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克里普克（1940—2022）
一句话：一个名字之所以指着某个人或某样东西，不是因为你心里那些描述对上了号；而是因为它在某一刻被安上去，然后一手一手传了下来。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以为的“它就是那样”，是它的定义，还是我们查出来的？一个动作——被人指出说错了的时候，分清是“我用错了名字”还是“我记错了内容”。一个提醒——有些事情是查出来的，可一旦查出来，它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你跟人说起一位名人，把他的事迹说错了：你以为那本书是他写的，其实是另一个人。对方纠正你。奇怪的是——在这场对话里，你们从头到尾知道你在说谁。 你脑子里关于他的信息几乎全错了，可那个名字还是牢牢地指着他。
你被人叫错了名字很多年——单位里有个人一直把你的姓念错。你没纠正他。可每次他那么叫，你知道他在叫你。
你家有一只猫，十年前捡回来的。它现在的样子、性子、体重，和当年那只小奶猫没有一样是相同的。可你说“就是它”。凭什么？ 你说不出一条它必须满足的性质，可你一点也不含糊。
你说“水就是 H₂O”。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是科学家做实验查出来的。可是现在你再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世界，那里的水不是 H₂O？ 多数人一愣：既然是查出来的，那当然可以想象查出来的是别的。可再仔细一想又不对——如果那东西不是 H₂O，它还是水吗？
这几件事看上去是语言的小问题，其实底下压着一个哲学里最老的分类。两百年来，大家默认两件事是一回事：“靠经验才知道的”＝“本来可以是别的样子”；“不用经验就知道的”＝“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数学是后一种，科学是前一种。这套对应，从康德到二十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几乎没有人怀疑。
1970 年 1 月，一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在普林斯顿做了三场演讲。他不用讲稿，不带纸，站着讲了三个下午，全场录音。讲完之后，上面那套对应塌了一角，而二十世纪关于“名字和意思”的主流看法，也被掀翻了。
他叫克里普克。他十几岁就在逻辑学上做出了专业水平的工作，据说读高中时就有大学请他去任教（他回信说：先让我妈妈同意我念完高中吧）。他是本书里少见的那种人：一个在别人还在打基础的年纪，就已经在改写基础的人。 这一章要讲的那三个下午，可能是二十世纪哲学里最有戏剧性的三天。
土。 1940 年，克里普克生在纽约，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长大。父亲是当地犹太会堂的拉比，母亲写儿童教育读物。家里有三个孩子，都极聪明。他后来说，他从小在犹太会堂里听父亲讲经，那是他最早接触“一段文字可以被一层层追问”的地方。
他是那种传说中的神童：据说四岁问母亲，上帝如果无处不在，那这间屋子里是不是也有他一部分；据说小学就自学了希伯来语（这在一个拉比的家里不算太怪），十几岁读完了莎士比亚和笛卡尔，同时把大学的数学课本啃完了。
路。 高中时期，他写了一篇关于模态逻辑的论文。这门学问研究的是“必然”和“可能”这两个词怎样进入推理——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一笔糊涂账，直到二十世纪才被重新拾起。当时最大的麻烦是：没有人能给它一个像样的、说得清楚的语义。
十八九岁的克里普克给出了一个。它的核心想法后来被叫作可能世界语义学：把“必然”说成“在所有可能的情形下都如此”，把“可能”说成“至少在某一种情形下如此”，再加上一个关键的零件——不是所有的“情形”都彼此可及，哪些情形对哪些情形“看得见”，决定了你得到哪一种模态逻辑。
这个想法把一门困了几十年的学问打通了。今天它的用处远超哲学：计算机科学里的程序验证、人工智能里的知识与信念推理、语言学里的语义学，都在用它。
形状。 1962 年，他从哈佛毕业，学的是数学。他一生从未读过研究生，也没有博士学位。这件事在今天的学术体制里几乎不可想象；在他那里，理由很简单——他已经在做别人做不出的工作了，没有人好意思要求他先去修学分。
回写。 他直接被哈佛聘为初级研究员，后来在洛克菲勒大学、普林斯顿任教。
土。 六十年代的英美哲学。关于“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主流答案是从弗雷格（第四章）和罗素（第八章）那里来的：一个名字其实是一束描述的缩写。 “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形而上学》的作者”。后来的人把它改得温和一些：不是某一条描述，是一束里的大部分——只要大部分对上，这个名字就指着他。
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也解决了一些老麻烦（比如第八章那个“当今的法国国王”）。
路。 1970 年 1 月，普林斯顿，三场演讲。他就是要拆这个说法。他的办法极其朴素：举反例。 一个接一个，每个都取自日常生活，每个都让人当场愣住。这些例子第三节要细讲。
形状。 1972 年，讲稿以《命名与必然性》为题出版，只有一百多页，而且完全保留了口语的样子——你能读到他中途卡壳、临时想起一个例子、自己跟自己抬杠。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英美哲学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而它是一份没有讲稿的录音整理。读这本书是一种奇特的体验：你不是在读一篇论文，你是在旁听一个人当场想问题——他会说“我现在还没想清楚这一点”“这个例子也许不好，我换一个”。第二十四章说过，一个领域开始谈哲学是危机的征兆；这本书正相反，它是一个人在别人还没意识到有危机的时候，当众把危机指了出来。
回写。 有一个说法是：这本书基本上一举终结了“名字是描述的缩写”这套统治了六十年的看法，并且让“本质”“必然”这类被逻辑实证主义赶出门的词，重新回到了英美哲学里。
土。 七十年代，他继续做逻辑，也开始想另一个问题。
路。 1982 年，他出了一本更薄的小书：《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它讲的是第九章那个“加二”的问题：一个学生把数列写到一千以后，忽然写成一千零四、一千零八，还说“我就是照您教的做的”。
克里普克把这件事推成了一个极其棘手的怀疑论论证——有人管它叫“克里普克式的怪兽”。他说：你凭什么确定，你过去用“加”这个词的时候，意思一直是加法？你过去做过的算题是有限的；有无穷多种规则和你做过的每一道题都相符，只在你从没算过的那些数上分岔。你查不到任何事实，能证明你当初的意思是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
这本书引起了三十年的争论。有意思的是，很多维特根斯坦学者说：这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克里普克自己在序言里就打了预防针：他说，这本书写的不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也不是他自己的论证，是“这个论证在我心里激起的东西”；他甚至造了一个名字，叫“克里普克斯坦”——一个既不是克里普克、也不是维特根斯坦的第三者。
形状。 一个以“极少写、每次写都很短、每次都震动一片”著称的人。
回写。 他一生正式出版的书极少，大量工作以讲稿、录音、传抄的形式在圈子里流传了几十年。
土。 他 1998 年从普林斯顿退休，后来去了纽约市立大学。2007 年，那里成立了一个专门整理他那些未发表讲稿和录音的中心。
路。 他继续做逻辑和语言哲学，也研究说谎者悖论。他关于“这句话是假的”那个老悖论的处理，是逻辑学里的一篇经典：他的办法不是禁止这类句子，而是让一个句子的真假分层级地慢慢定下来——有些句子永远定不下来，那就让它悬着。2001 年，他获得了瑞典的肖克奖——那个奖有时被称作哲学界的诺贝尔。
形状。 2022 年 9 月，他去世，八十一岁。
回写。 他的回写有一个奇特的形状：影响巨大，著作极少。 一百多页的《命名与必然性》，加上一本更薄的小书，加上一堆流传中的讲稿——却重新划定了英美哲学几十年的议程。
而且他的东西溢出了哲学：可能世界语义学进了计算机科学；“指称的因果链”那套说法进了法学（一个法律术语今天的意思，和它当初被写下时是同一个意思吗）、进了科学史、也进了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
前面二十八章数过各种回写。克里普克这一种可以叫口语留下来型：一份没有讲稿的演讲记录，成了一门学问的转折点。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一件事：真正硬的东西，不靠包装。
老看法。 一个名字是一束描述的缩写。你说“亚里士多德”，意思其实是“那个如此这般的人”。你之所以能用这个名字指着他，是因为你脑子里那束描述对上了他。
他怎么翻。 克里普克举了一串反例。
第一个：如果那束描述全错了呢？ 假设有一个人，他一辈子关于“哥德尔”只知道一件事：他是证明了算术不完全性定理的那个人。 现在假设（这是一个虚构的假设）：那条定理其实是一个叫施密特的人证的，手稿被哥德尔拿走了。那么，当这个人说“哥德尔”的时候，他指的是谁？按老看法，他指的应该是施密特——因为描述对上的是施密特。可我们的直觉一点也不含糊：他指的还是哥德尔，只不过他关于哥德尔的信念是错的。
第二个：描述可能一条都想不起来。 大多数人听过“费曼”这个名字，只知道“是个物理学家”。这条描述指不住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物理学家多得很）。可我们不会说这些人用“费曼”这个词没有指着任何人。
第三个，也是最狠的：那个人本来可以不做那些事。 亚里士多德本来可能在三岁时夭折，什么书也没写。在那种情形下，我们不会说“那就不是亚里士多德了”——我们会说：亚里士多德本来可能什么也没做成。 这说明，那个名字指的是那个人本身，不是他做过的那些事。
那名字靠什么指住？他给了一幅新的图，叫指称的因果链：某一刻，有人给一个婴儿起了名，或者指着一样东西说“就叫它这个”——这叫起名的那一刻。然后这个名字被一手一手传下去：我从别人那里听到它，我用的时候打算指着他们指的那一位。每一环只要“接得住”就行，不需要任何人手里握着一束正确的描述。
打个比方。 一枚戒指传了五代。第五代的人可能完全说不清它当初是什么材质、谁打的、为什么打——可它就是那一枚。 它之所以是那一枚，靠的是一条没断的传递链，不是靠任何人对它的描述准不准。名字也一样。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说描述完全没用。给一个新事物起名的时候，常常正是用描述来指定的（“把那颗引起水星轨道偏差的行星叫火神星”）。但描述在这里的作用是“把名字安上去”，不是“构成这个名字的意思”——安上去之后，名字就自己走了。第二，因果链也会出错、会断、会被混淆——他自己说这只是一幅粗略的图，不是一个精确的理论。
这是上一件的核心机关，也是他整套东西的枢纽。
他分了两种词。
严格指示词： 在你设想的每一种情形下，它都指着同一个东西。专名就是这一种： “亚里士多德”在任何情形下都指那个人，哪怕在那种情形里他三岁就死了。
不严格的： 换一种情形，它指的东西就变了。“美国第一位总统”这类描述就是。在别的历史进程里，它可能指着另一个人。
有了这个区分，很多老麻烦立刻理顺。“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作者”这句话为什么是偶然的？ 因为后半句不严格——他本可以不写那本书。而“亚里士多德就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必然？ 因为两边都严格。
更要紧的是它带来的一个推论：同一性如果成立，就必然成立。 “晨星就是昏星”（第四章那个例子）——既然两个名字都严格地指着金星，那么在任何情形下它们指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这句话是必然的，而它是被天文学家发现的。
请停一下，看清楚这一步的分量。它意味着两百年来那套对应塌了：“靠经验才知道”和“本来可以是别的样子”，不是一回事。
打个比方。 你在老家的巷子里遇到一个人，觉得眼熟；聊了半天忽然发现，他就是你小学同桌。这个发现是靠经验得来的（你完全可能一辈子都没认出来）。可一旦认出来了：他和你同桌，从来就是同一个人，不可能是两个人。 “发现”是你这边的事，“是不是同一个”是他那边的事。
别误会。 “严格”不是说这个名字永远不会被误用、不会指错。它说的是：只要它指着那个东西，那么在你设想的每一种情形下，它指的还是那一个。
这是这一章最值钱的一件事，也是那两百年对应彻底塌掉的地方。他把两组本来被混为一谈的东西，分开了：
一组关于“怎么知道”： 先天的（不靠经验就知道）／后天的（得靠经验才知道）。这是认识论的事，是我们这边的事。
另一组关于“能不能是别的样子”： 必然的（在任何情形下都如此）／偶然的（本来可以不这样）。这是形而上学的事，是世界那边的事。
分开之后，两个原本被认为不可能的格子，被填上了。
后天的必然。 “水是 H₂O。”这是化学家查出来的（后天）。可一旦查出来，它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必然）——因为“水”这个名字严格地指着世上那一样东西，而那样东西的微观构成就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 你可以想象一个星球上有一种看着像水、喝着像水、也从天上落下来的东西，可它是另一种化学成分——克里普克说：那不是水，那是另一样东西，只是看起来像水。 同样的话适用于：金是原子序数 79 的元素；这张桌子是木头做的；一个人是这一对父母所生的。
先天的偶然。 假设有一根标准米尺，人们规定：一米就是这根尺此刻的长度。那么“这根尺此刻是一米长”，你不用测量就知道它是真的（先天）。可它是必然的吗？不是——那根尺如果当时温度高一点，它就会长一点点；一米这个长度本可以是别的。你只是用它来定下这个单位，而不是发现了关于它的一条必然真理。
打个比方。 一个人是不是你亲生的孩子，可以靠检验来确定（后天）。可一旦确定了，这件事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你不能设想“同一个孩子，但他不是你生的”； 如果不是你生的，那就是另一个孩子了。血缘这件事，是查出来的，也是钉死的。
别误会。 第一，“本质”这个词在他这里没有神秘色彩。他说的“本质属性”，指的是换了它这个东西就不是它了的那些属性——比如一样东西的来源、材料、微观构成。第二，这套主张争议很大，尤其是“想象一种不是 H₂O 的水”那个例子，反对的人至今不少。第三，他自己很谨慎：他说他只是给出了直觉，而直觉是很沉的证据，可不是证明。 一个提出了这么大主张的人，把话留在这个分寸上，很少见。
老看法。 你当然知道自己以前说“加”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加法。这件事有什么好问的。
他怎么翻。 他把第九章那个“加二”的例子推到了极致。
设想有人问你：58 加 67 是多少？你说：125。他说：错了，应该是 5。你说：你疯了吗？他说：不，是你忘了——你以前用的那个“加”，其实是另一个函数：两个数都小于 57 的时候它和加法一样，只要有一个大于 57，结果一律是 5。他管这个杜撰的函数叫“夸加”。
你怎么反驳他？你说：我以前从来就是照加法算的。可是——你以前算过的题是有限的，而且你恰好从没算过任何一道两个加数都大于 57 的题。在你实际做过的每一道题上，加法和“夸加”给出的答案完全一样。
你再找：我脑子里有加法的规则啊。可你脑子里那条规则也是用词写的，那些词同样可以被重新解释。你说：我有一种“就是加法”的感觉。可是感觉不是事实——任何一个内心的画面或感受，都不足以把无穷多的将来的情况钉死。
克里普克的结论听上去很吓人：找不到任何事实，能构成“我以前的意思是加法”这件事。
那日常生活怎么还转得动？他给的出路（他说这是维特根斯坦给的）是：别去找那个事实。 我们该问的不是“什么事实使它为真”，而是“我们在什么条件下有资格这么说、说了以后在共同体里会怎样”。一个人说“我是按加法算的”，他的资格来自他和别人算得一样；如果他从此和所有人都算不到一起，我们就不说他在加，我们说他不会加。 意思的稳定，不是靠一个藏在个人心里的事实，是靠一群人一起用。
打个比方。 一家公司的“紧急”二字。谁也说不出一条精确的规则，把所有情况都覆盖。可这个词用得好好的——因为大家在大量具体的事情上处理得差不多；哪天来了一个人，他把所有事都标成紧急，我们不会说“他心里的‘紧急’是另一个意思”，我们说：他不会用这个词。
别误会。 第一，这个论证不是要你怀疑人生：它不说“意思不存在”，它说意思不是一个藏在个人心里的事实。第二，前面说过，很多学者不认为这是维特根斯坦的本意——克里普克自己也这么说。第三，也是最要紧的：这个论证的杀伤力，不在语言学，在一切“个人心里那份意图”上——法律要问“立遗嘱的人当初的意思是什么”，程序要问“这段代码原本想干什么”，我们要问“他当时到底想说什么”。这些问题都碰到同一堵墙。
场景一：分清“用错了名字”和“记错了内容”。 两个人争起来的时候，先查一句：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吗？如果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其中一方关于它的信息有错——那这不是分歧，是纠错，很快就完。如果是两个东西共用了一个词（“我们说的‘转化率’不是一回事”），那再争内容就是白费。克里普克那个哥德尔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可以关于某样东西满脑子错误，同时准确地指着它。 所以别急着说“你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反过来也一样：你自己关于一件事的了解可能全错，这不妨碍你和别人谈的是同一件事。
场景二：它是定义，还是查出来的。 这是这一章最有用的一个动作。听到一句“X 就是 Y”，问：这是我们规定的，还是我们查出来的？
场景三：起名要慎重，改名很贵。 名字一旦被安上去，它会自己走，而且会带着它安上去时那一刻的所有东西一起走。给一个项目、一个产品、一个岗位、一个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值得多花半小时：这个名字将来会被完全不知道今天这件事的人使用。 同样，一个已经传开的名字极难改——你改的只是自己这一端，链条上别的人还在用老的那个。
场景四：追一追那条链子。 遇到一个被反复使用、却没人说得清的说法（一个行业黑话，一条家规，一句“我们一向如此”），去追它的链子：这个词最早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安上去的？ 常常会发现：当初安它的那个情况早就没了，而这个词还在。这一条和第二十五章福柯那个“出生日期”是同一件事，只是尺度小得多，日常得多。
场景五：意思不在一个人心里。 有人说“你当时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或者你自己也不确定“我当时到底想说什么”。克里普克那个怪兽的启发是：别往心里找那个事实，往外面找。 当时的处境是什么？你随后做了什么？别人当时怎么理解的、你有没有纠正？意思是被这些东西钉住的，不是被你心里那一闪念钉住的。 这一条对回忆旧事、对复盘一场误会，都比“我当时到底怎么想的”有用：人心里那一闪念，事后连自己都复原不了；而当时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别人怎么接的，常常还查得到。
场景六：给写规则和合同的人。 “立法者的原意”“合同的本意”，是法律里吵了几百年的东西。这一章给了两件工具。一，名字和术语靠链条传下去，所以一个术语今天的用法可能早就离开了当初；二，别指望从当初那个人的心里挖出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可行的做法是第二十六章德里达那条：把“遇到没写到的情况怎么办”写进去——写清楚由谁、按什么程序来定。
场景七：给做技术和做产品的人。 “这段代码原本想干什么”“这个字段当初为什么这么设计”——这是每个老系统里都有的问题，而且常常问不出答案。怪兽的教训是：写下来的规则，永远盖不住所有将来的情况；能补上这个缺口的，是一群还在一起用它的人。 所以真正要紧的资产不是文档，是还记得那条链子的人；人一走，链子就断了。所以交接的时候，最该交的不是文件，是带着新人把那条链子走一遍。
克里普克改判的，是一条被用了两百年、却从没被仔细看过的等号：“靠经验才知道的”＝“本来可以是别的样子”。 他把它拆成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这边的（怎么知道），一件是那边的（能不能是别的样子）。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干的事很清楚：他把“认识的路”和“东西的形状”分开了。
本书一路讲下来，从第一章尼采起，一直在做同一个动作：把“本来就有”的东西改判成“长出来的”。做到第二十八章，有一个危险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一切都是长出来的、都可以被重新造，那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商量、什么都可以改？
第二十六章德里达给过一个回答（有一样永远还没到、因此永远催着你改的东西）。克里普克给的是另一种回答，而且更硬：
有些东西是我们一步一步查出来的（路是长的），可查出来之后，它就是那样，不可能是别的（形状是钉死的）。 水是 H₂O，金的原子序数是 79，一个人是这一对父母所生的——知道它们花了人类很久，可它们本身不因为我们知道得早晚而变。
这一条在本书里的位置很要紧：它把“长出来的”这句话，限制在了正确的那一半上。 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我们的分类、我们的名字，都是长出来的、都可以被重新造；可它们指着的那些东西，不会因为我们换了说法就跟着换。
第二样，“指称的因果链”，本书要直接拿走。第四章讲弗雷格时说过：名字是一根指针。 当时留下一个问题：这根指针是怎么对准的？弗雷格的答案是靠“涵义”（一条走到它那里的路）。克里普克给了另一个答案：靠一条从起名那一刻延续下来的传递链。
两个答案其实各管一段，合起来正好：安上去的时候常常靠描述（弗雷格那一段），安上去之后靠链条传递（克里普克这一段）。 而这条链子有一个本书特别看重的性质：它是一条路，会断，会被接错，而且完全靠人一手一手传。 一个词、一个术语、一份手艺、一个组织的规矩，都是这样传下来的；链子断了，那个名字就成了空壳——它还在被念，可没有人接得住它指的东西。
第三样，那只怪兽，把本书第九章的一个判断顶实了。维特根斯坦说意思在用法里、规则是练出来的；克里普克用一个极端的论证证明：你没法在一个人心里找到那个决定意思的事实。 用本书的话说：意思不在“心里想的”那块地上，它在“大家一起做”那块地上。 这和第二十二章的接法一致：意思是在一起做事里被钉住的。 三章合起来，是本书关于“意思住在哪儿”的完整答案。
他的整个论证方法，是举例子＋诉诸直觉：“我们显然会说……”“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种办法极有力——他那些例子确实让几十年的主流看法当场站不住。
可它有一个天花板：直觉是谁的直觉？ 后来有人做过跨文化的实验，发现对他那个哥德尔例子，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给出的答案比例不一样。这类研究本身有争议，但它提出了一个真问题：一套建立在“我们显然会这么说”上的哲学，要不要关心“我们”是谁？
第二十一章伽达默尔那条正好用在这里：你的直觉是你那片土长出来的。这不是说直觉没用——一个在语言里泡了一辈子的人，他的直觉是极宝贵的数据；但它是数据，不是判决，而且要注明采样来源。
他让“本质属性”这个词重新变得可敬：一样东西的来源、材料、微观构成，换了它就不是它了。这在自然种类上很有说服力（水，金，老虎）。
麻烦出在把它往外推的时候。一个人的“本质”是什么？ 他给的例子是：一个人必然是这一对父母所生的。可如果有人接着说：一个人的性别、民族、出身也是他的本质——那么，本书第十六章（波伏娃）、第二十五章（福柯）、第三十五章（巴特勒）讲的那一整条线，就会被这套语言从背后顶回去。
克里普克自己没有走这一步，他谈的主要是自然种类和个体的来源。可他把这套语言重新交还给了哲学，而这套语言历史上一直是“他天生就是这样”的最好用的外衣。
SDE 在这里的接法很明确：“本质”这个词只在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当它说的是“换了它，那就不是同一样东西了”这种同一性问题时。 一旦它被用来说“所以他只能这样活”“所以他不适合做那个”，那就是偷换：从“它是什么”滑到了“它该怎样”，从“同一性”滑到了“命运”。这一步滑得极轻，可它正是本书从第一章起一直在拦的那一步。 第十五章萨特那条在这里正好用得上：别发本质，只谈做过的事。
“指称的因果链”是一幅很干净的图：起名，传递，接住。可真实的链条是脏的——谁有资格起名？谁的传递算数？
一个地方的地名被换掉，一个群体的自称被外人取代，一种病被重新命名，一个职位被改一个说法（“清洁工”改成“保洁”，“裁员”改成“优化”）——这些都是链条上的动作，而且每一次都有人得利、有人失语。第二十五章福柯的那把刀在这里正好补上：命名权是权力最省事的一种形式。
他的理论对这件事完全沉默。这不是错误——他做的是语言哲学，不是政治学。但读者要知道：那条链子不是自然生长的，它是被人接的、也是被人剪的。
第一处：直觉是数据，不是判决；用它的时候注明采样来源。这一条对本书自己也成立：每一章第一节那些“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同样是采样。
第二处：“本质”只管同一性，不管命运。一旦有人用它来判定一个人该怎么活，那就已经越界了。
第三处：追一条链子的时候，连着问：谁起的名，谁接住了，谁被剪掉了。
最后说今天。这一章那只怪兽，今天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形状。一台在海量文本上训练出来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它“理解”了一个词？它在你测过的所有例子上都答得对——可这正是怪兽的处境：过去的表现，钉不死将来的那些情况。 我们对人也一样：一个人过去一千次都做对了，你仍然没有一个“事实”能保证第一千零一次。
区别在哪儿？区别在本书一路讲的那件事：人是被接在一条链子上的。 他和别人一起用同一批词，一起做同一批事，错了有人纠正，而且他要为自己的用法负责。一台机器有海量的用法，却没有被接在任何一条链子上——它不曾从谁手里接过这个词，也没有人会因为它用错而找它。第十三、十四、二十六章反复说过的那句话，在这里又回来了：判错条款不在语言里，在承担里。 这一章可以补一句：意思也不在语言里，它在那条一手一手传下来的链子上。而一条链子要活着，靠的是有人接、有人纠、有人担。****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意思不在个人心里，在一群人一起用里 | 链条的政治：谁起名、谁被剪掉，完全不谈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指称的因果链：起名—传递—接住；链子会断、会接错 | 直觉当证据：“我们显然会说”里的“我们”是谁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最满——后天的必然：查出来的东西也可以钉死 | “本质”被交还给哲学，可它的边界没划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一份没有讲稿的演讲记录，改写了一门学问的议程 | 著作极少，大量工作以讲稿形式流传 |
普特南几乎同时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说法，还加了一条很要紧的：一个词的意思不全在使用者脑子里——普通人说“榆树”和“山毛榉”，分不清哪棵是哪棵，可这两个词指着不同的树，因为共同体里有植物学家；他管这个叫“语言劳动的分工”。这一条把“意思靠一群人”说得更具体了。
“后天的必然”进了心灵哲学：如果“疼”和某种神经活动是同一件事，那么按克里普克的推理，这件事一旦成立就是必然的——可我们似乎能想象没有那种神经活动的疼。这个论证是第三十八章查默斯那个“难问题”的直接祖先。
“可能世界”进了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程序验证里的模态逻辑，知识和信念的推理，语言学的语义学。
“规则悖论”养活了三十年的争论，也进了法学（原意解释）、进了关于“一台机器算不算遵守了规则”的讨论。
而“本质”这个词的回归，同时喂养了两边：一边是自然种类的实在论，一边是各种“天生如此”的说法——后者正是第三十五章巴特勒要拆的东西。
下一章我们回到德国。有一个人，年轻时在报纸上公开质问过海德格尔（第十章），是阿多诺（第十九章）的助手，却走了一条和老师几乎相反的路。他要说的是：理性不只有“控制”那一种；还有一种理性，是在人和人好好说话里长出来的。
严格指示词 在你设想的每一种情形下都指着同一个东西的词。专名是这一种；“美国第一位总统”这类描述不是。
描述理论 认为名字是一束描述的缩写。克里普克用一串反例把它推翻了。
指称的因果链 名字靠“起名的那一刻”＋一手一手的传递来指住东西；每一环只要接得住就行，不需要谁握着正确的描述。
先天／后天 不靠经验就知道／得靠经验才知道。这是“怎么知道”的事。
必然／偶然 在任何情形下都如此／本来可以不这样。这是“世界那边”的事。
后天的必然 查出来的，却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例：水是 H₂O；一个人是这一对父母所生的。
先天的偶然 不用查就知道它真，可它本来可以不这样。例：用一根尺来规定“一米”，那么“这根尺是一米”。
本质属性 换了它，那样东西就不是它了。安全的用法：只管同一性。越界：用它判定一个人该怎么活。
可能世界 “必然”＝在所有可能情形下如此；“可能”＝至少在某一种情形下如此。他十几岁时给这套说法做出的语义学，今天还在计算机科学里用。
规则悖论（那只怪兽） 找不到任何事实，能构成“我以前用‘加’的意思是加法”。出路不是找那个事实，是看一个人在共同体里怎样用、算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