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1928— ）
一句话：前面二十二位都在把“本来就有”的东西改判成“后来长出来的”；他反着来——他说，语言不是学来的习惯，它是长在人身上的一样器官。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这个本事，孩子是被教会的，还是他自己长出来的？一个动作——听一个三岁小孩说话，听他说错的那些地方。一个提醒——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未必是在用人的办法说话。
你家孩子两岁半，有一天说：“我昨天跑跑了。”“妈妈，那个杯杯掉下去了，是它自己掉的。”你笑了：小孩儿说话真有意思。
再过半年，他说出了这样一句：“如果奶奶明天不来，我就把这个留给她。”
你可能从没想过这有多怪。
第一，没有人教过他这句话。 这句话他从来没听过——不可能有人在他面前说过一模一样的一句。可他说出来了，而且语法正确。
第二，他犯的错，是有规律的。 “跑跑了”“吃吃了”“我把它拿拿走了”——你听着像是乱说；可你再想，他从没说过“了跑我昨天”这种胡话。他的错是在一套规则内部的错。
第三，最奇的一条。 我们把一句话变成问句：
“那个在哭的小孩饿了。” → “那个在哭的小孩饿了吗？”
再看一句更复杂的：“那个正在哭的小孩是我弟弟。”要把它变成疑问句，你得把哪个“是”提到前面去？——句子里其实有两个可以动的动词。一个三岁的孩子，从来没上过语法课，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规则，可他从不会把里面那个提出来。也就是说，他脑子里那条规则，不是“把前面碰到的第一个动词提到句首”这种按顺序数的规则，而是一条跟句子结构走的规则。
这件事就很难解释了。如果孩子是靠听、靠模仿、靠大人纠正学会说话的——那么，为什么全世界的孩子都不去试那个更简单、更省事的“数着来”的办法？ 他们没有试过，所以也从来没有被纠正过。他们是从哪儿知道不能那么干的？
1959 年，一位三十岁的年轻语言学家，写了一篇书评，把当时心理学界最有声望的一本书批得体无完肤。他的核心论证就是上面这件事。他说：孩子听到的话太少、太乱、太不完整，而他学会的东西太多、太精确；中间差的那一大截，只能是他自己带来的。
这个人叫乔姆斯基。他是本书里唯一一位还在世的主角当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本书第一个方向相反的人。前面二十二位都在拆“本来就有”；他说：有一样东西，还真是本来就有的。
顺带说一句：他还是过去六十年里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在世学者之一，同时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批评者之一。这两件事，他自己坚持说没有关系。本章两件都讲，也照他的意思，分开讲。
土。 1928 年，乔姆斯基生在费城。父母都是从东欧来的犹太移民，父亲是研究希伯来语语法史的学者，在一所师范学院教书。
这一点决定了很多事。一个从小在饭桌上听大人讨论“一个词在两千年里的形态变化”的孩子，对“语言有它自己的结构”这件事，有一种别人没有的直觉。他十二岁就读过父亲关于中世纪希伯来语语法的手稿，据他自己说，读得津津有味。
第二层土是政治。三十年代的费城，大萧条，工人运动，反法西斯。他有一位在纽约开报刊亭的舅舅，那个小书报亭是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常去。十岁那年，他在学校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写的是西班牙内战里巴塞罗那的陷落。 他此后八十多年的政治写作，源头就在这里。
他上的是一所杜威式的实验学校（第七章）——没有排名，没有竞争，孩子按自己的兴趣做事。他后来说，他一直到上了正规中学，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好学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总要加一句：在那所学校里，没有人问过“你排第几”，因为根本没有人排。
路。 他进宾夕法尼亚大学，本来打算读完就退学。是一位老师留住了他：泽利格·哈里斯，当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起初是因为政治上谈得来才跟他的。
哈里斯那一派的做法是：收集大量语料，然后用一套严格的程序，从中归纳出语言的结构。乔姆斯基照着做了几年，然后发现一件事：这套办法对付一门语言的语音和词形还行，一到句子就不灵了。 句子是无穷多的，你没法靠归纳把它们数完。
形状。 1955 年，他完成了一部近千页的手稿。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把其中的一小部分抽出来，1957 年印成了一本一百来页的小册子。
回写。 这本小册子叫《句法结构》。它出版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直到一位评论者写了一篇长书评，说这本书可能是语言学史上少有的几次真正的突破之一。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土。 1955 年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请注意这个安排：他不是在语言学系，是在一个做机器翻译和电子工程的实验室里。当时美国正大力投资机器翻译（冷战，要翻译俄语文献），而他本人从一开始就认为那件事做不成。
路。 1957 年《句法结构》出版。1959 年，他发表了那篇书评，批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大师斯金纳的《言语行为》。
行为主义是当时心理学的主流：心理学不该研究看不见的“心里的东西”，只该研究刺激和反应。人怎么学会说话？和鸽子学会啄按钮一样——发出某个声音，得到奖励（要到了饼干，得到了妈妈的笑），于是这个行为被强化，慢慢形成习惯。
乔姆斯基的书评说：这套说法用在人的语言上，每一个关键词都失去了原来的意思。什么算“刺激”？什么算“强化”？一个孩子自己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谁在强化他？而且最要命的是贫乏那一条：孩子接触到的语言材料，远远不足以支撑他最后掌握的那套规则。
这篇书评被认为是“认知革命”的宣言之一：心理学从此可以正大光明地研究“脑子里有什么结构”，而不只是研究行为。
1965 年，《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出版，那套后来被称为“标准理论”的东西成形了。
形状。 三十几岁，他已经把一门学科整个翻了个面。
回写。 语言学从一门“收集和分类”的学问，变成了一门“找规则、找普遍原理”的学问。而且，由于它宣称自己研究的是人脑里的东西，它成了新兴的认知科学的带头学科。
土。 越南战争。
路。 1967 年，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长文《知识分子的责任》。核心只有一句话，也是他一生政治写作的纲领：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揭穿谎言。 他说，知识分子享有别人没有的条件——时间，资料，发言的渠道——所以这份责任落在他们头上；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为自己国家的行为辩护。
他此后的做法非常一贯：拒绝交部分所得税，参加静坐，被捕过，上过尼克松的“政敌名单”。他说，当时他一度做好了坐几年牢的准备，妻子因此回去读了博士，以便能养家。她后来成了一位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学者——一个研究孩子怎么学会说话的人，和一个论证孩子不可能只靠学而学会说话的人，是一家人。
形状。 一个双重身份的人：语言学界的祖师爷，和美国主流舆论最不喜欢的批评者。
回写。 有一件事至今是他名声上的一处争议：七十年代末，他为一个否认某桩历史罪行的法国人的言论自由签了一份请愿书，还写了一篇文章说明“为某人说话的权利辩护，不等于同意他的观点”。这件事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至今被反复提起。
土。 他在麻省理工待了一辈子，九十多岁还在开课、写作、接受采访。2017 年后，他把一部分时间放在了亚利桑那大学。
路。 他的语言学理论，一直在往简单的方向改——这是外行最容易误解的一点。很多人以为“乔姆斯基的理论”是一套固定的东西，其实他每隔十几年就大改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把规则减少、把机制变简。
1981 年前后，他提出了原则与参数：所有语言共享一小批原则，各语言的差别在于几个“开关”的设定不同——孩子学母语，不是从零学起，是在开关上拨一拨。
九十年代以后，他提出了最简方案：能不能把语言能力压缩到只剩下一样最基本的操作？他给出的候选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把两样东西合成一样，然后这个合成的东西又可以被当成一样东西再合。这个动作可以无限套下去——他认为，语言之所以能造出无穷多的句子，靠的就是这一样东西。
形状。 一位年过九十、仍然在改自己理论的人。这一点值得敬重：多数人到了一定年纪，会开始守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
回写。 他的回写有一个很少见的形状：他的具体理论被不断推翻，包括被他自己推翻；可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成了一门学科的地基。 今天语言学界里有大量人不同意他的答案，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回答他问出的那个问题：人是怎么可能学会语言的？
前面二十二章数过各种回写。乔姆斯基这一种可以叫问题留下来、答案换掉型：一个人最持久的贡献，未必是他给的答案，而是他把一个问题问得足够尖锐，尖锐到后来的人不得不一直回答它。
老看法。 孩子学说话，靠听、靠模仿、靠大人纠正，靠一次次强化。语言是一套慢慢养成的习惯，和学骑车、学用筷子没有本质区别。
他怎么翻。 乔姆斯基说，把账算一算就知道不可能。
孩子听到的东西，很差。 大人说话磕磕巴巴，说半句，改口，用错词，夹杂着咳嗽和电视声。孩子听到的不是干净的教材，是一堆残次品。
大人几乎不纠正语法。 这一点有大量观察支持：大人纠正的是内容的真假（“不对，那是猫不是狗”），几乎不纠正结构；就算纠正了，孩子也不接受——有一段常被引用的对话，母亲纠正了八遍“nobody likes me”该怎么说，孩子第九遍照旧。
孩子从没听过的句子，他会说。 而且他一辈子说的绝大多数句子，都是他从没听过的。
最要紧的那一条：错误的种类不对。 孩子会犯的错是有限的几类（把不规则动词按规则来用，比如“跑跑了”）；而那些按“模仿加强化”应该大量出现的错——比如按顺序数着提动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他的结论：孩子进入这件事的时候，不是一张白纸。 他身上已经带着一套很强的限制，这套限制帮他在无穷多种可能的规则里，一下子排除掉绝大部分。他管这套东西叫普遍语法——不是一本人人脑子里都装着的语法书，而是一套“语言只能长成哪几种样子”的约束。
打个比方。 给一个人几十张模糊的照片，让他画出照片里那栋房子的完整图纸。照片太少、太糊，理论上能画出的图纸有无穷多种。可他画出来的，和别人画出来的几乎一样。唯一的解释是：他事先就知道“房子大体是什么样的”。
别误会。 第一，这不是说“语言天生”到不用学。孩子当然要学，而且必须在关键的那几年里听到真实的语言——他学的是词汇，是这门语言具体把开关拨到了哪一档。第二，这不是说人脑子里有一个“语言中枢”，可以在解剖图上指出来。他说的是一套功能上的约束，至于它在大脑里怎么实现，那是另一门学问的事。第三，这个论证一直有人反对，今天仍然有人反对——反对的办法只有一条：证明孩子听到的材料其实没那么贫乏、而且有别的机制能补上那一截。 后面第五节还要说。
老看法。 句子是一个词接一个词排出来的；理解一句话，就是按顺序处理这一串词。当时流行的模型是：每个词出现以后，决定下一个词出现的概率。
他怎么翻。 他用了几个例子，把这套说法一击而破。
第一个：一句从没有人说过的话，照样可以立刻判断它合不合语法。 他造了一个著名的句子：“无色的绿色想法狂怒地睡着。”这句话毫无意义，从没有人说过，按概率算应该是零。可任何说英语的人都知道它语法上是通的；而把这些词倒过来排一遍，得到的那句同样没意义的话，人人都知道它语法上不通。所以：合不合语法，和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人说过，是三件事。
第二个：套嵌。 “那个老师认识的孩子的妈妈打来了电话。”你可以一层一层往里套，套到人脑记不住为止；但记不住是记忆的限度，不是语法的限度。语法本身允许无限地套下去。任何只看“前一个词决定后一个词”的模型，都处理不了这种一层套一层的关系。
第三个：同一串词，两种结构。 “他们是飞行的飞机。”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他们是正在飞的飞机，或者，他们正在驾驶飞机飞行。词一个没变，意思完全不同。所以句子里必须有一样看不见的东西——结构——它不在词的排列上。
由此他提出：一句话有一个层次结构——词组成短语，短语组成更大的短语，像一棵倒着长的树。所谓语法规则，作用的对象是这棵树上的枝节，不是词的顺序。回到本章开头那个“把哪个动词提到前面”的问题：孩子之所以从不弄错，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规则本来就是按树走的。
打个比方。 一串珠子和一棵树。一串珠子上，每颗珠子只和前后两颗有关系；一棵树上，两片叶子可能隔着很远，却长在同一根枝上。人类的句子是树，不是串。
别误会。 这不是说人说话时心里在画树。他说的是：要解释我们实际会说什么、不会说什么，你不得不假定有这样一个结构。 结构是解释所需要的东西，不是人能内省到的东西。
老看法。 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实际说出来的话——录下来，统计，分析。
他怎么翻。 他做了一个划界：能力，指一个人掌握的那套语言知识；表现，指他实际说出来的话。
实际说出来的话里满是口误、结巴、说一半、被打断、记错。如果你只研究这些，你研究的是一堆噪音加信号的混合物。他的主张是：语言学该研究的是那套底下的知识，就像物理学研究的是没有摩擦力的理想情况，然后再来处理摩擦。
这个划界引出了他对语言最根本的一个判断：语言是一套有限的手段的无限运用。 你脑子里的词是有限的，规则是有限的，可你能造出的句子是无穷多的——因为规则可以套自己。这件事他认为是人类语言和一切动物交流系统之间那道真正的分界：蜜蜂的舞蹈、猴子的叫声，都是一个有限的清单，一个信号对一件事；人类的语言不是清单，是一台可以无限生成的机器。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是他晚年越来越强调的：语言首先不是用来交流的，它首先是用来思考的。 我们绝大部分的语言活动发生在自己脑子里，从没说出口。他说，如果语言是为交流设计的，它设计得相当糟糕——到处是歧义（“他们是飞行的飞机”），而歧义对交流有害；可歧义恰恰是那套生成机制的自然结果。这个说法争议很大，但它至少提醒一件事：把语言只看成一个通信工具，会漏掉一大半。
打个比方。 一副象棋。棋子是有限的，规则是有限的，可能的棋局是天文数字。你研究象棋，不该只统计已经下过的那些棋谱；你该研究那套规则。而且一个棋手最要紧的本事——看出局面——大部分发生在他脑子里，一步也没有落到棋盘上。
别误会。 “能力和表现”这个划界是他被批评最多的地方之一。批评者说：你把口误、语境、对话的实际过程统统划到了“表现”里，等于把语言最活的那部分请出了门。第五节会算这笔账。
他一生写了大量政治文章，销量远超他的语言学著作。这里只讲两件对普通读者最有用的。
第一件：宣传模式。 1988 年他和赫尔曼合写的《制造共识》提出：在一个没有审查、人人可以自由说话的社会里，舆论仍然可以高度一致——不是靠禁止，是靠过滤。他们列了几道过滤网：媒体归谁所有，靠什么赚钱（广告），消息从哪儿来（政府和大机构提供现成的通稿最省钱），说错话的代价（会被围攻的话题没人碰），以及一个公认的大敌人。
他说，经过这几道网，剩下的东西就已经足够整齐了，不需要任何人下命令。 而且更妙的一层是：正因为没有审查，这种一致显得格外可信——看，大家都这么说，而且没人逼我们。
他还有一个很尖锐的说法：真正的言论管制，不是不许你说什么，是把可接受的讨论范围划得很窄，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鼓励非常热烈的争论。 争论越激烈，人越觉得自己在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里；而那个范围本身，从来没有被讨论过。
第二件：知识分子的责任。 说出真相，揭穿谎言。他加了一条严格的要求：首先揭穿你自己这一边的谎言。 批评遥远的敌人是安全的，也是廉价的；有分量的批评，是指向你能影响的、也要为之负责的那一方。
打个比方。 一档热闹的辩论节目，正方反方吵得不可开交。看完以后你觉得：这真是个开放的社会。可如果你回头看这一整年的节目单，会发现所有的争论都在同一个很窄的区间里打转，而区间之外的问题，从来没有上过节目——不是被禁，是没人提。
别误会。 第一，这不是阴谋论。他们明说了：这是一套结构性的筛选，不需要任何人开会密谋。第二，他的政治判断本身有大量争议，从对某些国家的评估到本章第二节说的那件事；本书不替他辩护。可“宣传模式”这套分析工具，和你同不同意他的具体结论，是两回事。
场景一：听孩子说错的那些话。 找个机会，认真听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说话，专门听他的错。你会发现那些错极有规律：他把不规则的动词按规则用（“我跑跑了”），他把一条规则推得太广。这不是没学会，这恰恰证明他学会了规则——只有掌握了规则的人，才会犯这种错。这一条对看待所有学习都适用：一个人犯的错的种类，比他答对的题更能说明他脑子里有什么。批改作业时值得留意：错得乱七八糟的，是还没入门；错得整整齐齐的，是入了门、规则用过了头。
场景二：他是被教会的，还是自己长出来的。 孩子学走路，学说话，学认人脸——这些几乎不用教；孩子学识字、学算术、学骑车——这些非教不可。分清这两类，能省掉家长很多力气和焦虑：第一类你要做的是别妨碍（给足环境、给足真实的对话和走动）；第二类你要做的是好好教（次数、反馈、耐心）。 把第一类当第二类教，是拔苗；把第二类当第一类等，是耽误。
场景三：关键的那几年。 语言这件事上有一个很硬的事实：人在幼年有一段窗口，这段时间里接触真实的语言，语言就会自己长起来；错过了，后来补极难。所以对婴幼儿最重要的不是早教班，是有人跟他真的说话——面对面，有来有往，说他正在看的那个东西。屏幕里的声音在这件事上作用有限，因为它不回应他。
场景四：分清“合语法”“有意义”“有人说过”。 “无色的绿色想法狂怒地睡着”提醒的是三件事要分开。工作中很有用：一份报告可能句句通顺（合语法）、却什么也没说（没意义）；一个说法可能所有人都在说（有人说过）、却经不起追问。读一段话，分三次读：它通不通？它说了什么？它凭什么？
场景五：查一查讨论的边界在哪儿。 下次你看到一场很热闹的争论——两边吵得很凶——先别急着站队，问一句：这场争论的范围是谁划的？范围之外的问题是什么？ 这是这一章给普通读者最有用的一个动作。它不要求你同意乔姆斯基的任何政治结论，它只是让你多看一层。
场景六：先批评自己这一边。 这一条很难做，也最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认真的。挑一件你所在的那一方（你的单位、你的行业、你支持的那一边）做得不对的事，当着自己人说出来。批评远处的人不需要勇气，也几乎不产生任何效果。
场景七：给老师——从“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开始。 一个学生解错了一道题，那条错误的推理里几乎总有一条他自己的规则。找到那条规则，比直接给正确答案有用十倍。这一条和上上章伽达默尔那条“先假设他有道理”，其实是同一件事在两个领域里的样子。
本书从第一章起，讲的是同一个动作：把“本来就有”的东西改判成“后来长出来的”。乔姆斯基是第一个反着来的人，而且是理直气壮地反着来：语言不是环境塑造的一套习惯，它是人这个物种身上长着的一样东西。
这件事对本书不是麻烦，恰恰是必要的对照。一条脊梁如果没有反例，它就成了一句怎么都对的话——第十三章那把刀在这里正好用在本书自己身上。乔姆斯基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反例，而且他是用一个算式逼出来的：输入太少，输出太多，中间差的那一截必须有个来处。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干的事可以说得很清楚：他证明了，有些形状不可能全靠土和路长出来。 一个孩子脚下的那片土（他听到的那些残缺的话）和他走的那条路（几年时间，没有系统的纠正），撑不起他最后长出的那套本事。所以要么土比我们以为的厚，要么路比我们以为的快，要么种子里本来就带着东西。他押的是第三种。
这个算式本身，是本书要拿走的东西。它可以用在任何地方：看一个人、一个团队、一家公司长出来的本事，先算一算账——他接触到的东西，够不够支撑他现在会的东西？ 不够的时候，就说明有一样你没算进去的东西在起作用：可能是他偷偷练过，可能是环境里有你没注意到的东西，也可能是某种你没想到的先天禀赋。账算不平的地方，就是真相藏着的地方。
还有一样，他和本书第二章那条线接得上。他说语言首先是用来思考的，不是用来交流的。这话说得太满，可它指出了一件要紧的事：“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活动，绝大部分从没出口。 我们平时评价一个人，只看他说出来、做出来的；而那块地上真正发生的事，比说出来的多得多。
这是六十年来吵得最凶的一处，而且今天有了新的材料。
反对者的路数一直是：把那个算式的两头重新量一遍。 一头是输入：后来的研究发现，孩子听到的东西并不像乔姆斯基当年估计的那么贫乏——一个孩子在头几年里听到的话是以千万句计的，而且带着语气、表情、场景、重复和大量“妈妈语”式的简化。另一头是机制：人有非常强的统计学习能力——婴儿几个月大就能从连续的语音流里切出词的边界，靠的是对“哪些音节常常连在一起”的敏感。这些能力不是语言专用的。
这两头一加一减，那一大截差距就被压小了不少。 它有没有被压到零？多数研究者认为没有；可它也远不像 1959 年看上去那么绝对。
SDE 在这里的接法是：“先天还是后天”这个问法本身就不好。这个问法之所以坏，是因为它把三样东西挤成了两样，而真正要紧的那一样——路，也就是那几年里千万次的往返——常常在争论中整个消失了。 一样本事长出来，要的是三样：种子里带的偏好（哪些结构容易被学会），一片够厚的土（真实的、有回应的语言环境），一条走得通的路（几年时间里千万次的往返）。三样缺一不可，而且它们互相塑造。真正值得问的不是“是先天还是后天”，而是：种子里带的到底是多具体的东西？ 是一整套语法规则，还是一种“对结构敏感”的偏向？乔姆斯基自己这几十年的改法，恰恰是在一路往后退——从“一整套规则”退到“几个开关”，再退到“一个最基本的合并动作”。他自己把那颗种子越说越小。
他把口误、语境、对话、社会差别统统划给了“表现”，只研究“能力”。这一刀让语言学可以像物理学一样干净地推进；代价是，一整片活的东西被请出了门。
本书前面几章讲过那片东西是什么。第九章维特根斯坦说：意思就是用法，而用法长在共同的活法上。第十七章梅洛-庞蒂说：说话本身就是意思成形的过程，一个人常常是一边说一边才想清楚。第二十一章伽达默尔说：理解是一场问答，你得知道对方在回答什么问题。第二十二章蒯因说：一句话从不单独出庭。
这几位说的，恰恰是乔姆斯基划到门外的那些。用本书的话说：他把语言的“形状”量到了极精细，可他不谈那片土。 于是有些事情他的框架天生看不见：同一句合语法的话，在不同场合是恭敬还是挑衅；一个人怎样用停顿和语气说出和字面相反的意思；一个群体的说话方式怎样把另一个群体挡在门外。
这不是说他错了，这是范围问题。可范围要交代清楚，否则容易变成：凡是我的工具量不到的，就是不重要的。 这正是第十九章阿多诺那把刀要问的：你这套说法把什么漏在了外面？
这是今天最有意思的一处，也是这一章不能不写的一处。
乔姆斯基一辈子的论证是：光靠统计和归纳，学不会人类的语言。 1959 年他用这个论证打倒了行为主义。六十多年后，出现了一样东西：它没有任何人给它装“普遍语法”，它就是在海量文本上做统计——而它说出来的话，语法几乎不出错，套嵌处理得很好，还能写出从没有人写过的句子。
这件事怎么算？双方都有话说。
一边说： 这就是对他的反驳——既然纯统计能做到，那就说明他当年的算式算错了，人也可能是这么学的。
另一边说（包括他本人）：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差别在几处，而且很硬。第一，输入量差着好几个数量级。 一个孩子在几年里听到的话，和那种机器吃进去的文本，相差极其悬殊；能用一千倍的材料学会，不等于能用孩子那点材料学会。第二，它学得会的，比人多太多。 你可以拿一门人类不可能存在的“语言”——比如“把句子里第三个词提到句首”这种按顺序数的规则——去训练它，它照样学得会；而人学不会。 乔姆斯基的核心主张从来不是“什么能学会”，而是“什么学不会”——普遍语法是一套限制，它的价值在于它排除掉了哪些可能。一样什么都能学会的东西，恰恰不能说明人是怎么学的。
用本书的话说：这两件事的土完全不同。 第十四章说过，那台机器有路无土；第十七章说过，人的语言是从身体和世界的往返里长出来的；第二十二章刚说过，意思是在一起做事里被钉住的。孩子学“痛”这个词，是接在哭喊和被抱起来上面长的（第九章）；机器学的是这个词出现在哪些词旁边。
所以这一章的结论不是“谁赢了”，而是一个更清楚的问题：人身上那套限制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对照组——一样不带那套限制、只靠统计的东西。把它和孩子放在一起比，恰恰是回答乔姆斯基那个问题的最好机会。 六十年前他问“孩子听得那么少怎么学得会”，今天这个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一样东西吃了那么多，还是和孩子学的不是同一种东西？
第一处：别问“先天还是后天”，问“种子里带的到底有多具体”。这个问题有答案，而且可以一点一点缩小。
第二处：形状量得再细，也要交代它把什么漏在了外面。语言的形状归他，语言的土归别人——两边都要，才是完整的一件事。
第三处：判断一样东西“学会了没有”，不只看它能做什么，还要看它做不到什么。一台什么都学得会的机器，说明不了人；限制才是一个系统的身份证。这一条可以推得更远一点：判断一个人、一个团队、一套制度，也一样——看它做不到什么，比看它做到了什么更说明问题。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逼人的算式：输入太少，输出太多，差的那一截必有来处 | 把语境、对话、社会差别划到门外：不谈土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孩子不是从零学起，是在有限的开关上拨一拨 | “贫乏”有多贫乏，六十年没有定论；输入的那一头被低估了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最满——句子是树不是串；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 | 那颗种子被他自己越说越小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问题留了下来，成了一门学科的地基 | 具体答案被不断推翻，包括被他自己 |
“语言是长在人身上的”——这条路上，平克等人把它写成了畅销书；反对的一路——认知语言学、用法为本的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从更一般的认知能力里长出来的，这场争论至今没有结束。
“统计学得会多少”——婴儿统计学习的研究，和后来那些语言模型，从两头同时逼近这个问题。
“意思在用法里”——维特根斯坦（第九章）那条线，和他这条线几乎是正交的；两条线什么时候能接上，是语言研究最大的悬案之一。
“能力与表现”——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会话分析，全是从被他划到门外的那一片长出来的。
“认知革命”——他 1959 年那一击打开的门，通向第三十七、三十八章：心灵是不是一台计算机，意识为什么“有感觉”。
“宣传模式”——今天关于平台、算法、注意力的讨论里，这套分析被反复重用；只是过滤网换了：从“广告主和通稿”变成了“什么最能留住你”。
第三编到这里结束。九个人，从战后的废墟一路走到六十年代：一个人是从哪里开始的（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列维纳斯），一群人怎样一起活（阿伦特、阿多诺），我们怎样理解彼此和过去（伽达默尔），我们凭什么说自己知道（蒯因），以及——人身上有没有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带着的（乔姆斯基）。
下一编，拆房子的人要来了。1962 年，一位物理学出身的科学史家会说：科学家换的不是答案，是问题。
刺激的贫乏 孩子听到的语言材料太少太乱，不足以支撑他最终掌握的那套规则；差的那一截只能是他自己带来的。
普遍语法 不是脑子里装着一本语法书，是一套“语言只能长成哪几种样子”的限制。它的价值在于排除掉了什么。
层次结构 句子不是一串珠子，是一棵树。语法规则作用在树的枝节上，不按词的顺序数。
无色的绿色想法狂怒地睡着 他造的例子：合语法、没意义、没人说过——说明这三件事必须分开。
能力／表现 一个人掌握的那套语言知识，和他实际说出来的话（带着口误、打断、记错）。他只研究前者。
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 有限的词和规则，能造出无穷多的句子；靠的是规则可以套自己。
原则与参数 各语言共享一小批原则，差别在于几个“开关”的设定。学母语是拨开关，不是从零学。
合并 他晚年主张的那个最基本的操作：把两样东西合成一样，再当成一样去合。
关键期 幼年那段窗口：这期间接触真实的语言，语言会自己长起来；错过极难补。
宣传模式 没有审查，舆论照样高度一致——靠的是几道过滤网：所有权、广告、消息来源、批评的代价、公认的大敌人。
划定讨论范围 真正有效的管制不是禁止某句话，是把可讨论的范围划窄，然后在里面鼓励热烈的争论。
知识分子的责任 说出真相，揭穿谎言——首先揭穿自己这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