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岁那年单位体检，报告上有一项写着“建议复查”。
就四个字。
那四个字后面跟着一年的事：我去了三次医院，做了两项更贵的检查，有两个月睡不好，我妻子跟着担心，我推掉了一次出差。最后的结论是没事。
后来我问一位做医生的朋友：那个“建议复查”是按什么标准给的？
他说：有个参考区间，超出就提示。 我问那个区间是怎么定的，他说是按人群统计定的，而且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年份，定得不完全一样。
我又问：那我这个数，在另一家机构会不会就不提示了？
他说：有可能。
那一刻我心里的感觉，跟得知自己没事的时候完全不同。
没事，是一个结果；而“换一家可能就不提示”，说的是那四个字本身的来历。
我那一年的睡不好、那两项检查、那次推掉的出差——它们全都挂在一个由某一群人、在某一年、按某种统计方法定下来的界值上。
这一章的主角，一辈子在做一件事：把这种界值的出身，从档案里一件件挖出来。
拆落点的那一记，为什么是从“查出身”开始的？
卷三这一卷讲 1970 到 1980 这十年，本书总论说它是“后现代思潮开始”的十年。而这一卷的七位分成两队：五位拆落点，两位重建程序。
福柯是拆的那一队里的第一位，也是最实在的一位。
为什么说他最实在？ 因为他不是提出一个主张，他是去查档案。
《疯癫与文明》查的是十七世纪那场“大禁闭”的档案；《临床医学的诞生》查的是医学怎么学会“看”病；《规训与惩罚》查的是监狱、学校、兵营、工厂的章程和平面图。他那些书里全是年份、法令、报告、统计数字。
而他查出来的结论只有一句：那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分类，每一个都有出身。
正常与疯癫、健康与疾病、守法与犯罪、正常的性与反常的性——这些不是被发现的，是被立下来的。
这一章要问的是：查出了出身之后呢？
因为查出身这件事，正是《萌芽》里尼采那把刀（第十八章）。而尼采那把刀的毛病是：它没有配鞘——查出来之后，怎么办，他没说。
福柯给那把刀配了档案。这一章要看的是：他配了鞘没有。
本卷七位，五位拆、两位建。这个排法要先交代，因为它是本书跟通行的“后现代”叙述最不一样的地方。
通行的讲法是：1970 年代法国那批人拆掉了现代性的地基，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
而本书要说的是：同一个十年里，还有两个人在做完全相反的事，而且做得同样认真。
1971 年，罗尔斯出《正义论》——他要给“一群人怎么定出公平的规则”提供一套可操作的程序。
1968 年到 1981 年，哈贝马斯一路走到《交往行动理论》——他要给“一个说法凭什么算数”提供可以被检验的条件。
这两位跟那五位在同一个十年里工作，读的是同一批传统，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
只不过他们的结论相反：五位说，任何一套“算数的标准”都是权力；两位说，标准可以被重建，只要它是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被大家认下的。
本书不裁判这场争论。
本书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用同样的三句去查七个人，看谁答得上几句。
而这一卷的排法（先五位拆，后两位建），是为了让读者读到第十九、二十章时，手里已经有五个“拆完之后答不上”的读数，然后再去看那两位答得怎么样。
这个排法本身是一个判断，而且是可以被质疑的： 它天然让“建”那一队显得更有理。如果倒过来排——先讲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再讲那五位怎么把他们拆掉——效果会完全相反。
我选了这个排法，因为本书的题目是“修订程序”，而按题目走，拆在前、建在后更顺。 但读者有权认为这个顺序偏向了本书的结论。
土壤。 福柯（1926—1984）生在法国普瓦捷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希望他也学医，他没有。 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几年跟阿尔都塞很近。
他那几年的个人处境并不好——传记材料里提到他年轻时有过严重的抑郁和自杀尝试。本书按《萌芽》的纪律，点到为止，不渲染，也不把它当成他思想的解释。
那一刀，落在一批档案上。
第一拍：1961。 《疯癫与文明》（博士论文）。他做的事在当时的哲学界很少见：他去查医院的收容记录、王室的敕令、济贫院的章程。
他的核心发现是：1656 年巴黎总医院的建立，把疯人、穷人、游民、性病患者、不务正业的人一起关进了同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疯癫”最初不是一个医学分类，是一个跟“不劳动”连在一起的治安分类。
第二拍：1975。 《规训与惩罚》。开头那几页是死刑的场面，紧接着是一份十九世纪少年监狱的作息表——从起床到熄灯，每一刻钟在干什么。
两页纸的对照，是全书的论证：惩罚从“在身体上施加痛苦”，变成了“对时间和动作的精细安排”。
第三拍：1970 年 12 月。 他当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就职讲演叫《话语的秩序》。讲的正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什么可以被说、由谁说、按什么程序说，都是被管制的。
站住。 他的概念——规训、全景敞视、权力／知识、生命权力、话语——进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
回写没能写回的地方。 他被反复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拆了这么多，你站在哪儿？ 他一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断变化，而且他明确拒绝给出一套规范。 第七节和第八节要处理这件事。
他不把落点放在任何地方——他做的事是，把别人的落点挖出来看。
这一点要说清楚，因为它决定了这一章跟前十三章的写法不同。
前十三位每一位都在立：海德格尔立在世，维特根斯坦立生活形式，波普尔立判据，库恩立共同体。本书前十三章问的是“他立在哪儿、为什么又变成了给定的”。
福柯不立。他的活儿是：把一个已经被当成给定的东西，还原成一段有日期的历史。
他给这套活儿起过两个名字。
考古学（1960 年代）：去挖一个时代里“什么话可以被说出来”的那套规则。不是挖思想，是挖那个让某些说法成为可能、另一些成为不可想象的底层条件。
谱系学（1970 年代，从尼采那儿接来的词）：去查一个现在被当成自然的东西，是从哪些具体的斗争、偶然、利害里长出来的。
回到那四个字。
考古学的问法是： 在什么样的知识体制下，“一个数超出区间”才会变成一件关于“我这个人是否健康”的事？（而这需要整套东西：统计学的人群概念、检验技术、把身体读成数字的习惯。）
谱系学的问法是： 这个区间是哪一年定的？由谁定的？当时争论过什么？为什么选了这个界值而不是高一点的那个？
而他最著名的那个说法——权力／知识——要在这里讲清楚，因为它是被误解最多的。
他的意思不是“权力扭曲了知识”（那预设了还有一种不被扭曲的纯知识）。 他的意思是：一套知识的产生本身就需要一套权力安排——要有人被观察、被测量、被记录、被分类。
没有体检制度，就没有那个区间；而体检制度本身是一套安排：谁有资格量、量什么、结果归谁看。
知识和那套安排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第一件：规训。
他说近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方式：不靠砍头，靠安排。 安排空间（每个人有固定的位置）、安排时间（作息表）、安排动作（怎么握笔、怎么站）、安排等级（考试、排名、档案）。
家常话：一份精确到分钟的课表、一张座位表、一套打分标准——这些比任何惩罚都更深地塑造一个人。
第二件：全景敞视。
他借用了边沁设计的那种监狱：中央一座塔，四周一圈牢房，看守能看见每一个犯人，而犯人看不见看守在不在。
结果是：犯人得假定自己随时被看着，于是自己管自己。
家常话：办公室装了摄像头之后，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在看那个屏幕，可大家的坐姿都变了。
第三件：权力不是自上而下的，是遍布的、生产性的。
他反对把权力想成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拥有”的东西。权力在每一处关系里：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丈夫和妻子。 而且它不只是压制，它生产东西——生产出“正常人”这个类别，生产出一整套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
第四件：话语的秩序。
在任何时代，能被说出来的东西都是被筛过的。 有些说法不是被禁止的，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体制里没有它的位置。
家常话：在一个只有“合格／不合格”两栏的表上，你没法记录“这个不太一样但挺有意思”。 那张表不是禁止你这么想，是它没有地方让你写下来。
第一节讲“建议复查”那四个字，第四节讲它的出身。这里再推一层，因为那一层是第七节的依据。
那位医生朋友后来还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说，那个区间这些年改过。某一类指标的界值，在他入行的时候是一个数，后来调低了。
我问为什么调。他说：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原来那个界值下，有一部分实际有风险的人被漏掉了。
我又问：那调低之后，是不是有一大批原来“正常”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需要关注”？
他说：是。
这件事有三层，正好是本章的全部。
第一层，福柯说对的： 那条线是人定的，而且改了一次，几百万人的身份就变了一次——这正是“分类生产人”最字面的样子。
第二层，福柯不处理的： 那次调整是有理由的，而且那个理由可以被查——大规模研究、漏诊率、随访数据。 不是谁拍脑袋改的。
第三层，也是本书要说的： 那次调整有没有留下一份“为什么改”的公开记录？
有，而且在医学这一行是标准做法：指南修订会发表，里面写明依据的研究、争议、以及少数意见。
也就是说：医学这一行在这一点上，有那三句。
什么条件下重议——新的证据达到某个程度；由谁——指南制定的委员会；记在哪儿——修订说明和文献。
而这三句，不是福柯给的，也不是任何一位哲学家给的。 是那一行自己攒出来的。
这跟《萌芽》第十六章讲科赫法则被修订、本书第十一章讲判例制度，是同一件事的第三次出现。
三次都在同一个方向上：本书要的那三句，在实际干活的行当里是有的；在讲这件事的哲学里是没有的。
土壤：全书最厚的一片，而且是唯一一片“用档案铺出来的”。
这一点要说透，因为它是福柯跟本卷另外四位拆落点的人最大的分别。
德里达拆的是文本，德勒兹拆的是概念，利奥塔拆的是叙事，罗蒂拆的是哲学传统的自我形象——四位都在思想内部拆。
福柯拆的方式是去档案馆。
十七世纪的收容记录、十八世纪的医院改革方案、十九世纪的监狱平面图、学校的作息表——他那些书的注释里全是可以被别人去核的一手材料。
这一条对本书极要紧：他是拆落点那五位里唯一一个把“可核”做进方法里的。
分刀：极多，而且每一把都能立刻拿去用。 规训／惩罚、考古学／谱系学、权力／知识、正常／病态——这些刀被用了半个世纪，而且被用在他从来没处理过的题目上。
站住：极硬。 这一点跟他拆的那个对象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反差：他一辈子拆别人的落点，而他自己那套词成了几十年里最硬的一个落点。
回写：三句全空，而且他是主动不给的。
什么条件下重议？ 无——他不立标准，所以也没有“什么条件下该改”。
由谁？ 无。他明确拒绝扮演那种告诉人们该怎么做的知识分子角色。
记在哪儿？ 无。
而这一格的空，跟前十三位任何一位的空都不同：他不是漏了，他是论证了给出规范是一件该被怀疑的事。
因为按他自己的说法，任何一套“应该如此”的规范，本身就是一套权力安排。
《萌芽》第十八章讲尼采：他造了一把“查出身”的刀（谱系学），可他没有给这把刀配判据，也没有配管道。 那一章的判词是：刀被接走，正事没人接。
福柯是那把刀最重要的接手人，而且他自己认。 “谱系学”这个词就是从尼采那儿来的，他 1971 年专门写过一篇《尼采、谱系学、历史》。
两人并排看一次：
| 尼采 | 福柯 | |
|---|---|---|
| 刀 | 查出身 | 同一把 |
| 材料 | 语文学的推想、少量词源 | 档案：敕令、章程、报告、平面图 |
| 可核性 | 低（多数是他的推断） | 高（注释里有出处） |
| 拆出来的结论 | 道德有出身 | 疯癫、疾病、犯罪、性，每一个都有出身 |
| 拆完之后 | “重估一切价值”——谁来估，没说 | 不说该怎么办，而且论证了不该说 |
第三行是福柯最大的贡献：他把一把靠天才推想使用的刀，变成了一件可以被别人重复使用的工具。
这正是《萌芽》里“站住”那一格的标准样子：别人能拿走，用错了会被顶回来。
而最后一行是本章的题目：尼采没说该怎么办，是因为他来不及、也因为他那把刀还没磨完；福柯不说，是一个明确的立场。
这个分别要记清楚，因为它决定了两人身后的命运不同。
尼采那把刀因为没有判据，被各种人拿去用（《萌芽》第十八章讲过它身后那段遭遇）。
福柯那把刀有档案、有方法，所以它被用得很规矩——今天一个研究者用谱系学方法，得去查档案、给出处，这一行有它的规矩。
可两人共同的那一点还在：拆完之后怎么办，两位都没有。
八十年过去，刀磨得更好了，鞘还是没有。
这一章要处理一个特别的情况：他没有落点，所以严格说不适用“落点变成给定的”这个问法。
而本书要指认的是另一件事：他那套拆的办法，自己变成了给定的。
这一步发生在哪儿？发生在“权力”这个词被他用到一切场合的那一步。
请看它的形状。
他的强项是具体： 1656 年那道敕令、那份作息表、那张监狱平面图——每一件都有出处、有日期、可以被查。
而“权力”这个词，在他的用法里没有这些。
它不是某个人的，不是某个机构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它遍布一切关系。 它生产知识，生产主体，生产“正常”这个类别。
问一句：什么情况下算“这里没有权力在运作”？
答不上来。
而一个答不上来的说法，按本书第四章那把尺子（波普尔），就是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说法。
回到那四个字。
福柯那套办法用在“建议复查”上，前半段极其管用：
那个区间是哪一年定的、由谁定的、按什么统计方法、跟保险公司和药厂有没有关系、它怎么把一个连续的数变成了“正常／不正常”两栏、它怎么让我一年睡不好——这一整套追问，是他教会我们的，而且每一问都能查。
而后半段，他那套东西给不了：这个区间该不该改？改成多少？谁来改？
因为按他的口径，任何一个新的区间同样是一套权力安排。
于是那套追问是没有出口的：查出来之后，除了“看清了它的出身”，没有下一步。
这就是本章要指认的那一步：他把“查出身”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而“查出身”本身成了一个不需要出口的动作。
《萌芽》第十八章判尼采的那一句，在这里原样适用，只是更精致：一把没有配鞘的刀，在主人死后，无法自己挡住任何人。
而福柯这把刀比尼采那把锋利得多，也因此更危险：它可以被用来拆任何一个东西，包括那些好不容易才建起来的。
反驳一：他晚年明确转向了“自我技术”和“说真话”（parrhesia）——他讲古希腊人怎么自己照料自己、怎么冒着风险说真话。这说明他不是只拆不建，他是在找一种不依赖普遍规范的伦理。
这条反驳是维护他的人最有力的一条，而且它有确凿的文本。
我让一步：他晚年那几卷《性经验史》和法兰西公学院的讲课，确实在讲一种正面的东西——一个人怎么对待自己、怎么把自己的生活做成一件作品、怎么在有风险的时候说真话。
而这里要说一句这个转向的一个性质：它是个人的。
“自我技术”讲的是一个人怎么对自己下功夫；“说真话”讲的是一个人怎么在权力面前冒险说出他认为真的东西。
两者都不是程序。
用那四个字说：他晚年那套东西能帮我做的，是“在面对那份体检报告时保持一种不被它定义的态度”。
这是真的本事，而且不小。
可它对“那个区间该不该改”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有。
而那个区间每年在几百万人身上运行。
一个人可以修炼到不被一份体检报告吓住；几百万人不能靠修炼。 那需要的是：这个区间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
他晚年给了一种个人的出路，没有给一条公共的出路。
反驳二：你要求他给出“该怎么办”，可他一辈子论证的正是：知识分子扮演立法者的角色，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自我定位——“特殊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具体领域里工作，不代表普遍真理发言。
这条反驳比上一条更硬，因为它是他本人的立场，而且这个立场有很强的理由。
我让一步：二十世纪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历史规律、因而有资格替人民做决定的知识分子，造成的后果是清楚的。 他的警惕不是无来由的。
而要说一句他那个区分里的一个滑动。
他把“给出规范”和“扮演立法者”当成了一件事。
这两件可以分开，而且本书那三句正是分开的样子：
立法者说：这个区间应该是 5.6。
本书那三句说：这个区间什么条件下该被重议、由谁重议、重议的记录放在哪儿。
第一种是替别人做决定；第二种是让决定可以被别人问。
而第二种恰恰是反权力的——因为一个无人认领、无从追问的区间，才是权力最舒服的形态。
福柯自己的工作证明了这一点：他能拆那些分类，靠的是档案还在。
1656 年那道敕令被保存下来了、那些收容记录被保存下来了、那张监狱平面图被保存下来了——所以他能查。
如果当年那些东西没有被记下来，他那套谱系学就无从下手。
也就是说：他的批判依赖于记录，而他没有把“要有记录”写进他的主张。
这是本章最要紧的一句：查出身这件事，只有在有档案的地方才做得成。
反驳三：你说他那套东西“没有出口”，可他的书在现实里产生了大量出口——监狱改革、精神卫生领域的去机构化、同性恋权利运动，都从他那里取过力量。一套真的没有出口的东西，不会有这些后果。
这条反驳用的是效果，而效果是硬的，我必须认。
我让一步：他的影响确实落到了地上，而且他本人参与过实际行动（监狱信息小组）。一套纯粹的书斋理论不会有这些后果。
而有一件事要说这些出口的一个共同形状：它们全部是“反对某件具体的事”。
反对监狱的某种做法、反对把某类人关进机构、反对把某种性取向定为病态——每一个出口都是一次拆。
而拆之后立起来的那些东西，不是从他那里来的。
去机构化之后，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怎么组织、谁负责、出了事怎么办——这些是别的行当的人做的，用的是别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可以被观察的后果，而且争议很大：某些地方的去机构化做得不彻底，医院关了，社区服务没跟上，一部分病人流落街头或者进了监狱。
本书不把这件事算在福柯头上——这是政策执行和财政的问题，不是哲学的问题。
可它说明了那个形状：拆的那一记有力量，立的那一段得另外有人做，而那一段没有从同一套东西里长出来。
这正是本书对整个卷三前五位的判断，福柯只是第一个。
结算一句新话： 福柯给了尼采那把刀一个档案馆——他是拆落点那五位里唯一一个把“可核”做进方法里的人，而且他拆开的每一处都有日期。 而他把“查出身”做成了一个不需要出口的动作：一套查得出来历、却不问“那么该怎么改”的办法，会在拆掉坏的落点的同时，让好的落点也无处可立。 更要紧的是，他的批判靠档案吃饭，而他没有把“要留档案”写进他的主张。
跟“进步”的历史观吵。 通行的说法是：把疯人从铁链上解下来、废除酷刑、建立现代监狱，这些是人道主义的进步。他说：那不是从残酷走向人道，是从一种权力方式走向另一种更精细的权力方式。
这一记是他全部工作的基调，也是最被攻击的一点（第九节第一记）。
跟萨特那一代的“普遍知识分子”吵。 萨特为人类良心发言；福柯说，知识分子该在自己懂的那一块工作——他自己参与了监狱信息小组，做的是收集囚犯的证词，不是发表宣言。
跟精神分析吵，而且吵得不客气。 《性经验史》第一卷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反对“压抑假说”：近代以来性不是被压抑了，而是被不断地要求说出来——忏悔、问诊、问卷、分析。他说精神分析是这条“说出来”的链条上最新的一环，而不是它的解放者。
跟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吵。 那一路把权力定位在国家和阶级上；他说权力在毛细血管里，在学校、医院、工厂的日常安排里。
四场吵的共同形状：他每一次都把一个被当成“解放”的东西，还原成一套新的安排。 这一手极其有效，而且它有一个天然的后果：任何一个改良方案，都可以被它读成一套新的规训。
这正是第七节说的那件事：一套什么都能读成权力的办法，自己没有停下来的地方。
哈贝马斯（1985，《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对手阵营，而且这一记是卷三最重要的一场对立。
他的批评大意是：福柯的批判是“自我指涉地矛盾的”——你凭什么说规训是坏的？ 任何一个“这是坏的”的判断，都要预设某种规范标准；而你论证了一切规范标准都是权力的产物。
这一记敲在“站住”那一格，而且敲得极准：你那套东西说不出自己站在哪儿。
（哈贝马斯本人在第十九章有一章，到时要用同样的三句查他给出的那套东西。）
泰勒（1984，《福柯论自由与真理》）——同阵营内部（都反对启蒙的天真版本），但不接受他的结论。
他的批评大意是：福柯要讲“权力”，就必然要讲“自由”——因为权力压制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关于“人本来可以怎样”的看法，“权力”这个词就失去了批判的分量。
这一记敲在“土壤”那一格： 你那片底子里，人是什么？如果人完全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那“被规训”就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一件事。
历史学家们（1970 年代起，多位）——专业领域的批评。
多位研究该时期的历史学者指出他那些书里的具体史实有问题：“大禁闭”的规模和性质、疯人院改革的实际过程、监狱统计的解读。 有些批评相当具体。
这一记敲在“分刀”那一格： 你的刀切得漂亮，可你用来切的那些材料，有一部分经不起专业的核。
要公道地记一笔：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些批评拿实证史学的标准去量一部哲学著作，错了位。 而本书要说的是：他自己的方法赖以立命的正是“我查了档案”——一旦档案的读法被质疑，这个立命点就受影响。
三记合起来：一记说你站不住（站住），一记说你那儿没有人（土壤），一记说材料有问题（分刀）。
而这三记正好印证了本书总论第十一节那条预言二的一半：拆落点的人，挨打的位置主要在“拆完之后按什么办”。 哈贝马斯那一记就是它，而且是最重的一记。
1971 年，他和几个人组织了“监狱信息小组”（GIP）。这件事在本书里有特别的分量，因为它是他唯一一次亲手做“建档”的工作。
那个小组做的事很简单： 印问卷，通过囚犯家属带进监狱，让囚犯自己填——牢房多大、一天吃什么、能不能看医生、探视多久、有没有挨打。 填完带出来，整理，出小册子。
他们的口号大意是：我们不替囚犯说话，我们让囚犯自己说（大意）。
用本书的三句查这件事：
什么条件下重议？ 这一句在那个语境里是：什么条件下一所监狱的做法该被改。小组的答案是：当被关的人自己说出来、而那些话被公开之后。 这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触发。
由谁？ 囚犯自己，加上把话带出来的人。这一句答得极清楚，而且极有分量——它正面回答了“谁有资格说”。
记在哪儿？ 那些小册子。 它们被印出来、被散发、有日期。
三句全有。
而这是福柯一生中离本书那三句最近的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那么为什么这一章仍然判他“三句全空”？
因为这三句是那个小组的三句，不是他那套理论的三句。
这个分别在本书里已经是第六次出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编号、拉康的讨论班、阿伦特的通信、伽达默尔的注释、库恩的后记，现在是福柯的小册子）。
而福柯这一次跟前五次有一点不同，而且这一点更刺眼：前五位是在“做学问”的层面上守规矩；福柯这一次是在政治行动的层面上，亲手造了一套“让不被听见的东西被记下来”的机制。
他做了那件事，做得漂亮，而且他知道它为什么有力量。
他就是没有把它写进他讲的那套东西里。
六次之后，本书可以把这条观察说得更狠一点：这不是疏忽，这是一种分工的习惯——理论负责看清，实践负责去做，而两者之间没有人负责把实践里管用的那件事写回理论。
而《萌芽》全书讲的，正是这一件没有人负责的事。
误读一：福柯认为权力全是坏的，我们应该反抗一切权力。
不对。他明确说过权力不等于压迫，权力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知识、生产主体、生产可能性。他也说过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而反抗本身也在权力关系里。 把他读成“反一切权力”，是把他读成了他反对的那种立场（预设有一个权力之外的纯净地带）。
误读二：“全景敞视”就是指监控摄像头。
太窄了。他讲的是一种结构：被看的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看，于是自己管自己。 摄像头是一种形态，而考试、打分、排名、档案，同样是。
误读三：福柯是后现代主义者。
他本人拒绝这个标签。而且他那套方法（查档案、给日期、给出处）在方法论上相当传统——反倒是本卷另外几位更“后现代”。
他会认出的东西：今天每个人都活在一大堆界值里。
信用分、健康指标、内容审核的阈值、一套系统判定你“异常”的那条线——每一条都是一个“建议复查”，而且每一条都有一个没人告诉你的出身。
他会说：这正是我讲的那件事，而且规模大了几个数量级。
他会说对。
而他会面对一个新的处境，这个处境对他那套办法是一次真正的考验：今天很多界值，查不了档案。
1656 年那道敕令还在。 而今天一套评分系统的阈值定在多少、哪一年调的、为什么调——多数不公开。
他那套谱系学需要档案；而今天的权力，很大一部分不留公开的档案。
这件事有两个后果，都要记下来。
第一个后果：他那套办法在今天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你没法对一套不公开的规则做谱系学。
第二个后果，而且是本书要说的重点：正因为如此，“要有可查的记录”这件事本身，今天成了一个批判性的要求。
在福柯那个时代，档案是现成的，批判的任务是去读它；在今天，批判的第一步是要求它存在。
而这一步，恰恰是本书那第三句。
换句话说：福柯那套东西在今天要能继续用，先得有人去争取那第三句。
福柯拆的是分类和制度——他拆的东西有档案、有日期、可以被查。
下一章的德勒兹拆的是另一样东西：一切被固定下来的形状本身。
他管这叫“辖域化”——一样东西被划定边界、被赋予身份、被安顿在一个位置上。 而他要的是相反的动作：解辖域。
从“这个分类是哪一年立的”到“一切划界本身就是问题”——这是卷三从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的那一步。
而第十五章要看的是：当拆的对象从“具体的制度”变成“划界这个动作本身”时，那三句还剩什么。
按本书的规矩，批评完要说清收下了什么，否则这一章只是挑毛病。
本书从福柯这里收下一件东西，而且它会改变本书那三句的用法。
那件东西是：问“由谁”的时候，要连“谁有资格问”一起问。
本书那三句的第二句是“由谁重议”。 前面十三章里，这一句的答案多半是一个群体：科学共同体（库恩）、受影响的人（杜威）、设计者与维修者（西蒙东）。
福柯会立刻指出一件事：那些群体本身是怎么划出来的？
谁算“科学共同体”的一员？ 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他的意见算不算数？
谁算“受影响的人”？ 那个区间影响几百万人，可修订委员会里坐的是几十个专家。
这一问是他那套东西最有力的地方，而且它对本书那三句是一个真正的补充：
第二句不能只问“由谁”，还要问“这个'谁'是怎么被划定的，以及那条划定的线有没有它自己的三句”。
而这一问会产生一个无穷后退——划定那条线的人是谁划的？
福柯会说：对，所以没有出口。
本书要说的是另一句：后退是真的，可它不必无穷。
那个监狱信息小组给出的答案是最好的样本：把问卷交到囚犯手上。
不是去论证“谁有资格说”，是把说的机会实际交出去一次。
而这件事是可以被记录的——多少份问卷发出去、多少份回来、内容是什么。
所以本书收下他这一问，同时在他停下的地方加一句：把“谁有资格说”这件事，也做成可以被记录、被检查的东西。
结算。 回到那四个字。
“建议复查”——四个字，一年的事。
福柯教会我问的那一串问题，每一个都对：这个区间哪年定的、谁定的、按什么统计、跟什么利害有关、它怎么把一个连续的数变成了两栏。
而问完之后，我还得回答一个他不管的问题：那这个区间该是多少？
因为我总得有一个区间。 没有区间，就没有人会被提示去复查，而有些人是真的需要复查的。
不能因为一条界线有出身，就不要界线。
该做的是让那条界线有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
而福柯那把刀，只管第一段。
第一个洞。 我在第八节说“他的批判依赖于档案，而他没有把'要有记录'写进他的主张”。这句话我说得太顺了。
实际上他参与的那个监狱信息小组，做的正是记录——收集囚犯的证词、把不被听见的东西记下来并公开。 那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建档”行动。
所以他不是不知道记录的力量，他做过。
而他没有把它写成理论。
这跟本书从第十章起反复看见的那个形状是同一个：一个人在实践里做了那第三句，在他的主张里没有那第三句。 这一次是第六次出现。
第二个洞。 本章的家常例是体检报告，而《萌芽》第二十二章讲胡塞尔时用过“体检报告与身体”（量出来的那一层盖住了被量的那一层）。
这已经是同族的第二次，必须写分工，而且此后不得再用。
分工写死： 《萌芽》那次判的是“被量的那一层被量出来的那一层盖住了”；本章判的是“那条界值本身的出身”。
体检这一族到此用满两次。 而本书用满的家常例已有五族（饭桌、身体技能、做菜、照片、体检），还有六章要写，必须留心。
预言一登记。 福柯：三句全空，而且是主动不给的。判为无修订程序。
累计：无修订程序 11，有修订程序 3（杜威、西蒙东、库恩）。
预言二第一个读数： 总论预言拆落点的五位，挨打的位置主要在“回写”那一格（拆完之后按什么办）。福柯这一章的三记里，最重的一记（哈贝马斯）敲在“站住”——“你说不出自己站在哪儿”。
严格说，这一记落在站住，不是回写。
而它指向的问题跟预言说的是同一件事（拆完之后怎么办）。
本书按严判：这一记记为“站住”。预言二第一个读数，与预言不完全相符。 照实登记，卷三末尾结算。
（第十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