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与查默斯（一九九八）：奥托带着笔记本，因为记不住地址；英加用大脑记地址。两者在功能上做同一件事，所以笔记本是奥托心灵的一部分。心灵的边界不在颅骨上。
利克莱德（一九六〇）：人机共生——人与计算机将像共生的两个有机体一样一起思考，人做目标设定与假设，机器做常规的准备工作，两者的分工会比任何一方单独都好。
恩格尔巴特（一九六二）：智力增强——不是替代人的智力，是用工具、语言、方法、训练把人的智力放大；他要造的是一个"人—工具系统"。
三家合起来，在六十年前就把本书的题面写完了一大半：思想在人与工具之间，分工可以设计，系统可以被增强。
克拉克与查默斯缺承接，也缺场。奥托的笔记本不因被读而改变（他写什么它记什么），对任何人都一样（谁翻开都读到同样的字）——两个可忽视条件它都满足，所以严格说它是可约器具，只是被功能主义的论证抬进了心灵里。本书与他们的分歧不在"心灵的边界"上——那是哲学主张，本书不参与；在于本书问的是归属与结算：奥托记错了地址，谁负责？那本笔记本的三号位会因此改变吗？他们的框架里没有这一问。
利克莱德与恩格尔巴特缺的是分工的依据。两位都按任务划分工：人做这些，机器做那些。任务式分工有一个致命的性质——它会随机器变强而被逐项收走。利克莱德说机器做"常规的准备工作"，今天它做假设生成；他说人做"目标设定"，今天它也能起草目标。半人马之死（第 41 章）就是任务式分工的实况：每一项被收走一次，人就后撤一格，直到无格可退。
本书按位置划分工：不是"哪些事人做得好"，是"这一次发生属于谁"——处境属于站在里面的人，承接属于会疼的人，磨合属于启动它的人（第 22 章第 5 节）。位置不随能力转移，因为它不是能力。
一九六〇年的机器不会因互动而改变，也对每个人一样；一九九八年的笔记本更是。在可约器具的年代，按任务分工是唯一可写的分工——因为器具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这一对"可言，也没有位置可分。他们只能写"人做什么、机器做什么"。
他们缺承接，理由相同：可约器具不承接，也不需要谁为它承接——钢笔写错了字，没有人会问钢笔。承接问题要等到器具变成变量、并且它参与的判断有真实后果时才浮出来。
分离线：他们按任务划分工，本书按位置划分工；任务式分工会随机器变强被逐项收走，位置式分工不会，因为位置是归属不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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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怎样被反驳：如果有一天出现一个站进自己的自我界与现实界的东西——它有自己的处境，押错了它自己会疼，发生之后它的三号位会改变——那么"位置只属于人"就不成立；本书的全部论证对它照样成立，只是"人"这个字要换成"主体"。卷四末尾已经把这个口子写在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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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的一种反驳：如果账、场、承接三样在工程上被基底侧实现——它自己记账、自己组织接力、自己被设定为"押错要付代价"——那么位置式分工也会被逐项收走，只是慢一些。本书对此的回答在第 24 章：那种"疼"是人设定的，落在人决定的地方；但这个回答依赖"基底只在理念界"这条构造性裁定，本书不假装它是经验事实。
这是本书最脆的一条分离线。它只有构造性论证，没有经验证据。第 41 章那条线有"数得出数不出"的可测差别，这一条没有。本书把它列为卷七里最该被打的一处。
利克莱德留下的一件东西，本书全盘接受，而且它比本书的任何一条都更早：目标不是让机器替人想，是让人与机器一起想得更好。六十年过去，这句话仍然是每一次"AI 会不会取代人"的讨论里最该先念的第二句（第一句是卡斯帕罗夫那句"单独比较是一道错题"）。
克拉克与查默斯留下的一件东西是一个问句："如果这件事由脑子里的东西做我们就叫它思考，为什么由外面的东西做就不叫？"本书不回答这个问句（它是哲学的），但本书承认：正是这个问句让"复合体"这个词在学术上变得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