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首语 这一编九个人：库恩、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罗尔斯、克里普克、哈贝马斯、罗蒂、麦金太尔。时间大致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
前三编的土是战争和废墟。这一编的土是另一样东西：长大了的富裕社会，和它内部的不安。
第一层：一场谁也没预料到的繁荣。 战后二十年，西方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增长：工作有，房子有，大学扩招，电视进了每一户人家。可这一代年轻人并没有因此满意。1968 年，巴黎、柏林、伯克利、东京同时爆发学生运动。他们要的不是面包，是别的东西——反对权威，反对一种说不清但处处都在的管束，反对“把人当成生产线上的一环”。这一编里几位主角的关键作品，都是在这场骚动的前后写成的。
第二层：怀疑转向了自己人。 前几编的哲学家，敌人在外面：宗教，专制，法西斯，资本。这一编的人开始拆自己屋里的东西。库恩拆的是科学的自我形象，福柯拆的是“人道主义的进步”这个故事，德里达拆的是整个西方哲学的语法，罗蒂拆的是自己这一行的饭碗。他们要说的是同一件事：那些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理性，科学，进步，解放——它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造的时候排除了谁。
第三层：分成了两个阵营，而且互相不读。 法国那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越写越难，术语自造，形式怪异；英美这边（罗尔斯、克里普克）越写越清楚，一步一步，能被逐句检查。两边的人对彼此的评价都不高。这道裂缝在这一编达到了最宽。 也正因为如此，那几个横跨两边的人（罗蒂、哈贝马斯）显得特别重要。
第四层：制度还在，可它开始被追问。 大学扩张了，福利国家建起来了，专业化的行业（医生、律师、教授、社工）势力空前。这一编的人几乎都在问同一件事：这些安排到底是在替人做事，还是在替自己运转？ 福柯问考试和档案，麦金太尔问制度怎样挤死实践，哈贝马斯问系统怎样侵入生活世界。三个人从三个方向，问的是同一件事。
库恩改判了科学进步的样子——换的不是答案，是问题。
福柯改判了“正常”——疯癫、监狱、“人”，都有出生日期。
德里达改判了意思——它从来没有完整地到过场。
德勒兹改判了“同一”——不是先有相同再有差别，是差异在先。
罗尔斯改判了“应得”——你的天赋和出身都不是你挣的。
克里普克改判了两条被当成一回事的界线——“靠经验才知道”和“本来可以是别的样子”，不是一回事。
哈贝马斯改判了理性——它不只有控制那一种。
罗蒂改判了哲学的角色——它不是所有学问的裁判。
麦金太尔改判了道德争论——我们不是不讲理，是在用碎片吵架。
第一条：拆到了自己身上。 本书从第一章起做的是同一个动作：把“本来就有”改判成“长出来的”。这一编把这个动作用到了最后几样东西上——科学，理性，真理，哲学本身。 做到这一步，一个危险出现了：如果一切都是长出来的、都可以被重新造，那还有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商量的？
这一编给出了三个不同的答案，值得并排看：德里达说有——一个永远还没到、因此永远催着你改的要求（正义）；克里普克说有——有些东西是查出来的，可查出来之后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麦金太尔说有——在一项项具体的实践里，“做得好”是有内容、可以被行家判对错的。三个答案互不相同，可它们都拦住了那句“那就什么都行”。
第二条：工具箱一直在加。 本书后半部反复用的那几把尺，多数是在这一编配齐的。波普尔问“什么情况下算你错”（第二编），阿多诺问“你把什么漏在了外面”（第三编）；这一编加上：库恩问“验收标准变没变”，哈贝马斯问“这一致是说出来的还是压出来的”，德勒兹问“你这个问题问得对不对”，罗尔斯问“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还会同意吗”。这六问，可以当成本书送给读者的一套随身工具。
第三条：看不见的手，越来越具体。 第三编末尾那个问题——是谁在安排世界向我显现的次序——在这一编变得可以动手了。福柯指出它藏在一张表格、一次考试、一份档案里；哈贝马斯指出它藏在“系统的逻辑越过了边界”里；德勒兹在 1990 年那篇短文里几乎直接描述了今天：没有围墙，持续跟踪，实时评分，人被拆成可重组的数据。
第四条：拆完之后怎么办，成了这一编最大的分歧。 福柯只给诊断不给方子；德里达只拆不盖；德勒兹要造概念；罗尔斯造了一台仪器；哈贝马斯给了四条规矩；麦金太尔说先守住一块小地方；罗蒂说别找根据了，减少残酷就行。这七个人的分歧，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七种答案：在一个大的说法已经不管用的时代里，一个人能做什么。
这一编是全书最难的一编，因为其中四位（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哈贝马斯）的原著都以难读著称。本书的处理是：凡是能讲清楚的，尽量讲清楚；讲不清楚的，老实说它讲不清楚。
如果只读三章，建议读库恩、罗尔斯、麦金太尔——这三章最好懂，对日常最有用。如果想看这一编真正的分量，读福柯和哈贝马斯，而且对着读：一个说权力藏在所有安排里，一个说还有一种不靠压的力量；他们本来约好要当面辩论，因福柯去世而未成——这大概是二十世纪最可惜的一场没开成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