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走的时候很急，没留下什么话。
后来收拾他书桌，抽屉里有一张纸条，是他的字，写着一行：“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没有日期，没有称呼，没有下文。
我和我妈、我弟弟三个人，围着那张纸条讨论了一个下午。
“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妈说可能是他那块表；我弟说是不是房产证；我猜是他那本旧相册——他生前提过几次。
“老地方”在哪儿？他有过三处“老地方”：老房子的五斗橱、单位办公室那个铁柜、还有他常去的那间小屋。
三样东西，三个地方，怎么组合都说得通。
而最要紧的是：这张纸条不是写给我们的。
看那个写法，它是写给他自己的——一个提醒。对他来说，“那个东西”和“老地方”清清楚楚，不需要多一个字。
可他不在了。
于是这张纸条还在，字还在，意思却悬在半空。
它不是没有意思，也不是有一个确定的意思等着被找出来——它是一直在往下滑：每一次我们讨论，它又多出一种可能。
这一章的主角，一辈子在讲这张纸条。
如果一份记录的意思永远不能被固定，那“记在哪儿”这一句还有什么用？
这一章是本书全书最吃紧的一章，要先说明为什么。
本书那三句里，第三句是核心——卷一、卷二十三位全空，本书据此判定第二阶段真正欠的就是这一句。
而德里达那套东西，正面打在这一句上。
他的核心主张之一是：一个符号之所以是符号，正因为它可以在原来的场合之外被重复使用——脱离写它的人、脱离当时的处境、脱离一切“本来的意思”。
而一旦可以被重复，它的意思就没法被钉死。
我爸那张纸条就是证明：字一个没变，写它的人不在了，意思就散了。
所以这一章要问的是：本书主张“把理由记下来”，这个主张在德里达那里能不能站住？
如果记下来的东西照样会散，那本书前面十五章的批评就失去了地基。
土壤。 德里达（1930—2004）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犹太家庭。这个出身在他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里是特别的：他不是在巴黎长大的，他是从殖民地来的。
1942 年，他十二岁，因为维希政权的反犹法令被学校开除。
他后来多次讲过这件事——不是作为控诉，而是作为一种处境：一个说法语、读法国文学的孩子，被告知他不属于这里。
他有一个说法，大意是：我只有一种语言，而它不是我的（意译，见于《他者的单语主义》）。
这句话是他全部工作的一个入口。
那一刀，落在 1967 年。
那一年他一口气出了三本书：《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 三本同一年。
核心那一记，是对“在场”的质疑。
他说，西方哲学有一个根深的偏好：认为说出来的话比写下来的字更真。 因为说话的时候，说话的人在场——意思是“活的”；而写下来的字是死的，它脱离了作者，可以被任何人拿去读。
他把这个偏好叫“语音中心主义”，而且说它连着一个更大的东西：形而上学一直在找一个“当下完全在场、不需要中介的东西”。
他说，没有那样的东西。
三拍。
第一拍：1966，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那场会议。 他宣读《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第八章记过它）。那是他在英语世界的登场。
第二拍：1967–1972。 三本书加《哲学的边缘》《播撒》。“延异”“踪迹”“播撒”“增补”这些词在这几年成形。
第三拍：1990 年代。 他转向政治、法律、伦理、宗教：《马克思的幽灵》（1993）、《法律的力量》（1990）、关于好客、友谊、宽恕、死刑的一系列工作。
这一拍要记，因为它反驳了“德里达只拆不建”那个流行的印象——第八节要用。
站住。 “解构”这个词进了全世界的日常语言，而且几乎完全变了形。
回写没能写回的地方。 他被反复问的一句：你这套东西读出来的东西，凭什么比别人读出来的好？ 他对这一问的处理，第七节要看。
第六节会提到这本书，这里先把它单独讲清楚，因为它是本书这一整章能不能成立的关键材料。
1994 年他在伦敦做了一个讲演，后来成书《档案热》（1995）。
他从这个词的词源讲起：希腊文 arkheion，指的是执政官的居所——法律文件存放在那里，而那些执政官同时有解释法律的权力。
他从这里抽出一个论点：档案从来不是中立的保存。
“谁有权把什么东西放进档案、谁有权查阅、按什么方式归类”——这些决定了那些材料会被怎么读。
而他还有一个更深的论点：档案不是事后对事件的记录，它参与了事件本身。
一件事被记下来的方式，会改变这件事后来的样子——而且会改变人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怎么做（因为他们知道会被记录）。
这两个论点，本书全盘接受，而且它们是本书自己那三句的必要补充。
《萌芽》第三十一章第九节那个两难（不考核没人做，一考核就变假），说的正是第二个论点。
而本章要指出的是这本书没有走到的那一步。
他讲了档案的权力，没有讲档案的必要。
整本书的方向是：警惕档案。 它的提问是“谁在保管”“什么被排除在外”“这套归类做了什么”。
这些提问全对，而且必要。
而一个没有档案的地方，这些提问一句也问不出来。
这就是本章跟他的分歧，而且它跟上一章讲福柯时那句话是同一句：拆落点的人全都靠着落点留下的痕迹吃饭。
福柯靠 1656 年那道敕令，德里达靠那些被保存了两千年的文本。
《论文字学》能拆卢梭，是因为卢梭那些书还在、而且有各种版本可以对照。
而他们两位，都把“要留痕迹”这件事，当成了一个需要被警惕的东西，而不是一个需要被争取的东西。
本书的判断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档案是现成的，所以警惕是对的；在今天，很多东西根本不留档案，所以争取是更要紧的那一件。
他要说的是：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做最终的落点——包括他自己这套东西。
先把他那个核心的词讲清楚：延异。
他造了一个词（différance），跟法语里“差异”（différence）只差一个字母，而且那个差别在口语里听不出来——只有写下来才看得见。 这个玩笑本身就是他的论点：写下来的东西有说出来的东西没有的性质。
这个词的意思有两层：
一是差异：一个词的意思来自它跟别的词的不同（这是索绪尔那条线，第八章讲过）。
二是延迟：你要弄清一个词的意思，得去找别的词；找到那些词，又得再找别的——意思永远在往后推，从来没有一个“到此为止”的地方。
我爸那张纸条是这两层最干净的例子。
“那个东西”——什么东西？要靠别的东西来定（不是表，就是房产证，就是相册）。这是差异。
“老地方”——哪个老地方？要靠“那个东西”来定；而“那个东西”又要靠“老地方”来定。两个互相指，谁也定不下来。这是延迟。
他还有一个更要紧的词：可重复性。
他说：一个符号要成为符号，它必须能在写它的那个场合之外被重复使用。
一个只能在此时此地用一次、别处一用就不成立的记号，不是符号。
而这个“能被重复”，同时意味着“能被拿到任何别的场合去”——包括作者完全没想到的场合。
所以他说了一句极狠的话：一个文本的作者死了，这件事不是意外，是文本成立的条件。
我爸那张纸条不是因为他去世才变得含混的；它从写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可以被拿到任何场合去读了。 他活着的时候它不含混，只是因为他随时可以再说一句。
第一件：延异。 上一节讲了。
第二件：解构不是拆毁。
这个词被误用得最厉害。他反复解释过：解构不是从外面打倒一个东西，是指出那个东西内部本来就有的张力。
他的做法通常是：找到一个文本里被当成次要的、被排除的东西，然后指出整个文本其实靠它撑着。
家常话：一份规章写着“一切按制度办，特殊情况报批”。 解构的读法是：“特殊情况”这一条看起来是例外，可实际上整套制度靠它才转得动——因为真按字面办，没有一天能办成事。那个“例外”不是制度的边缘，是它的核心。
第三件：文本之外无一物。
这句话是他被误读最多的一句。通常被读成“世界不存在，只有文本”——他本人多次否认。
他的意思接近于：没有任何东西是在一切关系、一切脉络之外被直接给出的。 你要理解任何一样东西，总已经在一堆关系里了。
第四件（晚期）：正义不可解构。
这一件极要紧，而且它推翻了“德里达是相对主义者”那个印象。
在《法律的力量》（1990）里他说：法律是可以被解构的（法条有历史、有暴力的起源、有内部矛盾）；而正义不可解构——因为正是以正义的名义，法律才可以被解构。
他还说了一句更实在的：解构就发生在法律与正义之间那道缝里。
第一节讲那七个字，第四节讲延异。这里再推一层，因为这一层是第八节那个回答的依据。
那天下午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弟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
他说：“要是他写的是'相册在五斗橱'，就没这事了。”
这句话听起来是句废话，可它里面有一个很硬的东西。
“相册在五斗橱”跟“那个东西在老地方”，字数差不多，能承受的误读差得极远。
为什么？
因为“相册”和“五斗橱”这两个词，在我们家这几个人的共同用法里，指向是窄的。 我们家只有一本那样的相册，只有一个五斗橱。
而“那个东西”和“老地方”，是他跟自己说话用的词。
这件事给本书那第三句加了一条很具体的规矩：
一份记录要能被将来的人用，它得用“不在场的人也能对上”的词。
这条规矩听起来平常，可它能判很多东西。
看一份真实的会议纪要：“关于上次那个问题，按之前说的办。”——这就是“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换成：“关于三号线的排期延后，按 9 月 2 日会上定的方案二执行。”——这就是“相册在五斗橱”。
两句话的字数差不多，三年后的价值差着十倍。
而这条规矩恰恰是从德里达那儿长出来的：正因为记录一定会脱离写它的人，所以写的时候就得假定读它的人不在场。
他那一记不是反对记录，用足了反而是记录的最好指南。
土壤：厚，而且是一片特别的土壤——他的土壤是文本。
这一格他跟福柯形成对照。 福柯的土壤是档案（制度、法令、章程）；德里达的土壤是被反复读的那些经典文本。
分刀：极细，而且他的刀有一个特点：每一次都从对方最不起眼的地方下手。
一个脚注、一个比喻、一个被作者随口用了两次的词——他从那里进去，然后指出整栋房子靠它撑着。
这一手极漂亮，也极难被复制（这一点第七节要用）。
站住：这一格的情况在二十位里最特别——他的东西被传得极广，而传出去的是一个跟原物几乎无关的东西。
“解构”今天的意思，多数场合等于“打破”“颠覆”“拆解”。
而他那个词恰恰不是这个意思。
回写：三句在他那儿的处境很复杂，要分两层说。
表面上：三句全空。 他不给标准、不给程序、不给可以被援引的判据。
而实际上，他那套东西里有一个跟第三句直接相关的主张，而且是正面的：
他说：档案不是事后对事件的记录，档案本身参与了事件的发生。
《档案热》（1995）那本小书讲的正是这件事——“档案”这个词的希腊词源跟“起始”和“命令”都有关；档案总是跟“谁有权保管、谁有权查阅”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不但没有忽略记录，他专门写了一本关于记录的书。
这一点让本章不能简单地判他“三句全空”。
卷三的拆落点一队，到德里达已经讲了三位。趁这一章最吃紧，把前三位摆一次，因为一个共同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 拆的是什么 | 靠什么材料 | 那材料哪儿来的 | |
|---|---|---|---|
| 福柯 | 分类与制度 | 敕令、章程、报告、平面图 | 被保管下来的档案 |
| 德勒兹 | 固定这个动作 | 哲学史、艺术、人类学材料 | 被保管下来的著作与研究 |
| 德里达 | “一样东西就是它自己” | 柏拉图、卢梭、索绪尔、胡塞尔的文本 | 被保管、被校勘、被译注了两千年的文本 |
三位拆的对象不同，靠的材料不同，而材料的来路是同一个：有人把它们留下来了。
而且不只是留下来——是被编号、被校勘、被注明版本、被译成各种文字、被一代代人核对过。
德里达那些最精彩的阅读，多数依赖极细的文本细节：卢梭某一版里的一个词、胡塞尔某一段的德文原文、柏拉图某个词的双关。
这些细节能被他看见，是因为文献学那一行两千年的活儿。
一个词在不同抄本里不一样、某个版本是后人加的、这一处的翻译有争议——这些全是校勘记里的东西。
也就是说：解构这门功夫，是建在文献学那套修订程序之上的。
校勘记正是本书那第三句的最成熟形态：什么条件下重议（发现新抄本、新证据）、由谁（这一行的学者，公开署名）、记在哪儿（校勘记本身，而且旧的读法不删）。
三位拆落点的人，每一位都在用第三句的产物，而没有一位把第三句写进自己的主张。
这一条到这里可以从“观察”升级成本书对卷三的核心判断，而且它比本书原来那条命题三更具体：
不是“拆落点的人没有给出路”（那只是缺了下一步）；是“拆落点的人赖以工作的那个基础，正是他们没有写进主张的那一件”。
卷三剩下的两位拆（利奥塔、罗蒂）要核这一条。
这一章要指认的，是一件比前十五章都微妙的事：他那套东西变成给定的方式，是“不可能被执行”。
先说清楚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那套读法的每一次操作，都极其依赖读的那个人。
从一个脚注进去、看出整栋房子靠它撑着——这不是一套可以被教的手续，这是一种极高的功夫。
而本书第十三章讲库恩时说过：一个行当的真本事装在范例里。 德里达那套东西的范例，是他自己的那几十次阅读。
问题在于：那些阅读没法被别人重复。
两个人读同一个文本，各自“解构”出完全不同的东西，谁对？
他那套东西里没有裁决的办法，而且他认为不该有。
于是实际发生的事是：解构在学院里被复制成了一套腔调。
1980 到 1990 年代美国文学系那批“解构批评”，多数是在套公式：找一个二元对立，指出它可以被颠倒，然后说意义在延宕中滑动。
德里达本人对这种复制并不满意（他多次拉开距离）。
而他没有办法挡住它，理由跟上一章德勒兹是同一条：他没有可援引的判据。
回到那张纸条。
用他那套东西读它，读得极准： 它的意思在两个词之间互相推，永远定不下来；它从写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可以被任何人拿去读；我们三个人那个下午，正是在“播撒”。
而那个下午之后，我们做了一件事：
我妈说，去五斗橱看看。
我们去了。里面有那本相册。
这件事不推翻德里达的任何一条。 那张纸条的意思仍然没有被“确定”——也许我爸写的是表，只是相册恰好也在那儿。
可我们手上有了一个东西。
而这就是本章要指认的那一步：他把“意思不能被最终固定”论证到了底，于是“暂时钉一下、然后去看看”这个动作，在他那套东西里没有位置。
不是他反对这个动作（他当然也会去五斗橱看看）。是他那套东西讲不出它。
一套只能讲“意思永远在滑”的学说，讲不出“我们今天按这个理解办，错了再说”。
反驳一：他晚期明确讲了“正义不可解构”，讲了责任、决定、见证、宽恕。他不是只讲滑动。而且他说过一句关键的：一个决定之所以是决定，正因为它不能由规则自动推出来——如果能推出来，那是计算，不是决定。
这条反驳是本章最硬的一条，而且它用的是他最好的那一部分。
我让一步：他晚期那套东西极有分量，而且“决定不能由规则自动推出”这一句，本书完全接受——《萌芽》第三十一章那条“判据不能代替做完那一段”说的是同一件事。
而要说的是他那一句的一个后果。
如果一个决定的分量正来自它无规则可依，那么“把决定的理由记下来”这件事，价值就被削弱了。
因为记下来的理由，下一次会被当成规则用。
而在他那儿，那恰恰是决定的堕落——变成了计算。
这就是本书跟他之间那个真正的分歧点，而且它是可以被说清的：
他担心的是：一旦有了可援引的先例，人就不再真正做决定了，只是在套用。
而本书要说的是：有了先例，人仍然要做决定——只不过他得多做一件事：说明为什么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
这正是第十一章讲过的判例制度里那个动作：区分。
一个法官面对先例，可以援引，也可以区分——而区分要写明理由。
于是先例不但没有取消决定，它提高了决定的要求：你不能只是随手判，你得说清楚为什么这个案子不适用那一条。
这一点我认为是德里达那个担心的正面回答：记录不会取消决定，它让决定变得更难、也更认真。
反驳二：你举那张纸条，最后你们去五斗橱找到了相册——你拿一个“碰巧找到了”的结局，去反驳一套关于意义的哲学。如果那天你们去了、什么也没有呢？
这条反驳戳的是我这一章最取巧的地方，我得认。
我让一步：如果五斗橱里什么也没有，这一章的结算就不成立了。 而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纸条，找了一辈子也没找到那个“老地方”。
而我要把那件事的意义换一个说法，换成一个不依赖结局的说法：
要紧的不是我们找到了，是我们有一个可以去看的地方。
那三个“老地方”——五斗橱、铁柜、小屋——是有限的三个，而不是无限多。
为什么只有三个？ 因为我爸在那三个地方住过、待过，而这件事是我们知道的、可以互相核对的。
也就是说：那张纸条的意思虽然在滑，可它滑的范围是被一堆事实框住的。
德里达说得对：没有一个办法可以从那张纸条本身推出唯一的意思。
而本书要说的是：意思的范围可以被外面的东西收窄——他住过哪儿、他提过什么、他生前跟谁说过话。
那些东西不在纸条上，在别处。
而“别处”能起作用，靠的是它们也被留下了：户口本上的地址、旧照片、我妈的记忆。
一份记录的意思不能被它自己固定，可以被别的记录收窄。
这一句是本章的结算，也是本书对德里达那一记的正面回答。
反驳三：你在第八节那个回答里说“一份记录的意思可以被别的记录收窄”。可按他的论点，那些用来收窄的记录同样会滑，于是你只是把问题推给了更多的文本。你没有回答他，你只是换了个说法。
这条反驳是本章第十节第一个洞要承认的那件事，可它在这里要先被正面处理一次。
我让一步：从逻辑上说，他是对的——用文本去固定文本，是一个无穷后退。我那个回答不构成一个论证。
而我要把本书的立场说清楚，因为这是全书唯一一处本书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站不住的地方：
本书那三句不是一个关于“意思如何被固定”的理论，是一套关于“下次怎么办”的手续。
两者的分别在这里：
一个理论要成立，得能挡住所有的反驳。
一套手续要管用，只需要它比没有它好。
那天下午，我们手上有三个“老地方”。
如果我爸什么也没写，我们连三个都没有。
从“无限多种可能”到“三种”，这个收窄不是逻辑上的确定，是实际上的减少。
而实际上的减少，就是手续的全部价值。
德里达证明了没有任何记录能达到“确定”。
本书要的从来不是确定，是“比没有好”。
这个立场是低的，而且我认为它必须低——一套自称能达到确定的手续，才真的会被他那一记打垮。
结算一句新话： 德里达把“一份记录会脱离写它的人”这件事讲到了底——这是二十位里对本书第三句最有力的一记质疑，而且它说对了：记下来的东西照样会散。 而他没有讲的是：一份记录的意思不能被它自己固定，可以被别的记录收窄——而这恰恰是“多记一点”的理由，不是“记了也没用”的理由。
跟“语音中心主义”吵。 第三节讲过：西方哲学偏爱说出来的话，因为说话的人在场。
跟结构主义吵（1966 年那篇）。他说结构主义预设了一个不被质疑的“中心”。这一记开了后结构主义。
跟奥斯汀与塞尔吵（1970 年代那场论战）。奥斯汀讲言语行为，把一些用法（舞台上的台词、引用）排除在“正常”之外，说它们是“寄生的”。德里达说：那些“寄生的”用法不是例外，恰恰是一切语言都具备的那个性质——可重复、可脱离场合。
塞尔写文章反驳，德里达回了一篇长得多的文章。 这场论战以两边互相认为对方没读懂告终——而它成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互相不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跟伽达默尔吵——1981 年巴黎那次（第十一章记过）。
跟“马克思已经死了”这个说法吵。 1993 年《马克思的幽灵》：在苏东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最响的时候，他站出来说马克思的幽灵还在，而且必须还在。
五场吵的共同形状：他每一次都去找那个“被排除在外的东西”，然后指出整套东西靠它撑着。
而这一手用在本书身上会是这样：本书那三句把“可记录的理由”放在中心，把“不可记录的那部分”放在边缘；德里达会说——你那套东西真正靠的是那些记不下来的东西。
这一记我认为他说得对，而《萌芽》那场对话（第三十一章）已经被同样的一记顶过一次（“写得下看哪儿，写不下看多久”）。
塞尔（1977 及此后）——对手阵营。
第八之二节讲过。他的核心指控大意是：德里达把一些简单的观点用极其晦涩的方式说出来，而且误读了奥斯汀。
这一记敲在“站住”那一格： 你那套东西没法被清楚地陈述，因此没法被清楚地反驳。
要记一笔：1992 年剑桥大学要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时，一批分析哲学家（包括奎因、马库斯等）公开写信反对，理由大意是他的工作不符合学术的清晰与严谨标准。 那次投票通过了，但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两个阵营之间那道缝有多深。
哈贝马斯（1985，《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对手阵营。
他的批评大意是：德里达把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线抹掉了，而这样一来，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论证的那一面。
这一记敲在“分刀”那一格。
（要公道地记：两人晚年和解，2000 年之后合作过，还一起就伊拉克战争发表过共同声明。这件事本身值得记——两个对立了十几年的人，最后在一件具体的事上站到了一起。）
从“政治有效性”那边来的批评（1980 年代起，多位）——部分同阵营。
批评大意是：解构在学院里变成了一种无尽的文本游戏，它拆掉了一切可以据以行动的立场。
这一记敲在“回写”那一格： 拆完之后按什么办。
而这一记是本章唯一落在回写格的一记，也是本书总论预言二说的那一格。
三记合起来：一记说陈述不清（站住），一记说抹掉了论证（分刀），一记说无法据以行动（回写）。
预言二第三个读数：三记中一记在回写格。 而前两位（福柯、德勒兹）各是零记。三位累计：九记里一记在回写格。
预言二目前看不成立。照实登记。
这一章前面说过，“解构”今天的意思跟他那个几乎无关。用三句查一遍这件事，因为它是本书第四条后果（没有回写挡不住误用）在二十位里最严重的一个样本。
什么条件下算“这是一次解构”不成立？
他没给。 他给过一些否定的说明（解构不是方法、不是批判、不是分析、不是拆毁），可他没有给一条肯定的判据。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解构不是我做的事，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意译）——解构是文本自己在解构自己，读的人只是把它显出来。
这句话极漂亮，也极致命。
因为如果解构是“已经在发生的”，那任何一次阅读都可以自称是在让它显出来。
由谁判？ 无人。
记在哪儿？ 无。
结果是可以被观察的：1980 年代美国文学系那批论文，套路化到了一个程度，以至于有人用它开玩笑——找一个对立、翻过来、说意义在延宕。
1996 年那件著名的事（一位物理学家把一篇胡编的文章投给一份文化研究刊物并被发表），矛头虽然不直接针对德里达，可那件事的能量来自同一个处境：一个领域里没有可援引的判据，于是分不清认真的工作和套路。
而这里有一个很残酷的对照：
德里达本人的阅读，是二十世纪最细致的阅读之一。 他读卢梭、读胡塞尔，细到一个词、一个标点。
而他那套东西传出去之后，变成了最粗的那一层。
本书在第十三章讲库恩时说过：库恩能说“你们用错了”，因为他有一个更窄的原义可以拿出来。
德里达不能，理由跟德勒兹一样（上一章第八节反驳二）：他那套东西的主张之一就是意思不能被作者固定。
他被自己的论点堵住了嘴。
这是本书全书最尖锐的一个案例：一个人论证了“作者管不住自己的文本”，然后他的文本证明了他是对的。
而这件事本身不构成对他的反驳——它恰恰是他的论点的实证。
本书能说的只有一句：他说对了，而代价是这套极精细的功夫，在传播中只剩下一个空壳。
误读一：解构＝拆毁、打倒。
第五节第二件讲过。他一辈子在纠正这个，没纠正过来。
误读二：“文本之外无一物”＝世界不存在。
他明确否认过。那句话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是脱离一切脉络被直接给出的。
误读三：他是相对主义者，认为怎么读都行。
这一条要特别用力挡，因为它跟本书的判断直接冲突。
他明确说过解构不是“怎么都行”：一次好的解构必须建立在极细致的阅读上——你得先比谁都懂那个文本，才谈得上解构它。 而且他说过“正义不可解构”。
本书判他“三句全空”，不是因为他主张怎么都行，是因为他没有给出一条可以被别人援引的判据来分辨“细致的阅读”和“套公式”。
这两件事要分清楚。
他会认出的东西：今天“文本脱离作者”这件事，已经是所有人每天的经验。
一句话被截图、被转发、被放进另一个语境、被拿去证明一件跟原意相反的事——这正是他 1967 年讲的那个“可重复性”，而且规模是那时候的几百万倍。
他会说对，而且这一记今天比任何时候都准。
而他会面对一个新的形态：今天的“作者不在场”，跟他讲的那种不一样。
他讲的是：作者不在场，所以读者可以自由地读。
今天的情况是：作者不在场，而有一套机制替所有人决定这段话被放在哪个语境里读。
一句话被推给什么人、跟什么内容排在一起、被打上什么标签——这些不是读者的自由阅读，是一套排序的结果。
在他那儿，文本脱离作者之后，进入的是一个开放的场；今天它进入的是一个被安排的场。
而这个分别正好把本书那第三句变成了一个更紧迫的要求：那套安排的规则，什么条件下改、由谁、记在哪儿。
他会不会接受这个要求？
我判断他会，而且他有现成的理由：他自己写过《档案热》，他知道“谁有权保管档案”就是权力本身。
只不过他那本书讲的是档案的问题，不是档案的必要。
德里达拆的是“一样东西就是它自己”。下一章的利奥塔拆的是另一样：那些用来给一切别的说法提供正当性的大故事。
科学为什么值得做？ 因为它带来进步、带来解放、带来人类的自我实现——这些大故事是无数具体做法的正当性来源。
利奥塔说：这些故事不灵了。
而他那本《后现代状况》（1979）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性质：它是受一个政府委托写的一份关于“知识状况”的报告。
一份报告，要交给人看，要有结论。
第十七章要看的是：一个被要求交出结论的人，怎么处理“没有大故事可依”这件事。
结算。 回到我爸那张纸条。
“那个东西在老地方”——七个字，一个下午，三种可能。
德里达把这七个字里发生的事讲透了：它的意思在两个词之间互相推，永远定不下来；它从写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归写它的人管了。
而我们最后去了五斗橱，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那儿住过十几年。
那张纸条的意思不能被它自己固定；它是被别的东西——户口本、旧照片、我妈的记忆——收窄的。
所以“记下来没用”这个结论不成立。
成立的是另一句：一份记录靠不住，几份互相收窄的记录才靠得住。
而这恰恰是“多记一点”的理由。
第一个洞。 我在第八节说“一份记录的意思可以被别的记录收窄”，这句话是本章的结算，可它有一个我没处理的麻烦：那些用来收窄的记录，它们自己也需要被收窄。
户口本上的地址要靠别的东西证明它没写错，我妈的记忆要靠别人的记忆核对——这是一个无穷后退，而德里达正是靠这个后退立论的。
我给的回答是“实践中它会停下来”（我们去五斗橱看了看），可“实践中会停”不是一个论证，是一个事实描述。
这个洞我补不上，而且它可能是本书全书最深的一个洞：本书主张的那套东西，理论上站不住，实践中管用。
如果有读者认为这就等于本书垮了，我没有反驳的办法。
第二个洞。 本章的家常例是“我爸留下的纸条”，涉及一件私人的事。
按《萌芽》的纪律：不渲染不幸。 我在写的时候尽量只用它的形式（七个字、三种可能），不写别的。
而我要承认：用一件跟亲人去世有关的事做例子，天然会带来一种分量，而那种分量跟论证无关。
这跟《萌芽》第二十九章处理马克思那一节末尾承认过的是同一个毛病：借一件沉重的事给自己的论点加分量。
我保留这个例子，因为它确实是“记录脱离作者”最纯粹的一个形态；但我把这个自我指认写在这里。
预言一登记。 德里达：什么条件下重议——无；由谁——无；记在哪儿——他写了一本关于档案的书，而那本书讲的是档案的权力问题，不是档案的必要。 三句全空。
判为无修订程序。
累计：无修订程序 13，有修订程序 3（杜威、西蒙东、库恩）。
预言一（不超过五位）：还剩两个名额，还有四位没写（利奥塔、罗蒂、罗尔斯、哈贝马斯）。
而按本书卷二登记的那条规律（拿什么当例子决定落点里有没有人）：利奥塔拿叙事、罗蒂拿对话，该是无；罗尔斯拿立宪、哈贝马斯拿论辩，该是有。
如果这条规律准，预言一最后的读数会是五位——正好压在线上。
（第十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