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喜 1893 年在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讲吠檀多：宗教与科学不冲突，吠檀多是唯一与科学的结论一致的宗教——它不要求信超自然的东西，它讲的是可以被亲证（anubhava）的一元；他说宗教必须成为一门科学，可以被重复、被验证，方法是瑜伽——《胜王瑜伽》（1896）把帕坦伽利的《瑜伽经》讲成一套心灵的实验法：这是实验，不是信条，你自己做，自己看。
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1914–1919）：物质是在下面的意识，精神是在上面的物质；进化不止于人，超心智（supermind）要下降到物质里，把身体、生命、心灵一并转化；《瑜伽的综合》把哈达、羯磨、智、信各路瑜伽综合成整体瑜伽。他明说要与达尔文的进化对话，把进化读成意识的上升与神圣的下降两个方向。
甘地《我体验真理的故事》（1927–1929）：自传的题目本身是一个方法论宣言——真理是被体验（experiments，他自己的英文用的就是这个词）出来的；"对我来说真理是至高的原则"；他把非暴力（ahimsa）当作通向真理（satya）的唯一路径，把每一次绝食、每一次运动都当成一次试验，公开宣布目的与停止条件，失败了公开承认——1922 年乔里乔拉事件后他叫停不合作运动，公开说自己犯了"喜马拉雅般的错误"。他的《印度自治》（1909）批评现代文明。
拉达克里希南《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1939）、《理想主义的人生观》（1932）：宗教经验是直观的，哲学是对它的理性反思；印度的传统能给分裂的世界一个综合；他做过副总统与总统，也做过牛津的讲席教授。
甘地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了一串真跑。他的"试验"不是比喻：每一次都有公开的目的（要什么）、公开的方式（绝食几天、抵制什么）、公开的停止条件（对方做到什么就停）；做完之后公开结算，失败照登——乔里乔拉那一次，运动正在高潮，因为一群人烧了警察局，他停了，并且说错在自己，为此绝食五天。判负照登在一个政治领袖身上是极罕见的：政治的默认做法是把失败解释成敌人的阴谋。他还把土壤留在外面：判他的试验的不是他自己的良心，是印度这片地上发生了什么——暴力有没有减少、纺车有没有转起来、村子有没有变。
辨喜做对的是把路径引进宗教：瑜伽是实验，你自己做、自己看，不要信我——这是把现量立为宗教的判决方式，而且是可重复的现量。奥罗宾多做对的是把发生推到底：进化不止于人，物质本身要被转化——他不接受"精神在上、物质在下"的静态分层，他要两个方向的运动；这是发生学的宇宙论在印度现代最完整的一次。拉达克里希南把"直观—反思"分成两维，是土壤与规定的一对。
辨喜塌在借判决：吠檀多"与科学一致"——一致由科学判，这是借来的合法性（第 38 章太虚那一格）；一个传统一旦以"被科学证实"为自己的招牌，它的判决权就交出去了。而且他的实验没有可驳条款：瑜伽的亲证若不发生，是方法错还是修行者不够格？没有停止规则，一个永远可以归因于修行者的实验不是实验。
奥罗宾多塌在合并与不可证：超心智的下降是一条无法判负的主张——它还没有完全下降，所以现在看不见；任何反例都可以被读成"还没到"。他与德日进是同一格（第 50 章）：把路径直接读成土壤的目的，让进化替神圣说话。他的整体瑜伽把各路瑜伽综合，是合并的修行学版本。
甘地也有塌处，而且要说清楚。他的真跑有一个特别的结构：他既是试验者，又是被试验的材料（他的身体），还常常是判决者——绝食的效果由他判断对方是否"心变了"；1932 年为贱民选区问题绝食至死，安倍德卡尔在压力下签了浦那协定，事后指出：这不是心变了，这是被要挟。安倍德卡尔的批评是本书要记的一条：当试验者的手段是自己的生命，被试验的一方的"回应"就不再是自由的回应，读数被污染了。这是真跑的一种特殊失效：施压式的路径拿不到干净的外判。拉达克里希南塌在综合：印度给世界一个综合——合并，而且带高低。
甘地会问：我一生都在做你说的真跑——公开目的、公开方式、失败照登。可你说我的手段污染了读数。那你告诉我，一个没有枪、没有报纸、没有法庭的人，怎样让对面回应？你的"评估者在外"说得轻松，压迫者从不回来判自己。
这一问很重，答分三步，登一条。第一步：本书不否认你的政治判断，本书只判读数。绝食是路径，它是有效的政治路径；它不是干净的量具——用它取得的"回应"不能被读成"对方心变了"，只能被读成"对方在这个压力下做了什么"。你自己其实知道这个分别：你叫停乔里乔拉的时候，读的正是自己这一边的干净读数——我的人烧了警察局，这一条不能赖别人。第二步：安倍德卡尔的批评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他是从被试验的那一边说话的——那正是评估者在外：判一次试验的不是试验者，是承受它的人。你的方法里没有给这个位置留位子。第三步：本书对你的最高评价也在这里——你把自己的一生做成了公开的账本，这件事本身没有第二个政治家做到；《我体验真理的故事》是本书能找到的、一个人用一生记的四行账。登一条：本书说不出一种既有效又干净的路径——弱者手上的量具往往就是压力本身；这是三判决在权力不对称处的一个缺口，本书没有补上。记入附录 C。
奥罗宾多会问：超心智还在下降，你等不及就说它不可证。答：不可证不是说它假，是说它现在不在账上。给它一条可驳条款——什么情况下算它没有下降——它就上账了；不给，它就永远是候补席上的规定。
甘地把一生写成一串真跑：公开目的、公开停止条件、失败照登（乔里乔拉的"喜马拉雅般的错误"）——一个人用一生记的四行账。可当路径的手段是自己的生命，被试验一方的回应就不再自由，读数被污染：安倍德卡尔的批评是从承受者那一边来的外判，而甘地的方法里没有给这个位置留位子。辨喜把亲证立为可重复的判决，却没有停止规则；奥罗宾多的超心智没有可驳条款。
甘地那本自传值得单独拆一遍，因为它是本书能找到的、唯一一部用一生记的四行账（第 11 章）。
路径读数。 他记得极细，而且记的多数是失败：偷吃肉、偷钱、父亲临终那一夜他不在床前、在南非第一次出庭说不出话。一个政治领袖的自传通常是路径的成功史；他的是失败史，而且失败被写得比成功具体。
规定账向。 每一条他立的规矩，他都写了它从哪里冻出来：素食从母亲的誓言与伦敦的素食协会，禁欲从三十七岁那一年的具体处境，非暴力从南非的具体冲突。他的规定都有出处、有日期、有改口记录——书名里的"experiments"不是修辞。
外判形式。 每一次运动都公开目的、方式与停止条件：绝食几天、对方做到什么就停、什么情况下叫停。这一行是多数政治行动缺的。
外判结果。 乔里乔拉之后他叫停了正在高潮的不合作运动，公开说自己犯了"喜马拉雅般的错误"，并绝食五天。判负，照登，而且在最不利的时刻照登。
四行齐了，所以本书把他列为实例。而第四节那条批评也正因为四行齐了才能被提出来：安倍德卡尔看的正是第三行——用自己的生命做压力，取回来的"回应"读不出对方心里的东西。若甘地的账上不写方式，这条批评就无从提起。
这一节要说的最后一句是：一部记账的自传，比一部辩护的自传更难被辩护，也更难被推翻。 它把自己交出去了；而交出去的东西才谈得上被判。本书自己在第 53 章说的"外判还没有发生"，对照的正是这本自传——甘地的账被印度这片土壤判了七十年，至今还在判。
与辨喜分在两刀：借科学的判决；亲证无停止规则。与奥罗宾多分在不可判负与合并。与甘地分在一刀：施压式路径拿不到干净外判——承受者要有位置。与拉达克里希南分在综合与高低。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进第 9 章，作为真跑在一个人一生上的形态——公开目的、停止条件、失败照登。乔里乔拉：进第 9 章判负照登节，作为政治领袖公开认错的罕例。安倍德卡尔的批评：进第 9 章，作为"施压式路径污染读数"的判据，并进第 11 章移交——承受者是外判的位置之一。辨喜的"你自己做、自己看"：进第 2 章，作为亲证作为判决方式；无停止规则：进附录 B，作为一条通用失效（任何可归因于"你不够格"的实验都不是实验）。奥罗宾多：进附录 B，作为"无可驳条款的规定停在候补席"的样本。
孩子要一部手机，家里不给。他不吃饭。第二顿还不吃。母亲心疼，第三顿买了手机。
孩子得到了手机，可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给：是她想通了孩子需要手机（对方心变了），还是她怕孩子饿坏（她在压力下做了什么）。这两件事在孩子的账本上被记成了同一行，而它们完全不同——下一次遇到别的事，孩子会再用这个办法，直到有一天不灵；不灵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的读数从一开始就是脏的。
甘地在这个家里不是那个孩子，这一点要说清。孩子为自己要东西，甘地为别人；孩子没有公开停止条件，甘地有。可量具是同一个量具：用自己的身体做压力，取回来的回应读不出对方心里的东西。这个家里干净的读数是另一种——孩子把想要手机的理由写下来，父母把不给的理由写下来，约定三个月后按几件事看（成绩、作息、上次借手机还了没有），到期照单对。这样得到或得不到，他都知道自己得到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