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1926—1984）
一句话：我们以为“正常”和“不正常”是天生的两类人；他去翻档案，发现这条线是被一件一件具体的事——一次收容，一份表格，一张课程表——在某个年代里画出来的。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这条线是谁在什么时候画的？画之前的人怎么活？一个动作——留意你身上那些不用人监督、你也会自己做到的事。一个提醒——权力最厉害的时候不是压着你，是替你把“正常”定下来。
一个孩子上课坐不住，动来动去。二十年前，老师说他“调皮”；今天，他可能会被建议去做一个评估，拿到一个诊断。同一个孩子，同样的行为，落进两套不同的框里，接下来的人生完全不同。
办公室装了考勤系统，能看到每个人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屏幕上开着什么。刚开始大家不舒服。三个月后，没有人再提它了——而且大家自己就把行为调整好了，根本不需要有人来查。
你发了一条动态，发之前改了三遍。你在想：这样会不会显得太用力？那样会不会显得矫情？没有任何人在审查你。是你自己在审。
一个人失业在家半年，和谁也不联系。他说，他觉得自己“不正常”。可是，“一个成年人必须有一份工作，否则就不正常”——这条规矩是哪一年生效的？在很多人类社会里，它并不成立。
这几件事的共同点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健康、守规矩、一个人该是什么样），而它们其实是有出生日期的。 而且更麻烦的是：定这些东西的力量，不像一个压在你头上的人，它更像空气——你看不见它，因为你就是在它里面长成的。
二十世纪有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去档案馆里，把这些东西的出生日期找出来。 疯癫是什么时候变成一种病的？监狱是什么时候变成惩罚的主要办法的？“性”是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人的身份、而不只是他做过的事？
他叫福柯。他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被引用最多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难被归类的一个：他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他说自己在“为现在写一部历史”。这句话是这一章的钥匙：他翻旧档案，不是为了怀旧，是为了让今天这些看上去天经地义的东西，显得陌生一点。
土。 1926 年，福柯生在法国普瓦捷。父亲是外科医生，祖父也是，家里理所当然地期望他继承衣钵。他不肯。这份对抗留下了两样东西：一辈子对医学、对医院、对身体的兴趣；和一辈子对“被安排好的人生”的敌意。
1940 年，德军占领法国。他十四岁。他后来说，他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不是家庭生活，而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摧毁的世界”。
路。 1946 年，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是本书里第五次出现这所学校（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德里达都在这儿）。他在那里过得很苦：有过自杀的尝试，被家里送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当时的法国，同性恋在社会上是不能公开的事，他是一个孤僻、暴烈、极聪明的学生。
他后来研究疯癫，不是一件抽象的学术题目。 他自己在那个系统的边上待过。这一点不是八卦，它解释了他的语气：他写这些书的时候，不是一个学者在研究一个题目，是一个人在追问那套差点把他归类掉的东西。
他跟着梅洛-庞蒂（第十七章）听过课，也读过大量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还拿了心理学的文凭，在一所精神病院里做过观察工作——站在医生那一边看病人。他说，那段经历让他极不舒服。
形状。 1955 到 1960 年，他去了瑞典、波兰、德国，在法国文化机构工作。这段国外的日子很要紧：离开法国，他才看清法国。在瑞典，他见到了一个高度组织、样样有安排、什么都为你考虑好的社会；他后来说，正是那几年让他开始琢磨一种“温和的、以照顾为名的”权力。
土。 六十年代的法国。萨特那一套（第十五章）仍然是主流，但年轻一代开始烦了：结构主义起来了，它关心的不是“我选择”，是那些人身上“说话的结构”。
路。 1961 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古典时代疯狂史》。1963 年，《临床医学的诞生》。1966 年，《词与物》——这本难读的大书出人意料地成了畅销书，据说在巴黎“像面包一样卖”。他从此成名。那几年他常被归进“结构主义”那一拨人里（和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并排），他自己一直否认。
这三本书做的是同一件事：去翻档案，看一样今天被当成自然的东西，当初是怎样被造出来的。
形状。 一套他后来叫作“知识考古学”的做法：不问“谁说的对”，问“在那个年代，什么样的话才有可能被说出来、被当成一句正经话？”
回写。 1968 年五月风暴。他当时在突尼斯教书，亲眼看到当地学生的抗议和镇压。他后来说，那件事改变了他：他开始觉得，光研究“知识”不够，还得研究力量。
土。 1970 年，他当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自己定了一个教席名字：“思想体系史”。同时他成了一个行动者：1971 年，他和几个人成立了“监狱信息小组”——不是替犯人说话，而是想办法让犯人自己说话：发问卷，收集他们写的东西，公开出来。他说过一句很要紧的话，可以当这个小组的宗旨：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替那些没有声音的人说话——他们有自己的声音；要做的是把那些挡住他们声音的东西挪开。 这句话和上上章乔姆斯基说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好是两种路数：一个要自己站出来揭穿谎言，一个要让别人自己开口。
路。 1975 年，《规训与惩罚》。这本书从一段极其血腥的公开处决写起，然后跳到八十年后一份枯燥的少年犯监狱作息时间表——一个刑场，一张时间表，中间发生了什么？
1976 年，《性经验史》第一卷。他在里面提出了那个让所有人意外的说法：我们总说性被压抑了；可你看这一百多年的实际情况——关于性，人们说得空前地多：医生说，教士说，教育家说，心理学家说，杂志说。这不是压抑，这是一台不停地让人说出来的机器。
形状。 一个提出了“权力不只是压制，它还生产”的人；也是一个从书房走到监狱门口、又走回书房的人。
回写。 七十年代起，他成了全球性的学术明星，在美国尤其受欢迎。加州的伯克利，成了他每年要去的地方。
土。 《性经验史》第一卷出版后，他停了八年。很多人以为他写不下去了。实际上他在重新想一件事。
路。 他去读古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读那些讲“一个人该怎样照料自己”的东西：饮食，睡眠，欲望，写日记，和朋友通信。
他发现了一个他前半生忽略的东西。前半生他写的是：人是怎样被各种系统造成某种样子的。晚年他要问：一个人能不能自己造自己？ 他把古人那套做法叫自我的技术——不是“做你自己”那种口号，而是一套具体的、日复一日的练习：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对待自己的欲望，怎么记录自己的一天。他说，古希腊人关心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该怎样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值得过的东西”。他有一个说法：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件作品来做。 这句话很容易被读成一句时髦话，可他的意思很实在——作品是要一天一天动手做的，不是想出来的。
他晚年常提一个词：说真话——指古希腊那种当面说出逆耳真话的做法，说的人要为此冒风险。
形状。 1984 年 6 月，他去世，五十七岁，死于艾滋病并发症。那是这种病刚刚被人知道的年代，围绕他的死有很多不体面的议论。《性经验史》的第二、三卷在他去世前几周出版；第四卷的手稿，按他的遗嘱本不该出版，2018 年还是出版了。
回写。 他的回写是本书里最广、也最乱的一次：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护理学，犯罪学，性别研究，殖民研究，管理学，都在用他。他的几个词——话语、规训、全景敞视、生命权力、知识/权力——成了全世界人文社科的通用词汇。
与此同时，他被两边同时攻击：一边说他解构一切、不给任何积极的东西；一边说他的史料有硬伤。两条批评都有道理，后面第五节要算。
前面二十四章数过各种回写。福柯这一种可以叫工具箱型：他自己说过，他希望他的书像一个工具箱——谁需要，谁就打开拿一把用，去撬开自己面前那扇门；用坏了扔掉也没关系。 这件事真的发生了，而且规模超出了他的想象。
老看法。 疯子一直都在，只是从前我们不懂，用铁链锁着；后来医学进步了，我们认出那是一种病，于是有了人道的治疗。这是一个关于进步的故事。
他怎么翻。 福柯去翻档案，讲了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
他说，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疯癫并不是一件需要被关起来的事。疯人在城里游荡，在文学里出现，在节庆里扮演角色；人们害怕他，也觉得他身上有某种别的东西——他说出的胡话里，有时被认为藏着真相。
到了十七世纪中期，欧洲出现了一件后来被叫作“大禁闭”的事：巴黎、以及其他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把一批人收进同一些机构里。关键在于被关的是哪些人： 不只是疯人，还有乞丐、流浪汉、失业者、游手好闲的人、有性病的人、不守规矩的儿子。他们被关在一起的理由，不是“他们病了”，是“他们不干活”。 那些机构不是医院，是收容所，核心的要求之一是劳动。
要到十八世纪末，一批改革者才把铁链解开，把疯人从别的被收容者中间分出来，交给医生。人们通常把这一步讲成解放。福柯说，它当然是进步；但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疯癫从此被定义成了一种病，一种要由专家来判断、来治疗、来说话的东西；而疯人自己的话，从此彻底不算数了。 他有一句概括：从此，理性和疯癫之间不再有对话，只剩下关于疯癫的独白。
同样的路数，他用在了医院和医学上：现代的“医生的目光”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十八世纪末在医院这个新场所里长出来的一种看法——把活人的身体当成一套可以被读出病变的东西。
而在《词与物》里，他把这一招用到了最惊人的地方：“人”这个概念本身。 他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那个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研究的对象、既是生物又是历史的“人”——是十八世纪末才出现的一个格局。他那句最著名也最被误读的话就出在这里：“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而且可能像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一样被抹去。 他不是在预言人类灭亡，他说的是一套看待人的框架可能会过去。
打个比方。 今天的“注意力缺陷”“社恐”“拖延症”这些词。它们各自有真实的痛苦在里面，这一点不能否认。可它们同时也是一套框：一样行为落进这个框里，就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诊断、被干预的东西”；落不进去，就只是“性格”。福柯要问的从来不是“这个框对不对”，而是：这个框是什么时候造的？它让哪些东西第一次被看见了，又让哪些东西从此没法被这样看了？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说精神疾病不存在、病人不该被治疗。他也不是主张回到铁链或者放任不管。第二，他的史料被专业历史学家挑出过不少硬伤——“大禁闭”的规模和统一性被他讲得过于整齐，十七世纪各国的情况差别很大。这些批评是成立的；但他提的那个问题活了下来。
老看法。 权力是某个人、某个机构手里握着的一样东西：国王，政府，老板。它的运作方式是禁止：不许做这个，否则罚你。
他怎么翻。 福柯说，这套图画是从君主制来的，它已经老了。今天真正在起作用的权力，有几个完全不同的特点。
第一，它不在某个人手里，它在关系里。 权力不是一件可以被占有的东西，它是无数关系的效果：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考核表和被考核的人。他有一个说法：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笼罩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每一处。
第二，它主要不是禁止，是生产。 它生产知识（档案、统计、诊断、评估），生产行为（守时、坐姿、效率），生产身份（正常人，问题少年，优质客户，老赖）。他说得很干脆：如果权力只会说不，人们不会服从它；它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做事——它生产东西，它带来快感，它造出知识。
第三，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 这一条常被忽略。他明说过：抵抗不在权力之外，它和权力是一起出现的。
第四，权力和知识是一回事的两面。 他造了那个著名的连写：知识/权力。不是说“知识被权力利用”，而是说：一套确定“什么算真、谁有资格说、用什么办法判定”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作；反过来，任何一种权力要运转，都得靠一套知识——考试，档案，统计，诊断。
打个比方。 一份绩效考核表。没有人拿枪逼你，它只是一张表。可这张表定义了什么算“干得好”；于是所有人开始为这张表工作，把精力从表上没有的那些事挪开。三年后，整个团队的行为、习惯、甚至“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工作”这件事本身，都被这张表重新造过了一遍。没有人下过命令，可它比命令有效得多。
别误会。 这不是说“一切都是权力”“世上没有真理”。福柯自己说过，他不是在否认真理，他是在研究“真理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谁有资格判定、按什么程序、在什么机构里。这一条和上一章库恩的“范式”是邻居——库恩问科学共同体，福柯问整个社会。
这是他最著名、也最好懂的一本书。
老看法。 从血腥的公开处决，到今天的监狱和缓刑，这是文明的进步：我们变得更人道了。
他怎么翻。 他说，变的主要不是残忍程度，是技术——惩罚的对象从身体转向了别的东西，方式从“一次性的展示”转向了“持续的塑造”。
旧的办法是让所有人围观一次极端的痛苦，目的是展示君主的力量。新的办法完全不同，它的要点是规训：
一，划分空间。 每个人有固定的位置：教室里的座位，工厂里的工位，病房里的床号，营房里的铺位。位置固定，人就可以被随时找到、随时对照。
二，安排时间。 作息表，课程表，工序，节拍。他引用的第一批时间表来自修道院和军队，后来是学校和工厂。
三，训练动作。 怎么站，怎么握笔，怎么持枪，怎么写字。他找到了十八世纪教小学生写字的规定，细到手指和身体的角度。
四，考试。 他认为这是规训的核心装置，因为它同时做两件事：它把每个人变成一个可以被记录、被比较、被排序的“案例”；同时它让被考的人接受这套标准是天经地义的。 现代社会里的考试无处不在：学校的考试，体检，评估，年度考核，信用评分。
然后是那个最有名的意象：全景敞视。这是十八世纪一位思想家设计的监狱：中央一座塔，四周一圈单间，每间的人都被塔上的光照着，而塔里是暗的——囚犯永远不知道此刻有没有人在看。 结果是：他必须假设自己一直在被看，于是他自己管住自己。 福柯说，这套装置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让权力变得自动、省事、不需要任何人真的在场。
他的落点是：现代社会到处是这种结构。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难道监狱像工厂、像学校、像兵营、像医院，而这些又都像监狱，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打个比方。 装了摄像头的开放式办公室；后台记录着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的系统；家长群里公开的排名；社交平台上永远可能被截图的发言。没有人时刻在看你，可你必须假设有。于是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自己先把自己管住。 这就是全景敞视在今天的形状，而且它比那座塔厉害得多——那座塔至少你看得见。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说学校和医院等于监狱。他是说这些机构用了同一类技术。第二，规训不只是压迫：它也确实造出了能力——一个被训练过的乐手、外科医生、飞行员，他们的本事正是这套东西给的。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规训既是压制，也是生产。 那个既能干又焦虑的现代人，是同一套东西的两面。
老看法。 现代社会解放了性：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压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开放。
他怎么翻。 他说，这个“压抑—解放”的故事本身就是那台机器的一部分。
看事实：从十八世纪起，关于性的话不是变少了，是爆炸式地变多了——教会的告解要求你说出每一个念头，医学开始分类，教育学开始操心孩子的手，统计学开始记录出生率，精神病学造出了一整套名目。这不是沉默，这是一台不停地让人把最私密的东西说出来的机器。
更要紧的一步：他说，正是在这个过程里，“性”从“一个人做过的事”变成了“一个人是什么”。 从前，某种行为是一次过错；十九世纪以后，做这件事的人被归成了一个种类，有了名称、病史、童年、人格。一件事变成了一种身份。 而一旦你被给了一种身份，你就可以被研究、被治疗、被统计——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身份来反抗、来组织、来要求权利。他指出：解放运动用的，常常正是那台机器造出来的那套词汇。
再往上一层，是他后来最有影响的一个概念：生命权力。他说，古代君主的权力是“让你死或者让你活着”——他的终极手段是杀。现代权力反过来：它的对象是活着这件事本身——出生率，死亡率，健康，寿命，卫生，营养，人口。它不太关心某一个人的死活，它管理的是“人口”这个整体的生命。疫苗，普查，公共卫生，保险精算，都是它。
这带来一个很沉的后果，他只点到为止：当一套权力的正当性建立在“保卫生命、保卫人口的健康”上时，它也就有了一套用“为了大家的健康”来清除某一部分人的语言。 二十世纪最大的几场灾难里，都有这套语言。
打个比方。 今天的健康管理：体检套餐，运动手环，血糖监测，孩子的生长曲线，城市的空气指数。没有人强迫你，可你自己会焦虑：我的睡眠分数太低。这就是生命权力最日常的样子——它的力量不在于禁止你，而在于它让你自己盯着自己的身体。
别误会。 他不是反对公共卫生，也不是说疫苗和体检是坏事。他要说的是：一套以“为了你好”“为了大家的健康”为名的力量，比一套以“不许”为名的力量，更难被看见、也更难被质疑。
场景一：这条线是哪年画的。 每次听到“这本来就不正常”“正常人都不会这样”，问一句：这条线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画的？ 不是为了推翻它——很多线是必要的；是为了知道它是一条线，而不是一道天然的悬崖。这个动作对养孩子尤其有用：你正在拿哪一年的标准衡量他？
场景二：数一数你身上的“不用人管也会做到”的事。 列五条：发朋友圈之前先自己审一遍；开会不敢第一个说话；周末也要看一眼工作消息；孩子的成绩排名一出来就心跳。这些没有一条是有人逼你的。这就是规训的成果，也是它最有效的证明。 认出来不等于要推翻，可你至少知道了哪些是你选的，哪些是被装进去的。
场景三：看一张表，怎样造出一群人。 你所在的地方有一张什么表——KPI，评分，排行榜，成长档案？拿出来看三件事：它把什么算成了成绩；它把什么漏在了外面；三年下来，人们的行为被它改成了什么样。这一条和第十九章阿多诺那一问是同一件事：你这套东西把什么漏在了外面。 区别在于福柯多问了一句：它还顺手造出了什么样的人？
场景四：先假设有人在看，然后问“那又怎样”。 今天所有人都活在“可能被截图”的状态里。彻底躲开不现实。有用的做法是把它变成一个明确的选择：哪些事我愿意在被人看见的前提下做，哪些事我坚决要留在无人看见的地方。 把后一类明确地保下来——不发的日记，不拍照的一顿饭，没有记录的一次散步。人需要一块不被记录的地。
场景五：小心那句“为了你好”。 这是这一章最实用的一条。凡是以“为了你好”“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孩子的未来”为名的安排，最难被质疑，因为质疑它的人显得自私或者不负责。福柯不是让你反对这类安排，是让你多问一句：这件事，谁在替谁决定？被安排的人有没有说话的地方？
场景六：给做管理和做教育的人。 规训会造出能力，这一点不必否认：作息、纪律、反复训练，是一个人学会任何硬本事的必经之路。要留意的是边界：这套东西管到哪里为止？一个规矩如果同时在管他的能力和他的人格、他的兴趣、他的私人时间，那它已经越界了。判据很土：这套安排是在让他变强，还是在让他变得容易管理？ 两者常常一起出现，但它们不是一回事。
场景七：把“我是什么”换回“我做了什么”。 他讲的那件事——一件行为怎样变成一种身份——今天到处都是：“我是一个拖延症患者”“我就是社恐”“我是个 i 人”。这些标签有它们的用处，可它们也会把一个人钉在原地。第十五章萨特那条也在这里：别发本质，只谈做过的事。 一个人“今天这件事拖了三天”和“我是个拖延症患者”，是两句完全不同的话，后一句会自我实现。
场景八：照料自己的那一套。 他晚年那条线，是这一章唯一的正面出口，也是最容易被跳过的：不是喊一句“做自己”，是一套具体的、每天要做的练习——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安排一天，怎么记下点什么，怎么对待自己的欲望和脾气。他说古人关心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怎样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值得过的东西”。这句话可以直接抄下来用。
本书从第一章起，讲的是同一个动作：把“本来就有”的东西改判成“后来长出来的”。福柯是把这个动作做得最系统、也最狠的一个人：他不是论证“某样东西是长出来的”，他是去档案馆里，把它长出来的那些年月、那些表格、那些具体的机构翻出来给你看。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补上了前面二十四章都缺的一块。
前面讲土，讲的是处境、身体、传统、共同的活法、信念之网、科学共同体。这些都对，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软”的。 福柯的土是硬的：一张时间表，一份表格，一间有固定床位的病房，一次考试，一份档案。 他证明的是：土不只是氛围和观念，土是具体的安排；而安排是人在某一年、为了某件事、造出来的。
这一步一走，本书那条脊梁就有了一种新的用法。说“X 是长出来的”，光这么说是一句哲学；而一旦你能指出它是哪一年、在哪个机构里、用什么表格长出来的，这句话就成了一件可以动手的事——因为凡是被造出来的，就可以被重新造。
第二样，他给“回写”这一维添了最狠的一个版本。第十六章讲波伏娃的时候，本书写过一个四步的循环：一套安排把人放在某个位置上；位置把人造成某种样子；这个样子被当成证据，说明他们本来就适合那个位置；安排因此加固。福柯做的是同一件事，但他多走了一步——他指出，最彻底的回写，是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那支笔。 全景敞视里的囚犯自己管住自己；今天的人自己审自己的朋友圈，自己盯自己的睡眠分数。权力不再需要在场，因为它已经长进了人自己的动作里。
第三样，“知识/权力”这个连写，和本书一直在追的一个问题接上了。第三章以来，本书一路在问：是谁在安排世界向我显现的次序？福柯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更硬的版本：任何一套“什么算真、谁有资格说、用什么程序判定”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分配。 这不是说真理不存在，而是说：真理有它的生产车间，而车间是可以被参观的。
这是对他最常见、也最站得住的批评。
他能极精确地告诉你：这套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它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可他几乎从不说：那该怎么办？ 他明确拒绝给出方案，理由是：任何方案都会变成新的规训。这份警惕有道理——历史上打着解放旗号建起来的新牢笼不少。可拒绝到底，就留下一个空。
上一编阿多诺（第十九章）留下的是同一个空，本书当时的评语是：只有判错条款、没有判对条款的思想，走到头只能是瘫痪。 这里要补一句更具体的：福柯自己晚年其实动了这个口子——“自我的技术”和“说真话”，是他给出的、少有的正面东西。可惜他去世太早，这条线只开了个头。
用第七章那三问来量：有没有长出新东西？有没有多出一条新路？走通的时候人是亮的还是灭的？他对第一问和第三问极其敏锐，第二问要到最后几年才开始碰。
如果权力在一切关系里——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那么哪一种是该反对的，哪一种是必要的？ 他的框架不太给得出答案，因为他刻意拒绝一套规范性的标准。
这带来一个实际的麻烦：他的语言可以被用来质疑任何一种安排——包括那些确实在救人的安排。一个反对疫苗的人、一个反对一切考试的人、一个不肯接受任何管理的人，都可以从他的工具箱里取一把刀。他本人未必同意，可这确实是这套工具的一个结构性风险。
哈贝马斯（第三十章）当年就是这么批评他的：你把一切都说成权力，那你自己写书、说话、被人信服，凭的又是什么？这一击很重，而且福柯没有正面回答过。
SDE 在这里的接法是给这套工具配一把尺。既然“权力在关系里”，那就别问“有没有权力”（永远有），要问这一处的权力安排有没有过关，问三条：
三条都过得去的安排，就是必要的安排；三条都过不去，那就是该撬的那扇门。这份尺不来自福柯，可它正是他那个工具箱缺的那一格。
这一条必须照直写。专业历史学家对他的批评集中在几处：“大禁闭”被讲得过于整齐、规模被夸大；文艺复兴时期疯人的处境被描绘得过于田园；一些关键的年代和数字经不起核对。晚年他自己也承认，他写的东西“一半是虚构”——他的意思是：他写的不是一部标准的编年史，而是为了让现在显得陌生而写的一段历史。
这个辩护有它的道理，可它也有代价：如果史料可以为了效果而被安排，那么读者凭什么信你说的那个年代？ 本书的立场是：他的具体史实要打折扣，他问的问题不打折扣。 就像上一章的库恩——具体答案被推翻了，问题留了下来。
第一处：诊断之后要给方子，哪怕是小的、局部的、可以撤回的方子。“自我的技术”那条线值得接着走。
第二处：不问“有没有权力”，问“这一处的安排过不过关”——回写通不通，判错条款在不在，漏掉了谁。
第三处：拿他当一把撬棍，不当一部史书。
最后说今天。福柯 1975 年写的那座塔，今天成了一样他没见过的东西。全景敞视还需要一座塔、一个位置、一个可能在看的人；今天的版本不需要：记录是自动的，永久的，可搜索的，而且是你自己交上去的。 更深一层的变化是：那座塔只是看着你；今天的系统还替你推荐、替你排序、替你把选项准备好。第十五章末尾说过：图纸没有回来，但有人替你把选项排好了。这一章可以把话说得更准：一套定义“什么算正常”的安排，现在不但看着你，还在替你造一个你会乐意成为的自己。 而按福柯自己的说法，最要紧的问题不是“怎样躲开它”——躲不开；而是：在这样的处境里，一个人能不能，还有没有办法，自己造自己。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最满——土是硬的：时间表、表格、床位、考试、档案 | 权力无处不在，于是分不出哪一种该反对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去档案里找出生日期：疯癫、医院、监狱、“性”、“人” | 史实有硬伤；他自己说“一半是虚构”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知识/权力：一套判定真假的安排本身就是力量的分配 | 只有诊断，没有方子；正面那条线开得太晚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最狠的一种：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那支笔 | 工具箱谁都能取用，包括他未必同意的人 |
哈贝马斯（第三十章）：你把一切说成权力，那你自己凭什么说话？这是对他最硬的一击。
“一件事怎样变成一种身份”——巴特勒（第三十五章）直接接的是这一条，并把它推到了性别上。
“事实是被造出来的”——拉图尔（第三十九章）走进实验室，看一个科学事实具体是怎样被制造的。
“规训造出了能力，也造出了焦虑”——韩炳哲（第四十章）会说：今天连规训都不需要了，我们自己压榨自己。
“看不见的劳动”“归零的活”——波伏娃（第十六章）那条线和他这条线在护理、照料、家务的研究里汇合了。
“自我的技术”——今天关于习惯、日记、自我管理的那一大批东西，和他晚年这条线看上去像，实际上常常相反：他要的是让生活成为一件值得过的东西，而不是让自己变成一台产出更高的机器。
在中国，八十年代末以后他被大量翻译，“话语”“规训”成了通用词；而他那套追问“这条线是谁画的”的手艺，被用在了教育、医疗、城市治理的研究里。
下一章的主角，和他是同一所学校出来的，同一个年代在巴黎成名，也是二十世纪被引用最多的人之一。他要拆的东西比福柯更根本：不是某一条线，是“意思能不能被钉住”这件事本身。
考古学 他早期的做法：不问谁说得对，问在那个年代什么样的话才可能被说出来、被当成一句正经话。
谱系学 他后期的做法（这个词从尼采那里来，见第一章）：追一样东西是怎样在具体的斗争和利害里长成今天这样的。
大禁闭 十七世纪起把疯人、乞丐、流浪汉、失业者一起收容起来的那件事。理由不是“他们病了”，是“他们不干活”。
知识/权力 不是“知识被权力利用”，而是：一套判定“什么算真、谁有资格说”的安排，本身就是权力的运作。
话语 一个年代里那一整套“可以被说出来、被当成正经话”的东西，连同说它的规矩和说它的人。
规训 通过划分空间、安排时间、训练动作、反复考试，把人一点点造成某种样子的技术。它既压制，也造出能力。
考试 规训的核心装置：把每个人变成可记录、可比较、可排序的案例，同时让他接受这套标准。
全景敞视 中央一座塔，四周一圈单间；被看的人永远不知道此刻有没有人在看，于是自己管住自己。
生命权力 现代权力管的是“活着”本身：出生率、健康、寿命、卫生、人口。它不说“不许”，它说“为了你好”。
压抑假说 “性被压抑了、我们正在解放它”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本身就是那台机器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人们关于性说得空前地多。
从行为到身份 一件事（做过什么）被转成了一种人（是什么）。有了身份就能被研究、被治疗，也能被用来组织和反抗。
自我的技术 古人那套照料自己的具体做法：饮食、作息、写日记、对待欲望。他晚年唯一的正面出口。
说真话 当面说出逆耳的真话，并为此冒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