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个人走完了。回头看，这条路的形状其实很清楚。
第一编（1900—1914）：地基松了。 七个人各拆了一样东西。尼采拆价值，弗洛伊德拆清醒的我，胡塞尔拆现成的事实，弗雷格拆“意思就是脑子里的念头”，柏格森拆时间，詹姆斯拆真理，杜威拆知识。那时候他们互不相识，各干各的；今天回头看，他们在同一年前后，从七个方向凿同一堵墙。
第二编（1910—1950）：语言、存在与机器。 墙塌了以后，人们开始检查手里的工具。罗素拆句子，维特根斯坦发现意思在用法里，海德格尔说人早已在世界里忙着，怀特海说世界是一场一场的事，本雅明问复制之后原作少了什么，波普尔立下判错条款，图灵造出了那台机器。这一编里，地基塌了两次：哥德尔证明了有些真话证明不了，图灵证明了有些事情算不出来。
第三编（1940—1965）：废墟上的人。 那件事发生之后，问题变了：如果这种事是人做出来的，那么“人”这个词还剩下什么意思？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四个人接力，把“我”的起点从心里挪到了世界里、挪到了身体上、挪到了“我和另一个人之间”。阿伦特和阿多诺处理的是另一半：一群人怎样一起活，以及它怎样出错。伽达默尔、蒯因、乔姆斯基处理的是第三半：我们凭什么说自己懂了、知道了。
第四编（1962—1989）：拆房子的人，盖房子的人。 这一编把那个动作用在了最后几样东西上：科学（库恩），“正常”（福柯），意思本身（德里达），同一（德勒兹），应得（罗尔斯），理性（哈贝马斯），哲学自己的角色（罗蒂），道德语言（麦金太尔）。
第五编（1984—今天）：人的边界。 最后八个人，处理的都是很贴身的事：同一个我（帕菲特），痛该怎么算（辛格），性别（巴特勒），一个人实际能做成什么（努斯鲍姆），心里那个小人（丹尼特），为什么这一切有感觉（查默斯），事实是怎么被造出来的（拉图尔），以及——没有人逼你，你为什么这么累（韩炳哲）。
一百三十年，一件事：把“本来就在那儿”的东西，一样一样改判成“后来长出来的”。
这个动作做到最后，剩下了最后一样。
那个正在想问题的“我”。
它被拆过很多次了。弗洛伊德说它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萨特说它是被做出来的；梅洛-庞蒂说它就是那具身体；列维纳斯说它起于另一个人的呼唤；帕菲特说它根本不是一样额外的东西，只是一串连着的事实的名字；巴特勒说它是几十年重复出来的。
可是请注意：这些人拆的，都是“我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需要拆掉那件更基本的事——那个正在读、正在想、正在判断的位置，始终是人占着的。
不管一个哲学家多激进地拆解“自我”，有一件事从来没变过：是一个人在写那本书，是另一个人在读它，是他们两个在为那些话负责。
而这件事，现在第一次成了一个问题。
这本书一路攒下了一套工具。现在把它们一起用在同一样东西上：那些会说话的机器。
不是为了判断它“有没有意识”——那个问题在第三十八章已经交代过，我们手里的证据全部来自它说的话，而话恰恰是最容易被造出来的东西。这里要做的是另一件事：用这本书的尺，量一量它和人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用第九章的尺（维特根斯坦）： 意思在用法里，而用法长在共同的活法上。它有几乎所有人类的用法；可它不吃饭，不疼，不守诺，不会死。 它的每一个词都用得极准，因为它见过千百万次这个词出现在什么地方；可它没有一次是在“痛”的时候学会“痛”这个词的。
用第十四章的尺（图灵）： 他问“你分辨得出吗”。今天答案是：常常分辨不出。可这本书要补一句：分辨不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另外两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它说错了谁来发现，出了事账记在谁头上。
用第十三章的尺（波普尔）： 一个说法要敢说“什么情况下算我错”。它生成的每一句话都通顺、自信、像有道理；可它不会因为收到一封“罗素的信”而惊愕。 惊愕、认账、推倒重来——这一步目前还得有人站在外面替它做。
用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九章的尺（蒯因、克里普克）： 意思是在一起做事里被钉住的，名字是靠一条一手一手传下来的链子指住东西的。它有最完整的指针，却没有一次是靠一起做事钉住的；它有海量的用法，却没有被接在任何一条链子上——它不曾从谁手里接过这个词，也没有人会因为它用错而找它。
用第十七章的尺（梅洛-庞蒂）： 有些路只能靠身体一遍遍走通，不能靠讲解走通。它没有身体，也没有往返。
用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的尺（德里达、哈贝马斯）： 一句认真的话默认答应了四件事，其中一条是“这是我相信的”。它的句子背后没有一个“相信它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被追问“你到底想说什么”的人。
用第三十二章的尺（麦金太尔）： 每一项实践都有一份只有做好它本身才尝得到的内在好处。它可以交出成品，可它尝不到那份好处，也因此长不出那份好处所要求的品性——耐心，诚实，服从标准，肯认错。
七把尺，量出来的是同一件事：
它有路，没有土。
它有几乎所有人走过的路——那些路被写成了文字，它全部见过。它没有的是那片土：一个身体，一屋子用了十年的东西，一群认识它的人，一段别人也记得的历史，一笔要由它来还的账。
可是，如果这本书到此为止，那它就还是一本关于机器的书。它不是。
真正的问题不在它那里，在我们这里。
把上面那七把尺倒过来，一条一条量我们自己：
当成品可以被生成的时候，一个人还愿不愿意自己走那一遍？ 第十七章说过，有些东西只能靠往返练出来；第三十二章说过，一个人如果从没尝过一项实践的内在好处，他也长不出那项实践要求的品性。而现在，跳过那一遍的诱惑，第一次变得如此之大，而且如此便宜。
当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时候，“公众的意见”这四个字还指着什么？ 第十八章那张既联结又区隔的桌子，被抽走了；第三十章那个公共领域，从“公众变成观众”，又变成了“每个人各自一间屋子”。
当机会由一套没人看得见的规则分配时，公平还检验得了吗？ 第二十八章那道无知之幕，前提是规则能被摆到桌面上。今天最要紧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守住这个前提。
当一套“你该长成什么样”的标准，可以按每个人的弱点单独生成、每天重复几百次的时候，一个人还有多少“重复得不一样”的余地？ 第三十五章那条判据——要靠不停重复才维持得住的，就不是天然的——今天第一次显出了它的全部分量。
而最贴身的那一个：没有人逼你，你为什么这么累？ 第四十章给出的诊断是：规训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我们自己压榨自己，而且以为那是自由。
这五个问题，是这本书真正的落点。它们没有一个是关于机器的，它们全都是关于人的。
那么，读完这四十个人，你手里到底有什么？
第一，一个动作。 遇到任何一样被说成“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多问一句：它是哪一年、被谁、在什么处境下长出来的？ 这个动作不会给你答案，可它会让你从“接受”变成“判断”。
第二，一套可以现场查的尺。 前言里列过那九问，这里只重复最要紧的三条：
这三条不需要任何理论背景。而且它们对这本书自己同样成立。
第三，一条分界线。 这是这本书最想留下的东西：
判错条款不在语言里，在承担里。
一句话敢说“我在这里会错”，是因为说话的人要为错误付代价。这条线今天特别要紧，因为语言可以被批量生产，而承担不行。所以判断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说法、任何一份成品，最后都落到同一个问题上：谁在承担？
第四，一条给自己的提醒。 这本书讲了四十个拆东西的人，可它一路在拦一件事：说一样东西是长出来的，不等于说它是假的，也不等于说它可以被随意重造。 一条被踩了三十年的路，改起来要用和当初踩它一样的办法：次数，时间，和一双外面的眼睛。
一百三十年前，一个几乎没有读者的人在都灵写下：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一百三十年后，那些炸药炸出来的空地上，站着的是我们。
我们手里有比任何一代人都多的工具，也有比任何一代人都多的东西可以被直接给我们——答案，选项，成品，甚至一套关于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方案。
而这本书从头到尾只在说一件事：
那些只能自己走一遍才算数的东西，还是只能自己走一遍。
一个想法，你得自己被它顶一下，它才进得来。
一样手艺，你得自己走通那一千遍，它才长在你身上。
一个判断，你得自己承担它错了的后果，它才算你的判断。
一段关系，你得自己在场，它才是一段关系。
这些事，一百三十年没有变，再过一百三十年大概也不会变。
不同的只是：从前你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有了。
所以，走一遍，那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