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拉德·范·奥曼·蒯因（1908—2000）
一句话：我们以为每一句话都可以单独拿去和事实对质——对上了就是真，对不上就是假；其实一句话从来不单独出庭，它是和你全部的信念一起去的。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结果出来了，我会改哪一条？一个动作——被事实打脸的时候，看清自己实际上修补了哪一处。一个提醒——任何说法都可以靠改别的地方保住；能保住，不等于该保住。
你信一位医生的判断，做了检查，结果不对。你会怎么办？多数人不会立刻说“这医生不行”。你会想：是不是检查前没空腹？是不是这台机器有误差？是不是我描述症状时漏了什么？——你改了一堆别的东西，把那个判断保了下来。
你做了一个方案，预测这个月能涨百分之二十。月底数字出来，只涨了百分之三。你说：因为竞争对手突然降价，因为节假日，因为执行不到位。每一条理由都可能是真的。 可是请注意，同一套理由，可以无限次地用下去。
一个人相信某种养生法。朋友说，你看，隔壁老王照着做，还是病了。他答：那是他没坚持够，那是他吃错了顺序，那是他体质不同。
我们通常把这叫“找借口”“死不认错”。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那位医生、那个方案、那套理论，有时候真的是对的，而错的真的是那台机器、那个假期、那个没坚持的人。科学史上这种事有的是：一个理论被观测数据打脸，坚持它的人最后被证明是对的，错的是那台望远镜。 一个证据不对，到底该改哪一条？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自动的答案。
1951 年，一位四十三岁的美国哲学家发表了一篇二十来页的文章，说的就是这件事。他说：我们从来不是拿一句话去和世界对质的，我们是拿整个信念的网去的。 世界只在网的边缘顶你一下，告诉你“这里不对”；至于网里面哪一根线该换，世界不管——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分析哲学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它拆掉的，是一个从康德以来所有人都默认的区分，也是当时最有声势的那一派哲学的地基——而那一派，是蒯因自己年轻时最佩服的人建立的。这一章讲的事，比它听上去要贴身得多：它关系到你每一次“被事实打脸之后，到底改了什么”。
土。 1908 年，蒯因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一座造轮胎的工业城市。父亲是制造业的工程师、后来自己办厂，母亲当过小学老师。
他少年时最大的兴趣不是哲学，是地图和远方：他集邮，画地图，读旅行书，十几岁就自己编过一份地理小册子拿去卖。这件事值得记一笔，因为它跟了他一辈子：他后来去过一百一十八个国家，会用六种语言做演讲，写过一本旅行回忆。他讲课时喜欢举外国地名和外语的例子，学生常常搞不清他到底在讲逻辑还是在讲地理。 一个一生在最抽象的领域里工作的人，同时是一个热爱具体地名的人。
路。 1926 年他进奥柏林学院。选专业时他问一位学长：数学里有没有哪一块是“讲道理”的？学长提到了罗素（第八章）。他就照着这个线索走：数学＋数理逻辑。1930 年毕业后去哈佛读博士，导师是怀特海（第十一章）——就是《数学原理》的另一位作者。他两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那年二十四岁。
他和老师的风格完全相反。怀特海写“世界是一场一场的事”，句子绵长，术语自造；蒯因写得极干净，一个字都不肯多。他后来说起自己的写作标准，大意是：先想清楚，再用最少的字说出来。
形状。 一个最年轻的哈佛逻辑学博士。
回写。 那份对“讲道理”的偏爱，和那份对“少即是好”的洁癖，成了他一辈子的底色。
土。 拿到学位后他得到一笔旅行资助，去了欧洲，一待一年多。这一年的行程，几乎就是当时逻辑学的地图：他在维也纳旁听了维也纳学派的聚会（第九章讲过那群把维特根斯坦的书当圣经读的人）；在布拉格跟卡尔纳普学了几个月；在华沙见到了波兰那批一流的逻辑学家。
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卡尔纳普。卡尔纳普当时正在做一件雄心勃勃的事：用逻辑把科学语言整个清理一遍，把哲学变成一门严格的技术活。蒯因后来说，卡尔纳普是他的老师，也是他一生最要紧的对话者；他还说过一句很动人的话，大意是：在我心里，他是这个时代主宰性的人物；我此后的许多工作，都是为了回应他。
请记住这一点：他后来最有名的那篇文章，拆的正是卡尔纳普的地基。 而两人一辈子保持着体面的通信和友谊。
路。 回国后他在哈佛任教。二战期间他去了海军，做了四年密码破译工作。他在军中的军衔一路升到少校；据他自己回忆，那四年他几乎没碰哲学，回来以后反而觉得脑子清楚了。
形状。 一个技术极硬的逻辑学家。
回写。 逻辑实证主义这套东西，经卡尔纳普和一批流亡学者传到美国，在四五十年代成了英语世界哲学的主流。而它最有力的批评者，就在同一所大学里。
土。 战后的美国哲学界。那套主流的说法很清楚，也很有吸引力：世上的句子分两种。一种靠意思就能定真假——“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你不用出门调查；另一种靠事实——“外面在下雨”，你得去看。哲学管第一种，科学管第二种；而所谓“形而上学”，两种都不是，所以是没有意义的胡话。
路。 1951 年，蒯因发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第一个教条，就是上面那条分界线。第二个教条是“还原论”：以为每一句有意义的话，都可以被翻译成一组关于直接经验的话。
他一条一条地拆。拆到最后，他给出了那个著名的比方：我们的知识是一张网，或者说一块布，只在边缘处和经验接触。 边上被顶了一下，你可以改边上的那根线，也可以往里改——甚至可以改掉数学和逻辑，只要你愿意付代价。反过来，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保住，只要你在别的地方改得足够多。
形状。 这篇文章成了二十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哲学论文之一。1960 年，他出了那本大书《语词和对象》。
回写。 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个纲领，此后再没有恢复元气。有人开玩笑说，蒯因是那一派最忠诚的学生，也是它的掘墓人。
土。 他在哈佛待了一辈子，直到 1978 年退休，退休后仍然写到九十岁。他教出了一代一代的美国哲学家。从他的课堂里走出去的人，后来在“意义”“心灵”“必然性”这几个题目上分头作战，其中好几位的名字会出现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
路。 他的路数很特别：他不认为哲学在科学之外、之上、之前。 他有一个说法叫自然化的知识论：与其坐在扶手椅上追问“我们凭什么知道外部世界存在”，不如去看看人实际上是怎么从感官刺激一步步得到那一整套关于世界的理论的——这件事该交给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去做，哲学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它们的裁判。
他生活极简单：一台老式打字机用了一辈子（据说他为了打特殊符号把上面几个键改掉了），不用电脑，不开车去远处，却飞遍了世界。他晚年有一句很像他的话：一个人写下来的东西，应该经得起被别人逐字追问；写不清楚，多半是因为没想清楚。
形状。 2000 年 12 月，他在波士顿去世，九十二岁。
回写。 他的回写有一个很整齐的形状：在英语世界的哲学系里，他是二战后最有影响的一个人——从他的学生和论敌里，走出了此后几十年分析哲学的大半个版图。同时，他在系外几乎没有名气：他没有一句能贴在墙上的口号，也不写给大众看的书。
前面二十一章数过各种回写。蒯因这一种可以叫掘墓人型：他从一套学说的内部长出来，用那套学说自己的严格标准，拆掉了它的地基。他没有另起炉灶，他只是把那把尺子用到了尺子自己身上。
老看法。 句子分两种。一种“靠意思为真”：“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三角形有三条边”——你不用出门看，光懂这些词就知道它是真的。另一种“靠事实为真”：“外面有一只狗”——非看不可。康德以来，几乎所有人都用这条线；到了维也纳学派那里，它成了整座大厦的地基：数学和逻辑属于第一种，科学属于第二种，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清它们，而形而上学两边不沾，所以是废话。
他怎么翻。 蒯因没有直接说“这条线是错的”。他做的是一件更狠的事：他请对方把第一种是怎么定义的说清楚。
“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为什么靠意思就真？回答是：因为“单身汉”的意思就是“未婚男子”，两者同义。那什么叫同义？回答是：两个词可以互相替换而不改变句子的真假。可是仔细一想，这个标准要成立，得先假定我们已经知道哪些句子是“靠意思为真”的——又绕回去了。
他一个一个地试：同义，定义，替换，语义规则——每一条解释到最后，都要用到另一条同样说不清的，绕成一个圈。他的结论很克制：我不是证明了这条线不存在，我是说，几十年来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不循环的说明；那么它就还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条——一个教条。
这一刀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姿势：他不是从外面说“你们错了”，他是接过对方最看重的那把尺——说清楚，不许循环——然后把它用在了对方的地基上。本书第十三章说过，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的错，是看一套思想的活口；这里补一条：一套思想最结实的检验，是让它自己的标准回过头来量自己。
打个比方。 有人跟你说，衣柜里的衣服分“正式”和“休闲”两类，界线分明。你问：怎么分？他说：正式的就是庄重场合穿的。你问：什么算庄重场合？他说：就是要穿正式衣服的场合。——衣服当然有正式和休闲之别，可这个分法不是一条能划在布料上的线，它是我们用出来的、模糊的、随场合变的。蒯因说的就是：“靠意思”和“靠事实”之间，也没有一条能划在句子上的线。
别误会。 他不是说“单身汉都是未婚的”和“外面有一只狗”一模一样。他承认前一句改起来代价极小，后一句代价大一点；有些句子改起来代价大到几乎不可想象（比如逻辑规律）。他的主张是：这是程度的差别，不是种类的差别。 中心和边缘之间是连续的，没有一道墙。
老看法。 一个理论由很多句子组成，每句话各自对应经验里的一块。做实验就是一句一句地检验：这句对上了，留；那句对不上，删。
他怎么翻。 他说，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你做任何一个实验，都不只用到了那条被检验的假设。 你还用到了仪器的原理，用到了一堆背景理论，用到了“助手没记错数”这个假定，用到了数学。所以结果不对的时候，逻辑上并没有规定你必须改哪一条。 你可以改假设，也可以怀疑仪器，甚至——极端情况下——修改数学或逻辑的某条规则。
于是有了他那个著名的说法：我们的信念组成一张网，只在边缘处和经验接触。 靠外的是关于具体事实的句子，被顶一下就容易改；靠里的是那些牵连甚广的——基本理论、数学、逻辑；改里面的要付大代价，因为一改，一大片都得跟着重排。但没有哪一根线是碰不得的。
打个比方。 第十三章讲过天王星那个例子，在这里正好当注脚：天王星的轨道和牛顿力学算出来的对不上。这是一个反例。当时的人没有扔掉牛顿——他们说：也许外面还有一颗没被发现的行星。结果他们找到了海王星，牛顿大获全胜。同一招用在水星上，找不到那颗“火神星”，最后是爱因斯坦改掉了更靠里的东西。同一个动作，一次是伟大的发现，一次是徒劳的补丁；而在事情做完之前，逻辑本身不告诉你哪一次是哪一次。
这里还有一个很日常的版本。孩子这次考砸了。可以改的线有一大把：他没用功；这次题偏；老师讲得不好；他最近睡不好；这门课他本来就不行；我们的辅导方式该换了。同一个分数，改哪一根线，后面三年会完全不同。 而分数本身，一个字也没说该改哪根。
别误会。 这不是说“怎么改都行，怎么说都成”。蒯因是个极硬的科学派，他一辈子相信科学是我们最好的认识世界的办法。他要说的是：科学的严格，不在于每一句话都能单独被事实一票否决；而在于整张网必须一起对付经验，而且要尽量简单、尽量少动干戈。 他给了两条很实在的准绳：保守（能少改就少改）和简单（同样能解释，选构造更省的）。
这是他后来那本大书里最有名的思想实验。
老看法。 每个词背后有一个“意思”，翻译就是找到另一门语言里意思相同的词。两个好翻译家译同一句话，会译得差不多——因为原文的意思是固定的。
他怎么翻。 他请你想象一个彻底翻译的场面：一位语言学家来到一个从没被接触过的部落，没有词典，没有中间人，只能靠观察。
一只兔子跑过，土著人喊：“Gavagai！”语言学家记下来：Gavagai＝兔子。
蒯因说：且慢。你怎么知道它指的是“兔子”，而不是“兔子的一个没被分割的部分”，或者“兔性在此显现”，或者“那边那一段兔子的时间切片”？请注意：在所有这些解释下，这个词被使用的场合完全相同——凡是有兔子跑过的时候，这几种说法都成立。你没有任何观察可以把它们区分开。
你当然可以再问：“这个 gavagai 和那个 gavagai 是同一个吗？”——可是要问出这句话，你已经需要知道他们语言里“同一个”“这个”“那个”怎么说了，而这些恰恰又要靠你已有的翻译方案。整套翻译是一起定下来的，没有一个词可以单独被验证。
结论就是翻译的不确定性：可以存在两套完全不同的翻译手册，它们对所有可观察的行为都做出同样的预测，却把句子译得互不相容。而且，他说，问“到底哪一套是对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根本没有一个“事实上的意思”在那里等着被找到。
打个比方。 你去一个陌生的团队，听他们开会。有人说“这个先挂起来”。你以为是“暂停”，其实在他们那里是“报上去等批”；你以为的“对齐一下”是开个会，其实是私下先统一口径。你不是学会了几个新词，你是在慢慢猜出他们整套做事的方式——而在你猜得差不多之前，任何单个词的翻译都是悬着的。懂一个圈子，从来不是查词典。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说翻译不可能、交流没有希望——他明说了，实际的翻译工作照样做得很好。他是说：翻译的成功，靠的不是找到了一个客观的“意思”，而是整套方案好不好用。第三，这个道理对同一种语言内部同样成立：两个说着同样的中文、用着同样的词的人，脑子里那套对应关系可以差得很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明说的是一个词”反而是最容易出误会的场合。 第二，这一条常被拿去支持“怎么读都行”，那是误用；他的要求恰恰极严：一套方案必须对所有可观察的行为负责。
老看法。 “世上到底有些什么”是个玄而又玄的问题：有没有共相？有没有数？有没有可能世界？这类问题永远吵不出结果。
他怎么翻。 蒯因给了一条极干脆、极实用的判据，写成了一句名言：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项的值。
翻成大白话：看你的句子里那些“有一个……”里面填的是什么。 你说“有一些素数大于一百”——你就承认了世上有数。你说“有一种病毒引起了这次疫情”——你承认了有病毒。你说“有一种精神在这个团队里流传”——这时候要问：你是真的承认世上有一样叫“精神”的东西，还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可以被改写成关于人的行为的句子？
能改写掉的，就不必承认；改写不掉、而你的最好理论又离不开它的，就得老实承认它存在。这句话有一个很省事的用法：凡是听上去很大的名词，先试着把它翻成一句“谁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 翻得出来，它就是一个说法；翻不出来，它要么是一样真东西，要么是一句空话，这时候才值得认真追问。 他自己是个极端的节俭派——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我喜欢荒漠般的景观。可是他也很老实：物理学离不开数，所以他承认数存在，尽管他不喜欢。
打个比方。 这就像给一套说法开一份物料清单。一个方案说“我们要提升团队的凝聚力”，清单上就多了一样叫“凝聚力”的东西。它是什么？能测量吗？能不能改写成“成员愿意为彼此多做一点、离职率低、遇到问题先当面说”这些具体的事？能，那清单上就划掉它；不能，那你就得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很多空转的讨论，做一遍这份清单就散了。而剩下没散的那些，才是真正值得开会的事。
别误会。 他不是主张“看不见的东西都不存在”。他的标准不是“能不能看见”，而是“你最好的那套理论，离不离得开它”。电子看不见，物理学离不开，所以它存在；某些哲学家造出来的东西，理论可以不要它，那就不必留着。这条标准反过来也拦得住一种常见的傲慢：你不能因为一样东西你测不到，就说它不存在；你只能说，我这套理论暂时不需要它。
场景一：事先说好，这次我会改哪一条。 你要试一个新办法——新的作息，新的销售话术，新的辅导方式。开工前，在纸上写两行：如果结果不好，我最先怀疑的是哪一条；我绝不会因为这一次就推翻的是哪一条。这两行字能防住人最擅长的一件事：事后挑一根最不心疼的线来剪。 这是第十三章波普尔那把刀的蒯因版：波普尔说要事先说清什么情况下算错，蒯因补上一句——还得事先说清错的时候改哪里。
场景二：看清自己实际改了哪一根线。 一件事出了偏差之后，回头看：我实际上修补了什么？是改了做法，还是只增加了一条例外？“这次是特殊情况”“这个客户比较难搞”“这批孩子不一样”——每说一次，你就在网上打了一个补丁。补丁本身不是错，可补丁攒到一定数量，就说明该动更里面的那根线了。
场景三：这句话，能不能翻成具体的事。 开会最容易出现的是一批无法证伪、也无法执行的词：赋能，抓手，心智，氛围，格局，主人翁精神。用蒯因那份物料清单过一遍：这个词，能不能改写成“谁、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 能，就直接说那件事；不能，就请说的人解释一下他到底承诺了世上有一样什么东西。这一招对家庭同样有效：“你要懂事一点”换成“你回家先把鞋放好”。
场景四：进一个新圈子，先猜整套，别抠单词。 新工作，新行业，孩子的新学校，一个你不熟的地方。别指望靠查几个词弄懂它。照“彻底翻译”的办法：多看，多待，大胆先立一套猜想（他们大概是这么办事的），然后拿它去撞——撞对了留着，撞错了整套调。懂一个地方，靠的是一整套方案好用，不是某个词译对了。
场景五：保守和简单这两条准绳。 面对一件说不清的事——孩子成绩忽然掉了，机器忽然出故障，一个人忽然变冷淡——人有两种毛病：一种是立刻推翻一切（他不爱我了，这台机器不行了）；一种是死守原来的说法，不停打补丁。蒯因的两条准绳正好夹住这两头：能少改就少改（保守），同样能解释就选那个更省的（简单）。 先找最省的解释，不行再往里改。
场景六：给做研究和带项目的人。 实验结果不对的时候，把所有“被一起检验的东西”列出来：假设、方法、样本、仪器、数据处理、执行。然后指出你打算修改哪一条，以及为什么是它而不是别的。这份清单写出来的团队，和只会说“这次没跑通”的团队，差的是一个量级。
场景七：别把“它还能被保住”当成“它是对的”。 任何说法都可以靠改别的地方保住——这是蒯因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也是最容易被用反的一句。它不是在教你怎样保住自己的看法，它是在提醒你：“我的说法还没被驳倒”这件事，几乎不提供任何信息，因为它永远做得到。真正要问的是：为了保住它，我已经付了多少代价？
场景八：同一份数据，先问对方的网。 你和一个人拿着同一份数据吵架，谁也说服不了谁。别再重复那份数据了，问一句：如果这份数据是真的，你会改你原来看法里的哪一条？ 如果他说“哪一条也不用改”，那这场争论就到头了——不是他不讲理，是这份数据在他的网上根本没有落点。反过来，这个问题也值得对自己问一遍。
蒯因改判的是知识的单位。在他之前，知识被想成一句一句的：每句话各自负责一小块事实，各自接受检验。他说：单位不是句子，是整张网。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这是本书里少见的一次——他把“土”讲成了一件可以精确讨论的事。
前面几位讲土，讲的是处境、身体、传统、共同的活法；那些都对，可都不好操作。蒯因的“信念之网”是同一件事的一个硬版本：你手里的每一个新判断，都不是单独成立的，它是靠一大片旧东西撑着的——背景理论，你信得过的仪器，你默认的常识。这张网就是一个人的土，而且它可以被具体地画出来：哪些在中心，哪些在边缘，改哪一根要连带改多少。
顺着这个，他还给了两件本书要直接用的工具。
第一件：改哪一根线，是一个要交代的选择。 事实只告诉你“这里不对”，不告诉你改哪儿。所以，每一次“修正”，其实都是一次没被说出来的决定。 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学科的品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里：出了问题，他习惯性地改哪一层？总改最外面那一层的人（都是执行的问题、都是运气不好），永远不会进步；动不动就推翻最里面那一层的人，什么也攒不下来。
第二件：物料清单。 “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项的值”，翻成本书的话是：你说一句话，就等于承诺了世上有某一类东西。 这是一件对着日常空话极好用的武器，第四节已经用过了。
还有一处，要和前一章对照着看。上一章伽达默尔和这一章蒯因，是两条河上的人，说的却是同一件事。 伽达默尔说：你不能清空成见去理解，你是带着整套东西去碰的。蒯因说：你不能拿一句话去见经验，你是带着整张网去的。一个用的是“视域”，一个用的是“信念之网”；一个从读古书出发，一个从物理学出发；两人几乎肯定没读过对方。这是全书里两条河离得最近的一次。 而且他们连结论都像：伽达默尔说理解必须冒被顶回来的风险，蒯因说整张网必须一起对付经验。
顺带把这条线拉全。本书第一编末尾说过，一片土上分出了三条河：现象学那一条，分析哲学那一条，实用主义那一条。到这一章，三条河其实都走到了同一个判断上：没有一个中立的起点。 胡塞尔的学生们说人早已在世界里（第十章），杜威说知道是做出来的（第七章），蒯因说没有一句话能单独出庭。三条河从不同的源头出发，在二十世纪中叶各自流到了同一片洼地里，而彼此并不知道。
蒯因的网是一张句子的网：命题和命题之间靠逻辑连着，边缘和感官刺激接着。这张网里没有身体（第十七章），没有共同的活法（第九章），没有制度和利益（第十八、十九章），也没有具体的人。
可现实里，一个人改哪一根线，常常不是由“保守和简单”决定的。一位工程师承认某个零件有问题，代价可能是整条产线停下、有人要担责；一位医生推翻自己三年前的判断，代价里有他的声誉。在蒯因的网上，改一根线的代价是逻辑上的；在人间，那个代价是要有人付的。
用本书第二章那三块地来说：蒯因把“脑子里想的”那块地画得极精确，另外两块地不在图上。 这不是他的错误，是他的范围；可用他的图去解释真实的人怎样改主意，就不够。真正的问题常常不是“逻辑上该改哪一条”，而是“这一条谁改得动、改了谁承担”。
如果任何句子都可以靠改别处保住，那么第十三章波普尔那把刀还锋利吗？一个理论被观测打脸，它的支持者总可以说：是别的条件不对。
蒯因自己是个科学派，他相信科学会自己收敛；可他没有给出一套判断“这次修补是进步还是耍赖”的手续。这件事后来由别人补：一个理论的修补如果让它长出了新的、可以被检验的预言（像海王星），那是进步；如果只是为了挡子弹、什么新东西也没长出来（像火神星拖了几十年），那是退化。
SDE 在这里的接法就是本书一路在用的那一条：判错条款要落在“事先”，不落在“事后”。 事后总能找到一根线剪；所以真正有效的做法是第四节场景一那件事——开工前说好，如果结果不对，我先改哪一条。 这一条把整体主义和判错条款接上了：承认一句话不能单独出庭，同时要求人事先承诺自己会先动哪一层。
“翻译的不确定性”是他最著名、也最被抵抗的一个说法。很多人的直觉是：这不对——我知道“兔子”是什么意思，我也知道对面那个人懂了我的话。
这里可以用本书一路讲下来的东西给一个不同的接法。第四章说过：名字是一根指针，它指着一束稳定下来的特征。 蒯因说“gavagai”的意思不确定，讲的是：光靠这根指针被使用的场合，定不出它指着哪一束。 这一点他说得对。但他漏掉了一样东西：那一束特征不是靠语言定的，是靠一起做事定的——你和那个部落的人一起打过一次猎，一起剥过一次皮，一起躲过一场雨，那些“兔子的时间切片”之类的读法就自己掉下去了。第十七章那个十五个月大的婴儿，第九章那个“痛”是怎么学会的——意思是在共同的活动里被钉住的，不是在观察句子的使用场合里被钉住的。
换句话说：蒯因证明了“只看语言，意思定不下来”；他没有证明“意思定不下来”。 定住它的，是语言之外的那片土。
第一处：那张网要加两层——改一根线要谁来改、谁承担代价。改不动的，不是因为逻辑，是因为没人担得起。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组织明明人人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却年年改那些最不要紧的地方——不是他们不懂，是那根该改的线上挂着人。
第二处：整体主义要配一条事先的承诺：出了问题我先改哪一层。没有这条，整体主义就成了万能的挡箭牌。
第三处：意思是在一起做事里被钉住的。所以跟一台只见过语言、没有和人一起做过任何事的机器打交道时，第十四章那句话在这里有了更准的说法：它的每一根指针都调得很准，可没有一次是靠一起做事钉住的。这一条今天有一个很实际的用处：跟它一起做事的时候，钉住意思的那一头必须由人来出——你得说清楚这件事做成是什么样、做砸了谁看得出来。指针再准，也不会自己长出那一头。
最后一句：蒯因这套东西，对今天最实在的一个用处，是让人对“证据”这个词谨慎一点。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手握证据的时代——每一方都能拿出数据、案例、研究。蒯因提醒的是：同一份证据，在不同的网上顶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两个人吵不出结果，常常不是因为谁不看事实，而是因为他们的网不同，于是同一个事实，各自改在了不同的地方。要吵得有结果，得把话题从“事实是什么”移到“你打算改哪一条”上。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最满——信念之网：一个硬版本的“土”，可以画出中心和边缘 | 网里没有身体、制度、利益，也没有具体的人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事实只说“这里不对”；改哪一根线，是一次要交代的选择 | 没有分辨“修补是进步还是耍赖”的手续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物料清单：一句话承诺了世上有些什么；靠意思和靠事实是程度之别 | 意思的确定，被限在语言之内考察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改里面的要付代价，改一片得重排一片 | 在哲学系外几乎没有名气：没有一句能贴墙上的话 |
“修补是进步还是退化”——拉卡托斯（第十三章提过）补上了这个判据。
“先假设对方说的是通的”——他的学生戴维森把这条做成了翻译和理解的一条硬规矩，叫宽容原则：你只能在“大体上他说的是真的”这个假定下，才可能给他的话找到意思。上一章伽达默尔那条“先假设它有道理”，在这里以完全不同的路数重新出现了一次。两条河再次碰头。
“知识论该交给科学去做”——这一条催生了后来的认知科学哲学；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如果哲学只是科学的一部分，那谁来问科学该不该做某件事？
“任何句子都能被保住”——库恩（第二十四章）会从科学史那边给出一个更具体的版本：科学家不是不改，是整套一起换。
“名字和意思”——克里普克（第二十九章）会在这里掉头：他认为名字不靠意思、不靠描述，而是靠一条从命名那一刻延续下来的因果链钉住的。这是对蒯因和整个二十世纪意义理论的一次反攻。
顺带交代一句卡尔纳普。他是被拆的那一位，可他留下的东西没有白费：把问题说清楚、把概念拆成可操作的部件、拒绝空话，这套手艺进了此后所有认真的哲学写作，也进了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早期工作。一套纲领可以失败，它的手艺不会。
第三编还剩最后一章。下一章的主角，是本书四十人里唯一一位方向相反的人：前面二十二位一直在把“本来就有”改判成“长出来的”，他要做的事正好倒过来——他说，语言不是学来的习惯，它是长在人身上的。
分析／综合 “靠意思为真”的句子和“靠事实为真”的句子。蒯因说：没人能不循环地说清这条线，所以它是一个教条。
教条 一个从没被证成、却被大家当前提用的信条。
整体主义 一句话从不单独接受检验；接受检验的是整张信念之网。
信念之网 我们全部的信念组成一块布，只在边缘和经验接触。边上易改，中心难动，但没有哪一根碰不得。
保守与简单 改动时的两条准绳：能少改就少改；同样能解释，选构造更省的。
中心与边缘 靠边的句子被顶一下就容易改；靠里的（基本理论、数学、逻辑）一改就要重排一大片。二者是程度之别，不是种类之别。
彻底翻译 没有词典、没有中间人，只靠观察去翻译一门全新的语言。
Gavagai 那个著名的例子：同一个词，可以译成“兔子”“兔子的一部分”“兔性显现”，而所有观察都分不开它们。
翻译的不确定性 可以有两套互不相容、却同样符合全部观察的翻译手册；问“哪套对”没有答案。
本体论承诺 你的说法里那些“有一个……”填的是什么，你就承诺了世上有那类东西。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项的值。
自然化的知识论 别坐在扶手椅上问“我们凭什么知道”，去研究人实际上是怎样从感官刺激得到整套理论的。
宽容原则 他的学生戴维森的规矩：只有先假定对方说的大体为真，你才可能给他的话找到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