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舅在一家小厂做了二十多年会计。他那套账是手写的，用的是他自己那一套符号。
厂里效益好起来以后，老板请人上了一套财务软件。培训了三天，表舅学会了，可他还是每天晚上回家用自己那套本子再记一遍。
老板说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他说：“你那个系统我看不见东西。”
我起初以为这是老人家不肯学新东西。后来有一次厂里对账，差了一笔钱，几个人在软件里查了两天没查出来。表舅翻了半小时他那个本子，找出来了——一笔跨年的预付款，软件按新准则分在两个科目里，他那套记法里是连着的。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那句“看不见东西”是什么意思。
同一批业务，两套记法，各自能看见一些东西，也各自看不见一些东西。 软件看得见的是分类和汇总，他那本子看得见的是一笔钱的来龙去脉。
而最要紧的是：这两套之间没有一个“谁更对”的裁决办法。 老板最后的处理是：软件照用，表舅那本子也留着。
后来表舅退休了，本子没人接。
这一章的主角，讲的就是这件事——只不过他讲的是整门科学的换代。
一个明确说“整套东西会被换掉”的人，有没有讲那个换法？
库恩是二十位里最直接面对本书这个题目的人。他那本 1962 年的书讲的就是：一门科学怎么从一套框架整体换到另一套。
而且他是本书总论第十一节估计的四位“可能有修订程序”之一。 这一章要看的是这个估计准不准。
他给了什么？ 他给了一整套关于“换”的描述：常规科学 → 反常积累 → 危机 → 革命 → 新常规。这套描述极其有名，用了六十年。
他没给什么？ 本章第七节要指认：他把“换”讲成了一件没有程序、也不可能有程序的事。
而这一点不是他的疏忽，是他的主张。 他明确说过：两套范式之间的选择，没有一套高于两者的标准可以裁决。
这就是本章要处理的那个硬骨头：一个人如果论证了“不可能有程序”，本书还能要求他给出三句吗？
土壤。 库恩（1922—1996）生在美国辛辛那提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水利工程师。他在哈佛读物理，1949 年拿到理论物理博士。
这一条要划重点：他是学物理出身的，不是哲学。 跟本书前几位一样（西蒙东懂机器，杜威办过学校），他的落点后来落得比较实，跟这个出身有关。
那一刀，发生在 1947 年，而且他反复讲过这一刻。
那年他还在读博士，被叫去给文科生上一门科学史的通识课。他得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他自述：他一开始读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说法，觉得荒谬——那些话按牛顿的力学看，错得离谱。 一个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在物理学上说出这么蠢的话？
然后有一个夏天的下午，他坐在窗边，忽然“看懂了”。
他意识到：亚里士多德讲的不是牛顿讲的那个“运动”。 亚里士多德那个体系里，“运动”包括一切变化——生长、变色、位置移动；在那个框架里，他说的话是一贯的、聪明的。
这一刻他自己称之为一次“格式塔转换”（大意）：同一批文字，忽然换了一个看法，整个就通了。
这一刀就是整本《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起点。
三拍。
第一拍：1962。 《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它出在一套“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的丛书里——而那套丛书正是维也纳学派的遗产，卡尔纳普是编委之一。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一本掀翻了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的书，出在逻辑经验主义的丛书里，而且卡尔纳普写信表示欣赏。
第二拍：1965 年伦敦那场会议。 他与波普尔一派正面交锋（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都在场），论文集 1970 年以《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为题出版。 这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最重要的一场辩论。
第三拍：1969 年之后。 他一生的后半部分，大部分精力在回应误读和修正自己的说法——他加了“后记”（1969），提出“学科基质”来替代含混的“范式”，晚年转向科学语言的不可通约性。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抱怨，大意是：那些自称库恩主义者的人，讲的东西他一句也不认（大意，见于多处访谈）。
站住。 “范式”“范式转换”“不可通约”进了所有行当的日常语汇——而且多数是被误用的。
回写没能写回的地方。 他一辈子在纠正别人对他的读法，可他纠正的方式是不断解释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给出一条可以被援引的判据。 第八节要处理。
第三节提到《科学革命的结构》出在“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那套丛书里。这个细节值得单独一节，因为它是本书“管道”这条线上一个反常的案例——反常到它几乎推翻了本书的一条经验。
本书从《萌芽》起反复看见的形状是：一个说法要传开，得有人以它为业、有人定期讲它、有人为它处理新材料。 缺管道的，等几十年（维柯、孟德尔、西蒙东那半本书）。
库恩那本书正好相反：它一出来就走遍了全世界，而且是被它要推翻的那一派抬出来的。
那套丛书是纽拉特、卡尔纳普他们发起的，目标是把各门科学统一到一套语言里——这正是库恩那本书要拆的那个图景。 而卡尔纳普作为编委之一，读了稿子之后写信给他，表示这本书很有意思、很有价值（此事见于后来公开的通信，具体措辞按转述）。
这件事有两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对卡尔纳普有利）：他真心欣赏。 而这符合他那条宽容原则的精神——你可以造你自己的框架，我不禁止。
第二种读法（后来有人提出）：卡尔纳普没有看出这本书跟他那套东西的冲突。 他把它读成了一部科学史著作，而不是一次对他那套科学观的根本挑战。
本书不判哪一种为真，只记下结果：一本掀翻了一个学派的书，由那个学派的管道送了出去。
而这个反常案例对本书有用，因为它说明了管道的一个性质：管道不认内容。
一套已经建成的传播体系——丛书、期刊、课程、书评网络——它送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编委会里、谁认识谁、稿子落到谁手上，而不取决于这份稿子要推翻什么。
这一条对今天有直接的用处：一个人如果想让自己的东西传开，与其等着被“发现”，不如去找一条已经通的管道——哪怕那条管道属于你要反对的那一派。
而对照西蒙东：他那半本书压了三十年，不是因为它不如库恩那本好，是因为他不在任何一条已通的管道上。
在科学共同体的范式里。
先把“范式”说清楚，因为这个词是被误用得最多的词之一。
他自己在 1969 年的后记里承认这个词在书里用得太乱（有人统计出二十多种用法）。他后来把它收紧成两层意思：
一层是“学科基质”：一个科学共同体共有的那一整套东西——基本的定律、模型、价值标准、什么算好问题。
另一层，也是他认为更根本的一层，是“范例”：具体的、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样板。
第二层要停一下，因为它是他最原创、也最被忽略的一点。
他说：一个学物理的学生，真正学会的不是那些公式，是做题。 他做了一百道题，于是他看见一个新问题时，能认出“这道题跟当年那道题是一路的”。
这种“认出像不像”的能力，学不来定义，只能靠做题积出来。
回到我表舅。
他那套记法的核心不是规则，是二十年里经手的那些账。 他看见一笔业务，能认出“这跟前年那笔是一路的”——而软件不能，因为软件只有分类，没有“那年那笔”。
这就是库恩说的范例：一个行当的真本事，装在一批具体的案子里，不在规则里。
而这一点决定了他对“换”的看法： 如果一个行当的本事装在范例里，那么换范式就不是换几条规则，是换掉整批范例——也就是换掉一代人学会的那套“认出像不像”的能力。
而这种东西，确实不是靠讲道理能换的。
第一件：常规科学。
科学家大部分时间不在挑战基本框架，他们在“解谜”——在一个已经确定的框架里解具体的题。他说这不是贬义：正因为不必天天质疑地基，科学才能钻得深。
家常话：一个厂子正常运转的时候，没人天天讨论“我们为什么这么记账”；大家都在记账。
第二件：反常与危机。
框架总有解不掉的题。少量的解不掉不算什么（可以先放着），可当解不掉的越积越多、而且正好在框架最该管的地方，行当里就开始不安——这是危机。
家常话：那笔差账查了两天查不出来。一次不算什么；要是每个月都有这么一笔，大家就该怀疑那套软件了。
第三件：革命与不可通约。
新范式出来之后，它跟旧的不是“更好”和“更差”的关系，是两套不同的看法。 他用了一个很强的词：不可通约——两套之间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
而且他说了一句最被攻击的话：范式转换之后，科学家“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意译）。
家常话：软件和表舅的本子之间，没有一个“更对”的裁决办法。 各自能看见的东西不一样。
第四件：科学教育靠范例。 第四节讲了。
第一节讲表舅半小时查出了那笔差账，第四节讲这是范例在起作用。这里再推一层。
我后来问过他一句：你那半小时是怎么找的？
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我不是找那笔钱，我是找哪一笔不像。”
这一句是库恩那个“范例”最好的注解。
他不是按规则一条条核——按规则核是软件干的活，软件核了两天没核出来。他是把那一堆账扫过去，看哪一笔“不像”。
而“不像”这个判断，是二十年积出来的。
到这儿为止，全是库恩讲对的。
可接下来那件事，他那套东西装不下。
我问：那你能不能教我？
他想了想说：能教一点。 然后他给我讲了三类最容易出问题的账——跨年的、有预付的、走两个科目的。
他能教的那“一点”，就是那三类。
这三类不是他的“范例”本身（那二十年的账他教不了），可它们是从那些范例里被提出来的、可以说出口的东西。
而这三类，正好是本书要的第三句的材料。
一页纸：这三类业务，软件容易分错，查的时候先看它们。
这一页纸不能替代那二十年——一个新会计照着看，还是不如表舅快。可它能让他从“两天”变成“半天”。
这就是本书跟库恩在这一章的全部分歧：他说范例学不来，只能靠做；本书说，范例里有一部分是可以被提出来写下来的，而那一部分恰恰是换代时最该留的。
那三类账，表舅想了几秒钟就说出来了。没有人问过他。
土壤：极厚，而且是本书最看重的那一种——他的土壤是科学史的实际材料。
这一格要跟波普尔对着看（第四章）。波普尔讲科学应当怎样；库恩去看科学实际上是怎样。 他读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哥白尼、燃素说、氧气的发现、哥白尼革命的实际过程。
而他从材料里得出的那个结论，跟波普尔那套规范正相反： 科学家碰到反例，不会放弃理论；他们会先怀疑仪器、怀疑自己。 而且这是对的做法——一个碰到反例就换理论的行当，什么也做不成。
分刀：有，而且几把都极有用。 常规／革命、范式／规则、范例／定义、反常／危机——这些刀今天被用在一切行当上。
站住：有，可有一个特别的毛病——它被交出去得太成功，以至于变形了。
“范式”这个词今天被用来指任何一套看法：“销售范式”“教育范式的转变”。而他原来那个意思（一批具体的解题样板）几乎完全丢了。
这是《萌芽》第二十八章那第四条后果的一个典型样本：没有回写的东西挡不住误用。 而库恩的情况更特别——他一辈子在纠正误用，纠正不过来。
回写：这一格是本章的全部，而且他的情况在二十位里最难判。
他有第一句吗？ 有，而且很硬：反常积累到危机。 这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条件——行当里的人感觉到“老办法不灵了”。
他有第二句吗？ 有：科学共同体。 而且他讲得比杜威更具体——是那个行当里受过同一套训练的人，不是泛泛的公众。
他有第三句吗？ 这一句最麻烦，因为他明确论证了它不可能有。
1965 年伦敦那场，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最有名的一次交锋。本书把它摆一次，因为这一对正好说明了本书那三句是怎么被分着答的。
| 波普尔（第四章） | 库恩 | |
|---|---|---|
| 科学的常态 | 不断批判、不断尝试推翻 | 常规科学：在框架内解谜 |
| 一个理论什么时候该下场 | 出现反例 | 反常积累到危机 |
| 谁来判 | 逻辑（一个反例就够） | 共同体（受同一套训练的人） |
| 从哪儿得出的 | 规范：科学应当如此 | 描述：科学实际如此 |
| 三句里答了哪一句 | 第一句 | 第一句＋第二句 |
最后一行是关键。
波普尔给了第一句（什么条件下重议：反例），第二句推给“约定”，没答。
库恩把第一句改得更实在（不是一个反例，是反常积累到危机），并且正面答了第二句（那个共同体）。
也就是说：库恩不是推翻了波普尔，是补了波普尔缺的那一句，同时把波普尔那一句改软了。
而两人吵了一辈子，谁也没答第三句。
这件事本身值得记：一场持续十几年、参与者包括当时最好的几个头脑的辩论，从头到尾没有人问过“换完之后，旧的那套里值得留的东西记在哪儿”。
为什么没人问？
我的判断是：两边关心的都是“选哪个”，没有人关心“换的过程留下什么”。
波普尔要的是一条能判死的标准，库恩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描述——两边都在看那个分岔口，没有人回头看走过的那一段。
而这正是本书总论第五节说的那件事在科学哲学里的样子：落点被找到了（一个叫判据，一个叫共同体），而“这一次换的理由要不要留下”这一句，两边都没有位置装它。
方式三：往程序里推，但他论证了程序本身不可能存在。
这一节要指认那一步：发生在“不可通约”这个论点上，尤其是他关于范式选择的那一段。
他说：两套范式之间的选择，不能由一套中立的标准来裁决。
理由有三层：
一，两套范式对“什么算问题”“什么算好的解答”的看法不同——你拿哪一套的标准去评？
二，同一个词在两套里意思不一样（“质量”在牛顿力学和相对论里不是一回事）。
三，两边看见的东西本身不一样——这就是他那句“在不同的世界里工作”。
所以他的结论是：范式的更替更像一次皈依，不像一次论证。
而他为此提出了一个很实在的机制：新一代人。
他引了普朗克那句话（《萌芽》第四章顶住战里提过）：新理论的胜利不是靠说服反对者，是靠反对者最终死去、熟悉新理论的一代人长大。
回到我表舅。
老板的处理是“两套都留着”，而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表舅退休了。
这就是库恩说的那个机制，而且一模一样。 不是谁说服了谁，是一个人走了。
而本书要指出的是那个退休带来的后果：本子没人接。
那二十年里那套记法能看见的东西——一笔钱的来龙去脉、跨年的那些连着的账——跟着那个本子一起走了。
如果当年做过一件事：把那笔差账的查法记下来，写明“软件在这一类业务上会把连着的账分开，查的时候要这样绕”——那么表舅退休之后，那半小时的本事还在。
这一句就是第三句，而库恩那套东西里没有它的位置。
因为按他的讲法，旧范式不是“有一部分对”，它是整个被换掉的。 不可通约意味着：旧的那套里能看见的东西，在新的那套里无法被表述。
于是“把旧范式里值得留的东西记下来”这件事，在他那儿不成立——不是没人做，是他论证了没法做。
这是本书在二十位里遇到的最硬的一次拒绝：前面几位是没答这一句，库恩是论证了这一句不可能。
反驳一：不可通约不等于不能沟通。他后来反复澄清过——不可通约是局部的，只涉及一小部分词；两个范式下的科学家可以互相学对方的语言，像学一门外语。你把他读成了“完全无法交流”。
这条反驳在文本上完全成立，而且是他本人晚年的主要工作。
我让一步：他从 1969 年起就不断收窄这个概念，晚年更是把它讲成一种“翻译上的困难”——不是不能理解，是不能逐字对译。
而这个收窄，恰恰帮了本书。
因为如果不可通约只是“翻译困难”，那么“记下来”这件事就重新可能了。
翻译困难有一套成熟的对付办法，而且那套办法的核心正是本书那第三句：
译注。
一个译者遇到一个译不过去的词，他不会假装它不存在，他做一条注：这个词在原文里的用法是这样，我这里译成这个，理由是这个，读者要注意它跟原文的差别。
一本带译注的译本，比一本“完美流畅”的译本值钱得多——因为它把翻译中丢掉的东西标了出来。
回到表舅：他那套记法跟软件之间，也不是不能翻译，是逐条对不上。 而对不上的那几处，恰恰是最该写下来的——“这一类业务，两套记法的差别在哪儿”，那就是一条译注。
所以他晚年那个收窄，把“不可能”变成了“困难”；而困难是可以有程序的。
反驳二：科学史上确实没有那种“把旧范式的东西记下来”的实践。燃素说被推翻之后，没有人保留一份“燃素说里还有哪些值得留的东西”的清单。你要求的那件事，在真实的科学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条反驳很实在，而且我得先承认它大体属实。
我让一步：科学史上确实没有一种正式的“旧范式遗产清单”制度。 旧理论被淘汰之后，它多半只活在科学史著作里，而科学史跟科学是两个行当。
而有一件事要说：有一个行当做了这件事，而且做得很成熟——数学。
数学里旧的东西不会被扔掉。
非欧几何出来之后，欧氏几何没有被推翻——它被重新定位成一个特例（《萌芽》第十二章讲过）。相对论出来之后，牛顿力学没有被扔掉，它被写成了“在低速情况下的极限”。
而这个“重新定位”是被明确写下来的：什么条件下旧的仍然适用、什么条件下不适用、新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三句，物理学的教科书里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真实的科学里不是没有这件事，是它只发生在一部分场合。
规律大概是：新旧之间有数学关系的，旧的被保留并被重新定位；新旧之间只有“看法不同”的，旧的被整个扔掉。
而库恩举的那些例子（燃素说、托勒密体系），多数是后一类。
于是他从后一类里总结出了一个普遍的说法。
这是一个选材的问题，而且是可以被检验的：如果有人统计科学史上的范式更替，看有多少是“旧的被重新定位”、多少是“旧的被扔掉”——这个比例能直接检验库恩那个普遍化站不站得住。
反驳三：他给了五条共同价值（精确、一致、广度、简单、多产），而且明确说它们是跨范式的。你在第八之二节自己引了这一条，却还是判他第三句为无——你自己的材料在反对你自己的判定。
这条反驳用的是我自己引的材料，必须正面答。
我让一步：那五条确实是跨范式的，而且他晚年越来越强调它们。它们构成了一份真正的判据清单——一套新范式如果在这五条上全面不如旧的，它不会被接受。
而可以指出的是：那五条是用来选范式的，不是用来记录换代的。
这个分别是本章第三句的全部。
选，是往前看的：面对两套东西，选哪一套。
记，是往后看的：换完之后，把旧的那套里值得留的、以及换的理由，留下来。
那五条在“选”这件事上有用；它们对“记”一句话也没说。
用表舅那件事：老板要在软件和本子之间选，那五条能帮上忙（软件更精确、更一致、更广、更简单、更多产——五条都赢）。
而“选”完之后的那件事——表舅那三类账要不要写下来——那五条一句也没说。
所以本章判他第三句为“无”，跟他有没有那五条无关。 他在第一句和第二句上都做得很好，本书已经据此判他“有修订程序”；第三句的空，是他跟本书前面十二位共同的空。
结算一句新话： 库恩看清了一件波普尔看不见的事——一个行当的真本事装在一批具体的案例里，而不是在规则里，所以换代换的是一代人。 而他把“换”讲成了不可能有程序的事：这一步在他举的那些例子里成立，在数学与物理那些有连续关系的例子里不成立；而他从前一类里总结出了一条普遍的说法。
跟逻辑经验主义那套科学观吵。 那套看法认为科学是知识的累积——旧理论被新理论包含、被还原。 他说去看历史，不是这样的。
跟波普尔吵——1965 年那场。
波普尔说：科学的精神是不断革命，每个理论都该被尝试推翻。
库恩说：不对，科学家大部分时间在常规科学里解谜，而且正因如此科学才有进展；一个天天革命的行当什么也做不成。
这一场的要害是：两人对“科学有什么好处”的理解不同。 波普尔要的是批判精神，库恩要的是深钻的能力。
而本书要记的是：两人各说对了一半，而且两半正好是本书那三句里的两句。 波普尔给了第一句（什么条件下该推翻），库恩给了第二句（由谁：那个受过训练的共同体）。两人吵了一辈子，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前两句。
跟“科学是非理性的”这种读法吵——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战场。
他被读成了相对主义者：既然没有中立标准，那科学不就是时髦和权力？ 他极力否认这个读法，反复强调科学共同体有一套共同的价值（精确、一致、广度、简单、多产），只是这些价值不能像算法那样定出唯一答案。
这一点极要紧，本书要正面记：他给出了一份判据清单（那五条价值），只是他说这份清单不足以自动裁决。
而“不能自动裁决”跟“没有标准”是两回事——这正是他一辈子在纠正的那个误读。
拉卡托斯（1970，那本论文集里那篇长文）——同阵营内部（都从科学史出发），但站在波普尔那一边。
他说库恩把科学革命讲成了“神秘的皈依”、讲成了“暴民心理学”（他用的词相当重）。他自己提出“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折中：一个纲领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可以按它能不能预言新事实来判。
这一记敲在“站住”那一格： 你说没有中立标准，那么两个共同体各说各的，凭什么说一个比另一个好？
而拉卡托斯给的那条判据（能不能预言新事实），恰恰是一条可操作的、跨范式的标准。 这一记是二十位里对库恩最有建设性的一记。
费耶阿本德（1975，《反对方法》）——从另一头，走得更远。
他部分同意库恩，然后走到了库恩不肯去的地方：既然没有中立标准，那就承认怎么都行。而且他还批库恩把常规科学讲得太正面——他说那种“大家埋头解谜、不质疑地基”的状态，跟一个封闭的教派没什么两样。
这一记敲在“土壤”那一格： 你那个共同体太和谐了，实际的科学充满了宣传、修辞、权力。
默顿一路的科学社会学，以及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1970 年代起）——同阵营，但走向了他反对的方向。
后来的爱丁堡学派把他那套东西推向社会学：既然理论选择不由证据唯一决定，那就去研究是哪些社会因素决定的。
库恩明确反对这个方向。
这一记敲在“回写”那一格，而且是从一个尴尬的角度： 你留下的那个口子（没有中立标准），被别人用来论证科学完全是社会建构的——而你没有办法把他们挡回去，因为你没有给出一条可援引的界线。
三记合起来：一记要一条跨范式的判据（站住），一记说共同体没那么和谐（土壤），一记说你挡不住你的追随者（回写）。 第三记最贴本书：一个不给判据的人，无法约束自己的继承者。
他 1962 年出书，1969 年加后记，此后二十多年不断修正自己的说法。用三句查这个过程，结果对他相当有利，而且它是二十位里最完整的一次自我修订。
什么条件下重议？ 有，而且触发条件非常具体：“范式”这个词被指出有二十多种用法。 这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由别人提出的问题——不是他自己觉得该改，是被顶住了。
由谁？ 他自己，以及那些批评者（马斯特曼那篇统计“范式”用法的文章，是直接的触发）。
记在哪儿？ 有，而且做得很干净：他没有改正文，他加了一篇后记。
这个做法要划重点。
改正文，等于让旧版消失——读新版的人不知道他改过什么。
加后记，等于把修订摆在原文旁边——读者能看见他原来怎么说、后来为什么改。
这正是本书第十一章讲那张两栏菜谱时说的做法：左边那一栏不取消，右边写上改动和理由。
而这一次是由库恩自己做的。
所以他作为一个作者，第三句是有的。
可他讲的那个落点（范式更替）没有第三句。
这个分别在本书里已经出现第五次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编号、拉康的讨论班、阿伦特的公开通信、伽达默尔的注释，现在是库恩的后记）。
五次之后，这条观察可以升级成一个判断，本书在卷二读数登记里正式记它：
二十位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自己怎么做学问”上有完整的三句，在“他们讲的那个落点”上没有。
而两者之间的分别在于：学术规范是行当给的、几百年攒出来的；他们讲的那个落点是他们自己造的，没有行当管着。
这一条，可能是本书对第二阶段最要紧的一个发现。
误读一：范式＝一套看法、一种思路。
这是最常见也最伤人的误读。他原来的重心是“范例”——一批具体的、已经解决的问题样板。 说“销售范式的转变”的人，用的不是他那个意思。
误读二：不可通约＝无法交流、没有对错。
第八节反驳一处理过。他晚年反复收窄这个概念，最后接近于“局部的翻译困难”。
误读三：库恩认为科学是非理性的。
他终生否认。他给了五条共同价值（精确、一致、广度、简单、多产），他只说这五条不能像算法那样定出唯一答案——不同的科学家会给它们不同的权重。
这一条要特别指出来，因为它对本书极重要：一份不能自动裁决的判据清单，仍然是判据清单。 它能排除很多东西，只是不能唯一地选出一个。
他会认出的东西：今天很多行当正在经历他描述的那种换代，而且换代的周期短得多。
一套方法、一种工具、一门手艺的标准做法，十年就换一茬。 而每一次换代，都伴随着一批人“看不见东西”——就像我表舅面对那套软件。
他会说对，而且他会指出一件今天的人常常忽略的事：那些“跟不上”的人，不是笨，是他们那套范例还在起作用。
而他给不出的东西，今天代价比 1962 年大得多。
因为今天的换代周期短，而人的职业生涯长。 1962 年一个科学家一辈子可能经历一次范式转换；今天一个人四十年职业生涯里要经历四五次。
如果每一次换代都是“老的那批人退休”，那代价就不是一代人，是每个人每十年被作废一次。
而本书那第三句在这里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每一次换代，留一份“旧办法在哪些场合仍然有效、新办法在哪些地方看不见东西”的清单。
这份清单不解决不可通约，它只是把翻译损失标出来。
表舅那本子要是有这么一页，他退休之后，那半小时的本事就不会跟着走。
卷二到此为止。七位的落点从最私（身体）走到最公（结构、传统），七位里判“有修订程序”的只有西蒙东一位。
下一卷是 1970 到 1980 那十年。
而库恩正是那十年的一个引信。 他那句“没有中立标准”被无数人接走，接走之后走到了他不肯去的地方：既然标准是共同体定的，那么标准就是权力。
下一章的福柯，做的正是这件事——而且他做得比任何人都实在：他不是提出一个主张，他是去查档案。
从“范式由共同体决定”到“这些分类是哪一年、由谁、为什么立的”——这是从卷二到卷三的那一步。
结算。 回到我表舅。
软件照用，本子也留着，最后是表舅退休了。 库恩把这件事讲透了——换代不是靠说服，是靠人走。
而那本子没人接。
那二十年里“能看见的东西”，跟着一个人走了。
没有人做过那件很小的事：把那笔差账的查法写下来，写明新系统在哪一类业务上看不见什么。
一份译注，半页纸。
第一个洞。 我在第八节说“数学与物理里旧的会被重新定位”，并用它反驳库恩的普遍化。可这个反驳可能挑了对我有利的例子。
牛顿力学被保留为极限，靠的是它跟相对论之间有数学关系；而燃素说跟氧化说之间没有这种关系。
那么问题是：有多少领域是前一种？ 我猜物理、数学、部分工程是前一种，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多半是后一种。
如果后一种占多数，那库恩的普遍化就比我说的更站得住，而本书那第三句的适用范围要窄得多。
我给不出这个比例，也没有能力去统计。这一条记下，读者可打折。
第二个洞。 本章的家常例是“老会计的账本”，而《萌芽》第十四章讲过“家里的总账”，第五章讲过“井边那个作业本”。
账本这一族到这里已经是第三次。
按本书纪律，同族最多两章，本章已经越线。
我的处理是：不删，照实登记越线，并写明分工——《萌芽》第十四章判“账要能合成一本”，第五章（本书）判“由谁议、记在哪儿”，本章判“两套记法之间的翻译损失”。
三次判的确实是三件事，可它们是同一个形状，而这正是本书自己立的那条纪律要防的东西。
越线就是越线。本书剩下的八章，绝对不许再出现账本、本子、册子这一族。
预言一登记。 库恩：什么条件下重议——有（反常积累到危机）；由谁——有（受过同一套训练的科学共同体）；记在哪儿——无，而且是被论证为不可能的。 三句答上两句。
按本书判法，库恩判为：有修订程序。
累计：无修订程序 10，有修订程序 3（杜威、西蒙东、库恩）。
预言一（二十位里写出修订程序的不超过五位）：还剩两个名额，还有七位没写。
| 什么条件下重议 | 由谁 | 记在哪儿 | 判 | |
|---|---|---|---|---|
| 梅洛-庞蒂 | 无 | 无 | 无 | 无 |
| 列维-斯特劳斯 | 无 | 无 | 无 | 无 |
| 拉康 | 无 | 他自己（不受程序约束） | 无 | 无 |
| 阿伦特 | 半（宽恕） | 有 | 无 | 无 |
| 伽达默尔 | 被取消 | 被取消 | 被取消 | 无 |
| 西蒙东 | 有 | 有 | 无 | 有 |
| 库恩 | 有 | 有 | 无（论证为不可能） | 有 |
卷二：七位中两位有。
两条卷二长出来的观察，正式登记：
观察一：第三句仍然全空。 卷一六位全空，卷二七位全空——十三位，第三句无一例外。 前两句各有人答（第一句三人，第二句四人），只有第三句是集体的空白。
这已经不能算巧合。卷三如果继续，结语必须把本书的主张收窄到这一句上。
观察二：落点里有没有人，跟拿什么当例子高度相关。
拿宇宙、存在、结构、无意识当例子的，落点里没有人；拿机器（西蒙东）、一群人议事（杜威）、科学共同体（库恩）当例子的，落点里有人。
而三位判“有”的，全部是这一类。
卷三要核这条规律：罗尔斯拿一群人立宪当例子，哈贝马斯拿对话当例子——按这条规律，这两位的落点里也该有人。而拆落点那五位拿的是“话语”“权力”“文本”，按这条规律，他们的落点里不该有人。
如果核准了，这条规律就是本书除三句之外的第二个可用的东西。
（第十三章完，卷二完）