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E UNIVERSES
全部目录查看原版第65页本单元学习与义生讨论

著者原文 · 王德生、胡志英 · 统稿精排版 v1.2

对话三 生成词库与系统多义:同一份报告怎样承载不同规定

一 从一句没有明显歧义的话开始

设想一个评审小组讨论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装订得很厚,正文提出一项结论,附录保存支持结论的材料。评审员说:“这份报告很厚,而且很有说服力。”本篇将持续分析这个设想,不把它当作已经调查过的语言事实。“厚”暂按印本厚度理解,“有说服力”指论证能够支持所讨论的结论,排除仅凭装帧造成印象的读法。

两个谓词显然没有对同一方面作判断。增厚纸张可以改变前者,却未必改变后者;纠正一个关键推理,可以改变后者,却不改变纸张。另一方面,句子也没有随便拿一叠厚纸和另一份有力论证拼在一起。被称为厚的印本,必须与被评价的内容具有恰当对应。“同一份报告”既允许差别,又限制差别怎样相连,这才是需要解释的对象。

因此,列出报告的物质义与内容义只是开始。理论还要说明为什么它们能由同一表达共同承接,哪些推断可以跨越两方面,哪些不能。SDE若只说这里有多元,尚未超过词汇语义已有的问题意识。更值得研究的是:当印本、内容和评审记录出现不一致时,哪种对应必须被恢复,这种对应又怎样进入报告的具体意义。

二 强制、共组合与共述承担不同任务

Pustejovsky将词汇知识组织为有结构的资源,名词的构成、类别、功能和来源能够参与组合。类型强制处理函数要求与论元类型不匹配时的转换;共组合则让论元也参与规定组合结果,并非只有动词单向分配意义。他用烤土豆与烤蛋糕说明,状态改变与制作结果的差别可以由整个组合解释。[Pustejovsky 1991,第6节]

这些词汇角色组织的是可供组合调用的知识,不能直接等同于SDE的主体、客体和互动三属性。角色名称里有功能或来源,也不表示已经提出与本书相同的发生论承诺。

这些机制不能同“两个谓词谈论同一论元”的共述混称。对本篇例句,先要解释厚度判断和论证判断怎样共同指向报告;不能因为出现两个侧面,就宣布发生了两次类型强制。只有说明了采用的表示、谓词要求和对应操作,强制才是一项具体分析,而非多义的别名。

若把场景中的工作另写为英语finished the report,未明说的活动可以涉及撰写或处理报告;哪一种成立,还要看词汇结构和当前任务。SemEval的一项原始任务把直接满足类型要求的选择,与需要转换的强制分开,并将DOCUMENT到EVENT列为finish的标注类型之一。[Pustejovsky等 2010,第3至4节]这里借英语材料辨明机制,不据此宣布中文“完成报告”必有同一推导。

报告也不是动词作用下毫无贡献的容器。“把报告修改得更有说服力”中,什么算修改成功,受内容组织及所要求结果共同限制。依共组合的思路,不能把全部解释都预存为“修改”的一个特殊义项。这是本书的分析方向,尚不是对该汉语构式已经完成的形式证明。共同规定可以发生在词汇组合内部,SDE必须承认这一近邻。

三 最强的词汇解释不会把两个侧面拆散

现在为对方建立较强的解释。模型区分印本与信息内容,同时保存印本实现何种内容的关系;厚度谓词取得物质方面,论证评价取得内容方面。两项判断通过有约束的对应共同适用于报告。模型也能允许同一内容有不同印本,不能因为它写出两个变量,就指责它把报告割裂成毫无联系的实体。

共述研究还追问这种联系如何影响计数。Gotham不满足于说名词具有多个侧面,而在其学位论文中把个体化标准纳入组合解释,讨论物理副本与信息内容为何支持不同计数,以及共述怎样约束二者。[Gotham 2015,第1.2.3、2.1至2.3节]这一路线与生成词库相邻而非完全相同;它直接研究对象同一性,不能被归为只管词语形式。

在我们的场景里,把报告复印三份,可以交给三位评审员,却没有因此增加三项不同研究。反过来,把三个不同研究装订成一册,也没有让它们自动成为同一个论证。若记录只写“收到三份厚而有说服力的报告”,就要进一步确定“份”按印本还是按内容计数。不同内容也不当然等于相互独立的证据,独立性另有要求。

这些区别已经说明,稳定词汇结构并非简单义项清单。它可以保存共同指向、侧面差别和计数限制。若当前任务只是解释原句为什么可以理解,以及复印不增加不同论证,那么这种结构分析已有明确成果。把这份成果改名为客体、主体、互动三个方面,并不会自动增加解释。

同指关系还需要抵抗一种过宽解释。评审员手里拿着旧版,心中赞许的却是未装订的新稿,不能仅凭两者作者相同就恢复原句所暗示的对应。他可以改口说明旧版很厚、新稿更有说服力,但这增加了版本区分。共述允许一个词组织多个侧面,不等于允许分析者把任何相关对象汇入同一个指称。这一道限制本身就是词汇理论的解释力量。

四 被共同评价的究竟是哪一份报告

继续推进同一个设想。评审员拿到的印本包括正文和附录,电子目录却把附录标成另一份文件。有人删去电子附录,认为报告正文已经完整;复核者则指出,正文的一步推断依赖附录中的分类记录。此时印本厚度仍可测,句子也仍能理解,争议在于原先的说服力判断能否随删减后的文件一起交付。

要作判断,先把两种情况分开。若小组早已明确附录属于评价范围,删去它就是破坏既定对应,恢复文件即可修复。若先前只约定审查正文,后来才发现原检查方式无法核对关键依据,小组便需要重新确定报告的评价单位。前者沿用规则纠错,后者可能重组规则。两者都涉及操作改变,却不能都被夸大为新意义诞生。

在后一种情况下,“有说服力”可以从笼统接受结论,转为能够追查特定材料如何支持结论。与之一起明确的,还有谁能核对分类、哪些缺口必须请作者说明、附录怎样与正文建立稳定索引。对象范围、判断能力与检验过程在同一次修订中互相限定。这些是本书要求展开的三属性构成,不能把主体侧重缩成评审员更加满意。

这种形成也不只是给三个既成部分补上线。追问一条分类依据时,材料中原先被当作备注的区别成为需要审查的证据;评审员随之发现自己能够核对什么,作者也开始按可供他人复查的方式组织说明。证据对象与承担位置通过同一次核查获得更明确的边界。随后保存的索引可以离开当次参与者继续使用,这又把发生取得的区别转成新的公共资源。

修订也有边界。它没有让纸张厚度服从大家的意见,没有使一个无效推理因共同认可而有效。改变的是哪些内容被作为同一项可审查的报告,哪些过程足以支持当前评价。若附录实际无关,或原判断本来仅涉及一段局部论证,就应缩回重构范围。共同发生要说明具体判断的成立条件,不能把整个文件史一并收入每句话。

五 词项中的结构与结构的形成能否分工

生成词库完全可以把上述新关系写入表示:报告包含正文与附录,审查活动需要追踪索引,评价还受任务限制。这样,它可以继续组合出新的解释。Pustejovsky也把词汇语义放在更丰富的语境结构之中,并区分词汇机制提供哪些可用解释,与具体话语优先采用哪一种。[Pustejovsky 1991,第1、6节]不能先禁止它使用任务信息,再以缺少任务信息判它失败。

两者可以在这里分工:词汇研究说明某种稳定关系如何进入组合,发生学说明本次关系通过何种修订获得稳定。但分工不是天然划定的领地。同一模型也可能解释关系的学习和修订;同一发生分析也必须落实到表达的使用边界。理论名称并不决定谁有权研究哪一段过程。

真正的分歧出现在更强的主张上:如果某种解释认为,只要给出物质方面、内容方面及连接关系,就已经充分说明本次评价为何成立,SDE便要求继续检查连接的内容。它是版面相似、逐字相同,还是足以维持推断依据?三种关系可以不一致,只有把本次判断所需的关系说清,表示中的连接才不只是占位符。

反过来,SDE也不能要求每次称赞报告都重演整个审查史。索引可靠、范围明确、合格人员能够接续时,相关条件可以被封装。这里的多元不意味着每一方面都在变动,而意味着报告可被怎样评价,依赖某种有边界的共同成立。构成解释既要说明为什么需要重开,也要说明为什么多数时候可以沿用。

六 让两种解释面对完全相同的替换

可以把原件、复印件、删去附录的版本及全部审查记录同时交给两种分析,要求它们回答相同问题:哪些变化保留原句的厚度判断,哪些保留说服力判断,哪些保留“同一份报告”的身份?这是拟议比较,不是已经得到的数据。两方都能使用现有任务说明,均不得补入记录之外的特殊动机。

换厚纸而保持文字,可以改变厚度;改正关键依据而保持页数,可以改变论证质量;删去无关空白页,可能既减薄印本又保留论证。三属性共生不应预言这些结果必须同向。它要解释的关联,是判准如何得到共同支持,不是三个数值永远联动。若把任何独立变化都当作反例,又把任何相关变化都当作证明,比较就失去了固定对象。

再换一位能够依记录完成核对的评审员。若判断保持,SDE应解释角色能力的可替代,而不能坚持原个人经历不可缺少。若接手者只看摘要,判断根据便可能变化;但词汇模型只要保存审查范围,也能指出这个差别。两方作出相同区分时,应承认局部等效,而不是把对方新增的有效条件一律称为偷偷采用SDE。

剩下可比较的是解释是否预先标明关键条件。例如,附录索引失效时,该撤回哪一项评价,保留哪一项判断?若发生分析能从已说明的依赖关系定位修复,便提供了实质内容;若它只在结果出现后补写“纠缠改变”,就没有超过一般版本记录。检验必须允许这种不利结论。

修复结果也应分开记录。恢复丢失文件,可能只修复内容可获得性;发现推理本身错误,则要求修改结论,不能靠索引齐全挽救。双方若都能预先区分这两种后果,争议就不在谁发现报告具有丰富结构,而在是否还需要不同的构成承诺。形式模型把某些关系作为输入,并不等于哲学上断言它们自足存在;方法上的暂定必须与本体上的独立分开。

七 共述给存在论提出问题,却不替它完成证明

同一报告能承受异类谓词,说明意义的内部组织值得认真研究,却不能单凭这一点证明三属性存在论。共述所区分的物质与信息,不等于主体与客体;承载二者的联系也不自动等于互动属性意义。把这些结构直接套成三格,既误读词汇理论,也省略了本书自己的构成论证。

本书的积极任务,是说明报告作为证据对象、评审员作为可承担判断者、核查作为可继续过程,怎样在同一实践中取得相互适配的规定。其成果应当表现为可辨认的权限、范围和修复条件。如果稳定词汇表示与已有程序已充分解释这些区别,三属性分析又不能增加新的约束,那么在这个局部任务中就应收缩为兼容的解释立场。

这样,对话才能保留真正的难题。生成词库已经解释了语词怎样凭有限结构获得有约束的丰富解释;SDE要继续追踪的是,这些可被调用的结构怎样成为可依赖的稳定性。前者不因后者的追问而失效,后者也不能靠重复“生成”取得优势。只有把结构的沿用、失效与重建连接起来,系统多义才进入一项可共同推进的发生研究。

参考资料

Pustejovsky, James.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 409–441. 本篇核对第1节及第6节,特别是第421—425、426—430页。

https://aclanthology.org/J91-4003.pdf

Pustejovsky, James, Anna Rumshisky, Alex Plotnick, Elisabetta Jezek, Olga Batiukova, and Valeria Quochi. 2010. SemEval-2010 Task 7: Argument Selection and Coercio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emantic Evaluation, 27–32. 本篇采用第3节及第4节表1的任务规定,不引用系统性能作为SDE证据。

https://aclanthology.org/S10-1005.pdf

Gotham, Matthew Graham Haigh. 2015. Copredic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Individua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采用所访问PDF封面所标January 2015;核对第1.1、1.2.3、2.1至2.3节。本篇报告案例为作者自拟,不移植英文共述句判断为汉语实验结论。

https://discovery.ucl.ac.uk/1460158/1/MG-thesi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