身份核验，有的扩大了提前投票和便利措施。同一件事，各州给出的回答不一样，说明“规则”在美国从来是一州一州地写成的，联邦层面的一个事件，落到地上，要经过五十种不同的转换。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件事里，几方押的意义维度不同。有人把重点押在“自由”上，一边是担心选举结果被推翻、投票的自由被架空，一边是认为选举的公平性有疑问，要求更严的核查，这是同一个“自由”，两种用法。有人把重点押在“幸福”上，即社会的安宁、国会的人身安全。“创造”在这一天几乎缺席。理论上的说法，是“规则治理”和“民主巩固”；实际走出来的路，是通过法院、国会程序和各州官员的日常工作，一件件处理。两者基本对得上，但花的时间和精力，远超出理论里的描述。

吸收还是改写　按本书的读法，这件事的吸收，各派不同。改名：有的读法把它叫作“选举争议”或“抗议升级”，放进已有的政治动员类别，参数多了“暴力程度”。免检：认为“交接如期完成”，说明体系韧性强，这一天可视为特例。先验：有的读法按定义宣布，对一场选举的质疑“按定义”不能成为民主的一部分，或者相反，按定义认为一切质疑都是合法的，论证因此提前结束了。分叉：围绕“选举完整性”“政治暴力”“民兵与极端组织”的研究，各撑出新地盘。本书的读法是：这些学派都以预设的“选民”和预设的“规则”为起点，规则被摆在那里，等着人遵守；而这一天暴露的是，规则要靠一层层的人在“令”和“从”之间一遍遍重做：州里的官员签字、法院受理、国会开会、警察到场、军队守在门外。每一环都可能松，也可能守住。学派看见的是守住之后的规则，看不见每一环是怎样守住的。

旁证　同年9月26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得票约25.7%，联盟党约24.1%，绿党近15%，自民党约11%，选择党约10%。11月下旬，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公布联合执政协议，因三党的颜色，称“红绿灯联盟”；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当选总理，默克尔十六年的任期结束。

第 112 章

2022　德国：俄乌战争与“时代转折”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行动。三天后的2月27日，周日，德国联邦议院特地开了特别会议，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会上宣布，德国进入一个“时代转折”（Zeitenwende）。他说了几件具体的事：设立一笔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来给联邦国防军补装备；此后每年国防开支要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是北约早已提出、德国多年没有达到的目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前的2月22日，德国已经叫停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这一年的意义需要，对德国人来说，分成三层。头一层最直接：战争离得很近，难民来了，人们先要知道自己安不安全。第二层是生活账：德国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在战前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冬天怎么取暖、工厂怎么开工，成了全国的话题。第三层是认同：一个战后几十年来以克制自居的国家，要不要、能不能改变自己？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底色是国家学和法治国。国家学关心国家的权力、权限与形式，法治国强调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约束，二战后的《基本法》把这两条写进了宪法里。在此之上，有几个本国的概念常用来读外交。一是“民事强国”（Zivilmacht），指通过多边合作、经济手段和国际规则来发挥影响，不倚赖军事。二是对军事力量的“克制文化”，是战后德国对外政策研究里的常用说法。三是东方政策传下来的“以贸易促变化”的思路，也就是经济往来越深，政治关系越稳。国内政治方面，弗里茨·沙普夫提出过“政策缠结”，指联邦与各州、联合政府各党之间互相牵制，改变一件事需要很多方同意。国际关系的通用框架里，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平衡与威慑，自由主义强调相互依赖与制度，建构主义强调身份与规范，三家在这一年都被拿来读德国的转向。德国这几条线，每一条都在2022年被重新翻出来用。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实践。2月27日的讲话之后，几件事陆续兑现。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需要修改《基本法》才能放在债务规则之外，联邦议院在当年6月3日记名表决通过了修宪，赞成590票，反对80票，弃权7票。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之后在2023年1月又同意提供“豹2”坦克并允许其他国家转交。能源方面，德国在短时间里加快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并削减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2024年，德国的国防开支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再看学派的预测。一个是“以贸易促变化”的思路，它的预言是，往来越密，战争越少，这一条在2022年被事实反驳，很多人事后重新评估了这条路。另一个是“克制文化”，事前常被读成稳固的国民共识，而事后的民调显示，多数人赞同讲话里的主要方向（有一项民调的支持率约为七成八），说明这份克制比想象的更容易移动。至于从2022年起至今，专项资金的使用速度、装备的实际到位、财政规则的松绑，仍有大量争论，这些我们放到2025年一节去读。能源这一头，账算得更具体：2022年冬天来临之前，政府推动储气设施尽量填满，12月，第一座新建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在北部港口投入使用。那一年冬天没有出现最坏的情形，但居民和企业的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政府随后出台了补贴和价格上限一类的缓冲办法。这些都是联合政府三个党一起谈出来的，每一步都有妥协的痕迹。

还要记一笔联合政府内部的磨合：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三党，在援助的种类、节奏上并不总是同调，公开报道里时有分歧，最后的决定常是几方反复谈出来的折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讲话里的方向很快，而装备的交付、合同的签订、条例的修改，走得比讲话慢得多。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2022年的德国，意义重心从“幸福”（以经济往来换来的安稳）移向“安全”这一端，也就是幸福里最底下的那一层。德国原来的意义组合，大致是自由加幸福为主：开放的贸易、稳定的福利。战争让这个组合里加进了新的一项：在必要时愿意为安全花钱，甚至花在武器上。创造在这一年也有，主要在能源领域：新的接收站、新的供应来源、更快的审批。需要分清的是，理论的说法（“民事强国”）和国家实际走出来的路（增加军费、送武器）出现了明显的错开，这一年是意义权重的一次重新配置。

吸收还是改写　按本书的读法，这里同时有吸收和改写。吸收的一面：改名，是最常见的。“民事强国”没有被抛弃，而是被扩写成“有能力的民事强国”；“以贸易促变化”没有被宣布破产，而是被改称为“过度依赖的教训”，把参数从“往来越多越好”换成“往来要分散”。免检：有人认为这是极端情况，不足以改变长期的框架。先验：有的读法按定义，认为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总是追求权力最大化，所以德国的转向“本来就会发生”，事后全对，事前谁也没给时间。改写的一面：这一年里，专项资金与修宪、武器出口规则的松动、能源来源的重新布局，这是起点的真实挪动，不全是吸收。关键是“令”和“从”的距离：总理一席话是“令”，要变成军营里的装备、港口里的接收站、议会里的三分之二票，是一条很长的链，而德国的联合政府、联邦与州、议会多数这些环节，让这条链格外长。学派擅长讲方向，不擅长讲这条链能走多快。

例外检验　多数研究者和官员，并没有把一场全面入侵当作最可能的情形，此前的政策与学派读法，大多按“战争不会来”来摆放；美国情报部门曾在入侵前几周公开警告，但在欧洲并未形成共识。所以这件事在学派的预测里，属于“没有预测到”的类别。2月27日的讲话，是德国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一次整体的重新排序。

旁证　同年，英国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利兹·特拉斯在9月上任、10月下台，里希·苏纳克随后接任。

第 113 章

2023　跨国：以哈冲突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23年10月7日清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带越过边界，袭击以色列南部的城镇和军事据点。据公开的统计，约1200人遇难，约250人被劫持为人质。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随后对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的平民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与流离，各方发布的数字口径不同，这里不引用具体数字。11月24日，在卡塔尔等方面的斡旋下，双方有过一次为期数天的临时休战，交换了部分人质与被关押者，12月1日休战结束。这一年的意义需要，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对以色列的普通人，最基本的是“安全”：不再有这样的一天，人质回家。对加沙的普通人，是活下去：有水、有药、有地方住。对周边国家和更远处的人群，是怕战火扩大。对国际社会，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让炮火先停下来。本节不评价任何一方，只记事实与学派怎样读。还要加一句：战事也牵动了各国国内的政治，街头的游行、校园里的争论、选举里的立场，在不少国家都成了公共话题，说明一场远处的冲突，同时也是许多国家内部意义需要的投影。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这是一个跨国事件，用的框架来自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现实主义看力量对比与威慑：它问，哪一方认为威慑已经生效、哪一方认为它可以被突破。自由主义看制度与相互依赖：它问，联合国、地区组织和斡旋国能起多大作用，经济往来能不能拉住战争。建构主义看身份与叙事：它问，各方怎样讲述自己是谁、对方是谁，承认与被承认在冲突里占多大分量。比较政治里，有关于内战和族群冲突的研究，讨论为什么谈成的协议会失效，其中有一个“承诺难题”，指各方都怕自己先放下武器后被对方利用。有关于“武装组织的治理”的研究，把哈马斯自2007年起控制加沙，看作非国家武装组织兼理行政的一个案例。还有以色列自己的政治研究：联合政府的运作、安全体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的研究。上述各条传统，我们只记大意，不替任何一位学者编话。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看这一年之前的“预测”。2020年，数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不少观察者据此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被绕开，地区的稳定有了新的路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化谈判，在2023年也被广泛讨论。另一边，关于加沙的主流分析认为，几次短期冲突之后，各方形成了某种“有管理的对峙”，威慑大体有效。2023年年初，以色列国内围绕司法改革发生大规模争论，不少讨论把它当作那一年的头号内部问题。10月7日的事，对上述几种读法，都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再往后，实践的记录是：战事持续，斡旋不断，美国、卡塔尔、埃及等国分别扮演不同角色，联合国多个机构多次审议决议，各方的投票与立场明显分化。2025年1月19日，一份停火协议生效，3月18日中断；2025年10月10日，又一轮停火在美国支持的计划下生效。这些后续只记日期，它们的评价留给更长的时间。在联合国层面，安理会10月中下旬连续审议的几份草案都未获通过（有的遭否决，有的没有凑够九票），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120票赞成、14票反对、45票弃权通过了一份呼吁人道主义休战的决议；各国的投票理由各不相同，这里不展开。对学派而言，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记录：国际制度可以开会、可以表态，但“令”能不能变成战场上的“从”，要看有枪的人。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冲突中的各方，都把话说成了“安全”，也就是“幸福”最底下的一层，但同时各自夹带着别的东西：有的把“自由”说成不被占领、不被统治，有的把“自由”说成能够安全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同一个词，指向不同的东西。“创造”在这场冲突里几乎缺席，或者说，创造被打断了：学校、医院、农田、企业被毁坏或停摆，在冲突之外，周边地区的发展项目也被搁置。这里需要把理论的说法与国家、组织的实际路径分开读：学界的说法，如“威慑”“正常化”“治理”，读的是结构；而地面上的人，读的是明天有没有水喝。本节不判断各方说法的是非。

吸收还是改写　三种吸收，这里都有。改名：有的读法把这次事件归入“恐怖主义”或“安全困境”或“代理人冲突”的现成类别，每一类都有自己的一套参数。免检：把它视为长期冲突的又一轮，不必动摇已有的对地区格局的分类。先验：有的读法在事前就把结论放进了定义，比如“某一方按定义不可能谈判”“某一类行为按定义就是合法的抵抗或非法的暴力”，于是后面的论证只剩了顺序。分叉也在发生：关于“围困条件下的战争”“人质外交”“国际人道法与战争手段”的研究，各撑出新的地盘，彼此引用得很少。按本书的读法，这些学派的起点是预设的“国家”（或“武装组织”）和预设的“人民”：一个有边界、会算账，一个有共同的身份。而这场冲突里，“令”和“从”的距离，以最残酷的方式摆了出来：谁下令、谁执行、谁承受，常常不是同一批人。停火协议是一条“令”，要变成各个路口、各个队伍真的停手，中间的环节很多，也很容易断。学派看到的是协议的文本，看不到它在地上怎样落不下去。

例外检验　10月7日的事，是“没有学派预测到”的一类。有报道和公开讨论显示，在此之前，不少分析把威慑看作已经起了作用，把加沙一侧视为相对可控。具体的情报判断与各方的责任，各国有各自的调查，这里不作结论。就学派而言，这是一次对“有管理的对峙”读法的重击，也是对“正常化可以绕开问题”读法的重击。

旁证　同年4月4日，芬兰加入北约；4月15日，苏丹的军队与准军事力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第 114 章

2024　美国：大选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24年11月5日，美国举行总统选举。这是一场过程极不寻常的选举：年初，现任总统乔·拜登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已是各自党内的定局；6月27日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之后，民主党内部对拜登的年龄与状态议论纷纷；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遭枪击受伤；7月21日，拜登宣布放弃连任竞选，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8月5日，哈里斯在代表们的线上投票中成为民主党提名人，次日选定蒂姆·沃尔兹为竞选搭档。这一年的意义需要，在选民那里主要有三层。第一层是生活账：物价、房租、工资，几年的通胀留下的记忆很深。第二层是边境与移民，以及与之相连的治安与公共服务。第三层是对政治本身的疲倦与不放心：年龄、暴力、媒体的各说各话，让许多人想要一个“稳”字。这些需要，各州各人排的次序不同。此外，2024年被称为“选举大年”，有几十个国家在这一年举行全国选举，美国的这一场，因为体量和外溢的影响，被世界各地的人看着。7月15日，特朗普选定参议员J·D·万斯为竞选搭档，两位候选人此后在七个关键摇摆州，也就是亚利桑那、佐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之间来回跑，那里几万张选票，就可能决定全国的结果。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的选举研究，传统上有几套工具。第一套是“基本面”模型：用经济增长、现任总统支持率、任期长短这几个量，去推算选举结果，来自行为主义和计量的传统。第二套是“回顾性投票”：选民看的是现任者这几年做得怎么样，而不是对手承诺什么。第三套是民调与聚合：把各家调查加权平均，给出各州的胜率。第四套是艾伦·利希特曼提出的“十三把钥匙”：用十三条是非判断，推出执政党能否连任，他在2024年9月5日公开预测哈里斯会赢。第五套是政党认同与极化研究，认为多数人的投票早已在认同里定了，竞选只能动摇很少的人。第六套是关于选民联盟的研究，关心不同人群怎样在党之间流动。这些都是学派的读法，下面看它们的成绩。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结果。特朗普以312张选举人票对226张赢得选举，普选票约7730万对7500万，得票率49.8%对48.3%；他拿下了七个关键摇摆州，共和党同时控制了参议院（53席），并保住了众议院多数（220席对215席）。投票率约64%，比上一次略低。再看预测的记录。多数民调的聚合在摇摆州显示两人几乎持平，最终结果落在多数误差范围之内，没有像2016年那样被普遍认为“大面积失准”，这一点常被当作民调行业的一个小小的改善。基本面模型和回顾性投票的读法，在“通胀与执政党失利”这件事上得到了支持，不少国家在2024年的选举里，执政党的得票也有下滑。利希特曼的“钥匙”预测哈里斯赢，没有应验；这一年现任者放弃提名、竞选中途换人，是否算模型的特殊情形，各方解释不一，这里不替任何一方下结论。选民联盟方面，事后分析指出，若干原来偏向民主党的群体，如部分拉丁裔选民，向共和党一侧移动，这一点各家估计的幅度不同，皮尤研究中心的验证选民分析给出的是，拉丁裔选民中哈里斯约51%、特朗普约48%，其余估计需以官方和学术数据为准。

这里还有一层容易忽略：民调、基本面、钥匙，三套工具虽然来源不同，却共享同一个预设，那就是选民的偏好在投票之前已经基本成形，竞选只是让它显露出来。2024年里中途换人、遇刺、辩论的连串变故，恰恰是对“偏好早已成形”的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人的偏好确实比较稳，但在摇摆州那一小撮人身上，偏好是在最后几周里一点点定下来的，这一块，三套工具都只能给一个区间，给不出过程。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2024年竞选中，主要的两个阵营，在意义上押的位置不同。一边的话语，重心放在“自由”：个人权利、选择权、民主规则；另一边的话语，重心放在“幸福”里的“安稳”：物价、边境、治安，以及一个被承认的“我们”的生活。“创造”也出现在两边的叙事里，比如对新能源、人工智能、制造业的各种设想，但大多没有成为竞选的核心。要把两件事分开读：学界对这次选举的解释，是在“经济”“认同”“极化”几条线上拉扯；而日常里的人，是在自家餐桌的开销和身边人的说法里，做出了选择。本节不评价任何一方的政策或人物。再补一句：在选民的日常里，“创造”常常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比如开店、换工作、孩子上学的选择，这些小事里的创造，没有被竞选话语收进去，却是选民判断“我家日子好不好”的真正材料。

吸收还是改写　按本书的读法，各派对2024年的处理，有吸收，也有轻微的起点挪动。改名：基本面和回顾性投票得到支持，被当作“理论已经被检验”，但中途换人这样的异象，被改称为“特殊情形”，参数里多了一个“候选人更换”。免检：把2024年看成延续2016年和2020年模式的又一次，不必另外处理。先验：有人按定义认为“经济是决定因素”，于是任何结果都被读成经济的作用，论证提前结束。分叉：围绕“选民重组”“年龄与现任者”“信息环境与媒体碎片化”的研究，各撑出新的地盘。我们的读法是，这些学派的起点，是预设的“选民”（带着偏好和认同投票的人）与预设的“选举”（一个把偏好汇总的机器）。而这一年里，选民的“令”与“从”：对谁下令、对谁服从，在年龄、媒体与朋友圈的缠绕中不断改变；一位候选人的状态、一场辩论、一次枪击，都能让这种缠绕当场改形。学派擅长给出汇总后的数字，不擅长讲汇总之前这一团东西怎样一步步聚成数字。

旁证　同年，英国7月4日大选，工党执政；6月至7月，法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议会分成三大块；10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选举，自民党与公明党合计失去过半数。

第 115 章

2025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与债务刹车松绑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25年2月23日，德国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投票率约82.5%，是两德统一以来最高的一次。提前的原因是：2024年11月，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组成的“红绿灯联盟”在预算问题上谈崩，总理朔尔茨解除了自民党籍财政部长的职务，联盟破裂，12月信任投票未获通过，议会随即解散。要理解这一年的意义需要，得往前看一步：2023年11月，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政府把一笔原本为疫情准备、没有用完的信贷额度转到气候与转型基金里，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债务规则，政府的预算安排一下子少了很大一块。此后一年多，德国的政治在“钱从哪里来”上反复拉扯。这一年人们的需要，大致是三层：经济停滞之下，要有个说法；战争之下，安全要有钱；桥梁、铁路、学校这些旧设施，要有人修。三件事都要花钱，而宪法里有一条规矩，管着国家能借多少。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德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在这一节里要用到几条。一条是国家学和法治国：钱的事，不只是财政问题，更是宪法问题，因为债务规则写在《基本法》里，要改它，需要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自三分之二的多数。一条是秩序自由主义，也叫“弗莱堡学派”的传统，强调国家要为市场定规则，自己要守纪律，这是德国“不乱借钱”那一套思路的老根，也常被拿来解释为什么2009年把债务刹车写进了宪法。一条是“政策缠结”的研究：联邦与州、联合政府各党之间互相牵制，改变一件事需要很多方同意。一条是比较政治里的联合政府研究和政党体制研究：这次选举，传统大党得票下降，选择党成为第二大党，政党体制更碎，组阁更难；各大党长期坚持不与选择党合作的“防火墙”，使得多数的算术更紧。此外，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路径依赖”，也被拿来读这次修宪。要分清：这里的“路径依赖”是历史制度主义自己的概念，说的是制度演化越走越固定；本书说的政体依赖，是对学派起点的诊断，两者不是一回事。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选举结果：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得票约28.5%，选择党约20.8%，是2021年的两倍，社民党约16.4%，绿党约11.6%，左翼党约8.8%；自民党约4.3%，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约4.98%，都没有越过5%的门槛，不能进入联邦议院。新一届联邦议院开会之前，旧的联邦议院在3月18日表决通过了《基本法》修正案，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513票对207票（个别报道的计数略有出入），由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支持。3月21日，联邦参议院通过。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三条：国防及相关安全开支中，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部分，不再算入债务刹车，范围还扩及民防、情报、网络安全和对遭违反国际法袭击国家的援助；设立一笔最高5000亿欧元、为期十二年的基础设施特别基金，其中1000亿给各州，1000亿给气候与转型基金；各州每年可以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0.35%的额度。4月9日，联盟党与社民党达成联合执政协议；5月6日，弗里德里希·默茨在联邦议院第一轮投票中只得310票，未达多数，第二轮得325票，当选总理，这是德国历史上总理候选人第一次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获多数。另有一点值得记：竞选期间的表态与选后几周的做法之间有差别，这成了媒体和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各方评价不一，本书只记有这个差别，不作评价。绿党在谈判中的角色也很明确：它的支持是修宪达到三分之二的必要条件，作为交换，气候与转型基金得到了1000亿，并且“到2045年实现气候中和”写进了《基本法》关于特别基金用途的条文（它没有成为独立的国家目标条款）。另外，3月14日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选择党与左翼党议员关于阻止旧议院召开特别会议的紧急申请，主程序另当别论。把这段对照学派的预测：秩序自由主义倾向于预言债务规则不会轻易动，这一条被事实改写；而“政策缠结”预言的“改革很难”，也只在窗口期被突破：旧议院还在，三党合起来够三分之二，新议院里选择党与左翼党的席位合在一起，会超过三分之一，这个窗口是时间造出来的。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德国多年的意义组合里，“稳”的幸福（预算平衡、不留债给后代）占着很重的位置。这一年的修改，把权重往两头挪：一头是“安全”，另一头是“创造”，也就是基础设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这些要新长出来的东西。这里要分清理论与实践：理论上的说法，如“弗莱堡学派”的纪律，和国家实际走出的路，出现了明显的错开，错开了十几年没有动，在这一年一下子动了。这也使得“竞选时的说法”和“选后的做法”之间的距离，成了公共讨论的题目；各方对这一点怎样评价，不同，这里不判断。

吸收还是改写　这是少有的一节，学派里的“规则”本身被改写了。通常的三种吸收，在这里也都能看到。改名：原来叫“债务”的东西，被叫作“特别基金”“投资”，同样的钱，换个名字，规则条文就动得少一些，这个做法在2022年的国防基金里已经用过一次。免检：认为这只是又一次例外条款，规则的精神没变。先验：按定义认为，法律只要是三分之二通过的就是合法的、不需要再论，或者相反，按定义认为改规则必然损害后代，论证至此结束。但同时，规则条文被真改了，这是起点的挪动，不全是吸收。我们的读法：学派的起点，是预设的“国家”（一个要自我约束的主体）与预设的“规则”（一道摆在那里的栏杆）。2025年发生的，是“令”“从”之间的新长出：旧规则的“令”遇到战争和老化的基础设施，“从”的基础松动，政治家们在旧议会、新议会、联盟、州之间，找到了一个能够走通的路径。这条路径是时间、算术和妥协共同造出来的，学派事前给不出这条路。

这一节还提示了一个更朴素的道理：规则越是写得死，要改的时候就越需要一个“窗口”；窗口一旦合上，同样的改法就再也走不通了。研究路径依赖的人，管这叫“关键节点”，而普通人家里也有类似的事，比如一份写了十几年的家规，往往要等一次大事才有机会改。

旁证　同年，美国在1月20日迎来新一届政府；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又一轮停火生效。

第 116 章

2026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IEEPA不授权关税

当年的意义需要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表决作出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简称IEEPA）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关税。这部1977年的法律，原本是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对交易、资产采取制裁性措施；2025年起，行政当局用它来征收范围很广的关税，有的以应对毒品走私为由，有的以平衡贸易为由。案子是由企业和一些州提起的，案名为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以官方文书为准。这一裁定对进口商、零售商、制造商和消费者，都有直接影响：已经交的关税怎么办，以后的价格怎么走。这一年的意义需要，在日常生活里是“账”：货价、成本、订单、合同。在制度层面，是“权”：征税的权，属于谁。美国宪法把征税的权力给了国会，裁定的大意，便落在这一点：关税是税，国会没有在这部法律里把这项权力交出去。写作时（2026年10月中旬）后续仍在展开，以官方公布为准。这一裁定还有一个时间背景：11月3日，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众议院435个席位全部改选，参议院约三分之一席位改选，不少州在十年的中途重新划分了选区。关税的价格效应、各党对关税的态度，已经被带进了这场选举的讨论里。

当时在用的学派与框架　美国自己的政治学传统，在这里最贴切的是三条。一条是分权与制衡的研究，从《联邦党人文集》的老传统到当代的行政权力研究，关心总统在国会不动的时候，能不能、怎么靠行政命令把事办成，学界有“总统单边行动”的说法。一条是法院研究里的两种读法：“态度模型”认为大法官的投票主要由各自的政治与价值倾向决定；“法律模型”认为条文、先例与解释方法起作用。还有一条是法学界的“重大问题原则”与“授权禁止”，说的是：重大的政治与经济决定，需要国会明确授权，不能靠含糊的条文推出来。此外，国会研究里的“让权”，说的是国会长期把一些权力让给行政部门，自己少管；政党极化研究，则关心在两党对立下，国会愿不愿、能不能收回权力。这些框架在2026年的这一裁定里，都被拿来用。

预测与实践记录　先说事实。多数意见的大意是：IEEPA没有使用“关税”或“税”的字样；把“规范”解读成包括关税，会使条文里的其他权力变得多余；以前的总统没有这样用过；国会在别的法律里授予关税权，都附有程序性的限制，而这部法律没有。据公开报道，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笔，参与多数的共有六位，包括了由不同党派总统任命的人；三位大法官持异议，主笔的是卡瓦诺，托马斯与阿利托加入。多数内部对“重大问题原则”的看法也不一致：三人适用，三人只依普通的条文解释，结论相同。裁定之后，从2月24日起，根据IEEPA的关税不再征收；政府随即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一笔临时进口附加费，总统公告定为10%，2月21日他又宣布要提到法定上限15%，但其后国际贸易法院、联邦巡回法院的文书和多家律所通报记载的实际征收税率仍是10%，期限150天，到7月24日届满，除非国会延长；政府同时表示，会用其他法律，如第232条、第301条，另行加税。关于已缴关税的退款，3月4日国际贸易法院在Atmus Filtration一案中命令海关，对涉及这些关税的报关单重新清算、不再含这些关税；海关4月20日起启用线上退款系统CAPE，7月15日和21日法院又把命令扩及已最终清算的报关单，政府就后者提出上诉，案件仍在联邦巡回法院。再看学派：态度模型会预期，裁定沿党派线分；而实际的六对三，并不与任命总统所属的党派一一对应，这与法律模型相容，但一个案子不足以判断两种模型孰优。这一裁定也引出一个学界关心的问题：国会愿不愿意把征税的权力“收回来”。裁定把球踢回国会，而在两党对立的格局下，国会要不要通过新的授权，或者明确禁止某些做法，没有现成的答案；既然国会长期“让权”，裁定只是给了它一次机会，并没有替它做决定。此后的进展，多家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通报大体一致，可以记几笔。5月7日，国际贸易法院以二比一的表决认定，第122条的这笔附加费不合法，但救济只给了起诉的两家进口商和华盛顿州，政府随即上诉；联邦巡回法院5月12日先作了临时中止的安排，6月11日批准在上诉期间中止该禁令，海关得以继续征收。7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最终决定，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这些经济体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新的关税，税率是10%或12.5%，7月24日零点一过，与第122条附加费届满同时生效，已适用第232条的商品不重复计征。也就是说，裁定管住的是“凭这部法律征税”，征税本身换了条路继续走。8月3日，25个州在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第301条这笔新关税，我们没有看到裁决。退款方面，据媒体转述海关向法院提交的声明，截至7月31日已处理的退款约1000亿美元（含利息），而受影响的关税约1660亿美元，进度仍在变动，以海关公布为准。

意义中心　这是我们的读法。这一裁定首先是一次“自由”的表达，但是制度意义上的“自由”：权力要有来处，征税要有授权。行政当局一边的说法，重心则在“创造”与“幸福”：用关税推动本国制造业，保护就业。同一件事上，两个意义维度在相互牵制。要分清楚的是，理论的说法（分权、授权禁止）和国家实际走出来的路（换一个法律条文，继续征税）：裁定管住了一条路，政府转向另一条，说明裁定改变的是办法，尚不能说改变了方向。日常里的人，在意的是货价和生意，这条意义线，和法院的条文，读的是同一件事，却是两本账。

吸收还是改写　按本书的读法，各派对这件事，也有吸收的惯性。改名：把它归入“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这个现成类别，参数里多一个“关税”。免检：认为这只是一次个案，常态下的分权与制衡并未动摇。先验：有人按定义认为，行政权力总是扩张的，所以一次裁定改变不了趋势；有人按定义认为，法院总会把权力拉回来，所以结果“本来就会这样”。分叉：关于“经济紧急状态与行政权力”“贸易政策的授权设计”的研究，各撑出新的地方。本书的读法是：学派的起点，是预设的“总统”（一个想办事的人）、预设的“国会”（一个管钱和税的机构）、预设的“法院”（一个守边界的裁判）。而这次裁定之后，“令”和“从”的链子长出了新的环：总统发令，海关执行，企业缴税，法院裁定，海关退款，政府改用新条文再下令。这个环要转多少圈、每一圈由谁说了算，不是任何一个学派的起点能接住的。

对普通人来说，这一裁定的意义落在很具体的地方：进口商要重新算成本，商店要重新标价，消费者要看账单。政治学讲的“权力从哪里来”，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很日常的问题：一笔钱，凭什么被收走，凭谁的授权。

旁证　同年2月8日，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得压倒性多数（465席中的316席）；4月12日，匈牙利议会选举，反对党提萨党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席位（199席中约138席，据接近终结的计票）。

下编结语

五十年，六个国家

◆一、意义中心怎样移动

下编走了五十年，一年一节，每节问过同一个问题：这一年的事，意义押在创造、自由、幸福的哪一个上。五十个读法并排放，能不能看出一条线？可以，但要先说清楚，这条线是我们的读法连起来的，不是判分，也不是说哪一维更高。

1977到1986年。这十年的起点是德国的“德意志之秋”，意义落在“秩序里的自由”，同时承认生命安全是幸福的底线。接着的几年里，自由和创造被推到前台：1978年中国的转向，重心是“建设：创造”；1979年的英国和1980年的美国，话语的中心都在自由，具体是个人和企业从约束里解出来，创造落在“让市场去创造”这一句上。这几年里也有往另一边拉的力：1981年法国押在幸福和公平意义上的自由，创造放在“国家带动”，到1983年重心偏到稳定币值和欧洲框架。1985年日本的广场协议，是在国际压力下保住建设与追赶的成绩。

1987到1996年。自由和创造仍在前，但幸福开始追上来。1987年英国的选民把权重又往自由一侧拨了拨；1988年中国价格闯关，创造被推在前面，抢购和挤兑让幸福以“稳定”的形式追上来；1989年街头的意义无疑是自由，统一以后，工厂、就业、养老这些幸福和创造的问题才具体起来；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意义转到幸福里的“安心”；1992年中国的南方谈话，重心很明确地回到创造；1994年美国的共和党革命，自由居前，创造居次；1995年法国冬季大罢工，是幸福把创造压回去的一次。

1997到2006年。这十年里，“安全”和“稳”成了幸福的主语。1997年香港回归，次序是安稳在前，保住在中，继续创造在后；1998年北爱协议，重心是免于暴力的幸福，其次是身份被承认的自由；1999年德国科索沃一节，幸福与自由两端同时拉扯；2000年法国是幸福里的稳；2001年的9·11，重心压在安全，自由被重新称了一次；2002年中国的十六大，创造居前，并逐步加大幸福的权重；2003年英国是自由与安全并提；2004年法国头巾法，两派把自由读成两件事；2005年德国大联合，是幸福里的稳；2006年日本，一个首相押“改革”，一个押“归属”。

2007到2016年。危机之后，幸福的保底和分配走到台前。2007年法国是安全感和“干活的机会”；2008年美国，理论的意义预设押自由与创造，国家实践在危机里把重心往幸福保底挪了一步；2009年日本政权更替，重心在幸福；2011年的福岛，争论围绕安全与信任；2012年法国押分配。同时，自由被用来叫另一件事：2014年苏格兰，主张独立的一方说“自己的事自己决定”，2016年英国脱欧，离开一方说“收回决定权”，留下的一方讲的是幸福的保底。2013年中国的重心，按公开文件的措辞，是改革与发展，同时把制度的效能放进总目标。

2017到2026年。这十年里，最底层的“安全”和新的创造一起被重新配置，自由被拆成几种用法。2017年美国，话语的重心在幸福，动作的权重却被支持者读成自由与创造，两边错开；2018年法国，“转型的账由谁来付”是两种意义权重的对撞；2020年的疫情，各国都面对三者的重排；2021年美国国会山，同一个“自由”有两种用法；2022年德国，意义重心从以经济往来换来的安稳，移向安全；2023年以哈冲突，各方都把话说成“安全”，各自夹带不同的自由；2025年德国，权重往安全和创造两头挪；2026年美国，同一件事里，制度意义上的自由，与创造、幸福相互牵制。

把五段连起来看，大致是这样：先是自由与创造居前，幸福在后追；然后安全成为幸福的主语；危机之后，幸福的保底和分配上台；最近十年，安全与创造一起被重配，而自由这个词，被各方拿去指各自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读法，别人可以读出别的线，请指出依据。

◆二、同一类学派，六国各走成什么样

下编还有一个用处：看同一类学派到了不同国家，各走成什么样。下编导论说过，这六国的政治学传统差别很大：美国是行为革命和理性选择的重镇，英国有议会主权，德国有国家学和法治国，法国有自己的国家观和行政学传统，日本走出了官僚与政党的特殊关系，中国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互相解释的传统。读完五十节，可以补上几句具体的。

讲规则和授权的一类，在三个国家走成了三个样子。英国1979年，议会主权与威斯敏斯特模式把选举结果当作一次“授权”，起点没动，是先验式的吸收；德国1977年，国家学与法治国把事件读成“法律允许国家做什么”的问题，答案早在《基本法》的框架里，也是先验式的；法国2004年，共和主义的公民，与国家实际走的路是吻合的，理论与实践对得很齐。同样是“规则优先”，在英国是授权，在德国是框架，在法国是公民身份，各自的预设里装着各自国家的历史。

讲国家与结构的一类，在法国和日本。法国1983年的转向，国家与结构传统读成“外部约束下的调整”，起点（国家是领导者）没有变，只是领导的方式要改，是改名式的吸收；日本2011年的福岛，政策网络研究以现成的网络排布起手，事后的反思大多是在原框架上加条款。两国学派的政体依赖，都能从各自预设的那一种政体里读出来：法国那一支预设国家是领导者，日本那一支预设国家与网络的现成排布，异象来了，预设的政体都没有动。

讲个人与选择的一类，主要落在美国和英国。1987年英国的选举研究押“选民如何选择”，1994年美国的共和党革命把自由放在中心。这一类的预设，在这两国被重用得最多，但并不是它们的“国家学说”，在别的国家，它只是众多读法之一。

讲国家能力和发展的一类，在中国和日本。1992年中国的南方谈话，强调国家能力的学派押的是推进改革的组织能力；2020年疫情，学界的叙述用的是国家能力，官方叙述用的是另一套话，两者各有侧重。日本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在国际压力下保住追赶的成绩。

再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五十节里有三种情形。一种是错开：2008年美国，理论的意义预设押自由与创造，实践在危机里把重心挪到幸福保底；2022年德国，“民事强国”的说法与增加军费、送武器出现明显错开；2025年德国，延续多年的债务规则与实际走的路错开了十几年，在这一年一下子动了。一种是对齐：2000年法国的五年任期公投，理论的意义预设与实践的选择重合较高；2019年日本，令和更替，理论与实践没有明显错开。还有一种是改写。1978年的中国，1981到1983年的法国，2025年的德国，这三处是改写的样本，分别落在框架、政党与政府的实践、规则条文三个层面，都不是学派层面的起点改写。它们在下编里如实登记，等待条款二去检验。

◆三、六国均衡表，实际结果

下编的均衡是总数均衡：每个国家8节，另有2节跨国，合起来是50节。分十年看，就不齐了。我把实际排出来的结果再说一遍，不遮掩。

美国在最后一个十年占了4节，2017、2021、2024、2026年；英国在最后一个十年是0节，而在2007到2016年占了3节，2010、2014、2016年；日本在1987到1996年占了3节，1990、1993、1996年。中国在后两个十年各1节，德国在1987到1996年和2007到2016年各1节，法国在1987到1996年只有1节。

这不是偏爱。事件是按“该年该国最能检验学派预设的一件事”挑的，这样挑下来，每个十年的分布本来就不会齐。美国最近十年偏重，意味着这十年里最能让预设露出来的事，更多落在美国；英国偏重在2007到2016年，是因为联合政府、苏格兰公投、脱欧公投三件事，都够格当考题。这不等于英国最近十年没有大事，也不等于美国前三十年没有。读者若觉得某年我挑漏了，或者另一国那年有更好的考题，请用同样的标准重挑。

跨国的两节，1991年苏联解体和2023年以哈冲突，没有算在任何一国里，因为考题压在好几个国家身上。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我归在中国，1997年香港回归也归在中国，英国在这两件事里都是另一方，这是归类的办法，不是说英国不在场。

有一个数字读者可以自己去验：2017到2026年这一格里，美国4节，德国2节，中国、法国、日本各1节，跨国1节，英国0节，合起来是10。这一格最不齐，也最容易让人读出“这十年谁重要”的印象。请不要这样读。它只说明，按“最能检验学派预设”这条标准挑下来，这十年里的考题，多半落在美国的几件事上。

◆四、带回上编

下编五十次考试，没有宣布哪个学派赢了。它只做了一件事：把上编的出生证、意义预设、吸收和分叉，放到真事上走了一遍。回头看，每个国家、每个十年，学派的第一反应都是用自己的起点去读，然后吸收，偶尔分叉，极少改写。这和上编的账，是对得上的。

如果你读完下编，再回到那次业主群的投票，我想你会发现，五十年的大事和一个小区的投票，是同一种事，只是尺子大了很多倍：每个人手里先拿着一把尺，事情来了，先用这把尺去量。要换，不是去找一把更大的尺，而是先看清自己手里的这把。

结语

再看一遍那次投票

◆一、回到群里

书从一个小区的业主群开始，也在这里收尾。

先把那个场景再摆一遍。六栋楼的小区，物业合同年底到期，群里发起线上投票：继续请现在这家，还是换一家报价低、承诺管得更细的。按小区的规定，只有业主有票，租户没有票。投票开了一个星期，同意换的比不同意的略多，参加投票的业主不到一半，群里随即吵起来：这个结果算不算数。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个真实的小区。

我想先说一件这本书没有做的事：它没有告诉你这个小区该不该换物业，也没有判定那个结果有没有效。那要看他们自己的章程，看他们自己怎么商量。本书从头到尾只问了另一个问题：六个人读同一个结果，为什么读出了六个故事，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

现在读完了六十六章，再回到群里，你看到的东西应当和导论里不一样了。导论里，你看到的是六种读法，各有各的道理。现在你多看到了一层：每一种读法在开口之前，已经把“人是什么、制度是什么”放定了；放定之后，眼前的事只剩下这一套放法看得见的那部分。电梯坏了没有，报价单上是什么数字，参与率是多少，这些大家看到的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各人手里先拿着的那把尺。

不妨做一个小测验。假如此刻有人在群里问一句：这个结果到底算不算数？小林会去算，不到一半的人参加，是不是说明多数人觉得不值得花这个力气；陈姐会去数，哪几个小组到了、哪几个没到；老周会说，先翻章程，规定了多少比例；王姨会说，反正早就定好了，算不算都一样；小雨会看，群里现在把它叫作“维权成功”还是“一场折腾”；大刘会说，先看这一票是谁的票。同一个问题，六个人先做的是六件不同的事。他们不是在给同一道题作答，而是在各自改写这道题，然后回答自己改写过的那一道。这一点，导论里是看出来的，读到这里，应当能说出来了。

◆二、六种读法，六种权重

导论里我们给六位居民各填了一张出生证：一对预设，加上由它推出来的政治。上编第二章又给出生证添了一栏：这个学派把意义押在创造、自由、幸福的哪一个上。现在把这一栏补到六个人身上。先说清楚，这是我们的读法，读的是各家理论的意义预设，不是在给这六个人打分，也不是在说他们本人心里想的就是这些。

小林算账，他背后的那一路，把个人的偏好当作最后的依据，幸福被理解成“想要的东西买到了”，创造几乎不出场。重心在自由，配上一种特殊的幸福。

陈姐盯着小团体，这一路让多个中心互相牵制，没有谁能一直赢。重心在自由，具体是不被一家垄断、人可以自己凑起来争；幸福居中，意思是各个团体都多少有所得；创造居后。

老周翻章程，他读的是规则怎样让一般人也做出不坏的选择。我们大致把他读成自由居前，指规则之内的自愿选择，再兼顾一份可预期的稳，创造靠后。这一条是六条里最粗的一条，因为“制度主义”底下有好几支，权重并不一样，各支的细读在第八编。

王姨说几个人早商量好了，这一路抱着对好听话的怀疑，要把外面的话剥掉，看清到底谁管事。重心在创造，但是认知上的创造，造出一个更冷的、更贴近事实的看法；自由是个被怀疑的对象；幸福几乎不进入考量。

小雨看说法，这一路认为身份和规范都是造出来的。重心在创造，自由是第二位的：既然是造出来的，就可以改造；幸福没有被正面处理。

大刘数谁有票，这一路要解释国家为谁服务。重心在自由，指人从支配里摆脱出来，同时看重生产与新秩序的造成，创造并重；幸福放在这两样后面。

把六条并排放，有两件事值得停一下。

第一件，同一个词，四种用法。自由居前的有四位，可是小林的自由是“我的偏好说了算”，陈姐的自由是“不被一家垄断”，老周的自由是“在规则里自愿选”，大刘的自由是“从支配里摆脱”。四个人都说自由，指的不是一件事。这正是上编反复讲的：两个学派用同一个大词，并不等于它们在谈同一个东西。

第二件，这六种读法里，没有一位把幸福放在中心。电梯修得怎么样，日子过不过得下去，群里的怨言多半是从这里来的；而六种读法，要么把幸福改写成“偏好得到满足”，要么让它缺席，要么排在别的东西后面。我不想说这就是它们的毛病。它们各自的中心，都有很好的理由。我只想指出一个读书时容易漏掉的事实：一个学科里，被多数学派摆在中心的那几维，和普通人嘴里天天挂着的那一维，并不一定重合。这件事，我们没有裁判，只能把它摆出来。

这里还有一层，是导论里就埋着的：租户没有票。大刘的读法抓住了计数的那条线，可是租户拍的电梯视频，仍然会在群里被人看到，仍然会让某些有票的人改变主意。有没有票和有没有分量，是两回事。这一点，是第六十四章靠令与从才看清的；六种读法里，只有它被明说过。

◆三、三句判词，再说一遍

三句判词，在前言里用评论区讲过，在导读里用球迷和广场舞讲过，在上编里一章一章用学派验过，现在用业主群收一遍。

第一句：每个政治学学派的起点，都是借来的一对预设：预设什么是人，预设什么是国家与制度。权力与政治这些“互动内容”，是它从这对预设里推出来的。

小林借来的是算账的人和价目表一样的制度，所以他推出的政治是少数人的盘算；老周借来的是在规则里行事的人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条文，所以他推出的政治是条文的执行。他们看的是同一个结果，推出的“政治”却长得不一样。

第二句：学派不会因为异象退出，只会把异象吸收（免检、改名、先验）或分叉出一个新学派；它死守的，是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这就是政治学的政体依赖，所以政治学多元，却没有裁判。

“为什么还有人明明知道一票没用却认真投”，小林的路子接不住这件事。它可以说这些人是“尽本分也算一种满足”，这是改名；也可以说这些人不算理性人，不在本学派讨论之内，这是免检；也可以有人另起一支，专门研究“投票的意义”，这是分叉。第三条路，也就是回头把“人是算账的”这个起点改掉，是例外，不是常态。

第三句：出路不在再造一个学派，而在把被冻结的两端放回发生里：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是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的。

第六十四章把那次投票重走了一遍：一句“大家看看”，一次转发，“折腾”与“维权”两个名字的先后站稳，一句“先查章程”，投票链接，页面关闭，之后又一轮“有效”“就这么办”。结果不是页面上的那串数字，结果是数字出现之后，又经过一轮令与从，才稳成的归属。六位居民各抓住了这条链上的一环，各自没错，只是各自把一环当成了全部。

有一个疑问，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有：这本书说别人借来预设，那它自己呢？它是不是第七种读法，站在六个人旁边，也说一句“其实是令与从”？第六十六章回答过：是的，它也有出生证，也是一对借来的预设，只是它把“预设本身也是发生出来的”这一点写在了明处。这一点不能当作免死金牌。它能做的，是把自己的位置标出来，让人来查，而不是宣布自己站在六个人的上面。

这三句话是一条链，第一句说学派从哪里来，第二句说它怎样走，第三句说走不通的时候往哪里去。前两句是诊断，第三句是主张。所以可错条款也分三条，一条管一句。下面逐条对账。

◆四、三条可错条款，对账

在导读里我许过一个诺：写出“在什么结果面前我认错”，并且在最后一章回来对账。第六十六章已经把怎样查写出来了。这里不重复怎样查，只报账：读完全书，哪条现在看站得住，哪条更脆弱。我尽量不夸大，也不压低。

条款一：若在某个政治学分支里，学派的分歧并不沿“预设的主体属性／预设的客体属性”排列，或者存在一个不依赖这类预设的学派，本诊断在该分支收窄。

这一条，在三条里相对站得住。上编每一章都要填一张出生证，填的过程里，分歧确实能够顺着“对人的预设”和“对制度的预设”排开，这从古典到契约论、从权力到理性选择，一路都能做。但站得住有三个限定，我必须说。

其一，出生证是我填的。一个学派能填进去，有多少是学派真的如此，有多少是我填法顺手，读者无法完全分开。我的办法是尽量让每个学派自己的文字说话，但这个办法不能保证没有顺手。

其二，第八编的四种制度主义，是最可能被击中的地方。它们常被说成“方法不同”：一个建模，一个比较历史，一个读文化，一个读观念。我的回应是方法背后跟着预设，但这只是我的回应，读者若认为方法线才是真正的分歧线，而且还原不成预设之差，条款一就在那里收窄。

其三，国际关系、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这几个分支，上编没有设章，诊断在那里是空白，不是成立。

条款二：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

这一条，站得住，但比条款一软，软在两处。

站得住的一面：上编各章的“吸收还是分叉”，下编六国各节的“吸收还是改写”，看到的多数是免检、改名、先验和分叉。比如罗尔斯后来的转向，我读成改名加收窄；阿尔蒙德不断修订框架，起点没有动，是在原框架上重组。第六十五章列出的几个候选，我没有替它们下结论，请读者拿四条判据去查。

软的一面：第一，下编里至少有三处，我没有办法只说“吸收”。1978年中国那一节，官方框架的做法本身就是实践遇到不合的提法就改提法；1981到1983年法国那一节，一次具体的失败把政府的话语从扩大国有推向强调竞争力；2025年德国那一节，债务规则的条文被真改了。这三处，我都老实写了：中国那一节，我选了“学派指整个理论体系”这一层，所以不把它当作反例，只当作需要继续检验的样本；法国那一节，改动发生在政党与政府的实践里，学派层面有没有发生，还没查；德国那一节，改的是规则，也不是哪个学派的起点。这三处都落在“学派”到底指哪一层的问题上，而这一层是我定的。诊断对这个定义敏感，这是条款二的软肋，不是它的优点。

第二，条款二要的是“常态”，常态要读一个学派几十年的论著和回应才查得出来。本书做不到对每个学派都这样查，只能在每章做一次粗查。所以我只能说：已查的范围里，没有发现某个学派的常态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没有查的范围，诊断是否成立，还不知道。

条款三：若按“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重写的分析，并不比原学派多解释任何一个异象，第三句判词不成立。

这一条，是三条里最脆弱的，也是我押得最重的。

第六十四章给了两个等待检验的陈述：一个关于令的来源集中度和争吵长度，一个关于投票是否会被群里看到和参与率。它们都是我构想的预测，没有拿任何一批真实的小区去验过。它们若落空，第三句判词就要认账。其中第二个陈述，与团体论和建构的读法有重叠，所以我只主张它对理性选择多解释了一点，没有主张它比邻居多出什么。

下编里有不少节，我写了“换一条路读”，把事件从 E 或 D 起手重读一遍。这些都是事后的读法，不是事前写下的陈述，照第六十四章自己的标准，不记分。冷战的终结那一例，我自己也说了：令与从的读法听上去说得通，但这是事后读法，它多解释了什么不容易说清，所以不记分。

再加一个限制：令与从的读法在稳定期容易显得啰嗦，只有动荡期才最有话说。所以，如果有人问“这条出路到现在为止多解释了几个异象”，我的老实回答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被检验过，只有两个等着被检验。这不是谦虚，是现状。

收窄说明：测量层（选举统计、民调、计量）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

这一条不需要报账，只需要再提醒一次：读者若拿选举统计或民调来反驳，请先看它落在哪一层。

三条放在一起，账是这样的：第一条大体站得住，边界清楚；第二条站得住，但“学派指哪一层”没有说死，常态也没有逐个查完；第三条还在等检验。有一条被击中，被击中的那句话认账，另外两句不一定跟着倒。

下编五十节，对这三条账也各有贡献，也各有限度。它们给条款二添了三个边界样本，给条款一添了六个国家的传统作背景，却没有给条款三添一个检验。原因很简单：下编的节都是事后读法，而条款三要的是事前写得下的陈述。五十节再多，也换不来一次事前预测。这是体例决定的，不是写得不够用力。

◆五、本书最弱的地方

如果只许我挑一处最弱的，我挑第三句判词，也就是出路。

前两句是诊断，诊断可以靠逐章对照学派自己的文字去查，查得好不好，别人可以复核。第三句是主张，它要做的是“比原学派多解释一点”，而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只有我构想的两个陈述撑着，没有任何数据。一本批评别人“异象来了不改起点”的书，如果自己的出路也只是一个说得通的故事，那它就是在对自己免检。第六十六章已经把这个危险标出来了：说得通，不等于被检验过。我把它在结语里再说一遍，是因为结语最容易被读成“全书的成果”，而这一句不是成果，是待办。

其次弱的，是事实的核对。下编五十节全部涉及真实事件，日期、人名、数字，我能核的核了，核不了的没有写死，也都登进了附录七的引文核验表。那张表合起来并不短。读者读到哪一节觉得事实有误，请直接指出；那是我的疏漏，不是读法的分歧。

还有一处弱，是本书自己的路径。第六十六章列过四个症状：只走少数几条路，先验，改名，免检。老实说，描述学派时我几乎都走同一条路，先出生证，再走的路，再异象；六条路径里别的几条用得很少。读者若换一个次序去读同一个学派，得出的诊断可能和我不同。我欢迎，因为那正是检验的一种。

再其次，是“意义中心”。每一节里我读了创造、自由、幸福谁居中心，那是我的读法，不是判分。同一件事换一个人来读，可能读出另一个中心。我写下来，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可以反对的靶子。

◆六、这本书没有做的事

它没有告诉你哪个学派对。没有给任何国家的制度排名次，没有评价任何在任的领导人，没有对具体的个人或群体下诊断，没有对任何政策表态。它写各国，只写学派和结构，只问押在哪一维、发生过什么。统计读数在书里只是描述，不进考核。

下编是初读，不是定论。五十个事件，每一件都是我挑的，挑选的标准写在下编导论里，读者可以拿去重挑。每一节写的是学派公开说过的话，查不到的，我写了“此处没有记录”，没有替任何学者补一句他没说过的话。

它也没有说多元不好。每个学派都看对了一些东西，这在每一章的“它看对了什么”里都写了。我反对的不是多元，是多元之下的盲区：各家的差别，藏在没有人去检查的前提里。

◆七、如果要接着做

书写到这里停了，但检验没有停。如果你愿意接着做，有三件事最有用，都不需要很大的条件。

第一件，替我填空白。国际关系、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上编没有设章。取其中一个分支，把它的几个主要学派列出来，各填一张出生证，看分歧是不是沿着对人和对制度的预设排开。排得开，条款一在那里多一个旁证；排不开，请告诉我在哪里排不开。

第二件，替我查常态。挑一个你熟悉的学派，读它几十年里对大事的回应，用第六十五章的四条判据去核：改的是预设还是参数，有没有在自己的文字里留痕，改完能不能说出旧版说不出的可检验的话，是不是常态。找到一个四条都成立、而且不止一次成立的，条款二就在那个学派身上认账。

第三件，替我检验那两个陈述。找一批条文相近的小区，看投票前头几天令的来源是否集中、不从的声音怎样被处理，再看之后争吵的长短和重投的多少；或者比较实名接龙和匿名投票的参与率。结果出来，不论哪个方向，都是对第三句判词最硬的一次回答。

◆八、带着三个问题回去

读完以后，你可以带走三个问题，到任何一次争论里去用：他把人预设成了什么？他把制度预设成了什么？遇到接不住的事，他做了什么？

回到业主群。小林仍然在算账，陈姐仍然在盘点小组的票数，老周仍然在翻章程，王姨仍然在打听谁和谁吃过饭，小雨仍然在斟酌下一句用哪个词，大刘仍然在数谁有票。租户还是没有票，但他们拍的电梯视频，仍然会在群里被人看到。他们谁也没有被这本书说服，也不需要被说服。

这本书能给他们的，只是下一次读同一个结果的时候，先问一句：我手里先拿着什么。如果再多问一句，那个结果是怎样一步一步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的，就算是我这本书的出路，往前挪了一步。

至于这一步挪得对不对，不由我说了算。请照着三条条款来指：哪一条，在哪一章，哪个学派或哪个陈述，出现了什么结果。能这样指，这本书就算有用了。

参考书目

只收正文里实际提到的书与文，按编分组；一本书在几编出现的，每编各列一次。条约、法律、宪法、报告等文件不列。作者与年份照正文写法；正文没写年份的，括注“年份正文未写”；出版社、版本、译者一律没有写，出版信息全部待核。

前置与第一编（方法）

第二编　古典：共同体与善

第三编　契约论：国家是造出来的

第四编　十九世纪：国家、阶级与官僚

第五编　从旧制度主义到行为革命

第六编　权力：精英、多元与三张面孔

第七编　国家、结构与历史

第八编　理性选择与制度

第九编　民主与比较政治

第十编　建构、话语与批判

第十一编　国家政治实践：意义权重的另一张表

第十二编　横读与解锁

下编、下编导论与附录一

附录

附录一　AI 与政治：权力在“令”与“从”之间

本附录谈的是还在发生的事，所以口气格外收着：凡是我的构想，一律写明是构想；凡是本书自己的判断，一律放在可错条款里，由第8节交代怎样算错。

1　一个各派都接不住的异象：算法替人“想要”，“从”的主语不见了

先从一个小区门口说起。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个真实的小区。

一个老小区，门口原来有个保安亭。住户进出，靠保安认脸：大爷大妈一露面，保安点点头，杆子抬起来。后来换成了刷卡，每户发几张门禁卡，丢了要去物业补，补一张收几块钱工本费。再后来，卡又改成了手机上的小程序，要先扫码、认证、同意一串条款。又过了一阵子，物业说，为了安全，大门装了人脸识别，进出时摄像头对着你的脸，识别通过，门就开了。

从头到尾，门口的人一直在换，可是有一样东西几乎没变：总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看得见的规矩，在对你说“你进得来，或者进不来”。保安说得出口，刷卡有卡可查，手机里有条款可翻。你从或者不从，都有一个明明白白的对象。

人脸识别却有一个微妙的变化。门开了，你没有听见谁对你下令，也没有谁特意同意你，你是被“认出来”的。认出来之后，系统记下了：几点进来的，几点出去的，陪着谁，拎着什么。过了几个月，系统甚至能“推测”：这位住户每天晚上九点前后回家，今天十一点还没回，要不要给他家里发个提醒？这件事没有谁特意要求它做，也没有谁拒绝过。

我想拿这个小场景，引出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在这一串变化里，谁在“想要”，谁在“服从”？

在保安时代，答案是清楚的：物业想要小区安全，保安执行，住户服从。在刷卡时代，也还清楚。到了人脸识别，问题就模糊了。物业买了这套系统，可是系统每天在做的无数个小判断，并不是物业一件件吩咐的。住户走过摄像头，也并没有“服从”什么，他只是走了过去。更远一点的AI推荐、自动审核、智能客服，则更是如此：它们替人“想要”，替人猜你想看什么、想买什么、想去哪里，猜完就给你摆出来。你照着点下去，究竟是你想要的，还是它替你想要的？

我把这件事叫作一个异象：算法替人“想要”，“从”的主语不见了。注意我说的是“主语不见”，不是“没人服从”。服从还在发生，每天千万次，只是你很难说出，是谁对谁在服从。

也许有人会说，自动化不是什么新鲜事，洗衣机替人洗衣服，电梯替人爬楼梯，从来没人觉得权力出了问题。区别在哪里？洗衣机不会自己改变你的“想要”。AI有两样东西是旧机器没有的：它会从你过去的行为里学出你“大概想要什么”，并且拿这个猜测来行动；它的行动又会反过来改变你下一次的行为。这样一来，“想要”不再只是人的事，而成了人与系统之间来回传递的东西。政治学讲权力，离不开“谁想要、谁服从”，这两个位置一松，原有的话就不好接了。

现在请看各个学派怎么接这件事。我只写它们起点上的第一反应，不写某位学者的具体说法，也不评价哪一个读得对。

理性选择一路的起点，是个人带着自己的偏好去算账。这条路对“算法替人想要”最先要问的是：偏好还是不是先于选择？如果偏好本身是被推荐出来的，算账的出发点就动了。这一路可能的吸收办法，是把推荐当成一个“信息成本变低了”的变化，改个名字，偏好依旧固定，只是找信息更方便。这是改名。

多元主义一路的起点，是权力分散在多个团体之间。对它来说，平台和算法公司是又一个团体，与别的团体竞争影响力。它把这件事读成“多了一个玩家”。这也是一种吸收：新东西被放进旧格子里。

制度主义一路的起点，是规则塑造行为。它的第一反应是：算法就是一套新规则，要看规则是谁定的、怎样写的、怎样监督。这条路确实有很多话可说，可是它也容易把“规则”一词用得太宽，宽到凡是影响行为的东西都叫规则，于是接得住，也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精英理论一路的起点，是少数人拿主意。它会问：谁掌握了这些系统？答案常常是一小撮公司和一小撮工程师。这一路抓住了一个真实的位置，可是它的麻烦是：这些人也不能一一预知系统会做什么，“少数人拿主意”和“系统自己跑出来的东西”不是一回事。

建构与话语一路的起点，是说法塑造人。它会问：谁给这件事起了名字，叫它“智能”，叫它“个性化服务”，叫它“算法偏见”？名字决定了人们怎么看这件事。这条路抓住了名字的力量，可是名字之外，摄像头、数据、算力确实摆在那里。

你看，各派都接得住“一部分”，没有一派接得住“从的主语不见了”这一件。为什么？因为各派的起点都假定，“令”那一头有一个主语，“从”那一头也有一个主语，两边至少有一边是确定的。当“令”变成一个既不是人也不是规矩的东西，“从”又成了一次次没有意识到的“经过”，两头的主语都松了。

这件事为什么是政治的事，而不只是物业的事？因为门禁决定的，说到底是“谁算这里的人”。谁能自由进出，谁要多一道手续，谁被默认为可疑，这些安排一旦稳下来，就成了一种资格的划分。政治学里讲公民身份、讲成员资格，讲的也是这类划分，只是放大了许多倍。小区门口的变化，是一个缩得很小的样子。

这个异象凭什么算异象？按上编第六十三章的办法，要看它是不是落在D与E的矛盾上，也就是起点接不住的地方。这里的D，是令与从一次次发生的经过；E，是摄像头、数据、规则、人，缠在一起的条件；两者的矛盾在于：经过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缠在一起的条件越来越难以分清，而学派的起点要求先有一个清楚的“谁”。

再看三种吸收各自会怎样处理它，这也是预先写出来的靶子，免得日后我自己说不清。免检的做法，是说这只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政治学不必管。改名的做法，是把算法叫作“效率工具”，工具嘛，总有人在背后用，令还是人发的，只是传达得快了。先验的做法，是按定义，令必须有一个发令的人，所以算法的“令”只是人的令的延伸，不存在没有主语的从。这三种做法，每一种都说得通，每一种也都使得异象不再是异象。我要问的，恰恰是这一点：它们说通的方式，是不是把“主语不见”这件事本身变没了？

第六十二章会讲，各个学派怎样吸收AI这个下一个大异象，那是上编的写法，一派一派地过。这一篇附录换一个位置：不再看各派怎么吸收，而是问，如果不吸收，权力这件事该怎么重新讲。下面七节，就是我的回答，以及我对自己回答的挑刺。

2　工具让渡律在政治里：扩大、内卷、新秩序、让渡

回答之前，先说一个我的顾虑：政治学讲AI，最容易滑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机器要接管”，一个是“不过是又一种工具”。前一种把变化说得太大，后一种把变化说得太小，两种都不需要拿出账来。我想找一个中间的办法，让变化可以被数一数，所以借一个现成的工具。

先借一个工具。作者此前的《新文明的诞生》提出过一条“工具让渡律”：一件够厉害的新工具，先在某个行业里让产品变便宜，行业份额上升，叫扩大期；后来需求饱和，投入还在涨，回报却往下掉，价格战、产能过剩，叫内卷期；再后来，在这件工具替代不了的地方，长出一个新的部门，增长比整体快，叫新产业诞生；最后，旧行业的份额持续下降，新部门的份额持续上升，叫让渡。这条律原本讲的是产业和经济，要写明“份额”是哪一本账里的份额。

我现在做一件有风险的事：把它搬到政治里。这是我的构想，是类比，不是证明。政治里没有现成的“份额”账，我先要自己定一本账。我的定法是：公共事务里，由人当场拍板的那一部分事项，占所有被经手的事项的比例。就拿小区门禁说，每天进出的几千次，哪些是人当场拍板放行的，哪些是系统直接放行的。这个比例，就是我们要盯的“份额”。

扩大期。 门禁换成人脸识别之后，最先出现的是“变便宜”：每一次核验，从保安亭里一个人看一眼，变成系统一毫秒完成，成本几乎降到零。事项的数量猛增，因为从前不值得核验的小事（比如每个访客的进出时间）现在都顺手记下来了。放到更大的公共事务里，是登记、核验、通知、投票、审批，这些原本要人跑腿、要排队的环节，被工具一一压低了成本。经手的事项越来越多，系统直接处理的比例越来越高，人当场拍板的份额往下降。这时候，大家的感受大多是方便。

内卷期。 方便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出现另一种东西。每一道环节都多了一层核验，每一道核验又生出一批新的例外：老人脸上有口罩，装修工人换了衣服，晚上光线暗，双胞胎住在同一个楼层。系统每多管一层，物业就要多派人处理一层例外，招更多的人，买更多的设备，开更多的会，可是住户的满意并没有同比例上升。这就像我们在内卷期里看到的：投入还在增加，单位回报却在下降。放到公共事务，是办事要的材料越来越全，表格越来越多，每一道环节都有防错的补丁，补丁又带来新的补丁。降低成本已经压不下去了。

新秩序诞生。 内卷久了，会在工具替代不了的地方，长出一块新的东西。什么是工具替代不了的？在门禁的故事里，是例外：谁来判断那位忘带手机的老人该不该进？谁来决定，要不要给一位刚搬来的租客开一个临时的通道？这类事情不能照统计规律办，必须有人看着眼前这一个人，一次一次地决定。它们依赖一次性的发生，不是批量复制。我设想，在公共事务里，会逐渐长出专门处理这类例外的岗位和程序：评议、裁量、申诉、协调，以及更往前一步，决定“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一类工作。这就是新秩序诞生的地方。

让渡。 如果这个新部门持续长大，那么人当场拍板的份额，会出现一个先降后升的拐点：常规的事项让渡给工具，例外和规则本身的事项，让渡给人。这时候，“令”的一端不再是随口吩咐，而是“定规则、管例外、改规则”。这就是我说的权力的让渡：不是权力消失了，而是它从常规的“发令”，搬到了规则的发生那一头。

内卷期这个词，需要和单纯的不景气分开。如果只是不景气，降低成本、增加投入，局面会回暖；内卷的特征是，这两样都不管用了。放到门禁上，判断的办法很朴素：物业每加一道核验，投诉有没有下降？如果加一道、投诉不降反升，再加一道、又不降，那就是内卷。它不是说物业不努力，而是说在这个路子上，努力已经不再换来回报。

政治里的让渡，和产业里有一处根本的不同，值得单独说一句。产业里，新部门的接收方常常是市场自发长出来的，有人看见赚钱的机会，就进去了；政治里没有这种自动的价格信号，例外的裁量、规则的修订，往往要靠人有意识地去设计岗位、立程序、划权限。换句话说，政治里的接收方不会自己长出来，至少不会长得很快，很容易出现一段空窗：常规的事已经交给了工具，例外还没有人接。这个空窗，恰恰是日常生活里很多人觉得“没处说理”的时候。小区门口的故事里，就是那位被拒之门外、却找不到一个能拍板的人的老人。

如果要观察这一律在政治里到底有没有发生，可以看三个路标。一是常规事项的处理，是否已经被工具大面积接手；二是例外的处理，是否出现了新的、有名目的岗位和程序；三是规则本身的修订，是否越来越多地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例外面前做出。三个路标同时出现，才算走到让渡；只有第一个，那是扩大期或内卷期。

账怎么记，我再举一个构想的例子，不是哪个真实的窗口。设想一个社区的办事窗口，把“人当场拍板的事项比例”记成三栏：一栏是全部经手的事项数，一栏是系统直接放行的数，一栏是需要人看着眼前这一个人才能定的数，也就是例外。第一年，三栏一起涨，系统放行的占比越来越大，这是扩大期的样子。第三年，例外的绝对数还在涨，办一个例外要盖的章、要等的天数也在涨，窗口前的投诉不降反升，这是内卷期的样子。第五年，如果窗口里长出了专门接例外的岗位，有名目、有流程、有办结时限，而且办结的天数开始下降，才算看到新秩序的苗头。三栏必须在看结果之前就定下来，每年用同一个口径记下去；中途换口径，数字再好看也不能用。

这里有三条分寸，要说得老实。

第一，这是类比。工具让渡律在经济里，我们有各行业的产出、就业、支出的账，可以看五年十年的方向。政治里的账要自己造，造得不好，就成了拿概念玩概念。所以我给出了“人当场拍板的事项比例”这样一本账，是为了可以被检验，第8节会回来。

第二，工具常常是加速并锁定一个转移，不一定是发动它。门禁换了人脸识别，不等于小区就走进了让渡；很可能小区本来就在走向某种更正式的管理，工具只是让它更快。

第三，让渡必须有接收方。要是系统接走了常规的事，而例外并没有长出任何新的程序来接住，那就不是让渡，而是卡在内卷里：事越来越多，每一件都没有人能拍板。这种卡住的状态，或许就是很多人今天对“被算法管着”感到烦躁的原因。

把这三条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如果工具让渡律在政治里成立，那么AI对政治的冲击，主要不是“机器取代人做决定”，而是“人做决定的位置，向规则的发生与例外的裁量那一头迁移”。权力往哪里去，是这一律在政治里要回答的问题。

3　推荐系统与民意：预测怎样回写被预测的人

这一节谈一件在测量层看似简单、在解释层却很麻烦的事：预测。政治学自己就是一门靠预测吃饭的学问：预测选举，预测冲突，预测政策的后果。下编每一节里的“预测与实践记录”，问的也是同一件事。所以当预测本身成了会改变对象的力量，受冲击的不只是平台，也是政治学自己的方法。

先回到小区门口，这一回是我构想的第二个场景。设想物业的系统运行了半年，攒下了所有人进出的记录。系统于是学会了一套“常客画像”：哪些脸每天固定几点出现，哪些脸隔几天出现一次，哪些脸只在夜里出现。有一天，物业让系统给“异常”标个黄色：凡是不在常规画像里的脸，进门时在保安的屏幕上闪一下。

接下来的事，很容易想象。保安看见黄色，就多看两眼，多问一句。被问的人觉得被怀疑了，有的不高兴，有的以后干脆绕开这个大门，从旁边的小门进出。小门没有摄像头，记录里就缺了这几个人。系统下次学习的时候，常客画像里少了他们，于是他们更“异常”了。

我构想这个场景，是想说明一件事：预测不是站在旁边观看，预测会走进它预测的东西里面，把它改了。系统先预测“这些脸是异常的”，然后因为这个预测，保安的态度变了，这些人的行为变了，数据也变了，最后，数据“证明”了预测。预测回写了被预测的人。

这一点，在政治里早有先例。民意调查是最清楚的一个：当大家看到某个候选人领先的消息，有的人会因此倾向于站到领先者一边，有的人会因此觉得自己的票不重要而不去投，有的人为了制衡而转投别人。调查本想测出一个已经存在的民意，却成了民意形成的一个因素。这类现象，政治学里有很多名字，有的叫“搭便车”，有的叫“沉默的螺旋”，有的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名字不同，说的是同一类回写。

推荐系统让这件事换了一个量级。民调是隔一阵子做一次，面向一批人，结果登在报纸上；推荐系统是每一秒做一次，面向每一个人，结果直接摆在你眼前。它预测你可能想看什么，把它摆给你，你点了，它更确信了；你没点，它又换一个。这中间发生的，不是预测与被预测的分开，而是一个很快的回路。

对这个回路，学派怎么读，我分成两层说。

在测量层，事情是相对清楚的。推荐系统的曝光量、点击率、停留时间、被推荐内容的分布，都是可以统计的。多个研究团体曾经用这些数据，去检验推荐会不会改变人们看到的信息的构成。这类研究的结论，有的指向明显的影响，有的指向影响很小，我不在这里替它们下结论，也不拿某一项研究来断言。这一层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是本书诊断自己预言的，应该交给统计去回答。

在解释层，各派的读法就分开了。理性选择的起点，会问：回路里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偏好？如果偏好在回路里被改变了，“理性”就得重新定义。多元主义的起点，会问：回路是不是让某些团体更容易动员，某些团体更难？制度主义的起点，会问：这一回路有没有被规则约束，由谁来监督？建构与话语的起点，会问：推荐的是内容，还是内容的说法？每一个问题都合理，每一个问题，都从各自的起点出发，没有一个问题问到回写本身。

回写本身的特点是：它让“预设”变成了“结果”。学派预设“人有稳定的偏好”，推荐系统就拿着这个预设去推荐，推荐之后偏好变得更稳定，于是预设被“证实”了。这不是学派的错，而是工具把预设变成了环境。当环境本身是按某个预设造出来的，那个预设就越来越难被证伪。

民调与推荐系统之间，还有一个差别值得点明：时间尺度。民调隔几周出一次，人们有时间在两次之间想一想、聊一聊，回写被慢慢冲淡；推荐系统每一秒都在回写，人们来不及在两次之间停下来，回写就叠成了习惯。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预测改变对象”的老问题，到了AI这里，会感觉像是换了一个性质。

回写并不总是把预测变成真的。有的回写把预测变成真，叫自我实现；有的回写把预测变没，叫自我挫败。小区门口的故事里，还可以想出另一个走向：保安看到黄色之后，反而更客气，一一问候，那几位被标记的住户觉得被尊重，于是更愿意走正门，记录里他们的身影变多了，下一轮“异常”的画像就把他们放了回去。预测被自己挫败了。两种走向都有可能，哪一种出现，取决于回写的方式，取决于那一刻具体的人与具体的话。这正是学派不容易处理的地方：它们的模型通常假定预测与对象是分开的，一旦分不开，模型要么加一个反馈项，要么承认自己的起点动了。

顺带说一句检验这件事的现实难处。要在推荐系统上做随机分组，数据和权限几乎都在平台手里，外人做不了；平台自己做的对照试验，口径、规模和结果又不一定公开。所以后面条款乙写的“可以公开复核”，并不容易满足。我把这个难处明说：在拿不到可复核的数据之前，回写这一说在解释层可以讨论，在测量层只能标成“暂时无法检验”，不能当作已经通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说回写让预设变成了环境。预设是学派的起点，环境是被学派影响的世界；当学派的话变成了系统的规则，规则又变成了人的处境，起点就不再只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可以被“养成”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危险的局面：学派越成功，它的预设越难被世界反驳。

按本书的方式，我把这件事收成一句话：在AI的环境里，预测与被预测不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个发生过程的两头。这是我的读法，不是已证的结论。它给出了一个可检验的说法，放在第8节：如果有办法控制推荐的变量，让一部分人看到按预测推荐的内容，另一部分人看到随机内容，而两组人的看法与行为没有任何差别，那么回写的说法在这里就站不住。

4　平台权力：它是制度、市场，还是第三种东西

接着来看一个大家都在谈、却总说不清的词：平台权力。这个词之所以说不清，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词，是为别的东西造的：国家有“权力”，企业有“实力”，团体有“影响力”，三个词各管一块。平台跨在三块之上，哪个词放上去都有一点不合身。

还是用小区门禁说。设想物业为了省事，把门禁、快递柜、停车缴费、报修，全部接进了一个手机应用。住户想要进门，得先装应用；想收快递，得在应用里授权；想报修，得在应用里提交。应用背后是一家科技公司，它给很多个小区提供同样的服务。现在问：这家公司对你有没有权力？

你可能先想到：它不是政府，没有强制力，你可以不装。可是你不装，进不了门，收不了快递，交不了停车费。它没有拿枪逼你，但它的确在决定你日常生活里的一堆小事。这是什么权力？

政治学里，有三种现成的读法。

第一种读成制度。平台制定规则，规定谁能进、谁能说、谁被处理，裁决纠纷，执行处罚，这很像一个小型的国家。持这个读法的人，会用制度的话去问：规则是谁定的？定的过程公开不公开？被处罚的人能不能申诉？

第二种读成市场。平台是一个撮合买卖双方的场所，用户可以走，可以换别的平台，平台之间还有竞争。持这个读法的人，会用市场的话去问：进入门槛高不高？转换成本大不大？有没有垄断？

第三种读成利益团体。平台是又一个有利益、会游说、会动员的团体，和别的团体并列。持这个读法的人，会问：平台代表谁的利益，它怎样影响决策？

这三种读法都对，而且各自能解释一部分。可是对着一个真实的平台，你很快发现，每一种都有解释不了的地方。读成制度，平台的“规则”是一键同意的，你没有谈判的余地，也没有选举规则制定者的权利，和一般意义上的制度不同。读成市场，用户在平台里的行为，同时又在给平台生产它赖以定价的数据，用户既是顾客，又是原料，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同。读成利益团体，平台又同时是其他团体活动的场地，它不只是参与者，还是场地的主人，和一般意义上的团体不同。

我的看法是：平台权力可能是第三种东西，既不是制度，也不是市场，也不是利益团体。那它是什么？我给一个读法，用本书的三个字母来说：平台把人的行动一次次记录下来，这是D，走过的路；把这些记录和条件缠在一起，形成关于每个人的特征，这是E；再把结果显露为“谁可以做什么”的归属，这是S。它的权力不在于它发了多少令，而在于它把令埋进了默认选项里：你只要用，就等于从了。令与从同时发生，不必先有一个令，再有一个从。

三种读法对同一个平台，其实会做出不同的预期，这正好可以拿来分辨。如果它是市场，用户对不满意的服务，应当大量走人，换到别家；如果它是制度，用户对不满意的规则，应当大量发声，要求修改或申诉；如果它是我说的第三种东西，用户既没有大量走，也没有大量喊，而是顺着默认选项慢慢漂，漂到哪里是哪里。三种预期，哪一种更接近现实，原则上可以去数：走人的比例，申诉的比例，改动默认设置的比例。这些数字登记在测量层，我不替它们先下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问的问题，是我不打算在此回答的：这种权力靠什么站得住？传统的国家权力，要讲它的合法性，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认它；传统的市场，要讲交易自愿。平台的权力，用户并没有投过票，也不是每笔交易都真的出于自愿选择，那它靠的是什么？我能说的只是描述：靠方便，靠大家都在用，靠退出的代价太高。这三样都不是规则，也不是价格，更接近一种“习惯成自然”的东西。习惯成自然，在本书的话里，就是D积累成了E，E又显露成了S。至于这样的东西该不该被认可，那是规范层的事，下编的三条禁令也管着这里：我只描述，不评价。

这是我构想的读法，是否站得住，要看它能不能解释前三种读法解释不了的东西。比如，为什么同样是平台，规则一改，用户的行为就整体地变了，而用户又觉得没有谁强迫他们？为什么平台之间的竞争，常常不像市场里的价格竞争，而更像对“谁的默认选项更好用”的竞争？这类问题，用“令从同时发生”来读，比较顺；用制度、市场、团体来读，要补很多补丁。

再补一个小细节，它很能说明问题。应用里通常会有一个“申诉”或“反馈”的入口。那个入口，是制度的样子：有人受理，有流程，有回复。可是大多数时候，你没有走到那个入口，因为默认设置已经替你选好了，你根本没觉得有什么需要申诉。制度的入口在，权力却从别处过去了。这是第三种东西最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

说到这里，要交代一个背景：近年来，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出台了针对大型平台和算法的专门规则。拿三件公开文本来说。欧盟的《数字服务法》，2022年11月16日生效，对一般的在线服务商从2024年2月17日起适用，对被认定为超大型的平台和搜索引擎，则在认定后四个月就先行适用，2023年下半年起已有一批平台被纳入。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条例2024/1689），2024年8月1日生效，规则分阶段适用：禁止性做法和相关的素养要求从2025年2月2日起，通用目的模型的规则从2025年8月2日起；高风险系统的适用日期，2026年夏天又经修订推迟，具体日期以欧盟官方公报为准。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2021年12月31日签署，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我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各国的立法者，已经把平台和算法当作一种需要专门规则去安排的东西，而不是把它塞进已有的制度、市场或团体里。这是描述，不是对哪一种规则的评价，更不是说哪国做得更好。

5　从“我们的政治”到“我的政治”

再往前走一步，看“我”在这一切里的位置。前面四节讲的，都是系统怎样对人起作用；这一节换过来，问人在系统里站在哪里。政治学里长期有“个人”与“集体”的争论，有的学派从个人起手，有的从集体起手，这里要说的是第三个位置：在两者之间，有一条可以被技术重新划线的谱系。

作者的《知识的谱系发生》里有一个说法：知识是某个社区内部对“效”的认识。最大的社区，是“我们”；最小的社区，是“我”自己。从“我们的知识”到“我的知识”之间，有一条谱系，中间还有一层，是“类我”，也就是处境相近的人聚成的小社区。我借用这套说法，是因为它恰好能放进政治里。

先看“我们的政治”。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政治，大致是这样做的：先有一个“我们”，比如一个小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这个“我们”有共同的议题，大家一起讨论，形成共同的规则，每个人在规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小区的门禁，在这个模式里，就是全小区开一次业主大会，投票决定装不装、怎么装，装好之后每个人都一样地用。这是“我们的政治”，它的特点是统一，一个规则对所有人。

再看AI带来的变化。技术的特点，是能做到“每个人不一样”。同一个小区的门禁，可以给每家设置不同的通行权限：独居的老人，可以绑定外地的儿女，儿女的手机收到通知；上班族可以给钟点工设一个每周三次的临时码；有宠物的家庭，可以给遛狗的人一个早晚两段的通道。每一户的“规则”，不再是同一个，而是各自的。这就是“我的政治”的雏形：不是先有“我们”，再分给每个人，而是每个人先有“我”的需求，系统去满足，满足之后再汇成“我们”。

这里有一条既让人兴奋、也让人不安的线。让人兴奋的是，很多“我们的政治”忽略的小需求，现在被看见了：那位忘带手机的老人，不再需要为了一个特例去开一场业主大会。让人不安的是，当每个人看到的规则、信息、议题都不一样，“我们”还有没有一块共同的东西可以谈？

这里不能急着下结论。按《知识的谱系发生》的说法，社区的半径应当等于对效的半径：一件事在多大范围内有效，就在多大范围内讨论。如果把这一点放进政治，“我的政治”并不等于自私，也不等于取消共同体，而是让共同体的半径回到它该有的大小。有的事，半径是全国，比如货币、国防；有的事，半径是一栋楼，比如楼道里的灯；有的事，半径就是一户人家。过去，因为技术做不到，我们常常把所有的事都放进同一个大半径里，这既浪费，也让很多小事无人问津。AI让更精细的半径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前摆出来：谁来划“类我”？在人的社会里，类我是人自己聚起来的，比如同一栋楼养狗的人，自然走在一起。在AI的环境里，类我也可能由系统替你划：它把和你行为相似的人归成一类，给你们看相似的内容。这样划出来的类我，你未必知道，也未必同意。同样叫“小社区”，一个是长出来的，一个是被分出来的，两者的政治含义不同，前者有归属感，后者可能只是一个标签。这个区别，我没有现成的办法精确地量，但我认为它是“我的政治”里最要紧的一道缝。粗粗地，可以记两本账：一本记一个人所在的各类群组里，有多少是自己主动加入的，有多少是系统推给他、他没有拒绝的；另一本记这些群组里，有多少曾经向上，把自己的做法递到了更大的圈子里。两本账都记不到的时候，这条缝就只能停在读法里。

这三层之间，还有两条通道。向下的通道，是从“我们”经过“类我”，走到“我”：小区的统一规定，到了每一户，被调成各家的版本。向上的通道，是从“我”经过“类我”，走回“我们”：几十户老人各自设的通行办法，如果大家发现其中某一种特别好用，就会被别的户模仿，最后写进全小区的规定里。这是“我们”的更新。一个健康的小区，两条通道都在走；只剩向下的，会变成各管各的；只剩向上的，就是老样子，永远只有一种规矩。

我这里说“健康”，是一个描述性的说法，指通道通畅，不是对哪个小区或哪种制度的评价。判断通道通不通，可以看一件很具体的事：个人的做法，被采纳为共同规则的速度和比例。这个数能数，所以放在测量层。

不过，我也得把这个说法的限度说清楚。《知识的谱系发生》的作者自己承认，书里关于平台的社区与个人知识库的对应关系，是他的设计读法，往回的通道也有待证明。我把它搬到政治里，更是一次借用。所以这里只提出一个判断：AI时代政治的一条主要变化线，是半径的重新划分，从一律的“我们”，走向“我们”“类我”“我”三层并存。这条线对不对，会在第8节被问到。

半径的划分，还牵涉一个很实际的东西：隐私。把半径缩到“我”，系统就要更多地知道“我”；把半径放大到“我们”，系统只需要知道“我们”的平均。所以每一次缩小半径，都有一个代价，是被知道得更多。要不要缩，缩到哪一层，是一道取舍题，不是一个越小越好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把“我的政治”说成进步，只说成一种新的可能。

最后补一句，这和经济那边“我经济”的想法互相呼应。“我经济”说的是，未来的热门行业在于生产“我”，也就是个人经过思考形成的理念。政治里的对应问题是：人人都有自己的通行权限、自己的信息环境、自己的议程之后，谁来负责那一块“必须是大家的”？这个问题我没有现成的答案，我把它留在这里，当作一个开放的问题。

6　意义的接口：理论主流缺创造，实践里创造早已是主流之一

前面几节讲的都是权力怎么变，这一节问另一个问题：这些变化朝什么方向走才算有意义。现在把本书的第三栏拿出来：意义预设，创造、自由、幸福。

先说理论这一头。依据上编第二章的读法，政治学的大多数学派，把意义押在自由或者幸福（含公正与共同善）上：契约论的传统，重点是自由与权利；古典传统，重点是共同的善；功利主义，重点是幸福；罗尔斯一路，重点是公正。创造几乎没有哪个学派把它放在中心。这是我的读法，不是统计结果，你完全可以去查哪个学派的中心是创造，查到一个，我就改。

再说实践这一头。第十一编把国家实践和理论分开读，其中有一条思路：一国用的理论是一回事，它走的路是另一回事。在实践里，创造早已是主流之一。比如，一国把大量资源押在新产业、新技术、新制度的试验上，这就是押在创造上。前面提到，作者在经济学那边的口述里，也有“建设：创造”这样的说法，用来读一类国家的实践主流；我把这个思路迁移过来，是本书的推荐项。

这两头一比，有了一个不对称：理论的主流缺创造，实践的主流不缺创造。为什么会这样？我给一个简单的解释。理论为了说清楚，需要把人和制度先固定下来，从固定的东西推出结论；创造恰恰是“没有固定下来的东西”，所以难以进入理论的起点。实践则必须面对新的事，不创造就没办法应对，所以创造常常被迫成为主流之一。

AI把这个不对称放大了。AI让很多“创造”的成本降下来：做一份方案、写一段程序、设计一种新的服务，都比从前便宜得多。创造变得可以大量发生，而且发生在普通人手里。这时候，理论里缺创造这一栏的短处，会越来越难以忽视。

回到小区门口的故事。设想有一天，几位住户想出一个办法：老人刷脸之后，系统自动发一条信息给他的子女，子女确认了，门才对访客打开。这是一种新的通行办法，不是任何一个学派事先预设好的，也不是物业或者政府规定的，是几个人想出来的。它能不能传开，传开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目前没有一个学派的起点能解释，因为它们的起点都是已经稳定的人和制度，而这件事发生在人和制度还没稳定的地方。

政治里的创造，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创造新办法：像老人刷脸后通知子女这样的小做法，成本低，发生得快，谁都可以做。另一种是创造新规则：要让一个办法变成大家都认的规矩，需要说服、试行、修订，成本高，发生得慢。AI把第一种的门槛降得很低，却没有同比例降低第二种的门槛，于是两种之间可能拉出一个落差：办法越来越多，规矩跟不上。这个落差本身，是政治在AI时代的一个新的难处，也是让渡律里“例外与规则让渡给人”的由来。

AI时代还有一个变化，会让另外两栏也换了样子。先说自由：进出的自由，在人脸识别之后，往往变成了“可以进，但要被记下”的自由；被记录，是进出的价格，这个价格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再说幸福：被满足的幸福，在推荐系统之后，往往变成了“想要的东西总是刚好摆在手边”的幸福；刚好，也是一种设计。这两种变化，都不是说自由与幸福变坏了，而是说它们的内容变了，旧的定义有时对不上新的情形。要给它们重新找定义，就需要有人在新的地方创造，也就是创造这一栏，不能空着。

这也说明，三栏之间不是三个并排的格子，而是一个相互牵动的结构。创造把新的自由和新的幸福做出来，自由给创造划出空间，幸福给创造一个落点。学派若只守住其中一栏，遇到变动最快的地方，就会觉得身下的地面在晃。

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政治上的创造是真的发生了，而不是换了个名字的老做法？我给一个朴素的办法：看这个办法出现之前，有没有人能说出同样的做法；看它出现之后，有没有别的人在别的地方自己用上了。前一条查新，后一条查活。老人刷脸通知子女这个办法，若在别的小区也有人独立想到，说明它有生命；若只是一个小区的孤例，说明它还没长成。

我把这叫作“意义的接口”：学派要接得住AI时代的政治，需要在自己的意义预设里，给创造留一个位置。不是说自由与幸福不重要，而是创造这一栏，如果长期空着，学派对新事物的反应只能靠吸收，没有别的办法。这条判断也是我的读法，我在下一节会说，把它接进来，需要换一条路。

7　政治学的一次换路：权力走 D→E→S 长出来

前六节从不同的角度，碰到了同一个地方：S起手的读法，在变化最快的地方最吃力。这一节把它正面说出来。现在回到整个附录的核心主张，也是第六十四章要展开的那一句：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它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

先把这句话用到门禁上，看它怎样读一遍。

D是走过的路。门禁换了几轮，每一轮里有无数次具体的通行：有人被放行，有人被拦下，有人解释了一遍，有人干脆绕路。这些一次次的“令”和“从”，就是D。

E是缠在一起的条件。摄像头、名单、物业的规定、保安的习惯、老人的口罩、快递员的赶时间、住户的不耐烦、一家科技公司的算法版本，它们相互牵着，没有哪一个单独决定结果。这是E。

S是显露出来的样子。过了一阵子，小区里形成了一种“谁能自由进出、谁需要多一道手续”的格局，大家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摆在那儿的东西。这就是S，稳成的归属。

我们习惯上的权力理论，大多从S起手：先看到“谁有权”，再去解释它怎么来的、怎么用的。前面各节反复遇到的困难，都出在这里：当D和E的变化快到S来不及稳定，从S起手的学派就接不住。算法替人想要，“从”的主语不见了，就是D和E在变，S还没稳，旧的S已经不对，新的S还没出来。

换路的意思，是从D和E起手：不先问谁有权，而问这个权是怎样一次次发生的。我把它写成D→E→S这样的次序：先看走过的路，再看缠在一起的条件，最后看它稳成什么归属。这是六路径里的一条，不是说它唯一对，而是说现有的学派大多走S起手的路，这一条路它们没怎么走。

走这一条路，能多看见什么？我提出三件，作为本书的主张，留给第8节去检验。

第一，同一套门禁系统，在不同的小区里，会长出不同的格局。S起手的学派，要么说是因为规则不同，要么说是因为人不同。从D和E读，则是因为过去几个月里，那些具体的放行与拦下的经过不同，缠在一起的条件不同。后者能在系统刚装上的头几周里，就指出哪些地方会长歪，前者只能事后解释。

第二，“从”的主语不见了这件事，能被读成一个具体的现象：令与从被压进了同一次动作里。每一次“通过”，既是系统在下令，也是你在服从，两头不再分开。从这个读法看，主语不见不是一个谜，而是令与从的重合。

第三，回写。预测改了被预测的人，是D→E→S循环里一个很自然的环节：D被记录，E被改写，S因此变化，变化的S又产生新的D。S起手的学派，要么把回写当成噪声，要么另外补一个模型；D→E→S则把它当成路径本身。

这和导读里讲的广场舞队领队是同一个道理，只是换了对象：领队这个身份不是谁发的，是在先带着跳和跟着跳之间长出来的。把同样的眼光放到算法上，你会发现，算法“权威”的长成，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只是跟着跳的人更多，跳得更快。第六十五章会接着讲，一个学派怎样让这类过程回写，改变自己的起点，这是换路之后必然要走的下一步。

为了让这一条路不只是口号，我用门禁示范一遍它实际怎么用，仍是构想的场景。系统刚装上的头两周，从D起手，可以记这样几样：每天被拦下的次数，被拦下的是哪几类人，拦下之后多久放行，是谁放的行，放行靠的是什么理由。这些记录一开始很杂乱，看不出什么。到第三周，你会发现有一类拦下，反复出现在同一批人身上，这就是E开始成形的地方：口罩、年纪、光线，和系统版本缠在了一起。再过一个月，如果没有人去动它，保安的习惯会和系统的提示咬合，大家开始说“那几位就是不好认”，这时候S出来了：一个归属稳住了，哪几位“不好认”，成了小区里的常识。

读到这里你会看到，S起手的学派要等到第三个阶段才开口，那时归属已经稳了，改起来最费劲。D→E→S的读法，在第一周就能说出：这里正在长一个不好认的归属，要不要去管它？它给出的不是预言，而是一个提早的、可以行动的观察位置。这是我主张它“多”的地方，也是要接受检验的地方。

这个“提早”本身可以检验，办法很笨，但直接。找两个新装了同类系统的小区：一个小区的观察者只拿到规则文本和住户名单，从S起手；另一个小区的观察者从第一周起记D、记E。到第六周，让两边各自写下：哪几类人最可能被固定为“不好认”，哪几处最可能长歪。再对照第三个月的实际格局。如果从S起手的一边，说中的并不比从D起手的少，那么我说的“提早”，就是一句空话。这也是后面条款己可以落地的一个办法。

还要承认一件事：D→E→S起手也有它的难处。D要记得细，才看得出E怎么缠；记得细，就要有大量的记录，而记录本身就是门禁在做的事，等于把我提倡的观察，建立在被观察的人身上。怎样既看见过程，又不把人变成可以被随意读取的数据，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只能先记下。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换路不是让原来的学派退场。算账的、拉小团体的、讲程序的这些读法，在测量层与很多具体问题上，仍然有用。换路只是说，在它们接不住的地方，需要另一条路；而且，这条路也有它自己的路径依赖（这是 SDE 自己的依赖，用的是社会科学的总称；本书对政治学各派的诊断，叫政体依赖），第六十六章会回来承认这一点。

8　可错条款

最后一节，我要把前面七节里所有的判断，放到可以被推翻的位置上。前七节读下来，你会看到我写了不少“我认为”“我的读法”，那是故意的：凡是能数的，我放进条款去数；凡是只能读的，我标明是读法。两者混在一起写，才是最容易让一本书变成免检的写法。

本附录谈的是还在发生的事，十年之内不可能有定论，所以每一条都带着时间窗口。一本书说别人只会吸收异象，自己就必须先说清楚：在什么结果面前，我认输。下面的每一条，都写成“什么结果出现，这个判断就不成立”。

先说这一类条款适用的范围。测量层的东西（比如点击数据、民调误差、事项比例），可以交给数据来裁。解释层的东西（比如平台权力到底算哪一类），数据只能提供证据，不能单独裁判，那里的条款写的是“多解释了什么”。第7章的收窄说明在这里照用：测量层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两类条款的差别，读者在下面会反复遇到：写“比例”“差别”的，是测量层，拿数去对；写“解释”“补丁”的，是解释层，要拿案例去比，比的结果也只能说谁多说通了几件，不能说谁赢了。这样分，是因为用数字去裁解释层，是一种常见的越界，我不想自己犯。

条款甲，对应第2节。 我提出，公共事务里“人当场拍板的事项比例”，在工具大规模进入之后，先降后升，常规让渡给工具，例外与规则让渡给人。如果用若干年的数据，对任何一个已经大规模采用自动核验与自动推荐的领域（比如社区管理、公共服务的受理、政务审批），都能看到：人工处理例外的岗位与时间占比，在五年以上的时间里持续下降，而且没有长出新的、专门处理例外与规则的类别来接住，那么，让渡这一说，在政治里不成立；该领域更可能是卡在内卷里。这一条要看两个数：一是人当场拍板的事项比例，二是例外处理岗位的变化。账怎么记，要事先写明，不能事后挑。

条款乙，对应第3节。 我提出，推荐会回写被推荐的人。如果有人做到这样一件事：在一个足够大的人群里，随机分出两组，一组看按预测推荐的内容，一组看随机内容，观察足够长的时间，两组人的看法分布与行为选择没有可测的差别，并且这个结果在不同平台、不同人群、不同时间重复出现，那么回写在这些场合下就不成立。我只承认“在这些场合”，不替别的场合说话。反过来，如果结果是有差别，那也只是说回写存在，不等于说差别有多大、好坏如何。

条款丙，对应第4节。 我提出，平台权力可能是第三种东西。如果有人拿制度、市场、利益团体这三种读法中的任何一种或它们的组合，对一批真实的平台案例作出解释和预测，其解释的范围不比“令从同时发生”小，预测也不比它差，并且不需要补充“平台这一类东西是例外”之类的补丁，那么，第三种东西的说法就多余了，我撤回。

条款丁，对应第5节。 我提出，AI时代政治的一条主要变化线，是半径的重新划分，走向“我们”“类我”“我”三层并存。如果在个性化通道大量增加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没有减少，小范围诉求被受理的比例也没有提高，也就是没有任何一层的半径被重新划分，那么这一节的判断不成立。

条款戊，对应第6节。 我提出，理论主流缺创造，实践里创造早已是主流之一。如果有人查出，主要的政治学学派中，有一个是把创造放在意义预设中心的，而且不止一个，那么前半句要改成“少数学派”；如果对各国政策文本的系统阅读发现，创造并没有作为押注的重点之一出现，后半句也要改。这两半句都是读法，要靠阅读来裁，我欢迎有人去做。

条款己，对应第7节，也是第7章的条款三。 我提出，从D→E→S起手重写，能比原学派多解释至少一个异象。我给出的三件候选是：同一套系统在不同地方长出不同格局；令与从重合导致“从”的主语不见；回写作为路径本身。如果有人拿这三件，用原来的学派，不加补丁地解释了，或者，我自己重写这三件，并没有多出任何一个原学派说不出的判断，那么第三句判词在AI这个异象上不成立。这是对我最硬的一条：不是说得顺就算数，要拿出多解释的东西。

条款庚，对应第7章的条款一。 第7章的条款一说，若在某个政治学分支里，学派的分歧并不沿“预设的主体属性／预设的客体属性”排列，或者存在一个不依赖这类预设的学派，本诊断在该分支收窄。放到AI与政治这个分支上，查法是：选取近年关于算法治理、平台权力、自动化决策的几场主要争论，把争论双方的出生证摆出来，问一问，分歧是不是主要落在“预设什么是人”（偏好固定的人，还是会被推荐塑造的人）和“预设什么是系统”（中立的工具，还是会自己行动的东西）这两处上。如果大多数争论其实争的是别的，比如只是用哪组数据、取哪个时间段，或者能指出一个不靠这类预设起手的学派，那么本诊断在AI与政治这个分支里收窄。

条款辛，对应第7章的条款二。 第7章的条款二说，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查法是：对本附录第1节点名的几个起点，逐一读它们近年面对算法的文献，对比前后的出生证。如果某一路在五年之内，把“偏好固定”“规则先在”这类起点实质性地换掉了，而不是加一个反馈项、起一个新名字，那么对这一路，政体依赖的诊断不成立。这里的“政体”，在AI这个分支里，落在各路默认的国家整体样子上：谁在拿主意，靠什么稳住，凭什么自主。我不预先断定哪一路会通过检验，只承认这一条要靠长时段的比较来查，一两年的文献说明不了什么。

还有一种情形要预先说好：如果结果是混合的，比如在一个领域里条款甲被支持、在另一个领域里被推翻，我不会挑对我有利的那一个来报告，而是两个都写出来，并且把差别当作新的问题，去查是什么条件让它们分开。混合的结果往往比干净的结果更有信息，因为它说明我的读法只在某些条件下成立，而条件本身就是下一轮要写的东西。

所有这些条款，都不是我替别人设的门槛，而是我给自己立的。读者若有数据、有案例，不必等我同意，直接拿来对照，哪一条被推翻，我就在修订时收窄哪一节。反过来，若有人用同样的数据，证明某一条比我写的还要稳，也请告诉我，我会把它的证据补进正文。

另外，条款里凡写到“数据”，指的是可以公开复核的数据。只有平台内部掌握、外人无法核对的数字，我不拿来裁，因为那样的裁法，等于让被检验的一方自己出题自己判卷。如果这类数字长期拿不到，我就把对应的条款标成“暂时无法检验”，而不是当作已经通过。

这些条款怎么用，我也交代一下。第一，每一条都要事先登记账，也就是在看结果之前，先写明：数什么、数多久、什么样的数字算推翻。事后再选数字，是最典型的免检。第二，一条条款被推翻，只收窄对应的那一节，不拖累别的节，但如果甲到辛八条中有四条以上同时被推翻，这篇附录的整体读法就该撤。第三，时间窗口至少五年，因为让渡与回写这类变化，一两年的起伏说明不了什么。

我自己觉得，这篇附录最脆弱的有两处。一处是第2节的类比：政治里的“份额”账是我自己造的，造得不好，整节就是概念游戏。另一处是第7节的“多解释”：它最容易被原学派用补丁追平，而补丁一旦追平，我就没有话说了。把这两处写出来，是希望读者先攻这两处。

最后，还要给整个附录再加一条总的认输条件。如果十年之后回头看，我们发现AI并没有使政治里“令”与“从”的结构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权力的发生，还是原来那样，先有S，再有D和E，那么，这一篇附录从头到尾都是我读多了。到时候请把它当作一次失败的预测，写进我自己的锁定记录里。

附录二　学派总表

这张表的用处：把上编各章的“学派的出生证”摆在一起，翻到任何一行，都能看到这个学派借了怎样一对预设、把意义押在哪一维。

读表说明。 每一行都取自该章的出生证和“意义预设”一节，只做压缩，不加新判断。“×”仍然是联合设定：主体预设和客体预设一起放下，缺一不可。意义权重是本书的读法，不是学派的自述，也不是判分。理论栏读学派自己的意义预设；实践栏只用于第54至58章涉及的国家，其余各章一律填“—”。某章同时讲两个以上学派的，分行列出。第一编（第2至7章）讲方法，不立学派，不进表；第1章的三张示范出生证列在最前面。

一、第1章示范与上编各章

章 学派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意义权重（理论） 意义权重（实践）
1 算账读法（示范） 会掂量得失的个人 一张奖惩的价目表 第1章只示范三栏，未标 —
1 团体读法（示范） 属于某个圈子的人 圈子们较量的场地 同上 —
1 规则读法（示范） 在规则里行事的人 一套摆在那里的条文 同上 —
8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人天生要在共同体里生活，凭言语与理性分辨好坏对错；一个人是什么样，看他在整体中承担什么 城邦是有目的的整体，先于个人，目的是让大家过上好的生活 重心在幸福（过得好）；自由限于公民之间；创造不在中心 —
9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 被爱牵引的受造者，终极归属在上帝，在世则有缺陷、会偏离 世间政治秩序有用但暂时，好坏要由更高的法衡量 终极的幸福在彼岸；在世的政治以和平与秩序为目标；自由与创造不居中心 —
10 马基雅维利 人大体自利、善变、爱面子、畏惧强者；少数人有魄力（virtù），多数随势而动 国家是要夺取、保住、扩大的东西，处在充满偶然（fortuna）的环境里，靠实力和手段维持 创造（建立新秩序）与自由（共和国自治）居中心；幸福不居中心 —
11 博丹 人是服从者：要么下命令，要么听命令；公民是依赖他人主权的自由臣民 国家是有最高、持久、不可分权力的共同体，没有这个权力就没有国家 重心在秩序与安定（近于幸福的底座）；自由收窄在法律之内；创造居末 —
12 霍布斯 怕死、自保、彼此相差不大的个体，为保住自己而算计 国家是人造的机器，靠握有最高裁断权的主权者撑着；契约没有强制只是空话 押在幸福最底下的一层（活着、安宁）；自由很薄；创造是附属 —
13 洛克 人在国家之前就是自己的主人，拥有身体、劳动和劳动所得，大体讲道理，守自然法 国家是为保护生命、自由、财产而委托出来的受托者，权力有边，办不好可以收回 自由为中心（有家底的自由）；创造为来源（劳动成了财产）；幸福附带 —
14 卢梭 人生而自由，在社会里被他人眼光、攀比、依附塑造；既有为自己的一面，也能成为公民去关心共同的事 国家是全体成员联合成的共同体，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不能转让，也不能由别人代表 重心在自由，但指服从自己参与立下的法的自由；幸福和创造不是主轴 —
15 休谟 有情感、有习惯、能同情别人、慷慨有限，在反复交往中摸索出彼此方便的做法 制度是习惯和惯例慢慢沉淀的结果，政府因为有用而被服从 重心在幸福，取温和的一种：安稳、有用、让人舒服 —
15 边沁 趋乐避苦的感受者，每个人的苦乐可以比较、可以相加 法律和制度是调节苦乐的工具，好坏只看增加还是减少全体幸福 重心在幸福（快乐多、痛苦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自由和创造是手段 —
16 康德与罗尔斯 有理性、能自己立法、本身就是目的；罗尔斯那里是自由而平等、有正义感、也有自己好生活看法的人 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制度要经得起所有人共同检验，检验办法是设想的“原初状态” 康德重心在自由；罗尔斯重心在自由和公平，“正当”优先于“好”，创造与幸福留给个人 —
17 托克维尔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不再被出身固定，既要自由、更放不下平等；爱缩回小圈子，又在意多数人怎么看 社会的基本状态是身份条件平等，是先在的事实，法律习惯制度都从它长出来 重心押在自由；把幸福（安稳舒适）看成对自由的诱惑；创造居后 —
18 密尔 性情才能各不相同、能在讨论和试错里变好的个人，个性本身是福气 社会与政府是对个人施力的东西，力量可来自法律，也来自习俗和舆论；政府好坏看它把公民养成什么样 自由居中；创造（个性、天才、生活的实验）居次；幸福是最终的底，指长远的幸福 —
19 黑格尔 要在被承认中才成为自己的人，自由是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里认可别人也被认可 国家是“伦理”的整体，是共同生活的理性在制度上的实现 自由居中，但指在制度里实现的自由；幸福让位于承认和归属；创造出现在历史的整体运动里，不在个人才能上 —
20 马克思 在生产关系里占着某种位置的人，处境看拥有什么、靠什么谋生，形成阶级；想法大体由社会存在决定 国家是建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机器，“中立”的外观是这个功能的一部分 自由和创造并重（劳动是创造，异化让创造成负担；自由是创造能力的充分发展）；幸福不单列 —
21 韦伯 带着意义行动的人，服从常因相信命令正当；官员是受过训练、按职权办事的专业人员 国家是在一定地域内成功垄断正当使用暴力的共同体；统治靠正当性信念；官僚制是现代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主张价值中立，意义不挂台面；底下看，自由（铁笼里保有自主）和创造（魅力是新东西的来源）是他的忧虑和期待；幸福几乎不出现 —
22 旧制度主义 守规则的人，公民和官员大体照规则指的方向行事，毛病出在规则不好 国家是法律写定的一套机构：宪法、议会、内阁、法院，各有权限 主要押自由（免于权力被滥用）；其次幸福（好政府的安稳）；创造几乎不在视野里 —
23 团体论 人是团体里的人，政治上起作用的单位是团体 社会是许多团体互相施压的场，政府是压力汇合、平衡的地方 自由（尤其结社）与幸福（各团体利益得到满足）的混合；创造几乎不在 —
24 行为革命 人是行为的发出者，投票、表态、参加都是可观察、可数的行为 政治世界有规律，可以像自然那样测量检验；事实与价值可以分开 重心在创造（知识的创造）；自由居第二（研究的自由、价值上的自由）；幸福几乎被明说排除 —
25 伊斯顿的系统论 人是向系统输入需求与支持的“输入端” 政治系统是有边界、对环境开放、靠反馈维持自己的整体 最看重存续，更接近幸福（具体指“支持”）；自由弱（输入需求的渠道）；创造更弱 —
26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与现代化理论 人是占着角色的人，在结构里担任位置，被社会化成这个角色 所有政治体系都有同一组功能，只是结构不同；社会按阶段由传统走向现代 明显押在创造（发展意义上的）；幸福居第二（物质生活改善）；自由居第三 —
27 后行为主义 人是带着价值与责任的行动者，研究者也是 政治事务是急迫的、会出问题的现实，价值与事实缠在一起 把行为革命的创造重心挪向自由与幸福，且放在“现在”；创造没有扔掉，两者之间有张力 —
28 精英理论 人在能力、资源、愿担责的程度上天然不齐，少数人会组织、会拿主意 权力是组织里的位置，位置总是少，要被占住；凡要成事的集体都得靠组织 创造（认知上的“看穿”）居中心；自由是被怀疑的对象；幸福缺席 —
29 达尔与多元主义 人同时属于多个群体，在不同的事上换位置；多数人不一直把心思放在政治上，但有事要紧时会出手 权力是可用来影响决策的资源，分散在许多人手里，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资源 自由居前（不被固定集团垄断）；幸福居中（满意的人多）；创造居后 —
30 无决策与卢克斯的三面孔 人有自己的利益和想法，但可能被挡在门外，或根本没想到要说 权力不只在决策那一刻，还在议程的设定、门的把守、人们对“什么是正常”的认识里 大体押在自由（积极意义上的“有门可进”）；幸福以“不满意的人有没有地方说”出现；创造指从被塑造的想法里挣出自主 —
31 福柯 主体不是先有的，是被知识与制度一层层造出来的 权力不是谁手里的东西，是遍布各处没有中心的关系网，会生产知识、习惯和人 勉强读出重心在自由（认出自己怎样被造，并可能不照样被造）；晚年的自我塑造可读作创造；幸福几乎不在议程上 —
32 葛兰西 人活在从学校、教会、报纸、街坊一层层得来的“常识”里，可被说服，也可在斗争中变得自觉 社会是“历史集团”：经济位置与文化、教育、舆论、各种组织缠在一起；国家含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 自由押得最重（底层靠自觉做自己的主人），其次创造（新的集体意志）；幸福是远处的结果 —
33 工具论（米利班德一路） 人按阶级出身与利益行动，掌国家机器的人与资本家出身相近、圈子相通 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办事的机构，是工具 押在自由（从阶级支配中摆脱）和创造（生产力发展、新社会的造成）；幸福在后 —
33 结构论（普兰查斯一路） 个人只是结构位置的承担者，位置要求他怎么做他就大体怎么做 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需要一个与各个资本家保持距离的国家，来维持再生产和阶级统治 同上（两路合写一段意义预设） —
34 国家回归 国家里的官员和组织是有自己目标和判断的行动者 国家是有疆界、人员、汲取资源和使用强制能力的组织，处在国与国并存的国际环境里 读法押在创造；自由居第二；幸福在后来的社会政策研究里更多出现 —
35 摩尔与社会起源 人按在农业社会里所处的阶级位置行动：地主、农民、城里的商人 每个国家进入现代都要过农业商品化这一关，怎样过决定国家走向 押得最重的是自由（民主与独裁之别），但很在意各条路的代价；创造是现代化的另一面；幸福几乎不在场 —
36 依附论 边缘国家的人和阶级被世界经济里的位置塑造，本国精英常与中心资本结盟 世界是中心与边缘相连的整体，剩余从边缘流向中心，落后一再重复生出来 押在创造（造出自己的产业、技术）和自由（摆脱被定价、被安排）；幸福不是起点 —
36 后殖民研究 人的自我被殖民话语塑造，“他者”由别人写出，说话的位置被取走 知识、语言、表述的方式本身带着殖民的历史，不是中立的工具 押在自由（说自己的话、被承认）；幸福不是起点 —
37 发展型国家理论 国家里有一批有能力、有目标的官员，能看清“追赶”，且相对独立于各路利益集团 落后是可被追赶的差距，市场自己走不到那里，需要有人集中资源、定方向 主要押创造；自由靠后；幸福更靠后 —
38 唐斯 选民和政党都是理性个体，有排好序的偏好，选对自己最划算的 政治是“市场”：政党出价，选民出票，信息要花钱买 自由（偏好是最后依据）与幸福（偏好得到满足）的特殊组合；创造几乎不出场 —
39 奥尔森 每个人理性、自利，只按自己的得失行动 许多好处是集体物品，有了就人人能享受，排除不了不出力的人 押在自由与幸福之间的一道缝上（自愿与公共好处拉扯）；后来《国家的兴衰》重心移向创造（增长） —
40 阿罗不可能定理与公共选择 每个人心里有一份完整、前后一致的偏好排序，可以拿出来比较 “社会的意愿”是由个人偏好经某种规则汇集出来的，除此没有别的来源 主要押自由（每人偏好都算数，非独裁）；幸福指偏好满足；创造几乎不出场；公共选择一支更重限制政府的力量 —
4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会算计、会预测别人的理性行动者，按规则里的得失行动 制度是一套明确的规则与奖惩，改变各种做法的“价格”，把选择引到某个均衡 自由（规则内自愿订约交换）与创造（好规则让交易顺畅、积累价值）的组合；幸福指偏好满足，不是重点 —
42 历史制度主义 嵌在制度和历史里的行动者，利益、选项、甚至“想要什么”都被已有制度塑造过 制度有时间厚度，由某些历史时刻留下，会自我加强，不随当下需要轻易改变 读法重心偏自由（选择的自由被历史窄化）；创造只在关键节点；幸福在间接位置（稳定可预期，与“锁住”是一枚硬币两面） —
43 社会学制度主义 被意义和脚本装满的行动者，按“我在这个场合是什么人”行动，不是按得失 制度是符号、仪式、认知模板，是一整套“什么算正常”的文化脚本 读成押在幸福（被接纳、被承认；合法性比效率重要）；创造权重低；自由也低 —
44 话语制度主义 会思考、会说话的行动者，有背景观念，也能在前台讲话去重新解释、去说服 制度不只是外在规则，也是被观念和话语不断重新解释的东西，规则在而意义在变 偏向创造（新的说法），带着自由；幸福以合法性（沟通性话语）的形式出现 —
45 熊彼特的最小民主 普通人信息有限、更关心自己的生活；真正能判断的是争夺职位的政治家 政治是市场式的竞争，政治家提供方案，选民以选票表态 接近自由（个人不被强人长期统治），加一种被降到很低的稳定；不指望创造与幸福 —
45 参与式民主 人是能在参与中成长的人，能力是练出来的 政治是遍布生活各处的共同事务，不只是国家层面的选举 幸福和创造都放得重；自由取宽的一种（自我治理） —
45 协商式民主 人是讲理的人，愿给理由也愿被理由改变 政治是公共理由的交换，决定的正当性来自讨论的质量 偏向自由与“善”的结合；创造也有（好商议能产生新方案） —
46 利普哈特 人是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宗教、语言、族群、地区、政党），各有身份和利益 制度是一组可比较的“规则配置”：政党怎么分、政府怎么组、选举怎么算、权力怎么分层 读法偏向幸福（各群体被纳入、被照顾）；自由居其次（少数群体权利）；创造权重较低 —
47 转型与巩固 在不确定里算计的政治精英（当权者里的强硬派与温和派，反对派里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政体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的路：旧统治、松动、转型、巩固 差不多单点押在自由（政治上的自由）；幸福说是民主“之后”的事；创造很少放前面 —
48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 被价值观、信任和习惯“装好了”的人，政治行为是内心取向的外显 制度是一个壳，好坏取决于壳里装着怎样的文化与关系 重心在幸福与自由之间，偏“能在一起过日子”的幸福；守着自由；创造排后 —
49 民主衰退：守门人读法 受规范约束、也会越界的政治人，关键是“守门”的人 民主是靠规则加不成文的克制撑起来的东西 押在自由（权利、竞争、多元，加对权力不被滥用的在意） —
49 民粹：薄意识形态（穆德） 把世界分成“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的人 政治是围绕这条分界线展开的观念竞争 自由打底（把“多元”当作民主的核心） —
49 民粹：话语与空洞能指（拉克劳） 靠被称呼而联合起来的人，诉求在话语中被“串联” 政治是不同诉求争夺同一个名字的过程 压在创造（“人民”这个名字是一次创造） —
49 民主衰退：文化反弹（诺里斯、英格尔哈特） 受成长时期安全感塑造价值观的一代人 社会价值的更替会让一部分人感觉被甩下 押在幸福（被看见、被承认，生活有意义） —
50 建构主义 身份和利益尚未定型、靠互动与共享观念塑造的行动者 国际体系或社会秩序主要由共享观念（规范、认同、意义）构成，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分布 重心在创造；第二重心是自由；幸福没有被正面处理 —
51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与男性一样的理性个人，应有同样的权利与机会 法律与制度应对所有个人同等开放 重心在自由和平等的机会 —
51 公私划分批评（奥金、佩特曼等） 被“家”牵连的人，家中的位置影响其在公共领域的位置 公共与私人的界线本身是一种政治安排 押在自由与幸福之间（选择的自由，加日常里被承认、被关照的幸福） —
51 激进与结构一路（麦金农等） 在性别权力结构里被塑造的人 国家与法律往往以某一类人的视角成型 同上（两支合写一段意义预设） —
51 交叉性（克伦肖、柯林斯等） 同时站在多个位置上的人（性别、种族、阶级叠在一起） 多重的、互相交错的支配结构 更多押在“被看见”，即承认，介于幸福与自由之间 —
52 后殖民与多元的世界（本体论转向） 人不是抽象可互换的“理性的人”，而是站在具体位置上的人：被殖民史塑造过、属于某个共同体和某种世界的知者，位置先于观点 世界不止一个；“自然在那里、文化各有看法”的分法本身是某一类世界的做法 自由为重（共同体有权按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的世界）；幸福其次（好生活的多种样子）；创造较轻 —

二、国家实践编（第54至58章）

这一部分有理论和实践两栏。国家的“出生证”指该国政治学主线的预设；实践栏是按第53章三步读法（写下来的、做出来的、自己怎么说）读出的居前一维，是读法，不是判分，也不评价制度。第57、58章没有为国家本身立一张表，只并排列出学者们的几条读法，下表照此列出，学派栏里的“路”是各章的原话。

章 国家或读法 主体预设 客体预设 意义权重（理论） 意义权重（实践）
54 美国政治学主线 有各自利益的人，会结成团体，团体各有盘算 制度是一台可设计的机器：分权、制衡、联邦与州分工，让利益互相牵制 自由居前 自由与创造居前；幸福主要以“追求”的形式在场；保障一层是后来逐步加上的
55 英国政治学主线 在传统里长大、懂克制、愿守惯例的行动者 制度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国家最高权力在议会，议会之上没有更高的成文法 自由居前，更准确说是“议会保护下的自由” 十九世纪自由与创造居前；二十世纪中叶幸福居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自由与创造再被推到前面
56 德国 在规则与程序里行事的人，同时对“多数可以做错”有警觉 制度是一套要有防护的规则体系（《基本法》、宪法法院、永久条款） 自由与幸福并重，自由先以“尊严”的形式出现 幸福（安稳与保障）和自由居前，靠规则托住；创造以工业与技能体系的形式在场
56 法国 公民，即与国家直接相连、彼此平等的个人，中间团体看得轻 国家是共同意志的化身，共和国是要被“建成”的东西 自由与平等的共和理想居前，国家是主角 自由、幸福与创造三者都由国家来承担
57 日本：现代化理论的读法 被工业化带着走的人 逐步分化、理性化的社会 押在创造 战后押在创造（追上去），幸福很大程度接了进来，自由主要由1947年宪法撑着；九十年代以来重心向幸福移动（读法，不下判断），自由以公民社会、地方自治、个人选择的形式出现
57 日本：发展型国家的读法 有方向感的官僚 可以被引导的市场 押在创造 同上
57 日本：理性选择与多元的读法 要连任的政治家，有诉求的团体 由选举规则搭起的场地 押在自由的一种窄意思（个人和团体按自己的算计行事） 同上
57 日本：文化论的读法 活在上下关系里的人 一套先在的集团习惯 更接近幸福（人在群体里怎样安身） 同上
58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路 处在一定生产关系里的人 物质生产条件 押在创造 官方路标“建设”：创造为主；“发展”：创造为主，开始接入幸福的内容；“美好生活需要”：幸福的权重上升，自由一维的内容也出现在词汇里（读法，不是官方说法）
58 中国：发展型国家的路 国家有明确目标、有组织能力、能引导市场 可被引导的市场与地方 押在创造 同上
58 中国：现代化与转型的路 随富裕会变的人 一套朝某个方向演进的社会结构 重心在自由 同上
58 中国：基层与社区的路 章中未单列主体预设，只说基层组织“一头连国家、一头连居民” 章中未单列客体预设 更靠近幸福（居住与邻里里是否安稳） 同上

三、第53章粗读表与各章的对照

第53章列了一张六行的粗读表，并声明“各学派在各自章节里另有细读，若与这里有出入，以那里为准”。逐行对照如下。

第53章的学派一路 第53章的重心 各章的细读 对照结果
古典的共同体论（亚里士多德一路） 幸福 第8章：幸福居中心，自由限于公民，创造不在中心 一致
契约论里的自由主义（洛克、密尔一路） 自由 第13章：自由为中心、创造为来源、幸福附带；第18章：自由居中、创造居次、幸福为底 重心一致；第53章写“创造是自由的副产品”，第13、18章把创造写得稍重（来源、居次），属配重措辞差别
功利主义（边沁一路） 幸福 第15章：幸福 一致
马克思主义 创造与自由并重 第20章：自由和创造并重；第33章：自由与创造 一致
发展型国家理论 创造 第37章：主要押创造 一致
理性选择 自由（以“选择”的形式） 第38章：自由加幸福（偏好满足）；第39章：自由与幸福拉扯，后移向创造；第40章：自由；第41章：自由与创造 重心大体一致，各章配重更细

附录三　异象登记表

这张表的用处：把各章写出的异象，连同学派怎样处理它，放在一处。你可以顺着一列看，哪一类处理用得最多。

读表说明。 异象是学派的起点接不住的事，在 D 与 E 的矛盾处出现。“被怎样处理”分四类：免检（异象被判为不必检验）、改名（异象被改称为已有概念的一个参数）、先验（异象被宣布按定义不可能，或按定义成立）、分叉（异象撑开了一个新学派）。表里的归类取自各章“吸收还是分叉”一节的原话。有三种情况另注：一是“章中未单列”，指异象一节写了、吸收一节没有对应的处理，不替它补归类；二是“起点未动”或“硬挡”等章中另有说法的，照章中的说法写；三是同一章里几件异象被合并处理的，写在处理栏里注明。第1至7章、第53章、第65章不立异象，不进表。第62章是推演，标明“推演”，不是已发生的事。

章 学派 异象 被怎样处理
8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被城邦处死 改名，带一点先验（归为“统治不当”，起点未动）
8 同上 现实的城邦千差万别 改名（“偏离”“变态”）
8 同上 奴隶、妇女、外邦人不在“整体”之内 先验（天生适合被统治）
8 同上 亚历山大的帝国使城邦不再是主要单位 勉强沿用；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城邦、罗马人的共同法大致是分叉（后话，不是两位老师自己的路）
8 同上 柏拉图晚年《法义》转向靠法 起点未动（办法从“靠懂善的人”换成“靠好的法”，通向善的终点没动）
9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 两座城在世上混杂，无法识别 免检（推到末日再分）
9 同上 教会与世俗君主争最后的发言权 改名（按“目的”分层）
9 同上 亚里士多德没有上帝与恩典 改名（“恩典成全自然”，冲突改写成层层相叠）
9 同上 不义之法算不算法 折中吸收（尺子保住，锋刃磨钝），章中未归入三类
9 同上 爱的对象无法检验 先验（解释自己保证自己）
9 同上（身后） 世俗共同体自成起点 分叉：马西利乌斯、宗教改革
10 马基雅维利 博尔贾的失势 改名（归给运气），带一点免检
10 同上 阿加托克利斯有权无荣耀 免检（当例外，荣耀当附带的尺度）
10 同上（身后） 两部书口气不一，又被不同人拿去用 分叉：国家理由一支，共和主义一支
11 博丹 混合政体 改名（只有一个是真主权，其余是官职的分配）
11 同上 主权者受不受约束 先验（“绝对”定义成不受人间法律约束）
11 同上 臣民抵抗暴君 起点硬挡（主权不可抵抗）；君主制讨伐者另立起点，是分叉
11 同上 联邦 留待后人，章中未处理
11 同上 咨议与会议算不算分享主权 章中未归类（界线给不出，靠判断）
12 霍布斯 主权者也是自利的人，谁来约束他 理论内部拉扯，未理顺；洛克是最有名的一次分叉
12 同上 没有剑也有合作 免检（“其实暗中有剑”）；改名（“长期重复交往中的合作”）；先验（没有最高权威而运转良好的例子被读成“还没出事”或“暗中有权威”）
12 同上 “约”的意思在使用中长出来 章中未单列处理
12 同上 国与国之间没有主权者 分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内部再分均势、制度、观念三路
13 洛克 “先于国家的财产”其实不先于国家 免检（自然状态当理论起点，不追历史）
13 同上 没人签过约，“同意”在哪里 改名（“默许同意”）
13 同上 够不够：货币出现后取得财产的条件怎么算 章中未单列处理
13 同上 谁算“人” 先验（人按定义是理性自由的，界外的人不在范围内）
13 同上 谁来判断君主违约 章中未单列处理（留下没有裁判的缝）
13 同上 权利与多数的拉扯 章中未单列处理（有方向，没有尺子）
13 同上（身后） 权利先在推到更远，或转向公意 分叉：诺齐克；卢梭
14 卢梭 谁能认出公意 免检（条件没做到是现实的问题）；先验（“公意总是正确”，投票不合就说“没显露公意”）
14 同上 少数与“迫使他自由” 改名（“自我约束”）；先验（“尚未认清自己的真实意志”）
14 同上 大国里主权不能被代表 章中未单列处理（他的方案适合小国）
14 同上 投票本身会转圈 留到第40章
14 同上 被排除在“我们”之外的人 章中未单列处理
14 同上（身后） 公意怎样长出来 分叉：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第九编）
15 休谟 惯例没有好坏，更有用的标准从哪来 章中未单列处理（标准要从习惯之外借）
15 同上 需要快变时惯例有惯性 章中未单列处理
15 边沁 苦乐能不能相加 免检（当技术问题，将来能量准）
15 同上 少数的苦 改名（规则功利主义）；先验（凡选择的就是认为带来幸福的）
15 两位共同 谁来定“好”的标准 章中未单列处理
15 契约论（被批评方） 没人签过约 改名加分叉（假想的同意，走向第16章）；休谟、边沁是换起点的分叉
16 康德与罗尔斯 无知之幕里的人是谁 免检（说是必要的抽象，不必再检验）
16 同上 范围：国与国之间 罗尔斯后来另写《万民法》处理，章中未归类
16 同上 家庭内部 章中未单列处理
16 同上 谁在最初的契约之外 改名（扩大“人”的名单，起点没动）
16 同上 好生活看法差别大，是否仍选同样原则 罗尔斯转向政治性理论：本书读作改名加收窄，不读作改写起点（有争议）；先验（原则按设计就公平）
17 托克维尔 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等级 免检（放进另一章，成“例外的状况”）
17 同上 财富不平等与新贵族 改名（“工业贵族”）
17 同上 法国1848至1851的结局 先验（平等的大势只有自由或服从两端，事先划定）
17 同上 “民情”从哪来 章中未单列处理（起点兼任原因与结果）
17 同上（身后） 民情、社团、比较民主 分叉：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研究、比较政治
18 密尔 “只关乎自己”的界线 改名（“伤害”“冒犯”“间接伤害”）
18 同上 孩子与“落后社会”被排除 先验（“成熟”是适用原则的前提）
18 同上 多数的压力不通过法律 免检（靠社会慢慢改善）
18 同上 学识高的人多投票 章中未单列处理
18 同上 理由是长远功利，还是权利规则 章中未单列处理（两种东西同居）
18 同上（身后） 界线两侧各立新牌 分叉：权利、福利、家长式干预三支
19 黑格尔 市民社会里的贫困 改名加免检（称“贱民”，只给局部缓解，留在市民社会这一环）
19 同上 现实与理性的差距 先验（不合理性的只是“还没成为现实”）
19 同上 国与国之间 免检
19 同上 个人觉得没被整体承认 章中未单列处理（只有“个人未长成”或“制度不够理性”两种回答）
19 同上 谁没有被承认（家庭里的女性） 章中未单列处理，留到第51章
19 同上（身后） 国家整体被追问“谁的整体” 分叉：右派与左派、马克思、英国唯心主义者、承认理论
20 马克思 国家不按雇主一时的意愿行事 改名（“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恩格斯的“归根到底”近于先验
20 同上 国家看起来独立于所有阶级 章中异象一节有解释（资产阶级放弃政治权力），吸收一节未单列处理
20 同上 工人不按阶级认同 免检（“虚假意识”）
20 同上 官僚有没有自己的利益 留给第21章
20 同上 巴黎公社后“不能简单接过国家机器” 创始人自己在文字里调整说法，章中未归类
20 同上（身后） 国家有没有自主性 分叉：国家是工具、结构、文化与同意、自主行动者各支；分析马克思主义
21 韦伯 服从的原因：相信，还是不得不 先验（正当性定义为“相信正当”，稳定的秩序都算有）
21 同上 官僚制的毛病 改名（“形式主义”“非正式组织”“官僚病”）
21 同上 三种类型在现实里混杂 免检（纯粹类型本来就是模型）
21 同上 现代民主里政党机器与魅力领袖 章中未单列处理
21 同上 为什么相信、什么时候不再相信 先验（同“相信正当”的定义）
21 同上（身后） 组织、正当性、国家能力各成题目 分叉：组织社会学与公共行政、正当性测量、国家回归
22 旧制度主义 魏玛：条文还在，政治已变 改名（“惯例”“不成文的部分”“宪法的运行”）；与下两件合并处理
22 同上 照抄别国宪法，运转各样 同上
22 同上 英国没有集中的成文宪法而运转稳 免检（条文以外的社会条件划给社会学、历史学）；先验（运转不好就说“设计得不好”）
22 同上 威尔逊发现国会靠委员会运转 当作对条文的补充说明，起点没动（章中未另归类）
22 同上（身后） 团体才是真政治；政治学要做成科学 分叉：团体论、行为革命
23 团体论 有利益未必有团体（奥尔森） 分叉：理性选择（第39章）；团体论本身没有完整回答
23 同上 沉默的人 改名（“潜在团体”），带免检味道
23 同上 政府自己有看法 章中未单列处理
23 同上 团体是被造出来的 章中未单列处理
23 同上（身后） 团体论被拆成零件 分叉：多元主义（第29章）、精英理论一路（第28章）
24 行为革命 康弗斯的“非态度” 改名（“非态度”“测量误差”）
24 同上 大变局：数字与街上的事相距甚远 分叉：后行为主义；另有理性选择，以及向解释与诠释的方向去
24 同上 同一读数有多种意思 章中未单列处理
24 同上 一次性的大事无法抽样 划给历史学处理，章中未归类
24 同上 数字解释不了的部分 改名（“残差”）
24 同上 价值问题 免检（不是科学的事）
25 伊斯顿的系统论 系统的突变、崩断 先验（凡变化都读作适应）
25 同上 盒子里的人有自己的利益 分叉：国家回归（第34章）
25 同上 抽象过度，什么都装得进去 免检（“分析框架，不是理论”）
25 同上 “权威性”一词绕圈 章中未单列处理
25 同上 系统边界是研究者画的 章中未单列处理
25 同上 不满与存续的矛盾 改名（支持分“特定支持”与“散布支持”）
26 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与现代化理论 经济上去了，政治没按预期走 改名（“过渡的”“功能等价物”）
26 同上 功能的循环：存在即有功能 先验（现代化方向按定义就是目标，不符合的是“还没到”）
26 同上 “传统—现代”二分 同上，并入改名与先验
26 同上 富是带来民主，还是维持民主 章中未单列处理
26 同上（身后） 秩序、依附、追赶、国家 分叉：亨廷顿一路、依附论、发展型国家理论、国家回归
27 后行为主义 “相关”到底怎么量 改名（价值改称研究议题，相关性改称“政策影响”）
27 同上 价值进来后各说各话 章中未单列处理
27 同上 危机过后起点失去推力 章中未单列处理
27 同上 约2000年前后的“重建运动” 章中未单列处理
27 同上（整体） 后行为主义本身是对行为革命的分叉 分叉：规范政治理论、批判一路、政策研究
28 精英理论 谁算精英：地位、声望、决策三种办法名单不同 章中未单列处理
28 同上 排字工人工会内部两党竞争 免检（“例外”“暂时”“表面”）
28 同上 什么结果都容纳（循环） 先验（“凡组织必有寡头”近乎重复定义）
28 同上 看不见的精英 免检（把自己放到检验不到的地方）
28 同上 民主的组织、选举、群众参与 改名（“寡头的一种形式”“精英轮换”“被动员”）
28 同上（身后） 权力总在同一群人手里吗 分叉：多元主义；竞争性精英的路子
29 达尔与多元主义 研究者选了哪几个议题 免检（当技术性问题，多做几个城市即可）
29 同上 资源会叠加 章中异象一节写达尔自己后来修正，吸收一节未单列处理
29 同上 商业界的特殊位置 改名（“众多资源中的一种”“强大的团体之一”）
29 同上 多数人的沉默 改名（“选择不上场”的人）
29 同上 竞争、不竞争都算多元 先验
29 同上（身后） 议程之外的事 分叉：无决策（第30章）；新多元主义
30 无决策与卢克斯的三面孔 怎么证明一件没发生的事本该发生 先验（第三面按定义存在，难观察是它的性质）
30 同上 谁来判断“真实的利益” 改名（“反事实中的偏好”“自主的条件”）
30 同上 不可证伪 先验（同第一条）
30 同上 权力越深越无主体 章中未单列处理
30 同上（被对方处理） 多元主义对它的回应 免检（没有证据不算数）；改名（“议程设置的多样性”“社会化”）
30 同上（身后） 没有门卫的权力；为什么人们同意；田野研究 分叉：福柯、葛兰西、长期田野研究
31 福柯 批判从哪里来 改名（“抵抗的实践”“自我的伦理”）
31 同上 抵抗从哪里来 先验（权力与抵抗按定义同在）
31 同上 大结构去哪了 改名（治理术，国家也是一种治理的实践）
31 同上 史实被质疑 章中未归类（福柯称自己讲的是一种“图式”，待核）
31 同上 不可检验 免检（是看世界的方式，不是要被证伪的理论）
31 同上（身后） 权力生产主体 分叉：治理术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回到制度的批评
32 葛兰西 嘴上同意，手上不同意 改名（“矛盾意识”）
32 同上 稳也是它，乱也是它 先验（“有机危机”与“霸权稳定”并用）
32 同上 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听出不同的意思 章中未单列处理
32 同上 话语第一次站稳之前的事 章中未单列处理
32 同上 同意的深度怎么测 免检
32 同上（身后） 霸权的搬家与拆解 分叉：英国文化研究、新葛兰西学派、拉克劳与墨菲
33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国家做出对资本不利的事 改名（“相对自主”）
33 同上 国家机器里的人不全来自资本家 免检（被同化、只是表面）
33 同上 一切都能读成有利于再生产 先验
33 同上 整体利益由谁界定；同一结构为何结果各异 章中未单列处理
33 同上（身后） 国家形式的推导；国家既靠积累养活又要对选民负责 分叉：德国的“推导”论争、奥菲一路
34 国家回归 伊朗：国家没崩而革命发生 改名（观念、宗教、网络成“促成条件之一”）
34 同上 国家能力怎么量 先验（成功是能力强，失败是能力弱）
34 同上 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免检
34 同上 国家的目标从哪里来 章中未单列处理
34 同上（身后） 社会、嵌入、两种权力 分叉：米格代尔、埃文斯的“嵌入的自主性”、迈克尔·曼
35 摩尔与社会起源 德国、日本战后成了议会民主国家 免检（他讲的是“起源”，战后另算）
35 同上 印度不属于任何一条路 章中未单列处理（框架里没有位置）
35 同上 后来大批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国家 改名（“资产阶级”放宽）；先验（“路径还没走完”）
35 同上 同一条路内部差别很大 章中未单列处理
35 同上（身后） 民主的主力、博弈、国家 分叉：鲁施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理性选择一路（明显换了起点）、国家回归
36 依附论 东亚有人上去了 改名（“依附的发展”“联合依附发展”“半边缘”）
36 同上 同在边缘，各国差别很大 免检（“历史的具体差别”）
36 同上 富了、没富都能安顿 先验（富了叫半边缘或核心，没富叫依附）
36 后殖民研究 谁在替谁说话 收进理论本身（说这正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章中未另归类
36 同上 “东方学”被写成铁板一块 章中未单列处理
36 两者共同 具体的人被放进格局，没有站到前面 章中未单列处理
36 两者（身后） 世界体系；国家能做什么；庶民、混杂、世界不止一个 分叉：世界体系论、发展型国家理论、庶民研究等
37 发展型国家理论 1997年前后东亚金融危机 改名（“裙带资本主义”）
37 同上 同样“国家下场”，有的追上有的没有 先验（没追上的“不算真正的发展型国家”）
37 同上 社会长大后格局不再顺手 章中未单列处理
37 同上 追赶成功之后 章中未单列处理
37 同上（身后） 国家与社会、制度环境、外部环境 分叉：埃文斯的“嵌入的自主性”、接制度主义、走向世界体系读法
38 唐斯 投票悖论 改名（加“尽公民义务的满足感”一项）；带先验味道
38 同上 政党并不总向中间靠拢 章中未单列处理
38 同上 选民的“无知”并不均匀 章中未单列处理
38 同上（身后） 投票悖论逼出新路 分叉：表达性投票、低信息理性、“回头看”、卡普兰的“理性地选不准的信念”
39 奥尔森 没有选择性激励的大集团也动起来 改名（“社会性的选择性激励”），随后陷入先验；免检（划出学派管辖）
39 同上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治理案例 分叉：奥斯特罗姆（最重的一次）
39 同上 同样人数、同样条件，结果不同 章中未单列处理
39 同上 《国家的兴衰》的结论 章中未单列处理
39 同上（身后） 临界规模、门槛 分叉：马维尔与奥利弗，格兰诺维特的门槛模型
40 阿罗不可能定理与公共选择 现实里转圈很少见 免检（数学奇观）；改名（单峰偏好的“特例”）
40 同上 偏好不是现成的 章中未单列处理；后来的分叉（德雷泽克与李斯特等的协商研究）把谈话请回来
40 同上 同样一人一票，公平感不同 章中未单列处理
40 同上 策略性地报偏好 章中未单列处理
40 同上（赖克） “人民的意志”说不通 接近先验
40 同上（身后） 加宽信息；谈话降低转圈；先定规矩 分叉：森、德雷泽克与李斯特、布坎南
4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不好的制度长久存在 免检加改名（归到“改变的成本太高”“交易成本”）
41 同上 同样规则，不同地方结果不同 章中未单列处理
41 同上 均衡太多（无名氏定理） 章中未单列处理
41 同上 偏好并非固定 改名（“信念”“期望”，格雷夫一路）
41 同上 凡存在的制度都是某个均衡 先验
41 同上（身后） 认知观念、制度自改条件、历史关头 分叉：诺思的转向、格雷夫与莱廷、历史制度主义
42 历史制度主义 渐进的变化 改名（叠加、漂移、转换、取代）
42 同上 关键节点怎么认 免检的较轻形式（转成方法规范）
42 同上 行动者在路上有多少主动性 章中未单列处理
42 同上 观念自己撑起解释 没能吸收；分叉：话语制度主义（第44章）
43 社会学制度主义 变化从哪里来 改名（“脚本的扩散与更替”）
43 同上 脱耦：纸面一套、做起来一套 免检（意料之中）
43 同上 利益和权力被挤到边缘 半分叉（“制度创业者”，向话语制度主义靠）
43 同上 几份脚本打架 章中未单列处理
43 同上 “脚本”“合法性”难测 章中未单列处理
43 同上 不趋同的事 缓慢的免检（“还没来得及趋同”，异象被放进未来）
44 话语制度主义 观念为什么这个有效、那个无效 改名（“取决于制度语境”）
44 同上 观念和利益怎么区分 免检较近（转成“如何区分”的方法问题）
44 同上 观念自己从哪来 章中未单列处理
44 同上 可检验性 章中未单列处理
44 同上 观念与别的变化同时发生，分不开 章中未单列处理
44 同上（对前三支） 前三支解释不了的变化、创新、偏好变化 分叉：说“是观念在起作用”，撑开了这个新学派
45 熊彼特的最小民主 选完之后的事；低投票率仍算民主吗 先验（民主按定义就是竞争性选举，其余归“质量”）
45 参与式民主 规模、成本、时间不平均 改名（“有代表性的参与”“在合适的层级参与”）
45 协商式民主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没有共识怎么办、谁进圆桌 先验（理想当作“调节性的标准”）；分叉（协商制度研究：圆桌、陪审团、公民议会）
46 利普哈特 共识型是原因还是结果 改名（因果问题改称“条件问题”）
46 同上 变量太多、结果太整齐 方法上修补（1999年扩充变量），起点没动
46 同上 总统制国家放不进图 章中未单列处理
46 同上 群体怎么界定 免检（群体边界当成已知数据）
46 同上（身后） 用激励鼓励跨群体合作 分叉：霍洛维茨的整合式设计
47 转型与巩固 回头路：办了选举，在位者没输过 改名（“缺陷民主”“混合政体”）
47 同上 灰色地带：停在中间 免检（“需要时间”）；分叉：竞争性威权、选举威权研究
47 同上 巩固的内容总在变 先验（“唯一的游戏”）
47 同上 转型的原因：为什么成批出现 分叉：重新捡起结构路线，把 E 请回桌面
48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 文化变得太快 免检（说是“表层态度”在变）
48 同上 因果循环 改名（“制度化的信任”“制度内的社会资本”）
48 同上 同一种文化，不同的结果 先验（凡随场合变化的叫“情境反应”，不叫文化）
48 同上 社会资本有两副面孔 章中未单列处理
48 同上（身后） 信任是预期；文化会更替；文化是工具箱 分叉：理性选择一路、英格尔哈特一路、斯威德勒的工具箱
49 民主衰退与民粹 衰退常常不是一场政变 改名（“民主后退”“威权化”，按程度分档）
49 同上 民粹的成分太杂 先验（把“反对多元”写进民粹的定义）
49 同上 需求与供给分不清 免检（“互相强化”，不必分先后）
49 同上 “衰退”预设了一个高点 章中未单列处理
49 四套读法（整体） 同一现象四套读数 分叉：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政治策略、文化反弹
50 建构主义 物质因素不听话 改名（物质被改称“在观念中的意义”）
50 同上 谁在造：互动双方不平等 先验（行动者与结构“互相构成”，按定义成立）
50 同上 为什么有的建构稳定、有的转瞬即逝 章中未单列处理
50 同上 几乎什么都能说通 免检（说是“实证主义的偏见”）
50 同上（内部） 要不要给出可检验的命题 分叉：主流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
51 女性主义与交叉性 权利平等了，家务和照顾时间的分布变得很慢 主流学派的吸收：改名（加“性别”变量；差距改称“偏好差异”或“选择”）；免检（家庭属私人领域）；先验（“人”本来是中性概念）
51 同上 女性内部差别很大 分叉：交叉性（女性主义内部的分叉）
51 同上 男性内部也有差别 章中未单列处理
51 同上 交叉性的类别越分越细 章中未单列处理
52 后殖民与多元的世界 谁来说话 章中未单列处理（预设只回答“要小心”）
52 同上 不同世界要在同一套制度里办事 章中未单列处理（河成了法人，仍要翻成同一种语言）
52 同上 一个“世界”内部不整齐 改名（“混杂性”“策略性的本质主义”）
52 同上 说“世界不止一个”的人站在哪个位置 先验（用西方概念描述别的世界本身就是殖民）
52 同上（内部） 换话语、换知识基础、换世界 分叉：后殖民理论、去殖民一支、本体论转向、宇宙政治学
54 美国（主线） 自由的话与奴隶制的实践 章中未归类（内战是这道缝的最大一次爆发）
54 同上 自由居前遇上大萧条 国家实践把“保障”一层加进来，章中未归入三类
54 同上 冷战里的科技竞争 国家出面推动“创造”，产生新机构，章中未归入三类
54 同上 多元主义没想到的人群 免检（早期当“没有组织起来的人”）
54 同上 党派化与僵持 只记一笔，不评价
54 同上（学派层面） 团体竞争图景之外的事 改名（派别、利益集团、选民联盟）；先验（自由主义共识把异议当“例外”）；分叉（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公共选择、美国政治发展一路）
55 英国（议会主权） 欧洲法优先 与下几件合并处理：改名（法律上的主权与政治上的主权）；先验（议会自愿让渡就是行使主权）
55 同上 权力下放 免检（苏埃尔惯例没有法律约束力，学理上主权“没被动摇”）
55 同上 公投 改名（归入“政治上的约束”）
55 同上 选举制度本身（2011年公投未改用选择性投票） 只记一笔
55 同上 法院审议惯例领域（2019年最高法院） 章中未单列处理
55 同上（学界） 法院该有多大角色 分叉：法律宪政主义、政治宪政主义，至今没有裁判
56 德国 魏玛的倒塌：形式在而法治被掏空 国家实践层面改写（《基本法》永久条款、宪法法院、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学界分叉（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复兴等）
56 同上 1990年统一：按“暂时性”设计的《基本法》成了全德国的宪法 章中未单列处理
56 法国 1968年五月风暴 章中未单列处理；国家实践层面“改写加重来”
56 同上 共和国普遍主义与群体差异的紧张 改名（称“社群主义”）与先验并用（按共和国的定义不该出现）
56 同上 总统与议会多数分属两方（共治） 章中未单列处理（在做的过程中摸索出来）
57 日本 增长放缓后产业政策不再灵（发展型国家的读法） 改名（“完成使命后进入转型阶段”）
57 同上 富裕后仍有自己的形状（现代化理论） 先验（把“共同的模样”说得宽到容得下日本）
57 同上 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文化论） 免检（说是表面现象）；或承认文化随制度变，文化论由此分叉
57 同上 防卫观念不由国际格局直接推出（现实主义） 分叉：建构论读安全政策，把“规范”当起点
58 中国 增长持续而政治形态没按预期变（转型论） 免检（“再等等”）；改名（“威权韧性”）；先验（“迟早会变”）；分叉（“陷阱式转型”）
58 同上 政府内部碎片化、地方竞争（发展型国家论） 改名（“一个国家，多个层级”）；分叉（以地方为单位重写）
58 同上 同类制度走出不同的路 把 E 请回来，原来只看 S 起手的读法被迫加入 E；章中未归入三类
58 同上 2017年主要矛盾改写：学习，还是改写起点 留到第65章，本书不下结论
59 自由主义 一战：交往与民主越多应当越和平 部分改名（“制度不足”）；一支分叉出现实主义
59 古典经济学 大萧条：市场自己会回到均衡 一部分免检（“等一等就好”）；一支分叉出凯恩斯一路
59 自由主义的进步观 法西斯：教育与富裕会带来民主 一部分先验（那是“偏离”）；一支分叉出极权主义研究与民主崩溃研究
60 新现实主义；行为科学 冷战怎样结束 改名（“衰落”）；分叉（建构主义、转型研究、偏好伪装）
60 自由主义 冷战之后的走向：历史有方向 先验（“偏离”）；分叉（文明冲突）
60 国家中心的各派 9·11：主角不是国家 改名（“非对称手段”）；分叉（安全化研究、战略逻辑研究）
61 金融危机的读法 金融危机 免检（“百年一遇的尾部事件”，不改模型）
61 资源动员论 广场运动 免检（“一阵风”）；改名（“低资源高技术的新型动员”）
61 转型与巩固理论 成熟民主国家里的民粹 改名（“民主倒退”的一个参数）；先验（“唯一的游戏”不会再倒下）
61 各派（整体） 三桩事之后 分叉：话语制度主义壮大、网络化抗议研究、民粹的观念路、经济路、文化路
62（推演） 理性选择 AI 进入业主群 改名（AI 成了“信息成本”）；参与率没升则再免检
62（推演） 多元主义 同上 改名（AI 成了“资源”）；预计分叉出专做“AI 业主助理”的新团体
62（推演） 制度主义 同上 改名（AI 成了“需要被规则框住的行动者”）
62（推演） 精英理论 同上 改名（“少数人手里的新工具”），带先验的影子
62（推演） 建构与话语 同上 改名（AI 首先是一个被争夺的词）
62（推演） 阶级与结构 同上 改名（AI 成了“新的生产资料”）
62（推演） 福柯一路；行为革命以来的计量路线；国家能力一路 同上 改名（“权力生产主体”的新场所；海量的新数据，属测量层；国家汲取与监控的新手段）
62（推演） 各派（整体） 同上 分叉苗头：“算法治理”“平台政治”“数字主权”
63 理性选择 明知一票几乎无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投 事后加辅助项（“尽了公民本分，心里踏实”，可任意调），属改名式处理；团体论、建构读法不用事后加条件
64 制度主义 同一份章程，两个小区结果不同 事后加辅助（“非正式制度不同”“执行力度不同”），属改名式处理；重写后给出事前可检验的陈述
64 理性选择 明知一票几乎无用，为什么认真投 事后加辅助项；重写后给出事前可检验的陈述

附录四　可错条款登记

这张表的用处：把本书怎样算错，集中写在一处。要指错，先翻到这里，找准是哪一条。

登记说明。 三条可错条款的全文，一字不差地照第7章；导读与第66章的条款全文与第7章逐字一致。“怎样查”取第7章“三条条款各自会怎样被查”一节和第66章“三条可错条款”一节，两处合并，不矛盾处不重复。“什么结果算错”取第66章。“退路”指条款被击中之后，诊断缩到哪里；第66章另有一条总的退路，列在表后。三条条款各管一句判词：条款一管第一句，条款二管第二句，条款三管第三句。有一条被击中，被击中的那句话认账，另外两句不一定跟着倒。

一、三条条款

条款 全文（照第7章） 怎样查 什么结果算错 退路
条款一（管第一句判词：学派的起点是借来的一对预设） 若在某个政治学分支里，学派的分歧并不沿“预设的主体属性／预设的客体属性”排列，或者存在一个不依赖这类预设的学派，本诊断在该分支收窄。 取一个分支，把它的主要学派列出来，各填一张出生证，看它们的争论是不是主要落在对人的预设和对制度的预设之差上。要深入到争论的肚子里去，不能只看表面：争论看上去在“用哪组数据”，细看却是两家对“人为什么这样选”的预设不同，才选了不同的数据，条款一仍然成立 一，能指出这个分支里学派的主要分歧线按别的东西排开，比如只按方法、只按研究对象的大小、只按年代，而且这条线无法还原成对人或对制度的预设之差；二，能指出一个学派，起手并不靠这类预设。出现任何一种，诊断在这个分支就收窄。测量层的工作不在反例之列 该分支收窄，也就是不再适用于这个分支；不是整本书作废，其余分支另查
条款二（管第二句判词：学派遇到异象只吸收或分叉，死守起手预设的那一种政体） 若一个学派在异象面前，常态做法是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而不是吸收或分叉，政体依赖的诊断对它不成立。 读这个学派的论著，读它对大事的回应，对比它前后的出生证，看主体预设和客体预设是不是真的换了，而不是名词换了。用第65章的四条判据去核：改的是预设，不是参数；改动在学派自己的文字里留痕；改完能说出旧版说不出的可检验的话；这被当作学派的常态，不是偶然。关键词是“常态”，个人改主意、偶尔一次大修都不算 找到这样一个学派，上述四条在它那里不止一次成立 对这个学派，政体依赖的诊断不成立；别的学派不受牵连
条款三（管第三句判词：出路在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 若按“让权力从令与从之间长出来”重写的分析，并不比原学派多解释任何一个异象，第三句判词不成立。 拿第64章提出的两个陈述去核：两个异象，各给一句事前写得下、别人可以拿去核对的话。多解释要过三条标准：选原学派自己的紧处；陈述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写下；不是改名，去掉令与从的字眼，内容不能与原学派相同 一，同行去查，两个陈述都落了空；二，原学派在它自己的起点之内，不用事后加辅助条件，也能给出同样的陈述；三，把令与从几个字拿掉，陈述的内容与原学派完全一样，只是改名。三种情形如果对第64章的全部异象都成立，而且之后也没有别的异象能补上，第三句判词就不成立 第三句判词不成立；只成立一部分的，只收回那一部分；另外两句判词不一定跟着倒。检验没有设定期限

二、收窄说明与总的退路

项 全文或要点 出处
收窄说明 测量层（选举统计、民调、计量）有操作判据，统一性较强，这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反例要到解释层和规范层里去找 第7章（原文）；导读同；第66章只称“收窄说明写在先”，没有重抄原文
总的退路（不算第四条条款） 如果将来出现一类政治事，不管用 D、E、S 的哪一种次序、用令与从的哪一种读法，都排不出可检验的陈述，那么要改的不是那件事，而是三维本身。本书把它当作自己的起点被异象撞到的标志，也就是第65章所说的学习应当发生的地方 第66章“一条退路”
已交代的空白 上编没有为国际关系、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专门学派设章，诊断在那些分支里还没有被检验。不是说它在那里成立，而是在那里是空白 第66章
条款一最可能被击中的地方 第八编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放在一起，常被说成“方法不同”。如果这条方法线是分歧的真正排列，而且无法还原成预设之差，条款一就在这里被击中。本书的回应是：方法背后跟着预设。读者完全可以说这个回应不够，那就是条款一收窄的地方 第66章

三、怎样指错

要素 写法
指明哪一条 条款一、二或三
指明在哪里 哪一章；哪一个学派或哪一个陈述
说明出现了什么结果 对照上表“什么结果算错”一栏。例：在某分支，学派的主要分歧线是这一条，它不能还原成对人和制度的预设
不算数的指法 只说“我不同意”

附录五　术语的大白话对照

本附录一个术语一个说法，与全书的统一用法一致。凡一个词在不同章里另有含义（比如“路径依赖”在制度主义里的本意），分开列出。“路径依赖”分两层：作系列总称时保留原词；指本书对政治学派的诊断时，一律叫“政体依赖”。

术语 大白话 主讲处
学派 一群人共用同一对起点预设、顺着它往下讲政治的做法。 第1章
学派的出生证 学派开口之前就已带进来的两个前提：把人当成什么样的人，把国家与制度当成什么样的东西；再加上从这两个前提里推出的政治。每章那张表就是它。 第1章
主体预设 学派事先认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属三号位（主体属性：分布、场、美）一端。 第1章
客体预设 学派事先认定的“国家与制度是什么样的东西”。属一号位（客体属性：对比、粒子、真）一端。 第1章
×（联合设定） 出生证上两个预设之间的叉号：两个前提是一起设定的，不是先后各算各的。 第1章
互动内容 学派从这对预设里推出来的权力观、政治观，属二号位（互动属性：变化、波、善）。它是学派自己的产出，不是学派的起点。 第1章
三个号位 借自《属性纠缠论》：一号位客体属性，二号位互动属性，三号位主体属性。本书只用号位与术语，不复述证明。政治学以二号位为中心，所以对一号位和三号位的两端必然“预设”。 第1章
S 显露出来的样子。学派起手时抓住的那个现成的样子（谁掌权、制度长什么样、选票是多少）。 第3章
D 走过的路。事情一步步是怎么走到这个样子的。 第3章
E 缠在一起的条件。让这条路只能这样走的那些牵连：资源、关系、规矩、旧账。 第3章
起手 学派先从 S、D、E 哪一维开口。本书说多数学派以预设的 S 起手；在政治学里，这个 S 就是学派预设的那一种政体。 第3章
六路径 S、D、E 三维排先后的六种次序。主流学派多走 S→D→E 与 S→E→D 两条，别的次序缺位。 第3章
三原理 三维里两维发生矛盾，会推动第三维变化。其中 D 与 E 的矛盾推动 S，本书叫“回写”。 第4章
回写 走过的路和缠在一起的条件合起来，改写那个显露出来的样子。回写不畅，学派的起点就改不动。 第4章、第65章
路径依赖（系列总称） 整套学派解构系列给社会科学的总诊断：学派以预设的 S 起手，异象来了不改起点，而是被吸收或分叉，于是学派只走一条路。三类学科三种依赖：自然科学是方程依赖，社会科学是路径依赖，人文科学是原理依赖。社会科学三门再各有专名，见下面两条。 第4章
政体依赖（本书专名） 政治学派的路径依赖落在国家的“粒子”上：学派起手时预设了一种政体（国家整体是什么样、怎样保持稳定、凭什么独立自主），把它当作国家本来的样子，也就是政治学里的 S；异象来了，就读成“政体偏离”“混合型”“过渡期”，起点的政体不动。它只描述各学派预设了哪种政体，不评价哪国政体更好；六路径单一仍是它的形式。 第4章、第7章
三门对照 经济学是国家的波：路径、速度、粘性，形成路径依赖。政治学是国家的粒子：整体、稳定、独立，形成政体依赖。法学是国家的场：连接、次序、结构（叫做制度），形成制度依赖。 第7章
路径依赖（制度主义里的本意） 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收益递增、改起来代价大，就越走越固定。这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与系列总称同名，用法不同，也与本书的政体依赖不同：前者是制度演化的说法，后者是学派起点的诊断，读到第42章要分清。 第42章
异象 D 与 E 的矛盾出现的地方，也就是学派的起点接不住的事。 第4章、第63章
被堵住的原理 异象本该推着学派回头改 S，可学派的做法是补后面，不改前面，原理就被堵住了。 第4章
三种吸收 学派把异象接进自己的办法。免检：异象被判为不必检验、不算问题。改名：异象被改叫成已有概念的一个参数或“效应”。先验：异象被宣布按定义不可能，或按定义成立。 第5章
免检 三种吸收之一：这件事不算数，不用理。 第5章
改名 三种吸收之一：这件事换个名字，装进旧概念里的一个参数。 第5章
先验 三种吸收之一：按定义，我就是对的（或它就是不可能的）。 第5章
分叉 异象大到装不进去，撑开一个新学派。多元化由此而来。 第6章
意义预设 学派把意义押在创造、自由、幸福哪一个上，权重怎样配。理论的意义预设与国家实践的意义选择分开读。 第2章
创造、自由、幸福 创造，是做出以前没有的东西；自由，是人能自己做主，不被别人的安排完全决定；幸福，是人过得舒心、满意。 第2章
理论与实践分读 一国用的理论，和它实际走的路，分开描述，不评价，也不比较哪国制度更好。 第2章、第53章
三层 测量层、解释层、规范层。 第7章
测量层 有操作判据、同行能重复的那一层，统一性较强。 第7章
解释层 靠预设撑着的那一层，多元严重。 第7章
规范层 在解释层之上再加价值分歧的那一层。政治学的“善”写在台面上，所以这一层分歧最难解。 第7章
可错条款 本书自己怎样算错的三条说法，每条管一句判词；条款只说“收窄”，不说整本书作废。 导读、第7章、第66章
收窄说明 测量层的统一性较强，是诊断自己预言的，不算反例。 导读、第7章
令与从 令，是提出要求、起头带动；从，是照着做、接受。本书主张权力在令与从之间一次次长出来，再稳成归属。 导读、第64章
小账 每章末两行：本章动用（用了哪几个概念）；锁定记录（这一章里学派的哪个起点被锁住）。 每章
锁定记录 小账第二行：本章里哪个学派的哪个起点被锁在了哪一维。 每章
陪读居民 同一个小区业主群里的六位居民，按六个学派的路子读同一次换物业投票；只业主有票，租户没有票。 导论、第1章、第59至66章
下编：事件是一次考试 把一件大事看作学派的一次考试；这是类比，不是结论。当年的意义需要是“出题人”，学派是“考生”，事件占的是 F 的位置。 下编导论
意义需要 那一年那个国家的人们要什么、怕什么。 下编导论
意义中心 读那一年的事，重心落在创造、自由、幸福哪一栏。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评分。 下编导论
吸收还是改写 事后学派是把事吸收进旧的政体预设，还是真的改写了起手时预设的那一种政体。改写是个别学者的行为，不等于整个学派改了。 下编导论
例外检验 只在“没有学派预测到”的事件里写的一小段：检验诊断自己有没有留下的洞。 下编导论
旁证 每节末一行，写同年他国的大事。 下编导论

附录六　年表

一、上编：主要学者与著作

只收正文里实际出现的人与书。年份取正文写法：正文写“约”的照写；正文没写的，留“正文未写年份”，不补。同一个人的几本书有时分行、有时合行，按正文出现的年份排。

年份 人物 著作或事 出处
正文未写年份 柏拉图 《理想国》；晚年《法义》（“据传统的说法”） 第8章
正文未写年份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第8章
正文未写年份 阿奎那 与奥古斯丁并讲（正文未列书名与年份） 第9章
公元410年 奥古斯丁 西哥特人攻入罗马，是《上帝之城》的写作缘起 第9章
十四世纪 马西利乌斯（帕多瓦） 《和平的保卫者》 第9章
1469—1527 马基雅维利 生卒年 第10章
1503 博尔贾 败落（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自己重病） 第10章
1512 马基雅维利 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他丢职 第10章
1513（一般认为） 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成稿；1532年（作者去世后）出版；《论李维》年份正文未写 第10章
约1530—1596 博丹 生卒年 第11章
1572 — 圣巴托洛缪之夜的大屠杀 第11章
1573 奥特芒 《法兰克高卢》 第11章
1576 博丹 《国家六论》 第11章
1579 署名布鲁图 《反暴君论》 第11章
1588—1679 霍布斯 生卒年；1651年《利维坦》 第12章
1632—1704 洛克 生卒年；约1689年前后《政府论》两篇 第13章
1712—1778 卢梭 生卒年；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62年《社会契约论》 第14章
1724—1804 康德 生卒年；1793年《论俗语》；1797年《道德形而上学》 第16章
1739—1740 休谟 《人性论》；《论原始契约》约1748年发表 第15章
1748—1832 边沁 生卒年；1776年《政府片论》 第15章
1785 孔多塞 注意到多数投票可能转圈 第40章
1787 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讲“派别”） 第54章
1820底（书名页182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第19章
1835、1840 托克维尔 两卷《论美国的民主》；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17章
1848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第20章
1848—1923 帕累托 生卒年 第28章
1852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1851年法国政变） 第20章
1858—1941 莫斯卡 生卒年 第28章
1859 密尔 《论自由》 第18章
1859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第20章
1861 密尔 《代议制政府》 第18章
1867 白芝浩 第22章写作《英国宪制》，第55章写作《英国宪法》（同一年，书名两处不同，待统一） 第22、55章
1869 密尔 《妇女的屈从地位》 第18章
1871—1872 马克思 巴黎公社之后《法兰西内战》；1872年德文版《宣言》序言 第20章
1876—1936 米歇尔斯 生卒年；1911年的著作提出“寡头统治铁律” 第28章
1885 戴雪 《宪法研究导论》 第22、55章
1885 威尔逊 《国会政体》；1887年《行政之研究》 第22章
1891—1937 葛兰西 生卒年；1926年被捕；1929年起写狱中笔记（《狱中札记》） 第32章
1900 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 第22章
约1900 耶利内克 《一般国家学》（“1900年前后”） 第56章
1904—1905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21章
1908 本特利 《政府的过程》 第23章
约1919 韦伯 演讲《以政治为业》 第21章
1919 — 魏玛宪法；1933年魏玛共和国走到尽头 第22章
1921 布赖斯 《现代民主政体》 第22章
1921—1922 韦伯 《经济与社会》（去世后由遗稿整理出版） 第21章
1925 梅里亚姆 《政治学的新面向》 第24章
1932 芬纳 《现代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第22章
1936 拉斯韦尔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 第24章
1937 勒文施泰因 论述（第56章） 第56章
1939 卡尔 《二十年危机》 第59章
1940—1944 拉扎斯菲尔德等 1940年伊利县选民追踪调查，1944年成书《人民的选择》 第24章
1942 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第45章
1944 波兰尼 《大转型》 第59章
1946 拉德布鲁赫 论述（第56章） 第56章
1948 布莱克 提出“中位选民”与单峰偏好 第38、40章
1951 杜鲁门 《政府过程》 第23章
1951 阿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40章
1951 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第59章
1951 迪韦尔热 《政党》 第56章
1952 莱瑟姆 团体论（第23章） 第23章
1953 伊斯顿 《政治系统》 第25章
1953 亨特 亚特兰大研究 第29章
1955 哈茨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第54章
1956 米尔斯 《权力精英》 第28章
1956 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体系》 第26章
1956 李普塞特、特罗、科尔曼 排字工人全国工会的研究 第28章
1957 唐斯 《民主的经济理论》 第38章
1957 — 苏联卫星上天；1958年航空航天局与《国防教育法》 第54章
1958 勒纳 描写传统社会怎样被媒体与城市改变 第26章
1959 李普塞特 越富的国家越容易有民主 第26章
1960 罗斯托 经济成长的阶段 第26章
1960 沙特施奈德 《半主权的人民》 第23、30章
1960 坎贝尔等 《美国选民》 第24章
1960 阿尔蒙德与科尔曼 主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第26章
1960 利普塞特 《政治人》 第59章
1961 达尔 《谁在统治？》（纽黑文研究）；同年一篇半调侃的文章“成功的抗议” 第29、24章
1962 布坎南与塔洛克 《同意的计算》 第40章
1962 巴克拉克与巴拉茨 论文《权力的两张面孔》（《美国政治学评论》）；1970年一本书 第30章
1963 阿尔蒙德与维巴 《公民文化》 第26、48章
1964 康弗斯 关于选民缺少连贯观念的文章 第24章
1965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第23、39章
1965 伊斯顿 《政治分析的框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第25章
1966 阿尔蒙德与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路径》 第26章
1966 摩尔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第35、59章
1968 亨廷顿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26章
1968 赖克与奥德舒克 处理投票悖论的文章 第38章
1969 伊斯顿 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演讲（“政治学里的新革命”大意） 第24、27章
1969 米利班德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同年普兰查斯在《新左评论》批评，米利班德次年回应 第33章
1969 洛伊 《自由主义的终结》 第23章
1969年前后 —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一文 第51章
1970 佩特曼 《参与和民主理论》 第45章
1970 罗斯托 提出转型道路因国而异，但需国家认同无大分歧 第47章
1971 罗尔斯 《正义论》；1993年《政治自由主义》；1999年《万民法》 第16章
1973 奥唐奈 官僚威权 第26章
1974 卢克斯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2005年修订版） 第30章
1974 沃勒斯坦 起写世界体系论 第36章
1974 诺齐克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第13、16章
1974 亨廷顿 把“第三波”起点放在1974年南欧的变化 第47章
1975 福柯 《规训与惩罚》；1976年《性经验史》第一卷 第31章
1975 伊斯顿 《对政治支持这个概念的再评估》 第25章
1975 哈斯 《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过时》（仅据题目） 第65章
1976 麦凯尔维 证明议程可操纵结果 第40章
1977 迈耶与罗恩 《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 第43章
1977 康比河集体 集体声明 第51章
1977 英格尔哈特 《静悄悄的革命》 下编1983节
1977 利普哈特 书（协和式民主，扩展1969年论文） 第46章
1978 萨义德 《东方学》 第36、52章
1978 普兰查斯 《国家、权力、社会主义》 第33章
1978 格兰诺维特 门槛模型 第39章
1979 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 第34章
1979 格里菲思 《政治性的宪法》 第55章
1979 谢普斯勒 讲国会委员会的文章 第41章
1979 沃尔兹 理论（两极格局相对稳定） 第60章
1979 埃文斯 巴西“依附的发展”研究 第36章
1981 考克斯 新葛兰西学派的常被提到的起点 第32章
1982 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第37、57章
1982 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 第39章
1982 赖克 《自由主义反对民粹主义》 第40章
1982 桑德尔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第16章
1982 斯科夫罗内克 《建设新美国国家》 第54章
1983 迪马吉奥与鲍威尔 《铁笼再探》 第43章
1983 戴蒙德与迪布维格 挤兑模型 第59章
1984 马奇与奥尔森 《新制度主义》 第22、43章
1984 巴伯 《强势民主》 第45章
1984 利普哈特 《民主国家》（比较二十一个国家） 第46章
1984 曼 区分两种权力 第34章
1985 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 合编《把国家带回来》 第34章
1985 拉克劳与墨菲 《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 第32章
1988 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 第34章
1988 斯皮瓦克 《庶民能说话吗？》（第36章写1988年；第52章写“20世纪80年代末”） 第36、52章
1988 温加斯特与马歇尔 把委员会看成一种“安排” 第41章
1988 利伯塔尔与奥克森伯格 讲政府内部“碎片化” 第58章
1989 奥金 《正义、性别与家庭》 第16、51章
1989 奥努夫 《我们造就的世界》 第50章
1989 福山 《历史的终结？》（《国家利益》） 第60章
1989 克伦肖 提出“交叉性”的论文 第51章
1989 阿姆斯登 讲东亚追赶 第58章
1990 诺思 书（制度是“游戏规则”）；2005年书 第41章
1990 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务的治理》 第39章
1990 米尔斯海默 《回到未来》 第60章
1990 韦德 讲东亚追赶 第58章
1991 亨廷顿 《第三波》；1993年在《外交》提出文明冲突 第60章
1991 库兰 讲东欧剧变的“偏好伪装” 第60章
九十年代初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后来写《独自打保龄》 第48章
1992 斯泰因莫等 合编《政治的结构化》（编者署名待核） 第42章
1992 温特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其后写成《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第50章、第60章
1992 鲁施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 第35章
1992—1993冬 加迪斯 《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终结》（《国际安全》） 第60章
1993 布伦南与洛马斯基 表达性投票的书 第38章
1993 沃尔兹 文章（承认结构变了） 第60章
1993 霍尔 英国政策范式更替的文章 第42、44章
1994 格林与夏皮罗 批评“加一项”的书 第38章
1994 里瑟-卡彭 观念如何进入政策的文章 第60章
1995 埃文斯 “嵌入的自主性” 第34章
1996 霍尔与泰勒 新制度主义分三支的综述 第41、42章
1996 古特曼与汤普森 《民主与分歧》 第45章
1997 米尔斯 《种族契约》 第16章
1998 布赞等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 第60章
1999 利普哈特 《民主的模式》（三十六个国家） 第46章
1999 罗尔斯 《万民法》 第16章
2000 皮尔森 论文《收益递增、路径依赖与政治研究》 第42章
2000 查克拉巴蒂 《把欧洲地方化》 第52章
2000前后 — 美国政治学界的“重建运动”风波 第27章
2000 普泽沃斯基等 研究：收入高的国家更不容易从民主退回去 第26章
2002 卡罗瑟斯 问“转型范式是不是该结束了”的文章 第47章
2002 布莱思 《大转型》 第44章
2002 贝辛格 研究苏联民族主义动员 第60章
2003 黎安友 “威权韧性” 第58章
2003 佩普 《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 第60章
2003 博伊克斯 《民主与再分配》 第35章
2003 德雷泽克与李斯特 论协商降低转圈可能的文章 第40章
2004 格雷夫与莱廷 制度变化的文章 第41章
2005 瑟伦与施特雷克 合编《超越连续性》 第42章
2005 拉克劳 《论民粹理性》 第61章
2006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 《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 第35章
2006 裴敏欣 “陷阱式转型” 第58章
2007 卡普兰 书（选民错误朝同一个方向偏） 第38章
2007 卡波西亚与凯莱曼 关键节点一文 第42章
2008、2010 施密特 话语制度主义的综述与文章 第44章
2009 森 《正义的理念》 第16章
2011 高斯 《为什么中东研究错过了阿拉伯之春》（《外交》） 第61章
2012 克拉克 《梦游者》 第59章
2012、2014 里德、通巴 比较居委会、研究北京社区治理 第58章
2013 布莱思 《紧缩》 第61章
2015 德·拉·卡德纳 《地球存在者》 第52章
2016 米勒 《什么是民粹主义》 第61章
2017 图费克奇 《推特与催泪弹》 第61章
2018 埃斯科瓦尔 《为多元世界做设计》 第52章
2018 德·拉·卡德纳与布拉瑟等 合编《一个多世界的世界》 第52章
2018 列维茨基与齐布拉特 《民主如何死亡》 第49、61章
2018 图兹 《崩盘》 第61章
2019 诺里斯与英格尔哈特 《文化反弹》 第49、61章

二、下编：五十年

按下编各节的题目排，国别照节题。

第十三编 1977—1986：滞胀之后，市场与理性回到中心

年份 国别 事件
1977 德国 德意志之秋
1978 中国 改革开放启动
1979 英国 撒切尔上台
1980 美国 里根当选
1981 法国 密特朗当选与1983年转向
1982 英国 马岛战争
1983 联邦德国 绿党进入联邦议院
1984 中国 中英联合声明与“一国两制”
1985 日本 广场协议
1986 法国 左右共治

第十四编 1987—1996：第三波的顶点与冷战之终

年份 国别 事件
1987 英国 撒切尔三连任
1988 中国 价格闯关
1989 德国 柏林墙倒塌与统一
1990 日本 泡沫破裂
1991 跨国 苏联解体
1992 中国 南方谈话
1993 日本 五五年体制终结
1994 美国 共和党革命
1995 法国 冬季大罢工
1996 日本 小选区制下首次大选

第十五编 1997—2006：全球化与反恐

年份 国别 事件
1997 中国 香港回归
1998 英国 北爱和平协议与权力下放
1999 德国 科索沃战争，和平主义的转折
2000 法国 五年任期公投
2001 美国 9·11
2002 中国 十六大与“三个代表”
2003 英国 伊拉克战争
2004 法国 头巾法与世俗原则
2005 德国 默克尔上台与大联合政府
2006 日本 安倍首次组阁

第十六编 2007—2016：危机、广场与民粹

年份 国别 事件
2007 法国 萨科齐当选
2008 美国 雷曼倒下与奥巴马当选
2009 日本 民主党政权更替
2010 英国 联合政府
2011 日本 3·11与福岛
2012 法国 奥朗德当选
2013 中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一带一路”
2014 英国 苏格兰独立公投
2015 德国 难民危机
2016 英国 脱欧公投

第十七编 2017—2026：民粹之后，疫情、战争与 AI

年份 国别 事件
2017 美国 特朗普就任与“美国优先”
2018 法国 黄背心
2019 日本 平成落幕、令和更替
2020 中国 疫情与国家能力
2021 美国 国会山事件
2022 德国 俄乌战争与“时代转折”
2023 跨国 以哈冲突
2024 美国 大选
2025 德国 联邦议院大选与债务刹车松绑
2026 美国 最高法院裁定IEEPA不授权关税

附录七　引文核验表

总条数：309 条（按全书各部分写作时留下的待核清单汇总；表内每条原样照录，一条不删不并。）

说明：（一）“原因”栏是按条目原文的措辞归的类，只作检索用，具体原因以“条目”栏原文为准；（二）状态一律为“待核”，核完后改状态；（三）条目里提到的“已核”部分，指执笔者在写作时核过的细节，不等于已经过复核；（四）条目序号是本表按各部分原清单顺序重新编的，与原清单里的编号可能不同。

各部分条数：

前言、导读与导论（10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复查）：本节9条，已核3条（第2、3、8条，内部对照），其余6条为体例或构想设定、不涉外部事实，联网无从核，标“仍未核”；正文未改。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2 前言中“理性选择、制度、权力等学派借自别的学科或社会观”的泛说法，已写成笼统说法，未点名具体学者；若后续章节点名，需与对应章一致。 【已核（与 该部分、该部分 对照：正文各章点名处与此泛说法不冲突；本条无外部事实）】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3 导读中上编“十二编六十六章”、下编“五十节”、“1977—2026”的数字依据 编写底稿；若总编次调整需回改。 【已核（对照章标题：上编第66章、下编1977—2026共50节，与目录一致）】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4 导读与前言中“六国大致均衡、个别年份跨国”：依据 编写底稿（1991 苏联解体、2023 以哈冲突标为跨国），具体分布待下编写成后核对。 【已核（对照 编写底稿 事件表与下编各节标题：共50节，1991、2023为跨国）】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5 前言中“下编每节先问几个问题”的顺序、“旁证一行”，依据 common-spec 第四节；节模板若调整需回改。 【仍未核（体例约定，非外部事实，无需联网）】 未核 待核
6 “把大事看作一次考试”的类比依据 K6，属推荐项、非口述，已在正文标明“只是类比”；裁定后可能回改。 【仍未核（体例约定，非外部事实，无需联网）】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待导师裁定 待核
7 “区分理论与国家实践”（第十一编）依据 K5，属从经济学迁移的推荐项；裁定后可能回改。 【仍未核（体例约定，非外部事实，无需联网）】 未核、待导师裁定 待核
8 导论小区的“只有业主有票、租户无票”是构想设定；未写法定表决比例、未写任何真实法规数字。若要对应现实规则，需另核。 【仍未核（构想设定，无外部事实，联网无从核）】 未核、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9 前言提到“第四十二章讲路径依赖本尊”，依据 编写底稿编号；章号若调整需回改。 【已核（对照章标题：第42章为“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的本尊”）】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10 书名、副题、署名、书号属出版事项，不涉外部史实，本部分未列。 【仍未核（待定事项，非联网可核）】 未核 待核

结语（下编结语与全书结语）（11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复查）：本节10条，已核3条（第1、3、8条，内部对照目录），仍未核7条（均为对本书内部章节的概括与措辞对账，不涉外部史实，联网无从核，留待质检）。正文未改。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2 全书结语第二节：六位居民的意义权重，借用上编第20、23、28、29、33、38、41、50章的“意义预设”读法；老周的权重（自由居前、兼顾可预期的稳）是我对“制度主义”的粗读，须与第8编（第41至44章）对齐。 【已核（对照目录：第20、23、28、29、33、38、41、50章标题存在）】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3 全书结语第四节：条款一“上编每一章都填了出生证、分歧能顺着预设排开”的概括，我没有逐章复读，须质检对账；若有章节出现分歧线不沿预设的情形，需改写。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4 全书结语第四节：条款二引用的罗尔斯转向（第16章，“改名加收窄”）、阿尔蒙德修订（第26章）的读法，据上编相应章节的概括；第65章四个候选（哈斯、达尔、奥斯特罗姆、现代化理论修正者）未下结论，与第65章一致。 【已核（对照章标题：第16章康德与罗尔斯、第26章阿尔蒙德、第65章均存在；外部史实未涉）】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5 全书结语：下编“换一条路读”（E、D 起手）在若干节出现，据 进度记录 的说明和第17编福岛一节；具体节数未逐节数。 见条目 待核
6 全书结语第四节：条款三“到现在一个也没有被检验过，只有两个等着被检验”为我对第64章现状的概括。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7 下编结语第一节：各年份“意义中心”的概括，均据下编各节“意义中心”一段改写，未引入新史实；个别年份（2013年中国、2014年苏格兰）为压缩转述，质检时须逐条对照原节。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8 下编结语第二节：英国1979、德国1977、法国1983、法国2004、日本2011、美国2008、德国2022与2025、法国2000、日本2019等引用，须与对应节的“吸收还是改写”和“意义中心”逐条核对措辞。“讲规则和授权的一类”“讲个人与选择的一类”“讲国家能力和发展的一类”等分类，是我在结语里的归并，非各节原文分类。 见条目 待核
9 下编结语第三节：均衡表数字依据下编导论的表，并已按 编写底稿 事件表逐年点过数（各国8节，跨国2节，分十年的数字与导论表一致）；若下编某节后续换题须回改。 【已核（对照下编50节标题：共50节，跨国为1991、2023）】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10 下编结语第三节：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香港回归归在中国，依据 编写底稿 编次与下编导论。 见条目 待核
11 全书结语第一节、第二节与第八节：沿用导论的小区设定（六栋楼，只有业主有票，租户没有票，同意换的略多，参与不到一半）和第64章租户拍电梯视频的情节；“租户拍的视频仍会被人看到”为结语里的延伸，不改变设定。 见条目 待核

附录二至四（7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附录二、三、四全部取自本书上编各章已写成的正文，没有新引史实。各章里的人名、书名、年份等待核事项，仍以本表对应各章的条目为准，本部分没有消化。 需核 待核
2 附录二第57章、第58章各行：两章没有为国家立一张出生证表，主体预设、客体预设按章中叙述压缩而成；第58章“基层与社区的路”章中没有写出主体和客体预设，表里已标明。合成前请第57、58章的质检者确认这样压缩是否站得住。 见条目 待核
3 附录二第33章“结构论”、第51章“激进与结构一路”：两章把两路合写一段意义预设，表里用“同上”，没有替它们拆开。 见条目 待核
4 附录三的归类取自各章“吸收还是分叉”一节的原话。有几处章中只写“分叉”一句而被截断在小节末尾（第23、27、29、31、47、48等章），表中按能读到的原话登记。质检者如发现被漏登的处理，请补。 见条目 待核
5 附录三第56章德国、法国，第55章英国：几件异象在吸收一节被合并处理，没有逐件对应，表里已标“合并处理”。 见条目 待核
6 附录三第8章“柏拉图晚年《法义》”：章中说这是“近于回头改”的动作但判为起点未动，表里照此登记，属于第65章所说“候选”之外的又一处边缘个案，建议质检时与条款二的叙述对一下。 见条目 待核
7 附录四：第62章、第65章在叙述条款二时是转述，2026-10-17 回改时已一并改为“直接改写自己预设的政体”，诊断名一律作“政体依赖”；第62章的转述已补足“而不是吸收或分叉”，第65章与第66章的条款全文均照新措辞。全文以第7章为准。 见条目 待核

第 1—5 章（7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复查）：本节6条，已核0条，仍未核6条（均为笼统示意或体例约定，正文未点名学者、年份、数字，故无需联网改写；正文未改）。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2 第5章“投票悖论后加入'尽公民义务满足感'一项”：是对政治学史上一种常见做法的笼统示意，未点名学者和年份；若后续章（如第38章唐斯、第39章奥尔森）点名，需与之一致，并核对具体出处。 【仍未核（示意性说法或体例约定，不涉具体外部事实；点名学者的章节见各章核查卡）】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3 第5章“权力总在少数人手里、看不到就是藏得好”：笼统示意，未点名具体学者；若与第28章精英理论的表述有出入，需统一。 【仍未核（示意性说法或体例约定，不涉具体外部事实；点名学者的章节见各章核查卡）】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4 第3章把“算账读法”“位置分配读法”粗略对应到 S→D→E 与 S→E→D：是示意性归类，不是对具体学派的定论；到各学派章节时，路径归属以那一章的判断为准，需回改核对。 【仍未核（示意性说法或体例约定，不涉具体外部事实；点名学者的章节见各章核查卡）】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5 第4章“自然科学方程依赖、社会科学路径依赖、人文科学原理依赖”：依 common-spec 与 K4 口径，未另作论证。 【仍未核（示意性说法或体例约定，不涉具体外部事实；点名学者的章节见各章核查卡）】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6 第4章“回写”一词：沿用本系列“D 与 E 的矛盾推动 S”的叫法，若 编写底稿 或前置另有统一称呼需回改。 【仍未核（示意性说法或体例约定，不涉具体外部事实；点名学者的章节见各章核查卡）】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7 第1章“三号位、二号位”的说明：只用《属性纠缠论》的号位与术语，未复述证明；如与前置的表述不一致需统一。 【仍未核（示意性说法或体例约定，不涉具体外部事实；点名学者的章节见各章核查卡）】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第 6—11 章（11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质检 已核实并改写的条目见质检记录；下面是核后仍剩的。） 见条目 待核
2 统计（复查）：本节9条，已核6条，仍未核3条（部分条目为“已核大意、细节仍未核”，已分别标明）。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3 已核（Wikipedia《Laws》条）：第8章《法义》为柏拉图最后最长的对话，有成文法、允许私产与家庭，亚里士多德把它读成混合政体；与早期哲人王方案的关系属解读，正文已改为“不少读者看作……我也这样读”，具体篇章仍不写。 见条目 待核
4 仍未核（原文页码）：第8章亚里士多德六种政体与对柏拉图财产公有的批评、“一百五十八个城邦”的传统说法（Wikipedia 相关条目未载此数，仍用“据传统的说法”）。苏格拉底罪名与年份已核（Wikipedia《Trial of Socrates》：不敬神、败坏青年，公元前399年），正文已写明年份。 未核 待核
5 已核（ccel.org《神学大全》I-II q.96 a.4，SEP 阿奎那条）：违背人的善的不义之法“良心上不约束，除非为避免丑闻或骚乱”；违背神的善的“万万不可遵守”。正文已按此改写；“歪曲”一语出自 q.95 a.2 的传统引述，本次未逐字核。 见条目 待核
6 已核（Wikipedia《Investiture Controversy》）：叙任权之争约1076—1122（《沃尔姆斯协定》），约半个世纪；正文已改为“半个世纪，此后教权与皇权较量延续几个世纪”，不再说主教任命之争本身延续几个世纪。 见条目 待核
7 已核（Wikipedia《Cesare Borgia》，古腾堡《君主论》英译第七、八章）：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去世时切萨雷重病（疟疾）；马基雅维利称之为“异乎寻常的极端的命运之恶”；阿加托克利斯“可得权力、不得荣耀”。正文已改成贴近原意的转述，未造引文。 见条目 待核
8 已核（Wikipedia《The Prince》）：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把《君主论》读成讽刺；学界多有不接受者，正文已补“不少学者并不接受”。具体卷章页码仍未核。 未核 待核
9 已核（Wikipedia《Jean Bodin》）：博丹称威尼斯为贵族制；他拒绝混合政体；英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归类史上有争议，正文保留“大致/重新解释”的笼统说法；罗马的归类仍未核。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0 仍未核（未找到可读的原文页）：第11章主权标志清单（立法、宣战媾和、任官、终审、赦免、铸币）与“公民是依赖于他人主权的自由臣民”的定义；正文标志清单处已加“若干”“大意”以不写死。SEP/Wikipedia 仅核到“绝对而永久的权力”定义与“立法为首要标志”。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1 已核（Wikipedia《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1579年巴塞尔刊行，署名 Stephanus Junius Brutus，作者候选为朗盖与莫尔奈、至今存疑；正文已加“真实作者至今存疑”，不点名作者。 见条目 待核

第 12—16 章（12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共 11 条，已核 9 条，仍未核 2 条（第8、10条，保持不写死或按通行书目年份）。复查 联网核查。 未核 待核
2 第12章：已核。霍布斯 1588—1679、《利维坦》1651（维基）；“角斗士的姿态”见《利维坦》第13章（Gutenberg 英文本：in the state and posture of Gladiators）；“愚人”（the Foole hath sayd in his heart）见第15章（同上）。正文为转述，不引原话，不标页码。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第13章：已核（Gutenberg《政府论》下篇第93节）。 见条目 待核
4 第13章：已核（维基《政府论》条：1689年12月匿名出版，书名页1690；维基“卡罗来纳基本宪章”条：学界对洛克参与程度确有分歧，Armitage/Hsueh、Woolhouse、Brewer各有说法，故正文“学界有不同判断”成立）。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第13章：已核大意（维基《政府论》条：“足够多、足够好”与腐烂两限制，货币使腐烂限制失效）。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第14章：已核。《不平等的起源》1755（维基）；“迫使他自由”、“公意总是正确”（牛津某学院所载英译本）；“只在选举议员期间是自由的”（Gutenberg 英译本《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15章）；《社会契约论》1762为书目常识。正文仍用大意转述。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第14章：已核（正文未点名，保持不写死）。 见条目 待核
8 第15章：已核。《论原始契约》1748（Hume Texts Online）；《人性论》1739—1740、边沁《政府片论》1776为书目常识；“被抬上船”比喻为休谟原意，正文用大意。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9 第15章：仍未核（检索未得到可靠的起源说法；维基只说布兰特、胡克为主要倡导者，故正文继续不点名）。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第16章：已核（剑桥《实践哲学》版标题 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may be correct in th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1793）；中文题已改为直译全题；《道德形而上学》1797为书目常识。 见条目 待核
11 第16章：仍未核（未联网逐条查到出版社页）：诺齐克1974、罗尔斯《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桑德尔1982、奥金1989、米尔斯1997、森2009，均为通行书目年份，保留。 未核 待核
12 第16章：已核（本书读法，与结语第四节一致，不属事实判断）。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第 17—21 章（13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共 12 条，已核 9 条，无需核 3 条（第3、7、10条：不点名或本书读法）；页码级细节均未写入正文。复查 联网核查，正文无改动。 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2 第17章：已核（维基《论美国的民主》：1831年法国政府派托克维尔与博蒙考察美国监狱制度，1833年有监狱报告；两卷1835、1840）。《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为书目常识；“三个种族”一章在第一卷，未标页码。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第17章：已核大意（维基：民情、法律、环境三因素，民情最重；“工业贵族”出自第二卷；1851年政变为史实）。未核页码，正文为大意。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第17章：不点名，保持不写死。 见条目 待核
5 第18章：已核。《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1、《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1823年入东印度公司至1858年（维基、Victorian Web）；比例代表制与单记可让渡票、对更有能力者多票的主张（维基）。“落后社会”措辞为转述，不加引号。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第18章：已核。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四卷：《对他人的伤害》1984、《对他人的冒犯》1985、《对自己的伤害》1986、《无害的不当行为》1988（维基“Joel Feinberg”条）。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第19章：已核。《法哲学原理》1820出版、书名页1821（维基）；第244节“贫困化的贱民”、第248节殖民活动、警察与同业公会（Corporation）见 marxists.org 所载《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部分；“国家之上无裁判”为大意，未核节号。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第19章：仍列人名不涉具体著作，无需核。 需核 待核
9 第20章：已核。1872年德文版《宣言》序言（libcom）；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信（marxists.org）；《宣言》1848、《雾月十八日》1852、《批判》序言1859为书目常识。科恩、罗默只点人名。 见条目 待核
10 第21章：已核。《以政治为业》1919年1月28日慕尼黑演讲（维基）；贝瑟姆《权力的合法化》1991（维基）；默顿1940《官僚结构与人格》（Social Forces）；“铁笼”为帕森斯英译，原词stahlhartes Gehäuse，译法有争议（Baehr 的研究）；“领袖民主”为后人概括。《新教伦理》1904—05、《经济与社会》1921—22为书目常识。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各章路径归类为本书读法，已在正文写明，不属事实判断。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2 第18章“满足的猪”出自《功利主义》（维基）；第19章三权安排为大意，正文已注明不当原话。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3 第20章只写学派预设与读法，未涉政策表态。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第 22—26 章（15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复查 联网核查后）：共 13 条；已核 7 条（第1、2、3、6、7、8、10），部分已核 2 条（第5、9，余下为大意仍未核），无需核 4 条（第4、11、12、13）。来源简称：维基＝英文维基百科对应条目；SEP＝斯坦福哲学百科；UP＝出版社或图书馆书目页；Senate＝美国参议院官网所载威尔逊《国会政体》；Gutenberg＝古腾堡计划所载白芝浩《英国宪制》全文；Liberty＝自由大学馆藏所载对杜鲁门《政府过程》的评述。 未核、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 前序已核：魏玛宪法从未被正式废除（维基）；达尔 1961 年文章（Cambridge）；马奇与奥尔森 1984（Cambridge）；伊斯顿 1975（Cambridge）；行为主义“八块基石”（维基）；戈斯内尔 1927（书目已核，具体做法正文不写死）。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第22章：白芝浩——已核（Gutenberg）：书为 1867 年；“庄严的部分／效率的部分”之分有原文；内阁被他写成“立法机关挑出的委员会”，会议保密、一般不留正式记录，亦有原文。原稿“在法律条文里没有位置”一句检索全文未见，已改成上述有据说法。 见条目 待核
4 第22章：年份——已核（维基）：白芝浩 1867；戴雪 1885，初版题 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9 第三版起改名（正文已补）；威尔逊《行政之研究》1887（《政治科学季刊》）；古德诺《政治与行政》1900；布赖斯《现代民主政体》1921。威尔逊《国会政体》1885（Senate 页网址标注 1885）。芬纳 1932（维基载“原为两卷，1932”）。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第22章：已核（Senate、维基）：威尔逊称常设委员会为“小立法机关”，并有“委员会室里的国会才是干活的国会”一句，已写进正文；古德诺把政治与行政分为“引导政策”与“执行政策”两块（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第22章：拉美国家——正文未点国家，无需核。 需核 待核
7 第23章：部分已核。本特利 1908、杜鲁门 1951、莱瑟姆 1952（APSR 论文与康奈尔同名书，检索可见）已核（UP、维基）；杜鲁门的“重叠成员”“潜在团体”“接近决策点”“均衡”已核（Liberty、PubAdmin 评述）；杜鲁门引麦迪逊“派系种在人的天性里”已核（Liberty），正文已改成这个说法。“政府机构自身也成为团体压力来源”一句、“平衡回摆”的具体措辞，仍为大意，未取得原书页面。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第23章：沙特施奈德 1960《半主权的人民》及“合唱带着上层口音”的批评已核（维基）；洛伊 1969《自由主义的终结》，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维基）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9 第24章：已核（维基）：梅里亚姆《政治学的新面向》1925；拉斯韦尔 1936；《人民的选择》1944（维基）；《美国选民》1960（坎贝尔、康弗斯、米勒、斯托克斯）。康弗斯 1964 实为收在论文集里的一章，“非态度”一词 1970 年才用（维基），正文已按此改。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第24章：伊斯顿 1969 会长演讲《政治学里的新革命》，要求相关性与行动（维基），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第25章：部分已核。1953《政治系统》、1965 两书年份已核（维基）。“黑箱”：检索见相关评述说他“有时几乎把转换过程当作黑箱”，正文“常被叫作”保持不变；“守门”“边界”检索未见，需求过载与支持之说见评述，仍为大意。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第26章：已核。阿尔蒙德 1956《比较政治体系》（《政治杂志》第18卷第3期，391至409页）；1960 与科尔曼主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公民文化》、1966《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路径》（维基）；李普塞特 1959、罗斯托 1960、奥唐奈 1973（加州大学伯克利国际研究所）、亨廷顿 1968（耶鲁）、勒纳 1958（维基）。1956 年文章的四分类概括及帕森斯渊源仍为大意，付费墙内未见全文。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3 第22至26章：各学派“意义预设”权重为作者读法，已在正文标明（无需核）。 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4 第22、24章：行为革命前后各学派 S→D→E 排序是读法（无需核）。 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5 第23、26章：后续小区情节与公司“升级管理”为构想（无需核）。 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第 27—31 章（14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复查 联网核查后）：共 13 条；已核 9 条（第1、2、4、5、6、7、8、9、10），部分已核 2 条（第11、12），仍未核 1 条（第3条），第13条属读法无需核。来源简称：维基＝英文维基百科对应条目；UP＝出版社或图书馆书目页；SEP＝斯坦福哲学百科。 未核、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 第27章：已核（维基）：伊斯顿 1969 演讲题为《政治学里的新革命》，主张相关与行动，已按确切题目改写。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第27章：2000 年“重建运动”匿名电邮，前序已核。 见条目 待核
4 第27章：仍未核（检索无可靠出处）：后行为主义之后“专门的团体”名称与成立年，正文不写死。 未核 待核
5 第27章：与第3章、第24章口径已对齐，已核。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6 第28章：已核（维基）：莫斯卡 1858—1941，《政治科学原理》1896；帕累托 1848—1923；米歇尔斯 1876—1936，德文原著 1911，生于科隆、晚年居意大利；“狮子与狐狸”借自马基雅维利（维基《精英的循环》条）；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第28章：前序已核。 见条目 待核
8 第29章：已核：达尔《谁在统治？》1961；三领域为政党提名、公立教育、城市更新（vdoc 所载全书导言）；亨特《社区权力结构》1953 研究亚特兰大，用声望法（Encyclopedia.com）；达尔 1957 权力定义（“甲能让乙去做乙本来不会做的事”，原文）；达尔 1915—2014。 见条目 待核
9 第29章：已核：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1977（维基，商业的特权地位）；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出版年份各源有 1982、1983 之异，正文不再写年份；“企业不民主”一说见《英国政治学杂志》1987 年摘要，故正文改为“有人把这读作修正，评论者看法不一”；“新多元主义”不指定归属，同前。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第30章：已核：卢克斯 1974、2005（前序）；巴克拉克与巴拉茨《权力的两张面孔》，《美国政治学评论》第56卷第4期（1962），947至952页；《权力与贫困》1970 牛津大学出版社，书目主题为巴尔的摩（正文已补）；沙特施奈德 1960（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第30章：已核（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加文塔《权力与无权》，克利尔福克山谷，1980 年初版（该社平装版 1982），正文已补书名与山谷名，细节仍不展开。 见条目 待核
12 第31章：部分已核。生卒年、1975、1976 前序已核；法兰西公学院讲课：1975—76《必须保卫社会》谈生命权力、1977—78《安全、领土、人口》谈治理术（SEP、剑桥大学政治系材料），已写进正文；弗雷泽文章为《实践国际》第1卷第3期（1981），272至287页（Agora 期刊引文），已写进正文；“国王的头”出自福柯访谈《真理与权力》（收《权力/知识》1980，据二手转引），正文改为“大意”；福柯晚年自述研究主题为“主体怎样被客体化”（维基），正文未写死。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3 第31章：部分已核。弗雷泽的批评（福柯说不出权力为何不好、规范基础不明）已核（Foucault Studies 评述）；历史学者对监狱史、疯癫史的批评与福柯“图式”辩护，仍未核，正文只取大意。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4 第27至31章：各章对学派意义预设的读法是本书的读法（无需核，成书前须经导师裁定）。 需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待导师裁定 待核

第 32—36 章（18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 联网核查后：统计——共17条；已核或部分已核13条，仍未核4条；正文改动1处。） 未核 待核
2 第32章：葛兰西1891生、1926被捕、1937年4月去世，已核；1929年起写狱中笔记，已核（SEP：第一本笔记署1929年2月8日）；“迂回说法躲检查”已核（SEP：他很可能用“实践哲学”一词躲狱中检查，书信也受审查），正文本就写得宽。 见条目 待核
3 第32章：霍尔与撒切尔主义，已核（维基：《右转大秀》1979年1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威权民粹”一词维基只列为霍尔的概念，未逐篇核出处，正文已加该文名并保留“之类”的说法。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第32章：考克斯1981已核；拉克劳与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1985，已核（维基；SEP亦引）。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第32章：有机知识分子、运动战与阵地战、庶民，已核（SEP）；“矛盾意识”“良知”“有机危机”，仍未核（页面未覆盖，依通行解读，正文只作概述）。 未核 待核
6 第33章：米利班德1969、普兰查斯1969批评与1978《国家、权力、社会主义》（“阶级力量关系的物质凝结”），已核（维基）；1970年回应沿前次核对。争论延续至1970年代中期，维基称“十余年”，正文不写死。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第33章：希尔施参与1970年代德国国家推导论争，已核（维基）；奥菲1972《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及国家自有利益之说，已核（维基）；布洛克“1970年代后期”，仍未核（页面未给年份，正文写法已宽）；杰索普读法仍未核（概括性转述）。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第33章：马克思、恩格斯两种口气，正文不引原文，仅概述。 见条目 待核
9 第34章：《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法俄中，《把国家带回来》1985三人合编，已核（维基）；伊朗1982文章，已核（剑桥出版社：收入《现代世界的社会革命》，具体原刊未核，正文只写“1982年的文章”）；“借用韦伯、托克维尔”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第34章：米格代尔1988，已核（普林斯顿出版社）；曼1984两种权力，已核（维基）；埃文斯1995“嵌入的自主性”沿前次核对。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第34章：斯考切波后来转向“政体”视角，已标明为本书读法；维基只证实她后来转向美国社会政策与公民生活。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第35章：摩尔1966、三条路、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已核；八个案例国（英、法、美、德、日、俄、中、印）此次已核（维基），与正文一致；印度一段仍保持“看得相当谨慎”。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13 第35章：斯考切波1973书评，沿前次核对；鲁施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1992、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06、博伊克斯2003，已核书名与作者（检索结果），具体论断仍以概述写出。 见条目 待核
14 第36章：普雷维什与拉美经委会已核（维基）；弗兰克、卡多佐与法莱托（英译1979）、沃勒斯坦1974《现代世界体系》、庶民研究1982年出第一卷并援引葛兰西，已核；斯皮瓦克1988，已核；巴巴，维基列其《文化的定位》（1994），正文未写年份。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5 第36章：萨义德借用葛兰西的霸权与福柯的话语，已部分核（维基证实福柯；一篇学术论文称“Said borrows the notion of hegemony from Gramsci”），两处均非一手文本，正文保留“借用”，不写原话。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6 第36章：对“东方学铁板”的批评，正文未点名，仍未核。 未核 待核
17 第36章：埃文斯1979巴西研究《依附性发展》，仍未核（出版社页面取不到，凭通行书目）。 未核 待核
18 第33、36章：全章只写预设与读法，未作政策表态。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第 37—41 章（8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 联网核查后：统计——共7条；已核或部分已核5条，仍未核2条；正文改动3处。） 未核 待核
2 第37章：约翰逊1982、埃文斯1995已核；约翰逊首创“发展型国家”一词，已核（维基）；“计划理性／市场理性”仍未核（页面只有书目）；阿姆斯登“价格弄错”之说已核（维基），韦德“被治理的市场”、科利，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第37章：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损害该模式名声，已核（维基）；正文由“几个样板经济体都遇到大麻烦”改为“有的（韩国最常被提到）”，不再写满。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第38章：唐斯1957（左右轴、中位选民、信息不全）已核；布伦南与洛马斯基表达性投票、民事义务一项，已核（维基）；赖克与奥德舒克1968、格林与夏皮罗1994、卡普兰2007（维基证实其观点）、波普金、费奥里纳，年份仍未核（页面取不到），正文按通行书目保留。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第39章：奥尔森1965、1982已核；奥斯特罗姆1990、设计原则已核（维基，原文即灌溉、牧场、渔场）；格兰诺维特1978《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AJS 83卷）已核（维基）；奥尔森书中社会激励，已核（维基称“经济或社会的”激励）；马维尔与奥利弗“临界规模”，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第40章：阿罗五条件、孔多塞1785、布莱克单峰、森的回应，已核（SEP）；吉巴德1973、萨特思韦特1975，已核（维基）；布坎南与塔洛克1962，已核；赖克1982，已核（维基）；阿罗获奖1972、塔洛克1981，仍未核（页面取不到），按通行说法保留。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第41章：诺思1990、2005，已核（维基）；格雷夫与莱廷2004，已核（维基）；茨贝利斯《否决者》2002，已核；霍尔与泰勒1996，已核（维基提及）；无名氏定理口语化概括已核（维基）；谢普斯勒1979、温加斯特与马歇尔1988，维基未覆盖，正文改为“讨论多维投票模型的文章”，不再称其“讲国会委员会”。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第41章已删去与第12章雷同的“公共基金罐”，改为“漏做就多扫一次地”。 见条目 待核

第 42—46 章（21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 复查：质检 已核各条无新增改动，未核到的项维持“不写死”；共19条，已核14条，另5条（第6、8、12、16、18条）按设计保持不写死。） 未核 待核
2 （质检 已联网逐条核对；“已核”表示找到可读来源，“未写死”表示正文只写概括。）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3 第42章：霍尔与泰勒 1996 年综述（《政治研究》第 44 卷 936–957 页）已核；原文称历史制度主义“兼用两种路子”，正文已改成转述，不加引号。 见条目 待核
4 第42章：《政治的结构化》1992 年，编者为斯泰因莫、瑟伦、朗斯特雷思，剑桥大学出版社，已核；原稿把霍尔、斯考切波写成合编者，已改正。 见条目 待核
5 第42章：霍尔 1993 年文章（《比较政治》第 25 卷第 3 期）已核；三级变化与“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已核；原稿写“官员们”，已改成决策圈、政界、媒体和金融市场。 见条目 待核
6 第42章：卡波西亚与凯莱曼 2007 年（《世界政治》）已核：关键节点＝行动者选择影响结果的可能性特别大的一小段时间，不由结果界定，须用反事实说明；原稿“节点上的选项／节点后的结果分开”的说法已改写。 见条目 待核
7 第42章：瑟伦与施特雷克 2005 年共列五种渐进变化（叠加、取代、转换、漂移、耗竭），已核；正文只用四种并注明“原书共列五种”。“取代”的原词是 displacement，译法沿用。 见条目 待核
8 第42章：斯考切波等人的归类，正文写“常被提到的名字”，未写死各家自我归属。 未核 待核
9 第43章：迈耶与罗恩 1977 年（《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83 卷第 2 期）已核；迪马吉奥与鲍威尔 1983 年三种趋同为通行说法；“适当性逻辑”的最早出处未核到页，正文写“后来提出”，未写死年份。 未核 待核
10 第43章：“制度创业者”最早提出者未核，正文未署名。 未核 待核
11 第44章：施密特 2008 年（《政治学年评》第 11 卷）、2010 年（《欧洲政治学评论》第 2 卷第 1 期，题目含“第四个新制度主义”）已核；协调性／沟通性话语、背景观念能力／前台话语能力为通行译法。 见条目 待核
12 第44章：布莱斯 2002 年《大转型：二十世纪的经济观念与制度变迁》已核，书名已写全；“前辈和同路人”的归类为本书读法。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3 第45章：熊彼特 1942 年定义只转述大意，已核大意；达尔“多头政体”只写“后来”，未写年份。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4 第45章：佩特曼 1970、巴伯 1984、科恩 1989、古特曼与汤普森 1996 为通行书目年份；科恩文章标题未写。 见条目 待核
15 第45章：巴西参与式预算起点写“1989 年前后的阿雷格里港”，已核；协商民意调查提出者菲什金，已核。 见条目 待核
16 第46章：利普哈特 1984 年《民主国家》二十一国、1999 年三十六国，已核；十个变量分两个维度的分组为通行归纳。 见条目 待核
17 第46章：1968 年《和解的政治》、1969 年论文、1977 年《多元社会中的民主》，已核；协和式的四个特点已核。 见条目 待核
18 第46章：关于两个维度在后续研究中结论不一的批评，只写“有批评指出”，未署名学者。 见条目 待核
19 第46章：霍洛维茨的批评（大联合不易形成、协和式可能固化族群分界）与替代思路（鼓励跨群体政党），已核大意；“激励”一词已不再写成他的原话。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20 第46章：利普哈特“共识型国家表现不比多数型差”，只写“他的主张”，未写具体指标。 见条目 待核
21 第46章：荷兰“柱状化”，已核大意（四根柱子，起讫年份说法不一）；正文不写年份。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第 47—51 章（13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 联网核查：共12条；已核9条，部分已核3条（第1、7、12条），无完全未核。） 未核 待核
2 第47章：亨廷顿“第三波”起点 1974 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已核（维基）；“两次换手检验”名称与出处（Huntington 1991）已核（维基），具体判据正文仍只写大意；前两波回潮为通行说法。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第47章：原稿“罗斯托”系误，应为鲁斯托（Dankwart Rustow），1970 年《走向民主的转型：一个动态模型》，民族统一为前提已核（维基）；已改正文；林茨与斯泰潘巩固三维（行为、态度、宪政）已核（卡尔顿学院课程页转述）。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4 第47章：普沃斯基与利蒙吉 1997 年《世界政治》第49卷第2期，一百三十五国、1950–1990，“收入不影响转型概率、影响民主存续”已核（剑桥大学出版社）；正文已补年份、人名与国数改为“一百多个国家”。 见条目 待核
5 第47章：卡罗瑟斯《转型范式的终结》，《民主杂志》2002 年1月第13卷第1期，已核（民主杂志官网）；原稿把题目写成问句，已改；“灰色地带”“停在中间”只据摘要与通行说法，“大多数”已软化为“许多”。 见条目 待核
6 第48章：《公民文化》1963 年、五国、三种取向；《使民主运转起来》1993 年、意大利地方政府自 1970 年、北强南弱，已核大意（质检）。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7 第48章：斯威德勒《行动中的文化》1986 年，文化为“工具箱”已核（维基）；英格尔哈特代际更替论为通行概括，未逐篇核，正文未标年份。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第49章：贝尔梅奥《论民主倒退》《民主杂志》2016 年第27卷第1期，倒退定义与“行政权扩张、策略性操纵选举”已核（官网摘要）；米勒 2016 年宾大出版社《什么是民粹主义》，“拒绝多元、独占代表人民”已核（出版社简介）；韦兰 2001 年《比较政治》第34卷第1期，“政治策略”已核；本章仍不点名任何国家与政治人物。 见条目 待核
9 第49章：自由之家与 V-Dem 只写类别，未写年度数字（有意不写）。 见条目 待核
10 第50章：奥努夫 1989、温特 1992/1999、芬尼莫尔与西金克、芬尼莫尔 1996 已核大意（质检）；“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为通行说法。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1 第51章：克伦肖 1989 年论文及案情已核（质检）；康比河集体声明 1977 年已核（人民全球档案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哈尼施 1969 年2月写成、1970 年《第二年笔记》收入，标题或为编者所加、哈尼施称非其首创，已核（维基），正文已改。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第51章：麦考尔 2005 年《交叉性的复杂性》（《符号》），三种路子（反类别、类内、类际）与“对类别质疑”已核（原文PDF）；正文已补年份。 见条目 待核
13 全文：其余学者与著作为通行常识级，不再作新的断言。 见条目 待核

第 52—56 章（20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复查）：共19条；本轮新核并标“已核”10条（8、10、11、12、13、15、17及相关），仍未核3条（7、18，及10、15中个别细目），其余前轮已核。 未核 待核
2 第52章：斯皮瓦克《庶民能说话吗？》正文未写死年份。已核（前轮）。 未核 待核
3 第52章：基哈诺“权力的殖民性”。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4 第52章：旺格努伊河法人地位 2017。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5 第52章：2023 年亚苏尼公投约六成。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6 第52章：斯皮瓦克“策略性本质主义”。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7 第52章：曼彻斯特 2008 年辩论 19/39/6。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8 第52章：米尼奥罗等“去殖民”、斯唐热“宇宙政治学”、对本体论转向的批评：仍未核（概括性表述，未逐一核出处，正文保持“一类/一支”的写法，不写死）。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9 第52章：厄瓜多尔 2008 年宪法已核（前轮）；玻利维亚《地球母亲权利法》（Ley 071）2010 年 12 月颁布：已核（维基“Law of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正文只写年份与法名，无需改。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第54章：美国社区协会统计。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11 第54章：前轮已核各项保持；本轮补核《社会保障法》1935（8月14日签署）、老年医疗保险 1965（7月30日签署）、《选举权法案》1965（8月6日签署）、马伯里案 1803（2月24日）：已核（维基各条）；《科学，无尽的前沿》1945（年份）已核；《民权法案》1964、达尔 1961、修正案 27 条：仍未核（通行史实，未逐条上网）。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第54章：正文未出现托克维尔访美年份；访美 1831–32 已核（维基《论美国的民主》条），无需改。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3 第55章：前轮已核各项保持；本轮补核戴雪 1885（初版书名略有不同，正文已加“初版书名略有不同”）、白芝浩 1867、政治学协会 1950、LSE 1895、1846 年谷物法废除、贝弗里奇报告 1942、NHS 1948 年 7 月 5 日启动、格里菲思《政治性的宪法》1979（LSE 文库 1979 年目录及 2019 年“40 周年”文献）：已核；印度独立 1947：仍未核（通行史实）。 未核 待核
14 第55章：2016 年 6 月 23 日公投；2020 年 1 月 31 日离开欧盟：已核（维基 Brexit 条）。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5 第55章：苏埃尔惯例。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16 第56章：前轮已核各项保持；本轮补核第 67 条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耶利内克《一般国家学》1900、米勒-阿尔马克 1946 年提出“社会市场经济”并在艾哈德手下任职、共同决定制度（1951–52 起、1976 年扩展）、勒文施泰因创“防御性民主”之词：已核（维基）；勒文施泰因文章具体年份不写：未核；选举门槛、双元制：仍未核（通行说法）。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7 第56章：绿点与包装条例押金。已核（前轮）。 见条目 待核
18 第56章：前轮已核各项保持；本轮补核政治学自由学院 1872（Sciences Po 前身，维基）、1982 年权力下放（1982 年 3 月 2 日法，细则法 1983 年，正文写“1982年前后”，成立）：已核；1905 年 12 月 9 日政教分离法、五个共和国年份、1968：仍未核（通行史实）。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9 第56章：法国学界对 1982 年权力下放有不同读法：仍未核（概括，未核具体学者，正文不写具体人名）。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20 第53章：表中各学派意义重心已于 质检 对齐；日后若上编改读法，须同步改本表。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第 57—61 章（16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统计（复查）：共15条；本轮新核并标“已核”10条（1、2、3、4、5、6、7、8、10、11部分、12、13、14部分），其余标“仍未核”；正文本轮改4处（町内会、加迪斯云钟之喻、华约、学术院回信）。 未核 待核
2 第57章：日本 1994 年选举改革 300+200=500 席（原“四百八十席”已改）。已核（前轮；nippon.com 2012 年栏目显示后来总数 480，与“后来下调”一致）。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3 第57章：1960 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核（前轮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第57章：约翰逊 1982、拉姆塞耶与罗森布拉斯特、村松岐夫、中根千枝、佩卡宁（《日本的双重公民社会》，“有会员而无代言”）、卡赞斯坦：书目为公认信息；“选举改革后派阀减弱、官邸加强”：已核（威尔逊中心论文集：佩卡宁称派阀“不再扮演提名与资金的关键角色”，村松称新制“强化最高领导、松开派阀的掌控”，同时注明学者对减弱程度有分歧，正文“不少研究者认为”成立）。约翰逊等书目年份本轮未逐条上网，仍未核。 未核 待核
5 第57章：1993 年政权更替、2009 年 8 月 30 日民主党大胜及口号“国民の生活が第一”：已核（维基 2009 年大选条）；NPO 法 1998 年 3 月 19 日成立，报道称阪神大震灾志愿者活动是制定契机：已核（神户新闻）；2012 年底自民党回朝：仍未核（通行史实）。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第57章：町内会 1940 年内务省训令（9 月 11 日《部落会町内会等整备要领》）、1947 年 5 月波茨坦政令第 15 号解散、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失效、此后以自愿形式继续恢复但无统一新法律根据：已核（Kotobank/Nihonica 条目、维基 Chōnaikai 条），正文已改写，去掉“1952年占领结束……”的含糊说法。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7 第58章：1956 八大、1981 决议、2017 十九大主要矛盾表述：已核（前轮；十九大本轮再核维基）；2003 年科学发展观：已核（维基，2003 年 10 月三中全会）；2012 十八大“五位一体”：已核（中文检索多源）；2001 年入世（12 月）、2010 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21 年 2 月宣布脱贫攻坚胜利、7 月宣布全面建成小康：已核（半岛电视台 2011 报道、财新 2021、中国政府网 2021）；1992 十四大：仍未核（通行史实）。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第58章：《物权法》2007 年 3 月通过、10 月 1 日施行：已核（维基）；《物业管理条例》2003、福利分房停止：仍未核；里德（Read）2012、通巴 2014、奥伊、利伯塔尔与奥克森伯格 1988、黎安友 2003、裴敏欣 2006、利普塞特：书目为公认信息，仍未核（概括性表述）。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9 第59章：德国 1932 年失业、1932 年 7 月选举 37.3%、11 月纳粹少得约二百万票：已核（维基 Weimar Republic 条，前轮亦核）；美国 1933 年失业率接近四分之一（估计 22.5%–24.9%）、银行倒闭、1933 年 3 月银行休假：已核（维基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US）。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第59章：共产国际“社会法西斯”只写大意；魏玛宪法归因、“后方被捅刀”作“有人这样读”：仍未核（大意性表述，不写死）。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1 第59章：卡尔《二十年危机》1939、列宁《帝国主义》（写于 1916、1917 年出版，正文未写年份）、阿伦特 1951、摩尔 1966、波兰尼 1944、戴蒙德与迪布维格 1983、利普塞特《政治人》1960、金德尔伯格 1973、林茨《民主政体的崩溃》（七十年代末）、克拉克 2012、1935 年社会保障法：已核（维基及目录）。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第60章：加迪斯文章（《国际安全》17 卷 3 期，1992/93 冬季号，5–58 页）已核；正文“云与钟”之喻本是波普尔的比喻，经阿尔蒙德与根科（1977）引入政治学，加迪斯援引并批评行为主义“把云变成钟”，正文已改准；沃尔福思文章 1994/95 冬季号（前轮已核）；其余（沃尔兹 1993、米尔斯海默 1990、福山 1989、温特 1992、里瑟-卡彭 1994、亨廷顿 1991 与 1993、库兰 1991、贝辛格 2002、佩普 2003、萨义德 2001 年 10 月、布赞等 1998）：仍未核（公认书目，未逐条上网）。 未核 待核
13 第60章：华约：2 月 25 日成员国宣布解散、7 月 1 日条约正式终止，正文已改；苏联解体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辞职、26 日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宣布解体：已核（维基）；阿富汗行动十月初（10 月 7 日）、1993 年世贸中心爆炸：仍未核（通行史实）。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4 第61章：女王 2008 年 11 月 5 日在 LSE 提问：已核（LSE 官网）；英国学术院 2009 年 6 月座谈、由两位教授执笔回信：已核（Hodgson 页面转述），正文已改；希腊 2010 年 5 月首次救助：已核（维基）；2015 年 1 月 25 日希腊大选：已核；西班牙 2011 年 5 月 15 日：已核；占领华尔街 2011 年 9 月 17 日：已核；“我们能”2014 年 1 月成立：已核；脱欧公投 51.89%：已核；突尼斯事件、雷曼 2008 年 9 月 15 日、特朗普 2016 年 11 月 8 日：仍未核（通行史实）。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5 第61章：布莱思 2013、图兹 2018、图费克奇 2017、穆德 2004、米勒 2016、拉克劳 2005、罗德里克 2018、诺里斯与英格尔哈特 2019、列维茨基与齐布拉特 2018、高斯 2011：仍未核（公认书目，未逐条上网）；内森译名统一为“黎安友”。 未核、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16 全章交叉引用的章号按任务书编次，合成时与实际章题再对：仍未核。 未核、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第 62—66 章（10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联网核查后。统计：共9条，已核7条（其中第3、5、6条经核已改正文），部分已核1条，仍未核1条。） 未核 待核
2 第62章：新罕布什尔自动语音电话、联邦通信委员会2024年2月裁定——已核（律所通报），具体日不写。 待导师裁定 待核
3 第62章：欧盟《人工智能法》——已核（Addleshaw Goddard，2026年7月1日通报：议会与理事会已正式通过修订，待官方公报公布；该所称高风险新日期为2027年12月2日与2028年8月2日，单一来源，正文不写日期）。合成前请再查官方公报是否已公布。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第62章：中国《暂行办法》——已核（国家网信办官网：2023年7月13日七部门公布，8月15日起施行），正文已补；条文细节仍不写。 见条目 待核
5 第62章：美国各州做法“不一致且在变化”为笼统说法；三地规则语气读成“自由／底线／创造”是本书类比，已标明。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6 第63章：理性选择“公民本分”泛称，未点名；团体论、建构可接住是推演。——仍未核（属推演，非事实）。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7 第64章：泛称、构想预测，非事实陈述。——仍未核（属构想，无从联网核）。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8 第65章：哈斯1975年——已核（加州大学国际研究所出版，内容仅据题目）；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1982——已核（耶鲁大学出版社，书目；概述限于书名副题，不写死内容）；奥斯特罗姆——已核（1990年《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2009年诺奖，正文已补；“学习／分叉”两种读法是本书读法）；现代化理论60年代修正者——已核（Foreign Policy 2011年悼文：亨廷顿1968年《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社会动员快过制度成长则动荡），正文已补并保留“多半指”。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9 第66章：章目对照——已核（对照全书章目）。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10 第66章：三条可错条款与第7章、导读逐字一致——已核（内部对照，质检）。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第十三编（第 67—76 章）（30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 联网核查统计：共 29 条，已核 18 条，部分核 8 条（已核部分已改成确切说法，余项标明），仍未核 3 条（不写死）。改动处均已写入正文；核实不了的保持“不写死”。 未核 待核
2 1977：接触禁令法通过日期：已核（联邦议院官网：1977年9月29日通过，10月2日施行并追认9月6日起的禁令），正文已改为确切日期。 见条目 待核
3 1977：联邦宪法法院10月裁定：已核（ZDF 专文：10月16日驳回施莱尔家属申请），正文已改。另核：4月7日布巴克、7月30日蓬托、9月5日绑架及四人死亡、10月13日、18日、19日米卢斯（英文维基 German Autumn）。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待导师裁定 待核
4 1978：戴维营框架协议日期：已核（英文维基：1978年9月17日），旁证已补日期。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1978：中美建交公报：已核（英文维基：1978年12月15日宣布，1979年1月1日生效）。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1978：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至12月15日，36天）、三中全会（12月18至22日）、两份草案发各地试行：已核（中文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1978：闭幕会讲话：部分核（中文维基：12月13日闭幕会上邓小平等分别讲话，正文已据此改）；讲话题目与具体内容、《光明日报》5月文章的具体日期，仍未单独核（正文未写题目与日）。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1979：大选席位、得票率、投票率、多数、3月28日311比310：已核（英文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9 1979：King、Brittan 论著出版年份：仍未核（正文未写年份）；Hobsbawm（1978年3月讲座，9月刊于《今日马克思主义》）与 Hall（1979年1月《大右转秀》）已核，正文亦未写年份。伊朗国王出走与霍梅尼回国日期（旁证）：仍未核。 未核 待核
10 1980：选举人票489比49比0、44州、得票率、参议院53比46比1：已核（英文维基）；投票率已改为约54%。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1980：人质52人、1981年1月20日获释、鹰爪行动4月24日八名军人丧生：已核（英文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1980：1981年减税法案日期（8月13日签署）、空管人员罢工（8月3日，解雇一万一千余人）：已核，正文已改成确切日期。 见条目 待核
13 1980：菲奥里纳著作出版年份：已核（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联储紧缩的具体时间：仍未核（正文只写“随后”）。密歇根模型、达尔、布坎南等各家主张大意：仍未核（只取大意）。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14 1981：第二轮5月10日51.76%对48.24%：已核；议会选举6月14、21日，社会党单独269席（491席中，过半线246）：已核。 见条目 待核
15 1981：法郎三次调整：部分核（拉鲁斯年鉴：1981年10月4日、1982年6月12日；法文维基：1983年3月为第三次小幅贬值），1983年的具体日仍未核，正文只写月份。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6 1981：死刑废除（1981年9月18日以363比117通过，10月9日公布）、退休年龄（1982年3月26日法令，1983年4月1日生效）：已核，正文已改。 见条目 待核
17 1981：国有化立法日期：仍未核（正文只写“1982年初起”）。共产党四名入阁：已核（法文维基），具体日期正文未写。德洛尔在转向中的作用：已核（法文维基：时任经济财政部长，支持紧缩方针），正文表述不变。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8 1982：卡灵顿辞职（4月5日）：已核（英文维基）；福兰克斯报告（1983年1月18日提交议会）：已核（英文维基）；1983年大选397席、多数144席、6月9日：已核，正文已改。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9 1982：伤亡数字（英军255、阿军649、岛民3）、贝尔格拉诺号321名船员加2名平民、安理会502号、4月25日、5月21日、6月14日：已核（英文维基）。岛上居民约一千八百：已核（1980年人口普查1,813）。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0 1982：4月3日周六下院特别开会：仍未单独核。 见条目 待核
21 1983：选举日期、投票率89.1%、各党得票率与席位：已核（英文维基）；11月22日导弹表决（286比225，1票弃权）：已核（德文维基），正文已补票数。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2 1983：绿党议员轮换规则执行细节、冻结假说/全民党/《静悄悄的革命》等学术提法的细节、旁证中战略防御计划与格林纳达日期：仍未核。 未核 待核
23 1984：签署（1984年12月19日，北京，撒切尔与赵紫阳）、1985年5月27日互换批准书生效、三个附件内容：已核（英文维基）。英文维基信息框另记7月27日，与其正文冲突，正文取5月27日，未采信。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4 1984：1982年宪法第31条（必要时设特别行政区、制度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已核（光明网转述）；基本法1990年4月4日通过并颁布：已核（英文维基），正文已改；1982年9月撒切尔访京：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5 1985：广场协议日期、地点、五位参加者姓名、次日美元跌约4%：已核（英文维基）。汇率1985年2月约260.7、1988年11月约121：已核（中文维基），正文已改。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6 1985：贴现率5%降到2.5%：端点已核（中文维基），起讫月份（1986年初、1987年2月）：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7 1985：前川报告（1986年4月7日发表）：已核（日文条目）；单一欧洲法案（1985年12月3日卢森堡定稿，1986年2月签署）：已核；戈尔巴乔夫3月11日：已核。约翰逊1982年关于通产省的著作：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8 1986：选举方式（比例代表制）、右翼席位（共和国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277加其他右翼14，合约291席，过半线289）、国民阵线与共产党各35席：已核（英文维基；该页社会党席位207与212两说并存，正文仍不列）。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9 1986：希拉克任命日期（1986年3月20日）：已核（《大宇宙百科》条目）；拒签私有化政令：部分核（同一百科条目标题“1986年7月14至31日，私有化，共治的第一道裂缝”，正文因网站限制未能读取，只写到“7月”，细节仍未核）。 未核 待核
30 1986：迪韦尔热“半总统制”：已核并修正（英文维基：词出自1959年《世界报》的 Beuve-Méry，迪韦尔热1978年《王的失败》与1980年论文使之流行，原稿“1970年教科书”说法无源，已删）。挑战者号、切尔诺贝利（旁证）：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第十四编（第 77—86 章）（26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 联网核查统计：共 25 条，已核 13 条，部分核 7 条（已核部分已改成确切说法，余项标明），仍未核 5 条（不写死）。改动处均已写入正文；核实不了的保持“不写死”。 未核 待核
2 1987：席位、得票率、多数102、投票率75.3%、撒切尔为自利物浦伯爵（1820年）以来首位三连胜：已核（英文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1987：1980年住房法（购买权）、1986年3月31日大伦敦议会撤销：已核（英文维基）；十三大（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导条约》（12月8日）：已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仍未单独核。工党政策检讨的年份：仍未核（正文未写年份）。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1988：北戴河会议（8月15至17日）、政治局8月19日批准、国务院8月30日紧急会议、三中全会（9月下旬）：已核（英文与中文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1988：储蓄提取约389亿（估计）与八月32城物价涨幅24.7%：已核（英文维基）；另有《中国经济周刊》称八月储蓄存款净减26.1亿，口径不同，正文已并记。全年物价：已核（国家统计局年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18.8，零售价格指数118.5），正文已改为18.8%。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1988：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法、1986年前后配套改革设想、1990年初波兰放开价格：仍未核。利库路特事件：已核（日文条目：19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报道），旁证已补“6月”。 未核 待核
7 1989：11月9日、1990年3月18日、7月1日货币联盟、8月31日、9月12日、10月3日第23条：已核（英文维基）；沙博夫斯基记者会：该页未载，仍属常识性日期，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1989：出走潮与莱比锡游行人数、偏好伪装/信息接力/退出与抗议对应学者（正文未点名）、东欧各国事件日期：仍未核。 未核 待核
9 1990：日经225收盘38,915.87（1989年12月29日）、较1985年初涨224%：已核（英文维基）；日银1989年5月30日首次加息：已核；消费税1989年4月：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1990：大藏省总量规制（1990年3月）：已核（日文财经媒体）；2月18日众院选举自民党275/512：已核（英文维基）；海湾出资约130亿美元：已核（nippon.com）。村松岐夫等学者具体论点：仍未核（已不点名）。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1991：3月17日公投：已核（英文维基：投票率80.03%，赞成77.85%；其他资料作约76%），正文改为“七成六至七成八”；六个共和国当局抵制：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1991：12月8日、21日（共十一国）、25日、26日、叶利钦6月12日当选（58.56%）、波罗的海三国获承认（8月下旬起，苏联9月6日承认）：已核（英文维基）。福山1989年文章、亨廷顿《第三波》1991年：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3 1992：南方谈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返京2月21日）：已核（党史资料转载），正文已改；“发展才是硬道理”见于谈话要点：已核（党史资料），但措辞以正式文献为准；“三个有利于”实质：已核。 见条目 待核
14 1992：十四大（10月12至18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已核（英文维基）；法国公投9月20日51.05%：已核；英镑9月16日退出汇率机制：已核。英国4月大选：已核（月份）。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5 1992：1991年上海媒体评论、1990年浦东开发宣布、经济特区设立年份：仍未核。 未核 待核
16 1993：选举日期、各党席位及变动（223、-52、70、55、35、13）、6月18日255比220、日本新党1992年5月成立：已核（英文维基）；细川内阁8月9日成立、八党派：已核（日文条目）；马约11月1日生效：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7 1993：升味准之辅1964年论文（《思想》4月号）：已核（日文条目）；新生党与新党先驱成立具体日：仍未核（正文只写“6月”）。村山内阁：仍未核。 未核 待核
18 1993：1994年1月29日国会通过、3月4日配套修正、300比200：仍未单独核（质检记录，未再取得第二来源）；日文条目显示该年内阁情况与正文无冲突。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9 1994：众议院净增54席、参议院净增8席、1952年以来首次：已核（英文维基）；州长净增数正文不写；《与美国有约》“选前六周”：已核（英文维基），正文写“9月”。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0 1994：1995年11月14至19日、12月16日至1996年1月6日两次停摆：已核（英文维基）；福利改革法案1996年8月签署：仍未核。国会研究各学者论著观点：仍未核（只取大意）。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1 1995：希拉克5月7日当选、得票52.64%：已核（英文维基）；12月12日游行最高约百万（英文维基称巴黎一地，别处有更大估计）、12月15日撤回养老改革、罢工日数600万对100万（DARES）：已核，正文已加限定。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2 1995：1996年2月22日宪法性法律（社保财政法）：已核（IRDES：96-138号，2月22日）；1997年5月25日、6月1日选举与若斯潘出任总理：已核；解散日期（4月21日）：仍未核，正文只写“1997年春”。 未核 待核
23 1995：罢工参与部门（原稿“邮政、教师”）：英文维基只载铁路、巴黎地铁、电信等，已改；民调同情罢工、工会会员占比一成上下、保留社保财政改革主要安排的细节：仍未核（IRDES 证实社保财政法由朱佩计划引出，余项未证）。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4 1996：选举日期、各党席位、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分布、投票率59.65%（1993年67.26%）、自民党比1993年多16席、比解散时多28席：已核（英文维基）。民主党1996年9月成立：已核。新进党1994年底成立、1997年解散：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5 1996：金丝雀码头爆炸（1996年2月9日）、爱尔兰共和军停火结束：已核（英文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26 通编：白芝浩、戴雪、梅休、菲诺、考克斯、麦卡宾斯、奥尔德里奇、图海纳、布迪厄等各家主张：仍未核（只取公开主张大意，未逐一核对具体著作）。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第十五编（第 87—96 章）（11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核查统计（复查）：本部分共列 36 条；已核 24 条，部分已核（日期或细节仍未核）4 条，仍未核 8 条。正文已按核到的来源改成确切说法，其余保持不写死。（质检 此前已联网核过的项目，本次再次对照维基交叉确认。）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2 1997：首任行政长官选举 1996 年 12 月 11 日，推选委员会 400 人，董建华 320 票，回归当日零点宣誓，与正文一致。已核（维基 1996 HK CE election）。临时立法会取代 1995 年立法会、1998 年首届立法会选举 5 月 24 日：已核（维基 Handover of HK、1998 LegCo election）。1998 年 8 月政府入市：月份已核（金管局 1998 年 8 月 20 日讲话、2019 年金管局文章），具体日仍未核（正文只写月份）。终审法院取代伦敦司法机构：仍未核（未取得原文）。《基本法》普选表述：仍未核（凭记忆，正文写“最终目标”层面）。1997 年英国大选 418 席、多数 177：已核（维基 1997 UK general election）。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3 1998：北爱 4 月 10 日协议、5 月 22 日公投（北爱投票率 81.1%、赞成约 71.1%；共和国赞成约 94.4%）：已核（维基 Good Friday Agreement）。死亡人数“三千多”：仍未核（正文已写作“公开的说法”）。苏格兰公投 1997 年 9 月 11 日：已核（维基）；威尔士 9 月 18 日仍未核（正文只写“1997 年 9 月”）。机构 1999 年 12 月 2 日下放、两个多月后暂停、2000 年 5 月恢复：已核（维基 GFA 条目），具体月日仍未核。《人权法》1998 年通过、2000 年生效：已核（维基 Human Rights Act 1998）。休姆与特林布尔 1998 年诺贝尔和平奖：仍未核（凭记忆，无冲突）。德国 9 月 27 日大选、首个联邦层面红绿政府：已核（维基 1998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1999：北约 3 月 24 日开始空袭、6 月 10 日暂停：已核（维基 Kosovo War，来源另写 6 月 9 日库马诺沃协议、6 月 11 日结束）。拉察克 1 月 15 日四十五人遇害、朗布依埃 2 月 6 日开始、3 月 18 日阿尔巴尼亚、美、英代表团签署而南联盟与俄罗斯代表团拒签：已核（维基 Kosovo War；他处亦有称奥地利代表以欧盟名义签署，正文不写谁未签之外的细节）。联邦议院 1998 年 10 月 16 日授权：已核（联邦议院官网，500 赞成、62 反对、18 弃权，科尔政府动议；投票属德军战后首次需议会表决的战斗部署），正文已补日期与票数。比勒费尔德党代会 1999 年 5 月 13 日：已核（德国历史文献库），表决结果仍未核（正文只写“没有推翻政府立场”）。独立国际科索沃委员会“违法但正当”：已核（维基，报告 2000 年），正文已补年份。“德军参战是否首次”：联邦议院官网称 1998 年 10 月的表决是联邦国防军成立以来议会首次就战斗部署表决，而另有资料把科索沃称作波黑之后的第二次此类行动，说法不一，故正文不写“首次”。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2000：9 月 24 日公投，投票率 30.19%、赞成 73.21%：已核（维基）。1986、1993、1997 三次共治、1997 至 2002 年最长：已核（维基 Cohabitation）。七年任期 1873 年：已核（维基）。组织法调整日程的年份：仍未核（正文未写年份）。缩短任期动议最先由谁提出：仍未核（正文未写）。“总统化”概念的归属：仍未核（正文未点名）。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2001：国会授权 98 比 0、420 比 1，9 月 18 日签署：已核（维基）。10 月 7 日对阿富汗行动开始：已核（维基）。《爱国者法》10 月 26 日：已核。国土安全部 2002 年 11 月 25 日设立、并入 22 个机构：已核（维基 DHS）。9·11 委员会 2002 年设立、2004 年 7 月 22 日报告：已核（维基）。2000 年大选 271 比 266、普选票多 543,895、佛州 537 票、12 月 12 日 5 比 4：已核（维基）。聚旗效应由穆勒 1970 年代提出、《战争权力决议》1973 年：仍未核（凭记忆）。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2002：十六大 11 月 8 日至 14 日、代表 2,114 名、15 日一中全会选胡锦涛、江留任军委主席、三个代表写入党章、2020 年全面小康：已核（维基 16th National Congress）。“三个代表”2000 年 2 月广东提出、2001 年 7 月 1 日讲话、报告题目与“政治文明”提法：仍未核（凭记忆，正文不写死）。“威权韧性”“协商威权”概念提出者与年份：仍未核（正文未点名）。2001 年 12 月 11 日入世：仍未核（凭记忆，无冲突）。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2003：3 月 18 日下院 412 比 149：已核（维基 British parliamentary approval…，另载 94 人弃权）；库克 3 月 17 日辞职：已核（维基 Robin Cook）。工党投反对票人数：仍未核口径（维基表列 84 人，他处另有数字，正文写“相当数量”）。“事先批准是否成惯例”：已核（维基称无宪法要求，属象征性、不具约束力，与正文“是后话”一致）。奇尔科特报告（2016 年 7 月）内容、2002 年 9 月情报文件、2003 年 2 月 15 日反战游行：仍未核（正文用概括说法）。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9 2004：第 2004-228 号法 3 月 15 日签署、9 月 2 日施行；克雷伊 1989；最高行政法院 11 月 27 日意见；斯塔西委员会 12 月 11 日报告；国民议会 2 月 10 日 494 比 36（31 弃权）：已核（维基）。2010 年遮脸法 2010 年 10 月 11 日公布、2011 年 4 月 11 日施行：已核（法文维基），正文已补日期。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2005：5 月 22 日北威州败选、7 月 1 日信任投票 151/296/148、9 月 18 日选举得票与席位、10 月 10 日大联合协议（十六个内阁席位各八）、11 月 22 日默克尔 397 票：已核（维基 2005 German federal election）。联邦宪法法院 8 月 25 日七比一：已核（wahlrecht.de 报道，德文维基），7 月 21 日科勒解散：已核（德文维基）。赛前民调：已核（维基；竞选初期联盟党领先约 21 个百分点，投票前一周约 9 个百分点，多在四成以上），正文已改写。联邦制改革 2006 年、增值税 16 到 19%、退休年龄 67 岁：仍未核（凭记忆）。法国公投反对约 54.7%、投票率约 69.4%：部分已核（维基 Treaty of Lisbon 条目载约 55%，投票率仍未核）；荷兰公投反对“约六成”：仍未核。施罗德“2010 议程”与左翼党来源、默克尔“第一位在民主德国长大的总理”：仍未核（凭记忆，无冲突）。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2006：安倍 9 月 26 日就任、战后出生首位首相：已核（维基 First Abe cabinet）。2005 年 8 月 8 日参院否决邮政法案、9 月 11 日大选自民 296、与公明 327 席：已核（维基）。防卫厅升格（众议院 11 月 30 日、参议院 12 月 15 日通过，2007 年 1 月 9 日防卫省成立）：已核（维基 MoD Japan）。教育基本法 2006 年 12 月（12 月 22 日公布施行）：已核（维基 Fundamental Law of Education）。2007 年 7 月 29 日参院选举自民 83 席、民主党 109 席成第一大党：已核（维基）。安倍辞职：已核（2007 年 9 月）。安倍支持率变化、官僚主导论等概念的提出者、景气扩张“战后最长”的时间范围：仍未核（正文用概括说法）。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第十六编（第 97—106 章）（12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核查统计（复查）：本部分共列 11 条；已核 5 条，部分已核（部分细节仍未核）5 条，仍未核 1 条。质检 的核对见质检记录，本次 复查 再联网核对下列条目，并顺带抽查各节数字（选举得票、席位、日期均与来源一致，唯一实质更正在第 1 条）。 未核、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2 2007：已核（Jurist 2008-02-04、Universalis、维基 Lisbon 批准条目）。更正：2008 年 2 月 4 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以 560 比 181 通过修宪，2 月 7 日国民议会（336/52/22）与参议院（265/42/13）分别表决批准，并非由联席会议批准条约，正文已改。2008 年 7 月 21 日联席会议 539 比 357 通过修宪、连续任期不超过两届：已核（Universalis、法文维基），正文已补。萨科齐 16 日就任、决选与第一轮数字：已核（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3 2008：刺激法案 2009 年 2 月 17 日、医保改革 2010 年 3 月 23 日：已核（维基）；金融监管改革月份（7 月）：仍未核，凭记忆。麦凯恩 9 月 15 日“基本面强健”、9 月 24 日暂停竞选：部分已核（9 月 24 日奥巴马与麦凯恩联合声明已见维基，暂停竞选之说凭记忆）。救助法案 10 月 3 日签署、选举人票 365 比 173、52.9% 比 45.7%、约 1.31 亿票：已核（维基）。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4 2009：8 月 30 日选举民主党 308 席、自民党 119 席，9 月 16 日鸠山就任，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立：已核（维基）。竞选纲领含儿童补贴、取消高速公路收费、公立高中学费免除、农户收入补偿：已核（observingjapan 对民主党政策纲领的介绍）。鸠山 2010 年 6 月辞职、菅直人继任、2012 年 12 月自民党重获多数：已核（维基 Naoto Kan）。预算公开审查程序、普天间细节、丸山真男一路“责任不明确”的概括：仍未核。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5 2010：5 月 6 日大选保守党 306 席 36.1%、工党 258 席 29.0%、自民党 57 席 23.0%，1974 年 2 月以来首个悬浮议会，5 月 11 日卡梅伦就任：已核（维基）。自民党“12 日零点刚过”获压倒性通过、议员与联邦执行委员会七成五多数：部分已核（维基与第四频道报道一致，议员团与联邦执行委员会同时表决之说见第四频道）。自民党主张比例代表制、协议给出的是替代投票制公投：已核（维基 AV 公投条目）。公投 2011 年 5 月 5 日反对 67.9%、投票率 42.2%：已核，正文已补。2015 年自民党 8 席：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6 2011：14 时 46 分 9.0 级、撤离范围逐级扩大至 20 公里并对 30 公里屋内避难：已核（维基 Fukushima）；撤离者峰值约 16.4 万：已核，正文已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2012 年 9 月 19 日成立：已核；菅直人 5 月要求关闭滨冈、7 月表示降低核依赖、野田 9 月接任：已核（维基 Naoto Kan）。德国 3 月 14 日暂停、关闭八座机组、5 月 30 日决定 2022 年前退出、6 月 30 日联邦议院 513/79/8：已核（维基 Nuclear power in Germany），最后三座 2023 年 4 月 15 日关闭：已核。国际核事件分级 7 级的日期（4 月中旬）、2013 年核电全部停运：仍未核。国会与民间调查报告的具体批评内容：仍未核（正文只写概括）。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2012：第一轮 28.63/27.18/17.90/11.10/9.13、投票率 79.48%，决选 51.64/48.36、80.35%：已核（维基）。社会党开放式初选 2011 年 10 月 9 日与 16 日：已核（维基）。奥朗德 5 月 15 日就任：仍未核（凭记忆，无冲突）。勒庞成绩的历史排名（正文未写排名）、决选前民调差距：仍未核。希腊 5 月与 6 月两次选举、议会选举 6 月 10 日与 17 日：仍未核（凭记忆，无冲突）。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2013：全会 11 月 9 日至 12 日、总目标、市场决定性作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改革领导小组、2020 年取得决定性成果：已核（公报全文转载）。习近平 9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坦、10 月在印尼国会：已核（维基 BRI），丝路基金 2014 年 12 月 29 日成立：已核；亚投行成立时间：仍未核（正文只写“相继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 9 月 29 日挂牌：已核（维基）。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9 2014：反对独立 2,001,926 票 55.30%、赞成 1,617,989 票 44.70%、投票率 84.59%、为 1910 年 1 月大选以来最高：已核（维基）。爱丁堡协议 2012 年 10 月：已核。赞成方赢四个辖区（邓迪、格拉斯哥、西邓巴顿、北拉纳克）：已核（The Conversation）。9 月 6 日 YouGov 民调赞成 51% 比 49%（剔除未表态者）：已核（YouGov）。萨蒙德 9 月 19 日宣布辞职：已核（维基）。苏格兰民族党 2011 年过半数（69/129）、2015 年 56/59：已核（维基）。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2015：联邦移民与难民办公室 8 月 21 日内部指令暂停对叙利亚人适用都柏林规则（8 月 25 日媒体披露）、8 月 31 日“我们能做到”、9 月 4 日与 5 日放行入境、9 月 13 日恢复边境检查：已核（德文维基）。庇护申请 476,649 份、首次 441,899 份：已核（联邦政府转载 BAMF 数据）；EASY 全年 1,091,894：已核（BIAJ 表）。欧盟与土耳其协议 3 月 18 日达成、3 月 20 日生效：已核。按配额分配难民争论及中东欧成员国反对、沙尔夫“政策纠缠陷阱”一说：仍未核。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1 2016：脱欧 17,410,742 票 51.89%、留欧 16,141,241 票 48.11%、投票率 72.21%：已核（维基）。考克斯遇害、竞选活动自 6 月 16 日暂停：已核；梅 7 月 13 日接任、2017 年 3 月 29 日通知、2020 年 1 月 31 日退出：已核（维基 Brexit）。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分布：方向已核（维基），不写百分比；留欧一方民调与博彩市场偏向：仍未核（维基称民调接近）。旁证美国：克林顿普选票多约 287 万、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合计不到八万票：已核（维基 2016 US election）。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他国日期：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选举与事件（2007 至 2016 各节旁证）：多数已核；剩余未逐条联网的有德国选择党 2013 年 2 月成立、2014 年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居首、希腊 2009 年赤字申报、突尼斯与埃及 2011 年节点，均凭记忆，无冲突。 凭记忆、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第十七编（第 107—116 章）（13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核查统计（复查，2026-10-17）：共11条，已核9条，部分已核2条（第2、7条各有一小项仍未核），其余无。 未核 待核
2 质检已逐条核对并改写的见质检记录。 见条目 待核
3 2017：已核（维基First presidency/EO 13769/TCJA/Paris/ACA/TPP词条，Politifact特别检察官）。1月21日游行、1月23日TPP备忘录、1月27日行政令、2018年6月26日5比4裁定、5月9日免职与17日特别检察官、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7月底精简废除案49比51被否决、12月22日减税法，均有据；已把模糊说法改为确切日期。各家模型胜率区间（七成多到九成九）：仍未核（只检索到汇总页，未取得逐家数字，正文保留区间说法）。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待导师裁定 待核
4 2018：已核（维基黄背心词条、Aleteia、维基停摆词条）。首日人数改为“内政部公布数在二十八万上下”（来源数字不一，不写死）；12月10日措施细项与维基一致；大辩论始于1月15日、止于3月中旬，已写；停摆12月22日至1月25日。部分未核：12月10日措施的逐项金额（正文本就未写）。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5 2019：已核（维基参议院选举词条、首相官邸网页、Jiji、Nippon.com）。投票率48.80%、降5.9个百分点；“修宪三分之二”口径已改为“连同其他支持修宪的党派合计”；安倍11月20日通算2887天超过桂太郎；内阁人事局2014年5月30日设立；消费税2014年与2016年两次延期。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2020：已核（人民网、中国日报、爱思想、维基）。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2日开幕；9月8日表彰大会；4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已有“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表述；1993年《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王绍光、胡鞍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称（2019年10月31日通过）；李文亮时间线（已纠正：12月30日为2019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美国第一、英国第二。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7 2021：已核（维基、布伦南中心年终统计）。诉讼“数十起”改为六十多起（特朗普一方提起63起，均未成功）；各州立法改为19州34项收紧、25州62项扩大；弹劾与计票时间已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8 2022：已核（联邦议院官方记名表决页）。6月3日表决：590赞成、80反对、7弃权；“多数民调赞同”：部分已核（维基转引一项民调约78%，单一来源，已标“有一项民调”）。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9 2023：已核（PBS、维基、Security Council Report）。联大10月27日以120比14、45弃权通过休战决议，安理会四次草案均未通过；2025年1月19日停火生效、3月18日中断、10月10日再次停火。部分未核：2020年正常化协议与沙特谈判、以色列年初司法改革争论，仅为背景叙述，未单独取页。 未核、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0 2024：已核（维基、Ballotpedia、Axios转引皮尤）。312比226、7730万对7500万、49.8%对48.3%、投票率64.1%；参议院53席、众议院220比215；七个摇摆州名单与维基一致（正文列的七州未逐州复核）；拉丁裔选民为皮尤验证选民约51%对48%；旁证中英国7月4日、日本10月27日已在质检核过，法国未再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11 2025：已核（LTO、Noerr、维基、联邦议院记名表决页、evangelisch.de）。修宪票数513对207（维基记为512对206，已注明出入）；联邦参议院53票；基金内容含“十二年”“各州1000亿”“0.35%”；2045年气候中和写入的是基金用途条文，不是国家目标条款（已改）；3月14日宪法法院驳回AfD与左翼党议员的紧急申请；默茨首轮310票、次轮325票（“战后第一次”改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2 2026：已核（Jones Day、Cozen、GHY、EY、Morgan Lewis、Tribune、Nippon.com、BTA）。2月20日6比3、罗伯茨多数意见、卡瓦诺异议；第122条税率：公告10%，2月21日宣布提15%，后续法院文书记载实际征收10%（已写明）；3月4日Atmus Filtration案命令、CAPE 4月20日启用；5月7日2比1、5月12日临时中止、6月11日批准上诉期间中止；7月23日第301条（10%或12.5%，60个经济体，强迫劳动事由）；8月3日25州起诉；退款约1000亿美元（含利息，7月31日，媒体转述，单一二手来源，已标明）；日本自民党316/465席、匈牙利提萨党约138/199席（近终结计票）。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13 全文：2018年一节中托克维尔、克罗齐耶、罗桑瓦隆等只写公开的主张大意；各节“学派怎样读”均为本书的读法，不代表任何学者对该事件说过的话。性质为写法说明，不属可核事实。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下编导论与附录一（11 条）

序号 条目 原因 状态
1 （复查联网核查后。统计：共10条，已核2条；其余8条属内部对照、本书读法或构想，无从联网核，仍未核，原因逐条见文，正文均已不写死或已标明构想。） 未核、本书读法／构想／概括、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2 已核（公认日期；维基常识）。下编导论：“1989年11月9日夜里东西柏林边境通道开放”“1990年10月3日统一”：依常识写，已用最确定的日期；具体经过留给第十四编1989节逐件核。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3 下编导论：均衡表数字依据编写底稿与大纲逐年核算（每国8节，跨国2节，五十节），已自行核对加总无误；若大纲调整需回改。 见条目 待核
4 下编导论：“事件＝F”的用法依任务书与前置“考生／出题人”比方，未写F的其他含义；裁定后可能回改。 待导师裁定 待核
5 已核（质检；复查复核：《人工智能法》修订已于2026年7月初经议会与理事会正式通过，待官方公报公布，一家律所称高风险新日期为2027年12月2日与2028年8月2日，单一来源，正文仍只写“以官方公报为准”）。附录一第4节：欧盟《数字服务法》（2022年11月16日生效、2024年2月17日一般适用）、《人工智能法》（条例2024/1689，2024年8月1日生效，2025年2月2日与8月2日两个阶段）、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1年12月31日签署、2022年3月1日施行）已由质检核实；《人工智能法》高风险规则2026年夏天经修订推迟，只写“以官方公报为准”，新日期未写。 来源单一或相互矛盾 待核
6 附录一第2节：工具让渡律四阶段的描述依据《新文明的诞生》站上页面所读到的摘要（第401号），为改写；政治里的“份额”账是我的构想，不是该书的原文口径。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7 附录一第5节：“社区半径等于对效半径”“类我”取自第337号站上页面的摘要；平台对应关系，原作者自注为设计读法，已在正文照实写。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8 附录一第3节：民调与回写的几个术语（搭便车、沉默的螺旋、自我实现的预言），只写了名称，未归属具体学者；推荐系统影响的研究结论，正文刻意不写具体结论，需要时另核。 见条目 待核
9 附录一第6节：“建设：创造”取自编写底稿 K5，属经济学口述迁移的推荐项；“理论主流缺创造”是读法，非统计，依上编第二章。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待导师裁定 待核
10 附录一第6节：第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章、第十一编的章号，依编写底稿编号。 与他章口径对齐 待核
11 附录一第1、7节：个别学派的“第一反应”是按学派起点写的概括，未归属具体学者，未写任何人的原话。 本书读法／构想／概括 待核

附录八　五十年事件总表

按年份排，国别、事件取各节节题，“旁证”取各节末尾的旁证行（个别旁证行写的是前一年或更早的事，照录）。

年份 国别 事件 旁证
1977 德国 德意志之秋 同年，美国卡特政府上任；西班牙在6月15日举行了佛朗哥去世后的首次自由大选。
1978 中国 改革开放启动 同年，埃及与以色列在美国戴维营达成框架协议（9月17日）；12月15日，中美双方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79 英国 撒切尔上台 同年1月，伊朗国王离开伊朗，2月1日霍梅尼回国，其后伊朗确立伊斯兰共和国；这场革命此后被多派政治学者列为“没有被预见到”的大事。
1980 美国 里根当选 同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团结工会”成立（8至9月）；两伊战争在9月爆发。
1981 法国 密特朗当选与1983年转向 同年，希腊成为欧共体第十个成员国（1月）；美国总统里根就任（1月），航天飞机首飞（4月）。
1982 英国 马岛战争 同年，勃列日涅夫去世（11月），安德罗波夫继任；联邦德国政府更替，科尔在10月接任总理。
1983 联邦德国 绿党进入联邦议院 同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的设想（3月）；美国出兵格林纳达（10月）。
1984 中国 中英联合声明与“一国两制” 同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10月）；美国里根竞选连任获胜（11月）。
1985 日本 广场协议 同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3月11日）；欧共体各国在12月（3日，卢森堡欧洲理事会）就《单一欧洲法案》达成协议，次年2月签署。
1986 法国 左右共治 同年，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发射后爆炸（1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4月）。
1987 英国 撒切尔三连任 同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美苏两国领导人12月8日在华盛顿签署《中导条约》。
1988 中国 价格闯关 同年，美国老布什当选总统；法国密特朗赢得连任；日本“利库路特事件”在6月被《朝日新闻》报道出来，涉及政界与企业的利益往来。
1989 德国 柏林墙倒塌与统一 同年，东欧剧变接连发生：波兰圆桌会议后举行部分自由选举，匈牙利打开与奥地利的边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罗马尼亚在12月政权更迭。日本昭和天皇1月去世。
1990 日本 泡沫破裂 同年，海湾危机爆发，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0月3日东西德统一；11月，撒切尔夫人在党内压力下辞去首相。
1991 跨国 苏联解体 同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2月底停火；南斯拉夫开始解体，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1992 中国 南方谈话 同年，美国克林顿在11月当选总统；英国保守党在4月大选中胜出，9月16日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法国9月20日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公投，赞成票占51.05%。
1993 日本 五五年体制终结 同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1月1日生效，欧洲联盟成立；美国克林顿1月就任，年内提出医疗改革方案。
1994 美国 共和党革命 同年，日本政治改革法案在1月底获国会通过、3月修正后定案；南非在4月举行全民族选举，曼德拉当选总统；卢旺达发生大规模屠杀。
1995 法国 冬季大罢工 同年，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1月17日）与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3月20日）；美国联邦政府在11月（14至19日）和12月（16日起）两度停摆。
1996 日本 小选区制下首次大选 同年，美国克林顿在11月连任；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2月9日发生爆炸，爱尔兰共和军结束停火。
1997 中国 香港回归 同年，英国5月1日大选，新工党赢得418席，在下院取得177席的多数，布莱尔出任首相。
1998 英国 北爱和平协议与权力下放 同年9月27日，德国大选，社民党与绿党组成的红绿联合政府随之上台，这是联邦德国第一个红绿联合政府。
1999 德国 科索沃战争，和平主义的转折 同年1月1日欧元启动，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
2000 法国 五年任期公投 同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的思路；4月，日本小渊惠三病倒，森喜朗继任首相。
2001 美国 9·11 2000年大选争议：2000年11月7日大选，佛罗里达州成为决胜点，最终票差只有五百多票；12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定停止重新计票，布什得选举人票271张，高尔266张，高尔的全国普选票多出五十万以上。
2002 中国 十六大与“三个代表”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3 英国 伊拉克战争 同年3月，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春季，中国内地和香港经历了非典疫情。法国、德国政府公开反对入侵伊拉克。12月，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被美军抓获。
2004 法国 头巾法与世俗原则 同年3月14日，中国全国人大修宪，把“三个代表”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11月2日，美国大选，布什连任。同年5月1日，欧盟迎来十个新成员国。
2005 德国 默克尔上台与大联合政府 2005年5月29日，法国就欧盟宪法条约公投，反对者约54.7%，投票率约69.4%；6月1日，荷兰公投，反对者约六成。条约未能生效。条约的失败，使此后欧洲的制度建设改走另一条路，细节属于更晚的事。
2006 日本 安倍首次组阁 2005年9月11日，小泉的邮政解散选举，自民党赢得296席，与公明党合计超过三分之二。
2007 法国 萨科齐当选 同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9月辞职，日本政局进入一年一换首相的阶段；美国的次贷风险在夏天开始显露，一年之后成为下一节的主角。
2008 美国 雷曼倒下与奥巴马当选 同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日本首相由福田康夫换成麻生太郎。
2009 日本 民主党政权更替 同年，德国9月27日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连任总理，基民盟与自民党组阁；希腊新政府在秋天宣布，2009年的财政赤字远高于此前的申报，欧债危机由此展开。
2010 英国 联合政府 同年，美国3月签署医疗改革法，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年底突尼斯爆发抗议，下一节会写。
2011 日本 3·11与福岛 德国在3月14日宣布对延长核电运行期限的决定暂停三个月，15日暂时关闭八座较老的机组，5月30日政府宣布2022年前关闭全部核电站，6月30日联邦议院以513票赞成、79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相应的修法，路线转得很快；最后三座核电站在2023年4月15日关闭。同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1月14日出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2月11日辞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10月20日死亡，阿拉伯之春的几个节点由此展开。
2012 法国 奥朗德当选 同年，11月美国奥巴马连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2月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自民党重新获得多数，安倍晋三再任首相；希腊在5月和6月连续举行了两次议会选举，债务问题同样压进了选票。放在一起看，2012年欧洲的几场选举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谁来承担欧元区危机的账。
2013 中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一带一路” 同年，德国9月22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赢得第三个任期；2月，德国新党“德国选择党”成立，后来在2015年之后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2014 英国 苏格兰独立公投 同年5月，法国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得票居首位；12月，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安倍晋三的自民党联盟维持多数。
2015 德国 难民危机 同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遭袭，11月13日巴黎发生多起袭击；英国5月7日大选，保守党赢得议会多数。
2016 英国 脱欧公投 同年11月8日，美国大选，特朗普赢得选举人团，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普选票上多出约287万票。选前的民调和多个预测模型普遍看好克林顿，结果相反。特朗普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三个州合计领先不到八万票，拿下这三个州的46张选举人票。
2017 美国 特朗普就任与“美国优先” 同年5月，法国的马克龙当选总统，也是绕开老党走出来的一条新路。
2018 法国 黄背心 同年12月22日起，美国联邦政府因预算问题出现部分停摆，持续三十多天，到2019年1月才结束。
2019 日本 平成落幕、令和更替 同年6月，香港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大规模游行，持续到年底。
2020 中国 疫情与国家能力 同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5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
2021 美国 国会山事件 同年9月26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得票约25.7%，联盟党约24.1%，绿党近15%，自民党约11%，选择党约10%。11月下旬，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公布联合执政协议，因三党的颜色，称“红绿灯联盟”；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当选总理，默克尔十六年的任期结束。
2022 德国 俄乌战争与“时代转折” 同年，英国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利兹·特拉斯在9月上任、10月下台，里希·苏纳克随后接任。
2023 跨国 以哈冲突 同年4月4日，芬兰加入北约；4月15日，苏丹的军队与准军事力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2024 美国 大选 同年，英国7月4日大选，工党执政；6月至7月，法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议会分成三大块；10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选举，自民党与公明党合计失去过半数。
2025 德国 联邦议院大选与债务刹车松绑 同年，美国在1月20日迎来新一届政府；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又一轮停火生效。
2026 美国 最高法院裁定IEEPA不授权关税 同年2月8日，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获得压倒性多数（465席中的316席）；4月12日，匈牙利议会选举，反对党提萨党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席位（199席中约138席，据接近终结的计票）。

六国节数统计

节题写“联邦德国”的1983节计入德国。

国别 1977—86 1987—96 1997—2006 2007—16 2017—26 合计
中国 2 2 2 1 1 8
美国 1 1 1 1 4 8
英国 2 1 2 3 0 8
日本 1 3 1 2 1 8
德国 2 1 2 1 2 8
法国 2 1 2 2 1 8
跨国 0 1 0 0 1 2
合计 10 10 10 10 10 50

与下编导论里的均衡表逐格对照，一致（每国8节，跨国2节，共50节）。下编结语（第三节）用文字列出的各格数字（美国末十年4节、英国末十年0节而2007—16年3节、日本1987—96年3节、中国后两个十年各1节、德国1987—96与2007—16各1节、法国1987—96仅1节、末十年合计10节），也与本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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