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1905—1980）
一句话：没有一份“人该是什么样”的图纸事先画好；人先被扔进世界里活着，然后靠一件一件做过的事，把自己做成了某种人。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说“我没得选”的时候，我到底是没得选，还是不愿意承担那个选择的代价？一个动作——把“我是一个……的人”改成“我上个月做了哪几件事”。一个提醒——你不用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负责，但你要为你怎么对待它负责。
“我这人就是不擅长拒绝别人。”
“我脾气就这样，改不了。”
“我也没办法啊，房贷、孩子、爸妈，我能怎么选？”
这些话，我们每天都在说，说的时候一脸诚恳。它们的语法都一样：把一件正在做的事，说成一个已经定死的事实——我不是“正在选择不拒绝”，我是“天生不会拒绝”。
有个人专门盯着这类句子。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骗局：你把自己说成了一样东西。 桌子是一样东西，它没得选，它就是桌子。可你不是。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其实正在做一件事——你正在选择继续这样，同时把这个选择藏到“本性”后面去，好让自己不用承担它。
他给这个动作起了个名字，叫自欺。
再想一个更难受的场景。有一位年轻人，1940 年代的法国：父亲跟母亲闹翻了，还有点通敌倾向，哥哥死在德国人手里；他一个人和母亲住，母亲全靠他。现在他要做决定：是去英国参加自由法国的部队为哥哥报仇、为国家打仗，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去，母亲无依无靠；留，他眼睁睁看着国家沦陷。他去请教了一位哲学家。
那位哲学家的回答是：你是自由的，你选吧。
这听上去像是耍赖。可他接着说了一句更狠的：你来找我，你其实已经选了——你选了来问我，而不是去问一位神父，或者一位共产党员；你大概知道我会说什么。没有任何一套道德学说、任何一条戒律、任何一个权威，能替你做这个决定。
说这些话的人是萨特。二战后的十来年里，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巴黎的咖啡馆里坐满了模仿他的年轻人；他写小说、剧本、哲学、政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1964 年他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1980 年他的葬礼上，巴黎街头走了五万人。
土。 1905 年，萨特生在巴黎。他一岁多，海军军官的父亲病死了。他后来在自传里写了一句极冷的话，大意是：父亲的早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它给了我自由。没有父亲压在头上，也就没有一份“儿子该长成什么样”的现成图纸。
母亲带着他回了娘家，外祖父是位德语教授，也是史怀哲的伯父。他在外祖父那间堆满书的屋子里长大，是个被宠坏的、早慧的、有点表演型的孩子。他一只眼睛斜视，个子很矮，长大后自认为丑；他说自己很早就明白，要让人喜欢，只能靠说话。他后来说，童年那些年，他是在扮演一个“天才儿童”给大人看。他晚年写的自传就叫《词语》，讲的正是一个孩子怎样被书和大人的期待造成了一个“作家”。
路。 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8 年，教师资格考试他落榜了——这在当时是件大事。第二年重考，他考了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女生，叫西蒙娜·德·波伏娃（下一章）。两个人从此在一起，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同住，各自有别的恋人，但彼此坦白——他们管这个叫“必然的爱情”和“偶然的爱情”。这段关系维持了五十一年，直到他去世；两人葬在巴黎同一座墓里。
形状。 一个准备去中学教哲学的年轻人。
回写。 没有父亲的那份自由，成了他后来整套哲学的种子：没有人给你图纸。
土。 他在法国外省的中学教哲学。1933 到 1934 年，他拿到一笔资助去柏林待了一年——那正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他去那里不是为了看政治，是为了读胡塞尔（第三章）。
据说这条路的起点是一次咖啡馆里的谈话：一位朋友从德国回来，跟他和波伏娃讲德国的新哲学，指着桌上的一杯鸡尾酒说：你看，这种哲学可以让你直接谈论这杯酒，而且那就是哲学。萨特听得脸色发白，激动得说不出话。
路。 从德国回来，他把现象学的办法用在了他真正关心的东西上：恶心，注视，害羞，想象，情绪。他早期写过一篇短文《自我的超越性》，意思是：胡塞尔留在括号外面的那个“我”，其实不住在意识里面——“我”是意识在世界上遇到的一个对象，和桌子一样，是被造出来的。第三章说过，这正是胡塞尔停下的地方，学生替他往前走了一步。
形状。 1938 年，小说《恶心》。主角是个在外省小城写历史的人，有一天忽然对一切东西——一块石头，公园里的树根，自己的手——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恶心：那些东西就在那儿，多余，粘稠，没有任何理由。这本书让他出了名。
同一时期他还写了两本关于“想象”的小书。他关心的问题一直很具体：一个人在想象一个不在场的人时，心里发生了什么？他的回答是，想象不是在脑子里放一张照片，而是把那个人当成“不在这儿”来对待——意识有一种本事，可以对着眼前的现实说“不”。这个“说不”的本事，就是他后来讲自由的底子。
回写。 一个把哲学写成小说的人，读者从此不只是哲学系的人。
土。 1939 年他应征入伍，当气象兵。1940 年 6 月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待了九个月。他后来说，战俘营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那是他第一次过集体生活，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和一群人一起挨饿、一起挨冻、一起想办法。他在那里给难友们讲课、写剧本、排戏。
1940 年圣诞节，他在战俘营里写了一部戏，是给难友们演的，取材于圣诞故事，可每一句台词都在说占领和抵抗——德国看守就坐在台下。他后来说，那是他第一次明白戏剧能干什么：对着一群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处境里，说一件大家都懂、又都不能明说的事。
1941 年，他假称眼疾获释，回到被占领的巴黎，参加了一个很小的抵抗组织，后来主要为地下报刊写东西。
路。 占领期间，他写出了那本七百多页的大书。他后来有一句关于那几年的名言：我们从没有像在德国占领时期那样自由过。意思是：每一天，每一句话，你都必须选——说，还是不说；帮，还是不帮；告发，还是不告发。极端的处境不给人选择的余地，反而把选择这件事赤裸裸地摆了出来。
形状。 1943 年，《存在与虚无》。1944 年巴黎解放。1945 年 10 月，他做了一场公开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会场挤爆了，有人晕倒，椅子被挤坏。也是那一年，他和波伏娃、梅洛-庞蒂（第十七章）一起办了杂志《现代》。他的剧本一部接一部：《苍蝇》《禁闭》《脏手》。他自己说，写戏是因为剧场里坐着的人，比读哲学书的人多得多——一个主张要落地，得先有人听得懂。
存在主义成了一种时尚：黑毛衣，圣日耳曼德佩区的咖啡馆，地下室的爵士乐。他对此又受用又厌烦。
回写。 一个哲学词汇——“存在先于本质”——第一次变成了街上年轻人的口头禅。
土。 冷战。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部花在政治上。
路。 五十年代，他一度成了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为此和两位老朋友决裂：加缪，还有梅洛-庞蒂。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他公开谴责。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再次谴责。
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为此收到无数恐吓，他的公寓两次被炸。据说有人要求戴高乐把他抓起来，戴高乐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人不能逮捕伏尔泰。
1964 年，他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一个作家不该让自己变成一个机构；他一贯拒绝一切官方荣誉。他还提到另一层理由：在当时东西方对立的局面下，这个奖在客观上会被读成一次站队。
1968 年五月风暴，六十三岁的他站到了学生一边，爬上汽车顶给学生演讲。七十年代，他和罗素（第八章）一起组织了审判越战罪行的民间法庭；他还上街卖过被查禁的左派报纸。
他的写作方式和他的政治一样激烈：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靠咖啡、香烟、酒和大量的兴奋剂顶着。波伏娃劝过很多次，没有用。他写了一部十卷本的福楼拜研究，没写完。
形状。 1973 年，他几乎完全失明，从此不能再写作。他晚年常说，失明之后，他“不再有能力干那件唯一让他活着的事”。
1980 年 4 月，他去世，七十五岁。葬礼那天，五万人自发跟在灵车后面走过巴黎街头，没有组织，也没有官方仪式。
回写。 他死后，风向变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崛起，“主体”成了被拆解的对象，“自由选择”被认为太天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国的大学里提萨特是件不太体面的事。他在中国的命运则不同：八十年代，“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即地狱”“自由选择”传遍了大学校园，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口头语。
前面十四章数过各种回写。萨特这一次是过度曝光型：一个人的思想被接得太广、太快、太热，稀释成了几句口号，口号比思想跑得远，最后人们反对的，往往是那几句口号。
这一章的“四件”里，最后一件留给加缪——两个人常被捆在一起，其实分歧很深，而那场分歧本身就是这一编最要紧的事情之一。
老看法。 每样东西都有一个“本质”，规定了它是什么、该干什么。人也有：人性，天性，或者一份上帝画好的图纸。所以才有“做人该怎样怎样”。
他怎么翻。 萨特举了一把裁纸刀的例子。一把裁纸刀是怎么来的？先有一个工匠，他脑子里先有“裁纸刀是什么、用来干什么”这个概念，然后照着做出来。所以对裁纸刀来说，本质先于存在——它是什么，在它存在之前就定好了。
几百年来，人被当成了上帝手里的裁纸刀：上帝心里先有“人”的概念，然后造人。后来上帝退场了（第一章），可这个结构被留了下来——只是把“上帝的概念”换成了“人性”“人的本质”“人天生如何”。
萨特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样东西，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那就是人。人先在世上出现、活着、冒出来，然后才把自己定义成什么。一开始，人什么也不是；他只是后来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是靠他自己的行动成为的。
他的推论听起来很硬：人就是他一件一件做过的事的总和，没有别的。 你不能说“我本来有写小说的才华，只是没机会”；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就是写了作品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潜在的作家”。他知道这话残酷，他说：这正是存在主义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它不给失败者留任何安慰。他还有一个更狠的说法：一个懦夫，不是因为长着一颗懦弱的心脏；他是靠自己一件件懦弱的行为，把自己造成了懦夫——所以他随时可以不再是。这句话的两头都要听：它取消了安慰，也取消了判决。
打个比方。 简历和人。简历上写“性格坚韧、有责任心”，这是本质的说法；下面列的“某年某月做成了什么事”，是存在的说法。萨特说，只有后面那一栏是真的，前面那句是从后面那栏里总结出来的一个标签——而且常常是一张欠条。
别误会。 第一，这不是说人一出生是一张白纸。他明明白白讲过“处境”：你的身体，你的出身，你的时代，你的语言，都是给定的。他说的是，这些给定的东西不能替你决定你怎么对待它们。 第二，这也不是心灵鸡汤式的“你可以成为任何人”。恰恰相反，他的重点是负担：既然没有图纸，你就得自己承担全部后果。
老看法。 自由是好事，是一种权利，是可以争取、也可以放弃的东西。
他怎么翻。 他说了一句很怪的话：人是被判处自由的。 “判处”——像判刑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自己选择来到这世上的（他管这个叫“被抛”，这个词是从海德格尔那里来的，第十章），可你一旦在这儿，你做的每件事都是你的选择，你没法不选。不选，也是一种选。
由此来的是三种情绪，他写得极细。
焦虑。 不是怕什么具体的东西，是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你担保。他举了一个例子：站在悬崖边，你怕的是掉下去，那是恐惧；而当你意识到“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自己跳下去”的时候——那是焦虑。焦虑就是自由在你自己身上被感觉到的样子。
被遗弃。 上帝不在了，于是没有一张现成的价值表。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被允许。他说，这正是存在主义的起点，而且是一个可怕的起点：人没有借口，也没有依靠；在价值的世界里，我们孤零零的，没有辩解的余地。
绝望。 这不是心情灰暗，是一条行动的纪律：只指望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东西。 别人会不会响应你，历史会不会往你希望的方向走，这些都不在你手里；你能做的只是做你该做的那份，然后不指望额外的保证。
那么，“我真的没得选”的时候怎么办？他举过那个著名的例子：一个人被绑着，拿枪指着他。他会说，你仍然有选择——招供还是不招供，虽然代价大到普通人承受不了。这个说法在很多人看来太过分了，第五节我们会算这笔账。不过他要抵抗的，是另一个更常见的东西——那就是自欺。
打个比方。 商场里的自动扶梯坏了，成了台阶。人还是会不自觉地等一等，好像它会动。人对“有人替我决定”这件事，有一种很深的依赖。萨特说的就是：那个扶梯从来就没通电。
别误会。 “被判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他说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不是得到的自由：残疾人不能选择跑起来，但他可以选择怎么对待自己的残疾——把它当成屈辱，当成难堪，当成一件要绕过去的事，还是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萨特的自由，全在这一层上。
这是《存在与虚无》里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最贴身的部分。
老看法。 说谎，是明知真相而告诉别人假话。人可以骗别人，可总不能骗自己吧？——我要骗自己，我自己不就知道了吗？
他怎么翻。 萨特说，人恰恰非常擅长骗自己，而且用的是一套固定的手法：在“我是一样东西”和“我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来回切换，哪个方便就用哪个。
他举了两个后来极有名的例子。
一个是咖啡馆的侍者。你注意过那种侍者吗：动作有点太快，鞠躬有点太深，端盘子的姿势有点太讲究，像在演一个侍者。萨特说，他是在演。他把自己当成一样东西——“我是侍者”，就像墨水瓶是墨水瓶。可他不是；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此刻选择了做这份工作，明天早上可以不来。他之所以要演得那么像，正是为了把这个自由藏起来。
另一个是第一次约会的女人。对方握住了她的手。这一握是有含义的：接受，就等于往前走了一步；抽回来，就打破了此刻的暧昧。她怎么办？她把手留在那儿——同时，让那只手变成一件东西：一件不温不热、不迎不拒的、跟她无关的东西。她一边谈着精神、艺术、人生，一边让那只手“自己”待在那儿。萨特说：她的手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她正在自欺。
自欺的两种方向，他都点了名。一种是把自己变成东西：“我就是这种人”“我控制不了”“我们家都这样”。另一种是把自己说成纯粹的自由：“刚才那个不是真正的我”“我那时候年轻”——把做过的事推给一个“不是我”的人。前一种否认自由，后一种否认既成事实；两种都是逃。
打个比方。 一个抽了二十年烟的人说：“我戒不掉。”准确的说法是：“我每天都在重新选择继续抽。”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可后一句让人难受得多——难受的地方，正是萨特要你站住的地方。
别误会。 萨特不是在骂人。他自己承认，自欺是人的一种基本处境，谁也免不了；他要做的不是让你从此不再自欺，而是让你在说“我没办法”的时候，听见自己在说什么。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本书里被误解得最厉害的一句。它出自剧本《禁闭》：三个死人被关进一间没有镜子、没有窗户、灯永远亮着的屋子，等着受刑的刑具；等到最后他们发现，没有刑具——他们互相就是对方的刑具。 结尾那句台词是：不需要烤架，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后来专门解释过：这句话不是说“和别人相处很痛苦”。它说的是另一件事——我们对自己的判断，用的是别人的眼光。 一个人如果和别人的关系是扭曲的，那么他看自己的那面镜子就是扭曲的；他会活在别人的目光里，一辈子出不来。这才是地狱。
这里连着他一个重要的分析：注视。他举了一个场景：你趴在门上,从钥匙孔往里偷看。这一刻，你完全沉浸在你看的东西里，你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忽然，走廊上传来脚步声——有人在看你。就在这一秒，你整个人变了：你成了一个“被人看见的、趴在钥匙孔上的人”，羞耻感一下子涌上来。萨特说：在别人的注视下，我变成了一个对象。 他把这叫作人和人之间一场永远的争夺：我要保住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而对方的目光把我变成一样东西。
请记住这个分析，因为下面的两章，是专门来反驳它的。
加缪的分手。 加缪（1913—1960）比萨特小八岁，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穷孩子，父亲在他一岁时死于马恩河战役，母亲是文盲，做清洁工。他得过肺结核，当过足球守门员，二战期间主编地下报纸《战斗报》。两人 1943 年在巴黎认识，一度是最好的朋友。
加缪的关键词是荒谬。他说，荒谬不在世界里，也不在人心里，它在两者的关系里：人不停地要求意义，而世界沉默不答。 他的形象是西西弗——被罚永远把石头推上山，石头永远滚下来。他的结论出人意料：我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为什么？因为在石头滚下去、他走下山去重新推的那一段路上，他比石头高——他知道自己的处境，而且不接受任何虚假的安慰。加缪要的是：不自杀，不寄望于来世，就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活下去，而且把它活好。
分手发生在 1952 年。加缪出了《反抗者》，书里批评了革命的暴力和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逻辑。萨特的杂志登了一篇长篇恶评，加缪回信，萨特亲自写了一封公开信回击，极刻薄。两人从此绝交，到 1960 年加缪车祸身亡都没有和解。
他们分歧的核心，是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争的问题：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以付出多大的代价？ 萨特认为，站在历史之外讲道德是奢侈的，某些时候必须弄脏手（他有一部剧就叫《脏手》）；加缪认为，任何目标都不能为杀人辩护，一旦接受了“必要的牺牲”这个逻辑，就再也停不下来。
后来的历史对谁更有利，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里只记一件事：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因为顾及在那里生活的母亲和平民，拒绝支持无差别的暴力，因此两头不讨好，被左派骂作懦夫。他说过一句常被简化的话，大意是：如果要在正义和母亲之间选，他选母亲。
场景一：把“我是”换成“我做了”。 拿一张纸，写下三句你常说的“我是一个……的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是一个不会理财的人，我是一个脾气急的人。然后在每一句下面，写三件上个月你实际做过的事。你会看到两件事：一，有些标签在事实面前站不住；二，站得住的那些，也不是“天性”，是你重复做出来的。标签是总结，不是判决。
场景二：听见自己说“我没办法”。 这句话一天要说好几遍。下次说出口的时候，在心里把它翻译一遍：“我不选那条路，因为代价我不愿意付。”翻译完了，你完全可以维持原来的决定——萨特不是要你辞职、离婚、和全世界作对。他只要你别把“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说成“我没得选”。这两句话的差别，是你后半生的自我感觉。
场景三：侍者时刻。 你有没有在什么场合，觉得自己在“演”——演一个尽职的员工，演一个称职的妈妈，演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演本身不是坏事，社会角色人人都要担。要警觉的是另一件事：演久了，你会开始相信那就是你，然后用“我这个位置只能这样”来搪塞掉所有本来可以不一样的时刻。 每隔一阵问一次：这套动作里，哪一个是我真的认领的，哪一个只是戏服上的扣子？
场景四：别人的眼光，和那面镜子。 “他人即地狱”的正确用法不是远离人群，是检查镜子。问自己：我判断自己过得好不好，用的是谁的眼光？如果那面镜子来自一群只看得见收入、职级、房子的人，那你会一辈子在那面镜子里丑陋。换镜子不是逃避评价，是认真挑选你把评价权交给了谁。
场景五：“来问我”这件事本身。 记住那个年轻人的故事。下次你去找人拿主意——选工作，要不要分手，孩子要不要转学——先问自己：我为什么找的是这个人？多半是因为你隐隐知道他会说什么。这不丢人；这说明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方向。把它认出来，你就不用假装是别人替你决定的。
场景六：西西弗的那段下山路。 有些事你明知道没有尽头：每天的家务，慢性病的护理，一份短期看不到成果的工作，照顾一位不会好起来的老人。加缪的提醒不是“找到意义”，是：看清楚它就是这样，然后不骗自己，也不放弃这一天。 那段下山的路是属于你的——把它走出自己的走法：路上听点什么，看看树，或者只是允许自己休息一会儿。
场景七：给家长——别给孩子发本质。 “你就是粗心”“你这孩子就是坐不住”“我们家没有学数学的脑子”。这类话说一遍是评价，说一百遍就成了图纸：孩子照着它长，还会拿它当挡箭牌——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换一种说法不难：把“你是什么人”换成“这件事你这次是怎么做的、下次怎么改”。萨特这一章对家长唯一的用处，就是这一句：别发本质，只谈做过的事。
本书的脊梁是一句话：一百三十年，哲学家们把“本来就在那儿”的东西，一样一样改判成“后来长出来的”。萨特把这个动作直接用在了“人”身上，而且说成了一句口号：存在先于本质。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的“路”最满，而且是本书目前为止最激烈的一次：人就是他做过的事的总和。 你的形状，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你走出来的。第七章杜威说“知道是做出来的”，萨特说“人是做出来的”——是同一个动作，用在了不同的对象上。
他还完成了一件第一编欠下的事。第三章里，胡塞尔把整个世界放进了括号，唯独把那个“纯粹的我”留在了括号外面。萨特早年那篇小文章，把这最后一位也请了进来：“我”不住在意识里面，它是意识在世界上遇到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连“我”也是长出来的。 一路数下来的“免检通过”名单，到他这里被削掉了最硬的一个。
他的“自欺”，是本书至今最有用的一件工具。用大白话说，自欺就是：把正在走的路，说成已经长定的形状。 第一章里尼采说“价值有出生证”，萨特说的是一个人身上每天都在发生的同一件事——你把自己刚做的选择，追认成“我天生就是这样”，于是既做了它，又不用负责。
加缪那一头也值得记。他的“荒谬”不是说世界没意义，而是说意义不在世界那一头等着被发现；人要意义，世界不给——要么自欺，要么绝望，要么第三条：看清了，还是去活。这一条和 SDE 的说法对得上：意义不是被发现的，是发生出来的。
萨特的自由，是一种“每一刻都从零开始”的自由：处境是给定的，可我怎么对待它，完全在我。这里有一个洞：处境不只是我要对付的外部条件，它还在塑造那个正在对付它的人。
一个从小挨打的人，他“选择怎么对待自己的愤怒”的那个能力本身，就是在挨打中长出来的。一个人的语言、直觉、什么算“可想象的选项”，都是土给的。萨特的处境，是路边的风景和障碍；SDE 的土，是路本身长出来的地方。
这也是那个“被绑着的人仍然有选择”为什么让人不服的原因。逻辑上他没错——那个人确实可以不招。可这句话把三块地的账混成了一笔。用第二章那三块地来算：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选项确实是敞开的，两条路都在；在“手上碰的”那块地上，两条路的代价差着一条命；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招与不招还牵着别人的性命。把第一块地上的敞开，当成三块地的结论，就是把自由说得太轻，也把承担说得太轻。
有意思的是，萨特自己后来改了。晚年他写福楼拜，用了十卷的篇幅去追问：一个人的童年、家庭、阶级、时代，是怎么把他造成那样一个人的？那部书的副标题可以当成他自己的悔词：一个人是被他所处的一切造出来的，可他又不只是那些东西的总和。 他晚年有一句更松动的话，大意是：要紧的不是别人把你变成了什么，而是你拿他们把你变成的那个东西，做了什么。这句话比他年轻时的口号站得住得多。
他的人际关系模型，底色是斗争：我看你，把你变成东西；你看我，把我变成东西。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尝试——我想让对方自由地选择把自己交给我，可我一旦占有他，他就不自由了。
这个模型对某些场面极其精准：被打量，被评价，被当成工具的时候。可它漏掉了大量别的场面。一个婴儿被抱起来；两个人一起抬一张桌子，手上的力互相调整；一群人在一场事故现场自动分工。这些时候，别人的在场不是把我变成了东西，而是两个人一起变成了一件正在发生的事。
下面两章就是来补这一块的。梅洛-庞蒂（第十七章）会说：在别人的目光把我变成对象之前，我们的身体早已在一起了。列维纳斯（第二十章）会说得更狠：你把别人的脸当成对象的时候，恰恰是你没看见那张脸；那张脸首先是一个要求，先于我的自由。
SDE 在这里的说法是第二章讲过的：“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地，它是三个人起步的。 萨特把“我”从括号外面请进了世界里，可他那个世界里，别人主要还是我的对手。
“人是被判处自由的”这句话里，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一个人的选择，落回去以后会怎么样？
萨特很少谈这个。他谈的几乎总是选择的那一刻——赤裸裸的、没有借口的那一秒。可一个选择做出来，它会落回土里：改变你和别人的关系，改变别人可用的选项，改变你自己下一次能想到的东西。一个人长年做某种选择，他的“可想象的选项”会变窄——这正是我们说“他变了”时的意思。
他的政治生涯是这一点最好的注脚。他一次次选边，每次都以“我必须选”为由；可他很少回头算一笔账：上一次那样选，落下去以后长出了什么。第十三章那句问句在这里正好用得上：什么情况下，你这个立场算错？——这个问题，萨特几乎没有对自己的政治立场问过。加缪问了，代价是被整个巴黎左翼围攻。
第一处：选择不是每一刻从零开始的。土会塑造选项，也会塑造那个选的人。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可以经营的——经营的办法不是憋着劲去“做选择”，是去动那块土：换环境，换来往的人，换手边的工具。
第二处：人和人不只是互相注视，更多时候是一起做一件事。“我、你、他”是一块地，不是一个战场。
第三处：选择要配回写。每一个重大的选择，事后都该问：它落回去以后，长出了什么？我下一次还能想到哪些选项？
最后说今天。萨特说人没有图纸，所以必须自己选。今天的新情况是：图纸没有回来，但有人替你把选项排好了。 你要看什么、买什么、跟谁说话、下一步做什么，越来越多地由一套系统给你推出三五个候选。自由的形式还在——你确实是在“选”；可选项是别人给的。这是一种新的自欺的温床：我明明是在别人排好的菜单里点菜，却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第三章以来一路问下来的那句话，到这里变成：是谁在决定我能看见哪些选项。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承认“处境”是给定的：身体、出身、时代 | 土只是障碍，不塑造那个选的人；晚年自己改了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最满——人是他做过的事的总和；自欺：把路说成形状 | 每一刻从零开始；选项从哪儿来不问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把“我”也请进了世界：连“我”都是长出来的 | 人与人只剩注视和争夺，看不见一起做事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来问我”本身就是一次选择 | 选择落回去以后长出了什么，几乎不谈；对自己的立场没立判错条款 |
“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来变成的”——波伏娃（下一章）把“存在先于本质”用在了一个萨特没有认真用过的地方，而且用得比他扎实：她给出了那一套“变成”的具体机制。
“在目光之前，身体已经在一起了”——梅洛-庞蒂（第十七章）。他曾是萨特最亲的战友，后来因为苏联问题决裂。
“别人的脸先于我的自由”——列维纳斯（第二十章）。
“不思考的普通人怎么就作了大恶”——阿伦特（第十八章）从另一个方向处理“选择”这件事：她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决断，是一群人的世界。
“自由选择”被结构主义整个掀翻：福柯（第二十五章）会说，那个“自由选择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为了未来可以付出多大代价”——萨特和加缪的分歧，在罗尔斯（第二十八章）和麦金太尔（第三十二章）那里换了形式接着吵。
“把自己当成一件东西”——今天所有关于“打工人”“工具人”“人力资源”的抱怨，用的都是他的框架；而海德格尔（第十章）的“库存”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
下一章的主角，就是那位在教师资格考试里得了第二名的女生。她比萨特小三岁，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历史、文学一路写到日常生活，为的是回答一个问题：女人到底是什么？ 她给出的答案，让这本书成了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之一。
存在先于本质 人不是照着一份图纸造出来的；人先活着，然后靠做过的事把自己做成某种人。
被判处自由 你没选择来到世上，可一旦在这儿，你做的每件事都是选择，不选也是选。
处境 给定的那些：身体、出身、时代、语言。它们不能替你决定你怎么对待它们。
焦虑 不是怕某样具体的东西，是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你担保。
被遗弃 没有一张现成的价值表可以查。
绝望（作为纪律） 只指望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东西，不指望额外的保证。
介入 萨特对作家的要求：写作是一种行动，作家必须站到自己的时代里去，不能装作旁观。
自由的两层 选择的自由，和得到的自由。萨特说的全在前一层：残疾人不能选择跑起来，但可以选择怎么对待自己的残疾。
自欺 在“我是一样东西”和“我是自由的”之间来回切换，哪个方便用哪个。把正在走的路，说成已经长定的形状。
注视 在别人的目光下，我从一个自由的主体变成了一个被打量的对象。
他人即地狱 不是“和人相处很痛苦”，是“我用别人的眼光判断自己”。镜子歪了，人就活在地狱里。
荒谬（加缪） 不在世界里，也不在人心里，在两者的关系里：人要意义，世界沉默。
西西弗 推石上山、石头永远滚下来的人。看清了，不自欺，也不放弃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