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区的业主群建了六年。
六年里，这个群什么也没定下来过。
聊过地下车位该怎么分，聊过物业费该不该涨，聊过要不要换物业，聊过电梯广告的钱去了哪儿。每一件都聊得很热闹，有人查资料，有人发照片，有人讲别的小区怎么做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而这个群没有散。
六年里进进出出几百人，现在还有四百多。每天还在说话——谁家丢了猫、门口新开了家店、明天停水、有人问装修队靠不靠谱。
有一次我跟一个邻居抱怨说这群一点用没有。他说了一句话，我后来想了很久：
“没用啊，可要是没这个群，出点什么事都不知道找谁。”
去年夏天停电，那一晚群里最有用。 谁家有老人需要帮忙、哪个单元的电梯里关了人、抢修队进来没有——全在群里。
一个六年没定下任何一件事的群，那一晚起了作用。
这一章的主角，一辈子在替这种东西说话。
一个说“别再找地基了，接着谈就行”的人，他那套东西里，谈话在哪儿结账？
上一章的利奥塔说：大故事不灵了，而且没有共同的判准——他认为这件事很严重。
罗蒂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的基本态度是：我们本来就没靠那些地基过日子。 一群人能不能相处、能不能把事办了，靠的是习惯、共同的处境、互相说服——从来不是靠一个哲学上的根据。
所以他的主张是：别再找那个根据了，接着谈就行。
这一章要问的是：接着谈，谈到哪儿算数？
因为本书那三句里的第一句（什么条件下重议）跟第三句（记在哪儿），都预设了一件事：这一次谈出了一个东西，它算数，直到下一次被推翻。
而一场永远接着谈、从不结账的对话，跟一个六年没定过事的业主群，是同一个形状。
土壤。 罗蒂（1931—2007）生在纽约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活跃的社会主义者，跟托洛茨基派有往来。 他家里书多，客人里全是搞政治的知识分子。
他自述过一件事，很有意思：他少年时对野生兰花着迷，能认出上百种。 他后来说，他一直想把“对兰花的那种私人热爱”和“为正义做点事”这两件事统一起来，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他认为这两件本来就不必统一。
这个放弃，是他全部哲学的种子。
那一刀，是一次叛变。
第一拍：他是分析哲学出身的，而且是科班中的科班。 芝加哥大学、耶鲁博士，1961 年起在普林斯顿哲学系任教——那是当时美国分析哲学的重镇之一。
他编过一本很有影响的文集《语言学转向》（1967），那本书几乎是分析哲学的宣言。
第二拍：1979。 《哲学与自然之镜》出版。
这本书拆的是分析哲学自己的地基：他说整个近代认识论建在一个图像上——心灵是一面镜子，认识就是准确地映照外物。 而这个图像不是被论证出来的，是被一个比喻俘虏的结果。
这本书出来之后，他在哲学系里的处境变了。 1982 年他离开普林斯顿哲学系，去弗吉尼亚大学做人文学科的教授——不在哲学系。1998 年又去斯坦福做比较文学。
这一条要划重点：二十位里，他是唯一一个从一个行当的中心走出去、而且是主动走的人。
第三拍：1989。 《偶然、反讽与团结》。这本书给了他最有名的那个形象：“自由主义的反讽者”——一个人可以一边对自己那套最看重的说法保持怀疑（知道它们是偶然的、历史的），一边坚决地反对残酷。
站住。 他的说法在哲学系之外传得比在哲学系里广——文学、政治理论、公共讨论。
回写没能写回的地方。 他晚年花了很多精力写政治评论（《筑就我们的国家》1998），呼吁美国左翼回到具体的改良工作。而他那套哲学里，没有一处告诉人：一场谈话谈出来的东西，怎么算数。 第七节要处理。
第三节提到他 1982 年离开普林斯顿哲学系。这件事要单独一节，因为它是二十位里唯一一次，而且它跟本书的题目直接有关。
先说清楚这件事有多不寻常。
普林斯顿哲学系在 1960 到 1980 年代是英语世界分析哲学的重镇之一。 一个在那里有终身教职的人，在那一行里处在最中心的位置。
而他写了一本拆这一行地基的书，然后走了。
去哪儿？ 弗吉尼亚大学，职位是“人文学科教授”——不属于任何一个系。 十六年后又去斯坦福，挂在比较文学。
他自述过大意：他不想再跟同事们争那些他已经不认为值得争的问题。
这件事有三层，本书逐层记。
第一层：他是用脚投票的。 一个人可以在一个行当里写文章反对这个行当，继续领这个行当的薪水、用这个行当的资源、享受这个行当的位置。 他没有。
第二层，而且更要紧：他走出去之后，那套东西在哲学系里几乎没有传下来。
今天美国的哲学系，主流仍然是他反对的那一路。 他的书在文学系、政治理论、公共讨论里被读得多，在哲学系里，他常常被当成一个“已经处理过的案子”。
用《萌芽》的话说：他撬开了，可他撬开的那一下没有落在它该落的那个行当里。
第三层，也是本章要预告的：他走出去这件事，本身就是他那套主张的一次实践。
因为按他的看法，一个行当的问题不是被论证掉的，是被人们不再觉得值得谈之后慢慢没的。
而这正是本章第七节要指认的那一步：不结账的转变，靠的是人走、人换、人不再关心。
这跟第十三章库恩那个“靠反对者死去”是同一个机制。
两位说的是同一件事，而罗蒂比库恩更进一步：他把这个机制当成了正常的、不必被替代的。
在对话的持续本身——而且他明说，不要再往下找了。
先把他拆的那个东西说清楚。
《哲学与自然之镜》的核心：他说认识论有一个隐喻做地基——心灵是一面镜子。
知识是准确的表象；哲学的任务是擦亮这面镜子、检查它有没有哈气。
而他说：这个图像是十七世纪才成形的（笛卡尔、洛克那一路）；在那之前的哲学不是这么想问题的。
也就是说：认识论那些看起来永恒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外部世界存在、感觉是不是可靠），不是人类思想的永恒问题，是一个特定图像带出来的问题。
图像换了，问题就消失了——不是被解决，是不再被问。
这一手跟维特根斯坦是一路的（第二章：哲学的活儿是治疗，治好了问题就消失）。
而他往前走了一步，走到了本章的落点上：
既然没有镜子，那么“我们的说法对不对”就不能靠“跟实在对不对得上”来判。
那靠什么？
他的答案是：靠我们互相说服。
一个说法之所以被接受，不是因为它符合实在，是因为在这群人当中，它经受住了别人的质疑、它比别的说法更好用、它让我们能把事往下办。
他有一个说法：不要问客观性，问协同性（solidarity，也译团结）。
回到那个业主群。
群里争一件事的时候，没有人能搬出一个“客观正确的答案”。 车位该怎么分、物业费该不该涨——这些事没有一个摆在那儿等着被发现的正解。
有的只是：谁说的话更多人听得进去，谁举的例子更让人信服，最后大家怎么办。
罗蒂说：这就是全部，而且这已经够了。
第一件：拆掉“心灵是镜子”这个图像。 上一节讲了。
第二件：协同性优于客观性。
不要问“这是不是符合实在”，要问“我们这群人能不能在这一点上一起往下走”。
家常话：群里争装修队靠不靠谱，最后靠的不是“客观评价”，是三个用过的人出来说了话。
第三件：自由主义的反讽者。
反讽者：一个人知道自己最看重的那套说法是偶然的——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他会信别的。 他对自己的终极词汇保持怀疑。
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残酷是我们能做的最坏的事。
他说这两者可以并存，而且应当并存：你可以既不相信自己有绝对的根据，又坚决地反对折磨人。
家常话：一个人可以说“我说不出为什么不能欺负人，这就是我受的教养”，同时绝不去欺负人。
这一件是他对“没有地基怎么办”这个问题最正面的回答。
第四件：小说比哲学更有用。
他说，让人不去做残酷的事，靠的不是论证，是让人看见别人在受苦——而这件事小说比哲学做得好。 他反复举狄更斯、纳博科夫、奥威尔。
家常话：跟一个人讲一百条道理，不如让他认识一个当事人。
第一节讲那个群六年没定过事，第四节讲互相说服。这里再推一层。
去年那个群里发生过一件事，值得记。
有人提议给单元门装个密码锁。 这次不一样：提议的人做了三件事。
第一，他去问了三家做锁的，把报价发在群里。
第二，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接龙：同意的在下面接一下名字和门牌号。
第三，他写了一句：接龙到本周日晚八点截止，超过二十户就去找物业谈，不够就算了。
三天，接了二十六户。
周一他去找了物业，两个月后锁装上了。
这是那个群六年里唯一办成的一件事。
而他做的那三件，恰好是本书那三句。
什么条件下重议——他写死了一个失败条件：“不够二十户就算了”。 这一句极要紧：它让这件事可以失败，因此可以成功。
由谁——接龙的那二十六户，门牌号在那儿，可以被核对。
记在哪儿——那条接龙消息还在群里，翻得到。
而这三件没有一件是哲学，也没有一件难。
一个小时的功夫。
罗蒂那套东西描述那六年描述得很准：没有客观正解，只有互相说服。
而那一次之所以成了，不是因为说服得更好——那次讨论其实比车位那次冷清得多。
是因为有人给那场说服安了一个结账处。
本章的全部意思就在这两件事的对照里：同一个群，同一批人，同样的说服方式；有结账处的那一次办成了，没有的那些，六年。
土壤：有，而且是“我们这群人的习惯”这一片。
这一格他跟伽达默尔（第十一章）很近——两位都把落点放在已经在那儿的共同体上。
分别在于：伽达默尔认为传统里有值得敬重的权威，罗蒂认为传统只是“我们碰巧这么长起来的”，没什么可敬的，也没什么不好。
分刀：有，而且他的刀是一种特别的刀——重新描述。
他的做法不是论证对方错了，是换一种说法把整件事重讲一遍，让对方那套问题显得不值得问。
这一手极有效（《哲学与自然之镜》整本书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它有一个性质：它没法被反驳，只能被另一种重新描述顶回去。
站住：这一格他做得不错——他的东西好读、好懂、好引用。
二十位里他是文笔最清楚的一位，而且他自己把清楚当成一种美德（这跟他分析哲学的出身有关）。
回写：三句全空，而且是他明说不要的。
什么条件下重议？ 无——在他那儿，一个说法被换掉，是因为人们不再觉得它好用，而“好用”没有判据。
由谁？ 我们这群人，而“我们”是谁没有边界。
记在哪儿？ 无。
而要公道地说：他不是没想到这些，他是认为找这些东西是那个老毛病的延续——总想给对话找一个外部的支点。
罗蒂一辈子说自己是杜威的传人。而本书第五章判杜威“有修订程序”，是二十位里的第一个“有”。
两人并排看一次，因为这一对是本书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一对：同一个源头，一位判有，一位判无。
| 杜威（第五章） | 罗蒂 | |
|---|---|---|
| 反对什么 | 旁观者式的认识论 | 同一件（心灵是镜子） |
| 落点 | 探究的共同体 | 我们这群人的对话 |
| 什么条件下重议 | 有：这个结论在新处境里不管用 | 无：不再觉得好用，而“好用”无判据 |
| 由谁 | 有：受影响并参与探究的那群人 | 无：“我们”，无边界 |
| 记在哪儿 | 无 | 无 |
| 判 | 有 | 无 |
接走的：反对符合论、反对旁观者、把落点放在一群人身上。 这三件他接得很完整。
没接走的，恰恰是让杜威判“有”的那两句。
为什么？
因为杜威那两句来自一件罗蒂不关心的事：探究的那五步。
杜威讲的不是“大家聊天”，是一个有结构的过程：不确定的处境 → 把它变成一个问题 → 提出解法 → 推演 → 试 → 结果。
而“把它变成一个问题”那一步是有判据的（第五章顶住战三讲过：说不清不对劲在哪儿，就还没进入探究）。
罗蒂把这套东西整个化掉了。
在他那儿，杜威被读成了“反对哲学传统、主张对话”的先驱——而那五步、那个“有保证的可断言性”、那个作为过程的探究，被当成了杜威身上残留的科学主义。
这是本书见过的最清楚的一次“接走一半”。
《萌芽》第九章讲洪堡时立过这个说法：被接走的总是能装进现有行当的那一半。
而这一次接走的人不是行当，是一个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罗蒂有意地留下了杜威的态度，丢掉了杜威的工序。
而那两句，就在他丢掉的那一半里。
方式二：往边界推——他把边界画在“我们”上。
这一节要指认那一步：发生在他用“我们”这个词的那些地方。
他那套东西的核心动作是：把“这是对的”换成“这是我们能接受的”。
而“我们”是谁？
他的回答大意是：我们，指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受过某种教育、生活在某种制度下、认同某些做法的人。 他不为这个“我们”找根据，他认为找不到，也不必找。
他甚至坦然接受“种族中心主义”这个标签（他自己用过这个词，意思是：我们只能从我们这儿出发，没有别的地方可站）。
这一步是诚实的，而且比很多假装中立的说法诚实。
而它同时把那三句关掉了。
回到那个业主群。
群里的“我们”是谁？ 四百多个人，随时有人进有人出，从来没有人清点过。
一件事“大家都同意”，是指谁都同意？ 那天在线的三十个人？发言的五个人？群主？
没有人知道，而且没有人问过。
于是每一次“大家觉得”，实际上是“当时说话的那几个人觉得”。
而这正是那个群六年没定下任何事的原因：不是大家不想定，是没有一个“定”的办法。
什么算定了？ 没有规定。
谁能定？ 没有规定。
定了记在哪儿？ 没有。
于是每一轮讨论都是新的一轮。
罗蒂那套东西描述这个群，描述得极准：没有客观正解，只有互相说服，而且这个群确实有它的用处（停电那一晚）。
而他那套东西讲不出那六年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他那儿，谈话不结账是常态，不是问题。
这就是他那一步的实情：他把“别找地基”这件事，推到了“也别要结账处”。
而这两件不是一件。
不要地基，是不问“我们凭什么最终正确”；不要结账处，是不问“这一次我们定了什么”。
前者可以放弃，后者不能——放弃了它，一群人就只剩说话，没有做事。
反驳一：他晚年花了大量精力写具体的政治改良——他呼吁左翼别再做文化批判，回去搞工会、搞立法、搞具体的分配改革。一个主张“只谈不做”的人不会写那种书。
这条反驳用的是他最实在的那一面，而且我得先认。
我让一步：《筑就我们的国家》（1998）那本书极其实在。 他批评美国学院左翼三十年只做文化批判、不碰经济不平等，他说那不是政治，是一种自我安慰。
他那本书里全是具体的：工会、最低工资、税制、具体的立法。
而这里要说一句一件事：那些具体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从他那套哲学里推出来的。
他自己也明说：哲学跟政治没什么关系，一个人可以持任何哲学立场同时做好的政治。
这句话是诚实的，而且很可能是对的。
可它同时意味着：他那套哲学对“怎么把一件事定下来”一句也没说——他关于那件事的看法，来自他的政治判断，不来自他的哲学。
而本书查的是哲学那一侧。
这一条跟本书第十四章讲福柯那个监狱信息小组、第十章讲阿伦特的公开通信，是同一个形状的第七次出现：实践里有那三句，理论里没有。
而罗蒂这一次最特别：他不但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明确主张两者本来就该分开。
反驳二：你拿那个业主群说他，不公平。他讲的是一个社会怎么维持它的道德进步，不是一个四百人的群怎么定车位。他那套东西的单位是几十年、几代人的说服。
这条反驳指出我可能把他的尺度用错了，必须答。
我让一步：他讲的确实是大尺度的事——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奴隶制怎么从“天经地义”变成“不可容忍”。 那个转变不是靠论证，是靠几代人的重新描述、靠小说、靠让人看见受苦的人。
这个描述我认为是对的，而且比“人类终于发现了奴隶制违反人权”那种说法准确得多。
而要说一句那个大尺度的转变里，有一件他没讲的事：那些转变最后全部落进了法条。
废奴不是靠大家的感觉变了就完成的——它落成了宪法修正案、落成了判例、落成了一条条可以被援引的东西。
而那些东西有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修宪程序）、由谁（立法机构与法院）、记在哪儿（法典与判例汇编）。
“感觉变了”是漫长的、说不清的、罗蒂讲得极好的那一段。
而“落成法条”是那一段的终点，也是它能被守住的原因。
一个只讲前一段的人，会让人以为道德进步是一场纯粹的说服；而实际上说服之后必须有人去把它写死，否则下一代人要从头说服一遍。
反驳三：你那个密码锁的例子，恰恰是罗蒂会举的例子——一群人互相说服，最后办成了一件事，没有动用任何哲学根据。你拿他的例子来反对他。
这条反驳很巧，而且它有一半是对的。
我让一步：那件事确实没有动用任何地基。 没有人论证“公共安全的正当性来源”，大家就是觉得装个锁挺好。 这完全是罗蒂描述的那种事。
而有一件事要说那个例子里有一样东西，是罗蒂那套描述不要求的：一个事先写死的失败条件。
“不够二十户就算了”——这一句不是说服的一部分，它是说服之外的一个装置。
它做的事是：给这场说服规定了一个终点，以及一个可以输的方式。
而罗蒂那套东西里，一场对话没有输赢，只有继续。
这个分别在那个群里看得极清楚：
车位那次，吵了两个星期，没有截止时间、没有算票的办法、没有“多少算够”——于是它不是被否决的，它是自己散掉的。
密码锁那次，三天，有截止、有名单、有门槛——于是它成了。
同一批人，同一种说服方式。
所以这个例子不是罗蒂的例子，它是罗蒂那套东西加上三句之后的样子。
而这正是本书对他的全部主张：他讲的那一半（互相说服、没有地基）是对的，而且是必要的；缺的是另一半，而另一半很便宜。
结算一句新话： 罗蒂把“别再给对话找地基”这件事讲得最清楚，而且他是二十位里唯一一个从自己那个行当的中心主动走出去的人——这需要一种少见的诚实。 而他把“不要地基”推成了“也不要结账处”：不要地基是不问我们凭什么最终正确，不要结账处是不问这一次我们定了什么；放弃前者可以，放弃后者，一群人就只剩说话。
跟认识论吵——这是《哲学与自然之镜》。 他要拆的不是某个认识论学说，是“认识论”这门学科本身的正当性。
跟分析哲学吵，而且是从内部。 他说分析哲学把自己当成了一门严格的学科，而它其实只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一种写法。 这一记让他在自己的系里待不下去。
跟“真理符合实在”吵。 他接受戴维森与奎因那条线：我们没有办法跳出语言去比较“我们的说法”和“实在本身”。
跟学院左翼吵（第八节反驳一）。代表说法：文化左派在系里做批判，而工会在外面垮掉了（大意）。
跟利奥塔吵（上一章记过一记）。他认为利奥塔把没有元叙事这件事搞得太悲壮。
五场吵的共同形状：他每一次都说“你们在为一件不必要的事操心”。
而这一手用在本书身上会是这样：你那三句是又一次想给人类的对话找一套保险；对话不需要保险，它一直就这么过来的。
本书的回答在第八节反驳二：对话不需要保险，可对话的成果需要一个落处——否则每一代人要重新说服一遍。
普特南（1980–90 年代多处）——同阵营内部，而且是老朋友兼长期论敌。
他的批评大意是：罗蒂那套“只有协同性没有客观性”的说法，自己站不住。 如果我们说一个信念“对我们有用”，“有用”本身就预设了某种不只是“我们碰巧这么觉得”的标准。
这一记敲在“站住”那一格，而且是本章最重的一记。
哈贝马斯（多处）——对手阵营，但立场相近的那一边。
他的批评大意是：罗蒂把真理完全还原成了“我们认可的东西”，于是失去了批判现有共识的支点。 一个社会如果全体一致地同意一件坏事，罗蒂那套东西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说它错。
这一记敲在“回写”那一格： 你那套东西没有办法修订“我们”本身。
（哈贝马斯在第二十章有一章，到时用同样的三句查他。）
从左边来的批评（1990 年代起，多位）——部分同阵营。
批评大意是：“我们自由主义者”这个说法，把没有被算进“我们”的人排除在外了。 而他明说不为这个“我们”找根据，于是那些要求被算进来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援引的东西。
这一记敲在“土壤”那一格： 你那片“我们”是怎么划的？
三记合起来：一记说“有用”预设了标准（站住），一记说没法批判共识本身（回写），一记问“我们”怎么划的（土壤）。
预言二第五个读数：三记中一记在回写格。
拆落点五位累计（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罗蒂）：十五记中三记在回写格。
预言二判负。 拆落点那五位挨打的位置，并不主要在回写格，而是散在站住、土壤、分刀、回写四格上，其中站住格最多。
照实登记，结语结算。
卷三的拆落点一队到这里写完了。趁这一章，把五位摆一次，因为一个共同的形状已经完整了。
| 拆的是什么 | 靠什么材料 | 拆完给了什么 | 三句 | |
|---|---|---|---|---|
| 福柯 | 分类与制度 | 档案（敕令、章程、平面图） | 无（主动不给） | 全空 |
| 德勒兹 | 固定这个动作 | 哲学史、艺术、人类学 | 逃逸线（一种态度） | 全空 |
| 德里达 | “一样东西就是它自己” | 被校勘了两千年的文本 | 责任、正义不可解构 | 全空 |
| 利奥塔 | 大叙事 | 殖民地经验、语句理论 | 作证（半句） | 半句 |
| 罗蒂 | 哲学的自我形象 | 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传统 | 接着谈 | 全空 |
三个共同点，本书按重要性排：
第一，五位全部靠“被保管下来的东西”吃饭。
档案、著作、校勘过的文本、殖民地时期的记录、哲学史。没有一位能在一个什么也没留下的地方做他的工作。
而没有一位把“要留痕迹”写进自己的主张。 这一条第十六章已经升级成了卷三的核心判断。
第二，五位拆完之后给出的东西，全部是态度，不是手续。
逃逸线、作证、责任、接着谈——每一样都是“人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没有一样是“下一步该做什么”。
而态度有一个性质：它无法被交接。 一个人可以保持警惕，他的继任者不会自动保持。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五位的东西，全部在传播中变成了修辞。
“解构”“规训”“根茎”“后现代”“反讽”——每一个词今天的通行用法，跟它原来的意思都隔着一层，而且隔的方向一致：从一套极细的工作，变成一个褒贬的标签。
五位里有三位（库恩不在这一队，但情况相同）生前就在纠正误用，没有一位纠正过来。
理由本书已经说过两次：他们没有可援引的判据，因此没有立场说“你们用错了”。
而这一条正是本书那三句里第一句的用处：一个说得清“什么条件下算它不成立”的概念，能自己挡住一部分稀释。
误读一：他是相对主义者，认为怎么说都行。
他一辈子否认这个标签。他的说法是：说“没有绝对标准”跟说“任何标准都一样好”是两回事。 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有些说法就是比另一些更经得住质疑。
误读二：他反对真理。
不准确。他反对的是“真理是跟实在符合”这个图像，不是反对说某些话是真的。他认为“真”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中完全没问题，出问题的是把它变成一个哲学目标。
误读三：他是后现代主义者。
他自己不太接受这个标签，而且他跟法国那几位的气质完全不同——他写得清楚、明白、几乎没有术语。 他从杜威和分析哲学来，不从海德格尔和索绪尔来。
他会认出的东西：今天的公共讨论，几乎就是他描述的那个样子——没有共同的地基，只有一群群人各自互相说服。
而他会面对一件他没有预见的事，而且这件事对他那套东西是致命的：
他假设了一件事：只要接着谈，说服就会慢慢发生。
他讲的那个大尺度的道德进步（奴隶制、女性地位），靠的是几代人之间的重新描述——而重新描述要有一个条件：不同的人能听见彼此。
而今天的情况是：同一个社会里的人，看见的东西不一样。
不是观点不同，是材料不同。 各自被推送不同的事实、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人的苦。
他说“让人看见别人在受苦，小说做得最好”——而今天决定一个人看见谁在受苦的，不是小说，是一套排序。
在这种情况下，“接着谈”不会自动导向说服，它会导向两群人各自谈得更热闹。
那个业主群就是最小的样本：四百人，每天说话，六年什么也没定，而且因为从来不结账，同一件事每年都要重吵一遍。
他那套东西的前提（谈着谈着就会变），在一个不结账的环境里不成立。
而让谈话能结账的，恰恰是他认为不必要的那几件：什么算定了、谁能定、定了记在哪儿。
卷三的拆落点一队到此为止，五位写完。五位的共同形状，卷末会登记。
下两章是这一卷的另一队：罗尔斯和哈贝马斯。
而罗蒂正好是通向罗尔斯的那道门。
因为罗蒂特别喜欢罗尔斯，而且他读罗尔斯的方式很特别：他说罗尔斯不是在论证一套普遍的正义原则，是在把“我们这些人已经认下的那些直觉”整理成一套融贯的东西。
这个读法对不对，第十九章要正面处理。
而两人的分别正在本章的题目上：罗蒂说接着谈就行；罗尔斯说，谈到某一步，要把它写成一套可以被执行、也可以被修订的程序。
按规矩，批评完要说清收下了什么。
本书从罗蒂这里收下一件，而且它直接约束本书那三句怎么被使用。
那件东西是：不要把手续讲成有根据的。
本书主张写判点、立落点、留记录。 一个很自然的下一步，是给这套东西找一个根据：因为这样更理性、因为这样才能逼近真理、因为这是发生的本来面目。
罗蒂会说：别找了，而且找了会坏事。
为什么会坏事？ 因为一旦那套手续有了一个哲学根据，它就变成了不可质疑的东西——谁反对它，谁就是反对理性。
而那正是本书最怕的下场：三句变成第二阶段那些落点一样的东西，被当成给定的。
所以本书要按他的说法，把自己的地位写低：
那三句没有根据。
它们不是理性的要求，不是发生的本质，不是任何东西的必然。
它们只是一群人在几百年里、在工程、医学、法律、文献学那些地方，为了不必每次从头再来，慢慢攒出来的几个习惯。
它们管用，是因为试过很多次；它们可能不管用，而且在某些场合确实不管用（第十七章末尾那一条：对付得了没想到，对付不了故意）。
这个自我定位是罗蒂给的，而且本书认为它是对的。
一套自称有根据的手续，迟早会变成它自己要撬的那个东西；一套明说自己只是“试过管用”的手续，可以被随时扔掉——而正因为可以被扔掉，它才值得被用。
结算。 回到那个业主群。
六年没定过一件事，而它那一晚停电的时候起了作用。
罗蒂说对的那一半：一个不结账的群，照样有它的价值——它让人认识彼此，让信息流得动，让那一晚有人被找到。
而六年里那些吵过的事，一件也没往前走。
车位还是那么停，物业费还是那么收，电梯广告的钱还是没人说得清。
一个群可以既有用又什么也定不了。
而如果那六年里，哪怕有过一次：三十个人投了票、结果发在群公告里、写明“某年某月，关于某事，三十票对十票，暂按此办，一年后重议”——
那么第二年，那件事就是从这儿往下走，而不是从头再吵。
不要地基可以，不要结账处不行。
第一个洞。 我在这一章用一个业主群去量一位讲几代人道德进步的哲学家，第八节反驳二已经承认这是尺度错配，而我保留了这个例子。
理由是：我认为那两个尺度上的毛病是同一个。
而这个“我认为”是没有证据的。 一个四百人的群六年定不了事，跟一个社会几十年的道德争论，很可能是两回事——前者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投票功能，后者缺的是别的东西。
如果这两件不是同一个毛病，那本章对他的批评就落空了大半。
第二个洞。 本章第九之三节说“今天的人看见的材料不同，所以接着谈不会导向说服”。
这句话是我的判断，而且它有一个我没处理的麻烦：这个判断本身，正是今天被争得最凶的判断之一。
有人说信息环境确实分裂了；有人说这被夸大了，实际上多数人接触的信息比从前更杂。
我没有能力判定哪一边对，而我在第九之三节把它当成了前提用。
读者可以把那一节整个打折：如果信息环境并没有那么分裂，那么罗蒂那套东西比本章说的要站得住得多。
预言一登记。 罗蒂：什么条件下重议——无（一个说法被换掉是因为不再好用，而“好用”无判据）；由谁——“我们”，而“我们”无边界；记在哪儿——无。
三句全空，判为无修订程序。
累计：无修订程序 15，有修订程序 3（杜威、西蒙东、库恩）。
按卷二那条规律：他拿“对话”当例子，而他的对话没有结账处 → 没有人（没有可指认的“谁”）→ 无。规律核准，第十次。
预言一（不超过五位）：还剩两个名额，还有两位（罗尔斯、哈贝马斯）。
也就是说：预言一在写完之前已经不可能被推翻了——最多正好五位。
这一条要在结语里正面处理：一个已经不可能被推翻的预言，是一个坏预言。 它说明本书那三句的门槛设得太高，或者名单选得让它必然成立。
（第十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